杨振宁教授 我是个非常幸运的人

杨宁教授 我是个非常幸运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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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年前，第一位获得诺贝尔奖的华裔科学家杨振宁教授在庆祝60岁生日，发表《读书教学40年》的
演讲时，用了10个"幸运"和"幸福"来形容他的60年。　　如今，回顾过去85年，他再次对记者说："
我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人。"


杨振宁教授： 我是个非常幸运的人

　　25年前，第一位获得诺贝尔奖的华裔科学家杨振宁教授在庆祝60岁生日，发表《读书教学40年》的演
讲时，用了10个"幸运"和"幸福"来形容他的60年。

　 本月初，他到我国出席南洋理工大学高等研究所为庆祝他85岁生日而举行的国际物理学大会，接受本
报专访时，回顾过去85年，再次对记者说："我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人。"

　　90分钟的专访中，这位充满幸福感的科学家，畅谈中国的现状、两岸统一、中美关系、高等教育、东
西方教育方式，文思滔滔，在在显现他的敏锐和睿智。

看中国走上幸福之路

潘：这次在新加坡，看到这么多老朋友从世界各地来为你庆生，感觉怎样？

杨：我很感谢潘国驹教授为我安排了这个国际会议，让我看见很多在不同时代跟我非常熟的朋友，给了我
机会，重新回顾一下我人生的不同章节。最近一两年，我常有"我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人"的感觉。

　　我出生在1922年，那个时候也许是中国几千年历史最困难的时期。我喜欢重看鲁迅回复给为《新青年
》邀稿的钱玄同的信，意思说"假如有一间铁屋子，里面的人都昏昏沉沉，不知道自己的命运。你现在去
大声叫醒他们，使他们了解到自己痛苦的命运，你觉得这对他们有帮助吗？"由此可见当时中国知识分子
是多么悲观，对前途多么没有信心。我就是在那个时代出生。记得当时军阀混战，常常打到合肥来，我们
家经常要"跑反"，跑到乡下或者医院去避难。

　　80多年后，到了今天，情况完全不一样了。一个人能够在年纪大的时候，对于他所关心的民族的命运
感到舒泰，是幸运的。

　　我曾经和2001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奈保尔（V.S.Naipaul）对话。他是中美洲出生的印裔文学家，
今年70多岁，长年住在英国。最近20多年，他去过印度很多次，回到英国写他在印度的旅游经历，其中一
本叫《印度：100万个叛变》，谈印度的冲突太多，包括种姓、宗教、语言冲突。我很记得他有一段话，
意思说"到了印度几个月后，在夜深人静的时分，我最大的欲望是赶快离开这里。"他的话跟鲁迅当年的
话是很相像的。可是，他今年已经70多岁了，对他所关心的民族，并没有感到乐观。这跟我现在的心情，
是有着强烈的对比。

潘：在中国走上幸福之路的过程中，有你的贡献吗？

杨：我不敢说有大贡献，我只是曾经再三说过，我早年的得奖，"能够帮助改变中国人自觉不如人的心理
"。

　　现在整个世界变得很快，快的道理，是受到19世纪尤其是20世纪科技发展大大提高生产力的影响。

　　今天中国进步很快，这是有目共睹；今天中国的问题多得不得了，也是有目共睹。很多人在网上抨击
我，说我只会"歌功颂德"。

　　"歌功颂德"所以是一个贬义词，是因为很多人这样做，是为了要提高自己在当局的地位。我觉得我
没有必要再提高我的地位，我的地位已经够高了。很多人攻击中国，我觉得都说得很有道理，很多建议，
也是好的。既然讲这些话的人已经多极了，用不着再增加我了。

　　我只是觉得这些痛骂中国的人，并没有了解到很多问题的存在，不是今天政府制造出来的，而是历史
遗留下来的。中国要想在三五十年内创造一个西方人四五百年才创造出来的社会，时间要缩短10倍，是不
可能不出现问题的。所以，客观来说，中国现在的成就已经是很了不起了。

潘：对中国高等教育，你们就经常交锋。

杨：是的。现在痛骂中国高等教育的人很多。他们的痛骂，是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呢？也不是，是有些道理
，只是他们还没有想清楚。我说，中国最优秀的名校如北大、清华和复旦等等对今天中国的贡献，比美国
最好的大学，如哈佛、耶鲁对今天美国的贡献要来得大。我认为美国社会已经发展到plateau（稳定期）
，不像中国是一个走上坡路的艰难期，两个国家大学毕业生对社会所作出的贡献，影响力因此就不同了。
中国近20年来的高速发展，很大的功劳来自成千上万的大学毕业生。

　　对于高等教育需要什么样的改革，中国政府都找我再三谈过，他们也虚心准备接受，有很多事，不是
一天两天就能解决。比如，为什么政府这几年给北大、清华，每年各校拨款6亿人民币（约1亿1600万新元
）做研究，还做不出成绩来？国内国外都很有意见。我认为，需要他们更努力是没有问题的，可是他们为
什么没有成绩？必须仔细去问问原因。这些原因不是每年6亿元，3年就可以解决的。

　　还有一个大问题，就是刚才你们教育部长问我，"北京的大学，最大的问题在哪？"

　　我说，我认为他们最大的问题在，教师太多了。一个系动不动就有200个教师，这都是从前永久聘约
造成的，现在大家都同意要改，但是这么多人，哪里可以叫他明天不要来上班？这里面有很多困难，这些
困难都是历史遗留下来的，不是现任政府能够立刻解决的。

　　我对你们教育部长说，看北京的大学，一年的进步很少。如果放宽尺度，看5年、10年，进步就很大
了。我的意思是说，很多历史包袱，中国需要时间去解决，新加坡历史短，反而占了便宜，它没有太多历
史遗留下来的问题。

　　很多痛骂中国的人，他们的话不是没有道理，只是他们没有分析清楚，问题是怎么来的？应该怎样解
决？我知道很多人对我很不满意，我几乎每次公开演讲，就有人在网上骂我，现在我的态度是从来不看网
了。

　　我认为每个人职业不同，对社会的责任也不一样。新闻记者的责任，要看社会的缺点。1971年我第一
次回中国访问，讲了很多文化大革命的话。文革结束后，有人问我当初讲了这么多文革的好话，现在怎么
看法？

　　我说，我承认我是一个蹩脚的新闻记者，我相信了告诉我话的人。可是，当时我所讲的话，完全出诸
于一次丰盛旅程后的真感情，我不觉得我做了什么亏心事。

关心中美关系／不看好民进党

潘：你对未来有什么期盼？

杨：前两天，你们的同事问我85岁了，对世界最担心什么？我说，中美关系是我最关心的课题。我在中国
出生，完成小学、中学、大学、硕士教育，近年来，我回到中国居住，我的父母亲是中国人。我在美国60
年，三个孩子现在都住在美国，我对中美两个国家都有相当的认识，有深厚的感情，中美关系很自然是我
最关心的课题。现在看，中美关系在二三十年，不会出大问题，两国就算时有磨擦有冲突，却仍有种种必
须合作的地方，我对这二三十年的中美关系是乐观的。可是四五十年后，就不敢预料了。主要是因为人类
正面临很多复杂的问题，尤其是资源问题、能源问题、污染问题，到那时，因为中美两国对世界的影响力
太大了，冲突会有集中在这两个国家的倾向。

　　

潘：你也一向很关心台海问题。

杨：是的。5年前，有记者问我80岁的生日愿望。当时我说，我最希望两岸统一，台湾回到中国怀抱。今
天，我已经不再说同样的话，因为我认为台湾和中国的统一是必然的结果。近年来，中国对台湾采取"让
你去乱搞"的政策，以及中国国势急速上升，使我相信台湾回归中国已经是没有任何人能够阻挡的事情，
不管陈水扁如何翻云覆雨都没有用。我可以大胆地说，陈水扁现在的胡搞，只会造成明年选举，马英九大
胜。

　　我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只要看前两次选举，票数非常接近，显然，三分之一是深蓝、三分之一是深绿
，随便怎样搞法，这些铁杆票是不动的。只有剩下三分之一的游离票发挥作用，我不相信陈水扁翻云覆雨
会为民进党赢得的票比输的票多。

　　我对马英九也有些意见。我觉得他跟陈水扁在一起，被陈水扁左右了活动的空间。马英九应该把当初
要打的经济牌举出来，一打出经济牌，陈水扁就要输了。可是陈水扁很厉害，他翻云覆雨乱搞，马英九反
而显得很被动。他为什么会这么被动，我不知道，也许是他的策略，不正面冲突，让人民看清楚陈水扁是
乱来。

美社会的放任对尖端人才有利

潘：你游走在中美两国，受东西方教育，怎样看中国、美国文化？

杨：上星期我在香港向年轻人讲话，我推荐他们读DNA双螺旋结构发现者沃森（James Watson）著作的《
双螺旋（The Double Helix）》。16岁进芝加哥大学学习的沃森，在25岁那年，和英国科学家克里克
（Francis Crick）提出了DNA双螺旋模型的论文，这篇文章已经被公认是20世纪最重要的文献。人类因为
对DNA结构的了解，才有了后来整套生物工程的出现。今天，生物研究的费用，已经超过所有方向研究经
费的总和，物理、化学、数学、天文所有领域研究经费加起来，都不及生物领域。1962年，34岁的沃森和
克里克以这个发现获得诺贝尔医学和生理学奖。

　　我对香港年轻人说，你们一定要看这本书，为什么呢？我认为这本书，通过它的描述，告诉读者为什
么美国今天的科技这么成功。整本书的弦外之音是"你不需要绝顶聪明，也不需要有湛深的学问，只要有
相当的聪明，肯努力，还要有天不怕地不怕的精神，就可以做出很重要的事情来。"沃森就是这样的人。

　　沃森和克里克发现DNA双螺旋结构，其实是依据了同一个实验室的女同事罗瑟琳德・富兰克林
（Rosalind Franklin）所做的DNA的X射线晶格衍射图像，可是沃森在书中，不止没有把这个功劳归给罗
瑟琳德，还对她极尽嘲讽，塑造她是"老小姐"的恶劣形象。沃森这个人和《双螺旋》这本书都很有争议
。已经70几岁的沃森最近又因为对记者说了黑人不够聪明的错话，引起舆论哗然，已经被迫辞职，离开工
作了40年的冷泉港实验室。

　　我举沃森的例子，是要说明这样的人对人类绝对有贡献，这个贡献和他的个性很难分开。如果沃森生
长在东方儒家社会，肯定不会有他后来的成就。他的成就是美国文化的成就。

　　我一向认为中国的社会、环境、教育哲学、教育体制，对60分至85分能力的孩子是好的。它可以使这
样的人变得有用，成才，长大后能朝正规的方向发展。中国这几十年的建设，和这样的系统有密切关系。
但是，美国的社会、环境和教育，整个系统，对95分以上能力的人特别有利，因为它采取放任的态度。放
任对多数人不利，可非常聪明的尖端人才，却需要放任带给他们自由发挥的空间。

谈杨振宁和李政道不和
葛墨林：杨未因个人恩怨而打击李

　　1957年，同是中国人、西南联大校友、芝加哥大学校友、普林斯顿大学高等研究所研究员的杨振宁和
李政道以"宇称不守恒"理论，同获诺贝尔物理奖。不到五年，1962年两人割席闹翻，从此分道扬镳，各
走各路。

　　中国学术界人士，甚至领导人刻意为杨李牵线友好的事例，不在其数。

　　自1977年与杨振宁认识、共事的南开大学陈省身数学研究所副所长葛墨林教授（69岁），日前到新加
坡出席"庆祝杨振宁85岁生日国际物理学大会"，接受本报访问时说："杨先生很多次对我们说，他和李
政道的矛盾，不影响两人各自以不同的方式帮助中国。"

　　葛墨林说，李政道于1979年在中国设立了"中国物理学生赴美留学考试计划（CUSPEA）"，让中国优
秀的物理系毕业生到美国名牌大学的研究院做研究工作。这个计划为中国培养了上千名优秀的物理专业研
究生，今天在学术上和个人事业上都有了不同成就。可是在设立之初，这个计划却碰到不少阻力。为了担
心年轻人学成不回国，很多学者给邓小平写信，请他关注此事。

　　因为杨振宁和李政道不和，自然有人请杨振宁出面来阻止这事。杨振宁担任所长的纽约大学石溪校区
理论物理研究所没有参加这项计划，似乎更容易讲话。

　　葛墨林说："杨先生当时很清楚告诉来人说，'中国留学生到美国学成不回国，是个人的事，跟李政
道无关，不应该因此影响这个计划。留学生出国不回国，我也没有资格指责他们，我自己就是出国没有回
国的人。'由此可见，杨先生是一位就事论事的人，并没有因为个人恩怨而打击李政道主导的计划。"

　　另外，从范曾这次特地到新加坡来为杨振宁庆生，并且同台谈美，可见两人交情之深。范曾于1990年
出走法国，1993年重回南开大学，葛墨林说，杨振宁发挥过他的影响力。

　　他说："范曾在法国，杨先生曾经特意去看他。后来，范曾接受香港《广角镜》采访，表示希望回国
的文章，杨先生把它寄了给我，要我转交南开大学管理层。1993年范曾回国后，杨先生明白他的处境，除
了亲自到南开大学去探望他，还叮嘱我要常去看范曾。杨先生对人的情义，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