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宜淸:外因在事物发展中应居首要地位

　　——外因首位论

　　一

　　今天社会上仍然流行这样的观点，认为：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任何事物都有这样的矛盾性，因此引起了事物的运动和发展。所以，事物内部的这种矛盾性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一事物和他事物的互相联系和互相影响，则是事物发展的第二位原因。

　　我把这一观点称之为"内因首位论"。也有人将之理解为"内因决定论"。

　　本文拟用辨证唯物论哲学的基本原理来对此进行分析，为的是继续发展和完善有关内外因关系的进一步认识。毛泽东曾今对此认识有过重大建树，并产生了广泛社会影响，但这应该不会成为妨碍我们在这方面继续探索的障碍。

　　我认为，所谓内因就是一事物内部诸因素的总和；外因则存在两个层面的因素，一是指与该事物直接相关的外部诸因素，是部分的外因存在；二是指该事物之外的所有因素，就是无限的外因存在，也是完全的外因存在。我们若从哲学上来探讨内外因的关系，就应当从完全意义上来进行。因为内因与部分外因的关系是无法确定的，只能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就不能算是哲学的探讨了。

　　举例来说，在一般情况下，若一个大人（内因）与一个孩子打架，那孩子（外因）一定不是对手，因为作为单项外因的这个孩子太弱小了（部分外因）；但是若孩子的父母也加进来（仍属部分外因），结果就不能确定了；再如果，若所有其他的外部人士（全部外因）都来与这位打小孩子的大人作对，结果就一定不同了。哲学所要探讨的应当是一般规律。

　　二

　　若从促进事物发展的内外因两个方面来说，尽管从表面看，外因中有的可能并不直接与事物内因相关，但在科学的揭示下，却可能发现它们与事物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因为事物与事物之间是普遍联系的，也就是说事物的内部诸因素与外部诸因素是普遍联系着的；事物的外部诸因素也是普遍联系着的。因此，内外因这两大部分才存在着彼此互相影响的关系，内外因之间也才能够构成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或者说成为一对矛盾。这个矛盾将区别于事物内部诸因素之间的矛盾，乃是更高和更广层面上的矛盾存在，因而是比单纯的事物内部诸因素所构成的矛盾更加强势的矛盾存在。

　　内因与外因这对概念，是人们运用来分析事物发展变化的重要方法，所反映的正是世间矛盾着的事物的一种普遍存在方式。这个矛盾就是在事物的发展当中，内因方面的矛盾和外因方面的矛盾的矛盾。这是两个矛盾之间的矛盾，即复合的矛盾。这两个方面的矛盾到底哪一方是居于首要地位的，我们必须运用科学的方法来加以分析并得出结论。

　　根据矛盾的法则，事物在发展中矛盾的双方都是必要的，是不可单方面取消的，否则这个矛盾也就不存在了。任何事物也是不可能孤立存在的，若取消了矛盾的一方面，也就等于取消了矛盾的另一方面，也就等于取消了该事物。一定的事物都是在与他事物的特定联系中存在和发展的，也就是说任何事物都必定在一定的外因条件下存在。所以事物在矛盾当中的存在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为此，我们在分析研究中就不能过分倚重任何一方面，更不能抛开一方，只谈自己主观认为的重要一方的作用。不然我们就可能得出错误结论。

　　三

　　鸡蛋孵小鸡是内因首位论一个很有影响力的，但却是错误的例证。内因首位论认为，鸡蛋因得适当的温度而变化为鸡子，但温度不能使石头变为鸡子。在这个例子中存在明显的逻辑和实证错误，这就是人们常常不自觉容易犯的偷换前提条件的错误，或者也叫偷换概念的错误——即把鸡蛋换成了石头，从而改变了原有内外因矛盾统一体中内因方面的性质，进而也就等于取消了原有矛盾的存在。

　　把鸡蛋换成石头，当然就不可能孵出鸡来，因为这已经不是在孵鸡了，石头的内因和鸡蛋的内因是完全不同的。

　　我们要证明矛盾的哪一方是起首位作用的，方法一定要正确。在孵鸡这个实验中，正确的方法应当是，我们通过变动双方因素，看谁更能影响对方。试想，如果我们保留鸡蛋，取消合适的温度，那么也是孵不出鸡子的。仅在鸡蛋和温度这一对内外因的项目中，鸡蛋的发展前途就已经被决定了。由于鸡蛋的内因是被限定了的，不可变动的，鸡蛋方面并不能有效改变外界温度，然而温度却可以有效改变鸡蛋的内因变化情况。

　　所以，温度的情况如何，可以决定鸡蛋能否孵出鸡来；甚至在高温条件下，鸡蛋还可以被化为灰烬。因此，在鸡蛋的发展变化过程当中，决定鸡蛋前途的矛盾的主要方面应当是在外因方面。正是外因方面的变化推动了内因方面的矛盾发展。在这当中，外因是主变量，内因是从变量。

　　四

　　内因首位论认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这话是有道理的，就好比孵鸡时，因为是孵鸡，外因就总要通过与鸡蛋的内因相联系才能发挥作用，而且外因也不能改变内因的特殊规定性或曰质的规定性，即无论温度如何，也不能把鸡蛋变成为一般意义上的石头（虽然经过数万年的外因作用，鸡蛋也可能成为化石，但这也仍然不能突破鸡蛋所具有的各种变化的可能性）。要把鸡蛋变成小鸡，外因的确必须通过鸡蛋的内因才能达到目的，而不可能通过与石头的关系来达到。这正是事物内因的特殊规定性所决定的，也正说明了矛盾的另一方面的不可取消性。但是这并不是说，内因就可以在达成自己所既有的各种发展变化的可能性上居首要地位。

　　因为，内外因的关系范畴所要探讨的是对于事物发展变化的影响谁居首要地位，而不是说谁决定了既定的事物本身。如果我们要探讨的是该事物为何为该事物而不是他事物，如果我们要为一个既定的事物定性，那么我们应当说，一事物之所以为该事物，正是因为其内因的既定特殊性质所决定的。就好比说，一个鸡蛋为何为鸡蛋？而不是石头。那么我们可以说因为其内因决定了它是鸡蛋而不是石头。但如果我们要探讨的是这个鸡蛋从何而来？将来又要发展变化为何物的动态过程，那就必须要看其外因如何来作用了。

　　在内外因的关系中，事物的内因具有不可取消的性质，事物的外因也是不可取消的。至少任何事物都不能逃避时间、空间和温度的外因条件而存在。如前所述，实际上取消了任何一方面，都等于取消了这个矛盾，我们就不是在说这个事情了。既说内也就必有外，否则就无需言内外了。

　　五

　　有相当多的人认为，变化的根据要比变化的条件重要。其实这是不正确的。没有合适的土壤、湿度、温度等条件，种子是发不出芽来的。各种外部条件如何，可以决定种子的发展变化方向，虽然种子是根据，但是条件如何却可以改变它的发展方向和发展程度，这是不难理解的。因此，我以为不能用根据和条件两者的不同，来说明谁在事物的发展中居首要地位，而是应当依据其现实作用来论证各自在事物发展中的地位。仍如前述，内外因的范畴要探讨的本来就是事物的发展过程，而不是探讨该事物为何为该事物。尽管该事物的内因也确实决定了其自身不是别事物，同时也决定了事物各种发展方向的可能性，而且说到底也就是内因的发展可能性。然而，决定事物或其内因朝什么方向发展，以及发展到何种程度的，仍然不可能是内因或事物本
身来决定的。再说了，如果这是普遍规律，那就等于是说事物发展都是自我决定的，这样一来，那事物的发展与外因还有什么关系呢？或者即便有，也都无碍事物自我决定的发展方向和程度，外因都是由我所利用的，这其实就等于否定了内外因关系范畴存在的合理性，极其容易滑向唯心主义。而且，事实也不是如此的。

　　特别是，如果我们从总体上着眼就不难看到，由于宇宙的无限性，内因总是在一定范围内的存在，而外因却总是更广泛、更多样性的存在，甚至是无限的存在。这反映的是个体与群体（或小群与大群）的关系，因此在力量对比上，外因总是较内因更强大有力，并因此得以制约内因的发展变化。

　　六

　　谈到谁通过谁起作用。我认为，在内外因的对立统一中，作用都表现在二者的联系中，或者外因作用于内因，或者内因作用于外因，或者二者互相作用。如果我们强调的是内因的作用，即内因发挥作用，特别是在分析人的主观能动性的时候，那么这种内因向外作用，恰恰只能是内因通过外因而起作用。比如，一个人想要别人帮助自己，就只能通过影响他人而起到作用。如果他把自己同他人以及一切身外之物的联系统统割断，那么他连自己的存在都成为问题，自己的任何作用也就无从发挥了。

　　只有反过来时，当我们强调外因的作用，才应该是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比如教育，当受教育者得到了良好的教育影响时，我们说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了；当受教育者抵制这种良好的教育影响时，我们说外因不能通过内因起到作用。但这时是否内因就不受外因作用而自在了呢？不是，这时受教育者恐怕正陷于种种不良的外因影响之中，这反映的可能是我们的教育方法有问题。

　　七

　　内外因关系是一种哲学分析方法，具有相当的灵活性，人们的确在分析事物时很容易加进自己的主观倾向。这是我们要尽力避免的问题。而且事实上，我们在运用这对哲学范畴来分析问题时，从终极意义上讲其实都不具备掌握和认识完全外因条件的能力，所以我们几乎都只能是在运用部分的外因条件来进行分析。这可能是一种永远的无奈。

　　正如我们知道的，要真正使事物的内因保持不变，就只能通过封闭内因于一个特定的环境中，使之与外界隔绝。罐头食品之所以能够比较长的时间保持不变质，正是应用了这一道理。然而，如此使内因保持不变的特定环境本身就是一个外因，而且我们实际上也不做到封闭一个罐头成为完全的真空。这也说明了外因在促进事物变化中的首位作用。

　　直观的现象往往只反映事物发展的各个表面，而并不直截了当地向人们揭示出事物发展的原因。如果仅从表面看，鸡蛋变成了小鸡，人们就容易认为鸡蛋应该是起首位作用的，却忽略了众多外部因素的促成，而没有这些外因，鸡蛋也不能成为小鸡。

　　事物的内部矛盾就是该事物的生命，但这个生命不仅来源于该事物之外的存在，其生死变化也无不取决于其外部存在。生物之生命是父体和母体相结合后才赋予的；其存在和成长也是由于不断从外部接受养料。所以，内因实则也是由外因引起，并依靠外因存在，在外因的刺激下发展变化的。

　　绝对孤立的事物就是乌有，就是事物的死亡。导致如此结果的主要责任正是在于外因方面。我们通常所说的断了联系，一是指断了部分联系，而不会是所有与外界的联系；二是指断了良好的联系，产生了部分恶化的联系。恶化的联系仍然是联系。但如果一事物与他事物的全部联系都处于断绝或恶化的联系状态，实际也就具有了绝对孤立的意义，该事物也就开始走向灭亡。为什么马克思会说，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如果一个人不与社会发生任何联系，那他就死定了。我国的改革开放为何是正确的，因为封闭必然导致落后。事物内外因之间不可割断的联系的重要性也在于此。

　　我们也要承认，不断地通过外因作用以达到内因的增强，特别是通过主动承接一切良性外因的影响（读者注意，这里开始有价值判断或是非判断了，内外因的划分常常会受其干扰），甚至化外为内，就可以使内因在一定范围内加强和扩展，乃至能够更多地克服部分不良外因，从而扩大内因的存在和活动范围，达到内因的良性发展，也就是事物的良性发展。但是无论如何外因的存在仍然是更广阔和无限的，内因永远不可能强过完全的外因存在，这也是更为宏观的既定前提，这个前提也为事物提供了无限的发展空间。物质不灭定律的存在也给我们提供了某种启示。

　　何为内何为外，这也不过是人们为了分析的方便，和自己所处的立场位置而划分的，在有些问题的研究中，原本就不是固定不变的，内外因这对范畴只不过是分析事物和观察事物发展变化的一种方法而已。随着社会或自然的变迁，认识的发展，我们可能把过去的内因诸部分归于外因，也可能将部分的外因部分划为内因；我们需要明白的是，从终极意义上讲，内外因谁也不能决定对方的存在，而只是互相影响而已，所以内因决定论或外因决定论都是不正确的。事物内外因的存在都是由更高层面上的终极创造力量决定的，甚至也包括其发展变化的过程。

　　（本文曾发表于「争鸣」杂志，江西省社会科学联合会主办，1987.1期，双月刊。以下文字内容有所删改。）

巩胜利:美元何以跌跌不休？

　　2009年10月初以来，美元兑其他各国主要一揽子货币跌至2008年金融海啸以来新低，此意味着美元疲软走势再度加剧，到了21世纪以来谁都无法控制的大势所趋；尽管奥巴马（Obama）政府公开场合反对弱势美元，但他似乎准备默默接受美元疲软的这种无奈现实状况。不过，美元的很多交易伙伴正朝着另外一个相反方向在努力，在亚洲的美元伙伴，如韩国、台湾、菲律宾、泰国、印尼、香港（其中香港金管局于到10月15在不到一周时间内已连续两次向市场注入54.25亿港元，一次为38.75亿元，一次为15.5亿港元。根据当前香港现行的联系汇率制度，港元兑美元的兑换汇率为7.80港元兑1美元。每当金管局在7.75港元兑1美元的汇率水平时，则从持牌银行买入美元；每当触及7.85港元的弱方保证时，会卖出美元，从而让强弱双向的兑换保证能以联系汇率7.80港�
��为中心点进行"平衡"对称运作）等货币当局再次干预外汇市场，试图延缓美元兑这些本币下滑的势头。这些货币当局担心，美元贬值可能会损害到他们出口推动型经济转规，于是泰国央行助理行长基拉库尔（Suchada Kirakul）说，较之泰国经济基本面，泰铢的升值步伐有点过快了。然，这为G20新共识——"平衡世界"找到了历史绝佳的出口……

　　A、"强势美元"忽悠世界？

　　强势欧元正在给最发达区域——整个欧元区的出口增长前景蒙上一层难以摆脱的阴影。欧洲央行行长特里谢（Jean-Claude Trichet）10月8日说，在当前经济依然不稳定的情况下，美国号召"强势美元"政策非常重要。自2009年1月20日奥巴马上任以来，美元兑一篮子国际货币已经下跌超过11.9%，10月8日再次下跌0.7%，当日美元兑日元报于88.48日元；近几年来，中元兑美元已经升值超过22%.这次美元贬值，为2008年9月以来的最低、新水平——美元到底是渐次下跌？还是猛跌不止？还就是一直下跌下去？

　　美国政府及美国财政部没有就这轮美元新跌势发表任何评论和措辞。而在伊斯坦布尔会见G20财政部长之后，美国财政部长盖特纳（Timothy Geithner）表示："继续拥有强势美元对美国来说非常重要"……但"重要"归十分"重要"，这一表态正如布什政府在位八年一直高调呼吁"强势美元"一样、却从来没有让美元"强势"过一天，美国将采取什么必要措施来保障美元稳健，确保全球人们的信心呢？

　　但除了欧洲央行特里谢，似乎没有什么人把这番言论当真。资产规模80亿美元的纽约对冲基金FX Concepts副董事长克拉克（Jonathan Clark）说，美国愿意讨论强势美元的事情，却不愿意采取任何实际行动。他说，如果你没有行动的话，那就只是嘴上功夫、就只能瞪大眼睛看着美元一天天的一直跌下去。

　　B、谁能让美元"止跌回稳"站直了？

　　目前，还没有任何迹象显示不断走软的美元正给美国政府敲响了警钟，除非美元跌势升级为一场摧毁市场信心的灾难——还一直没有生成这种可能性，否则美国政府不可能有这种改变当下的立场。目前来说，弱势美元可能对美国经济复苏、以及所有商品在海外销售更加便宜，从而进一步提振美国出口产业，在美国国内正经历金融海啸持稳、经济疲软的当下，这是美国历史上一个千载难逢的有利战机。美国商品在海外更加便宜可能有助于实现人们长期寻求的全球经济重新平衡，即美国增加出口，而中国等其他国家增加进口。美国在G20放出最新理论新说：要"寻找全球经济再平衡"是一个必要、有利于全球的过程。简单的说，美元下跌，是因为美元在近10年时间里大举亏空了10万多亿之巨，美元只得大举印发钞票来填上那些亏空，反过又极�
�来稀释了所有的美元价值，这使美元、美国国策必须寻求全球性利益可图——当然需要全球性各国来背起"平衡"美元的这一大举世黑锅。

　　尽管这一声明似乎与美国政府官员关于强势美元的立场相互矛盾，但奥巴马和其他政府官员说，美国需要降低对国内消费的依赖。虽然他们不会说这意味着美元走软，但很多交易员和经济学家都把美元走软当作实现经济再平衡的一个内在、和外部调整的根源条件，这也是为什么很少有人相信强势美元说法的根源因素之一。

　　尽管美元汇率大幅下挫，但美国股市却在蒸蒸日上。对美元下跌，事实造成美国更大的"收获"：经美国标准普尔500指数成份股公司进行研究分析，其40%的税前利润来自于美国本土之外，美元疲弱反而能够推动美国股市上涨、促使美国国内消费畅旺。与此同时，美国财政部的借款利率一直保持稳定。只要这种局面继续维持下去，且美元汇率的下跌是逐步的，而非一场摧毁信心的灾难，奥巴马政府的官员们大概就会一面继续念着"强势美元"咒语，一面却对美元下跌袖手旁观的默许。在G20伊斯坦布尔会议结束后发表的公报中，美元下跌竟然没有被任何人提及。

　　C、美元下跌成挽救金融海啸唯一绝招？

　　如果不断走弱的美元正在提升金融海啸后美国市场和消费者对通货膨胀率将会上扬的预期，那么这将令美联储不会干涉对美元向下的担心。21世纪以来，从布什政府到奥巴马政府接近9年多时间，美元一直跌跌不休，美国经济却大起大落，这是否告诉全世界一个无形的道理：不管美国经济是烂、或是更好，美元贬值都一直不停的进行着，不管是美国经济灾难或向上更好美元却一直下跌？

　　迄今为止这种预期似乎并不普遍，不过有时被视为通货膨胀形势预兆的黄金价格走势，本周却创出历史新高，升至每盎司达1056美元。然而，市场在朝某一方向运行时常常会走过头，危险之处在于，市场动力就美元前景所发出的警报可能使采取更积极的美元提振措施成为必须。CMC Markets驻伦敦的首席市场策略师莱迪（Ashraf Laidi）说，虽然市场现在尚算不上恐慌，但已处于需要严重担忧的状态。

　　美元日常的涨涨跌跌虽然是交易员们优先关注的问题，但却不为某些政策制定者所在意。达拉斯联邦储备银行的行长费希尔（Richard Fisher）说，与任何其他市场一样，外汇市场也爱走极端，需注意不要对市场的短期波动做过度解读。他说，如果我们能使美国经济复苏，而又不冒不关注美元汇率稳定或太过关注美元稳定的风险，那么美元就会没事。有学者更深的分析道：因为大量发行美元，使美国之外、其它使用美元的所有国家也背负了负担。

　　D、美元下跌有止住未来吗？

　　在华盛顿，美元最近的走软被视为本轮金融危机日益缓解的结果。这场危机曾导致全球投资者纷纷将美国国债当作投资避风港，从而推高了美元汇率。现在，一些投资者正卖出美元、买进其他资产。此外，某些经济体的经济回升速度也要快于其他经济体。比如澳大利亚央行本周早些时候就上调了利率，因为该国经济已经恢复了活力。澳元兑美元汇率周四升至了14个月来的最高水平，自澳大利亚央行宣布加息以来，澳元已上涨了3.6%.

　　一个国家上调利率由于有助于其吸引全球投资，因此往往会对本币汇率起到提振作用。由于美联储继续将美国短期利率维持在接近于历史最低——零的水平，其他国家央行上调利率很有可能会推动该国货币兑美元升值。在本轮金融海啸、经济危机期间，美联储为帮助金融市场恢复运转，曾向世界注入了大量美元。虽然美联储的这一举动获得了大多数人的赞许，但美元供应量的增加某种程度上说却会降低并冲淡美元原有的价值，特别是在美国政府为弥补其预算赤字而增加向海外借款之际。

　　对美元下跌袖手旁观确实会给美国带来长期的风险。如果外国政府和民间投资者对美元失去信心，放慢购买美国国债的步伐，美国利率就有可能一步步上涨，那么对美国经济的霸权地位，将构成根源的撼动。

　　E、欧元、中元、美元三分天下有其一

　　众所周知：自上个世纪末、欧元诞生到逐渐坚挺，再到中国外汇储备从10000亿到一举超20000亿美元，美元就从来没有像上个世纪任何时期那样坚挺过一次，这是因为美元盛极必衰时代的大势所趋，不是以美国任何人、任何当局所能够左右而操控的。美元贬值，不是美元不愿坚守全球霸主的地位，而是21世纪以来的美元领导者们根本无奈的必然结果。

　　历史来看，由布什总统在位自2001年1月——2009年1月整整八年，奠定了美元历史上、下跌、一直连贯的基础地位。他干了至今200多年来所有美国总统没有干过的两件大事：（一）是打伊拉克战争，耗费美国财富3万亿美元、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大的举债、债务国；（二）举国最盛大的美国减税计划，是为了总统竞选对选民的最大承诺，但减税的肉没有烂在公民生活的家庭锅里，先是烂在美国跨国公司企业里、接着是烂在美国金融海啸的金锅里，此举大约为8万亿美元。然而最大战争耗费与最大的减税计划与金融海啸，形成美国历史上天与地的最大落差，美国这200多年的巨差从哪里来？所以，美国次贷危机一而再、再而三的缺乏流动性资本，减息、再减息，注资、再注资还是无济于事，美国金融之源的漏洞到底有多大、多深？还需要多少流动资
本？布什、奥巴马前赴后继的救市花钱堵漏，美元必须拆细来分担历史200年来在这八年来的总开销费用，才能让美元继续活着走下去……

　　美元急剧、连续自21世纪以来、大面积下跌，已经是无可奈何花落去。2007年之后，美元综合指数急剧跌了约13.2%.若从伯南克就职的前一天算起，美元迄今的跌幅已高达18%.这是美元在232年以来、创造了克林顿盛世八年、格林斯潘时期近20年历史上的一个奇迹之后的又一个轮回？格林斯潘时代，于21世纪之后完全不同：前220多年，是美元一统全球第一大国际货币强硬、成长的历史时期；之后，欧元瓜分了美元的一部分价值，接着2008年前后，中元也将开始登上它历史的征途，也从美元中分得全球中属于他自己、应有的一席之地。最大成长的新兴国家——中元正成为任何货币都无法比拟的替罪羊。

　　全球进入一个以往任何时期都不曾有过的"铁三角"货币状态：变成了由美元一统天下200多年后，美元、欧元、中元三分天下有其一的时代。美元怎样挺住、不再贬值？怎样不把200多年来一直坚挺的美金碗中真金白银，一点一滴的分给美元之外新崛起的货币——欧元与中元？

　　不过，问题才刚刚从零开始——在美国金融海啸、经济秃势不过才刚刚走过了它的一年多时间，如果从现在起到未来，欧元人必须强大起来，来满足3亿欧洲人发展、继续强大的必须；二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的中国、13亿人也开始真正崛起，争得美元、欧元之外属于中国人自己的一片天地，在欧元、中元双重夹击之下，美元何去何从？岂不天知、地知，还能往哪里去？！      （作者系《国情内参》首席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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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万然:朱熹和海瑞的阴暗面

　　朱熹和海瑞是千古敬仰的大圣贤，一个是南宋时的大儒家、大理学家，《四书章句集注》的编纂者；一个是嫉恶如仇，刚正不阿，敢于为民请命的青天大老爷。朱熹死后，地位越来越高，不仅有"朱子庙"供奉，而且被称为"朱圣"，几与孔孟齐名。朱熹提倡"读经"，张扬"存天理、灭人欲"的礼（理）教，俨然正人君子、圣人模样。海瑞留下了不少敢于抗争权贵、为民请命的佳话。海瑞不仅为老百姓鼓与呼，而且一生清正廉明，堪称封建社会官员的楷模。

　　但是，圣人也有违背常理的乖戾行为，甚至有违反人伦的变态心理。如正人君子模样的朱熹，说的一套，做的一套，是个道貌岸然的伪君子、道学家。而海瑞呢，清正廉明的背后有一种道德上的洁癖，有着明显的自虐和他虐倾向，简直就是一个不通人性的虐待狂。

　　唐德亮在《朱熹的另一副行状》描述：朱大人当提官时，受人挑拨与台州太守唐与正有隙，特意到了台州把与唐与正有来往的艺妓严蕊抓起来，要她招认与唐太守鬼混，通过诗词唱和诽谤朝廷的"犯罪事实"。任凭被打得遍体鳞伤，体无完肤，严蕊还是咬紧牙关不愿屈服。朱熹看硬的不行，便来软的，通过狱吏劝说严蕊："你何必那么死心眼，受这个苦？早一点承认了也不过是杖罪，朱大人说不定念你是个弱女子，年轻无知，为你开脱……识时务者为俊杰，这年头心眼放活些才不会吃苦头，我劝你把跟那位唐大人的事干脆说了吧！"严蕊义正词严地说："是人都应该有良心，是人就该懂得是非真假，我不能凭空说假话诬蔑一个朝廷命官……我和唐大人有诗词往来不假，但他从没在词曲中有过诽谤朝廷之意，没有的事我不能昧着良心瞎说
，就是把我折磨死我也不会诬谄好人！"这番掷地有声的言词，连狱吏听了都不由肃然起敬。朱熹恼羞成怒，于是密令继续严刑拷打，并用竹签钉进她的十指。严蕊尽管昏死多次，但仍然坚贞不屈，绝不以诬陷别人来换取自己的自由。严蕊的冤案震惊朝野，终于惊动了皇上，宋孝宗便把朱熹调离，并亲自宣布为严蕊平反。

　　朱熹不光折磨残害严蕊，还亲自下令逮捕数千名起义的农民，为报私仇，竟抢在皇帝大赦前残忍斩杀十八名"囚犯"。朱大人提倡"存天理，灭人欲"，但他自己却性欲泛滥。在武夷山上，他与学生丽娘就演绎出一场缠绵的婚外恋；其妹妹丧夫，他极力劝阻其守节，而自己却又纳两个尼姑作小妾……这真是"既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的典范！后世把理学家称为"道学家"，"道貌岸然"，正是朱熹这类人的活写真。

　　而海瑞，也是一个反差很大的人物，我们在看到他清正廉明的一面时，还应看到他那凶狠残暴的一面，这样的海瑞才是一个鲜活的人物。

　　在天涯海角之地，海瑞海青天手书大大的"忠孝"二字悬于门庭之上。虽从巡抚任上离职后，闲赋在家，海大人却既不忘经世报国，也不忘先圣千叮咛万嘱咐的价值信条。海青天是中国史上最有名的忠贞廉洁的儒臣，为了维持大明的江山、为了复兴祖制成宪，不仅敢提着脑袋犯颜直谏，更敢直接奚落批评今上。但是，就如忠的本质不同于公民责任一样，孝的本质亦非善待和赡养父母，孝和忠一样，骨子里以不平等的臣服为最高原则，在这一原则之下，精神可以被阉割、伦常可以被忽视、温文而雅的书生也可以变成禽兽。海瑞一生践行忠孝二字，为此不惜尽忠时如蝼蚁，尽孝时如禽兽。他结过三次婚，纳过两个妾。第一位夫人很贤惠，还为海瑞生了两个女儿，但由于和海瑞母亲性格不和，被海瑞一纸休书给休掉了。二夫人刚刚结婚一月，
也由于同样的原因而逐出家门。那个年代被休掉的女人要面临着很大的生活压力和道德压力。第三位夫人命运更惨，她在盛年时令人可疑地暴死。另有一妾则于不久前自缢身亡。对待妻妾如此，对待亲生骨肉，也是毫无人性。

　　"海忠介公有五岁女，方啖饵，忠介问饵从谁与，女曰，僮某。忠介怒曰，女子岂容漫受僮饵，非吾女也，能即饿死，方称吾女。此妇即涕泣不饮啖，家人百计进食，卒拒之，七日而死。"虎毒不食子，世人很难把一个"爱民如子"的清官海瑞和一个逼死女儿的杀人犯海瑞联系起来。海瑞心里信奉的那个"道德观念"太过强大，所以可以无视任何人的生命。这倒真让人觉得不寒而栗。

　　以前我们都不知道朱熹和海瑞阴暗的一面，往往把他们树为榜样，没想到，他们这些经过理学教育的儒家代表，居然是如此地心狠手辣，其人性连妓女都不如。自古以来，社会上总把妓女不当好人，其实，妓女中不仅有不少好人，还有不少值得称颂的好人，像唐朝的薛涛，宋朝的李慧娘、王朝云、梁红玉、严蕊，明朝的李香君、柳如是等等。上世纪三十年代初，中共领导人向忠发被捕后即刻叛变，而一位妓女被捕后却一字不供，故周恩来愤然说："向忠发的节操连妓女都不如。"而朱熹则是比娼妓更可怕的人物，不仅整人、杀人，而且以精神毒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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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刀:离房地产泡沫破灭只有一步之遥

　　——在清华大学资本战略研修班上的演讲

　　应清华大学的邀请，我于10月15日下午，在清华大学资本战略研修班上发表了我对宏观经济与房地产的发展，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理念及趋势的看法。现限于篇幅，只录取其中对房价泡沫的看法，刊于博客，敬请广大网友指正。

　　这两天，不断出现一些经济方面的数据，让市场一惊一喜。前天，道琼斯指数在美国次贷危机以来首次重上万点，预示着美国实体经济的见底复苏，也预示着第二次金融海啸预言的破产。美国道琼斯指数从14600点的高位，跌至今年3月2日的6740点，直到前天才重上万点，走出了一条惊心动魄的曲线。也同时可以看出，美国社会对刺激经济所作出的方向选择和努力。

　　昨天中国发改委也公布了一个数据，那就是全国70个大中城市房价同比上涨2.8%，环比上涨0.7%，连续7个月环比上涨。还有两个数据，一个是9月份新增贷款达到5167亿，比市场预期的3000多亿高出许多，还有一个是地方政府欠债突破5万亿。我们等下再来分析房价的数据，先看看后两个数据。后两个数据说明以投资拉动经济的失败，即使美国宣布退出经济刺激计划，中国也没有办法退出，原因有两个，一个是大量的钱投到铁公基上，减少贷款将导致大量的烂尾工程；二是中国房地产已经货币化，减少贷款将直接导致房价暴跌。

　　二是地方政府的欠债。地方政府欠债突破5万亿的数据，是发改委公布的，那就意味着仅仅只是公布了在基建投资上的欠债，在大兴土木大量兴建政府办公楼等楼堂馆所方面的欠债，不是地方政府的所有欠债，因为没有包括公费旅游吃喝接待方面的欠债。这笔欠债如果公布出来，同样是很惊人的。地方政府的欠债的解决有三个办法：一是对冲，就是用财政收入偿还，但是，根本不可能；二是投机，把部分资产打包上市，但是这样很多资产将会变着法子流进个人口袋，对偿还债务作用不大；三是营造一个庞氏骗局，最后由银行来冲销。

　　这两个数据的公布给市场增加了一个预期，那就是尽管中国还没有到加税周期，但是，明年的税收将会大幅增加，这其中包括二手房交易税和物业税。不加税无法应付政府庞大的开支，向企业征税已经到了极致，因此，只有转向个人征税，而转向个人征税的的最大空间显然不是所得税，而是房地产的交易税和持有税，而持有税属于新开的税种，空间非常大，即使土地出让金大幅下滑，依靠物业税也足以维持正常增长。

　　那么，现在问题来了。中国的房价泡沫已经巨大，基本上相当于1986年时期的日本，1996年时的香港。很多经济学家在研究房价泡沫的时候，产生一种臆想，那就是提出了许多如果，如果什么什么就会什么什么，如果日本政府当年不颁发《土地融资限令》，日本的房价就不会破灭；如果董建华不推出85万套廉租房的计划，香港房价泡沫就不会破灭。而历史是没有如果的。现在回过头来看，不管日本有没有《土地融资限令》，不管董建华会不会推出85万套廉租房计划，这两个地方的房价泡沫都会破灭。

　　中国房价泡沫比当年的日本要严重得多。日本股市没有大跌前，日本房地产上市公司的市值只占股票总市值的11%，而中国仅在A股上市的123家地产公司和近170家与地产相关联的上市公司的市值就占A股总市值的17%（包括中国建筑），如果加上在香港上市的中国内地的地产公司和在中国证监会排队等候IPO的30家公司，那就是一个规模极为庞大的制造泡沫的机器。道理很简单，这些房地产上市公司本身都不持有物业，没有固定资产，连龙头老大万科的固定资产都只有市值的5%，一旦破产，这些房地产公司是什么都没有。

　　不过说他们什么都没有也不一定正确，他们最大的资产就是泡沫资产——土地。而土地在中国正在变成一种可怕的金融工具，充当的只是金融衍生品的作用，而把土地作为公司资产上市也是近三年的事，这之前是严格禁止的。中央政府关于土地方面有很多诸如两年没有开发予以收回的禁令，很遗憾，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从2007年的情况来看，地王的结局都很悲惨，但是，2009年又重演这幕悲剧，而且更加疯狂，是为什么？就是为了圈钱。

　　今年6月，日本人看见中国的土地卖出了那么高的价格，也按捺不住冲动的喜悦。日本静冈县带来伊豆半岛一块150万平方米的土地，永久产权，随意规划，到上海来挂牌出卖，价格多少呢？说出来吓死人，每平方米78.88元，还不如中国一个四线城市的乡镇土地价格。众所周知，日本是一个国土面积很小的国家，那土地才是真正的稀缺，而价值呢？再说填海吧，成本每平方米也只需要600元至1000元，看看土地的真实价值，再来看看地王的价格，焉能不死？

　　所以，中国房地产泡沫离破灭仅仅只有一步之遥。不管是加税，还是加息，或者是别的诸如《土地融资限令》之类的产业政策出台，都会刺破泡沫。比对中国宏观经济的艰难跋涉，比对中国城市居民收入的缓慢增长，再来比对房价的连续上涨和地王的不断出现，我们还有什么理由说，中国房价泡沫是钢铁做的？中国房价泡沫就不会破？拭目以待吧。现在购买住房，不仅无险可避，而且，面临资产大幅蒸发。

牛刀:西方正在复制中国的“广场协议”

　　我为我的民族未来深怀忧虑。10月3日的西方七国财政和中央银行行长不仅没有邀请中国参加，而且发出了要求人民币升值的信号。新华社评论说，明眼人一看便知，在全球亟须合力应对金融危机的当口，西方牵强地重弹老调，其真实用意是转移视线。

　　我不懂为什么新华社的评论如此软弱，对国际经济形势的趋势判断如此离谱，对人民币面临的问题极尽回避，对人民币升值将给中华民族带来的灾难性的影响只字不提，只用"转移视线"四个字轻描淡写难道新华社是真的不明白？我们要问，西方七国有什么必要转移视线，西方七国财政和中央银行行长的真实用意就是准备复制"广场协议"，掠夺中国国民创造的巨额财富。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啊。

　　我们对广场协议应该记忆犹新，因为还不到25年。1985年9月，美国财政部长詹姆斯·贝克、日本财长竹下登、前联邦德国财长杰哈特·斯托登伯、法国财长皮埃尔·贝格伯、英国财长尼格尔·劳森等五个发达工业国家财政部长及五国中央银行行长在纽约广场饭店举行会议，达成五国政府联合干预外汇市场，使美元对主要货币有秩序地下调，以解决美国巨额的贸易赤字。

　　当时的日本和今天的中国是一样的，都是美国最大的债权国，日本制造的产品充斥全球。日本资本疯狂扩张的脚步，令美国人惊呼"日本将和平占领美国！"广场协议签订后，五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各国开始抛售美元，继而形成市场投资者的抛售狂潮，导致美元持续大幅度贬值。1985年9月，日元汇率在1美元兑250日元上下波动，在"广场协议"生效后不到3个月的时间里，快速升值到1美元兑200日元附近，升幅20%.从日元实际有效汇率看，1985年第一季度至1988年第一季度，升值54%；1990年第二季度至1995年第二季度，升值51%；1998年第三季度至1999年第四季度，升值28%.

　　日本经济的灾难开始出现。如果仅仅只是日元升值，对一国经济来说，失去的只是国际市场的一部分和巨额外债的缩水。但是，当时的日本和今天的中国是一样的，房价高涨，地王频出，泡沫横飞。1990年，日本政府被迫干预房地产市场，发出《土地融资限令》，日本房地产泡沫轰然破灭，随后是日本经济十多年都没有复苏。

　　前不久爆发的"轮胎"案，已经在表明美国制造业在向美国政府施加压力，中国的国家元首出面才平息了这一事态。这次的西方七国财政和中央银行行长更是发出了明确的信号，逼迫人民币升值。其实，轮胎案以来，人民币有效汇率已经升值了11.7%，从6.8369升值到现在的6.8290.我们不能揣测这是中国央行对此问题的让步，如果有证据表明这是中国央行对轮胎事件的让步，那人民币实质上已经进入了升值的通道。

　　我们的忧虑就为此而来。在一个经济体对内比对外重要，如果中国是一个内需型的经济体，那采取的策略就要好办得多。遗憾的是，中国这个新经济体正面临最大的问题，那就是产能过剩而需求不足，需求不足的主要原因是绝大多数城乡居民可支付能力不足，我们还不能在最短的时期内解决社会财富的分配机制问题，我们还无法尽快提高最广大的城乡居民的可支付能力，不仅如此，还有很多的家庭面临着生活成本上升而收入下降的压力，让国内消费雪上加霜。

　　接下来的问题比我们想象的要严峻得多。一是中国依赖市场的内在调整无法有效化解房价泡沫，房价的上涨将直接或间接的提升生活成本，导致国内需求进一步萎缩，对中国实体经济形成灾难性的打击；二是人民币升值将导致国际市场进一步萎缩，贸易逆差缩小的同时不能增大出口，失业率重新大幅上升，中国国内社会矛盾加剧；三是人民币升值将导致国际热钱大规模流进中国，与央行本身注入的过多的流动性混成一体，造成流动性的大泛滥，与民生相关的所有商品都将成为流动性的陷阱，处处是商品价格的暴涨暴跌和由此引发的沸腾的民怨，逼迫央行回收流动性。

　　至此，房价泡沫率先破灭，一线城市房价下跌幅度一年之内将会超过50%.这种趋势，已经是在完整的复制日本的广场协议，现在还没有一种趋势能够改变。也就是说高房价排斥了社会的正常价值观，所有投机市场考虑的都是短期行为，中国已经把房地产市场从货币政策、财税政策和产业政策上演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投机市场，这就注定了这场灾难无可避免。

　　我们有能力阻止人民币升值吗？没有。在战争年代，中国汉奸最多，这是一个民族的劣根性注定的。在现代，如果出现汉奸只有两种人，一种是贪官，还有一种就是投机炒家。恰恰是这两种人代表了中国社会的主流财富，所以，现在能发出呐喊的只是普通民众的心声。但愿中国社会能够很快建立社会财富的调节机制，让城乡居民的可支付能力有所提高，依靠内需的拉动推动经济的增长，或许能让这场灾难的受害程度减轻一点。

肖雪慧:倒钓事件凸显权力失控现状

　　倒钓事件一个多月了，是非曲直，公众看得很明白。事主张军耐不住路边"腹痛者"央求而让其上车、停车时突然被"腹痛者"拔下车钥匙、七八个身穿制服者一拥而上将他拖出车外、卡住脖子，欲打电话报警，手机被抢……这等情景，任何人都会认为是遭遇抢劫了，事实上，这也是张军的第一反应。然而，如匪行状的一拨人却是城市交通执法大队的。他们扣了车，抛下一句：交钱取车！在交通行政执法大队，张军被迫按那里预定的格式条款写下："我放弃陈述、申辩"的声明，交了10000元罚款、200元停车费——扣了人家的车，罚了款，还收停车费，这跟枪毙了人向家属要子弹费如出一辙！

　　张军签字、交钱、取车之前，还有两个重要情节：先是向闵行交通执法大队投诉，对方说出了那句著名的话"他胃痛关你什么事？"张军不服，接下来到建交委要车。在交通科万科长嘴里，用诈术诱车主上钩的"钓钩"成了"有'正义感'的社会人士配合执法"。

　　这个事件集中暴露了权力失控、沦陷的现状。栽赃、陷害、抢劫、谋财，都是刑事犯罪。这样的行径在执法的名义下进行，而且给诈术行骗冠以"正义"美名，是对执法与犯罪、正义与非正义界限的彻底颠覆。颠覆出自公权机构，对道德、法律、人性良知、公序良俗、正常人际关系的破坏、瓦解，非任何个人劣行所能及。实际上，公权机构每示范一次，后果都会在全社会立刻显现出来，不断的逆向示范，恶劣后果也不断叠加。这一点，但凡在食人间烟火的，都不会感觉不到。

　　倒钓"执法"犯了众怒，但纵使各界群起声讨，纵使张军起诉使其身陷官司，上海交通行政执法部门却并没有收手，几天前，又以相似手法逼得18岁青年孙中界用断指的惨烈方式自证清白。昨日浦东新区政府新闻发布会，称孙中界涉嫌非法营运，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取证手段并无不当，不存在所谓的"倒钩"执法问题。这段不包含任何事实和理据、早已成笑料的法律套话，作为调查结论，毫无疑义。真正有意思的是，矢口否认钓钩时，对通过诓骗孙中界上了车并在停车时熟练拔下钥匙的人再次使用了"有正义感的人士"一说。短短一个月之内就重复出现于同一城市政府机构的颠倒判断表明，国家公权部门对基本价值善恶是非评判准则的颠倒已呈倾向性。这很可怕。

　　但最引人注目的是，这个部门顶着全社会的谴责而不收手。习惯性的权力傲慢和嚣张当然是原因之一；法院无底线也使这种"执法"有恃无恐——交通行政执法部门以制造证据、陷民入罪的不法手段扣押私车、索要钱财，不断官司缠身再自然不过，却很不寻常的从未败诉过——。除这些之外，部门私利这个驱动力是其不肯罢手的最直接原因。

　　据《闵行区交通行政执法大队2007-2008年度创建文明单位工作总结》披露，该大队两年来有如下"战绩"："查处非法营运车辆5000多辆"，"罚没款达到5000多万元"，"超额完成市总队和区建管局下达的预定指标任务"。——有人计算过：逮一辆车罚一万，两年逾5000万的罚没款，意味着平均每天抓70辆车以上。

　　一旦执法有罚款指标、罚款金额跟部门私利挂钩，"执法"行为成为对法的颠覆就不可避免。不可遏止的罚款冲动下，行政部门自己制定规则、执行规则，还随时变更规则，变着法子算计民众。以下现象，城市人肯定不陌生：一是交通标识经常变更，诱人犯错，一"错"就罚。我就亲眼目睹过马路旁排一长串等待罚单的车，这些车的车主全都因为没注意到不能直接右转的临时规定而中招。那是年底的一天，是变更交通标识最频繁的时节。二是凡开车人容易出错的地方，多半有警察（或协警什么的）守候。

　　这中间，行政部门制定规矩，是特别需要警惕的。在缺乏有效制衡的情况下，行政部门本来就呈权力失控状态，制定规则被一些部门演绎成自我授予了合法与非法、黑与白的冠名权，无异于找到一条最方便的寻租途径。使倒钓现象可以堂而皇之上演的所谓打击"黑车"，本身就是这种形式的权力寻租表现。"黑"车，则很大程度是政府对出租车市场的管制逼出来的，因为，管制的背后，有着隐秘的、但却极其强大的"部门利益"。政府高价出售每辆出租车的营运权（成都叫"顶子费"）给特定公司，事实上就在抬高出租车运行成本的同时，制造了一个跟政府机构结成利益同盟关系的行业垄断者。权力卵翼下产生和运行的这个行业垄断者，以高额规费横在入行门槛。"规费"（或"份子钱"）之说，带有很浓厚的黑社会收费色彩，而且这
"规费"高得离谱。在成都，规费缴纳有两种情况，一种先交十几万入行费（相当于司机自己买车），每月缴纳六、七千元规费；另一种是入行时交几万元，每日规费370元，一个月就是11000余元。两种情况，司机都还得负担汽油、车的养护等费用。其他城市，跟成都大抵相似。开出租这个在八、九十年代至少可以实现小康的行业，近年来已经成为一个勉强养家糊口的工作，而且不时因超时驾驶、疲劳驾驶发生过劳死。交不起或者不愿交这么高费用、但又要靠开出租解决一家生计的人，就成了"非法营运"。

　　如此管制加垄断，干扰了出租车市场正常秩序，抬高了出租行业入行成本，损害了出租司机和消费者的利益，还制造出一大批 "黑车"。有这些"黑车"随时供有关部门打击、罚款已经不够，涉嫌公力抢劫、公力构陷的倒钓"执法"就应运而生。这种情况下，任何一个有私家车的人都可能成为被钓的鱼。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执法"还是公权对私域的肆意侵入。对车主来说，汽车是私产，车内是私域，无论作为私产还是私人领地，要不要跟人拼车，或者有人想搭车，搭不搭，搭了人要不要对方分担路程的汽油费，车主有自主权。利用钓钩拦截私车，跟侵入私人卧室，查青年夫妇有没有看黄碟，有相同的逻辑和性质。

　　2009年10月21日星期三

　　载于南都10-23，略有删节

洪梅:包拯用人仍可借鉴

　　包拯在我国历史上，不仅是铁面无私，执法严谨，疾恶如仇，除奸爱民的清官，而且还是一位改革图新，注重吏治，任人唯贤的政治家。仁宗皇佑二年（公元1050年），包拯任天章阁待制知谏院，针对北宋王朝政治腐败的局面，上疏仁宗皇帝，陈述改革图新的政治主张。

　　一、用"才"不用"庸"。为推动改革，他坚持要朝廷起用那些敢承担天下重任的"才能之士"，罢斥"持禄取容，妒嫉贤能"的"庸才"，反对任人唯亲，滥用官员。例如仁宗皇帝宠妃的伯父张尧佐，缺德少才，贪求无餍，仗着侄女是皇帝宠妃的关系，先后被仁宗任命为三司使、宣微使、节度使等要职。包拯一连上了三道本章，指出张尧佐根本不胜任"三司使"，这个主管全国财政赋税的官职。有一次，包拯为此事在金殿上与仁宗当面争执，唾沫星竟溅了仁宗一脸。在包拯的再三弹劾下，终于罢黜了张尧佐的"三司使"之职。

　　二、用"勤"不用"冗"。冗员之多，以宋为最。"天下官无定员"，"居官者，不知其职者，十常八九。"（《宋史·官职一》）针对这种弊政，包拯向仁宗皇帝指出："欲救其弊，当治其源，在于减冗杂而节用度。"究竟如何裁减冗员，包拯主张"留神深察"，考核政绩，对那些精勤廉明，体察民情的县令或小官，可以逐级提拔或越级提拔。这样，就能"不使贪冒非才者，得以胶固其位。"就是说，不能让那些贪得无厌而不称职的人，长期充斥在国家设置的官位上。对那些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固位无职"的官员，不论职位多高，即使没有什么过错，包拯也毫不留情，坚决地予以纠弹。他在知谏院时，曾上书弹劾做了七年宰相而又毫无建树的宋庠，认为他是"窃位素餐"，极不称职，应当罢黜。

　　三、用"廉"不用"贪"。包拯最恨贪官污吏，他说："廉者，民之表也；贪者，民之贼也。"因此，用"廉"不用"贪"的吏治原则是包拯始终坚持的根本原则。他建议皇帝要精选"郡守县令"及各路监司之官，尤其是接近群众的县令，更应该任命一些"廉明"且关心老百姓疾苦的人担任。同时，他主张对于犯贪污罪的官员，要依律条处分，决不轻饶；即使遇到大赦，也不再录用，"以警贪猬"。包拯说到做到，不畏权势，带头弹劾那些贪官污吏。例如累任荆湖南路、江南西路、淮南转运史的王逵，巧立名目，刻剥百姓，害得人民走投无路，怨声载道。包拯一连上了七次参劾王逵的奏折，最后仁宗皇帝不得不免去王逵转运史的职务。

　　四、用"俭"不用"奢"。他常常规劝仁宗皇帝不要任意赏赐大臣和内臣钱帛，对那些乱用金钱，铺张浪费的官员要坚决罢免。仁宗嘉佑四年（公元1059年），包拯任御史中丞时，宋庠的弟弟宋祁任三司使，他虽然很有才华，但荒淫无度，寻欢作乐。包拯认为这样的人是不适于管理财政的。他多次上疏弹劾宋祁的奢侈行为，终于使宋仁宗免除了宋祁三司使的职务。为倡导廉洁节俭的作风，包拯很注意身体力行、为人表率。据《纲鉴易知录》记载：包拯平时"饮食服用喜俭朴，虽贵，如布衣时"。他还注意把这种作风作为家训传给子孙后代。在《戒廉家训》中要求"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脏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子孙。

　　包拯，作为封建时代的政治家，能提出和倡导这些任人唯贤的用人原则，是符合人民利益的。这些原则，对于今天的领导者来说，仍有借鉴的积极意义。

　　作者单位：河南省西华县委政法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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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研韬:略论《中华新闻报》的倒闭

　　8月28日，中国记协主管的《中华新闻报》宣告倒闭，成为我国首家倒闭的中央级媒体。在下不是传媒专家，对经济层面的媒体运营没有深入研究。但是作为传播学者，我对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的相关举措拍手叫好。

　　我曾多次强调，中国现行的新闻体制和新闻政策已经成为中国和谐发展与和平发展的障碍。对于中国政府投资450亿人民币加强海外宣传的传闻，我曾公开评论说，"这除了浪费国家巨额资金、肥了某些国营媒体外，对国家形象的改善不会有多大帮助，甚至是徒增笑料而已。"

　　从国际传播的角度看，中国媒体亟需提升公信力和影响力。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说过，中国这么多媒体，"能够影响到国际舆论的东西很少，统计一下，百分之几都不到。"对此评判，在下完全赞同。当然，在传播学上，影响力是个矢量，不仅有大小，而且有方向。

　　近日研读相关报道，我对国家推动出版、报刊转制改革的举措全力支持。我曾在《解放媒体，复兴中华》中列举了新闻体制改革的四条理由：解放媒体就是提升国力，就是保家卫国，就是爱党爱民，就是顺应民意。从国际传播与政治传播的视角考量，笔者的论断并不过分。

　　在那篇文章的结尾，我还阐述了新闻体制改革的三大目标和原则：保持权力间的动态平衡、反对"左""右"两种倾向、积极稳妥渐进改革。如今我国在试点探索的基础上全面推动出版、报刊单位转制改革，标志着中国的政治传播系统将迎来新一轮改造升级。

　　自由撰稿人冼岩认为，中国的治国方式正在从建构主义到演进主义嬗变。至于中国目前正在推进的新闻体制改革，我想大致属于建构主义与演进主义的混合体。但无论如何，中国应该开始清算列宁主义新闻观的流毒了，因为它已经阻碍了国家实力的提升。

　　（作者系旅欧中国传播学者、海南大学副教授）

孔保罗:中国可以向美国提出合情合理的经济要求吗？

　　近些年来，西方政府和西方经济学家，一直在不断地向中国提出经济要求，例如拉动内需，提高消费水平，人民币升值等等，不一而足。可是反观中国，却除了向美国要求保证中国购买美国国债的安全之外，基本上没有提出什么具体的要求，而且坦率地说，就是这一个保证中国购买美国国债的安全要求，也非常空洞，并没有具体的方案相伴随。那么中国是不是应该向美国，向日本，向西方国家提出具体的经济要求？这是中国经济学家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

　　如果我们对美国近年来向中国提出的经济要求进行一番审思，并不难发现，有很多的要求当然不能说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可是也不能说全都是有道理的。举个例子来说，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前不久关于中国的高储蓄导致美国的房价走低的思维，就是颇为滑稽的。至于说美国经济不景气是中国的出口过多所造成的，更是有些可笑：难道中国的对外出口减少了，美国社会的超前消费问题就会解决？傻瓜都难以置信。事实上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减少，美国的廉价商品就会大大减少，美国社会的超前消费会更为严重。中国对西方提出的经济要求中合情合理的部分是完全应该接受的，可是对于那些不合理等要求，则应该坚持自己的立场，维护自己的权益。不过，坚持自己的合理权益并不是像文化革命时候唱的一首革命歌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
"那样，对西方社会说，"我就是不干，就是不干"，而是应该巧妙应对，合情合理的提出自己的要求，并且拿出相应的实施方案来。如果一味地顺从或者一味地对抗，是不合时宜的，也是会吃败仗的。可见，中国不能不对美国的经济要求提出自己的合情合理的反要求，来维护自己的合理权益。这是其一。

　　其二，有人曾经对笔者表示，中国目前尚没有向美国提出经济要求的实力，因此没有办法向美国提出要求。这种看法并不符合实际。在全球一体化的情况下，各国之间相互提出合情合理的要求，是国际社会经济的基本交往原则。世界贸易协定（WTO）就是世界各国彼此之间互相要求的产物。所以国与国之间彼此向对方提出合理要求，与经济实力根本没有关系，并不是说穷国、弱国就不可以向富国、强国提出经济要求。恰恰相反，现在有很多的穷国就是不断地再向富国提出自己的合理要求，而不仅仅是西方国家怎么说，穷国和弱国就怎么来满足他们的要求。例如世界上最穷的49个国家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航空工业必须通过从机票税和排放交易系统募集资金来帮助他们来应对全球气候变暖、委内瑞拉总统乌戈·查韦斯要求石油输出国组织（欧�
�克）承担世界上50个最贫穷国家进口石油所需的费用、一些贫穷国家代表要求欧美国家全面废除对农产品的补贴政策，难道不都是穷国和弱国向富国和强国提出的经济要求吗？

　　再从实际情况来看，中国现在的经济实力也完全应该向西方社会提出合情合理的经济要求。例如中国购买了大量的美国债卷，就应该要求美国确保中国购买美国国债的安全；中国大量进口铁矿，也应该对铁矿砂出口国提出自己的合情合理的要求；中国大量出口焦炭，也给自己带来了一定的问题，也应该对西方国家提出合情合理的要求，并且拿出具有可操作性的合情合理的方案来。至于说到要扩大中国的内需，人民币升值等等，则更是要求美国也相应的采取一些措施来改善其自身经济情况的绝佳机遇。

　　还需要指出的是，在这些方面，中国对西方国家不提出自己的合情合理的经济要求，就是冤大头！而且做了冤大头对方还不领情！比如说伯南克指责中国高储蓄，就是典型的得力便宜还卖乖——试问中国解决了自己的相对资金过剩问题，实现了低储蓄，那么还会大量购买美国债卷吗？

　　其三，提出合情合理的要求，并不是对抗，而且还会赢得对方的尊重。比如说前面我们所提到的，中国当前持有数量巨大的美国债卷，中国政府高官也不断公开要求美国保证中国购买美国债卷的安全。可是到底应该怎样来保证，中国的经济学家迄今为止并没有拿出具体的方案来。坦率地说，美国政府实际上也并不希望中国购买美国的国债产生安全性问题，因为从原则上来说，这并不符合它的根本利益（有些人认为美国在经济上处处都在搞阴谋，其实是并不了解西方经济，也过高地估计了西方经济学家的水准，西方经济中是有索罗斯这种经济大鳄，可是从总体上来看，西方的市场经济基本上还是在一个相对稳妥和正常的基础上发展的，并不总是在投机的基础上进步的）。可是现在美国经济学家和美国政府面对当前的情况，实际上都拿不出
更好的方案来，使美国经济重振雄风，甚至于都不能使美国经济迅速摆脱金融危机的影响。如果中国的经济学家可以拿出合情合理、具有可操作性的、有利于双方的方案来，除了可以保障自己的资金安全之外，更可以改变中国在西方世界的形象，赢得西方世界的应有的尊重。

　　可见，无论从当今世界的经济交往规则和中国实际情况上来看，中国现在都必须向美国和西方其它国家提出自己的合情合理的要求。再从技术层面上来看，中国实际上可以向美国提出要求也是非常广泛和急迫的。例如要求美国采取有效措施来解决金融危机问题、改善自身的经济疲软，以带动西方社会的经济走出低谷，从而增加对中国的进口；要求美国采取具体的措施来确保中国购买的美国国债的安全（实际上仅就此而言，笔者认为中国现在就完全可以也应该提出至少十个方面的具体要求和具体方案，其中当然包括要求美国立法，对虚拟经济实施科学地监管；同时还可以要求美国采用综合的方式来化解金融危机，例如将次贷问题的解决与社会保障体系挂钩，利用社会保障体系来提供一个资金安全周转的保障平台，同时利用这一时机向有关
国家提出改变美元地位的合理要求和具体方案等等）；至于要求美国进一步改变农产品补贴政策等等更是无需赘述的。

　　然而迄今为止，中国并没有向西方国家提出多少经济上的要求，更没有拿出多少具有可操作性的合情合理的方案来。这是为什么？显然，这与中国的一些经济学家对于当前国际社会的经济交往规则，还很陌生有着密切的关系。不过我们不能不坦率地说，这还不是最重要的，中国不能向美国及西方其它国家提出经济要求的关键，在于中国不少经济学家对西方社会和西方经济的了解，还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甚至于可以说是非常落后的——他们要么就是继续盲目引用书本上的马克思主义来解释西方社会的经济问题，要么就是跟在西方经济学家之后人云亦云，而很少可以理解西方社会当今经济问题的实质，更不能在此基础上找出解决问题的途径，提出自己的具有可操作性的合情合理的建议，使中国可以不失时机地向西方提出合情合理的经济要
求。说得更为直率和更为学术些也就是，虽然中国有一些高水平的经济学家，可是迄今为止还没有建立起西方经济学研究体系，更缺乏自己的一流的西方经济学家，因此可以洞悉西方社会当今经济问题的关键所在，并在此基础上为中国提出对西方社会的合情合理的经济要求。举个例子来说，美国的次贷危机发生之后，一些偏激的人士就认为这是西方社会经济崩溃的先兆，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论断，所以还是应该走国有经济的道路；还有一些经济学家则鹦鹉学舌，跟着西方一些二、三流的经济学家一起，非常简单化和庸俗化地把原因归结为美国经济的超前消费过度，而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一危机的产生根源实际上是西方社会经济本身的脆弱性造成的，其根源就在于社会保障体系消耗了巨大的资金，使得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活力降低了�
�其实这些中国的经济学家只要稍稍考虑一下就不会陷入西方庸俗经济学家的窠臼：什么是过度超前消费？标准何在？根源何在？怎么来解决过度超前消费的问题？可令人扼腕的是，这些中国经济学家偏偏却没有这样来想一想！ 这是为什么？显然唯一合理（但却足以会使中国经济学家汗颜）的解释就是：中国的经济学家对经济学的研究底气不足，对美国经济和西方社会经济的研究更是欠缺到了令人感到极其不安的地步。

　　还需要指出的是，西方经济学的历史可谓历史悠久，作为一门科学，它当然是不可完全否认的。不过它也绝对不是万能的，因为它根本无法解释当今西方社会的许多经济现象，更无法解释中国的很多经济现象，这次美国政府应对金融危机的政策一变再变——由最初的减税到拯救华尔街，再到放弃拯救华尔街，转为采用其它刺激经济（包括降息、进一步扩大信贷等等），说明了什么？是不是说明了美国金融危机也是西方经济学的危机？

　　可见，目前中国经济学家还不能向美国和其它西方国家提出合情合理、切实可行的经济要求，是必然的，而且可以预言，如果中国经济学家继续盲目地绝对信奉以往的经典和西方经济学，而不敢越雷池一步，就不可能提得出中国经济对西方经济所需要的具体要求。

　　应该承认，在现代国际社会，继续因循守旧，抱着经典著作的基本原理不放，或者采用那种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的模式来对待国与国之间的合作与竞争，已经不合时宜。中国经济的发展需要新型的经济学家，需要新型的属于自己的西方经济学家，需要可以洞悉世界经济本质的经济学家。还需要指出的是：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中国经济学家应该为世界经济的健康发展提供自己的智慧。否则的话，与中华民族的地位是很不相称的。中国知识分子对此应该有非常清醒的认识，应该非常积极而冷静地坐下来，放眼世界经济，认真研究西方社会的经济问题，建立自己的西方经济学研究体系，建立自己的西方经济学，切勿人云亦云，随着西方传统经济学家之风而起舞。否则，即使不会成为西方国家的经济仆人，也可能会误国误民的！因
为落后就会挨打，经济学的落后也会使国家吃大亏的！

　　（此文刊载于《世界博览》2009-9-15日 ）

何继业:中国人获诺贝尔奖对策及预测

　　又是一年诺贝尔奖隆重典礼，不用多看就知道这一切皆与中国无缘，为什么中国人一年又一年成为现代世界科学研究和文明发展的看客和观众，这个责任肯定与中国社会的漫长封建历史和酱菜黄河文化有不可推卸的关联。

　　中国历史有5000年，根据史载，我们老祖宗生活的封建社会，虽然总的来说是血迹斑斑，但是封建老皇帝们的统治制度也曾领先过当年的某些世界水平；可惜，"好汉莫提当年勇"，我们都知道"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可是今天成天忙忙碌碌的国人从老祖宗那里究竟继承下来的是什么东西呢？为什么曾经拥有"四大发明"的古国，现在只能望"诺诺贝尔"干瞪眼呢？我们不得不怀疑，所谓中国人的所谓悠久历史其实不过是一具长长的枷锁，所谓的黄河文明其实不过是一种小井市民的小聪明和大糊涂，或者干脆就是我们现在的体制根本存在着扼杀创造的问题……。

　　我们知道，中国民间盛行的文化毫无疑问首当其冲是'麻将'文化；茶余饭后甚至对茶饭不思，麻将成为当今中国普天之下迎来送往的唯一；不管是什么打法的麻将，其游戏手法不外乎就是：吃拿卡摸碰胡黄，即：要防着上家，要卡着下家，要偷偷摸摸地自抠，又要时常碰一碰小运气，……；在中国社会场这张大麻将桌子上，中国人从上到下，其人生哲学莫不如此，"在单位要防着上司修理自己，要时刻小心翼翼或顺着领导的脾性去梳毛，对同事和下属则要防着他们超越自己，有事无事都给其来一点小动作，好事最好全给他们搅黄，无论什么东西都要卡着他们，即使是集体利益也要神不知鬼不觉地独吞，至多给伙伴们一根骨头，偶尔用公款去彩市或股市碰碰运气，不管中奖与否，领导凡过问自己都一概装糊涂，……；已经够了，在21世�
��的今天，这样愚昧的办公室文化还奢谈什么去获取诺贝尔奖，不被国际社会开除球籍就已经很不错了。

　　其次，中国官府盛行的文化毫无疑问是'弄臣'文化，自从盘古开天地，中国就出现了依靠取悦王公贵族而向上爬的奸臣贼子，最典型莫过于各朝各代太监和御用文人，其当年所作所为不必再提；眼下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的弄臣们现在已经不再生活在皇城里面，不再梳长辫子和自废男身，而是以另外一种面目出现，如：专家、学者、教授、顾问、股评家、投资人等等，他们沐猴而冠、自作多情，成天摇舌鼓噪和无中生有、其下三流手段不外乎就是"欺上瞒下、投其所好、指鹿为马、掩耳盗铃、盲人摸象、贪得无厌"，其最大危害结果就是直接导致："政府决策失误，国家公信流失，社会人心激愤、贫富两极对立，……"；在拥有互联网的今天，人们的眼睛不可能再被一手遮天，要指望这些只会鹦鹉学舌和坑蒙拐骗的"大师"们去夺取诺贝
尔奖桂冠，简直就是"赖蛤蟆想吃天鹅肉"。

　　再次，中国宫廷盛行的文化毫无疑问是'家长制'文化，自秦皇汉武伊始，'君权神授、以德配天'的神权思想渐渐演变成了'一家天下'的中央集权大一统思想，各朝各代的君主都自封为"天子"，虽已臭名天下，还痴心妄想"万岁万万岁"，中国封建"任人唯亲、近亲繁殖"的遗传基因开始了登峰造极的恶性循环，嫉贤妒能、优汰劣胜则成为最典型的中国元素，从此，中国的所谓盛世一去不复返，不管'家天下'还是'帮天下'，宝殿上的人和国号换了无数，但是"老子天下"的本质没有丝毫的改变，人民变成了君王的纯粹打工者，一切宣传说教最终都是虚幻和欺骗，试想，一个缺乏诚信没有独立思想和自由意志的社会哪里来的创新和发展？要想去获得世界顶尖的诺贝尔奖，肯定是不切实际。

　　好了够了，古代中国那些非同寻常的酱缸文化今天都得到了'发扬光大'，具体体现就是"人人都追孔方兄，个个都考公务员"，因此，对于像中国这样一个价值混乱型社会，不仅是诺贝尔奖，任何稍具前瞻性或创造性的世界性奖项都与中国肯定绝缘，如果一定要牵强附会，非要去找什么'杨大爷、李二爷和高幺爷'等获得诺贝尔奖、而又八竿子打不着的美籍华人来装点门面的话，那么99年获得文学奖的高行健和89年获得和平奖的达赖应该最有资格来代表当今中国，毕竟高行健近40岁才移居法国，达赖20岁才流亡印度；可是由于万恶的意识形态因素，他们的事迹在大陆被严密封杀，他们的名字在大陆讳忌莫深，酱菜文化和阶级斗争之弦在当代中华一如既往；高行健的《灵山》及《一个人的圣经》只不过写了些文革的个人感触而已，西藏难�
��不是中国领土吗？还口口声声说要请达赖回来当副委员长；看一看200多岁的美利坚是什么胸怀，如此看来，中国不是5000岁，也不是60岁，估计至多5-6岁。

　　综上所述本人认为，中短期内，本土中国人士要想在物理、化学、医学、生物等领域获得诺贝尔奖，肯定是痴人说梦难上加难，但在和平和文学两方面获奖并不是没有可能；预计在不远的将来，中国的中青年政治人物里面肯定会出现戈尔巴乔夫式似的诺贝尔奖大师，中国现今的自由知识分子之中肯定也会出现哈维尔、曼德拉、索尔仁尼琴、萨哈罗夫和昂山素姬似的人文精神领袖，而在工人农民市民阶层中，瓦文萨、图图和马丁.路德金等群众运动英才的诞生自然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历史前进的车轮无法阻挡，一切只是时间和时机问题，当然，有志于诺贝尔奖的人们切不可守株待兔……。

孟雨:中国能大幅度提高大学生就业率吗？

　　近年来中国各级政府一直在非常积极地努力提高大学生就业率。教育部甚至于还将就业率做为衡量教育质量的重要指标之一，硬性规定学校要保证大学生毕业时的就业率必须达到一定的比例（而不少大学根本做不到这一点，于是不得的纷纷造假，忽悠教育部）。中国的这种做法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其出发点也是值得肯定的。但是依靠提高大学生毕业时的就业率来解决大学生就业问题，是缘木求鱼，中国根本不可能大幅度提高大学生毕业时的就业率。

　　现在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市场经济国家可以做到大学生毕业时的就业率达到90%，通常都是在70%左右。即使是在社会失业率较低的时期，大学生毕业时的就业率也是如此。例如澳大利亚，统计表明，最近十年大学生毕业时的就业率从来都没超过80%，即使在就业率较低的2004年，大学生毕业时的就业率也是如此。大学生失业率——毕业时未能就业的比率，高于社会一般失业率是世界各国都存在的现象。

　　不过应该注意的是：虽然大学生毕业时的就业率根本不可能达到100%，但这也并不意味着大学生就业问题是一个不可解决的问题。因为随着毕业时间的延长，大学生就业率就会不断上升，通常在毕业之后26周，就业率便可以达到85%以上。而在毕业后52周，更可以达到99%以上。中国的情况也是如此。事实上中国大学生毕业时的就业率并不低于其它国家的水平，在毕业后26周，就业率更可以超过85%，除非不找工作。一般在毕业后52周，99.9%都可以就业。这是一个规律。所以从一个动态的角度来看，大学生不能就业是暂时的、短期的，从长远来看他们都会就业，永远不能就业的大学生是极其罕见的。这是世界各个市场经济国家的大学生就业的一个规律，也可以说是一个定理——在这里我们不妨称之为大学生就业率不断逐步上升定理。

　　有些人认为中国现在有所谓一种"啃老族"，这些人毕业之后长期不就业，其中也包括一些大学生。这些"啃老族"的存在是不是意味着有一些大学生在毕业之后52周仍旧不能就业？并非如此。因为所谓的失业实际上是指那些积极寻找工作而没有找到工作的人士，并不是不找工作的人士（其中也包括碰到了一些寻找工作的挫折之后就产生失望心理，而不再继续寻找工作的人士）。

　　大学生就业率不断逐步上升定理说明：大学生就业问题并不是社会就业机会总量短缺造成的，否则的话，就会有一定比例的大学生永远找不到工作，大学生的就业率是不可能是不断地逐步提高的。

　　既然社会就业机会总量并不短缺，为什么大学生毕业时会找不到工作？其实大学生找不到工作是一个假象，是一个认识误区。事实上所有的大学生在毕业时都可以找到工作，可大学生并非仅仅需要一份工作，他们需要的是一份适合的工作。如果仅仅是需要一份工作，他们随时都可以找到工作。而要找到一份适合的工作，就需要一个过程——现在人类社会的工作种类已经由过去的三百六十行，发展到九万多种。要从这许多工作中确定并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就需要一定的时间，就必须有一个无可回避的过程。只不过有些人很凑巧时间较短，有些人则时间较长而已。

　　为什么选择适合的工作需要一定的时间，因为从人类社会的具体要求来看，任何具体的需求在一定的时间和地点都是有限的，因此任何具体的就业机会都是有限的。例如警察，全社会的大学生都来做警察，这个社会就混乱了。因为社会根本不需要。法官，记者，医生，社会等所有的职业，同样如此，都是在一定的时间之内只有有限的需求，这就是就业机会的有限性。所以虽然社会就业机会总量并不短缺，大学生也不可能随时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可见，大学生毕业时的就业率达不到100%，是一个自然规律（实际上，如果一个市场经济社会真的可以实现大学生毕业时的就业率100%，那么这个社会肯定出问题了）。因此，试图通过行政力量来大幅度提高大学生毕业时的就业率，是缘木求鱼。

　　由此可见，要解决大学生就业问题，无需也根本不能依靠提高大学生毕业时的就业率（这是缘木求鱼），而必须因势利导，建立起大学生仓促就业的全面缓解机制——绝大多数的大学生需要在毕业时就有工作，因为不就业，他们没有生活来源。在西方虽然可以领取失业救济金，但救济金只能使他们"饿不死"，不能就业生活水平就会下降。中国的情况尤为严重，因为按照目前中国社会保障"谁缴费谁享受"的基本原则，大学生毕业找不到工作并不能领取失业救济金，而只能领取低保。所以中国大学生更必须尽快就业。大学生就业之所以会成为比较严峻的社会问题，关键就在于此。

　　所以，只要使大学生可以无需仓促就业——不是在毕业时就必须就业，而是可以有一段时间来寻找适合自己的工作，从而可以合理就业，大学生就业问题就可以得到彻底解决。因此，中国政府解决大学生就业问题，应该致力于建立大学生仓促就业的全面缓解机制，不是过分看重大学生毕业时的就业率。而且，也只有建立起这种机制才可以从根本上彻底解决大学生就业问题，因为大学生就业问题是不断产生的——大学生年年都有新的毕业生。所以单纯地，简单化地，人为地去硬性地提高大学生毕业时的就业率是不可取的。

　　那么应该怎样建立大学生仓促就业的全面缓解机制？是不是采用西方社会保障的方式——发放失业救济金，并非如此。其实大学生就业问题也是一种非常巨大和现实的社会经济需求，这种需求为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极其难得的机遇。中国完全可以借助这一机遇，建立起大学生仓促就业的全面缓解机制，使大学生就业问题转化为中国社会政治于经济发展的杠杆。关于这一点，请参见笔者《利用扩大内需的历史机遇，建立大学生仓促就业的全面缓解机制》。

　　（本文发表于2009年10月19日，发表时被删节很多，以致一些读者产生误会，这里是全文）

谢盛友:德国统一日，中国月圆时

　　今天是2009年10月3日，是德国人的统一日，中国人的中秋节。我在阅读台湾朋友邮寄来的中国时报集团出版的《旺报》。

　　读了 黃奕瀠 女士的《知名学者钱理群的分裂家庭》，感慨万千。

　　1995年，理群从韩国、我从德国到台湾参加中国青年团结会组织的第五届全球中国学联"台湾之旅"研习营。当时参加"台湾之旅"的学员均是大陆在海外的学生学者，有的20多岁，有的已经70 岁。大陆学人经常把"中国青年团结会"念成"台湾青年团结会"，时任会长杜宝瑞教授听了不高兴："是中国青年团结会，我们都是中国青年！"

　　"台湾之旅"藉由座谈讨论及参观访问形式，加深全球两岸青年学者情感与知识层面的交流，所获致之成果不仅得到参与学人的一致肯定，更受到海內外各界的瞩目与重视。中国青年团结会秉持一贯促进中国人社会相互了解之精神，为两岸青年搭起沟通了解的桥梁。

　　理群是中国鲁迅研究的权威之一，比我大19岁。时，还差几年即花甲的他，每天与我"谢兄长""谢兄短"。我生来（遇到三年饥荒）就挨饿、上学（遇到文革）就停课，何德何能当"兄长"？然而，理群的自信与众不同，而且还夹着中国式幽默："你算很好啦，37岁留洋读博士，看我生于四川，长于南京，在贵州流放18年，两鬓斑白才当上老童生，42岁才获得文学硕士，被视为青年学者，还添称北京大学中 文系 教授。……"

　　理群的父亲为了救国，加入国民党，他哥哥姐姐为了争取民主自由加入共产党。理群在《我的回顾与反思》中表示，"我们家有两次家庭分离，一次是抗战，一次就是1949年，这在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家庭中很典型。我们全家没有一张合影，我曾用一句话来概括我们家的悲剧：生不团圆，死各一方。"

　　与理群一样，我家也没有一张合影，同样有一个分裂的家庭。我爷爷谢熹大学毕业后，为了救国，呕心沥血，日夜辛劳，竟然于民国24年在南京出席国民党五中会时病逝，他的堂妹谢飞，为了革命加入了共产党，参加万里长征，后嫁给刘少奇为妻。堂姑奶奶 谢飞老 太太迄今仍健在，她还是那么好读书，活到老学到老。不过我对她的期许却不是读而是写，希望她能提起笔来，记下她这一辈子冗长的"红色疑惑"。但是，近日接到一位中南海人士的来信说，谢飞对选择革命无一丝后悔。

　　在中国，恐怕有千千万万个像我们这样的分裂家庭。我们中国人不论走到哪里，这把骨头，哪怕烧成灰，毕竟还是中国人，毕竟是一个大家庭。

　　如果把中华民族看成一个大家庭，你我都是生活在一个分裂的家庭里。

　　那年参加"台湾之旅"，参访政府机构，很多老国民党人士在接待时，第一句话总是这么说："欢迎中国学人绕道海外回到台湾访问。"我们听到这样的欢迎词，内心很感动，因为这些老国民党人士视大陆和台湾同为中国的一部分。到民进党党部参访，他们就是"欢迎中国学人到台湾访问。"我们听到这样的欢迎词，没任何亲切感，因为民进党人士不视台湾为中国的一部分。

　　在台湾大学与同学座谈，他们问我"两岸统一最大的障碍是什么？"，我说，是台湾海峡。同学们笑了，而我是认真的。

　　缩短台湾海峡距离的第一人就是 蒋经国 先生。1987年， 蒋经国 先生开放赴大陆探亲。那年，有一次我出差北京，坐火车从北京回长沙，同车厢里就有两位从台湾回湖北探亲的国军老兵，他们拿着台胞证到处旅游。一位老兵的话我至今仍然记住："我当年是一个小兵，幸亏同乡是开船的，才能逃到台湾，如今已经老了，没想到还有命回家看老婆。老婆在家里帮助看管老家，当然已经嫁人了，是我村里的堂哥哥，他们帮助我养育我两个亲身骨肉，都长大成人了，真不容易。……"老兵说着说着，老泪纵横。

　　火车摇摇晃晃，我昏昏想入睡，突然想起柏林墙，想起施奈德（Schneider）。1961年8月12日至13日凌晨，东德政府在一夜之间筑起这堵围墙，它把柏林隔成两个世界，一边是社会主义，一边是资本主义。这堵墙给德国人造成的血泪创伤，收集于施奈德的《越墙者》（Der Mauerspringer）一书。

　　东德为了隔绝东德人民与西德的接触与投敌，于是沿着边界在己方的领土上建立围墙，将西柏林整个包围起来。柏林墙的建立是二战以后德国分裂和冷战的重要标志性建筑。1989年11月9日，屹立了28年柏林墙倒塌，两德重归统一。

　　德国统一了，中国月亮何时圆？

　　我们这把骨头，哪怕烧成灰，毕竟还是中国人。

　　写于2009年10月3日， 德国统一日，中国中秋节

雨夜:谁的《建国大业》

　　今天是2009-9-18日，我在西安万大影院18：00点观看了在我心中期待了很久的《建国大业》，票价是70两银子，可能是前期宣传到位的原因，西安今天下大雨，依然没有阻挡民众观影的热情，购票处有很多的民众在买票进场，我之前反复看了N遍的预告片，心中会觉得这部影片应该是非常有新意的历史片，16号首映就想去看，因为各种的原因，拖到了今天，17：30分在影院的楼下匆匆吃过饭，就进场了。

　　正片开始前，大约有十几分钟的广告，过后《建国大业》开始了，我就说说，我看过后的感受吧！首先，用了很多影星的好处是，每个演员都表演的很到位，让我觉得好演员演戏就是不一样，对每个细节的把握，都非常精准，不说内容就说表演，他们真的是非常用心，真的要谢谢他们的精湛表演，其次是电影的剧情安排，因为广电总局原因，删了许多情节，给我感觉是从一点到另外一点时候，非常的突兀，例如刘烨那场戏，还有毛讲，"政治是什么，政治就是把自己的人搞的多多的，敌人的人搞的少少的"已经全不见踪影，在就是电影里的朱总司令，来了一句"我们不是朝鲜，不能搞三八线"，那是什么年代，三八线是什么年代啊！（大概是这个意思）广电总局的大老爷们真是在考验我的智商，我谢谢你们啊！

　　《建国大业》让我看来主要是讲中国国民党一党专治的腐败加溃败，和中国共产党联合建国的内容，可是看完了后，感觉其实两党区别根本没有，国民党刚刚建立国家的时候也是允许多党执政，后来它不是了，这个有其历史成因，共产党从建国的多党执政，到现在的一党执政，也是有其历史成因，成者王侯败者寇，谁胜利了谁就可以掌握宣传机器，想怎么宣传就怎么宣传，所以我看来，简直就是一丘之貉，这部电影的内容让我想起一句词"犹抱琵琶半遮面"，如果在说糙点的话，就是TMD的"又想当婊子，又想立牌坊"，真是不靠谱啊！

　　坐车回来的路上，我是极度郁闷，为什么我们不能够好好做一部电影呢？把电影拍成这个样子，也真的是"人才"呀！你们是想表达，共产党是多么的包容与民主，可是"人才"们拍的时候也不想想，现在是什么世纪了，当代传媒与网络发达成这个样子，民众了解到的历史资讯与"人才"们想表述的不对称时，观影人会做和感受呢？我想只会骂"人才"家长辈了，哎！不过我真的是上当了！而且是当当不一样，70两白白的雪花纹银啊！不过别把我们当成为智障，别把我们的银子不当回事情，所性我还可以写，抒发一下我对"人才"的不满，让朋友们在不要去被你们忽悠，不在浪费银子，你们呢就忽悠吧，接着忽悠吧！

　　16号到18号两天，我想观看此影片人应该不会下百万吧，可我硬是在各大论坛上看不到对此电影的影评，有的也基本是一些不痛不痒的东西，我那时候其实就已经在心中泛嘀咕了，可是还是经受不住党的宣传机器诱惑，花70两雪花银跑去看个究竟，没成想到，出来就明白怎么会事情了，一定有和我一样的文字，一定是被党给和谐了，不过和谐了你们的电影就可以赚4亿呀，那就不要怪观影的部分人问候你家长辈了，你们可以要经受住啊！4亿两雪花银子就那么好赚？

　　在这部电影里还发现比较有意思的一节，就是提到了习仲勋，以前在类似这样的主旋律影片中是没有的，最近在一部《解放》电视里也有提到，我想这也是跟风吧！不过我乐意想到的是对习仲勋正面评价，不是他的儿子要马上要当国家主席了才给的特殊待遇，我也只能够是希望了，因为我并不知道"人才"们的确实想法。…………………….

　　《建国大业》上演了，对《建国大业》的评论才刚刚开始，每一个人民众都有自己心中的《建国大业》，民众也都会有自己心目中的民主政府，但是不论是以后什么样的建国大业，我都希望，是兼听则明的建国大业，是有容乃大的建国大业，是可持续的建国大业。            天色已晚，我也该洗洗睡了，套用央视某读报节目主持人的话，做结尾。到这里吧！就到这里吧！

　　2009-9-19

　　西安.雨夜

毕研韬:请尊重独立学者

　　——读于建嵘《中国民众为何抱怨？》随感

　　我和于建嵘先生并不相识，却有幸通过一次电邮。半年前四川朋友筹办一份内部刊物以推动NGO和志愿者工作，我推荐于先生担任顾问。通过北京友人亚河（吴健斌）和龙文，我辗转找到于教授。于教授爽快允诺。

　　今日拜读于建嵘先生的演讲稿《中国民众为何抱怨？》，感触良多。于先生断言，"抱怨是民众的一种权利，他们有权抱怨。"对此，笔者极为赞同。事实上，我相信中国民众不仅有抱怨的权利，还有让官员们"倾听"他们抱怨的权利。

　　那么，官员们有抱怨的权利吗？官员也是人，自然也有抱怨的权利。可民众为何不能接受官员们的抱怨呢？我的看法是，这不属于基本人权的范畴，而应该从政治运营或社会管治的角度探讨。

　　于建嵘先生呼吁，要确认和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特别是财产权；要有权威的司法制度，让司法成为民众权利救济最后的底线；要有真正的代议制度，让人民代表真正能代表人民；要有一个开放的媒体，让民众的抱怨有正常的宣泄渠道。

　　于先生的建议大都基于自身的社会调查，而不是闭门造车，所以说服力较强。于先生的呼吁可操作性强，而不是脱离现实的清谈，所以支持者不少。当然我早已注意到有人批评说，于建嵘对时政的批评是一种营销策略。此论调不值得一驳。

　　中国民众的抱怨是基于利益层面还是价值层面？抑或二者皆有？对此笔者不好妄下断语，但我敢肯定，当利益层面的诉求得不到基本满足，价值层面的对抗也就难以避免。遗憾的是，目前中国官方的信息系统大多在粉饰太平，欺上瞒下。

　　中国官方应该达成这样的共识：民众有抱怨的权利（也有不抱怨的权利）；官方应该保障民众的抱怨权利，而不是无谓地压制；打压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简单的压制换来的暂时"和谐"可能会催生更强力的反弹。

　　至于目前不断积累的民怨，我的建议是，当务之急是改造升级民意渠道，策略性地疏导民意，维护民众的合法权益。当然，这里面危险重重。英国一位传播学者在研究了世界上诸多非民主国家的政权更替后警告，逐步放开是明智之举。

　　近日境外有论者指出，对于合法性基础较弱的政府/政权，充分的言论自由可能会导致社会混乱（大意如此。遗憾的是我没能记住此论者的名讳，恕在下不敬）。当然，也有人正希望借助言论自由推动中国的制度改革和政权更迭。

　　从中国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在下建议中国当局尊重并爱护于先生之类的独立学者。于先生不"左"不"右"，实属难得。当然，利益和立场不同，标准也不尽相同。我所说的"中立"在某些人看来可能已是"极左"或"极右"了。

　　在当今信息化时代，观点的碰撞在所难免，不适应此政治生态的政治精英们将面临淘汰出局的危险。如果有人动用行政资源去打压独立声音，那更是逆天而行、不自量力了。事实上，中华民族的复兴需要千万个独立学者！

　　（作者系旅欧中国传播学者、海南大学副教授）

李扬:房价的上涨与土地的真实价值

　　2002年1月，中国的房价太低，土地的价值被大大地低估；但是由于房地产业市场化，这方面已经不好控制。中国的土地价值确实被低估，房价确实应该上涨，尤其是城市建设用地，应该反映它真实的价值，而反映真实的价值只能通过价格来表示。可是在房价理性上涨的同时，社会面对新的问题，就是大多数城市家庭无力承担购房价格，必然引起大多数人的激烈反对，这又形成了一个社会问题，而严重的社会问题，又将影响社会的稳定，最后变成政治问题。

　　北京/上海/深圳/广州的房价趋于合理，上涨空间不会太大，而其它大中城市，存在着继续上涨的空间，但上涨速度应该慢下来，这个速度应该满足人民的心理承受能力；房价过快增长，而人民的工资水平却没有赶上这个速度，这将带来一系列的问题。政府要做的是居者有其屋，最起码保障大多数城市人有自己的房子，房子大小是另一个问题。

　　现在社会上有一种舆论，富人拥有过多的房屋，而穷人却在为改善居住条件奔波。建筑的寿命顶多一两百年，如果富人投资房地产，拥有一些房屋，那么也就是惠及两三代人吧，这是可以接受的；两三代以后，富人的子孙将分化，或者另谋生路，或者从此重新开始投资；没有哪个富人家庭会因为拥有一幢大楼，就万世永享。财富是在社会中不断流动转移的，所以不必担心富人拥有一些房屋，这个问题不大。

　　问题是穷人怎么办？如果社会在发展进程中，房价越来越高，穷人就会越来越买不起，结果就是富人更加富，穷人更加穷！所以给城市穷人提供廉租房只是一种应急手段，各城市应该加大经济房的建设，保证更多的人拥有自己的房屋，房价上涨的同时，穷人们也能从中受益。这才会使最广大人民从社会发展中受益，才会让全社会共享发展成果。

　　现在许多城市通过政府强迁，来不断提高房价的方法是错误的，这种方法虽然提高了税收，却使穷人更加贫穷，被迫到效区买房，甚至无力再买房，原来生活在好地段的穷人，被政府变相剥夺了未来的财产——即房屋未来的升值。中国大多数城市，应该努力提高人口城市化程度，扩大城市面积，毕竟象北京/上海这样过于大的城市，并没有几个。如果地方政府只是在狭小的面积上，通过不断地强迁来增加税收，不仅民怨沸腾，而且没有战略眼光，对城市未来发展不利。这主要是每届政府只顾眼前利益，忙于自己的政绩的关系。

　　在媒体上看到一则消息，好象是济南吧，规定拆迁时，原来的房主可以回来，得到相同的房屋面积，超过部分以市场价格的三分之二购买，门头房也是如此，这个方法应该是比较好的措施。政府官员不能和资本家勾结在一起，敲诈市民的权益。如果中国要建立"市民社会"，应该是一个比较好的政治局面，大中城市里的人们，素质比较高，因为见多识广，从而头脑冷静、理智，政治民主的进程在城市中容易发展起来，事实也证实如此。所以在城市建设中，地方政府要善待自己的市民。而不是想方设法诈取他们的利益。

　　那么又面临一个新问题。城市房价过低，没有真实反映土地的实际价值，如果用十几万就买了一套几十万元的房屋，国家利益就受到损失。什么是国家？马哲里面好象讲过：国家是为人民服务的工具。如果国家的利益与人民的利益是相矛盾的，那么人民要这个国家干什么呢？！国家的发展建立在人民的努力奋斗中，民富才能国强，而绝不是国富民强；象前苏联那样国家强大，而人民却缺衣少食，买什么都要排队，这样的国家命运不长久。当人民通过自己的努力，让自己的国家强大起来时，国家应该保障人民享受这种强大带来的实惠。

　　如果中国的城市家庭，在购买了产权房后，地方政府可以随意找借口剥夺，那么又何必买产权呢？国家宪法中的私有财产不可侵犯，就是一句空话了。此例一开，后果严重。城市建设未必与市民利益相矛盾，主要看城市领导者们的思维和态度。当随着土地价值的真实体现，市民家庭购买的房屋升值后，那么城市贫民们也享受到了改革开放的巨大成果。他们从拥有十几万元的房屋，到成为拥有几十万元房屋的主人，他们内心将充满成就感，由衷赞美中国的经济建设，从某个角度看，城市贫民们也不再是贫民，无形中成为真正的城市有产者，那么他们的生活态度和政治思维，应该会出现一个提升。

　　大连市西岗区公安分局治安大队   李扬

宕子:完美的中国根本不需要诺贝尔奖

　　每年的诺贝尔奖公布之日，总是国人的伤心之时，并且总会在国内各大媒体上和国人的心里激起阵阵喧哗与骚动。这种喧哗与骚动往往是非理性的，混和着羡慕、抱怨、嫉妒、愤怒等等复杂的感情。

　　国人总是将中国拿不到诺奖归因于外在的某种原因，或者质疑评奖的公平性与公正性，认为诺奖评委对中国有偏见，评奖过程受西方政治势力的操控，或者干脆声明本国的某某人完成有实力获得诺贝尔奖……。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却很少有清醒而理性的自我反思。别的不说，就拿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来说吧，国人就对赫塔·米勒为什么能获奖提出了质疑，说她只是德国文学中的"局外人"，在欧洲文学圈子里只能算得上是"业余作家"，平时还需要打工，之所以获奖是由于所谓的"跨文化另类癖"。在如此这般地贬低作为外国人的获奖者的同时，国人也不忘抬高自己，如郑渊洁就在自己的博文里"预言"——《狼图腾》作者获诺贝尔奖只是时间问题；此外，像往年一样，津津乐道于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高锟的"华人"身份，也是国人�
��行心灵"自慰"或"意淫"的惯用伎俩。

　　然而，建国以来，国人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方面所成就的究竟有哪一桩哪一件足以与诺奖获得者的成果并驾齐驱呢？有哪一位中国作家的作品足以立足于世界文学之林，和世界上第一流作家的作品相媲美而毫不逊色呢？没有，绝对没有。如果诺贝尔奖的评委真的将任何一个门类的奖项颁发给国人，那才是最大的不公平和不公正，是对诺贝尔奖的侮辱，也是世界自然科学界与社会科学界的奇耻大辱——因为中国人根本没有资格也不配得到这一奖项。

　　除诺贝尔和平奖外，诺贝尔奖最看重的是具有独创性和原创性的思想与成果——这恰恰是国人最缺乏的。只要是在中国的教育体制和社会环境中成长起来的科学家与文学家，恐怕没有一个能抵挡住这种严酷的外部环境对他或她的想像力和创造性日积月累的侵蚀和摧残，因为中国的教育体制和社会环境做得最成功的一件事就是——从儿童出生那一天起，就以种种"为了……好"的崇高理由缚住他们的手脚和思想，等到他们长大成人，还具有独立思想的能力和丰富的想像力的人早已是凤毛麟角，所剩无几了。

　　中国的儿童打生下来那一天起，其未来的大部分事务就早已被预定了，即由成人世界给我们安排妥当了——儿童生活于其中的家庭、学校、社会不但"包办"了他们的衣食住行，更"包办"了他们的思想——面对已遭遇、将遭遇、未遭遇的各种问题，他们很少需要自己直接去面对，自己动脑筋去解决，只需要按照成人世界预先的安排被动地应对就行了；此外，成人世界还为他们预备了"放之四海皆准"的永恒的且唯一正确的真理，他们的任务就是被动地接受这种真理，并把它一代一代地传递下去。

　　虽然这一对于成长中的一代人近乎全面的从物质到思想的"包办"剥夺了国人的创造性，但却使中国社会进化成了一个人人向往的"完美社会"。尽管诺贝尔的光环可能永远不会照临到我们的头上，但我们的人民却像栏里吃得肚满肠肥的猪一样，个个幸福安康。

　　不管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的进步，其终极目的无非就是为了人类的幸福和生活品质的提高——既然我们中国的社会已经是非常非常完美了，我们中国人已经生活得很幸福了，我们还需要诺贝尔奖来锦上添花吗？何况，中国的政府不是世界上最富有的政府吗？我们完全可以自己设置N个在奖金的量上远远超过诺奖的奖项自己发给自己。让外国人去争什么劳什子诺贝尔奖吧！完美的中国根本不需要诺贝尔奖。

　　来源：新华网

张凯:为什么会有不明真相的群众

　　前几天，路过昌平党委，党委门前停放着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太，老太太躺在一个木板上，显然，这是一种表达抗议或上访的举措。因为那天吃饱了撑着没事干，就想去问个一二。刚走近，就被门前的两个保安拦住：怒喝道，闪开，这又不是什么好事。我还没来的及回应，旁边的警察走过来就推我。呵斥着："别围观"

　　这警察一推，我没好气了。说："你为什么推我"。

　　警察又怒喝："不许围观，闪开点。"

　　我不解的说："我只是站在政府机关的门前，哪条法律禁止了，政府是人民的政府，难道门前都不能站吗？"

　　这警察忽然怒目圆睁，呆呆的看了我一分钟。然后忽然说："我是说后面有车，你别站在这。"

　　我回应说："如果有车，我自己会让，就算管也是交警管，你有权管吗？"

　　这时，后面的有个穿便服的人上来就骂："你有病"

　　看着他们那一副凶神恶煞的样子，我还是让开了。

　　昨天，在东长安街上，路边有几个老头老太太拿着几个A4大的牌子，放在路边，上面大概是行政诉状之类，我又吃饱了撑着没事干，和这几个老人攀谈，想了解一下他们的情况。刚开始说话，旁边的一个带红袖箍的妇女走过来，又推了推我的肩，说：你是谁啊？你认识他们吗？我说：这跟你有什么关系？我们在说话。忽然才发现，已经有好几个带红袖箍的站在我旁边，盯着我，一时生畏，只好走开了。

　　在这里，我不想谈什么公民的知情权的问题，只是忽然想起 官方媒体在瓮安事件的时候，称群众不明真相；邓玉娇事件的时候，又称群众不明真相；之后是石首事件，群众还是不明真相。看上去，中国群众就是一群什么都不懂的猪，素质怎么那么差呢？   总是不明真相。

　　当我怀着最大的信任去希望明白真相的时候，却遭到上面的待遇。

　　张凯律师心灵对白 http://blog.sina.com.cn/lawyerkai

发表评论请点下面原文链接 : http://www.china-week.com/html/5326.htm

萧瀚:诺贝尔和平奖应该颁给金正日

　　没想到挪威诺奖委员会这么阿谀，把和平奖颁给一个刚刚上台9个月的美国总统。

　　这马屁拍得真叫人齿冷——难道那些为人权工作艰苦奋斗了多年的人，难道那些在监狱里反抗本国专制政府多年的人权英雄们，难道那些因自己或他人子女被本国政府枪杀而坚持保护真相、调查真相的父母们，会比奥巴马更没有资格获奖吗？

　　我很喜欢奥巴马的个人魅力，也喜欢他的政治观点，但是无论是不是作秀，对于政治家不必过于看重他们说了什么，而要看他们说的话有多少真实现了——应当以责任伦理来要求政治家而不是信念伦理，要比说漂亮话，谁能比得了毛泽东，可是他的政治行动给中国带来了什么？

　　也许奥巴马确实能给世界带来更多的和平，也许奥巴马还能给世界带来更多，但是目前还没看到他到底带给世界什么，因为时间太短了，我甚至也愿意相信奥巴马的美国一定能给世界带来新的希望，但现在还不到颁给他如此崇高奖项的时候。

　　当奥巴马获知自己得奖之后，连说"惭愧"，这是一个正常人、一个正常的国家元首应有的反应。

　　颁奖犹如司法，其权威的确立不是因其权威本身，而是因其公正不偏私，不阿谀，对于现任的大国元首，一般而言，像诺奖这样的奖项应该尽可能严格甚至尽可能回避。当人们看到当今世界上最有权势国家的现任总统与马丁.路德.金、史怀泽、曼德拉、特丽莎修女、昂山素姬这些名字排列在一起的时候，难道不会感到反差实在太大了吗？刻薄一点说，如果要制造这样的反差效果，让金正日获奖岂不效果更显着？

　　——"表彰他因至今尚未向周边国家发射核导弹，而为保持世界原状做出的努力。"

　　2009年10月10日於追远堂

冰启:对诺奖的怅然若失从何而来？

　　2009年诺贝尔奖的颁奖序幕即将拉开，我国舆论又进入"诺奖时间"。早在诺奖揭晓前，有机构预测了一大串可能获奖者的名单，其中仍然没有中国人的身影。这令不少国人怅然若失。

　　我不知道这种"怅然若失"从何而来。在我看来，诺奖之于今日中国学术研究现状，恰如北大之于一名考试成绩很一般的考生。但有的人不愿意这么看，总认为我们离诺奖只有"一步之遥"，甚至觉得，对于我们的学术研究来说，就缺"诺奖"了，如果获得诺奖，中国的科学研究就将迈进世界最前列在前不久举行的国庆60周年成果发布会上，教育部副部长郝平就明确指出，目前中国高校科研能力世界第五，其依据是自2004年以来，我国科技论文数一直排在世界第五位。根据这样的 "科研实力"，问鼎诺奖，那还不是容易的事么？

　　可惜，论文数并不能代表科研能力。若按照论文数评价指标，2002年诺贝尔医学奖得主苏尔斯顿非但不可能获得诺奖，因为这位老兄在近40年的科学生涯中，只发表了30多篇论文，平均一年只有0.75篇。200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格罗斯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曾谈到，他有一位同样获得诺贝尔奖的同事，当他们很年轻时就在一起工作。从那时起直到这位同事获得诺贝尔奖，10年里他只写了两篇论文。这两位仁兄，在中国高校休想评教授，而极有可能因考核不合格被扫地出门。

　　但在中国，却把发表论文数量作为科研能力的评价方式，这已经造成严重的"学术泡沫"与"学术垃圾"问题。虽然如此，我们仍然在课题申报、成果报奖，还是职称评审、教师考核，以及大学排名、学校评估中，把论文数量作为不可动摇的重要指标。在教育、科技管理部门与学校领导眼中，论文毫无疑问是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办学成果体现，这实在是件悲哀的事情。

　　事实上，在我国目前的科研制度与科研环境中，如果某个国内学者，获得了诺贝尔奖，那绝对是"撞大运"的偶然事件，而非人才辈出的必然结果诺奖奖励个人，也完全有可能有这样的偶然但是，这偶然的结果，则有可能"一俊遮百丑"，成为进一步牢固当前科研制度的理由，掩盖科研管理、评价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即使有这样的获奖，对中国学术界来说，也不是什么好消息。

　　与其每年对根本没有希望的获奖落空"怅然若失"，还不如正视学术研究现状，认真反思教育环境与学术环境，是否有利于创新人才的成长以及有价值的学术研究问世。只有培育有希望的土壤，才能生长出希望来。

　　来源：珠江晚报

萧瀚:诺贝尔和平奖应该颁给金正日

　　没想到挪威诺奖委员会这么阿谀，把和平奖颁给一个刚刚上台9个月的美国总统。

　　这马屁拍得真叫人齿冷——难道那些为人权工作艰苦奋斗了多年的人，难道那些在监狱里反抗本国专制政府多年的人权英雄们，难道那些因自己或他人子女被本国政府枪杀而坚持保护真相、调查真相的父母们，会比奥巴马更没有资格获奖吗？

　　我很喜欢奥巴马的个人魅力，也喜欢他的政治观点，但是无论是不是作秀，对于政治家不必过于看重他们说了什么，而要看他们说的话有多少真实现了——应当以责任伦理来要求政治家而不是信念伦理，要比说漂亮话，谁能比得了毛泽东，可是他的政治行动给中国带来了什么？

　　也许奥巴马确实能给世界带来更多的和平，也许奥巴马还能给世界带来更多，但是目前还没看到他到底带给世界什么，因为时间太短了，我甚至也愿意相信奥巴马的美国一定能给世界带来新的希望，但现在还不到颁给他如此崇高奖项的时候。

　　当奥巴马获知自己得奖之后，连说"惭愧"，这是一个正常人、一个正常的国家元首应有的反应。

　　颁奖犹如司法，其权威的确立不是因其权威本身，而是因其公正不偏私，不阿谀，对于现任的大国元首，一般而言，像诺奖这样的奖项应该尽可能严格甚至尽可能回避。当人们看到当今世界上最有权势国家的现任总统与马丁.路德.金、史怀泽、曼德拉、特丽莎修女、昂山素姬这些名字排列在一起的时候，难道不会感到反差实在太大了吗？刻薄一点说，如果要制造这样的反差效果，让金正日获奖岂不效果更显着？

　　——"表彰他因至今尚未向周边国家发射核导弹，而为保持世界原状做出的努力。"

　　2009年10月10日於追远堂

林云海:今届诺贝尔和平奖是个天大的笑话

　　奥巴马同志才当几天总统啊，就说他这位美国总统"竭力推动一个无核化、无核武的世界，以及在全球推动民主和关注人权"，"努力带领美国遏止暖化问题，同时推动对话、斡旋和讨论以解决各国的分歧"，将"更美好未来的希望"带给了世界，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就那么有信心他的"美好未来"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焉知他不会是张伯伦同志第二？如果奥巴马同志领奖没多久，就象张伯伦同志一样名誉扫地，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的颜面何存啊？

　　要给奥巴马同志发奖，为什么不可以等他第一届任期满了之后再作考虑？难道全世界配拿和平奖的人就这么稀缺，以致要拿奥巴马同志这个未知数来充数？事实上，有资格拿和平奖的人多的是，别的不说，就说各国元首吧，许多国家的元首多年来一直坚守一不输出革命，二不输出饥饿和贫困，三不去折腾别国的原则立场，他们这些老鸟为世界和平作出的实实在在的贡献难道就比不上奥巴马同志这只新鸟耍几天嘴皮子？

　　只有一种可能，就是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的人是奥巴马同志的狂热信徒，在他们眼里，奥巴马同志就象神一样，说的话就是金科玉律，做什么梦都一定会成真。呜呼哀哉，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怎么让一群搞个人崇拜的渎神者混了进去了？

　　2009年10月10日

林云海:对诺贝尔和平奖避如蛇蝎的神奇国度

　　日前诺贝尔基金会评出了诺贝尔奖百余年历史上"最受尊崇"的三位获奖者，其中两位是和平奖得主，马丁·路德·金和特里萨修女，另外一位是物理奖得主爱因斯坦，本身也是位著名的和平主义者，算得上是半个和平奖得主。有史以来的三位"最受尊崇"的获奖者，有两个半是和平奖得主，可见和平奖在诺贝尔奖中份量之重，它承载的人类的希望远比什么物理学奖、化学奖、医学奖、文学奖、经济学奖来得多。

　　有这么一个国度，它对诺贝尔奖的什么物理学奖、化学奖、医学奖、文学奖、经济学奖倒也如饥似渴，跟得奖不沾边时会哀声一片，逢上得奖的外国人跟自己沾亲带故，还会厚着面皮意淫人家拿奖就是自己拿奖。然而，就是这么一个对诺贝尔奖患有严重饥渴症的国度却对诺贝尔奖中份量最重、对人类的意义最大的和平奖避如蛇蝎，一直以来不但以"粗暴干涉内政"的名义对诺贝尔奖委员会施压，不让本国的被提名者有机会得奖，就是真有本国的人得了奖，也绝不承认，对其人斥骂如故，这不是太神奇了吗？

　　一个对诺贝尔和平奖避如蛇蝎的神奇国度，维系它的必是一个自外于人类的统治集团，如果他们的国家有能力拿到物理学奖、化学奖、医学奖、文学奖、经济学奖，那绝非人类的幸事，想当年，纳粹德国的纳粹党徒是何等优秀啊，然而，他们越是优越，越是人类的梦魇，因为他们是人类的敌人！

　　很庆幸，直到今天为止，神奇国度还没有能力在物理学、化学、医学、文学、经济学等五个方面拿奖。神奇国度的一位大师级粉丝歇斯底里地诅咒说：诺贝尔奖是敌对势力的奖品，得奖等于反叛祖国！希望他的诅咒是真的，并且永远有效！

　　2009年10月10日

林云海:祖国万岁，人权几岁？

　　听多了"祖国万岁"，渐渐就生出了疑问：身为人者，最要紧的自然是人权，既说祖国万岁，那这祖国该对人权矢忠不二才是，但事实真是如此吗？

　　如果祖国是指一块土地，那么这块土地显然不是专为人权而设的，铁蹄屠刀，专制暴政，让它更多时候成为人间地狱，成为集中营，成为监狱，而非乐土。

　　如果祖国是指有五千年历史的天朝，那么这靠暴力与谎言推动历史车轮的天朝，对老百姓来说无非就是两个时代：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与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

　　如果祖国是指"人权好五倍"的朝代，说来实在丢人，这里的人权竟然是指"有吃就有人权"，而之所以好五倍，则是因为老百姓保证不会被普世的民主自由"折腾"！

　　如果祖国是指风流人物，不得不说，什么秦皇汉武，什么唐宗宋祖，什么一代天骄，无不是杀人如麻的魔头，还有那些什么爱国英雄，无非就是魔头们的忠实走狗，他们会救护百姓，仅仅因为百姓是主子们的禁脔，什么时候主子们要他们对百姓挥舞屠刀，他们是绝不会手软的！

　　如果祖国是指老百姓，那情形更是不堪入目，一直以来，刀俎余生的老百姓就是一群没有精神信仰，没有道德良心，没有组织意欲，专以苟且偷生为能事，到了最危险的时刻就会人食人，甚至易子而食的屁民，还要万岁下去吗？

　　最后我得出结论，不管祖国是指什么，但凡"祖国万岁"喊得震天价响的时候，就必定是人权被挤迫得没有容身之地的时候！

　　2009年10月7日

佘开晓:“唱红除黑”，能否走出反腐困局？

　　今年是建国60周年，去年写过一篇文章《对中国未来局势之剖析》，详细对中国局势如何变轨的论述。特别是中国处在十字路口，如何向左转，还是向右转的问题？有一定迷糊。在今年的局势看来，中国向左转的势头特别大，从《08宪章》起草者刘大侠被抓，和目前"抬神镇鬼"式的"唱红除黑"活动中，已经看出端疑。

　　对这次重庆重拳出击，进行一次反黑活动。此活动震惊朝野，并引来全国人民一次叫好声。重庆书记薄熙来，还有人把他推为"薄青天"的美誉。在人气的推动下，他所推崇的红歌已经唱遍全国大地。一场"抬神镇鬼"活动，已经轰轰烈烈展开。在表面看来，中国腐败现象有所收敛，黑恶势力得到遏制，在红歌的鼓舞下，中国的形势一片大好。

　　这都是全中国人民在意淫，在一个法制健全的国度，用一种政治层面去解决法律问题，有效果吗？中国一向很少有人从制度层面来思考问题，总想寄希望出包公、海瑞式人物。温总理在一次与网民交流中，明确谈到有一个好总理，不如有一个好制度。

　　中国反腐败，也不是现在开始提出来，从蒋介石到毛泽东，从邓小平到胡锦涛；哪一个不是把反腐败挂到嘴边。48年，蒋经国在上海"打老虎"，动作不能不说不大，而且是中国第一号人物蒋介石的儿子，地位绝对比薄书记显赫，最后也是无功而返。上世纪80年代邓小平也进行几次大规模扫黑活动，不久之后，黑恶势力更加横行；腐败更是以几何级速度在上升。到现在为止，全中国人民已经成为每一个人都是潜在的腐败份子，一旦有适合土壤，绝对会发芽。因此，腐败也是成了人们习以为常的现象了，已经到了法不责任的境界。

　　这种在政治层面解决的腐败份子，面对我们大众，都是没有公开的司法程序。从陈希同到陈良玉，我们只知道结果。这个结果套在中国任何官员，几乎都适合。这就中国为什么在审判这些腐败份子，不敢公开的原因。相反的，新闻对台湾阿扁案子，总是不厌其烦地报道，台湾民主的乱象及民主所产生腐败，在公众面前已经一目了然。

　　一个不愿从法制去解决腐败问题，留给人的后患是无穷的，这给政治人物成为斗争武器，我们既见证了国家主席刘少奇的死，也见证了第二代领导者邓小平三起三落；既见证毛神之妻和之侄的审判，也见证了总书记赴紫阳的下台。这一切在历史不能成会定案并且服众，只能是成者为王，败者为寇。面对21世纪的现代文明，我不知道中国人民还热衷于搞这一套。今天，被重庆扫下黑恶势力，以前也有些是扫黑英雄，在一个不推崇宪法治国的国度，这都不是奇怪现象。有谁敢保证，薄熙来没有腐败行为，有谁证明他的品质与陈希同和陈良玉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如果哪一天薄熙来不当重庆市委书记，那么后任的书记能否象薄书记一样铁面无私？必定中国几千年来，只出了一个包公，一个海瑞，再算薄熙来，也就三个。中国的腐败，靠几千年�
��一个薄公子，能扫得清吗？谁能回答我！

许允仁:共和国还没有建成

　　——国庆60周年感思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的盛大典礼，正处在紧张的最后彩排之中。各个军种的年轻军人、北京各高校的学生，被集结起来，天天在烈日之下迈着整齐划一的正步，他们正在准备着显示党的强大无敌的阅兵式和显示人民热烈拥护政府的群众游行；百位明星参演的《建国大业》已在全国的影院火爆推出；为了让全国国民分享这一庆典的快乐，他们将会有一个史上最长的国庆假期。

　　和以往惯常的做法一样，党在全力营造一个辉煌和欢乐的庆典的同时，必然会用强力清除一切可能妨碍欢乐气氛的杂音：大量的访民被强制遣返或送进了拘留所；异议人士有的被逐出京城，有的被软禁在家中，其中最活跃和最有影响力的已被事先请进监狱；所有发出跟这辉煌欢乐的主旋律不和谐的噪音的网站和博客都已被关闭；连多年来一直残留着的"翻墙"通向海外网站的信息小道，也被成功地加以封锁。

　　党用其无所不能的权力之手，控制住了社会中一切不安定的因素，清除了最细微的不和谐的杂音，成功地筹划了一个，海外媒体所戏称的，人类有史以来最盛大的生日派对。

　　作者作为这个国家的一员，和绝大多数的国民一样。一边看着群星闪烁的影片；一边吃着香甜得发腻的月饼；一边感染着各个媒体中传出来的喧闹；一边想着即将到来的长假。思念国家的感情和思乡思亲的感情开始模糊地混和在一起，作者觉得自己的情感已渐渐地开始融合到一片节庆的喜气中去。

　　然而，正在这时，灵魂深处却突兀地冒出一个声音：所有这些喜气洋洋地庆祝"共和国"60岁生日的人，是不是知道这个国家其实还不是真正属于他们的共和国；所有那些拍摄和观看《建国大业》的人，是不是知道建造共和国的大业还没有完成？[1]

　　由于这个声音妨碍我享受节日的喜庆，我竭力想将它压制下去，然而，它却反而变得越来越响亮，最终完全占据了我的整个心灵。它使我相信，在这建国60周年之际，真正激动人心和富有价值的事情，不是那威武雄壮的阅兵式，不是欢腾热闹的群众游行，不是在充斥电视的内战片中，观赏中国人自相残杀的机智和勇猛，而是，尝试着向生活在这个国家中的每一个国民，揭示这么一个发人深省的事实：60年来，尽管人们曾经怀有美好的梦想，并为之付出了惨痛的牺牲，但一个真正的共和国还依然没有建成。

　　这一事实，被党用一片人工制作出来的集体欢乐的海洋遮蔽着，但是，它却又从党制作欢乐所动用的那些手段中，明白无误地被彰显出来……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党国而不是共和国

　　我们之所以说，13亿中国人民生活其中，已经续存了60年的这个国家，是一个党国，而不是共和国，是基于现代政治学对"共和国"以及"党国"的精确定义。

　　汉语中"共和国"一词来自于对英语"republic"的翻译，它在词源学上又可追溯到拉丁语"res publica"，它的字面含义是"共同的产业"。英语国家还经常用另一个词"commonwealth"来指称"共和国"，它字面意思是"共同的财产"。此外，英语"republic "，除了指共和国和共和政体外，还被用来指称所有"其全部成员都享有平等权利的共同体"。

　　现代政治学则进一步将民有（of the people）、民治（by the people）和民享（for the people）作为衡量一个共和国缺一不可的条件。一个共和国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是一项财产，这项财产必须平等地归这个国家的全体公民所共有；共和国必须从基本制度上，保证公民对国家的统治；共和国必须完全是为了平等地保护全体公民的权利免受伤害的目的而存在。

　　而党国则正好相反，它是党所拥有的财产；由党实行一元化的统治；并且完全是为了实现党的目的而存在。

　　下面我们将从它是谁的财产；由谁统治；为谁而存在三个维度，来分析论证，我们生存其中的这个国家，是一个徒具共和国伪形的彻头彻尾的党国。

　　1、"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党拥有的财产而不是全体公民的财产

　　在一个共和国的产权关系中，公民的私有财产在逻辑上是第一位的，只是出于保护私有财产的目的，他们才出资设立了国家这份共有的产业，因此，共和国在制度设置上，通过保证公民能够控制税收和财政支出，从而决定着这份共有产业的份额的大小和用途。

　　而我们生存其中的这个国家，本质上是执政党拥有的一份产业。这种产权归属上的不同，首先是由共和国和党国在建立方式上的不同造成的。共和国在逻辑上说，是由拥有私人财产的公民通过契约建立起来的；而党国则是党用自己拥有的军队，暴力征服了所有政治上的敌人之后建立起来。[2]

　　60年来，一直有一种说法，叫党打下了自己的红色江山。什么是江山呢？在传统政治中，说一个王朝打下了江山，就是说它对一个国家中的全体人民的生命和财产，拥有了不受任何约束的绝对支配权。因此，在党打下江山之后，那么，不要说它自己亲手建立起来的国家，包括这个国家中的全体人民的生命和财产，本质上都已完全归党所有。

　　毛泽东时代的30年，就是党不受任何约束地，按照自己的浪漫理想，挥霍和滥用自己财产（不仅仅是自己掌控的国家，还包括全体人民的生命和财富）的30年。改革开放后，对国民私有财产的尊重增加了，但是，目前一个中国国民的私有财产所受的保护，从本质上说，并没有比一个封建王朝中的臣民更多些。他的财产可以免受其他国民的伤害，却无法免受党权的伤害。在这个国家怎样收钱和花钱的问题上，党依然有着不受任何制衡的独裁权力，这种权力和3百年前的一个英国国王相比要大得多。

　　另外，我们看到，党不断地强调作为国家基石的军队，完全地归党所有，听党指挥，而这次的阅兵式，则是对这一观念的再次强调和宣示。这一切都说明了这个国家本质上完全归党所有。

　　2、"中华人民共和国"由党全权统治而不是由公民统治

　　这个国家由党不受任何制衡地实行一元化的统治，这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党组织从上到下，遍布各个地区、行业和单位，不仅仅直接控制着整个国家，而且，控制着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党全权制定法律、任命官员、确定政策、决定国家的税收和支出。人大和政协只是党设立的议事机构，并不具有任何制衡党的权力，尽管如此，党依然在里面建立了自己的组织，以保证对它们的绝对统治。

　　在共和国中，民治这一理念，主要是通过公民的选票来实现的。而在我们这个国家中，不管是在官员的任命，还是国家的其他重大事务中，公民的选票从来没有起过任何作用。

　　确实，在这个国家中，公民和公民代表有时候也被要求投票，但这是为了对党已经做出的人事任命或立法决定加以追认，以增加其合法性。这样的投票最后总是百分百地通过党的决议，从来没有出过任何意外。所以，投票这一政治行为，在党国中和在共和国中，有着完全不同的意义，在共和国中，它是公民独立的政治意志的体现，而在党国中，它则是党员和积极分子对党的指令的机械服从。

　　党国这架机器在制度设置上，就是要确保它在每个细节上都百分百地按照党的意志运作，任何一种公民的独立的政治意志，对它来说，都是一种异己和危险的因素，因此，总是成功地被这架机器所屏蔽，最后，对国家的运作起不了任何作用。

　　3、"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为了实现党的目标而不是保护公民的权利而存在

　　由于这个国家归党所有，由党统治，所以，合乎逻辑地它只可能是为了实现党的目标而存在。处在历史的长河之中，党自身的目标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它可能时而狂热而不切实际，时而现实却自私不公，但不管党的目标是什么，它都可以轻松地开动国家机器，驱使全体人民用自己的生命和财产来实现自己的目标，而公民们却完全无法利用这架国家机器来保护自己的权利免受党权的伤害。

　　在毛泽东时代，为了实现党提出的建立纯粹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目标，这架暴力机器夺走了所有人的私人资产和无数人的生命，它可以驱使亿万人民在饥饿的状态下兴修水利、大炼钢铁，最后酿成饿死数千万人的悲剧。而在改革开放时期，则到处都是强制拆迁、强制征地。党可以一方面让上千万职工下岗，而不承担社会保障的责任，另一方面，则将社会福利按权力的大小，在各级官员之间分配。（而在一个共和国中，人们可以在市场中赚取不等的私人财富，但国家向公民发放的社会保障则必须是平等的，若要有所不等的话，也只能向穷人倾斜。）

　　我们看到，党轻而易举地就可以用国家机器取走公民的财产，公民却无法靠它保住自己的财产不被党夺走；党可以轻而易举地用国家剥夺和限制公民结社自由、言论自由等权利，公民却无法用国家保护自己的这些权利免受党的伤害；党可以轻而易举地用国家来改造公民的思想，强制公民接受自己的价值信念，公民则完全无法用国家来保护自己内在的良知自由免受党的强制……

　　上述的这一切，说明了这个国家完全是一个党有、党治和党享的党国，而不是民有、民治和民享的共和国，相反，党通过国家使全体国民都变成了党可以任意支配的财产。

　　二、党国现象的历史溯源

　　近代以来，中国人的政治理想始终是建立一个共和国，然而，为什么经过100多年的奋斗和牺牲，最终却建成了一个党国？

　　这是当代中国的政治学家、政治哲学家，以及所有关心政治文明建设的人都无法逃避的问题，在对这个问题的诚恳和真实的思考中，蕴含着未来党国向共和国转型的现实道路。

　　1、"党国"的出现源于"民国"的失败

　　党国是现代政治史上出现的一种政治现象，它并非中国所独有。我们看到，所有的共产党国家最后都成了党国，希特勒的纳粹德国也是一个党国。中国现代史上的第一个党国，不是共产党的党国，而是国民党的党国。这个党国的出现源于民国初年，建设一个共和国的努力的失败。[3]

　　20世纪初，推翻满清帝国，建立中华民国后，中国社会的政治秩序出现了全面崩溃。中央政府失去了政治权威，失去了垄断全社会的军队、警察等暴力工具，让它们按照国家制定的统一规则运作的能力。最后，全社会的暴力流散到各地的军阀和帮会手中，长年的战争和动乱，使人民处在巨大的痛苦之中。

　　在革命之前，满清统治下的政治秩序已处在极度衰朽之中，革命本来是想用共和政体下的新的政治秩序来替代异族统治的专制君主制下的旧秩序。但在实际进行中，革命的破坏力很强而建设力不足，它在轻松推倒旧的政治权威之后，却无力建立起有效的新权威。

　　这样一来，这场产生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的政治革命，看起来反而变得像是传统政治治乱交替的循环中，由治至乱的那个环节，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才能重新恢复政治秩序。

　　在古代政治治乱更替的永恒循环中，也自有它由乱至治，重新修复秩序的自发的逻辑。这个逻辑就是拥有暴力的各个武装集团开始逐鹿中原，由那个最后的胜利者，重新垄断暴力，构建新的政治秩序。

　　在革命使旧秩序崩溃之后，这个逻辑自发地就开始发生作用了。不过，在这场中国现代政治史上的逐鹿游戏中，出现了一些新的因素，那就是参加逐鹿的，除了传统的打江山的武装集团之外，还出现了新的竞争者，那就是拥有自己军队的极权主义政党。正是由于这样的新型竞争者的出现，传统的竞争者有了一个新的名字，被称作军阀。

　　和传统的武装集团相比，新型的竞争者显示出了强大得多的战斗力。江山先是被国民党夺得，最后，又在国共这二个新型的逐鹿者之间展开决战。共产党成为这场延续30多年的逐鹿游戏的最终胜利者。

　　2、极权主义政党是传统的打江山的武装集团和现代议会政党的混合物

　　要探究什么是党国？关键是理解构建了党国的极权主义政党的本质。我们看到，在政治文明发展得最早、最具有原生性的那些国家，像英国、美国，在它们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极权主义政党这样的政治巨兽。在它们那儿，政党是从议会中孵化出来的，而不是从打天下的战争中生长出来的。也就是说，在政党诞生之前，一个按照一定的规则运作，权力有限和将保护公民的权利作为自己目的的国家已经存在了，只是为了使这个国家运作得更好，才出现了对政党的需要。因此，议会政党只是在既定的宪政国家的运作规则下，追求和操作权力，而从来没有极权主义政党那种无法无天、开天辟地的雄伟气概，因为，在它们诞生之前天地和规则已经有了。

　　而极权主义政党，从它在中国现代政治史上诞生的逻辑来看，它是传统的打天下的武装集团和现代议会政党的某种奇异的结合物。传统的打天下的武装集团，从春秋战国开始，在中国二千多年的绝对君主制下的古代政治史上，可谓屡见不鲜。它是由一群武将、文臣、谋士，以及由他们率领的军队组成的，这些人全部团结在一个核心周围，这个核心就是未来准备君临天下的候补君主，这个集团完全是为了打江山，这一危险但又一本万利的政治大业而集结起来。参与者被承诺，假如打江山的事业成功了，他将会被根据打江山时的付出和功绩来发给酬赏。[4]

　　2000多年间，每当政治秩序崩溃，这样的集团就会自动出现，成为中国传统政治秩序循环演变中的一种机制。打江山的游戏是按照这样的规则进行的，（江山从字面意思上看是土地，实质上是指一块土地上的所有人的生命和财产，）打江山的集团，对它打下的这片土地上的人民的生命和财产拥有绝对的支配权，而集团的核心则又对集团的所有成员的生命与财产拥有绝对的支配权。因此，每一次打江山的胜利，都是一次绝对的开天辟地的过程，所有已往的政治规则都被其扫进历史的垃圾堆，胜利的集团可以依凭手中拥有的暴力，随心所欲地从头确定新规则。

　　极权主义政党从它拥有自己的军队，用暴力夺取政权，认为自己拥有对江山的绝对支配权，以及从头开辟新天地等特征都是和传统的打江山的武装集团一样的，但是，它又从现代议会政党中汲取了新的元素。现代议会政党本质上是一群拥有平等权利的人为了某种相同政治理念自由地结合起来的政治共同体。极权主义政党从现代议会政党中汲取的核心元素有二点：一是拥有一个主义，即政党高举一个超越特殊利益，拥有普遍性的政治理想[5]；二是形式上，它将所有入党者看作是分享同一主义的权利平等的同志。依凭这二点极权主义政党拥有了比传统军阀大得多的社会感召力和动员能力。

　　但是，极权主义政党在组织上，除了吸取了议会政党权利平等者构成的共同体这个原则之外，却摒弃了后者的进出自由、结构松散等特征。它从传统的帮会的组织方式中，汲取了组织对成员进行绝对控制的元素；又从现代企业的组织方式中，汲取了构成一个有效率的下级绝对服从上级的威权式大型科层组织的元素。这些元素综合起来，也就是所谓的列宁主义的建党原则。

　　极权主义政党就是这样一头，为了打江山的目的，在组织技术上汲取了大量现代性元素之后，形成的政治巨兽。它是传统的打江山的武装集团、现代政党、传统的黑帮组织和巨型现代企业的奇异的混合物。

　　3、从国民党的党国到共产党的党国

　　国民党一开始是模仿英美议会政党的方式组织起来的，但是，在民国初年军阀混战的情势下，四处碰壁的孙中山，在饱受刺激之后，终于下决心按照极权主义的原则重造国民党，使软弱的国民党重新恢复力量。他的操作方法是：一是重造党的意识形态，提出一个具有号召力的宏大主义[6]；二是建立党军；三是强化领袖和组织对党员的人身控制。

　　不过，孙中山将国民党改造成一个极权主义政党时，依然清醒地认识到这么做所包含的悖论。一方面国民党的主义中，在政治上真正打动人心的是要重造一个真正属于人民的共和国[7] ；另一方面，在国民党拥有军队和用暴力打下政权后，势必导致党的独裁和对整个国家的占有。为了解决这一悖论，孙中山设计了军政、训政、宪政，这建设一个真正的共和国的三部曲。明确提出在宪政时期，国民党应还政于民。

　　也就是说，孙中山在一个乱世中，为了要重建共和秩序，不得不将国民党武装化的同时，也深刻地认识到，一党依凭拥有暴力来进行政治独裁，违反了共和的基本精神和原则，是对公民的权利的剥夺，是一种政治上僭越，是一种在乱世采取的权宜之计。当然，在他看来，这同时又是最终能达到共和秩序不得不经过的必由之路。

　　在蒋介石统治大陆时期，乱世始终没有结束，军政、训政一直没有过渡到宪政。孙中山设计的建设一个共和国的方略，落实到现实中就变成了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党国。就如共产党所批评的那样，不管是国家的政治权力，还是大部分的社会资源都被垄断在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一个小集团的手中。

　　因此，共产党认定，国民党建立的根本不是一个共和国，而是蒋家王朝，必须由它用暴力彻底砸烂，来重建一个真正的人民共和国。

　　由于以彻底平等的进激的社会改革理念为号召，加上比国民党更为严密的领袖和组织对加入者的绝对控制。在一个大多数人陷入贫困和破产的乱世中，共产党显示出了比国民党更强的战斗力。以上千万人的生命为代价[8]，共产党终于用自己的党国替代了国民党的党国。

　　三、60年，谁的辉煌，谁的胜利？

　　共产党通过建立自己的党国，终于做到了国民党一直想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垄断全社会的暴力工具，终结延续了几十年的战乱。传统政治的治乱循环的逻辑继续发挥着其难以抗拒的威力。在乱世，人们饱受战乱之苦，现在，在治世，则要开始承受专制权力之苦。

　　经受长期的贫弱战乱之苦以后，中国的现代政治精英们短视地将党国，即按黑手党般严酷的纪律组织起来的极权政党和这个政党对全体人民的生命和财产不受约束的支配权，当作治疗乱世，重建政治秩序的特效药，现在，理所当然地，全体中国人都要来承受这剂猛药的负作用。

　　2000多年的中国专制政治的历史告诉我们，那些打下江山的武装集团，最后建立起来的专制政权，给人民带来的苦难并不是相同的。统治集团越是具有教养，越是自觉地认识到自己手中权力的危险性和人民承受这种权力的苦难性，越是能够克服自我来服从在长期政治实践中形成的限制权力的文明规则，它给人民带来的苦难就越少（如贞观之治和文景之治）；相反，统治者越是愚妄无知地认为自己开辟的是从零开始的新天地，越是肆无忌惮地为了自己狂热的梦想，极度拓展和无限使用手中的专制权力，人民就越是要遭受涂炭之苦。（自认为开辟新纪元的嬴政提供了这样的暴政的典型。）

　　由于以下的原因：

　　A、共产主义革命确实带来了一些当时中国社会中前所未有的平等性的因素；

　　B、共产党奉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对现代政治文明和经济文明的基本规则，采取了充满怨恨和根本否定的态度，同时，马克思愚妄和狂热地将自己看作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新制度和新世界的先知；

　　C、作为革命主体的无产阶级，由于缺乏教养，而难以避免的对文明的仇恨和对文化的虚无主义态度。而马克思主义则将这种态度合法化和神圣化。

　　D、在长期的和严酷的战争环境的锤炼下，吸取了某些现代组织技术构建起来的共产党，不管是其内部纪律的严明性，控制的武装力量的强大性，动员社会资源的能力，还是其领袖集团成员的自负、冷血、精明、强干，都决定了它已成为中国有史以来，所有打江山的武装集团中，最强大、最威猛、最不受任何传统约束的一个。[9]

　　上述这些因素，决定了中国人民将要无可逃避地承受一个有史以来最自负和最强悍的专制权力的最异想天开的折腾，由此产生的深重苦难，连最大的传统暴君嬴政都愧莫能及。[10]

　　下面，我们用共和国的理念：一个由公民统治，并且为了保护公民的权利而存在的政治共同体，来对照共产党所统治的这个现实国家，看一看60年间所发生的这些重大事件，哪些使这个国家离共和国越走越远，哪些则使它跟共和国的理念较为靠近。

　　1、1949–1978：党和毛泽东在剥夺公民权利的斗争中不断取得辉煌的胜利

　　共和国存在的目的，就是对公民的权利进行制度化的保障，共和国的成长也就是保护公民权利的制度的生长。而毛泽东时代的30年，一言以蔽之，就是共产党为了实现建立在纯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社会的伟大理想，用手中掌握的国家机器，对公民的权利进行史无前例的彻底剥夺的过程。

　　1. 对公民的财产权的剥夺

　　私人财产是个人自由的保障，党高举"共产"的旗帜，对全体公民的财产权进行了彻底的制度化的剥夺。

　　首先，土改暴力剥夺了全国大中土地所有者拥有的土地，同时剥夺了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的生命；

　　对农业的改造剥夺了个体农民的土地，手工业合作化剥夺了手工业者的资本，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剥夺了私人企业主的资本。通过"三大改造"，中国土地上每个公民手中的生产资料被剥夺得一干二净；

　　接下来，通过所谓的"经租房"政策剥夺了全体中国公民的私人房产权；

　　对公民财产权的剥夺，不仅仅体现在对公民拥有的静态财物的剥夺，还表现在对公民的自由交易、自由生产、自由消费的权利的全面剥夺。

　　经过这种对财产权的全面剥夺之后，除了极少数享受特供的高级干部之外，全体中国公民的生活水平30年间始终被党控制在勉强维持劳动力简单再生产的水平上，同时，被驱使从事各种繁重的劳动。

　　（2）对公民的结社自由的权利的剥夺

　　国民党所建的虽然也是一个一党专政的党国，但是，它为各种不同的政党、独立的社会团体、自由的媒体和经济组织的生存，留下了不小的空间。而共产党不仅仅取消了一切独立的政治、社会组织和媒体，而且，通过"三大改造"，彻底消灭了中国社会中一切自由的经济组织。中国人自由结社的权利被史无前例地彻底归零。

　　（3）对公民的表达自由的权利的剥夺

　　由于彻底取消了所有独立的媒体，在共产党的党国中，公民自由表达的权利一开始就从根本上被取消了。特别是经过1957年的"反右"，党对奉命向它提意见的几十万知识分子进行残酷打击后，整个社会变得鸦雀无声。

　　公民的表达自由被剥夺的彻底性，在19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的大饥荒中，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由于"放卫星"和高指标强行征购农民的粮食，由于禁止粮食的自由买卖，禁止公民的自由迁徙，结果在明明仓库里堆满粮食的情况下，发生了饿死3000多万人的大惨案。然而，就在这样惨绝人寰的事件发生期间，全国所有的媒体上全是一片"莺歌燕舞"的颂歌，听不到一丝的杂音。大量地饿死人，是中国以往的朝代中也会发生的事，但是，能够让所有人都将饿死说成是得传染病而死，能够让数亿饥肠辘辘的农民的嘴中，众口一词地发出对导致他们饿死的人民公社制度的热情赞歌，却是惟有毛泽东才能做到的创举。

　　（4）对公民的政治权利的剥夺

　　在毛泽东时代的30年中，国家机关中没有一个官员的任职，没有一项政策的通过是由公民的选票决定的。先是党剥夺了全体公民的政治权利，再是毛泽东通过文化大革命，剥夺了全体党员包括党的高级干部的基本政治权利。党代会毛泽东说开就开，说不开就不开。对从党内第二号人物开始的全体中国人，毛泽东一句话，无须任何理由，就可以生杀予夺。

　　（5）对公民的内在良知自由的剥夺

　　毛泽东和党不仅仅剥夺了全体公民的财产权、结社权和表达权，而且彻底突破个人自由的最后一道防线：公民的内在的思想自由和良知自由的权利。这种剥夺在文革中达到了顶峰。所有的宗教都被消灭了，人们不仅仅被要求成为党的驯服工具，更被要求完全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的头脑，彻底清除头脑中的任何私欲和杂念。通过凭私人信件、日记和私下言论定罪，通过同事之间、师生之间、夫妻之间和父子之间的相互揭发和告密，全体中国人最后的一点内在自由，也被连根铲除了。

　　综上所述，毛泽东时代的30年，先是党发动了全面剥夺公民权利，将全体中国人变为党的财产和工具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党胜得如此辉煌，而每个公民则败得如此彻底；接下来在文革中，毛泽东进一步发动了将党变为他个人的驯服工具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毛泽东取得了辉煌的胜利，而党则凄惨地失败了。所以，这个国家在前17年假如可以称作党国的话，那么，之后的10年它应该被称为毛泽东的国家，因为，这时这个国家的运作已不受任何的法度和规则的约束，全凭毛泽东用他随心所欲的最高指示来驾驭。

　　一种极权权力的伟大和辉煌，必须要通过剥夺它统治下的国民的权利来实现，对国民的权利剥夺得越彻底，它就越强大，反之，国民的权利保留得越多，它的强悍和辉煌也就越是减弱。在上面的分析中，我们看到，毛泽东用"共产"的虚幻理想，用他玩弄于股掌间的"人民共和国"，将几代中国人成功地变成了誓死捍卫他个人的"毛卫兵"。他以抽象的"神圣的人民"的名义，将每一个真实的中国人的财产权，和结社自由、表达自由、良知自由的权利，剥夺的如此干净和彻底，无论秦皇汉武，还是唐宗宋祖，中国几千年历史里数百上千个皇帝中的任何一个，都无法望其项背。

　　在30年的政治博弈中，毛泽东成就了他塑造一个真正的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登峰造极的极权权力的政治工程，成就了自己"千古一帝"的辉煌伟业；而全体中国人民则在不断地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幻觉中，被剥夺得一无所有，最后，沦落成一群穿着同样的衣服，呼着同样的口号，相互噬咬着的蓝蚂蚁。

　　2、1979–2009：公民权利中不妨碍党的政治垄断权的部分开始恢复和生长

　　（1）1979–1989：公民权利全面恢复的10年

　　在1970年代末的思想解放运动中，党做了二件事：一是通过对毛泽东的去神格化，将"中华人民共和国"由毛泽东的国家，重新变为党的国家；二是鉴于过去实践中显露出来的荒谬性，党放弃了建立一个纯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社会的"共产"理想，转而将发展经济作为自己的核心目标。

　　由于毛泽东时代将公民的各项权利剥夺得如此彻底，仅仅作这二项改变，就为公民权利的恢复开辟了不小的空间。从1979至1989的10年，从总体上看，是公民的各项权利：拥有私人财产和私人资本的权利；自由交易和自由生产的权利；自由构建经济组织和某些社会组织的权利；表达自由和对政治问题发表意见的权利；信仰自由的权利；保有个人隐私的权利……全面恢复和生长的时期。

　　在过去的60年中，这10年是中国人在精神上真正感觉到自由和成长的喜悦的10年，也是这个国家向一个属于全体公民的共和国的理念全面靠拢的10年。

　　（2）1989–1992：倒退和徘徊的时期

　　党国体制下，公民权利的成长空间是有限的。特别是公民政治权利的生长和党对政治权力的垄断之间处在直接的冲突之中。所以，在前10年中，党时不时地要通过对自由化运动的打压，来遏制公民政治权利的过快生长，这种冲突终于在"六四"事件中，全面爆发出来。通过开枪镇压，邓小平斩钉截铁地堵死了会动摇共产党统治权的政治民主运动的生长空间。

　　"六四"镇压后的二年间，出于对可能会丧失统治权的极度恐惧，党不仅仅大幅削减公民的政治权利，而且，全面压缩包括经济权利在内的所有公民权利。当时的一种说法叫做：假如党失去了江山，那么，发展经济还有什么意义？[11]

　　（3）1992-2009：邓记威权体制的确立、发展和僵滞

　　和想要通过再次剥夺公民的经济权利，以牺牲全社会的发展为代价，来誓死捍卫党的江山的没出息的党内保守派不同，邓小平相信，确保党的统治权和促成经济社会的发展可以统一起来。

　　就如作者在《中华民族的高峰体验和创伤记忆——20年后谈"六四"》一文中所描述的那样，邓小平一方面通过"六四"镇压，依凭恐惧的力量，重新确立起党在10年的改革开放中日渐衰落的政治权威；另一方面，又通过"南巡"讲话，彻底打破了这个以"共产"起家的党，在经济理念上的所有左倾禁忌。从而建立起一个打上他鲜明的个人印记的威权体制。[12]

　　这个威权体制的主要特点是：党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理想，但依然保持着列宁主义的组织方式，党依凭暴力垄断着政治统治权和对社会中大部分资源的控制权，但在经济体制上则进一步导入市场化改革，并和国际接轨。通过价格体系的进一步开放，对国有企业的改制，大量的经济法规的制定，产权的不断明晰化……这个体制发展着自己，2001年加入WTO，各项经济法规和世界接轨后，这一体制臻于成熟，并开始僵滞。此后，虽然，中国社会在经济产出的总量上继续增长，但是，在体制的变革上变得止步不前。

　　在这一时期中国公民的权利的消长要分三种不同的情况来分析：

　　一是和党的政治垄断权不相抵触的那部分经济社会性权利得到快速发展。私人财产得到更完善的法律保护，个人创业得到鼓励，随着社会变得富裕，公民的各种社会保障领域的权利也不断增长；

　　二是和党的政治垄断权相关涉的那部分公民权利时消时长，得不到制度化保障。像新闻自由、出版自由以及其他的表达自由的权利；信仰自由的权利；建立独立的非经济的社会性组织的权利等。比如网络这种新技术出现，一段时间内使公民的表达自由的程度大大提高，但这种自由并没有成为得到国家制度保护的权利，很快党就掌握了各种信息封锁和管制的技术，运用国家机器的强制力，将公民网络表达的自由，限制到它能容忍的程度；

　　三是和党的政治垄断权完全抵触的那部分公民权利，则被彻底剥夺。比如建立独立的政治性组织的权利；通过自由选举决定各级政府官员的任职的权利，通过公民的投票决定税收、财政支出，以及其他各种重大政策的权利。

　　由于近20年公民权利的片面发展，党将大多数中国人塑造成了精神上幼儿化，价值观紊乱和模糊的经济动物。

　　四、党所抱有的陈旧的政治信念，是建成共和国最大的障碍

　　1、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60年前的"中华民国"相比

　　是一个更彻底的党国

　　在历数了60年来，公民的权利在这个国家中的消长之后，我们可以来算一下历史的总帐。

　　我们今天生存其中的国家，和60年前国民党统治的那个国家相比，由于已经从一个乱世变为治世，普通公民在人身和财产的安全感上无疑要比60年前强得多，但是，在结社、组党的自由；新闻、出版自由；教育和学术的自由；宗教信仰和内在的良知自由等其他的公民权利上，尽管经历了30年改革开放的进步，但依然比不上60年前的那个国家。

　　即便完全不考虑国民党会与时俱进的因素[13] ，拿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60年前的"中华民国"相比，从这个国家更多的是属于党，还是属于公民，从公民在这个国家中政治权利的多寡来衡量，今天的国家都是一个更彻底的党国。

　　也就是说，经历了"辉煌60年"后，确实，党通过将国民变为它的驯服工具的方式，塑造了一个令全世界生畏的极权权力。但是，在政治文明建设这个维度上，从总体上看，共产党向中华民族交出的不仅仅是一张白卷，而且是一个使其倒退的亏损和负数。

　　2、以"神圣的人民"的名义，共产党要建立一个永久性的党国

　　我们之所以说，共产党建立了一个比国民党更彻底的党国，还因为共产党要建立的是一个永恒的党国。根据国民党的政治理念，建立一个一党专政的党国，是在乱世求治，不得不为之的权宜之计，最后，应该过渡到宪政民主政体。所以，国民党自称党国，清醒地知道自己搞的是一党独裁，承诺最后要还政于民。

　　共产党在建国的前30年，根据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将共产党的比国民党更彻底的一党专政，看作是对全社会进行共产主义改造，最后，过渡到人类的终极理想：共产主义社会的必要手段。

　　但是，经过前30年代价惨重的折腾之后，在后30年中，共产党自己也不再相信"共产"理念，它所领导的不再是对全社会的共产主义改造，而恰恰正好是和其前30年的社会改造理念截然相反的资本主义狂飚突进运动。60年前，当共产党以上千万中国人的生命为代价暴力推翻国民党的党国时，它的理由是要用共产主义替代国民党的官僚资本主义。60年后，经过实验发现共产主义此路不通的共产党，重新回到了60年前国民党的权贵资本主义之路。

　　真正的问题在于，当年国民党搞一党专政时，就宣称这是权宜之计，条件成熟后要还政于民。60年后，在民主化大潮已经遍及全球的情形下，搞共产主义失败了的共产党，重走60年前国民党的老路时，又有什么理由来独树一帜，搞一种永久性的一党专政的政体呢？

　　党为自己的永久专政权辩护时，用了明暗二套语言。明的一套叫："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实际上在搞资本主义的党宣称，我并没有放弃共产主义理想，我现在搞的像资本主义的东西叫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为共产主义社会准备条件，只有我掌握着社会的科学发展的规律，最后，也只有我才能率领人民进入共产主义的天堂。所以，我应该保持永久的专政权。暗的一套叫：党的领导地位是历史决定的，党的江山是用2000万颗人头换来的，是无人能够撼动的。

　　除了天真的政治上的幼儿，没有人会对明的那一套说辞当真。但是，暗的那一套说辞，则有着强大的说服力和震撼力，因为，它揭示了一种真实的政治逻辑，那就是前宪政政治的"力大为王"的逻辑。确实，60年来，已经形成了党强民弱的既定格局，党垄断了中国社会中的全部暴力工具和其他的重要资源，只要党想要永久专政下去，无须任何理由，谁又能改变这个事实呢？

　　3、依凭暴力征服是否就可以合法地拥有江山？

　　党自知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苍白无力，它为自己永久专政权的辩护已退回到传统的"打江山"的逻辑。问题在于"打江山"的逻辑，真的能够成为一种塑造民众对权力的认同的政治哲学吗？

　　我们不难发现，传统的打江山的武装集团和匪帮之间有一个明显的共性，那就是它们都认为通过暴力征服可以顺理成章地将别人的一切变为自己的财产。一个专制君主率领武装集团打下江山之后，就认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就认为自己可以合法地对自己的臣民实行"满门抄斩"，随意地剥夺他人的生命和财产。就像一个匪徒凭暴力抢来别人的财产后，就肆意挥霍一样。

　　现代人权观念的确立，才结束了这种政治上的蒙昧和野蛮状态。现代政治哲学找到了区别一个匪帮和一个现代政党的经验标准，这一试金石就是：是不是承认每个个体都有一些与生俱来的基本权利：人身自由和财产不经合法审判不得剥夺的权利、表达自由的权利、结社自由的权利、投票选举自己的政治统治者的权利……这些权利非但不能被暴力剥夺，相反，国家暴力存在的全部理由就是为了制度化地保障公民的这些权利不受侵犯。承认这一原则的政治组织，才可能成为现代政党，反之，任何系统、全面和制度化地践踏这些权利的武装集团，不管以怎样堂皇的理由来装饰自己[14]，它本质上依然只是一个匪帮。

　　这些基本的道理并不难懂，100年前，中国的政治精英们正是抱有这样的信念，才抛头颅，洒热血，通过共和革命，推翻满清王朝。但是，世事轮回，造化弄人，为了在危险和动荡的乱世中，获得更强大的力量，中国的现代政党纷纷和魔鬼签订契约，有的签订了短期契约，有的签订了终生契约。共产主义信念幻灭后的共产党，它的统治集团为自己的永久专政权辩护时所用的政治理念，和共和革命之前传统的打江山的武装集团之间竟变得如此相似。

　　和这种政治理念上的倒退和混乱相适应的是，在政治现实中，100年前，我们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100年后，中国则成了全球前20大经济体中，惟一的非民主国家。

　　4、党所抱有的陈旧的政治信念，是共和国最大的敌人

　　记得曾经看过一个美国的"鬼片"，讲主人公新搬进一座房子后，发现屋子里到处闹鬼，于是就害怕地不断躲鬼、驱鬼。身处四面闹鬼的屋子，当然十分恐怖，但最恐怖的是，最后，主人公发现，原来"闹"的是人，自己才是鬼。

　　看"新中国"的历史，就仿佛是看这么一部"驱鬼"的恐怖片。共产党搬进"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座新房子后，发现里面到处闹鬼，于是，发动了一场又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不断地驱鬼、抓鬼、杀鬼，折腾到自己也精疲力竭时才发现，原来被自己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牛鬼蛇神"都是人，自己所抱有的极权主义的政治信念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才是"鬼"。

　　对此，党在1980年代有过较深刻的反省，但近年来，随着经济增长的加速，党的虚骄之气日长，新极权主义的回潮，使党仿佛又要回到那个到处"驱鬼"的年代。凭借新极权主义提供的精神视域，党又开始在自己的周围发现"人面兽心的恶魔"和"披着袈裟的豺狼"。像这次搞一个庆典，就弄得又是抓人，又是封网，七省联防，草木皆兵，好像这个国家正处在别有用心的敌人的阴谋的包围之中。

　　其实，正是党依然抱有的那些陈旧的政治信念，才是共和国最大的敌人。这些信念是：党相信对自己抛头颅、洒热血打下的江山，拥有绝对的支配权，容不得别人说三道四；党相信应该为了党的利益和实现党的目标来自由地使用自己手中的暴力，而无须接受外部强制性规则的约束；党相信为了达到万众一心的和谐局面，自己不仅仅应该严格管理在全社会的新闻、出版、教育、学术中表达出来的观念，管理人们的言论，而且应该用党的决议的精神，去教育和改造每个人内在的思想和信念；党相信一旦给人民以表达自由、结社自由和选举自由，社会秩序就会崩溃……正是党的这些信念，阻碍着我们这个国家向一个真正的共和国发展。

　　当然，我们这样说时，并非没有意识到，将一个宪政民主的共和国的理念落实到中国的现实中时，所面临的复杂性和艰难性；并非没有意识到，在近现代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时，党国作为一种过渡性体制，一种应对深重危机的权宜之计，在中国政治生态中的出现，所具有的某种历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并非没有意识到，当党宣称愿意尊重人权，并将其落实到某些法律制度中时，这个党国正处在向共和国的逐渐转变之中。但是，只要党依然不愿意将自己掌控的暴力工具，交付给一个按照宪政民主的规则运作的国家去管理；只要党依然相信为了自己的利益和理想，可以不受任何限制地用手中的权力去改造人们的思想，限制人们的权利，驱使人们为党的事业服务，那么，党就仍然没有完成从一个传统的打江山的武装集团，向一个现代
政党的转型；党就还是留着一根长长的尚未进化和充满匪气的尾巴；党对每一个中国公民来说，就仍然是一头必须时刻保持警惕的，充满危险和未被驯化的政治巨兽。

　　烟花绽放，人潮如海。置身在一片欢庆的气氛中，笔者内心充满了复杂的感慨。笔者发现，自己心中的二股不同的情感，投放到了二个不同的"国家"上。一个是由土地、山河、人民，共同的语言和历史，持续不断的文化所构成的祖国，一想到这个在历史长河里艰难和顽强地续存了几千年的中国，哪一个中国人的心中能够不自然而然地涌现出崇敬和挚爱之情。另一个则是60年间由党操控于股掌之间的政治国家。

　　笔者知道，前者必须寄放在后者中才能够现实地存在；知道这个祖国寄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制度框架中的60年间，和寄放在以往的"王朝"、"帝国"和"民国"中一样，除了磨难和创伤之外，也有许多欢乐和成长，有许多东西值得庆贺和纪念。

　　然而，也许是出于对自己祖国的过度珍爱，内心里总觉得党国的制度框架，实在是配不上它，犹如一身样式呆板、色彩单调的服装，配不上一个生动多姿的美人一样。我相信，只有一个真正的共和国，才配得上每个中国人内心里珍爱的祖国。因为，只有在一个共和国提供的制度空间中，每个中国人才可能在精神上获得自由多姿的生长。

　　2009年9月28日至10月8日

　　[1] 看来至少拍摄《建国大业》的拥有外国国籍的那部分演员，在内心里其实知道这个事实。因为，他们似乎相信这些外国能够比自己的祖国，更好地保护自己作为一个公民的权利。

　　[2] 许多人对党在意识形态宣传时，大放内战片，恢复红色记忆，感到不解，因为，过去的政治死敌国民党现在已不再是仇恨的对象，反而成了某种意义上的政治盟友。但是，对党来说，敌人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要告诉全体人民，这个国家是它用铁与血的方式，暴力征服一切敌人后夺来的，在它看来，这就构成了它永远占有这个国家的最强有力的理由。

　　[3] 值得一提的是，希特勒的纳粹党国的出现，也是由于魏玛共和国的失败。

　　[4] 吴思所发现的血酬定律，本质上是候补君主为了激励自己集团的参与者而作的政治承诺。在一个打江山的集团的内部，它被看作是维系集团存在的最基本的道义原则，但是，从整个社会的大系统来看，不难看出它的反道德的特征。

　　[5] 蒋介石在分析国民党之所以在北伐中能够轻易战胜传统军阀的原因时，将其归因于，我们拥有"主义"。

　　[6] 极权主义政党和议会政党相比，总是提出更为宏大和包容万象的主义，因为只有这样的崇高和宏大的主义，才能激发人们为其流血牺牲打江山的激情。而议会政党的存在，是以一个顺利运作的宪政国家，以及对其他的竞争性政党的容忍为前提的，因此，它总是以实际利益相号召，它的目标更为具体和具有可操作性。

　　[7] 应该说孙中山的民权理想是真诚的，读他的《建国大纲》，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他还没有夺得国家时，就已经在教人民如何投票来治理自己的国家了。

　　[8] 值得一提的是，极权主义政党极大地提高了中国内战的规模和残酷程度。军阀之间的战争，由于官兵都知道这是各为其主的利益之争，知道敌人和自己在本质上没有什么不同，官兵们很注意自我保存，对敌人也不赶尽杀绝；而极权主义政党一旦发动战争，必然将自己神圣化，将敌人妖魔化，加上其严酷的内部纪律和巨大的社会资源动员能力。这一切都使得极权主义政党之间，发生生死决战时，其规模之浩大，争战之惨烈，让军阀之间的战争，相形之下简直成了儿戏。

　　[9] 从《沁园春·长沙》中的"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到《沁园春·雪》中的"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可以看出毛泽东内心中所积郁的江山意识。最后，他确实实现了词中所抒发的志向，比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一个皇帝，都更彻底地主宰了这片江山。

　　[10] 毛泽东自己就曾坦率和得意地宣称，秦始皇和他相比根本算不了什么。并通过评法批儒，大做历史的翻案文章。现在，我们可以十分清晰地看到，儒学的仁政理想中，蕴含着非常宝贵的素朴的人权意识。通过赞美贞观之治和文景之治，贬斥秦始皇的暴政，儒学明确地高扬着这么一种政治价值观：一种保护和珍爱人们的生命和财产，至少是小心翼翼地不去伤害它们，让它们得到休养生息的权力是合乎正道的；相反，强制性地将人作一种工具化的使用，大量地磨损人的生命和财产的权力则是邪恶的。

　　本来儒家的这种价值观，占据着传统政治哲学的主流。而毛泽东通过大批判，泯灭了人们心中自发和素朴的人权意识，从而为一种肆无忌惮的极权权力在现实中的横行，消除了道德上的禁忌和思想上的防线。

　　[11]确实，站在党的利益的立场上看，只要党能绝对控制全社会的资源，那么，社会再贫穷，党也是富的；反之，丧失了极权权力，社会再富裕，党也是一无所有。但是，这种逻辑也就是一个打劫的匪帮的逻辑。在这儿，我们看到了著名的美国学者曼瑟·奥尔森关于国家起源于匪帮的理论中，所包含的真理性，同时，也看到了一个打江山的武装集团，和一个匪帮之间的共性。

　　[12] 这个体制的官方学名叫，"邓小平理论" 指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13] 通过观察国民党后来治理台湾的情形，可以推想，它假如继续治理大陆的话，在推动经济增长和建立法律秩序方面恐怕应会比共产党做得更好些。

　　[14] 如传统的打江山的武装集团，总是自称代表"天意"，杀人是"替天行道"、是"讨逆"、"诛杀反贼"；而现代极权主义政党则自称代表"神圣的人民"，要建立"共产主义社会"或者"千年帝国"。杀人叫"以人民的名义宣判你的死刑"，叫"镇压反革命"。

谢盛友:莫把出国留学当就业的筐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小妹单位的一个同事，他们夫妇平时收入也不高，但是中国人省吃俭用，一切都是为了孩子。看到人家都让自己的小孩到国外留学，如果自己的小孩不出去留学，好像做父母的对不起他。在国内时，这个小孩读的不是名牌大学，也是那些万金油（国际贸易）专业，好不容易毕业了，苦于找不到工作，在家里游手好闲，去澳大利亚留学当然显得"理直气壮"。

　　去了两年，刚开始时是用父母的储蓄，两年过后钱没有了，为了读书，父母把自己的房子卖了，继续供养儿子，五年过去了，父母觉得儿子该完成学业了，儿子电话里也总说，快毕业了。六年过去了，父母亲自到澳大利亚看个究竟，原来他们的儿子根本没什么读书，一直在飘泊，当留学"校飘族"，没有读书，当然不会毕业。

　　父母：你还是跟我们回去吧，我们真的供养不起了。

　　儿子：回去没有工作，你们不要责怪我！

　　我们这代人过去的日子实在太苦太贫穷，现在为人父母，恨不得把子女一辈子的钱都赚够，张罗他去上最好的学校、读最好的专业，甚至连去哪工作、什么时候结婚什么时候生子都安排妥当。

　　以上不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没有什么代表意义。有代表意义的是，我读过一份国内的调查，中国人的收入，百分之八十以上用于（或准备用于）子女，而这百分之八十当中的百分之八十用于子女的教育培养。

　　刚刚跟大学同学打电话，他说，老谢，你还记得我们年轻时代那句话吗？"一人当兵，全家光荣"，现在是"一人留学，全家光荣"。为什么呢？人家都送小孩去国外留学，若你不送，说明你混得不如人家好，平时见面人家都在问"你小孩在哪个国家留学？"

　　若自己的小孩没有到国外留学，做父母的不但不"光荣"，而且感到"耻辱"。

　　作为小孩，大学毕业后一时很难找到工作，再加上现在经济危机，难上加难。所以，大学毕业后，要么报考硕士研究生要么出国留学，如果不是这两样，当小孩的也感到不"光荣"。

　　出去留学，第一选择是英美，第二选择是英语国家，第三选择是日本法国德国等国家。中国人出来留学，人数越来越多，本来应该是好事，但是，留学若目的明确，学有所成，才是好事；若出来是为了自己和家长"光荣"，是为了吸引国内人的眼球（看，我家的小孩多有出息，在国外留学），或躲避国内人的眼光（人家都出国了，我留在国内，同学的家长看见了，我无法交待），当留学"校飘族"，可能是坏事。

　　到德国来留学，选择机械制造专业、哲学音乐专业，肯定没有错，若你到德国来学英美文学，多少有点荒唐，更加荒唐的是，我跟那些从国内出来在德国留学英美文学的同学谈话，他们还不觉得荒唐。当然，到德国来学英美文学比学汉语，比较不荒唐。

　　2006年，我哥哥的儿子考大学，问我读什么专业，我说"再生资源"，这个专业在德国很容易找到工作，几乎每个大企业都必须设立一个"再生资源部"。侄子读了，明年就要毕业了，现在就业难是路人皆知的，哥哥又问我该怎么办，想起国内张鸣教授的高论"研究生教育不是就业的筐"，我建议侄子报考研究生。哥哥传来六个专业研究方向，问我读哪个好，我反问，是他读书还是你读书？

　　很多人都懂得这个道理，"别把研究生教育当就业的筐"，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和我哥哥）都在编织筐，而且这个筐越来越大。为什么越来越大呢？因为更多人把出国留学也当了就业的筐。根据我的观察，编织筐者百分之八十是父母，不一定是小孩。根据我个人的经验，并非所有小孩都乐意读硕士研究生或出国留学，可悲的是，我们这一代家长"毫无仁慈"地剥夺了子女的选择权。中国的家长们，是世界上最善良，最关爱孩子的一个群体，但有些家长也是很无知、很可怜的一个群体，为了让孩子有个好的环境，有个好的前途，不惜一切代价，但是，家长们却并不知道，该怎样给孩子铺设一个好的前途。

　　只是因为在中国上不了名牌大学，因为在中国找不到好的工作，因为在中国没有一个好的社会保障，所以家长们，不顾一切，想给孩子寻求一个好的出路。可是，家长们没有真正了解自己的孩子，到底合适不适合出国，有没有留学（学有所成）的准备。

　　于是我们的家长们，不顾一切地拿出自己不富裕的钱袋，让全世界各国的大学，张开双臂，欢迎中国学生，拥抱这些血汗宝贵资金。

　　筐，顾名思义是盛放东西用的。筐，东西放多了，也会满的。

　　请把出国留学当成就业前的一个台阶，莫把出国留学当就业的筐！在此，与国内家长们共勉。

　　写于2009年8月2日， 德国班贝克

谢盛友:六十年共和国人民路线

　　现在几乎没人讲"共和"了，嘴边都挂着"民主是个好东西"，多么时尚！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多少仁人志士抛头颅、洒热血，目的还是为了结束专制统治，建立共和国（英文： Republic）。"共和国"这个词起源自拉丁文res publica，意思是"人民的公共事务"。共和制是人类社会的一种政体，君主不是国家的最高首脑。共和制强调，所有公民参与国家的法律制定、政策制定和执行。共和国家的元首通常为一人（瑞士七人），称为总统，但也有其他称呼的，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称元首为主席。

　　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议召开，司徒美堂等民主党派人士异议者认为新中国应确立新国号，以示两次革命的根本意义不同，当时他们准备定国号为"中华共和国"，可是英文翻译，则与"中华民国"的相同，无奈，政协正式定国号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参见《中国历史掌故发现》、《新中国国号诞生内幕揭秘：为何叫中华人民共和国》）。

　　"人民共和国"这样的体制，原本基于马列的国家理论。这种理论认为其他形式的国家实质上由资产阶级占有，大多数工农群众被排斥在国家体制之外，唯独无产阶级组建的政党，才能领导和代表工农利益。列宁称这样的国家才是真正的共和国。马克思发明了无产阶级专政，这是他的理论的核心，但是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是不能直接专政的，无产阶级专政必须通过政党来实现，列宁获得了这个发明权。列宁把党建成一个"有组织的部队"，一个"组织严密的、有铁的纪律的党"。所以，马列式国家往往是一党专政的国家。

　　"人民"这个用语，并不是通常法律意义上的具有国籍的公民或在该国长期定居的居民，而是一个政治概念。毛泽东在其《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里发展了马列的思想理论，把"人民"定义为"社会主义的劳动者"。从这个意义上展开，只要拥护社会主义，就是拥护共产党（或者无产阶级政党），就属于人民。在实际运作中，以"人民"为名称的机构往往就是"共产党领导"的机构，例如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公安、人民解放军等，……。

　　现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共产党已经放弃了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自称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三个代表"（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被写入《中国共产党章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西方共和国民主政治有三个基本标准：多党制；立法、行政、司法的三权分立；政府领导人的普选制。

　　大陆的中国共产党则认为，党能够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党领导的政府能够体现人民的意志，党能够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所以，人民共和国60年来不推行多党制，而实行"一党执政多党合作"制度；不实行立法、行政、司法的三权分立，而推行议行合一的人民代表大会制；不搞全国性普选国家领导人。

　　尼克松说过，政治人物的死亡有两种，政治的死亡与道德的死亡；政治的死亡，仍有可能东山再起；但道德的死亡，如人格破产，则永无翻身之日。

　　我个人的理解，大陆的中国共产党人是明白上述道理的，所以呼吁制止腐败，不然亡党亡国。同样，党也强调，党可以自我监督、自我改进、自我完善。所以从十六大开始，党确立了发展党内民主，以党内民主带动社会民主的中国民主政治发展路线。

　　我个人的理解，任何政党，若偏离了"人民路线"（代表人民利益），都会走向亡党。拥有7600多万党员，中国共产党聚集了中国社会广大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精英。"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这一命题本身就意味着，党内民主不是中国民主政治的根本目标，人民民主才是最终目标。

　　不过，党自我监督、制止腐败，党缺乏外部制衡，仅靠内部推动民主化，即使方案的设计者有很多良好的想法，这条路线能走多远，是不容乐观的。哪怕就是在党内，大陆四千多个县级党组织的负责人，是否能做到都是普通党员无记名投票民主选举出来？最终全国普选党中央总书记？普通党员能否对党内的重要事务提出议案？同级的党干部能否对违反了党纪国法，或者作出大的错误决策的同一级党的领导人提出追究？

　　下一个60年，人民共和国走"党的路线"还是"人民路线"？

　　写于2009年9月18日星期五

萧让:鲁迅滚蛋了，他笔下的人物欢呼雀跃了

　　近来，由于人民教育出版社在新版语文教材中逐步剔除鲁迅的文章，引来一片争议，赞者有之，阻者有之。而笔者认为，在近年来对鲁迅话题经历了沉默、回避、冷淡的过程后，现在让其滚蛋，已经是时候了。

　　鲁迅之所以滚蛋，是因为那些曾经被其攻击、痛斥、讥讽、怜悯的人物又一次复活了，鲁迅的存在，让他们感到恐惧、惊慌、卑怯，甚至无地自容。

　　看看：孔乙己们复活了。并且以一篇《'茴'字有四种写法》的论文，晋级为教授、学者、国学大师；也不再提心吊胆地"窃书"了，而是平心静气地在网络上"窃文"了；不仅可以舒坦地"温一碗洒"，而且还能以其博导的诱惑力对"伊"来一把潜规则了，他岂能让鲁迅揭了他前世的底？！

　　"资本家的乏走狗"们复活了。尽管它们披上了精英、专家的外衣，但依然"看到所有的富人都驯良，看到所有的穷人都狂吠"，他们或装神弄鬼地玩弄数字游戏，鼓吹物价与美国接轨、工资与非洲接轨的必然性与合理性；或干脆作了外国人欺诈中国的"乏走狗"，与其里应外合、巧取豪夺。它们岂容鲁迅再一次把它打入水中？！

　　赵贵翁、赵七爷、康大叔、红眼阿义、王胡、小D们复活了。有的混入警察队伍，有的当上了联防队员、城管。披上制服兴奋得他们脸上"横肉块块饱绽"，手执"无形的丈八蛇矛"，合理合法地干起了敲诈勒索，逼良为娼的勾当。如果姓夏那小子在牢里不规矩，不用再"给他两个嘴巴"，令其"躲猫猫"足矣。想想，这些下做的勾当儿怎能让鲁迅这种尖刻的小人评说？！

　　阿Q们复活了。从土古祠搬到了网吧，但其振臂一呼的口号已经不是"老子革命了！"而是"老子民主了！"每天做梦都盼着"白盔白甲"的美国海军陆战队早一天杀过来，在中国建立民主。因为只要美国的"民主"一到，赵七爷家的钱财、吴妈、秀才老婆乃至未庄的所有女人就都是我的了！哼！而鲁迅却偏偏要我做个被世人嘲讽了数十年的冤死鬼，我岂能容你？！

　　假洋鬼子们复活了。这回干脆入了外籍，成了真洋鬼子。并且人模狗样儿地一窝锋地钻进"爱国大片"的剧组，演起了凛然正气、忧国忧民的仁人志士，让人好生不舒服。此种一边哽咽着颂扬祖国母亲，一边往向征中华文明的青铜大鼎里撒尿的举动，岂不是鲁迅杂文中的绝好素材？！

　　祥林嫂、华老栓、润土们复活了。他们依然逆来顺受，情绪稳定。因为"这人肉的筵宴现在还排着，有许多人还想一直排下去"，这样，必须要备足了餐料。而那些准备做餐料的人，本来可以闷在铁屋子里，一边听着小沈阳的笑话，一边麻木地死去，岂容鲁迅把他们唤醒，再一次经历烈火焚身的苦痛？！

　　那些"体格茁壮的看客们"复活了。他们兴致勃勃地围观那些"拳打弱女"、"棒杀老翁"、"少年溺水"、"飞身坠楼"的精彩瞬间，依旧"颈项都伸得很长，仿佛许多鸭，被无形的手捏住了的，向上提着"。哈哈，仅看客一类，被你伤害的人就太多了，因为中国人几乎都愿做看客！

　　鲁迅之所以滚蛋，是因为当今的社会不需要"投枪和匕首"，而需要赞歌、脂粉、麻药。正如陈丹青先生讲的"假如鲁迅精神指的是怀疑、批评和抗争，那么，这种精神不但丝毫没有被继承，而且被空前成功地铲除了。我不主张继承这种精神，因为谁也继承不了、继承不起，除非你有两条以上性命，或者，除非你是鲁迅同时代的人。最稳妥的办法是取鲁迅精神的反面：沉默、归顺、奴化，以至奴化得珠圆玉润"。

　　如果鲁迅赶上这个时代，对于"开胸验肺"、"以身试药"、"周公拍虎"、"黑窑奴工"、"处女卖淫"、"官员嫖幼"等一系列奇闻，又会写出多少辛辣犀利、锥骨入髓、令人拍案叫绝的杂文来，想想，真是让人后怕，所幸这个尖酸刻薄的小人已不在人世了。

　　让我们彻底赶走鲁迅，欢迎"小沈阳"，让人们在开心笑声中忘却现实的不公和苦痛，在笑声中渐渐地麻木、渐渐地变傻……

张五常:国家六十有感

　　不少读者期望我写这篇文章，应该写。不易写，但应该写。中国是个古国，其历史复杂无比，文化的演进没有欧洲十五世纪之后的闪闪生光，但纯而厚，是好于学问的人的一个好去处，我是着了迷的。历史说，解放立国到今天是六十周年了。北京要大事庆祝，显然因为六十年是一个甲子。中国的文化传统有十个天干，十二个地支，能拼出六十个不同的组合，六十年是一个循环。为何有这样组合的安排我可没有考究，但中国的传统是以六十为大寿。不管你同不同意，或是否反对一个国家久不久应该发一下神经，你不能不承认中国要做大事可以做得非常大。去年的北京奥运是一例，明年上海的世界博览会是一例，今天是二○○九年十月一日，打开电视看看吧。

　　建国六十年，刚好有三十、三十之分。前三十解放共享，不妥不妥；后三十开放改革，很好很好。后者，我在《中国的经济制度》的结语中，有所感慨而挥笔直下：

　　「这些年北京做出来的大可引以为傲。你可以详尽地批评执掌政权的人，但他们减少了那么多的贫困，工程之庞大与迅速，历史从来没有出现过。我认为这样的成就不会再重复——不管是何地，不管是何时。」

　　我是个生存在上述的整个甲子的人。六十年前的十月一日，我快十四岁，懂事的。不断地跟进中国的发展，对历史有研究。在美国读本科第二年时，我写了一篇关于鸦片战争的前前后后的长文，当时的经济历史教授Warren Scoville给予高评价。今天我想，如果没有上文提到的不妥的前三十年，中国会有很好的后三十年吗？如果六十年前解放之初就动工三十年后的改革，中国今天会更有成就吗？前三十的不妥是要付代价的，这代价高，值得吗？这些问题我没有答案。我只能说，从历史规划下来的局限看，中国能达到今天的成就，是人类历史没有出现过的艰巨工程带来的奇迹。这样的成就当然要付代价，很大的代价，至于这代价是否值得，见仁见智，是主观的判断了。比较客观地问，如果中国选走另一条路，这大代价会否低一点？今天的人恐怕没有答案；将来的历史学者总要提出这个问题。

　　让我从乾隆皇帝说起吧。此公是二百五十年前的人。记不起正确年份，当时英国的皇帝派一个钦差大臣访中国，要求发展贸易。乾隆接待了他，写了一封历史有名的信给他带回英国皇帝。该信的大意是说：「我们中国什么都有，对西洋鬼子的产品毫无兴趣，而作为中国皇帝，我的责任是搞好中国的民生，番邦要求的外交事宜，与我何干哉？」这是当时中国闭关自守的意识，百多年后，八国联军的年代还是差不多，但八国联军之际，中国已经远远地落后于西方了。

　　我们当然不怀疑古时的丝绸之路打通了一点与欧洲的联系，也不怀疑明初的郑和下西洋是比哥伦布早上大半个世纪的伟大探索。然而，无论怎样看，中国曾经有数千年的闭关自守的日子。康熙谢世前三年（一七二○）在广州设立公行，容许行商与老外贸易，只是为了应酬一下，说不上有发展外贸的意图。康熙是个好皇帝，但他对西方科学的兴趣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圆明园的故事与后来的悲剧是清代皇帝的好奇心奢侈化的结果。中国打开门户是鬼子佬用枪炮攻开的。鸦片战争之前，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档案与英国商人催促政府出兵的文件，我读过。他们要中国的丝茶，但中国只要他们的银两，银两不够，他们在印度找到中国人爱吸的鸦片。

　　一个聪明的民族，关起门来发展自己的文化，大有可观，但与西方的文化传统很不相同。中国的文化既深且厚，可惜到今天西方的众君子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与体会，称得上是及格的寥寥无几。中国的学子没有几个不知道有莎士比亚这个人，但西方的学子没有几个听过苏东坡。今天，在钢琴上弹莫扎特弹得象样的中国孩子数以十万计，但我赌你找不到几个西方的孩子懂得唱京曲。是一面倒的西方影响中国，只是近几年西方的孩子们抢着学起中文来了。后者是大好形势，反映着西方的众君子终于察觉到地球上还有另一个重要文化存在，是值得尊重的。这是我对国家六十有感中的一个很好的感受。

　　一面倒的中学西，有贬意说是崇洋媚外，但其实是清末民初以还，早一点说是乾隆皇帝之后，西方的科学与工业产出比中国的先进得太多，把炎黄子孙吓破了胆。读得出几个英文字的夸夸其谈，把西方的一切捧到天上去。一九五七年我离港赴北美时，护照是五千四百多号，即是说从盘古初开到一九五七，从香港正规外出的只有五千多个。急起直追，进入洛杉矶加大的第二年被邀请作西方艺术史的助理教员。好奇地跑到图书馆去研读一下中国的艺术文化，客观地衡量，知道那所谓落后的中国，其文化了不起，自成一家，影响了梵高、高庚、毕加索等西方天才大师，可惜深入的影响却说不上。我对中西双方的文化一视同仁地重视，是从那时开始的。东归东，西归西，二者混合不来，是老生常谈，但不对。

　　今天看，中国走现代化的路是成功了的。虽然还有好一段要走，但回头看，我们的确走过了千山万水。乾隆之后炎黄子孙的经历满是血泪。抄袭西方不容易抄得有好效果。西方有的不是一般皆可取。近几年凡是抄袭西方的经济政策，差不多一律不妥。说真的，今天中国的经济改革有成，主要是靠中国人自己想出来的方法。

　　千山万水，炎黄子孙今天大可披襟岸帻。重要的问题，是中国人既然那么聪明，那么吃得苦、有干劲，为什么要花上两百年的时间才走出那漫长的黑洞呢？我找到的答案，是在闭关自守的日子里，中国的传统是以风俗伦理管治，高举儒家学说，重视三从四德。学而优则仕，苏东坡等天才都做官去了，其中不少以伦理判案。没有司法制度，传统上中国没有律师这门专业。也因为读书的人材都求做官，中国没有出现过一个阿基米德（公元前二八七至二一二），或一个伽利略（一五六四至一六四二），或一个牛顿（一六四二至一七二七）。不是智商有所不及，但学而优则仕，好学的读古书，谈诗词，习书画，腾不出一个科学发展的空间。

　　不要贬低以道德伦理治国，不要嘲笑三从四德。从一个以农业及手工艺为主的经济社会看，这种管治制度可取。无可置疑，中国的传统农业与手工艺了不起。就是到了上世纪四十年代，美国大名鼎鼎的农业经济专家卜赛（赛珍珠的丈夫）跑到燕京大学研究中国的农业几年，拍案叫绝，认为比西方的高明得多了。

　　我说不要贬低以道德伦理治国，因为这种治法成本低，远低于司法制度。从一个不论科学、不靠科技产出的社会看，以一个靠家庭的农作与手工艺而为生计的社会而言，高成本的司法制度不可取。然而，以道德伦理治国的一个大麻烦，最头痛的，是没有弹性，修改不易。今天我们知道，法律是可以修改的，但道德伦理修改极难，事生于世而备适于事，经济的需要转变了，但管治的制度改不了，可以带来灾难。四十年前在芝加哥我与戴维德（Aaron Director）研讨过，得到的结论，是管治成本愈低的制度，愈是没有修改的弹性。我们当时比较的是英国的普通法与欧洲的大陆法，认为普通法的施行成本较高，但比大陆法容易修改。再相比，要放弃道德伦理的准则而以司法制度代之，更是难上加难。

　　三从四德的家庭传统，跟道德治国合得来，在重视农业、手工艺甚至商业而言，这样的管治制度因为成本低，可取。困难的出现，是人口上升，不靠工业的发展不足以糊口。欧洲在十八世纪初期的经济学有重农主义，也有重商主义，但没有重工主义。然而，一七七六史密斯发表他的《国富论》，以专业分工合作的制针工厂起笔，明显地是重视工业发展的思维。说来凑巧，一七七六是乾隆皇帝的时代。想当时，中国以家庭为产出单位，但欧洲的工厂运作已经发展得如火如荼了。

　　工业的发展要让家庭产出转到工厂去，欧洲早就跑过了这一程。中国呢？要到清末民初才见到工厂形式的出现。这发展需要年轻人离乡别井，跑进没有亲属同事的工厂操作。这样，以家庭产出的传统开始瓦解，成本较低的伦理管治逼着要转到司法或法治那方面去。谈何容易，就是今天，好些中国的家族传统的意识还在神州存在。我是个保守的人，不认为中国的家族观念或礼教没有可取之处。是的，我不认为西方的子女要向父母借钱求学是好品味的风俗。但我希望读者明白，从以家族为基础的道德伦理的管治制度，转到近于六亲不认的管治制度，是多么困难的一回事。

　　像香港那样的一个小地方，或像日本那样的一个小国，上述的转变远为容易，或冲击比较小，但中国地大人多，民族这里不同那里，口音不一，就是连吃，地区之间也大异其趣，需要的转变难于登天。二战期间，我在广西某农村住了一年，知道村与村之间不论婚嫁，口音不同，更谈不上搞什么合作产出了。那只不过是六十多年前的事。今天呢？深圳人口一千三百多万，其中一千三百万是外来的。

　　上文提及，国家六十年，前三十不妥，炎黄子孙付出了大代价。代价不论，我的直觉是没有这前三十中国不会有今天。代价是成本，但经济原则说，历史成本不是成本，我们要多向前看，不要频频为以往的代价惋惜。另一方面，单看今天北京要庆祝的六十年，我们会低估了中国人的成就，或夸张了昔日的代价。为写此文，我决定向历史多走几步，细说从前，用上的解释是自己的以社会费用的转变为基础的制度理论。这理论是三十年前我为推断中国会走的路而想出来，今天是多了三十年的观察而改进了。

　　不堪回首的日子二百年，大可回首的是中国数千年的文化，其中好些值得探讨，值得欣赏。中国的青年呢？昔日的代价他们没有付出，但新的机会就在眼前。他们要学我当年，见到有争取知识的机会就站起来大博一手。争取将来当然是今天中国青年应走的路，而在走这路的同时，他们也要学我当年，不断地探讨中国的旧文化，与西方的比较一下，从而体会到学问这回事是没有中、西之分的。一面倒的中学西曾经是悲剧，但上苍有眼，昔日的悲剧今天变为喜剧了。是的，在地球一体化的今天，中国的孩子们占了先机，因为中西兼通，将来的天下他们会是主角。这也是我对国家六十有感中的一个很好的感受。

　　孔子云：「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踰矩。」三十年前的开放改革，无疑是「立」。今天六十，「耳顺」要怎样解才对呢？郑康成云：「耳顺，闻其言，知其微旨也。」皇《疏》云：「闻其言，即解微旨，是所闻不逆于耳，故曰耳顺也。」翻过来，我的解释，是耳顺指懂得分辨是非，知所适从，可以作出大智大慧的判断。谨以此为北京的朋友贺。

杨恒均:在ＣＣＴＶ和ＣＮＮ上检阅国庆大阅兵有感

　　今天比平时起得早，爬起来一看，十一点半，惊慌失措，难道我错过了六十周年国庆大阅兵？随即想到身在异乡澳洲，悉尼时间比北京早两个小时，北京此时正是九点半，大阅兵尚未开始。我打开电视机，不停换台，CNN，FOX，BBC，从平洋岛屿的海啸到印度尼西亚的地震，都是鸟语新闻，换来换去，就有些紧张了。没有装中文电视，天啊，莫非要错过国庆六十周年大阅兵？

　　赶快打开笔记本电脑，通过锐推向网友发出呼叫，不到一分钟，十几个推友答复我，并给了连接：中央电视台的网址。打开一看，喜出望外，"直播"啊。于是，我一边看电脑上的CCTV，一边看电视上的CNN.CCTV直播已经开始，蓝天白云，北京沉浸在一片颜色的海洋和欢乐的气氛之中，我真想如诗里写的那般，插上翅膀，让心儿飞向北京天安门……

　　"死亡总数已经达到74人，目前还有一百多位受伤，失踪的多达……"这是大屏幕电视上的CNN报道，"美国总统奥巴马宣布小岛为灾难区，澳洲政府也表明，随时驰援……"

　　两个屏幕上报道的反差如此之大，这一刻，我还真有些时空倒错了，灾难发生在遥远的别处，我们只有档不住的欢乐，是历史已经结束？还是时间才刚刚开始？东方的巨人真的要崛起了？我自豪，我激动，为了一会能够连续观看国庆阅兵，我再次冲向厕所……

　　十点到了！这时CNN停下了新闻报道，画面立即切换到北京天安门广场，我一看，好家伙，硕大无比的屏幕右上角打出了"直播"的字样。我家的电视可是超大平面，在这上面看大阅兵，可比在屁股大一点的电脑上看带劲多了。 感谢CNN，感谢CNN，让我直接从电视上看到实况直播，据我所知，CNN这种国际电视，是绝对不会实况直播一个国家的国庆庆典的，除非是刚刚成立的国家，或者即将崩溃的国家——换一个方法强调一下：在我的记忆中，CNN这些年几乎连美国的国庆也没有实况直播过！

　　开始了，威严的仪仗队走来了，啊，激动啊，真威风……"现在让我们看一下北京的群众，噢，他们在哪里——"画面上是仪仗队踏步，我却听见CNN播音员讲其他的，在谈中国问题，还扯到一些上访群众，中国面临的问题……我考，你烦不烦啊？阅兵不光是看的，知道吗？还要听啊，那整齐的铿锵有力的步伐，比画面更能震撼人心……你这样啰七八嗦的，我听不见啊。于是我稍微调小了电视音量，打开手提电脑的音量，CNN播音员节外生枝，我不如看咱中央电视台的直播——

　　可是，奇怪啊，电视上仪仗队已经走到金水桥了，可电脑上的仪仗队才刚刚出来，怎么回事？询问网友，中央台不是直播吗？网友回答了，要晚一会，大概30秒吧——

　　我这才长了见识，这也叫"直播"？问题在于，如果没有大电视CNN，我也无所谓，可是有了，两个都在我面前摆着，我怎么可能把眼睛从真正的直播转到晚半分钟的"直播"？即便我喜欢电脑上字正音圆的汉语解说，可如果我已经瞥见了电视上的方阵，还会在电脑上再看一遍？

　　我告诉网友，我这里比他们早一些看到下一步发生什么事，我说出来完全是无意的，结果，好几个网友竟然说，啊，羡慕你。羡慕我什么？早了半分钟？早了半分钟，或者说能够看到真正的"直播"，有什么值得羡慕的？这是我今天思考的第一个哲学问题。

　　这种空前绝后的历史事件，早半分钟的意义，或者说真正"直播"的意义非同小可，也许就能见证历史。可晚了半分钟，你只是在看文艺表演。为啥？因为，如果真有历史事件发生，那些搞"直播"的编辑会让你无法看到的，你虽然只晚了半分钟，但你看到的几乎都是人家编辑允许你看到的，就这么简单。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从画面上看到每一个笑容，都是如假包换的真实，而我的十三亿同胞看到的，只是CCTV编辑们愿意然你看到的"真实"。也许到最后，我们看到的内容一模一样，但作为人，我们其实并不完全一样。这个哲学问题有点绕口，你想不通就不要想了，别和我较劲。

　　威严雄壮的方阵把我从这个思考中拉了出来，哈，太威风了，太牛了，我马上在网络上发表即时评论，可有网友随即打字回来，什么呀，没有看到啊。——啊，我感慨万分，虽然我在远隔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南半球，可实际上，我比此时此刻坐在中国大陆的13亿人民离北京更近啊，至少，我比他们更快地看到了阅兵的方阵雄壮地走了过来……这一刻，我才深深地感到，作为一名侨居在海外的华人，我有什么理由不比我的大陆同胞更爱国呢？至少我的心儿离北京更近——耶……

　　中央电视台的镜头从空中鸟瞰拍摄天安门周围的情景，这个画面只有中央电视台有，CNN也是借用中央台的，所以这个画面是同步。但长了一双小而锐利的双眼的我，在随着中央电视台的镜头扫了两眼后，就发现了严重问题。于是，我立即在网络上打字：立即停止空中拍摄！请立即停止空中拍摄！！我恨不得打开秘密发报机，发出莫斯密码：老杨头呼叫北京，请CCTV立即停止空中拍摄，特别不要拍摄天安门附近楼房和街道的鸟瞰图……

　　网友不耐烦了，问，老杨，你发神经啊，你怎么一看到士兵就想起战争年代？怎么不能拍摄了，北京高楼大厦，街道整齐……

　　我打断网友说，哎，你真以为我老糊涂了——不，我是爱国心切啊。因为我从那些镜头里看到了不和谐的东西，非常不和谐，我担心外国人过一会也会看出来，于是又要借机生事、大造舆论啊。你看看那些从空中拍摄的北京城，且不说举行仪式的长安街上，就连附近的多条街道，上面不但没有车辆，竟然连一个人影也没有，还有那么多高楼大厦，不要说屋顶上没有一个观摩的人，所有的门窗都紧闭……同胞啊，你知道我参加过多少次国外的国庆游行吗？光美国的，好像就有三次，除了游行主街道，旁边到处都是人民，还有楼顶屋顶上啊，可从CCTV拍摄的画面，北京怎么好象在演"空城计"似的？

　　我是担心别有用心的CNN播音员突然发出这样的质问：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可"人民"到哪里去了？

　　"请购买XX人寿，让你的孩子有一个光明的未来……"正在我低头打字的时候，大屏幕电视里传来CNN的英文声音，"XX牌卫生巾……"天啊，CNN竟然插播广告，我当即松了一口气，好在他们没有注意到"空城"的北京，不过，扫了两眼他们的广告，随即又紧张起来，我的妈呀，要是被国内愤青看到CNN竟然在直播我们国庆庆典的时候，插播这些无聊的广告，还不把他们砸了？谢天谢地，国内人民被保护起来了，他们看不到CNN，他们只看CCTV——那是他们出钱供养的电视，当然在这种场合，是不用插播广告的……

　　女兵来了，女兵来了，多么雄壮，多么整齐，多么美啊……你能够想象，除了北朝鲜外，还有哪一个国家可以组织这么庞大却整齐划一的大阅兵？

　　想到这里，我开始了今天的另外一个绕口的哲学问题：大家夸奖这种大阅兵时最常用的词儿是：整齐划一，意思是这么多人，行动起来，竟然好像"一"个人似的……于是，我随意在电脑上打了一句话：如果我一个人到天安门去走步，会不会更"整体"？我的话音未落，一个网友说话了：一个上去也很难说的，你能保证每一步都走得一样？

　　这句话引起了我的思考，那么多人上去，走得整齐，于是我们表扬他们好像"如一"——象一个人一样，那么，如果是一个人上去，自然不用像谁了，因为他本来就是一个人。这样我们就无法使用"整齐划一"这个成语了。

　　对大阅兵最大的褒扬就是"整齐划一"，可见最美的还是那个"一"，也就是独立的个人。这么多人都是一个又一个的个人组成的，当我们看到他们如何整齐的时候，我们只是在惊叹，他们竟然一模一样，他们竟然一点差别也没有……这时，我们谁也没有想到，这些方阵里的每一个士兵都和我们一样，吃饭穿衣谈恋爱，转业之后可能会去申请保安的工作，然后老板说，走两个正步让我看看，那个曾经参加过国庆大典的士兵于是走了两步，老板说，算了算了，一点也没有那个感觉了，你去守大门吧……

　　我的思绪已经离开了大阅兵，陷入这个哲学问题了。集体主义没有什么不好，但却屡次被极权政府利用，给自己的国家，甚至人类带来灾难。其实，就是因为当我们在群体意识和集体主义忽悠之下惊叹大家竟然能够"整齐如一"的时候，却忽视了那组成集体的一个又一个的"一"。

　　其实，我也不能免俗。例如据说，北京国庆期间不但没有不和谐因素，甚至连小偷都没有了。听到这样的消息，我很惊讶，想说点什么，却又说不出来。是啊，相对于这样轰轰烈烈的庆典，整齐划一的大阅兵，那些势单力薄的小偷和一两个不和谐人，真是显得那么的不合时宜，那么的微不足道。你看，我也被集体主义感染了。

　　看完大阅兵，等到"群众"上场的时候，我就离开了（因为要去游泳减肥）。我之所以把"群众"用引号打起来，那是因为他们只是选出来的群众的代表，所以本人加上引号以示区别。记得在外国参加国庆游行，连我这个外国人也可以跟住大队人马，随波逐流，浑水摸鱼，那样的庆典中出现的群众，才不用打上引号以突出他们的"选民"地位。（注：这里的"选民"是"被选上的民众"，而不是有权投票的那个"选民"）

　　这次同时从CCTV和CNN观看大阅兵，发现CNN的报道基本上还算公正的，当然，多次插播广告，搞得我很郁闷。特别是在方阵走上来后，CNN竟然转到别的新闻上了，可等到那个穿红色衣服的女兵方阵上来时，它又立即转回到北京天安门现场，大概半分钟不到，等到女兵消失了，它又去播送其他新闻。虽然我也喜欢看女兵（而且还向往有打听她们是哪个部队的，改天去慰问慰问），可你CNN也这么明目张胆，就有点伤我的民族自尊心了……

　　CNN在播放的中间插播一句话：中国向何处去？谁知道？我看到他们又杞人忧天没事找事，就骂了一句，并顺手写道：我不是早在博客里写了？看起来CNN那帮人不看我的博客。

　　第一次在电视中看到北京的天空竟然如此美丽，那么蓝，上面还漂浮着几朵像画上去的白云，简直让人不敢想像，和澳洲的天空一样了，好像被洗过似的。莫非我们除了洗澡、洗胃、洗肾、洗脑之外，又发明了洗天？……

　　最后，我要对举办这次大阅兵的领导同志们说一声辛苦了，并谢谢你们让人民（包括我这个小民）从电视上检阅了"人民"的军队……

　　杨恒均 2009/10/1 国庆节六十周年于澳大利亚悉尼

王万然:“钓鱼”成为职业是道德和法理的沦丧

　　当勾引别人犯罪，或是栽赃别人犯罪成为一种职业，构建和谐社会将会是一句空话。

　　引诱、勾引和栽赃别人犯罪作为职业的违法犯罪行为早已是公开的阴谋，甚至是在执法部门的支持、纵容、指使下成为某些社会渣滓的谋生及发财之道，这是共和国的耻辱！

　　据2009年9月15日《南方都市报》报道，上海交通运输管理部门采用"钓鱼"手段查处黑车的"钓鱼"行动再次引发了网上巨大声浪，因为这次被钓的是普通私家车主，车主说自己只是好心帮一个自称胃疼的人。该报记者也采访了两位同样在闵行区被钓鱼的车主，两人遇到的钓鱼手段分别是"亲人车祸"和"肚子疼"。施先生于5月23日午夜在沪闵路练车时，一对男女中年人拉开车门就坐进去，称亲人在颛桥出了车祸，现在太晚打不到出租车，请他载一程。施说："当时觉得人家事情挺急，啥都没想就答应了，根本没提到要给钱，结果到了地方以后，女的一边拿出20元钱往我手里塞，一边把车钥匙拔了，男的则用身体压住我。接着执法大队的人就出现了"。浙江温州陈先生说他是位商人，9月初，他的送货司机在闵行区浦星公路遇人拦车，说肚子疼需要去医院，请司机载其到前方路口，愿意给5元钱，虽然司机没收那5元钱，仅仅是出于爱心想帮下"肚子疼"的搭车者，结果到路口就被运管当黑车查处。被钓者每人罚款1万元。这无异于抢劫！

　　请别忘记2008年3月7日的上海，一名黑车司机将一名女"钩子"捅死。（2008年3月15日《南方都市报》）和开黑车一样，"钩子"也是一种黑职业。一个"钩子"下面有几十个"钩子"。"钩头"开的是奥迪，而新钩子常常一分钱拿不到。一个成熟的钩子，一次可以拿到200元奖励，效率高的一天可以放七八次"倒钩"。钩子成了黑车的天敌。两个团伙是水火不相容的，有时候也会有利益交换。资深的钩子会向熟悉的黑车司机收取保护费，双方相安无事。这样的"交通协管员"已经变质为"黑社会"了。

　　之所以使勾引良民犯罪的行为成为职业，还不是某些执法单位和执法人员利益使然？2006年4月26日《华西都市报》报道，四川彭州市、什邡市出管所通过奖励职业举报人，引诱无营运资格的车辆从事客运活动，对车主进行重罚，谋取不正当利益，害得省委、省政府领导多次作出重要批示，害得省委书记张学忠、省长张中伟联名给各市州委书记、各市州长写信要求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突出问题，害得省纪委、交通厅、监察厅先后多次派员深入两市调查、处理，才平息了民愤。

　　有个哲人说过，人是天使和魔鬼的结合体。恩格斯也指出，"人起源于自然界的事实，决定了人永远不能摆脱兽性"。学坏容易学好难。橘生淮南为橘，生淮北为枳，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人只有经过严格教育才能逐步符合社会道德规范并接受法律、纪律的约束。鼓励、放纵引诱犯罪，是对道德的践踏，对法律的挑衅，对人性的侮辱。在法国，引诱犯罪是不能成为证据的。而我们的执法部门自己不去认真执法，却通过雇佣"黑钩子"勾引司机违法，这本身就是违法行为，导致了不少本来就安分守己的司机违法或"被违法"，导致不务正业者把勾引、诱惑犯罪或嫁祸作为职业甚至发展为黑社会，导致执法部门执法犯法、严重削弱执法机关的公正形象，导致老百姓对执法机关和执法人员不满甚至仇视和敌对。

　　如果别的执法机关也像上海交通运输执法部门那样采用"钓鱼"手法迫使广大干部群众"被嫖娼"、"被卖淫"、"被受贿"、"被赌博"等违法犯罪行为，这将使我们整天提心吊胆生活在"钓鱼"的天罗地网，永无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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