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1月29日 星期日

迷人的海:道德缺失的中国

  众所周知,中国不是一个法制国家。对此中共也直言不讳,并信誓旦旦"到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把中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可见即使到2050年前后,中国仍将不是一个法制国家。

  这本该让人感到可怕了,然而中国何止不是一个法制国家,更让人绝望的是,它还是一个道德缺失的国家。

  不言而喻,道德缺失的国家,远比非法制国家来的更可怕、更可悲、更绝望。那么中国到底是不是一个道德缺失的国家?让我们从身边琐事论起:

  曾几何时,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优良传统的民族。而如今,荆州市八凌打捞服务有限公司在打捞勇救溺水儿童的长江大学三位大学生时大放厥词"我们只捞死的不救活的,钱不到位不能捞人"。这不仅仅是个职业道德问题,人命关天的紧要关头,他们竟能说出这种话,做出这等事来,尚有何道德可言?难道这只是一个个案吗?我们是否经常听到某某出于好心,施救交通事故的受害者,竟反被其诬。让人不由感慨做人难,做个好人更难呢;公交车上,有多少白发苍苍的老者,颤颤巍巍站在年纪轻轻的晚辈身旁,后生们竟然熟视无睹,视而不见;公交车上又有多少被扒窃的受害者,面对已被擒获的贼,矢口否认被窃,更别说去警方报案了;至于说到不赡养老人,把父母当皮球踢来踢去。或
者本人已经成年,却不想找工作,赖在家里,成为啃老一族。这样的事,这样的人是司空见惯,还是凤毛鳞爪呢?只要你不是生活在真空里,自会心知肚明;如果我们逆向思维,官方媒体为何热衷报道好人好事,除执政党使然,是否可以理解为当今的好人好事实在不多,急需弘扬一番了?

  再从教育、医疗上探究道德缺失是如何让人震惊与发指的。人们都说教师是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他肩负着授业、解惑、传道的神圣使命。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没有什么也不能没有教育,这从日本的战后崛起便可看出。

  而我们的教师、教育行政机构却有怎样的表现呢?社会上早已盛传一个公开的秘密,老师在课堂上,尤其在传授知识的关键点上均不情愿授业、解惑了,要想学到知识真谛,请到老师家里来,当然不是免费的,家长需另付高昂学费;新学期伊始,老师最感兴趣的首要功课,是通过学生摸清家长所在单位、职务等有用信息,目的不言自明;班级里甚至是老师个人有不时之需,老师会理直气壮地要求家长无偿满足,有"能力"满足老师的家长,子女总是坐在教室的最前排,学校如有诸如交换生、保送之类的好事,老师会最先垂青于他们,这即所谓感情投资,互通有无了;拿学校热衷实行统一校服来说,到手的校服大都质量次、款式旧、颜色差,学生不愿穿,大都压在箱底,不少高校规定入学时必须购买学校统一配备的被褥、暖瓶等洗漱用具
,这些用具大都质次价高,有些被褥竟是"黑心棉"做成的;今年曝光的社会上一些发黑心财的销售人员,通过给波阳县芝阳学校回扣,让其购买试卷和辅导教材,尽管试卷、辅导材料质量差或是盗版,但该校依然乐此不疲。今年上半年,该校初三年级每个学生交50元试卷费,其实购买试卷只需20元,另外30元则悄悄划入了学校的"账外账",支配"账外账"完全秘密运行,由校长一人说了算;据报道,四川某县,教育局上报应届高中毕业生省级三好生名单时,竟然偷梁换柱,用县公安局长、县纪委副书记、县农行副行长的孩子顶替了几个真正的三好生;择校费也令人瞠目结舌,广州一择校生收费高达18万元,南昌一位家长说:"入学捐款四、五万元不过是场'毛毛雨',捐10万元、20万的大有人在。"在江西波阳,一位初�
�学生一年先后向学校交纳从报名费到英语听力磁带费10多种,高达2089元,远远超过一个贫困县的农民家庭全年的纯收入;更为可悲的是,今年7月,陕西省榆林市19岁的景艳梅考上大学,其父因不堪学费之重压,在家自杀身亡;8月,四川简阳市一位18岁农村女孩考上大学,为了筹措"学费",竟以身相许;而据新华社报,教育部统计,今年头7个月全国发现教育乱收费问题2566个,取消违规收费项目361项。国家发改委公布数据显示,教育收费问题已连续3年成为全国价格投诉的头号热点。按保守测算,过去10年,全国教育乱收费总额已超过2000亿元!

  相关报道,俯拾皆是,绝非个案,发人深省。

  再来审视医疗战线。世人皆知,要做手术,减轻痛苦,必须至少打点好两个关键人物——外科手术医生和麻醉师。这就是社会上普遍热议而又深恶痛绝的医疗红包了;医生的天职是救死扶伤,可是患者甚至生命攸关的危重病人,如果没有应急的救治费用,白衣天使也爱莫能助;也许人人会有体验,去医院看病,医生总把病情渲染到大祸临头的程度,接下来将开出昂贵处方。那是因为医生暗地里拿了药商的丰厚回扣,为药商积极工作哩;据法制日报报道,乌鲁木齐市的奇台县人民医院外科主任张步江在给患者植入胸腰椎前路内固定器时,在手术台上,与供货商竞相加价,把原定8000元的胸腰椎前路内固定器眨眼间抬高至17283元。患者家属惊愕之余,别无它选,只能含泪被迫接受天价;据现代快报报道,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人民医院有医生约
200名,140多名陷入"回扣陷阱"。剖析医生集体腐败,可以清晰看出:从药商、院长、药剂科领导到有处方权的医生,均在大搞权钱交易,形成多开多得、利益均沾的腐败链条。

  再领教一下更加不堪入目的官场选举的潜规则,那些善于苟且钻营之徒,私下里蠢蠢欲动,拉帮结伙,以钱行贿,以色行贿,为自己、为他人狂拉选票,一时间,大有八仙过海,各显其能之势;而医疗、教育界的腐败,若与纯官场上的腐败相比,真是小巫见到大巫了。

  以上种种不一而足的奇闻怪相,正如执业医生王剑向法制周报记者披露的那样,这些令人愤怒的黑幕,就是良心的堕落,道德的腐败。

  本文所举案例,似乎更近乎职业道德范畴。但笔者以为,一个没有职业道德的人,能期望他的道德水准好到哪去?如果把道德与职业道德打个比喻,道德似属灵的,职业道德属象的,通过职业道德可以折射出人的道德的高尚与卑劣来。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如果没有驰骋在法制的轨道上将是可怕的,可是如果在道德上处于缺失、沦丧、乃至崩溃的边缘的话,那只有等待亡国、灭族的份了!这绝非危言耸听,我想用一句古语结束拙文,"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因此,国人真要警醒了,愿你我尽快成为警醒一员,为救赎自己,为他人,为国家,为我们的中华民族。

  2009.11.28

谢盛友:一个海归的命运

  —— 读《孤云汗漫——朱偰纪念文集》有感

  在留德前辈朱偰先生的女儿朱元春大姐的参与帮助下,浙江省海盐县政协编辑出版了《孤云汗漫——朱偰纪念文集》。拜读先生的大作,品味先生的纪念文集,笔者百感交集,深为先生的人格魅力所感动。笔者通读了《孤云汗漫——朱偰纪念文集》,除了他本人的札记、散文、评论、史学研究、日记、诗词、文集,还有23篇友人和子女的纪念文章,这一切让笔者看到了一个独立的朱偰。

  朱偰先生(1907—1968)出生于浙江海盐县一个书香世家,其高叔祖是清朝道光年间状元,族中先辈出过多位进士。朱偰先生的早期受教是在其父朱希祖先生的指导下进行的。特殊的书香世家多年的熏染,使少年的朱偰得风气之先,比别人更有条件接触那些站在时代峰巅的进步知识分子的思想。父亲朱希祖时为北大著名教授,他的家因此也就成了一个文人集聚的学术、文艺沙龙,陈独秀、钱玄同、胡适、鲁迅、傅斯年、周作人等均是他家的座上客。这些通儒硕学,时代精英,常在那里放谈纵议,发警世之言,抒宏伟之论,这便是青年朱偰成长的人文环境。

  1929年夏,朱偰先生由北京大学毕业,考取德国柏林大学研究生。几年的留学生活,所交游者,多文学之士,如滕固、冯至、徐梵澄、蒋复璁、姚从吾、王光祈、朱自清等,据他当年的笔记记载,他在柏林的寓所,成了当时华人学者的文艺沙龙,也就是在这段时间,他结识了应德国东方艺术会邀请,到柏林演讲《中国绘画六法论》的刘海粟,并终生成为至交。1932年5月,朱自清到欧洲来旅行,路过柏林,冯至特意在朱自清住处,设茶点招待,并请了滕固、蒋復璁、徐梵澄、陈康和朱偰作陪,还请朱偰摄影留念。

  朱偰在读大学时很喜欢德国文学家施托姆。当时郭沫若翻译了施托姆的名著《茵梦湖》,朱偰觉得"文句颇流丽,意味也深长",但字句上错漏不少,就干脆自己动手来翻译,并在序文中列举的郭译"可以商榷之处凡十五条"。这就是开明书店出版的译作《漪溟湖》。朱译一出,引好声一片。当时以郭沫若为首的创造社,在翻译问题上经常批评别人译得不对。茅盾就说:"朱偰的《漪溟湖》逐条指出(郭沫若译书的)错译十多处,可惜创造社诸公丈八灯台只照见了别人。"茅盾与朱偰之父朱希祖同为文学研究会的发起者,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是现代文学史上双峰并峙的两大社团,茅盾这话虽不免有门户之见,但对朱偰的赞赏却表露无遗。接着,朱偰又在开明书店出版了施托姆的诗作《燕语》。

  朱偰对南京有着极深的感情,他认为,长安、洛阳、金陵、北京四大古都之中"文学之昌盛,人物之俊彦,山川之灵秀,气象之宏伟,以及与民族患难相共,休戚相关之密切,尤以金陵为最"。因此,他在授课之余,背着一个德国相机,对南京的名胜古迹进行实地调查,并从事摄影测量,几年下来,"举凡古代城郭宫网、陵寝坟墓、玄观梵刹、祠宇桥梁、园林宅第,无不遍览"。然后从一千多幅照片中,精选了320幅图片编成《金陵古迹图考》。接着又编写了《金陵古迹名胜影集》出版,一图一考,相辅而行,成为最早系统介绍南京历史文化遗存的著作。出版后,一时洛阳纸贵,影响广泛。连远在延安的刘伯承读到此书时,也为之叫好。

  1949年8月8日,中央大学改名南京大学,朱偰继续担任南大经济系教授及系主任。1951年9月22日,中共南京市委派人来南大,通知朱偰:"刘伯承、陈毅将军欲一见朱先生。"约定翌日派车来接。

  朱偰夫人凌也徽女士在她文章中写道:"落座后,刘将军高兴地说:"昔日在延安读你的书(按:指《金陵古迹图考》)时,很想与作者一见。那时我在解放区,先生在国民党统治区。今日书与作者俱在面前,可谓如愿以偿。'之后,刘、陈二将军约朱偰,乘车赴清凉山绝顶望莫愁湖、观石头城。继又赴凤凰台吊瓦官寺遗址及阮籍衣冠冢。下午又登紫金山,北望六合,八卦洲一带。不久,刘、陈两将军又同朱偰一起参观了南唐二陵。"

  新中国战功赫赫的开国元勋,对金陵古迹这样关心,对一个文化遗产的守望者来说,确实鼓舞很大。朱偰当天的日记记录了午餐席间,就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十七勇士抢渡大渡河以及红军经过凉山彝族地区的详细情况,刘伯承将军的一番细述,他当着珍贵的史料以实纪录。从中可看出朱偰当时的心情。

  根据元春大姐的文章,朱偰说"我是中国人,我爱自己的祖国。我愿意我们的祖国繁荣富强,共产党领导得好,我愿意跟着共产党走。"但是,共产党究竟如何对待如朱偰先生这样的知识分子,他心中没数。

  元春大姐还说:"1949年12月至1950年3月,父亲与胡小石、刘敦桢、曾昭燏等专家先后八次对南京附近的六朝遗迹进行调查,最后由他们共同具名给新政府写了报告,提出了保护的具体办法。1956年5月父亲写了《南京的六朝遗址》、《丹阳的六朝陵墓石刻》。1957年他还写了《修复南京六朝陵墓古迹中重要的发现》。在他最后遗留的手稿中还有一篇残稿《齐梁二代石刻和雕塑的研究》。"

  1956年,当南京开始以一毛钱一块砖的价格大拆城墙时,朱偰奔走呼吁,终于保住了中华门这一段城墙。

  1957年后,朱偰戴着那顶沉重的"右派"帽子,从领导岗位被拉下来,发配到出版社去当了一名编辑,当编辑除了接受思想改造,也得接受劳动改造,出版社、畜牧场、太平门外黑墨营农场成了他的再生之地。那段时间,他主要是到农场接受劳动改造、种地、割麦、垒猪圈、拉板车样样都干,一两个月不回家那是常有的事。在这种长时间的孤立、寂寞、孤独的情况下,唯一能使他忘却痛苦的就是写作。

  当时任江苏省文化局的周邨局长,到出版社视察工作时,在资料室见到朱偰,关心地问他近况,并要他收集整理希祖先生的遗著,由周联系请中华书局出版。朱偰从内心感激。他这种人是没有创作时间的,只能利用接受劳动改造之暇,在寒风砭骨的农场茅舍,在昏暗的灯光下,忘记疲劳和痛苦,悉心研究,仔细校勘;用满是裂口的手,奋笔疾书,抓紧工作,朱希祖先生的《汲冢书考》、《明季史料题跋》两本遗著,分别于1960年和1961年由北京中华书局出版。因朱偰是"右派",整理者朱偰的名字都不能在书中出现。

  希祖先生的另两本遗稿《文学史论丛》和《史学丛考》均因"出版方针有变",未能刊出。

  1961年9月,朱偰为保护南京古城墙而戴上的那顶"右派"帽子,突然被摘掉。也许,他认为莫名的厄运结束了,他被组织上调到南京图书馆工作。历经磨难朱偰对南京古迹的痴迷与热爱仍一如既往,1965年初冬,他利用工作余暇,跋涉于南京城郊,询访各古迹遗址。精密考证测绘,通宵达旦绘制成《金陵古迹图》、《南京近郊名胜古迹图》和《明代宫城复原图》,并写出论文《从一篇新发现的明人故宫记中研究明故宫的制度和建筑》。考证古迹,这一点仅有的权利,作为一个文化遗产守望者最后的尊严,也未能保留下来,他费尽心血收集整理的这些资料和三幅古迹图、论文手稿均在随之而来的"文革"中片纸不存。

  1966年8月26日,南京图书馆造反派"红尖兵"和南京工学院"红卫兵",在朱偰家整整烧了半天的书,一时火光冲天,清溪村一号这座往日清静的小庭院,一片狼藉,花草树木被践踏,书籍在火堆里变成灰烬,个子不高的朱偰再三阻止,声称此书已捐给国家(注:1965年捐给南京图书馆的书,到"文革"前还没有完全搬走),是国家财产,但不起任何作用,损失不小。幸得南图领导派人阻止,才避免更大的损失。

  那段岁月,每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里,无不渗透着谎言和血腥,全家人在惊恐中被撵走数次,朱偰本人更是遭受旷日持久的劳改、批斗、游街、写检查书、认罪书;被人任意打骂。一生拒绝趋奉,坚守真理的朱偰,最后在盛满人类文化结晶的神圣殿堂——南京图书馆隔离审查中,因难以忍受非人道的精神、肉体的残酷折磨于1968年7月15日含冤、含恨、愤而辞世,终年61岁。

  城墙已毁,呐喊声也日渐遥远。他留给人们的,是这样一丝微弱的声音:"我没有罪,你们这样迫害我,将来历史会证明你们是错误的。"

  1978年,在追悼朱偰的大会上,终生至交刘海粟先生送去的挽联:"真理长存,铁骨丹心昭百世;是非论定,文章经济耀千秋。"

  1994年3月3日,艾煊先生的《帽子和城墙》在江苏《新华日报》上发表,艾煊先生以老辣的笔触,记录了当年那场拆城闹剧,文中说:"只有朱偰直接拿'帽子'换来这座中华门城堡,到底没有被拆被毁,今天依然巍巍耸立。"

  我们都是文化人,如果文化人没有文化守护精神,在民族记忆的维护上不做我们应该做的事情,可以说我们就不配做一个文化人。要灭一个民族,先灭它的历史。一个民族的记忆被抹杀了以后,这个民族可以说就消灭了。好比一个人忘记了自己生存发展的历史一样,他就会很愚昧,就很容易被别人蒙弊,因为你没有历史的根基,没有文化的根基。

  我们都是文化人,说说写写而已,没有像朱先生那样用自己的生命来抗拒愚昧,我们崇敬他。一个独立的朱偰,为中华文化的守护付出了血的代价。

  写于2009年11月18日,德国班贝克

  (作者:谢盛友:欧洲《European Chinese News》出版人)

2009年11月26日 星期四

林云海:不差钱,百姓存钱,公仆藏钱,人民送钱

  百姓不差钱,把钱存起来了;

  公仆不差钱,把钱藏起来了;

  人民不差钱,把钱送兄弟了;

  咱中国真的不差钱——差什么都不会差钱!

  百姓不差钱

  有名洋专家近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建议,解决中国消费不足的问题行之有效的办法是提高中国人的工资。对此央视主持人邱启明同志评论说:"其实工资一直都在涨啊,关键是中国的老百姓喜欢存钱,你发得再多,人家都存起来,不用。"洋专家一点都不懂咱们中国人,还喜欢不懂装懂,幸好咱们中国人从未打算要听他们瞎指挥。

  公仆不差钱

  国家攒了2万亿美元,意味着国内多印了14万亿人民币,很多人不明白,中国为什么没发生严重通货膨胀?人们不知道的是,广大公仆们在默默地做着贡献呢,他们把多余的钱都藏起来了,几十万,几百万,几千万,甚至成亿的藏,人多力量大,中国有几千万公仆,别说只是14万亿,就算再多一百倍,公仆们也能把它们好好地藏起来,保证中国不会发生严重的通货膨胀。

  人民不差钱

  最近中国人民又送了100亿美元给非洲人民,说是"优惠贷款",其实按以往惯例,这钱最终是不用还的,而且是"不会附加任何政治条件"的,也就是说,这钱其实是中国人民送给非洲人民的赠礼。拿100亿美元做赠礼,多大的手笔啊,你可以想像,中国人民有多不差钱啊!

  回过头来再看所谓的"中国消费不足",很容易发现那其实是个假问题,既然都不差钱,还会有什么问题呢?所谓"中国消费不足",体现的其实是中华民族艰苦朴素(百姓)、廉洁奉公(公仆)、乐善好施(人民)的优良传统,洋专家不懂可以理解,难道我们中国人自己也不懂吗?

  2009年11月14日

刘俊君:民主是恐怖主义

  突然想写篇文章,应该很久以前就想写了,但碍于一些东西,始终没有动笔,文章就是民主远比独裁来得更可怕。这是个很深的题目,也必然有很深的内容,说真心话,写这文章的时候,心中有一半的空的,因为这好象在探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一样广大和深远。就因为话题之大,所以有些夹舌。

  本来还不是想到这一层的,只因为上次坐火车,一个老头在和一个老师争论社会怎么赚钱,后面才说到民主和独裁以及专制。老头53,很牛的人。声音很大,老师多少显得畏畏缩缩。其实老师的想法是很幼稚的,但今天讨论的是关于民主的话题,所以不想针对这个老师来讨论了。

  老头说民主比恐怖主义还可怕,前面一时没明白,后面一想,对啊!因为他控制更多人的思维和思想,只因为在所有人那里是善的,因为人都是喜欢善的,然后为了善去用一些手段,却得到更多人的支持,破坏性更大。但又说有破才有立,中国乃至世界何尝又不是在这种破了立,立了破的循环中前行的。这么一分析,精辟,对。中国之所以不民主,只因为保守的力量还很大,但如果中国13亿人,7亿人支持民主,或说潜意识里。那就一定会有人跳出来说,我们要民主,然后就是会有人付出行动。那剩下6亿人,5亿人观望。因为中国是专制国家,所以不像共和国,是全民的事情与责任。在中国,国家的观念和民众对于国家的观念是很单薄的。就像封建时期一样,谁当皇帝又怎么样,我只管自己有田种。今天制度虽然有很大变化,封建变专制�
��但本身性质变化并不太大。所以中国人的思维还是明天谁当政跟我有什么关系,只要自己还有饭吃,只要他还是汉人。那么就不可能会有1亿人站在保守的位置了。那么这被"民主思想"控制的人或意识或潜意识中变成一股力量,与保守的力量必定会有冲突,而且会很尖锐。那社会生产是不是被破坏了,农业,工业是不是受到损害。答案是是,肯定是!这样一看,民主是不是变成了恐怖主义。

  所以反过来一想,老头说的有道理。虽然老头很朴素,坐的和我一样是40多块钱就可以跑一千多公里路程的火车。这种火车在今天应该拉去回炉的。我坐过两次,冬天来了,晚上漏风,那不冻得死人。也就因为这样的价格。可想老头的身份和家资。但他谈的话也可以看得出绝对不是一般人。看得出他很正义。因为这个世道,只有正义的人正直的人才会坐这样的火车。53岁的人,有这么高政治觉悟,我在他面前都觉得有点汗颜。他如果受贿,收贿,绝对不坐这样的车,那气势,我相信,做个大市的某个重要部门的局长绝对没问题。他都说现在手上百多号工人,可见是个好人才会沦落到今天,才会坐这样的车。他以前若没当过官我绝对不信。

  再说到民主,也就因为社会太多不公平,好官坐垃圾车,管那些穷得不能再穷的工人。好人得不到重用,坏人到处招摇赚骗还大把的钱花得心安理得,贫富差距如此拉得大,才会形成民主的温床。而民主其实就是一种恐怖主义,可以说他比恐怖主义危害大得多得多。因为恐怖主义无非就是制造一种社会恐怖气愤,说真的,得到支持的人很少,危害也就那么大,大不了死几个人,几十个人,最多百号人就算很恐怖了。可社会照样在生产,人民照样还是可以过日子的。可民主一来,那就不得了,如果像现在这样压得这么死,反抗力量那是相当大的。那就不是人民骂一两句娘就结束了的。一旦爆发起来,社会很严重的地区社会绝对会停止生产,人民,一部分人民会沦为难民,难民就会变饥民,饥民就会变暴民。暴民又会加入民主力量中去。颠
覆性的。

  所以我说民主主义是恐怖主义,比恐怖主义还恐怖主义,但也必定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只是希望今天政府当局,就是共产党,放明白点,明白这后头的力量是什么,不要真有个什么火星子引发了之后闹到这一步。

林云海:奥巴马同志可以晋升“中国人民的好朋友”了

  奥巴马同志的中国之行为我们这个时代带来了和平。

  奥巴马同志表示,他尊重中国现行的政治制度(全国体制)、现有的政治文化(领导本位)、现存的政治传统(赢者通吃),他领导的美国无意强制中国作出任何改变。他认为,表达自由、宗教自由、接触资讯的机会、政治的参与等普世的权利不是美国独有的,中国现行的(全国体制的)政治制度、现有的(领导本位的)政治文化、现存的(赢者通吃的)政治传统同样可以实现这些普世的权利,事实上,中国众多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有识之士已经享有这些普世的权利了,那些与他坦诚对话的上海学子只是冰山一角。

  奥巴马同志认为,越是能够自由的信息流通,社会就变得越强。他建议,如果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有识之士能将社会的变强正确引导到支持中国现行的(全国体制的)政治制度、现有的(领导本位的)政治文化、现存的(赢者通吃的)政治传统上来,使得社会的强大对中国只有利,没有害,中国就最好不要限制互联网的使用,因为得到正确引导的互联网已经成为中国力量的来源,互联网越开放,对中国就越有利。

  最后,奥巴马同志提了点小小的要求,希望中国能帮助美国加大出口。对此中方表示,如果美国的加大出口会危害到中国老百姓勤劳善良、艰苦朴素、忠心爱国的优良传统,中国很抱歉不能答应,而如果美国的加大出口有助于强化中国现行的(全国体制的)政治制度、现有的(领导本位的)政治文化、现存的(赢者通吃的)政治传统,让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有识之士欢欣鼓舞,中国将无任欢迎!

  总的来说,奥巴马同志的访中是在友好、和谐、热烈的气氛中进行的,中美两国就维护世界和平达成了高度一致的共识——北京共识与华盛顿共识各自共识。奥巴马同志为我们这个时代带来了和平,为我们的繁荣稳定与和谐统一提供了重要保障,奥巴马同志不失为中国人民的好朋友,作为本届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他可谓名至实归了。

  2009年11月20日

蔡铮:去韩国考察计划生育

  2008年底,中国上饶市计生系统的官员们如全国各地计生官员一样,啥事没有,因为哄人多生他都不生,所以他们的计生任务提起三年完成 —今后一百年恐怕都没活干。但要装得很忙,装得国家没有他们就会一夜之间卵生出蝗虫般满地爬的孩儿。因此他们不能在家干坐着,于是决定出去"考察"学习外国该行的先进经验。可全世界就只咱伟大的中国正如火如荼地搞计划生育(越南也在搞,但只是鼓励只生两个),也只有中国的计划生育经验最为丰富,成果最为显著,30年搞下来已把中国30年后的社会发展全面崩溃搞定了,为此已得到了担心"黄祸"的西方发达国家的交口称赞。这些官员功德无量,得了上面的奖赏,钱多得花不完。上哪儿呢?众所周知,好玩好看的西方发达国家如法国都在想千方设百计引诱百姓多生多育,去不成。日本韩
国不错,且跟中国相近,人多资源少。小日本只如中国的一个省却有一亿三千万人,大韩国有如中国的一个地级市却有快五千万人。他们便决定去日本和韩国考察他们是怎么搞计划生育的 .这些官员逛了日本,又逛了韩国,吃腻了正宗的日本料理,可他们一路看到韩国电视上,报纸上,大街上到处都是政府鼓励国民多生多育的广告宣传。这些官员吃了一惊,这个经验可不能带回去,一带回去那饭碗就砸了 —— 不但砸了自己的饭碗,还把从中央到地方上百万计生官员的饭碗全给砸了。怎么办?花了几十万出去逛了一趟,总得有个交代吧。回国后他们就吩咐高手写了个创造性的报告。"(上饶)市计生系统赴日本、韩国考察报告2009-1-7).  报告中说:

  "韩国制定了许多政策奖励计生户,如,进行手术避孕并持有节育手术证明的,优先获取政府公寓补助;只生一个孩子及证明的,男人可不参加预备军训练;纯女户享受国民健康保险和免费生孩子服务。农村地方公务员升职必须执行计划生育,像做述职述廉报告一样,做家族计划生育报告。"

  "深度动员,齐抓共管。韩国通过电视、地铁站、剧场、列车、军队广播等载体大张旗鼓、广泛深入宣传计划生育政策,号召全体国民参与到这项运动中来。韩国曾提出'只生一个,三千里国土也满员'的宣传口号和'生一个就好,生一个就够'的经典标语,制作过多期计生专题片。男人同样接受性教育和生育教育,国会议员、企业家、军人、政府公务人员参与比例不断提高。并且,发动宗教领导人向信徒宣传。通过宣传教育,形成共识,促使全国上下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

  看了这个报告让人以为韩国正全国上下都在忙着跟我国搞计划生育比赛,看谁"计划"掉的人多,看谁能得国际"计生"大奖头名!而实际上,2008年的韩国已经实施鼓励百姓生育政策十多年!

  曾经实施"一胎化"的计划生育政策的现代国家全世界只有韩国,正在实施"一胎化"政策的全世界只有中国。韩国走在中国前面。韩战结束后韩国人猛生,满地都是孩子。60年代初,韩国不知是听信了美国主子的还是国内什么人哪根筋接的不是地方,全国上下搞起了计划生育,鼓励百姓只生一个,当然手段没有中国先进,没用绳子加刀子,主在宣传奖励,至多来点罚款。最先反对"只生一个"的是基督徒们。可韩国是强权政府,"只生一个好"的国策一定,反对声音全熄火,漫天遍地都是"只生一个好"的轰隆隆国家宣传。80年后50年代"超生"的一代的生育高峰过后,韩国经济社会发生根本变化。到了1990年其总和生育率降为1.59,1995年为1.65,明显低于2点1的更替水平。更让韩国政府恐慌的是,九十年代人们生活普遍提高后,迷信多子
多福的韩国人的年轻一代不愿意多养孩子——不愿多生是经济发达的现代社会的通病。而这时韩国人忽然明白,人口的生养并不为本国资源所限,这样"计划生育"下去不仅会导致韩国老无所养,社会无法正常运转,经济发展停滞乃至崩溃,而且会导致大韩民族绝种!韩国人民恍然大悟他们犯了个天大的自残自灭的错误!于是在96年韩国人口达4500万时,国家生育政策来了个180度的急转弯,从实施要百姓只生一个到启动鼓励百姓多生多育的新人口政策。可几年下来,"新人口政策"并没能逆转这种生育取向。韩国政府这时慌了,赶忙连续出台多种鼓励国民多生多育的政策。

  2005年,韩国政府出台了"123 政策",鼓励国民生育三胎以上,并为他们生育的第三个或者第四个孩子提供照料。

  2005年底,韩国政府正式公布了"低生育综合对策",从2006-2009年, 投资7万亿韩元于提高生育率的项目。

  2006年,韩国颁布了《关于低生育率和老龄化问题的第一个基本规划》,提出"2020战略",为提高国人生育率,韩国政府在以后的5年内投入505亿美元鼓励国民多生。

  2007年,韩国政府决定从2008年开始实施"免费生育"政策。(见"韩国人口政策及对中国农村人口政策的启示")

  中国的经济发展很快就会赶上韩国。世界上只有韩国先于我们搞计划生育。两国经济社会文化等有很多趋同之处。韩国已知错在改,确实有不少经验值得我国学习。

  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必须象韩国一样急转弯。时不我待,我们已经迟了,已经计划出了我国20年后无法应对的人口老化导致的经济社会发展无法弥补的灾难,已经计划掉了我国30年后全面崛起并屹立于世的机会(关于这点,请搜寻易富贤,何亚福先生的专业论证)!

  如何急转弯?

  我们建议中央到地方的计生官员首先到韩国去考察考察,看过去十几年来他们是怎么搞"计划生育"的,问问他们为何那么大点地方,眼看就要5000万人了,还不赶紧劁人阉人,却还鼓励国民多生多养?考察回来千万别象上饶市计生官员那样,见的是大哈他闺女却说见的是大哈他死了十几年的老娘!也求计生官员们别一听要废除计划生育就担心这是要砸自己饭碗,赶忙不分青红皂白不遗余力地大叫大嚷反对。请放心,要鼓励国民多生多育,"计生"部门的工作多的是。只是从前是拿着袋子去装罚款,现在要拎着袋子去给人发钱;从前拿着刀子去劁人灭胎,现在是拎着袋子给人送保胎药。这活比原来的"杀生"工作繁重多了,干不完。因为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不愿多生多育的文化一旦确立,几乎无从人为逆转。从前的"计生"的野�
�手段再也行不通,一切要从头学。好在韩国已经积累了丰富的鼓励国民多生多育的经验。希望计生部门的官员赶快去韩国取经。

  2009年11月23日

孔保罗:中国应该为西方社会的大锅饭买单吗?

  应该承认,西方社会经济的发展目前正面临着巨大的困境。西方一些经济学家认为造成这种困境的原因在于中国,因此不断向中国提出一些似是而非的经济要求,例如人民币升值,扩大内需,增加进口等等。而不可否认的是,中国的一些经济学家和一些知识分子也的确被"忽悠"起来,他们也认为人民币应该尽快大幅度升值,而且中国应该扩大内需。实际上近些年来一些中国的经济学家所提出的刺激中国民众以当前的储蓄消费的主张,以及一些知识分子所声称的消费就是爱国,就是被西方经济学家"忽悠"出来的结果。其实造成西方社会的经济问题的关键是西方资本主义的"大锅饭",这个大锅饭和计划经济的大锅饭实际上并没有本质性的区别。西方对中国的许多经济要求,实际上也就是要中国民众为西方社会的"大锅饭"买单。中国
不应该也根本没有理由为西方的"大锅饭"买单。

  1. 西方社会经济发展为何会遭遇困境?

  无论是谁都不可否认,二次大战后,西方社会经济发展的活力性普遍地大大下降,虽然有个别战败国的经济发展有过一段辉煌。造成西方社会经济活力性下降的根源不在于新兴经济体的形成——不在于中国和其它一些国家社会经济的起飞,而在于西方社会保障制度。如所周知,二次大战后,西方各国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形成。应该承认,这对化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社会问题做出了非常伟大的贡献,如就业、医疗、教育、养老等。可是西方社会保障制度本质上是一种利用当前的税收和相关费用实施救济的社会救济体系,它日夜不停地大量吞噬着资金(而且只要这种救济体系存在一天,这种吞噬就不会停止——它就是一个资金消耗的无底洞)。根据欧盟统计局的数据,在2008年,欧盟国家社会保障的资金消耗,平均已经占到其GDP�
�30% 左右(由此可见这一无底洞之巨大)。

  而由于西方社会保障本质上是一个救济体系,其资金的主要来源,并不是也不可能通过本身的运作来产生,更不可能来自慈善捐助,而只能是政府通过税费的收入了筹集。在这样的情况下,西方各国政府的负担极为沉重。以美国为例,自社会保障体系建立以来,政府在社会保障方面的支出一路攀升。美国政府估计2008年度财政支出预算(2,9020亿美元)的52.61%(15270亿美元)直接用于社会保障。

  但是政府承担还只是一个假象——实际上这种负担主要还是由民众来承担的。对目前西方各国的税收做进一步分析还可以发现,其税收85%以上是个人所得税、社会保障税、公司营业税。这里还是美国为例做一说明。根据美国政府估计,2008年度上述三项的税收将会达到24887亿美元,占整个财政年度收入26625亿美元的93.5%;其中尤以个人所得税为重,达到12466亿美元,接近整个财政年度收入的47%;如果将社会保障税费也计算在内则比例更接近82%(营业税仅为3149亿,占整个年度税收的11.82%)。由此可见西方民众税务负担的沉重。

  如此沉重的负担,必定会使民众的实际购买能力的下降,而购买能力的下降自然会导致社会有效需求不足,从而导致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缓慢。事实也正是如此——自西方社会保障制度逐步形成以来,西方社会经济发展速度就由快速增长变为长时期的、明显的低增长。官方统计数据表明,自1950年开始到现在,欧洲国家的GDP平均增长速度一般都没有超过2.7%.不少西方经济学家也指出,这种低速增长的根本原因就在于社会保障制度所消耗资金的增长大大超过经济发展速度,因此严重窒息了经济的正常发展。

  换言之,如果社会保障制度不是如此消耗资金,则西方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就不会如此缓慢——没有任何一个经济学家可以否认:如果西方民众的税收负担即使平均减少30%,西方国家的经济就会得到极大发展,金融危机也就可以安然化解。所以造成西方国家经济问题的关键原因来自其内部,而不是外部。这是一个无论如何也否定不了的事实。

  2. 西方社会保障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大锅饭"

  虽然西方社会保障精神有着不可否认的合理性,不过也必须承认,西方社会保障模式并不是一种合理的社会制度。这种不合理性除了表现在对于经济发展的桎梏之外,还表现在它缺少基本的社会公平性,它实际上也是一种"大锅饭",这种市场经济社会的"大锅饭",与计划经济的大锅饭没有本质区别。这里我们以社会医疗保障为例作一个简单的说明。

  西方社会保障体系的基本模式是:政府通过向有可纳税收入的人士征收税费,再转给社会保障体系,对全体社会成员实施社会救济。这种救济是无需偿还的。毫无疑问,任何一个社会成员出现医疗费用支付困难时,我们都应该对他实施保障,但是我们是否需要救济富人?尤其是不是需要劫贫济富,对富人进行施舍?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因为让穷人救济富人是非常荒唐的。

  如果我们对全部社会成员进行一个考察并不难发现:尽管社会上当前可以在没有困难的情况下,自己承担全部医疗费用的富人比例并不高,不过这只是从一个静态的角度来看问题,如果我们从动态的角度来看问题,则情况完全不同:

  1). 如果是患有小毛小病,医疗费用不高,很多就业者在就医时就完全可以在没有困难的情况下,自己承担医疗费用;除非是患有需要巨大医疗费用疾病。

  2). 如果给与就业者一个支付医疗费用的缓冲时间,使之可以逐步地偿还医疗费用,而不是在就医时必须立即支付全部费用,那么可以在完全没有困难的情下,自己来承担自己的医疗费用的患者,毫无疑问会更多(即使需要较高的医疗费用)。

  如果我们以发展的眼光再来看目前没有就业的人士(未成年人、大学生和老人),还可以发现这样一个事实:未成年人及大学生中的不少人是未来的富人或中产阶级,虽然他们现在没有收入或收入极其有限,可是他们的未来是富裕的,只要他们今后就业,有了收入也是可以和现在的就业者一样在没有困难的情况下逐步承担自己的医疗费用的。再例如老人,经过一生的辛勤,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一般都积累了一定的财产,没有财产的老人比例并不高。不过他们的财产无需也根本不可能带到天堂或地狱里去的。这种死不带去的财产实际上自然也是可以用来偿付他们自己的医疗费用的。只要给与这些老人以一定的时间,他们也就可以在没有困难的情况下自己承担自己的医疗费用。就这种意义而言,这些有着一定财富的老人也是可以自己承担医疗
费用的富人。

  对于现在可以在没有困难的情况下逐步地自己支付医疗费用、以及未来的富人和无需将遗产带到天堂和地狱去的老人,我们所需要给与他们的帮助是什么?是救济施舍还是全面援助——由社会保障体系借钱给这些人来支付医疗费用,使得他们可以用自己的未来收入和身后遗产来支付自己的医疗费用?显然,全面援助是唯一合理的选择。我们实际上仅仅需要对那些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都无力自己承担医疗费用的社会成员实施救济,而不是对未来的富人施舍救济。

  可是非常遗憾,西方社会医疗保障并没有对患者加以区别,而是不加分别地都一律实施救济性保障。这完全不符各取所需、各尽所能的基本原则,更造成了一种资本主义社会的"大锅饭",它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大锅饭"没有本质不同。

  必须看到的是:这个"大锅饭"是极其巨大的。因为当前有就业收入因而可以在没有困难的情况下逐步偿还自己医疗费用的人士,未来的富人和无需将财富带到天堂或地狱去的老人三者相加,所占的人口比重甚高,应该不会低于总人口的90%(因为患有需要支出巨大的医疗费用的疾病发病率不会超过10%)。

  西方社会保障体系之所以会消耗巨大的资金,之所以是资金消耗的无底洞,之所以存在救济资金短缺,关键就在于这种"大锅饭"。由此可见,造成西方社会经济发展滞缓的根本原因是西方社会保障制度——如果没有这个"大锅饭",西方社会经济就不会出现今天的问题。

  3. 建立新型社会保障体系是西方社会的唯一出路

  西方金融危机发生后,一些学者认为,金融危机的产生标志着西方市场经济的失败,社会经济应该由国家严格控制而不是走完全而彻底的市场化道路。从技术上来看,这种理论是合理的。但是西方金融危机的产生根源并不是技术上的,而是本质上的,它实际上宣告了西方社会保障模式的破产,而不是市场自由经济的终结——就一定的意义而言,我们完全可以说西方社会及其民众实际上既是社会保障制度的受益者,更是一个受害者。所以唯有挣脱这种枷锁,西方社会经济才可能重新恢复活力,才可能从根本上化解金融危机。

  因此我们也完全可以预言:技术层面的加强监管,虽然是不可缺少的,可仅仅是在技术上加强监管,既不能化解金融危机,更不能从根本上恢复西方经济的活力,只能在一定的意义上推迟或延缓这种危机今后在的发生,或减小危机的规模而已。

  更为重要的是,如果不对目前的社会保障制度进行改革,那么一个比目前金融危机更为巨大的危机——社会保障危机将会不可避免地降临。西方一些专家学者已经在为此感到担忧不已。她们认为,这种社会保障危机比目前次贷危机更为惊人,在资金量上远远大于目前的次贷危机,是一个"超级次贷危机"。所以我们完全可以断言:挣脱社会保障制度的枷锁是西方社会化解金融危机、恢复经济发展活力的唯一选择。

  越来越多的西方知识分子实际上已经非常清醒地认识到社会保障制度对整个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危害,而且一直在非常地积极推动政府实施改革。最近几十年来西方各国在野党和执政党之间争吵不休的一个基本问题,实际上就是围绕着如何改革社会保障制度、降低税收而展开的。西方社会唯一的选择就是加快对保障模式实施改革,使之尽快地由无偿救济体系转化为成为既可以更好地实现保障宗旨,又可以产生经济效益的援助体系。

  所以,西方社会不应该要求中国人民币升值来解决自己的发展困境——这无疑就是要中国民众为西方社会的大锅饭买单,为西方当前和未来的富人及中产阶级买单。中国也没有任何义务来为西方社会的大锅饭买单。而且需要指出的是:实际上如同西方社会一样,中国也是根本没有能力为西方社会的"大锅饭"买单的——如果西方不能挣脱不合理的社会保障模式的枷锁,即使中国为西方大锅饭买单,西方经济也不可能摆脱发展的困境。

  救济富人和中产阶级是中国迄今不能建立全民的全面医疗保障体系的根源

  如所周知,中国迄今为止还没有建立起全民的全面社会医疗保障体系。为什么中国迄今不能建立全民的全面的医疗保障体系?关键就在于中国目前的医疗保障改革,实际上就是在中国复制一个西方式的社会医疗保障的大锅饭,也就是要建立一个全面的社会救济保障体系,对每一个人都实施社会医疗救济保障——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海量的资金。

  根据我们的估算,按照2008年的物价标准,社会医疗保障的实际资金需要每年在3万亿人民币左右。而通过社会医疗保障税费,根本不可能满足这些资金的需求。按照中国政府公布的数据,2008年城镇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总收入仅为3040亿元。另2009年上半年四项社会保险基金总收入达到了6966亿元。以此推算,2009年中国社会保障的收入也就是在15000亿左右,其中医疗保障方面的资金最多不会超过3500亿。

  中国知识分子早就发现了这一点,他们提出政府应该另外投资来解决医疗保障资金不足的问题。可是2008年中国GDP仅为30.0670万亿,政府财政总收入为61330.35亿元。可是这些资金完全用于社会医疗保障天下就会大乱。因为政府还有一系列的开支,例如国防、教育和日常运作等等。在目前情况下,政府实际上可以拿出的资金最多也就是总收入的10%左右——实际上2008年连10%都不到。由此可见,中国政府实际上也根本没有能力来承担中国社会医疗救济保障的资金全部责任。

  所以,中国社会医疗保障走西方的道路是根本行不通的。中国社会保障之所以到现在还没有建立起全民的全面的统一体系,医疗保障改革之所以到现在还未成功,根源就在这里,就在于一些知识分子根本没有理解西方社会保障精神与保障模式的区别,就在于他们要在中国复制西方资本主义的大锅饭。

  中国一些民众对中国当今社会医疗保障制度的缺失不满,因此责骂政府,这是有道理的,也是情有可原的。试问民众不怨政府还能怨谁?但是如果知识分子也只是像民众一样简单地发发牢骚,而提不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则是民族的悲哀——试问,如果专家学者,也就是我们所谓的知识分子不能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政府官员是不是只能拍脑袋来解决问题?而如此重要和复杂的问题,又怎么可能拍脑袋来解决?

  另一方面,如果我们打破西方资本主义的大锅饭,对现在和未来的富人以及中产阶级,在各取所需和各尽所能的社会基本公平和文明原则上,实施社会医疗援助保障,也就是:由社会保障体系贷款给每一个看不起不病的人士来看病,待他们产生还款能力之后再逐步偿还,还不起则无需偿还(相关的实施模式,限于篇幅,这里无法详细展开,请参见笔者的相关文章和书籍),就可以使社会保障体系的资金来源及其走向都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更可以节约巨大的开支。

  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中国还是其它任何一个贫穷国家,都可以立即建立起全民的全面医疗保障,使每一个人都可以得到必要的医疗机会,实现在医疗面前人人平等。因为社会医疗保障体系"贷款"给人们,不存在资金短缺问题,而且对中国当前的经济而言,还解决中国社会的严重的相对资金过剩问题——现在中国金融信贷体系有数十万亿人民币没有安全稳妥的流动出口。这些资金借贷给社会医疗保障,既解决了社会医疗保障的资金问题,又可以实现安全稳妥的流动,实可谓相得益彰。

  由此可见,要不要救济现在和未来的富人与中产阶级,不仅仅关系到西方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公平,更关系到中国社会能否立即建立全民的全面社会医疗保障体系的问题。更为确切地说,它实际上也是一个要不要立即对全民实施全面社会医疗保障的问题,也是一个要不要建立全民的全面的社会医疗保障体系的问题——如果采用西方的社会保障模式,救济所有的富人和中产阶级,中国和其它贫穷国家就根本不可能立即建立起全民的全面社会医疗保障体系;而相反,如果对现在和未来的富人及中产阶级实施社会医疗援助保障,则既可以解决他们的医疗保障问题,同时也可以使全民获得全面的社会医疗保障。

  毫无疑问,给与每一个人全面的医疗保障,是完全符合中国13亿人的根本利益的,也是13亿人的最大和最重要的福利(同时这是符合西方社会和西方民众的根本利益的)。这种根本的利益远远比救济现在和未来的富人及中产阶级更为重要。就这种意义来看,任何理性的知识分子都不能否认,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都不应该由全体民众牺牲他们的根本利益来为现在和未来的富人和中产阶级买单,来为不合理等大锅饭买单。

  当然,我们并不否认,让每个人以未来的收入实施自我医疗保障,的确是减少了某些人的"福利"。例如在中国,目前少数社会特权阶层占有了大量的医疗资源和费用。据中国媒体的报道,中国政府投入的医疗费用中,80%是为了850万以党政干部为主的群体服务的(中科院调查报告);另据监察部、人事部披露,全国党政部门有200万名各级干部长期请病假,其中有40万名干部长期占据了干部病房、干部招待所、度假村,一年开支约为500亿元。实施社会医疗援助保障,这种"福利"自然而然地就会消失。因为任何人没有能力支付医疗费用的时候可以获得"免费"的医疗保障,可是如果有能力支付医疗费用的时候,都必须连同利息一起偿还医疗费用。不过这种"福利"的消失难道不是合理的吗?难道我们应该维持这种不公平的"福利"吗?�
�要认真地想一想,并不难做出合乎逻辑的结论。

  所以,救济富人和中产阶级,尤其是以牺牲广大民众的基本医疗保障权益来救济富人和中产阶级,是极其荒唐的。认为中国民众应该为牺牲自己的基本经济权益,来为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救济现在和未来的富人及中产阶级的大锅饭买单,更是无法使人接受的。任何一个理性的中国知识分子对此都应该有清醒的认识。

叶檀:钓鱼式执法远未了局

  上海钓鱼事件以政府道歉暂告一段落,但此事并没有终结,继续向纵深发展。

  寻求法律救济的一方声称受到威胁。11月12号,上海"钓鱼"风波的核心人物之一张晖的妻子收到一封信,写信者自称是钩头,希望张晖撤销对闵行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大队的诉讼。信中涉及张晖家人,如果此事属实,则属赤裸裸的威胁。在政府一方,开始针对黑车的大规模执法。11月9日,上海交通执法部门宣布,上海自10月29日起展开为期3个月的集中整治"黑车"行动以来,已查处违法案件近千起。

  可见,一方面是法律救济困难重重,另一方面则是道歉不情不愿,并以大规模的行政执法,彰显其打击黑车的合理性。

  撇开法律问题不谈,就市场而言,对于黑车应该有清醒的认识。如果看不到黑车背后的市场合理性,我们很快会看到黑车泛滥、政府打击、执法部门再次钓鱼、民众再次抗议的治乱之道。

  就笔者了解到的情况,黑车之所以泛滥,有两大原因。

  一是公共交通配套跟不上城市发展的步伐,由于城市扩张过快,轨道交通不敷所用,地铁到站仍需短途交通,但几千人的居住区只有一两条到居民区的公共交通,如上海康城小区,十年只有一条主要公交线,居住者抱怨不绝,因此造成黑车供不应求。

  另一个原因就是出租车车价昂贵。以上海黑车泛滥的南汇浦东、闵行等地区而论,都是新发展、人口扩张极快的城市边缘区域,地铁必须与其他短途交通配套,才能解决居民的出行难题。政府固然安排了出租营运点,但新近涨价后出租车起步费要12元,黑车车费起码便宜三分之一以上,具有天然的价格优势。出租车司机也是受害者,他们既要向出租车公司上交份钱,又要对付上涨的油价,油价上涨导致出租车涨价,使客流量明显减少,对这些规规矩矩的营运者是致命打击。

  与公交车相比,黑车价格稍贵,但可以提供点对点的服务;出租车虽然能够提供点对点的服务,但与黑车相比在价格上处于劣势——正因为具有如此之高的性价比,使黑车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值得一提的是,上海对于出租车司机这个职业还有户籍要求,这使得外地来沪者无法成为合法的出租车司机,减少了他们的生存空间,也是黑车泛滥的一大原因。为什么对黑车的钓鱼执法专门瞄准外地牌照的车,根本原因就在于此。

  政府给一些行业设置了门槛,或曰"关系国计民生",或曰"关系国家经济安全",而现在给出租车行业也设置了门槛,笔者愚钝,无论如何也想不出来出租车行业会关系到国家经济安全,也像资源领域一样,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支柱行业——想来想去,惟一的理由是,出租车公司过于贪婪,体制过于僵化,食利阶层过多,连司机的微薄利润也不肯放过。

  解决黑车有办法,治本之道就是放开出租车公司的门槛,允许个人司机注册之后合法运营,这是香港等地行之有效的办法之一。如此一来,出租车的营运成本大幅降低,与黑车成本相差无几,也就有了市场的立足之地。政府退出出租车行业的利润分配之外,用市场的办法解决市场问题,才能刨去出租车违法营运之根,也才能真正建立良好的市场秩序。

  按照现在的行政举措,是以非市场的手段逼出违法之鱼,而后通过大规模整治抓几条鱼,又制造出诞生更多的违法之鱼的环境,甚至到极端处,以钓鱼式执法"逼良为娼",突破了社会良知与道德的底线。

  退一步说,即便黑车司机被整治得服服帖帖,由于这些黑车司机生计无着,上海又没有那么多制造工厂解决就业问题。可以断论,黑车没落之日,就是其他违法经营泛滥之时。原因很简单,人总要生存、吃饭啊。所以,我们看到钓鱼、黑车、黑车、钓鱼,没有穷期。就像城管整治小摊贩一样,惟一的好处就是解决了城管的就业问题。

  法律法规的矛盾让很多人困惑,黑车所代表的市场内部的合理性,却被所谓的法规有意的忽视了。如果说合意性是以民生为根本,那么,黑车代表了市场与民生的深层次诉求:他们想获得公平的市场,想获得生存的空间。对于这样的诉求,我们绝不能以地方法规为遮蔽物,刻意漠视民众的需求甚至打压民众的需求。钓鱼式执法的存在,证明这种打压已经无所不用其极,法规可以与法治内在的精神极端冲突,法律可以在法律的名义下被践踏。

  说得远一些,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核心是民生。在"民生主义"的讲演中,孙中山反复讲了衣、食、住、行是求生存和从事再生产的物资保障,强调吃饭是民生的第一个重要问题,穿衣是民生的第二个重要问题。

  简单的道理,千百年不变。面对市场,别忘民生艰辛。只有黑车有渠道变成"白车",才能彻底杜绝黑车。

  注:曾与黑车司机聊过,外地小伙子,买了一辆低价车载客。最近打算卖车,因为成本太高,拉不来活,养不起车。另一个原因是打算蜇伏一段时间。大概是打击如此猛烈,让他难以消受。

  2009-11-15 南方都市报

2009年11月22日 星期日

谢盛友:中国哪能是美国的“对手”?

  在美国总统奥巴马对中国展开首次访问之前,由路透社授权国际权威市场研究公司益普索(Ipsos)进行的民调显示,当要求受访者选择中国究竟是"盟友"还是"对手"时,56%的受访者选择了"对手",仅有33%认为中国是"盟友"。益普索公关部表示,2%的受访者认为,中国既是"盟友",又是"对手";也有相同百分比的人认为,两者都不是。另有7%的受访者对有关的问题表示"不知道"。益普索公司这个民调是在2009年10月29日至11月2日之间进行的,误差幅度在3.1%左右。

  西方分析人士认为,奥巴马访问中国的主要目的之一是要让中国人相信,美国是中国的伙伴而不是对手。

  中国哪能是美国的"对手"?所谓对手,必须力量相当,至少几乎相当,才能相互抗衡。

  美苏冷战结束后,世界成了一霸多强,美国明言其世界霸权地位不容挑战。在欧洲,美国为首的北约不断东扩,北约有时根本不把联合国放在眼里;在亚洲,由于世界经济危机,美国视中国似敌似友。尼克松之前的美国,清一色视中国为敌人,由于中国改革开放,经济崛起,综合国力提升,但是,中国要与美国相抗衡,言之过早。

  毫无疑问,美国在中美贸易、反恐和朝鲜核武方面需要中国的合作,当然是伙伴。奥巴马从2009年1月20日入主白宫以来,从克服全球金融危机、发展全球"绿色经济"、推动"无核化世界"以及加强反核扩散等一系列的战略性目标出发,不断鼓励中国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和承担更多的责任,对美中关系倾注了政治热情。两国之间长期存在的争议性问题,例如对台售武、西藏与达赖问题、人民币汇率以及美中贸易逆差等问题,奥巴马政府当然是保持连续性、而不是变革性,这是民主国家必须这样做的。不过,奥巴马很聪明,他的中国政策做了某些姿态上的"调整"和技术上的"改造",例如,奥巴马政府延后了售台武器的决定,但同时声明不会改变继续对台军售、以及对台海事务的干预性立场;奥巴马拒绝在访华前夕会见达赖喇嘛,但明�
�表示今后会继续在白宫会见达赖。这表明,奥巴马基本上延续了布什政府时代美国的中国政策的框架和细节。

  一霸多强,奥巴马做事当然第一考虑美国的国家利益,第二考虑美国的全球战略利益。中美经贸杭州会谈刚刚结束,美国就宣布给中国进口无缝钢管加税99%.中国多名高层领导人多次不点名地指出,美国等国家针对中国产品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台湾问题、朝鲜核武、阿富汗、南中国海"军事摩擦",等等,美国都有全球战略的考虑,在这些方面,美国希望中国是伙伴,不是对手。

  中国领导人历来强调,中国永不称霸,坚持走独立自主的和平发展道路,中国追求富强,但不走西方帝国殖民扩张的道路。

  要真正成为美国的对手,必须是一个大国。一个大国的真正崛起,要有自己的价值体系,而且能够输出价值,被人接受。

  美国成为世界霸强,其政治思想框架就是"强权即公理"(北约扩张就是例子),中国走独立富强,如果要实现和平发展的大战略,就必须打破美国的"强权即公理"的国际政治思想框架,

  哪一天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世界大同之王道思想,能向他国输出,并被人接受,那时中国才是美国的对手。

呙中校:被世界遗忘的亚细亚孤儿——果敢

  统治果敢二十年的彭家声禁毒有功,但他的「家天下」,排斥打天下的元老,埋下内讧祸根。果敢人自明代遗民开始,历经清朝、民国、共和国和缅军的交锋与拋弃,再次面对战乱逃亡。

  果敢局势终于平静下来。八月三十一日中国政府开始强制遣散滞留在云南南伞难民村的近三万名果敢人。东风卡车、客运中巴,载着拖家带口的果敢人,驶往南伞口岸,也就是南伞人所说的「国门」。一些难民也主动要求返回,武警核查证件后放行。这是果敢难民开始大量返回的第一天,而不是有些媒体报道的八月三十日。

  果敢,也就是缅甸掸邦第一特区。虽然据闻缅甸军政府宣布了掸邦第一特区政府新的人员组成,白所成任特区主席,虽然中国政府和媒体声称果敢局势已稳定,但由于新的果敢政府官员还没有一个人公开露面或讲话,让果敢难民忐忑不安。在「国门」警戒线外,仍有不少果敢人和大量中国商人观望。二十九日中午,在口岸附近作战的缅甸民族民主同盟军(简称「果敢同盟军」)弹尽粮绝,一百多名士兵向中方缴械作为和平难民安置,其中不少是十五、六岁的娃娃兵。

  果敢人说,那边不知有多少人被打死。从果敢逃出来的中国商人说,他们的东西都被抢光了。来自四川的商人说,他在果敢国门经营汽车轮胎,从南伞这边就可看到他的商店被撬被抢,「那可是一百多万(人民币,约合十五万美元)的货啊」。八月三十日,一百多户果敢华商聚集在镇康县政府(南伞为镇康县下属的镇,零五年镇康县城由凤尾镇迁移至南伞镇)门口,要求中国政府出面为华商的损失向缅甸讨要赔偿,一度与政府保安发生冲突。后来县政府开始登记华商姓名与财产损失,但一个贵州商人说「那有屁用」。

  九月一日,虽然果敢战事已平息多时,难民村也被遣返一空,但是南伞气氛仍然紧张。警察随处巡逻,不让记者拍照。在银行和信用社门口,都有两个穿迷彩服的军人带枪守卫。南伞人说八八事件对南伞打击很大。因为零五年镇康县城从凤尾搬到南伞镇,主要目的就是为了与果敢口岸对接,搞活边贸,发展经济。战前昆明输送到南伞的日用商品等,九成五以上是输往果敢。

  南伞流传的消息与网上的差不了多少,强暴、抢劫、滥杀,但果敢那边情况到底如何呢?八月三十一日,很多果敢人和中国商人赶回去,就是想知道家里和店里的情况。八月三十一日虽然有大量难民赶回,但是中国商人回去的还是少,因此老街大多数店铺都没有开门,街上寥无人烟,车辆也很难看到。不少店铺的门上贴着「转让」的广告。这些广告不是在打仗时才贴的,也不是八八事件后才有的,而是在八八事件前就有人出售转让店铺。一些中国商人刚买下店铺就遭遇打仗,可谓损失惨重。

  八月三十日晚上,老街的水、电、通信基本恢复,不过中国联通的信号要好于中国移动。酒店的有线电视可以看到中国各地的卫视,但果敢本地的电视节目没有恢复。据说果敢特区电视台也是被中国人承包下来的。晚上市面平静得让人诡异,感觉像电影里的末日空城。偶尔遇见两个当地的妇女,她们说打仗时没跑,一直待在家里,「他们打他们的,我们还要过我们的」。虽然没有正式的宵禁,但是当地人还是说晚上最好不要出去。

  来自四川隆昌的超市老板急匆匆地从南伞赶回东城,发现他家超市的玻璃被流弹击破,后门被撬开,里面被抢掠一空。在双凤城的新农贸市场,一连几家卖食品杂货的店铺被撬被抢。老板说,中国有电视台记者来拍摄,但是就没看见他们播出来。果敢地方军开车巡逻到此,商人纷纷诉苦。胖胖的军官对他们说:「现在局势稳定了,你们要放开思想做生意。」

  新农贸市场是政府军与同盟军交火的地点之一,附近还有未爆炸的炮弹。八月三十日这里才有零星小贩出来售卖肉菜,大的店铺都没有开门。猪肉十块钱(人民币)一斤,老板说与打仗前没什么差别。「但是没有人来买啊。圈养的猪还要成本。」老板一脸的愁眉苦脸。外面说老街物价腾贵,看来是贵不起来,毕竟还没多少人回来。车费有所上涨,司机说是因为汽油短缺。

  来这里有六年的贵州小伙子说,死伤的中国商人有七八个,一个中国女商人中弹不治,他们都看见了。但他们也说不清被哪方军队打的。新农贸市场的路口就有一处路障和防御工事,战事结束了都没有人去搬开。路边有一栋即将完工的酒店,看起来不错,「这是老彭投资的,现在姓白咯」,一个中国商人说。「不管是老彭来做,还是老白来管,我们都希望这里安定。」从这里望下去,不远处是醒目的锦福大酒店与双凤城的地标——双凤塔。彭家声归隐贺岛时由掸族姐妹花喃嗳、喃娥相伴,双凤城也因此得名。

  老街市是果敢最大的城市,除了最早的老街和新起的开发区东城、双凤城以外,还包括平掌、凤麟城、金象城、杨龙寨口岸和平城等小区,市政府驻老街平掌。老街市大概有七八万人口,但百分之九十是中国过来的人,做着各种各样的生意,土生土长的果敢人则很难见到。在老街,个别店铺开始营业,公交车、三轮车也出来拉客。与冷清的新农贸市场相比,老街的老农贸市场显得比较热闹,蔬菜、水果、猪肉都有卖的。

  在街上很少看到缅军。当地人说,地方治安由果敢同盟军接管,「老缅兵」只掌管重要部门如口岸、政府部门等,其余人马应该都开往佤邦那边去了。白所成的府邸与白家父子投资经营的百胜国际商贸城也是重点保护建筑物。「因为担心彭家的人会暗地反攻和破坏,百胜就是重要目标」,湖北仙桃来这里做服装生意的小谢说。百胜是白家与深圳商人投资兴建,白所成任董事长,其子白应能任总经理。

  小谢的店铺在百胜里面,还存有几百件货,他想过去取出来。但发现百胜广场、门口,都是缅军重兵把守。他试图过去和缅军说说,但被缅军赶回来。「毕竟语言不通,没法沟通」,小谢说。

  虽然大部分缅军都撤退了,但是缅军借此控制了重要部门,包括以前彭家所控制的口岸等地。彭家声的部队被打跑了,缅甸政府军与白所成等人掌握的果敢同盟军共同接管了果敢。果敢同盟军的前身是「果敢人民革命军」,由彭家声兄弟、杨茂良兄弟、白所成等人组成,后来脱胎成为缅共的四零四部队。八十年代彭家声退隐贺岛,一九八九年白所成再度联合各支武装,组成现在的同盟军,邀请彭家声出山任总司令。彭家声率先与缅甸政府达成停战协定,主张休养生息、发展经济,并对国际社会承诺铲除罂粟,成为果敢的「民族英雄」。

  在果敢人眼里,彭家声有胆略有眼光,一九八九年率先脱离缅共与政府军和解,九零年宣布铲除罂粟搞「替代种植」,给果敢人带来安定与繁荣,老街的市面开始急剧扩展。然而在果敢享受高度自治的时候,彭家声却没有眼光和见识,给果敢带来现代民主和文明,仍然搞「家天下」,结果引发果敢动荡。虽然同样是家长威权式治理,昆明的缅甸问题专家尹鸿伟认为,彭家声没有李光耀那样的现代意识,结果导致果敢这个汉人政权内斗不已,苟延残喘。

  治理体制模仿中国

  战前的果敢,不时可以听到和看到这样的口号:「坚决拥护和贯彻以彭主席为核心的领导方针。」现在老街的大操场上,以彭家声为核心的大幅宣传画仍然挂着,远远可见。果敢人是明朝遗民,保持着中国的语言和文化传统,而彭家声治下果敢的治理体制竟也和中国内地一致,有县委书记和县长,下面有宣传部、公安局等,公安局下有派出所等等。为强化彭家声的精神核心,编印有《彭家声文选》,让大家学习……虽然仍享有高度自治,彭家声始终认为,与缅甸政府军队还是难免一战。但是他没有想到的是,这一战竟然和果敢历史上的动荡一样,也是从内讧开始。

  果敢每内讧一次,实力就削弱一次,而缅甸军在果敢的势力就扩张一次。九二年杨茂良兄弟搞政变,赶走彭家声,使果敢内外怨声载道。九五年彭家声在缅甸政府军支援下赶走杨氏兄弟,但是缅军借此控制果敢的重要山头。

  尽管如此,缅军与同盟军也能相安无事,八八事件后缅军都不能轻易进入老街这边。「但八八事件到八月二十三日这段时间,白所成应该与缅军达成一个协定,白所成的部队在东城那边放水,缅军遂进入老街作战,直到二十四日夜间完全控制老街。」在果敢,与彭家声、白所成熟稔的广东商人赵先生说,白与彭的关系本来还是不错的。「白所成其实是很尊重老彭的,开什么会总是对老彭虚位以待。」彭家声逃亡后,曾宣布白所成、刘国玺、张德文、明学昌、魏超仁为「叛徒」,而在一些果敢人看来,白所成是「果奸」。

  当然更多的果敢人越来越尊敬老白,白所成不但关心下属,而且体察民情,在果敢的威望已经超过彭家声。彭家声九零年答应国际社会铲除罂毒,但是一开始就遭到杨氏兄弟反对并最终叛乱,九五年重新掌权后在国际社会压力之下,仍然无法有效控制。不得已,零一年彭家声辞去禁毒委员会主任之职,让白所成去负责。没想到白所成禁毒一呼百应,八个月的时间就铲除境内罂毒,零二年就让联合国去考察果敢的禁毒成果,比联合国提出的零五年的限期提前了好几年。「在国际社会看来,这是彭家声对世界所作的贡献,实际上这是白所成的功劳。」一名果敢人说。

  果敢人对彭家的不满主要还在于彭家声大权独揽,搞「家天下」、世袭制。除了弟弟彭家富担任总司令掌握兵权、老五彭家荣担任老街市市长收取老街所有费税外,为架空白所成的政法部,彭家声让老四彭家贵担任执法处长,行使执法大权;为架空公安局长魏超仁,让侄子彭德均担任特警大队大队长;此外更直接让五十四岁的儿子彭德仁接管了军队指挥权,让三儿子彭德礼接替刘国玺担任财政部部长,二儿子彭德义(为国)担任同盟军一营营长、交警大队大队长,彭家各女掌管赌场……果敢的高级职位和权力基本让彭家占据。更让果敢上层人不满的是,彭家全面掌握了果敢经济等控制权,不让他人分羹,尤其是彭德礼担任财政部长后让果敢特区财政变成了彭家财政。对此有人向白所成抱怨,白所成说,「他老了,由他去吧」。

  「如果彭家声搞世袭制,让他儿子接位也没什么,但是不该把这些跟他打天下的元老都搞掉。」赵先生说。「八八事件中,缅甸军政府提出要在特区部队安插指挥官,白所成也是不同意的,当时缅军还扣留了明学昌几个人。」八八事件前,老白的副司令被罢免,由彭的大儿子彭德仁接替,老白也没什么怨言,而且干脆辞去禁毒委员会主任这个虚职。不过据说八八事件后彭家声仍不放心,想进一步囚禁白所成,但果敢县县长明学昌提前得到消息,「挟持白所成投靠缅甸政府」。截至目前,白所成仍未露面或表态,政变内幕仍难以厘清。

  一九五零年四月生于果敢红岩乡的白所成,缅共出身,与妻子李小所育有一子三女,儿子白应能,女儿白应琴、白应萍、白应改。

  无论是白所成,还是魏超仁、明学昌、刘国玺等人,他们「叛变」不是没有原因的。「还好,果敢老百姓没有受到什么伤害,老街市面几乎没受到什么破坏。」赵先生说:「那天晚上,附近一座楼上,有个女的在八楼下探,想看看街上情况如何,结果被缅军一枪给叒了。但我不认为他们是针对平民来的,因为在那种作战状态下,街上士兵对高楼上的动静是很警惕的。」九五年彭家声依靠缅军打回老街后,老缅兵在果敢偷抢强奸频繁,让果敢人痛恨不已,为此彭家声成立了「棒棒队」,专门打击那些作恶的缅军士兵。

  在中缅夹缝中博取利益

  「果敢夹在缅甸与中国之间,地位很特殊,但是缅甸对中国更重要,是中国进出印度洋的一个通道。」老赵说。在中缅这种复杂的国际关系中,果敢也就在夹缝中博取利益。一方面,果敢承认缅甸的主权国地位;另一方面,又和中国保持密切关系。中国对果敢不但提供物资供应,还进行大量援建,包括替代种植的甘蔗,都送到中国制糖。

  尽管如此,果敢仍未能找到自己的发展定位和身份归属。在经济发展上,鉴于杨氏兄弟种植罂粟、贩毒而下台的前车之鉴,彭家声不敢再沾毒,但是却嗜上赌业。果敢蓬勃的赌场吸引了大量中国人,赌钱、洗钱、放高利贷、绑架中国公民作人质,而且通过互联网把赌博延伸到中国,对中国造成极大困扰。有人认为这也是中国对彭家声不满的原因之一。

  虽然果敢主权属于缅甸,但是果敢人的身份至今仍是问题。果敢人名义上属于缅甸,但是在缅甸其他种族陆续获得缅甸国民身份时,果敢人要办缅甸身份证时却要被注明不是缅甸国民,这当然为彭家声所拒绝。没有身份,没有护照,没有国籍,他们只能在果敢周围一带有限地域活动。

  果敢人虽然仍保持着汉族的传统,延续着中原的宗祠姓氏,讲着临沧地方的云南官话,跟随中国内地写着由繁入简的方块字,但却一次又一次地被甩在中原垂顾之外,对中原故土的依恋也逐渐被时间所稀释。清王朝册封了杨姓土司管理果敢,但还是将果敢让给了英属印度殖民地,果敢人成了化外之民;中华民国自身贫弱,难以顾及这里,反而在二战后遗留了一批国民党残兵败将,而这些国民党残部最后也被中华民国拋弃;共产党时代的毛泽东一度想在这里输出革命,派出大量「知青」,但在缅甸政府的抗议下,这些知青也被丢在那里自生自灭;七十年代末邓小平的政策毫不犹豫拋弃这里,果敢也开始走上一条种植罂粟的「毒路」;九十年代这里开始铲除罂粟,搞「替代种植」,但国际社会却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几十年来,果敢人虽
然不停抗争,却仍在延续他们祖先——明末遗民的悲歌,逐渐沦为亚细亚的孤儿。

  果敢战事的这几天正是汉族人的盂兰节(鬼节),老街的菜市场上也开始售卖纸钱冥财、香烛等祭品。果敢人同中国内地人一样,给先祖们烧香送钱,希望祖宗们保佑平安,孤魂野鬼们不要侵扰。三百多年前他们的祖先随南明皇帝逃亡至此,落地生根,但动荡和逃难的悲情始终相伴,身份的模糊与国籍的缺失让他们无从依归。几百年过去了,果敢人仍然在逃亡的路上……

蔡铮:计划生育政策已经成为亡国之策

  03年和今年我都回过红安老家。老家新生人口的锐减让我吃惊。我所在的小村,没有一家生育两个孩子的,还有些到了40岁根本就没结婚。许多青年都外出了,从此没再回来。农民外出,都是勉强维生,更不可能多生育。新生儿的锐减使村里几乎没了小学生。七十年代本村有小学初中(一至七年级), 学生最多时达300人。03年回去,村里小学(一至四年级) 只十几个孩子。前两年,孩子不到十个,小学只好撤销,并到镇上。村里人2000年捐款建的两层楼的学校就空在那儿。小学生锐减,部分原因是农村人移入城市了,但最根本的是计划生育太成功了,成功得过头了!这种现象决不只发生在我老家,而很可能在全国大范围内发生。

  以前大家都以为农民在猛生,但那是八十年代。在过去的十来年内,凡是有农民流入城市的农村的出生率恐怕都在大幅下降。现在有三种因素在限制国民的生育:

  第一是城市化导致的自然生育节制。

  我国正在迅速工业化,城市化。大量的农村人口涌入城市。养育成本的高涨必将使许多人自愿选择少生。生活优越的因养育成本提高,工作繁忙不愿多生; 生活贫困的要挣扎维生无法多生。城市生活的快节奏等因素都会限制城市人口的生育。中国也将如许多发达国家一样,城市人口的再生率将出现自然负增长。

  第二是"农民工"的不安定生活导致其生育不足。

  在过去十几年间,我国有大量的农村青壮年流入城市,有的往返于城市与乡村之间(被称为"农民工")。这些人在数亿之间。这些"农民工"许多是女性,她们多数处在生育最佳时期。因为工作不安定,生活条件限制,许多人的生育受到影响而无法多生多养。

  第三是国家强制执行的计划生育政策。

  国家限制生育的官僚系统越来越完整,30年来积累的限制生育的高招越来越多,还在黑天瞎地全力以赴地限制国民生育。还是老一套,不让农村人多生,不让城市人生两胎(独生子女结婚的除外,少数民族除外)。 因为国民生活的变化,现在计划生育部门的工作恐怕是前所未有的容易且收效奇特。

  我国的人口普查每10年一次,出生率的锐减有待2010年的人口普查加以核实,但任何会数数的人看看自己身边人的生养状况恐怕都会感知近年来出生率的锐减  .

  现在的中国不是八十年代的中国。那时的中国80%人口在农村,现在严格意义上的农民只有30%左右。我国正在迅速城市化,只是因为我国现行人口统计方法上的谬误导致人口统计显示农业人口 (人口统计按户口所在地算)还占国民人口的大多数。 过去30年内国家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实施30年的计划生育政策还是老一套,根本不理会国家社会发展的变化和未来发展需要。

  从国家的发展趋势和发展限现状分析,我国现在需要的不是限制生育,而是要适当地鼓励生育两胎以保证国家目前及今后至少1:1 的人口再生率。国家现在允许独生子女结婚的生两胎,但有多少人愿生两胎?许多人原来以为农村人在猛生,但如今我国还有多少"农民"? 还有多少农民愿意多生?许多农民,即使没有强制生育限制,也会因工作生活的变化而不愿或不能多生。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公民自愿的"计划生育"正在使政府花钱费力操办的"计划生育"变得毫无意义。

  我国的生育政策急需调整更改—-也许需要来个180度的大转弯, 从限制生育到鼓励某些群体(如独生子女结婚的)多生,否则我国的发展将难乎为继。但我国的"计划生育就是好就是好"的过度宣传太深入人心了,如今很多人还转不过筋来,不明白为啥现在我国有13亿人却还要鼓励某些人多生,正如许多人不明白五几年我国只有5亿人却要限制多生一样。许多人只坚信我国人越少越好,越少国内的人均资源就越多,国家各级政府的负担就越轻,人均收入就越高。他们根本没意识到社会的正常运转需要适度的人口增长(至少不能有太大的人口萎缩!)。至于人均资源问题,只是在闭关锁国时一国的国内资源才为该国国民来均分;全球化的今天及今后,在开放的世界系统里,强大的国家将会均分全球乃至宇宙资源,根本不受本国的资源限制!

  我国很多有远见的学者早已意识到现行的人口政策正在为国家未来制造难于逆转的灾难,已经在呼吁废除计划生育政策。但许多反对现行计划生育的声音被压制,因为"计划生育政策"在八十年代被定为一项"长远的基本国策",凡是反对"既定"国策的都要压制,正如建国初我们的基本国策是鼓励多生,反对多生的声音要被压制一样。本人怀疑,庞大的计划生育官僚系统的官僚们反对改变计划生育政策最为积极。这到不是因为他们过时的认识,而是因为他们可能丢失饭碗。

  保持人口适度增长是国家生生不息的关键所在,计划生育政策曾经抑制了我国人口的过度增长。但过去10来年的计划生育可能已经走过头了,正在导致我国人口在未来50年后的急剧萎缩。如今对人们生育的强制限制,加上我国城市化,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自然生育节制,双管齐下,必将使我国的出生率大幅下降。虽然现代医疗的发展使我国人口的总数还在不断增加(  30年代50年代的人很多还健在 ),但决定我国30年后的社会发展的是现在的新生人口。现在我们的计划生育政策可能正导致人口再生率出现大幅负增长,使人口再生根本无法满足未来社会发展需求。可怕的是一代人一旦错过生养下一代劳动力的最佳时间就无从弥补。30年后,我国人口严重老化,劳动力严重短缺,劳动成本急剧升高;消费不足,经济运转链条断裂,社会负担过于沉
重等将使我国承受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强制限制生育的恶果。没有人可以预测我国的麻烦会有多大,因为人类历史上没有我国这样的激进的限制生育政策,没有国家有如此大的人口基数,没有国家有我国这样的特殊发展状况。所有预言21世纪为中国人的世纪的人都忽略了中国人口老化因素,都是在忽悠中国人。中国人自己忽略人口老化而大谈成为世界最强最富之国都是在痴人说梦。

  现在我国许多只养一个孩子的家庭过得很舒服,因为该养的没养,许多家庭会有很多结余,而整个国家因为该养的没养,社会负担相对较轻,社会财富也因此有许多结余。现在我国良好的人口结构使国家发展左右逢源,大家都正品味着过去30年计划生育政策带来的甜蜜果实,殊不知,带来现在甜蜜果实的计划生育政策如今 正在为国家未来制造无法解救的灾难,它可能导致30年后国家发展的全面崩溃,正成为亡国之策。

  2009年11月18日

2009年11月19日 星期四

罗修云:中国人喜欢存钱?

  生活中,总有那么一些"精英",会借助某个媒体突如其来地冒出一句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雷人话语,如若不信,鄙人信手拈来一例:

  2009年11月9日,英国经济学大师、伦敦商学院教授理查德?波茨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中国当前的一个问题是消费不足,解决这个问题行之有效的办法是提高中国人的工资。这话本来不错,但央视新闻频道在播完这则消息后,主持人邱启明却直接作出以下评论:"其实工资一直都在涨啊,关键是中国的老百姓喜欢存钱,你发得再多,人家都存起来,不用。"

  邱主持此语一出,立马便引来一片骂声。这也莫怪人家"口毒",实在是你这个邱主持说话太离谱。在邱主持看来,中国人不是没有钱,而是不喜欢花钱;或是中国人个个都像《儒林外史》中的那个临死前伸着两个指头不肯断气——"为那灯盏里点的是两茎灯草,不放心,恐费了油"的严监生,小气得不愿意多花一分钱!邱主持这话简直像是对饥肠辘辘、食不果腹的人说 "何不食肉糜"?不把人家问得啼笑皆非,无以作答才怪呢!

  我想,邱主持说出与实际状况相隔万里之遥的话来,原因无非有三:一是邱主持嘴勤腿不勤。作为主持人,他能说会道,舌绽莲花,口吐珠玑,口才出众,乃毋庸置疑,但他身居闹市,养尊处优,难免双腿很少涉足那些偏远贫穷的地方,故而眼中所观,尽是达官贵人、款爷大腕;耳中所闻,皆为荣华富贵,流金淌银,哪见什么缺米少油、家徒四壁、债台高筑乡下穷人?哪闻吃了上顿没下顿、患病无钱医治、孩子无钱辍学的特困家庭的呻吟呢?缺少调查研究,便看不清"浮云遮望眼"的"庐山真面目";便无法了解许多中国人真实的经济状况。二是邱主持家境宽裕,衣食具足,顺风顺雨,小日子过得挺滋润挺惬意,也就无法体验到捉襟见肘的老百姓存钱的无奈心境;三是邱主持虽然对老百姓的生存状况心知肚明,也知道许多中国人囊中空
空,将鸡屁股里面"吐"出的几个小钱存起来是为了应付太多的后顾之忧和不时之需,但骨髓里的"代表"情节迫使他为了"保持一致"、"弘扬主旋律",而说几句言不由衷的话。究竟邱主持属于哪种情况和哪种心态,当然只有他自己最清楚。

  不过,依鄙人的善良之心,我愿邱主持是属于第一种情况。

  鄙人虽也早早加入了城市人的行列,但我是从田埂上走来,至今我的双脚丫子仍带着泥土的芬芳。农家人出身的我,深知农家人的实际生活状况,明了农家人为什么要存钱的道理。上周末,一位我醴陵老家的村支书来我家做客,闲聊中,我问他那个有3215户农家的大村,究竟有多少家农户说得上真正脱贫、衣食无忧,有楼房有小车有存款并且经得起一点"风浪"?他说:真正能从容应对"风浪",或者说盖房子、生大病、两个以上孩子上学什么的不需要借钱的富裕农户,也就10户的样子;能做到四季不缺柴米油盐、一般性的红白喜事不需借债的农户,大概占20%的比例。醴陵市乃全国著名的"瓷城"、"烟花鞭炮之乡"、"防水材料之乡",即使在经济比较发达的湘北湘东,也算是富庶之地。但从这位支书透露的情况来看,醴陵的"中国人
",除了那10家"大户",其余3205户人家都不能不存钱哦!对于大多数农户来说,纵是存了几个钱,只要一人"金榜题名",便会让其债台高筑;只要一人动个大手术,便会让其家徒四壁;只要盖栋像样的楼房,便会让其掏空几代人的血汗积蓄……为何农村的男劳力都强忍"空巢家庭"之痛,抛家离舍独自在外艰苦打拼挥洒汗水?为何农村那么多女孩都编造着一个个美丽的谎言,掩盖在远离家乡的地方出卖身子的实情?这难道不是导源于生活的压力?

  再回过头来看城市吧,吾辈在省城长沙的主流媒体做了20余年的记者,说句不怕朋友笑话的大实话,连我这个小有名气的"笔杆子"也没有真正脱贫,一个稍大的"风浪"袭来,便会导致我的家庭摇摇欲坠,四壁透风。为让自己和没有工作的夫人安享晚年,我用自己多年绞脑汁的积蓄买了一个铺面,结果因开发商不讲诚信,导致拥有包括我在内的260余位业主的商场全面瘫痪,颗粒无收。我现在亟需存钱,可是无钱可存,每月几千元的工资很大部分需用来供养两位重病在床的老人,想买一套面积稍大的住房也成了遥不可期的事儿。邱主持所谓的"工资一直都在涨",也太过缺乏现实语境。"金融风暴"袭来,中小企业首当其冲,不少企业减薪裁员,很多地方都暂缓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明明没有涨工资,你邱主持却言之凿凿称"工资一直在�
��",叫人听了嗤之以鼻算便宜了你,向你扔块砖头你也只能自认倒霉了!君不见,城市的街头巷尾还有多少无家可归的上访户、流浪汉?城市的菜市场还有多少人在检菜叶充饥?

  其实,不管是农村的"中国人"还是城市的"中国人",都有着太多太多需要花钱的地方。不要以为中国人都达到了你邱主持这样的生活水准,真正称得上有钱的人只占"中国人"总数的20%,大多数的人都不得紧手紧脚地过日子,都不得不为应对家庭不期而遇的"大事"而存钱。据我个人之见,"中国人"中,至少有五个群体属于穷人:一大批下岗工人、一大批大中专毕业生、一大批小门店老板、一大批在职的打工者(月光族)及绝大大多数的农民。况且,"中国人"中的中产阶级队伍,也因股市及房市不断下套使其财富缩水而日渐式微。一言以蔽之,眼下80%的"中国人",都面临入托、升学、就业、住房、养老、看病等诸多方面的问题,随便动一动梛一挪就得花钱,而相应的社会保障并没有跟上来。处在金字塔中层以下的草民阶层,
每天要唱的歌就是"活着不容易"!

  邱主持身在有影响力的大媒体央视,面对亿万观众说话时,总还得转动一下肩膀上的那个"机器",让自己的话语和实际生活有个八九不离十,诸如"中国人喜欢存钱"之类的阙词,因其大谬不然,从此可以休矣!

  来源:http://bbs.voc.com.cn/topic-2129234-1-1.html

发表评论请点下面原文链接 : http://www.china-week.com/html/5364.htm

2009年11月18日 星期三

牛刀:中国一半白领可能在未来两年的通胀中破产

  过度负债而收入下降,是2009年中国城市居民白领家庭的基本趋势。近日,本人走访了上海、北京两大白领集中的城市10多户今年开始有房贷的家庭,七成家庭月供比例超过家庭收入的五成;生活成本本来只占三成,但最近水电油气全面调价增大了成本,提高了不少;所以,每月积蓄不到一成,旅游、购物等消费大为减少。

  按发达国家的白领收入月供比例,房贷月供占家庭总收入的30%比较合适。中国城市白领家庭超出合理月供比例的40%,风险系数正在加大。

  从今年的住房按揭贷款增加幅度来看,中国住房按揭贷款从2003年的3329亿元,至2009年9月末,加上行公积金贷款已经突破4万亿,贷款增加数以年均75%的速度增长。从总量来看,美国的住房按揭市场发展50多年,其住房贷款余额也不过在3万亿左右,但是中国房地产市场刚发展不到十年,其个人住房按揭贷款余额就达到3.3万多亿元,加以公积金住房贷款7000多亿元,已经超过了4万亿元。

  现在来看,假如CPI上涨3%,住房贷款月供比例超过50%的家庭,每月就开始发生入不敷出,不仅积蓄没有了,还将开始负债。对他们来讲,要么增加收入,要么降低生活质量,要么继续啃老。但是,在生活成本处于上升通道时,是没有办法降低的。如果银行再加息2%,那么,今年买房的年轻白领,断供将成为常态。这对中国社会来说,是首次发生的经济现象,其后果不亚于美国的次债危机。

  在调查中,我还发现一种十分有害的心理。有的认为,如果发生通货膨胀,至少收入会增加吧。抱有这种侥幸心理的大有人在。这种情况放在美国,那是没问题,美国有强大的工会组织,一发生通货膨胀足以让资本家加薪。但是,在中国不行。加薪这条路实际行不通。因为在这个时期,正是政府在加税的通道运行。中国的企业税赋很重,如果再给员工加薪,那很多企业会关门大吉。

  还有一种心理也是盲目乐观,那就是如果实在不行就把房子卖掉。可是,你的房子是在房价泡沫最严重的时候购买的,只要央行宣布加息,许多房子房价要跌去30%至50%,首付款都跌没了,你还怎么卖?当回收流动性的时候,大量的囤积在炒家手上的住宅会爆发性的投向市场,有价无市的局面很快形成。还怎么买房子呢?

  中国住宅市场是严重畸形的市场,已经埋下了足以颠覆中国经济三驾马车的巨大隐患,导致资源错配,资产价格猛涨,产业结构型矛盾加剧,社会购买力被高房价吞噬殆尽,再印钞票解决不了问题。所以,我认为应该考虑这个问题了。明年加薪无望的家庭,应该采取措施,将大房子换成小房子,小房子改为租房,手上留一点现金以备不时之需。

  来源:经济参考报

2009年11月17日 星期二

陈志武:经济转型需改变“收入比”

  很多学者呼吁经济转型,呼吁靠投资带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必须要改变、靠出口带动的增长模式也必须要有改变、靠制造业的模式也要改变,要更多地发展第三产业。但四分之三的生产性财富都掌握在国家的手里,只要这些财富升值,四分之三继续留在国家手里,必然的结果就是不断往工业一投再投、往基础设施一投再投。

  中国的经济转型为什么难?在我看来,与政府和居民之间的收入比过大有关。

  国家收入的"大饼"是如何分的

  如果把中国整个社会分成三个不同的群体:第一个群体是政府,从中央政府到省政府再到地方政府,城镇居民是第二个群体,农民作为第三个群体。在过去的改革开放过程中,哪一个群体得到的好处最多?哪一个群体得到的好处相对来说最少?

  2007年,国家财政税收总体上是翻了5.7倍,如果1995年的基数是100,到2007年的时候上升到670左右,国家作为一个群体分享中国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好处时,占的份额是最多的。城镇居民总体上人均可支配收入在12年里翻了1.6倍,农民的人均纯收入总体上翻了1.2倍。如果我们把整个国家的收入看成一个大的"饼"然后分给这三个群体,政府从这个饼里面得到的份额是最多的,农民得到的份额越来越少。

  国家收入相当于多少"居民收入"?1978年国家财政税收相当于3.3亿城镇居民一年的可支配收入。2007年,全国的国家财政税收是5.1万亿人民币,相当于3.7亿城镇居民一年的可支配收入,比较一下,我们发现现在政府的规模重新超过改革开放初期,同时也比计划经济时期政府的大。用农民一年的纯收入作为参照系数,1978年的时候国家财政税收相当于8.5亿农民一年的纯收入;去年这个数字上升到12.3亿农民的纯收入。

  消费难是因为财富升值效益没办法流到老百姓家中

  我们再看一下资产性财富在政府和社会之间是怎么分配的。据统计,差不多有76%的资产性财富还是掌握在国家的手里,只有大概四分之一的资产性财富掌握在民间。到2006年年底,把国有土地的财富和国有企业资产的财富加起来,国有资产的价值差不多是79万亿人民币。而到2005年年底,全国城镇居民的总资产价值是21万亿左右。

  中国的社会财富在政府和社会之间这样的配置结构,带来的后果到底是什么?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中国的GDP如果只按照8%、9%的速度增长,那么中国老百姓能够感受到增长的好处会非常少。重要的原因是财富在民间的配置结构,对任何一个家庭来说,每年可以花的收入应该包括两部分:劳动收入和工资收入;资产性财富升值收入。但是在中国,大部分老百姓享受的只有劳动收入,工资的上涨是最主要分享经济增长的渠道。很多经济学家讲我们必须改变中国导向型的出口方式,必须通过内需的增长来带动增长,但是,财富升值的效益没办法流到老百姓的家庭,老百姓如何消费。

  "收入比"决定国家喜欢在重工业"一投再投"

  政府代替老百姓拥有资产、获取更多的国民收入,其他的结果还有哪些?我想特别强调的是,不管是前苏联还是过去计划经济的中国、今天的中国,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非常重视重工业、制造工业,而轻视第三产业、轻视轻工业。因为政府代替老百姓拥有这些资源、控制财富的重新配置,最后的结果肯定会重视工业项目和基础设施,而由老百姓掌握财富的支配权和消费权的时候,最后会转变成为对服务业、对消费者工业有更多的需求,而不会转变成对大工业项目的投资需求。原因是花别人的钱,不仅仅不心疼,还需要追求效果。作为官员,一般都会把这些财富花在看得见、摸得着的项目上,这些往往是基础设施和大的工业设施所具备的特征。

  很多学者呼吁经济转型,呼吁靠投资带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必须要改变、靠出口带动的增长模式也必须要有改变、靠制造业的模式也要改变,要更多地发展第三产业。但是,四分之三的生产性财富都掌握在国家的手里,只要这些财富升值,四分之三继续留在国家手里,同时又有这么多财政税收掌握在国家手里,必然的结果就是不断往工业一投再投、往这些基础设施一投再投。这样下去,一个国家还要靠出口市场,才能使那些投资多少有一些汇报,否则这个增长模式很难持续下去。长期靠投资怎么能维持下去?现在已经到了非转型不可的时候。

  (作者为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经济学终身教授)

  来源:南方日报

2009年11月16日 星期一

尹鸿伟:香港迪士尼困境

  星条旗飘扬在"美国大街"上空,打扮成卡通形象的男男女女在游客中间开心地表演和游戏,在包括米老鼠、白雪公主等迪士尼形象演员前面,永远有许多人在排队等候合影。

  香港迪士尼乐园自2005年9月开业以来,这样的场景天天都在上演。尽管地处中国的香港,这个不折不扣的美国文化乐园一直令许多人如痴如醉,但是该乐园开业第一年吸引560万游客的目标并没有实现。

  "与很多人的期盼不太一样,香港迪士尼乐园并没有给香港带来多大的好处,或者说当初它不来对香港也不会有坏处。对比美国、日本和法国等地的迪士尼主题公园,香港迪士尼乐园是全球规模最小的一个。令人不解的是,它从未透露过游客年度人数及变化情况。"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助理教授陈允中在2009年10月表示,该乐园的游客人数一直低于预期,而游客们也抱怨其服务欠佳,游乐设施太少,且乐园规模过小。

  事实上,持有香港迪士尼乐园57%的股份的香港政府一直承受着来自立法会和社会舆论的沉重压力,后者抱怨政府在一个业绩低于预期的商业项目上投资过大。

  "不平等条约"

  2005年,占地126公顷、耗资35亿美元的香港迪士尼帮助美国娱乐业集团华特迪士尼公司在中国顺利登陆。此前,"迪士尼"已在美国、法国和日本开了多家乐园,并且已经形成众所周知的投资战略:利用主题公园建立品牌知名度,然后销售其他产品:电影、电视剧、玩具和服装等。由于香港的特殊历史及特别政治待遇等因素的存在,开始几乎没有人会相信这个主题公园会慢慢变成一个投资泥潭。

  "因为'非典'的袭击,那时候香港经济非常萧条,大家都被这个项目感动了,觉得迪士尼这样的国际大公司都还能够看得起香港这样地少人少的小地方,香港肯定还有希望,同时大家对迪士尼公司的经营能力和道德标准几乎没有怀疑。"陈允中说。

  相关资料显示,在此前所有相关项目中,迪士尼方面只投资了24.5亿港元,还得到23亿港元商业贷款;而香港政府除了一块在大屿山岛填海所得价值40亿港元的土地和一系列配套基础设施,还为该园的建设投入了32.5亿港元股份和61亿港元债务。

  "从当时的情况看,香港政府其实投入了约90%的资金,却只拥有57%股权,合约非常不平等,而且随后亏损越大,其损失也越大。"陈允中说,"其实整个谈判香港政府是有意作了巨大让步,甚至甘心一直吃大亏的,我们甚至称此次合作为'不平等条约'或'卖国条约'。"

  陈允中还表示,按照有关的约定,香港政府只能在门票收入中分成,而相关产品销售收益全部归迪士尼,目前游客数量少,门票收入也少,香港政府肯定要亏大头,但是相关产品销售却不一定会亏,但那却与香港政府无关了。

  香港的一名资深新闻记者说:"很难想象以前香港政府是怎么样与美国迪士尼谈判的,这样明显吃亏的合同他们都敢签,之前那些每天在媒体上标榜自己水平高的香港经济学者们好像也没有及时提出什么有用的建议来;目前,我们还没有找到当初相关谈判官员有腐败行为的线索,但是至少我们认为香港政府官员的谈判水平太低了,中了美国人的圈套,这个项目被人家吃定了。"

  "换一个角度说,在香港投资的国际企业很多,值钱的大品牌也很多,但香港政府偏偏对迪士尼做出了大量的照顾和让步。"陈允中说,"这里面实际上透露出香港政府好大喜功,急于出政绩的心态。与有着多年赢利经验的国际大企业谈判,香港政府显然力不从心,所以合约上虽然是大股东,但其在迪士尼的经营、人事和财政权方面都插手不了,全部被公司方面掌控。"

  他同时表示,迪士尼方面肯定也不愿意看到游客少,门票收入低的情况,因为自己的利益也会受到影响,但是其聪明之处在于把更大的风险以合约的方式甩给了香港政府,无论是以前的建设还是将来的继续投资,香港政府实际上已经被香港迪士尼"绑架"了。"香港许多立法委员对此非常不满,一再指责政府对这个项目的投资有失误,甚至要求停止与迪士尼的合作。但是香港政府一再强调'合约精神',认为必须重合同、守信用,然而问题的根源在于这个合约本身就是不理智下形成的。"

  在各种各样的争议之下,香港迪士尼乐园在2005年9月热热闹闹地开张了,香港本地、中国内地、中国台湾地区、东南亚和南亚等国家和地区的游客摩肩接踵而来,大有挤爆之态势。人们都以为在满足了游客的好奇心和让游客开心之后,它将获得巨大的经济收益,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渐渐对香港迪士尼乐园"地方小、项目少"的实际情况产生了一些不满,这样的负面口碑不断传开,尤其许多曾经也到过日本、美国和法国的游客,更容易对此进行比较,结论都是对香港迪士尼表示失望,这样的情绪一度"传染"了许多人,使他们改变了本欲前往香港的计划而改飞别处。

  "在开业之初,我们曾经对香港迪士尼乐园里的'血汗工厂产品'等一系列环保问题和劳工权利保障问题提出过质疑和抗议,并且促进了它的让步和改变。"陈允中说,"但是当时很少有人会料到,'迪士尼'在其他地区早已经轻车熟路的运行方式竟然会在香港遭遇了'滑铁卢'。"各种不利的情况不断在产生负面影响,不过,香港迪士尼开业以来的具体经营情况外界一直无从知晓,甚至包括大股东香港政府及肩负责任的立法会议员。

  "主题公园回本期较长,一般需要10年以上;香港迪士尼乐园度假区开幕至今只有4年,近年业务增长稳定。"香港迪士尼乐园度假区公共事务副总裁卢炳松则说,"展望前景,港珠澳大桥将于2015年通车,这将有助吸引更多内地人流及车流访港,对我们的业务发展也有利。"

  除此以外,香港迪士尼乐园在早期还被政府允许拥有"治外法权",即其内部出现治安、消防等情况,香港警察都不得擅自入内处理,而是由其保安人员自行解决,只有经过乐园方面同意,香港警察才能进入执法。

  "这样的情况好像香港有个'迪士尼租界',大家对政府当初愚蠢的合约签署都感到很气愤。"陈允中说,"还好,在香港各界的批评、监督下,这样的情况已经明显转变,至少迪士尼区域的管理方式不再像旧中国的上海租界了,香港的法律在那里也得到了公平执行。"

  "美国文化"不火热

  香港迪士尼一直坚信自己仅仅是初期在营销方面出现了一些问题,而没有直接面对因面积太小和缺乏具有重大吸引力的景点和服务而遭受的诟病。在遭遇了第一年业绩令人失望的情况后,香港迪士尼乐园才在其主题公园开设背景介绍课程,以便向内地的游客更好地介绍米老鼠和唐老鸭。其高层人士对媒体公开宣称:中国人对迪士尼卡通人物不够熟悉,这是乐园在首年运营中未能实现吸引560万游客目标的原因之一。

  "如果你不是与这个品牌、这些卡通人物、故事或主题一起长大,你就不太清楚自己正走进什么地方。"香港迪士尼乐园行政总裁安明智曾经如此表示。2006年,为帮助中国内地游客了解迪士尼卡通人物的背景故事,香港迪士尼乐园拍摄了些"游览前"的图片和影片,在游客游览前展示。

  来自广州一家旅行社的年轻导游陈小姐则认为:"就香港迪士尼乐园开局不利的情况来看,除了'地方小、项目少'的主观原因,还有美国人高估了中国人、亚洲人甚至香港本地人对美国文化迷恋的程度,美国人必须清楚其他地方的人不可能完全和他们一样。"

  为了赢得中国内地游客的欢心,除了把汉字"福"倒挂,香港迪士尼甚至从2008年春节期间让米奇和米妮老鼠换上了特别的红色服装,还前所未有地塑造了一位穿着吉祥的丝袍,围着一条超大腰带的"财神爷"卡通形象,再加上"寿星"和"福星",然后让演员们不断在乐园里活动,轮流与惊喜的游客合影。显然,如此修订营销策略,目的是要让这个典型的美国主题公园显得更具中国特色。

  但是,迪士尼的受欢迎程度一再落后于香港本土的竞争对手海洋公园,一直没有成为香港的旅游尖兵,其文化形式及活动内容甚至遭遇了香港学者的质疑和批评。

  香港大学比较文学系助理教授司徒薇说:"首先是香港在迪士尼开幕前就有的批判运动,市民有所认知,尤其政府跟迪士尼签了不平等的合约有损香港人的利益,所以对迪士尼反感;其次香港好玩的选择太多,而迪士尼门票那么贵,一般家庭不可能常常负担得起,不是求婚与重大庆祝是不会去的。"

  她表示,根据法国、美国与欧洲方面的一些研究,迪士尼真正赚钱的不是主题公园,而是文化与消费产品,还有外围旅游与旅馆的服务,迪士尼乐园在世界所有地点都赔钱,香港也不例外,唯一赚钱的是东京迪士尼,因为它是日本方面独立拥有与经营,已脱离了迪士尼管理层的控制。

  陈允中则说:"财政失败和文化不认同使香港迪士尼的旅游项目不能成功,甚至变成烂摊子,说到底还是它的吸引力不行。如果还有重新再来的机会,相信香港不会选择与迪士尼合作了。"

  扩建计划艰难出笼

  香港迪士尼乐园面临着亏损额进一步扩大的困境,美国华特公司不得不在2007年同意豁免其两年的管理费用,并推迟收取期间的特许权费用。

  "没有人愿意看到香港迪士尼遭遇困境,无论美国华特公司还是香港特区政府,还包括迪士尼的游客。"陈允中说,"所以大家都在思考,都在想办法,都希望乐园能够走出泥潭,目前都把希望寄托在乐园的扩建上。"

  "全球的迪士尼乐园都是透过扩建以发展业务,香港迪士尼乐园度假区亦不例外。"香港迪士尼乐园度假区公共事务副总裁卢炳松说,"香港特区政府与华特迪士尼公司双方股东均认为,香港迪士尼乐园度假区需要扩建以取得长远成功。"

  2001年,美国华特公司在东京迪士尼开设了第二个公园迪士尼海洋乐园;2002年,在巴黎迪士尼建设第一个主题公园10年后,巴黎迪士尼影城开业。由于在其它地方有过成功的战略实验,无论是出于事业扩张,还是出于救急,扩建似乎都成为香港迪士尼的不二选择。

  但是扩建计划的谈判并不顺利,甚至一度被搁置。作为拥有该乐园57%股权的香港政府初期并不同意香港迪士尼方面提出的计划,并声称不会继续投资这座难以盈利的游乐园,而后者也丝毫不相让,于是这项计划就一直拖延下来。

  2009年初,香港迪士尼突然宣布将裁减30名帮助规划和设计新公园的"幻想工程师",理由是"扩建结果具有不确定性"。与此同时,迪士尼总部还不断放出有意在上海再建造一家主题公园的风声,而上海方面也始终认为迪士尼项目对上海服务业发展甚至带动GDP增长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这些自然让香港政府感到了巨大的压力,事实上,自从与迪士尼合作以来,双方不断发生争执的消息就被好事的香港媒体不断传播、放大。

  "由于香港是一个言论自由的社会,所以大家后来都已经清楚这里面涉及香港特首的水平和责任问题。"陈允中说,"以前投资建设乐园是董建华在任,而现在是否继续投资则是曾荫权的难题了,尽管香港政府做事情需要立法会批准,但是特首本身的态度也是很关键的。"

  陈允中说:"现在面临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如果香港政府不愿意继续投入,那么以前的所有投资都将成为泡沫,其将背上巨大的财政债务,还要面对大量失业人员等许多难以想象的问题;如果继续投入资金,谁又能保证一定会让香港迪斯尼免除厄运,或者说谁知道多长时间能够改变目前的窘境呢?"

  在对扩建工程的融资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之后,香港立法会在2009年7月通过了美国华特公司和香港政府针对香港迪士尼乐园度假区扩建计划的财务安排。华特公司愿意在5年内分期为此项扩建计划融资35亿港元,但香港政府表示不会向扩建计划投入新资本,而计划将相当一部分现有贷款转换为股份,以维持大股东的地位。该计划完成后香港政府的持股比例可能将从57%降至52%,其涉及资金规模约62.5亿港元。

  作为对新项目的回报,迪士尼公司前所未有地同意从2008~2009年度起,每年披露乐园营运及财政表现的主要资料,当中包括乐园的入场人次及财务表现的主要数据,提高乐园营运透明度。

  香港商务及经济发展局的官员表示,扩建后的香港迪士尼乐园将增设3个新主题区,分别为"野矿山谷"、"迷离庄园"和"反斗奇兵历奇地带(暂定名称)",占地约为现有主题公园面积的23%,扩建计划的成本为36.3亿港元,新主题园区将提供超过30项游乐设施,令乐园游乐设施总数增加至超过100项。这些项目将在未来5年内即2014年底前分阶段完成,如此园区总数将达到7个。

  "扩建后公园生意会略为好一点,但不会好很多,法国的经验也是这样,财政上香港政府是输定的了,签了不平等合约还能怎样办?"香港大学比较文学系助理教授司徒薇说,"但是其对环境破坏会更大,也会对土地使用规划带来负面的影响。"

  迪士尼将在上海再建一家主题公园的消息在2009年1月初得到了认可:计划投资240多亿的上海迪士尼乐园即将兴建,中美股份分别为57%和43%,其规模可达香港迪士尼的3倍,最早2014年对外开放。

  无论香港还是上海,都把2014年当作一个工作时间表。当然,对于大量的中国内地游客而言,目前进入香港的手续仍然很麻烦,旅行成本也非常高,比不得随时可以自由出入的上海。不过陈允中说:"上海政府不能过分乐观,因为迪士尼纯粹是一个以赚钱为目的的商业项目,而且游乐项目更新速度缓慢。应该注意到香港迪士尼的前车之鉴,否则上海将成为下一场投资灾难的主角。"

  来源:南风窗杂志

发表评论请点下面原文链接 : http://www.china-week.com/html/5361.htm

2009年11月15日 星期日

郑渊洁:一百年后中国人口可能是1亿

  在如今中国的13亿人口中,少年儿童只占3亿。成年人占10亿。

  现今正值生育高峰的80后,随着经济生活的大幅提升,生育率大幅下降。据说,光是北京现在就有50万单身80后。祸不单行,2009年11月9日《北京晚报》第15版发布该报调查结果,80后不育不孕率高达20%,就是说,每5个80后,就有一个患有不孕不育症。笔者揣测这和手机辐射的关系最大。一般人的手机都放在身上,距离睾丸和卵巢最近。

  如此看来,指望正值生育高峰的80后承担起为民族繁衍的重任,是不可能的。笔者预测,10年后,中国应试教育将被出生率大幅下降终结,到那时,教育将成为买方市场。

  今天的3亿少年儿童,在20年后将承担繁衍民族的责任,但是依据经济越发达出生率越低的规律,3亿少年儿童成人后能繁衍出1.5亿后代就是伟大的胜利,而且那时中国肯定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生活极其优越的民族,出生率肯定下降。再加上3亿少年儿童中男女比率严重失调,只怕届时推出一妻多夫制,也难以缓解人口下降,因为一夫多妻可以增加人口出生率,一妻多夫起不到这个作用。还有,80后的不孕不育率达五分之一,90后00后的这个比例只会上升不会下降。

  100年后,中国人口可能只有1亿。也可能等不到100年。

  对于中国,老龄化社会的后边,接踵而来的将是人口危机。

  从长远角度看,中国房地产价格只会降不会升,只剩下1亿人口了,房价能不降?

  我在《皮皮鲁总动员》里有一句话:任何事情都是由好坏拼插而成的。

发表评论请点下面原文链接 : http://www.china-week.com/html/5360.htm

王怡:四海之外皆弟兄——苏维埃的故事

  视觉上最震撼的,有两个,一是纳粹阅兵和红场阅兵,在步伐、神态与审美观上,如出一辙。二是影片特别将几幅纳粹宣传画,和斯大林时代的宣传画放在一起,看上去就像抄袭。

  二战后,苏维埃在立陶宛、拉脱维亚等地区,大量驱逐原住民,为改变人口结构,把他们流放到西伯利亚。半个世纪后,这位拉脱维亚导演利用大量解密档案,拍了这部纪录片。末尾说,苏维埃政权杀死了2千万男人和女人,这片子是为他们拍的。尽管关于苏维埃不堪回首之往事的倾诉与披露,已汗牛充栋;最近也看了王康先生在阳光卫视的系列节目"苏维埃的兴亡"。王先生的面容越发像列宁了,从他口中述说专制苦难,历历在目,又恍如隔世。就想,什么时候唐国强在电视上批判个人崇拜,必有振聋发聩之效。

  相比卡廷森林事件,1932年冬天的乌克兰大饥荒,我以往了解较少。1932年9月11日,斯大林写信给卡冈洛维奇,说"乌克兰的局势严峻,我们若不赶紧采取行为,我们就将失去乌克兰"。几周后,他作出决定,开始停止乌克兰的粮食供应。有两位大饥荒幸存者的描述,说到当年连咸菜、菠菜和种子,都被没收,无数人在家里缓慢饿死。在车站,过于消瘦的人,被赶下了火车。内务部的纠察队,挨家搜集尸体,一具尸体可换200克面包。他们将奄奄一息的人抬走,因为不想明天又来。

  1932年,乌克兰的死亡人数是66万,1933年飙升到700万人。次年恢复到48万。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曾说,现代史上,民主国家从未发生过大饥荒,而发生大饥荒的地方,没有一次是因为粮食不足。影片列出了数据,1929年,苏维埃的小麦出口是2.6万吨,到1932年大饥荒时,达到51.8万吨。这是一场不开枪、不用毒气的,针对一个民族的政治屠杀。

  1940年后,陈独秀发表了被称为"最后见解"的几篇文章中,对苏维埃政权持彻底否定的立场。他说,"是独裁制度产生了史大林,而不是有了史大林才产生独裁"。所以,"我们若不从制度上寻出缺点,得到教训,只是闭起眼睛反对史大林,将永远没有觉悟,一个史大林倒了,会有无数史大林在俄国及别国产生出来"。

  导演采访了好些欧洲的学者和历史学家。一位索邦大学的教授说,他在很多地方演讲,列出现代政治屠杀的源头,总让很多人惊诧。他列出的就是1849年1月《新莱茵报》上,恩格斯的一篇文章,其中谈到暴力的阶级革命,是历史变迁的主要方式。但那些资本主义不发达的落后地区,是不可能成为革命者的。恩格斯提到了塞尔维亚等地,称这些地方是"种族的垃圾"。他们只可能被消灭在革命中。

  1851年5月16日,马克思在一篇文章中也说,太脆弱的民族没有存在的理由,他特别提到了波兰。近代以来,最可怕的一种政治思想,就是一部分人被公开地标识为需要被消灭的敌人。在之前的欧洲思想家中,尚未出现这种鼓吹现代政治屠杀的社会思想。

  这片子引人争议的,就是勾勒纳粹与苏维埃的相似与勾结。1939年的苏德协议倒是是众所周知的,但内务部与党卫军的各种密切合作,尤其是在消灭犹太人方面,还是叫人触目惊心。早期,纳粹主义很喜欢标榜和苏维埃的相似性。戈培尔曾在一篇评论中赞美苏维埃,说"列宁是世界上仅次于希特勒的最伟大的人"。而在德国进攻苏联前,苏维埃的报纸上,也常出现赞扬纳粹主义的文章。

  左派思想的可怕,就是抹杀了人的灵魂的平等与尊贵。因为他们否定了足以让人的灵魂平等和尊贵的支点。作家萧伯纳很典型,他的言论我读过,但从片子里亲眼见到他大放厥词的演讲,还是直掉眼镜。这位外形和大脑一样睿智的人物,就像说出一个真理一样,说,"每个人认识的人里面都有十二分之一的人是毫无用处的人,他们的存在是社会的负担,我们应该直接要求他们,请证明你存在的价值,你所创造的大过你所消耗的。如果他不能,就不能再让他们活在这个社会了"。1934年,他在伦敦一家报纸撰文,主张科学家们发明一种"人道主义煤气",可以让这些人毫无痛苦的死去。

  10年后,纳粹集中营中采用了萧伯纳的建议。直到艾希曼受审时,他都是这样为自己辩护,集中营使用的毒气是"人道主义"的。

  不过萧伯纳还是反对纳粹。作为一个左派,他认为社会进步需要杀人是必要的。作为一个启蒙知识分子,他认为按"种族"杀人是荒谬的,只有按着"阶级"或"智商"来杀人才可以被接受。当列宁写下这样的文字,"抓住至少100名富农,杀死这些人质,让方圆100公里的人都知道并因此吓得发抖"。左派知识分子有一种本事,似乎很容易把这里的豪情壮志,和纳粹区分出来。可能因为纳粹的根基是一种错误的生物学理论,苏维埃的根基是一种错误的社会学理论。而左派知识分子们生物学都不太好,对社会学却比较自负。

  一位法国女学者说,20世纪的这两种制度,都有一种相同的创造"新人类"的野心。纳粹和苏维埃,都不能接受人类卑微和罪恶本性的存在。他们希望以政治的方式,就是暴力的方式,来与人性作斗争。这就是极权制度的本质。这和阿伦特对纳粹与苏维埃的解读,有相似之处。只是阿伦特更多分析的,是民众对极权制度的接受心理。她说这是人的内在孤独决定的。按圣经的表达,可从两方面说,一是人的灵魂在罪性中有无法被填满的孤独;二是人的灵魂中有天然的敬拜和交托的渴望,也就是宗教的渴望,永远都在寻求被填满。所以极权制度都具有伪宗教的性质,独裁者把自己打扮成救世主,在人类精神的熊市上,低价收购世上一切丧失信仰的灵魂。

  以民族、国家或阶级,将人类区分,几乎是世上所有文明的特征。但现代极权主义,是对这种区分的一次残暴而冷酷的宗教化尝试。换言之,就是关于阶级、国家和民族的一次前所未有的偶像崇拜运动。孔子说,儒家的理想是"四海之内皆弟兄"。所谓四海,就是"九夷,八狄,七戎,六蛮"。四海之内,差不多就是今天的汉族区域。说白了,其实这也是希特勒和斯大林的梦想。

  杀人固然是错,但错得最离谱的,是连梦都作错了。亲爱的小书亚,从你开始,和爸爸妈妈另作一个梦好吗。这次的梦想,是四海之外皆弟兄。你的肤色,是一种款式,不是一种诅咒。

  2009-10-12

  来源:王怡的麦克风

发表评论请点下面原文链接 : http://www.china-week.com/html/5359.htm

狄马:歧视的理由

  2003年3月17日,中国公民孙志刚在广州的大街上行走被突然收容。理由是他身上没有带任何有效证件。随后他由派出所被送往一家精神病院,两天后,被救治人员活活打死。

  这就是震惊全国的孙志刚收容案。它凸现了我们这个社会中的一些"弱势群体"在当前体制内的真实处境,将一种赤裸裸的制度性歧视以血腥的方式推到了人们 的面前。虽然这部臭名昭著的以限制公民人身自由为基本动机的"恶法"最终在法学专家联名上书,网络媒体的同声讨伐下废除,但它留给人们的思考却是沉重而久 远的。

  长期以来,我们按照一个人的出身、地位、职业、性别、出生年月把人分为三六九等,并依此来决定他占有社会资源的份额。在种种不公正的划分方式中,我觉 得最不得人心的莫过于依地域,也就是出生地来决定一个人在社会中的身份和地位,而盘踞中国四十余年的户籍制度无疑是这种方式制度化的最严厉文件。也许它在 战争、瘟疫、军事屯田等非正常年月有过合理的贡献,但它在现代民主已深入人心的今天,我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这种由生殖器决定人的前途和命运的方法,愈来 愈显得迂腐和可笑。它毁坏了人的尊严,伤害了人的心灵,使一个社会中的群体——比如农民——产生整体自卑感。当这种自卑淤积着的屈辱达到一定程度时,就会 化为仇恨,烧向正在或曾经歧视他们的人。因为说到底,歧视这种心理产生的依据其实很脆�
�,也很简单。

  美国历史上著名的废奴总统林肯出生在一个很普通的伐木者家庭,年轻时候目睹一排排戴铁镣的黑奴,面无表情地从门前走过,对他们充满同情。在读完一本逻辑学的书后,曾写下这么一段切中肯綮的推论:

  "不管甲怎样确认他有权奴役乙,难道乙就不能抓住同一论据证明他也可以奴役甲吗?你说因为甲是白人而乙是黑人,那么就是以肤色为依据喽。难道肤色浅的 人就有权去奴役肤色深的人吗?那你可要当心。因为按照这个逻辑,你就要成为你所碰到的第一个肤色比你更白的人的奴隶。你说你的意思不完全是指肤色吗?那 么,你指的是白人在智力上比黑人优异,所以有权去奴役他们吗?这你可又要当心。因为按照这个逻辑,你就要成为你所碰到的第一个智力上比你更优异的人的奴 隶。你说这是个利益问题,只要你能谋取你的利益,你就有权去奴役他人。那么好吧,如果别人也能谋取他的利益,他也就有权奴役你了"。

  清晰的思路,严密的逻辑,不仅显示了他对奴隶命运的深切同情,而且可以看出这个人对人类不平等现状的由衷厌恶和悲悯。回顾东西方的历史,为什么会出现那么多惨绝人寰的反抗、战争、起义和流血斗争?我觉得部分原因可能就隐藏在林肯的推论中。

  就中国而言,住在洋房里,抽着雪茄,数着美钞的高等华人当然可以喊叫"告别革命",但对身处绝境的"劳改犯"陈胜、吴广来说,"革命"是一种别无选择 的选择;怀揣政府津贴,到处赶场子、收红包的现代学者当然有权嘲笑农民起义的"暴力"和"破坏性",但对李自成以及众多追随者来说,"革命"只是为了免于 成为无数饿殍中的"一殍"。中国历史为什么会长时间地陷入一种一治一乱的循环中?可能就与这种人吃人,人压迫人,人歧视人的极权制度有关。治人者说,被治 者"贫穷,落后,愚昧",因而不配享有自由,于是横征暴敛,无恶不作。直到弄得有一天被治者忍无可忍、揭杆而起时,他们才想到"治于人者"有一天也会依照 同一种逻辑对付他们。你说我"贫穷",可我一旦巧取豪夺,先富起来,就可以恃强凌弱,�
�富不仁;你说我"落后",可我一旦东西厂环绕,锦衣卫林立,就可以 欺上瞒下,妄称"先进";你说我"愚昧",可我一旦励精图治,发奋图强,就可以为所欲为,自作聪明。就这样,这些昔日的"治于人者",今日的"治人者"" 荣登大宝"后不久,便会像先前的"治人者"一样治起人来,连身手捏法、扮相科白都酷似毕肖。历史并没有给他们提供新的治理模式和人伦规则。

  林肯在表达他的民主思想时,有一句名言:"因为我不愿当奴隶,所以我也不愿做奴隶主"。孔子也说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话。可对于大多数具有专制 思想的中国人看来,林肯的话是应该倒过来理解的,即"因为我想做奴隶主,所以我不愿当奴隶"。他不满自身奴隶的处境,不是他认为世界上不该有奴隶,而是觉 得自己不该是奴隶。因而摆脱的方法也不是从根本上消除这种人奴役人的制度,而是赶快成为奴隶主,以便奴役他人。于是,每一轮的王朝更替过后,老百姓都会惊 奇地发现,屁股变了,龙椅没变。历史的周期性震荡并没有给中国带来新的转机。

  我读中国史,发现一个奇怪的问题:那么多的圣贤鸿儒、文人雅士都忙着喝酒、注经、调戏女人、发牢骚、讲怪话、抒写帮忙不得的愤懑,可有谁想过在纲常名 教之外寻找别一种政治模式,让中国历史跳出这主奴循环的怪圈?那怕是头脑中闪过一丝这样的念头也好,即承认每个人都平等地受惠于上帝,别的任何人都没有资 格支配和奴役。政府和人民、人民和人民,只有权责之界,没有贵贱之别。

  这难道是上帝有意留给东方这块古老文明的遗恨吗?悲哉!

2009年11月12日 星期四

秦晖:还有多少墙需要拆掉

  "根据东德法律也是犯罪"

  1961年8月13日,前东德(民主德国)建立了隔绝东西柏林的"反法西斯防卫墙"。从此勃兰登堡门内外的两个柏林成为两个世界。在墙的西边没有任何防御措施,老百姓可以一直走到墙根。而在东边,沿墙一线(包括途经原来柏林市中心的繁华地带和斯普雷河边的景观地带)宽一百多到数百米的建筑全部被推平铲光,形成一条严禁民众接近的无人区(人称"死亡区"),其间有铁丝网栅栏、军车巡逻道、望塔、钢筋水泥碉堡、自动信号报警和机枪自动射击装置、警犬巡逻线、探照灯和高杆式强光照明灯、车辆陷坑、松土地带、哨卡岗楼密布,完全是一个恐怖地带。面对西方的指责,东德政府最有力的辩护就是:这一切并不具有对西边的进攻性,它只是"防卫墙",是防御性的。东德作为一个主权国家,拥有防卫的权利。

  没错,柏林墙的确是"防御性"的,从来没有人指责这道墙具有军事进攻的功能。问题是它要"防御"谁?柏林墙存在的28年记录铁证如山地表明,它从未对任何一个西边的人进行过火力拦截,因为根本没人试图闯入。但是,它却以火力射杀了有名有姓的201名东德公民,而除了想"出去",他们并无任何过错,至于在火力拦截中被打残打伤、生擒活捉的东德人就不知多少了。显然,柏林墙并不是用来进攻西边的,但它也不是用来"防御"西边的。它就是一道拦截"自己人"外逃的天堑,一道为东德公民设下的天罗地网。

  关于柏林墙的评价,我以为如下一段话堪称经典:

  "世界上的围墙都是防止外面的人闯进来的,只有一种围墙是防止里面的人出去的,那是什么?那就是监狱的围墙!在这样的墙里面是什么地方?那不就是监狱吗?"

  的确,被这样的墙"保护"起来的东德不像一所巨大的监狱吗?但即便是监狱,对试图"越狱"者不加警告就射杀也被认为是残忍,而沿柏林墙的许多机枪自动射击装置就具有这个功能。因此统一以后这种"对试图越墙者格杀勿论"之举被认为是一种需要审判的罪行。但是两德统一是协议实现的,对前政府的政治行为似乎也不应追究个人责任。当然,舆论的谴责是没法禁止的。而面对舆论谴责,一位前东德领导人辩解说,柏林墙下的死亡只是执勤军人的随机应变造成的,东德官方并没有下达"越墙者格杀勿论"的正式命令,因为"我们东德的法律也不允许"这样草菅人命。如果真有这样的命令,"我们当政时也是要追究的。"

  然而他不说还好,不久,人们在东德档案中果真就发现了这样一份"格杀勿论"的正式命令,而且上面还有许多政治局委员的签字。这下坏了:按东德领导人自己的说法,即使根据当时东德的法律,这样的"格杀勿论"也是犯罪,下令者要承担责任。统一后的德国如果根据那时在东德并不生效的西德法律给他们治罪,那就有政治报复之嫌。但是如果统一前在东德境内杀人放火的刑事犯在统一后就没事了,恐怕也不符合常情。所以许多人认为,根据当时东德的法律也属犯罪的行为,统一后并无免受追究之理,这被认为是纯粹的法律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而且人命关天的案件时效也长,现在时效并没有过去。于是法庭"根据当时东德的法律"进行了审判,一些人为此受到了惩罚。笔者不想评价这种追究是不是合适,但"即使根据当时东德的
法律也是罪行"的说法,无疑已足以把柏林墙及其策划者钉在了耻辱柱上。

  建墙之前:两种占领政策

  1945年德国法西斯无条件投降,英、美、法、苏之间的联盟关系因为对手的消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但分割德国是它们共同的想法,在《波茨坦协定》中几国首脑就军事占领柏林进行协商。戴高乐说,各占领区"按照自己认为应当的办法,管理自己的占领区"。斯大林也说,谁攻占的地方,就把自己的社会制度强加于它。两个德国就此产生。

  1949年民主德国在苏占区成立,同一个民族同一种文化就此形成两种不同的发展模式,东西占区成为两种制度较量的场所。苏联要把东德变成自己的卫星国,控制与汲取是主要思路。首先在战后赔偿问题上,各占领区实行完全不同的政策。苏联的策略是"榨取德国赔偿本国",它向德国方面提出100亿美元的赔偿。战后的德国没有能力偿还这样巨额的战争赔款,苏联便拆除德国的工厂设备,利用德国的专家、技术人员和战俘无偿进行实物赔偿。为此苏联从它的占领区拆走了80%的重工业设备。到1948年,苏占区的1900家工厂被拆除,其中1700家是整体拆迁,由于大规模的拆除,东德的生产能力下降了50%.此后很长时期,东德的每七个工人当中就有一个为苏联人干活。此外苏联还把大量的农产品运回本国,据统计,通过这种方式,苏联大约从东德索�
��了价值150亿美元的赔偿,使东德如牛负重,长期无法重振经济。另外苏联把法本、克虏伯等大型企业没收后改造为苏联股份公司。本来战后的生活就十分艰难,还必须向苏联提供大量赔偿,使东德不堪重负。

  而西德是东西方对峙的前沿,在冷战加剧的情况下,为了抵制苏联的势力,英、美、法与苏联的思路完全不同,开始实行经济扶植政策。西德只向西方战胜国提供了原定数额2%的赔款。1948年6月英美为成立联邦政府、起草德国宪法和占领法,在西占区实行币制改革。苏联为了反击,于6月24日全面中断通往西部的水陆运输,对西柏林进行封锁。美、英、法不计代价,耗巨资通过空中走廊飞行运输,给西柏林居民供应各种物资,前后持续达324天。在这将近一年封锁期内共空运140万吨物资,近20万航次,仅空运费就达2.5亿美元。在密集的运输中飞机失事24架,机组人员死亡48人。这一切如今都记载在了原柏林滕佩尔霍夫机场楼前竖立的"柏林大空运"纪念碑上。在那些日子里,柏林人看到的是这样对比鲜明的图景:苏联人从地面上把德国的东西�
�列车一列车地拉走,而英美则从空中一架接一架地用飞机把来自西方的东西源源不断送进德国。

  与此同时,美国从1946-1950年在西占区共发放16.202亿美元的救济款。1948年根据"马歇尔计划",联邦德国获得近16亿美元援助。美国还在德国开设"特殊账目"用于国内的财政补贴,截止到1975年为该账目提供了大约110亿美元的贷款,这被称作是西德经济起飞的"第一推动力"。

  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

  赔偿之后在重建经济时,东德不能不完全照搬苏联体制,以强制性的国家计划调节扼杀了经济发展的能动性和个人积极性,大搞集体化和重工业化。从1945年到1948年,东德把3000多家私营企业变成国有企业,从1950年起推行农业集体化,虽因农民抵制一度放松,但从1958年起集体化步伐又重新加快,一年中集体化的比例就从25%上升到58%,1960年一下子达到86%,这种集体化完全是强制性的。与此同时,由于大量没收没有按时交税的手工业者的资产,各种商品供应立即紧张起来,这在德国人中引起极大的反感。尽管计划经济可以让老百姓勒紧裤带尽量投资,使工业较快得到重建,但人民生活艰难。从苏东阵营内部看,应该说东德的经济是成功的。到20世纪70年代,东德已成为苏东阵营中经济最发达者,但即便如此它的绩效仍无法与西德相比。而且�
�"科学"的计划也无法解决人们的消费偏好和自由发展的诉求,20世纪80年代后,东德的"科学计划"潜力近于枯竭,经济出现停滞。1989年东德的经济增长率仅为2%,昂纳克下台以后承认,苏联推行的计划经济"是一种最糟糕的计划,它不是根据市场需求来发展的"。

  在西德则是另一番图景。美国人把西德的管理权很快移交给了德国人,1947年美国实行"马歇尔计划",大量资金注入西德。1949年6月《联邦德国宪法》通过,西德建立了既发挥市场竞争活力又注意社会平等、福利保障的"社会市场经济"和"福利国家"体制。1950年联邦德国的工业超过战前的水平,从1950年到1965年联邦德国累计投资2281亿美元,促成经济高速增长,从此开始了15年的"莱茵奇迹"。1950-1965年,西德年平均进出口总额分别增长13.3%和15.8%,1965年的贸易额是1950年的8倍,20世纪60年代西德国民总产值超过英法两国,20世纪80年代西德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三经济大国。而早在1971年,西德的外汇储备便达到186.57亿美元,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

  战后两个德国各自形成不同的经济体系,分别加入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国际经济圈。1950年民主德国加入"经互会",70%的出口面向"经互会"国家进行"账面卢布结算"的"内部交流",脱离国际前沿,缺乏竞争机制,走上封闭式的经济发展道路。而西德在1951-1952年加入关贸总协定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利用国际分工和国际资本的流动,为经济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市场。

  而比经济增长速度更重要的是人民实际生活。战后东西两边都为应付时艰一度实行过配给制,但西德1950年就取消了配给制,很快自选超级商场满街,市面繁荣,消费旺盛。而东德到1958年才取消配给,但商品的匮乏和单一依旧。在生活、住房、就业、医疗各方面都是西强东弱。东德为此提出"先生产好,后生活好"的口号,让人寄希望于缥缈的未来,而西德无需口号,明摆着的"生活好"已经有力地证明它的生产也绝不差。为了抵制西柏林繁华的选帝侯大街上高档商品和花花世界的诱惑,东柏林大搞形象工程,建立了引以为豪的东欧最高的电视塔。但却立即传开了有关此塔的两个政治寓言:一是"圣徒十字"传说,电视塔上部观光大圆球的玻璃在阳光下反射出醒目的十字光,被认为是对无神论的东德统治者不满;二是"斜塔"传说,据�
��由于人们在观光球上都挤在西边看那被大墙阻隔的西柏林,塔都被压得向西倾斜了。

  "6·17事件"与逃亡潮

  1953年3月斯大林去世时,东欧各国都长出了一口气,人们认为压在头上的"紧箍咒"应该松动了。但1953年5月,东德政府却以行政命令把各企业的劳动定额一律提高10%,并且不增加工资,还威胁要开除那些以罢工示威来反对提高定额的工人,要"把一小撮隐藏在工人队伍中的特务揪出来"。6月16日东德《论坛报》发表社论说,提高劳动定额是"工人阶级义不容辞的责任",激起众怒。当天建筑工人率先罢工,6月17日东柏林大批工人在斯特劳斯广场举行罢工集会,工人们提出了罢工的九点要求:不能降低单位定额工资的数量;降低生活费用;举行秘密和自由选举;禁止迫害罢工工人;实行言论和新闻自由;撤走苏联占领军;释放全部政治犯;遣返所有战俘;取消对人民的监视。6月17日罢工席卷了整个东部德国,除柏林外,腾费尔德、哈雷�
�莱比锡、梅塞堡、勃兰登堡、德累斯顿、格尔利茨等地纷纷加入,总共有近272个区30万人参加罢工,一些知识分子、复员军人和警察也加入罢工队伍,甚至西柏林的部分工厂也冲破警察防线前来声援东部的工人。有几个人登上勃兰登堡门把红旗换成了联邦德国的旗帜。结果苏军宣布戒严令,不允许三人以上在街头聚会,违者按占领国战时法论处,并先期出动了一个装甲师来驱散游行,在冲突中军警开枪,造成流血事件。"6·17事件"是东欧第一次表现出反对斯大林模式的工人起义,为了纪念此事,西柏林把通往勃兰登堡门的一条主要街道命名为"6·17大道"。

  "6·17事件"后东德的逃亡潮愈演愈烈。1945年东德有人口1664万,1949-1961年间就有350万人逃离东德,也就是1/5的人口跑掉了。而这时在整个社会主义阵营里东德还算是最好的,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的,1958年达到8%,被赫鲁晓夫称作"社会主义的橱窗"。苏联不能容忍东德成为"逃亡的橱窗"。1958年11月赫鲁晓夫发出"最后通牒",要接管前往西德的通道,结果导致"柏林危机",反而更加剧了逃亡潮。1959年逃亡14.4万人,1960年20万人,1961年建墙前每月就逃亡10万人,而建墙前的两个星期就有4.7万人逃走。据说由于技术人员和劳动力流失,东德的损失大约达到1200亿马克。在这种窘境中,1961年华沙条约组织开会批准建墙的决定,"防止里面的人出去"的高墙终于竖立。

  "防止里面的人出去"的高墙倒了

  1961年8月东德的特种兵以"玫瑰行动"的代号迅速在东西德之间架起了一道铁丝网,后来被钢筋水泥所代替。从1961年8月13日建成,到1989年11月9日拆除,柏林墙一共存在了28年。在纪念柏林墙建立20周年的时候昂纳克说:"由于构筑了'反法西斯防卫墙',我们才捍卫住了我们的社会主义成就"。但是靠高墙和火力拦截把人圈禁起来才能"捍卫"的"主义",还是人们当年梦想的那种人类理想吗?

  柏林墙建成后人们的逃亡史变得更加血泪斑斑。游泳、挖地道、跳高楼、用重型汽车硬撞、自造潜水艇、热气球、滑翔机、弹射器……,许多逃亡故事都已成为广泛流传的经典,笔者也就无庸赘述了。只就柏林墙的隔离功效而言,从建墙前每年十几万、几十万人逃亡,到建墙后1961-1980年"只有"17.7万人成功逃离,每年约为八九千。

  1987年苏联对东欧的政策改变,严格控制东欧的传统被放弃。1987年《苏联外交通讯》刊登戈尔巴乔夫的一篇讲话。他说:"我们无权教导别人,苏联对盟国发号施令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一切事情必须由苏共盖章批准的做法已经结束"。1988年戈尔巴乔夫在苏共28大和第19次代表会议上明确否定了苏联控制东欧集团的原则,他表态说,"以任何方式、甚至军事方式从外部将一种社会制度强加于人"都应该受到谴责。

  在变革潮流冲击下,1989年5月率先实行多党制和民主化的匈牙利宣布匈奥边界自由通行,大批的东德居民前往匈牙利旅游,然后取道奥地利进入西德。在10月初就有近4万人以这种方式逃离东德。10月7日是东德40周年国庆,第一个反对党东德社会民主党此时成立,他们要求"民主、自由和人权",要求新闻自由和出境自由,第一次有人公开提出拆除柏林墙。10月9日,统一社会党的中央委员、民主德国作协主席赫·康德在《世界青年报》发表的公开信中说:"我们必须承认现实,失败就是失败","大批公民出走的原因,我们必须从自身寻求解答。"迫于四周近邻的民主化浪潮,"禁锢政策"已失去意义。10月23日,政治局委员库·哈格在国家电视台宣布,所有东德居民均可获得申请护照出境,政府予以批准。11月1日开放捷克斯洛伐克边境,大
批东德人借道捷克前往西德,一周内出走的人数多达50万,"出走潮"已成为无法阻挡的滚滚浪潮。9日晚,两德将过境站全部开放,人们从广播和电视上得知这一消息后,潮水般地涌向柏林墙,涌向西柏林、涌向西德,人们骑在墙上狂欢,手持各种工具奔向柏林墙,柏林墙坍塌了!

  转型20年众说纷纭

  星移斗转,转眼柏林墙倒塌20年了。我们来到柏林,这里是一派庆祝气氛。勃兰登堡门东边,著名的菩提树下大街上装设了覆盖整栋大楼的节庆彩画。而在西边,勃兰登堡门前原来柏林墙的基址处竖立起一个由十余条游艇倒扣叠成的大型纪念装置,周围有许多讲述柏林墙历史的看板。出售"柏林墙纪念品"的摊贩生意兴隆,扮演当年边界检查站东、西双方军人的模特忙着与游客照相赚钱,一队孩子在墙址标志线旁认真地听老师讲解历史……

  但是关于柏林墙的讨论并没有结束,尤其是柏林墙倒塌后20年前东德地区的发展,还是众说纷纭。

  10月23日我在德国统一后新修的柏林中央火车站——一座极其现代派的玻璃大厦——等车去慕尼黑,广播说列车因故晚点,而且要调换站台。在号称国民严谨守时的德国也有这种事,令我感到意外。这时一个站台值班的老职员莱因哈德先生看出我的焦躁,上前解释事故缘由。于是通过送行友人的翻译我们聊了起来。聊得高兴了,他还解下DB("德国铁路"公司)的胸牌,抽出名卡后送给了我。他说他在铁路工作已经30多年,统一前在东柏林的车站,统一后到了这个新的中央站。

  据他所说,统一前他在东德的工资只有西德的一半,统一后已经与西德工资持平。但实际上,统一前东西德的铁路运营似乎并没有太大的不同:两边的铁路都是国营的,工作都是"铁饭碗"。统一以后前东德地区搞私有化,连西德原来的国营部门也波及了。现在德国铁路公司虽然还是国家控股,但股份已经多元化,私人股已经有三分之一左右。而且公司进行了分拆,以便引入竞争机制。莱因哈德对这种转制似乎颇有微词,说是现在铁路的运行波动大,也不如原来守时。因为职工流动多了,业务素质不如从前。像他本人这样的几十年老职工还能拿到终身合同,但年轻人的合同年限就比较短,工作不稳定,也不如过去安心。由于失业率高,前途不确定,不少年轻人都不愿意成家。他的女儿27岁了,也还是单身,工作不断在换(说到这,他摇头
叹息着).他还认为,过去人们互相关心,交往密切;现在则是各顾各,关系淡漠多告。最后我问他,总的来说你觉得统一前好呢,还是统一后的情形好?他肯定的说,那当然还是统一以后好,否则我们不愿意,怎么统一得起来?

  这位老职工的话很有代表性。事实上德国统一后,通过西部向东部的大量"输血",东西马克1:1兑换,全盘引进西部的社会福利与劳工权益保障机制,东西德的居民收入差距迅速缩小了。就像那位铁路职工莱因哈德,统一后的工资就涨了一倍。但也恰恰因为东德没有了廉价劳动力和其他廉价要素的"优势",西部制造业资本宁可远赴中国,也不大愿意来东部投资。原来东德的制造业企业垮掉了,新的制造业却没能发展起来。而仅靠服务业和替代产业的发展虽然可以维持经济发展速度,却无法解决制造业衰落后留下的失业问题。这使许多东德人不满。

  另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是公共服务。德国的个人社会保障体系主要是由联邦财政支持的,医疗、养老、失业保障都有全德统一的制度安排。但教育虽然也如欧洲福利国家的传统,是由政府来办(这与拥有发达私立教育体系的美国完全不同),然而却不是联邦,而是州政府负责。由于东部"新联邦州"财政普遍比西部老州拮据,教育也就很不景气。像位于西柏林的柏林自由大学,"冷战"时是西方的学术橱窗,为了抗衡东柏林的洪堡大学,西德不吝拨款。统一后东西柏林合并成新的柏林州,大学就归州财政管了。偏偏柏林州财政如今很困难,自由大学也不得不裁员缩编,很多机构被撤销,不复往日盛况了。基层学校也受财政困境影响,据说许多地方由于教师工资不如西部,好教师都"走西口"去了。幸亏如今欧洲一体化,波兰等收入更低的�
��轨国家来了不少外籍教师,于是那里波兰老师教德国孩子就成了学校的常见景观,有人抱怨道:"我们孩子讲的德语怎么有波兰口音?"

  这种情况能否避免?前东德的转轨过程是否犯了什么大的错误?20年后人们仍然有不少争论。由前东德执政党改组来的民主社会主义党(如今已与西德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拉方丹派"合并为"左翼党",但三方仍保持一定的独立性)对这一过程批评甚烈,他们认为统一过于急躁,由于实际上是西德接管,东德经济丧失了自我改造的机会,造成如今的制造业衰落。东德前执政党最后一任总理、现在也是左翼党元老的汉斯·莫德罗先生对我说:就是要私有化,也不能像托管局那样破罐子破摔,而应该像匈牙利人那样,先投资把企业改造得有个样子,再卖个好价钱。

  牢骚归牢骚,厌恶就是厌恶

  但是即便在前东德,很多人也不认为上述说法是可行的。如奥德河畔法兰克福欧洲大学转型研究所的威尔·戈斯教授就对笔者说:现在的问题的确很多,但他认为,柏林墙一倒,如果统一拖延,东德人出走西德的大潮就会不可收拾。而要很快统一,不搞统一货币和东西马克一比一兑换就无法安定东德民心。而搞了这个,东德也就基本没有了廉价劳动力优势,很难像中国那样吸引投资。所以他认为,现在的一些问题其实难以避免,而比实际做法更好的转轨方式只是说说而已,其实很难行得通。

  但无论如何,如今前东德人对于统一20周年的心情是复杂的。他们一方面欢迎和庆祝这个意义重大的日子,一方面对20年来的经历有很多牢骚。这后一方面最明显的证据莫过于"左翼党"在最近这次选举中的成绩。有朋友说,由于"左翼党"在柏林州是执政联盟成员,所以20周年庆祝活动还比较低调,否则就更热闹了。

  不过正如那位铁路公司职工莱因哈德所言,牢骚归牢骚,他们对统一前后的变化总的来说心里是有杆秤的。对现状的牢骚和对柏林墙的厌恶并不矛盾。一个有趣的现象是:由前东德民社党、西德社民党"拉方丹派"和西德共产党三方组成的"左翼党"主要的选民基础都在东部,但这个党内最"左"的言论,包括怀念柏林墙的言论却全都来自西部。西德共产党是1968年学生运动极左派建立的小党,在人们没有亲身经历过东德体制的西德,这些人的言论经常口无遮拦。如原德共成员韦格纳在州议会上就为前东德秘密警察和柏林墙辩护。但她的话立即在东部"同志们"中引起强烈反感,导致她被左翼党开除。如今的左翼党大部分成员来自前东德,却奉来自西德社民党的拉方丹为党首。(可堪对比的是德国"右派"却选了个来自前东德的默克尔当�
��手。)该党议会党团领袖居西不久前声明,任何关于"专政"的思想都与我们党不相容,这显然也是针对一些西德极左派的言论。

  前东德老百姓,包括左翼党的选民对现状再不满,他们毕竟生活在这片土地上,没有谁比他们更明白柏林墙意味着什么。今天在柏林墙保留下来的最著名的一段"涂鸦墙"(正式名称是"东边画廊")上,有一幅很大的墙画最引人注目,它画的是一群各种肤色的人正在兴高采烈地拆墙,标题是"还有许多墙需要拆掉"。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纷纷在此留影,自然,我也在其中。

发表评论请点下面原文链接 : http://www.china-week.com/html/5357.htm

2009年11月11日 星期三

天涯:蒋介石对苏联和共产党看法探究

  在我们印象中,蒋介石的反共反社会主义,几乎是从一开始就是不证自明的,但据近年来蒋介石私人日记的解密和国内外历史学家的发掘,实际上并非如此,蒋介石早年曾信奉共产主义,醉心马列思想。那他又是什么时候走上了反共反人民的道路的,他一生对苏联和共产党的态度是如何变化的?本文将通过蒋介石的公共讲话、演讲,他的著作,以及近年来解密的蒋介石私人日记,再结合他的所作所为来探究这个问题。

  1.早年曾信奉马克思学说

  蒋介石同当时许多青年一样,受辛亥革命和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当中也包括马克思主义思潮。他不仅看像《新青年》这样传播民主与科学的杂志,同时也看马克思学说著作。在他1923年的日记中多次提到"看马克思经济学说。"、"看《马克思学说概要》"。他不仅看马克思学说,甚至还达到入迷的程度,其在苏俄访问时1923年10月18日日记云:"看马克思学说。下午,复看之。久久领略真味,不忍掩卷。"而且对于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代表作《共产党宣言》,还有《列宁丛书》、《俄国革命史》等他也仔细阅读过,并且"甚觉有益也。"1923年6月9日日记云:"看《法国革命史》,乃知俄国革命之方法、制度,非其新发明,十之八九,皆取法于法国,而改正其经验也,然而益可宝贵也。"1925年11月21日记云:"看《列宁丛书》。其言权力与联�
��民众为革命之必要,又言联合民众,以友谊的感化与训练为必要的手段,皆经验之谈也。"(1)

  而蒋介石早年也并不反苏。在孙中山考虑与共产党合作,并与苏联代表越飞发表《孙越宣言》后,蒋介石同样对苏俄评价有嘉:1923年8月5日蒋介石在其亲笔手书《致苏俄党政负责人意见书》中指出"苏俄为吾中国惟一之同志,中国革命之成败,自与苏俄有密切之关系。" "时至今日,帝国资本主义之压迫,更甚于前。中俄两国主义之密切,其成败厉害,实有存亡与共之关系。"(2)

  既然蒋介石早年对马列著作学说如此醉心,而且多次表示对苏联的好感和向往,那究竟是什么使他走向了彻底反共反社会主义的道路呢?

  2.访问苏联:看法的转变

  1923年孙中山派蒋介石带领一个访问团到俄国去访问,此前他多次向孙文申请在此之前,蒋介石做了充分的准备,在船上他每天还在学俄文,因为他的心中想着终于有机会可以到"共产主义的祖国"去看。但正是9月到11月这三个月的访问使蒋介石对苏联和共产党的看法发生了很大变化。

  蒋介石在苏联期间,参观访问围绕以下几个方面:

  一,会见苏联有关方面的领导人,听取他们关于苏联的革命经验,并商讨苏联对孙中山革命的支援。

  二,参观访问了苏联红军,军事学校和军事设施,了解苏联红军,军事学校的组织制度和军事装备。

  三,参观考察了苏联的各级苏维埃政府组织。不仅访问了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各部.会,也考察了有关市苏维埃和村苏维埃的政府组织,参观了莫斯科的苏维埃代表大会,参观了各级苏维埃政府的讨论会,并与各有关党政要员进行了交谈,等等。

  刚到莫斯科,以蒋介石为首的孙逸仙代表团受到俄共中央书记鲁祖塔克的接见,蒋称俄共为"姐妹党",在日记中称赞:"俄国人民无论上下大小,比我国人民诚实恳切……其立国基础亦本于此乎!"。还在有400名红军士兵出席的大会上称赞红军战士,"你们战胜了你们国内的资本主义 和帝国主义。""我们来这里学习并与你们联合起来。"。在参观军队过程中,他对苏俄的党代表制度以及苏军武器赞赏有嘉。(3)

  虽然苏俄在军事以及革命组织等方面给蒋留下好的印象,但当蒋介石提出在蒙古库仑(1921年起被红军进占)建立军事基地时,遭到俄国人拒绝(4)。这使蒋认为苏联人并非真诚支援孙中山革命,而是为了其自身的利益,特别对中国边疆图谋不轨,他在自己的《苏俄在中国》——我的游俄感观里是这样说的:"但是我和他们商谈中俄之间的问题,而涉及其苏俄利害有关的时候,他们的态度便立刻转变了。我访问苏俄,正是加拉罕发表其对华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宣言之后,他到中国来与北京政府谈判新约的期间。十二年一月二十六日共同宣言中,越飞亦声明苏俄「决无在外蒙古实施其帝国主义政策或使其与中国分立之意」。但是我与苏俄党政负责者,谈到外蒙古问题,立即发现他们对于外蒙古,绝对没有放弃其侵略的野心。这一点不只使我�
��到十分失望,而亦是使我充分了解其苏俄所谓援助中国独立自由的诚意所在。"(5)

  不仅如此,蒋介石了解到苏联对孙中山的评价相当低,他在莫斯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上做的演讲中赞颂孙中山与三民主义,而却遭到俄国人和留学共产党人的嘲笑和批判,这使蒋在心里对共产党产生了强烈的不信任。(6)

  同时,苏联也给蒋留下了不少负面的印象:参观彼得格勒等地时,感到市况萧条和海军士气低落,"两年前,克隆斯达军港曾以海军军士为中心,发生革命,反对布尔雪维克的专制独裁,和战时共产主义的残暴措施。这一革命不久即归失败。当我们到彼得格勒考察时,其地方当局和海军官员对此亦讳莫如深,但是我从当地军民的精神上,还是看得出其创痛的痕迹。"(7)而且随着他在俄国的时间长,对俄国社会了解多了起来,渐渐地认为苏俄政府"无信"、"少数人种当国,排斥异己。"(应该是指正在清党的斯大林)(8)等等

  回国后蒋介石在给孙中山的《游俄报告书》中,讲述了苏俄有侵略边陲的企图,不可对其过于信任。但是,却遭到了孙中山的拒绝,认为其是"未免顾滤过甚,更不适合于当前的革命环境。"(9)

  蒋介石的意见被孙文漠视,而他在第二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只得作为没有发言权的旁听者与会,虽然被孙中山指名为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的筹备委员长,但他拒绝就任,而奔赴上海。蒋介石自己说:"我又在本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期间,发现共党份子挟俄自重的一切言行,和本党党员盲从共产主义的迷惘心理,深以本党不能达成 国父所赋予的任务为忧。于是代表大会闭会以后,我力辞陆军军官学校校长,并将筹备处交给廖仲恺,而离粤归乡……"(10)

  1924年3月14日,蒋给黄埔军校党代表廖仲凯写了封长长的信,将苏俄比作"凯撒帝国主义":"尚有一言,欲直告于兄者,即对俄党问题是也。对此问题,应有事实与主义之别,吾人不能因其主义之可信,而乃置事实于不顾。以弟观察,俄党殊无诚意可言,即弟对兄言俄人之言只有三分可信者,亦以兄过信俄人,而不能尽扫兄之兴趣也。至其对孙先生个人致崇仰之意者,非俄共产党,而乃国际共产党员也。至我国党员在俄国者,对于孙先生惟有诋毁与怀疑而已。俄党对中国之唯一方针,乃在造成中国共产党为其正统,决不信吾党可与之始终合作,以互策成功者也。至其对中国之政策,在满、蒙、回、藏诸部,皆为其苏维埃之一,而对中国本部,未始无染指之意。凡事不能自立,而专求于人,而能有成者,决无此理!彼之所谓国际主义与�
�界革命者,皆不外凯撒之帝国主义,不过改易名称,使人迷惑于其间而已。所谓俄与英、法、美、日者,其利于本国与损害他国之心,则五十步与百步之分耳。"而他同时又斥共产党为"俄奴":"至兄言中国代表总是倒楣,以张某作比者,乃离事实太远,未免拟于不伦。其故在于中国人只崇拜外人,而抹杀本国人之人格,如中国共产党员之在俄者,但骂他人为美奴、英奴与日奴,而不知其本身已完全成为一俄奴矣。"(11)

  可以说也正是这几个月的苏俄游,使他对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看法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蒋介石表示对苏维埃制度很反感,对苏维埃政权开展的各种阶级斗争的形式感到不快,认为"在苏联的社会中或是俄共中间斗争正是公开的与非公开的进行着",在他看来,作为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的苏维埃政治制度竟然是"专制和恐怖的组织,与我们中国国民党的三民主义的政治制度,是根本不能兼容的。关于此点,如我不亲自访俄,决不是在国内时想象所能及的。"而"工人阶级的祖国"苏联在他看来是比其前任沙俄更具野心的帝国主义,"综括我在俄考察三个月所得的印象,乃使我在无形之中,发生一种感觉,就是俄共政权如一旦臻于强固时,其帝俄沙皇时代的政治野心之复活,并非不可能,则其对于我们中华民国和国民革命
的后患,将不堪设想。"(12)

  而对于当时与国民党合作的共产党,他认为其并非真心拥护孙中山和国民党三民主义,"共党分子和同路人,用唯物论和阶级斗争思想来曲解三民主义。只有他们用马克斯主义曲解三民主义,才算得是「革命的思想」,反而指本党党员对三民主义的正确解释为「不革命」或「反革命」。最显著的事件,就是排挤宣传部长戴季陶,及青年部长邹鲁,致使其愤而离粤。"

  他同时更视共产党员为一大潜伏在国民党内的威胁,认为共产党正在对国民党进行渗透、分化、挑拨离间:"至于共党在当时对我们中国国民党所使用的分化、隔离、制造斗争等各种手段,更是看得十分清楚……由俄回国之后,共党以访俄代表团内部意见纷歧为借口,来抵销我们对苏俄的真相,考察所得的报告书。"、"共党分子对于本党组织,最初并不求其完全控制。其第一步仅在渗透,第二步就要来分化。所以他在本党内部,全力制造其所谓「左派」、「右派」和「中派」等名称,而高唱其「革命的向左转」的口号,更加以挑拨离间的工作。如此本党党员受了共党跨党分子分化挑拨的影响,自相矛盾,互为排斥,而共党分子才能乘机把持本党的党务与民众运动。就在本党改组成立不到半年之后,赤色气焰就逐渐猖獗,已为识者所深
忧了。"(13)

  尽管蒋介石自访问苏俄之后就对苏联和共产党没有好感,但直到中山舰事件和4.12反革命政变之前,他并没有公开地反苏反共,而且他在任黄埔校长时对军校入伍生训话时指出,我们的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都是为无产阶级奋斗以求生存的……我们要党成功,主义实现,一定要仿效俄国共产党的办法,才能使大家知道做党员的责任。我们要实现三民主义,非仿效他们不可。而且尽管他对苏维埃政治制度很反感,但苏联军队的建制他却是十分赞赏的,所以仍然主张以苏俄红军为榜样来组织培训军队,在军校和军队中建立党代表制度和政治工作制度,他说:"军队设党代表制度,在中国是由我一个人提出来的,党代表这个制度,是仿效苏俄赤军的办法。"(14)

  从北伐清党到"五次剿匪"

  前文已经论述蒋介石访问苏联后对苏俄和共产党看法的转变,而震惊中外的中山舰事件则是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的开端。由于中山舰事件迄今在历史上还有很多谜团,而且本文要探讨的是蒋介石对共产党的看法,所以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蒋介石自己是怎样说这件事的:

  1925年孙中山去世后,国民党内逐渐分成两派,"其时本党已经表明其反共态度的党员,在北京上海另行集会,即一般所谓「西山会议派」。本党在广州的中央负责干部,尚能一致团结,并没有显著的裂痕。但是共党这时对本党内部的分化作用,更加积极,挑拨构煽,制造左右两派,指胡汉民戴季陶及反共的本党党员为「右派」,指汪兆铭廖仲恺及亲共的本党党员为「左派」,而挑拨胡汪间之互相猜疑与冲突。八月二十日,廖仲恺被刺,本党中央更陷入危疑震撼的境地。" 蒋介石一直强调共产党在国民党之间进行分化和挑拨离间:"共党这时竭尽其对本党分化的伎俩,又在其所谓对「右派」斗争之中,更加紧其对汪的包围,而汪亦终受其煽惑,并在共产派压力之下,藉廖案嫌疑关系,强迫胡汉民以出使俄国的名义,离粤出国。于是共党�
��以往日挑拨胡汉民与汪兆铭的惯技,转施于汪兆铭与蒋中正之间,制造本党的另一新矛盾。"(15)

  而中山舰事件在蒋看来,正是当时的共产党员李之龙调动中山舰阴谋暴动所引起的,是苏联和共产党要夺权的阴谋:"三月十八日,海军局代理局长李之龙(共产党员),矫令我的坐舰中山号由广州驶回黄埔。他对军校教育长邓演达报告「奉校长命令,调舰特来守候。」这时我在广州省城,邓来电话问我此事如何,我茫然无所知。随后李之龙亦打电话问我:「中山舰是否仍要来广州迎接?」我很骇异,就问他道:「是谁的命令要中山舰开回黄埔去的?」他答不出来。其实他驶回黄埔,是要先在黄铺装足煤斤,以备临时远航。到了十九日的晚间,中山舰开回广州,舰上升火,通夜不熄,戒备极严。我知道共党阴谋的爆发,就在于此。但我在当时,只知道他们是要叛变,要害我,还不知道他们的企图究竟是什么。一直到了这一叛乱平定之后
,我才知道他们的计划,就是要在我从广州省城乘舰回黄埔军校的途中,强迫我离粤,直驶海参威,送往俄国,以消除他们假借国民革命来实行其「无产阶级专政」的唯一障碍。"(16)

  借中山舰事件,蒋介石逮捕了李之龙等共产党人,包围了苏联顾问住宅和收缴省港罢工委员会的枪械,又借此打击了党内的敌对右派,随后还对苏联顾问鲍罗廷提出了《整理党务案》,提出了一系列限制共产党和巩固国民党党员的要求,逐渐开始了"限共",但蒋介石为了取得苏俄的支持表面上仍维持着"联俄容共"。直到众所周知的四一二清党发生。

  1926年7月1日,广东革命政府在广州誓师北伐。国民政府以广东及广西为基地,策略以"打倒吴佩孚,联络孙传芳,不理张作霖"为主,实行各个击破。进兵湖南,攻占平江、岳阳,8月31日,大军集结武昌城下。9月初北伐军向武汉三镇发动攻势,6日、7日分别占领汉阳、汉口。10日北伐军占领武昌,几个月内势如破竹,横扫北洋军阀。

  虽然苏联顾问们和共产党也是北伐的参加者,作蒋介石显然对这群"异类"是怀有敌意的,认为中共奉苏联的命令实行农村暴动、分化革命军、破坏北伐。他在《苏俄在中国》里是这样说的:"十一月,莫斯科共产国际第七次扩大执行委员会,作成「中国问题决议案」……要中共党徒利用国民政府的机关,接近农民,实现他所谓「农村纲领」,制造他所谓「农民革命」,其目的就是要从农村暴动中组织武力,建立共党政权。莫斯科为了指挥中共,实行其「彻度的农村政策」,认为鲍罗廷不够激进,再派罗易(M?N?Roy)和谭平山来到中国……中共为了执行莫斯料这一决议……趁着国民革命军的进展,从本党的民众运动中,纠合城市和乡村的游民无产者(地痞流氓),操纵工会和农民协会,制造武装的暴力……分化本党并离间国民
革命军,制造各军之间利害冲突的矛盾,乘机渗透我国民革命军,而伸张其影响,扩大其控制。"(17)

  而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清党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南昌起义等多次武装斗争,蒋称之为"城市暴动",在他看来也都是听令于苏联而策动的:"南昌暴动失败之后,莫斯科仍然指使中共策动广州及其它都市暴动。十二月十一日广州暴动是由纽曼及爱斯拉(GerhartEisler)等从苏俄领事馆中策动指挥……他们提出的口号,完全仿效俄国「十月革命」的「面包」与「土地」。他们同样组织其所谓「工农兵苏维埃」。"而后,蒋介石政府以俄国领事馆是"俄共间谍策动叛乱的基地"为由宣布与苏俄断交:"国民革命军在广州戡乱的时候,即已当场捕获俄国副领事及其助手。叛乱平定之后,查获秘密文件,更证明俄国领事馆及其商业机关就是俄共间谍组织和策动叛乱的根源。国民政府乃于十二月十四日下令撤销各地的俄国领事馆
,并勒令各地的俄国商业机关停业,乃即宣布与俄国绝交。"蒋对外宣称:"试观中国各地之俄领事馆,事实上等于第三国际之支部,同时亦为中国共产党阴谋之巢窟。"(18)

  对于共产党当时发动农民的武装起义,他是深恶痛绝的,认为那是"杀人放火"和"制造仇恨":"共匪所谓「红军」的任务,就是杀人、放火、勒索、筹款,和煽惑群众。而其政治纲领就是「杀地主,分田地,武装群众,建立苏维埃政权」。""他们在乡村中更要利用地痞流氓来做他的工具……在群众中造成了恐怖的环境,而其在地主与佃户间,更制造其仇恨的心理。并在他们放火焚烧地主富农的家宅时,一面引起贫民的抢劫,制造贫富间的斗争;同时一面又延烧贫民的家宅,强逼他们离乡别井,跟着其匪军,一同走上流寇之路。"同时他痛斥共产党破坏中国的家庭和伦理道德:"尤其是他们要在农村家庭间,煽起其家人骨肉之间的斗争,使他的党团在群众中得以发展组织,而确立其控制……所谓打倒廉耻、扑灭道德的口号,更是共
匪诱惑他们破坏家庭,毁灭伦理,而甘受匪党役使的唯一方法。"他再次又将中共与苏俄连在一起说:"中共匪徒对民众残忍控制及其暴虐的手段,比之于俄共不只是毫无逊色,而且可说其是青出于蓝,变本加厉的了。"(19) 据其子蒋纬国回忆说:"我父亲跟我说,共产的最大的弱点就是它没有人性。"(20)

  在一次演讲中,他痛斥共产党所领导的打倒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现人民大众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以恨为动机的",是绝对不适合中国的:"俄国人民因为受专制帝王的压迫和大地主的剥削,人民对于统治阶级充满了愤怒和怨恨,共产党利用人民的这种心理,遂鼓动所谓无产阶级为本身的利益打倒其余各阶级,所以他们的革命是由于恨……以恨人为动机而实行的革命,不仅在革命的过程中,会发挥残狠的行为,就是在革命成功后,社会也不能消灭仇视嫉恶的现象"(21)

  他认为共产革命与中华民族的传统伦理观、民族性相反的:"以恨为动机的革命,决不适于中国的民族性,因为动机既然是恨,行动一定是残酷和卑污,而且要损人利己的,这完全和中国的民族性相反。中国几千年来伦理观念,都是利他的,不是利己的,所以中国民族的固有特性,是和平的、宽厚的、和光明的;不愿受别人的残酷的待遇,也不愿以残酷的手段施诸别人。"(22)

  而且他也反对马克思的阶级学说,认为中国社会不能搞阶级斗争:"中国近代产业,并没有发达,阶级的区别,并不明显,如果勉强要说中国有阶级也不过粗具阶级的雏形,阶级的对立,既不明显,阶级的利害,自然没有什么冲突,阶级的利害,既没有多大的冲突,就没有为某一阶级的利益,打倒别阶级的必要。而且更没有为单一阶级的利益,打倒许多阶级的可能。所以我们应该以社会全体的利益为前提而消灭阶级的区别,不应该以阶级的利益为前提,促成社会的分化。这是从中国的社会状况,说明共产党的阶级革命不适于中国。无论就打倒帝国主义说,或解放农工说,中国都不能采取阶级斗争。"(23)

  在他看来,共产党发动广大农民群众革命只不过是以民众为工具而已:"至于夺取民众,乃是以民众做工具,不是以民众做本位。以民众为工具,实在是残酷和卑污的行为,不适于宽厚和平的中国民族,前面都曾经说过了。综上所说,就是阶级斗争武装暴动和夺取民众等方法,在中国都不能实行"(24)

  蒋介石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和其后的宁汉合流,使中国共产党从此走上了建立自己的武装以夺取政权的道路,毛泽东、朱德等人在南昌各地起义,建立根据地,并在江西建立苏维埃。蒋介石自奠定南京国民政府以及中原大战后,也腾出手来进行"剿匪",他在1930年10月10日,于南京发表《告全国同胞文》,指出"肃清匪共"为当前要务之一,开始了先后的五次"剿匪"。

  在他看来,这一小股共产党比盘锯在关外的日本强敌对中国前途威胁更大, 似乎由共产党统治的话中国人民就会陷入比被日本占领更甚的水深火热之中,他1931年8月22日在南昌时说:"中国亡于帝国主义,我们还能当亡国奴,尚可苟延残喘;若亡于共产党,则纵肯为奴隶亦不可得。"

  他更将"剿匪成败"和"国家存亡"联系在一起:"我们晓得历史,无论那一个朝代差不多都有土匪,尤其是每当新旧交替的过渡时期,即国家正要由乱而治的时候,土匪格外要扰乱得凶,历史上每遇到这种局势,国家的治乱兴亡,全系于剿匪的成败,如果当时的政府能将匪寇剿灭,国家便可安定稳固下来,而能生存发展于无极,如果政府不能将匪剿清,国家便日益陷于危乱贫困而转趋衰弱,以至于灭亡,我们现在所处之环境,正是如此"(25)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社会各界掀起了"抗日救国"的爱国运动,但蒋介石坚持"攘外必需安内"的政策,继续其"剿匪"。而对于学生及社会各界的爱国运动,他认为那本是爱国运动,但却受共产党所利用,为共产国际所指使的"人民阵线"作宣传活动,"挑拨地方军与中央军的感情,唆使地方军,在「抗日不剿共」,和「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口号之下……孤立国民政府与中央军,让共匪得以生存和发展,重整武装,准备下一次的叛乱进攻;而其所标榜的主张却是「抗日救国」,更显然是企图引起中国抗日全面战争,使共匪在抗战阵营的背后,扩大武装,乘机坐大,达到其颠覆政府,控制中国的目的。"(26)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和杨虎成发动西安事变,逼迫蒋介石停止内战,促成国共二次合作一致抗日。而在蒋看来,张和杨是与共产党勾结已久的:"其主动者,实是张学良的本身,而首先提出此一劫持主张者,则为杨虎城。且其事前,并未与共党就此事有任何商量。不过当时张学良与共党直接的接触,已有半年之久,故共党与张之关系,亦自到了相当的程度,而且首倡此议的杨虎城,其与共党勾结更深。"(27)

  西安事变及其后的日本全面侵华促使了蒋介石停止内战,开始了第二次国共合作。但蒋介石表面上虽然承认中共红军的合法地位,实际上他对共产党的看法仍然是没有改变的,下文将分析抗日战争时期他对共产党的态度。

  抗日战争时期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件爆发,中日从此全面开战,蒋介石也被迫应战。但由于中日军事力量差距较大,战争一开场国军便伤亡惨重,此时蒋介石仍寄望于国联调解,同时也对苏联出兵有所期待。1937年8月21日中国与苏联签订久议未决的互不侵犯条约,允诺中国可不以现款购买苏联军火。(29)虽然如此,但他显然对俄国人仍存有戒心,在1937年8月1日日记里写道:"苏俄之外交,诡诈无比。如苏俄先与我订立互不侵犯条约,借以威胁倭寇,亦要求倭寇订立互不侵犯条约,而作固守中立之计,此亦不可注意也。"(30)他对苏联态度始终未脱离"苏俄之外交,诡诈无比"这一概念,与日本比较,则"作狡而倭暴,吾中华实处其中。"(1937年9月30日)即使他被迫向斯大林求援,他仍认为苏俄为中国之一大隐患,1938年1月1日日记曰:"尤以对俄
问题处理为难,盖国之祸患有隐有急。倭患急而易防,俄患隐而叵测也。"(31)

  1941年4月,苏联为避免二线作战,与日本签订了《中立条约》,保证尊重"满州国"的领土完整,日本保证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之领土完整。当月14日蒋介石在日记中说:"竟未想到其互认满蒙之领土,此乃余对事理未能究其至极之过也。"(32)从这里也可见蒋对苏联一直都是当作和日本一般的帝国主义。

  而对于中共,他虽然表面上给予新四军和第十八集团军的番号,但内心可以说从来都没有把共产党当作一同抗日的战友,在他看来,共产党不过是想"在抗战过程中,尽量扩大党的武装力量,以为将来争取政权的基础",实际上是"七分发展、二分应付(国民政府)、一分抗日",同时他还是认为共产党受命于苏联:"他还有一个更高的指导者,那就是俄共的首领斯大林。而且苏俄的利益始终是高于中共本身的利益"。(33)

  1937年9月起,中国共产党开始积极开辟晋冀察敌后根据地,而这在蒋介石看来是"围攻地方团队及中央抗日游击部队,将其收编,以扩充其实力"。而1941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了皖南事变,军长叶挺被扣,项英、袁国平、周子昆等军部领导人遇难。蒋介石下令"取消新四军番号"。这在蒋介石看来,是由于新四军违抗军令,攻击国民党抗日部队,作恶在先:"新四军又乘江苏省政府主席韩德勤在江北正与日军激战之时,他乃渡江袭击江苏省政府作战基地之如皋泰兴一带,韩德勤的部队受了重大损害,但为避免冲突,撤至东台。新四军继续进攻,复陷东台……新四军抗不遵令北移,且企图进兵掌握京沪杭三角地带。三十年一月五日,竟围攻中央的第四十师于三溪。"(34)

  1941年起,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逐跟中国组成反法西斯同盟,英美同时许诺放弃在华特权、废除不平等条约。倒向英美的蒋介石态度更是与苏联相对,认为:"俄共与中共从此集其全力……在中国国民中间,破坏我西方盟友对我国的友谊,与平等新约的重大影响。而其最显著的一点,就是他们对美国驻华军事代表团内,及其在各国使节中间,多方扬言中国政府已与日本秘密进行单独停战交涉的反宣传。"当然说到底,蒋介石还是害怕中共要夺他的权:"此其目的,全在影响美国使其对我政府断绝援助,促成我抗战军事早日崩溃,以达到其颠覆政府之阴谋。"

  不仅如此,蒋介石还认为美国共产党也是"俄国间谍","是在美国舆论和政府中,直接破坏中华民国政府的信誉,与中美两国的友好关系;间接为中共宣传其抗战努力,实力强大,和「土地改革」与「新民主主义」,描写陕北匪区的「民主自由」和「康乐进步」,几乎是乌托邦的理想实现了。"认为俄共及国际共产党"努力在美国舆论及其对华外交上打击中华民国与国民政府的信誉。一切「贪污」、「无能、」「反动」、「独裁」的名词,反复积累,加以我中华民国国家、政府和我个人,其目的全在破坏中美两国的关系,使中国陷于孤立,并乘国民政府对日抗战最艰苦的阶段,使抗战归于流产,其政权由中共取而代之。"甚至将他自己与美国派来的史迪威将军的矛盾也嫁祸到中共头上,认为史将军正是被这种国际宣传所误导,"误信
中共部队可以服从他的指挥……对于共党的阴谋毫无了解。他不知道过去中共在莫斯科指使之下,破坏中国国民革命的事实。他也没有预想共军得到装备,开出「边区」之后,将取何种手段来破坏抗战,颠覆政府。"(35)

  1943年,蒋介石发表他的《中国之命运》,他无视共产党在敌后根据地开展的抗日斗争,称中共为"变相军阀"与"新式封建",宣称"无论用何种名义,或何种策略,甚至于组织武力,割据地方,这种行动,不是军阀,至少亦不能不说是封建。"他甚至将中共指为"反革命":"世界上那一个国家的政党,有从事武力和割据的方式,来妨碍他本国的国家统一,而阻碍他政治进入轨道的?这样还不是反革命?还不是革命的障碍?这样革命的障碍,如果不自动的放弃和撤消,怎么能不祸国殃民?不止是祸国殃民,而且最后结果非至害人自害不可。"(36)

  1943年5月,第三共产国际宣布解散,蒋介石认为这是个机会,他命令胡宗南集结部队,准备进攻陕甘宁边区,不料此事被泄露给外界,中共中央立即发动舆论攻势,毛泽东在《解放日报》撰写社论批判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对此,蒋介石原先决定发布 《劝告中共党员书》,要中共也同第三国际一同解散,共产党员服从他的"中央",并且宣称:"共产主义只有马克思化,决无中国化之理论,亦无中国化之可能。如有之,则共产主义中国化者,即陷于杀人放火、叛国殃民之流寇化、土匪化而已。"但后来经考虑后没有发表。 对于共产党表明要和平不要内战的社论,他认为中共"即非仁义所能石化,则除武力之外,再无其他方法可循","共匪非武力不能解决,惟在减轻其程度而已。"(37)

  蒋介石企图发动内战消灭共产党的消息走露被国际知道之后,引起了包括美国特别是苏联的谴责,蒋在日记里说:"俄国一方面发表中国局势严重将有内战之消息,一方面对美国政府当局造谣宣传队",指斥中共"为俄作伥"、"其罪恶则又甚于汉奸十倍"。此时欧洲战场苏联已经逐渐掌握主动权,胜利在望,墨索里尼已经垮台,蒋介石感到欧战结束后中共潜在的威胁,希望迅速消灭共产党,计划进攻延安,他在日记里说:"共匪之制裁非在欧战未了之前解决,则后患无穷也。"、"对共匪计划,无时或忘。"、"延安必须于德俄战争未了之前与倭俄未确切妥协之时,更须于我对倭总攻之前,从事肃清为妥,过此则无此良机,如是共匪坐大,中国莫救矣。"同时他还想要宣布并判决所谓中共"破坏抗战之罪状",认为共产党违背其1937�
�宣言,"集中部队,阻碍北战场榆林于绥远交通线",斥共产党为"敌寇变相之第五纵队"。不过,鉴于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及种种原因,蒋介石最终决定对中共"围而不剿",并没有真正发动内战。(38)

  在蒋介石看来,中共在抗日期间的罪行不仅有上面所说的不抗战、破坏抗战、破坏外交,而且还在边区进行"走私贸易"、"私发伪钞"。中国共产党在南沙湾开展大生产自力更生,将荒无人烟的南泥湾弯成了"平川稻谷香,肥鸭遍池塘。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的陕北好江南,却被蒋介石污蔑为种稙和推销鸦片:"中共在陕甘宁特区之内,指使农民种植罂粟。至成熟时,中共派人收取烟土。依土地的肥瘠,或与农户三七分,或与农户四六分。其农民保留的三成或四成,仍由中共定价收购……鸦片倾销所得的法币,一部分用作他「特区」擅自私发伪钞的准备金;一部分就地拨充其对自由区渗透颠覆与组织宣传的经费。"(39)

  而毛泽东1942年在延安发动的整风运动,在他看来,更是要"毁灭民族性"、"以阶级性代替人性":"中共要背叛国家,要破坏抗战,要反抗我们领导抗战的国民政府,必须从他每一个党徒的思想中,毁灭其民族性;为了毁灭民族性,必须毁灭民族道德和民族感情,因而更须毁灭民族道德和感情的根源之人性。中共的整风运动,在其所谓整顿学风、党风和文风,清算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形式主义的「自我批评」和检讨之下,对于民族思想与自由思想,痛下攻击,而其对于党徒的最后要求,就是「以阶级性克复民族性」,乃至「以阶级性代替人性」。在整风运动中,王实味说了一句话:「斯大林伟大,只是缺乏人性。」他就受了严厉的检讨,最后是失踪了。这「以阶级性代替人性」就是中共的整风运动的第一个宗旨。"(40)

  总之,在蒋介石看来,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期间可谓是无罪不作。1944年1月21日,他指责共产党"毁灭本国历史和伦理",2月8日,他又认为共产党"毒辣凶狠"。(41)几乎所以能想到的罪名他都套到中共头上去了,并且还是延续着中共为"俄奴"的看法:"他们决没有所谓祖国爱与民族感。他共产党徒不仅是不爱国,而且是蓄意卖国,甚至为了他共产主义祖国苏俄,即使亡国灭种,亦所不惜。"(42)

  1944年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可以说已经胜利在望。蒋介石此时更是担心苏联和共产党在战后对他的威胁,他在7月12日的日记中说,"国家前途多难,尤以俄国与中共问题为最大……"。(43)

  纵观抗日战争时期蒋介石对苏联和共产党的看法,是一直延续着自访问苏联之后的态度,而且"罪行"是越来越多了,从这就不难想象抗战胜利后他会怎样对待中共了。

  国共内战时期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于1945年8月14日、20日、23日,三次致电毛泽东,邀请毛泽东速到重庆"共定大计"。 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在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国民党政府代表张治中的陪同下,乘飞机离开延安,到达重庆。而在前一天即27日,蒋介石在日记里就说道:"对共方针,决予其宽大待遇,如其果长恶不悛,则再加惩治,犹未为晚也。"(44)足可见蒋介石对共产党的态度和其发动内战的野心!

  毛泽东等到达重庆后向中外记者发表谈话,表明共产党坚持和平、民主与团结的立场。随后,向蒋介石国民党提出了包括"实现三民主义""拥护蒋主席之领导地位"的十一条谈判要点;其中也包括政治民主化和军队国家化的要求,提出应出中共推荐山西、山东等五省主席、委员,六省副主席、四特别市市长等,并要求解放区部队编成四十八师。对共产党提出的这些合理要求,蒋介石十分反感,他在9月3日日记里写道:"余以极诚对彼,而彼竟利用余精诚之言,反要求华北五省主义与北平行营主任皆要委任其人,并要编组其共军四十八万人,以为余提之十二师三倍,最后将欲廿四师为其基准数乎?"认为"共匪诚不可以理喻也。"(45)

  而后,国共双方进行了多次会谈,而蒋介石也把自己的真实想法写在了日记里。在他看来,共产党是受苏俄指使的,9月8日日记写道:"共毛各种无理要求与不法行动,自受俄之主使,余亦惟有一意忍耐处之。"而且他认为自己是以"诚与敬"对待,9月11日日记云:"余今日对俄、对共,惟有以诚与敬对之,未知果能收效否?"他同时还斥共产党"作恶卖国",9月21日云:"考虑共党问题对国家祸福利害甚久,此时主动尚在于我,不患其作恶卖国,吾仍以理导之。"(46)

  蒋介石虽然表面以笑脸接毛泽东,但实际上在他的心目中,中共是"汉奸"、"叛逆"、"害国殃民"的"罪魁祸首",谈判时曾经想过要扣押毛泽东,"惩治汉奸"。1945年9月27日,他在日记里写下了自己的真实看法:"如欲不惩治汉奸,处理叛逆而已,否则非以惩治此害国殃民,勾敌篝乱第一人之罪魁祸首,实无以折服军民,澄清国本也。如此罪大恶极之祸首,犹不自后悔,反要求编组一百二十万军队,割据陇海路以北七省市之地区,皆为其势力范围所有,政府一再劝导退让,总不能餍其无穷之欲壑,如不加审治,何以对我为抗战而死军民在天之灵耶!"(47)他认为共党"必使中国非依照其主张,受其完全控制而成为纯一共党之中国,终不甘心。"(48)

  9月29日,他更在日记里写下了一条条"中共之罪状":

  "甲、资抗战之名义,而行破坏抗战之实。

  乙、借民主之美名而施阶级独裁之阴谋。

  丙、违反四项诺言之事实与经过,欺民欺世,忘信背义,莫此为甚。

  丁、藉民选之名以行其拥兵自卫,割据地盘,奴辱民众,破坏统一之实。

  戊、破坏外资政策,捕杀盟军官兵,阻碍联军行动,破坏国军反攻计划,诋毁英美参战为帝国主义之战争。不仅反对政府联合英美作战,而且始终破坏中苏国交之增进。"

  这种种"罪恶"我们在前文抗日战争期间大都分都叙述过了,他无视中国共产党在敌后开始的抗日斗争,不仅认为中共破坏抗战、破坏统一、阻碍外交,在陕甘宁边区拥兵割据一方,甚至还诋毁共产党勾结敌军、强种鸦片:

  "已、勾结敌军,通同汉奸,倾害国本,颠覆政府,以组织联合政府为过渡手段,而达到其多数控制,成立第四国际专政之目的。

  庚、企图割据华北各省,盘踞热察,隔绝中苏联络,破坏中苏聪明,以期扰乱世界和平之建立。

  辛、擅设军事委员会名义,劫持第十八集团军,促使新四军之叛变,反抗军令,毅然以共产红军自称。"

  "壬、擅设延安所谓陕甘宁边区政府,割据地盘,反对中央政令,私发钞票,擅征租税,强种鸦片,私设关卡,与敌伪公开贸易,交换货物,以接济敌军,助长侵略,此即中共所谓对敌抗战也。"

  他念念不忘指责共产党是苏联共产的"支部":"癸、迹其宣传,直接以攻讦政府,诬蔑盟军,间接以协助敌伪,毁灭国本,必欲中华民国变成为第四共产国际而后已。"

  而他也同时无礼共产党在解放区实行的民主选举,认为解放区是没有言论和信仰自由的极权统治:"子、共军所到之地,所谓民选政府之实情:(甲)信仰言论行动皆为绝对统制而无自由,否则即以反动汉奸与叛徒之罪而加以逮捕。传教士绝对不能传教,且不准其进入其民选区。(乙)人民之纳租、出捐、抽丁、派粮不惟因战后而不奉令停止,且变本加厉,各种苛捐杂税层出不穷,民不聊生,而抗战期间到处煽动人民,对政府抗粮抗役,以不出粮、不征兵,且借各种神道邪教以愚惑民众。" (49)

  尽管蒋介石对于共产党深恶痛绝,但迫于各方压力,他不得不在表面上表示同意"和平共处",并且尽管他内心认为共产党"罪恶滔天",但45年的双十节蒋介石还是给毛泽东等人授予了"胜利勋章",称是希望共产党对自己的"罪行"能够"有所悔之",他在1945年10月13日日记里是这样说的:"双十节授勋,特将中共朱毛等姓名加入,使之安心,以彼等自知破坏抗战,危害国家为有罪,惟恐政府 其罪状,帮亟欲抗战有功表白于世,以掩盖其滔天罪恶。余乃将顺其意以慰之,使其能有所感悟而为之悔改乎?然而难矣哉!"世界上恐怕没有这么可笑的事了!(50)

  败退台湾时期

  1949年,百万解放军横渡长江,占领南京,蒋介石政府在大陆溃败了,逃到了台湾去,但蒋介石并没有因为失败而放弃反共,相反,他想要把台湾建设成"反共抗俄"的"复兴基地"。

  "反攻大陆,解救同胞"、"反共抗俄"、"杀朱拨毛"……这些口号在蒋介石统治的几十年里是年年喊天天喊,而近年来台湾史学家们的挖掘也证明了蒋介石不是光喊喊口号而已,而是有真正准备要反攻的,如1965年的"国光计划",但由于美国的阻拦和自身实力不足等原因,没有实现。本文在这里不讨论军事等问题,只讨论蒋介石是怎样看待大陆的。

  蒋介石到台湾,实行高压白色恐怖,逐渐巩固其政权之后,便开始对台湾人民灌输其反共的观念,将大陆解放区称为"沦陷区",妖魔化共产党的大陆统治。

  1952年10月16日,他向全党宣称"中华民族,现正在苏俄帝国主义侵略宰割、以及其傀儡朱毛控制奴役之下,大陆人民的生活,早已陷入绝境,群众的生命,皆已被其涂炭,民族的文化,社会的基础,几乎被其彻底消灭。我五千年来,民族所赖以生存、国家所赖以建立的伦理道德,亦将被其毁弃尽净。我们全体同胞,若再不能共同奋起,救亡自救,则这种礼义扫地、廉耻道丧的禽兽社会,与牛马生活,皆要由我们这一辈子来身受此一浩劫与悲运。"他称自己的"反共抗俄"是"救国救民"的反侵略战争:"因之,此次反共抗俄的战争,实为中国历史上空前惨烈救国救民的战争。这一战争的胜败,不仅决定我国家的存亡,与文化的绝续,并且关系亚洲的安危,与世界人类的祸福。我们认定今日交通的进步,已使世界幅员为之缩小,这缩小的�
��界,决不能一半奴隶、一半自由。俄帝也决不会容忍这一半自由人类之存在,所以我们中国反共抗俄战争必为世界反侵略阵线的一部,而为其重要的环节。我中华民国大陆领土的光复,大陆同胞的解救,将为亚洲的安定与世界的和平之确实的保证。"(55)

  蒋介石不屑余力地妖魔化共产大陆,企图为自己反攻大陆重夺政权提供合法性,将自己标榜为是为"民族的生存"、"亚洲安全世界和平"而战,似乎由共产党统治的话中国的文化就会被毁灭至尽一样:"中国反共抗俄战争,不仅为了争取民族的生存,恢复国家的领土,保障四亿五千万同胞的生命和自由而战。并且是为了亚洲安全,世界和平,与全人类文化进步而战。如果中国反共抗俄战争的失败,就是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的中断,亚洲安全与世界和平的毁灭,而人类文化亦将退到一个黑暗时代。若是中国反共抗俄战争的成功,就是中华民族的复兴,东西文化的融和,亚洲与世界和平安全的建立。中国存亡,亚洲安危,与人类祸福皆在此一举。 "(57)

  而1971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取代蒋介石政府进入联合国时,蒋介石声称不与"汉贼"为伍,这也看得出他一直延续着共产党为"俄奴"的看法。

  蒋介石总结他对苏联和共产党的看法

  在台湾,蒋介石还总结了他对苏联和共产党的看法,写出了《苏俄在中国》、《反共抗俄基本论》、《俄共在中国三十年来所使用的各种政治斗争战术及其运用辩证法的方式之综合研究》等专门反苏反共的书(有些是蒋与人合著或请人代笔的,但都经过蒋的严格审批,所以皆代表蒋介石的观点)。下面我们就来看看他是怎样说苏俄和共产党的本质的。

  对于苏俄,他总结说是"节取了马克斯主义,并融化了俄国民粹主义、虚无主义、沙皇专制、与大斯拉夫主义为内容,在一国建立集权独裁的专制制度,对世界进行征服人类的思想系统。"

  "今日俄国共产主义正确的说,乃是布尔塞维克主义。

  列宁更一手承受了巴古宁与尼卡也夫及朵斯妥也夫斯基的虚无主义与恐怖主义的思想,所谓「为了革命不惜采取任何手段,也不妨杀死人类之一半。」所谓「奴隶必有主人,我们便是主人。」列宁把这两种思想与马克斯的阶级斗争论相结合,构成他的「无产阶级独裁」的理论。

  在列宁史达林的手上,还有东方正教的「忏悔」、「坦白」、「最后审判」,俄国保罗一世的铁幕制度,以及沙皇专制与大斯拉夫主义,也渗入布尔塞维克主义,为其重要的部份。

  今日俄国的布尔塞维克主义,是节取马克斯主义,并融化了俄国民粹主义、虚无主义、沙皇专制、与大斯拉夫主义为内容,在一国建立集权独裁的专制制度,对世界进行征服人类的思想系统。

  列宁主义,乃是马克斯主张阶级斗争的社会病理学与俄国的残忍、狡诈、阴谋、暴行的总合所产生的变态心理学的结晶。"(58)

  他延续着共产党是"俄奴"的看法,更痛斥共产党为"赤俄侵华的工具"、是苏俄的傀儡:"列宁的布尔塞维克主义是俄罗斯的产物。中共匪徒在组织系统上,是俄国侵略者御用的共产国际的支部,在性格上是俄国大斯拉夫主义征服中国的工具。"他甚至将共产党与历史上屠杀同胞的外族相比较,称其是"流寇与汉奸以及侵略者工具的结合":

  "共产党自称其为「无产阶级的前卫」,但中共朱毛却就是中国历史上的流寇。东汉末年的「黄巾」,晋末的王弥,唐代的黄巢,北宋末年的方腊,南宋末年的李全,明代末年的李闯、张献忠,这都是朱毛奸匪的先驱。  中共匪徒之汉奸的性格,更使其对于祖国怀抱仇恨,对同胞肆意屠杀。在历史上,外族入主中原,总有一般乱臣贼子帮助他残害我爱国的同胞。五胡乱华时代石虎的残暴,元、清两代的恐怖屠杀,都是历史的实例。  我在「为何汉奸必亡侵略必败」的讲词里,就曾经指出:「异族征服中国以后,必从武力与文化两方面来摧残我中华民族。所以侵略者对于民众生命财产的压迫,比任何专制君主都要残酷,而其对于民族文化思想的箝制,更比任何专制君主为凶狠。」今日中共匪徒,是流寇与汉奸以及侵略者工具的结合,
其暴虐凶顽,为历史上空前所未有,只有石勒与王弥合兵亡晋,满清与李闯并力亡明,可与比拟,而俄帝史达林的残暴阴狠,更远在前代的任何匪寇之上。"(59)

  他甚至还总结出了苏俄"灭亡中国"的步骤:

  "根据以上各点综合来说:最近六年间俄帝灭亡我们中国的步骤是这样的:

  第一步骤——号召「联合政府」

  这一步骤是朱毛以在野党的地位,在外形上利用新民主主义的理论,提出联合政府的口号,来联合其他在野党派,孤立政府,在实质上,从民主斗争中发展阶级斗争,制造武装暴动,以为颠覆政府控制人民之用。

  第二步骤——实行「人民民主专政」

  这一步骤是在共匪夺取政权,控制国家之后,做到下面三个条件:

  (甲)极权主义的专制政府。

  (乙)对人民资产之原始掠夺,并将国家资源供给俄帝。

  (丙)控制人民的生活,以控制人民的思想,及其人民的命。

  第三步骤——完成整个中国属于俄帝的苏维埃政权的版图

  这一步骤就是:

  (甲)政治上并入苏维埃联邦为藩属。

  (乙)经济上加入俄帝国防体系为其侵略战的工具。

  今日中国大陆匪区是在由第二步骤转向第三步骤,朱毛奸匪之所以加紧剥夺人民资产,断送国家资源,而不恤以大规模屠杀人民生命,以达成其任务,就是为了转变中国人民为农奴工奴,以服事俄帝,替俄帝耕种操作,并替俄帝打侵略战的先锋。 "(60)

  临死仍不忘反共

  1975年3月29日上午,秦孝仪坐在蒋介石身边执笔,由蒋口授,记录了一份《遗嘱》的草稿。后来它果然就成为蒋介石最后定稿并公布的《遗嘱》。秦孝仪记录的《遗嘱》是:

  自余束发以来,即追随总理革命,无时不以耶稣基督与总理信徒自居。无日不为扫除三民主义之障碍,建设民主宪政之国家,艰苦奋斗。近二十余年来,自由基地日益精实壮大,并不断对大陆共产邪恶,展开政治作战,反共复国大业,方期日新月盛,全国军民,全党同志,绝不可因余之不起,而怀忧丧志。务望一致精诚团结,服膺本党与政府领导,奉主义为无形之总理,以复国为共同之目标,而中正之精神,自必与我同志同胞,长相左右,实践三民主义,光复大陆国土,复兴民族文化,坚守民主阵容,为余毕生之志事。实亦即海内外军民同胞一致的革命职志与战斗决心,惟愿愈益坚此百忍,奋励自强,非达成国民革命之重任,绝不中止!矢勤矢勇,毋怠毋忽。中华民国六十四年三月二十九日秦孝仪承命受记

  而且据说蒋介石临死前在昏迷中,嘴里念的还是"反攻……大陆……救中国……救同胞……"可见蒋介石就是临死也不忘他的"反共"大业!

  尾声

  今天,中国大陆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走向了改革开放的道路,两岸的"三通"也在逐渐推进着,而台湾的中正纪念堂已经被民进党陈水扁等改了名,口号更多的变成了"台湾独立",就是刚上台的国民党马英九也宣称坚持"不独不统不武"。蒋介石那曾经喊得响亮的"反攻大陆,解救同胞",还有谁记得呢?

  注释:

  (1)杨天石《蒋介石与南京国民政府》 3-5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何虎生《蒋介石传》 142页,华文出版社

  (3)杨天石《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 93,96,100,101页,山西人民出版社

  (4)同上,107-109页

  (8)同上,110-111页,蒋介石1923年11月11日日记

  (5)、(7)(9)(10)(11)(12)(13)蒋介石全集之《苏俄在中国》,取材于秦孝仪主编之《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台北,中央党史委员会,民国七十三年)

  (6)[日]家近亮子《蒋介石与南京国民政府》 王土花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48-49页 同时蒋介石的《苏俄在中国》也有叙述

  (14)何虎生《蒋介石传》 142-143页,华文出版社

  (15)-(19)蒋介石全集之《苏俄在中国》

  (20)见日本PBS纪录片,《中国;一个世纪的革命》(《China:A century of revolution》),蒋纬国口述

  (21)-(24)蒋中正 中华民国十八年四月二十五日出席长沙市民欢迎大会讲演《本党国民革命和俄国共产革命的区别》,见中国黄埔军校网http://www.hoplite.cn/templates/hpzc1nz0055.html

  (25)蒋介石全集之《剿匪成败与国家存亡》

  (26)(27)蒋介石全集之《苏俄在中国》

  (29)杨天石《找寻真实的蒋介石》 240页

  (30)黄仁宇《从大历史角度读蒋介石日记》132页,九州出版社

  (31)同上,148页

  (32)杨天石《找寻真实的蒋介石》344页

  (33)(34)(35)蒋介石全集之《苏俄在中国》

  (36)蒋介石全集之《中国之命运》,第七章 中国革命建国的动脉及其命运决定的关头

  (37)(38)杨天石《找寻真实的蒋介石》414-423页

  (39)(40)(42)蒋介石全集之《苏俄在中国》

  (41)(43)傅国涌《蒋介石日记中的历史》

  (55)蒋介石全集之《反共抗俄基本论》第一章 前言

  (56)见台湾网友"小瓜呆"的帖子:

  1.台湾小学课本里的「杀人」场面:http://club.cat898.com/newbbs/dispbbs.asp?BoardID=1&ID=549501
  
  2.台湾小学课本里的共产党:http://club.cat898.com/newbbs/dispbbs.asp?boardid=1&star=1&replyid=551987&id=551987&skin=0&page=1

  (57)蒋介石全集之《反共抗俄基本论》第三章 第一节 反共抗俄战争的意义

  来源: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no05/1/131310.shtml

2009年11月10日 星期二

林云海:遇劫的中国船员说不定已平安返家

  理由一,索马里海盗劫中国船员,志不在赎金。2名英国人10月27日遇劫,英方很快就知道海盗想要700万美元赎金,而25名中国船员10月19日遇劫,中方至今不知道海盗想要多少赎金,海盗意欲何为?海盗口口声声"收到赎金就放人",却又绝口不提赎金多少,这自然是想与中方坐下来再谈了,可赎金多少根本不需要坐下来再谈啊,很显然,赎金只是幌子,他们真正想要的就是能与中方坐下来谈,谈什么呢,大概是谈谈理想,人生之类的吧。

  理由二,索马里海盗交口称赞中国海军是"文明之师",试想,如果人质还在海盗手上,那中国海军与海盗就是敌我矛盾,海盗怎会称赞敌人是"文明之师"呢?

  理由三,爱国左派已经不吼了,试想,如果不是收到风,遇劫事件已经完美解决,喊打喊杀的爱国左派怎会偃旗息鼓了呢?

  理由四,爱国右派已经不哼了,试想,如果不是识时务,人质问题已经定局定论,竭忠尽智的爱国右派怎会无话可说了呢?

  理由五,25名船员的家属情绪很稳定,试想,如果还心系亲人安全,家属们怎会不四处求爷爷,告奶奶,网下网上闹个沸反盈天呢?

  理由六,保护受难者不受外界打扰是当局雷打不动的人道传统,比如邓玉娇受巴东当局关怀就是这般,而让25名船员悄然返家正是让他们最需要的"平静生活"能够不受外界打扰的最大保证。2007年那次船员遇劫,受难船员在默默承受了6个月的磨难后好不容易与家人团聚,不曾想又受到传媒打扰,劫后余生的可怜船员被迫重温那段夹在海盗与美国海军之间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惨痛经历,对此当局一直引以为戒:让外界打扰受难者的平静生活,就是让受难者受二茬罪,太不人道了!

  当然,我们需要放出些烟幕,好象人质还没获释的样子,大家作为中国人应该心领神会,那是做给洋鬼子看的,洋鬼子被海盗耗上了,在前面三尸暴跳,我们也不好在后面北窗高卧,是不是?

  2009年11月7日

发表评论请点下面原文链接 : http://www.china-week.com/html/5355.htm

2009年11月9日 星期一

谢盛友:德国先政治后经济,两岸先经济后政治

  在柏林墙被推倒20周年的纪念日里,根据德国央视2台的民意调查,86%的原西德人、91%原东德人对德国重新统一感到满意。根据德国央视1台的民意调查,56%的德国人感到统一后社会不公正。不过话说回来,如果德国没有统一,同样还是很多人会感觉社会不公。

  1989年11月9日,德国屹立了28年柏林墙被推倒,此后两德签署政治和约,1990年德国重新统一

  德国统一的路子是先政治后经济,尽管有一个稳定的政治框架,还是衍生众多民生问题。日前,德国Forsa研究所在《明星周刊》(Stern)公布了一项民意调查,有15%的人怀念东西德统一前的日子。根据该民调发现,许多西德人对于他们必须缴付重税,以重建前共产东德感到不满。目前东德地区人均收入只约西德人的85%至90%.

  2008年马英九接受美国纽约时报专访时提到两岸谈判路线图,即先经济正常化、国际空间,最后谋求签和平协议。

  前不久,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对台重要讲话中,大量论述了有关政治议题的协商,海外华人特别感兴趣,不知是否大陆已经将两岸政治谈判提上了议事日程,或者两岸协商"先经济后政治"的原则已做调整?根据国台办发言人杨毅在新闻发布会上的发言,先经济、后政治仍然是两岸不变的主张。

  杨毅说,从两岸恢复协商以来的实践看,本着"先经济后政治、先易后难、循序渐进"的步骤安排两岸协商的进程,这有利于协商取得成果,有利于累积互信,有利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他表示,我们将根据两岸关系发展的客观要求,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积极加以推动。

  先政治后经济,还是先经济后政治,德国和两岸走的是两条完全不同路线。哪怕在经济方面,德国是"富哥哥"帮助"穷弟弟",而两岸是"穷哥哥"帮助"富弟弟"。

  关于两岸的人均收入,不管是谁发表的统计数字,大陆的人均收入只相当于台湾的8分之一,甚至只有10分之一。

  2008年,台湾全年获得大陆贸易顺差高达774.6亿美元。人均平价收入世界排名第87位的中国大陆,向人均平价收入世界排名第12位的台湾输送经济利益和其它利益。你可以用中国文化的"同胞一家亲、炎黄子孙、血浓于水"等等来解释,但很牵强而且通不过,因为中国文化里还有"亲兄弟明算账"。这只能说明两岸是"穷哥哥"帮助"富弟弟"。

  先经济后政治,最后协商还是要政治谈判的。60年来两岸在不同体制与意识形态下,经历动荡与成长。中华民国一路走来,反抗专制,逐渐建立起自己独特的价值体系,在中国人文化圈里,建立起了深信民主、尊重人权、自由开放的价值理念。

  现时的中国大陆政府仍然是事实上的一党专政,你可以把"自由人权"这些普世价值的概念扔到垃圾桶里,但是自由人权的工作你还是要做的,是逃避不了的。

  2001年中国批准通过了联合国《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说明中国正式承认普遍人权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保障人权需要自由。自由有很多种理解,但是,绝对不是一般大陆民众"打麻将不受干扰的自由"的理解。我个人的理解是:自由是你拥有一种力量,依靠这股力量你可以完成你自己想做的而且必须做的事情。

  你拥有这种力量,你做人就有尊严。现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共产党确实放弃了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而且自称能够保障中国人民的人权、自由和尊严,自称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三个代表"(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被写入《中国共产党章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经济互动不断,将来两岸的水平会越拉越近,但是,若大陆不放弃一党独大、开放报禁、开放思想言论自由,两岸政治谈判不可能进行。进行了,也不会有什么效果。

  两岸政治互动,目的是要促进大陆的中国共产党改变,如果哪天《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放弃了"三个代表",写入:人的尊严不可侵犯;私有财产不可侵犯。

  那时,两岸真正的政治协商才刚刚开始。

2009年11月8日 星期日

陆崕:面对像李光耀这种声音,中国该怎么办?

  近日,新加坡李光耀访美不忘为美国献上一计,但却是以中国为针对的标靶。尽管他是以邀请美国势力重视并返回亚洲,以使这个区域体系平衡的说法,尽管没有指明要求美国制衡中国这句话,但是,从其英文原文看,本质就是这个意思。所谓司马昭之心,尽人皆知。而拉美制华的言论何其甚多,缘何李光耀的放话如此刺痛中国人的神经?

  基于李光耀的华人身份、独到眼光、同宗渊源,一直以来,李光耀被中国盛情相待、奉为座上宾,中国社会的相关情况因此也对其敞开胸怀,任其了解,以朋友姿态对其开诚布公,新加坡对华经济、文化、贸易对也交媾甚欢,怎么一转眼就将对中国的了如指掌汇成宝典,献给美国,在中国的国家利益上扎一针?

  这就要从李光耀这个人和李光耀家族的新加坡说起。

  据说,李光耀一直被誉为美国的亚洲政策导师,足见其在美国亚洲政策中的影响力。黄皮肤在美国的主流社会向来甩在边缘,如今有位黄皮肤的外国人物,能够坐在美国白宫奥巴马的对面与之对话,并且是以老师的姿态对美国墩墩教导,对于很多黄皮肤的亚洲人来说,是一件多么荣耀、多么了不起、多么有吸引力的事,这就难怪有些人愿意为此卖命。但是并非简单的卖命就能奉为美国的座上宾、登上美国媒体的头条和版面的,对于美国来说,首先这个老师提供的东西必须有利于美国利益,其次这位老师提供的东西必须有利于美国打击另一方尤其是对手,最后,这位老师的计谋必须独到,甚至毒辣最好。

  显然,李光耀是一个及格的美国亚洲政策老师,这从美国的接待仪式和美国媒体的措辞上可以察觉出。

  李光耀为什么要在饱受中国礼遇、捞取巨额中国经贸好处的转头之后,露骨地但却隐讳地放话要求美国返回亚洲制衡中国,遏制中国在亚洲影响力的扩张,对中国争锋相对呢?

  这首先说明,中国外交中所滥用的盛情礼遇是一种一厢情愿的自以为是,主观友好,往往在于盲目滥情。不要以为人家和我们有同样的皮肤人家就会以血缘而亲近,殊不知很多人是多么想刷白自己;不要以为人家是华人,就会认祖归宗,华人身份在人家与中国谈判争取利益的时候是个有效的感染筹码,但是转身之后除外。一个敢在马来西亚搞独立的亡命之徒,他有冲动独立于亚洲也是必然的。礼仪之邦当然要懂礼仪,但国家外交必须限于仅利益而已,别把礼貌变成感情的流露或者萌芽,这样国家利益会很危险。所以中国外交在礼仪的时候,不单要知道握手,也要记得带刀,学会护驾国家利益。

  接着就是表明中国外交中的经济蛋糕策略如今的确收买不到人心,但能收获不少违心。不论是法国也好,德国也好,俄罗斯也好,不要看那些首领在拿到中国订单是的开怀咧嘴,他们心里想的东西可多呢,不光是表面的笑容灿烂,更有内心里嘀咕的签完字后再付诸的对中国的傲慢与偏见。

  再就是中国的文化与价值观对亚洲国家缺乏吸引力,缺少向心作用。一方面,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的文化与价值观深入世界的五湖四海,赢得普遍认同;而美国的经济与军事实力的强大,使得这种吸引力量如虎添翼,无坚不摧,使得亚洲诸多国家,无不对之心悦诚服,尽管今天美国式微加剧,但是亚洲这些国家对其的依赖并没有立刻消失,依然严重。李光耀要求美国返回亚洲保持影响力,就是这种恋父情节的坦白。另一方面,新兴崛起的中国,现代文化对于亚洲国家的影响有限,政治还是一个基于集权的强化状态,与亚洲国家普遍追求的民主心理无法合流,中国社会价值观尚处于对远古的传承与啃老,相对于现代西方人权等价值缺乏号召力,而中国目前又有没有创造出非常新颖、有吸引力的价值观,因此情感上亚洲一些国家无法倒向中
国;加之对于中国发展壮大后带来的不确定性隐忧甚至基于种种原因对中国的芥蒂,所以,抱住美国的大腿,既是历史的惯性,又是现实的可依靠感使然。

  最后,亚洲国家对于美国势力主导的亚洲,其国家利益普遍没有得到威胁或者侵害,相反有时甚至能得到美国的"保护";而中国如果主导亚洲,由于中国与周边亚洲国家在领土上争端从来没有中断,国家利益之间摩擦不断,尤其是随着中国的不断迅猛发展和强大,这些国家对于自身今后的利益越发忧心忡忡,因此希望借助美国势力的制衡来庇护自己就成为呼声和选择。当然也不能排除有些国家有些人本能地就对中国崛起不爽。

  这些亚洲国家中,显然,新加坡颇具典型,而李光耀的观察,不会不留意这些亚洲国家心底的想法。所以李光耀高分贝警告美国要制衡中国,与其说为了显示廉颇宝刀未老向奥巴马显功力,不如说他对中国传达了一个明确的信息,值得警惕,那就是李光耀道出了亚洲国家对中国发展的共同心声,形势不妙。

  李光耀的拉美制中言论抛出以后,对于这种明目张胆的号召势力抗衡中国的做法,威胁了中国的国家利益,刺痛了中国人的感情。中国人对其的惊愕、不可思议溢于言表。所以,一些基于维护国家利益而做出的抨击是值得理解的,但是新加坡的某些媒体,却进行了另类的解读。如果不是一些新加坡媒体的声援与加盟,开始还以为是李光耀为了个人的逞能而伏枥发作,但是新加坡不少媒体的附和表明,这是新加坡一个完整的国家意愿,而不是个人观点。新加坡媒体对于中国媒体维护国家利益而做出的反应本能地作出判定:煽动民族主义,不过还好,今次中国人维护的不是某位领导,某位历史人物的威仪,而是国家利益,天经地义,所以被冠以民族主义就仿佛对于新加坡媒体而言,为了维护本国一个86岁的老人的个人"资政"威仪和神像,�
��了替这个人的损招辩解,不惜集体冲动;他们对于一个垄断新加坡政治、自己做完了最高领导就传位给儿子的人物言必称李资政,就像中国一些媒体言必称毛主席一样,他们自己这么可怜却还叫别人是叫花子,这才是传说中的民族主义。

  中国人到底应该如何看待李光耀以及他家族的新加坡的这种做法呢?对于中国来说,不管新加坡与我们有多少渊源和纽带,一个现实的世界中,国家利益靠情感支撑无法经受考验的。新加坡选择为谁放哨,乐意为谁服务,侵害谁去为谁卖命,那是新加坡的权利。当年霍华德一边倒向美国的政策遭到澳大利亚媒体的抨击,说他是小布什的一条狗,这个观点虽然极端,但却精辟形象。李光耀要比霍华德幸运得多,至少新加坡媒体是爱"资政"及乌的。当然李光耀和新加坡不是神,也会犯错误,他对中国的伤害对中国是一个错误的考量,但是对于新加坡却是河蚌相争,渔翁得利。

  一个曾经在曾感和行动上中国给以深度信赖的老朋友,突然之间就将中国供出来做标靶,这让人想起了其李显龙当年不顾中国的极力反对踩线访问台湾的做法,可谓父教子传。有人说这是新加坡的平衡术,还要求中国人学会适应,这种观点除了只知道面对世间万象玩自虐独钟以外,看不出会有什么出息。一个简单的道理是,李光耀敢在中国号召中国增强美洲甚至是全世界各地的影响力,制衡美国的霸权?或者敢号召俄罗斯制衡美国的霸权?可见新加坡李光耀玩平衡看的是谁,而放哨又看的是谁,是有选择的。

  这给中国什么教训呢?首先,中国对于李光耀、对于新加坡非常失算。其次中国的外交除了只会搂搂抱抱之外,除了拎钱袋子、签合同之外,更要设计出一种反制和制裁机制。天底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但是机会选择就得付出成本代价。最后,新加坡今天可以为美国放哨,明天也可能为中国放哨,关键在于实力。李光耀乐意为美国放哨在于美国更有实力,对新加坡更有利。

  面对像李光耀发出这种的心声,中国该怎么办?

  古人云: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新加坡的弱点在哪?

  新加坡当然是个具有传奇色彩的国家,这个国家神奇,但它不是神,不是神就会有自己的命运。因为,新加坡的精英集权政治模式同样脆弱,一旦经济蛋糕的光环消失,这种政权的合法性何以为继?李氏家族一旦有何异动,新加坡从独立到存在还能维系多久?政治上的这个先天障碍说明新加坡的当前辉煌的同时也是残疾的,而且这是新加坡最大的致命点。当然,出于马六甲海峡的战略地位,将来也不能排除美国在这个弹丸之地搞颜色革命,培养一个傀儡政权,当然,这必须在李光耀家族没落之后,因为他们对于新加坡,目前尚存不少吸引力。此外,也不能排除马六甲的能源要塞地位而引发的角斗,今天新加坡是一个独立的国家,44年前他还是马来西亚的一片贫瘠之地,而下一个四十年之后,新加坡会在哪,归谁,那还是个问号,中国要�
��这个意识,就能化一切被动为主动。

  所以,在面对李光耀的神神叨叨之时,没有必要过于动用心绪,该动用心绪的,关键在于中国自己身上。第一,坚持发展壮大自己,不避讳自己的发展对亚洲国家可能带来的压力,这本来就是一个国家崛起在地球上的必然生态,与其拿和谐来掩耳盗铃,不如让他们明确这是历史的必然、他们的命运。第二,恩威并重,礼貌与打击并用;事实已经证明,即便如何读这些国家再友好,他们也同样存在芥蒂,那就不如亮出底线,叫他们明确如何去做,避免中国的利益模糊地带被人利益用,受到损害。第三,创造新的价值观,凝聚对亚洲国家的吸引力,使中国成为他们新的向心力中心,取代美国军事与文化双重强化的在这些国家上持久的影响;但以中国权力对当前社会、文化、艺术领域的干预瘾看来,此项任务何其艰巨,短时间内不可能有何新
气象,权力不将中国的文化、价值创新勒死在摇篮之中,算是万幸。这也是中国悲哀的地方,也是屡次被当软柿子捏,但是回击时却总是掣肘乏力的根源。

2009年11月7日 星期六

薛涌:房地产市场回暖不是好事

  最近的新闻中,不时有中国各大城市的房价"逆势飙升"的报道。其中一些数字触目惊心:8月份,上海商品住宅成交均价达到了18502元/平方米,创出了历史新高。其中,8月份,新建商品住宅平均成交价格达到18126元/平方米,同比上涨14.6%.今年1~7月,长春商品住宅成交均价3590元/平方米, 同比上涨13.3%,同样创历史新高。今年前5个月,南宁新建商品房成交均价为4500元/平方米,也创出历史新高。北京、广州、杭州等热点城市的房价经过今年以来的几轮飙升,目前也处于非常高的位置。

  这样惊人的房价飙涨,脱离了中国的总体经济形势。目前不管是中国经济还是世界经济,都处于复苏阶段,并未全面回暖。中国居民的收入水平也无明显提高。城市房价之所以能在这样的局面下逆势飙升、创出历史新高,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豪宅市场的火爆。一方面中国的房价收入比是发达国家的3~6倍,住房租售比 (每平方米使用面积的月租金与每平方米建筑面积的房价之间的比值) 超过400倍,几乎是国际公认的正常范围(200~300倍)的一倍。目前,上海市已有13家楼盘销售价格突破10万元/平方米。杭州、苏州、南京等城市价格达到3万元/平方米以上的项目比比皆是。这样高的房价使普通居民买不起房。另一方面,富人以购买房地产作为投资。房价火爆的深圳,楼市投资比例已经接近30%.

  不久前,一些地方政府挖空心思鼓励房地产投资,"买房就是爱国"的口号流行起来。更有一些为房地产商抬轿的"学者",抛出"反对买房复兴就是反人类"的雷人语录。因此,我们必须思考一下如今房地产市场的逆势上涨究竟对国家或者"人类"有什么样的影响。

  看看历史就明白,这样的房地产复兴并不是经济繁荣的症侯,反而是经济结构性问题的反映。房价虚高至少说明了两大问题:一是生产性投资不足,资金流向了奢侈品;一是贫富分化过大,在社会和政治上带来不稳定。比如,十七世纪的荷兰,作为世界金融中心和经济最发达地区,出现了惊人的房地产泡沫。这种房地产泡沫和由奢侈品投机而造成的"郁金香泡沫"几乎同时发生。这不仅反映了当时社会贫富分化太严重,而且也说明了富人手中的钱没有投入生产性的行业,只有靠炒作奢侈品升值。结果,以资本为基础的工业革命竟绕开了这个世界人均收入水平最高、经济最先进的金融之都,而选择了荷兰的学生英国。美国现代史上的房地产泡沫,一次发生在大萧条的前夜,一次就是本世纪初,其背景也都是贫富分化严重,穷人的收入创造
不出内需,导致大众市场饱和,富人的资金用于炒房价。结果,两次最大的经济危机也都接踵而至。

  住房满足的是人类的基本需求。但是,住房本身是个非常低技术的产业,属于消费性投入,在满足了基本需求后就很难再创造实质性的附加值。中国虽然经历了三十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但仍然还是发展中国家。大量资金涌入消费性的领域而非生产性领域,这本身就削弱了中国的长期竞争力。据说最近深圳房价飙高的一大原因是许多私营老板纷纷买房,一来金融危机影 响他的生意,手上的资金无处可去;二来为了防御通胀,都希望买房能够保值增值,这是典型的十七世纪的荷兰心态,反映的是经济的虚弱。从宏观经济的角度来分析,消费性的投资有保障基本民生之功能,是经济发展的必须。但如今房地产价格的飙高,不仅没有保障民生之功效,而且使老百姓的生活成本变得更高。同时,大量资金从生产性领域流入消费性领域,削弱了经�
�发展的后劲。

  一国的前途在哪里?在教育和科技,而不在豪宅。把经济发展的果实大量用来造豪宅,同时却没有钱保证最基本的义务教育,这不是崛起之兆,而是衰落之症。因此,政府应该采取果断措施,抑制房地产价格的上涨。比如效仿发达国家的房地产税制度,特别是对第二套住房加征重税,把所得投入义务教育体系。这样,中国经济起飞所积累的财富才可能通过生产性的投入而升值。

发表评论请点下面原文链接 : http://www.china-week.com/html/5352.htm

2009年11月6日 星期五

谢盛友:冷战政治遗产柏林墙

  1989年11月9日,屹立了28年柏林墙被推倒,此后两德签署政治和约,1990年德国重新统一。

  柏林墙倒塌20周年纪念日到来前夕,阿登纳基金会举行了盛大的庆典仪式。参加者有美苏冷战时期的台上对手:戈尔巴乔夫和老布什。联邦德国前总理科尔表示,德国历史上令人感到自豪的事件并不多,但他却有感到自豪的理由。他说:"没有比德国统一能够让我感到更为骄傲的事情。"

  岁月流逝,也在戈尔巴乔夫身上留下了明显的痕迹。他走上讲台时,步履显得很吃力。而与会三位嘉宾中岁数最大的老布什走路时已经离不开拐杖了。这位当年见证了柏林墙倒塌的美国前总统表示:"柏林墙的倒塌以及德国实现统一,意味着冷战的结束。"

  柏林墙在1961年8月13日开始建造,一开始只是铁丝网,后来被大量换成真正的围墙。东德称此围墙为"反法西斯防卫墙",但多数西方国家认为建围墙的真正目的是禁止东德人逃入西柏林。该墙把柏林隔成两个世界,一边是社会主义,一边是资本主义。

  肯尼迪于1963年6月26日在柏林演讲,题目是《我是一个柏林人》,他说:"自由有许多困难,民主亦非完美,然而我们(民主国家)从未建造一堵墙把我们的人民关在里面,来防止他们分开我们。" "自由是不可分割的,只要一人被奴役,所有的人都不自由。"

  柏林墙建立后,有人采用跳楼、挖地道、游泳等方式翻越柏林墙,共有5043人成功地逃入西柏林,3221人被逮捕,239人死亡,260人受伤。

  1988年,我乘坐火车从东往西穿越柏林墙,亲眼目睹高墙的威严,东面的大墙干净洁白,为什么呢?因为没有人可以靠近它;西面的大墙五花八门,看上去好像不是一堵高墙,而是艺术画廊。写什么画什么的都有:骨肉同胞,我们时刻想念你!拥抱你,我东边的兄弟!……

  "温暖"的柏林墙

  1989年,我亲眼目睹柏林墙的倒塌,每一位东德公民进入西德,都立刻获得一笔100马克的寒暄费(Begrue??ungsgeld)。仅在1988年,西德政府就支付了2亿6千万马克的寒暄费。柏林墙倒塌之夜,东德人潮涌入西柏林,时任西柏林市长的Walter Momper 指示,所有银行和储蓄所连夜加班加点,为东德人发放寒暄费。

  日前,德国Forsa研究所在《明星周刊》(Stern)公布了一项民意调查,在受访的1002名德国人当中,有15%的人怀念东西德统一前的日子。根据该民调发现,许多西德人对于他们必须缴付重税,以重建前共产东德感到不满。

  过去20年,德国已拨出1万2000亿欧元的国家资金展开重建工程。东德人对于自己的平均收入只是西德人的80%也大为不快。德国人口约8200万,不过,由于失业率上升,东德部分地区的人口已大幅度减少。自1990年以来,东德人口共减少了约200万人。

  该民调也显示,55%的受访者认为,如果政府能取消征收"团结税" (Solidaritaetszuschlag,收入的5,5%,根据近日德国媒体报道,东德人也缴纳团结税),这将有助于东西德融合;该"团结税"主要是为东德重建筹集资金(根据近日德国媒体报道,该款现在主要用于应付经济危机)。此外,50%的人认为应该提高东德人的退休金,以缓解东西德之间的紧张关系。

  墙把兄弟隔开,都是骨肉同胞,弟弟有困难,哥哥帮一把,没说的。而现在墙没了,大家都一样了,平起平坐,凭什么我要救助你?凭什么我要缴纳团结附加税?在东德的时候,小孩可以免费上幼儿园,可以免费读书,直至大学毕业,享受全民保健,如今,某些东德人反而觉得柏林墙在时更加温暖。

  柏林墙给德国人造成的血泪创伤,不是施奈德(Schneider)的《越墙者》(Der Mauerspringer)一书能够交待清楚,它毕竟是东德社会主义遗留下来的一份特殊的政治遗产,对它的留恋,对它的纪念,有甜酸苦辣。

2009年11月5日 星期四

许志永:更美好的社会

  城市街头,看繁华的车辆和匆匆的行人,生活小区,看花园边悠闲的人们,我常常在想,我们承受沉重的压力,执着于民主法治的梦想,可我们到底能给这个社会带来多少好的改变?我们能让这个社会更美好吗?

  如果我们不能让这个社会变得更美好,我们付出的代价也就没有意义。民主法治至少短期内并不能带来经济更快速增长,政治文明完成转型之后人们依然过自己的生活,也会有自己的烦恼。可为什么我们还要努力?无数次我行走在城市和乡村,无数次追问自己的心灵,幸运的是,我得到了肯定的回答,这个社会可以更美好。

  国庆节前,我接到一位北邮同学的电话。她来自安徽农村,自家的房子被当地政府勒令9月26日之前必须拆掉,否则这一天政府要强拆。为了房地产开发攫取巨额利润,政府强行驱逐这片土地上世世代代居住的人们,有的村民通过和官员拉关系多得一些赔偿,更多的村民只好忍受不公正默默拆掉自家的房子。我告诉这位同学,给房子贴上标语,拍成照片,以北邮学生的身份写求救信一起发到网上。9月26日的最后期限房子没有被拆掉,当地政府动用各种途径威胁这位同学的亲戚朋友,也威胁她本人。但不管怎样,地方政府后来还是有点胆怯了,开始找他们家人谈判。

  很难想象,如果她不是一个大学生,如果没有网络可以曝光当地政府的野蛮,他们家会遭遇什么,很可能像大部分村民一样只能默默忍受不公正。地方官员害怕网络曝光,因为他们害怕上面的青天偶然看到偶发慈悲,这也是很多弱者维护权利的常用方法。但是,这种方法在很多地方,至少在山东省很多地方是不起作用的,山东郓城县野蛮征用,中秋之夜被失踪的访民李淑莲在黑监狱结束自己的生命,这些消息在网络上都被迅速删除,因为据说山东有人在北京做高官,于是地方官员可以通过贿赂和复杂的关系网遮盖互联网——这弱者仅有的微弱的阳光。

  本来,房屋拆迁、土地征用都意味着巨额利润,完全可以与土地和房屋的原所有人分享,大家共同受益,但是,他们有钱,有枪,有黑社会,他们恨不得吃了人连骨头都不吐。我见证了太多的苦难,不是那些无权无势者太刁民,而是这世道太不公平了。

  所有的国家都有特权腐败,但我们国家跟别人不一样,我们国家的特权腐败没有独立的司法和舆论监督,特权腐败几乎无处不在,影响每一个人的生活。所有的国家都有不正义发生,但我们国家跟别人不一样,这个社会缺乏正义的底线,当弱者遭遇不公,他们找不到说理的地方,即使来到国家的首都呼喊青天也会被地方政府抓回去关到劳教所或者各种各样的"培训班"里。

  国家六十周年庆典,本应普天同庆的时刻,我收到很多短信,有感恩与忧伤的祝福,还有一些求救的呼声,很多执着追求正义的无权无势者被监控、被关押、被殴打,在他们背后是更多更多的无权无势者,默默忍受社会不公。当他们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被任意失踪和监禁,作为一个法律专业人士我却只能说,对不起,我什么也帮不了。我不能天真地告诉他们找领导投诉,也不能天真地告诉他们到法院起诉,我只能说,对不起,没有办法。

  一个缺乏基本正义的国家,一个内部分裂为官员和平民的国家,一个缺乏道德根基的国家,如同建在沙滩上的高楼大厦,不可能持久。在繁荣与希望的背后,我们的国家酝酿着深刻的危机,这危机让每一个对自己民族怀有责任心的公民感到痛心。

  这个国家需要改变。在漫长的改革之后,我们国家会完成政治文明转型,成为一个民主法治的现代文明国家,这是我们的梦想,也是中华民族几代人的梦想。当那一天到来的时候,我们并不能在一夜之间建立一个完美的社会,我们的社会仍然会有不公正,会有贫困,会有谎言,会有一切今天这个时代丑陋的东西,但是,至少我们会有民主法治的制度,抑恶扬善,彰显正义,至少这个社会的根基是良心和正义。

  当那一天到来的时候,我们的国家依然会有贫困,要改变那些遥远山村里的人们的生活状况注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是,这个国家不会用宽阔的街道和奢华的霓虹灯掩盖贫穷,经济发展的成果能为全体国民分享,公共财政更多用于教育、社会福利而不是政绩工程或者楼堂馆所。民主社会不是国富民穷,而是藏富于民。

  我们的社会仍然会有不公正,也会有穷人和富人的差别,但是,这种差别是有底线的,国家保障最穷的人也有体面的生活,富人只能依靠自己的才智和勤劳而不能依靠法律之外的特权,财富来源是正当的。

  我们的社会仍然会有城市和乡村的差距,这种差距的消失注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是,这种差别并不意味着法定权利和人格尊严的差别,社会保障、选举权利等各个方面,公民无论生活在城市还是乡村都是平等的,那些跟随父母来到城市上学的孩子不会感到自卑。

  我们的社会仍然会有贪官污吏,他们以国家公权力谋取私利,但是,他们只能是个别现象,隐藏在阴暗的角落里,绝不可能占据绝大部分公共服务的职位,他们像过街老鼠一般,哪怕只是一次公车私用也可能会被媒体曝光批评。

  我们的社会仍然会有一些不负责任的政客,他们的许诺不能兑现,但是,他们的地位不是由上级决定的,而是由人民手中的选票决定的,骗子不可能得逞太久,更不可能骑在人民头上。这世界上不可能有完美的政治,但是,政治不应当是阴谋诡计不择手段的代名词。

  我们的法院也会制造冤案,把无辜的公民判处刑罚,但是,这样的冤案注定是极个别的,不会因为腐败,也不会因为强权,而是因为法治固有的代价。这世界没有绝对的公正,但是,法官忠于法律和良心,他们能够担当社会正义的底线。

  我们的民主也会有不尽人意之处,代表大会里的争吵可能让人心烦,但是,他们真的为自己的选民说话,公仆们真的在意人民的意见,至少,他们不敢在人民面前如此傲慢和冷酷。人民的选举权利是真实的,他们的选票有价值,在权力面前,他们有尊严。

  我们的社会仍然会有不自由,权利和义务从来都是一对矛盾,但是,无论身处何种位置,自由对于每一个人是均衡的,没有人能够超越法律之上,至少,那些宪法中列举的权利和自由是真实的,中国公民不会因为举报乡政府遭到跨省追捕,不会因为上访被关进黑监狱。

  我们的社会也会有谎言和欺骗,但是,那些违法者会得到正义的惩罚,他们注定是少数。在一个诚实信用主导的社会里,我们的孩子用不着从小就被教导不要相信陌生人,他们不需要泯灭纯真的天性就能适应这个社会。

  因为人性固有的弱点,我们从不奢望能建成一个完美的社会。但是,我们能够实现一个更加公平正义的社会,一个更多人感到安全、自由和幸福的社会,一个更美好的社会。

  我们的国家可以更真实。根据宪法,我们和这个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国家一样,是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我们的选举不需要那么复杂的操控,不需要确保什么组织意图,只需要按照法律公开公正进行。我们的法官不需要听命于权势,他们不需要掩饰法律的孱弱,司法应当成为社会正义的底线。我们的新闻不需要伪造和谐,真正的和谐必然建立在公平正义的基石之上。我们不需要为外来的批评而愤怒,我们的人权状况需要人民真实的评价。当公仆们在讲坛上大谈廉政,他们的内心应该有一份真诚。

  我们的人民可以更善良。当克拉玛依剧场大火燃烧的时候,人们会首先想到孩子,不会有人高呼"让领导先走"。当孙志刚在收容遣送站被打死他的父母到处奔波于各个部门之间,不会遭遇冷漠和白眼。当奶粉里发现三聚氰胺,三鹿集团不会掩盖真相让孩子们继续食用。当河南省长葛市民王金英因为弟弟被冤死来京上访,她不会被地方政府在北京南站打断肋骨扔进枯井里无人问津。在法治的天平下,我们普通公民没有必要成为刁民才能维护自己的正义。人与人之间不会如此冷漠和猜疑,我们乐于帮助他人,我们相信正义,我们相信人性美好的一面。

  我们的社会可以更美好。我们可以告别谁拳头硬谁说话就算数的社会,治理街道和乡村的不是自私贪婪的官僚和黑社会,而是最有品德的公民代表。我们可以告别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社会,公权力不可以任意谋取私利,没有超然于法律之外的权势者,每一个人不需要向别人卑躬屈膝。我们可以告别冷酷无情的社会,弱者能够得到正义也能得到关爱。有一天,特权腐败不会如此贴近每一个人的生活,正义不会距离我们每一个人如此遥远,没有那么多阴谋诡计,没有那么多敌意和愤怒,每一个中国人只需要按照自己的品德和才能就能找到合适的位置,在服务社会的过程中找到自己的价值、尊严和幸福。

  我们理想的社会是一个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自由幸福的社会,一个建立在良心根基上的社会,我们的后代将生活在一个民主、法治、自由、仁爱的国家,他们无论出身如何,天赋如何,这个国家能保障他们每一个人的正义,给每一个人尊严和幸福。这将是一个更加美好的社会。于是,当我们努力服务社会,为陌生人的权利和尊严而奔走,当我们遭受打击、误解各种磨难,当我们只能选择相对清贫的生活,我能感到,我们所有的努力是有价值的,我们的生命是有意义的。

  2009-10-20

2009年11月4日 星期三

鞠佳:中国——不遵守规则的世界

  群体犯罪心理,就在你我之间——当代国民群体的劣根性浅析

  在我们对西方世界了解得太多时,却对自身了解得实在太少,乃至于一切的憧憬与蓝图都是建立在一个不能融合的土地上。

  首先我来讲个故事,这是发生在几年前的"安利退货门事件",故事发生在中国经济最活跃的城市——上海

  自九十年代后期,随着跨国企业进入中国,西方世界与中国才在基本的生活层面真正开始相互接触。在跨国企业大批量迁往中国的过程中,一家名叫"安利(Amway)"的美国保健品跨国公司,也希望在这片它并不熟悉的土地上开展蓝图。

  作为一家排名世界500强、并且是前三十名的国际知名企业,安利公司直销制度体系显得非常独特,并且被世界首富比尔盖茨另眼相看,形容为"最无懈可击的激励制度"、被哈佛MBA和中国人大MBA列为教材案例,这家公司自然是实力雄厚,对中国市场充满了期待。

  然而,正是这家巨型企业,在中国最繁荣的城市上海,领略到的是东方人的不可思议之处:

  刚进入中国的安利,一切制度是以它在欧美的设计为标准。按美国安利规定,产品实行"无因全款退货":不管任何原因,如果顾客在使用后感到不满意,哪怕一瓶沐浴露用得一滴不剩,只要瓶还在,就可以到安利退得全款——注意哦,是退全款!这项制度在美国施行了很久,一直是安利公司的信誉和品牌象征,退货率微乎其微(估计那"微"也是在美国的中国人),安利的产品是优质的。然而在中国,精明的国人很快以"特色"的方式震撼了美国人:很多中国人回家把刚买的安利洗碗液、洗衣液倒出一半,留用,然后再用半空的瓶子、甚至全空的瓶子去要求全额退款。在上海,刚刚开业不久的安利公司,每天清早门口排起了退款的长长队伍,络绎不绝,人潮涌动,一时间,令安利的美国人大吃一惊。

  美国人怎么也搞不明白:作为拥有半个世纪经营经验、一整套完整制度体系的安利企业帝国,他们"全额退款制度"在西方实行一直良好,为何到了中国,竟然遭遇如此数量巨大的退货?真的是产品质量不好吗,以致于引起成百上千的中国老百姓要求退货?

  但由于承诺在先,安利还是顶着每天的巨大亏损,忠实履行了退货承诺。然而,令人更加惊异的现象发生了:一方面是产品销售量剧增,大大超乎公司的预期;可另一方面,拿着空瓶子前来退货的顾客也越来越多,最后竟然达到每天退款高达100万元,还得倒贴30万元产品——终于让美国安利吃不消了!从这之后,安利公司迅速对中国的制度进行修改:产品用完一半,只能退款一半;全部用完,则不予退款!自此,安利(中国)改变了其公司制度,转变了原先安利(美国)的营销模式,开始逐步领悟"中国特色"。

  傻乎乎的美国人被精明的中国老百姓耍懵了,上海市民们在这场"退货风波"中或许暗自冷笑,为自己得到的小便宜而沾沾自喜。很多美国人至今也搞不明白:为什么他们被哈佛大学引以为豪的最先进的制度体系、被誉为"完美无懈可击的一整套激励制度",在中国这片神奇的土壤上,竟遭遇滑铁卢般的惨败?

  中国人,真是太奇怪了,这完全是一个不遵守游戏规则的世界。

  在已故的美国作家阿伦特、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勒庞的笔下,现实社会中有一群这样的人:群氓。他们并没有犯什么伤天害理的罪行,为的只是图自己的小便宜、或是盲目从众,而最终的结果却是导致了整个社会群体的混乱、更大的丑恶,对整个社会造成极大的损害(信用损害、道德损害、物质损害——如果我们倒退回30年前,是不是能找到似曾相识的情景?),而真正的罪魁祸首却无法从他们当中找到,因为他们每个人并不是大奸大恶。阿伦特因此也称之为"平庸的邪恶"。

  事实上,这种"平庸的邪恶"现象普遍发生在我们中国民众身上,大大小小的事件,层出不穷,就在你我周围,也就是你我每个人心照不宣的小伎俩。尤其,发生在中国最发达的城市、最具有现代公民素质的城市——上海,这样一件当年轰动的"退货门事件",无疑是给国人自己打了一记重重响亮的耳光!

  透过这个经济层面的现象,我们发现的是一个令人尴尬的中国现象:即使是西方最优的制度和文化(被哈佛与世界首富认可),到了中国,就陷入泥潭,不仅不能有效实行,反而被国人给"特色化"、同化了。

  记不太清楚是谁(可能是新加坡总理李光耀),曾经说过一段话,大概意思是:任何制度的设计、哪怕是世界顶尖学府和精英设置的体系,都经不起中国人的糟蹋,因为中国人是最精于钻空子的,无孔不入,即使是堪称完美的制度也仍然防不胜防,所以,唯一的办法就是——用专制手段。

  这段话大概是这个意思,一直在我脑海中印象深刻。当然,这样的话会令今天我们所有有良知、有现代公民素质的中国人感到愤怒,会刺激我们大多数网上的愤怒青年们。我们的社会在发展,我们已经是全球不可忽视的力量,能够左右世界经济格局,我们应该有条件拥有最完善的制度、应该达到美国那样的社会憧憬。怎么可以说,我们没有资格具备现代公民的素质呢?

  然而事实或许恰恰正是这样:我们确实仍然是一群群氓!并且,这种群氓心理在中国社会的各个角落,无孔不在。

  我有几位大学同学,在政府部门的县、镇一级做公务员,多年的好友,只要有时间,平常电话、网络常常联系,都能与他们交流一些东西。有一位同学就说,现在基层的问题多如牛毛,事情不大,却整天像苍蝇一样嗡嗡地难以处置,上也不得,下也不得,上不敢得罪,下也不敢得罪,而当地老百姓的一些作为更让他哭笑不得,理想被现实的无奈取代。

  他说的有一个事件很值得让我深思:一个外地货车,运的是某种食用油(大概是吧,我是听说的),行至到该乡村的崎岖道路时,因为路面不平,翻了车,货袋破了,黄油流了出来。司机急的是团团转,不知如何是好,这时,该地的村民们出现了,一个、两个、三个、四个……越来越多,司机心想:这下有救了,有人帮忙来了!谁知这些村民们个个拿着袋子,并不是来救援,竟然是冲上前装油,一袋、两袋……装得满满,喜滋滋地拎回家去!司机惊得目瞪口呆,却又无可奈何,拦不住,而村民们更加有恃无恐,甚至去扯那些本没有破的货运袋子,把完好的口袋全撕破了,汩汩的油流出来,不长时间,一整车的货就分到了这些村民手中,他们一个个喜形于色,仿佛白白捡了天大的便宜,却把那司机气煞得是怒火朝天,却无计可施。

  货运车不是一辆,后面跟着来的司机们全都怒了,联合起来找当地政府,要求赔偿,惩罚那些"刁民"。政府倒是挺重视,派人前来处理,可村民们不答应,死活不肯把黄油还给司机,双方发生冲突,有人员损伤。闹到后来,村民们不肯善罢甘休,大骂政府是吃里扒外的东西,向着外地人,要求政府必须对村民们赔偿精神、损伤。于是乎,这件令人无奈而两边不是人的事件,最终还是让当地政府做出让步,对两方都进行安慰,自己掏腰包补偿双方,才得以消停。

  该同学是当事人之一。他在大学时,也曾是愤世嫉俗的青年,侃侃而谈天下大事,动辄自言"以后我要是当政了就如何如何"之类话语,如今在基层干了两年,当年的意气风发早已不见,有的只是无奈的苦笑,说:罢了罢了,在中国,就是这样……想必再多过几年,这样的事再见得更多,也就心态麻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任它风雨欲来,我已岿然不动了。

  农民们辛苦,但并不一定善良;农民们不容易,但他们同样愚昧无知。对于当代的知识分子来说,我们似乎天然地把农民这个群体当作值得同情的对象,但我们恰恰没能够真正深入他们的生活,了解到他们思维的本质。这些"群氓"们在自己田间地头、自己狭小地盘上,同样为了争夺利益而相互内斗:为占小便宜而损人利己的群体思维模式、农村里为争灌水溉田而相互拆台、为争山林而两村人大打出手、为了点蝇头小利不惜偷盗电线放火烧山、还有最为频繁的地方利益两伙村民相互间、动辄就是扛锄头群殴不怕事小、或是张家长、李家短然后恩怨相互往死里整……总之,鲁迅的一句话: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中国地域差距之大,现象可谓千差万别。上海的市民们疯狂退货的举动、与田村老农们疯狂抢货的举动,在我看来,却并无二致,恰恰是映照了我们这个时代——或者说是千百年来一直未变的国人群体心理。我的眼前浮现出的是这样的群氓——无论是在高楼大厦的繁华城市、还是在穷乡僻壤的山间田边,他们都为着自己心里的小算盘、小利益做精确的打算,想着的是那点便宜,如何才能最快、最有效地到达自己手里?

  说到这里,我又想起一个中国特色的现象:领取退休金。

  中国老一代人们的退休,通常是从自己单位、机关里领取退休金,而由于老人们的行动不便,这种按时领取退休金的行为通常由子女们代领。而在中国,许多老人去世之后,子女们不主动通知原单位、并且继续以老人的名义领取养老金的现象普遍存在,有新闻报道曾有老人去世十年后,其子女依旧在以老人的名义去领养老金。事实上,这种"群体贪小便宜"的现象在中国早已是公开的秘密,全国大大小小成百上千城市、乡镇,不知有多少老人的子女们在钻这样漏洞。乃至于传出某市镇的单位,大呼退休金不够发,不得已要求退休老人必须拿当天报纸亲自拍照片,证实本人还活着,才能领取养老金——当然,这引起老人们的子女群体的抗议,认为是对人格的歧视。而在领取退休金的背后,却通常是人们潜意识里的心态:反正是国家的钱,
既然没阻止我领,也没发现,我为什么不领?我这不算贪污犯罪吧?

  中国有成千上万个城市、乡镇和单位机关,这种公然在老人死后、继续以老人名义领取退休金的中国特色方式,数目之多,倘若真的一五一十严查起来,恐怕严重得惊人。这其中,数量上占多数是平头百姓的退休职工,他们的子女为贪图老人的几百元退休金,年年月月如此,尽管他们个体认为区区几百元并不算违法,但这种"群体犯罪"的可怖性恰恰展现了中国人内心的劣根。这让我想起了八十多年前的鲁迅所写的《再论雷峰塔的倒掉》一文,一个有着千百年历史背景、西湖十景之一的文物建筑——雷峰塔,因为老百姓们传说此塔的砖块搬回家可以"辟邪",于是纷纷偷挖雷峰塔的砖头,你一块,我一块,纷纷搬回家,按人民群众的说法是:我就搬一块砖头,不算犯法啊。于是,最终,雷峰塔在这样"集体无意识犯罪"的行为下,轰然
倒塌,尸骨无存!

  这,才是我们的人民的真实本质。

  这种思维的普遍性,深入每个人的内心,不论是高高在上的官员,还是普通的平头百姓,只要任何人得到了钻空子的机会,就会不择手段地去捞取最大利益,并且,他们并不认为这是可耻,而是心安理得地接受这一切、身体力行地去为之去"争取"。

  现实社会中的许多现象,给予我们一个巨大的问号:难道制度真正能够解决所有问题吗?对于精明算计的国人来说,恐怕任何完美的制度都依然能被钻漏洞,所有的体制都约束不了国人。

  当这个时代的人们在高呼"完善体制"时,我恰恰认为,制度是不能解决一切问题的,其实质的问题首先在于"人"。同样是乘坐公交车,在美国为了鼓励人们出门坐公交,规定凡乘坐四十五次以上(无人监督),就可申请领取一定的奖金,美国人都很遵守这条规则,而不少中国人却借此虚报次数,以获取奖金;在澳洲,有一条规定"不得擅自从国外寄食品、或不知名中草药物进入澳洲,否则将严厉查处,如果难以查到国外的寄件人,就会对该国国内的收件人进行罚款",澳洲人从未想过这条规则有何漏洞,而有中国人却为了整别人,竟故意寄违禁品去澳洲,利用该规则,以使收件人受到惩罚。

  同样的制度,同样的环境里,美国、澳洲可以遵守,而国人却绞尽脑汁地寻找漏洞。对此,我们该做如何解释呢?

  鲁迅笔下,雷峰塔的轰然倒塌,归功于每个"百姓"的功劳,每个人贪一点小便宜,抱一块砖回家,造就了一个悲剧。而如果全民参与这种"群体犯罪"的话,恐怕倒掉的就不只是一座雷峰塔那么简单。

  我不禁要问:谁说人民就是善良的、无辜的?

  如果说那些借老人名义领取退休金的子女们,贪的只是一点点小钱。那么在曾经《南方周末》所报道的一则"重庆市民假结婚骗取房子"的新闻中,我们看到的是平民百姓们更加触目惊心的"群氓"行为:

  重庆市的一个小镇——人和镇,竟然在2005年创造了世界上最不可思议的离婚记录。这个人口仅有2万人的小镇,短短一年时间里竟有1795对夫妇离婚,然后是假结婚、假再婚、复婚。这种滑稽的群体表演,原因在于重庆市的一份征地补偿办法规定:一、一对夫妻只能分一套房,但离了婚单独立户,就可以各分一套房,并以优惠的价格购买;二、配偶为城镇户口且无住房,可以申请多分配一间屋,从一室一厅变为一室两厅。

  如此优惠、良好的保障制度,在中国这片神奇的土壤上,再一次遭遇类似"安利退货"般的嘲弄,这再一次让我质疑:究竟是制度本身的问题,还是这个社会群体出了问题?

  据《南方周末》报道,该镇的老百姓无论年龄大小,纷纷踊跃加入离婚队伍。"村里老太爷老太婆都来离婚了","七八十岁走不动路,儿孙扶着来的、背着来的都有,一大家人,有说有笑地排队"。面对如此离婚热潮,高新区管委会副主任徐南雄很无奈地说:"55号令规定离婚分户可分房,新婚姻法又简化了离婚程序,我们没有理由去阻止离婚。"

  而对于大多数村民们来说,离婚只是第一步,接下来是更加复杂的任务:再婚。于是人们又一次行动起来,最关键的是找人。村民们发动一切亲朋好友,在政策划定的"老重庆9区12县城镇户口"范围内寻找结婚对象。村民们甚至开始"悬赏",赏价从最初的六七千元一路飙升到上万,重赏之下"丈夫"和"妻子"源源不断涌来。

  这样的事例我不想再说了,在我们这片特色的土地上,一切皆有可能。没有办不到,只有想不到,国人对于体制、环境的超强适应能力,还有极具特色的现实想象能力,真是令人惊叹叫绝而又不可思议。

  历朝历代,百姓们通常会大骂贪官、大骂权力垄断者,因为那些人往往有比我们更顺捷的渠道,去获取本不应得的利益。我们常常说:官是黑的、丑恶的,而民都是无辜的、善良的——其实这是自欺欺人的说辞。在"安利退货"、"农民抢黄油"、"退休老人子女冒领退休金"这些发生在平民百姓身上的事情中,我没有发现"人民"的任何善良之处,恰恰相反,我发现的是:普通百姓只要一旦获得了某种权力(哪怕是临时的),有机会更改游戏规则时,他们表现出来的群体犯罪行为、集体窃取,与那些贪官、腐化分子的作为没有两样,甚至表现得更明目张胆,更加令人可怖,因为——每个人都堂而皇之地认为自己无错。民与官,不过是同属一个共同的群体罢了。而这个群体,就是我等诸位国人。

  当阿伦特在用其笔调描述"群氓"的现象时,她是否知道,这个词语真正、彻底地适用于我们这个国度。

  个体的行为,孤立来看,并不足以产生多么严重的影响,而一旦这个群体的每一个人都如此的话,将会汇聚成为一股洪流,产生极大危害。对于国人来说,不可能有真正的公平公正。倘若有一天,我们真能施行一个公平公正的体制、或是自上而下的进行全面改造,那么我相信,这一切终究被国人的小便宜、小利益、小团体心理所取代,渐渐演化的仍然是颇具中国特色的你我之间的算计、抢夺,乃至亘古不变的"窝里斗"、"相互拆台"。

  在今天国人的思维里,1966-1976这段延续十年的历史事件一直是国家与民族丑陋的伤疤(文化大革命)。作为每一个平头百姓的个体,都有理由对这段历史充满了义愤填膺般的愤恨。几乎所有的人民都将其归罪于国家的领袖,认为这完全是个人集权下的恶果——这种说法尤其盛行于今天40-60岁这一代人当中,他们今天成为了社会的主导群体,自然有了对过往历史的评价权。

  然而事实恰恰不是这样。如果不是国人群体本身就拥有惊人的破坏力,如果不是因为人们相互之间本就有猜忌、嫉妒、互整的传统心理,如果不是我们这个民族千百年来积累下来的群体犯罪思维,我很难相信,仅仅凭借某个人的号召,就能掀起如此大的一股浪潮?国人的"选择性失明"的劣根性再一次暴露无遗:恰恰是40-60岁这一年龄阶段的人们,在当年那场延续十年的事件当中,正值他们青春岁月的愤怒青年时代——正是他们,主演了这场悲剧,他们举一反三地发挥自己的破坏力和想象力,将整个民族的劣根性进行了一次经典的登场演出。

  回想当年,这些20多岁的年轻人,与今天许许多多的网上的愤怒青年一样,高呼"革命"、"革新"、"造反有理",对现行制度的一切充满了愤恨和挑衅,他们目中无人、见人就咬。这个群体对上级、长辈的反叛,演化成从"文斗"的大字报、"破四旧",发展到"武斗"的打砸抢、抄家,红卫兵秉持着"激进的就是正义"的狂热信仰,对国家机关、政府体系进行破坏性的冲击,尤其在对待那些当年打江山的老革命、老同志时,这些年轻人把他们内心的狠毒表现得淋漓尽致:肆意踢打、辱骂,剃成癞痢头以示人格侮辱,戴高帽、挂贴牌进行游街,私闯民宅抄家,肆意没收他人财产……这无异于一场大规模群体犯罪,而犯罪的人们竟然将此称作"正义"。发展到后来,就是砸教堂、捣庙宇、挖坟墓、焚烧文化典籍、毁坏文物古迹,以后�
��受害者逐步涉及到工商业者、上层民主人士、名作家、名演员、中学教师——而在这其中,红卫兵们的内部又演化出不同的势力代表,"造反派"、"极左派"、"保守派",他们相互间争权夺利,大打出手,俨然是整个社会以"正义红旗"的名义,变成了黑社会式的江湖世界。

  中国式的"群氓"们无比狂热,群体犯罪的丑恶心理下,是比"安利退货"、"搬倒雷峰塔"严重数千倍的社会损伤。

  我们需要真正反思的,是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领袖的三言两语,就能轻而易举地调动起整个群体的狂热?——这根源恰恰不在某个人的威信力量,而在于这个群体本身就拥有着恐怖的群体犯罪心态。这是一场规模浩大的"中国群氓们"的历史性演出。而作为民族的最高领袖者,无疑是洞悉了民族心理的这种丑恶心态的。只不过,领袖负责打开了这个潘多拉魔盒后,魔盒里的所有卑劣人格、心态都一涌而出,就再也控制不住,延续达十年之久。

  与其说是领袖引导了民众的行为,倒不如说,这是民众们集体无意识的利用领袖的言辞、来达到人民内心深处隐藏的目的。当年的红卫兵、红小兵们肆意抄家、打人、凌辱他人的人格时,往往借助的是领袖的语录,一句"毛主席教导我们"就足以掩盖他们自身的邪恶。我的外公、爷爷当年都曾被游街示众,而将他们打倒、羞辱的那些红卫兵们,恰恰是当年那些他们用尽心血培养的青年干部。与今天的社会现状类似,在那个年代的这群年轻人心里,对老一辈人充满了不信任,在这些青年眼里,那些老顽固思想落后、早已被糖衣炮弹的"资产阶级"、"里通外国"所腐化,他们正是"祸国殃民"、"残害群众"的罪魁祸首——怎么办?红卫兵们,兄弟姐妹们,都响应起来吧,"革命无罪,造反有理"——革那些老顽固的命、打烂他们的旧世
界、抄他们的家、把他们游街示众、让他们受尽折磨!——这,就是"群氓"们心底最真实的本质,群体犯罪的最经典的一次上演。

  人们常说,有什么样的领袖,就有什么样的国民。我看来恰恰相反,应该是有什么样的国民群体,才会产生什么样的领袖。领袖不过是看透了民众们的内心世界,洞悉了他们的所思、所想,于是,领袖们的轻轻撩拨,就足以把这个群体引导到一个狂热的状态。与之类似,德国的纳粹思潮、日本的军国主义,都无疑彰显了这样一个事实:领袖可以更换,但群体思潮依然狂热,人民的群体思维代代相传。

  红卫兵的主体正是当年20岁左右的年轻学生,正是这群愤青而无知的学生,在今天已成为40-60岁的社会中坚力量。随着改革开放、经济的发展,这个年龄段的人们自然而然拥有了经济上、社会舆论的话语权,这伙当年"群体犯罪"的人们,没有丝毫的忏悔与反省,今天依旧用谎言自欺欺人,把历史的罪责推到某个个人的身上,却把自己打扮成无辜受害的模样——这个群体的犯罪心理,与那"安利退货"、"农民抢黄油"、"搬垮雷峰塔的百姓们"一样,竟然表现得心安理得、理所应当!他们并不认为自己做错了什么,反而认为自己的行为是大众中的一员:既然大众都这么干了,我一个人又需要承担什么过错呢?

  中国有句名言:法不责众。这正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最大丑陋之处。一个人犯错,遭到千夫所指、过街喊打;而一群人犯罪,则是理所应当,集体无意识地掩饰。

  这是整个民族的悲哀。

  尽管今天的中国已经改革开放了30年,社会硬件方面的发达已经登峰造极。但我依然看到,上海的市民、田间的农夫乃至网络上无处不在的愤怒青年,他们的心态与30年前红卫兵没有丝毫差别。

  而倘若我们将目光再回望千百年的历史长河,遥伸至历朝历代,会看到在各个时代里,这样相同本质的"群氓"是何其多也:仇视一切外来事物而又愚昧无知的义和团、刚刚进城就立刻腐败堕落的太平天国式农民、刚刚占领北京城就贪图享乐迅速灭亡的李自成农民军、把明末抗清将领袁崇焕碎尸万段、分尸吃肉的北京城百姓……

  来源:天涯社区 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no05/1/126507.shtml

2009年11月3日 星期二

吴晓波:钱学森,你的伟大只欠一个道歉

  2009年似乎是一个与纪念有关的年份,我们纪念建国60周年、五四90周年、洋务运动140周年等等,不过,我们似乎还应该"纪念"50年前的那场大饥荒:从1959年到1961年,后世称为"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国民经济跌入空前的萧条低迷。全国工厂关停近半,2千多万新招职工被驱回农村。因粮食的短缺,广大乡村爆发大面积的饿死人现象,非正常死亡人口超过2千万,个别地方甚至出现了"人相食"的惨况。

  这一篇专栏要写的人和事,远跟整整半个世纪前的那场灾难有关,近则是被不久前的一个颁奖盛典引发出来的。

  3月28日,凤凰卫视在北京大学百周年纪念讲堂举办了"2008影响世界华人盛典"的颁奖礼,盛典的最高大奖——"终身成就最高荣誉大奖",颁给了著名科学家钱学森,他出生于辛亥革命爆发的1911年,两年后就将成为百龄福寿老人。我在电视前,目睹了感人的盛况,而我的心底却隐约浮现出另外一些景象,我喝着很浓的普洱茶,沉着气,把它强行压了回去。

  几天后,我去香港浸会大学演讲,在电影院观看了2008年奥斯卡获奖电影《朗读者》――香港人翻译成《读爱》。那是一个关于二战和德国人的故事。在影片中,德国人表现出了强大的忏悔力,影片中的每一个人,男人和女人,老人和少年,教授和罪犯,犹太人和非犹太人,所有的人都在对纳粹的罪恶进行反复的辩论、反思和批判。

  当我默默走出电影院的时候,一路上,我一直在回想几天前脑海中浮现出来的那个故事,然后,决定写这篇文章。

  我想说的故事应该从1958年讲起。

  那一年,中国在搞"大跃进",粮食亩产要一年翻番,各地都在"放卫星"。1958年夏收结束,各地的高产记录不断被刷新:6月8日,河南省信阳地区遂平县宣布,小麦亩产2105斤。四天后,这个县又宣称亩产增加到了3530斤。6月12日,遂平县嵖岈山卫星集体农庄实现小麦亩产 3520斤,报纸的新闻标题为《卫星农业社发出第二颗卫星》。这是第一次出现"放卫星"这个高产专用词。

  凡是稍稍有点农业知识的人,对于一亩地能够产出多少粮食,大抵都有一些基本的常识,新中国的领导人大半出生农村,并长期在农村从事军事活动,为什么对遂平县这样的"卫星"不产生怀疑呢?

  就在嵖岈山卫星集体农庄放出"卫星"后的第四天,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钱学森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粮食亩产会有多少?》一文。

  钱学森此时是国内知名度最高的科学家,1955年,美国全面压制社会主义中国,正是在中美关系最为交恶、而新中国最最需要科技人才的时候,他从美国毅然归来,这一事件在全球科技界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因为钱学森所从事的研究有关当时最尖端、最机密的导弹和核武器技术。

  正是这位全球顶级的科学家在文章中详尽而"科学地"论证说:"现在我们来算一算:把每年射到一亩土地上的太阳光能的30%作为植物可以利用的部分,而植物利用太阳光能的30%把空气里的二氧化碳和水分制造成养料,其中五分之一算是可吃的粮食,那么稻麦亩产量就不是现在的两三千斤,而是2 000多斤的20多倍!这并不是空谈。"在另一篇发表在《知识就是力量》杂志上的文章《农业中的力学问题――亩产万斤不是问题》中,钱学森进一步从力学专业的角度进行了更细致的计算:"我们算了一下,一年中落在一亩地上的阳光,一共折合约94万斤碳水化合物。如果植物利用太阳光的效率真的是百分之百,那么单位面积干物质年产量就应该是这个数字,94万斤!自然,高等植物叶子利用太阳光的效率不可能是百分之百,估计最高也不过是1/
6,这就是说,单位面积干物质的年产量大约是15.6万斤。但是植物生长中所积累的物质,只有一部分粮食,像稻、麦这一类作物的谷粒重量,约占重量的一半,所以照这样算来,单位面积的粮食的年产量应该是7.8万斤。这是说全年三百六十五天都是晴天。如果因为阴天而损失25%,那么粮食的亩产量应该是5.85万斤。这是说,作物要在全年都生长,如果仅在暖季才长,也许要再打一个2/3 的折扣,那么平均亩产量是3.9万斤了。"

  钱学森还另外写了一篇题为《农业中的力学问题――亩产万斤不是问题》的文章,发表在《知识就是力量》杂志上,在这篇文章中,钱学森进一步从力学专业的角度进行了更细致的计算:"我们算了一下,一年中落在一亩地上的阳光,一共折合约94万斤碳水化合物。如果植物利用太阳光的效率真的是百分之百,那么单位面积干物质年产量就应该是这个数字,94万斤!自然,高等植物叶子利用太阳光的效率不可能是百分之百,估计最高也不过是1/6,这就是说,单位面积干物质的年产量大约是15.6万斤。但是植物生长中所积累的物质,只有一部分粮食,像稻、麦这一类作物的谷粒重量,约占重量的一半,所以照这样算来,单位面积的粮食的年产量应该是7.8万斤。这是说全年三百六十五天都是晴天。如果因为阴天而损失25%,那么粮食的亩产量应�
��是5.85万斤。这是说,作物要在全年都生长,如果仅在暖季才长,也许要再打一个2/3 的折扣,那么平均亩产量是3.9万斤了。"

  钱学森的论文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它们为各地大放卫星提供了充足的"科学论证",正是在这些文章发表后,"粮食卫星"从亩产数千斤一下子窜升到了数万斤。很多年后,北大哲学系教授季羡林回忆说:"我是坚信的。我在心中还暗暗地嘲笑那一些'思想没有解放'的'胆小鬼'。觉得唯我独马,唯我独革。"

  更要紧的是,他的文章还深深影响了最高决策,1959年7月11日,在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与周小舟、李锐等人夜谈时说,"敢想敢干,八大二次会议是高峰,还有钱学森文章,捷报不断传来,当然乱想起来。"中央党校的党史专家罗平汉日后评论说,"出身于农家的毛泽东本来对那些放出来的农业高产卫星是将信将疑的,而科学家从科学原理对农业高产的论证,却使他相信粮食高产是有可能的。"

  "放卫星"的结果就是,到了年底新华社向全世界宣布,中国1958年粮食总产量达到3·5亿斤,几乎是去年的十倍,一跃成为世界第一大产粮国――实际产量只有4000亿斤。毛泽东开始考虑"粮食多了怎么办?"。"放卫星"导致高征收,产量是虚的,征购可是实的,到1959年,农民的口粮和下一年的种子也被征走了,农民不愿交,就搞反右倾、反瞒产、反私分,甚至抓人、关人、打人。后来发生的事实就是让人不寒而栗的"三年灾害时期",这一切,距今刚刚五十年。

  我并无意让钱学森承担大跃进或"放卫星"的历史责任,不过,易卜生说的好,"每个人对于他所属于的社会都负有责任,那个社会的弊病他也有一份",至少从史料来看,他的那一份似乎并不小。

  钱学森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和科学家。他在归国后的数十年中,对中国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获得"两弹一星"(核弹、导弹和人造卫星的简称)功勋奖章,被誉为"中国航天之父"和"火箭之王"。此次,凤凰卫视授予他终身成就奖,中华网的中华论坛就"钱学森获奖大家有意见吗"做网民调查,所有参与投票的人都表示同意,反对票为零,每一条跟贴都充满了对钱老的敬意。

  从动手写这篇文章的第一分钟起,我的内心始终非常的忐忑不安,因为,我想听到一个98岁的伟大老者的最后一声道歉。

  对于1958年的那两篇论文以及所产生的后果,钱学森应该有道歉。这是一个"档案社会",人人必须对自己的言行负责,越是大人物,所需负的责任自然越大。

  没有这一声道歉,钱学森的伟大人生并不会逊色一分毫,然而,有了这一声道歉,他却可以给所有的后辈增添一份我们渴望而缺失的财富。他还活着,很多逝者已经没有了这样的机会。

  我们是一个"乡愿"的民族,我们很善于自我原谅和原谅别人,并视之为美德。而正是因为这样的民族性,使得我们常常忘却苦难,并重复地犯同样的错误。坚决的忏悔和永不自我原谅,这是一个民族得以进步的动力。一个有羞耻感的国家,才可能具备反思力,才可能持续前进和获得尊重。

  行将百岁的钱学森,度过了一个壮丽而伟大的人生,他所欠的,或许只剩下这一个道歉。

  来源:网易

钱钢:三峡蓄水猛,华中大旱凶

  备受争议的三峡工程正面对新的质疑。9月15日,长江三峡水利工程启动最高水位(175米)蓄水,长江流量骤减。已有伏旱灾情的湖南、江西以及安徽、江苏部分地区,国庆节后旱情加剧。

  旱灾通常由气候变化引致。今年夏秋,包括广东在内的诸多省份少雨干旱。但长江流域广大地区今次大旱情,却与三峡有关。据报道,三峡水库水位由9月15日的近148米上升到10月24日的170米,截留之水形成前所未有的巨大人工湖。而与此同时,湖南各条长江支流水位迅速下降,洞庭湖水位降至60年来同期最低值。渔民无鱼可捕,枯水影响航运,长沙等城市食水供应告急。江西境内的4条大河逼近或低于历史同期最低水位。鄱阳湖比正常年份提前40天进入枯水期。九江、安庆、芜湖、南京等地,水位降到了1968年以来历史同期最低值。南京出现干燥的"沙漠天气",流鼻血的人增加二、三成。

  1.洞庭湖君山岛干涸的湖底捕鱼,

  2.洞庭湖岳阳渔港码头干涸10月17日,

  3.洞庭湖干死的鱼

  10月24日以前,诸多媒体在报道华中旱情时,都引述当地水文专家的观点,指三峡蓄水是大旱的肇因之一。10月 19日14时,长江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发布"防总办11号调度令",紧急要求三峡总公司从19日16时起,按出库流量不小于每秒8000立方米控制下泄。 24日,再次加大下泄流量,并宣布175米蓄水计划推迟到11月上旬完成。这个仓促的补救决策,说明三峡蓄水的恶果引起了当局注意。

  然而,10月25日,官方新华网突然发布新闻稿《三峡蓄水并非近期长江中下游干旱主因》,称"近期有媒体把三峡工程175米试验性蓄水与长江中下游干旱相联系,有关部门和专家表示,三峡蓄水不仅不是导致干旱的主要原因,而且将有助于改善长江最枯季节中下游的用水条件。" 显然,有关部门开始封杀对三峡工程的负面议论。

  但三峡加大泄水流量后,旱区水系水位止落回涨的速度缓慢,华中旱象持续恶化。28日,三峡水库第三次加大下泄流量。当天中午,中央电视台突然报道,为缓解中下游旱情,有关部门决定调整三峡蓄水计划,上游来多少水就放多少水,并透露在年内已不可能实现175米高程蓄水。然而蹊跷的是,这条重要消息鲜有媒体转载。

  事情已经非常清楚,三峡蓄水加剧了华中大旱。这是关乎国计民生的重大公共事件,造成重大失误的责任部门难辞其咎,然而有关部门却讳莫如深。他们躲躲闪闪,迟迟不向公众公开透明地交代真相。长江水利委员会的专家把华中干旱的原因归咎于天气,称三峡蓄水是为了抗旱,蓄至高水位,才能在来年苦水季给下游补水。直到采取加大下泄流量的紧急措施后,有媒体还称赞这是三峡工程"对长江中下游的补水功能初步显现"。

  这是对公众极不负责的态度,好比一个人先劫掠,再施舍,然后以扶困救难的善士自居。请不要再欺骗老百姓,请解释:明知夏秋之际中国中部、南部少雨干旱,为什么还启动风险如此巨大的三峡蓄水计划?这次华中大旱,将造成多严重的经济损失和环境破坏? 175米蓄水的潜在问题,三峡工程对环境(包括气候)的宏观影响,国务院和全国人大有没有严格的监察?

  国人皆知,三峡工程是政治工程。上世纪80年代,在三峡工程论证中,曾有强大的反对声浪。日后的政治高压下,工程建设计划在人大获得通过。此后,反对意见无从表达,试图监督三峡工程、揭露工程弊端的传媒一再被打压。媒体上充斥着对三峡工程的溢美之辞,赞扬工程初期运行开始发挥防洪、发电、航运等综合效益,原来论证的总结论和建设方案完全正确。

  为什么在今秋急急上马175米高程蓄水?有关部门宣称"将兼顾上、下游需求,正确处理防洪、发电、航运和供水之间的关系",但一个月来长江中下游航运淤滞、供水告急的事实,证明这完全是一句假话。

  能源部门这个央企巨无霸,真正追求的东西只有一个——钱。

  三峡总公司副总经理曹广晶,在蓄水开始时对记者道出真言:

  只有蓄水到175米水位,安装的26台70万千瓦巨型机组才能在高水头下达到其设计能力。机组全部投产后,年均发电量将达847亿千瓦时,比水位在156米时增加100多亿千瓦时,相当于10个大亚湾核电站。

  另据报道,今年5月,以"长江电力"为平台,三峡总公司主营业务的整体上市,目标资产规模高达上千亿元,长江电力将成为全球最大的水电上市公司。

  水——电——钱,秘密在这里:中国正处在"国进民退"的时期,国家资本疯狂控制资源,特殊集团凶猛聚敛财富。

  然而今次三峡蓄水,也触犯了众多诸侯,导致各省怒气冲天。三峡175米蓄水计划高调启动又戛然而止,正反映出内地紊乱的现状。祸已酿成,责必追究,体制的裂隙正在扩大。

  来源:壹报

2009年11月2日 星期一

杨恒均:谁能回答钱学森最后的提问?

  我为啥称钱学森为战士?

  10月31日,98岁高龄的钱学森先生与世长辞,本人在此对这位伟大的战士致以崇高的敬意。

  钱学森同志生前有无数的头衔,最响亮的就是"享誉全球的中国科学家",但我却更愿意称他为"战士"。我之所以不愿意突出钱老的"科学家"身份,是因为与比他在科学领域更有成就的九位华人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一样,他的科学家身份并不是"中国"培养的,他是美国大学和国防部培养出来的导弹专家,虽然他从内心到外表都是不折不扣的中国人。

  我更愿意尊称钱老为战士,却并不是因为他30多岁时就是穿校官服的美军上校,也不是因为他回到中国后,又被授予共产党军队的中将军衔。我尊钱老为一名共和国的"战士",是因为他的一生都像一名战士一样赤胆忠心,热爱国家,热爱政府,相信党,像战士一样与落后的科学技术战斗,并具有一名战士最优秀的品质——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从不提问,更不提个人要求……

  钱老从条件那么好的美国回到满目疮痍、百废待兴的中国大陆,不计个人得失,任劳任怨。据目前已经公开的资料显示,他老人家没有给国家添任何麻烦,而自从他1955年回来后,却为共和国军事科技的发展解决了无数的问题,扫清了航天事业上的无数障碍。

  钱老一生都在解决问题,他只向共和国提了一个问题……

  查看钱老生前记录,我们看到,他老人家只是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对前来探望自己的共和国总理温家宝提到过一个问题,他说,"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

  是的,这一定是很大、很大的问题,否则共和国最杰出的科学家,中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两弹一星的元勋绝对不会在与共和国风雨同舟半个世纪后,在自己生命走到最后的关头,才提出这唯一一个问题。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大得连前来探望他的共和国总理温家宝同志的脸色都渐渐凝重起来。实事求是的温家宝没有不懂装懂,他显然也在思考这个问题,但却没有现成的答案与钱老分享。

  于是,总理召集了6位大学校长和教育专家,他以共和国总理之尊,提出了钱老向他提出的问题,那几位校长和专家争先恐后地答道:老师不行……大学很大,但不够强……不是大学出问题,是基础教育出毛病了……

  家宝总理得到了答案?他满意了吗?如果他满意了的话,他一定会直奔已经走到人生尽头的钱老的睡椅前,告诉钱老答案并共商大计。然而,和我们一样,温总理显然对这些大学校长和专家的答案并不满意。

  于是,大家看到了,过去几年忙得东奔西走的温家宝总理突然沉寂了下来,我想,钱老的问题一定让他感到了沉重,是啊,到处跑有什么用?

  于是,在刚刚过去的9月4日,温家宝总理前往北京35中初二(5)班,端端正正坐在那里听老师上课,做笔记,一座就是一上午,然后他小心翼翼地对老师的讲课做了点评。然后他离开了,后来发生了一件事,我们稍后再讲……

  那几个小时听课的温家宝总理找到答案没有?为什么中国的教育制度培养不出人才,而要不停地从美国这些国家引进?就在昨天,10月29日,在山东考察的温总理在短短一个多月里,竟然第二次来到一所中学,这次,他来到费县一中高二(8)班,亲自给同学们讲授《张衡传》,张衡,和钱学森一样,是中国伟大的科学家……

  两次和中国教育零距离的接触,温总理是不是在为钱老的提问寻找答案?他找到了吗?也许没有找到,也许找到了,但对于一生都在为共和国科技发展的各种问题寻找答案的伟大战士钱学森来说,显然已经晚了,就在两天后的昨天,钱老悄然离开了人间……

  其实,钱老的问题只有他自己能够回答……

  谁能解答钱老这一生提出的唯一一个问题?我想,即便我再自不量力,也不会自以为可以三言两语说清楚连钱学森和温家宝两人都无法回答的问题。然而,这却不能阻止我对这个问题有我自己的思考。

  一经思考,我就发现,把钱老的问话当成问题,其实有点问题。因为,无论从钱老短短的几句话里,还是从钱老长长的人生中,我们看到的不只是他提出的问题,其实也看到了这问题的答案……也许,这才是温总理脸色凝重的原因,也许这才是温总理对大学校长和教育专家的答案不满意的道理,也许这才是温家宝总理放下堂堂共和国总理的公务不做,而去教室听初中老师讲课、走上讲台给高中学生上课的理由……

  钱老说中国的大学出不了杰出人才,是他归国55年后说的,而早在55年前,美国的大学就出现了成千上万杰出的人才,包括钱学森本人。我再次使用"战士"这个称号,是想借今天这个机会,不但向钱老,而且向所有的"钱学森"们致以崇高的敬意,这些人有学成归来的,有的学成后,人虽然没有归来,但心却从来没有离开……;有的名气虽然不如钱老大但贡献一点也不小,有的却因为心照不宣的原因根本就没有名字,更别说名气……

  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都在美国等先进国家学习和研究高科技,人回国或者心回国报效祖国、报效人民。他们带回来的是科学技术,他们和共和国的领导人一样,认为只要带回先进的科学技术,中国就会先进了。

  然而,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们的大学依然培养不出杰出人才,我们的科技依然是世界上比较落后的,我们的人民仍然是世界上最穷困的一群——为啥呢?因为原因很简单,发展科学技术,推动国家前进,和培养科学技术大师和杰出人才一样,并不是单单是靠"科学技术"就可以的,还需要宽松和自由的人文思想,需要与时俱进的大学和教育制度,需要适应新的时代的政治体制和社会环境……

  是啊,只有当钱老的问题牵涉到如此巨大的"答案"的时候,才会难倒当今中国最伟大的两位人物——钱老和温总啊。否则,他们难倒会回答不出?

  科学可以让卫星上天,"科学"也可以让人活活饿死……

  有网友指责说钱老一生埋头科学,不关心政治和社会,而唯一一次关心"政治",竟然是在1958年6月16日的《中国青年报》上的那篇文章《粮食亩产量会有多少?》,在这篇文章里,钱先生以"科学"的方法,论证出一亩地可以亩产160万斤蔬菜……

  这位从美国回来的科学家的"科学论证",无疑给当时造成N千万人死亡的浮夸火上浇油。而到底会有多少饿死的中国老百姓应该归罪于这类昧良心弄出的"科学论证"?也许,世间的任何科学都无法计算出……

  科学无法计算出的,政治却应该有所交代!可惜迄今为止,我还没有看到我尊重的战士钱学森对那篇文章有任何解释,难道他当时只是像战士一样忠实地执行"政治任务"?难道他还有更加苦痛的难言之隐?

  也许,读者看到这里会对我对一位刚刚过世的老人的质疑与求全责备而生出反感,可你是否知道,我走到这里,正是因为我在探寻钱老生前提出的那个问题的答案,而就在此时此刻,我感到自己已经接近答案了……

  是的,我找到了答案!钱学森老人家像一名勇敢的战士一样从美国带回了先进的科学,却没有带回科学的精神,我们的国家重视所有带回先进的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人才,却把那些试图带回来的比科学技术同样有用的人文精神和先进的价值理念拦阻在大门之外——而这一切,还是让我们从钱老人生的故事中体会……

  钱老是美国培养的空军上校,国防部科学小组成员,他参入设计了美军最重要的导弹,无疑掌握着美国的核心军事机密,无怪乎他在1949年共和国成立后要求回国被美国FBI拦下来,不准离开美国、进行监视长达五年之久,最后中国政府通过高层接触,用11名美军战俘换回了钱学森——这也是中美交往的历史上,第一次中国人的人命大于美国人的。

  美国人后来一定后悔了,因为钱学森回国后,正是用自己在美国学习和研究的高科技发展了中国的导弹。可是,即便是这种情况下,1985年,美国总统的科学顾问基沃思访问中国时公开表示,当年对钱学森的刁难是没有道理的,是不对的,因为那时美国盛行反共的麦卡锡主义。他主动邀请钱学森访问美国。

  也许美国人是出于政治考量,但是,他们毕竟对当时对钱老的迫害做了道歉和说明。我想说,这和科学无关,这和科学技术无关,甚至和泄密,偷窃先进技术无关,这和人文精神,和人权,和一个人的自由有关,这就是精神,这就是很多从国外归来的学者应该一起带回来的精神……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答案……

  我们从钱老的经历中,隐隐约约看到了问题的答案。其实从正在为钱老寻找答案的温总理身上,我们也看到了类似的答案——请大家回顾一下,温总理9月4日离开北京三十五中后发生了什么?

  发生了被很多人忽视,被有些人说成是"作秀"的一桩小事,温总理亲笔写信,为自己在点评老师讲课时犯的一个小小的错误真诚的道歉!——温总理找到了答案,他并没有说出来,他做了出来。

  如果总理能够为一桩这么微不足道的错误道歉的话,那么钱学森同志为啥不能为那篇也许害死了好多饥民的文章道歉?而伟大的共和国,又为什么不能为历史上那些人为的灾难真诚地说一声:对不起?

  也许有人说,这种无法起死回生的认错,这种不关痛痒的认错,能和大学是否可以培养出杰出的人才扯上关系吗?难道道歉了,我们的火箭就能够上天了?难道道歉了,我们的科学就发达了?难道……

  不错,我要确切地告诉你,不但扯得上关系,而且息息相关,国家政权和统治者的反思和道歉也许只是我说的那种人类比任何科学技术都要先进和强大的精神力量的一种,但却是至关重要的一种!

  你能够想象,在一个知错不改、在一个没有包容精神、在一个死不认账、在一个扼杀自由精神的地方,在一个只注重科学却不知道科学精神为何物的地方,在一个只想要最先进的技术,却无法自由思想的地方,在一个所有的东西都被标上价钱,可人的心里却缺乏了基本的价值观念的地方……那里,能够培养出真正杰出的人才?那里,能够产生真正的和谐?

  杨恒均 2009-11-1

薛涌:警惕右翼专制主义的崛起

  最近的中国,有一股右翼专制主义的思潮正在崛起。这种思潮的危险在于,它的倡导者常常是过去的自由派人士,对抱有自由主义价值的人有相当的迷惑性。我们如果对之丧失警惕,使之占领我们的体制,中国现代化的转型就又添一番曲折。

  这种右翼专制主义的思想,在一些主流经济学家的言论中已经体现得非常清楚。比如他们几乎一致排斥老百姓对改革的参与,对网上民意充满了恐惧。从张维迎的"正确的观点不用投票",到樊纲的"网民不代表民意",他们想方设法地阻止而不是鼓励老百姓的政治参与,把老百姓的心声妖魔化为"非理性"。《经济观察报》干脆把那些"希望把争论扩大到全社会,进而影响政府决策"的人归之为"反改革势力",暗示改革只是一小部分人的特权。

  话说得最明白的,当属清华大学教授李稻葵。他公开提出发展中国家民主要缓行,对法治"不能神话"。他不希望老百姓参与关系到自己切身利益的公共讨论,要回到"不争论"的时代,甚至反对公开利益集团的冲突,构想着一个没有任何透明性的社会。他还具体地指责媒体不负责任,搬出所谓的美国模式,认为由几个大财团集中控制的媒体才是负责的,暗示对媒体要加强集中管理。他甚至耸人听闻地声称,现在网上对主流经济学家的一些攻击在美国已经构成了诽谤罪。

  真是如此吗?我在美国生活了十几年,还没有看到网民因攻击公共人物而被判诽谤罪的一个案例。相反,老百姓攻击公共人物受到充分的法律保护。比如2004年总统大选时,一批越战快艇队老兵组织起来攻击克里。他们不仅是网上骂骂,而且拍摄电影,在全国各地的电视上放映。连保守派的评论家也指出他们的片子充满不实之词。克里在大选之中和之后都曾考虑起诉对方,后来还是不了了之。在美国,小人物"诽谤"大人物,在法律上享有非常充分的保护。美国在建国之初,政府一度曾经想管管媒体。第一,那时确实不少人在报纸上匿名造谣诽谤;第二,当时和法国就要发生战争,保持稳定非常重要。于是,亚当斯领导的联邦党人,于1798年在国会通过了"煽动法案",严格打击对政府官员的攻击和诽谤。然而,这一法案变得如此臭名昭�
��,促成了亚当斯在1800年大选中的失利,联邦党也很快寿终正寝。甚至亚当斯晚年还极力试图撇清自己和这个法案的关系。不知道在美国读过书的李教授是从哪里搬来的美国规矩?中国如今竟出现写本小说也被判诽谤罪的事情。请问李教授希望把媒体管成什么样子?

  李教授看不上印度的民主,但是印度有些事情却出奇地对他的胃口。比如,他指出《印度快报》非常严肃负责,理由之一就是主编是个经济学博士。另一个理由,是人家监督政府,但"决不会对政府官员进行人身攻击,所以政府官员大都是她个人的好朋友"。这家报纸知道一位国家领导人是同性恋,而且和一个未成年人有某种关系,但在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拒绝报道。

  这就是李教授心中的理想社会:政府官员和媒体人士都成为个人层面的好朋友,政府官员和未成年人发生性关系,媒体帮助掩盖!这样媒体还能监督谁呢?大家还记得克林顿的性丑闻吧。那还不涉及未成年人,但媒体连篇累牍。许多美国的老百姓反对因为这种私生活而弹劾总统,但没有人说这种事情不该报道。耶鲁一位大教授,因为和未成年人发生性关系,不仅被媒体追踪报道,而且现在还在联邦监狱服刑。李教授等于公开提倡媒体要保护罪犯!仿佛一个人只要是个官,犯了罪也属于私生活。

  从主流经济学家的种种言论我们可以看出,他们希望通过加强对老百姓的管制,而不是增加老百姓的权利,来寻求一种经济发展的道路。他们希望建立某种垄断性的权威,来抑制老百姓的政治参与。这是一种典型的右翼专制主义的寡头模式。

  哈耶克认为,从右翼专制向民主过渡,比从左翼专制向民主过渡要容易些。看看战后的世界历史,这话当然有些道理。但是,右翼的专制也是专制。民主才是我们的社会理想。在1980年代,改革刚刚开始,"两个凡是"的左倾势力是改革的主要障碍,所以那时反左是我们首要的历史使命。如今,当年那些原教旨的左派基本上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中国已经经历了深刻的历史转型。在一个新的历史关口,右翼专制主义正在成为对自由的主要威胁。主流经济学家们利用人们对左派的恐惧,口口声声地说要"骗出一个好的制度"。我孤陋寡闻,见过"此地无银三百两"式的"骗",还没有见过"此地有银三百两"式的"骗"。既然要骗,怎么能先把自己的底牌告诉人家?看来,他们要骗的并不是左派。他们是通过声称骗左派来让老百姓闭嘴,让�
�求民主的人们放松警惕。这样他们可以在阻力最小的情况下建立右翼专制主义的体制。这才是骗人者藏而不露的底牌。所以,我们这些梦想着一个经济发达、政治民主的中国的人,到了和他们分道扬镳的时候了。

谢盛友:罪恶感不是一种情操

  20多年前我们到欧洲留学是一边打工一边读书,过年过节还要寄钱给国内的父母,因为国内的父母亲收入低微。现在的留学生,其情况与我们当年的相反。

  当年台湾来的李同学假期里不用打工,他说:"我在花自己父母的养老金(其实是防老金),因为我是独子,父母亲反正有多少给我多少。"时,李同学已经28岁,台湾大学毕业,已经工作了几年,才到德国留学,攻读硕士学位。

  今天这种情形发生在来自大陆的留学生身上,这些同学跟我们当年情况一样,即在国内已经是学士毕业;跟我们不一样的是,他们不需要一边打工一边读书。

  这些同学花父母的钱读书,而这笔钱来源有如下种种:父母本身就很富有;父母几十年省吃俭用的储蓄;留学专用贷款;父母的养老金。

  上次留学生聚会,与会者大约40人。来德国留学的家庭大多是平民百姓,顶多是国内小款或县处级,据我所知,父母挣辛苦钱的,学生比较懂事、知报恩。父母挣钱容易的,学生则会玩会花,不但不打工,假期反而出去旅游。

  我问他们这些22岁以上的学生:"你们花父母亲的钱读书,有没有罪恶感?"

  有一半的同学回答:有罪恶感,所以要赶快读完。

  有一半的同学回答:没有任何罪恶感。

  根据我的观察,承认有罪恶感的同学年龄偏高,认为没有罪恶感的同学年龄偏低,均为22 或23 岁。还有,认为有罪恶感的同学,他们比较善于处理读书和生活的关系,比较超前思考读学位与未来的事情,比如今后如何找工作、如何成家立业等问题。没有任何罪恶感的同学,其生活态度比较无所谓,甚有当"留学校漂族"的嫌疑。

  年满21周岁,按照法律概念,已经是成年人。成年人花父母的钱应该有罪恶感,因为有罪恶感后,你就会分清楚自己的权利和义务,就会认真规划自己的人生,就会懂得将来如何报答父母、回报社会。

  罪恶感这个被人冷落的东西,其实它是中性的。你可以把罪恶感看成是你人生旅途中背的一个包袱、一个沙袋;也可以视之为人生旅途中的一个自带马达、视之为一种动力。若为后者,我们实在应该感激它,因为罪恶感具有强大的力量,推动着我们在人生旅途中健康前进。

  为了写这篇文章,我在网络论坛里广泛咨询,获得的信息归纳如下:小孩读大学第一阶段(即本科、学士)时,父母资助,不应该有罪恶感,因为这一阶段是就业前的必需台阶;成年人(尤其是花父母亲养老金)读书,不论轻重,都应该有罪恶感。

  罪恶感像生理上的痛觉一样,是要被医治的。身体用痛觉的语言来告诉我们那里受伤,灵魂也用罪恶感的语言告诉我们,要采取必要步骤以得医治。两者的目的都是为了健康。30岁左右的成年人留学读书,若毫无罪恶感地花费父母的养老金,就是一种病,需要医治。

  罪恶感不是一种能培养出来的情操,罪恶感是带有动力的有方向的一种行动,首先指向过去的罪,然后指向前面的改正。成年人留学,花父母亲养老金,就是一种罪恶。并不是说有罪恶感就不花钱,关键是你花钱时和将来还钱(报答)的心态。罪恶感只是一种症状,你注意到它,你就有指导医治的方向。每个人生在不同阶段,都或多或少有罪恶感,你不能被罪恶感打倒,应该认真对待它,不能一辈子生活在罪恶感的阴影下。

  医治最好的办法是,把罪恶感转化为动力,一步一个脚印地完成自己的人生目标,以报答父母、回报社会。报答父母各种各样,一是等值报答,父母给多少将来还多少;超值报答,父母给一千将来还一万;无价报答,将来比父母更有前途、更富有。无价报答,可能是天下父母最愿意看到的。

刘阳:新疆往事

  "不到喀什,就不算到过新疆"。除了越过天山山脉与塔克拉玛干沙漠,万里亲赴之外,阅读有关书籍无疑是一个有效甚至不可替代的途径。

  近60年来对于喀什的记述,目前尚无公认值得推荐的版本,而对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喀什的情状描述,却大致有一个被认可的必读书目。这其中,就包括我手中这本《外交官夫人回忆录》。

  在"7·5"事件与针刺风波之间的月余时间中,当我走在喀什老城曲折幽长的巷子里,装在背包内的就是这本回忆录。几乎每个路上遇见的维族小孩都会冲我大声喊"hello",显然,来此地的外国游客很多。而"7·5"之后,更几乎清一色是欧美人和日本人,在一间专门接待旅行者的古城青年旅馆里,我耐心地等待着说汉语的机会,直到遇见一名香港记者。

  喀什是名副其实的维吾尔族的文化之都,维族历史上两部最伟大的著作《福乐智慧》与《突厥语大词典》的创作都与这所城市密不可分。在当地新华书店里,全套的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十二木卡姆CD,24张仅售120元,女店员幽幽然道:"也不知道怎么搞的,现在我们维族的东西卖得这么便宜。"

  如今,喀什老城,有着数百年历史、国内仅存的伊斯兰特色的迷宫一般的街区,部分房屋正在拆迁,泥墙倒地后溅起的尘土如一团黄色的雾,在南疆明亮的日光下转瞬散去。街旁的宣传牌上登着一组照片,介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专家实地考察后对拆迁保护方案的一致好评。这一切都太熟悉不过了,喀什和无数个内地文化古城在发展中遭遇的问题,具有相似性。

  "中国新疆,顾名思义,是属于中国的地方,现在由中国人治理着。汉族人与中亚人类的关系可以追溯到中国汉朝时代。在其后的许多世纪中,汉族人在这里的统治曾多次减弱乃至中断,这样的时期相当长。但是中华帝国的威望与影响巨大而深远,所以汉族人总是能成功地返回这里。而做到这一点,他们并没有使用多少武力和军队,而是本地人自己似乎一直对汉族人法制的公平和正义的信任程度远超过对他们自己人的法制的公平和正义的信任程度。

  "……汉族人的治理方式并非完全是利他主义的,他们的目的在于维护表面上的统治,而在同时尽可能地征收各种税,使政府得以维持和运转。除此之外,我应当说,从整体上,他们对本地人的治理相当严厉。同时,在制定法律方面,他们又留有余地,而不是去惹怒本地人。例如,制定法律时,他们很慎重,不知不觉地使制定的法律取悦于人民。"

  这是本书作者外交官夫人凯瑟琳·马嘎特尼对20世纪初喀什噶尔政治生态的理解,可以说具有一定的洞察力。她的丈夫就是英国驻喀什噶尔的首任领事、总领事乔治·马嘎特尼(他1890年来喀什,1912年升任为总领事,总共在喀什工作生活了27年)。马嘎特尼的母亲是中国人,父亲是苏格兰来华的传教士,他本人的中文名字叫马继业,10岁以前一直生活在南京。

  当时的国际形势是,英国在迫使印度沦为殖民地后,正撞上占据了中亚广大地区并进一步南下扩张的俄国,双方对峙在帕米尔高原。当时英国驻喀什噶尔领事馆上的国旗,是在印度和北极之间广袤大地上飘扬的唯一一面英国的旗帜。于是,喀什噶尔就俨然成为亚洲内陆中心地带的一处国际舞台,两个原本与中国相隔万里的国家,一时间竟都成了正处于衰退期的大清帝国的西邻。

  昔日的俄国驻喀什总领事馆,在一度被用作政府招待所后,现在是外国旅行者聚集、人气火爆的"色满宾馆"。而马嘎特尼夫妇苦心经营的英国领事馆在成为供长途汽车司机落脚的旅店之后,年久失修、破败不堪,在今天的城市地图上已无迹可寻。

  晚上9点过后,落日的余晖为喀什老城投下最后一抹依恋,这里曾是好莱坞电影《追风筝的人》的外景地。在这部关于阿富汗的美国口味的影片中,矛头所指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真实的街道上随处映入我眼帘的"私自朝觐是非法宗教活动"等字样的标语,无缘出现在镜头中。某天早晨,我所住的旅馆的老板正给一名在这实习的英语专业的维族大学生出具一份证明——"实习期间并未参加违法宗教活动"。这个男孩眼神阴郁,英语水平高过汉语,在旅馆的庭院里和我打台球,第一天他一直赢我,第三天我连赢3局。

  "汉族人信奉孔子儒学,但他们一点也不干涉当地人的宗教和社会生活。县官们与被统治的人民之间的交往都通过本地人中的伯克(突厥语音译,意即维族地方官吏)和头人们进行,这些伯克和头人们则心安理得地或多或少地剥削着自己民族的平民百姓,只要这些剥削行为不过分,汉族统治者就不干预。"凯瑟琳继续着她的观察。

  想要了解新疆,就要走近喀什。想必官员们也熟知这个说法。这从最近乌鲁木齐政坛的人事变动中可见一斑:曾长期在喀什工作的朱海仑成为新任的乌市市委书记。在凯瑟琳笔下,当地人对汉族人法制的公平和正义的信任程度远超过对他们自己人的法制的公平和正义的信任程度,而今,恢复各族人对国家法制的信心,同样很关键。

  来源:南风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