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2月31日 星期一

黎明:中国式通胀,中国式应对

  12月11日,国家统计局正式对外发布了今年十一月份的CPI指数,数据显示,今年十一月份的CPI指数达到了6.9%.从今年八月份以来,CPI指数连续第四个月保持在6%以上的较高位置。

  "CPI" 的概念,指的是"居民消费价格指数"。面对CPI飙升,专家、媒体说"在居民可以接受的范围"。电视采访居民,被采访人表示"还行",近似一幅 "喜迎物价上涨"的样子。央视一套和四套的节目似乎在唱对台戏,一套这里说中国居民可以承受,央视四套那边说台湾也在涨价(涨幅低于大陆),但台湾人表示 "忍受不了"了。

  贫富悬殊不小,这点都知道,对涨价的承受能力是不是也很悬殊呢?对这个问题专家和媒体就糊涂了。我肯定地说,这方面的承受力绝非"高度一致",各阶层人群的反应与感受,在这里不可能不被"物质基础"所影响。低收入者的心理承受力,会因低收入而强于富裕人群吗?回答是否定的。

  希望专家和媒体想想我提出的问题:怎样才算"不可承受"?跳楼、喝药、抹脖子?判断"不可承受"和"尚可承受",你们有什么明确的概念、标准没有呢?

  说可承受就可承受,不可承受的只要没死也在承受。个人和家庭的可忍不可忍,很多情况下是个言论表达机会和权利问题。百姓的应对受各自条件限制,根据各自掌握的社会资源,对国家而言,也是如此。

  有的经济学家说现在还不是通胀而是"结构性涨价",有的说这就是全面通胀。我说,描述和叫法并不重要,关键是看平抑物价的"调控"行为;在行为中,力度也不是首要的事,这里的关键是国家冲着那个地方下手。

  "经济过热",说到底是"人过热"。有的人乐于大热,因为能在热潮中利用既有特殊利益和渠道大获其利;而许多人在经济热中却感觉寒风刺骨,冷得咬牙打颤。

  说中国承担了世界的通胀,似乎重在批评政府贸易、外汇政策的失误。不管"主流"的通胀之源是否在此,就其调控对象而言仍然是国内大宗资源及其掌控者。作为普通国民,理解所谓的由外部而来的"输入式通胀"是困难的,但对国内的"劫贫济富"性质的"输入式通胀",却有直观感受。

  抑制措施无须多,控制住那些掌控了国家和社会资源的部门、国企以及特殊的小群体,冷一冷他们的贪婪热情和热力,这一条就足够了。垄断国企带头涨价,基础性的生活、生产资料和服务涨价,其他方面不涨也挺不住。国企在国际市场上油、粮价格上扬时抓紧时机赚一把,然后再以"市场国际化"为由将国内涨价归结于"国际背景",这样国内的油粮当然要上扬,而同时国企赚钱又和民生无关,国内民众就为国企创汇付出了代价。

  如此情况下,发改委不批准国企涨价,国家限制国企有害国内市场的国际市场投机行为,问题就解决了大半。再加上政府收敛一下从地产房产获利的行政冲动,问题就能基本解决。国家,不该难为无奈的"小经营者"和"低级消费者"。"抓大放小",把抑制对象确定到垄断者和操纵者身上,就等于扼住了通胀的咽喉。

  "贼钱"畅通,特权膨胀,谓之"中国式通胀",这和媒体所说的"世界性通胀"或"国际市场上物价普遍上涨"是有着许多不同之处的。或许,在中国抑制通胀最得力的措施并非"紧缩银根",而是"紧缩特权"。

  来源:凯迪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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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大可:应试教育是创新型社会的死敌

  建立创新型社会,正在成为当局所探求的宏大价值目标,但它却面对着"应试教育"的戏剧性挑战。

  1970年代恢复高考,曾经是走出政治噩梦的里程碑,标示出社会进步的正确向度。而经过长达30年的泛滥之后,高考制度已经演化成普遍的应试教育制度,并且掉头走向自身的反面,成为中国文化的最大肿瘤。它一方面遭到知识界的强烈质疑,一方面却仍在无限扩张,到了令人匪夷所思的地步。

  冗长的考试链,分布在从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本科、硕士直至博士的生命线上,其时间跨度长达25年以上,纠缠着人生的三分之一岁月;不仅如此,在这条考试链周围,还环绕着儿童乐器考级、外语考级、计算机考级、以及各种成人的职业考试、职称考试和行业证书考试等等,由此形成庞大的考试网络。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面对着如此严重的考试困扰。中国已经沦为应试教育的头号大国。

  但这并非是巨大的荣誉,恰恰相反,它是必须加以反思的恶弊。应试教育的基本逻辑是:1、放弃那些更为重要的价值标准,而把考试成绩作为升级、应聘、录用等社会人才培养和使用的唯一标准;2、考试形成连续而漫长的链索,大规模消耗国民精力、财力和时间力;3、从考试收费本身,形成畸形的考试经济体系,制造了教育产业化的严酷现实。

  答题正确与否,作为能力判断的唯一尺度,是应试教育的核心问题,它消解了创新思维生长的可能性,成为人才培养的最大阻碍。全国统一考试尤为可怕,把上千万乃至上亿人,推入只有单一标准答案的荒谬世界,这不仅否决了创新型人才在社会中的竞争优势,而且也断送他们在就学、就业和事业发展的生存空间。

  全民化的应试制度,不是人文主义教育的良性后果,而是后集权教育思维的标记。考试成为政治修辞的技巧训练。许多教科书概念错误,逻辑可笑,充满各种谎言,却被奉为学术圭臬,成为考试的唯一标准答案,被应试教育程序强行灌输给学生。正是在这样的知识体系围殴下,科学、民主和创新等人本主义价值,遭到了难以修复的重创。

  应试教育仇视反叛,乐于培养思想的奴隶。儿童为此丧失童真、想象力和原创力,成人则失却了探求真理的动力。反叛、挑战、怀疑和否定,是创新机制形成的精神基础,而一个无法容忍、欣赏和接纳这种精神的民族,又有什么创新可言?我们已经发现,"中国制造"的环球产业危机,跟应试教育有着直接的逻辑关联。一味抄袭、模仿和拼贴,就是中国工业产品无法超越廉价怪圈的主因。中国社会正在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

  应试教育制造出的"人才产品",露出了更为刺眼的时代特色,那就是"应试型人格"的涌现。这种人格擅长模仿、抄袭和剽窃,以作弊和应付的方式完成工作;擅长放弃主体性,拒绝独立的价值判断,服从威权,按别人的思路行走;擅长在被规训的压力处境中生存,成为在集体和公务空间里说谎的能手;擅长从社会责任和义务中逃脱,因为在考试唯一标准的体制下,责任变得毫无意义。

  应试教育就这样塑造了国民的畸形人格,不仅把他们变成滑稽可笑的考试动物,而且对未来民主制度的建构,形成最大的威胁。应试人格一旦进入民主程序,就会把民主当作考试,以应付考试的方式来完成投票程序,也即放弃民主的主体性,以顺从威权的方式来应对票选,从而令民主理想和社会进步,化为水中泡影。毫无疑问,应试教育引发的不仅是教育危机,而且是国民和国族的政治危机。

  导致应试教育制度泛滥的原因,在于"考试决定论"——一种典型的后集权官僚主义的行政病毒。它确信考试是测试学生、选拔精英和解决社会分层的唯一途径。用频繁的考试和量化技术,制造繁琐的公务程序,大规模消耗管理成本,加剧官僚队伍的自我膨胀,而行政效率却在急剧下降。在某种意义上,应试教育就是官僚主义综合症的一部分。

  治疗应试教育的病症,无疑只能从行政官僚制度本身入手,此外更无其它妙法。而作为教育职能部门,则有必要修正"以考试应万变"的教育方针,借鉴英语国家的经验,减少考试次数,取消各种无聊的考级项目,并最终取消高考,代之以高中会考,并从幼儿园开始,把想象力、创造力和反叛性,作为考核学生的重要指标。假如不从这些方面彻底矫治,那么,建立自主性创新社会的愿景,就只能是一幅美妙的画卷而已。

  原载《中国新闻周刊》2007年10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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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英红:从为民作主到由民作主

  正如"三农"问题一样,城市化是时下中国的热门话题。笔者感到,城市化与"三农"问题能够成为学界的热点,这本身就充分说明学界研究的深化和社会良知的回归。邓小平曾说过,我们不仅要承认自然科学研究比西方落后了,社会科学研究也同样落后了,要抓紧补课。恕鄙人愚钝,曾对邓公此言领悟不够。现在回顾二十余年来学术理论界对中国城市化道路的研究,深感邓公此话一点不假。

  我们太擅作主张了

  什么是城市化?简单地说,城市化实质上是农业人口向城市的转移过程,也就是农民转变为市民的过程。在现代化的道路上,有三个关键性的城市化水平的指标,一个是城市化水平达到30%时,进入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一个是城市化水平达到50%时,进入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历史阶段;再一个是城市化水平达到70%时,才能真正消除"三大差别"(工农、城乡、体力与脑力劳动差别)。建国后,由于户籍制度的人为限制,我国城市化进程十分缓慢。从1950年到1980年三十年间,世界城市化平均水平从29%迅速上升到41.3%,其中发展中国家由16.7%上升到30.5%,先进工业化国家由52.5%上升到70%以上。到1997年,全世界城市化平均水平已达46%,发达国家一般都在70%-80%,发展中国家也在40%以上,而我国仅为29.9%,相差甚远。我国有13亿人口,9亿是农民,要实现现代化,就必须把绝大多数农民转移到城市来。中国城市化迟缓的关键原因在于学术理论界和政策决策层擅自"代民作主",人为限制农民进城的结果。

  城市化水平的高低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在这一点上,目前学术理论界的认识已经达到了高度的"一致",并且大都认为我国面临着严重的"城市短缺",严重滞后的城市化已经成为制约现代化的"瓶颈",加快城市化进程,是中国在新世纪之初的战略选择。

  毫无疑问,这种认识和判断是符合实际的。但在如何选择城市化道路上,二十多年来,始终存在着不同的争论,在"小城镇论"、"大城市论"、"中等城市论"以及"多元化论"等各种争论中,小城镇道路事实上已经成为学界的主流观点和官方的主流政策选择。持小城镇论的理论界和实施小城镇政策的决策层,其致命之处在于不触动二元社会结构的前提下,先入为主地假定农民不能进入大中城市,而又不能抵抗世界城市化潮流,于是就搞出了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小城镇主导战略。

  笔者生于农村,长于农村,在城市念完大学后,又回到农村从事十年的政策研究和经济调研工作,限于认识的局限,我也曾一度赞同"小城镇战略",现在看来,这种肤浅的认识是有害无益的。小城镇论者至少有两大致命的缺陷:一是明显违背城市化发展规律。二是明显违背农民的意愿。国际经验表明,只有规模较大的城市才能产生明显的聚集效应,从而创造较高的规模效益,较多的就业机会,较高的科技进步力,较大的外部扩散效益以及比较完备的城市功能。事实已经证明,小城镇创造不出较多的就业机会,较大的规模效益和完备的城市功能,盲目发展小城镇还明显造成了巨大的土地和财产浪费,造成低水平的重复建设。我们知道,广大农民真诚地向往大中城市的美好生活,在全国各大中城市谋生的8000多万打工者就是明证。小城镇之所以成为时下的主流,根本原因是囿于二元户籍制度的严格局限和对农民命运的擅作主张。可以肯定地说,那些身居大中城市却声嘶力竭主张小城镇的人,他自己就不会放弃大中城市而到小城镇去工作、生活。

  农民最有发言权

  有一件事给我的印象很深。今年春节期间,我离开省城到湘西溆浦县农村作了一个月的"三农"调查研究,每到一个村,都围上了一大伙农民与我交谈,知悉我到农村调查的农民有的不顾十几里路之远赶来与我"见见面",说说"知心话"。在此,我要感谢《南风窗》等报刊杂志刊登了我那些为农民说真话、道实情的文章,有些农民就是拿着《南风窗》杂志或者复印杂志上的文章来认识我的。在与这些纯朴、善良、真诚而又显得无奈的农民的倾心交谈中,我的心灵常常为之颤抖。我一次对农民说到当前执政党和国家对"三农"问题高度重视,正在推进户籍改革,加快城市化等等,谁知其中一位农民突然冒出一句:"我们农民随便由你们怎么摆,反正都是你们这些读书人出的馊主意。"

  "农民随便由你们怎么摆",说得多好呀。几千年来,在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下,农民是任人摆布的动物和工具。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农民也是我们爱怎么"摆"就怎么"摆",从来没有征求农民的意见,农民也从没有平等地参与制定游戏规则。半世纪以来我们通过二元户籍制度把农民摆在"农村"不许动,不许进城。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我们的学术理论界和政策决策层仍然沿袭计划经济的思维模式,"随便"把农民摆这摆那,从来没有问过也从没有想到要问过农民是愿意到农村还是愿意到城市、愿意到小城镇还是愿意到大中城市生活。时代发展到今天,特别是我国加入WTO后,我们希望拥有"话语霸权"的主流学者和政策研究专家,在脑子里要树立宪法观念,要在保障公民自由平等权利的基础上,开展探讨和研究,提出对策和建议,不要再做出事与愿违的"馊主意"了。

  既然城市化是农村人口非农化的过程,那么,农民就应该最有发言权。

  让农民自由选择

  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说过:"历史和现实都已证明,只要给农民自由,农民就会创造出惊人的历史奇迹。"我也坚信,只要还给农民迁徙自由、择业自由,充分尊重和保障农民追求幸福的自由权利,那么我国的城市化会得到快速的发展,"三农"问题的症结也会迎刃而解。

  我国城市化的严重滞后以及城市化道路的争论,其实质在于对农民自由权利的限制和剥夺。学术理论界和政策决策层常常表现出一种"霸道"的"为民作主"、"代民作主"的作风,根本没有想到"由民作主、让民作主"。

  朱总理在九届人大五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彻底摆脱传统计划经济的羁绊,切实把政府职能转到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上来"。作为学术理论界和政策研究专家,也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自觉地与计划经济思维模式彻底决裂,牢固树立民本、民权和宪法意识,充分尊重农民作为共和国公民的平等权利。只有这样,我们的学术理论和政策研究才能走出几千年的封建专制主义"代民作主"的阴影。

  可以说,笔者称得上一位正统的"科班出身",受过从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到研究生的正规教育。在十多年的受教育中,我感到我们现行的教育模式存在着一个最重大的却尚未引起全社会重视的战略性失误,这个失误决不是"应试教育"这样的技术性问题,而是关乎中华民族文明素质的大问题,这就是我们没有培养学生(公民)的宪法意识。这就使得即使受过良好教育、拥有高文凭的人,纵使"学富五车",却也没有宪法观念。这些人一旦走向社会,走上领导层、走上高等院校科研机构,他们思考问题,制定政策,往往是在忽视农民作为公民的宪法权利下作出的。笔者深深感到计划经济体制的最大祸害就是对中国宪政民主进程的骤然中断。这就是为什么半个世纪以来,国家人为地把农民限制在农村;这就是为什么二元户籍制度至今难以彻底改革;这就是为什么有的人借口"城市病"而主张发展小城镇,心安理得地把农民安置在农村和小城镇了事;这就是为什么处在城市的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的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等都与农民无缘。在市场机制的调节下,8000多万进入大中城市的打工者,却被人为地称之为不伦不类的"农民工"而享受不到城市职工平等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英国的圈地运动使农民失去土地而成为工厂的工人,难道他们也应称作"农民工"吗?

  对于那些自己身居大中城市却极力主张小城镇的人,笔者有二问:一是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你们自己愿意放弃大中城市而到小城镇去工作生活吗?二是你们说大中城市有"城市病"故不宜让农民进入大中城市,那么你们自己为什么要心甘心愿呆在有"病"的城市而不愿到农村去享受"无病"的健康生活?可见,那些主张小城镇的人本身是多么的"虚伪",他们之所以如此,实是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各学科互相分割、封闭导致其知识的贫乏和长期以来人治盛行导致宪法观念的缺乏的必然结果。如果不大大转变思想观念,不勇敢正视活生生的现实,不真诚面对焦虑的农民,不唤回社会良知为农民说真话,这些人惮精竭虚的"研究成果"和"对策建议",只不过是农民所说的贻而无穷的"出馊主意"。

  加快城市化,让农民自由选择吧。

  来源:南风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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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12月30日 星期日

长平:网络为何总妖魔化央视?

  "一个央视人的抱怨:网络为何总妖魔化我们?"这是最近比较受关注的一篇文章的标题,作者是央视的郑根岭先生。这篇文章举了三个例子,说明包括网络在内的"各种媒体"如何不顾事实,"想当然"、"见风就是雨"、以讹传讹。一个是网民批评主持人海霞在播报洪水新闻时说"老百姓像过年似地",作者认为这是一个误会和歪曲;一个是央视清理临时人员,和"纸馅包子"假新闻事件并没有直接关系,不应该把二者扯到一起;第三个是央视员工收入,"普通央视职工的收入"还比不上别的城市一些报社编辑记者的收入。

  有人跟作者辩论这三件事的真伪,比如传言央视人收入高并非说的是"普通职工",文章在玩偷换概念的游戏。不过我在想,就算这三件事都搞错了,又何至于"妖魔化"了呢?如果作者要谈的就是这三件事,那么应该用更平实一点的"误解"、"失实"等词语,否则也难免有"见风就是雨"的嫌疑;如果作者本意就是要谈"妖魔化央视",那么举的例子不应该是这些,这显然有点避重就轻了。

  网络有没有妖魔化央视?我想是有的。比如有一句广为流传的话说:"做人不要太CCTV了。"这句话的大意是,做人不要假模假式、欺行霸市、阿谀奉承、见利忘义等等。这些显然是抽象的表达,跟央视的某个具体的节目或具体的人的形象未必相符,甚至完全相反。作者认为海霞被妖魔化我是不同意的,有人认为海霞说错了,但是没有人认为她就是妖魔。以我个人的见识,央视有很多好人。话又说回来,就算海霞是天使,也未必能改变有人妖魔化央视的冲动。就像我说专制愚昧是中世纪黑暗时代的一个特征,而你非要跟我辩论说那时候也有很多好人一样。

  "网络为何总妖魔化我们?"对央视人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好就好在它可以用来反躬自省:央视有没有搞假大空?有没有搞垄断?有没有利用权力资源去赚钱?这些问题未必全是央视人的问题,但一定是央视的问题。假如有一天央视没有这些问题了,还是被妖魔化,那么也还是应该先问自己:误会是怎样发生的?是不是自己太封闭了,让人了解不够?

  一般性的误会、失实甚至谣言并不是妖魔化,妖魔化比这些要严重得多。既然视之为妖魔,那就是非我族类,难以沟通,无法共处,一旦发生冲突,必欲除之而后快。在历史上,有过很多一个人群妖魔化另一个人群、一种文明妖魔化另一种文明的事实。但是,现在有人动辄就说自己被妖魔化,则有些夸大其词了。当"妖魔化"被用来喊冤叫屈的时候,它往往脱离了事实层面,直达情绪的峰巅,成为诛心反击战。就现代"政治正确"的观念而言,把对方视为妖魔,无论如何都是不对的。所以,当我说你妖魔化我的时候,在讨论事实之前,我就占据了道德的制高点,宣布你的动机可疑。

  这种做法的流行,始于十年前的一本书《妖魔化中国的背后》。该书说的是美国出版和新闻业中对中国的不实描写和报道,不过老老实实研究这些描写和报道有多么不实、中国的真实情况到底如何、我们可以从这些批评中思考什么并不是作者的本意,很多读者也不在意这些,甚至根本不用读这本书,从书名中就得到了他们想要的、也正是作者想要传递的一切:他们竟然妖魔化我们!太坏了啊!是可忍孰不可忍!显然,这本书所激发的民族情绪远远盖过它应该讨论的事实。更糟糕的是,它使"妖魔化"成为一个喊冤叫屈的流行词,成为被批评者拒绝反省、倒打一钉耙的最顺手的借口。所以,如果想要认真讨论问题,还是少用"妖魔化"这个词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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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淡水暖:低素质人拖了深圳现代化的后腿吗

  "一九七九年那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 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神话般地崛起座座城,奇迹般聚起座座金山。",当年,那位老人在划圈的时候,可能没有想过,这座城里的"座座城"和"座座金山"应该是属于"谁的",因为他坚定地认为中国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那"这座城"的归属也必然是全体中国人民、特别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因为在"这座城"的政府大楼前,毕竟还飘扬着五星红旗。

  但是,最近几天,有人出来抱怨了,为什么呢,因为"大量低素质人群涌入了深圳",因而"使深圳将实现现代化的时间推后了5年",好一副"高素质主人"对"低素质乞丐"的不屑与怨愤。所以,"高素质主人"要"我认为深圳的人口研究工作要做好基础研究、特色研究和超前研究。"了,何人的口气如此高昂与矜持呢,原来是深圳市政协委员,深圳市社会科学院教授杨立勋先生,从杨先生的言谈,显然是站在"主人翁"的高度、有"主人翁"的"责任感"而发,由此,"主人"以素质划线,把"暂时"或者"永久"居住在深圳的人群分了三六九等,显然,杨教授自己把自己划在了"高素质"之内。

  当然,我们还是听出了杨教授的弦外之音,就是要实现深圳的"现代化",必须解决"大量低素质人群涌入了深圳"的问题,才能够解决"因为有10多个现代化指标不能如期完成,影响了深圳的现代化进程。",何等的理想主义。不过,按照草民的观点,这个是梦想,或者说是妄想。

  本来,一些地区或者"这座城""率先实现现代化",就是很不公平的做法,中国的特点是人口众多,资源人均占有量及其有限,这些年来的发展模式,特别是深圳的发展模式,事实上是建立牺牲了内地,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利益,保证了沿海地区的"高速"发展的基础上的。最为简单的一个范例,就是一些为广东供电的"西电东送"的省份,在今年夏天用电高峰的时候,守着大型电厂,都要拉闸限电,保证广东的用电,并且,居民电价居然与广东居民电价相差无几。然后,沿海的加工工业把中西部的原材料加工成轻纺产品,返回内地赚钱,一来二去,形成剪刀差。其结果是,"这座城""率先"了,更多的地区更加"落伍"了。

  就深圳而言,可以说是举全国之力建设起来的,当时,所有中央各系统的工业、企事业单位、各省市甚至省以下城市,都在深圳投入大量资金,搞基本建设,许多中西部地区的三线大企业,包括航空、航天系统的企业,都花大价钱在深圳开"窗口",正是这些原本可以投资在当地的巨额资金和物质资源的支撑,才"神话般地崛起座座城,奇迹般聚起座座金山。",至于港澳台、国外资本家,是冲着有这些基础才来的,并不是什么"散财观音"。

  在深圳的开发建设过程中,出力最多,流汗最多,收获最少的,恰恰是"大量低素质人群",有解放军工程兵部队集体转业的官兵,有进入各个工地干最苦最累的简单工种的农民工,有在各个资本家工厂内打工的打工仔、打工妹,有在各种三产中从事低收入劳动的服务员等等,没有这些人,何来深圳的今天。

  特别是深圳的户口政策,长期只允许少数"高素质"中的"高素质"人口入户,以至于最荒唐的时候,300万常住人口,只有30万人有常住户口,这种"户口歧视"所带来的"好处",就是社会福利开支,包括教育、医疗卫生等公共开支只面对极少数"高等市民",既减轻了政府负担,又大量造成许多人在付出数年、十数年青春年华之后,抱憾离开曾经付出了太多的地方,因为青春已逝,昭华难留,总要安家立命。

  现在,以杨立勋教授为代言人的既得利益者们,开始嫌弃"低素质"人口来了,说是误了他们实现"现代化"的好事。说得倒是轻巧。

  第一,既然是举全国之力建设起来的,就有准备承载举全国之力的后果,这种人为地拉开发展距离,把一些"特区"、中心城市、大都市,比如北京、上海等搞得花团锦簇,而其它地方,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的中小城市、广大农村地区的发展严重滞后,其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引来大量人口的蜂拥而入。你把深圳搞得与内地如此大的差距,你自己都奔了去"现代化",就不许别人去?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既然是高唱、欢呼"座座金山",在如此物欲横流的今天,精英们不是大肆诅咒"大公无私"么,难道就许精英们自私自利地呆在花团锦簇中,别人就活该"大公无私",呆在"落后"中?

  第二,经济学、社会学精英们不是为农村的闲置劳动力和失地农民找到了"向城市转移"的美好"出路"么,说是农民一"进城",立马就"皆大欢喜",现在不是流动多了,而是流动的还"很不够",大批的农民"进"了城,从事最底层的脏活、累活,"高素质"们的轿车经过的马路洁净了,化粪池掏干净了,怎么一到算"现代化"账的关口,"因为有10多个现代化指标不能如期完成",又如此不待见在底层干活的"低素质人口",难道"现代化"只是"高素质"们的专利。

  第三,何谓"高素质",杨立勋教授的"人口规范、科学"管理思路很能够说明问题"可以考虑通过建立投资移民、纳税移民、特长移民、美德移民的体制来实现人口调入。",可以看出,所谓"投资、纳税、特长、美德"的标准,无非是投得起"资"的、纳得起巨额"税"的富豪们;再就是有所谓"特长、美德"的知识精英们、社会贤达们,只有这些人才能够解决"10多个现代化指标"如期完成的"任务"。非此,从事低收入劳作的芸芸众生,是不在"10多个现代化指标"之内的。但是,"高素质"者就未必真的"素质"高,特别是对国家的忠诚,对社会的良知,比如CCTV报道的深圳系列惊天大骗案,诸多"空壳"公司用假合同、假出口订单,诈骗内地落后地区企业的巨额资金,一个周期(20来天)的空手道"利润"达到数百万元,奇怪的是,深圳的工商、公安、法院拒不受理受害人的投诉,窃以为,那些精心诈骗的骗子,其"素质"就不低,但其肮脏与卑鄙,一点也不让在街头抢劫的"低素质"混混。

  所谓"大量低素质人群涌入了深圳"从而"使深圳将实现现代化的时间推后了5年"的思维,是一种把中国人分为三六九等的"高等华人"思维,它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代表了一种思潮,就是一些把握了公共话语权、在近年来的权贵、富豪、精英三位一体的社会结构中成为既得利益者的知识精英的思想的真实流露,前有"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的"社会的进步大部分要靠是像科学家、法律工作者、知识分子这些高收入者的推动"论,后有经济学"泰斗"张维迎的"善待为社会作出贡献的(富)人"论,再有"社会学家"杨立勋教授的"大量低素质人群涌入了深圳"论,其核心就是一个"高等华人"论。

  不知道"精英"们是真蠢还是装蠢,"三个代表"明明写着"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凭什么说"大量涌入"的"低素质人群",拖了少数富豪们;的知识精英们、社会贤达们心目中"现代化"的"后腿",不客气地说,没有最广大地区、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现代化",谁的"现代化"也是虚幻的,哪怕他们的"素质"再高。无论"现代化"或者不是"现代化"的地方,都不是"高等华人"一己的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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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淡水暖:矿工的血和私有矿主的四千亿财富

  山西又发生矿难了,这次的矿难后果很惨烈,被国家国家安监总局局长李毅中指为是2006年以来全国发生一次死亡人数最多的特大事故,共有108名矿工瞬间与家人阴阳两隔,中国底层劳动者的血,再次染红了私营矿主们得以暴富的黑色的煤块。煤矿是高风险行业,完全避免矿难并不现实,但是事关矿工的生命,生命无价,生命没有再来的机会,尽可能消除矿难发生的苗头,尽可能减小矿难发生后的伤害,应该是煤矿拥有者、管理者不可推卸的责任。

  但是,自从山西大规模允许私人经营煤矿以来,一次又一次的矿难现实告诉社会公众,在对待矿工生命权利和矿难后对遇难矿工的救助、善后方面,其冷漠、无耻、毫无人性,完全印证了马克思对资本的描述"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象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大胆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如果动乱和纷争能带来利润,它就会鼓励动乱和纷争。走私和贩卖奴隶就是证明。"

  这次山西发生特大事故的临汾市洪洞县瑞之源煤业有限公司新窑煤矿,记者说属于所谓"民营"性质,草民不明白,说一个"私"字有什么不理直气壮的,非要拐弯抹角地、半遮半掩来一个"民"字。投资这个煤矿的资本家从获得煤矿开采权的那一天,其投资的每一个铜板就开始往外冒坏水,可以说在"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

  据《新华网》报道,该煤矿煤矿核定能力为年产21万吨,国土部门批准可以采2号、3号煤层,但安全许可证和生产许可证只允许采2号煤层。但资本家疯狂地把产量提高到50万吨/年,最丧心病狂的是,资本家置国家矿产资源相关的法律和安全生产于不顾,在矿井设计时就把煤仓布置到9号煤层(国家没有批准其采挖的煤层),将主斜井打到9号煤层(实际上一开始就做好了当小偷、强盗的准备)。2005年矿方就开始在9号煤层掘进,从2006年2月起开始出煤,疯狂地盗采国家煤炭资源。在这里,国家法律在资本家眼里成了一纸空文,完全丧失了约束力。

  这种贪婪无耻、丧心病狂的盗采滥挖,一个直接的后果就是人为地制造安全隐患,经过技术专家鉴定,此矿本属于低瓦斯矿井,但由于盗采需要掩饰,超负荷生产需要超过矿井容纳能力的矿工下井,通风条件恶劣,导致惨案爆发。事后,与其它矿难一样,资本家一如既往地采取了种种手段拖延抢救,逃避责任,矿主和"高管"已经遁去无踪。之前,人们还见识过无良资本家把尚未断气的矿工置于野外,偷偷烧毁矿工尸体的禽兽行为。矿难一发,资本的每一个铜板的毛孔,就开始滴血,矿工的血。

  先撇开矿难不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第九条 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自然资源,都属于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由法律规定属于集体所有的森林和山岭、草原、荒地、滩涂除外。",全民所有,集体所有的矿产资源,其开采,其收益,怎么就集中到了极少数人手里,早就有媒体报道过,山西一些产煤区的乡镇,煤老板的年收益平均达500万之巨,而当地村民的人均年收入只有500元,差距达1万倍,这种分配态势为什么没有得到制止或者说句时髦的话叫"调节"?如果那山是国家所有,其收益理当大部分归于全民享受,如果那山是集体所有,其收益理当大部分归于全体村民。

  然自由资本主义信徒的经济学家得意地告诉人们,这叫做"按要素分配",但草民理解,就矿产而言,怎么说资源的也是"要素"中最大的一个部分,但分配时却几乎都倾斜到资本那边了。荒唐的是,这件事"有关方面"虚而待之,如果民众的声音出来质疑,马上就有泰斗呀、贤达呀、大师呀出来哭喊,"不要向富人开枪"呀、"保护非公经济"呀、"保护富人就是保护穷人"呀、叽里咕噜呀。这回穷人死了108个,富人绝尘而去,那位连篇累牍地扬言"就是要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的"家",面对这血淋淋的现实,不知道将如何"说话",如何"办事"。

  相关方面为"坚定不移"地培育这批"要素"所有者或者说矿产资本家,可以说是仁至义尽了,比如去年开始实行的"以资源换安全"的方针,把采矿权让资本家"买断"或者说"私有化",其理由是"要素"变成资本家"自己"的了,他们就"懂得了珍惜",会大力投资安全设施,当时草民是置之一笑的,利润最大化的本性满足还来不及,哪里有增加成本的冲动。资本是没有心肝的,它们并不因为"怀柔"而手软,新窑煤矿是2005年开始新建的,21万吨的产量,并非小煤矿,且之前山西已经有大量矿难的先例,但资本家一开始就没打算守法经营,一开始就置矿工的生命安全为尘土。这种现象,当地的主管部门是不想管还是管不了,或者是另有蹊跷。

  就在这种大环境下,私营矿主们或者说资本家们积累财富的速度是惊人的,山西的这个群体的私人财富,不敢说"富可敌国",但"富可敌省"是有可能的,去年,全国的财政收入是3万亿,山西是"不发达地区",财政状况好不到哪里。《第一财经日报》有篇报道,题为"山西煤老板4000亿资金流入新疆开发煤矿",报道称,目前山西省民间煤炭老板手里至少有4000亿元的资金在寻找新的投资出路,"至少4000亿"就还有"至多N千亿",而代表这4千亿以上金融财富的,只不过区区数千个大小资本家。山西人口为3千多万,煤炭资本家的数目与总人口之比,不过万分之几而已,这比中国整个贫富人口分布的大格局还要残酷。

  至少4千亿的财富的积累,已然是伴随着一声声凄厉的矿难报警,是建立在众多矿工的累累白骨之中的,是浸泡在众多矿工的如河般的血泊之中的,以往在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所读到的关于资本XX初期野蛮积累的干瘪的观念,算是有了一种亲历的体验。

  但是,4千亿的主人们并非只满足于在北京买价值数百万、上千万的豪宅,并非只满足于一次性买下价值百万以上的20辆进口高级越野车,4千亿还不足以填满饕餮大口,用"家"、"师"们的话说,还要"增值",还要追逐更大的利润。然这批资本家只有一个专长,就是"挖",先挖滥了山西,山西煤炭剩余保有储量1532.3亿吨,按25%的平均资源回采率,实际可采量仅有268.1亿吨。如以3.5亿吨/年的开采能力计算,可开采年限仅为76年。而新疆煤炭资源预测总储量达2.19万亿吨,占全国总预测储量的40.5%,居全国首位。4千亿们就开始蠢蠢欲动了。

  草民想,曾经被郭兰英颂唱为"人说山西好地方,鱼肥水美五谷香"的山西,如今已经被挖得满目疮痍,河里的水漏干了,地面塌陷了。新疆的生态环境非常脆弱,如果任由4千亿们如蝗虫般地蜂拥过去糟蹋,后果堪忧。山西的矿难未已,新疆的矿工们自求多福罢。

  如果说与"科学发展观"对立的是"庸俗发展观"、"野蛮发展观",那酿成无数惨剧的,不择手段地掠夺性滥挖国家矿产资源的4千亿们,就是"庸俗"、"野蛮"的代表。他们根本不是在"发展",而是在造孽,矿工的血泊与4千亿财富,就是造孽的反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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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12月29日 星期六

李昌平:猪肉价格如何“宏观调控”

  在我看来,猪肉涨价时,宏观调控是没有作用的。但这并不是说政府在稳定猪肉市场方面无事可做。

  猪肉涨价了,央行和财政部都高度紧张,加息、补贴都用上了。

  在我看来,猪肉涨价,大可不必紧张,更没有必要"畏猪如虎"地挥舞宏观调控的大棒。其实,政府不采取任何措施,猪肉价格半年内必然回落,到明年8月猪肉价格就会跌去30%多。我这个判断的依据主要有二:

  第一,生猪经济是低门槛经济,我国有数亿个生产主体,并且不受区域性限制,任何地方都可以生产。加上我国生猪生产专业化、社会化水平在很多地方已经很高了,一个70岁的老人,甚至一个残疾人,一年也可以轻轻松松出栏数百头生猪。一般而言,只要有利可图,生猪供给6-8个月就可以明显改善。但由于母猪从喂养到受精产仔的周期要1年多一点的时间,所以,受母猪生产周期较长的约束,猪肉从涨价到价格回落,大约需要20个月。如果本次猪肉涨价从2006年12月份算起,价格回落到正常水平应该在2008年的7月前后。

  第二,生猪生产者和消费者两大阵营势均力敌,生产者不能控制市场,消费者也不能控制市场。只要政府部门不和猪肉经营商合谋,猪肉价格几乎完全由供求状况决定,市场机制起作用,猪肉价格的涨落是遵循市场规律的。正常生产水平下,小猪出生到生猪出栏,大约需要6个月。

  在猪肉供应短缺的时候,约束生猪生产和供给的瓶颈是母猪数量有限。要在短期内增加母猪的数量,央行和财政部几乎没有什么好使的宏观调控措施。

  措施一:央行加息。这加息既不能增加母猪的数量,也不能激励母猪早产仔、多产仔。央行PK母猪,给人滑天下之大稽的感觉。

  措施二:财政补贴穷人购买猪肉。穷人难得到补贴且不说,假如穷人得到了补贴,这猪肉价格不就涨得更高了?补贴不就白补贴了吗?

  措施三:财政补贴生猪生产。财政补贴生猪生产者,是为了激励养猪积极性。猪肉涨价时,这个措施是错误的,因为猪肉涨价时,生猪生产者不是没有生产积极性,而是子猪数量有限制约了生产。

  措施四:财政补贴母猪生产。猪肉涨价时,补贴母猪生产者也不对,因为母猪生产者积极性非常高,母猪生长周期较长而无法缩短是刚性的。恰恰相反,猪肉涨价时对母猪生产进行补贴,对快速改善猪肉供给、稳定市场不仅没有好处,还会导致母猪数量非正常增长,埋下猪肉价格快速走入下一个谷底的祸根。市场经济,有暴跌就有暴涨。这不仅不利于猪肉市场的长期稳定,只会加剧市场大起大落。1980年代以来,我国的猪肉市场价格,暴涨(毛猪价格7元/斤以上)到暴跌(毛猪价格2.5元/斤以下)的轮回一直就没有停止过,大约3-4年一个周期,这与政府调控措施不当高度相关。既伤害生猪生产者,也伤害消费者。

  在我看来,猪肉涨价时,宏观调控是没有作用的。但这并不是说政府在稳定猪肉市场方面无事可做。如果政府想有所作为,应该是在猪肉价格快走入低谷(不是涨价)的时候,集中资源对母猪基地的母猪饲养大户给予一定的财政补贴或贴息贷款,以尽量保存母猪基地的母猪存栏数量,便于在猪肉供应短缺的时候快速恢复生产和供给,稳定市场。当然,还可以储备一定数量的猪肉。如果这样做了,猪肉涨价到价格回落的周期就可以缩短为10个月左右,幅度也会小很多,完全可以避免暴涨暴跌。

  猪肉涨价,增加供应,关键是要增加母猪的数量。央行的领导们请注意:加息PK母猪不好使。在猪肉涨价时,央行最好不要动作,这个事交给市场好了。财政部领导们请注意:财政部有钱就花在母猪基地的母猪身上,并且要在猪肉价格快下降到正常水平以下的时刻,主动给母猪送温情。

  猪肉供需问题,市场机制是可以调节的,政府不要太多操心。市场大起大落往往就是政府操心操出来的。如,在涨价的时候胡乱补贴,就埋下了大起大落的祸根。

  政府应该慎重挥舞宏观调控的大棒。如果政府实在想有所作为,也必须顺应市场机制而为。

  作者为河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研究中心研究员

  来源: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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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昌平:九十年代的三农政策基本错误

  一,问题的提出

  1978——1988年的11年,是我国农业、农村和农民蒸蒸日上的11年,也是农业、农村和农民推动中国经济蒸蒸日上的11年;1988——2001年的14年,虽然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14年,但却是中西部绝大多数农村凋敝和农民生活艰难的十四年。十四年不是一个很短的时间,占了28年改革进程的一半;9亿多农民不是一个小数字,占中国人口的70%多。在改革开放和高速发展的大背景下,为什么会出现大范围、多人口、长时间经济凋敝和生活艰难呢? 这是不能不反思的大问题。

  二,问题出在哪里

  首先,90年代以来的农民和农民工政策是错误的。

  近一百多年,总体上看,是不断解放农民(赋予农民权利)并将农民逐步纳入国家现代制度体系的过程。但90年代的农民政策却是逆潮流的,农民在教育、卫生、养老等方面的权利不仅没有随着经济高速增长而提升,反而下降了。最明显的指标是,90%以上的教育、卫生、养老等公共资源非农化,农村一度出现大面积读不起书、看不起病、连五保户都无人管的现象;农民作为中国改革的开路先锋,其政治权利不是上升了,反而下降了。最明显的指标是,农民和农民工所占的干部和人民代表、政协委员比例不是上升了,而是大大下降了。

  一百年来,也是农民转变为工人的过程。工人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获得工资在城市安居乐业,并维持其劳动力生产、再生产和养老,这是现代化进程中不二的规则。但90年代以来,从农村转移出来的近2亿农民工的绝大多数,至今不能在城市安居下来,也没有进入社会保障体系,更无任何政治权利;更为可悲的是,有7%的农民工受伤致残,丧失劳动能力而成为社会的弃儿。

  连续近30年经济高速增长下的太平盛世,既是少数人资本原始积累和扩张的过程,同时也是广大农民和农民工付出增长和繁荣代价的过程。

  其次,90年代的农业政策是错误的;

  1985年以前,我国农产品全面短缺,增产就能增收,以"劳动密集+技术密集"为主要策略的"追求数量增长效益阶段"的农业政策——家庭承包经营,无疑是正确的。但1986年后,我国大宗农产品已经自给有余,增产不能增收,标志着我国的农业进入"追求价格增长效益阶段"。农业发展策略应该转向"资本密集+农民组织密集"。小农只有组织起来,才能获得农产品附加值和议价、定价的权利,才能获得"价格增长效益"。但遗憾的是,90年代,不仅没有发展出新农民组织,相反,错误的政策导致既有农民组织正在逐步走向解体。

  90年代以来,农业政策从三个方面摧毁了既有农民组织的经济基础。

  第一个是土地制度改革。1977年到1988年的土地制度对农民最有利,农民集体有权用土地发展乡村企业,农民不仅可以分享土地农用收益,也能分享土地非农用的绝大部分收益。1988年后,《土地管理法》出台,特别是94年财税体制改革后,政府剥夺了农民组织将土地"农转非"的权利,并逐步弱化土地"农民集体所有制",土地制度朝着"国家所有+农户永佃"的方向演变,农民分享土地非农用(资本化)增值收益的权利基本丧失;2000年前后,随着"三提五统"和"农业税附加"的取消,农民组织分享土地农用收益的权利丧失,土地"农民集体所有制"名存实亡了。土地所有者获取地租的权利被取消后,作为农民组织存在的核心经济基础被彻底消灭了,这等于判决了"以土地合作为核心"的社区性农民经济组织和村民自治组织的死刑。

  第二个是经营体制改革。进入90年代,部门垄断又回来了,农药、种子、粮食专营和生猪定点屠宰,把八十年代发展的乡村集体企业全部压垮了。农民组织起来分享农业产业延伸(农产品加工、营销、生产资料生产和供应等等)收益的发展道路,被封死了。

  第三个是乡村企业的强制性改制运动。进入90年代,在中西部地区的乡村企业不堪重负的时候,外资却在享受超国民待遇而大举进入中国的沿海地区,并且沿海地区作为经济特区却依然享受1978——1988年"集体土地非农用"的特殊待遇。沉重的税负和不平等的竞争,给中西部地区的乡镇企业雪上加霜式的打击。主流对中西部乡村企业和农村经济凋敝的解读是"思想不解放"和"管理落后"。在政府的强力主导下,中西部农村进行了一场逼迫80年代以来发展起来的农民(组织)的"集体经济"改制和解体运动。有钱有权的人,借政治性"改制"运动之势,大肆低价或无价拿到农民组织的企业和自然资源,"改制"几乎成为了"抢劫"农民组织经济基础的运动。笔者是亲身经历过这场运动的。改制了,就是思想解放,就有财政的产业化资金扶持和金融的信贷优惠;不改制,就是思想不解放,不仅无经济优惠政策,政治上也有压力。这样的"改制",既违背了市场经济所有制平等和经济主体平等的原则,更违背了村民自治原则。但实践已经证明,"思想不解放",依然坚持集体经济的7000多个村子,现在都发展得很好,成为了全国各地政府所树的新农村建设典范。

  上述三板斧,导致了绝大多数既有农民组织的经济基础的全面瓦解,绝大多数的农民组织名存实亡了。

  90年代不仅消灭了农民组织的经济基础,还选择了扶持"资本家带小农"的发展策略,走上了扶持资本家剥夺小农的"菲律宾发展道路"。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90年代以来,政府宁可扶持垄断部门或私人资本家垄断农村金融,也不允许农民组织搞资金合作社,这实际上是扶持官商勾结的金融资本家剥夺小农。

  第二,90年代以来,政府给所谓的龙头企业(私人企业)免税和财政金融的大力扶持,而农民组织起来办点小企业不仅得不到优惠政策,并且还要纳税;农产品流通资本家有进城的绿色通道和优惠政策,而农民进城卖农产品却有各种各样的障碍。这是政府在扶持工商业资本家剥夺小农。

  第三,进入90年代,农业政策反80年代而行之,除扶持传统计划经济部门对生产资料生产和供应垄断外,政府也在扶持"改制"后的所谓龙头企业垄断局部的生产资料市场。这实际上是政府扶持生产资料生产和经营的资本家剥夺小农。

  上述三招,实际上限制了小农只能在农产品生产领域刨食。这就是90年代以来农村经济凋敝和农民生产生活困难的重要原因。假如没有近2亿农民工的打工收入维持"小农家庭经营",中国的绝大多数农民早就破产了;假如长期依靠农民工收入维持"小农家庭经营",中国的城市化就是海市蜃楼。这样的农业发展和城市化战略下,再过20年,中国将有4亿、甚至更多人处于城乡流动之中,这更是中国转型不可选择的死路。

  "扶持资本家带小农"的道路,50年前菲律宾就走过,菲律宾也因此由亚洲的典范,衰落成了亚洲的二三流国家。日本、韩国、台湾,用了一百年的时间,限制资本家下乡剥夺农民,扶持农民组织起来发展现代农业和农村经济,始终坚持城乡协调发展,日本、韩国、台湾都超过了菲律宾。

  90年代的农村政策是错误的。

  90年代以来,政府集中经济发展的一切成果,用于大城市规划和建设,连公共教育和医疗资金也几乎全部集中于城市。特别是城市开发区政策,实质是以行政垄断的方式,剥夺了农村经济发展的机会。不仅如此,还用极不平等政策为城市发展而剥夺农村土地和劳动力等资源。只要农村的土地,不要失地农民;只要农民工的劳动力,不要农民工成为市民;将农村的各种生活物品低价吸收进城,却将农村变成城市的免费垃圾场。城市变成了欧洲,农村几乎到了"无河不断流,无水不污染"的地步。

  90年代以来,市场规则泛化,公共资源的配置也按照市场规则配置。好老师进城了,好医生进城了,并且一反80年代农村干部、教师、医生工资收入高于城市的政策,城市干部、教师、医生的工资反过来比农村干部、教师、医生高出了许多。优质公共资源只为"精英"人群服务,吃财政饭的人不再是人民"公仆",成为少数人的"家丁"了。农村孩子读书要进城,农村人看病要进城,读书要择校费,看病要红包。孙立平惊呼:社会断裂了!

  三,农村政策还在错误的轨道上

  2002年以来,中央政府将"三农"工作列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提出了"五个统筹"的科学、和谐发展思路,2005年对新农村建设进行了战略部署,使"三农"问题有了很大的缓解。但是,90年代以来的错误路线并没有得到彻底反省,很多错误还在继续,使党和政府解决"三农"问题的努力事倍功半。

  主要的表现有:

  第一, 农业政策依然基本错误。农业在1986年就进入"追求价格效益"的发展阶段了,但现在"追求产量增长效益"的农业政策依然占主导地位,"追究价格效益"的农业政策还没有进入决策层面;而东北、新疆、东南沿海等地区的农业已经进入"追求市场(份额)效益"发展阶段,但其农业政策还没有进入思考的层面。增产减收、减产减收、稳产也难稳收的局面,还是农业发展的常态。最近几年,鼓励外资企业收购大豆加工企业和在沿海兴办农业园区的做法,实际上是将土地密集型农产品的国内市场和劳动密集型农产品的国际市场,拱手让给外国企业和农业组织,这是非常危险的错误。

  第二, 防疫、水利等服务市场化方向依然。关于水利、防疫等服务,十几年来一直是朝着市场化的方向改革的。实践已经证明,农业服务的市场化道路使小农更加弱势。必须扶持农民组织起来,走小农组织化自我服务之路。

  第三, 最近连续的几个一号文件表明,政府依然将增加农民收入的希望,寄托在"龙头企业"的身上,对扶持资本家剥夺小农的政策丝毫没有反省,像东北豆农那样,小农面临大面积破产的风险是实实在在地存在。

  第四, 政府的"支农资金"依然是权力配置和官商勾结的"市场化招标",强者受惠。"支农资金"从中央到地方,绝大部分成为了部门和基层政府的"福利和预算外收入"。

  第五, 政府还在将"八亩九块"30-50年不变的"承包制"作为农村不可动摇的"基本经济制度",限制了农民选择新生产关系的自由,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

  第六, 当下进行的"林权改革"和《物权法》草案,都存在否定"土地集体所有制"和强化"国家所有+农户长期承包"的倾向,这也是反村民自治的。

  第七, 不少地方的煤矿等集体企业和森林等资产的经营体制改革,还在继续犯强制"私有化"的错误;

  第八, 村民自治制度名存实亡,村民自治组织正在逐步被乡镇政府"改造"为计划生育执行小组;

  第九, 生猪重新定点屠宰是错误的,丝毫没有纠正的迹象;农药、种子、化肥重新专营的政策是错误的,有进一步走向部门垄断经营的迹象;

  第十, 国家银行退出农村农业,农村信用社的农民主体性越来越不可及;准许私人资本下乡办银行,不许农民专业经济组织搞合作金融,更是错误的;

  第十一, 扶持西部生态脆弱的地方搞"开发式扶贫",是错误的。因为这样的地方,人口再生产、经济再生产、生态在生产无法循环起来,开发的结果只能是更加脆弱和贫困的恶性循环。但这个错误还没开始反省;

  …… …… ……

  在党代表、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中,农民和农民工代表和委员越来越少;在各级干部中,从农民和农民工产生的干部越来越少;

  资本家可以成立自己的组织,吸毒者也可以成立自己的组织,但不许农民和农民工成立自己的组织;

  工人盗窃了老板的财物,几乎没有不坐牢的;老板拖欠了工人的养命钱,几乎没有坐牢的;老板的财产权高于工人的生命权,这是错误的!

  干部和垄断国企工人的工资制度,是保障其养育子女、赡养老人、养老医疗、甚至再教育和供车供房等待,但农民工的工资制度就是保障不饿死,保证四十岁前还可以继续干活,农民工的工资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是错误的!

  …… …… ……

  四,农村改革思路要向80年代回归

  80年代的改革,是改革高度计划的经济体制和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是给农户和农民组织放权、给基层政府分权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在经济改革方面:把农民从公社中解放出来——家庭承包经营,解决了吃饭的问题;把农民从农地上解放出来——发展乡村企业和多种经营,解决了商品短缺的问题;把农民从农村中解放出来——进城打工经商,推动了国企改革和外向经济。可以概括为:"民营向前进","国营向后退";在政治改革方面:成立村民自治组织、乡镇人民代表大会和乡镇人民政府,可以概括为:"民权向前进","官权向后退"。在80年代的农村,市场配置资源的机制逐步得以建立,政企分离,党政分离,上下分权,由人治走向制度管理和法治;整个农村社会都孕育着新秩序和创造活力;80年代农村、农业、农民和农民工的发展推动着整个国家的发展,农民和农民工能够同步分享发展的好处,整个社会都充满了希望和和谐的氛围。

  80年代的改革,也可以用"多予、少取、放活"六个字来概括。

  90年代的农村改革正好相反,"国营向前进"、"民营向后退":"官权向前进"、"民权向后退"。也可以用六个字概括:"不予、多取、管死"。

  毫无疑问,农村改革思路应该向80年代回归,核心是"放活、扩权"。当然,不是简单地回到80年代,当下的"放活、扩权",重点坚持以下四条:一是农业政策要以扶持农民"追求价格效益"为根本,以"技术密集+资金密集+组织密集"为策略,以扶持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或社区集体经济组织发展壮大为着力点。金融、财政、税收等优惠政策向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和"社区集体经济组织"倾斜,优先扶持农民组织发展农村社区土地金融、农产品加工营销、生产资料生产供应、区域性农产品和生产资料超市等等。二是土地政策要以归还土地所有权于农民集体为目标,废除征地制度。让土地所有者按照市场原则分享土地农用和非农用地租,由农民组织依据《村民组织法》自主决定集体土地产权经营形式(包含个人所有和经营)及其收益分配方式;村民或社员退出集体时的地权补偿,也由村民或社员民主决定。三是农民和农民工政策要以实现农民和农民工平等公民权力为目标,以大幅增加农民和农民工在各级党组织、人大、政协中的代表名额为策略,在乡镇一级逐步推行乡镇长和县以上人大代表的直接选举,扩展农民和农民工参政议政和政治上的上升空间;以公共财政逐步同等覆盖农民和农民工为着力点,彻底消除身份歧视。四是农村政策要以促进城乡协调发展为目标,以逐步建立 "城乡平等交换"的政策体系为基本策略,以新农村建设为着力点,实现中国特色的农村现代化。

  作者单位:河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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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五常:中国的通货膨胀

  报载:与去年十一月相比,中国今年十一月的物价指数上升了百分之六点九,是一九九六以来最高的。曾经说过,因为人民币兑美元上升了百分之十,今天的通胀其实高于公布的。这里不管国际币值上升的关系与含意,只管这百分之六点九的性质与因由。

  曾经说过,百分之五以上的通胀率是不应该接受的。分类再看,农产品占指数统计的三分之一,上升了百分之十八点二;非农产品占三分之二,上升了百分之一点四。农产品相对非农产品的价格是上升了,上升得快,基本是好现象。这些年农民转到工商业去的甚众,上述的相对价格转变理所当然,而如果农产品的相对价格不升,农民的生活不容易改进,贫富悬殊的不幸会继续。不要相信西方的什么专家或机构的胡说八道:说中国的基尼指数正在危险地上升——贫富加大分化。农产品相对非农产品的价格这几年上升得大有看头,证明着在相对上农民与市民的收入分化不断地收窄。

  物价的整体一年上升了百分之六点九,不应该接受,但也不近于灾难性。要通胀率为零,农产品上升了百分之十八,非农产品要下降百分之九。这不容易。如果容许物价整体上升百分之三,可取的,非农产品要下降百分之四点五,也不太容易。但如果容许物价整体上升百分之五,强可接受的,非农产品之价只要下降百分之一点五,应该不难。当然,这是容许农产品之价上升百分之十八。如果通胀率下降,农产品之价是不会升那么多的。乐观一点地看,我们不求农产品之价继续急升,但求上述的相对价格能继续相近的转变率,而国民整体的收入增长继续徘徊于百分之十左右,那么太平盛世指日可待矣。

  中国目前的百分之六点九的通胀率不应该接受,北京当局是要做点工作的。但目前的五次加息,十次调高银行的准备金率(Reserve Ratio),约束提款及借贷,压制投资及消费等,不是对症下药,或药种太多,也显得有点手忙脚乱了。今天的情况与朱镕基一九九三年七月接掌人民银行时的情况不同。当时的通胀困境,起于我称为「权力借贷」的无可救药,朱老推出他的直接压制借贷与消费的「宏观调控」,当时我不同意,但这个大教授也真可怜,要几番公开认错。今天可不是当年,权力借贷再不是大问题,朱老的「宏调」手法用不着也。

  今天要怎样处理才对呢?为此我托一位同学找到一些我认为是关键性的数据,知道问题的所在,不难处理。不一定对:货币政策这回事,没有谁有胆赌身家。然而,找到的论据可靠性甚高。

  是同学提供的货币发行量数字,从货币当局的资产负债表找到的。这是人民币钞票的发行量(currency issued),不是钞票在银行之外的流通量(currency in circulation),虽然二者的变动对物价指数的影响差不多。这里要提出两个可靠的理论与实践的重点。第一点是我的一位师兄(A. Meltzer)于一九六三提出的:要约束通胀,最可靠的方法是约束银根(monetary base)。第二点是十多年前与佛利民研讨后得到的结论:中国的「银根」基本上只有一种——钞票的发行量。这样看,调控通胀中国应该比西方容易。另一方面,钞票的流通量只是「银根」的一部分,而在中国来说,M0、M1、M2等数字对稳定物价都不是那么重要。

  让我们看看人民币钞票的发行量的每年增长率吧。不算一月份,因为有农历春节的左右,而今年的数据只到八月份。按每年的月均升幅算,与上一年相比,钞票发行量的升幅如下:○一年上升百分之七点一;○二上升九点六二;○三上升十一点九三;○四上升十一点五七;○五上升十点一三;○六上升十二点零五;○七上升十六点九九。

  如上可见,自二○○三年起人民币的钞票发行量是加速了,不坏,但○七年跳升至近百分之十七的增长率是太高了。比较可靠的货币理论说,以钞票的发行量作为银根,其增长率应该与国民收入的增长率相等。如果国民收入的增长年率为百分之十,钞票发行的增长率也是百分之十,那么赌钱下注,应该买通胀率近于零。国民收入升百分之十,钞票发行升百分之十二,赌通胀百分之二最上算。目今国民收入的增长年率约百分之十强,钞票发行增十六点九九,赌通胀百分之六点九,命中,是巧合,但赌注是应该这样下的。

  要注意的,是中国的钞票发行量的变动与物价的变动,时间上比西方来得快,快相当多。十多年前跟佛利民研讨过这个现象,他提出的我不大满意的解释,是经过那么多年的风风雨雨,中国人对物价的变动很敏感。既然我自己没有解释,算他对吧。

  依照上述,处理中国目前的通胀,最简单的办法是把钞票的发行量减少百分之五左右,那是从约三万亿(八月份)减至二万八千五百亿,即是把一千五百亿的钞票收回来。这二万八千五百亿是高于去年的月均数量百分之十强,收回那一千五佰亿不应该有不可以接受的震动。稳守这二万八千五百亿约六个月,然后按每年升幅百分之十与十二之间增加钞票的发行。至于将至的农历新春怎样处理,则要靠央行的专家经验从事了。

  钞票的发行量升得过多,中国市场的通胀反应快;减少发行量,通胀的纾缓会是同样快吗?很难说,但朱老从九三至九七的经验,是通胀率下降快得很。那是从百分之二十以上的通胀下降至零至严重的通缩,今天要纾缓通胀,比起来是小儿科,对经济的持续增长是不会有大影响的。

  要怎样收回约一千五百亿的钞票发行量呢?方法不一,央行的专家比我知得多。一个新奇的建议,是由央行发售钞票债券,指明通过银行用钞票才能购买。另一方面,央行其实可以不收回钞票,只是稳守三万亿的钞票发行,守一年,才按国民收入的增长率增加。选这后者,百分之五以上的通胀率大约会延长九个月,而不幸的是市场对通胀的预期有机会变得较为顽固。预期这回事,怎样形成,如何更改,只有天晓得,经济学者看错过无数次。

  上文分析的,是按目前中国还有汇管的情况下笔。如果中国解除所有外汇管制(应该这样),让人民币周游列国,打天下,钞票发行量的数字要怎样看是另一番天地了。为此我曾建议人民币与一篮子物品的物价指数挂钩,也即是下一个没有任何外币在其中的锚。这又是另一番天地。

  是复杂的世界。圣诞在即,上帝啊,给炎黄子孙多点智慧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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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人生三境

  人生如登楼,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人生有若干个阶段,哲人们有各自的划分办法。丹麦哲学家齐克果将人生分为三个阶段,即:审美阶段、道德阶段和宗教阶段。而德国哲学家尼采则认为,人生有三个时期,即:合群时期、沙漠时期和创造时期。合群时期,自我尚未苏醒,个体隐没在群体之中;沙漠时期,自我意识觉醒,开始在寂寞中思索;创造时期,通过个人独特的文化创造而趋于永恒之境。从两位西哲的邃思联想开去,在中国古代的禅宗、诗学、美学诸领域,也有好些关于人生三境的妙论。

  宋代禅宗将修行分为三个境界。第一境界是"落叶满空山,何处寻芳迹";第二境界是"空山无人,水流花开";第三个境界是"万古长空,一朝风月"。三个境界中都有"空"字,三个境界就是对"空"的三种不同的理解。第一境界中的"寻",表明人向上天追问自身起源,追问所谓"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的三个千古难题。第二境界中的"无",表明人已经从自然中剥离出来,与外在的"水流花开"自成一独立世界。而第三境界中的"万古"与"一朝"的融合同一,则说明人对有限时空的超越,经过否定之否定之后达到天人合一之境。

  受禅宗思想的影响,南宋诗论家严羽在《沧浪诗话》中,提出学诗的三境:"其初不识好恶,连篇累牍,肆笔而成;既识羞愧,始生畏缩,成之极难;及至透彻,则七纵八横,信手拈来,头头是道也。"就诗人的主体而言,心灵最初是自由自在的,不辨美丑,处于童贞状态;当认识到规矩和成法之后,就陷入束缚和捆绑之中;最后摆脱一切外在的桎梏,获得了主体与客体的契合,也获得了真正的、纯粹的自由。这时,方能"行住坐卧,无非是道,纵横自在,无非是法"。

  严羽之后,诗人潘德兴又云:"诗有三境,学诗亦有三境。先取清通,次宜警炼,终尚自然,诗之三境也。"潘氏是在说诗,其实何尝不是在说人生呢?返朴归真的人生,就是一朵"出淤泥而不染"的荷花。

  最终将禅学、诗学与人生哲学融会贯通,铸为一体的,是晚清一代宗师王国维。王氏在《人间词话》中说:"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罔不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界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界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界也。"与齐克果、尼采的描述相比,王国维的论述是典型的中国式的,是诗意的凝聚,是精神的贯注。它包蕴了一种纯粹的生命体验,使人突破自身生活的惰性;它设定了生命气息充盈的坐标,引导人达到一种永恒的自由之境。

  有这样的一种人生境界让我们仰望,我们何必惧怕脚下的淤泥呢?

  来源: 南方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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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群:幸福的中国女人

  说中国女人曾经最可怜,也许不很确切,但说中国女人曾经可怜,却是不容置疑。

  解放前的中国几千年历史,谓之是中国女人漫长而辛酸的血泪史,是绝不为过的。那时节的中国男人——特指旧中国有钱有势的男人,是从不视女人为同类的,更没心存与女人平肩之人念,他们如禽兽一般对待女人,奸同鬼蜮行若狐鼠,而视其手段手法就更是刁滑奸诈。

  为实现女人屈服于自己之意图,更达成女人依附并乖乖听命于自己之目的,这些狗彘不若的衣冠禽兽仗着自己有几个臭钱或一些鸟毛权力就刻意赞美、"宠幸"那些合乎自己所划定"标准"的女人,尽量抬高其"身价",以这种卑劣手段把自己的衡量标准强加于女人,造成女人宠辱若惊而产生相互间的恶性竞争,使得女人一盘散沙般各自孤立、自私,再无法矜持于自珍、自重之洁身自好,从而迫使女人非但彻底迷失自我,更完全失忘于女人固有的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

  当然,单就这样的一个手法而言,也并不足以说明了使用者的真正可怕,因为,同是一种手法愿望不同结果也就截然不同,关键在于:实施者应自己的图谋而设置的是什么环境、树立的是什么榜样、使用的是什么手段。

  旧中国男人为女人所设的竞宠场,是妻妾及各种类型的娼妓;为女人打造的标准是:"三寸金莲"与"梅花体态香凝雪,杨柳腰肢瘦怯风。"而其手段就是最能引起女人切身感知直接而明显利益得失的力捧与几近于明码的标价。

  "三寸金莲","梅花体态香凝雪,杨柳腰肢瘦怯风。"大致可算是旧中国的一绝了,从中也不难看出当时旧中国男人的变态、残忍与工于心计。

  三寸小足?恐怕任谁都能一眼看出其险恶用心。脚至三寸,站立都成问题,何况走路?而更为可怕的是"香凝雪"与"瘦怯风"。"香凝雪"当是肌肤失血后的苍白如雪,而"瘦怯风"该是风一吹就倒,或被风一吹就会随风飘起。一个人如若被折腾到这副模样,能否存活都相当堪忧了,岂能为人榜样?为至美?

  虽然这也很能推说是描写的总难免有点儿夸张,但通过这种委婉"赞美",目标与方向岂不终是巧妙地为女人指定了?况且,中国人人多貌杂,真有心精挑细选出几个无论是外貌还是质地近似于什么模样的都绝不是件太难的事。而不择手段的中国男人自然心知肚明其中的道理与效应能量,因此,他们就不时地力捧起一二个似是而非的活标本以作女人的终极榜样,来混淆世人视听,致使女人直感男人心目中的"最爱"而倾力为之奋斗。

  傻傻的旧中国女人实在是善良又懦弱,根本没能看出男人的险恶用心,一开始她们就已入了男人的圈套中了男人的奸计,甚至于一些"沦落"为娼妓或近于娼妓的男性玩物,竟然也已不再以为耻反而因为自己的能够用相貌或肉体换得"一口饭吃"或"人前光彩"而自以为就得到了胜人一筹的殊荣,更有甚者,其中的一些笨笨的女人在男人的"帮助"下竟然凭此还很想当然地产生了女性的地位提升了的可笑想法。她们实在已被惯耍手段的男人欺骗、迷糊得连自己的之所以活着都已没法再明白了,天真的认为,男人要她们相互竞争是取动物的优胜劣汰之意,是在为她们着想、为她们好,为她们把拙劣的女人从女人队伍中彻底地"清除"出去。

  于是,傻傻的旧中国女人在很小的时候,就咬紧了牙关含着眼泪用长长的包脚布把自己的脚死死地裹紧了,使之停止生长发育而形成畸形。为迎合男人的"香凝雪"和"瘦怯风"的"审美观",她们更是像疯子似的不考虑年老以后将会面临的恶果,少吃少睡把自己弄成皮包骨头,"楚楚可怜",来争宠论价。

  不过,也幸亏当时同国外的沟通尚少,旧中国男人还不知道其时的外国女人已"先进"到连外貌作假都成为了时尚的境地,甚至一些长得其实很正常的外国女人竟然也会心甘情愿吃药、打针、作手术,以便使自己能拥有所谓的"无上美"——性感!——此字眼至今尚不得而知其释义究竟何解,——使人遏制不住性欲?抑或浑身弥漫着强烈的性气息?否则的话,按好的学不会、坏的一学就会的中国男人之变态,岂会不变着法儿怂恿中国女人也争相把自己搞得面目全非真假难辨来博男人一笑?甚至吃足苦头吃药、打针、动手术也同样义不容辞?

  新中国的成立,开始改写中国的历史,延续了几千年的男尊女卑历史也嘎然而止。毛主席亲自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扫除了一切妨碍中国进步的肮脏、丑陋、邪恶,也消灭了任何可能会导致社会不安定的不平等因素,其中就包括了铲除娼妓这颗社会毒瘤与废除一夫多妻而实行一夫一妻制。

  可以说,中国的解放,受益最大的就是妇女。

  几千年来,首次有人帮助她们挣脱了世世代代套在她们身上的沉重枷锁和不解束缚,她们第一次能以人的姿态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以智慧为重而不再如玩偶般的被人以貌取人,也不再趋受金钱与利益的丝毫影响,更不会再源于社会黑暗而掉进沦落为娼妓及男性玩物的火坑。她们在社会主义新中国里,能尽自己的意愿自由选择自己的路,充实自己,爱自己的所爱,在祥和的氛围、平等的环境中,与所有的人一样,充分享受生活赐予她们的自由、平等、乐趣和幸福。

  从苦难深重的地狱走进温暖如天堂的中国女人,幸福的中国女人。

  本文说明:此为早期忆苦思甜之妇女翻身得解放作品。不意日前翻箱见到,顿感重温过去的东西也别有一番滋味。源于时代、环境的不同而致成的立场、思想和观点的迥异,以及那年代人的强烈得完全超乎于今人想象的爱憎分明程度,实令人观阅之余恍有聆听隔世之音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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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12月28日 星期五

瞿晓华:房价上涨都是低利率惹的祸

  围绕房价涨跌问题几年来的争论,随着房价在不断出台的宏观调控措施下的节节攀升,争论本身越来越显得苍白无力,该说的似乎也已经说完。面对已远远脱离工薪阶层收入的房价,希望改善居住条件的人们剩下的好象除了无奈,便是怒气了。这股怒气最便当、最直观的发泄对象毫无疑问是目前声名狼藉的房地产开发商:如果不是他们趁火打劫、哄抬房价、牟取暴利,房价也不应涨这么快、这么高啊!

  网上近来针对房地产开发商的口诛笔伐固然能让人解一时之气,但是显然有找错对象之嫌。这几年随着房价的不断攀升,国内的房地产开发商通过各种合法非法手段确实赚了个钵满盆满。可是,他们只能算是这一轮房价上涨的最直接受益者,称不上房价暴涨的主凶。他们这一群体在当今中国社会的所作所为,并不见得比其他行业的更坏,当然也不是更好,因为换谁在这个位置上都有可能那么去做的。如果有哪个开发商良心稍好一点,他也只不过是把可以赚钱的机会拱手让给大大小小的炒家而已。道理很简单,一般为自住而买房的人们对各种物业性价比的嗅觉肯定没有职业炒家敏锐,在炒房成风的现今,"业余选手"是没有任何赢面的。

  一个社会犯罪率的上升,我们是应该单单怪罪于罪犯们呢,还是得深入思考造成这犯罪率上升的社会原因?答案不言自明。当前的国内房地产市场也是同样道理。那么,造成我国几年来房价不断攀升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一言以蔽之:长期持续的低利率环境。

  低利率是房价不断高涨的罪魁

  这里有一个有关资产价值的思考题:有一处标价为100万元的房产,年租金获益5万元,也就是说资产收益率是5%.如果现在市场的整体资产收益率下降到了2.5%,请问,这处房产的年获益是多少?是不是从5万元降到了2.5万元?不对!5万元还是5万元,只是从资产价值的角度测算,房子将从100万元涨到200万元!

  这里让我们考虑一下人们保有资产的目的所在。人们之所以保有各种资产(房地产、股票、债券等),是为了从中获取收益。如果我们假定各类资产之间的流动性及风险一致(如果不一致,就有流动性溢价及风险溢价的存在),那么各类资产之间如果有收益差的话,人们就会通过卖掉收益率低的资产,购入收益率高的资产来进行资产调整,最后达致资产收益的平衡。这在经济学上被称作"裁定交易"。

  那么,什么样的资产被看成是风险最小的呢?在发达国家一般认为国债的风险最小。除非整个国家破产,一般来说这钱是跑不了的。而且,当今一些发达国家的国债规模巨大,保证了其充分的流动性。所以,发达国家的长期国债所代表的长期利率往往是人们衡量资产价值的最终标杆。最终,人们从保有资产的收益率中扣除流动性溢价及风险溢价后将与长期利率持平。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当美联储调高联邦基金利率时人们并不是很紧张,可是随着美国的长期利率也跟着慢慢上升时,人们就开始担心这会导致美国房市降温,拖累整体经济的原因。反过来,在长期利率不断走低的情况下,如果不是刚经历过泡沫崩溃的打击,资产价格的上涨将是不可避免的。最近几年出现的全球资产价格暴涨的现象(日本是微涨,因为泡沫经济带来的后遗症经过了十几年还没有完全治愈),与这几年各国均采取低利率政策导致长期利率持续走低有直接的关系。而在实行低利率政策的国家中,如果考虑到中国近几年来的超过10%的经济增长率,那么中国这几年的利率之低在世界历史上也是空前的。这就是我国当前房价节节攀升的大背景。

  为了更好地理解利率与资产价值之间的关系,这里我们有必要简单了解一下短期利率与长期利率的关系。

  短期利率与长期利率

  一般来说,我们把一年以上的利率看作"长期",不满一年的为"短期"。这样,同样是长期利率,短的有1年期的,长的有30年期的。短期利率也是如此,既有半年期的,也有隔夜拆借的。为了便利起见,以美国为例,我们把美国的10年期国债的利率作为长期利率的基准,把联邦基金利率这一美国的政策利率看作是短期利率的风向标。

  短期的"政策利率"是各国央行对当前宏观经济进行调控的重要金融手段。调控的对象现在主要是通货膨胀——利率升降的目的是为了防止通货膨胀的出现。而通货膨胀状况一般来说反映了当前经济的冷热程度。当经济过热时就会有通货膨胀的压力,这时就需要升息以遏制通货膨胀的出现,促使经济平稳发展,实现软着落;相反,当经济出现衰退时就会有通货紧缩的危险,这时就需要降息来扩大货币供给,防止经济出现剧烈下滑,避免硬着落的危险。所以,对通货膨胀的提防实际上也是对宏观经济的一种有效调控。这样,我们可以发现,短期利率会随着宏观经济的波动在短期内(一般是3到4年,与经济循环周期中的基钦周期有关)来回大幅摆动。也就是说,短期利率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人为操控的非市场利率。

  回过头来看长期利率。在短期利率处于周期性波动的低点时,长期利率往往要大大高于短期利率。虽然总体来说,期限长的利率要高于期限短的利率,可是当短期利率处于高点时,长期利率反而有可能低于短期利率。例如,美国目前的联邦基金利率为5.25%,可是10年期国债的利率却只有4.6%左右。这说明长期利率的摆幅要小于短期利率,总体上来看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但是,当短期利率长期处于高点或低点时,会诱使长期利率向其靠拢,大大高于或低于利率的长期均衡水平,从而对长期的经济发展造成不良的影响。所以,短期的政策利率应该围绕中性利率进行周期性的调整,避免长期处于利率周期的低点或高点。

  在发达国家,长期利率的形成主要是通过国债市场来实现的。由于长期利率实际上就是长期国债价格的反映,而国债价格是由金融市场的供求关系决定的——供过于求,国债价格下跌,长期利率上升;反之则价格上涨利率下降。供给取决于政府的财政状况,即国债的发行量;需求的大小主要取决于市场的货币流动性。当一国的政策利率长期处于低位时,市场会在两个方面作用于长期利率,促使其走低。第一,长期的低利率政策会压低实际短期利率。我们知道,实际短期利率=名义短期利率-通货膨胀率。当名义短期利率(政策利率)长期处于低位,而通货膨胀又不断抬头的情况下,实际短期利率必然不断走低,甚至可能成为负数,即通货膨胀率高于名义短期利率。而实际长期利率的决定因素主要有两个:①现在的实际短期利率水平,②从现在到将来的实际短期利率的预期值。这两个因素中,前者的影响相对更大些。同时,当实际短期利率水平长期处于较低状态时,必然会影响到人们对将来的实际短期利率的预期,这样必然会拉低实际长期利率的水平。第二,长期的低利率政策会造成货币的流动性泛滥,迫使人们争相追逐各类资产,其中自然也包括了长期国债。同时,在经济向好之时,政府的财政收支得到改善,国债发行量往往会偏少,这样就进一步加大了供求的失衡,使得国债市场需求大于供给,国债价格上升而利率下降。

  由于长期国债利率与各类资产收益率之间存在着裁定交易的关系,所以,在长期国债利率长期处于低位的情况下,就很可能出现资产的收益率向下调整(收益不变)而资产价格上涨的局面。由于调整需要时间,所以只有在长期利率"长期"处于低位的情况下才会造成资产价格不断上涨,最终达到资产收益率与长期利率持平的状态。我国的长期国债利率水平自1999年开始降到3.02%后,经过了8年多时间目前还保持在不到4%的水平(其间最低在02年降到了2.07%的水平)。回避这一事实又如何能够认清我国当前资产价格暴涨的现实!

  综上所述我们会发现,一方面长期利率是市场利率,其波动将直接影响到资产价格的波动;而短期的政策利率则是受人为操控的利率,是政府央行对短期宏观经济进行调控的重要金融工具,两者具有截然不同的性质。另一方面,长期利率同时又深受短期政策利率的影响,其涨跌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市场对短期利率走势的滞后反映。

  "合理性泡沫"与低利率环境

  那么,是否长期利率长期处于低位资产价格就一定会膨胀呢?未必。就拿日本来说,自从泡沫经济破灭以来,短期利率持续走低,最后银行间隔夜拆借利率甚至调降到了零,长期利率也降到了不到1%的水平(经过两次加息,目前日本的10期国债利率为1.6%左右。而在03年6月11日曾创下0.430%的最低记录)。如果从资产收益率的角度来看,只要有1%的年收益率,这一资产就可以说是"物有所值"了。1%的资产收益率如果换作股票的话,市盈率就是100倍。世界上股市泡沫最大的时候平均市盈率也很少有超过100倍的(美国1929年股市高峰期的市盈率是30倍左右,日本80年代泡沫经济的时候是5、60倍),说明资产的平均收益率一般是不会低于1%的。可是,日本的包括房地产、股票等资产的价格还是跌跌不休,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是因为"合理性泡沫"在里边作怪。

  我们知道,资产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它能带来收益(income gain)。比如房子、土地可以通过出租收取租金,股票可以获取股息等。这些收益是资产价值的基础,没有了这些收益资产便不成其为资产了。同时,在一个资产可以自由买卖交易的市场上,资产的价格会随着世道行情的变化而涨跌。当资产价格上涨时我们可以通过出售资产而获取收益,这被称作"资本收益(capital gain)",或者通俗的说法是"资产卖出所得"。当我们计算资本投资收益时,自然应当把这部分收益算在里面。打比方说,你拿100万元的资金投资了一处房产,租金年收益为5万元,当前的长期利率水平是5%,那么你所持有房产的资产价格是符合资产价值的(在这里为简便起见,我们不考虑房产折旧以及风险溢价等问题)。而同时,在这一年间房产的市场价格又上涨了5%.如果把这处房产出售再加上租金收入,一年获利10万元,资本(100万元)的年收益率就是10%,是长期利率的2倍。如果人们普遍预期房价还将继续上涨的话,那么从资本投资收益的角度来看,投资这处房产是绝对合理的。只要房价能保持年5%的上涨,同时长期利率不超过5%,那么从资本投资收益的角度来看,任何时候购买这处房产——哪怕它涨上了天——都是合理的。这就是经济学上所谓的"合理性泡沫"。这也就是资产市场上会出现越涨越买,越买越涨这种"正反馈"现象的"合理"解释。当然了,这里所说的"合理"是从资本投资收益的角度而言的,并不是指资产的价格"合理"(符合资产的价值)。从资产收益的角度来看已处于泡沫状态,而从资本投资收益的角度来看却是合理的,这就是"合理性泡沫"的含义。

  可是,世界上没有只涨不跌的东西。在"合理性泡沫"因为内在的或外在的原因开始破裂,那么上述导致资产价格不断上涨的因素就会起相反的作用。这时,无论多么低的长期利率都将无法阻挡下跌的脚步——泡沫越大跌幅也会越深。还是拿上述投资来说。假如本来值100万元的房产涨到了300万元后开始下跌,每年跌幅为5%的话,第一年资产就缩水了15万元。假定租金收入还是5万元,资本投资收益率便是负的3%左右。这样,再低的长期利率都无法吸引人来投资这处房产。不过,下跌不同于上涨那样理论上可以无限持续下去。当房价跌到100万元以下,跌幅、租金都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就会有盈利,只要长期利率足够低,其投资价值就会凸显出来。

  当然,以上纯粹是理论上的分析,现实中并不存在这样有条不紊的"合理性泡沫"。当大部分人根据以往经验预计到资产价格有不断上涨的趋势时,由于其投资收益的丰厚回报,大量资金会瞬间涌入这一领域而出现暴涨。暴涨进一步证实了先前预测的正确,从而吸引更多的资金进场,催生更大的行情。这也是社会学上所说的"预言的自我实现"中的一种。

  合理性泡沫是否只有在低利率环境下才会出现呢?理论上来说高利率环境下也可能出现合理性泡沫,前提是人们普遍确信该资产的价格会进一步上升。但是,高利率环境下只可能出现局部的小泡沫,很难扩大成全局性的大泡沫。这是因为,首先,利率是资金的价格,供求关系决定价格的高低,高利率实际上反映了市场上资金短缺的现实。在资金短缺的市场上如何能形成全局性的泡沫?

  其次,高利率是一道门槛,资产价格上涨的幅度必须高于这道门槛才能维持合理性泡沫的存在。必须有足够高的涨幅才能维持的资产价格,必然会削弱人们对该资产进一步走高的信心,从而减少了出现合理性泡沫的概率。

  最后,如果高利率是政府央行为调控经济所采取的紧缩性金融政策的结果的话,政府必然会坚决打压泡沫,而不会为了眼前的经济增长纵容泡沫的扩大。我们知道,不同于国债,事实上房地产也好,股票也好,投资这些资产都是有相当风险的(国债的风险只是相对较小,并非完全没有)。所以,这些资产的收益率中必然要包含一定的风险溢价(房地产还要加上流动性溢价)。也就是说,资产的收益率应该等于风险溢价与长期利率之和。如果风险溢价为人们充分认识到的话,长期利率即使低一点也不会使资产收益率下降太多,从而避免资产泡沫的产生蔓延。可是,政府若是利用其强大的公信力人为地压低风险溢价,就有吹大泡沫的危险。就房地产投资(机)来说,其最大的风险是流动性不好条件下的价格下跌。而诱发房地产价格下跌的最主要因素是利率的上升。如果权威部门一面通过舆论宣传散布房价不会下跌论(对于已经奇高无比的房价,各级政府部门只说要"稳定"它,不曾听说要进行"调降"),一面又在通货膨胀已经成为现实危险之时还竭力避免采取加息这一金融调控手段,而是出台各种不痛不痒,甚至南辕北辙的政策进行所谓的"调控",这样就会大大降低人们对投资(机)房地产所可能带来的风险的预期,加大了房地产泡沫出现的概率。

  低利率最终不能阻挡泡沫的破灭

  过高的利率会阻碍经济的发展,所以,长期以来人们梦寐以求的便是低利率高增长的理想局面。但是,经济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加息降息也应顺势而为。我们不知道我国当前的中性利率水平应该是多少,但是考虑到美国的中性利率估计在4.5%左右,而美国的经济增长率又远远低于我国这样一个情况,我国当前的中性利率必定高于现在2.79%的政策利率水平。在现实的政策利率长期低于中性利率水平的情况下一定会诱发过热的投资,进而引发通货膨胀的抬头。这是因为,实际利率理论上应该等于资本收益率。而我国当前的实际利率水平如果以名义短期利率减去通货膨胀率来计算的话可能还不到1%,同时经济增长率却超过了10%.这至少说明当前我国的资本收益率要远远高于实际利率,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拼命扩大投资还需要别的理由吗?

  不过,在实际利率与资本收益率之间也存在着某种"裁定"的关系,两者最终将会走平。这一过程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随着投资的不断扩大,资本收益率将逐渐降低,而资金会变得紧缺。如果通过扩大货币供给来弥补资金短缺,就会造成通货膨胀率的上升。我们知道,名义长期利率等于长期预期通货膨胀率与实际长期利率之和。随着通货膨胀的不断加剧,长期预期通货膨胀率也会上升,这样名义长期利率也将水涨船高。随着名义长期利率的不断攀升,低利率将无法维持。所以,不管央行是否加息,长期来看利率的上升将不可避免。不同的是,主动加息进行反周期性操作能避免经济发展的大起大落,实现持续平稳的增长。这是历史上较为常见的一种经济波动形式。

  另一种是,由于资金充足,投资的扩大只是降低了资本收益率,除了资产价格的急剧膨胀外并没有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问题,长期利率也保持在相对的低位。这样,经济增长将维持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出现少有的繁荣局面。可是,资本的收益率却在不断走低,最终与实际利率水平持平。这一结果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产能的大量过剩,经济将被迫进行痛苦的调整,有可能陷入大的衰退之中。这种情况历史上并不多见,因为资金稀缺是常态。不过,因为某些机缘巧合,在个别情况下资金也有可能泛滥成灾。历史上这种典型现象出现过两次,一次是上世纪20年代的美国,另一次是上世纪80年代的日本。但愿不要在本世纪初在中国出现第三次。

  作者单位上海外国语大学日本文化经济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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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平:“上纲上线”未必就不对

  "孕妇之死"的新闻出来之后,时评作者们迅速对新闻进行了解剖,从各个方面分析原因。有人看到了医患关系,有人看到了阶层隔膜,有人担心信任危机,有人担心素质教育,有人呼吁流动人口的医疗保障,有人探究贫困给人带来的心理问题。针对有人呼吁限制病人和家属的签字同意权,我也写了一篇文章讨论病人的权利,认为恰好是病人的各种权利没有得到真正的落实,才导致了悲剧的发生。然而,包括我这篇文章在内,时评作者们的努力似乎激起了很多网民的反感,他们普遍认为,这是一个事实清楚、原因简单的特例,不必作过多的分析。对这些分析,有一个很顺手也很有效的打击,那就是"不要凡事都上纲上线"。

  这让我忍不住想讨论一下,上纲上线是怎么回事,它到底错在哪里?

  "上纲上线"作为一个妇孺皆知的贬义词,来自"文革"中它被当做阶级斗争的武器。最典型的例子是,有人穿双高跟鞋烫个卷发,看本西方文学名著,就被认为有资产阶级思想。接下来,他就有可能被认为站错了队,划到阶级敌人那边,属于被教育、打击、批斗的对象,影响他的就业、升职甚至基本的生活安宁。亲朋好友为了不受牵连,避之犹恐不及。最严重的情况,还有可能被送进牢房。这种斗争武器简单好用,于是迅速普及,横行一时,从专家学者到平民百姓,无数人都遭到它的袭击。

  "文革"之后,大家总结出一些血的教训,其中就包括不要轻易上纲上线,否则会害死人。但是仔细想想,真的是上纲上线在害人吗?不,是它背后的思想专制。在上述例子中,上纲上线本身未必不对,那些穿高跟鞋烫卷发读西方名著的人的确可能向往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可怕之处在于这样的强权法则:是资产阶级的东西就要消灭掉。假如人们有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和自主选择生活的自由,那么上纲上线也害不了人。正如今天的情形,对生活方式的控制减弱了,有人再拿高跟鞋说事就会成为笑话。

  相当多的上纲上线的确不对,简单化、片面化、歪曲、夸大,都是常见的情形。为什么会这样呢?还是因为有那个控制思想的强权在,人们这样做可以打击对方。如果没有这个强权打击的作用,它的不对也就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了。

  由于人们对"文革"的反省普遍未能深入,不敢说出真正的原因,就退后一步,拿"上纲上线"做了替罪羊。从思想的高压,到思想的怯懦,又正好以不要上纲上线作为解脱。因为思想本身,在很多时候就是上纲上线,所谓"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哲学成为一门"无用之学",因为它从古希腊开始,就是思辨和深究,就是"透过现象看本质",到后来连"现象"和"本质"的概念本身也被轮番考问。哲学思考的全部,几乎就是在"上纲上线"和"下纲下线"之间反复。

  本来应该厌恶的是思想专制,但人们把口水吐给了"上纲上线"这种思想方法,把经济改革中的"务实"作风作为思想的标准。这种错误使得思想专制本身偷着乐,并继续压制着思想的深度。凡事只能做一些简单的判断,不能判断的事情就被归为特例。

  在"孕妇之死"这件事上,很多人只想止于道德评判,认为一个女人和腹中胎儿的死亡,不过就是因运气不好,遇到了一个心肠歹毒、愚昧无知的男人;甚至认为这个男人暗怀阴谋,借刀杀人,骗取钱财。别的分析都是扯得太多,上纲上线。这和"文革"以来"把好事都归于社会制度、坏事都归于个人道德"的传统逻辑一脉相承。这个逻辑往往无法解释干坏事的个人和社会的关系,于是就发明了"特例"这个说法。社会不想承担的问题,都被说成是特殊情况,或者极少数分子的事情。要是遇到太普遍的"特殊"情况,干脆就把整个中国都说成"特殊国情"了。

  "孕妇之死"的确是一个极端情形,但并不是拒绝深入分析的"特例"。任何极端情形都有它的发生逻辑。一个怀着胎儿的女人悲惨地死去,则是很多未死者面临的诸多问题的一个总爆发。仔细地分析这些问题,不仅是对死者的交代,也是对生者的悲悯。

  当然,这是我又一次"上纲上线"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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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平:许霆案背后的银行形象

  山西青年许霆在广州"幸运"地遇到一台白送钱的ATM取款机,一时贪心取走了17.5万元人民币,近日被判无期徒刑,引起专家和民众的共同震惊。无论从法理还是常识看,这都是一个刑罚严苛的判决。在这个案子背后,不仅司法公正受到质疑,银行的公众形象也再一次跌到底谷。

  当事的广州商业银行声称自己也是受害者,却拒绝喊冤,不肯对媒体详细说出自己怎么受害了。许霆取款逃亡途中,有意还钱,但银行无意接手,只告诫他无论如何都要坐牢。媒体调查发现,ATM厂商早已经赔付了银行的金钱损失。那么银行的受害到底是什么呢?是一种老虎屁股被摸之后的感觉,威严的冒犯和潜在的危险。因此许霆所要付出的代价,并不是这17.5万元本身的估值,而是另外的东西。大家不明白的是,银行作为与储户平等的商业主体,怎么就多出了那么多东西来?网民们比较了发生在英国的几起ATM送钱事故,发现受损和难堪的首先是出错的银行。其中一起事故中,储户排队占便宜,简直是一场狂欢。另外一起事故中,有人恶意取了13万英镑,被判监禁一年多,家属大骂银行和法官。无论如何,银行都不至于理直气壮地恐吓储户,直接宣布其刑期。英国那位母亲说,我们都是普普通通的勤奋劳动者,遇到意外的馈赠为什么不动心呢?在中国,普通人贪图小便宜,在媒体上所受到的道德批判往往超过大贪官。如果有一辆运钞车撒了一地钱,媒体最关心的不是这车怎么管理的,而是谴责哄抢钞票的路人。但是另一方面,扪心自问,每个人都可能是下一个许霆。比如取款时ATM多吐了一千元,有多少人会还回去呢?还回去是否会遭遇银行傲慢而复杂的调查?这个案子如果说有什么正面意义的话,那就是在极端残酷的现实面前,人们终于开始关心撒钞票的运钞车等类似问题了。

  事实上,很多人都被ATM吞过卡或者吞过钞票。这时你唯一的办法,就是向银行投诉,等待银行按照自己的程序处理。如果刚好要下班了,你可能得耐心等到次日再去一趟。如果运气不好,还有可能耽误多日。谁能说这些时间内银行没有侵占和挪用本该你早点取出的钱财?当然,银行很难被证明有主观故意,绝对没有刑罚之虞,甚至也没听说过被吞卡有什么赔偿;如果你挂失不及时,卡里的钱丢了也是自己活该。有一天,银行发现要帮你取出卡来很麻烦,说不定还要收费呢。银行动辄增加收费项目,甚至连排队也要交钱,而相应的服务水平不是提高了,反而更加傲慢,这是中国的一个奇特景观。我家楼下的一家银行,因为存款或挂失要留身份证复印件,一直备有复印机。有一天,复印机要收费了。又过了一段时间,复印机搬走了,好不容易排到窗口的储户得自己出去找复印机。按规定,提供身份证就可以存钱,银行你有多余的要求我不抗议就不错了,怎么还要我来负担呢?这就好比过海关时被照相或者摁手印,海关居然要求旅客出钱买设备一样。

  普通百姓遇到许霆那样的"运气"也不容易,跟银行打交道的多是这些琐碎的小事。我想说的是,许霆案这样的极端案例背后,都是无数小事构成的逻辑链条。

  金融机构应该受到特殊保护,我相信很多人都会同意,但是如果特殊到为所欲为,对稍有冒犯者就置之死地,那就只有专制极权的皇帝可以比了。国家至大个人渺小的观念,多年来一直教育着中国人。如果银行总以国家财产的守卫者自居,而不回归到商业机构的位置上来,大大小小的许霆案随时都会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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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茸茸:令强者更霸道,令弱者更倒霉

  ATM 取钱案许霆竟被判无期徒刑,再一次严重打击了人们对于司法公正的信心,一路而来,我们的法律与民意背道而驰简直成了惯例,本来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以公平为基础而彰显正义,不到一个月前,周正毅被判16年而喊冤叫屈,二审判决前,他「入住」上海提篮桥监狱,每周家属可探望五次。据说,他每日喝茶看

报,过着悠哉悠哉的「牢狱」生活。二审判判决宣布后,他的律师认为判的太重提请上诉,而庭外举着「还我家园」牌子喊冤的无家可归的平民百姓们依然无家可

归,法院并未对「非法征地」事项给出具体的审判结果。

  这就是我们的法庭判决,许多时候不能不令我心存疑问:法官做结案陈词时依据的究竟是荒诞电影的剧本还是神圣的法律。

  要是引入陪审团制度,周正毅恐怕会被当庭掐死(事实上即便是这次判决结束后,一些法律专家也认为量刑太轻,应该判处死刑),而許霆则会当庭无罪释放

并赔偿精神损失费,过程应该是这样的:控辩双方展示证据,律师展开舌战,陪审团依据自己的良知以及呈堂证供做出审慎判决,现在可以在大街上做个民调,看

看普通人的想法,反正我问了我身边许多人,所有人都认为许霆无罪,法院荒唐,走了狗屎运的許霆如果真的要面对法庭那也应是「道德法庭」,而不是关人不眨

眼、意志如钢铁的国家机器之法庭。

  还有,我对本次判决的法庭取证很感兴趣,只是目前还没有新闻披露具体的庭审过程,我推测只会有单方的证据,可能会是银行提供了他们的记录:一张印有

許取款17万多的明细报表,还有案发当晚模糊不清的取款录像(事发深夜)。一个已经无节制的往外吐钱的ATM以及背后烂的一塌糊涂的银行信息系统提供的报告(

烂到发生一百多次错误都不能被发现),还能作为有效证据吗?法官怎能相信单方面从一个已经不可靠的系统里导出的证据呢?换句话说,如果这次判决最终力排

众议的执行下去,每个人都将生活在不安和恐惧当中,因为如果有人要搞你,就可以到银行取得你某个晚上取钱时的录像,然后出一份报告给法院,某天早上起床

,有人敲门递给一张传票,你于某年月日在ATM上取走了银行××万,然后送你去坐一辈子的黑牢。

  曾经有段时间,我工作地方的工商银行的ATM频频取出假币,最倒霉的一个同事曾经试过取了400块全是假币,他非常愤怒的到银行去讨个说法,结果柜台小姐

接过他递上去的四张100块假币,随手拿了张票据折叠了一下,将钱捆在一起写上:假币没收,然后要他回去等消息,他只好垂头丧气的自认倒霉,生了一会气,想

了想,的确是没法取证了,用户无法证明假钱是取款机吐出来的,哪怕取款机就在柜台旁边。也就是说,无论多取、少取、取到假钱,证据都在银行手里。

  法律不能给普通人带来安全感(甚至带来恐惧和不安),不能体现公平、彰显人人心中皆有的那么一点点的正义感,那么它的存在还有什么意义?

  让我们简单的回顾一下:在法律的神圣魔力下,21岁的聂树斌被控以强奸杀人的罪名枪毙,十年后真凶落网,佘祥林被莫名其妙的关了十几年,直到那个「被

他杀人碎尸」的精神病妻子自己走了回来,高莺莺坠楼四年后,她的内裤上查出了父亲的精斑。。。。。这些被侮辱者和被伤害者无一例外都是真正的弱势群体,

强大的法律武器逐渐表现出一种可怕的倾向:令强者更霸道,令弱者更倒霉。

  令人悲哀的是,这样的法律思想竟是我们的传统之一,几百年来我们已经习惯了以这样谨小慎微自认倒霉的姿态面对作为强势的官府、衙门、法律,更令人悲

哀的事,只要这样的事情没发生在自己头上,大部分人都觉得我们一直在进步,生活越来越幸福了,而当祸事无端降临,又忙着恐惧、自怨自艾,来不及思考了,

这一切,想想都沉重,不如看看这首滑稽可爱的打油诗:

  我有一方便,价值百匹练。

  相打长伏弱,至死不入县。

  唐五代时著名打油诗人王梵志教育我们,与人打架时,先服输认软,而宁死也不要入县衙打官司,一阵风都能轻易把人刮进大牢,再想出来可就难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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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浮名:向你强征小姐税,你也只能洗洗睡

  在"霸王餐"和"小姐税"面前 ,事业难以为继,斥资亿元在福建省安溪县兴建明园大酒店的新加坡商人王泉成准备撒手走人,不干了!

  8年前,王泉成修建了安溪县唯一的四星级酒店,惹得地税局里自局长以下人众纷纷跑来吃"霸王餐"。仅去年1-3月份,安溪地税局在明园大酒店白吃白住,消费了18289元,而明园大酒店"不识趣"地上门讨账。结果讨来了"执法大检查",重重的罚单告诉酒店,要补缴税费和罚款187万多元。(12月25日《市场报》)

  酒店照章纳税,为法律明文规定,谁也违犯不得。问题是,安溪县地税局开出的罚单列出了一部糊涂税帐,最匪夷所思的当属"小姐税"——不管酒店有无"小姐",都需按照床位数、KTV包间数、桑拿按摩室数,以一定比率来"核定""小姐"数量,按照每月每名"小姐"340元的额度向酒店征收。明园大酒店就被地税局"核定"出18名"小姐",并以此缴纳"小姐税"87380元。

  明园大酒店有没有小姐,我不知道。假定有罢,那也是公安部门的事,法律明文规定,楼堂馆所,严禁嫖娼卖淫。一旦藏垢纳污,法律的铁拳将重重出击,没其他部门什么事。如果没有,连公安机关都不得随意处罚,又与税务部门何干?再说,中国的税种里,目前还没"小姐税",即使要收,等立法的那一天再收不迟。

  然而,安溪的税务部门迫不及待地出手了,不为别的,就因为吃了你的霸王餐,而你居然不识相地上门催讨欠款!这个外商王泉成同志,思想觉悟也太低了!

  不错,吃饭就要掏钱,政府部门更应自律,在新加坡,官员吃"霸王餐"是要丢官的。但中国不是新加坡。堂堂中华上国,岂是你弹丸之地的新加坡可比!首先,你拿那么样的一个区区小国和俺中华上国比,就是你的错,夜郎自大啊夜郎自大!孰不知,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中华上国官场如海,丑的俊的,高的矮的,各色人等,应有尽有,白吃你几顿饭的,自然不在少数,岂能拿你那小小的新加坡纯粹相比?

  其次,俺中华文华博大精深,随便哪一门。你一个外国人,就是研究八辈子也研究不透,比如白吃文化、潜规则文化、权谋文化,即使土生土长的中国人,没下过苦功夫,尚且难以领悟,何况你一个老外!你派出讨欠账的员工没要回欠账,还挨了"不识相"的训斥,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你要帐可以,就是要到阎王爷门前都行,可是,你干嘛要到了俺手握重权的税务部门来了?我随便一抬腿,一举手,就可以踩死只蚂蚁一样地整垮你的酒店,因此,即使你吃了哑巴亏,左脸上挨了重重一拳,也得识相地把右脸凑上去,陪笑道:俺右脸的肉肥壮些,为免打疼了您家的贵手,请换打右脸吧。而你居然一脸天真地叹息:"我就搞不懂,你欠账,我要钱,为啥竟然是我 '不识相'?"

  第三,你实在不懂得权力的淫威究竟有多大。法律和政府规定,只是权力的婢女,需要它们时,可以对它们吆喝来吆喝去;不需要的时候,它们自然得靠边站。因此,你沿引《福建省保护华侨投资权益若干规定》第14条规定:"凡进入华侨投资企业之检查人员,必须向被检企业出具检查许可证明,并于每次检查完毕后向被检查企业出具检查登记证。对于未出具检查许可证明的,华侨投资企业有权拒绝检查。"以为保护神就在身边,拒绝非法检查,那你是错上加错。俺们的权力拥有者,智力超群,可以翻手为云,覆手为雨,非法整成合法,同样,你纵使清白得如豆腐,也可以从中拣出尘埃,实在没尘埃可拣,从地上抓起一把,撒进你的豆腐就是,你又能怎么样?

  王泉成同志,中国的钱不是那么好赚的,因为愚笨而精通不了中国权谋文化,只能怪你自己,怨不了税务部门的老爷。还是回到你的那个法律高于一切的蕞尔小国去,或者,干脆洗洗睡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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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林:征“小姐税”已无资格称执法

  新加坡商人王泉成不得不准备离开福建安溪了。8年前他在该县投资兴建了惟一一家四星级酒店,却因不懂"潜规则",不让吃"霸王餐",不愿交"糊涂税",坚持向欠吃喝费的地税部门讨账,竟遭到了地税部门的报复性执法,被莫名罚款187万,甚至要求交不存在的"小姐税",导致事业难以为继只能选择离开。法律专家认为,不仅税务局对酒店的检查严重违反法定程序,其开出的罚单也毫无法律依据。

  看到媒体愤怒地将该地税局的霸道行为称为"报复性执法",笔者感到非常诧异—这种行为确凿无疑地属于"报复性",但还有资格称"执法"吗?所谓执法就是"执行法律","执行"惟一的正当性是法律的存在。可向酒店强征"小姐税"依据的是哪一条法律?中国何时允许"小姐"合法存在并向其课税了?税务部门如此强征毫无法律依据的"小姐税",跟黑社会小流氓强抢酒店的合法财产没任何区别,哪里跟"执法"靠得上边?

  在美国,如果一个警察违反正当程序私闯民宅,公民是可以持枪将其击毙的,因为违反了正当法律程序的警察,已不是一个执法者而是一个非法侵入者,其行为已毫无"执法"的正当属性,与私闯民宅抢劫民财的匪徒没有区别,公民完全有权以自卫之名将其击毙—公权力只有依据法律行事时才拥有合法暴力,执法者只有在"执行法律"时才能正当地使用执法权力。

  类似福建安溪这样挟公权暴力报复公民的事情之所以时有发生,正源于报复行为带挂着"执法"的正当名义,"执法"名义下随便找个借口就可以整得你半死。有了执法这个冠冕堂皇的名义,就可以巧立名目对冒犯了公权的公民实施报复性惩罚和合法伤害;有了执法这个名头,即使伤害了公民权益也只是轻飘飘的"执法不当",一般只是"不正之风",至多界定为"严重违纪",根本受不到什么重罚。于是,再肮脏的利益都可以借"执法"而表达出来,再阴暗的诉求都敢打着"执法"的名号了。

  竟然霸道到征"小姐税"的地步,如果这都叫"执法",还有什么不叫执法?不剥去这种公权泼皮行为"执法"的皮,不惩罚这种公权抢劫,公民的合法权益在公权面前还有什么尊严?

  参考新闻:福建安溪地税部门报复性执法逼走外商

  来源:人民网

  12月24日,福建省安溪县,新加坡商人王泉成站在自己斥资亿元兴建的明园大酒店前,苦笑着对《市场报》记者说:"料理完酒店的'后事',我就该走了。"他说,8年前,自己兴建了该县惟一的四星级酒店,2003年开业后,却因不懂"潜规则",不让吃"霸王餐",不愿交"糊涂税",竟遭到了地税部门的报复性执法,导致事业难以为继,只能选择离开。

  拒绝"霸王餐"惹了地税局

  "在新加坡,官员吃'霸王餐'是要丢官的。现在事情闹到这步,也怪我'思维僵化',没考虑到这儿的环境。"说起多次向地税局"讨账"的事,王泉成似乎有点后悔。

  明园大酒店餐厅经理告诉《市场报》记者:"县地税局的人多次在我这里吃'霸王餐'。有一次三个人来吃饭,花了1400多元,不买单,说是地税局长。后来一问才知道,是地税局一个下属分局的局长,但我们之间并没有签单协议,结果就让他们结了账。还有一次,是地税局局长黄哲源自己来吃饭,饭后服务员让他买单,他说让办公室主任来结账,就走人了。结果我们等了好久,办公室主任也没来。"

  酒店的账单显示,仅去年1-3月份,安溪地税局在明园大酒店吃住消费18289元,却迟迟不结账。其中,2006年3月12日,地税局12人一顿午餐就干掉7502元,其中主要是鲍鱼;2006年3月15日,黄局长独自一人点了红烧大鲍翅和两个小菜,吃掉350元。

  吃饭就要掏钱,政府部门更应自律,这是侨商王泉成的思维方式。面对县地税局迟迟不结的账单,明园大酒店就"不识趣"地上门讨账了。酒店餐饮部主管告诉《市场报》记者:"酒店到地税局步行不到5分钟,去年我就和同事多次去地税局要钱,但他们就是不给。其中一次地税局对我们说,你们价格太高,回去把价格调低了再来要钱!其实我们给地税局的价格已经最低了。后来再去要账,结果就被臭骂'不识相'!"

  "员工回来向我哭诉,我就搞不懂,你欠账,我要钱,为啥竟然是我 '不识相'?可不久后发生的那一连串事件,让我彻底明白了!"王泉成叹息道。

  讨账讨来执法大检查

  明园大酒店多次去县地税局要账之后,2006年9月25日上午10点半,突然有13个人开着一辆面包车,将酒店正门堵住。然后这伙人大声喧哗着直奔前台、财务部和保安部,声称是税务局来查账,却没有按照有关法规,履行出示检查许可证、税务检查证、税务检查通知书及制作检查笔录的程序。并且,13个人中只有一个身着税务制服。因此酒店工作人员还拨打了110报警电话。后来,由于酒店员工认识其中一名安溪地税局的工作人员,才知道这是泉州市地税稽查局专门针对明园大酒店的"执法大检查"!

  据当时在场人员回忆,其中两名男子直接闯入酒店前台工作间,控制了酒店管理系统电脑;另外8人冲进财务室,喝令财务人员站到一边,然后占据所有电脑,开始拷贝资料。此时,酒店办公全部中止,电脑、报表、账本和办公室均被控制,并被要求打开总经理办公室检查。随后,执法人员装好4大箱账本,拆下酒店财务经理和出纳的2台电脑主机,准备带走,并拿出"调取账簿资料清单",强行让财务经理盖章。被拒绝后,执法人员就在财务经理的桌子内搜出财务专用印章,抓起来自已盖了上去。

  检查临近结束时,在场的酒店负责人才想起来要求出示相关执法手续,执法人员这才现场填写了《税务检查通知书》,双方签署日期为2006年9月25日11时。此时,检查已进行了半个小时,并接近尾声。

  次日,安溪县地税局拖欠不到两万元的食宿款到账了,可紧接着,重重的罚单也来了。泉州市地税局通知酒店,要补缴税费和罚款187万多元,要求把钱打到安溪县地税局的账户上。后经举行听证会,又减为120多万元。《市场报》记者看到了两份由泉州市地税局出具的针对明园大酒店的文件,前一份是"少缴金额、滞纳金、罚款合计1874044.36元",后一份是"少缴金额、滞纳金、罚款合计1227446.36元",两者相比少了60多万元。此外,记者还在《处罚决定书》中看到了一笔"糊涂账":其"个人所得税――利息股息所得"一项虽没有"少缴金额",却被"罚款"646598元,让人莫名其妙。

  拒缴"小姐税" 屡被断发票

  王泉成拿着泉州市地税局出具的《处罚决定书》告诉《市场报》记者,罚单中许多项目是无中生有,让人搞不懂;并且还不能对账,只笼统告诉该缴的数字。

  在安溪县地税局征收的若干税种中,最令人匪夷所思的当属"小姐个人所得税",也就是当地俗称的"小姐税"――不管酒店有无"小姐",都需按照床位数、KTV包间数、桑拿按摩室数,以一定比率来"核定""小姐"数量,按照每月每名"小姐"340元的额度向酒店征收。明园大酒店就被地税局"核定"出18名"小姐",并以此缴纳"小姐税"87380元。后来,明园大酒店认为中国大陆并不允许"小姐"服务,所以拒绝再缴该税。

  王泉成还说,在一些项目的征收上,之前就存在一些争议,但安溪县地税局的处理方式却不能让人理解。比如,明园大酒店二楼餐厅包厢明明没有安装RTV(安装有实时视频点播系统的歌舞娱乐场所)音响系统,由于酒店财务误报,导致缴了两年根本不存在的RTV娱乐业营业税。酒店发现后,向地税局要求更正,而地税局却要求酒店继续申报纳税。后来酒店据理力争,虽取消了这个税种,但地税局却坚持要将酒店其他项目的定税调高,以确保酒店税收总额不变。

  此外,双方还曾就该不该缴纳"城市房地产税"的问题,各自拿出法规依据争论不休。明园大酒店根据《城市房地产税暂行条例》和《福建招商引资优惠政策》,认为应免征"城市房产税"三年;而安溪县地税局则拿出《国家税务局关于外商投资企业新建房屋适用城市房地产税政策的批复》,认为应当向明园大酒店征缴该税。

  由于双方存在争议,地税局竟以不卖给酒店发票的手段来制裁,导致酒店难以正常经营。后来,此事还是经主管副县长两次出面协调,才得以解决。

  两级地税坚称无过错

  12月24日,安溪县地税局书面接受了《市场报》记者的采访。对于"小姐税"的问题,该局称,这是"酒店行业一些高收入服务人员劳务报酬的个人所得税",以泉州市地税局的文件为依据;对于"霸王餐"的问题,该局称"安溪乃至整个泉州酒店业的通常做法是给予单位消费者先行签单消费,后再统一结算转账付款",而非"连续几个月催讨不来、经投诉半年才把钱要回";关于"报复性执法"问题,该局称泉州市稽查局与其是平行机构,前者对明园酒店的专项检查"是独立执法行为,与我局无任何关系"; 对于"RTV相关税收"问题,该局称他们是根据申报和调查到的实际情况来核定的;对于"城市房地产税"的问题,该局称他们是依法征收,多次催缴并发出限期整改通知书,但明园大酒店依旧未予改正,继续拖欠税款;至于两次暂停供应发票的问题,该局根据税法条文,认为有税法可循。

  同一天,泉州市地税稽查局邹副局长也接受了《市场报》记者的采访。依据《福建省保护华侨投资权益若干规定》第14条规定:"凡进入华侨投资企业之检查人员,必须向被检企业出具检查许可证明,并于每次检查完毕后向被检查企业出具检查登记证。对于未出具检查许可证明的,华侨投资企业有权拒绝检查。"邹副局长说,自己不知道应当出具上述检查许可证明和《检查登记证》,而事实上也没有出具。《行政处罚法》第37条明文规定:"询问或检查应当制作笔录",但邹副局长告诉记者,在执法检查时,检查笔录可以制作,也可以不制作。

  明园大酒店与当地两级地税部门之间的纠葛,已被社会关注。日前,中国行政法学研究会会长应松年教授、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教授、国家行政学院杨小军教授等多名知名法学专家对此案提出了他们的意见。专家认为,2003年到2005年间,安溪地税局向明园大酒店征缴"城市房地产税"656158.87元,其依据与上位法违背,当属无效;泉州市地税稽查局2007年8月30日对明园大酒店的处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征收"小姐税"更是缺乏法律依据;此外从程序上讲,2006年9月25日泉州地税局稽查局进行税务检查,没有按照规定履行表明身份、出示税务检查证和税务检查通知书、告知等重要程序,属于严重违反法定程序,行政处罚行为应予撤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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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12月27日 星期四

郑佳欣:2007年度十大网络事件盘点

  2007年度十大网络事件盘点

  1、"正龙拍虎"

  直把2007当虎年

  那头顶着几片硕大绿叶的老虎,脚踩七彩祥云翩翩而来。我们猜中了开头,但猜不到结局。原本,一出农民摄影家虎口拍照的英雄戏,谁知被眼睛贼亮的网民们揪住尾巴不放,演变成"老虎迷城"。这边厢,各方赌神纷纷赌上项上人头,有人押上乌纱帽,那边厢,倒虎派PK挺虎派,年画虎闪亮登场。这头老虎远远比张导、陈导们的大片更具想象力。

  不管是称之"正龙拍虎",还是"华南虎照",这摊事已经不需要再重述,仿佛2007不是猪年而是虎年。

  人人都拿老虎说事,人人都在这头老虎身上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猎人、农民摄影家、金丝猴专家、老鼠专家、鱼类专家、ps专家、数码专家、植物学家、政府官员、村民村姑、法学硕士、刑侦界痕迹鉴定专家、黑客、数学家、年画商、记者,还有各色人等,敲锣打鼓,满地唾沫星子。

  华南虎入选本报十大网络事件,首先要感谢网友们,感谢互联网,感谢web2.0.正是来自网络的追问与怀疑,才让人们逐步逼近事实的真相,这就是网络的影响力。网民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理性与成熟,他们像神探福尔摩斯和柯南一样挖掘铁证,并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技能探求事实和真相,将信息呈现在网络上。这与很多人印象中网民只会灌水攻击谩骂的形象大相径庭。

  当人们质疑亿元彩票作弊、质疑嫦娥月照真伪,我们都看到了华南虎的影子,CCTV还把"华南虎照"和"嫦娥月照"两者合一,推出了"网民质疑"的专题报道。在互联网功能强大的搜索引擎面前,在中国网民的智慧面前,一切偷鸡摸狗、一切假权威都是纸老虎。

  周老虎事件折腾了快两个月,但如今孰是孰非,未有定论。"这让人怀念起全国牙防组来了,要是有颗假牙需要鉴定,好歹以前可以找牙防组。"一位网友如是说。

  无论最终结果如何,华南虎事件都是中国网民们追求真相和实事求是的又一次"启蒙运动"。有理由相信,未来的中国互联网会有更多理智的声音,让更多的人因此受益。

  2 、最牛钉子户

  一次意义丰富的胜利

  2007年的重庆,在《物权法》颁布实施的大背景下,"史上最牛钉子户"杨武高举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孤岛般的自家小楼顶挥舞,向外界展示保卫私产的决心时,许多人都被震撼了。

  今年三月末,网络上流传着一个《史上最牛的钉子户》的英雄帖。帖中附图:一个被挖成10米深大坑的楼盘地基正中央,孤零零地立着一栋二层小楼,犹如大海里的孤岛。

  这场悬而未决的拆迁割据战,开始只是微小的事件,到了网上,却一下力压房价、猪肉成为最热门的话题,并卷入巨大的社会能量。事件最终和气收场,"史上最牛钉子户"得到400万元的补偿。此事也被上升到了物权法、公民社会的胜利的高度。

  而在事件中,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草根阶层与经营阶层、政府决策者与公众之间的互动,堪称经典。

  从重庆"史上最牛钉子户"开始,"史上最牛"成了一个牛气逼人的词语,不但曝光率高,而且是票房保证。随后,各地雨后春笋般涌现一批史上最牛公章、史上最牛乞丐、史上最牛婚礼,"史上最牛"如今成了网民嘴边的口头禅。

  3、"海艺门"

  谁有权拿起虚拟的教鞭

  考一下你的地理知识,"海艺门"在哪里?翻烂世界地图五大洲四大洋,你也不会找到这个地方。

  其实,答案在网上飘扬:皇城脚下,北三环边,海淀区艺术职业学校的校门。为了找到这扇门,网友们可是费了不少功夫。

  5月25日,一段数名学生在上课时侮辱年迈地理老师的视频让网民们出离愤怒。总长4分55秒的"辱师"视频里,整个课堂纪律一片混乱,一个戴着耳钉的男学生冲上讲台摘下年迈老师的帽子,坐在下面的同学不停地哄笑、打闹。对老师的同情和对这些学生的愤怒瞬间在网络上蔓延。

  网民用鼠标和键盘关注着事件进程,一个网络追击令传遍江湖。继而,一批福尔摩斯网友也在行动,一位猫扑网友称视频中某当事人的黑色T恤跟海淀区艺术职业学校的衣服很像。有网友根据黑板上写着英语和两边的乌兹别克斯坦国旗、中国国旗查证出,最近跟乌兹别克斯坦有过活动的学校只有海淀区艺术职业学校。"海艺门"逐渐浮出水面。

  接着,部分网民奔赴"前线",前往学校的网友JO-HANSON称:"既然学校没有有力的教鞭,那么就让社会来教育他们吧!"

  这帮人到底是网络暴民,还是多情剑客、梁山好汉?这是个问题,我们也没有标准答案。从虐猫女到"铜须门",从流氓外教到"海艺门",几乎每一件网络暴力事件都始于网帖,接着全民跟进,从网帖的细枝末节,挖出背后的秘密,挖出当事人的真实身份和个人资料,然后公之于众,最后演变成对当事人现实的攻击和威胁。

  在网络江湖里,一张张所谓的"网络追击令"如同小李家的飞刀,"例无虚发",让每一个当事人的隐私都无处遁形。

  只是这柄飞刀仅有道德力量的约束,一不留神,便有可能滥杀无辜,堕入魔道。

  4、带头大哥

  大哥失足,网络千古恨

  "相信我,就跟我去股市抢钱!"

  "在股票世界里,我是神。因为我做到了。"

  今年2月16日,一位奇人"带头大哥777"在网上横空出世。在其个人史《一路风雪》里,他出身世家,身怀十八般绝技,曾是翻云覆雨的操盘手,对股市的预测达到出神入化的境地。3个月的时间,他的博客点击量已超千万,而单日点击超46万,打破了美女老徐博客的纪录,堪称"天下第一博"。

  和天龙八部里的带头大哥如出一辙,这位网络里的带头大哥也一失足成千古恨,7月24日,他被公安机关缉拿归案,这一切都被证明为谎言。

  原来,在天下第一博的金字招牌下,"带头大哥"早有异心,自己打起了小算盘。在中国股票的大牛市中,"带头大哥777"广收门徒,开了约7个QQ群,每个群有100人左右。要想加入,先交7000元到10000元左右的费用,很多人冲着"网络股神"的名头前赴后继,致使其非法吸纳资金700万元上下。没想到,带头大哥背后的阴影中暗藏了这样巨大而复杂的玄机。网络世界的虚拟与幻象,媒介的推波助澜,造就了"带头大哥"的敛财传奇。

  带头大哥所具有的广泛性为我们揭开了网络敛财的冰山一角,一些网站、博客、QQ群如今沦为敛财欺骗的恶搞工具。在网上,有叫卖成人用品的,叫卖黑手机的,叫卖身体的,甚至有贩卖坦克的……网络给了我们一个开放的平台,我们会遇到鲜花美女,也有可能踩上狗屎,甚至地雷。要知道,一个带头大哥倒下了,还会有千千万万个带头大哥上位,要小心。

  最后,弱弱地问一句,大哥,你好吗?

  5、丁香小慧

  比后妈暴力,比亲娘温情

  今年夏天我们被一个人玩了,她就是"最毒后妈"。

  7月17日,互联网上一篇题为《史上最恶毒后妈把女儿打得狂吐鲜血》的热帖,图文并茂地描述了后妈如何残酷虐待继女丁香小慧的行为,让人看过之后无不感到咬牙切齿,摩拳擦掌。

  一夜之间,网络包青天们纷纷登场,高呼"史上最毒后妈"、"禽兽不如"、"没人性"、"跟你丫死磕"等口号,口诛笔伐"最毒后妈"陈彩诗,甚至有人要代表全国网民上门判她死刑。这位年轻后妈最后只得"跪地喊冤"。不久,水落石出,当地警方得出结论,陈彩诗并未虐待"丁香小慧"。网友发帖透露真相称,病家庭困难治不起病,于是有人编造了这个善意的谎言,争取网友的资助,丁香小慧体表初始伤势是自己跌倒造成的。轰轰烈烈的史上最毒后妈,原来是史上最大谣言。

  无论如何,网友的捐助对丁香小慧对抗病患还是大有帮助的,即使谎言被揭,也有网友表示捐赠无悔。怎么说网络呢,有时候它比后妈还暴力,有时候比亲娘还温情。

  确实,风水轮流转,昨天还在破口谩骂后妈的网民,这下成了全民公敌,还被扣上了"网络暴民"的帽子。"最讨厌那些破口谩骂的人了,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

  但是,如果没有这些"暴民"的群情激昂,事件也不会有如此大的影响力。"网民生气了,后果很严重",这股不可忽视的力量,使得各方纷纷介入,才有谎言的层层褪落。

  要说"网络暴民",不得不说到背后的一小撮人。从年初的"别针换别墅"骗局,到最近的"北大女生裸照"风波,再到"史上最毒后妈"事件,"幕后推手"频频亮相。网络推手利用人们的同情心,精心布置了这一场"史上最毒后妈"的谎言,隐藏于假新闻背后的是深层的利益链条。

  不过,我们无须过于激动,要看到这个世界美好的一面。"最毒后妈"让我们看到,网上还有那么多热心的活雷锋,中国社会的道德与良知把希望的根留住了。

  当然,光有道德有良知还不够。

  6、"中国黑客门"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在网络江湖里,门派林立,然而今年"中国黑客门"却突然热了起来。

  8月26日,德国总理默克尔出访中国。同一天上市的德国杂志《明镜》封面上,一个黄色面孔的人从幕后向外窥探,封面故事标题颇为抢眼:黄色间谍。报道指责在德国发生的越来越多的工业间谍活动与中国有关。

  9月3日,英国《金融时报》披露,五角大楼承认曾在6月遭到迄今为止最严重的黑客攻击。报道中,一个匿名的某高级政府官员称:"极有可能与中国人民解放军有关。"

  9月8日,法国《世界报》引述法国国防部秘书长德隆说,法国政府的电脑网络也曾遭中国黑客入侵。

  然而,情如德国专业杂志《CT》副总编辑耶尔格·库里所说,"德国情报机关指中国军方是攻击的幕后主使的说法不太可靠。

  他们的推测逻辑也许就是这样:计算机专家追踪到了木马程序的源头并发现它们来自中国的一些城市,然后看到这些城市有一些部队的驻地,于是估计这些攻击者来自中国军方。"

  网络恐怖分子的问题不是我家你家的事情,而是大家的事情。

  7、南京彭宇案

  在"彭宇案"之前,人们只认识彭恰恰和李宇春。

  在"彭宇案"之后,人们知道了,去拉一个跌倒的老太太需要有大出血的勇气。

  南京一男子彭宇称因搀扶摔倒的徐老太,反而被告上法庭。9月,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彭宇被判赔45876元。判决书称"彭宇自认,其是第一个下车的人,从常理分析,他与老太太相撞的可能性比较大"。判决书中还称,如果不是彭宇撞的老太太,他完全不用送她去医院,而可以"自行离去","但彭宇未作此等选择,他的行为显然与情理相悖"。

  网上一片哗然。网友们认真学习判决书的精神,按照常理分析各类事件:从常理分析一定是罗盛教把孩子推到了冰窟中,从常理分析一定是雷锋欠世人的情,从常理分析一定是赖宁放的火……从常理分析做好事的人,一定都是做了见不得人的事,一定都是犯错在先,否则完全可以自行离去;但他未作此等选择,其行为显然与情理相悖。

  这起"撞人还是做好事"的民事纠纷,经过网络演变成一场大讨论,不停地有网友现身说法讲述自己好心帮忙被反咬一口的惨痛遭遇,讨论由"好人要不要做"到对法院判决的质疑,甚至启动"人肉搜索引擎",找出了更多法庭当时也未涉及的相关内幕,甚至有人声称查出徐老太可能是专业"碰瓷党"。

  "彭宇案"引发的网络风暴里,中国网友扮演了一回"民间陪审团"、正义使者的角色。网络的"民间陪审团",让人们看到冤假错案通往正义的第二条道路。只是,当真相扑朔迷离时,网络"民间陪审团"是否会制造冤假错案,把正义的大棒打到正义的一方身上。

  这个问号是存在的。

  8、红钻帝国

  2007年最经典的句式:上网有风险,发帖需谨慎。

  2007年7月18日,一场暴雨持续三小时,山东济南的中心城区几成泽国,截至7月21日,死亡人数达34人。济南暴雨后,"银座购物广场淹死人"的传闻在网络上和当地民众当中广泛流传。很多网上帖子都称听说淹死了人,具体数目从十几到上百不等。当地几次发布官方声明,称并无人员在商场内淹死,但仍有很多人不相信。

  在此过程中,一位23岁的女网友在舜网论坛注册网名"红钻帝国"。像很多网友一样,在银座商场是否有人被淹死的问题上,她认为肯定有人死了,只不过真相没有公布出来。她回贴称"我朋友的老八(爸)在银广的一个专柜卖场,她今天亲口对我朋友说的,你们银座死了多少人。"

  后来,警方因其发帖"内容有明显的唬人噱头,营造了暴雨过后的恐怖气氛,里面有灾害造成多少人死亡的虚假信息",对她进行了治安拘留。"红钻帝国"被治安拘留之后,部分网友在舜网论坛注册了一系列带有"红钻"的ID,以示对她的支持。

  "红钻帝国"或许未预料到这一后果,她只是和我们一样随便上网,随便点击,随便骂上几句。传统的思维和现实的利益纠葛,已经延伸到了网络上。

  9、山西黑砖窑

  山西黑砖窑事件的曝光最初来源于网络。在今年6月,一则《孩子被卖山西黑砖窑400位父亲泣血呼救》的论坛帖子震撼了大众的眼球。

  短短6天时间,点击率高达58万,3000多篇回帖。随后,各类媒体大规模报道此事,引起中国高层领导人密切关注。胡锦涛、温家宝等领导同志都作了重要批示。不久后,包括窑主、包工头、劳监人员在内的多名相关人员被刑拘或处理。原山西省长于幼军对"黑砖窑"事件深刻反思时认为,黑砖窑事件的一个重要教训,在于"没有敏锐把握网络、媒体的舆论动向,及时做出正确的回应。"

  此后,网友Iamv发起了一场特殊的网络寻人接力活动,并查找到几个失踪窑工的线索。他在博文中呼吁公众再度重视山西黑砖窑事件,寻找在政府打击山西黑窑行动之后获救又再度失踪的窑奴。

  "个人的力量是单薄的,但是传递的力量是巨大的。"

  10、3377事件

  3377事件,本是现代都市生活中最常见的琐事:男主人"77"离婚后,将房产留给了前妻,而他现夫人(因属第三者,被网友戏称为"小三")对此不满,便到"77"前妻的博客上肆意辱骂。很快,"77"前妻的一个朋友又出面回骂。

  双方的对骂被转到天涯论坛后,立刻变了味。网友们集体对"77"和"小三"开骂,短短4天,网络暴力不断升级。数量庞大的网民发动了"人肉搜索引擎"的威力,将此第三者及其家人的所有资料"侦查"出来并公布在网上,并发动与相关人物同城的网友在当地宣传他们的事件。直到"77"不堪其扰,在博客中发表了带有妥协意味的声明。

  这一事件被称为新铜须门事件,并被天涯网友评为2007年度十大网络事件第一名。

  年度网络词汇:散步

  词人:厦门人

  词义:原指为了锻炼或娱乐而随便走走,后衍生为公民上街步行表达内心意愿。

  词源:

  一切皆因劈叉而起。劈叉即PX,意指对二甲苯,属危险化学品,据称高致癌。

  2005年7月,厦门PX项目的环境影响报告书获得国家环保总局审批通过。次年11月,PX项目开始动工。此后两年,在当地知名的厦门小鱼社区网站和厦门房地产联合网上,关于化工厂的污染问题讨论始终是该市海沧区居民的讨论热点,PX项目很快成为一个热点。今年三四月,陆续有多家媒体对市民反对PX项目进行报道。

  "大家一起去散步。"5月中下旬,这样一则"温馨提醒"在厦门用户手机和网络间广为流传,提醒市民关注厦门海沧PX化工项目,并相约六一儿童节上街"散步"。

  6月1日、2日,数千名厦门市民纷纷自发上街加入"散步",表达反对在厦门建设PX化工项目的心愿。一位网友在博客上这样写道:"我走到白鹭洲公园站的时候,前面又是一个关卡。我走上前,警察就问,过去有什么事?我说就是去散散步。他摇了摇头说,不行。"

  此事发生后,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表态说,总局将组织有关专家推动厦门市全区域的规划环评。

  最近,事件发生重大的转折,有消息称厦门PX项目可能迁建漳州。

  《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说:面对公众质疑,当地政府部门变被动为主动……让公众体察了政府对民意的重视。

  厦门市政府副秘书长朱子鹭说,"政府和市民在一起成长"。

  在"齐步走"和"快跑"之间,散步体现了可爱的厦门人的智慧和坚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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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文:带头大哥的前生今世

  根据《证券、期货投资咨询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从事证券、期货投资咨询业务的人员,必须取得证券、期货投资咨询从业资格,并加入一家有从业资格的咨询机构后,方可从事咨询业务。

  "带头大哥"现在接受调查,可像这样违规的"大哥"还有多少?其危害性不可小觑。荐股博客、股民QQ群等成为新手选股的"橄榄枝",也是他们造就了昔日光鲜的"带头大哥",事件到了今天,我们到底应该警惕什么?

  无论牛市还是熊市,作为股市投资者,"投资教育"是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必须学会预防在市场中那些心存不轨者的"暗箭"。此次是投资者陷入荐股博客、股民QQ群的"传销"陷阱,仔细想来,这与投资者教育不到位不无关系。

  股市走入大牛市后,在博客中推荐股票,利用QQ群招收会员等手段就被"先知先觉"者所利用,在他们牟取暴利的同时,也扰乱市场的秩序。网站监管层在研发博客、QQ新功能的同时,也应注意规范博客市场,对于特殊用途的博客和QQ,应推出实名制申请,规范这些无资质人员的行为,如果那样的话,或许就没有今天的"带头大哥"了。

  对那些至今还"隐身"的"大哥"们,监管部门应穷追不舍。套用《无间道》里的那句话: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

  24日,"带头大哥777"王秀杰被长春市人民检察院以涉嫌非法经营罪正式批捕。

  17日上午王秀杰被吉林省公安厅以涉嫌非法经营罪向长春市人民检察院提请批捕,检方在七天内做出了批捕的决定,长春市人民检察院在审查此案件的过程中,提出了五项需警方补充侦查的内容,其中包括"带头大哥"是否存在偷税、漏税等行为。

  警方表示,"带头大哥777"真名为王秀杰,并非如他所称出自高级干部家庭。他自今年2月以来,开始在网上设群传授股票经验,因其自称对股票预测准确率超过90%,又自诩为"散户的保护神"。因此许多人通过缴费方式申请加入了"带头大哥777"的QQ群。股民缴费最少的每人每年3000元,最多的竟达3万多元。经查明,"带头大哥777"在博客上的自我介绍多为不实之词。据了解,此案涉案金额上千万元,数额巨大。

  "带头大哥"是7月4日被吉林省警方控制的,之前,他一度是中国证券市场红得发紫的人物。

  制造"中国第一博"

  "今天你去'带头大哥'博客了吗?"这曾是在新股民中流传很广的话。一段时间,来自吉林长春的股票投资者"带头大哥"似乎成为中国股市中最火的一个人,他自称炒股17年,为让更多股民分享他十几年的投资经验,特意开通博客,他甚至自称"散户的救世主"。

  记者来到"带头大哥"的博客发现,进入3月份以后,"带头大哥777"的博客每日几乎都有更新,每篇分析股市的博文,都受到众多股民追捧,点击次数都接近50万,6月28日,他一篇《要有风险防范意识》的博文,点击数高达656599次。

  以这样的访问量,在网易开博2个月突破900万次点击,目前博客点击数高达32645768次,堪称"中国第一博"的开博者。在此之前,他在网易的博客的单日点击超150万次,打破号称"中国第一博"的老徐博客的单日点击最高记录。

  查询了"带头大哥"的资料,可得到以下信息:真名王晓,1972年出生于吉林省长春市一个高级干部家庭。1992年去上海,进入万国证券,先后做过大户管理员、操作员、分析师、操盘手和主操盘手。2001年又在成都开设龙鼎投资资讯网,再度关注股市,但不久又关闭了自己的网站。曾经在四川开超市,又全部亏损。到2005年大盘跌破1000点再次进入股市。个人资产超过1700万元。

  所述经历原是谎言

  据消息人士透露,在今年五六月份的时候,"带头大哥"就已经引起了中国证监会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鉴于"带头大哥"的一系列行为涉嫌违反相关法律法规,且此事影响面广、牵涉人员较多,中国证监会相关部门遂与公安部联络,要求协同办理此事。

  公安部有关领导获悉详情后,立即责成吉林省公安机关与证监会相关部门积极配合办理,在掌握了一定的证据之后,将"带头大哥777"控制起来。

  "带头大哥"一直强调,自己对散户是多么的坦诚。但就是这位坦诚的"大哥"连名字都是假的。通过户籍调查系统,公安机关发现,长春市区范围内并无一个生于1972年的王晓。"最近的也就是1973年的,但人家这个王晓人在九台。即使考虑到'带头大哥'是否因为上学而将户籍迁出的原因,也找不到任何线索。"一位公安人员对记者说。

  原来,"带头大哥"真名叫王秀杰,1973年1月10日出生于长春,大专文化,身高超过1.8米。王秀杰并非高干子弟,他出生在一个普通市民的家庭。王秀杰父亲已去世,母亲已有72岁高龄,家中至少有一姐一哥。"他结过两次婚!"今年34岁的王秀杰前些年结婚,后又离婚,几年后,再次成家。至今没有子女。王秀杰也非1992年入市,而是于1995年开立股东账户入市。

  王秀杰自己称,他与号称"证券教父"、原万国证券掌门人管金生离奇邂逅,并在万国拜师,最终成为操盘手。

  而一位此前一直在万国证券、现仍在申银万国证券任职的资深证券人士告诉记者,如果"带头大哥777"真的曾经在老万国证券工作过,那么按他所说的年纪,"3·27"国债时,其还只是一个新手,万国根本不可能对其委以操盘重任。"而且如果他要真是像自己说的那么有名,那我肯定是应该听说过。然而不止是我,包括老万国的很多人,在此之前都根本没有听说过他,估计是胡吹,增强自己的知名度吧。"这位人士表示。

  记者通过求证发现,"带头大哥"自称2001年在四川的"传奇经历"也涉嫌造假。

  王秀杰在自己的驿路风雪中提到自己的西南地区经历:"2001年4月在四川成都开设龙鼎投资资讯网。不久就关闭了自己的网站。同年在神光网与其创始人孙成刚展开3个月的大辩论,震惊中国股市。曾经在四川开超市,又全部亏损。"记者立即与成都当地的相关人士进行了沟通,当地证券业一从业10余年的资深人士称,根本没有听说过业界有王晓这个名字,而对"龙鼎投资资讯网"也没有什么印象。该人士提出质疑,如果他真有震惊中国股市的才能,那么他的投资资讯网为什么会关闭?而记者又联系了三位当地商界人士,在当地所开的较大超市经理名单里也从来没有听说过王晓或者王秀杰这样一个人物。

  据知情人士透露,王秀杰在2000年之前根本没有离开过长春,一直都在做银行方面的工作。

  这位知情人士说,王秀杰1992年在建设银行吉林省分行营业部二道支行做储蓄员,1995年,转到人民广场支行做出纳,1998年,又转到西安大路支行做房产科科员,"直到2000年,我的工作调转了,我才没有看到他!"

  此前"带头大哥"在网上说他1992年去上海,进入万国证券,先后做过大户管理员、操作员、分析师、操盘手和主操盘手,这些都是捏造的,2004年他正式买断工龄,具体由其姐姐办理。

  在新浪开博

  "带头大哥"在网易建博是在2007年2月8日,建博后,他就锁定了留言功能,不允许网友发表自己的看法,即便是在6月27日开放了留言功能,也只是针对千余位好友。

  "之所以如此谨慎,因为此前在新浪开博时大批网友在留言中表示质疑!"知情人士说,"带头大哥"最先是在新浪开博,注册时间是2005年12月14日,注册不到4分钟,大哥就在博客中发表了《驿路风雪》一文。

  此后,大哥发表的大都是分析股票的博文,刚开始还正常,到后来,众多网友在博文后面提出质疑,"当时回复的人非常多,少则几千,多则上万,有人质疑,有人开骂,博客中的火药味很重!"知情人士说,当时网友的留言威胁到了大哥的威信,第二天再看留言时,已经所剩无几了,大都被删除,估计在"大哥"的团队里,已经安排了专人在负责删网友留言。

  终于在今年的3月1日,大哥发帖宣布:我的文章不会再出现在新浪,我去网易了。

  从"带头大哥"的博客中发现,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还组建了一个"带头大哥777团队",在其博客成为"中国第一博"后,这个团队开始活动,组建网站、吸纳会员,同时进行宣传。此前,就有网友怀疑,其博客之所以迅速窜红,就是这一团队在利用专业知识为自己造势,借机扩大影响私募资金。

  针对这一情况,记者得到证实,"带头大哥"团队有11人,王秀杰被控制后,其他大部分成员仍留在长春,没有离开。据透露,这个团队的所有成员都在警方控制之内,他们也被要求随时接受调查。

  在此之前,"带头大哥"自己介绍,"我们的团队最早是2001年成立的,包括最原始的两个人,我和我们的总经理。最多时我们的人员达到了17人,现在是11个人。"

  成立公司

  王秀杰任董事长的长春聚隆科技投资咨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长春聚隆公司)于2007年5月21日注册成立,注册资本和实收资本为100万元,注册地址为长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硅谷大街4000号创业大厦326室。主要经营范围:投资方面信息咨询;计算机软、硬件研究,开发,网络工程,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及相关产品销售。

  对于"带头大哥"在长春开的公司,知情人士说:"长春的公司是今年年初才组建的,成员是他在学校时几个比较要好的朋友!"知情人士说,在长春组建公司,是王秀杰宣传的需要,无固定办公地点,只是有一个名头,几个月了,没做过任何实际业务。

  记者赶到长春聚隆公司注册地址——长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硅谷大街4000号创业大厦326室,但发现并没有人办公的痕迹。楼层清扫员也证实,5月份以来该办公室一直就没有人来过。

  大厦基地事务部工作人员说,326室的租赁合同签订于今年5月18日,但对方一直没来人交纳费用,也没有人来办公,最后供清洁人员居住了。他还分析说,这样的情况曾经也遇到过,通常是方便公司注册,将签订好的合同拿到工商局后,便可注册公司了。

  而据"带头大哥"博客上长春聚隆公司的招聘广告,联系地址均是长春市南关区某写字楼。然而,记者来到该写字楼后,物业人员在查过登记记录后说:"从来没有过这家公司,极可能是虚假标注的。"

  真实的办公地点是在长春市绿园区某大厦内。附近居民说,7月初,来了十几个警察,将这家公司4个女的、3个男的全部都带走了,他们都挺年轻,看报纸之后才想起来,其中一人就是"带头大哥"王秀杰。"公司的电脑等办公用品,也被警察带走了。"

  "王秀杰是长春聚隆公司的法人代表、董事长,一个叫毕涛的人是公司的总经理。"有知情人士透露,"谁当长春分公司的总经理,王秀杰选了很长时间!"王秀杰一直在运作北京的公司,当北京的分公司运作成熟后,他想到了回长春开设分公司,当时毕涛在北京,由于和王秀杰私交较好,加上在北京工作不是很顺利,毕涛和王秀杰通了几次电话后,便决心放下手中一切工作,回到长春,帮助王秀杰。毕涛是"带头大哥"团队里主要成员,与王秀杰同为1973年生人。此人精明强干、办事沉稳,深得王秀杰器重。也因此,今年5月还只是经理的毕涛,到了6月即摇身一变成为长春聚隆公司总经理。

  敛财途径

  据了解,"带头大哥"主要的敛财途径是利用QQ群、博客和个人网站,通过加盟会员的形式向广大网友收取会员费,按照缴纳会费的不同,分"黄金"、"白金"、"VIP"等不同会员等级,黄金群是1.7万元,白金群要2.7万元。只有加为会员后,"带头大哥"才会提供证券投资咨询服务。这个赢利链条里QQ群模式是终端。

  此前,"带头大哥"一直否认收取会员费,而是收取培训费和资料费。但记者获得的一份材料显示,"带头大哥"曾表示:"咱们现在创造的模式,是中国至今没有过的。因此为了稳妥起见,我们通过培训的方式来建立这个团队。大家和我是合同关系,是培训合同,就是接受我的有偿培训,我收取培训费,根据成本核算确定了4000元—5000元标准。"

  业内人士表示,他这么做有可能是考虑到"会员制"已遭到国家的打击,必须变换形式。但不管怎么样,在没有证券从业资格,且未经证券监管部门许可的情况下,这都是违法的。

  在这份资料中,可以看到"带头大哥"的群运作已经至少超过1年以上。因为资料显示,"带头大哥"发起所谓培训活动日期为2006年5月4日,他在说明中写道:"各地区群自达到预定招生人数之时即关闭,不满也会关闭。最迟关闭时间为:上海群为2006年5月10日16点30分、深圳群2006年5月12日16点30分、北京群2006年5月14日16点30分、济南群和成都群2006年5月16日16点30分。"而记者发现,"带头大哥"此次培训活动,竟然涉及全国大部分地区,包括河北、吉林、黑龙江、辽宁、山西等20余省份。

  记者在工商局调取的情况简表中显示,王秀杰在2007年7月3日将公司工商档案进行了变更,王秀杰突然将股份转让给毕涛和王琛,他自己控股80%,而毕涛出资5万元控股5%,王琛则出资15万元控股15%。

  据透露,王秀杰此次股份转让是自愿并且免费的,没有向两位新股东收取任何费用。至于原因,他猜测,那时王秀杰的长春公司才成立不久,可能是为了安抚人心,才能得到团伙成员的鼎力相助。

  知情人士说,王秀杰对给他打工的人很苛刻!"在北京的分公司我不清楚,在长春的分公司,做到最高职位,一月下来薪水最多也只有2000多元。"知情人士说,王秀杰在各地区培养了团队成员,各地"收入"他最清楚,直到其事情败露,区域的负责人才知道王秀杰的真实"收入"。

  经司法部门连日调查,最后确认此次涉案金额已经达到了1300万。知情人士说,所有会员在交纳会费(入QQ群费用)时,拿到的大都是交通银行、工商银行(8.21,0.26,3.27%)和农业银行的汇款账号,账号不同,但户名都是"王秀杰",并且三张卡的所属地区都为长春市。另有知情人士透露,经过统计,"带头大哥"会员主要集中在近10个QQ群,大概有900多个会员,收取会员费总计一定超过1300万元,主要存为短期定期存款。一知情人士说,王秀杰被抓后,司法部门已经收缴赃款800余万元。

  有人分析,"带头大哥"的QQ群收费看起来已经很多了,可这部分资金只占他整个收益中的一小部分,最大的收益应该在大客户身上,要是加上大客户的资金,真实数额要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大哥手中还有数十名把账户交给他操作的大客户,每个人资金高达百万元,甚至千万元不等。"网友透露,讨债群中,投入资金在50万元的只能算是群用户,大客户资金一般都在百万以上,在QQ群中,上百万元的大客户就有二三十名,最高还有三四百万元的。在别的群中,还有高达千万元的。这些大客户手中拥有大批资金,但苦于消息不够灵通,不敢轻易投资,"带头大哥"的出现,让他们认为是个发财的机会。将资金全部交给"带头大哥",让其操盘。

  "合作方式是收益按比例分成!"网友说,"带头大哥"手中控制大批资金,从而可以控制股价,当股票赢利后,大哥会从收益中抽取25%-30%的佣金,这也是"带头大哥"的一种获利模式。

  在"带头大哥"接受警方调查前,这位网友还和"带头大哥"通过电话,"他说只要股票有收益了,他最少要抽取25%的佣金。"

  据知情人士介绍,"带头大哥"首先会买进某一只股票,然后由其大客户买进,再由其开设的10多个QQ群的会员分群买进,逐级推高股票价格。最后再由带头大哥在其博客上公开推荐,吸引公众投资者买进。以上多股资金同时买入同一只股票,在一定程度上,该股票处于相对的锁仓状态,可以在一定时期内影响股票行情的发展。

  "说得明白些,大哥就是让股民为他操纵的股票接盘!"知情人士说。

  "带头大哥"被抓,交纳会费的股民怎样维权?律师建议,受害人一定要保留好汇款单,尽量保存一些办理会员时的电子信息,最好是交易往来的书面证据,待技术部门认证后,交易往来的书面证据与电子证据相互印证,便成为最有效证据。

  有网友表示,自己是通过银行汇款的方式交纳的会员费,而且保留了汇款凭证,一旦最终公安机关有了说法,自己可以凭此讨回会员费。

  "我是通过网上银行交纳会员费的,也没有什么书面凭证呀。看来最后只能采取截图的方式保存证据了,但愿能管用。"还有网友说。

  但更多的网友则表示没有保存任何汇款凭证。"实在没有办法,只能自认倒霉。"

  来源:中国证券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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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中国黑客门”真相调查

  德国、美国、英国、法国政府部门的网站接连受到黑客攻击,而多个外国媒体的报道认定黑客"来自中国",甚至"中国军方"。为此,本报特地采访美国、英国、德国有关部门、机构和专家,试图追寻事件的真相。

  "德国情报机关指中国军方是攻击的幕后主使的说法不太可靠。他们的推测逻辑也许就是这样:计算机专家追踪到了木马程序的源头并发现它们来自中国的一些城市,然后看到这些城市有一些部队的驻地,于是估计这些攻击者来自中国军方。"

  ——德国专业杂志《CT》副总编辑耶尔格·库里

  "最骇人听闻的行动"

  8月26日,德国总理默克尔出访中国。同一天上市的德国杂志《明镜》封面上,一个黄色面孔的人从幕后向外窥探,封面故事标题颇为抢眼:黄色间谍。

  报道指责在德国发生的越来越多的工业间谍活动与中国有关。文章援引德国有关部门消息称,经济部门、联邦总理府和三个政府部门的计算机系统被来自中国的木马病毒感染,而且这一黑客行动是有组织的,矛头直指中国政府。

  9月3日,英国《金融时报》披露,五角大楼承认曾在6月遭到迄今为止最严重的黑客攻击,被迫关闭了包括美国国防部长盖茨办公室的电脑系统。报道中,一个匿名的某高级政府官员称:"极有可能与中国人民解放军有关。"

  两天后,英国《卫报》报道称,根据英国首相办公室的消息,包括外交部在内的多个政府部门曾遭到来自中国的黑客袭击。

  9月8日,法国《世界报》引述法国国防秘书长德隆说,法国政府的电脑网络也曾遭中国黑客入侵。

  英国皇家联合研究所亚洲安全项目负责人、中国问题专家阿列克谢·尼尔称,中国的黑客攻击已经持续了"至少4年",而"中国黑客攻击美国国防部网络的事件,是迄今为止最大胆、最骇人听闻的行动"。他认为这是中国军方在彰显实力。

  在西方媒体集体描述出的这出黑客大戏里,中国黑客成了训练有素、单枪匹马挑战整个西方世界的网络入侵者——尼奥(美国影片《黑客帝国》主角)的制造者们,这次则扮演纯洁无辜的受害人。

  "谁攻击了我们?"

  《明镜》周刊《黄色间谍》的报道称,根据德国联邦宪法保卫局和联邦信息安全中心(BSI)的检测显示,来自中国兰州、广州和北京的黑客,试图通过韩国服务器的中转隐藏身份,把木马文件伪装成Word或Powerpoint文档,当德国政府部门的官员打开这些文件的时候,间谍软件就被悄悄地安装到电脑里。

  而类似问题早在今年5月就已发生过,据说,德国专家已多次成功拦截来自中国的黑客攻击,并阻止了大约160GB大小的文件资料流失。

  无论该报道消息来源和真实性确凿与否,作为德国发行量最大、在德语世界有重要影响力的时政杂志,《明镜》周刊的报道本身已成为新闻事件。

  到目前为止,德国有数十家媒体,包括主流媒体如《法兰克福汇报》、《焦点》等,都对该报道进行了转载和后续报道,有些标题为:《黑客,把中国钉在耻辱柱上》或《中国黑客无法无天》等。

  在美国科技杂志"新科学家"的网站上,记者发现,许多帖子抱着"宁可信其有"的态度,表达了对中国的忧虑,有人说:"我们是不是和中国走得太近了。经济上离不开中国,现在如果连军事方面的信息都被中国掌握了,中国对美国的威胁就太大了。"但对于确认中国黑客发起攻击这一点,并无人细究。

  技术专家介绍,追查黑客身份十分困难。许多企业在进行恶意攻击时,已经不再使用自己公司的电脑,而是随便找一个互联网用户,通过病毒感染这名普通用户的电脑,然后黑客再利用这台被感染的电脑发动攻击。因此追查"凶手"的工作有时会很艰巨。

  德国专业杂志《CT》副总编辑耶尔格·库里,在德国国家广播电台——"德国之声"的访谈中认为,德国情报机关指中国军方是攻击的幕后主使的说法不太可靠。他们的推测逻辑也许就是这样:计算机专家追踪到了木马程序的源头并发现它们来自中国的一些城市,然后看到这些城市有一些部队的驻地,于是估计这些攻击者来自中国军方。

  德国不来梅大学互联网和数据保护专家拉尔夫·本德拉特也认为,类似"中国黑客有来自中国政府和军队的支持"的结论下得太匆忙。换句话说,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电脑也完全有可能被其他人为了自己的进攻需要所"借用"。

  技术专家分析说,各类情报的说服力十分有限。人们无法拿出能够被法院认可的证据,除非专家们逆向追查到黑客的电脑。

  冰山之一角

  美国《时代》周刊网站登出路透社专门报道互联网的前任记者沃纳的文章,里面引用了一名叫罗伯特·普来托尼的网络安全专家的话:"我认为,这个事件只是冰山一角。 和中国有经济或政治利益的国家,都有可能成为中国的目标。"

  普来托尼有自己的监视黑客攻击的网站Zone-h.org,他也为美国政府人员进行网络安全培训。他说,三年前,欧洲议会的电脑系统受到的攻击,和这次五角大楼的很像,都是使用一种木马程序,作为电子邮件的附件,自动下载到对方电脑里,搜索文档文件、电子图表文件等。那次攻击的源头被查到是来自中国江苏省,而且技术的娴熟程度,让网络专家相信不会是散兵游勇的黑客所为。

  华盛顿一名不愿透露信息的软件安全公司的专家说,国防部有整整一个部门来分析每天各种攻击的来源,如果说他们完全无中生有,可能性比较小。但是,现在借助别的网络地址掩盖真实身份、迂回攻击的技术越来越高了,除了国家之间的利益之外,许多和国防部有经济利益的组织,为了拿到大的军事合同,打败竞争者,也会选择黑客手段来获得第一手内部信息。

  "单指责中国人是不合适的"

  德国专业杂志《CT》副总编辑耶尔格·库里,在"德国之声"电台的访谈中表示,情报机关利用黑客手段是众所周知的,现在网上甚至出现了专门编写窃取情报程序的"黑客专业户",他们的服务对象也包括某些试图窃取竞争对手资料的企业。这类交易十分红火,专家估计这一业务创造的价值已逾10亿美元。

  "有人质疑中方的伦理道德有问题,这很矛盾,因为德国同样存在这样的行为。" 库里说,"德国联邦情报局也使用过类似手段。我们也知道,美国国家安全局内有关部门专门从事工业间谍活动。在西方社会,人们并不把这种行为看成是道德败坏,单单指责中国人是不合适的。"

  在美国的各种BBS、雅虎讨论组和博客上,中国黑客的新闻也引发了各种讨论。在BBS上,一些人怀疑这个发生在6月的事件现在才被抛出,其实是五角大楼故意给记者透露一些风声,希望布什在APEC会议上会和胡锦涛讨论这个话题。

  9月6日,"德国之声"网站上登出了题为《稀奇的不是中国军队黑客进攻,而是对此精确定时的炒作》的文章,质疑一些国家政府网站遭到中国军方黑客攻击的报道。

  美国国防部也遭到了美国黑客们的嘲弄,他们说"只要你在大学七年没吸过大麻,就能被招到国防部去"。他们还制作了漫画,漫画中的国防部官员严肃地问:是谁攻击了我们的网络?一名坐在电脑前的技术人员紧张地答非所问:确定!

  "我们不评论安全事务"

  在媒体密集的报道中,除了法国《世界报》和法新社明确消息来源为国防秘书长德隆外,其他媒体均未指明消息来源。

  本报记者试图与相关国家政府相关部门联系,但各国政府不约而同三缄其口。

  美国国务院新闻部门给记者的电话回应非常谨慎,表示这是五角大楼的事务,他们不予置评。当记者提到美国国务院的新闻发言人汤姆·凯西曾经谈论过此事时,该部门则承认凯西的说法就代表了现在国务院对此事的态度。

  此前,9月4日的新闻例会上,凯西被问到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的中国黑客入侵别国电脑一事,凯西避免了正面回答,只是说,据他所知,国务院的电脑并没有受到这次攻击的影响。如果中国或别的国家组织黑客入侵美国政府的电脑系统,美国政府一定会提出抗议。

  五角大楼也给记者发来一份官方发言,但没有提供其网站受到攻击的详情,也没有提供关于攻击者的信息。

  9月5日,美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杰弗里·莫雷尔公开表示,他不会回答谁在今年6月入侵了国防部的电脑,以及是如何入侵的。他只是承认国防部的电脑的确受过攻击,并且导致了短暂的停机,但是很快就恢复了正常运转。他强调,每天都有几百次对国防部电脑的攻击,但是国防部有及时的应对能力,而且恢复的速度越来越快。

  德国《明镜》周刊该次报道消息的两个主要来源——德国联邦宪法保卫局和联邦信息安全中心(BSI),则都对笔者否认曾经透露任何信息给媒体,并拒绝对该报道的真实性做任何评判。

  记者还联系了报道中提到的受木马病毒感染的德国政府部门,这些部门的发言人同样拒绝对《明镜》报道的真实性做任何评价。

  9月10日,记者拨通英国外交部新闻办公室电话,得到的回答只有一句话:"我们不评论安全事务。"

  中国政府辟谣

  国外媒体频繁报道"中国黑客",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也随之就此多次回应。

  针对《明镜》周刊的报道,外交部发言人姜瑜8月26日在回答媒体提问时说:中国政府一贯反对和严禁包括"黑客"行为在内的任何破坏计算机网络的犯罪活动,中国的相关法律法规对此做出过明确规定。中国也经常遭受"黑客"袭击。中国与许多国家建立了共同打击网络犯罪的良好合作机制。

  9月4日,有记者提问:"据报道,美方称攻击五角大楼网络的黑客可能是来自中国人民解放军。这是第二次中国被指责攻击外国政府的网络。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姜瑜回答说:"有人对中国进行无端指责,妄称中国军方对美国防部实施网络攻击,这是毫无根据的,也是冷战思维的体现。"

  法国宣称受到中国黑客袭击后,9月11日,姜瑜表示:"截至上星期,有关部门并没有接到相关国家有关协查的要求。在共同打击包括黑客行为在内的网络犯罪方面,我们有国际执法合作的渠道,愿意通过正常渠道加强国际合作。

  特约撰稿 曹芊 陆乐 黄文锋

  来源: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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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涯:海艺事件的背后——教育向何处去

  网络上的全民风暴又一次被点燃,群情激奋的场面再次验证了时代封面人物的非凡力量,不过这次不是偷情,不是虐猫,而是侮辱师长。伦常问题向来都是引发全民浪潮的导火索,数千年来沉淀下来的伦理规矩早就凝固在所有人的血脉中,无论对错与否的触犯都能引发不适与反弹,李银河毕恭毕敬的社会学研究尚被愚民野夫以及道德夫子们践踏得体无完肤,况课堂之上侮辱老师乎?

  不过即使海艺门口聚集了再多网友与记者,天涯上的楼盖得再高,最后或许也不过迫使校方处理学生最后道歉了事,终究不能了却结症,结症在哪呢?并发症又在哪呢?

  一.愚蠢的危机公关

  本次事件最戏剧的一幕并不是海艺首页黑客们留下的讽刺言语或者海艺留言板无可统计的叫骂,而是海艺官方博客的几个申明,本想来一次危机公关的海艺在这个博客上彻彻底底展现出了无能与愚昧。

  "相信明眼人一下就可以看出来,真正的学校课堂是绝对不会这样的,上课再乱怎么会有人用DV专门到处走动在拍摄?而且老师竟然没有一点反映?"

  "试想你身边有这样的学生吗?现在全中国学生能有多大区别?大家平时见到的学是什么样的?怎么偏偏会在我们学校会有这样的学生?就算是有这样的学生,就算这个视频是真的那又凭什么说一定是我们学校的?谁知道是什么学校的?你实地看过吗?"

  "是现在网站博出名惯用的伎俩,不过我要警告相关网站,这样过火了,我们学校有相关的法律部门的协助,会于近日对此事专门处理,请相关人员收敛一些"

  拜托啊,俗话说得好,你可以侮辱我们人格,但怎能侮辱我们智商呢?现在连那美克星人都知道海艺这几个学生干这事,你却偏偏用几句连蒙带骗外加恐吓的话搪塞,有智商不?人肉引擎可不是浪得虚名的,这群学生的QQ、住址、电话、生活照片,就差三围没公布了,海艺校方到现在却不是积极处理善后而是在矢口否认,明显跟不上互联网前进的步伐嘛,并且严重建议海艺校方稳抓管理层文化素质培养,这几句小学生似的话拿来做什么官方申明不得不让人怀疑其管理人员的文化水平。此为前车之鉴,希望咱们某些政府部门下回也以此为鉴,免遭荼毒。

  二.教育向何处去

  曾几何时,人们常言: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可光阴荏苒啊,这小小几十年一过,人们猛然发现,遍地的大学生,卖肉的,卖糖葫芦的,按摩的,陪酒的,陪睡的,所谓天之骄子的豪迈早已远逝,而中国精英教育的毁灭也预示着教育水准整体的崩裂。教育放开之后,独木桥变成了康庄大道,各种艺术学校、职业学校、文体学校也像青春期的豆豆一样全冒了出来,海艺当然属于此类。这类学校大多属于民办或者官商合办,换言之,盈利的目的远远大于百年大计。无所谓成绩、无所谓德行,只要交上不算便宜的学费就能过过上学的瘾,家长们把平日惹事生非不服管教的孩子送进个只要给钱谁都愿收纳的学校,也图了个心安理得,而谁知道学生在学校的生活?不敢肯定这几个小屁孩家长看到这段视频作何感想,至少他们上学那时候不敢如此疯狂。一群青春叛逆期的问题少年聚在一个只图钱财而没有任何管制的学校,难道还能指望他们背着小手等着盼着老师给他们戴小红花?

  也许放弃精英教育的本意在于兴起大众教育,可精英没了,大众真的就教育了吗?放眼望去,数不胜数的各类不入流的学校,圈养着一群诸如海艺全能班学生的社会沉渣,这就是我们必须付出的代价吗?

  大兴土木之后是房价的上涨,大兴教育之后为什么却是教育的贬值呢?重量而不重质就是问题的结症。官僚体制下的数据症导致了首长们的目光仅仅游离在各类报告的数据之上,学校再多又如何?入学率再高又如何?当教育普及到百分之百却把所有学生养成海艺诸学生就如乃所愿了吗?大学生的急速贬值早已敲响了教育的警钟,无数自视甚高却无能平庸的大学生已经狠狠抽了政策制定者们无数的耳光,现在连中学生也跳将出来跺他们脸了。大众高等教育已经大众得不能再大众了,是时候重新走回到精英教育的道路上去了,只有把高等教育引上精英道路才是教育复兴的关键所在,是时候把这些误人子弟的不入流学校剔除的时候了,有那闲钱何不建几所希望小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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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12月26日 星期三

阎克文:从意识形态乌托邦到意识形态黑手党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从来就不认为资本主义被取而代之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相反,甚至还多次断然预见了资本主义的全面崩溃,虽然没有确定比较具体的年月日,但让人觉着他们那一代人可以活着看到这一天,接下来的无产阶级革命专政只是一个短暂的过渡,然后人类就会迅速进入历史的终极状态:一个无比美妙的共产主义大同境界。不消说,这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原版意识形态乌托邦,绝对纯正。

  后来,老年恩格斯肯定意识到了这个前景并非妙不可言,因而在马克思身后发出了也许会使马克思大为不快的反悔:"我们没有最终目标,我们是不断发展论者,我们不打算把什么最终规律强加给人类。"再往后,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斯大林的一国社会主义论、毛氏的中国道路论以及其他什么人的各种论,相继对这个原版乌托邦进行了改造,并相机投入了政治实践,直到把它弄得彻底走了形,结果是什么,就不必多说了。

  然而,不管它被彻底弄走了形究竟是由于它本身的不着边际还是由于实践者的别出心裁,有一个事情是不应忽略的——它之所以曾经那么鼓舞人心,就是因为有一份堪称是不朽的理想主义情怀,这在经典文本《共产党宣言》中有着毫不含糊的卓越说明:"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可以说,这话已经毫不含糊到了这样的程度:无论怎么牵强附会,都根本没有办法把我们所见过的无产阶级革命后的社会说成这个样子,而且什么时候能够开始这样说,现在看来仍然遥遥无期。

  我想,对于这种状况似乎不应过于沮丧,因为我们毕竟至今还在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的初级阶段徘徊,还在到处找石头摸,还要留神别摸着地雷,别一头拱到万丈深渊里去,于是就翻来覆去要求无数个人"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一个核心周围,以保证集体活动的安全和稳定。无疑,这就需要以压制"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欲望为代价,不消说,这里的关键是压制政治自由的欲望。

  这样一看,正常人恐怕都会明白,我们这里的"新左"诸公为什么会那么厌恶自由主义。为了避免偷换概念之嫌,应当接着说明的是,深受古典自由主义人文环境之惠的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虽然追求的是一种通过消灭异化而得到恢复的全面自由,或者说无限自由、绝对自由,但是他所谈论的自由概念绝对没有敌视自由主义自由观的意味,毋宁说是包容了它,或曰超越了它。

  不管怎么说,博学睿智如"新左"诸公者,不会不知道以上所示的乌托邦自由和自由主义的自由的确切含义,不会不了解它们的价值所在,也不会不清楚当下现实的性质。然而,他们却一直痛心疾首地认为如今自由已经泛滥,这就不能不令人对他们所积累起来的学术资源的逻辑目标产生警惕了,因为很明显,一切极权主义的政治恶势力都会从他们那里得到理论支持。不过令人同情的是,这种呕心沥血攒出来的理论,就其逻辑目标而言并无什么新意,仿佛一条饿狗叼着一块石头啃个没完。更糟糕的是,如果说原版意识形态乌托邦尽管是意外地收获了跳蚤,但毕竟当初播下了一些龙种,那么可以确切地说,这跳蚤如今只是播出了一批"新左"之类的意识形态黑手党,他们冷酷无情,践踏规则,飞扬跋扈,尤其是近来一些人端出的架势,甚至露出了咄咄杀机,已经不大像是进行学术争论,倒是更像煽动文革暴政,这让人再次感到不寒而栗。

  假如"新左"诸公能够静下心来思考一下一个常识性的问题,也许就会意识到自己对自由的这种敌意最终也能够把他们自己抛进不自由的深渊。关于这个常识,就我所见,最精当的表述大概莫过于乔·萨托利的文字,这里不妨原文照录:

  "据说,自由始于早餐,饥肠辘辘的人很可能把面包称为'自由'。然而,这只是并且只在短期内是一种觅食方式。所以短期,是因为不自由的制度并没有因为给了更多的面包而使自由问题获得解决,而是干脆剥夺了要求自由的权利。毫无疑问,我们填饱了肚子并不等于我们就自由了。政治自由不能解决饥饿问题,这一点千真万确;但同样千真万确的是,面包也不能解决自由问题。在法国大革命之初,马拉写信给德斯莫林说,'对于没有面包的人来说,政治自由有什么用处?它只对空谈家和野心勃勃的政客有用。'他的疑问是合乎情理的,但革命的进程表明,他的回答则是完全不当的。不能不令人惊讶的是,德斯莫林本人直到走向断头台的时候也未能发现,政治自由的确有用处,而且它是为那些要求平等却又把平等和自由混为一谈的人而产生的非常'不现实'的自由。应当断然重申:使要求平等者得到平等,这不是个平等问题,而是自由问题。

  有一个不断被人重复的说法:实行自由有利于少数人,比较而言,平等则作为多数人的力量而行动(常见的是以数量取胜)。但是这种比较不会始终有效。以自由为工具,少数或多数都不可能完全成功地彼此压制,而以平等的名义或以平等为手段,多数和少数都将发现自己给套上了锁链。这两种情况有一个关键差别,那就是:自由的原则在实际操作中不可能被颠倒成它的反面,而平等的原则却有这种可能。"

  来源:《民主新论》,东方1998年版,408—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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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剧的尾声

  《虎》剧的尾声

  汤守道

  随着国家林业局责令陕西省林业厅对"虎照"重新进行鉴定的指示的下达,高潮迭起的《虎》剧暂时拉上了帷幕。不过,《虎》剧还没有完全结束,它还有一个尾声。这个尾声充满了悬念。全剧真正的看点,还在这个尾声之中。该剧编导者的功力,也将在这个尾声中得到充分的发挥和体现。

  根据剧情的发展,尾声可以有几种构思:

  一、重新鉴定的结果是:照片上的老虎是真老虎,是真正的华南虎。挺虎派万众欢腾,打虎派目瞪口呆。镇坪县"华南虎自然保护区"的金字招牌熠熠生辉,保护区内龙吟虎啸,游人如织。

  二、重新鉴定的结果是:照片上的老虎是假老虎。照相机面对的根本就不是老虎,是骗小孩的玩意儿。周正龙哈哈大笑地对观众说,我是在愚人节开的一个小玩笑,同志们却当了真。西方人每年都有人这样干,都说干得好,很好玩。我也就模仿一下,为的是让大家乐一乐。我明年还有新节目,欢迎到时收看。挺虎派笑眯眯地在旁边不住地点头,有节奏地拍着巴掌,气定神闲,尽显宠辱不惊的风度。打虎派垂头丧气,一副尴尬得无地自容的模样。

  三、重新鉴定的结果是:真假难辨。新闻发言人在台上正襟危坐,神态严肃地向记者宣布:"由于受到设备、技术的种种限制,照片的真假暂时不能确定。目前的分析和检验,发现了照片上的一些疑点,但这些疑点不足以认定照片是假的。虎照是真是假,有待进一步的查验。我们将在照片的真假最终确定后,向社会公布。我们是负责任的,我们一定会把照片的鉴定工作做好,做细。请诸位耐心等待"。挺虎派在一旁幸灾乐祸,笑的笑,做鬼脸的做鬼脸。打虎派大失所望,唉声叹气。

  四、重新鉴定的结果是:照片是真的,照片里面的老虎是假的。新闻发言人满脸怒容地慷慨陈词:"女士们,先生们,我今天怀着沉重的心情向大家宣布,经过权威机构的反复检验和勘查,周正龙拍摄的老虎照片中的老虎是假的!镇坪县农民周正龙为了骗取奖金,利用林业部门进行华南虎调查之机,伪造了一套华南虎的活体照片。由于他的造假手法比较高明,几乎可以乱真。而我们的有关人员又正好缺乏辨识真假照片的设备和经验,让他钻了空子。有关人员上了他的当,把假老虎当成了真老虎。这次事件在社会上造成了极坏的影响。这个教训是深刻的。我们付出的学费是高昂的。我们要通过这次事件,总结经验,吸取教训,避免类似的事件再次发生。周正龙骗取了国家资金,损害了政府形象,已经触犯了刑律。他将受到司法机关的查处。至于镇坪县有没有华南虎存活,我们将继续展开深入细致的调查,华南虎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我们有责任查请它们的分布情况和生存状况,给予应有的保护"。挺虎派神情肃穆,面无表情。打虎派交头接耳,不知道在说些什么。

  五、重新鉴定的结果是:照片是真的,照片里面的老虎是假的。一位刚上任的新闻发言人和蔼可亲地站在台上,开门见山地对记者们说:"大家关心已久的周正龙虎照的真假问题,现在已经查清楚了。经过专家们的鉴定,照片里的老虎是假的。并且,我还要告诉大家,造假者不是周正龙一人,有一伙人。林业部门也有人参与。周正龙在前台,其他人在幕后。他们伪造假虎照的目的,是为了谋取私利。参与造假的有关人员将根据其情节受到党纪、政纪的处分,触犯刑律的将受到司法机关的查处。"挺虎派今天没有出席,打虎派来了不少。他们看起来都很轻松,但好象不那么愉快。

  各位看官,请你猜一猜,这几个构思中,哪一个出现的概率比较大?其中的哪一个最有趣?

  作者电子邮箱: zolotang(at)yahoo.com.cn

佚名:帝王史话随想——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一、引子

  1945年7月1日至5日,黄炎培、傅斯年、章伯钧等几位先生曾访问过延安,期间毛泽东同志与黄炎培作过一段关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权如何跳出历代统治者从艰苦创业到腐败灭亡的周期律的谈话。黄炎培先生的记录是这样的:

  "有一日,毛泽东问我感想怎样?我答:我生60多年,耳闻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于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同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然环境渐渐好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

  毛泽东答:"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能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前两个星期把孙一的评书"中国帝王史话"听完了,该评书主要讲述了从秦到清历代皇帝的故事,一口气听下来,发现一部中国历史确如黄先生所说。其实,不光中国如此,在现代,苏联就是一个最好的教材。那么,为什么会出现"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尴尬?又为什么说民主才是出路呢?现在终于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了。

  二、其兴也勃焉

  古今中外,一个国家的兴盛往往因为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集权的领导。在中国,最典型的就是汉武帝,他设立内廷,加强中央集权,集中全国的人力、物力、财力打击匈奴,所谓"毕功于一役"。在现代,苏联能够在短短的时间内成为世界数一数二的强国,也是靠斯大林强有力的领导。集权体制的强大在于其严密,强大的组织性。正因为此,它能够迅速的集中所有资源,调动一切力量,解决国家最紧要的问题。它能够使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迅速的崛起。所以说,"其兴也勃焉"。

  三、兴亡百姓苦,国强民不富

  《山坡羊·通关怀古》中著名的一句是"兴,百姓苦。亡,百姓苦"。为什么说兴的时候也是百姓苦呢?因为中央集权在利用一切资源解决迫切的问题时,必然牺牲普通老百姓的利益。在《汉武大帝》中我们看到,虽然汉武帝取得了抗击匈奴的胜利,树立了强国的形象,但是百姓生活依然贫困。苏联迅速的实现了工业化,赢得了工业强国的美名,但几十年过去了,人民生活依然没有显著改善。因为,在很多情况下,绝大部分的资源来自于国内(英国崛起的时候,殖民地的剥削就属于另外一种情况)。老百姓的财力都被国家集中,他们怎么可能富裕?因此,靠牺牲百姓的利益达到的兴盛并不是长久之道。

  四、其亡也忽焉

  任何事物都要辩证的来看,集权体制的优点在某些情况下会转变为其缺点。

  中国历代王朝的灭亡,无外乎下面几个原因:(1)外戚与宦官专权;(2)皇帝本身昏庸无道;(3)外部势力的介入。仔细分析一下,其实三者都是相通的。

  外戚和宦官专权,为什么导致王朝的灭亡?因为这些人会发展其党羽,家族,利用他们的权势,圈得大量的土地,与民争利,最终形成一个强大的利益集团。他们会不断的扩大国家财富的占有率,导致百姓生活困苦,民不聊生,官逼民反。

  当皇帝本身昏庸无道时,必是奸臣当道。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上梁正下梁歪是有的,从来没有上梁歪而下梁正的。于是导致整个官僚系统不是为百姓服务,而是为自己集团的私利打开方便之门。所以说,当集权体制中的上层,利用其对下的权威性,严密的组织性,为了自己的私利而奔波的时候,便是整个系统腐败的开始。

  那么外部势力的干预呢?要知道,外因只有通过内因起作用,事物的发展变化都是取决于内因。下面以宋朝和清朝进行分析:

  宋朝从建国初期,就一直面对着强大辽国的威胁,虽然宋太祖赵匡胤和他的弟弟都对辽作战,却始终没有取得胜利。关于这一点,我想到了两个地方,一是西汉初期也是受到北方强大匈奴的威胁,但却最终能够打败匈奴。二是辽国虽然强大,但是最后却被人力物力财力远不如宋朝的金国打败。这是为什么呢?

  首先,宋朝的军事实力的确不强,因为宋朝吸取了唐朝灭亡的教训,不允许有拥兵自重的地方诸侯,所以才会有赵匡胤的"杯酒释兵权"。其次,忠臣被杀。南宋时岳飞抗击金国,取得了节节胜利,但最终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杀害。因为当时徽钦二帝囚禁在金国,如果打败了金国,迎回了老皇上,那么当时的皇上赵构怎么办?所以他屡次提醒岳飞战和就行,可是岳飞偏偏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动不动就把迎回徽钦二帝挂在嘴边,所以赵构对岳飞的不满是早就有的。归纳起来,还是因为这些做皇帝的为了保住其皇位不惜牺牲国家的利益,实质上就是为了自己的私利。

  那么清朝呢,首先,慈禧独霸朝纲,并且在她看来,满人毕竟是满人,汉人只是奴才而已,当然不会把汉人的江山当回事。所以才有"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卖国言论。其次,清朝奉行的闭关锁国政策导致其军事实力与西方列强根本不在一个档次上。因为它惧怕汉人与外部接触多了,思想开放了,从而会打破他们的奴化教育,再把满人赶走。听了清朝的那些史话,我感到清朝的奴化教育的确高人一筹。如果不是列强入侵,中国恐怕还会继续沉睡下去。归纳起来,还是一点,统治阶级为了其私利。

  所以说,集权体制在面对困难的时候,能够发挥它的长处,聚集所有力量战胜困难。同样的,当它的长处运用在为自己谋利益的时候,便走到了另一端。所谓"勃","忽",都是迅速的意思,道出了集权体制的特征,也道出了帝国的悲哀。

  五、王朝中兴

  在一个朝代的中后期,社会矛盾已经比较激化了,但这时总有一两个皇帝执政时间长达几十年。我不禁想,如果在这几十年内励精图治,也许会挽救王朝的灭亡。我觉得,在这个关键时期,王朝能否中兴,跟领导者的性格有很大的关系。西汉中后期汉哀帝,即位之初也是新官上任三把火,确实想干一番大事业,并且也打击了王莽的势力。但是越干到后来越觉得阻力很大,于是锐气大减,干脆不干了,天天饮酒作乐去了。与此形成对比的是,汉武帝继位之初,也想干一番大事业,结果刚干了几件事,就被以窦太后为代表的顽固势力打击了,但是他却没有消沉,而是养精蓄锐,积攒实力,最终实现了自己的政治理想。

  所以说,在社会矛盾逐渐暴露出来的时候,便是国家继续走向强盛还是逐渐走向衰亡的转折点。有志之士能够在一片歌舞升平中看到矛盾的存在,并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变法。

  六、变法成败

  秦国的商鞅变法,使秦国一跃成为强国,并且最终奠定了秦统一天下的基础。但是在变法的过程中,不断受到贵族势力的阻挠,要不是秦孝公力挺商鞅,不知是何后果。在秦孝公死后,商鞅还是被顽固的旧势力残忍的杀害了。

  成功的变法至少有两个共同点:一,变法的目的和措施都是为了富国强兵,并且从现在的角度看来,采取的措施在当时绝大部分都是对国家有利的;二,变法一定会削弱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并招致他们强烈的反对。变法的失败,会使既得利益者得到更多的利益,最终形成一个大的利益集团,并不断的扩大集团的私利,积重难返,从而为王朝的灭亡埋下伏笔。成功的变法,必定损害既得利益者的权利,但能使国家重新走向强盛。并且,社会的进步始终需要不断的革新,因为事物本身就是在不断发展的,矛盾也是在不断发展的。

  七、结语

  古人云"以史为鉴,可知兴替"。以上我详细得分析了"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原因,最终的落脚点在"变法"上面。但还是没有摆脱"人治"的思想,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因为变法的成功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而且中国历史上的历次变法也证明了,成功的少,失败的多,即使一次成功,也不可能次次成功,最终还是会陷入历史的循环。所以我从反面回答了为什么说"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能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发表评论请点下面原文链接 : http://www.cnbaodao.com/html/3328.htm

2007年12月25日 星期二

佚名:帝王史话随想——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一、引子

  1945年7月1日至5日,黄炎培、傅斯年、章伯钧等几位先生曾访问过延安,期间毛泽东同志与黄炎培作过一段关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权如何跳出历代统治者从艰苦创业到腐败灭亡的周期律的谈话。黄炎培先生的记录是这样的:

  "有一日,毛泽东问我感想怎样?我答:我生60多年,耳闻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于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同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然环境渐渐好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

  毛泽东答:"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能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前两个星期把孙一的评书"中国帝王史话"听完了,该评书主要讲述了从秦到清历代皇帝的故事,一口气听下来,发现一部中国历史确如黄先生所说。其实,不光中国如此,在现代,苏联就是一个最好的教材。那么,为什么会出现"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尴尬?又为什么说民主才是出路呢?现在终于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了。

  二、其兴也勃焉

  古今中外,一个国家的兴盛往往因为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集权的领导。在中国,最典型的就是汉武帝,他设立内廷,加强中央集权,集中全国的人力、物力、财力打击匈奴,所谓"毕功于一役"。在现代,苏联能够在短短的时间内成为世界数一数二的强国,也是靠斯大林强有力的领导。集权体制的强大在于其严密,强大的组织性。正因为此,它能够迅速的集中所有资源,调动一切力量,解决国家最紧要的问题。它能够使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迅速的崛起。所以说,"其兴也勃焉"。

  三、兴亡百姓苦,国强民不富

  《山坡羊·通关怀古》中著名的一句是"兴,百姓苦。亡,百姓苦"。为什么说兴的时候也是百姓苦呢?因为中央集权在利用一切资源解决迫切的问题时,必然牺牲普通老百姓的利益。在《汉武大帝》中我们看到,虽然汉武帝取得了抗击匈奴的胜利,树立了强国的形象,但是百姓生活依然贫困。苏联迅速的实现了工业化,赢得了工业强国的美名,但几十年过去了,人民生活依然没有显著改善。因为,在很多情况下,绝大部分的资源来自于国内(英国崛起的时候,殖民地的剥削就属于另外一种情况)。老百姓的财力都被国家集中,他们怎么可能富裕?因此,靠牺牲百姓的利益达到的兴盛并不是长久之道。

  四、其亡也忽焉

  任何事物都要辩证的来看,集权体制的优点在某些情况下会转变为其缺点。

  中国历代王朝的灭亡,无外乎下面几个原因:(1)外戚与宦官专权;(2)皇帝本身昏庸无道;(3)外部势力的介入。仔细分析一下,其实三者都是相通的。

  外戚和宦官专权,为什么导致王朝的灭亡?因为这些人会发展其党羽,家族,利用他们的权势,圈得大量的土地,与民争利,最终形成一个强大的利益集团。他们会不断的扩大国家财富的占有率,导致百姓生活困苦,民不聊生,官逼民反。

  当皇帝本身昏庸无道时,必是奸臣当道。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上梁正下梁歪是有的,从来没有上梁歪而下梁正的。于是导致整个官僚系统不是为百姓服务,而是为自己集团的私利打开方便之门。所以说,当集权体制中的上层,利用其对下的权威性,严密的组织性,为了自己的私利而奔波的时候,便是整个系统腐败的开始。

  那么外部势力的干预呢?要知道,外因只有通过内因起作用,事物的发展变化都是取决于内因。下面以宋朝和清朝进行分析:

  宋朝从建国初期,就一直面对着强大辽国的威胁,虽然宋太祖赵匡胤和他的弟弟都对辽作战,却始终没有取得胜利。关于这一点,我想到了两个地方,一是西汉初期也是受到北方强大匈奴的威胁,但却最终能够打败匈奴。二是辽国虽然强大,但是最后却被人力物力财力远不如宋朝的金国打败。这是为什么呢?

  首先,宋朝的军事实力的确不强,因为宋朝吸取了唐朝灭亡的教训,不允许有拥兵自重的地方诸侯,所以才会有赵匡胤的"杯酒释兵权"。其次,忠臣被杀。南宋时岳飞抗击金国,取得了节节胜利,但最终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杀害。因为当时徽钦二帝囚禁在金国,如果打败了金国,迎回了老皇上,那么当时的皇上赵构怎么办?所以他屡次提醒岳飞战和就行,可是岳飞偏偏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动不动就把迎回徽钦二帝挂在嘴边,所以赵构对岳飞的不满是早就有的。归纳起来,还是因为这些做皇帝的为了保住其皇位不惜牺牲国家的利益,实质上就是为了自己的私利。

  那么清朝呢,首先,慈禧独霸朝纲,并且在她看来,满人毕竟是满人,汉人只是奴才而已,当然不会把汉人的江山当回事。所以才有"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卖国言论。其次,清朝奉行的闭关锁国政策导致其军事实力与西方列强根本不在一个档次上。因为它惧怕汉人与外部接触多了,思想开放了,从而会打破他们的奴化教育,再把满人赶走。听了清朝的那些史话,我感到清朝的奴化教育的确高人一筹。如果不是列强入侵,中国恐怕还会继续沉睡下去。归纳起来,还是一点,统治阶级为了其私利。

  所以说,集权体制在面对困难的时候,能够发挥它的长处,聚集所有力量战胜困难。同样的,当它的长处运用在为自己谋利益的时候,便走到了另一端。所谓"勃","忽",都是迅速的意思,道出了集权体制的特征,也道出了帝国的悲哀。

  五、王朝中兴

  在一个朝代的中后期,社会矛盾已经比较激化了,但这时总有一两个皇帝执政时间长达几十年。我不禁想,如果在这几十年内励精图治,也许会挽救王朝的灭亡。我觉得,在这个关键时期,王朝能否中兴,跟领导者的性格有很大的关系。西汉中后期汉哀帝,即位之初也是新官上任三把火,确实想干一番大事业,并且也打击了王莽的势力。但是越干到后来越觉得阻力很大,于是锐气大减,干脆不干了,天天饮酒作乐去了。与此形成对比的是,汉武帝继位之初,也想干一番大事业,结果刚干了几件事,就被以窦太后为代表的顽固势力打击了,但是他却没有消沉,而是养精蓄锐,积攒实力,最终实现了自己的政治理想。

  所以说,在社会矛盾逐渐暴露出来的时候,便是国家继续走向强盛还是逐渐走向衰亡的转折点。有志之士能够在一片歌舞升平中看到矛盾的存在,并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变法。

  六、变法成败

  秦国的商鞅变法,使秦国一跃成为强国,并且最终奠定了秦统一天下的基础。但是在变法的过程中,不断受到贵族势力的阻挠,要不是秦孝公力挺商鞅,不知是何后果。在秦孝公死后,商鞅还是被顽固的旧势力残忍的杀害了。

  成功的变法至少有两个共同点:一,变法的目的和措施都是为了富国强兵,并且从现在的角度看来,采取的措施在当时绝大部分都是对国家有利的;二,变法一定会削弱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并招致他们强烈的反对。变法的失败,会使既得利益者得到更多的利益,最终形成一个大的利益集团,并不断的扩大集团的私利,积重难返,从而为王朝的灭亡埋下伏笔。成功的变法,必定损害既得利益者的权利,但能使国家重新走向强盛。并且,社会的进步始终需要不断的革新,因为事物本身就是在不断发展的,矛盾也是在不断发展的。

  七、结语

  古人云"以史为鉴,可知兴替"。以上我详细得分析了"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原因,最终的落脚点在"变法"上面。但还是没有摆脱"人治"的思想,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因为变法的成功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而且中国历史上的历次变法也证明了,成功的少,失败的多,即使一次成功,也不可能次次成功,最终还是会陷入历史的循环。所以我从反面回答了为什么说"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能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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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诗:中国人的姓氏

  1、原始之姓

  当今社会,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姓,而中国人的姓,又都是从父姓,即延续父亲的姓。这和当今日本人以及英、美人的姓(surname)大体上一样。然而,我们中国人最原始的姓,即王充在《论衡·诘术篇》中所说的"古者有本姓,有氏姓"的"本姓"(clan name),却和今天的情景恰恰相反,则是从母姓,即延续母亲的姓。这从"姓"的字形、字义、字音上,完全可以得到一个肯定的答案。

  姓,在金文中直接写作:"生":"生"就是姓的本字。这仿佛同"夬"是"快"的本字一样。(见李镜池《周易通义》第85页,中华书局1981年9月第一版)由谁生的,即姓之本义。后来加了女字旁,更清楚地表明它的含义。而且姓的读音起初也读作"生"。明人田艺衡《留青日札》卷十六"姓"条云:姓,象形也,从生从囧 ,象人生所自出之门户也。你看,这个解释绝不绝。《说文》释姓亦曰:人所生也,从女,从生。

  由此可以推断,我们的祖先曾经历过原始公社氏族时期的母系氏族公社,那时的人们是随母亲姓的。由于当时每个氏族公社拥有一个共同的女祖先,全体成员都是她的后裔而随其姓。成年女子留在本氏族内而与其他氏族的男子实行群婚,因此,"民知其母,不知其父"(《庄子·盗跖》)。

  汉字是属于表意体系的文字,所以从汉字的一些字形上,还明显地暗示着我们的祖先,的确经历过母系氏族公社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古姓中的姬、嬴、姒、姜、姚、妫、妘、姶、姞、嫪等姓,皆少不了女字旁。这就告诉我们:最初,氏族成员姓什么,完全是按由谁生的女方来决定的。

  现在,我们可以给"姓"下一个定义了。早在远古的母系氏族公社时期,就有了姓,它是氏族或部落的一种标记,是代表其共同血缘关系的,同一始祖母生下的子女及其后代,皆通其一姓。例如,周王朝始祖后稷,乃姬姓,这是恒久不变的族号。周王室分封的诸侯国里与其有血缘关系的鲁国、晋国、郑国、卫国、北燕、虞国、虢国、吴国、随国、巴国、息国、郜国、曹国、荀国、贾国、滑国、耿国、霍国、阳国、顿国、唐国、沈国等,统统都是姬姓。

  为了区别于今天人们所使用的姓,在姓名学中,我们把原始之姓称为"古姓"或"本姓"之外,又把它称为"族姓",而台湾学者潘英在《中国上古史新探》中,又把"族姓"称为"姓族",你说好玩不好玩。

  2、族姓的起源

  人的姓也好、名也罢,从实用和功利的角度看,那不过是人的代号。"姓"是氏族部落的代号:"名"是个人的代号。那么,人为什么要有这种代号呢?这问题似乎荒唐可笑,但是,细细考察起来却饶有兴趣。我们知道,人类进化到彼此间有了一定的社会关系,要进行一定的交往、活动,非得有一种称谓不可的时候,人的代号就产生了。鲁滨孙在无人荒岛上生活,曾遇见土人到岛上举行人肉宴,并从他们手中救出一个将要被杀的土人,作为自己的奴隶;为了和他交往,便为他取名"星期五"。人的代号的产生那是随着人类语言的诞生而产生的,应该在文字产生之前。

  而族姓的起源,当是原始社会的事。原始社会按其演变、进化的过程,经历了三个阶段:原始群时期、血缘家庭公社时期和原始公社氏族时期。原始公社氏族时期又包括母系氏族公社和父系氏族公社两个相继的历史阶段(见林耀华《原始社会史》第2页,中华书局1984年4月第一版)。依据现有资料推断,我国族姓的起源,大约在原始公社氏族时期的初级阶段,即母系氏族公社阶段。虽然,原始社会没有文字,不像后来的历史诸阶段都有遗留下来的文献材料可资参考,但是,从我国上古时期保存下来的史料中,还是可以大致领略到有关族姓起源的一些情况。

  族姓起源之一,和个人出生的情况有关。人是在怎样的气氛或文化背景中出生的,他就怎么得姓。当然,人们的出生情况不尽相同,所得之姓也就有差异。夏禹是"姒"姓,那是因为母亲脩己吞食了薏苡而生育了他,所以夏禹姓"苡"。"苡"字也就是"姒"字。《史记》记载:商的始族契,姓"子",也有一个传说:契的母亲是有娀氏的女儿,叫简狄,也是帝喾的第二个妃子。有一天,她和其他两个女子同到水边洗澡,忽然看到一只黑色的鸟生下一个蛋,简狄就捡起来把它吃了,结果因此而怀孕,生下的孩子,便取名叫"契"。那个蛋,古文称作"卵",也就是"子",因此契是"子"姓。至于舜的姓,是因为他母亲"握登"生他于姚墟,所以姓"姚"。尧姓"伊祁"也是"从母所居为姓也"(皇甫谧之语)。

  族姓的起源之二,是从祖先父辈的名字演变而来。《山海经》中的"氐羌乞姓",就是袭用父辈的名字作为姓的特殊例子。据顾颉刚《史林杂识·氐》考证:"氐人"即"互人",见于《大荒西经》:"有互人之国,炎帝之孙,名曰灵恝,灵恝生互人,是能上下于天"。吕思勉《读史札记·鬼方考》说:"灵恝"的"恝","与乞姓之乞,音同字异",只是同音而写法不同罢了。这就表明:"氐羌"是伯夷的父亲,又是炎帝的后代,本是"姜"姓,到"灵恝"以后,改用"灵恝"的名字"恝"作为儿子的姓,只不过"恝"写成了"乞",便成了"氐羌乞姓"。

  尽管,这些资料很难梳理或甄别,读起来也颇费力,但是我们还是从中窥见了族姓起源的些许秘密。

  3、图腾与族姓

  所谓图腾,就是与一个群体或宗教集团有特别姻亲关系的一种动物、植物、或无生物,并被认为它就是这一群体或宗教集团的神话般的祖先。图腾(totem)一词,原是美洲印第安鄂吉布瓦人的方言,意思是"他的亲族"。图腾动植物,通常不能被那些认为自己就是这一图腾后裔的氏族成员所捕杀或进食。图腾崇拜的产生,应该是母系氏族公社时期的事了。那时,人们对图腾怀着极大的尊敬,相信氏族起源于自己的图腾,人死后灵魂也就会转化为图腾。世界上许多民族都曾经历过图腾崇拜的历史,中国也不例外。从近代的一些民族中仍可看到图腾的残余。例如,我国东北地区的鄂温克族的鄂伦春族,曾以熊为图腾。他们曾禁止猎熊、吃熊肉;后来此禁虽被打破,却依然禁吃熊脑、眼珠、心、肝等,因为他们认为那是熊的灵魂居住的地方。"熊"、"罴"、"貔、"虎",大概都是氏族图腾的记号吧。同时,我国很多少数民族的姓,往往就是氏族或部落的名称。只是由于遥远的图腾崇拜,早就沉埋在不可复现的年代里,所以姓谱中的乔姓、熊姓、虎姓,是否源于以上之图腾,已很难确定:"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伏羲,是风姓;此"风"字,即"凤"也。这在甲骨文和古书中均有佐证。卜辞中也常假借"凤"为"风",特别是商代,"凤"、"风"两字就是一个字。那么,古人眼中的"凤"到底是什么样呢?《说文》释曰:"凤,神鸟也,天老曰,凤之像也:麐前鹿后,蛇颈鱼尾,龙文龟背,燕颔鸡啄,五色备举,出于东方君子之国,翱翔四海之外。"由此可知,大昊的"风"姓,就是一种神鸟的图腾。

  商汤的母亲吞了燕卵(子)而姓"子",其姓与玄鸟有关,所以商王朝的商族,就是以鸟作图腾的。《诗经·商颂·玄鸟》:"天命玄鸟,降而生商。"殷商卜骨中,就有鸟字。而西周初期"殷矢氏"所铸铜器如"令簋"、"令彝"、"大  ",都在铭文之末缀有鸟形族徽。《史记·殷本记》曰:"武丁祭成汤,明日,有飞雉登鼎耳而响,武丁惧。"可见,鸟神之威严,在殷人意识中极为重要。子姓的内涵,暗藏着鸟图腾的意义,应该是不言而喻的了。

  林耀华在《原始社会史》中曾指出:"由于与母系制相适应的图腾崇拜在进入父系制后已被祖先崇拜所代替,因而图腾与父系氏族名称已无必然联系了。然而某些氏族名称仍然与图腾崇拜的对象如自然界的现象或动植物等有关。也许母系氏族所使用的名称,在转变为父系氏族以后还沿用下来。"(见其书第339~340页,中华书局1984年5月第一版)虽然,进入父系氏族制以后,图腾崇拜已经式微,但是一些残余形式还是保留了下来,商人的"子"姓就是最好的例证。

  4、褒姒何姓

  一提起周幽王所宠爱的后妃——褒姒,人们大都知晓幽王数举烽火、以博褒姒之笑的故事。然而,褒姒到底姓什么呢?如果认为褒姒应该姓褒,那就大错特错了。

  褒姒,实则姓姒。她是周幽王攻打褒国时,由褒侯献给周幽王的美女。

  原来,上古时期,无论男女都有自己的姓,即族姓;它当然是同一血缘关系的标志。然而,在人们的称谓中,男士并不称姓,但大家都能知道,那是隐藏在称谓之后的:屈原姓"芈",孔丘姓"子";而"屈"与"孔"非其姓也,只是他们的"氏"。只有女子与人们交往时,才要称"姓"。这一文化现象有着很特别的社会意义。

  姓,既然是一种族号,那么同姓就意味着同宗、同祖。殷商时代,虽已有不甚严格的同姓不婚的习俗,但总的说来,同姓还是可以通婚的。从西周开始,周人实行了严格的同姓不婚的礼制。《礼记》云:"夫昏礼,万世之始也。取于异姓,所以附远厚别也":"百世而婚姻不通者,周道然也"。同姓不婚的制度化,的确是我国文明史中的一个里程碑。我们的祖先早就懂得了近亲血缘婚姻对后代遗传的不利:

  "男女同姓,其生不蕃"(《左传·僖公二十三年》);

  "内官不及同姓,其生不殖"(《左传·昭公元年》);

  "取妻避其同姓,畏灾乱也"(《左传·襄公二十五年》)。

  因此,周人结婚前首先要"男女辨姓"。例如,齐国的"崔杼"要娶臣属"东郭偃"的姐姐为妻,东郭偃就坚决反对:"男女辨姓,今君出自丁,臣出自桓,不可"(《国语·晋语》)。东郭偃是齐桓公的后代,崔杼是齐丁公的后代;桓公、丁公同是姜姓,因此同姓是不能结婚的。姓,正是有着这种"别婚姻"的重要作用。女子嫁人只能嫁异"姓"男士;只有这样,人伦关系才得以尊重。

  战国以前,女子一嫁再嫁,她的"姓"始终不能变。秦穆公的女儿怀嬴(嬴姓),开始嫁给晋惠公太子圉(即怀公,姬姓),因此取名"怀嬴";后来又改嫁晋文公重耳(姬姓),成为晋文公的妾,又取名"辰嬴"。不管她的称谓随她的丈夫怎样变化,但是母家之姓——嬴,是万万变不得的。

  由此得知,商纣王宠妃妲己,姓就是"己";周幽王贵妃褒姒,那是褒国人,其母家之姓应是"姒"。

  5、黄帝赐姓

  远古的三皇五帝,常常赐姓给他们的后裔或臣民。赐姓的兴起,为中国姓氏文化的发达开辟了一条康庄大道。

  那么,起初是依据什么来赐姓的呢?

  有的是依据出生的情况。《帝王世纪》载:皋陶生于曲阜。由于当时曲阜属于偃地,故赐皋陶之姓为偃。

  有的是依其德行而赐姓。少昊的儿子中,有一人有德业,即赐为曼姓。陶唐氏之后有叫"刘累"者,因其能畜龙,孔甲赐其姓为"御龙"。

  有的则是吹律定姓。所谓律,就是用竹管或金属管制作成的定音仪器。据说,吹律定姓肇自黄帝。那么,黄帝给哪些人吹律定过姓呢?汉朝的王符在《潜夫论·志氏姓》中说:"夫吹律定姓,惟圣能之。今民散久,鲜克达音律。"汉人已经难以通晓远古的音律,我们今天就更无从稽考。然而,黄帝二十五个儿子所得十二姓:姬、己、任、僖、依、酉、滕、箴、荀、姞、嬛、祁,其中总归有一两个是吹律定姓的吧?不管怎么说,吹律定姓这一传统,的确让后人继承了下来。清人钱大昕《十驾斋养新余录》卷下就有一条:"京房本姓李,吹律自定为京氏。"

  汉人应劭在《风俗通义》中说:张、王、李、赵四大姓,乃黄帝所赐。但是,有人却持否定态度。高亨先生在《老子正诂》中谈到李姓时则云:春秋二百四十年间无李姓。陈鼓应先生却不以为然:"在先秦典籍中没有提到'李耳',或由'老聃'两字转出亦未可知。'耳'和'聃'字义相应。'老'和'李'古音同,'李'姓或由'老'姓转出,如荀卿转为孙卿。"(《老子注译及评价》第10页,中华书局1984年5月第一版))陈鼓应的考证较为慎重,也并非没有道理。另,金文中即有李姓,吴镇烽编《金文人名汇编》有"李廆壶",李廆,春秋战国时期人(见其书第103页,中华书局1987年2月第一版);所以张、王、李、赵四大姓乃黄帝所赐,还不宜轻率否定。《新唐书·宰相世系二下》即有这样的话:"黄帝子少昊青阳氏第五子挥为弓正,始制弓矢,子孙赐姓张氏。"

  以上就是赐姓刚刚兴起的一些情况。黄帝之下,代代自有后来人。你黄帝赐得,我曹操李世民朱元璋就赐不得吗?所以,二十五史中,赐姓之举随处可见,五花八门而蔚为大观矣。

  6、说 氏

  所谓"氏",并非我们今天常说的此人姓张氏、彼人姓王氏的"氏";这个"氏"是上古时期人们称谓中的一种特殊称号,而且在我国姓氏制度的发展过程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战国以前,"姓"与"氏"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只是到了司马迁写《史记》时,常把"姓"和"氏"混为一谈,致使后人越发分不清楚。

  姓,是向上追溯的族号,故称族姓。秦始皇嬴姓,是因为秦国始封的老祖宗"非子"早就姓嬴。此姓甚至可以追溯到商纣王的臣子"恶来",以及舜时东夷部落的首领"伯翳"(又作伯益),伯翳至非子已有19世纪之远。

  氏,则是姓的分支,是比现代家庭还要大的一种小集团的称号,并用来向下区别子孙的繁衍。例如,姬是周人之姓;鲁、蔡、曹、卫、滕、晋、郑、吴等诸侯国皆为姬姓。其中的鲁国,姬姓之下又分为后氏、众氏、臧氏、孟氏、南宫氏、公子氏……。子姓是宋国的姓,宋国子姓下面又分为宋孔氏、祝其氏、韩献氏、司马氏、鱼氏、怀氏、黑氏、桓氏……如此等等。

  姓则是千百年不变的,"下及百世而此姓不改",而氏的变化却很大,往往隔一两代或较短的时间就可能发生变化。春秋末年楚国的伍子胥,本以伍为氏,他在吴国被杀后,其子逃于齐,改为王孙氏。晋国的士会,开始受封于随,便以随为氏,称随会子;后改封于范,便以范为氏,改叫范武子。至于"士"氏,则因官当到"士"这个职位,才以士为氏。因此,春秋时期,父子不必同氏,一个人可以有几个氏,却只能有一个姓。因此,同氏,并不意味着同姓同宗。春秋时几个诸侯国里都有"孔氏";宋国的孔氏属于子姓,其后逃亡于鲁,孔子即出于此一支;卫国的孔氏属于姞姓,《左传·哀公十一年》有孔姞可证;郑国的孔氏属于姬姓,乃子孔之后;陈国的孔氏却属于妫姓。

  姓是区别婚姻可否的重要标志:氏同姓不同者,婚姻可通;姓同氏不同者,婚姻不可通。因此,姓有同姓、异姓之别。氏,乃是身份显赫低微的重要标志。晋文公重耳氏"晋",由氏法可知他是诸侯;鲁国大夫公子彄氏"公子",便知他是高贵的卿大夫。女子称姓是为了"别婚姻",男子称氏是为了"明贵贱",所以《左传》记载的255年的历史中,已没有一个男子称姓了。到了后来,人们仅知道孔丘姓孔(实则氏孔),而不知道他真正的姓(族姓)是"子",仅知道屈原姓屈(氏屈),而不了解他的姓实际上是"芈"。

  在姓氏学中,我们把"氏"又称为氏姓,以别于族姓。我们现代人的"姓",也就是由氏姓发展而来的,这在战国时代便已确定。例如,今天居住在台湾省的孔子第77代孙孔德成,依然姓孔,正是承袭春秋时期孔子的"氏"而来的。

  7、氏 与 宗 法

  氏的兴盛,应归功于宗法制度的建立。自周武王灭商以后,社会等级愈加分明。周天子成了天下的宗主,自称是上帝的长子,是上帝赐给他土地和臣民,因此而行施所有权。他的王位便由嫡长子世袭,其余同姓诸子皆被分封为诸侯,并赐给大大小小的国土。诸侯的国位也由嫡长子世系,其余同姓诸子被分封为卿大夫,并赐有采邑。卿大夫也由嫡长子世系,其余同姓诸子被分封为士,也赐给更小的土地——公田。士下来是庶人,庶人也从士那分得土地,但仅能使用而不能占有。天子分封同姓诸侯以外,又分封异姓诸侯,诸侯在国内也分封土地给异姓卿大夫,卿大夫也把更小的土地分封给异姓的士。

  氏的体系的系统化乃至完备,正是同这种宗法制度有着密切的联系。《左传·隐公八年》云:"胙之土而命之氏",意思就是分封土地的同时,赐给他们氏。因此,得氏的人也是有身份的贵族。除庶人、平民无氏外,士、卿大夫和诸侯都有氏。

  周武王分封"微子"于宋,微子的后代便以国名"宋"为氏。诸侯本身即以国为氏,如鲁国之君即以"鲁"为氏,郑国之君即以"郑"为氏。国君之子称为"公子",公子之子称为"公孙"。国君、公子、公孙都属于"公族",公族统统以国名为氏。例如,《左传》中记载的"践土盟书",对参加过这次盟会的诸侯的名字,是这样记载的:"晋重、鲁申、卫武、蔡甲午、郑捷、齐潘、宋王臣、莒期"。所谓"晋重",即晋文公"重耳","晋"是其氏,"重"是其名字的省称:"鲁申",即鲁僖公"申";卫武,即卫成公之弟"叔武",当时卫成公出居在外,其弟奉盟,叔武是公子,也就以"卫"为氏。其余可类推。然而,公族也只包括各诸侯国国君的近亲三代以内,而公孙之子就不属于公族,当别分为一支。由于公孙之子离其祖父已经很遥远,便以祖父的"字"为氏。例如,宋桓公的儿子"公子目夷",字子鱼,其孙公孙友,公孙友的儿子就用他祖父公子目夷的字为氏,称作鱼苕、鱼石。郑公子去疾,是郑穆公的儿子,字子良,他的儿子叫公孙辄,他的孙子良霄就是以"良"为氏的。

  公元前563年,执掌郑国大权的"子驷"、"子耳"、"子孔"、被五个宗族聚集了一伙不得志的人造反后所杀死。这五族的头头就是"尉止"、"司臣"、"侯晋"、"堵女父"及"子师仆"。他们都是士,分别以尉、司、侯、堵、子师为氏。这就是见于史书中的"士"称氏的非常稀有的例证了。

  以上所述诸侯与士称氏的情况还都还比较简单,唯有卿大夫称氏的情况颇为繁杂,有什么嫡夫人之子与庶子、妾子之别,又有同姓、异姓之分,所以清人顾炎武在《日知录》卷二十三中说:"氏之所由兴,其在于卿大夫乎。"至于具体的氏法,那真是五花八门。

  8、氏 法 种 种

  汉代的学者,对姓氏制度的研究有很大贡献。王充在《论衡·诘术篇》里认为"氏姓有三:事乎,吏乎,王父字乎"。应劭在《风俗通义·姓氏篇》中说,氏有九:"或氏于号,或氏于謚,或氏于爵,或氏于国,或氏于官,或氏于字,或氏于居,或氏于事,或氏于职"。而王符在《潜夫论·志氏姓》中列举的氏法与应劭基本一致。可是,到了宋代的郑樵,他在《通志·氏族略》中把氏法又总结为三十二种,实质上其中许多是互相重复的。现在,我把主要的氏法先概括为十一种,也只是归纳的方便罢了:

  ⑴以部落种族名为氏。寒浞氏"寒",是以部落名为氏。夷羿,也称作羿;其氏为夷,原来也是种族的名称。夏朝贵臣"靡",曾侍奉羿,羿死后,他逃到有鬲氏。这个"有鬲氏"也是部落名,靡的后代,便以有鬲为氏。

  ⑵以器物名为氏。殷商子民十三氏中的长勺氏、尾勺氏是以酒器为氏,而陶氏是以陶器为氏,锜氏则以盛器为氏。看来,以器物名称为氏,是一种较古老的氏法。以后的盎氏、镜氏、杯氏、鬴氏、砚氏,都继承了这一传统。

  ⑶以图腾为氏。楚国"斗伯比"生子文。《左传》说:子文是虎乳哺育成人的。虎身上有斑纹,于是其后代就以"班"(即斑)为氏。这一氏法,显然与个人图腾崇拜极为密切。《风俗通义·姓氏篇》中列举的三鸟氏、五鹿氏、白马氏和青牛氏,都是以图腾为氏的。

  ⑷以名为氏。后稷的孙子鞠陶,出生时有文在手曰鞠,乃取名为鞠,其后便以鞠为氏。郑穆公的名字叫"兰",他的后代便以兰为氏。

  ⑸以字为氏。公孙之子用他祖父的字为氏,前文已述。郑国的公族,常以父亲的字为氏:子产的父亲字子国,所以子产称国氏;子游的儿子叫游楚,子然的儿子叫然丹。顾炎武在《日知录》卷二十三"氏族"条中说:"若嫡夫人之子,则以五十字伯仲为氏,若鲁之仲孙、季孙是也。若庶子、妾子,则以二十字为氏,则展氏、臧氏是也。"这又是一类。

  ⑹以号为氏。樗里子,名曰疾,是秦惠王的弟弟,因住渭南阴乡的樗里,故号樗里子;其后便以樗里为氏。《战国策·魏策》有梧下先生,他家有大梧树,因以为号,其后便以梧下为氏。

  ⑺以谥为氏。此专指以国君的谥号为氏。周宣王名曰静,死后谥曰宣,其后就以宣为氏。楚国的昭氏、庄氏、景氏,宋国的桓氏,都属于此类。宋国有戴、武之族,分别出于戴公、武公之后;郑国有七穆之族,同出穆公之后;鲁国的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同出于桓公,亦称三桓之族。这些,都是以谥号为"族"称,其中又包括若干"氏"在内。

  ⑻以官爵为氏。鲁昭公的儿子叫公衍,他的后代便以公爵的"公"为氏。公乘是秦国二十等爵位之第八,久居此爵者,子孙便以公乘为氏。中行桓子就是荀林父,是晋国的大夫,因他于鲁僖公28年将"中行",自此以官职"中行"为氏。屈原的后代有三闾氏,也是以官为氏,因为屈原曾做过三闾大夫的官,掌管昭、屈、景三族的贵族。

  ⑼以国为氏。公族统统以国为氏,已详前文。另一种情形是,本人出奔他国,然后以本国国名为氏,以示不忘祖国;敬仲奔齐,却以陈为氏。其他如郑丹、宋朝、楚建、郳甲等,都属此类。

  ⑽以所居为氏。有以所居方位为氏的:鲁庄公儿子名叫遂,字襄仲,居东门,就以东门为氏,所以他又叫东门襄仲。此类氏法可以追溯到禹时的处士"东里槐"及黄帝臣子"北门成"。有以所居地名为氏的:殷比干的儿子避难于长林之山,便以"林"为氏;鲁国有一地名曰勺,有人便以"勺"为氏。有以所居水名为氏的,如淮氏、浦氏、沂氏等。以采邑为氏,也是以所居为氏的一种方法。例如:步阳,晋公族卻氏之后,食采邑于步,遂以"步"为氏。齐国大夫东郭贾,字子方,食采邑于大陆,故号大陆子方,其后就以大陆为氏。

  ⑾以职业为氏。晋国有叫屠蒯的,"屠"即屠宰,"蒯"是庖人;职业为主屠宰者,遂以"屠"为氏。巫咸的"咸"、师旷的"师",都是以从事的职业为氏的。

  以上所述,⑷、⑸、⑹、⑺、⑻类,只是区分的细致而已,本质上讲,还是以祖先名号或氏族英雄名号为氏的,并与⑴密切相关。以国为氏,本质上讲,还是以所居为氏。

  有了以上的归纳、概括,我们对种种氏法基本了然于胸。对于史书上列举的一些所谓的特殊氏法,就较好分析、辨别而归类。

  例如,并非王子以王子为氏。郑大夫有王子伯廖、王子伯骈,齐大夫有王子城父,都以"王子"为氏,而本人并非王子。吴大夫伍员,将他的儿子寄托在齐国,改称王孙氏,也属此类。此类氏法,还是可以归为以祖先名或氏族英雄名号为氏的。

  再如,去掉某字偏旁为氏的:周武王第三个儿子邘叔,他的后代曾以国名"邘"为氏,尔后去掉邑(阝)字旁为于氏。以草名为氏的:晋国有人叫蓬球,"蓬"是氏,也是草名;楚国人好以草名为氏,如莠氏、蒍氏、蓝氏之类。这两类仍可归于以所居为氏,只是有些微的变化而已。

  还有以德行为氏的:晋国赵衰待人如冬日之可爱,于是他的后代遂以"冬日"为氏。《穆天子传》云,周穆王嬖宠"盛姬",其早夭,穆王哀痛不已,便改其族为"痛"氏。而桥氏的来历是这样的:黄帝葬于桥山,群臣守冢不去者,以桥为氏。这几个例子,仍逃不出以祖先名或氏族英雄名号为氏、及以所居为氏的规则。

  氏法之如此繁荣,真有叫人眼花缭乱的感觉,还是赶快打住吧。

  9、族姓的末日

  氏的繁荣昌盛,也正是族姓末日的来临。虽说史籍没有明文记载这一重要的文化事件,但从考古材料和有关史料得知,族姓到了战国时期已基本消亡。

  族姓,既然是社会结构中一种血缘关系的标志,那么这种血缘关系一旦解体,它也就不复存在。春秋战国时期,是社会结构急剧变革的时期。我们知道,井田制是上古时期土地所有制的一种形态。它实际上是一种农村公社,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农村公社,实质相类似,也不仅仅限于土地的划分和分配原则。根据古书记载,它与族姓制度也有着密切的关系。那么,作为代表社会基层组织而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井田制,到了战国时期业已衰微,族姓之消亡也就大势所趋。

  商代到西周前期的青铜器和少数其他器物上,常常可以见到的"族氏铭文",写得比较象形,因而被一些学者称作"族徽"。族氏铭文的器物很多,占到已发现的有铭文青铜器的一半左右,这表明血缘的族氏组织在那时是非常普遍的。然而,西周中期以后,这种族氏铭文逐渐罕见,最晚之例是在河南省郏县太仆乡的春秋初年的青铜器上见到的。族氏铭文的消失,体现出血缘纽带的松弛;不过春秋时期,传统的族姓仍维持着,金文中所见女子名,都标明了族姓,例如,《鲁大司徒匜铭》和《杜伯鬲铭》中的姬姓、祁姓。族姓的观念至战国时期才逐渐淡薄而消失。

  战国前期,正是史多阙文的时代,对于当时发生的许多重大变革,都已无从详晓。起码在战国中期以前,由于长期不复使用族姓而使它失去意义。因此,《孟子》中已只提"姓"与"名"怎样,而不提"姓"与"氏"如何;可见,此"姓"已非族姓,当然是氏姓了。清人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曰:"战国纷争,氏族之学久废不讲。秦灭六雄,废封建,虽公族亦无议贵之律,匹夫编户,知有氏不知有姓久矣。"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相继灭亡,国已不复存在,其族姓还能生存吗?虽然秦国一统天下,其王族本身姓嬴,那也只不过是族姓的最后一条尾巴罢了,已失去了其本来的意义。

  另外,周初大规模的分封,本是按照宗法制建立的,即"封建诸侯,以藩屏周"。诸侯国的设置起了拱卫周王朝的作用,但诸侯的强大对王朝也并不利。无论是对王朝来说,还是对诸侯来说,分封的原则贯彻下去,只能使君长的控制范围越来越小,政权日益分散削弱。随着宗法制的废弛,分封亦走向衰落,所以也就再无从谈什么"胙之土而命之氏",最终必然使氏固定下来,而不再大量不停地增加。

  战国时期这种固定下来的"氏",一直沿用下来,就成了我们今天的"姓",它也就仅仅成了家庭公名(family name)的标志。所以,战国时期的姓名形式,与我们今天的姓名形式已完全一样。尽管它已走完两千多年的历史,依然雄赳赳气昂昂,不见一点衰老和灭亡的迹象。

  10、最早的古姓

  许多人都认为:中国最早的古姓是伏羲之风姓;持此观点之代表者,即范文澜(见《中国通史》),甚至到了2002年6月,华东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袁义达 张诚著的《中国姓氏群体遗传和人口分布》,仍沿袭此说。

  我觉得,这一说法大有商榷的必要。

  首先,太史公行遍天下,做实地考察以后,知道各地方的"长老"也仅仅"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这就是说各地方的"长老"们所传说之最远者,也超不过黄帝、尧、舜;再往前追溯,连传说也没有。因此,太史公虽然处在三皇、五帝之说法盛行的时候,可是他只敢写一篇《五帝本纪》,对于伏羲,却一个字也没提!信史这样审慎的态度,真让人大可回味。

  其次,所谓三皇的传说,毕竟是神话的传说。回顾史学史,顾颉刚所倡导的"古史辨派",尽管讨论时曾有过激之处,但在中国近代史学的科学化历程中,却起过推进作用。此一推进作用,质言之,即将古史中的神话成分摒除于历史范畴之外,使人们认清,后代传说的古史是如何"累层地造成的"。英国近代史学大家柯林伍德曾举例说:此种神话性的古史,有如古巴比伦的创世纪诗,Hebrew scriptures中所叙述的宇宙万物以及人类的起源,与中国盘古开天地之说在本质上正复不殊,决非现代历史家所能信据。(见《余英时文集》第一卷150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4月第一版)

  第三,1901年梁启超写《中国史叙论》,首先提出中国史应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是"上世史,自黄帝以迄秦之一统,是为'中国之中国'";第二是"中世史,自秦一统后至清代乾隆之末年,是为'亚洲之中国'";第三是"近世史,自乾隆之末年以至于今日,是为'世界之中国'"。梁氏这篇论文,历来被认为是现代中国新史学的开山之作。

  我觉得,要确认中国最古之姓,还是得从炎帝、黄帝开始,最为科学。从《国语》中得知,炎帝居于姜水,得姓为"姜";黄帝居于姬水,得姓为"姬"。有趣的是,姜水和姬水都在陕西省境内。姜水——炎帝氏族的发祥地,在今陕西渭水上游宝鸡一带;姬水——黄帝氏族的发祥地,大约在今陕西的北部。陈絜在《商周姓氏制度研究》中说:"在东周人看来,诸如姒、姜、董之类的古姓,起码在夏代就已存在了。"炎帝、黄帝皆在夏代之前,此论述中之"姜姓",仍是一佐证,甚可注意。(见其书第40页,商务印书馆2007年6月第一版)

  将"姜"姓和"姬"姓称为最早的古姓,似乎较为中肯。

  11、现代姓氏无根可寻

  20世纪80年代的五角丛书中,有一本《中国姓氏寻根》(胡尧著,上海文化出版社1987 年5月第一版),当时很诱惑了一些读者。实际上,略有一些历史常识和姓名学知识的人都知道:现代人的姓氏,几乎是无根可寻的。

  1988年8月14日《新民晚报》副刊曾发表过嵇庆的文章:《我的姓》。他说:"原来,我们的老祖宗是鲜卑族,是纥嵇氏,后来被魏孝文帝改成姓嵇":"我们在报上、电视上凡是看到姓嵇的就会兴奋得叫起来,因为我们500年前说不定是一家人嘛!"

  这种冒认祖宗的"幼稚病",可谓"姓氏寻根派",且颇具代表性,但并无什么科学依据。

  我们知道,中国姓氏的源渊、分支以及变更过程,乃十分复杂。一般来讲,若其家族无家谱可稽查考,很难寻根;即使有家谱,人们也往往喜欢同根本和自己家族没有丝毫关系的皇亲贵族攀亲,这也是中国家谱的致命弱点。谢国桢在《南吴旧话录·跋》中说:"江南大族,依托豪门,造作家谱,以势凌人。霸占民产,欺诈小民。当时无耻文人若袁铉辈专以造赝谱为业,此可见明清时代江南之陋习,经久而不能改者。"明清时期,假的家谱已盛行于江浙一带,更值得我们注意。

  因此,所谓同姓者也绝非同宗同祖。其主要原因有:

  ⑴避难避仇而改姓。柏杨在《丑陋的中国人》一书中,曾对中国历史做过很细致的统计:"中国五千年历史里,只有三个黄金时代。其他的四千余年,几乎每一年,甚至每一天,都有战争。"有战争,老百姓就得避其难,甚至皇亲贵族也要避其仇。背井离乡,更改姓名,乃家常便饭。例如,今台湾省台北县新庄镇的赵氏,即为北宋皇族赵若和之后裔,赵若和子孙因避难,曾改为黄姓。还有大家熟悉的司马迁之后裔,因避难而将司马氏改为同姓和冯姓二支。

  ⑵姓随音变。《十驾斋养新录》载:"韩灭子孙分离,江淮间音以韩为何,字随音变,遂为何氏。"

  ⑶冒姓。安禄山本姓康,冒姓安。

  ⑷赐姓。郑和原姓马,由明太宗朱棣赐其姓。

  ⑸避讳改姓。《续通志》云"文颜博本姓敬。其先以避后晋石敬瑭讳,更姓文。"

  ⑹入赘随其姓。《明史》载:"陈友凉,本谢氏,祖赘于陈,因从其姓。"清人陈盛韶《问俗录》亦云:"小人老而无子,弱女及笄赘一婿,以承禋祀,守丘墓,分守家业,仰事俯蓄,无异所生。族中人亦不以乱宗为嫌。于是有约定初生之男从妻族,再生之男从夫族者。有生从妻姓,没从夫姓者。"

  ⑺随养父姓。《北齐书》载:"高隆之,字延兴,本姓徐氏,……为姑婿高氏所养,因从其姓。"

  ⑻中国人的文化心里是家族意识较为模糊。诚如柏杨《家园》所说:"中国文化的特色之一是宗族观念很重,但中国人的家族意识,却很模糊。西方人一向被认为没有宗族观念,但西方人的家族意识反而强烈,常能列举他们家族几代祖先,和他们的'英雄事迹'。就美国而论,一般人差不多都能追述第一代移民,甚至兴高采烈地介绍他们在欧洲的祖先,即令身系海盗。而一个普通的中国人,如果他出生时祖父已去世的话,恐怕连祖父叫什么都不知道,对曾祖父事迹还能津津乐道的,万不出一。"

  ⑼随作家笔名之姓。当代著名杂文作家何满子,原名孙承勋,其孙氏家族,是江南世族,乃三国孙权之后裔。因其以笔名行世,子孙也跟着姓何。(见高克勤《印象中的何满子》,载《文汇读书周报》2006年11 月3日)

  由于以上诸多而复杂的因素,今天,一般的家庭或家族,是难以弄清其姓氏源流的,也不必为此煞费苦心。就如嵇庆的嵇姓,是否源于鲜卑族纥嵇氏,也很难断定。起码还有源于以下两姓的可能:①会稽氏。夏帝少康即位后,曾封庶子无余在会稽主持禹庙祭祀,称会稽氏。越王勾践即为其后裔,只是到了西汉初年迁徙列国大姓,会稽氏被迁往嵇山,便改为嵇姓。②奚姓。古代"嵇"、"奚"同音。当然,也有可能根本就不源于纥嵇氏、会稽氏、奚姓而另有其谜底。嵇庆也不必非要为自己的姓氏寻根求源;见了同姓,也不必自作多情:我们500年前说不定还是一家人哩。

  可见,中国姓氏发展到今天,早已失去了原有的意义:明图腾、辨贵贱、别婚姻、标地望。还是那些作家、艺术家来得爽快,并非要专守着老祖宗留下来的姓氏,洒洒脱脱地叫什么废名、冰心、巴金、琦君、流沙河、郑愁予、司马长风、三毛、丹扉、无鸣,照样我行我素。

  12、中国姓氏知多少

  世界上最早使用姓氏的国家,是中国。大约在5000年以前的炎黄时代,就有了中华古姓。而我们中国人的姓,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日本在公元5世纪晚期才开始有姓;而欧洲大陆普遍使用姓的历史,也只有400年;到了1935年,土耳其人方以法律形式规定人们使用姓;直到1997年,蒙古国政府才立法规定,国民必须取姓(以前仅有名而无姓)。

  上古时期,最古老的姓,本是代表着氏族血统的根系,往往就是其氏族的图腾,最早应起源于母系社会。范文澜认为,中国第一古姓,是"风"姓。但我认为,"风"姓不足为凭,应该是炎帝、黄帝的古姓:姜姓和姬姓。先秦时期的这种最古老的姓,陈絜《商周姓氏制度研究》认为:"文献所见的先秦古姓大概有 29个或30个。"即黄帝时13姓:姜、姬、酉、祁、己、滕、箴、任、荀、僖、姞、嬛、依;祝融八姓:己、董、彭、秃、妘、曹、斟、芈,己姓见前,合计为20姓;另有舜为姚姓,其后陈胡公别为妫姓,禹为姒姓,契为子姓,伯翳之后为嬴姓,东方则有风姓、漆姓,西北则有怀姓、隗姓、允姓等少数民族族姓。(见其书40                                 ~41页,商务印书馆2007年6月第一版)

  氏,则是古代贵族标志宗族系统的符号,从夏朝中期开始,氏已成为姓的支系,先秦时期保存下来的氏,有近千个。直到秦始皇统一了中国,姓、氏才混合为一,汉朝以后,姓和氏不再有严格的区分,例如,司马迁写《史记》时,已不大讲究姓的古义了。

  上个世纪90年代初,中国科学院公布的数字显示:当时大陆11亿人口中,汉族所拥有的姓氏,仅3600多个。我对这一数字总是耿耿于怀,又疑心重重。另据1993年5月28日《南方周末》董乐山《何必"苦恼"》一文称:国家统计局调查的大陆姓氏有5662个。2006年1月,中国科学院发布的数字显示: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的袁义达研究员,用两年时间调查涉及全国1110个县和市,得到了2﹒96亿人口的数据,共获得姓氏4100个。这一组数字,是颇具权威性的。

  唐人林宝的《元和姓纂》收录中国姓氏1232个,宋朝的《通志·氏族略》补校为2255个,近代邓献鲸《中国姓氏集》已收录5652个,台湾学者王素存《中华姓府》又收录到7720个,20世纪90年代,袁义达《中华姓氏大辞典》竟然收录中国古今姓氏11969个,异译、异体字姓氏3136个。袁义达先生仍在收集和整理中国人的姓氏,至今为止,所收录到的尚未出版的中国古今姓氏,已超过22000个。

  13、台湾人的姓氏

  华夏五千年的历史,从未有过正确完整的姓氏统计,但在电脑科学归类处理日益发达的今天,台湾已率先完成了这一历史使命。据1978年杨绪贤教授的统计,台湾姓氏合计为1694个。其中单姓1611个,复姓75个,三字姓4个,4字姓4个。2005年据台湾当局"内政部"最新统计:台湾地区共有姓氏1898个。(见《新民晚报》2005年5月26日《岛内姓氏之"怪"》)大陆第四次人口普查的姓氏统计资料仍在电脑归类处理之中,据专家估计,汉族总姓氏约在3600个;另据1993年5月28日《南方周末》董乐山《何必"苦恼"》一文称,国家统计局调查的大陆姓氏有5662个。大陆总人口占有姓氏量若与台湾的数字相比,真是差距很大。(另,目前全台湾共有5825个姓氏,见1993年2月14日台湾《联合报》记者董智森的《少见的姓多怪》。采诗按:此数字可能不够准确。)

  据台湾省文献会的调查统计,前百家大姓皆为单姓:陈、林、黄、张、李、王、吴、蔡、刘、杨,许、郑、谢、郭、赖、曾、洪、邱、周、叶,廖、徐、庄、苏、江、何、肖、罗、吕、商,彭、朱、詹、胡、简、沈、施、柯、卢、余,翁、潘、游、魏、颜、梁、赵、范、方、孙,钟、戴、杜、连、宋、邓、曹、侯、温、傅,蓝、姜、冯、白、涂、蒋、姚、卓、唐、石,汤、马、巫、汪、纪、董、田、欧、康、邹,尤、古、薛、严、程、龚、丁、童、黎、金,韩、钺、夏、袁、倪、阮、柳、毛、骆、邵。

  这些大姓,几乎悉源于大陆。如陈姓的发源地是河南颖川、江苏下邳、广陵及山东东海等处,其支脉庞大,遍布全国;而林姓发源地则在淇河之西,另有山东济南、江苏下邳诸支脉,而迁于福建者则以莆田最盛。

  至于高山族人的姓氏,原本与汉族不同,如姓洋、双、宜、力、标加、兵等等,连历史学家也难逐一考证其出处。但据说在清朝时,乾隆皇帝曾赐给高山族以金、钱、廖、王、潘、黎、卫等七姓,再加上高山族人与其他民族的互相通婚而关系日益密切,大部分高山族人的姓氏逐渐地与一般汉族姓氏无异。

  近年来,台湾探亲族大量涌入大陆之后,寻根祭祖已成为一种时尚。如台湾叶姓族史研究家叶经华先生专程回河南叶县寻根;台湾钟姓宗亲会理事长钟维炫先生回河南长葛县钟姓始祖地寻根;台湾郑氏敦宗睦族以郑丁贵为团长,更是浩浩荡荡而寻访郑氏发祥地——河南荥阳。

  清朝时,淮军有个叫"阿贵"的将领,他不识字,却因战功累升为总兵,许多人问他姓什么,他却表示不知道,而一般人都认为他是战争中拾获的孤儿。此事被淮军大帅李鸿章知道后就找他来:"我桌上有纸公文,你在上面挑个字,就当做姓吧!"他随手一指,竟是个"者"字,所以被赐姓为"者",而目前台湾仍有其后裔生活在岛上。据台湾姓氏专家陆炳文的研究报告:最令姓氏研究专家担忧的是,新竹市有个洗衣店老板姓"闸",此姓在台湾仅此一家。他又仅有个独女,所以结婚后将来必然会绝传。全台湾这种独此一家的姓氏约有一百个。有人竟戏称:他们已被当作"稀有动物"!的的确确,他们已被台湾当局依法纳入重点保护之列。

  14、香港人的姓氏

  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收藏有丰富的族谱,其中以广东及香港新界各族之姓为最多,新界各姓氏族谱的搜集尤为完备,共二百多种。对有关新界各族姓氏源流和迁移历史等文化的研究,提供了极有价值的资料。

  香港居民多来自中国内陆,在明代以前已定居的计有邓、彭、廖、陶、侯、吴、文等姓,至今已成为望族而著称者,有邓、文、廖、侯、彭五姓。据1994年夏季笔者赴广东实地考察,当今香港另一显赫大姓——黄姓——即光学大王黄克竞家族,其望族即源于广东新会。香港当今显赫大姓陈姓,其一支即陈经纶家族,其望族亦源于广东新会。由于海外华侨80%左右均源于广东江门五邑,并且是由香港走向世界各地的,所以,香港的许多显赫大姓,均源于江门地区,也就不足为怪了。

  为何张、王、刘、李、赵这些内地的超级大姓,在香港反倒不及内地人数之多?据笔者研究历史及移民资料推论:早在元顺帝时,蒙古人和色目人惧怕汉人南人造反,曾将广东汉人南人中的张、王、刘、李、赵五姓大族屠杀大半,至明代此五大姓在广东即已稀少,而终究成了今天这样的格局。(可参考吴晗《朱元璋传》)

  就行政区划分而论,中国姓氏的分布也是不均衡的。历史悠久的文明中心地区,姓氏相对复杂一些,如北京、陕西,在抽样的25000人里,有姓氏450个左右,而在发展较晚的广东、福建,同样是抽样25000人,姓氏则不足300个。

  15、你必须姓吝

  2003年秋季新生开学,我点名时,居然碰上机电专业032班的一位男生,叫吝龙龙。我甚感此姓奇怪,并疑心很可能是将"蔺"误写而成。待我询问其原由时,果然如此。

  吝龙龙的父亲是西安市临潼区铁炉乡师家村北尧组村民,其大名叫蔺安良。吝龙龙生于1987年农历7月5日,当时报户口时,该区马额派出所户籍管理人员(德国政府的此等官员,全是清一色的语言学及姓名学专家),竟然连司马迁的《廉颇蔺相如列传》都没读过,嫌"蔺"难写,就写成了"吝"。当时家长争辩:同一本户口,居然父子不同姓?户政官员答曰:这娃必须姓吝!后来,吝龙龙又有了个妹妹,和哥哥是同一个姓,叫吝倩。

  无独有偶。我校2007年春季新生,工艺(1)班的吝盼飞,亦属此类。其老家在陕西省蒲城县党睦镇蔺家村吝家一组,也是户籍官员的无知,将其"蔺"姓硬性改为"吝"姓!

  查《中国人名大辞典》,没有"吝"姓;再查陈明远、汪宗虎《中国姓氏大全》,赫然列其上:"较罕见姓,但南北皆有"。

  16、保护稀有姓氏

  羊城晚报2005年1月25日广东新闻载:佛山土著"鸡"姓仅存两姐妹。姐姐叫"鸡二妹",已过古稀之年,妹妹叫"鸡美英",已年近花甲。看来,此稀有姓氏在佛山失传,也是渐行渐近的事了。笔者呼吁政府应采取有效措施,或制定相关政策,保护稀有姓氏不失传,乃当务之急。

  保护稀有姓氏之不失传,实乃保护中华文明之根,保护文化的活化石。中华民族之有姓氏,乃世界之最。大约在5000年前的炎帝、黄帝时代,姓就确定为世袭,而由父系传递。日本人在公元5世纪晚期才开始有姓,而欧洲大陆普遍使用姓的历史也仅有400年,到1935年土耳其人方以法律形式规定人们使用姓,直到1997年,蒙古国政府才立法规定:国民必须取姓(以前仅有名而无姓)。据袁义达先生收集和整理的中国古今姓氏,已超过22000个,可是我国1990年进行的第四次人口大普查,公布的数字显示:当时的11亿人口中仅有3100个姓氏了。同姓名的根源即由此而生:人口基数大而姓氏太少。可是,我们的领国日本,人口仅有1亿2千多万,而姓氏就多达11万个!

  我国历史上,对于稀有姓氏,常常采取优待保护的政策。徐连达《唐朝文化史》载:"隋唐时期还有一些少见的稀姓。如勒姓、是姓、步姓、苑姓、连姓、指姓、掌姓、油姓等等。这些都见于林宝《元和姓纂》中。唐代在科举考试时,对稀姓有优待。主考官通例是在录取新进士时,从许多举子中拣选出一二名稀姓的人挂于名榜之末尾,用此来标榜王朝选用人才广及四海,即使是少数稀姓之人亦在皇恩普沾之列。"(见其书251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11月第一版)

  台湾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已对稀有姓氏加以重视。姓氏研究专家陆炳文说:台湾共有1694个姓,其中约有100个是全台湾只有一个人的姓。为此并戏称之为"稀有动物",依法纳入保护之列,尤其有一些是女性,怕其姓可能真的会绝种。

  虽然,我国近两次人口普查的姓氏资料尚未全部公布,笔者就手头所掌握的稀有姓氏试列举一二:

  广东单姓有:八姓、潦姓、陀姓、旋姓,复姓有刘傅、刘观、康有。

  安徽有:咎姓、开姓、转姓。安徽和辽宁有山(音亚)姓。

  四川土著姓,就有字典里查不到的字:外面一个"广"字,里面一个"米"字,遂宁市安居镇和内江市安岳县均有此姓。四川还有虎(读猫)姓。

  浙江有玲姓,浙江宁波还有复姓:闻人。

  甘肃有单姓:伞、死。

  江苏复姓有:虞苏、轩辕;单姓还有:买。江苏徐州有拾姓。

  河南土著姓有:"、"姓,即"主"的异体字,"|"姓,即棍的异体字。河南还有岁姓、难姓。

  山西有油姓。

  山东菏泽也有油姓。

  湖北有让姓。

  云南有茶姓、盐姓。

  重庆北碚有百姓。涪陵还有一个"抑"姓,相传为三国时司马懿的后代,"抑"是懿的异体字。

  台湾有单姓:妈、乳、豹、蚋、铙、出、镜、毒、酱、母、龟、胖、头、某、鸡。上海有单姓:亿、死、铅、锅、针、老、女。

  北京有:爨(cuàn)姓。北京和内蒙都有娜姓。

  陕西有"令狐"姓:此复姓之"令",是立在"狐"的头顶上的。陕西泾阳还有"第五"姓。陕西长安县有醋姓。西安灞桥有上姓。陕西旬邑县有门姓。

  作者单位:西安市长安南路503号陕西省石油化工学校语文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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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12月24日 星期一

解放军报:蒋介石两次拒接收琉球内幕

  背景:二战进入反攻阶段

  1943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开始进入反攻阶段,随着意大利的无条件投降,纳粹德国的覆灭已成为时间问题,对日作战开始成为同盟国的作战重心。为此,美国总统罗斯福决定召开由美、英、中、苏四国首脑参加的开罗会议,以加强反法西斯联盟,协同对日作战。

  由于蒋介石一向对苏联不友好,斯大林反对将中国列为四大强国,加上又瞧不起蒋介石,不愿与蒋会面,故对罗斯福的倡议迟迟未予答复。斯大林的态度和想法,使罗斯福颇感意外。

  考虑到斯大林与蒋介石的矛盾,罗斯福决定将四巨头会议分两次开,即先在埃及开罗开中、美、英首脑会议,然后再在伊朗德黑兰开美、英、苏首脑会议。这一想法得到中、英两国的赞同。

  1943年11月9日,罗斯福致电蒋介石,告知他在两三天内去北非,请蒋介石和英国首相丘吉尔与他在开罗会晤,希望蒋介石11月22日抵达开罗。蒋介石接到电报后,认为这是一个废除不平等条约,恢复中国国家利益的好机会,于是要求手下官员拟订会谈方案。其中涉及中国政治方面的方案包括:战后将东北、台湾及澎湖列岛交还中国,并无偿接收南满铁路与中东铁路等。蒋介石对这个方案甚为满意。11月18日上午,蒋介石、宋美龄夫妇以及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王宠惠、美国在华军事将领史迪威和陈纳德等20余人,从重庆白市驿军用机场分乘两架飞机飞往埃及。

  经过:建议共管一拒琉球

  开罗会议于1943年11月22日—26日召开,其间蒋介石与罗斯福会谈了4次。11月23日晚,蒋介石带王宠惠与罗斯福单独会谈,在谈到剥夺日本在太平洋侵占的岛屿时,罗斯福想到了琉球群岛。他对蒋介石说:"琉球系许多岛屿组成的弧形群岛,日本当年是用不正当手段抢夺该群岛的,也应予以剥夺。我考虑琉球在地理位置上离贵国很近,历史上与贵国有很紧密的关系,贵国如想得到琉球群岛,可以交给贵国管理。"

  罗斯福突然提出将琉球群岛交给中国,大大出乎蒋介石的意料,不知该如何回答。过了老半天,他才对罗斯福说:"我觉得此群岛应由中美两国占领,然后国际托管给中美共同管理为好。"蒋介石这么一说,罗斯福觉得蒋介石不想要琉球群岛,故未再往下说。

  琉球群岛位于中国台湾岛和日本九州岛岛之间,包括先岛诸岛、冲绳诸岛、奄美诸岛、土噶喇列岛、大隅诸岛等岛屿,面积约4600平方公里。12世纪琉球群岛上出现了中山、山南、山北3个小王国,公元1372年开始向中国明朝进贡,国王分别受明朝册封,官民与明朝往来十分频繁。此后,该群岛又形成了统一的琉球王国,但仍向中国封建统治者朝贡。1609年,日本萨摩藩诸侯岛津氏用武力征服琉球。此后,琉球王虽向明朝与萨摩藩同时进贡,但国王仍受中国册封,而且一直延续到清朝。琉球国王一直受中国册封,在交往中又偏重中国,日本统治者对此极其不满,十分担心琉球归并于中国。1872年,日本明治政府未与中国商量,强行废琉球王国为琉球藩。1879年,日本又强行吞并琉球藩设置冲绳县。

  日本对琉球的强行侵占,曾引起许多国家的不满,琉球人民也曾用各种方式进行过反抗,但都失败了。琉球群岛系中国的东大门,历史上又与中国关系密切。罗斯福想把日本用武力侵占的琉球群岛交给中国,自然有他的考虑,但由于蒋介石的犹豫态度,罗斯福第一次提出的这一建议没有成功。

  惧怕日本二拒琉球

  11月25日,蒋介石与罗斯福再次会谈时,又谈到了琉球群岛。罗斯福说:"我反复考虑,琉球群岛在台湾的东北面,面向太平洋,是你们的东部屏障,战略地位极其重要。你们得到了台湾,如不得到琉球,台湾也不安全。更重要的是,此岛不能让侵略成性的日本长期占领。是不是与台湾及澎湖列岛一并交给你们管辖?"

  蒋介石见罗斯福又提到这个问题,想到琉球被日本占领了多年,在国内草拟的谈判方案又不含琉球问题,变得十分犹豫。罗斯福见蒋介石半天不作声,以为他没有听清楚,又补了一句:"贵国要不要琉球?如果想要,战争结束了,就将琉球群岛交给贵国。"蒋介石犹豫再三,最后答复道:"琉球的问题比较复杂,我还是那个意见,中美共同管理为好。"罗斯福心里明白了:蒋介石是真的不想要琉球群岛。蒋介石对琉球的态度,让罗斯福感到不可思议。

  自此以后,罗斯福及美方的其它人员在蒋介石面前再也不提琉球的事了。

  蒋介石当时为何不要琉球群岛呢?据后来跟随蒋介石到开罗的国民党官员们分析,他去开罗,主要是争东北、台湾及澎湖列岛,没有争琉球的方案,蒋介石认为能将东北、台湾及澎湖争回来就足够了。另一个原因是日本是亚洲强国,蒋介石怕中国得到琉球后,日本日后找中国扯皮,中日两国再结新怨。

  由于蒋介石坚持不要琉球群岛,故《开罗宣言》在写到日本应归还中国的领土时,只提到"日本所窃取中国之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列岛等",只字未提琉球群岛。

  后果:美国日本获得利益

  开罗会议结束后,蒋介石才回过味来,开始后悔没有接收琉球群岛。蒋介石觉得这件事说出去有损他的形象,于是叮嘱王宠惠说:"此事不要往外说了。如果有人问此事,就说我们没有条约、根据,提不出理由。"尽管蒋介石对王宠惠千叮咛万嘱咐,但王宠惠回到重庆后,还是向极少数关系密切的国民党要员透露了罗斯福要将琉球群岛划入中国的事。此事在国民党高层传开后,许多人跑去找王宠惠询问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王宠惠怕事情搞大了难以收场,再也不敢讲出实情。此后,国民党的文件、档案、杂志、图书一提到琉球问题时,都说因无根据,故中国在开罗会议上未提琉球群岛的问题。

  1945年3月26日,美军发起冲绳战役,并在3个月后占领了琉球群岛。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和朝鲜战争的爆发,美国改变了对中日两国的态度,开始扶植日本为其亚洲战略服务,美国在琉球群岛问题上的立场也发生了重大改变。1962年,美国总统肯尼迪公开承认日本对琉球群岛的完全主权。1972年,美国将琉球诸岛交给日本。随后,日本完全控制了琉球群岛。

  1962年3月19日,台湾《联合报》记者司马桑敦得知美国政府马上要公开承认日本对琉球群岛的主权时,他发表了一篇文章,指责国民党政府在开罗会议上太马虎,不提琉球问题,以致本该归中国的琉球落入日本之手,使中国的东部海防被撕开一道大裂口。

  司马桑敦的文章引起了各方的注意,为了使此事不至扩大,蒋介石亲自出面辩解。他在一次国民党的高层会议上说:"实际上,琉球与台湾,在我国历史上地位不同。我们当时(开罗会议)认为琉球是我东海的屏障,军事重要性较大。我们同意,应由中美两国经过联合国之委托程序,实行共管,又以为此非当时紧急之事,故曾表示将来再说。"罗斯福两送琉球群岛被他拒绝的事,他却一字未提。

  蒋介石不要琉球群岛,日本深受其益,美国也获得了大利。今天这一地区复杂的政治军事态势,以及各种资源的纠纷,都是在这次安排的大框架下产生的。

  来源:解放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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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先煜:花园口决堤真相揭密

  一、"决黄河之水阻隔强敌"早有议案

  花园口决堤,是抗战史上的一件大事。同时也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占有重要的一笔。而我作为当时的一名青年军官(熊先煜是国民革命军陆军新八师参谋),也参予其间:不仅改变了决堤地点(由赵口改至花园口),并前往花园口实地勘察后选定决堤河段,并且从始至终指挥了决堤的全过程。新八师炸毁黄河铁桥后,奉命守卫西起汜水东至花园口的黄河防线。不久又改为西起铁桥至马渡口一线防务。师部驻京水镇。

  此时,日寇已抵黄河北岸,因铁桥巳毁,无法过河,只能与我军隔江对峙。日机常飞越黄河向我阵地投弹,拋撒宣传品。新八师也数次派出便衣袭击队,与在沦陷区共产党领导的黄河支队配合,袭扰日军。

  对峙至五月,战局对我严重不利。日军统帅部策定了一个五路会攻徐州的计划,企图将中国军队主力一举歼灭于徐州一带。其中一路即土肥原的第14师团由濮阳经董口,偷渡黄河,南下截断陇海路,意在阻止中国军队东进增援。

  5月23日,土肥原偷渡黄河成功,即以精锐的快速部队沿陇海路两侧西进。蒋介石急令薛岳指挥四个军追击围歼土肥原部。薛岳不力,未能成功。至6月1日,土肥原部攻占睢县迫近兰封(今兰考)、杞县。而另一股敌军则由亳县方面经鹿邑、柘城向太康迫近,且有进犯平汉路许昌、郑州一带的企图。两路敌军合围,将使在开封、兰封之间的我军主力部队被"包饺子",处境岌岌可危。

  6月2日敌陷开封;3日,敌步骑兵千余附坦克10余辆到达中牟与我警戒部队接触,郑州也危在旦夕。在此紧急情况下,第一战区长官部急向蒋介石建议利用黄河伏汛期间决堤,造成平汉路以东地区的泛滥,用滔滔洪水阻止敌人西进,以保证郑州不失。此建议立即得到蒋介石的批准。6月4日,敌军攻打开封之际,我53军1团奉令在中牟县境赵口决堤。5日,20集团军总司令商震亲临赵口督促。始掘于赵口,继改于花园口。至9日,黄河水终于从决口汹涌而出。

  我认为,花园口决堤的决策,不能归咎于蒋介石。从纯军事的角度讲,决堤于我有利,系不得巳而为之。其依据如下:

  建国后,晏勋甫在其自述文章中谈到:1935年他担任武汉行营参谋长时,便有中日交战时可决黄河之堤将敌隔绝于豫东,借以保全郑州之议案;1938年他出任第一战区长官部参谋长时,又和副参谋长张胥行以此计划向程潜建议,程认为可行,遂向蒋介石请示,蒋回电予以批准。

  此系花园口决堤的直接原因。除此之外,还有冯玉祥、白崇禧都曾向蒋介石建议放黄河之水制敌。

  我手中搜集有众多国民党要员向蒋建议"以水代兵"的函、电,为证明我的观点,现摘要如下。

  1、陈果夫于1938年4月3日建议在武陟决堤。

  委员长钧鉴:台儿庄大捷,举国欢腾,抗战前途或可从此转入佳境。惟黄河南岸千里,颇不易守,大汛期间且恐敌以决堤攻我,我如能取得武陟等县死守,则随时皆可以水反攻制敌。盖沁河口附近,黄河北岸地势低下,若在下游任何地点决堤,只须将沁河口附近北堤决开,全部河水即可北趋漳、卫(即漳河与卫河),则我之大危可解,而敌则居危地……

  2、姚琮(时任军委会办公厅副主任)21日电,建议在刘庄、朱口决堤。

  熊次长哲民勋鉴(即熊斌,时任军令部次长):黄河旧险地方在考城以东者如河北之刘庄、鲁省之朱口,倘即刻施以决口工作,更于旧河道下游多拋埋柳枝,则河水必改道南向,一时造成泛滥区域,虽不能淹没敌军,至少可使其行动困难,全局情势必将改观……

  3、陈诚转呈王若卿建议在黑岗口决堤。

  蒋委员长:据炮兵第16团王团长若卿6月10日报告称:

  1、顷闻我军决兰封口,引黄河水淹日寇,其计甚佳。但水经黄河故道,鲁西、苏北受害最烈,豫东仅占一部,于豫省军事关系较小。

  2、查黑岗口水位较开封高出30丈,堤身两侧皆水,历来称为险工。如在该处决口,其大流直趋开封,经朱仙镇、尉氏直贯汴周公路,横断亳、柘、周、漯河公路,与军事关系最钜……

  3、开封为河南政治中心,首应破坏,免致资敌。

  以上引用部份资料便可证明,决黄河堤从军事上分析,于我有利,应属国民党上层军政人士的集体智慧之产物。最终由蒋介石拍板,乃因他当时最高军事统帅地位所致,可以理解。

  二、为什么决定在花园口决堤

  介绍完当时的背景,再接着谈我亲历亲见之事。

  6月6日拂晓时分,住在京水镇师部的蒋在珍师长突然被电话铃声惊醒。蒋抓起话筒一听,原来是集团军总司令商震直接与他通话,告诉他:陇海路南之敌巳突破通许一带我军防线,逼近开封,而赵口决堤尚未完成;命令新八师加派步兵一团,前往协助。

  蒋在珍不敢懈怠,赶紧起床,叫我随他一同驱车赶往赵口视察。

  赵口一段,地势较低,选中此处决堤至当。惟计划此事时,对黄河水势估计过大,对堤质估计过松,故而决定在大堤相隔四十公尺处挖开两道口子,以为河水同时放出后,利用河水的钜大压力,能将两处决口之间四十公尺长的河堤冲走。孰料决口掘成,中间大堤久冲不垮,兼之决口过于狭小,流量有限,士兵虽奋力加宽,然军情紧迫,已时不可待。

  我向蒋在珍谈了我的看法后,蒋立即叫我随他前往郑州,面谒商总司令,由蒋呈报,我在一旁作详细补充。商总司令的意思是增加官兵,加快速度。我则认为决口过于狭小,人去得再多,也无用武之地。商命令我们即返赵口,协助53军1团改善技术,尽快放水。

  我与蒋在珍又返回赵口,正与决堤部队长官计议之中,忽接商总司令电话,转达统帅部指示,命令新八师于本部防区内另选地段决堤。

  我们马上登车驶返京水镇。途中,蒋在珍问我:"我师防区内的沿河地段,你都熟悉,你看究竟在哪里决堤最好?"

  我谨慎答道:"以地形而言论,马渡口、花园口均可。不过,马渡口与赵口相距不远,敌人巳迫近这一地区,恐堤未决成,敌人已至。为获时间宽裕,我看最好还是选定花园口一段为宜。"

  蒋在珍当即拍板:"时间紧,任务重大,事不宜迟,那就定在花园口吧。"

  回到京水镇巳经是夜里十点左右,刚刚吃过晚饭,商总司令派集团军参谋处长魏汝霖前来督促决堤事。商议中,定下两条原则,尽快完成任务,尽量缩小受灾地区。

  蒋在珍命令由我主持决堤工程。受命于危难之际,我既感兴奋,又觉沉重。我当然清楚那黄河之水扑向千里平川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滔滔洪水吞没的,不仅仅是骄焰万丈的日寇,被日寇夺占的铁路、公路;同时,也有千千万万中国同胞的土地、家园、祖坟,甚至还会无情地吞噬掉他们的生命啊!

  但是,我同时也清楚,作为一个军人,我无法选择,只有服从。

  领命后,我即着手准备。夜里12时,即率工兵营营长黄映清、马应援和黄河水利委员会专司河堤修防的张国宏段长,乘坐一辆中吉普匆匆赶到花园口,勘察确定决口位置。

  到达堤上,但见脚下河水潺潺,水位莫辨,一弯月牙儿在云中浮游,时隐时现。微风拂拂,十分凉爽。我们马上开始工作,岂料所带四支手电筒,非仅光亮微弱,且灯泡质量尤为低劣,一经使用,先后全部烧坏。我看看表,巳是6月7日凌晨两点钟了。我考虑到事关重大,不敢摸黑盲目选址,乃决定上车休息,待天亮后再勘察选址。五个人挤在车上,只能坐以当卧,人已倦极,但无人能睡,皆坐待天明。

  天刚亮,我们几人就沿着黄河逆流而上勘察。头晚没准备吃的,就只好饿着肚子干。河堤上,有一个冷清的关帝庙,庙中无人,门大开。我们全都进去了,对着红脸长须的关云长磕了三个响头,还敬了香(用烟代)。那一刻,我们全都表现得十分虔诚,十分庄重。我跪在地上默默祷告:"关老爷,中华民族眼下遭了大难,被日本鬼子欺侮得惨。我们打不过他们,万般无奈,只好放黄河水淹,淹死了老百姓,你得宽恕我们。"

  大约过了一个钟头后,我选定在关帝庙以西约300米处决堤。我看中这里,是因为此处为黄河的弯曲部,河水汹汹而来,到脚下突然受阻,压力较之直线处为大,容易冲垮河堤。而且从地图上看,待河水从花园口一带涌出,漫过巳被日寇占领的开封、中牟、尉氏、通许、扶沟、西华等县境后,便可注入贾鲁河,向东南而行,流入淮河。贾鲁河道,可成为一道天然屏障,阻止河水无边漫延,当可减少人民所受之损失。

  当我说出我的意见后,用树枝指着铺在地上的地图,询问随同各员有何意见,如没有不同意见,就这么定下了。

  这时,众人神色庄严,泪光朦胧皆不能言。

  我问张国宏:"张段长,你是我们请的专家,你要表态,定在这里,行,还是不行?"

  张国宏答非所问,目光呆滞,连连嚷道:"要死多少人……要死多少人吶!"

  我提高声调说道:"死人是肯定的,在这里决堤,死的人会大大减少。你必须表态,行,还是不行?"

  张国宏这才意识到自己的责任,认真地看着地图,表态同意我的选择。

  工兵营营长黄映清不待我问他,巳经"咚"地一声跪在了地上,举眼向天,热泪长淌。

  我们全都随他跪了下去,四个人跪成整齐的一排,面对着波涛汹涌的黄河,放声大哭。直到工兵连和二团九连的官兵来到堤上,我们才住声。

  三、扒花园口全靠人工挖掘,未用一两炸药

  我们马上动手划线,决定相隔五十公尺之距掘两道决口,由大堤内侧对准河床底部平行地掘进,决口外宽内窄,呈倒"八"字形。预计掘至河底,决口可宽至十公尺左右。放水之际,洪水从大口入小口出,增大压力,更容易冲垮大堤。我这些后来证明行之有效的想法,均是从赵口决堤失败的教训中得来的。我还决定,在河堤中央,暂留三公尺宽,最后再掘,以便维持施工期间东西交通往来。

  计划完毕,工兵连和九连马上按线开挖。不一会儿,第二团全部集中,第三团也赶到堤上,乃分由大堤南北两面同时动工,以加快掘进速度。这一切安排完毕,我才驱车赶回京水镇复命。蒋师长听完汇报,见我眼中布满血丝,眼圈发暗,知我一夜未合眼,便叫我赶快去睡上一觉。

  我见他叫上郑自襄副官马上要去花园口,哪能睡得着,坚持随他上车,一同前往。

  蒋在珍在堤上认真巡视后,对我选定并已在实施中的决堤方案大加赞许。旋后同返京水。

  早饭后,蒋在珍决定移住花园口,亲自督促施工。巳由参谋长晋升为副师长的朱振民将军(辽渖战役时在东北起义。解放前夕被党派回贵州,策动地方部队、包括熊先煜所在的275师等起义)见师长带病上堤,也前往堤上协助。我则抓紧时间记日记,然后睡了一觉。

  午后二时许,我找了辆自行车骑上前往花园口。刚上河堤,几位平时与我称兄道弟惯了的军官便大声叫我。第二团团长王松梅手里拿着张军用地图对我嚷道:"兄弟,你干了桩了不得的大事!我刚才认真察看了地图,你选这决口位置要是稍微向西偏一点点,不把贾鲁河利用起来挡水,那郑州还有平汉线上多少城镇,恐怕全成汪洋。兄弟主持决堤,虽使千万百姓葬身鱼腹,可功在国家,功在民族,将来一定讨个好夫人,多生贵子!"

  我对王松梅这话永不能忘,因为,它居然应验了。抗战胜利后,鬼使神差,我居然和我崇拜的佟麟阁将军的三女儿佟亦非结了婚,幸福地生活到现在。你说,这事怪不怪?

  我对王松梅说道:"我在中央军校受训时听德国教官教过军事地图学,那知识,总算没有白学。"

  下午3时,魏参谋处长也亲临花园口决堤现场视察,对于决口位置之选定,颇为赞许。并说赵口决堤,迄今仍无效果,上峰已将希望完全转移到花园口。官兵闻之,群情振奋,工作更加卖力。

  魏参谋处长还通报军情。谓:陇海路以南西犯之敌,由平汉线突进甚速,情势极端危殆。

  当晚,闻郑州爆炸声甚烈,一刻未停,响至天明。那是已经作好撤退准备的我军,在自动破坏郑州车站及城内可能会被敌人利用的设施;即使日寇夺去郑州,留给他们的,也只是一座空城。

  我们两千余决堤官兵耳闻隆隆不绝的爆炸声,心急如焚,乃日以继夜,猛掘不止。

  6月8日,掩护部队的傅衡中团在花园口以东15华里处与日寇骑兵接火,将前来侦察袭扰之敌骑击退。京水镇上,出现了日寇便衣,一时人心惶惶。移住河堤上监工的蒋在珍,下令将师部由京水镇移往东赵集。

  为加快掘堤速度,张国宏段长招集附近百姓协助,并指示掘土方法。河堤上军民混杂,人山人海。武汉统帅部每隔一小时便来电话催问决堤进度,希望能早一刻放水。可见黄河决堤,已对抗战大局影响甚钜。

  长官部也派战地服务队男女同志前来慰问鼓励。他们带来白面猪肉,还在河堤上唱歌跳舞演节目,为决堤官兵打气鼓劲。

  中午前,魏处长再度由郑州赶来,代表商总司令慰劳新八师官兵,目睹决堤官兵虽连续工作一昼一夜又半日,却毫无倦容。许多人巳经双掌鲜血淋漓,用绑腿缠手,仍挥镐掘土,不肯休息。魏处长深为感动,当众宣布,如于当夜12点放水成功,总司令部奖法币两万元;如明日晨6时放水,则奖一万元。

  午后,日机两架,从北飞临花园口上空侦察,并投弹数枚,落于决口附近西南面村庄,炸死炸伤居民十余人,但决堤并未因此而停止片刻。

  花园口河堤系小石子与粘土结成,非常坚硬,挖掘相当吃力。而且,河堤完全靠人工挖掘,未用一两炸药。经新八师官兵与前来协助的民工苦战两昼夜后,终于6月9日上午8时开始放水。

  魏处长当即兑现法币一万元。

  洪水涌进了决口,恰似两条黄色的钜龙在跃动奔突。我们目睹着洪水疾速地向着附近早巳疏散一空的村庄扑去……也就在那一刻,两千多名巳经极度疲乏的军人似乎才感受到了精神上的沉重压力。阴云密布的苍穹下,我们肃然无语。同样的心情,我们也曾有过,那是四个月前炸毁黄河大铁桥之际。

  我在6月9日的日记中无比悲痛地写到:"当放水瞬间,情绪紧张,悲壮凄惨。起始流速甚小,至午后一时许,水势骤猛,似万马奔腾。决口亦因水势之急而迅速溃大。远望一片汪洋。京水镇以西以北转眼间皆成泽国。预料不数日将波及若干县境,心甚痛焉。"

  6月10日,幸得天公相助,一早阴云翻滚,天光暗淡,至10时突然暴雨倾盆,竟日不停。这场大雨实有利于决口之加大,洪水最终冲垮两道决口间五十公尺长河道。至此,黄河改道,满河大水由此扑向千里平川……

  我作为花园口决堤的具体指挥者,在五十一年之后的今天再来回顾这一重大的历史事件,不免感慨万千。对于被洪水吞没的数十万同胞的灵魂,我的心永远也得不到安宁。也正因为这样的原因,我才于几十年间对涉及花园口决堤的资料倍感兴趣,悉心搜集。

  今人撰文以为,花园口决堤的目的是淹没敌军,"以水代兵"消灭其有生力量,这是不准确的。统帅部直接的军事目的是放出黄河水造成地障,以阻止和迟滞敌寇的进攻,为我军机动争取时间。当然,洪水涌出后给敌人造成的损失,确实是重大的。

  那么,这一军事目的是否达到呢?

  黄河水给日军造成的创伤,可以从日本官方的文件中得以佐证。

  1、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编写的《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写到:"6月10日前后,中国军队在京水镇(郑州以北15公里处)附近,掘开了黄河南岸的堤防。因此,黄河浊流向东南奔流,中牟首先进水,逐日扩大,从朱仙镇、尉氏、太康,一直影响到蚌埠。第二军6月13日为救援孤立在中牟的第十四师团一部,从第五、第十、第一一四师团兵站抽调工兵各一个中队及架桥材料一个中队,配属给第十四师团。随后于16日又从第一军调来独立工兵第二联队主力及渡河材料一个中队。6月15日以后,由于泛滥的河水扩大到尉氏的第十六师团方面,第二军除调回第十四师团两个工兵中队外,又逐次增加架桥材料两个中队,折叠船40只,独立工兵第十一联队主力支援,然后向泛滥地带以外撤退。方面军于6月17日命令临时航空兵团全力以赴援助第十六师团方面的补给。用运输机、轻重轰炸机,在6月16至24日之间给两个师团投下补给粮秣、卫生材料等,合计约161.5吨。29日,方面军在徐州举行联合追悼大会。仅第二军死于洪水人数便达到7452名之多。"

  2、日本大本营陆军部撰有日军侵华史长编。其中第440页记载如下:"中国军队6月10日左右于郑州东北掘开黄河堤防,使黄河水向东南方向涌出,采取了水淹战术,淹没了自己的广大沃野,形成了经中牟、尉氏、周口、阜阳连接淮河的大地障,给我军行动造成极大困难。"

  而据我方目击者说:"洪水到处,日军惊恐万状,东奔西突,人马践踏,车、马、人员淹没不计其数。"

  毫无疑问,这是中华民族所承受的极其惨重的牺牲。也正由于这一惨重的牺牲,才改变了严重不利于我的战争态势,粉碎了气焰嚣张的日寇夺取郑州后(当时统帅部已决定放弃郑州)迅速南取武汉、西袭潼关的企图。如果没有黄泛区阻隔,郑州沦陷后,敌人必然直逼武汉;而由豫至鄂,不仅有铁路运输,而且地势平坦,极利敌之机械化部队纵横驰骋。我军能据险堵截的,仅一武胜关而巳,一遭突破,战局不堪设想。

  花园口决堤后,由于形成黄泛区这一钜大地障,终于迫使敌人止步于平汉路以东,我唐、白河流域及汉水中游方得以免遭敌铁蹄践踏。唐、白河流域人口众多,地域宽广平坦,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有力地支援了抗战。正由于有了黄泛区这一地障,我第一、第五战区才分别得以在洛阳、老河口立足,与江南诸战区遥相呼应,从而确保西北、屏障陪都。

  单纯从军事角度讲,花园口决堤,乃是我国处于经济、军事、科学、工业全面落后的情况下,面对强敌不得不采取的"断臂图存"之举,事关国家危亡,华胄存续。作出局部之重大牺牲,而换取民族之惨胜,后人是应该理解的。

  仅举当时一则国际电讯,便可明了:

  "巴黎6月17日哈瓦斯社电:急进社会党机关报《共和国》顷评论中国黄河决口事云:前当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入侵荷兰时,荷兰曾以决堤为自卫计,其国人虽患水灾于一时,然其领土终得以保全。厥后1812年冬季,拿破伦一世攻俄时,俄国亦以坚壁清野之法阻止法军前进,并将莫斯科城付之一炬,卒至拿破伦一世所率大军,为之败溃。似此,某一民族受外人攻击而有灭亡或沦为奴隶之虞时,辄利用洪水与冬季凛冽气候以御敌,其事又安足怪异?时至此际,中国业巳决定放出两条大龙,即黄河与长江,以制日军于死命。纵使以中国人十人性命换取日人一人性命,亦未始非计。此盖中国抗战决心所由表现也。"

  熊先煜是国民革命军陆军新八师参谋

  熊先煜 口述   罗学蓬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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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军报:蒋介石两次拒接收琉球内幕

  背景:二战进入反攻阶段

  1943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开始进入反攻阶段,随着意大利的无条件投降,纳粹德国的覆灭已成为时间问题,对日作战开始成为同盟国的作战重心。为此,美国总统罗斯福决定召开由美、英、中、苏四国首脑参加的开罗会议,以加强反法西斯联盟,协同对日作战。

  由于蒋介石一向对苏联不友好,斯大林反对将中国列为四大强国,加上又瞧不起蒋介石,不愿与蒋会面,故对罗斯福的倡议迟迟未予答复。斯大林的态度和想法,使罗斯福颇感意外。

  考虑到斯大林与蒋介石的矛盾,罗斯福决定将四巨头会议分两次开,即先在埃及开罗开中、美、英首脑会议,然后再在伊朗德黑兰开美、英、苏首脑会议。这一想法得到中、英两国的赞同。

  1943年11月9日,罗斯福致电蒋介石,告知他在两三天内去北非,请蒋介石和英国首相丘吉尔与他在开罗会晤,希望蒋介石11月22日抵达开罗。蒋介石接到电报后,认为这是一个废除不平等条约,恢复中国国家利益的好机会,于是要求手下官员拟订会谈方案。其中涉及中国政治方面的方案包括:战后将东北、台湾及澎湖列岛交还中国,并无偿接收南满铁路与中东铁路等。蒋介石对这个方案甚为满意。11月18日上午,蒋介石、宋美龄夫妇以及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王宠惠、美国在华军事将领史迪威和陈纳德等20余人,从重庆白市驿军用机场分乘两架飞机飞往埃及。

  经过:建议共管一拒琉球

  开罗会议于1943年11月22日—26日召开,其间蒋介石与罗斯福会谈了4次。11月23日晚,蒋介石带王宠惠与罗斯福单独会谈,在谈到剥夺日本在太平洋侵占的岛屿时,罗斯福想到了琉球群岛。他对蒋介石说:"琉球系许多岛屿组成的弧形群岛,日本当年是用不正当手段抢夺该群岛的,也应予以剥夺。我考虑琉球在地理位置上离贵国很近,历史上与贵国有很紧密的关系,贵国如想得到琉球群岛,可以交给贵国管理。"

  罗斯福突然提出将琉球群岛交给中国,大大出乎蒋介石的意料,不知该如何回答。过了老半天,他才对罗斯福说:"我觉得此群岛应由中美两国占领,然后国际托管给中美共同管理为好。"蒋介石这么一说,罗斯福觉得蒋介石不想要琉球群岛,故未再往下说。

  琉球群岛位于中国台湾岛和日本九州岛岛之间,包括先岛诸岛、冲绳诸岛、奄美诸岛、土噶喇列岛、大隅诸岛等岛屿,面积约4600平方公里。12世纪琉球群岛上出现了中山、山南、山北3个小王国,公元1372年开始向中国明朝进贡,国王分别受明朝册封,官民与明朝往来十分频繁。此后,该群岛又形成了统一的琉球王国,但仍向中国封建统治者朝贡。1609年,日本萨摩藩诸侯岛津氏用武力征服琉球。此后,琉球王虽向明朝与萨摩藩同时进贡,但国王仍受中国册封,而且一直延续到清朝。琉球国王一直受中国册封,在交往中又偏重中国,日本统治者对此极其不满,十分担心琉球归并于中国。1872年,日本明治政府未与中国商量,强行废琉球王国为琉球藩。1879年,日本又强行吞并琉球藩设置冲绳县。

  日本对琉球的强行侵占,曾引起许多国家的不满,琉球人民也曾用各种方式进行过反抗,但都失败了。琉球群岛系中国的东大门,历史上又与中国关系密切。罗斯福想把日本用武力侵占的琉球群岛交给中国,自然有他的考虑,但由于蒋介石的犹豫态度,罗斯福第一次提出的这一建议没有成功。

  惧怕日本二拒琉球

  11月25日,蒋介石与罗斯福再次会谈时,又谈到了琉球群岛。罗斯福说:"我反复考虑,琉球群岛在台湾的东北面,面向太平洋,是你们的东部屏障,战略地位极其重要。你们得到了台湾,如不得到琉球,台湾也不安全。更重要的是,此岛不能让侵略成性的日本长期占领。是不是与台湾及澎湖列岛一并交给你们管辖?"

  蒋介石见罗斯福又提到这个问题,想到琉球被日本占领了多年,在国内草拟的谈判方案又不含琉球问题,变得十分犹豫。罗斯福见蒋介石半天不作声,以为他没有听清楚,又补了一句:"贵国要不要琉球?如果想要,战争结束了,就将琉球群岛交给贵国。"蒋介石犹豫再三,最后答复道:"琉球的问题比较复杂,我还是那个意见,中美共同管理为好。"罗斯福心里明白了:蒋介石是真的不想要琉球群岛。蒋介石对琉球的态度,让罗斯福感到不可思议。

  自此以后,罗斯福及美方的其它人员在蒋介石面前再也不提琉球的事了。

  蒋介石当时为何不要琉球群岛呢?据后来跟随蒋介石到开罗的国民党官员们分析,他去开罗,主要是争东北、台湾及澎湖列岛,没有争琉球的方案,蒋介石认为能将东北、台湾及澎湖争回来就足够了。另一个原因是日本是亚洲强国,蒋介石怕中国得到琉球后,日本日后找中国扯皮,中日两国再结新怨。

  由于蒋介石坚持不要琉球群岛,故《开罗宣言》在写到日本应归还中国的领土时,只提到"日本所窃取中国之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列岛等",只字未提琉球群岛。

  后果:美国日本获得利益

  开罗会议结束后,蒋介石才回过味来,开始后悔没有接收琉球群岛。蒋介石觉得这件事说出去有损他的形象,于是叮嘱王宠惠说:"此事不要往外说了。如果有人问此事,就说我们没有条约、根据,提不出理由。"尽管蒋介石对王宠惠千叮咛万嘱咐,但王宠惠回到重庆后,还是向极少数关系密切的国民党要员透露了罗斯福要将琉球群岛划入中国的事。此事在国民党高层传开后,许多人跑去找王宠惠询问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王宠惠怕事情搞大了难以收场,再也不敢讲出实情。此后,国民党的文件、档案、杂志、图书一提到琉球问题时,都说因无根据,故中国在开罗会议上未提琉球群岛的问题。

  1945年3月26日,美军发起冲绳战役,并在3个月后占领了琉球群岛。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和朝鲜战争的爆发,美国改变了对中日两国的态度,开始扶植日本为其亚洲战略服务,美国在琉球群岛问题上的立场也发生了重大改变。1962年,美国总统肯尼迪公开承认日本对琉球群岛的完全主权。1972年,美国将琉球诸岛交给日本。随后,日本完全控制了琉球群岛。

  1962年3月19日,台湾《联合报》记者司马桑敦得知美国政府马上要公开承认日本对琉球群岛的主权时,他发表了一篇文章,指责国民党政府在开罗会议上太马虎,不提琉球问题,以致本该归中国的琉球落入日本之手,使中国的东部海防被撕开一道大裂口。

  司马桑敦的文章引起了各方的注意,为了使此事不至扩大,蒋介石亲自出面辩解。他在一次国民党的高层会议上说:"实际上,琉球与台湾,在我国历史上地位不同。我们当时(开罗会议)认为琉球是我东海的屏障,军事重要性较大。我们同意,应由中美两国经过联合国之委托程序,实行共管,又以为此非当时紧急之事,故曾表示将来再说。"罗斯福两送琉球群岛被他拒绝的事,他却一字未提。

  蒋介石不要琉球群岛,日本深受其益,美国也获得了大利。今天这一地区复杂的政治军事态势,以及各种资源的纠纷,都是在这次安排的大框架下产生的。

  来源:解放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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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12月23日 星期日

华军:梦醒吧!可悲可叹的儒化中国!

  提到中华文明,有两个名字,无论是贬损还是褒扬,我们都不可能回避,那就是秦皇汉武。

  首先是秦始皇,提到他,我们知道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皇帝——其实他是中华原文明从松散的联邦制到强大的中央集权制的开创者,是中华真正实现统一的第一个实践者,然而他对中华文明所做的贡献,在许多人看来都是天经地义的,都是他应该做的,如果没有他,别人也会统一中国的!

  现实生活中我们有关秦始皇的视听被一片骂声包围着,说他在统一了中国,统一了语言文字度量衡,废分封立郡县以后,怕被他打倒的六国后人反抗他,于是把天下的兵器收到咸阳,熔了铸成金人(铜人)。还想统一人自由的思想,于是下令烧书,当然还有令人发指的坑儒事件,更有为了个人享受不惜民力大兴土木修建陵墓和阿房宫,修筑长城则是劳民伤财……

  其实这些骗人的谎言并不高明,因为我们都可以从司马迁所著《史记》中清楚的看到,李斯为了巩固国家的统一,废私学立官学。《史记·秦始皇本纪》载:"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等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其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

  对于任何一个政权,都不会允许随意篡改历史,抵毁国家,辱骂英烈的私学存在,如果现在有人要在中国立私学,历史课本是台湾版的,西藏版的,难道这样做国家会允许吗?两千年过去了,正因为宋代以后《诗》《书》的大肆流行,直入国人的骨髓,我们才沦于清谈之中,更不学技艺,不闻理工,不言兵甲,没有了秦风汉骨,几度沦为亡国奴!要知道,秦始皇关于科技、医学、法律之类对富国强兵有用的书一本也没有烧,反而是刘邦攻破咸阳,又把咸阳拱手让给项羽之后,除了被萧何拿走的法律等相关书籍之外,都被付之一炬——不过人们对项羽焚书倒是骂声不高。

  关于坑儒事件,《史记》是这样记载的:"三十五年……侯生、卢生相与谋曰:'始皇为人,天性刚戾自用,起诸侯,并天下,意得欲从,以为自古莫及己。专任狱吏,狱吏得亲幸。博士虽七十人,特备员弗用。……天下之事无大小该决于上,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贪权势如此,未可为求仙药。'于是乃亡去。始皇闻亡,乃大怒……使御史悉案问诸生,诸生传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阳,使天下知之,以惩后。"

  秦始皇迷信仙药当然是不好的(两千年后的今人都不能完全做到不迷信),但候生、卢生等人不以实情相告,反以求仙药为名,谋取私利,几尽阿谀奉承之能事,期骗皇帝,事情败露之后,逃之夭夭,还四处散播言论,诽谤皇帝。按法律被抓回京城处死,难道不合情理吗——对于明太祖朱元璋在兰玉一案中杀了两万多人,儒生们好象不是太关心!

  收天下兵器铸成铜人,至今没有铜人的出土,就算是出土了,天下那么多兵器就铸成这么几个铜人吗?儒家从不提把川蜀变成天府之国的伟大水利工程都江堰,(两千年了,它还在灌溉着那片土地),不提勾通长江水系和珠江水系为祖国统一做出巨大贡献的灵渠,更不提从咸阳直通河套,劈山填壑绵延700多公里的秦直道,(它是一条不折不扣的古代高速公路,为保卫中国抵抗北狄,提供了强大的后勤保障),而只会骂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防御工程——万里长城。

  修建陵墓是许多古代皇帝的共同特点,和古代埃及的金字塔相比,(最大的是胡夫金字塔,它由230万块石块砌成,外层石块约115000块,平均每块重2.5吨,而最重的有50吨,现高136.5米,占地约52900平方米,体积约260万立方米)秦始皇陵墓真是小乌见大乌,(墓冢为四方锥形,底部南北长515米,东西宽485米,高55米,而它主要是由土和小的石块堆砌夯筑而成的),至于金碧辉煌的阿房宫,(据说它有三百里,呵呵,台湾岛东西宽都不足300里啊!)现在还没有挖出遗址来!根据上个世纪的秦墓秦简的发现,有关专家推测,所谓的阿房宫,极可能是秦始皇所要建的新朝宫!

  据《史记》记载:秦始皇命大将蒙恬在长城一线屯兵三十万,一边修筑长城,一边防御北狄。(现在,我们不是也用军队修筑大型铁路工程水利工程吗?)一千年以后民间开始流传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叫万喜良的人,因被官兵抓去修秦长城而死,并埋骨在长城里面,其妻子孟姜女千里寻夫,得知夫死,扶墙痛哭,感天动地,竟哭倒了长城八百里。

  细查史书我们不难发现,孟姜女并不是秦代的人,她的故事最早见之于《左传》。孟姜为齐将杞梁之妻,梁于公元前549年在莒战死,齐庄公在效外见到孟姜,对她表示吊慰。孟姜认为郊野不是吊丧之处,拒绝接受,于是庄公接受她的意见专门到她家里进行了吊唁。孟姜除了知礼外还有善哭的记载,淳于髡曰:"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变国俗。"在齐地产生了孟姜哭调。西汉时已有了孟姜女"夫死后向城而哭,城为之崩"的记载(刘向《说苑》及《列女传》).至于哭崩的城墙在何处,虽然有莒城说、杞梁说和梁山说不一,但均在齐地,而非秦之万里长城。郦道元《水经注》认为孟姜女哭崩的是莒城。大约到了唐代,这一题材演变成了孟姜女千里寻夫、哭崩万里长城的故事,具备了今天的雏形。

  《周贤记》把故事搬到了燕国,孟姜名孟仲姿,杞梁变成杞良。杞良为逃筑城之役,误入孟超后园。孟女仲姿正在洗澡,古人贞操观念极重,信守女儿之体只能为丈夫所见,故二人乃结为夫妻。后来杞良回到长城工地后被处死,埋尸长城之下,于是仲姿千里寻夫,哭崩长城,又于累累白骨中滴血验骨,终得丈夫遗骸云。 古代战争频仍,徭役繁重,征夫离妇之怨,乃为传统主题。汉末陈琳即有《饮马长城窟行》:"饮马长城窟,水寒伤马骨。往谓长城吏,慎莫稽留太原卒……君独不见长城下,死人骸骨相撑拄?"其后历代诗人皆有咏其事者。唐代诗僧贯休,则有《杞梁妻》,竟咏孟姜女哭长城之事。其后这一题材乃进入许多诗人笔下,为这一故事的广为流布,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从元代起,孟姜女的故事开始搬上舞台。

  陶宗仪《南村辍耕录》、钟嗣成《录鬼簿》等对此均有记载。在这些戏曲中,孟姜转化成孟姜女 ,杞梁衍生出杞良、范杞良、范希郎、范喜郎、万喜良等名。

  随着孟姜女故事的流传,各地兴起了建庙热。现知孟姜女最早的庙建于北宋,河北徐水和陕西铜川都发现北宋重修姜女庙的碑刻。许多方志都把孟姜女说成是本地人,临淄、同官(铜川)、安肃 (徐水)、山海关和潼关都有孟姜女的墓冢。清末上海拓建马路时曾于老北门城脚掘出一石棺 ,中卧一石像,胸有"万杞梁"三字,乃明嘉靖年间上海建城时所埋。据《孟姜仙女宝卷》 ,始皇筑长城,太白星降童谣:"姑苏有个万喜良,一人能抵万民亡。后封长城做大王, 万里长城永坚刚。"秦皇固城捉喜良,引发出孟姜女千里寻夫、哭倒长城的故事。秦皇允许孟姜三件事,修桥、造坟、哭祭,孟姜痛斥暴君后投水而死。在这一故事中,孟姜女成了秦始皇治下的松江人。

  通过孟姜女这个例子,可以看出,谎言说了一千多年就会深入人心,成为真理——可这样一个故事为什么不跟别人挂上钩,而这屎盆子偏得扣在秦始皇头上呢?

  因为秦始皇是中华大一统文明的奠基者,他给我们留下的遗产有广袤的生存空间(相比战国七雄,秦帝国的领土比七国加在一起还大三倍),还有永远把我们联系在一起的方块字(汉字是表形的,虽然我国各地方言众多,差异很大比如广东、福建话北方人恐怕一句都听不懂,但我们可以通过文字勾通,而西方文字的表音形式,只能使方言慢慢变成外语,你们说谁更伟大?),还有我们现在还在沿用的郡县制,(令人痛心的是他留给我们的国家功勋制和全民监督制只流传了二百多年,到东汉时期已经完全变质了,到两晋之后就彻底埋没了,当然这是腐儒和贪官污吏们最乐见的事)如果哪一个雄才大略的领袖写秦皇心灵相通,不抵毁他,那么大秦帝国留给我们的最可贵的遗产——国家功勋制和全民监督制就会正常的运行起来,那将直接损害他们这些笔下有千言,胸中无一策,只会空谈的腐儒的利益——他们很可能都得下岗啊!

  关于汉朝到底是以法治国还是以德治国,这个谎言说了两千年,上个世纪张家山汉简居延汉简的发掘,为我们解开历史迷团,提供了有力依据。汉承秦制,大汉对秦朝不光是一个文字度量衡的继承,一个郡县制的继承,更是一个以法家为核心的政治体制的继承,法家治国不再是疑问,儒家所说的汉初无为而治,是以黄老思想为核心的齐法家(即万事皆决于法,而不以君主的意志来改变法律),不是老庄道家,(即儒家所解释的无所做为,在下个人觉得这个解释实在可笑)同时我们也搞清楚了,原来自秦以后道家分成了治世的黄老学派,和遁世的老庄学派。

  没有了全民监督制,腐儒们的官位是高枕无忧了,但当外敌入侵,民不聊生时,儒士们能做的就只有识时务而保身家了,将扶大厦之将倾,救国家之危亡的重任永远地交给了"天意"!(所谓顺天时嘛!好象中央电视台有个阎教授讲过这个道理!)

  而当有胸怀天下的雄主出现,身经百战再度统一中国,救万民于水火,再次迎来盛世,儒士们总能适时的以为民请愿的姿态,出来大倡以德治国,轻赋减税!当然,从战火中走出来的皇帝从来就没有一个信奉儒家的,但物质条件的恢复,生活开始安逸之后,儒家学说总能"顺应民意",重新寄生在中华文明的肌体上。

  其实这最顺的是当朝的官吏们(韩非所谓"当途之人")的意,理论上儒家的道德礼仪亲亲尊尊冠冕堂皇,能起到禁固愚化人民思想的作用,实践上以亲亲相隐为核心的官僚组织、人际关系,可以解除了人民对官僚的监督,没有监督是所有官僚们世世代代的梦想啊,就是到了现代,我们也没有跳出这个儒化圈子,没有监督的官僚体系,腐败只能愈演愈烈!

  进而言之,谁都想让自己骄奢淫逸的生活持续下去,其中不乏为保障自己的享乐,而置国家民族于不顾的所谓"汉奸"!

  当华夏族人的斗志尽丧,最终结果是异族的入侵、屠杀和灭国,对于战争儒士们除了观望再无他法。唐人有诗云:"四塞忽闻狼烟起,问儒士,谁人敢去定风波?"

  13世纪,成吉思汗统一了蒙古高原,在以后的一百多年里,蒙古铁骑征服了整个欧亚大陆,也踏碎了无数古老城桓,在西亚和欧洲的历史上,有大量的关于蒙古人大屠杀的记载,其中中国人民所糟受的苦难,一点都不比西亚、欧洲人少。但中国的历史上却没有多少这样的记载,为什么呢?

  国家沦陷,再想过上有尊严的好日子,英雄们要用热血生命去拼杀。而儒士是最不善于兵甲之事的,不耻兵甲,那就只有当汉奸,为新主子歌功颂德了!但这招可是事半功倍啊!只要新主子的实力强大,就可以永保高官厚禄。请看:宋以后中国可谓是汉奸辈出啊!宋有秦桧、贾似道,明有洪承畴、吴三桂,清有李鸿章,民国有汪精卫,他们都是出将入相的大人物啊,至于靠卖国为生的小"奸"就更是多如牛毛了——于今日炽!

  从清末到民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到处都是各国租界,而列强的胃口却越来大,尤其是和我们一衣带水学习了一千多年中华文化的日本,在占了东三省近2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之后,又想鲸吞整个中国。在艰苦的八年抗日战争中,中国涌现出了大批的英雄人物,当然,汉奸也出现了不少!不论是美苏的支援也好,还是中国人的不屈奋争也好,中华民族这次总算是没有沦陷,在毛泽东建立中华人民共国之后再没有一支外国军队踏上过我们的国土。

  现在,有人又一次感受到"盛世"来临,全国上下一片歌舞升平。儒学以它顽强的生命力,在五四运动和毛泽东晚年发动的批林批孔运动之后,又一次适合时宜的悄然兴起了。于是各式各样的祭孔活动蓬勃开展起来了,于是已经是我们记忆中耳熟能祥的汉奸,一个接一个地被"平反"了,岳飞文天祥是阻碍祖国统一的罪人,施琅和金兀术,洪承畴是促进民族融合的功臣,铁木真在中亚的屠杀是无中生有,忽必烈在江南的战争是赫赫武功,史可法是不自量力的,多尔衮是顺应民心的,秦桧站起来了,狼牙山五壮士从课本删除了,李鸿章是被逼无奈,汪精卫有难言之隐,南京大屠杀记念馆也有人建议改成和平记念馆了……

  国家出钱,今天儒家又一次大兴其道,孔子还要走向世界呢。

  梦醒吧!可悲可叹的儒化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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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丹青:笑谈鲁迅先生

  今天在鲁迅纪念馆讲话,心里紧张——老先生就住在隔壁,讲到一半,他要是走进来怎么办?其实,我非常巴望老先生真的会走进来,因为我知道,我们根本别想见到鲁迅先生了。

  鲁迅先生被过度谈论了。其实在我们今天的社会尺度中,鲁迅是最不该被谈论的人。按照胡塞尔的定义:"一个好的怀疑主义者是个坏公民。"鲁迅的性格、脾气,不管哪个朝代,恐怕都是"坏公民"。好在今天对鲁迅感兴趣的年轻人,恐怕不多了吧?

  然而全中国专门研究鲁迅、吃鲁迅饭的专家,据说仍有两万人。所以要想比较认真地谈论鲁迅,先得穿越两万多专家的几万万文字,这段文字路线实在太长了,每次我读到这类文章,总是弄得很茫然,好像走丢了一样。可是翻出鲁迅先生随便哪本小册子,一读下去,就看见老先生坐在那里抽烟,和我面对面!

  我不是鲁迅研究者,没有专门谈论鲁迅的资格。今天晚上孙郁先生给我大面子,叫到这里来,怎么办呢,自己想个话题讲讲?想不出来,就算有什么意思要来讲,一到鲁迅家,就吓得不敢讲;讲鲁迅先生?那么多人已经说过他了,还有什么可讲?

  所以你在鲁迅纪念馆不谈鲁迅、谈鲁迅,我觉得都不恭敬,都为难。

  我知道自己是属于在"鲁迅"这两个字上"落了枕"的人,我得找到一种十分私人的关系,才好开口谈鲁迅。可是我和老先生能有什么私人关系呢?说是读者,鲁迅读者太多了;说是喜欢他,喜欢鲁迅的人也太多了;天底下多少好作者都有读者,都有人喜欢,那都不是谈论鲁迅的理由。最后我只能说,鲁迅是我几十年来不断想念的一个人。

  注意,我指的不是"想到"(thinking),而是"想念"(miss),这是有区别的。譬如鲁迅研究者可能每天想到鲁迅,但我不确定他们是否想念他——我们会想念一位亲人、恋人、老朋友,可是几十年想念一位你根本不认识的人,是怎样一回事?出于什么理由?

  在我私人的"想念名单"中,绝大部份都是老早老早就死掉的人,譬如伟大的画家、音乐家、作家。在这些人中间,不知为什么,鲁迅先生差不多是我顶顶熟悉的一位,并不完全因为他的文学,而是因为他这个人。我曾经假想自己跟这个人要好极了,所以我常会嫉妒那些真的和鲁迅先生认识的人,同时又讨厌他们,因为他们的回忆文字很少描述关于鲁迅的细节,或者描述得一点都不好——除了极稀罕的几篇,譬如萧红女士的回忆。

  可是你看鲁迅先生描述他那些死掉的朋友:范爱农、韦素园、柔石、刘半农等等,就比别人回忆鲁迅的文字,不知道精彩多少。每次读鲁迅先生的回忆文字,我立刻变成鲁迅本人,开始活生生回想那些死掉的老朋友。他那篇《范爱农》,我不晓得读过多少遍,每次读,都会讨厌这个家伙,然后渐渐爱他,然后读到他死掉——尸体找到了,在河水中"直立着"——心里难过起来。

  我们这代人欢喜鲁迅,其实是大有问题的。我小学毕业,文革开始,市面上能够出售、准许阅读的书,只有《毛泽东选集》和鲁迅的书。从五十年代开始,鲁迅在中国被弄成一尊神,一块大牌坊。这是另一个大话题,今天不说。反正我后来读到王朔同志批评鲁迅的文章,读到不少撩拨鲁迅的文字,我猜,他们讨厌的大概是那块牌坊。其实,民国年间鲁迅先生还没变牌坊,住在弄堂里,"一声不响,浑身痱子",也有许多人讨厌他。我就问自己:为什么我这样子喜欢鲁迅呢?今天我来试着以一种私人的方式,谈论鲁迅先生。

  第一,我喜欢看他的照片,他的样子,我以为鲁迅先生长得真好看。

  文革中间我弄到一本日记本,里面每隔几页就印着一位中国五四以来大作家的照片,当然是按照四九年后官方钦定的顺序排列:"鲁、郭、茅,巴、老、曹"之类,我记得最后还有赵树理的照片——平心而论,郭沫若、茅盾、老舍、冰心的样子,各有各的性情与份量。近二十多年,胡适之、梁实秋、沈从文、张爱玲的照片,也公开发布了,也都各有各的可圈可点,尤其胡适同志,真是相貌堂堂。反正现在男男女女作家群,恐怕是排不出这样的脸谱了。

  可是我看来看去,看来看去,还是鲁迅先生样子最好看。

  五四那一两代人,单是模样摆在那里,就使今天中国的文艺家不好比。前些日子,我在三联买到两册抗战照片集,发布了陈公博、林伯生、丁墨村、诸民谊押赴公堂,负罪临刑的照片,即便在丧尽颜面的时刻,他们一个个都还是书生文人的本色。他们丢了民族的脸,照片上却是没有丢书生相貌的脸。我斗胆以画家的立场对自己说:不论有罪无罪,一个人的相貌是无辜的。我们可能有资格看不起汉奸,却不见得有资格看不起他们的样子。其中还有一幅珍贵的照片,就是周作人被押赴法庭,他穿件干净的长衫,瘦得一点点小,可是那样的置之度外、斯文通脱。你会说那种神色态度是强作镇定,装出来的,好的,咱们请今天哪位被双规被审判的大人物在镜头前面装装看,看能装得出那样的斯文从容么?

  我这是第一次看见周作人这幅照片,一看之下,真是叹他们周家人气质非凡。

  到了1979年,文革后第一次文代会召开,报纸上许多久违的老脸出现了:胡风、聂甘弩、丁玲、肖军……一个个都是劫后余生。我看见什么呢?看见他们的模样全都坍塌了,无一例外地被扭曲了。忍心说句不敬的话,那种模样,还不如丑陋,还不如法庭刑场上的汉奸们,至少保留了相貌上一点最后的尊严。这批文代会代表索性不是文艺家,不是名人,倒也罢了,现在你看看,长期的侮辱已经和他们的模样长在一起了——再忍心说句不敬的话:他们带着自己受尽侮辱的面相,还居然愿意去参加文代会,本身就是再次确认侮辱。我想,鲁迅先生不会去参加那样的会议的。

  这时我就想到鲁迅先生。老先生的相貌先就长得和他们不一样,这张脸非常不卖帐,又非常无所谓,非常酷,又非常慈悲,看上去一脸的清苦、刚直、坦然,骨子里却透着风流与俏皮……可是他拍照片似乎不做什么表情,就那么对着镜头,意思是说:怎么样!我就是这样!

  所以鲁迅先生的模样真是非常非常配他,配他的文学,配他的脾气,配他的命运,配他的地位与声名。我们说起五四新文学,都承认他是头一块大牌子,可他要是长得不像我们见到的这付样子,你能想象么?

  鲁迅的时代,中国的文艺差不多勉强衔接着西方十八、九世纪末。人家西方十八、九世纪文学史,法国人摆得出斯汤达、巴尔扎克的好样子,英国人摆得出哈代、狄更斯的好样子,德国人摆得出哥德、席勒的好样子,俄国人摆得出托尔斯泰或者妥斯托也夫斯基的好样子,印度还有个泰戈尔,也是好样子— —现代中国呢,谢天谢地,总算五四运动闹过后,留下鲁迅先生这张脸摆在世界文豪群像中,不丢我们的脸——大家想想看,上面提到的中国文学家,除了鲁迅先生,哪一张脸摆出去,要比他更有份量?更有泰斗相?更有民族性?更有象征性?更有历史性?

  而且鲁迅先生非得那么矮小,那么瘦弱,穿件长衫,一付无所谓的样子站在那里。他要是长得跟肖伯纳一般高大,跟巴尔扎克那么壮硕,便是一个致命的错误。可他要是也留着于右任那把长胡子,或者象沈君儒那样光脑袋,古风是有了,毕竟还是不像他。他长得非常像他自己,非常地"五四";非常地" 中国",又其实非常地摩登……我记得那年联合国秘书长见周恩来,叹其风貌,说是在你面前,我们西方人还是野蛮人。这话不管是真心还是辞令,确是说出一种真实。西洋人因为西洋的强大,固然在模样上占了便宜,可是真要遇见优异的中国人,那种骨子里的儒雅凝炼,脱略虚空,那种被彼得?卢齐准确形容为"高贵的消极"的气质,实在是西方人所不及。好比中国画的墨色,可以将西洋的五彩缤纷比下去;你将鲁迅先生的相貌去和西方文豪比比看,真是文气逼人,然而一点不嚣张。

  有人会说,这是因为历史已经给了鲁迅伟大地位,他的模样已经被印刷媒体塑造了七十多年,已经先入为主成为我们的视觉记忆。是的,很可能是的,但我以为模样是一种宿命,宿命会刻印在模样上——托尔斯泰那部大胡子,是应该写写《战争与和平》;鲁迅那笔小胡子,是应该写写《阿Q正传》。当托尔斯泰借耶稣的话对沙皇说,"你悔改吧",这句话与托尔斯泰的模样很配;当鲁迅随口给西洋文人看相,说是"妥斯托耶夫斯基一付苦相、尼采一付凶相、高尔基简直像个流氓"……这些话,与鲁迅的模样也很配——大家要知道,托尔斯泰和鲁迅这样子说法,骄傲得很呢!他们都晓得自己伟大,也晓得自己长得有样子。那年肖伯纳在上海见鲁迅,即称赞他好样子,据说老先生应声答道:早年的样子还要好。这不是鲁迅会讲话,而是他看得起肖伯纳,也看得起他自己。

  我这不是以貌取人么?是的,在最高意义上,一个人的相貌,便是他的人。但以上说法只是我对老先生的一厢情愿,单相思,并不能证得大家同意的。好在私人意见不必证得同意,不过是自己说说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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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12月22日 星期六

萧郎:诺贝尔文学奖给我们的启示

  每年的诺贝尔奖都会引起中国媒体和公众的关注与热议,就如同一次涛唱与低吟夹杂的科学、文化潮汐的律动。相对于几个科学类奖项,诺贝尔文学奖在中国无疑有着更高的知名度和关注度。一则因为中国本是历史底蕴深厚的文学和文化大国,对此类文化律动曲谱有着天然的敏感认知;其次是在很多人的眼里,当代中国作家与诺贝尔文学奖的距离似乎已在可期冀范围之内,不论是以中国式书写在2000年折桂的高仓健,还是离登堂入室仅一步之遥的诗人北岛,皆让我们这个东方古国的文化心音数度激荡。有趣的是,刚刚揭晓的2006年诺贝尔文学奖被授予了来自另一个文明古国的当代文学旗手:土耳其作家奥罕?帕慕克。他同时也是折桂诺贝尔的该国第一人。联想到另外几个文明古国的获奖情况,不论是东方文明代表之一的印度,还是古代西方文明"大脑"的希腊,其成功冲击诺奖的先锋皆是诗人与作家。

  在笔者看来,这绝非一次历史的偶然巧合,它实际暗蕴着某种隐约的文学现象和文化价值取向。古老沧桑的文化传承当然不需要诺贝尔式的辅衬和强化,而得以令当代世界更清晰地审视和重温;但毫无疑问,作为一种文化的有效融入与展示方式,诺贝尔式的文学形象伫立,有助于我们更便捷、更积极、更自信地传递和贮存民族文化的笑容、心音与历史性记忆。就此而言,另几个文明古国的诺氏文化"绽放"方式显然颇值得我们思考和咀嚼。

  在诺奖给奥罕帕慕克的授奖词中,有这么一句关键语:"在追求他所在城市忧郁的灵魂同时,发现了文化碰撞和交融的新符号"。它极凝练地道出了奥罕?帕慕克式小说文本的核心价值所在,同时也昭示着一条极富代表性的文学创作路径。如果说追求和"忧郁"蕴含着一个成熟作家经年不息的个体审美经验的话,则发现与碰撞后的符号表征着一个有立场、有方向、有文化自觉意识的优秀作家的可贵价值。实际上,这也是包括众多诺奖获奖者在内的优秀作家们的共同创作实践原则。依托民族文化的丰富沉厚渊流,以个性化的生存和生命经验体悟,以发乎其内的自省责任情怀为始终,用坚韧和坚忍的"思想的骨头"叙说与书写,文学之恒美风标、之立世价值则顺流而生。观照近几年的获奖作家、并由此上溯文学黄金时代的诸多标帜性大师,我们会发现这一美与责任的内省传统始终张扬与横亘。而对于来自古老国度的文学述说者而言,这一传统往往更富忧欣交集的独特人文况味。无论是有东方诗哲之誉的泰戈尔,还是"饮日而吟"的爱琴海歌手埃利蒂斯,无一不深濡其中。

  帕慕克让人"意外"之处还在于,他在秉承内省格调的同时,并未极端性排斥"通俗"创作元素的采摘。正是因为理性与活力、与时代性的有机结合,使他的作品极为畅销,真正可谓艺术性与大众化的标本式同构。其循此的创作思路和实践同样值得我们深味。在我国当代文学语境的评介和论争中,似乎总将通俗性、大众趣味与文学品质、艺术性原则相对立,凡创作者欲求畅销与大众化,似乎必以艺术品性的某些"牺牲"与过滤为代价,事实证明,此持论是偏颇的。一个述说不出本真时代性情、本真社会况味,或者干脆就无法让文字、让故事、让书写文本灵动起来、疏朗起来、开阔起来的创作者,其格调和"艺术"品性的纯粹度、现实价值是很让人生疑的。它实则是对自身文学与文化责任的退避和放弃,并可能导致文学、文化的多重社会功能的失忆与钝化。在我国的文学创作实绩并不让人满意、"纯文学"日益"自恋"并被不断边缘化和疏离化的当下,帕慕克的成功无疑值得借鉴。

  综观帕慕克的文学创作之路,在很多方面都与我国的一些"中生代"、中坚一代作家有相似之处。而正是从这一批作家开始,才真正有了对文学本体价值的深入探求实践和理性回归,这也恰是他们为海外汉学家看好的原因。饶有趣味的是,在帕慕克曾荣膺的文学奖项中,有一个曾陆续"滋养"了数位诺奖得主:即意大利格林扎纳纳卡佛文学奖。我国当代小说创作重镇之一的余华,亦曾在数年前拥揽此奖项。不知这是否算一个有象征意味的良兆?但愿,在中华文明的落英缤纷下,有着自觉文化责任情怀和内省精神的中国本土作家们,能给国人一个惊喜,给世界文学、文化艺苑一朵迟开的芬芳见证。

  来源:《联合早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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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腐败的成因与社会主义两党制

  社会腐败的成因与社会主义两党制

  作者:Enlightened-Statement

  什么是腐败?什么是社会腐败?腐败就是腐烂败坏,大多用在物上,这里,将腐败加上社会,就是指国家文明堕落、公众思想颓废、整体道德败坏,面对邪恶冷漠、市井生活糜烂、社会风气恶俗,官员私欲贪婪、信仰失落沦陷、人际诚信衰败,……

  中国社会果真到了这个地步吗?这,还需核实论证吗,报刊、网络、新闻等,在这方面的评论已经够多的了。于此,就不用徒费口舌了。

  本文想说的是:为什么?这是为什么?

  看,平民的陋俗是因由精神麻木,不明对错;官员的腐败,是因为"信仰缺失",不知忠贞;百姓的不仁由于见怪不怪,是非不辨;领导的不义缘由思维固执,真伪不察;众生的迷信之念缘于愚妄信念,信奉宗教带来的精神慰藉;群发的赌性之恋缘起观念贫乏,借助运气给予的心灵寄托;社会的奢靡之风在于思想退化,只图食色贪欲;党政的污浊之气因缘心理恐慌,只求权欲充斥;……总之,它们都是基于精神追求方面的落后状态所造就的;是鉴于思维探索范畴的穷乏而形成的;是承受心理机制领域的野蛮原始所腐蚀的;是控制思想信念的世界退步贫弱所浸润的;……

  而,精神思维是属于上层建筑领域,它受到文化、宣传、舆论、教育等的影响,可它又受制于什么呢?也就是说,是什么真正决定它的内容取向的呢?是经济基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概念。当然,毛泽东发现发展并运用发挥的反作用规律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充实和补丁。虽说经济决定建筑是经实践检验的经典理论,可要说精神思维受制、取决于经济状况,还是会有许多人想不通,莫非如管子所言,"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吗?这是为什么?何以现实存在与其论不一样呢?古人云,"仓廪实则治教化,治教化则人心正",这在现实生活中怎么无法兑现呢?

  人,人类,从诞生的那一刻起,就是由群体中的每个个体所组成,就是由所有个体集聚成的群体所形成。"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出现是从能够制造劳动工具开始的,人的产生同时也就是人类社会的产生。"(摘自《光明在前》中"论权势主义提纲")所以,自然人是既具有生物性本能又具有社会性本能的群居性生物体。

  人,人性,它的生物性和社会性是基于生存状态而有所偏颇,它随着生产能力而发生变化,它依据历史进程而产生进步。随着人类生存的社会化程度的提高,人性中的社会性也会随着生产力的提高,越来越增强。可以说,属于上层建筑的精神思想领域内的人性,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上的。人,自然人,不是指个别人,他的精神思想势必也是基于经济基础上的。没有电视,人们看不到帝王才能享受的顶级歌舞;没有网络,人们无法如此方便地采撷到这么众多的信息;……

  然,然而,基于经济基础,并不等于充分符合、完全吻合于经济基础。也就是说,"精神思维受制、取决于经济",是指经济为精神思维信念提供了基础的条件,提供了可能的发展,提供了最大限度的精神思维的形态。反言之,则指精神、信念、心理、思维只有在某种经济基础的条件下,才可能发挥这种条件下所限定的某种程度的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力。可见,"仓廪实"是条件,要达到"知礼节"、"知荣辱"、"人心正",还需要其它机制的促进、推动、激活。

  那,那么,这是什么机制呢?既然,精神思维属于上层建筑领域,不难想象,这种机制势必也是属于上层建筑领域。如此,上层建筑的顶级机制是什么呢?就是管理社会、控制人群、占据国土的政治机制,也就是所谓的"治化"。或许,在上层建筑领域还有其它的机制在潜化、渗透、影响着精神思维,譬喻所谓的"教化"。但,上层建筑的顶级机制势必会对精神思维起决定性的、影响最大的作用,否则它也算不上是最高层次的。

  例,例如,在中国古代的封建社会里,由于生产力的低下,形成处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状态下的经济基础。在这种经济基础上,人的社会性肯定要比当今社会要薄弱,人的生物性自然要强于如今的人们。同时,在这种经济基础上构建的上层建筑的政治机制,是人治的因素占据着很大的成份。所以,在封建时代,有了"仓廪实"的基础,还需要一个英明的君王,进行治吏牧民。当然,也少不了孔儒的"教化",如此才可能引来"忠孝节义、至诚守信"的知礼、明辱、心正的和睦、公平、兴盛的社会。

  可,可是,当代的社会已跨越了封建历史,它的生产力已迈进工业化、集团化、信息化的水准,这导致它的经济基础已踏入福利经济的时代。此时,人类已进步到导致其更强大、更理性、社会化程度更高的社会。因此,按理说,人的生物性肯定会削弱很多,而人的社会性必定会增加更多。社会,也势必更宽容、更从容、更能和睦相处。然而,正如本文开头所言,怎么社会变得腐败了呢?怎么穷的越来越穷,甚而致贫;富的越来越富,以致奢侈?怎么腐朽没落的思想、精神、信念,大行其道呢?

  这,这就是所谓的"社会倒退"。这就是因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不同步;这就是因为生产力提高与机制改革不同步;这就是因为经济发展与精神思想不同步,从而造成的。这种不同步,鉴于经济处于基础的位置,只能是上层建筑或超前或滞后。结合现实状况,这种腐朽思想也就只能是上层建筑滞后造成的"社会倒退"。哦,上层建筑滞后,什么地方滞后呢?是"教化"滞后吗?想当初,邓小平就改革开放的总结说过,教育不够。可后来的"三个代表"的学习、宣传、教育,以及其它的一系列措施,甚而包括高薪,怎么连官员的腐败都遏制不住呢?不!是上层建筑的最高层次严重滞后,是社会的管理机制、国家的政治体制极其严重地滞后。

  那,那中国历史上那些和睦、公平、兴盛的封建社会何以就不能复兴和振兴,不能借鉴和仿制,不能引用或复制呢?要知道,它们的上层建筑和当今中国社会的上层建筑还是基本相似的嘛。因为生产力不一样了;因为生产关系也不一样了;更因为经济基础不一样了;还因为人的生物性与社会性不一样了;同时因为,现在和过去的人,在精神思想的广度与深度方面得以提高的容纳度,自然也不一样了。那时的公平和现在的公平是不同的,那时的和睦也不等于现在的和谐,那时的兴盛同样不可能带来今日中华民族的幸福。时间不能倒转,历史不可备份,世界不会迁就,人民不曾复古。

  哦,是国家的政治体制落后于经济基础,落后于时代发展,落后于世界潮流,落后于科学进步,落后于当代文明。注意,这里使用的是体制,不是机制。机制是内在的、动态的、有活力、有生机的,更多注重于运作、功能、关系方面。体制是外在的、静态的、有形体、有构成,更多关注于结构、组织、规则方面。它们都是制度,是制约其成员不可且不能逾越其"度"的机构、设置或体系,要求其成员必须且只能共同遵守的律条、规则或章法。对之,如果分解三者的话,那机制就是制度的内容,体制就是制度的形式。内容应该决定它的形式,可不当的形式肯定会反作用于其内容。

  哟,这里讲体制落后,而并未引用文前所述的机制,是怎么回事呢?因为,在中国的政治制度中,它的形式已经反作用于它的内容,它的体制已经负性地反作用于它的机制,改变了它的机制,使原本应该先进的机制转变成落后的机制。在这里,体制已经成为政治制度中的决定性要素;体制已经成为左右政治机制成败生死的关键所在;体制已经成为中国政治前进还是倒退的众目所瞩。因为,中国政治体制已经成为社会精神、思想、信念得以健康发展的最主要的瓶颈;中国政治体制已经变成道德堕落、精神颓废、信仰缺失、民众麻木的最根本的源泉;中国政治体制已经沦为畸形经济、腐败经济、媚外经济、官商经济的最适宜的上层建筑;总之,中国政治体制不仅是目前中国社会腐败最终极的原因,它自己还因固执,已经退化为中国社会腐败的一部分。

  哎,讲了半天,当今中国的政治机制是什么?政治体制又是什么?很简单,中国宣称的政治机制是"人民共和",中国实际的政治体制是"一党专执政权"制。那么,为什么一党制的体制会破坏人民共和的国家政治?它是通过什么来破坏人民共和的呢?它破坏人民共和的具体过程又是怎样的呢?为什么破坏了人民共和就会造成社会腐败呢?社会腐败了将成为什么性质的腐败社会呢?……

  唷,这些问题,在《光明在前》的"试论权势社会"和"论权势主义提纲"中已经非常详尽地解答过。"一党专执政权制"是种通过政权(包括军事)的政治垄断,它在国有制为主或其它垄断形式的经济基础条件下,势必会产生权势主义。"一党制"就是通过权势主义来破坏人民共和的政治机制的,而且它的存在势必会破坏人民共和,这不是什么主观努力可以改变的,这是客观存在:――有一党制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人民共和。那么,在遭受破坏的所谓"人民共和"的政体中,人的精神思维信念怎么可能不发生变形、变质、蜕化呢?由此产生社会腐败也就是水到渠成,很自然的过程了。可见,如此的腐败社会,其性质,也就是腐败的权势社会了。

  呜呼,这是真的吗?不要是天方夜谭�。

  下面,将从历史、实践、现实等方面,来论证这个经过推理的理论之确切性。

  据云,有所谓的"左派",大赞毛泽东时期的清正廉明,认为很少有腐败现象发生。可那时也是一党制,何以在精神思想信仰上如此正直、正派、正觉?错!没有严重的、众发性、持续不断的贪污腐化,不等于没有腐败,更不等于那个时期的精神信念都是清彻透明的、崇高坚定的、健康向上的,何以见得?

  林彪可鉴,江青能证。他们打着革命的旗号,顶着毛泽东思想的帽子,图谋着一党制中政党的最高权力。再从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初衷也可以说明,腐败的苗头已经出土,蜕化的初像已经显现。即使是基层百姓,在当时的社会境况下也会利用手中一点可能的管物、理事权,相互帮助。更不用说在历次运动中,许多为了媚上或为了自保从而昧着良心的思想蜕变。还可对比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其它的社会主义国家,面对贪污、腐败及民众不满的困窘。

  当然,毛泽东时代的贪腐,从普世和历史角度来看,确实是很少也很小,何以如此?作为农民的儿子――毛泽东,对待贪腐的深恶痛绝,是其原因之一;作为刚浴血奋斗获得胜利的革命者,对待政权的珍惜和保护,也是原因之一;作为充分信任新生政权的普通百姓,对待歪风邪气的深恶痛绝,更是原因之一;……。

  如此说来,在一党制的国家只要有了英明的领袖或领导集体,一切都会迎刃而解的?误!把希望寄托在救世主身上,是不可能有国家的长治久安的,也是不符合时代的进步历史的,更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论断。事实上,正是毛泽东时期对待贪腐的红色手段造成了以后社会贪腐的灰色盛行。正所谓:"中国人杰们站在封建的土地上,却拉着自己的头发,想离开这种困扰中国命运的轮回,想摆脱这块阻碍民族进步的泥淖,想脱离这层层叠叠粘滞着社会前进的传统一样。"(――摘自《社会主义的先进性质与两党制实体》)

  记否,在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以后,毛泽东和其它苏俄式的共产党一样,采用的是红色恐怖的权势手段来维持着穷人的政权,护卫着相对"清明"的政治,保证反腐防蜕的落实。然而,使用权势手段就不可避免地滋生并泛滥权势思想及权势崇拜,它的进一步发展势必就是权势主义,这为今日腐败的权势社会创造了条件、因果、势场。如果说,黑色、专制的权势社会是入髓的疾疫,那么,极端、狂热的权势思想就是罪恶的病毒,灰色、垄断的权势主义当是溃烂的疮痍。

  由此可见,在一党制的条件下,腐败势必总会发生,只不过或早或迟、或快或慢、或重或轻、或大或小而已。只有真正落实无产阶级专政为人民民主专政;只有真正实现人民共和实质的政党体制;只有真正符合马克思主义原理的社会主义两党政治机制,才是摆脱封建轮回,脱离封建泥沼的唯一道路;才是将权势回归职权、专制回归职责的必由之法;才是实现公平公正、传承英烈遗愿的正确方向。

  肯定,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并无立党为私、争权为已的初衷,也许太心急了,图谋一口吃成个胖子,一有了政权,就企图彻底解放自己过去受迫受害的阶级。然实际上,马克思主义早就指出,社会主义不能彻底地解放无产阶级,它只是彻底解放无产阶级的过渡阶段。也就是说,社会主义可以解放无产阶级,但并不彻底。通俗地说,社会主义能够解放穷人,使他们摆脱贫困,但并不能超越其它阶级,否则又何以解释"无产阶级首先要解放全人类才能使自己获得彻底解放"呢。

  倘若如此,则可以说,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变化为社会主义建设的转换期中,政党制度的延续是必然的话。那么,在社会主义时期还延续原来的政党制度,就是对历史的反叛、对革命的背弃、对时代的漠视。因为,社会变了、国家变了、当代变了,原来的政党制度如今成了一党专政制。它已成为社会主义革命的阻力;它已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瓶颈;它已成为权势主义的温床;它已成为社会腐败的根源。

  譬如,新民主革命期间,没有土改的政权建设就没有几百万民工推着独轮车的支持,就没有革命战争的成功胜利。同样,社会主义时期,没有清除权势主义的社会主义革命就没有全国亿万之众对现代化建设的支持,就一样不会有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功。有的,只是权势主义的辉煌,只是权势意识下的成功,只是权势社会中被掩饰了腐败的美丽。

  宁可要草,不能长苗,就是毛泽东时期防备国有经济腐败蜕变的的方针措施。结果,除却使国家经济发展迟缓以外,权势主义的"苗"还是在茁壮生长。因为,用工农阶级的权势主义来防止其它阶级的权势占领,又怎么能"铲除"权势主义的"苗"呢?反过来,这种权势主义的萌芽更保障了对生产资料国有制的侵占和蚕食,加剧了社会主义"草"的泛滥成长,加剧了对国有制经济的损害破坏,加剧了国有经济的迟缓发展。

  或许,毛泽东最得意的社会主义革命实践就是文化大革命,可它毕竟失败了,从这场失败的革命实践中,后来的革命者又得到哪些有益的教训呢?是年龄结构?是领袖连任?它们能够防碍个人崇拜及权势崇拜吗?其实,从毛泽东发动的这场伟大的革命实践来说,它的目的就是反腐防蜕,它采用的手段是剥夺当权者的特权思想。从这方面来看,它和西方的"三权分立"、"宪政"都有相似或类同之处,都是要制约权势,制衡权限,"把统治者关进笼子里"。然而,文革使用的方法是发动群众造反,这就产生两个前提:发动者的真诚与绝对权威,被发动者的绝对信任和顺从;由此也就产生一个问题:用权势发动制约权势的运动,用泛权来制权,这能行得通吗?正所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站在权势主义的土壤上清除肮脏的权势,是"烧不尽"的。所以说,毛泽东对保证政权性质的指导思路和西方是一样的,是必然的,可是这种手段在实际上却是行不通。

  毛泽东曾豪迈地宣称,文化大革命还要进行多次。言外之意就是将文革这种反修防修的模式作为一种制度,以此来抵制腐朽思想的影响,从而保持党的纯洁性,拒腐蚀防蜕变。然而,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本身就注定了它不可能成为制度,且不说它已失败了,即便它胜利了、成功了,还是会因为它具有的不可重复性,决定了它只此一次。因为,文革是建立在领袖的绝对崇拜的基础上的,是基于政治垄断的实质之中的。试想,毛泽东以后的领袖人物是否都能有如同毛泽东那样的崇高威望,那样的众望所归,那样的绝对服从。没有了这些,那些后来的领袖们又是如何能掌握这么多人口的造反革命?如何能管理如此混乱的无政府状态?如何能指挥两派纷争的群众组织?如何能控制波及军队的武装械斗?如何能统帅癫狂乖戾的夺权革命?

  更有甚者,倘若最高的领袖已经图谋腐败权势,已经变质蜕化了呢?难道历史上德国法西斯的希特勒不就是如此?哦,不要说社会不同。希特勒可以在德国当时的社会环境中以"民主"的手腕,取得炙手可热的国家权势;以"奋斗"的口号,鼓动不可一世的疯狂;以"民族"的名义,将德国带向权势社会的不归路。那么,为什么中国就不可能在当前的社会气氛中以"社会主义"或"马列毛主义"的外衣,获得国家的权力;以所谓"崛起"或"复兴"的宣谓,召唤那狂热的革命情绪;以什么"人民"或"国家"的名号,将中华民族,我们的母亲,带到那痴颠苦难的岁月呢。

  孰谓不能,不要保证,更不必信誓旦旦。结合理论和实践、历史与现实、社会及世界,就可以明白权势带给人类的"癌变"。"癌变"是从权势开始,腐败蜕化是从权力开始,这是清晰的理念,明显的事实,这从古今中外、诸子百家对腐败的各自的多种多样的定义也可察觉和明白。"在权势社会里,生产力中的生产资料是公有制还是国有制已不是决定性因素,而应该是在社会生产体系中管理生产的权柄为劳动者所有,还是被一小撮权势者所占的问题。也就是说,在权势社会里,资本的支配已降为次要的矛盾,而管理生产的权柄是私有制还是公占制已上升为主要矛盾。当然,在这里,并没有否定生产力对社会发展的决定性东西,而是说,当生产力发展到一个新水平的时候(注意,这是赖于产生反作用的条件),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产生消极的反作用的结果。由此也就证明了在权势社会里的生产关系必然会延缓并阻碍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并导致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生矛盾。" (――摘自《光明在前》中的"试论权势社会")

  在毛泽东时代,不是一再强调,要牢牢掌握住权力,可它果真是人民大众所掌管吗?不,即使在文革滥权的所谓"大民主"阶段,权势依然是基于领袖的绝对崇拜基础上,这不正符合权势的主要特点:政治权力的个体(或团体)占有制。不正是由于此,方才宁要社会主义的草;方才杜绝不同意见;方才口号誓言盛行;方才虚报谎言成风;方才奇迹政绩频现;方才毁制破度衍生;方才国有腐败滋蔓;方才经济发展迟缓。

  当然,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是心系人民的,否则他们不可能拿下这么大的江山。人民也是爱戴信任毛泽东和他的领导集体的,否则崇拜不可能出现。可这并不能否定个体或团体占有性质的权势,反过来,也正是由于这种权势,使领袖在晚年犯了错,它改变了领袖本身,同样可见的邓小平不也是如此?

  以上从历史和实践两个方面论述了社会腐败与权势的紧密联系。然否?孰有执疑?在中国的一党制的政治环境下,使用权力,执掌政权,怎么就是权势呢?也就是说,何以证实,这就是权势,而不是职权呢?下面将从另一个角度分析,在一党制的社会条件下,职权已沦为权势。

  在《光明在前》中的"论权势主义提纲"里例举刘宾雁写的《人妖之间》,分析了王守信贪污案的产生和发展,其归纳的三个客观因素:夺权、风气、关系,至今都大为扩展和深入。当然,"权"的获得,已极少是蛮横的"明夺",而大多改为"暗授"、"贿取"、"裙带"。可"风"的浸润,也已不再是原先的那种"气"候了,它除了更为普及和深入,甚至于成为潜规则,它还更为糜烂及堕落,不由人不恶俗。至于"关系",早发展成利益集团,他们的关联程度更强,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其牢固坚实程度似成铁板一块,其相互维系的动能更大,其作用、影响、干涉社会各方面的势能更强。综合分析近来大量的官员贪污腐败案,不难明白,以上所言不虚。

  这三个客观存在,说明了权势扩张的三部曲:

  "资本是通过积累和集中而聚集起来的,权势则是经过强化和收买而扩张起来的。一般来说,其扩张过程首先是要经过以下三个阶段的循环运行。职务―― 权力―― 权柄―― 权势"(――摘自《光明在前》中《论权势主义提纲》)

  第一阶段:职务――权力,就是攫获权力的过程。

  第二阶段:权力――权柄,是重要的一部曲,它的运行是管理过程,正是在这过程中造成了腐败的权势的"风气"。

  第三阶段:权柄――权势,决定性的关键过程,它通过前阶段的管理方式方法,将其转化为"关系"、"感情"、"密友",变成具体的权势。

  可见,现今的国家管理权力"利用这种通过管理、交换、转移而得到的增大了的权柄和权限,扩张了自己的权势,扩散了剥削压迫的意识,扩大了权势者的'关系',侵蚀了国家的财富,浸润了社会的机体,损害了人民的利益。"(――摘自《光明在前》中《论权势主义提纲》)

  这里的"管理"是权力垂直链条的结构腐败根源,它的重要性在于其目标和动机已由人民共和的国家转化为个人或团体;而"交换"则为权柄水平方向的利益共享工具,其实质在于它的要求及标的变成为私有本身;至于"转移"可说是权位性质深度的换血处理方式,此根本在于它将管理职责转换成私营权位。

  由此可见,这不是权势是什么?

  可它们与一党制又有什么关联呢?

  虽说"下歪"不等于"上不正",可这里所言的腐败权势的总根源确实来自一党制。因为,从一党制的体制来看,其运行机制就证明了其只能是权势,而不可能是职权。

  在《光明在前》的"论权势主义提纲"中,对职权与权势的规律是作如下总结的:

  职权的一般规律:管理――职务――管理

  权势的一般规律:职务――管理――职务

  呜,这简单的二个词颠来倒去能说明什么?

  说明一党制的体制正是权势思想的温床;是权势主义的源泉;是权势社会的腐根。

  何以见得?

  因为国家管理本由最高权力机构运作,它意味着由管理的需要出发,到管理的目的截止,最高权力机构作为管理的职务,是完善这一过程的中间环节。所以,真实地体现和落实最高权力机构的职务,将使国家管理不成为一句空话。虽说,这最高权力机构的职务本身不是国家管理的起点和终点,它对职权的性质不起决定性的作用,可作为手段是整个运行过程的关键所在。

  可是,一党制却是通过职务地位出发,通过"领导"管理,达到比国家最高权力机构更高的职务地位。其运作的实质,就是将国家管理由目的变成从属于政党职务地位的工具。可见,其政党职务地位成为体制运行的基础,而政党职务的权力成了"领导"管理的目的。自然,所谓国家"领导"的管理就仅仅成为政治体制运行的过程。

  如此,这不是权势是什么?这样的政党体制不是国家权势管理的根源是什么?这一党制不是权势社会滔天祸水之源泉是什么?

  就是毛泽东时期建于一党制地基上的国家管理也是权势管理,虽说它是以工农为出发点的权势,依靠造反派的革命权势,似乎李自成登上大顺皇位的所谓多数人的权势,但毕竟还是权势。既然不是职权而是权势,就必然会走向权势道路,迟早会滑向腐败的权势社会。所以会有反右绝言、荒唐跃进、乱相文革,这会注定中华民族将在权势道路上不知不觉地摸进、卷入历史循环,从此再现、重演历史周期率。这是一代革命党人的悲哀,是那代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缺陷,是螺旋上升的时代局限,是曲折前进的事业代价。

  再说邓小平,认识到体制问题,却又回避了体制改革,以至最终受制于问题体制。他以发展经济作为硬道理,以至后来,以这硬道理演绎出私有化的经济制度,而缺失社会主义革命思想进行制约的权势主义,必然越堤泛滥。两者结合,这权势主义思想、意识,一旦接触到国有转私有的经济制度、环境,就如水得鱼,私欲极度膨胀,贪念迅速萌发,……以至构成腐败的权势社会。

  "概而言之,社会主义变质成权势主义,权势意识是动力,生产资料国有制造就了基础,目前的管理方式提供了条件。"(――摘自《光明在前》中"论权势主义提纲")

  因此,在现实社会,就是要落实人民共和的机构――人民代表大会的最高权力的职务地位。何以落实?就是要实行社会主义两党制的政党制度,只有这样,才能落实人民共和;才能实现职权管理;才能结束权势管理。

  然而,腐败贪污在任何国家都存在,它并不是一党制的社会主义国家专利,何以要将其强加于一党制的身上呢?是的,权势社会也并非社会主义国家专有,在资本主义国家依然会产生法西斯、军国主义等权势社会。腐败贪污在其它性质的国家也是会滋润地存在,因为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他的生物性精神世界在经济基础架构的控制下,是会占据人的思维领域的大部或全部,而如若上层建筑的形式不能有效地遏制这种渴求,腐败随即孽生。所以,腐败是专制所生,并不意味着专制即刻成腐,也不意味着腐败仅专制所爱。

  当然,社会腐败并非仅指权势所直接带来的腐败,它还引发下层百姓的腐败。既然,上层建筑领域的最高层次严重滞后,使得一党制的政治体制成为权势主义的土壤,那么它必定也是造成整个社会的精神、思想、信念基于权势的腐化、堕落、衰败的基础,是各种各样是非颠倒、道德沦丧、伤天害理、持强凌弱现象的总根源。

  百年前,英国媒体称 "夫中国――东方病夫也,其麻木不仁久矣。",如今中国获得成百上千的奥运金牌,他还是"东亚病夫"吗?是的,还是的,因为他还"麻木不仁",他现在是精神上的病夫;心理上的病夫;思想上的病夫。

  不!本文行将结束之际,见到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中国的政党制度》,随即又发生了"虎照失信"事件,巧合的是,后者恰似给前者作了最佳的注脚。

  人民在觉醒,社会主义两党制的磅礴大势将不是庙堂所能左右的了。

  2007-12-12

  1:02  完稿

魏英杰:野蛮的“和谐”

  那天晚上,老婆躺在床上,捧着余华的书,给我讲了书里的几则类似故事——

  1943年,IBM公司的董事长托马斯·沃森胸有成竹地告诉人们:"我想,5台计算机足以满足整个世界市场。"另一位无声电影时代造就的富翁哈里·华纳,在1927年坚信:"哪一个家伙愿意听到演员发出声音?"而第一次世界大战协约国军总司令福煦元帅虽然对当时刚刚出现的飞机十分喜爱,但他说:"飞机是一种有趣的玩具,但毫无军事价值。"

  我当时哈哈大笑。想必很多人听了,也会莞尔。这是因为,在历史的发展面前,这些人似乎都显示出了一种彻底的"无知"。当然,这不是因为他们愚蠢,更不能说他们无知,他们只是少了点预见而已——而我们无非活在了他们后面,看到了他们死也看不到的事情。你永远无法确切地预未来,而作为他们的"未来"的我们,就是他们的标准答案。

  大笑之余,我想起了最近正在读的《罗马史》。

  这本书厚厚两大册,我读了一个多月,好不容易囫囵吞枣读完了。这样的书,第一遍也只能通读,否则太多的细节问题会将你纠缠死。书的内容不必多作介绍,有一点却要提一下,想了解罗马史的人,在目前的中文译本中,最好从这套书先读起。因为,阿庇安的《罗马史》讲的是罗马建城(公元前8世纪)到共和制终结(公元前一世纪后三头同盟时期)的历史——更准确地讲,是公元前三世纪到公元前一世纪,因为罗马王政时期的记载已大多散佚——而《罗马帝国兴衰史》,讲的是共和制结束后的帝国史。如果不对罗马古代史有所了解就匆忙翻读《罗马帝国兴衰史》,基本上会感觉云里雾里的。

  匆匆读完的体会,不由感叹罗马共和国的伟大。这点本无庸多说,因为很多人都谈过了,我无非是"亲自"再体验了一次而已。从个人角度,我发现,早在罗马共和国时期,人类文明的许多"先进经验"已然成型。甚至可以说,美国民主模式,无非是罗马共和体制的复制与更新而已。

  在共和国时期,罗马的执政官(行政长官,军队统帅)、保民官、元老院、监察官、城市法官都已产生,而且确实地产生互相制约的架构。元老院大部分为贵族,执政官由元老院选出;保民官由平民会议选出,可以行使否决权,推翻执政官的决定。

  当时罗马人的自由精神、法律精神与契约精神也已根深蒂固。在自由精神方面,可以从前、后三头同盟与共和派连绵几十年的战争中看出。独裁的隐忧,始于苏拉军事独裁时期,于前三头同盟时期(恺撒、庞培、克拉苏)公开化,而决定于后三头同盟时期(屋大维、安东尼、雷必达)。苏拉时期的军事独裁,因苏拉本人的引退而暂时消除。而恺撒与庞培的内战,实质是独裁之争,虽然庞培名义上代表了共和制。庞培死后,恺撒被刺杀,就在于其独裁不被人民接受。谋害他的人,大多是他赦免的甚至重用的人,其中还有他的指定继承人。而这些人之所以联合起来刺杀他,最大原因就在于企图恢复共和,从制度上捍卫公民的自由。后三头同盟与共和派(刺杀恺撒的主谋布鲁图、喀西约等人以及庞培之子,也叫庞培,罗马人的名字很容易混乱的)的战争,也是独裁与共和之争。这一场战争,直到庞培之子被杀,三巨头内轧,最后以屋大维胜出而决定。但罗马人热爱共和,热爱自由的精神依然在帝国时期有所表现(这一点《罗马史》没有涉及)。比如罗马皇帝名义上仍是元老院与国家法律的代表与化身,更确切的叫法应是国家元首。

  而在法律精神方面,我印象最深的是,罗马人规定,任何人(公民)不应未经判决而处死(大意),即便是被宣布为国家公敌的,也需要经过元老院的决议。这在《罗马史》中多有论及。还有,从罗马人规定执政官的任期与年龄限制、连任限制,都能够体现其法律的精神。而法律精神的背后,就是罗马人根深蒂固的契约精神。这种契约精神有时候显得很可爱,比如罗马人要与他国开战,一定要找出一大堆理由,证明对方首先违背协议,然后大军兵临城下。而一旦战毕,必又与对方达成新协议,比如上缴贡税,攻战同盟之内的。一旦达成协议,对方如有战事,罗马人是很愿意出面"维和"的。美国人现在的作派,和罗马共和国时期就很类似。按照现在某些人的说法,罗马还真的是当时的世界宪兵。

  从今人的眼光来看,罗马共和国时期的政制,已臻成熟。从王制到共和,是一种历史的进步,但从共和到帝制,却可以说是一种退步。但这种"退步"却也有其历史的"必然性"。

  这是因为,执政官虽不仅一人(否则就叫独裁官),但由于任期太短,又往往兼任军团统帅,一方面势必有挑起战端,以立战功谋求连任的欲望;另一方面,也使手握重兵的执政官不甘心放手。在元老院权力足以抗衡时,执政官就是心有不甘也无可奈何。而且,历史的传统也使得很少人敢有这样的野心。在这些因素制约下,即便成为终身独裁官的苏拉,也主动地放弃了他的权位。但这已是共和国时期仅无绝有的奇迹了。据说,当苏拉辞职后,有一次上街回家路上,一童子一路跟着他,辱骂他,直到他家。当时他很镇静地忍受童子的辱骂,但作出了一个预言:"这个青年将使以后任何掌握这个权力的人不会放弃它了。"果不其然,共和国在他之后,就陷入了长年的内战。也就是说,当"条件"成熟,执政官很容易谋出位。而当时的条件就是,恺撒的权势足够大,又受到权势同样大的庞培的挑衅,当一方战胜另一方之后,就再也无人可以牵制,独裁之门也就洞开了。屋大维战胜安东尼之后,也就是这种情况。

  话说回来,历史之所以有其"必然性",又何尝不是一种偶然。试想,当时共和派假使打败安东尼以及其后崛起的屋大维,西方世界又将会是何等面目?这些可能性,在当时都是存在的,而且直到安东尼、屋大维等人打败布鲁图与喀西约之后,依然存在——当时庞培之子还掌握着西西里等地区以及海上霸权,使罗马陷入连年饥荒,百姓厌战情绪高涨。至于屋大维,如果不是安东尼的缘故,很难说会以什么方式出现在历史舞台上。恺撒被刺之时,安东尼一方面对元老院妥协,另一方面迫使元老院执行恺撒的遗嘱(作为赦免布鲁图、喀西约等人的交换条件),而屋大维就是作为恺撒遗嘱中的继承人(过继给恺撒作儿子)上场的。

  历史不能假设。但正如前述,失去共和之前的古罗马,依然对世界文明贡献甚伟。

  但这些还不是我最想谈的。

  我想谈的是在书中看到的一句话。在内战史(这部书的上卷是对外扩张的历史,下卷是内战史)中,阿庇安在绪论中总结道:"这样,罗马国家从各种各样的内乱中过渡到和谐状况与君主国家。"(下卷P5)

  见到这句话,当时我第一反应就是哈哈大笑起来,而且连笑好几声。这一方面是一种善意的嘲讽,和对前面列举过的IBM董事长等"预言家"的态度是一样的;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在公元二世纪撰写的史书上,居然见到了"和谐"二字,而且竟然还是和君主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我不知道这句话在拉丁文或英文(中译是从英文翻译过来的)中是如何表述的,特别是不清楚与"和谐"二字对应的是哪一个单词。仅从字面上看,阿庇安的意思可能是:经过内乱,罗马进入和谐状况,同时也进入君主制。但也可能是:罗马经过内乱后,进入了和谐的君主制。第一种意思,和谐状况指的是内乱后的社会状态,但这种状态与当时的政制可能不存在因果关系(也可能存在因果关系)。第二种意思则意味着,罗马的和谐来源于君主制的确立,和谐的状况与当时政制有着明确的因果关系。无论作何种解,都可以看出,阿庇安并不反对君主制。

  再从绪论的叙述来看,阿庇安应是倾向于后一种意思。按照他的叙述,在王政时期,几乎没有内部战争,而只有内部意见的纠纷,这种纠纷是在法律范围内的斗争。真正的内乱开始于提比略·革拉古为保民官时期(公元前133年),根源在于土地纷争。此后,内乱在各自的代表人中间进行。而当出现某种形式的独裁,内乱就暂时终止。比如苏拉独裁时期、恺撒独裁时期,直至屋大维更为强大的独裁统治,均造就了短暂的稳定状态。另一方面,阿庇安生活于帝制时代(约公元95年~165年),而且身在相对和平的安东尼王朝时期,又做了罗马高官(埃及总督)。所以,即便阿庇安认为君主制比较"和谐",也没什么值得稀奇的。

  但话说回来,阿庇安认为君主制不错,不过"只缘身在此山中"而已,如果今天有人还认为君主制是"和谐社会"的话,那就不仅无知,而且野蛮了。这就好比将1943年IBM董事长托马斯·沃森告诉人们的那句话,放到2006年来说一样,岂不让人笑掉大牙?又或者,将那位哈里·华纳换作当今电影公司大导演,而这位导演不仅坚持电影应该是无声的,而且不许演员发出声音,这又是何等滑稽?还别说,这世界上难保没有此等怪事。也因如此,当时笑完之后,觉得嘴巴有点累,笑不动了。

  最后应当指出的是,作为一部撰写于公元二世纪的历史作品,《罗马史》整体而言仍旧不失客观,对诸多历史人物的评价也极为公允。比如对汉尼拔、庞培、恺撒等人是非功过,均有所描述,乃至于对刺杀恺撒的主谋布鲁图、喀西约等人,亦有同情之理解。不难看出,作为希腊人的后裔,阿庇安血液里依然流淌着崇尚自由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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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梅:皇帝与总统的运行轨迹

  将中华民族春秋战国至今近 2800 年的历史与美国独立战争前后近 250 年的历史作一个粗略的比较,不成正比的反差令人震颤。透视期间 350 个中国皇帝与 43 个美国总统的运行轨迹,中华民族从遥遥领先到望尘莫及、由盛极一时到一落千丈的社会根源寓意甚深、一览无遗。

  任何一个社会,杰出的政治家不仅应该富于同情心和责任感,还要有渊博的知识,有出类拔萃的才能。在历史的长河中,祖国政治家群体中不乏德才兼备、魅力十足的人物,但是,与同期美国的政治家相比,祖国杰出的政治家很容易犯美国政治家犯不了的错误,功过相抵,黯然失色,根本就不是一个档次。

  何以至此呢?社会机制、尤其是政治机制使然。

  身为美国总统的政治家一旦在职,理所当然地驶入民主政治机制的快车道,这个车道驱使他尽可能遵循国民的意志,沿着科学的轨道向前向前再向前,列车偏离航线就亮红灯,一旦开倒车就刹闸——总统面临中止权力被弹劾的危险。这种机制予总统权力的定义是:对则好,好则可以更好;错则不好,不好即予中止。

  身为祖国封建皇朝的政治家一旦登基,理所当然地驶入专制政治机制的大广场,驾驭政局的皇帝的个性得以张扬,个人素质的优劣与国民息息相关。他可以信马由缰在广场上随心所欲的玩。无论列车向前向后、向左向右,是走是停,没人敢说对与不对,好还是不好。不到官逼民反、天灾人祸皇帝驾崩的地步,国民很难左右皇帝的意志。这种机制予皇帝的定义是:对多对少随皇帝的便,错多错少因皇帝好恶而异。

  智慧与愚昧、正常与反常的区别在于:前者的总统是国家和人民的,后者的国家和人民是皇帝的; 前者要求总统忠于国民,后者要求国民忠于皇帝; 总统是国家大学教育社会培养出来的,皇帝是皇族私塾特意栽培出来的;总统是依照国家法定程序选举出来的,皇帝是世袭或官逼民反脱颖而出的;总统的职责是承接前任继往开来,皇帝的做法是我行我素;总统的言行受制于参众两院,总统有错,与民同罪,皇帝的言行是惟我独尊,朕即法,无论对错,金口玉言;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在中美社会发展的进程中,祖国的失败是必然的,不失败才是偶然的。在皇帝与总统的运行轨迹中,秦始皇等再杰出的皇帝也是可悲的,卡特等再"平庸"的总统也是伟大的。

  这就是机制,这就是社会民主政治机制与社会专制政治机制。两字之差导致中美的天壤之别,两字之差铸就了两国民众无数的幸福和苦难,两字之差让多少凡人出类拔萃让多少仁人志士含恨九泉。

  祖国啊,民族,亲爱的故乡和人民,我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触读这铅样沉重的历史,探究这明明白白的道理,还有必要将结论写出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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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雅华:穷人存钱,富人借钱——利息税成穷人税

  国家三部委2005年联合发文,自2005年10月1日起,对教育储蓄进行整顿,实施新办法。整顿的理由是,教育储蓄涉嫌偷逃利息税。此举给人的感觉是,对征收没有利息的利息税不但不会停止收取,还要加强征管,寸土不让。

  2006年中国银行储蓄的基准利率为2.5%,而通货膨胀率在3%.老百姓在银行的存款越存越少。这里面还没有计算银行的收费。

  银行收费的账单为:对于小额账户收费,如果只存一笔100元的存款,那么开户时要交10元年费,银行每季度收取3元管理费,一年下来,100元变成了78元。

  就这,还要收取利息税。

  请注意,教育储蓄是一种专为供不起孩子上大学的家长们所设的穷人储蓄。更何况利息税本来便是一种穷人税。

  电视连续剧《北京人在纽约》中,有一段对白让人久久难忘,那是阿春对王启明说过一句很经典的话:"在美国,穷人存钱,有钱人借钱。"她说的是美国,可对今天的中国也一样适用。

  向来都是穷人把省吃俭用攒下的那点儿血汗钱存到银行,而银行再把穷人的钱借给富人。穷人"常将有时想无时",总能从锅沿碗边牙缝里多少省下点钱,存到银行,以免冻馁之苦。可对富人来说,钱就像大海里的水一样,喝得越多口越渴。

  明白了这个道理,理顺了这条食物链,你就会明白,利息税的征纳主体是低收入者,是工薪们。不知这一点,当初此税种的设计者是否心知肚明?

  2003年10月,商务部亦曾根据当年国内物价上涨现实和趋势,提出取消征收利息税、提高个人收入所得税起征点的建议。但是,此建议并未被采纳。

  负利率时代的利息税涉嫌双重纳税。2006年,中国已是进入"负利率时代"的第四个年头了,这样的双重纳税还要继续纳下去吗?

  2005年11月,许多专家学者、人大政协委员们再次强烈呼吁,应在2005年年内取消利息税。语声未落,税务机关立即在媒体上回应说,利息税涉及国家税收300多亿元,不能说取消便取消。

  那么,对于中国2006年将直逼4万亿元财税收入,己占到中国GDP总量25%的财税收入,仅占4万亿元尚不到1%的300多亿元,是个很大的数字吗?够国家税收的一个零头吗?而300多亿元的减税将惠及几亿人的工薪阶层,又何乐而不为?更何况,对于不公平不合理的税收,一元钱都嫌太多。

  构建和谐社会:请从为穷人免税、返税始。

  来源:经济参考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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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云方:农民的生存理念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如何理解农民?这是一个关系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成败的关键性问题。对此问题研究的深度和广度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成效。本文就对此问题做一个探索性研究。

  在当代中国实现民富国强的现代化道路上,农民问题一直是影响其发展进程的一个主要因素。于是,为了八亿农民的幸福生活和推进国家现代化的进程,党中央、国务院把解决农民问题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开始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伟大征程。

  农民是推动历史发展的不可或缺的关键性力量。历史表明,历代封建王朝的更迭无不与农民有关。封建王朝的腐朽、土地兼并等把农民逼到了死亡的边缘,于是,在农民起义面前,一个腐朽的不珍惜民力的封建王朝倒下去了,而一个懂得"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封建政府建立了,如此循环到了辛亥革命。在革命战争年代,通过土地改革获得了农民兄弟的支持,建立了工农联盟,最终取得了新中国成立,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由此可知,争取到农民的支持,就获得了胜利的保障。因此,合理解决农民问题是推进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性因素。

  农民(和市民一样都是有生命体的人)是从土地上获取其生存资料的。离开了土地的农民就必须从其他方面获取生存资料。否则,就会引起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2003年8月至2004年6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国家社科基金课题组和国家软科学重大项目课题组,联合对当前我国农民的土地维权抗争进行了专题调研。该调研报告(于建嵘:农民土地维权抗争的调查,http://www.tecn.cn)表明,土地问题已成为三农问题的关键性问题。土地问题主要表现在:(1)非法、强行征用土地;(2)土地补偿款过低或被侵吞;(3)征用地后不给安置人员;(4)强行改变土地用途等等。这些问题的存在一方面严重损害了国家的形象,严重降低了我们党执政的合法性;另一方面严重损害了农民兄弟的切身利益,不利于调动他们建设和谐社会的积极性,使社会发展的动力得到了严重削弱。

  历史表明,农民问题其实质就是土地问题。这是因为,长期以来土地就是农民生存的根本保障。在古代如此,今天亦是如此。因此,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首先必须解决好农民的土地问题。

  首先、应该依法保障农民的土地使用权。任何个人,任何组织都不能非法剥夺农民的土地使用权。

  其次、依法征收土地必须给予农民合理的土地补偿。土地是农民生存的根本保障,失去土地的农民必须获得新的生存途径,否则,这些人就成了没有生存保障的流浪汉,不利于国家的长远发展。

  给农民多少土地补偿款才算是合理的呢?土地补偿款的最根本底线就是要满足农民的基本生存保障。愚认为,我们很难准确的估算出给予农民多少土地补偿才能保障其根本的生存。有学者提出,可以把土地补偿款一次性拨付(拨付给农民多少土地补偿?)给农民,然后让这部分农民自谋出路。这种方案也许可以使一小部分农民(具有一技之长的那部分农民)找到维持其生存和发展的道路,但对于大部分的农民(特别是那些没有技术的农民)来说这套方案是行不通的。因为我们现在所处的社会是一个断裂的社会,在这种社会里,城市和农村处在不同的发展水平,是两个不同的发展实体(孙立平)。因此他们很难适应市场经济的运作过程。所以,我们不能把土地补偿款一次性拨付给农民,必须制定出一种新的土地补偿办法。

  国家通过土地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把土地分配给农民耕种,农民依法享有了土地使用权,也就是说农民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依法享有了土地收益权。那么农民在拥有法律规定期限内所使用的土地被征收后,这部分农民是不是可以继续享有被征收了的土地的收益权呢?愚认为,这是可行的。因为这并没有违反国家的土地政策,同时又解决了被征收了土地的农民的基本的生存保障问题,同时可以让这部分农民进城务工,逐步让他们融入到城市生活中去并最终变成城市居民。

  再次,必须依法保障进城务工农民的合法权益。进城务工农民的合法权益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根据宪法制定相关法律政策,保障进城务工农民的合法权益,净化社会环境,解除农民进城务工的各种政策性障碍,循序渐进的推进城市化进程。

  最后,制定进城务工农民转化为城市居民的相关配套政策。积极吸收那些对城市发展做出一定贡献的、进城务工多年的、能适应城市发展的进城务工农民为城市居民。这样一方面有利于提高进城务工农民的工作积极性,为城市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一方面可以减少农村人口,有利于在农村推行集约化大生产,提高农业的生产水平,走城乡协调的发展道路。总之,通过农村人口有序的向城市人口转变,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一定能够得到健康有序合理地推进。

  作者电子邮件:liyunfang1234567(at)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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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显芳:中国电子技术发展的出路在哪里?

  一、改革开放,拉开技术引进帷幕

  自从六十年代,世界上第一个晶体管发明以来,人类历史就进入了一个以电子技术发展为标志的历史时代。六十年代晶体管诞生,标志着人类历史开始进入了半导体时代;七十年代集成电路诞生,标志着人类历史又开始进入了微电子时代;八十年代微处理器诞生,标志着人类历史开始进入了数字技术时代;九十年代PC个人电脑诞生,标志着人类历史进入了数字化时代;二十世纪第五代微处理器与互联网诞生,标志着人类历史开始进入了电子智能化与信息化时代。

  世界上每一次电子技术的进步都会牵动着我国人民的心,但由于我们国家技术太落后,政府虽然发动了一次又一次自力更生运动,都见效甚微。另外,由于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都处于闭关自守状态,以及被西方进行技术封锁,很少与外界接触和进行技术交流,并且正好在国外电子技术开始飞速发展的七十年代,我国正在进行着一场史无前例、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使得电子技术发展几乎停滞不前。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无人不知道熊猫牌和上海牌、飞乐牌、红灯牌、美多牌收音机,这是中国人当时最值得骄傲的东西,这是南京无线电厂和上海无线电厂为我国人民的自力更生精神生产出最争气的产品。南京无线电厂的前身是民国时代留下来的一个无线电通信器材修理厂,而上海无线电厂的前身是美国人留下来的亚美电子仪器厂,我国的电子工业一开始的时候就是从这两个电子企业不断地拷贝、分离壮大起来的,他们不但为我国的电子工业开创了一个新的历史时代,还为我国的电子工业培养了一大批技术人才和管理干部,电子工业部成立之初大部分管理干部都与这两个企业有过千丝万缕的关系,这是最值得中国人自豪的事情。

  到了八十年代末,当文化大革命刚好结束的时候,国人一觉醒来,开始发现国内电子技术水平与国外电子技术水平发生了非常大的差距,并且这个差距还正在不断拉大。我国政府也开始感觉到了这种巨大差距产生的压力,因此,开始提出改革开放和大量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的方针政策。今天,我国二十几年来电子技术领域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就是从改革开放开始的。

  二、来料加工,踢开了中国电子工业的大门

  70年代,对于我国老百姓来说,收音机、电视机就是中国电子技术和电子工业的代名词,当时电视机在中国还是一种奢侈品,老百姓可望而不可及;80年代,9寸黑白电视开始在中国老百姓家庭中出现,接着很快就延伸到12寸,因为品种极少,老百姓基本没有选择的余地,只要弄得到票(那时候我国大部分商品都须凭票供应),什么型号的电视机都想要,那时候电视机的价格是由国家统一制定的,电视机生产厂的产量也是按国家的指令制定的,相当于国家按产品分类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统一调配,然后凭票购买。与国外先进国家相比,那时候我国的电视技术相当落后,整整落后一个时代。即:当时国外的电视机技术已经发展到集成电路彩色电视机的时代,而我们还刚刚开始能生产晶体管黑白电视机。

  那时候国内没有一个彩色显象管厂,大规模集成电路我们自己也不能作,因此,完全想靠自己的技术来生产彩色电视机是不可能的,还有其它电子原器件,如:小体积电阻、小体积电容、小体积电解电容、大容量大电流薄膜电容、声表滤波器、延时线、高压电容、高压包、高压晶体管、高频头等等,国内都不能生产,因此,技术引进是提升我国电子工业发展速度最有效的途径。

  1979年上海金星电视机厂开始从日本日立公司引进彩色电视机生产线,尔后,天津北京牌电视机厂(712厂),北京牡丹牌电视机厂以及东风电视机厂也相继从日本东芝、松下引进彩色电视机生产线,与此同时,在全国范围内也开始争相引进国外彩色电视机生产线,当然所有的电视机生产线引进项目都需要经国务院批准。当深圳康佳电子公司,于1985年从香港港华集团引进国内最后一条彩电生产线的时候,已经是国内彩电生产厂第147家。因此,彩电产业是我国电子工业发展最快的行业,我国电子工业的腾飞就是从电视机技术引进开始的。

  我国在彩电技术引进之初,基本上是来料组装,因此,来料配额还是由政府部门直接统管,每年年初,全国147家彩电企业都要集中到北京开会,大家绞尽脑筋向政府争要配额,此事当时也令政府官员感到非常头痛。因此,我国政府把彩电技术引进作为国家电子工业发展起步的同时,也把元器件技术引进定为彩电国产化的"一条龙"工程,使我国的基础电子元器件工业也得到飞速发展。

  当时电子部的一位官员就很风趣的说过:我们的100微法电解电容体积比别人10000微法的体积还要大,这种电容能往彩电里安装吗?因为,我们电子部不生产铝箔片,所以得向冶金部打报告要,但冶金部也不生产电解电容用的铝箔片,逼得我们要进口;我们电子部也不生产电解液,所以得向化工部打报告要,但化工部也不生产电解电容用的电解液,逼得我们也要进口。

  由此可知,在我国还完全处于一个完全计划经济时代的时候,当时要想生产一个元器件是多么的难,要产生一台彩电或一台PC电脑就更难了。因此,"来料加工"一时成为了我国技术引进的代名词,我国的电子工业基本上就是以"来料加工"起步的。

  1984年电子工业部做出了加速彩电国产化步伐的决策,实施彩电国产化"一条龙"工程,并成立了彩电国产化领导小组;1985年国家经委把彩电国产化列为全国12项重大引进消化吸收项目之一,对彩电国产化的技术引进、技术改造、科技开发,从政策和资金上给予了重点支持;电子工业部和冶金、化工、轻工、纺织、建材等九个部委联合召开会议,部署了彩电原材料的国产化工作;一些地区和有关部门也积极承担了彩电国产化的任务。

  1990年以后我国的彩电配套厂开始基本建立,彩色显像管厂有陕西彩虹、北京松下、南京华菲、上海永新、东莞福地、深圳赛格日立、以及三星等;集成电路生产厂有无锡华晶、上海菲利蒲、上海贝岭、深圳赛意法等;晶体管厂有佛山无线电四厂;电容器生产厂有福建法拉电容器电容器、佛山无线电三厂等,在广东、浙江、江苏等地还有成千上万的地方民营企业,从事各种电子元器件来料加工生产,现在这些企业的规模已经不断壮大了起来,并且已经能独立开发自己的新产品。

  彩电国产化"一条龙"工程的实施,改变了我国主要依靠散件组装彩电的状况,目前彩电国产化水平已经达到了95%以上,除了部分IC还需要进口外,其它器件全部可以采用国产化。据测算,每年可节省外汇135亿美元,产生了明显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使彩电企业成为产值和利税大户。彩电国产化带动了元器件的升级换代,全面提高了为电子整机配套的能力,扭转了彩电生产依靠进口的被动局面,使我国彩电工业从进口"替代型"进入技术创新的阶段,逐步走上了自主发展的轨道。

  三、集成电路领跑电子工业

  集成电路是电子工业产品的心脏和灵魂,这个很早就已被人们所认识,但是由于集成电路生产技术非常复杂和工艺要求非常精密,并且集成电路的生产技术基本上都是掌握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手中。多年来西方国家都是把集成电路生产技术当成高级机密限制出口给中国。因此,1980以前中国几乎没有一家像样的集成电路生产厂,生产集成电路基本上是靠用手工操作,产品质量全凭工人工作经验,因此,连一个最简单的TTL与非门集成电路,当时在中国都很难生产,产品合格率很低,生产大规模集成电路就更难谈得上了。

  1980年我国政府在大量引进彩电生产技术的同时,也开始花巨资从日本引进彩电集成电路生产线和技术,当时日本的彩电集成电路生产技术已经达到国际上最先进水平,同时日本还属于东西方的边沿国家,从日本引进集成电路生产技术要比直接从西方国家引进容易很多。我国第一家引进日本集成电路生产技术的是无锡国营742厂,它最早从日本东芝公司引进的是东芝彩电用的TA四片IC生产技术,两年后又引进东芝彩电用的TA两片IC(TA7680、TA7698)生产技术,后来742厂改名为华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由于当时TA两片IC产品对于14~21寸彩电来说,技术性能非常好,并且当时国家还专门成立一个TA两片彩电技术联合开发组,因此,国内80%以上的彩电生产厂都采用华晶生产的这个IC产品。产品投产后产量年年增长,直到1995年产品一直都是供不应求,年产值达几十亿元,每年为国家节省了大量美金。正是由于华晶公司这个IC产品十几年来一直供不应求,使得华晶公司的人思想太安于现状,一直只愿意充当来料加工这个角色,没有存心想自己搞技术开发和新产品开发,使得几年之后,在国外彩电IC一代接一代地推出新产品的时候,与别人相比,相形见绌,十几年了还是一付老面孔,再无人问津,从此一蹶不振,最后走到了倒闭的边沿。

  1990年以后由于计算机技术的快速发展,以及专用于IC技术产品开发的CAD软件技术水平快速提高,如:CADENCE、ZUKEN等,IC技术产品开发CAD软件的应用,使得IC技术产品开发速度大大加快。自从1990年日本东芝公司第一个推出单片彩电IC产品TA8690以后,紧接着三洋、松下、非利蒲等公司也相继推出单片彩电IC产品,特别是非利蒲公司推出的带I2CBUS(I平方C总线)技术,以及数字Y/C(亮度信号和彩色信号)分离的TDA8362产品,它把模拟技术和数字技术同时集成于一个IC之中,令全球的IC生产厂家都刮目相看,也让全球的彩电行业,特别是中国的彩电行业创造了一个奇迹,几乎全球70%的彩电生产企业,其中也包括日本的企业,都争相选用这个产品。非利蒲公司在欧洲的IC生产厂和在台湾的IC生产厂,以及在马来西亚的IC生产厂,全部开足马力,加班加点都满足不了客户的要求,单片IC年产量超过一亿片,至今一直还保持着世界最高记录。非利蒲公司光靠这个IC新产品,就把称雄世界十几年的日本彩电IC企业,打得到现在还翻不起身。

  1994年,日本东芝公司和松下公司又分别推出了高性能的"火箭炮"重低音和"多梦"画王大屏幕29寸彩电。在国内已经看惯了21寸彩电的人们,一下子对大屏幕彩电进入中国感到惊叹不已,当时一台29寸大屏幕进口彩电的售价高达12000元,还需排队才能买到。我们国内的彩电生产著名企业四川长虹、北京牡丹、南京熊猫等都争相花巨资引进日本东芝和松下公司的大屏幕进口彩电生产技术。由于生产技术引进以后,技术太复杂,一下子消化不良,并且产业链建立也没有快速跟上,加上技术发展太快,原来的技术优势很快就被其它更新的IC技术产品所取代,结果这三个主要技术引进厂,除了四川长虹,因为引进东芝公司大屏幕彩电产品,技术相对简单,比较容易出品上市,没有亏损外,其它几个引进松下大屏幕彩电产品的公司,全部亏损严重,不到三年北京牡丹基本倒闭,南京熊猫也是奄奄一息。

  1994年,一直以生产电话机通信产品出名的TCL公司审时度势,抓住国家不再对申请生产彩电企业进行审批和降低彩电进口器件关税的好时机,突然转舵,开始生产彩电,并采取委托加工的方式,先后委托香港长城公司,以及原来熊猫牌彩电的生产企业,为其生产TCL王牌电视机,而后还把香港陆仕公司的技术开发中心收归己有,使其技术开发能力和产品生产能力,一下子大提升。由于TCL公司体制比较灵活,惠州市政府很早就把国有企业管理的权限下放给私人,使TCL公司在短短的几年内就迅速发展成为一个国内排名第一的大型彩电生产企业。

  TCL公司快速取得成功的因素,还恰好与另外几家著名彩电大公司在同一时间因体力不支而倒闭息息相关,使TCL公司很容易在这么短时间内就能汇聚到国内最优秀的彩电技术开发和彩电市场销售人才,并毫不费力地就能整合他们的生产和市场资源。当年,北电、熊猫、香港长城、陆仕等公司都是国内彩电业的旗帜,因此,谁能整合了他们,谁就是中国老大,这个不会有人怀疑。但今天TCL公司还想重温经典,想用同样方法来整合国际著名公司——汤姆逊,好像就没有那么得心应手了。

  创维电子公司几乎也是与TCL公司同时起步,它是一家以生产电视机遥控器起家的私人公司,后来转产电视机成功,也是得益于国家对彩电市场的进一步开放,并且让他抓住了历史机会。由于创维电子公司是一个私人企业,灵活的管理机制使它能够后来者居上,并且只用了不到5年时间彩电年产量就达到了100万台的规模,使其公司在2000年在香港上市,这也是一件奇迹。现在,创维电子公司在彩电同行中已经排名在前5名。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灵活的管理机制可以造就一批新的公司,和新的人才,但没有一批国有企业作为先烈,为他们打下基础,像创维这样的公司也是很难成长起来的,这种好机会可能几万年才会有一次。

  1995年到1999年,是中国彩电发展史上最辉煌的5年,也是技术进步最快的5年。I2C集成电路技术的应用,不仅使电视机电子线路简单,功能扩展方便,还简化了生产工艺。一台电路与功能都非常复杂的彩电机器在生产的时候,现在几乎用一个遥控器就可以把原来需要十几道工序才能完成的调试过程,一次就调试完毕,使彩电生产过程变得非常简单,并且大幅度降低了整机成本。在这5年的时间里,还诞生了逐行扫描彩电技术,使电视的图像清晰度最少提高了一倍,这个逐行扫描电视机技术也是应该归功于非利蒲公司。非利蒲公司的MK4、MK9、MK14等逐行扫描彩电技术,以及I2C总线控制技术,将在世界彩电技术发展史上留下光辉的一页,它还给后面数字电视的技术发展奠定了基础。

  目前,我们国内的集成电路生产企业,基本上还没有独立设计彩色电视机中信号通道IC的能力,特别是模数组合电路IC的设计更难。目前,能够生产和设计彩色电视机IC的集成电路生产企业在世界上也是绝无仅有,就是几个老牌电视机IC生产企业,非利蒲、汤姆逊,还有部分日本、南韩的公司,美国的IC生产企业主要偏重数字电路IC生产,数字信号处理是他们的强项,但模拟电路IC他们连南韩还不如。因为,数字电路IC设计可以用现行的CAD软件数据库,而模拟电路设计还需靠人工经验,靠经验积累。我国本来也有非常大的电视IC市场,并且国家还花巨资引进了电视IC生产线,但由于缺乏IC技术开发人员,以及试验设备,最后基本上都没有成功。

  2000年以后,国家大力扶植民营企业参与IC产品技术开发和生产,因此,海外很多IC生产企业都搬迁或转移到中国投资,很多海外留学人员也纷纷回国成立IC设计公司。现在,我国每年在IC方面的投入就是2000年以前20年的总和。估计到2010年,中国的IC产量将占全世界的70%,看来我国集成电路的春天很快就会到来了。

  四、高清数字电视推生平板电视

  1996年美国宣布HDTV数字电视节目正式广播,中国要想在2015年成为科技强国,所以在数字电视方面也不能落后。因此,中国政府从1996年就开始,对中国的数字电视发展进行了全面规划和部署。

  2005年,我国将大范围开播数字电视节目,全国各省会城市及较发达地区将逐渐普及数字电视,2008年将用数字电视转播北京奥运会。到2015年,我国电视广播将全面实现数字化,完成模拟电视广播向数字电视广播的过渡,停播模拟电视信号广播。

  由于现有的模拟电视图像清晰度比较差,水平清晰度一般只有250~400线,垂直清晰度一般为500线左右,因此一般都选用CRT显像管做显示器,如选用高清显示器来显示模拟电视图像,图像清晰度也不会提高。而高清数字电视的图像清晰度一般要比模拟电视的图像清晰度高一倍以上。如:我国的HDTV电视图像显示格式为1920×1080,显然还用CRT显像管来做显示器就无法显示高清电视图像。

  面对数字高清电视时代,LCD(液晶显示)、PDP(等离子)等平板高清显示器,以及LCD和PDP电视机,兴奋不已,并开始初露锋芒,而CRT显示器一下子却变得相影见拙,只好带上面纱,退居厢房。

  液晶电视,又称LCD电视,是利用液状晶体在电压的作用下产生极化,改变光的穿透率,使光受到图像信号的调制而成像。说得更具体一点,组成屏幕的液状晶体有三种结构:红、绿、蓝,它们按照一定的顺序排列,这三种颜色就叫做三基色,通过它们不同比例的搭配便可以呈现出千变万化的色彩,通过电压来改变这些液状晶体的性质,就可以改变液晶屏中三种颜色的不同比例,使之呈现出不同的颜色,而显示各种不同颜色的图像。

  与其他高端电视相比,液晶电视具有众多特点,如色彩丰富,分辨率高,很容易就可满足1920×1080的高清显示格式,支持今后的数字高清晰度电视节目显示。此外,液晶电视具有使用寿命长,一般液晶电视的寿命为5万小时左右,超薄、超轻、无辐射等特点,以及液晶电视屏幕尺寸灵活多样,占地面积小,容易摆放在卧室或挂在墙上。

  液晶电视的缺点是亮度还不够高,响应时间长,当显示高速活动图像时会出现拖尾现象,以及屏幕视角小,稍为偏离屏幕中心,图像亮度就明显下降。另外,从当前的技术条件来看,当液晶电视想做到像背投、等离子电视那样大尺寸时,大尺寸液晶电视的价格会急速上升。因为,液晶显示屏的尺寸越大,成品率就越低,与小屏幕液晶屏相比成品率低很多。

  其实液晶电视很早就已经出现,只是由于价格高不容易普及,一般只做成小屏幕电视,用于车载电视,机载电视等消费较高的场合。以前由于液晶屏的生产技术几乎全部垄断在夏普、松下、菲利蒲等少数公司手中,并且PC电脑液晶显示器的市场容量巨大,给液晶屏生产企业留下了非大的生存空间,使液晶显示器的价格远远高于液晶电视,因此,很少有人考虑把液晶屏应用在家用电视上。直到1998年后,液晶屏的生产技术突然被转移到南韩和台湾很多企业的手中,液晶屏的应用范围才迅速被扩大,由电脑显示器迅速扩大到家用电视机,并且后起的液晶屏生产企业,无论在技术上和生产规模上都远远超过以前的老牌企业,夏普、松下、菲利蒲等。因此,液晶电视特别是大屏幕液晶电视在短短两年内迅速出现,并不令人感到出奇。

  目前,三星公司是液晶显示生产技术比较领先的厂商,也是全球液晶显示屏产品最大的供应商。随着2004年第二季度在韩国启动全球第六代液晶生产线后,液晶显示屏供应紧张得到缓解。2005年还将增加6条第五代、3条第六代、2条第七代液晶屏生产线。液晶屏月产量至少增加50万片,2005年液晶屏的供应将不再紧张,46英寸液晶将成为未来液晶电视市场的主流产品,大屏幕液晶的价格也将会随着技术的成熟与成本的下降逼近消费者的心理价位。

  所谓等离子彩电是指在两张薄玻璃板之间充填混合气体,施加电压使之产生离子气体,然后使等离子气体放电,与基板中的荧光体发生反应而发光,然后产生彩色影像。等离子彩电不受磁力和磁场影响,具有机身纤薄、重量轻、屏幕大、色彩鲜艳、画面清晰、亮度高、失真度小、节省空间等优点。

  从性能看,目前等离子电视与其它平板电视相比无疑是性能之王。它的主要优点是具有高亮度与高对比度,远远超过了背投,因此色彩也比背投鲜艳。例如三星最新发布的42S4S2等离子电视具有6000:1超高对比度与1000cd/m2超高亮度,在对比度和亮度上创造了业界最佳水平,还具有超薄、超轻的特点,放置方式也灵活多样。

  同液晶电视相比,等离子电视的尺寸可以做得很大,不会像液晶电视那样,成本因屏幕增大而急速上升。例如最近推出的102英寸的等离子电视,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等离子电视。目前,等离子电视是大客厅、娱乐中心最理想的选择产品,然而其价格也是高高在上,非普通消费者所能承受。因此,等离子电视的市场不可能很大,并且由于大屏幕液晶电视的崛起,使得等离子电视的市场受到很大程度的挤压。目前,国外很多有实力的大公司,如:东芝、SONY均纷纷宣布退出等离子电视市场竞争。

  等离子电视的缺点是耗电厉害,一般达400瓦以上,并且随着屏幕增大耗电也要增加。其次是电磁辐射厉害,整个显示屏相当于一个高频辐射天线,容易造成电磁波污染,EMC指标也很难过关。

  目前平板电视的发展主要还是由LCD液晶电视来主宰方向,平板电视市场能否起来,主要取决于三个方面:1、上游液晶屏供应商生产能力的发展速度,2、高清数字电视节目的发展速度,3、产业链建立的成熟程度。

  液晶屏的供应主要为日、韩和台湾的厂商,全球的液晶屏生产线起码要达到25条以上,平板屏才有可能对CRT屏的市场造成巨大压力,因为,目前全球电视机的总产量已经超过9000多万台,而目前全球能生产第5、第6代液晶屏的液晶屏生产线大概只有10条左右,几乎微不足道。第6代液晶屏生产线采用1500mm×1800mm基板,主要生产32英寸液晶屏面板,第7代液晶屏生产线1870mm×2200mm,主要生产40-46英寸液晶屏面板,这些产品的大部分液晶屏生产商都在海外,国内的液晶屏生产线也是刚刚开始筹建,一下子对国内的CRT屏生产商并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因为,海外生产成本比国内相对要高很多,而国内的CRT屏生产商今后不会再对CRT屏生产投入太多的设备,相对生产成本会很低,因此,CRT屏对LCD屏还有很强的抗击能力。

  今年年初,海外液晶屏生产商为了造势,发动了一次液晶屏降价风暴,大约有10万片B级LCD屏流进了中国市场,这些B级屏和A级屏的价差约有50%左右,大量低价屏的进入,一下子给下游厂商降低成本、降价提供了可能,背后是海外厂商打击中国液晶屏和CRT产业的战略意图。跨国公司在以前国内没有生产线的时候采取垄断的高价位策略,而在国正在建立自己的生产线、垄断局面准备要被打破的时候,力图以低价倾销来打压国内厂商。在这种策略下,现在液晶屏的价格已经不再只是从成本出发定出的,而是根据整个跨国公司的战略需要进行的商业活动,当年我国的彩色胶卷生产就遇到过同样教训,国外产品低价倾销,使得国产胶卷二十几年也发展不起来。

  我国的数字电视广播正刚刚开始,但目前肯定还是以标清节目为主,高清数字电视虽然是将来电视技术的发展方向,但根据现有的技术条件和资源利用情况,要它能迅速发展起来是不可能的,完全实现高清节目广播还需很长的时间,因此,标清数字电视和高清数字电视并存的时代还会很长时间。尽管几年来,商家一直在炒作高清数字电视概念,但老百姓并没有真正接受高清的概念,其中也包括欧洲和美国。美国政府虽然希望2006年停止模拟电视节目广播,现在估计到2008年也实现不了,欧洲也要到2012年以后。

  美国国会正在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要把2006年全美国过渡到数字电视的最后期限向后推迟。要求推迟这个最后期限的一个理由就是电子设备厂商无法加快数字电视机的生产。此外,美国国会预算署警告称,美国政府原计划拍卖的价值180亿美元的频谱可能不会像原来预期的那样有吸引力。据美国消费电子协会统计,2004年美国零售商销售的模拟电视机数量为2200万台,是数字电视机销售量的三倍多。数字电视机的销售量为700万台。专家认为,这个数据将给电视台的拥有者以更充分的理由去说服国会把最后期限推迟到2008年。

  如果我国的高清数字电视节目广播不是一下子就能发展起来,老百姓买平板电视的热情就不会很高,因为CRT电视在图像画质以及性能价格比方面,对于观看PAL-D电视节目,还是优于平板电视。不过,平板电视也有它的优势,就是在体积和重量方面比CRT电视薄和轻。但是,CRT电视最近在这方面也有出色表现,一种称为SLIM CRT超薄电视正在上市。这种SLIM CRT超薄电视的厚度与平板电视的底座几乎一般厚,因此,也会受到一些追随者的推崇。

  从长远技术的发展情况来看,平板电视的价格也会不断地降低,特别是等到液晶屏的投资商完全收回投资成本以后,他们一般都会进行大规模降价,以便压制新的投资商不敢再投资,或投资后永远收不回成本,抬不起头。并且到那时候,平板电视的产业链也基本构建起来,因此,平板电视将会发展更快。不过,平板电视完全取代CRT电视,还需要很长的时间,估计在二十年内,还是属于平板电视和CRT电视共存的时代。

  五、辉煌数字背后的羞涩

  在彩电技术的带动下,中国的电子工业在其它方面也开始高速发展,90年以后中国的通信、计算机产业每年都成倍地增长。1998年我国实现电子工业总产值4800亿元,是1979年的59倍,平均年递增23.9%,占全国工业总产值比重从1.4%上升为6.5%;1998年实现利税总额230亿元,是1979年的66.6倍,平均年递增24.8%。2006年中国电子工业总产值达到历史高峰,全年实现销售收入4.75万亿元,正好是1998年的十倍,按产值规模现在已跃居世界第4位,成为电子工业大国之一。

  电子产品的品种增加,质量不断提高,一些产品产量跃居世界第一。据统计,当前生产的20种主要电子产品有13种是新增产品。当时消费类产品主要是收音机,现在彩电、VCD、DVD、组合音响、PC电脑、手机、机顶盒、冰箱、空调等各类家电产品琳琅满目,音响、电话机、手机、彩电、VCD、DVD、机顶盒、冰箱、空调等产品的产量达到世界第一位。城市彩电普及率已达100.8%,农村电视机普及率达91.7%,其中彩电普及率达27.2%。程控交换机、高档微机、集成电路、新型元器件等投资类和基础类电子产品的研制生产,达到了一定的规模和水平。主要电子产品达到国际标准,质量和性能价格比可与国外同类产品媲美。为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提供装备的能力有了很大提高。

  电子产品出口发展迅猛,电子工业成为我国出口创汇的主要产业之一。1980年电子产品出口额只有1000万美元,仅占全国出口总额的0.036%,预计1998年出口额可达到300亿美元,增长3000倍,约占全国出口总额的15%,电子产品已经成为拉动我国出口增长的支柱产品。

  1999年正好是我国引进彩电技术20周年,我国彩电总产量达到3700万台,基本满足了国内市场需求,还可以部分出口,从此完全甩开了中国彩电依靠进口的历史。2004年我国彩电总产量达到6800万台,现在中国已经成为彩电出口大国。除了彩电产品以外,DVD、PC电脑、手机等电子产品也在同步增长,其中以收机的增长速度最快,2004年我国手机产量为1.7亿台,PC电脑产量为4800万台,DVD产量为5600万台。2006年中国的电视机总产量已经达到8376万台,电脑显示器达到9000多万台,手机98000万部,这些产品40%以上是出口。现在的中国已经由20年前的电子产品进口大国,一跃成为电子产品出口大国。

  正当我们为今天中国电子工业取得的辉煌成绩或数字惊叹的时候,我们也在开始叹息——将来的世界能容得下中国吗?

  20多年来,中国电子产品的产量,每年都以20%的增长速度在增长,现在中国的彩电、DVD、冰箱、空调等产品的年生产能力已经超过1亿台,手机的年生产能力超过5亿台,集成电路的增长速度更惊人,2000年以来每年增长50%,试想5年以后或10年以后中国将变成什么样子,地球不会爆炸吗?

  实际上1999年当中国彩电开始出现市场饱和的时候,国内彩电企业大打价格战,互相残杀的时代就开始了,彩电企业由原来的147家一下子就减少到十几家;手机企业争斗更加激烈,全国十几家手机企业刚起航不到5年,就有一半开始触礁翻船,剩下一半也是遍体鳞伤;去年国内有100多家DVD生产企业倒闭,其它PC电脑、机顶盒、冰箱、空调等产生企业也难以继日。中国的电子企业还能继续发展吗?来料加工这种技能还能继续发扬光大吗?

  六、来料加工之路还能走多远

  中国的电子企业基本是靠来料加工起家的,由于来料加工不需要很高的技术和技能,并且中国的劳动力成本相对非常便宜,这些条件正好适合中国今天的国情,因此,20多年来中国的电子工业从无到有,发展速度极快。但是由于国人20多年来对来料加工过分于依恋,就像养在笼中的老虎一样,从小养尊处优,一旦回归自然再也无法生存了。

  来料加工大部分都是只做产品加工最后的几道工序,技术完全控制在上游公司手中,并且基本上都是外国人的手里。虽然我们经过20多年的努力,产品开发技术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别人提高得比我们更快,我们现在使用的工具基本是别人的,仪器、仪表是别人的,CAD工具与软件是别人的,产品标准也是别人的,我们一直还是在靠施舍过日子。包括我们现在生产的电视机、DVD、PC机、手机等产品,基本上还是属于来料加工的性质。因为,这些产品所使用的IC不是我们设计和生产的,底层软件和操作系统也不是我们的,我们搞的所谓技术开发就是拿别人的IC技术说明书,用别人配好的CAD工具和软件,进行电路连接和组装。这种技术开发工作,只要能看得懂IC技术说明书和CAD软件使用说明书的人都能代劳。

  就算是目前国人认为是技术顶端的IC设计技术,现在,在国外连医生也可以改行来应聘,而在中国,能搞IC设计的全部都是高级IC技术人才,可见我们对IC设计技术还是被看成高深莫测。实际上,当IC设计技术能够进入中国的时候,这种技术已经变成骨头汤中的骨头,是别人感到嚼起来没味,丢了又觉得有点可惜,才送给我们的。但也不是白送,谁要是搞IC设计,需要向IC技术提供商购买一套价值上千亿元的CAD软件,或每月付几百万元的租金,当你学会使用鼠标器的时候,你也就学会IC设计了。原来,国人认为是技术顶端的IC设计技术,就这么简单,只可惜,关键技术还是别人的啊。IC生产设备和测试设备更是贵得惊人,自己完全没能力生产,进口价格惊人,进口全套设备超过千亿元,并且平均每个1年半还要更新一大半旧设备。因此,目前90%以上的IC设计和生产技术还是掌握在别人手中,我们设计或者生产IC产品,得到回报的,还是那一点点可怜的加工费。

  21世纪,世界电子技术发展飞快,产品更新换代速度也在不断加快,市场竞争激烈,每一种新产品刚问世没几年,市场就出现饱和,市场饱和后大家就开始杀价,接着就有一大批公司倒闭,这就是越来越多的来料加工企业所面临的困境。所以,粗制滥造,产品更新换代速度太快也不是一件好事情,它会浪费资源。因此,一些技术先进国家现在就开始对更新换代过快的产品进行抵制。例如,从2004年8月13日起,欧盟将对我国出口的电子产品实施WEEE和ROHS指令,即:中国的家电企业向欧盟出口电子电气产品,每件产品将被额外征收一笔回收费用,该笔费用用于欧盟做电子垃圾的回收工作,以及进入欧盟的电子电气产品还不得含有铅、镉、汞、六价铬、聚溴联苯(PBB)、聚溴二苯醚(PBDE)等6种有害物质。

  最令中国人伤透心的还是知识产权的问题。专利权是一种私有特权,是人类社会经济活动从无序竞争,到有序竞争过程的一个转变,是人类文明活动的一种规范行为。因此,在一个没有专利权保护的国家,经济是不可能有序发展的,恶性竞争的结果将是造成经济秩序全面混乱,使参加竞争的主体到最后,两败具伤,造成社会资源和自然资源严重浪费。

  一流企业卖标准,二流企业卖技术,三流企业卖产品,这是当今国际社会对各类企业经营业务的明细分工,也是中国企业准备溶入国际经济一体化大都市,需要接受的市场准则。如果中国的企业没有技术,就只能接受卖产品的命运,"国际加工厂"的帽子就会永远载在中国人的头上。

  什么是标准,标准就是无数个专利堆积起来的成果;什么是技术,技术就是专利的化身;什么是产品,产品就是,既浪费自然资源,又浪费人力资源,才能生产出来的东西;什么是专利,专利是企业中一种增值最快的无形资产,是促进企业生长的维生素,是企业用来圈定市场范围的疆绳,是外国经济产品打开中国大门不须枪炮开路的最好武器,也是人类创造物质文明的催化剂。

  中国的电子企业要想走向光明,必须先要放弃那种劳动力密集、耗费资源的来料加工产生方式,从现在起,必须重视技术创新,重视技术开发,尊重知识产权,才能逐步走出目前市场混乱,恶性竞争的困境。另外,政府也要不断规范市场竞争规则,我国的电子工业才有可能在未来几年实现健康发展。

  陶显芳  2005-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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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显芳:加入世贸,没有专利,中国企业的阵痛

  2007年元旦敲响的钟声,将预示2007年不是平凡的一年。2007年是中国加入WTO世贸组织,经过5年过渡,终于成为世贸组织正式成员的第一年。这意味着,中国对外的大门将全面开放,中国的政治、文化、经济将面临新的考验。

  中国,一个拥有世界人口将近四分之一的国家,作为第143个成员加入世贸组织,在很大程度上开始淡化了人类自己用大炮把地球划分出很多无形边界的概念,同时,固化在国人头脑中几千年的思想观念也将开始溶化;另一方面,中国在加入世贸的5年中,在经济方面也可以说得上是赢得了大满贯。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字显示,中国人均GDP从2001年不足1000美元,提高到了2005年1700美元。5年来,中国的外汇储备超过1万多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超过3000亿美元。通过产品出口和吸收外商直接投资,促进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推进了开放型经济的快速发展,还带动了国内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

  但随着5年加入世贸过渡期的结束,中国的很多法律、法规,今后也将要与国际上公认的法律、法规接轨,特别是知识产权法,将会令国内一些产品出口企业在比较长的时间内感到阵痛。因为中国的企业在技术创新方面与技术先进国家相比,还有相当大的一段距离。

  2007年元旦刚过,就听说美国的ATSC组织要到中国来,游说中国的数字电视制造商向他们上缴技术专利费;去年生产MP3、MP4视听产品的珠海炬力公司也被美国的SigmaTel公司告上法庭;更早的时候还有,2002年1月9日深圳普迪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运往英国的DVD被扣,2月21日惠州德赛视听科技公司出口到德国的DVD也被当地海关扣下;在2004年10月第94届广交会上,还发生过有9家被起诉涉嫌侵权DVD6C联盟专利的其中5家DVD参展企业,由于拒不妥协,拒绝缴纳专利费,而被驱出展馆的尴尬局面。

  这些事件的发生都说明,中国企业在开始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潮流中,必然会与国外企业发生利益冲突;面对国外企业对中国企业的专利侵权起诉,中国企业也必须掌握法律武器,学会不断通过技术谈判来解决各种经济纠纷的手段和技巧;同时也让国人对专利技术的认识不断提高,最后才能产生观念上的转变。

  专利要收费,对于中国人来说是很陌生的。这个问题对于每个中国人都会有不同的看法,就像早些时候6C联盟提出要向中国的DVD生产厂商征收专利费一样,大部分中国人都认为这种专利收费的行为是不合理的,更认为外国人向中国人收取专利费是卑鄙行为,因为在中国人的心目中从来就没有给别人交专利费的概念。正是因为这些外国人在中国人正要往口袋里拼命装钱的时候,突然提出要向中国的DVD生产厂商收专利费,才使400多家中国的DVD生产企业在顷刻之间纷纷倒闭。

  专利法早在400多年前在欧洲就出现了,然后传入美洲,又经过了300多年的时间,于上个世纪50年代,才开始传入亚洲,并且首先是传入日本,随后才传入台湾和香港地区,直到2000年前后才开始传入中国大陆。虽然,中国的专利法已经于1985年就诞生了,但直到2000年,中国的专利法只是用来让领导的头上多载几道光环,从来就没有认真执行过。无怪乎,中国人对专利收费这个怪物这么陌生,这么反感。

  尽管,很多中国人都不喜欢专利法,更不喜欢美国的专利法,但我认为专利法还是个好东西。你看,那些技术后来居上的日本企业和韩国企业,现在他们也都拥有了非常多的发明专利,这不是因为日本人和韩国人的智商比中国人特别高,和上帝偏爱日本人和韩国人,而是因为他们学会了灵活运用专利法,既保护了自己的技术发明,还能吸收别人技术的长处,专利法把他们的国家一步,一步地引向富强。

  无人敢怀疑,今天的日本已是一个技术强国,但日本开始的时候也是靠技术引进发展起来的,特别是日本的半导体技术,全部都是靠从美国进行技术引进,然后在别人技术的基础上不断进行改进,使日本一下子由50年前的一个技术输入国,一跃成为技术输出国。

  如果从资源配置和管理方面来考虑,目前,专利法无疑不是最好的法则。在中国小学生的马克思主义课本上曾经写到,资本主义国家每隔几年就会发生一次重大经济危机。但将近30多年来,我们看到的是国外的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一直在蓬勃发展,我们所希望的经济危机一次也没发生过,并且经济全球化的速度还在不断加快。我想,如果资本主义国家不是靠专利法和国际贸易法则来维护自己的利益,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很早就已经出现了。

  比如,要不是6C联盟提出要向中国的DVD生产厂商收专利费,中国的DVD灾难也会很快就会引向欧洲和美国,同时也会给中国的DVD生产厂商带来更大的灾难。在VCD刚面市的时候,VCD的价格最高可卖到6000多元一台,然而,时间还不到3年,单台VCD的价格就跌破800元;然后VCD很快就被DVD所代替,DVD刚上市的时候,单台DVD的价格最高可卖到3000多元,同样不到3年,单台DVD价格就跌破到600元,甚至最低价格还跌破到300元。一个技术性能比VCD还要高好几倍的DVD,为什么其跌价的速度比VCD跌价的速度还要快?这是由于无序竞争的最终结果。

  这种无序竞争已经不是单纯的产品生产,以满足人们的生活需要,而是一种资源浪费行为。仅仅只因为6C联盟提出要向中国的DVD出口生产企业收取专利费,中国的几百个DVD生产企业就纷纷倒闭,如果中国的DVD产品不出口,它们到底能够生存得多久?估计不出3年,将有70%以上的DVD生产企业都得倒闭,这个能怪6C联盟吗?

  根据统计,2003年,中国从事DVD产品生产的企业大大小小,一共大约有2000多家,每年DVD的产能高达8000多万台,并且每年还会按26%的速度惯性增长,而全世界的DVD容量,如果每台电视机都配一台DVD,最多只有1.4亿台,最后剩下的那些DVD还能卖给谁?况且,国外同样也有DVD生产企业,别人同样也要考虑生存问题,因此,这种灾难或迟或早,总有一天要发生。

  且要记住,世界上还是有国界的,别人也不会允许其他国家把祸水引向自己的家园。在WTO的五条重要协定中的第一条就是,出口国的产品不能威胁到进口国同类生产企业的生存。因此,国外企业提出要对中国的电子产品进行专利收费,实际上就是间接执行WTO条令中的第一条法则,并且收取专利费比起罚款来说是最轻的。比较体面地说,收专利费还是属于两个企业之间的私人行为,而罚款则是属于政府行为。因为中国人不懂得这些游戏法则,所以感到非常冤枉和气愤。

  根据专利法或世贸法则,当出口国的顺差超过一定额度的时候,别人对中国的电器产品进行收费或加收惩罚关税,都是合法的,只是中国人还没有这种法律概念。其实在国外很多国家,产品的价格并不是像在中国这样,完全由产品生产企业或销售商说了算。比如在德国,德国商场中的很多商品,特别是生活用品的价格,都是由消费者协会与商业协会共同协商来制定的,并且每年只有两次商品价格调整机会,春季和秋季,每次价格调整只有十五天,其余时间产品价格不能随意变动。同样,工人的工资也不是完全由企业主说了算,而是由工会与企业主协商来决定。

  现在,一些向中国企业提出要收取专利费的国家,他们的国民已经过惯了悠里悠哉的生活,每年两次度假,每个星期工作4天半,星期六和星期天所有商店都得关门,目的就是要让大家完全放松身心休息,他们已经不愿意去再过那种无序竞争的快节奏生活了。

  因此,他们不但对节奏过快的生活感到厌烦,对更新换代过快的产品也产生抵触情绪。专利法正好是他们这种消除抵制情绪的缓冲剂,如果没有专利法,他们同样可以用别的方法来抵制别人的商品出口到自己国家,以免对他们的产品产生冲击,威胁到他们厂商的生存。如美国的301和337条款都是为了防护自己国家的产品免遭别人商品冲击的盾牌。

  如果中国要出口自己的产品到这些技术发达国家,中国的产品生产企业或出口商首先要到这些产品进口国申请专利,或收买专利。没有专利,要想产品出口,以后再也没有门,这就是WTO的游戏法则。

  再过几年,发达国家的厂商想到中国来,同样也要遵守这条法则,他们的产品想出口到中国,同样也要先到中国来申请专利。这就是技术可以直接转化成财富的法则,而不再是技术先要转化成产品,然后再由产品转换成财富。即:技术就是财富。

  没有市场竞争,经济就不可能搞活,但市场竞争并不是让企业变成动物家园,弱肉强食。实施专利法或专利收费的积极作用,就是避免企业之间进行恶性竞争,或无序竞争。让参与竞争的企业更有序,大家都愿意遵守游戏法则,使企业之间既有竞争也有谦让,不要让所有企业都去争夺同一块蛋糕,让企业死得更快。认真执行专利法是避免企业过分竞争的有效法则,也是鼓励企业自主创新的好方法。

  我们知道,社会资源(人力、财力、物力等)总是有限的,你在某方面支出多了,在另一方面支出就少了。如果大家都把资源集中在某个方面进行势力竞争,而不是利用能效来竞争,社会资源配置总有一天会失去平衡。不但会浪费社会资源,并且还会:一个人付出同样多的劳动所得到的报酬,只相当于别人付出同样多劳动获得报酬的几分之一,甚至几十分之一,这样公平吗?在经济学上有个机会成本的概念,如果你在某方面投资多了,同时你在另一方面的投资就会减少,或许你在另一方面投资所得到的回报还要比你在这方面投资的回报要大。

  假设,同一个项目,如果只有一个人投资,肯定会赚钱;但两个人同时投资,可能不亏也不赚;但三个人同时投资,肯定要亏本。作为政府,或者资源的管理者,会让你三个人同时投资一个项目,浪费资源吗?那么这个项目到底让给谁,总得有个游戏法则来让大家和平竞争,或和平相让吧。要么把资源让给利用率最高者;要么进行抽签;要么耍阴谋买通资源管理者。

  目前,专利法就是项目优先权配置中最好的选择法则,起码它比抽签法要公平一些,比行政特权更公平一些。如果让政府指定把项目让给谁,你作为局外人,你没有意见吗?

  中国在没有加入WTO世贸组织之前,中国人对于WTO世贸组织的游戏法则是一概不承认的,当然,外国人也不会到中国来申请专利,甚至还要对中国禁止输入专利技术,西方8国就曾经对中国进行过将近40多年的技术封锁,直到现在,这种技术封锁还没有完全解封,比如:1.2微米以下的半导体技术,还有卫星通信技术,以及与军用相关的技术,西方8国现在还禁止向中国出口。

  早在中国还没有与世贸组织接触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中国的技术引进大部分都是通过南韩、日本、台湾、香港等国家或地区绕道进行的。因此中国的技术引进也养肥了很多南韩、台湾、香港的公司,而他们对中国的改革开放也起到非常大的推波助澜作用。因此,中国对这种技术引进,从来也不承认他们的专利。

  专利权是一种私有特权,是人类社会经济活动从无序竞争,到有序竞争过程的一个转变,是人类文明活动的一种规范行为。专利权既保护专利技术发明人拥有的权利,同时也对专利技术发明人进行一定的行为约束,即:专利技术要向社会公开,专利权过了一定时间就要失效,技术就会变为大家共享。

  因此,在一个没有专利权保护的国家,经济是不可能有序发展的,恶性竞争的结果将是造成经济秩序全面混乱,使参加竞争的主体两败俱伤,造成社会资源和自然资源严重浪费。

  如果有人认为专利特权对其他非专利权人不公平,那么行政特权对其他局外人更是不公平。比如中国电信,它是由行政特权眷养起来的一家特殊企业,没有人怀疑,在中国电信建设之初,这种行政特权曾对中国电信的快速发展起到过很大的积极作用,但这种行政特权什么时候才会释放?局外人什么时候才能从行政特权释放的过程中受益?连外星人都会知道,一旦行政特权与企业挂钩,必然会产生腐败。

  如果换成是专利特权,由于技术是公开的,专利权还可以进行转让;如果专利权人同时把专利特权转让给两个投资商,让他们自由竞争,我想中国电信同样可以发展起来,并且发展得比现在还要好。美国的武器采购政策就规定,不允许采购独家企业的同类军需品,因此,任何专利产品,如果用于军需都必须同时授权给两家以上的企业生产。

  由于专利权过了一定时间就要失效,其特权就会自动释放,到时,任何具备一定条件的人都可以参与平等竞争,局外人就可以从中渔利。我们知道,整个欧洲人口才有2亿多,而欧洲的电信公司就有13个,相比之下,中国的人口是13多亿,但只有一个中国电信公司,这样你就应该知道了吧,为什么中国人打电话,费用比国外还高?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中国有一个行政垄断政策,他只保护极小部分人的利益。

  专利技术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技术问题,很多人都不明白,技术是我发明的或者这个产品是我开发成功的,怎么又是你的专利呢?问题正好就在这里,专利与发明是不能等同的,只有发明通过法律登记以后才能成为专利。同样一项技术发明,可能有很多个发明人,但只能产生一个专利,这个专利只授予第一个专利申请的人,其他人哪怕是第一时间发明人,但他不是第一个登记也享受不到专利权。

  另外,专利技术还有一个区域性的问题,外国人的技术如果他们不到中国来申请专利保护,即使中国人在国内使用他们的技术也不算侵权,但把这些产品出口到别人已经申请专利技术保护的地方,在法律上就是侵权,别人就有权提出,要求赔偿。这些都是很值得中国人学习的新东西。

  自古以来中国人就没有专利技术这个概念,在技术上,我的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都是大家的,没有把技术当成一种财产加以保护,这也是中国技术落后的主要原因。我们现在用的火柴、电灯、电话、冰箱、电视、电脑、汽车、火车、飞机,以及喝的可乐,还有药片,哪些不是别人发明的?但我们从来就没有考虑过要付专利费。

  西方的专利保护政策已经实行了差不多200年,而我们从1985年才开始在朦朦胧胧中知道世界上还有个什么专利法,但直到今天也没有多少人认为技术也是财富。为什么技术你能用我就不可以用的道理,一直在国民心中没有扎根。

  专利制度的本质就是要保护专利权人专有技术的利益,使技术发明也可成为一种社会财富,以鼓励更多的人参与技术发明,推动人类技术进步和物质文明的不断提高;同时,还可以通过技术发明来打破资本垄断和行政垄断,使社会资源得到更好的配置,或重新配置。

  欧美的专利法律体制经过几百年的历史发展,其专利保护意识和手段已经非常系统化和成熟化,所以在欧美,专利诉讼的发生非常平凡的,欧美公司都习惯于通过专利诉讼来保护自己专利技术所产生的经济利益。

  而中国的专利保护政策,现在只能说是刚刚起步,因此专利诉讼是中国公司走向国际化所必需面对的门坎。

  目前,世界上技术发展比较领先,以及专利保护政策比较完善的国家,依次排序为:欧美、日韩、台湾、中国大陆、其他。从技术研发层次来看,中国的技术水平在很多方面远远落后于欧美等发达国家。目前,中国公司的产品技术发展,基本上都是紧跟欧美公司的后尘,按照欧美公司确立的技术发展方向和标准来走。所以中国公司的产品技术很容易会落入欧美公司的专利保护范围,因此一旦中国公司的产品输出至欧美或欧美公司部署专利的其他国家或地区,中国公司必然会面临专利诉讼的危险。

  另外,专利保护政策与其它法律有很大的本质区别,专利保护政策的执行是,"民"不告"官"不究,因此专利诉讼是由经济利益者来决定的。

  以往可能会有这样的情况,中国公司的产品刚开始国际化的时候,并不会遇到专利诉讼,这是因为专利诉讼是欧美公司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欧美公司为了使其研制的新技术形成国际化潮流和标准,通常需要经过一个市场和产业链培植的过程,在此阶段,若欧美公司就开始挥起专利大棒,其结果很可能会使新技术失去发展空间,因此,专利诉讼通常发生在新产品的市场和产业链形成以后。

  此外,中国公司出口产品的成本和数量也是决定专利诉讼发生的原因,一方面,中国的劳力和原材料成本均低于欧美地区,生产相同产品的成本和销售价格也低于欧美公司,导致影响欧美公司相关产品的销售;另一方面,欧美公司一般只针对一些已具有相当规模和数量的产品才进行专利侵权诉讼,他们就是通过法律手段来获取各种赔偿金额,一旦他们决定对中国公司的出口产品进行专利诉讼,中国公司的出口产品将会受到毁灭性的打击。

  现在,美国和一些欧洲国家都已经成为了技术强国,他们的经济收入早已不再是传统的有形产品,而是技术。例如,美国的微软公司主要收入,90%以上就是靠技术开发,靠卖软件来赚钱;美国的高通公司,80%以上的收入也是来自专利转让;还有很多从事集成电路技术开发的公司,大部分收入也是靠专利转让,例如,TI公司每年向南韩三星转让专利的收入就有10多亿美金;还有很多IC软件技术开发公司,如:SYNOPSYS、CADENCE和MENTOR等公司,90%的收入也都是靠技术开发,靠卖软件和技术支持来赚钱;IBM公司每年的专利转让收入也超过25%.

  不仅如此,美国的很多组织机构还可以通过制定游戏规则来赚钱,如:ATSC组织就是其中的一个。他把HDTV技术标准中涉及的所有专利技术,通通收集在一起,然后成立一个收钱公司,再让专利权人给他写一个专利授权书,他就可以言正名顺地向所有HDTV用户收钱。还有很多的专利技术登记局、律师事务所、公证处、贸易组织、联邦法院等等,都是通过玩游戏法则来赚钱。

  比如,你要出口产品到美国吗?首先你必须提前到美国申请专利保护,如果你不先到美国去申请专利保护,你的产品就很难进入美国市场。只要你到美国申请专利保护,美国的专利技术登记机构、律师事务所、公证处、贸易组织、联邦法院等等,都可以通过玩游戏法则来赚钱。

  当你的产品想要进入美国市场的时候,首先是海关审查你,有没有专利侵权?你说有,你的产品肯定进不去;你说没有,好!等着瞧,我要等着你接受三倍的罚款。然后,就会有一大堆专利权人(公司)围着你转,说你这个侵权,那个也侵权,并向美国联邦巡回法院(CAFC)或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ITC)起诉你。如果你官司打输了,你必须要接受三倍的赔款,因为你已经说过"谎"。

  在美国打专利官司,大部分没有赢家。最大的赢家是美国联邦巡回法院(CAFC)和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ITC),还有律师事务所。在美国联邦巡回法院(CAFC)打官司,需要整整3年时间,因此,94%的概率都是通过法庭外和解;在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ITC)打官司,则需要1年的时间,97%的概率也都是法庭外和解。因为,当你打专利官司的时间快要达到期限的时候,你才知道上当,宁愿法庭外和解,乖乖的给别人交专利费,也不愿意接受无端端的罚款和侮辱。因为官司打输了,不但要赔款,还要被灰溜溜的赶出市场。

  从外表上看,美国是一个高度法治的国家,但从另一个方面看,美国又是一个流氓国家,他会制定很多流氓游戏法则来让他们赚钱和让你亏钱。例如:301和337条款实际上就是美国的流氓条款之一。在美国打专利官司,如果输了要接受3倍的罚款,但对于美方,无论输赢都不用罚款。

  如果你在产品准备进入美国市场之前,申请了很多专利,别人就认为你是有备而来的,虽然别人不敢轻易起诉你,但还是有人要缠住你,提出要跟你谈判,与你进行专利交叉授权,你同样也要交一笔公证费、律师服务费,并且你每年还得向专利技术登记局再交一笔可观的专利维持费和律师代理费。

  现在,你应该明白了吧!为什么美国自己发明了HDTV电视机技术,而自己又不生产HDTV电视机,其目的就是要你帮他生产HDTV电视机,而你还要给他交一笔可观的专利技术转让费,以及各种各样的标准认证费和管理费,如:UL认证费、EMC认证费、HDMI认证费等等。因为技术标准也是他们制定的,你生产的电视机,光采用他们的技术还不行,还要符合他们制定的标准。

  美国政府早已向中国政府照会,2007年3月1日将开始对中国出口到美国的家电产品征收专利费。因此,ATSC组织恰好此时要到中国来的目的,就是要赶在2007年3月1日之前,先要向中国的HDTV电视机生产企业打招呼,您愿不愿意给我交专利费?如果不愿意,你的企业将被列为黑名单,你的产品就别想进入美国;如果您愿意交,当然得先向我ATSC组织先交,我是近水楼台先得月。

  因此,中国的HDTV电视机生产企业如果产品要出口,与国外企业打官司是不可避免的,现在很多中国的家电企业都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其实打专利官司并不是一件可怕的事情,打专利官司也可以看成是,正在开始做一笔大生意买卖,双方都是先进行心理战,谁都想从对方得到最大利益,如果最后双方打个平手,这是最理想的结果。并且打专利官司一般都不只是两个公司参加,官司打到最后,可能会牵涉到非常多的公司一起来陪坐。因为,你也可以反告他歧视罪,把其他公司同时也告上法庭。那么,大家坐在一起喝喝茶,还还价,聊聊天,何乐不为。

  例如,中国的某家电企业出口产品到美国,如果这个企业被某个专利权人起诉要交专利费,那么中国的其他同样家电出口企业,以及其他国家同样的家电出口企业,也同样被起诉要交专利费,并且所有的企业收费标准必须一样,如果收费不一样,你就可以反告他歧视罪。既然大家收费都一样,那还有什么吃亏,交费还不就像自己拿钱到银行存款一样,并且所交的专利费最后还是要转嫁到美国的消费者身上。不过,如果被收费的某一方自己手中有专利,并且自己手中的专利可以互相交换,那结果,可能又是另一番风采。

  例如,日本和南韩也有很多生产数字电视机的企业,他们在美国也都申请了很多专利,因此,他们之间可以互相进行交叉授权,少交专利费,或不用交专利费;而中国的数字电视产品,如要出口美国,不但要向美国的专利权人交费,还要向日本和南韩的专利权人交专利费。所以,我们的竞争对手主要的还是,如日本、南韩等在美国拥有专利的产品出口商。

  尽管我们在专利技术方面起步比较晚,在技术强国面前我们是弱国,中国公司在外国知名公司面前还相当于一个小孩,但小孩最终总会长成大人,因此,中国的公司最终还是要通过专利诉讼来实现自己的国际化发展。一方面,中国公司可以通过专利诉讼,提高对国内外知识产权保护体制的认识,提高自身对相关产品的技术发展和技术壁垒的认识,由此指导和规范自身的技术开发行为,在尊重别人知识产权的基础上进行自己的技术开发,不要重复别人的劳动;另一方面,中国公司也可通过专利诉讼来提高自身国际化发展战略的制定,对自身的发明进行合理的专利部署,以法律的武器来保护和推进自身的国际化发展。

  2007年3月1日,美国将会实施对中国出口产品收专利费的301和337条款,这是好事也是坏事。好事:可以抑制国内一些电视生产厂商不讲技术进步,产品粗制滥造;实施专利收费以后,会迫使这些电视生产厂商注重技术和尊重技术,使他们知道专利技术也是一种财富,促进技术可以转换成财富制度的建立;同时更容易优胜劣汰,有利于节省资源。坏事:将有一大批不注重技术、或品牌的公司会纷纷倒闭。

  如果自己不重视专利发明,有些小公司,你想买专利,别人不一定愿意卖给你。有时候,一些有实力的公司,可能一次性就把别人的专利权独家买断,别人就无法再买。例如SONY公司在70年代就曾经把美国的半导体收音机技术独家买断,松下公司也曾在70年代把美国的彩电技术独家买断。因此,SONY公司和松下公司之所以在六、七十年代技术发展这么快,完全归功于他们当时对技术引进的重视。

  中国2006年的电视机总产量又一次破了历史记录,达到了8900多万台。在全世界范围内,电视机的市场是最稳定的,每年总销量大约为1.4亿台。中国的电视机市场,每年消费电视机最多只有4000多万台,如果中国的电视机不出口,超过4000多万台的电视机就会积压或变成垃圾,有一半以上的电视机厂将要亏本或无法再生存。

  中国的电视机出口,一般大电视机厂的产品大部分都是出口美国和欧洲,而小电视机厂的产品出口东南亚和中东地区为多。因为,出口美国和欧洲的电视产品技术标准相对要求比较高,标准认定费用也很高,小电视厂一般经受不起这些折磨。另外,由于欧洲对环境保护条件相对要求很高,所以,中国出口到欧洲的电视机,大部分都是LCD电视,并且以30寸以下的LCD电视为主,而30寸以上的LCD电视市场大部分都被国外知名厂商占领。

  目前,在中国生产的大部分电视机还是CRT电视机,这种CRT电视机的技术已经越来越标准化,产业链也相当成熟,对于中国的大部分电视机生产商来说,基本谈不上什么独家专有技术,因此,中国的电视生产商与国外电视生产商相比,要占绝对优势,因为中国的劳动力比较便宜。但现在也有很多外商在中国境内开办电视机生产厂,所以他们在品牌上还是比中国电视厂商略占优势。但随着数字电视技术的不断发展,特别是平板显示器出现,电视机更新换代的技术越来越明显,而这些新的平板显示器技术,90%都掌握在外国人手中,中国原来劳动力便宜的优势很快就不复存在。

  2007年3月1日以后,由于部分出口产品出口受阻,很多出口产品要变成出口转内销,国内电视机市场竞争将异常惨烈。目前中国对美国的出口顺差已经超过1万多亿美元,美国政府不会再让中国的出口顺差继续飞速增长,他会通过各种手段限制中国的产品出口,除非,中国再向他们购买一万多架波音飞机。而在1万多亿美元的顺差之中,家电产品和纺织品都是大头,纺织品一般没有专利限制,只能通过出口配额来限制,而家电产品将会受到配额和专利技术标准双重管制。

  因此,未来几年,如果失去了出口美国这个大市场,中国的家电行业将会出现互相残杀的场面,生存环境也将越来越艰难,估计将有50%以上的电视机生产企业或与电视机技术相关的企业,要转型或倒闭。例如:与CRT电视机相关的企业日子将很难过,参与LCD电视机竞争的企业,如果进不了国内前5名,也将会被淘汰。因为,TFT-LCD平板电视取代CRT电视的迹象已经非常明显,但由于组建液晶面板生产厂的投资非常巨大,加上高清数字电视发展缓慢,收看普通电视节目CRT电视机相对还有很大的优势,因此,参与TFT-LCD平板电视竞争的企业,现在还没有一个能赚到钱。

  HDTV高清数字电视的诞生,给平板电视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所以,自2000年以来,在世界范围内,著名的TFT-LCD厂商在TFT-LCD平板电视方面的投资已经超过了3000多亿美元,随着HDTV高清数字电视泡沫的不断膨胀,众多TFT-LCD电子企业投向TFT-LCD平板电视方面的资金也在不断增加,使TFT-LCD平板电视的火焰不断升温。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是一种实力较劲的竞争,但这种竞争比用枪炮摧毁人类无数生命和物质财富的行为要文明许多。

  据初步统计,单中国的京东方和上海广电两个企业在TFT-LCD液晶面板生产线上就已经投入将近100亿美元,虽然一直在亏损,但继续投资的热情一点没有减少;深圳国投公司紧跟其后,于2006年也宣布,未来3年,深圳市在TFT-LCD方面投资总额将超过1000亿元,每年创造产值将超过3000亿元。这种勇士精神的确十分可敬又可嘉。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不计成本的竞争也是一种浪费资源的竞赛,但这种竞赛只有在中国才会发生。因为目前中国的法律制度不但严重缺失,并且执法不严。在中国,竞争和浪费是不可避免的,竞争和浪费越严重,中国的GDP增长数字就会越大,政府官员也就越高兴,他们脸上也越光彩,何况,这种浪费资源的竞争还可以解决很多人的就业。

  不管中国的电视机市场将来变得多么烂,位于国内前三名的电视机生产商还是能够赚到钱的,因为上游产业链的命运基本掌握在他们的手里,要亏首先亏上游企业。因此,中国很多生产的电视机企业,只要排位能进入前三名,不管采取什么手段,烧钱再多也在所不惜,何况烧的全是股民的钱,国家的钱。

  由于世界上,国与国之间的边界越来越变得模糊不清。初步估计,目前在欧美国家长久居住的华人(包括其家属)已经超过500万人,在东亚国家长久居住的华人(包括其家属)也超过400万人,还有超过300万以上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华人流动人口,其中还不包括台湾地区。因此,21世纪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已经不是军事实力的竞争,而是人才的竞争。谁爱护人才,谁就获得科学技术;谁重视科学技术,谁就可以得到人才。我们现在没有成为技术强国,不要埋怨上帝不公平,不要认为上帝只给了别人优惠,上帝的眼睛一直看着我们,只要我们尊重人才,尊重科学技术,重视技术发明,不断提高国民的专利保护意识,用不了30年,中国的强国梦一定会实现。

  陶显芳        2007-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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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显芳:为什么大学毕业生工作难找

  近日,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龙永图先生做客深圳电视台,与观众面对面,解答观众提出目前大学生找工作难的问题,龙先生提出了三个观点:1、当今的大学生心理脆弱,适应社会能力低,已经不能被认为是"精英阶层";2、教育孩子要从教育家长开始;3、工作一定要快乐。龙先生还谈到,目前大学生就业困难的局面主要来自于结构性的失衡。

  我看后总觉得有点可笑。龙先生把大学毕业生找工作难的原因归咎于现在大学生的心理素质差,适应社会能力低,和结构性失衡等原因,这是不是良医也开错了药方。

  我认为,龙永图先生作为一个资深经济问题专家,他应该知道,中国的经济总量每年都在以两位数的速率高速增长,但为什么中国的大学毕业生反而感到工作越来越难找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是因为我国大学生的心理素质差吗?抑或是结构性失衡,才造成大学毕业生工作难找。我看,都不是!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大学毕业生今天这么难找工作呢?我看只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政府的税赋太重,另一个是中国的房地产泡沫暴涨得太快。这两个原因就像两座大山一样,压得企业步履艰难,使企业生存的空间变得越来越小;同时也扑灭了很多投资者创办企业的热情,人们宁愿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存在银行中的17万亿元存款不断地被贬值,也不敢贸然拿出来进行投资创业。

  十几年来,中国的GDP虽然每年都以12%以上的速率在高速增长,但中国的税收比GDP增长速度更快,每年都以20%以上的速率高速增长,远远高于GDP的增长率;以及房价每年也以12%以上速率在增长,这两个原因,正在不断地压缩企业的生存空间,同时也使大学毕业生找工作越来越困难。

  根据媒体报道,2006年全国税收收入,不包括关税、契税和耕地占用税,一共完成了37636亿元,首次超过了日本(3.2万亿元人民币);2007年上半年,全国税收收入(不包括关税、耕地占用税和契税,未扣减出口退税)持续保持稳定增长,累计完成24947亿元,比上年同期增收5615亿元,增长29%。

  目前,中国的GDP还没有达到日本GDP的二分之一,而税收却超过了日本,这种情况也算正常吗?但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发言人的说法,中国的税率与其它国家相比还是比较低的,只有24%.我们不知道这些数据是怎么计算出来的,因为,直接以税收总数与GDP总值相比的结果是18.8%.我认为,中国的税务局领导也不会傻到这个地步,直接按GDP总值来对企业进行收税。

  我们可以怀疑,24% 的税率并不是统计出来的,而是根据官方意志制定的。理由是,以前中国的税收全部都是先交中央,然后再由地方打报告,申请投资项目金额,通过拨款的方式返回一部分给地方;这种做法会影响地方收税的积极性,因此,1994年中央进行了税制改革,决定给地方政府让利,把税收分成国税和地税两个部份,国税为17%,地税收由地方自己定,但不能超过国税的二分之一,因此24% 这个数字就诞生了,即地税为7%.

  另外,根据中央党校周天勇的计算,目前中国的税率不是24%,而应该是31%,因为,24%还没有包括社保以及其它多种收费。这两个结果,我也不相信,因为中国GDP总量统计结果,从来就没有一次是可信的。

  根据前两天的新闻报道,中国的人均GDP正好达到了2000美金,即中国的GDP总量已经达到20万亿元人民币。对于我国的GDP总量是否已经达到20万亿元,这个数字是真是假,我们可以从24%、12%、37636亿元和20万亿元这4个关联数字中找出答案。如果前面3个数字是真的,最后一个数字就是假的;如果最后一个是真的,前面一个数字就是假的。

  但我们相信37636亿元(06年税收收入)和24947亿元(07上半年税收收入)都是真的,因为它们都是真金白银。

  因此,很多人都对统计结果产生怀疑,因为经济天天在增长,但老百姓的工资为什么没有增长,生活水平反而在不断下降。但中国的老百姓并没有感觉到2000美金的生活与1000美金的生活到底有多大的区别。

  我们不妨举个例子来计算一下,中国企业的实际赋税率是多少。不过用这种简单计算方法计算出来的结果不要与中国政府相关部门的数据对应,因为内容的定义不一样。

  假设某企业创收的毛利率(税前利润)为30%,即:每增值100元就有30元的毛利,那么,这30元钱之中应该包括国税的17%和地税的33%;那么,扣除国税17元后,还剩13元;13元之中还需再扣除地税33%,即4.29元;最后剩下8.71元。这样企业每增值100元就要交税21.29元,自己最后获利为8.71元;由此可以求得企业缴税的税率是71%,而企业税后利润的利率只有29%,即企业每挣到毛利100元,则需交给政府71元,自己盈利29元。实际上,目前中国大多数企业的获利水平还很难达到30%(毛利)。

  另外,盈利29%还不是企业的投资回报率,因为,企业投资的总成本并不是100元,而是远远高于100元。假设某企业生产某产品,购买材料的成本为100元,然后制成产品卖200元,这样,增值正好为100元,那么,根据上面计算的结果,企业的总投资应该是170元,即200元之中有30元是毛利。由此可求得这个企业的投资回报率是5.1%,即:企业每投资100元,可赢利5.1元,而政府却可增收12.52元。

  上面举的这个例子,对于目前中国大多数企业来说,已经是非常良好的情况了。一般的加工企业根本就没有这么好的赢利水平。下面,我们再举一个彩电加工企业的经营情况作为例子来参考,一看就会明白。

  目前,一台普通21寸CRT彩电的价格大约是580~590元,而出厂价大约为550~560元。其中CRT显像管的价格为220~230元,其它电子元器件的总价格为250~270元,机壳的材料费约为20元,还有包装箱说明书约10元,几项合计总共为500~530元。由此可以算出,对于一个彩电加工企业,生产一台普通21寸CRT彩电,增值还不到40元,其中还要包括:厂房租金,设备折旧,模具费,人工、水电费,以及税收,等等。光税收就占去了增值部份的一大半,一般毛利只有14~20%.

  我们知道,如果毛利低过17%,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