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冠峰:宽容看待对北京奥运的不同声音

　　自从中国申办奥运会以来，国际上抵制 北京奥运的声音就从来没有停息过。随着北京奥运会的临近，某些抵制 北京奥运的势力也变得更加活跃。

　　在抵制 北京奥运的各种声音中，不外乎内外两方面：一是国际方面，而是国内方面。在国际方面，有拿缅甸问题说事的，有借苏丹人 权问题发难的，在国内方面，一是集中在对中国国内人权状况的不满上：比如政府对待持不同 政见者的态度问题，言论 自由问题；二是台湾问题、西 藏问题。

　　对于这些问题，在外交部例行的记者招待会里发言人都有正面的回音和侧面的敲击。

　　远的不谈，就说最近这一次吧，据2008年2月14日的环球时报报道，好莱坞导演电影制片人史蒂夫·斯皮尔伯格（见图）公开宣布，由于中国在对待苏丹问题上的态度，他将放弃08年奥运会开闭幕式艺术顾问身份。部分诺贝尔奖得主及奥运选手于周二（2月12日）发表公开信对中国施压，希望中国出面结束苏丹的暴力冲突现状。据联合国估计，自2003苏丹内战爆发年以来，战争，饥荒和疾病已使近20万人死亡。而中国作为苏丹的主要贸易伙伴，她与苏丹政府之间的密切联系已成为国际力量促使苏丹政府减轻危机的一个关键。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十四日表示，将达尔富尔问题与奥运挂钩，无助于达尔富尔问题的解决，也有违体育非政治化的奥林匹克精神。

　　对于斯皮尔伯格决定辞去奥运职务，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主席罗格表示尊重。不过，他也表示：国际奥委会与他的决定无关。他离开了，这是他的决定。他确实为开幕典礼带来许多创意，但他的缺席无损于奥运的本质。他说，不应由国际奥委会这个组织来扮演政治角色，对于导演斯皮尔伯格决定辞去北京奥运艺术顾问一职，他坦言并不在意。罗格在采访中说，他不担心北京奥运遭到抵制，并且认为不应由国际奥委会"解决全球问题"。他说："我不担心抵制，因为政治人物都知道，抵制只会让采取抵制措施的人受到惩罚。"

　　作为一名普通的老百姓，对于包括斯皮尔伯格在内的各界名人和各种势力对北京奥运会的抵制有着自己的理解。

　　首先，国际社会上对北京奥运会的抵制属于一种正常现象，它反映了多元化世界中各种思想的摩擦和碰撞，不值得"严重关切"。我们中国人习惯了从上到下"一个声音"，无论什么事情都应该保持"高度一致"，如果胆敢和政府唱反调，是不可思议和不可饶恕的。

　　一种思想，一个声音，一个主义对我们的影响太重了，以至于有外国势力对我们"说三道四"的时候，我们也难以容忍。其实，这个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声音，有各种各样的思想，有各种各样的主义，我们要学会容忍，要懂得并理解差异。不要说外国人反对我们，即便他们对于自己的政府，也是隔三差五的就要抗议示 威的，君不见，有多少外国首脑，常常是电视节目中调侃的对象和臭鸡蛋西红柿攻击的靶子。

　　我们要和国际接轨，首先就要学会包容，学会坦然地面对各种指责和非议，千万不能一触即发，看见别人的批评就一蹦三尺高。

　　其次，政治无处不在，体育非政治化的奥林匹克精神只是一种美好的向往。尽管国际奥委会一贯声称不是政治组织，反对政治介入，但是奥运会从未和政治脱钩。仅举三例：1956年墨尔本奥运会：英、法出兵苏伊士运河造成埃及、伊拉克和黎巴嫩抵制，而前苏联出兵匈牙利导致瑞士、西班牙和荷兰拒绝跨进当时奥运会大门。于1968年10月12日至27日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举行第19届夏季奥运会：本来国际奥委会决定，允许南非参加本届奥运会，但非洲最高体育理事会声明，如果让南非参加，非洲国家将进行抵制。国际奥委会临时进行通信表决，根据大多数国际奥委会委员的意见，取消了南非的参赛资格。1980年7月19日至8月3日举行的莫斯科奥运会：因苏军入侵阿富汗，导致国际奥委会承认的147个国家和地区中，有2/5的参赛国公开抵制和拒绝参加。结果，仅有81个国家和地区参加了本届奥运会。有16个队在入场式上没有打本国国旗，以奥林匹克五环旗替代；有10个队只有旗手一人，运动员没有出场。美国、日本、西德、加拿大、澳大利亚、中国等国坚决执行抵制政策，没有参加本届奥运会。

　　第三，各种势力对北京奥运会的抵制，从一个侧面看出中国的影响力日益增强，中国在世界上的分量也越来越重，因此，中国在国际上各种势力的眼中也是红得发烫。一方面，中国在世界经济舞台上的地位不容小视，尽管国内问题多多，但经济连续多年以两位数的增长速度发展已是不争的事实，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之一。另一方面，中国在国际政治中的影响也值得关注，尤其是在非洲和东南亚地区。有些问题离开中国是无法得到圆满解决的，或者是要大费周折。比如苏丹问题，比如缅甸问题，比如朝鲜半岛问题，等等。试想，如果中国积贫积弱，是没有人这么高调关注的。

　　正是基于以上因素，我们应该正视国际上的抵制声音，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既要反映出一个正在发展中的大国的宽广胸襟，又要让世人看到见贤思齐有错就改的文明古国的若谷虚怀。

　　作者电子邮件： fanguanfeng01(at)yaho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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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西方能够在奥运会政治中赢得什么？

　　随着奥运会的临近，西方社会的奥运会政治也开始处于一个全面动员状态。从社会名人到国会议员到政府部长们都好像做好了要对中国施加全面压力的准备。

　　在这个政治舞台上自然有动员者与被动员者。动员者主要有两部分人。一部分就是本来对中国就不那么友好的人士，另外一部分人则是衷心希望中国的进步尤其是政治上的进步但过于天真地认为可以利用奥运会来快速改变中国。而被动员的对象则可以说是涵盖西方社会的各个部门，只要有些名气，能够发挥一些社会影响力的人士都可以包括在内。

　　很遗憾的是西方各国参加这次运动会的运动员更是首当其冲。现在离奥运会不到半年的时间，在西方各国，奥运会精神看不到，但奥运会的政治味道已经非常浓厚。每天留意媒体报道的人会得到一个错觉，不知道今年的奥运会到底是一个体育盛会还是政治盛会？

　　奥运是改革开放难得机会

　　中国政府和社会各界都在为这个即将来临的体育盛会忙碌不停。对中国来说，申请到这次举办权并不容易，但要办好它更不容易。因此，各方面都在作最大的努力。

　　中国社会也希望通过这次盛会对国家各方面的进步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能够举办奥运会本身就表明中国已经达到了一定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和外在世界全面交往。奥运会是个难得的机会，推动国家和社会的再进一步开放，和世界的进一步整合。即使在政治上，中国也是希望通过这次难得的机会来塑造一个开放、透明和责任的形象。自去年以来，中国有关方面一直不断地出台相关的规定，努力向这些方面进步。

　　但所有这些似乎不能让西方满意。实际上，不管中国做什么，西方总会有人不满意。

　　尽管奥运会政治不可避免，但体育本身必须是主体。如果政治成了主体，那么奥运会的存在就没有什么必要了。奥运会在西方产生，也在西方发展，大多数西方人对这一点应当是清楚的。但是在西方的自以为代表着至高无上道德价值的人眼中，奥运会不再是体育，而是政治，或者说体育只是要达到他们想像中的政治目标的手段而已。

　　因此，他们毫不犹豫地把奥运会置于中国的民主人权当中，置于缅甸的军人政权当中，置于苏丹达尔富尔的人道危机当中。反正一切可以用来对中国施加压力的事情都可以和奥运会联系起来。

　　但是，这些人忘记了回答一个关键的问题，那就是，西方能够从奥运会政治中赢得什么？

　　如果作些理性的分析，实际上不难看出，即使在政治领域，西方要把奥运会政治化的势力只会失去很多，而不会得到他们所希望的任何政治价值。

　　中国在探寻务实外交路线

　　先说内政。不仅西方人希望中国的政治变革，中国本身也在寻求政治变革，只不过是中国的政治变革没有也不会朝着西方一些人所希望的方向和模式进行。

　　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和开放，中国的政治变革动力也越来越大。正因为如此，中国开始直视民主，要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寻找一条可行的政治民主化道路。

　　这么一个庞大的国家，如果没有其内部的动力，任何外在的压力都不足以促使其内部政治的变革。中国政治正在发生变化，但变化并不是由于西方的或者其它的外在压力，而是在回应内部社会经济的深刻变化。

　　奥运会能够促使中国的政治变化，那可能只是因为中国的社会经济已经发展到相当的水平，产生了政治变革的需求。

　　在外交方面，西方如果不断把奥运会政治化，最终必然成为输家。西方现在紧盯的问题是缅甸和苏丹达尔富尔。西方不断要求中国对这些国家施加压力，希望中国拿出西方的"勇气"来和这些国家打交道。

　　就是说，如果中国也学西方，对苏丹和缅甸动不动进行经济制裁，甚至军事武力的威胁，那么西方肯定一片叫好。在对中国的关系上，西方的最高理想一直是想用西方的价值改造中国。但正是在这一点上，西方的一些人犯了一个日后会后悔无穷的错误。

　　中国不想再去重复西方一而再、再而三对第三世界国家尤其是对西方不友好国家所实行的经济制裁和军事干预政策。历史证明这些干预已经破产，并且中国本身数次成为西方制裁的受害者。

　　正是因为这样，中国随着本身的快速崛起，正在努力寻求一条更为切实可行的新的外交路线。中国一直奉行"不干预政策"，但"不干预"并不是说中国毫无打算用更有效的方式来影响对方。

　　西方的失误在于动不动经济制裁或者军事干预，结果就把这些对象国家孤立起来。一旦当西方和这些国家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关系的时候，西方就失去了任何有效的途径来影响这些国家。

　　这样，西方和这些国家之间就陷入了一种恶性关系。因为没有有效的途径去影响这些国家，西方只能求助于外部经济制裁甚至军事干预，而无论是经济制裁还是军事干预都会激发这些国家对西方的仇视。

　　中国则不然。中国人讲"关系"。在外交领域也是这样。"关系"就是在自己和他国之间建立各种各样的连接点。用学理的术语就是创造一种相互依赖关系（当然也可以是依赖关系）。因为有不同的关联点，中国就可以对这些国家产生影响。

　　这是一种在双方互动过程中对对方产生的影响。在朝鲜问题上，在缅甸问题上，在达尔富尔问题上，中国都在努力发挥自己的影响力。

　　实际上，中国的努力已经产生了很显然的效果，尤其在朝鲜和缅甸问题上。这一点很多西方知情人士也是不得不承认的。中国之所以能够发挥作用是因为这些国家的确看到和感觉到中国在为这些国家的利益出发，而非出于自私。

　　发展中国家在反思西方民主

　　从更深一层意义上说，中国的内政外交实践已经逐渐促使被人们称之为"中国模式"的形成。尽管这种模式还处于形成过程中，但已经对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产生很大的影响。

　　在亚、非、拉发展中国家，二战后起来反对西方殖民统治的政治精英大多受的是西方教育。尽管他们争取独立，但他们所认同的是西方政治价值。因此，在独立后，他们也曾经努力建立西方式的民主自由政体。

　　另一方面，西方在二战后也在这些国家竭力推行西方式民主政体。但是，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这些国家又怎么样了呢？民主政治往往伴随着社会动荡和经济发展的低水平，在很多国家还要加上无止境的种族冲突。

　　在很多发展中国家政治精英们开始反思西方式民主的时候，西方对这些国家的关系也表现出极度的"虚伪性"。在冷战时代，西方国家为了和当时的苏联争夺国际空间，能够对发展中国家提供大量的经济援助。但是冷战一结束，西方的这种援助在西方内部就失去了合法性。

　　因此，在援助上要附加上很多西方的"软体价值"。而这些"软体价值"正是发展中国家所反思的。在这样的条件下，"中国模式"似乎对这些国家具有了莫大的吸引力。

　　在外交方面也是如此。近年来，中国的经济猛然走了出去。这不是经济学意义上的中国经济需求理论所能解释的。没有中国和这些国家在过去数十年培养起来的"关系"，中国经济的走出去不可能那么迅速和顺利。很多发展中国家对"中国模式"的青睐更推动了这些国家接受中国的"走出去"。

　　在奥运会问题上，西方一些人冷战式的思维在客观上只能促成发展中国家和中国的更进一步的接触、接近，甚至整合。

　　中国自邓小平以来实行"韬光养晦"的外交政策。尽管中国一直在努力和所有国家发展友好关系，但中国记住了邓小平"永不当头"的话。

　　中国并不想利用和发展中国家的具有实质性的友好关系来反对西方。但是，如果当整个西方开始和中国作对或者当中国感觉的一个敌对的西方的时候，这个局面很可能会发生变化。届时，西方又能做什么呢？

　　对西方一些势力把奥运会政治化的企图，中国的沉着应对并不困难。中国当然应该听取任何人包括西方国家的善意批评，努力把奥运会这个体育盛事办好。恶意言语甚至行为不可避免，但成为不了奥运会的主轴。在政治化乌云笼罩下，把奥运会这个体育盛事办好更能促成中国在国际社会软实力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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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人的海:按比例抓反面典型愚蠢可笑

　　在大连晚报A8版看到一篇题为《按比例抓反面典型岂止是荒唐简直是倒退》的报道，报道称："2月25日，长春市公安局召开2008年队伍建设工作会议。2008年长春市公安局党委确定为纪律作风建设年，狠抓各级民警纪律作风，长春市公安局1万余名民警，按照1%的比例来抓反面典型，即将有100名民警会进入学习班；成都市某县医院因反商业贿赂成绩不显著，无法对上交代，院领导竟下达上交红包指标，规定科室主任每人至少上交500元，普通医生每人也至少上交300元；为推销地产酒小糊涂仙，湖北汉川市竟然发出喝酒文件，要求各局各乡镇在内的105个单位，完成喝酒任务200万元。上级下达指标，靠指标布置工作，考核成绩，出现了许多笑话。"

　　我看了这篇报道，心情很沉重，透不过气来。其实该报道也没什么新意，笔者也在机关工作，对上述报道的现象已司空见惯，毫不为奇。只是对此不知说什么好，只想套用一句时下流行的话，中国某些机关及其官僚是史上最愚蠢最可笑的！难道不是吗？上述三例做法，我想三、四岁孩子也做得出来。可奇怪的是，它偏偏就是某些高级官僚拍脑袋瓜子拍出来的蠢主意，其做法愚蠢可笑至极。

　　试想一下，时下腐败横行，道德沦丧，社会不公等弊端为何总治理不好，这跟执政者施政方式不无关系。现执政党是靠运动起家的政党，对运动战独有情钟，运动战的传统已经融化在党的血液中。无论在战争时期，还是经济建设时期，即使在意识形态领域也都依靠运动方式。解放初期的三反、五反、反右；经济建设的大炼钢、大寨田以及后来的文化大革命等等都是搞运动；即使现在的反腐、整顿行风、树立正气仍然是在沿用运动方式，执政党对依法行政、依法办事似乎有种莫名的偏执，总喜欢通过人治大搞运动的方式解决一切问题。尽管现在嘴上喊依法行政、依法办事，实际上，还是在大搞运动。上述三个例子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为什么抓典型要按比例，这比例是谁定的，他根据什么定的？如果典型达不到比例或超过比例怎么办？为什么把2008年人为规定为什么什么年？难道2007年就不抓反面典型吗？难道07年没有反面典型，如果有还非得等08年抓吗？那么09年有反面典型又该怎么办？政治运动难道是执政党近年来挂在嘴上的科学发展观吗？其实没有那么复杂，反面典型什么时候有就依法什么时候抓未尝不可！在中国为何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不就是因为久经考验的运动员摸准了执政党的脉动，从而逃避惩治吗？在治理腐败、道德沦丧、社会不公方面不利，不都是运动战惹的祸吗？只要严格依法办事，什么问题都能迎刃而结。只要做到依法办事，长春市公安局党委就不用拍脑袋制定1%的比例；成都市某县医院领导就不用要求主任上交500元，普通医生上交300元商业贿赂金；湖北汉川市就不用颁发红头喝酒文件了。

　　但政府似乎总对搞运动情有独钟，对依法就能办事信心似乎总是不足，总是喜欢人治或者说习惯于人治，而不喜欢法治或者说不习惯于法治。

　　我国的政治体制以及执政理念的改革真的是任重而道远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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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寒冰:警惕理财产品和基金中的陷阱

　　最近，许多购买了银行理财产品的人大呼上当——许多理财产品亏损或零收益，有的理财产品亏损竟然达到70%.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想赎回，根据合同，还要缴纳3%的手续费，投资者简直像在被人用刀刮！

　　理财产品里面，陷阱重重，很多投资者感觉被骗了。

　　现在，很多银行在推销理财产品时，缺少对风险的足够提示，甚至对风险只字不提。他们给出的材料用的基本上都是专业金融术语，收益计算方法也非常复杂，除非专业人士，一般人根本看不懂，而在这个过程中，陷阱就出现了。

　　比如，有的理财产品，所挂钩的股票大部分都涨了，而且，涨得很厉害，但仅仅有一只股票跌了，在一般投资者看来，这种理财产品肯定会给自己带来很大收益。错！理财产品的设计绝非如此简单。倘若涨得最多的股票与涨得最少的股票有很大差距，你就可能是零收益甚至亏损！

　　问题在哪里呢？

　　举一个具体例子来说明吧。

　　以下是摘自2008年1月24日《财经时报》一篇报道的内容（原文）：

　　2007年12月24日，浦发银行发布了"汇理财2006年第九期F1和F2计划期末收益情况公告"，其中F2产品合约约定的收益计算方法（该计划的理财收益率＝最大值[16%－(最好的股票表现值－最差的股票表现值)，0%]）。最好的股票表现值－最差的股票表现值=98.87%，2006年第九期F2计划的到期收益率为0……

　　为什么收益是零呢？

　　周洛华先生做了专业分析，以下摘自2008年2月25日的《上海证券报》所做的分析（原文）：

　　浦发银行的理财产品大致情况是这样的：选择H股市场上4个有代表性的公司股票：中国石化、中银香港、招商银行、中国移动，计算其各自在一年内的涨跌幅度，然后套用公式：16％－（最高涨幅－最低涨幅），如果括号内的数值大于16％，购买该理财产品的客户就获得零收益；如果括号内的值为零，那么客户就可以获得最高收益率16％。其结果是：这四个股票中的涨幅最高的招商银行年涨幅约为90％，远远高于涨幅最低的中银香港年涨幅，导致括号内的值大于16％，客户收益为零。

　　我不知道各位看懂了没有。理财产品是由银行设计的，其产品自然会向银行自身利益倾斜。比如，有的理财产品是这样设计的：只有当理财产品所挂钩的几只股票全部上涨且涨幅一样时，你才能获得最大收益，否则，就可能是零收益或亏损！

　　曾有业内人士揭秘：银行理财产品并不是银行一家来操作，它的背后是一些投资信托公司或者是基金公司等理财团队。通过银行这一平台，资本方获得了巨额资金进行资本运作。根据双方的约定，银行只要完成了理财产品销售就可得到不菲的管理费。而根据客户和银行的协议，如果最终收益在基准收益内，银行仅收取固定管理费；如果收益率超过基准，银行按照一定比例提取浮动管理费。收益率越高，提成比例越高，有的银行提成比例高达40%.倘若理财亏损，根据理财产品中的"免责条款"，银行则平安无事，而由客户自认倒霉。

　　有的投资者在购买理财产品时，根本就没有看清相关合同。比如，理财产品零收益事件发生后，浦发银行有关工作人员就作了如下回应——以下是2008年1月22日《时代信报》的报道（原文）：

　　浦发银行理财产品零收益事件，源于近日在各大网站频频出现的热帖。发帖者称：2006年12月28日，其母以10万元购买了浦发银行F2计划（期限为1年）。当时银行介绍的预期收益率为0%-16%.但当到收益支付日（2007年12月28日）时，该产品的到期实际收益率却为零。该帖发出后，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有媒体报道称，在这场"风波"中，浦发银行某些分行网点为安慰投资者，以赠送代金券等方式对投资者进行了补偿。昨日，记者以投资者身份，就此事致电浦发银行重庆分行客户服务热线。一位工作人员表示……该款产品的合同上清楚地写明了其预期收益率为0%-16%，就说明其到期收益有可能为零。因此，投资者应自己对该产品的零收益负责。此前，浦发银行总行办公室公共关系总经理高峡，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赠送代金券等行为是浦发银行个别分行某些网点的行为，该款产品的合同上并没有补偿条款。

　　以上举出浦发银行的这种产品作例子，是因为浦发的这个理财产品媒体报道很多，公众非常关注，实际上，有些理财产品的设计比浦发的这种产品还复杂，浦发的这款产品虽然是零收益，至少没有亏损，遇到亏损的，投资者更是苦不堪言。

　　理财产品与基金等一样，许多都是挂钩于股票的，既然这样，倒不如直接投资于股票，何必经过这一个环节呢？所谓的理财专家，真的能帮助小投资者圆财富增长之梦吗？很难。

　　许多人倾向于购买基金，基金其实也是隔了一个环节的，比如股票型基金，等于你把钱给它，他们帮你买股票，问题在于，经过这个环节你是要付出代价的。其他不说，举个简单的例子，有些基金来回做短线狂炒，拿基民的钱不当钱，为什么呢？有些基金和券商本身就是一家的，它来回倒腾是要交手续费的，手续费出自投资者，而受益者却是券商！更有甚者，大搞老鼠仓，拿基民的钱为自己牟取私利！还有的拿基民的钱胡乱投资，把基民的血汗钱当炮灰、当工具！

　　由于监管缺位，这些基金凭什么为基民卖力？由于制度漏洞，这些银行在设计理财产品时，凭什么向投资者倾斜？

　　因为制度漏洞，当那些可怜的投资者交出手里的血汗钱时，当他们试图通过理财专家、投资专家帮助他们应对物价上涨的压力时，换来的却是失望，甚至被掠夺感。

　　因此，除了诅咒人的贪婪与自私，我们更应该推动制度的完善。

　　我知道写这类文章，对于一位在证券报工作的人士而言，意味着巨大的压力，但是，我觉得，必须把这些写出来，只有当一个个画皮被揭开，掠夺者才能有所收敛，才能换来公平与正义。

　　除了埋怨，我们还要不停地努力推动问题的解决，推动制度的完善。

　　写于2008年2月28日

　　关于股市行情，大家都比较关心，我一直坚持两会前股市盘升的观点，而4200点，也是有关部门的心理底线——最近的三次新基金获批两次都发生在股市破4200点时。最悲观的时候，往往蕴含着机会。在市场充满恐惧的时候，自己的心要更坚强。当然，也要提高警惕，保护好自己。（在这里补充一点：股市的方向给散户投资者带来的，不是模糊的就是相反的，应该以更长一点的时间来看股市方向，不能局限于某日的走势。在目前阶段，我认为砍仓是非常不明智的，相关数据已经非常清晰地显示出了接单者的动向——他们在行动。目前的震荡是打压散户承受力逼其因绝望交出筹码的最后博弈阶段。在这一阶段，浦发银行与中国平安都在继续再融资，只不过是打了折而已。这说明，各种势力的博弈仍在激烈进行，外资势力仍在制造恐慌收集筹码。但最悲观的日子正在慢慢过去……利益分析法也有一个逐渐完善的过程，过去主要看政府、散户投资者、强势主力之间的博弈，而对外资势力考虑太少。当初在股市接近6000点时，我强烈呼吁空仓，成为当时的一个另类，连续呼吁空仓了近一个月，就是因为前几个因素，而没有充分考虑QFII因素，如果考虑到QFII因素，就会更准确地计算出其下跌力度，将空仓一直保持到现在。这是我需要深刻反省的。通过这些，利益分析法在逐渐完善中，但是，我今后尽可能地少判断方向，这个大家自己判断吧。我更多的还是努力推动制度的完善，只有这样，才能保护散户投资者。作为利益民生推动者，一些散户投资者被套，我是心如刀割，如果这是行为的结果，如果不能帮助大家摆脱这一点，我不知道公益性写作还有什么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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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五常:经济决策的机制失误

　　跟进了中国的经济改革二十九年，我对北京推出的政策一般是欣赏的。久而久之，虽然对他们的决策机制没有深入认识，我对这机制有信心。没有谁可与成功争论，既然举世皆说中国奇迹，我们要接受这机制一定有过人之处，要问的是北京究竟做对了些什么。几年前我解通了中国的制度密码——那个从承包合约发展出来的地区竞争制度——惊为天意，对中国能持续增长的「顽固性」增加了信心。这个神奇的地区竞争制度是我为高斯写的《中国的经济制度》的主题，英文下笔，很长，是自己一快平生之作，几个月后会亲自翻为中文，到时分期发表吧。

　　不要误会，我不是说这些年北京的经济政策没有出错。但错有大小之分，也有执行与不执行之别。宏观调控往往令人摸不着头脑，货币政策不容易拿得准，而房地产政策有时令人啼笑皆非。可幸这些多多少少有过渡性。几天前邓小平先生谢世十一周年，我想到这个改革大师说过的一句话：「试一试，看一看。」是顶级的改革法门，但如此一来，大家对政策的阐释或大或小有个问号。当然，有些事项是有困难的，尤其是在教育与医疗这两方面，但主要是反映着旧制度改革得不好，变得公非公，私非私，还需要大手处理。

　　新劳动法是我知道的唯一的在经改过程中的政策大错。两年前开始策划，注意的人不多；去年六月二十九日通过，我听到，也听到有外资投诉，但没有重视。不知内容，也不知名目之中有「合同」两个字，误以为那又是「试一试，看一看」的投石问路。但当九月收到该法的全文时，我一看就差不多昏倒！当时正在写一系列关于人民币与通胀的文章，分思不下，到十一月才发表《新劳动法的困扰》。摸不准市场的反应，打算只写一篇。殊不知该文出现后，转载的网站无数，其中一个只一天的点击达二十三万。跟着关于市场反应的报道愈来愈多，广州某报把我打上封面，而我也跟进调查，得到新资料再写下去，最后把自己研究多年的合约分析有关的那部分，在这里细说一番。

　　在这过程中，从开始我就想着如下的一个学术难题：为什么新劳动法会在中国获得通过呢？绝对是大难题，我一直想到今天也不能肯定自己的答案。首先，我认为在经济的决策上，通过新劳动法的机制应该还是改革的传统，但像该新法那样，对市场有那么巨大杀伤力的，经改以来没有出现过。比外地的类同法例来得严重，但北京面对的局限很不一样，按逻辑推理通过该法的机会甚微。没有重要的压力团体需要招呼，没有政党或行业组织需要应付，而该新法也不能为官员们带来可观的贪污利益。可以想象某些人会因为权力的上升得到少许甜头，但地区的劳务部的反应是另一回事。在外边的世界，性质类同的法例，没有利益团体的压力是不可思议的。

　　前思后想，我认为新劳动法的推出与任何利益团体扯不上关系，而是在讯息上有困难，北京是给误导了。不一定对，但我想到有两方面的讯息误导，提出来给读者考虑吧。

　　第一方面，是北京不知道自二○○○起，低下阶层（包括农民）的收入出现了史无前例的急升——如果知道执到那么大的历史奇宝，他们断不会推出新劳动法。不容易知道：地区的实际人口与户籍人口不断地变动；月入一千六百以下不用报税，频频转工的一般不报；在设计新劳动法的当时，北京的统计数字不能否决贫富正在两极化的声浪，国内国外的指责差不多无日无之。只不过三年前，世界银行的报告说中国入世后农民的生活愈来愈苦。就是今天，某些外国的名牌评论大赞中国的新劳动法。假讯息满天飞，不难中计。

　　来得很悄然，彷佛《圣经》说的「在黑夜中出现的窃贼」。我是二○○三突然惊觉那美丽的「窃贼」的来临：中国农民的生活正在飙升！该年的春天起，一连十八个月，为了搞摄影，太太和我在国内的荒山野岭跑，而农民的生活情况是重要的猎物。这种现象的处理我是专家了。有两点。其一是对微小的现象观察，我历来敏感（可能是遗传的，因为儿子也这样）。选上经济学后当然专注于有关经济的观察了。其二，我掌握的经济学是很浅的那一套，容许我把多种不同的小观察很快地组合起来而砌成一幅图画。我对中国的农作早有认识，而中国的农民一般是有问必答的。从来不问他们的收入多少，只问这些那些琐事是从哪时开始的。

　　二○○三没有谁同意我对农民生活正在奇迹地急升的看法；二○○四严重民工荒开始出现；二○○六知情的朋友开始同意底层人家的生活改进得快；去年是二○○七，好些朋友认为我估计的每年百分之二十的升幅是低估了。左查询右查询，得到的结论，是神州大地的劳苦大众的收入激增，大约始于二○○○。该年通缩开始终结，也是该年农民开始把耕田的牛宰而烹之，转用机械。三年前北京取消农业税做得对。不取消此税，在农民大量外流的情况下，弃置了的农地不会立刻再被耕耘。雇用农工的急速发展救一救，而此雇也，促使农工的全年收入与工厂的低技工人打平，高于无技的，但农工一般不是全年工作的。

　　第二项讯息不足，是北京对市场的认识不够。这方面，多半源于西方经济学的误导。认识市场是不需要进大学的。今天大学教的是象牙塔内的市场，是一些假设的模型，是空中楼阁，当年我一边读一边骂。是的，就是今天的美国名校，不少大教授还相信地球上真的有不完善的市场。蠢到死！市场是权利交换的地方，其存在是为了减低交易费用，没有交易费用不可能有市场！前文提及，深入一点看，市场是没有什么劳动（或生产要素）市场与产品市场之分，但有重要的不同合约的安排之别，而这安排的选择也是为了减低交易费用。这样看，那所谓自由市场，是指合约的选择自由，不指其它。政府干预这自由，交易费用或多或少一定会提升。

　　中国奇迹、中国奇迹，举世皆云，但奇在哪里呢？我赌你猜不中。只两点重要的人类历史没有出现过，不可谓不奇。一、十三亿人口，一半以上是穷人，这些穷人二○○○年起出现了近于爆炸性的生活改进。二、九十年代后期，中国有百分之三的通缩，如果算进当时产品与服务质量的急速改进，通缩率应达双位数字。但那时增长保八，失业率徘徊于百分之四左右。这些把西方的宏观经济理论搞得尴尬万分的现象的主要解释，是当时市场的合约选择的自由度够高。如果当时有今天的新劳动法，只略为执行效果不堪设想矣！

　　试一试，看一看。我就是不明白，既然拥有天下独步的地区竞争制度，为什么北京不先在几个县把新劳动法推出，让这些县与其它县竞争，看看谁胜谁负呢？胜负的衡量当然是看哪一方能把穷人的生活改进得快。粗略地衡量，单是比较双方的增值税收升幅就知道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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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寒冰:再融资背后藏着多少猫腻

　　对比最近的股市走势，再融资其实成为打压股市的重磅炸弹，往往是一剑封喉。回首最近的种种反常现象，再融资对股市造成的重创，难道仅仅是意外效果吗？这背后隐藏着什么？

　　1.再融资"接力棒"刀刀见血

　　1月21日，多家媒体在首页重要位置刊登新闻：《中国平安或创A股史上最大再融资》。其中提到：在A股上市近一年后，中国平安再次开启融资"阀门"，拟公开增发不超过12亿股，同时拟发行分离交易可转债不超过412亿元。当时的收盘价测算，中国平安公开增发募集资金额将达到约1178亿元，再加上412亿分离债募资额度，其再融资规模将接近1600亿元。

　　沪指当即从5200点狂泻，一口气跌倒4195.75点，触及政策底线，2月1日，证监会批准两只创新型封闭式股票基金发行，A股大涨，2月4日，上证指数涨351.40点，创出历史最大上涨点数，重上4600点，股市人气重新恢复。

　　但是，2月20日，市场突然传出浦发银行再融资400亿元的传闻，引发恐慌性抛盘，股市再次大跌。2月22日，又有两只股票基金和两只债券基金获批，对低迷的股市可谓利好，但当天早上马上有大秦铁路再融资传闻发出，利好因素被化解，大秦铁路跌停，大盘猛跌。2月23日，中国联通再融资的传闻传出，联通跌停，沪指创下4182.77点最低点。市场人气几近崩溃。大秦铁路与中国联通先后辟谣。

　　再融资，围绕打压股市一个接一个展开，犹如在传递一个无形的接力棒，配合得可谓天衣无缝。倘若2月25日证监会不明确表态，这一接力棒恐怕会继续延续下去。而且，这一接力棒重点打压的思路非常清晰，"以小博大"，尽可能大地产生恐吓效果，压低股市，逼出散户投资者的筹码，让他们的绝望中亏损血汗钱。事实上，股市的恐慌性下跌也的确证明某些人的目的达到了。

　　2.谁提前走漏了再融资的消息

　　中国平安再融资给脆弱的市场带来了毁灭性打击。但是，随后，《理财周报》以翔实的数据证明，105家机构在暴跌前夜已经逃遁中国平安！据上证所授权发布的Topview数据显示：去年12月28日，超过330家机构持有中国平安约62.8%股权；今年1月3日，持股机构缩减为253家，持股比例下降至57.3%；1月11日，机构再次缩减为243家，持股比例下降至53%.在大跌前的最后一个交易日，1月18日，持股机构已缩减至225家，持股比例首次低于50%，仅有46.3%.而在这一过程中，散户手中的筹码却在逐步上升。

　　媒体推测，"似乎有些机构在中国平安发布再融资消息前半个月就得到了讯息"。中国平安股价从2007年10月24日149.28元的最高点，跌到1月29日的72.48元，跌去了一半多。在机构逃遁之时，散户接过筹码。

　　是什么让机构成了先知先觉者？如果机构与散户一样，在大跌开始时才得到消息，中国平安将面对什么？浦发银行也上演了类似的故事。在再融资传闻传出前，一些机构资金就已开始撤退——"这次浦发尚未发布增发公告，得到消息的基金经理就提前减持，以应对增发预期。"

　　离奇的是，在中国平安再融资引发股市大跌时，它像一只半个月没有吃到食物的恶狼，紧紧地咬着再融资计划不松口，客观上强化了利空效果。

　　2月21日，《第一财经日报》等媒体报道称： 由马明哲（中国平安董事长）带队，中国平安总精算师兼总经理助姚波、平安资产管理公司总经理万放等组成的团队，日前集中拜访上海多家基金公司相关负责人；另一队中国平安高管则前往北京拜访当地各大基金公司。出访主要目的是介绍中国平安战略构想、阐述寿险业务对于中国平安的重要性和初步解释"天量"再融资的用途。

　　这种高调"拜访"的必要性暂且不说，"拜访"同样发生在1月22日，两只股票基金和两只债券基金获批之时，与浦发银行再融资的传闻一样，进一步强化了利空效果，令投资者丧失信心。

　　3.再融资背后的外资身影

　　《货币战争》中描述的场景令人震惊，如果说它因为带有的民族情绪多少影响了人们的信任的话，那么，如果看了约翰·珀金斯根据自己写的《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你会发现，《货币战争》只不过是在展示真实的预言而已。

　　在中国平安再融资的消息公布后，人民网做了一个《谁的"中国"平安 1600亿元融资计划要干什么》的专题，其中提到：

　　2002年10月8日，汇丰集团（HSBC）以6亿美元（约人民币50亿元）认购平安股份，持股比例为10%.汇丰集团成为平安第二大股东。2004年6月平安上市后股权摊薄，汇丰又斥资12亿港元（以平安发行价10.33元）增持平安股权至9.9%、成为中国平安第一大股东。2005年6月，汇丰以81.04亿港元（每股13.2港币，较当日香港二级市场溢价9%）的价格，增持中国平安已发行股本9.91%，将汇丰持有的平安股份增加到19.9%.中国平安正式进入"汇丰时代"。现在汇丰更是已经持有中国平安48.18%的流通股份，稳居中国平安流通股东之首。

　　从中国平安数据中可以知道，十大股东中"汇丰保险控股有限公司"为第一大股东， "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为其第二大股东。在十大流通股中，位居前两名的仍是"汇丰保险控股有限公司"和"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

　　再看看浦发银行，花旗银行持有浦发银行4.20%股份，但是，根据浦发银行与花旗达成的《战略合作协议》、《战略合作第二补充协议》，花旗承诺将继续增持浦发银行股份至19.9%.有一个问题值得追问：如果股价下跌，对花旗增持股份是否更为有利？

　　事实上，尽管目前再融资消息很多，但大都仅停留在传闻层面，只有金额巨大的中国平安与浦发银行的再融资计划是得到确认的。在中国平安的再融资计划已经对股市人气造成重创的情况下，浦发银行选择这一时机（尽管是消息提前走漏所致）难道不显得诡异吗？因为必然会导致股市加速下跌。

　　实际上，这两家是最没有必要再融资的。有评论指出："光是中国平安一家所提出的再融资计划就达到1600亿元，而此前其发行A股筹资382亿元还未满一年，且原来的募资使用计划还未付诸实施。近日提出400亿再融资计划的浦发银行和平安一样也是刚刚发行60亿元的债券。"

　　4.谁在做空中国股市

　　关于这波股市的下跌，有几家媒体进行了调查。比如，《广州日报》的一篇报道指出：作为A股第一权重股中石油的最大空头，第四大权重股中国银行的最大空头，第五大权重股中国神华的最大空头，第十三大权重股大秦铁路的最大空头，T28335席位是近期不折不扣的最大空头。那么，谁是T28335？"T28335极有可能是中国平安人寿保险分红。"

　　在这波下跌中，先做空者是最大受益者，他们因此变得更加主动。一方面，他们是在相对高位出仓，赚取了很可观的差价。另一方面，为新资金建仓提供了契机。如果再因再融资而获利，可谓一举三得。

　　这还只是从中国市场而言，如果从国际资本市场层面来看，做空中国股市在国外，仍可以使一些人获取暴利，并且是更惊人的暴利——哪怕是在中国股市短暂虚亏，他们都可能获取暴利。这意味着，海外资金做空中国股市有了一个隐蔽但更重要的理由。

　　去年11月8日，全球首只通过做空中国股票市场来获利的ETF在美国证券交易所上市。2007年11月9日的英国《金融时报》是这样报道的："8日，全球首只通过做空中国股票市场来获利的ETF在美国证券交易所上市，这只以中国股票市场下跌获利的ETF，将双倍反向于新华富时中国25指数的日回报率。"另有评论指出："一旦这只抛空中国股市获利的ETF产品在美国挂牌，将会引来大量的巨鳄闻腥而来，尤其是已经通过QFII在中国A股投资的大行。"

　　这意味着，做空中国股市，能给海外资金带来比投资于股市更丰厚的回报——更何况，他们是最早通过抛售股票打压中国股市者，机会更好。同时，打压中国股市可以为他们低价建仓提供契机。

　　我们都知道一个消息，即QFII额度从100亿美元提高到300亿美元。这一消息最早出现在2007年5月23日（5月22日，第二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在华盛顿正式启幕，国务院副总理吴仪、美国财长保尔森等中美政府高官均出席这次会议），其中对"在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额度上升、适当放宽金融机构持股比例等领域"达成新的共识。而QFII新增额度的真正审批新闻是在2007年12月9日见报的，当时报道的时间为"日前"，内容是"已将合格的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投资中国国内资本市场的总限额提升至300亿美元"。如果这个日前是"一个月前"或"两个月前"，股指都是在接近6000点位置。这显然不是最佳建仓良机。

　　5.一个个奇妙的巧合

　　如果QFII新增额度的正式获批时间向前推一个月，那么，正好是在中国股市接近六千点高位时，同时，也正好是全球首只通过做空中国股票市场来获利的ETF在美国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时间。QFII需要中国股市下跌，以寻找最佳建仓良机。自此以后，中国股市开始步入漫长的调整阶段。我承认中国股市当时存在市盈率过高等问题。但是，从5·30大跌后一直到A股步入6000点，QFII有几个提到过泡沫问题？相反，在5·30以前，他们倒是拼命强调泡沫，"A股泡沫太大，沪指有可能在今后3个月内跌破3000点"："目前A股散户持股比例已达65%－70%，高出成熟市场一倍，这是一个再明白不过的见顶信号。"有的外方研究机构甚至露骨地呼吁政府干预——"应采取措施阻止泡沫的进一步形成。"这些来自自由市场的投资者，对行政力量频频招手，令人诧异。随后，印花税率提高，A股暴跌，QFII集体沉默。等到持仓结果公布，人们才发现，QFII实实在在地抄了一个大底。

　　政策市，被QFII利用了。

　　这次打压中国股市，最早是从对瑞银抛售中国石油的质疑开始。中国石油由于对指数的影响大（据统计，中国石油每下跌10%就将拖累上证指数下跌200点），正因为这一点，中国石油成为拖累股市下行的重要力量，如果从工具的角度来看，它何尝不是打压中国股市的利器？

　　QFII是更贪婪的逐利者，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不惜发布虚假的股指报告欺骗国内投资者，也不惜违反中国的法律。

　　因为境外股东违规买卖股份超过5%，短线炒作获益上亿元而没有公告，南宁糖业从2月21日起临时停牌。这是一起典型的外资股东违规事件。2月20日，南宁糖业披露的一则公告显示：南宁糖业的境外机构股东马丁居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MCIM）、马丁居里公司（MCI）于2007年8月分别买入公司股票716.8469万股及975.4179万股，分别占南宁糖业已发行股份总数的2.73％及3.71％。由于马丁居里有限公司（MCL）是MCIM和MCI的母公司（均为100%控股），MCL被视为持有南宁糖业5.90％的股权。MCIM、MCI于2008年1月4日至1月25日所卖出南宁糖业股份累计已达1453.5656万股，占上市公司股份总额的5.07％，并因此获利近亿元。

　　而这一短线炒作获利行为，多处涉嫌违规：在"控制该上市公司已发行的股份达到或者超过百分之五"的情况下，它未向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提交书面报告，也未通知该上市公司予以公告。并且涉嫌触犯我国《证券法》。根据该法规定："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百分之五以上的股东，将其持有的该公司的股票在买入后六个月内卖出，或者在卖出后六个月内又买入，由此所得收益归该公司所有，公司董事会应当收回其所得收益。"据此，南京糖业有充分理由和明确法律依据，向MCIM和MCI追讨其短线操作获得的违法收入。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南宁糖业是MCL在国内A股的唯一一单交易，MCL短线炒作的计划不可谓不缜密，如果说不是提前策划好的，这种巧合实在过于完美！离奇的是，有人竟然发出此事即使起诉也难以执行的论调。我国《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投资管理办法》第二十条明确规定："合格投资者的境内股票投资，应当遵守中国证监会规定的持股比例限制和国家其他有关规定。"如果QFII处罚中国法律而逍遥法外，法律的尊严何在？对国内投资者是否公平？

　　6.一边唱空一般做多

　　心口不一是外资的常见做法。当股市调整到4000多点，有某海外分析师指出：中国股市即使跌到2000点仍有泡沫。这种论调为何在6000点之前没有出现，反而在股市调整到如此位置密集发出呢？而大量的数据显示，在他高调唱空时候，他所供职的投行却在做多。

　　当中国平安再融资消息刊发之时，与美联储紧急降息75个基点的时间相差仅一天。倘若不考虑期限差异，仅以两国基准利率比较，中美基准利率倒挂0.64个百分点。如果以相同期限的市场利率衡量，中美利差已经倒挂近1个百分点。这意味着，国际热钱不仅受到升值收益的吸引，同时还将受到利差的吸引，"汇差"加"利差"所形成的叠加效应，将对国际热钱进入中国产生更诱人的吸引力。1月30日，美联储再度宣布降息50个基点，中美利差进一步扩大。

　　当然，热钱进入中国，看重的绝不仅仅是"汇差"、"利差"，而更流入中国的股市和楼市。这与当年日本的情况何其相似！一旦国际热钱打算进入，提前就会唱衰中国股市，炒作中国股市的风险性，以推动股市下跌，而一旦他们建仓完毕，又会借助其能够控制的权威的机构发布唱多信号，以吸引资金跟风，一旦获利足够丰富，达到他们的预期，他们就会悄然抽身而退，从而，产生助涨助跌效应，加大我国股市的波动。

　　日本股市在热钱推动下，1989年12月29日，日经平均指数达到其历史最高点38915点。但随着热钱获利退出，日本股市崩盘，到2003年4月，跌至7607.88点，1989年创下的高点时至今日仍可望而不可及。楼市同样如此。

　　问题在于，QFII为什么可以随意操纵话语权，甚至影响到相关决策？QFII的声音为何更容易受到有关部门和市场的追捧？

　　一切皆源于利益。瑞银亚洲矿业主管白仲义在其撰写的研究报告中，将中国神华H股的目标价从此前的35.15港元陡然提升至101港元所引发的风波，很久没有停息。外资报告被神化的光环，为何至今受到一些人的顶礼膜拜？

　　7.可怕的漏洞

　　有关中国平安再融资的投资，语焉不详，有人推测了几个版本。其中，有人怀疑将要收购的海外某公司与汇丰存在着联系。在次债危机蔓延的今天，我们必须对种种成本或风险转嫁行为保持警惕。防止恶意圈钱行为的肆虐——无论是外国公司来圈钱还是国内公司圈钱，都是广大投资者所不能容忍的。而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的再融资规定不规范，一些上市公司甚至在用途都没有说明的情况下，就张开了血盆大口。面对这种贪婪的欲望，难道不应该对制度的漏洞进行深刻反省吗？

　　在中投公司还没有正式成立的情况下，我国对黑石基金的投资即已经作出。这种不符合程序的做法，已经使30亿美元的投资亏损近半。中国没有为次债危机买单的义务。事实上，由于我们的大方，一些外国投资者从我国金融投资者获取的好处已经超过了其次债损失。

　　一位同行列举了一组数据：2006年，美国高盛集团、德国安联集团及美国运通公司出资37.8亿美元（折合人民币约295亿）入股工商银行，收购工行10％的股份，收购价格1.16元。上市后，按照2007年1月4日盘中价格6.77元计算，市值最高达到2755亿元，三家外资公司净赚2460亿元人民币，不到一年时间投资收益9.3倍，世界罕见；汇丰银行（汇丰）持股交行19.9%的股权，出资144.61亿元购买91.15亿股，每股为1.86元。交行2006年5月在香港上市，现在市价超过10港元，净赚近800多亿，07年国内A股发行上市又赚取500多亿，合计将近1400亿，10倍回报……

　　对比一下我们购买的美国次债产品，动辄数亿美元的损失，交易结果的反差难道不令我们心中隐隐作痛吗？

　　中国是一个穷国，许多人仍生活在贫困线下。1978年至2006年，中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数量从2.5亿下降到2148万，减少了2.28亿多人；农村绝对贫困发生率由30%下降到2.3%.但是，我国划分贫困人口的标准较低，是以人均年收入637元(月均53元人民币)计算的———2007年公布的标准是693元。2003年，温家宝总理坦言，目前的贫困人口标准是低水平的，如果提高200元，贫困人口总数就会上升到9000万。而国际上通用的贫困人口计算标准是人均每天收入低于一美元或者是两美元。即使按最低值一美元计算，综合考虑货币实际购买力的差异，我国农村的贫困人口也至少在1亿以上。

　　动辄数亿美元的损失，如果用到这些穷苦人身上，将给多少人带去脱贫的希望和生活的欢乐？

　　在崇洋媚外之风自上而下蔓延的今天，谈民族气节之类已经落伍，但是，无论任何一个国家，忽略国民的感受，对外国掠夺者提供便利都是非常危险的。

　　回到本文的主题，在 "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的庄严承诺发出后，就应该严格监管制度，规范市场，使投资者真正受益而不是产生被掠夺感。

　　于2008年2月26日凌晨

　　来源：时寒冰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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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宏良:铲除中国汉奸势力的时候到了

　　21世纪人类发展主要依靠海洋资源，在掏空中国陆上资源以后，美日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开始对中国海洋资源下手了，322入联公投就是肢解中国战略的第一步。在政治上，为给322入联公投创造一个适宜的国际环境，2月17日美国操纵科索沃单方面宣布独立，并率领西方国家立刻与之建交，为台湾独立树立了一个成功榜样。科索沃独立的狂欢场景，必然会强烈鼓舞台湾民众的独立情绪，保证入联公投的结果形成一边倒的绝对优势，在法理上宣告台湾独立。玩弄此类公投把戏本来就是美国的强项，所以在科索沃和台湾之间才衔接得如此巧妙。在军事上，为给322入联公投保驾护航，消除台湾民众对大陆军事力量的担心，美国把世界最强大的三艘海狼级攻击核潜艇全部调到太平洋地区，数百架包括F22、F35在内的世界最先进战机也在源源不断地向中国周边十大军事基地集中，其打击半径覆盖了中国大陆每一寸土地。与狼共舞的时代即将结束，东郭先生的悲剧开始上演，民族的厄运正在降临。30年来一直被灌输狼已吃草的中国人，马上就会明白，狼还是要吃肉的，只是这次要吃掉的不再是别人的肉，而是我们自己的肉。

　　从美国占领阿富汗到现在操纵科索沃独立，其矛头自始至终都是针对中国，阿富汗到科索沃只不过是狼在磨牙，肢解中国才是战略目的。如同美国总统布什最近坦白的那样："反恐就是反共，反共就是反华"，美国打着反恐的旗号，仅用一年时间，就在中国西部边境建立了四个军事基地，操纵了台独、藏独、疆独三大分裂势力，在用军事力量支持台独的同时，在政治上积极支持藏独和疆独两大分裂势力，去年美国把代表最高荣誉的国会金质勋章授予达赖喇嘛，表彰其数十年来坚持藏独的不变立场，美国总统布什专门飞到捷克斯洛伐克会见疆独领袖热比亚，称赞热比亚是比"军队的武器和地下的石油更加珍贵的国家最大资源"。美国同时启动中国三大分裂势力，目的是要中国同时丧失东部海洋资源和西部陆地资源，完全变成美国及西方发达国家的加工厂和垃圾场。可以说中国已被逼到了彻底解体的历史边缘，已到了退无可退的最后绝境，即便想继续韬光养晦做缩头乌龟也已经没有了任何余地。所以，中国应该在科索沃问题上勇敢接招，坚决打出"秉持公道，伸张正义"的国际大旗，与俄罗斯一起并肩作战，向整个世界展示中国捍卫国家统一的决绝精神，在政治上大打出手，恶化西方环境，加剧西方金融危机，彻底打乱世界一体化进程中的强国规则，变被动为主动，推动整个世界反思和批判正在把人类带入死路的西方殖民主义文化和殖民主义生活方式。这样做的优点就近期而言，可以一次性彻底解决台独问题，就长远来讲，可以推动东西方文化的历史转换，实现人类命运的根本转变。科索沃的机会就在于，既然在科索沃问题上我们都敢和西方闹翻，在事关民族生死存亡的台湾问题上，我们更不可能后退半步；并且在遥远的科索沃问题上，我们都能够让西方付出巨大代价，那么在台湾问题上我们会让对方付出更大代价。中美之间数十年恩怨情仇的历史不断证明着一个道理，在利益问题上美国始终是清醒的，狼可以毫无顾忌地去吃羊，却很少毫无顾忌地去吃大象，更不可能毫无顾忌地去吃老虎。台湾问题对中华民族来讲是生死问题，对美国来讲只是生意问题，既是生意就不会做亏本买卖，我们只需要借科索沃问题告诉对方就足够了。

　　然而让国人扼腕叹息的是，或许是上次美国导弹袭击中国大使馆留下了难以消除的恐怖阴影，中国居然在科索沃问题上抽身事外，扔下了战略伙伴俄罗斯孤军奋战，结果是一切都按照美国的导演在发展。本来科索沃对中国的影响要大于俄罗斯，俄罗斯只是不甘心到手的肥肉被美欧抢走，中国则是自己正在变成美欧瓜分的肥肉，所以应该比俄罗斯更加激烈反映才对，可惜中国却放弃了这一与俄罗斯联手对敌的绝佳机会。这是继阿富汗之后，中国第二次失去解决台湾问题的历史机会，并且是最后一次在境外较量的历史机会。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先后两次与美国较量都是在境外，并且正是通过第二次境外较量把美国陷在了越南，才逼迫美国签署上海公报，给我们送回了台湾。为什么选择境外较量？道理很简单，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较量，无论是朝鲜、越南、阿富汗还是科索沃，都比在自己家里较量划算，在自己家里较量，打破的都是自己的坛坛罐罐，只有在境外较量，才能保住自家的完整。可惜中国却一次又一次地再三放弃境外较量的机会，最终被对方逼退到家门里面，322入联公投，还剩下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中国如同一个被逼到房屋角落剥光衣服的妇女，已经到了退无可退躲无可躲的最后绝境，无论从任何一个角度来讲，322公投的灾难性影响都超过九一八事变，可是整个媒体不仅没有任何愤怒表示，却在欢天喜地准备着改革开放30周年的大庆狂欢，仿佛台湾和中国没有任何关系一样，两年前才通过的《反分裂法》，墨迹未干就有可能变成一张废纸，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啊，再次到了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什么叫台独？入联公投就是台独，从法理的角度讲，台湾的入联公投甚至比科索沃宣告独立走得更远，直接投票加入联合国！

　　怎么办？是以武拒独、完成统一，实现中华民族的世纪性崛起，还是像前苏联那样束手待毙、崩溃解体？两条选择，两个前途，两种命运！政府仍在保持沉默，民间形成两种声音。一是以乌有之乡等网站为代表的爱国主义力量，呼吁贯彻《反分裂法》，坚决维护国家统一；二是从中央党校的《××时报》到南方系报刊声嘶力竭发出的怪异声音：解放思想。事物的发展就是如此奇妙，那边喊要实行独立，这边就喊要解放思想，真不知是无意间的历史巧合，还是有意识的政治配合！毫无疑问，台独即武，是除极少数亲属财产已转移海外的买办汉奸之外，每一个大陆炎黄子孙的共同心声。但是，只要还有哪怕是万分之一的和平选择，我们就不能让包括2600万台湾同胞在内的13亿中国人民陷入战争，而目前唯一能够制止台独的最后万分之一的和平选择，就是杀鸡吓猴，镇压国内的汉奸势力，以此来显示中华民族敢于以死相拼的决绝精神和坚如钢铁的国家意志。这是避免用战争手段制止台独的最后机会，并且具有一石多鸟的重大历史转折作用。

　　首先，镇压国内汉奸势力，可以改变30年来我国在中美关系中的被动地位，彻底堵塞台独发展的国际空间。台湾问题说到底是中美关系问题，而台湾问题之所以成为中美关系问题，既不是李登辉、陈水扁等单方面造成的，也不是美国单方面造成的，其罪魁祸首还是大陆的汉奸势力。就在去年12月5日北京举行的中美建交28周年研讨会上，美国前总统卡特当众公布了他的日记，披露了一个让国人无比震惊的事实：推动台独势力发展的两大外部力量——对台销售武器和美国《与台湾关系法》，竟然是1979年有人背着党中央国务院与美国进行暗盘交易的结果，其性质完全属于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引清兵入关。自那时以来，台独分裂势力（包括藏独和疆独）和国内汉奸势力，就一直是美国刺向中华民族心窝的两把尖刀，当中共十七大再次打起"秉持公道，伸张正义"的外交大旗时，对中国复兴力量重新崛起的担心，促使美国开始动手肢解中国，策划台独入联公投，尖刀直取中国心脏。而在国内汉奸势力——台独分裂势力——美国军事威慑所组成的一系列连环剑中，国内汉奸势力是其剑锋的前缘，只要砸碎前缘的剑锋，刺向中国心脏的连环剑就会成为一堆废铁。美国在看着台湾的台独，台独在看着大陆的汉奸。对美国来说，台独是只鸡；对台独来说，大陆汉奸是只鸡；如果连鸡都不敢杀，猴子还有什么可怕的！当灾难的降临已经无可避免时，杀鸡往往是减轻灾难的最好方式，俄罗斯总统普京仅仅"杀"了霍多尔科夫斯基一只微不足道的小鸡，时至今日再没有任何人敢打俄罗斯石油的主意。镇压汉奸，永远是对分裂势力和敌对国家最有效的震慑方式，并且是避免大规模流血的最有效方式。

　　只要大陆的汉奸势力遭受到严厉镇压，台独立刻就会成为灾难的代名词，在台湾政坛上消失得干干净净。古往今来任何一个严厉镇压叛国者的国家都没有发生过分裂现象，分裂永远都只是国家意志衰弱的结果，前苏联就是一个最突出典型。虽然拥有能够反复毁灭地球数十次的强大核力量，但是在被西方政治文化的游戏规则瘫痪以后，一夜之间便分崩离析、彻底瓦解，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拥有世界最强大军事力量而不战自溃的国家。可见，国家意志是任何核武器都代替不了也摧毁不了的最强大力量。苏联解体后，我们才真正懂得了毛主席关于"原子弹是纸老虎"论断的深刻含义，原子弹既拯救不了一个国家，也毁灭不了一个国家，最终决定国家命运的永远都只是国家意志，丧失了国家意志的国家，原子弹再多也是一堆废铁，原子弹的真正威力，不在物理方面，而在国家意志方面。不怕鬼的人永远遇不到鬼，不怕战争的国家永远遇不到战争。国家意志是比任何核武器都强大千百倍的最强大武器。而目前能够以最小代价最大限度地展示国家意志的行为，就是在国内迅速掀起一场震撼世界的锄奸风暴，让国内外所有分裂势力闻风色变、心胆俱寒，如同19世纪美国那样，一场持续十多天的亚特兰大火，其后200年无人敢再谈分裂。掀起锄奸风暴的历史作用，不仅仅是遏止台独等一切分裂势力的发展，更重要的是以此为契机，重新调整中美关系，把30年来被颠倒了的原告和被告地位再次颠倒过来，彻底改变在全球一体化过程中美国强加给世界各国人民的强盗规则，让整个世界认清美国的国家恐怖主义政策必然会把人类推上毁灭道路，真正担负起"秉持公道，伸张正义"的大国责任，重新恢复新中国的大国形象和大国地位，让整个世界都知道，那个韬光养晦、永不出头、任人欺凌的瘪三式中国，已经再次一去不复返了。

　　至于统一台湾问题，在遏止住台独势力后可以先放一放，未来中美关系乃至整个世界关系的重新调整，都还需要台湾问题。美国在世界经济一体化过程中建立的世界殖民体系要打破，30年来美国在中美之间形成的殖民经济循环圈要打破，30年来美国强加在中国头上的各种不合理规则要打破，中国人民要和世界人民一道建立一个公平正义的世界，等等所有这些问题的解决都还需要暂时维持台湾现状。因为我们既要打破这些不合理规则，又必须要讲道理，做到有理有利，与世界各国人民一道逐步建立一个讲道理的世界，不能再象美国主导的世界那样只讲实力不讲道理，这个道理怎么讲？最好的办法就是用台湾来讲，拿台湾来说事儿。包括美国在内的整个西方世界都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既然是中国的一部分，你美国向中国一个省出售武器，和中国一个省单独订立条约，搞什么关系法，你就已经违背了最基本的国际关系准则，你所主导制订的所有规则也就失去了历史合法性，可以统统视为一张废纸，没有必要认真对待，更没有必要接受约束。而且，你能向我国境内一个省出售武器，我就能向世界任何地方包括向你美国境内出售武器，这个世界应该是讲道理的世界，国家之间应该具有平等的权利，要让美国懂得并接受这些道理，就需要有台湾问题，否则这些道理就无法讲，就难以做到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所谓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美国迟早会发现，台湾问题不仅不再是宰杀中国的一把尖刀，反而会变成套在自己脖子上的一条绞索，到它意识到要摆脱这条绞索的时候，就会象七十年代初那样，第二次主动登门再把台湾送回来。而就目前来讲，无论中美关系、中日关系，还是东南亚的情势，都还不到统一台湾的最佳时候，可以继续让美国为我们"站岗放哨"。

　　其次，镇压国内汉奸势力，可以调整决策结构，重建中国的鹰派集团，奠定与大国地位相适应的国家组织基础。大国要有大国的运势和威严，不能总是陷在别人制造的诸如独立、分裂等狗撕猫咬的纠纷里面，要摆脱别国制造的这类纠缠，就必须重建中国决策层的鹰派集团。回顾人类历史就会发现，中国是世界历史上唯一一个能够支撑数千年的泱泱大国，其中一个重要的组织因素，就是构成其决策层的始终是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两大派，用中国古代的话说，就是主战派和投降派，用现代西方的话说，就是鹰派和鸽派。什么时候鹰派占上风，中华民族就会拓疆辟土、辉煌鼎盛；相反，什么时候鹰派被消灭，中华民族就会惨遭灭顶、国破家亡。南宋亡于蒙古，大明亡于满清，特别是后来满清败于八国联军，都是鹰派被消灭的结果。当初满清20万人尽灭北方诸国，荡平天下，入主中原，不可谓不骁勇，综合国力更是远在八国之上，相对地位超过现在的美国，结果却是逢战必败，打不过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以至于西方任何一个不气眼的小国都敢来侵略中国。其中的直接因素，就是满朝文武中代表国家意志的主战派被消灭的干干净净，整个国家就一个投降派李鸿章在进行斡旋，给洋人的感觉如同入无人之境。再看共和国建立后的正面典型更是如此，在苏联进行核打击的威慑之下，毛泽东毅然决然清除了刘、林两个投降派，一声令下全国挖防空洞，摆出了与敌人誓死周旋的决战架势，才逼使苏联政治局最终放弃了已经作出的对中国进行核打击的决议。再看今天的美国同样如此，主导今天美国政坛的所谓新保守主义，就是具有强烈进攻意识和献身精神的一群理想主义和原教旨主义信徒，正是这些以世界为己任的极少数鹰派集团构成了美国强大的国家意志，这是比所有核武器和航母舰队更加强大的国家力量，美国之所以是美国，苏联之所以成为苏联，其根本区别就在这里。

　　美国自己更懂得这一点，可以说古往今来，没有任何国家比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和当今美国更加懂得国家意志的至关重要了，所以30年来美国才不惜血本地渗透操纵中国学术界，通过卓有成效的学者汉奸化、思想非毛化、历史妖魔化等手段，逐渐打掉了中国的文化自信和国家意志，并且又通过持续不断地清算所谓极左思潮，把具有民族主义、社会主义、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的鹰派人物从中国各个领域都清除得干干净净。可以说，纵观中国历史，当今中国是自秦始皇统一以来，理想主义鹰派人物被清除得最干净的时期，所以才出现了中国周边被包围，领土被占领，分裂势力猖獗，强加的不合理规则越来越多，特别让国人痛心的是，由于强加在中国头上的不合理规则越来越离奇，中国政府不得不主动要求对方国家帮助保密，而对方又反过来利用中国政府的弱点强加给中国更多的不合理规则，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离奇屈辱，即便晚清时期也没有把各种不合理条约列为头等国家机密。眼下的台湾就是一例，当初中美建交时美国突然提出要向台湾销售武器，向建交国家的一个省销售武器，这是历史上闻所未闻的屈辱条款，中国不仅全盘接受还反过来要求美国联手保密，不让中国老百姓知道，美国抓住中国弱点立刻就搞了一个《与台湾关系法》，把美国武力协防台湾的不合理规则强加在中国头上，从此台独势力一发而不可收拾。还有那个WTO，全世界任何国家的WTO条款都是公开的，可是中国入世已经7年了，至今也不见与美欧达成的条款内容。对本国百姓保密，已成为中国处理对外关系迫不得已、秘而不宣的一条基本原则。人们经常讲所谓弱国无外交，其实不是弱国无外交，而是弱官无外交，中国近代史上被西方国家随意蹂躏，不是当时国弱，而是当时官弱，官弱的根源在于是贪官；日本两次侵占中国，也不是日本国强，而是日本官强；刚刚诞生的共和国能够打败世界最强大的美国，更不是因为国强，同样也是官强。可以说，最终决定中国是成为强大国家还是成为肥大国家的最关键因素，就是中国能否重建国家的鹰派集团；如果能够形成鹰派集团，中国就会成为强大国家，甚至是历史上最为强大的国家；相反，如果不能形成鹰派集团，中国就只能再次成为任人宰割的肥大国家。

　　而形成中国鹰派集团的关键，就是铲除中国的汉奸集团，至少应该形成鹰派集团对汉奸集团制衡的局面。中国历朝历代都拥有平战两套班子，毛泽东则建立了平战两套体制，30年来毛泽东创建的备战体制已被摧毁，目前唯一能做到的就是重建一个敢战能战的鹰派集团，形成对内对外的强大威慑力。近60年共和国截然不同的前后历史证明，鹰派集团和尖端武器，是一个民族起飞的两只强大翅膀，一个没有鹰派集团的国家，如同一个没有男人的家庭，必然会遭受侮辱欺凌，而鹰派集团的形成，将会使所有对手立刻由进攻转为防御，不仅台湾会转为防御，日本、美国等都会转为防御，被人防御的国家才是最安全的国家。在此基础上，才能建立和谐的国际新秩序。

　　第三，通过镇压汉奸势力，重新激活中华民族的浩然正气，民族精神的复活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前提。中华民族之所以成为人类历史上唯一留存下来的古代大国，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就是东方文化蕴涵的那股充盈天地的浩然正气。中华民族最终取代肉欲主义、感官至上、丛林法则等西方文化，为人类社会注入的就是这股浩然正气。20世纪中期中华民族能够战胜亡国灭种的历史危机、重新屹立于世界东方依靠的也是这股浩然正气。

　　只是30年来文化和政治的双重绞杀，不断扼杀着支撑中华民族千年不倒的这股浩然之气，促使中华民族的精神正在走向死亡。30年来所谓对外开放的过程，就是一个用西方文化宰杀民族精神的过程。本来从共和国诞生那天起，甚至从中华民族诞生那天起，就无时无刻不在对外开放，为什么又会突然冒出一个对外开放的概念？很显然，这是一个宰杀民族精神和国家意志的特定概念。从70年代末的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化开始，中华民族便被逐步推入了越来越沉迷的催眠状态，先是反思文革10年，进而反思共和国30年，再进而反思到1840年，最终反思到中国统一2千年和文化发展5千年，反思的结果就是中国改革精英的集体代表作《河殇》的论断：中华民族是一个劣等民族！甚至后来更加扬言："西方历史是一部弃恶向善的历史，中国历史是一部弃善向恶的历史"，也就是说，中华民族不仅是一个劣等民族，还是一个邪恶民族。整个神州大地形成了疯狂的民族自我控诉运动，这是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民族自虐运动，一个接一个的学术明星和改革明星，踏着民族精神的尸骨不断擢升于中国文化的天空，所有成名的改革精英，几乎无一不是疯狂宰杀民族精神的文化刽子手。这完全是由改革开放的内在逻辑决定的。物欲泛滥是改革唯一的内在动力，要贯彻"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改革逻辑，就必须彻底推翻是非真假善恶美丑的东方伦理；要实现把中国纳入西方殖民经济体系的开放原则，就必须彻底打掉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这就注定了中华民族在精神上的在劫难逃。

　　如果说最初的改革设计者对民族精神的反思和否定还带有某种盲目性的话，那么后来由美元培养出来的改革参与者，则目标十分明确地要用西方国家的殖民文化来改造中华民族。这就是那些主流经济学家不去研究经济学，而用大量时间批判妖魔化义和团的原因所在。不仅仅是批判义和团，中国近代史上所有反抗外来侵略的斗争和革命，统统都在批判之列；而所有给中华民族带来深重灾难的侵略者，又统统都在歌颂之列。《人民日报》有个编辑写了一本歌颂日本兵大救星的专著，立刻成为国内主流报刊歌颂的偶像和日本跨国公司赞助的对象，部分有血性的中国人看不下去，去年两会期间便有部分委员提议要设置反汉奸言论法，结果马上成为国内主流报刊攻击的对象。如此一来，汉奸文化成为中国的主流文化，汉奸学者成为中国的明星学者。任何学者只要发表汉奸言论，账户上的金钱就会源源不断；任何报刊只要吹捧汉奸学者，广告收入就会源源不断。南方系报刊是中国最火爆的报刊，因为那里聚集着中华民族一大批汉奸。西方国家各种基金会的美元欧元日元大把大把地撒向中国，撒向中国各大政府研究机构、咨询机构和重要学术部门，形成了人类历史上最奇特的现象：在没有发生入侵者的本国境内，一个人只要反华就拥会有奢华生活；相反，如果爱国则只能接受清贫生活。左翼和爱国学者聚会，自行车、公交车，实在没办法才坐出租车；右翼和汉奸学者聚会，则是豪车美女、洋酒华宴、高官如朋、侍者如云，周游世界的请柬随手乱扔，各国的护照居留证塞满皮包。如此强烈的反差不是一天两天，也不是一年两年，而是10年，20年，30年地不断强化，最终形成了一种价值观：选择汉奸生活就意味着成功，意味着名誉，意味着地位，意味着豪宅名车，意味着奢华人生；相反，则意味着失败，意味着挫折，意味着屈辱，意味着无能，意味着亲人的感叹，意味着朋友的怜悯。所有这些，对于青年人特别是有才华的青年人来讲，很难跨越，所以才会有和平时期出现汉奸集团这一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反常现象。战争时期出现汉奸集团是侵略者支持的结果，和平时期出现汉奸集团是民族精神死亡的结果。

　　中国的精神已经死亡，精神已经死亡的民族是没有能力崛起的，不仅没有能力崛起，甚至没有能力维持现状。所有敌对国家和敌对势力几乎都看到了这一点，纷纷开始对中国动手，美国打着反恐旗号突然在中国西部边陲建立了四个军事基地，陆地布局完成后便策划台湾独立，阴谋肢解中国；就在台独日期逼近的同时，日本出手要霸占相当于中国大陆三分之一面积的辽阔海域，要把超过中国大陆资源总量的东海资源拿走，目前中日双方正在谈判，据说日方强占中国领土的态度十分强硬，根本不容中方辩解讨论，中国外交部就刚刚进行的第八轮中日战略对话透露的全部信息只有一句话："日方对中国３０年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就表示钦佩"，看来中国要保住这30年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就只能按照日本的要求割让领土和资源。如果东海资源被日本拿走，再接受台湾322入联公投，那中华民族就彻底丧失了21世纪的发展资源，剩下的就只有崩溃解体一条路了。中华民族到了必须再次实现精神复活的关键时刻，必须立刻从目前行尸走肉的糜烂状态中解脱出来，当前的民族危机也为民族精神复活创造了条件，危机危机，机遇总是蕴藏于危难之中，历史上中华民族每一次崛起的历史机遇也都是蕴藏于危难之中，小危机小崛起，大危机大崛起，目前是中华民族前所未有的最大危机，也必定会造就中华民族前所未有的伟大崛起。普京只不过抓了一个霍多尔科夫斯基，就找回了俄罗斯伟大的民族精神，开始了俄罗斯民族的再次崛起。如果我们掀起一场锄奸风暴，肯定会立刻振奋起整个社会同仇敌忾的伟大民族精神，尽扫数十年来的糜烂风气，形成惊天动地的伟大崛起，并将引领世界进入新的发展世纪。目前最需要的就是立刻出台一部《反汉奸法》，作为《反分裂法》的姊妹篇，从中央到地方建立各级锄奸委员会，做好迎接任何挑战的最坏打算，以此来争取度过危局的最好结果。古往今来，敢战的民族从来没有战争，畏战的民族也从未躲过战争。幻想以牺牲领土和资源的办法来换取所谓和平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将只能是带来更大的灾难。历史上日本两次侵略中国就是先例，每一次占领中国的欲望，都是被中国的畏惧退让刺激起来的，没有九一八事变把东三省拱手送给几百名日本兵，也就没有后来几千名日本兵发动七七事变，占领整个华北。中国这30年和平发展的战略机遇期是当初毛泽东率领中国人民打出来的，而不是靠卖国卖出来的，卖国永远卖不出和平，退让只能刺激对方更大的胃口，受害妇女让对方亲一口摸一把的退让不仅避免不了被强暴，反而会刺激起流氓更加疯狂的强暴欲望，只有不怕战争的民族才会享有和平，而畏惧战争的民族，将永远生活在战争的恐吓之中。

　　第四，改变西方国家强加给中国的殖民经济，为子孙后代保留一块发展空间，摧毁美元的"白条经济"。美国操纵台独，日本强占东海最惯用的手段，就是用经济问题恐吓中国，宣扬如果中国不丢掉台湾和东海就会断送经济发展，国内主流学者包括军内个别著名学者也都一齐叫喊：不能因小失大，不要因为台湾问题、东海问题而葬送改革开放的大好局面。那位曾经主持WTO谈判的主流经济学家在党校演讲中公开宣称"大家不要关心台湾问题，台湾不是中国的核心利益，中国的核心利益是与世界经济接轨""由于日本是一个大国又是一个邻国，所以对中国最重要的不是东海，最重要的是和日本友好"。由于占据舆论主导地位的这种汉奸文化影响越来越大，许多善良的人们也开始困惑保卫台湾保卫东海会不会带来灭顶之灾，所以在此有必要弄清楚两个问题：一是西方国家用来恐吓中国的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经济？二是一旦中美交恶会给双方带来什么样的经济影响？

　　先谈第一个问题，西方国家用来恐吓中国的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经济。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意识到，西方国家利用中国的改革开放，采用腐败手段，在中国建立了一个殖民经济，中美之间由美元旅游组成的贸易循环圈就是典型：大量中国廉价商品流向美国，推动美国物价越来越便宜，美国人民生活水平越来越高；而中国得到的只是一大堆美国印制的"白条"美元，即便这些白条也没有真正到手，而是用来购买美国国债和入股美国银行，一分不少地又送回了美国。由于美元汇入中国时每一块钱要增发七、八元人民币，由此引发了严重通货膨胀，仅2007年流入5千亿外汇增发的人民币就超过3万亿元，相当于全国工资总额的1．5倍，焉能不通货膨胀。可见，这种贸易循环的实质内容，就是中国的廉价资源源源不断地输入美国，而美国的通货膨胀源源不断地输入中国，中国老百姓除了承受通货膨胀压力之外，什么都没有得到。按照中外贸易利润分配比例20比1计算，中国积累这1万5千亿外汇，同时为西方国家贡献了30万亿美元，超过200万亿人民币的利润。贸易循环还是损失最小的循环，金融领域的资本循环损失更加可怕，仅一个平安保险公司被英国人拿走，就损失了上万亿市值（按最高股价计算）的财富。可以说，如果中国这些年的经济增长和资源耗费，都落实在中国人身上，13亿中国人民已经实现了共同富裕。可现在我们的人民仍然处于贫困之中，刚刚看到一篇报道，武汉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一名女大学生，就餐卡一年全部消费只有8．35元，完全依靠吃食堂剩菜剩饭度日，学校电脑显示，最大的单笔支出就是每周去水房打一壶0．15元的开水。文章未看完已经泪流满面，甚至忍不住哭出声来，一边是外国人上万亿上万亿的拿走中国财富，一边是我们的女大学生在食堂拣剩饭度日！虽说50年代的日本人也有过拣剩菜剩饭的纪录，但当时日本人的困苦是为自己积累，而我们大学生拣剩菜剩饭却是在为外国人积累！

　　就说这个已成为英资公司的中国平安，英国公司在美国次债危机中亏了钱，英国首相飞到中国来要补偿，中国平安立刻就要对中国股民融资1600亿去填窟窿。为了让那些昨天还是国企领导人的现任公司高管拼命为大英帝国圈钱，全部年薪都提高在千万元以上，这些仍然是黑头发黄皮肤的公司高管，对中国投资者越来越穷凶极恶，1600亿的圈钱计划，把中国股市砸了个稀里哗啦，整个股市爹哭娘叫、血肉飞溅，可是公司高管仍然声嘶力竭地对媒体宣布：融资计划绝不改变！可怜走投无路的中国人啊，无论走到哪里，都如同孙悟空一样始终跳不出殖民经济循环圈的佛掌，即便你成功考上大学，也仍然要吃剩菜剩饭！即便你成功发了财，也仍然要在股市上惨遭外资洗劫！一次圈钱就是1600亿！1600亿是个什么概念？2006年中央财政教育支出总额才538.33亿，现在一个外资公司一次性地就要拿走相当于3年的中央财政教育支出！中国经济完全变成了极少数中外权贵富豪分赃的对象，这种经济对中国老百姓还有什么意义！不仅对当前一代人没有意义，更可怕的是还会掏空我们子孙后代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资源！有人总是担心统一台湾会遭受西方经济制裁，其实如果真的发生制裁反倒是件好事情，正好给我们一个改变殖民经济的历史机会，建立起真正平等互利、人与自然友好相处的经济模式，至少能为子孙后代保留一点发展资源。

　　再谈第二个问题，一旦中美交恶、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经济制裁，会给双方带来什么样的经济影响？可以毫不夸张地肯定回答：一旦发生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经济制裁，西方发达国家首先是美国，将会立刻陷入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崩溃！俗语讲，30年河东30年河西，虚拟经济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变化，将使任何针对中国的经济制裁都只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九十年代以来，为了加速中国经济的殖民化发展，把中国牢牢钉死在世界产业链的低端，让中国永远成为发达国家的打工崽，西方发达国家纷纷把能耗大污染重附加值低的产业向中国转移，形成了中国实体经济迅速增大、西方国家虚拟经济迅速发展的经济格局。在和平时期，这种经济格局对中国是灾难性的，用跨国公司的话说，就是把利润、财富和资源统统拿走，把GDP增张的虚名和污染给中国留下。但是一旦发生制裁和冲突，情况就会完全颠倒过来，虚拟经济的财富完全是由心理预期决定的，一旦预期恶化立刻就会灰飞烟灭，此时只有实体经济才是真正的财富，特别是一旦发生战争，只有水泥钢铁等物质财富才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而股票债券期货期权等虚拟财富会立刻化成一缕青烟。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关系，就如同金元宝和窝窝头的关系，平时竞争虚拟经济占绝对优势，创造财富的绝大部分都会被它拿走，如同是拥有金元宝的富人，而实体经济完全是白干，如同怀揣窝窝头的穷人；可是一旦发生灾难和冲突，金元宝就没有了任何用途，此时能够救命的只有窝窝头，无论平时金元宝和窝窝头的价值相差几何，劫难后能够活下来的肯定是怀揣窝窝头的人，而怀揣金元宝的人必死无疑。所以对中国来讲，经济制裁并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目前这种风平浪静的大抽血，如果不发生任何事变地这样抽下去，中国很快就会枯竭衰亡。所以中国不应该害怕西方制裁，莫说是现在发生制裁的优势在中国一边，就是当初中国处于极端劣势的时候，我们都没有被西方的制裁和封锁吓住，当时毛泽东十分豪迈地宣告"封锁吧，封锁个十年八年，中国就什么都有了！"后来的历史事实完全演绎了毛泽东的豪迈论断：我们的确什么都有了。如果再次发生对中国的经济制裁，就不仅仅是中国什么都有了的问题，而是整个中西方关系都会彻底颠倒过来！

　　有人可能会担心美国会联合西方国家对中国进行核打击，美国等西方国家和国内的汉奸集团也这样恐吓我们，其实完全没有什么可怕的。今天大国之间的核战争已经超出了胜负的范畴，将意味着人类的整体毁灭，如果美国愿意成为人类公敌，把人类推向毁灭，那是它的事情，我们无须为它担心。人类能否毁灭有其自身发展的逻辑，那不是中国单独一个国家能够避免的了的，我们所能避免的只是中华民族被肢解的问题，只是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问题，这是中华民族生与死的底线问题，即便是战争加身也不能放弃的问题。我们不希望发生战争，哪怕是有万分之一的和平希望，我们也会全力避免战争。但是我们也绝不惧怕战争，一旦西方国家把战争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中国就应该采取美国智库兰德公司的逻辑，兰德公司关于台海战事给美国政府的建议就是："要让每一个中国人都坚信，美国一定会用原子弹摧毁中国，只有这样，美国才能安全"。兰德公司给美国政府的建议也恰恰是我们给中国政府的建议：一定要让所有敌人相信，我们有能力把任何一个揿动核按钮的国家变成一片火海，绝不让其中任何一个人活着看到第二天的太阳！为此，从现在起，中国部分经济就应该纳入军事化发展轨道，生产更多的核武器来捍卫我们国家的统一。

　　综上所述，目前我们捍卫国家统一可以说是占尽优势，唯一的弱点和劣势，就是组成这个国家精英阶层的高官富豪、学者名流等，越来越多的亲属和财产流向了西方发达国家，在感情上和利益上越来越和西方发达国家融为一体，这是中华民族的一大死穴。毛泽东最后搞文革，就是要全民演习克服这一死穴。如果不能克服这一死穴，所有的优势都会化为乌有。汉奸势力历来都是中华民族最大的死穴！目前没莫说是毛泽东的大文革，就是普京总统的小文革，也完全能够克服中华民族的汉奸死穴，实现国家统一，奠定中华民族崛起的历史基础。

　　322劫难正在迫近，灾难性影响将超过九一八事变，杀鸡的最后时限已不容拖延，否则就会要么丢掉台湾，要么采用战争手段。写到此处我突然想知道，目前鸡在干什么，便上网浏览，发现类似平安保险等现在已被外资参股控股的几家原国有大型公司正在拼命砸盘，据说带头砸盘的正是平安保险，股价一泻千里汹涌暴跌，这种极其反常的现象引起了笔者的注意，本来这些要在股市融资的公司应该托盘才对，为什么竟然违背自身利益疯狂砸盘？突然，一阵不祥预感滚过我的全身：杀猴！他们掀起涨价狂潮，以天量规模圈钱，推动股市暴跌，都是在故意激化矛盾，迫使政府动武，创造杀猴条件；如果动武成功，西方国家将顺利控制中国；如果动武引发内乱，就趁机肢解中国，用他们的话说就是"永久性解决中国问题"。

　　杀鸡，还是杀猴，中华民族到了选择的最后时刻！

　　作者是中央民族大学证券研究所主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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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宏良:官权泛滥——中国内乱的历史根源

　　辽宁西丰，这个昔日血雨腥风百兽哀鸣的皇家围猎场，2008年初再次响起了围猎的号角。只是这次围猎目标不是当地的飞禽走兽，而是天子脚下的北京；并且不是北京一般的地方，而是中央机关所属单位；并且不是一般的中央机关所属单位，而是中央政法委所属单位；并且不是一般的中央政法委所属单位，而是中央政法委的机关报，是驻有一个武警中队保护的《法制日报》；抓捕3天前发表文章"诽谤他们县委书记"的一名女记者。虽然这位中央大报的女记者哭哭啼啼东躲西藏最终逃过此劫，没有像她文章中描述的那位女商人一样被投入监狱，但是它却意味着中华民族将有可能在劫难逃，至少是已经到了岌岌可危的内乱边缘。

　　在中国历史上，当地方官僚对上不在乎中央政府，对下不在乎百姓死活时，几乎无一例外地或者是爆发大规模内乱，或者是爆发灾难性外患，或者是内乱外患一起爆发，中华民族有史以来的历次浩劫无不与此有关。而目前中国地方官僚对中央政府的蔑视程度，更是达到了闻所未闻登峰造极的惊人地步！一个不过七品芝麻官的小小县令，竟然跨越省市两级政府，派人直奔京城军机处抓捕京官，是非对错暂且不论，其行为本身就已经构成了犯上作乱的大罪，所以数千年来中国历朝历代都从未发生过类似事件，西丰县令可谓是中国千古第一县令。如果说西丰县衙直闯京城军机处抓人已属千古奇闻的话，比事件本身更加让人震惊的是事件发生后完全颠倒的君臣反映：面对网络媒体排山倒海的讨伐声浪，西丰县不仅没有丝毫恐慌，反倒出奇地镇定自若、理直气壮、公告不断，声称县令对此事"十分宽宏大量"（中央应该感到庆幸，倘若不是遇到一个宽宏大量的县令，估计将会直奔中南海抓人）；中央方面经过多日沉默后的第一个反映，不是震雷霆之怒、扬天子之威，而是通知媒体不要炒作此事，动用国家力量为西丰效力，进行化解掩盖。中国网络公众再次扮演了当初义和团的悲剧角色，本来是帮助中央讨伐西丰，结果是中央和西丰联合起来禁止网络炒作，当初义和团就是本来在帮助朝廷打洋人，结果却遭到朝廷和洋人联合镇压。如同当初清政府不仅没有成为中国人民反抗洋人侵略的工具，反倒成为洋人镇压中国人民反抗的工具一样，中央和地方官僚的位置再次颠倒过来了，地方官僚不仅不再是中央政府手中的工具，中央政府反倒成为地方官僚手中的工具。

　　中国集权政治制度之所以能够形成一个跨越数千年的超稳定结构，就在于其塔式权力结构有着不可僭越的君臣隶属关系，以道统为基础的内在秩序和以皇权为核心的外在秩序，形成了塔式权力结构的牢固支架，以往30年诸如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等丛林法则的兽性化训练，摧毁了权力金字塔的道统基础，金字塔的塔基已经彻底酥透朽透，随时都有可能化为一团随风而逝的齑粉尘烟，维系金字塔不倒的唯一力量只剩下权力脚手架的外部支撑。而西丰案的历史意义就在于，它标志着这最后的权力脚手架也已经开始被拆除，并且拆除这最后脚手架的不是来自于外敌入侵或民众造反，而是来自于地方官僚。任何人都能够想象到，一个小小西丰县委就可以随心所欲派人进京抓捕京官，如果是再大些的铁岭市委或者辽宁省委呢？如果是拥兵数十万的各大军区司令呢？中国历史上的所有内乱和分裂几乎都是由此开始的。虽然就表面来看，中国依然是个中央集权国家，中央号令地方，地方服从中央；但是在功能和内容上，整个国家机器已经被分割成无数块隶属于各级官僚的私产，成为各级地方官僚对上玩弄中央、对下欺压百姓的私人工具；实际上的中央集权国家只剩下一个徒有虚名的强大躯壳。并且此种情势愈演愈烈，从最初"政令出不了中南海"那种中央政府的边缘化，直至发展到目前这种直接进入中央政府抓捕违背地方利益的各类京官。

　　在此我们无意分析这位西丰县令，更无意去判别此类权力、资本和媒体之间利益纠葛的是非对错，无论最终这位县令结局怎样，此案都与个人品质没有任何关系，道理很简单，好官不会这样做，贪官不敢这样做，现在之所以能这样做，完全是制度设计的结果，是政权（不仅是权力）私有化的结果。最近越来越多的各类执法人员随心所欲当街杀人的频繁案例，如同西丰案一样，表明了中国的国家政权、中国整个国家机器正在走上私有化道路，中国的私有化改革，已经超越了经济私有化的发展阶段，转而进入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政治私有化发展阶段，形成了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的政权私有化现象。中国地方官僚之所以能够无需罗织罪名、无需栽赃陷害，在光天化日之下随心所欲地杀人于闹市，就在于政权私有化使他们感觉到运用职权杀人，如同掏钱买东西一样地十分自然，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前些天湖北天门市执法人员仅仅因为路人对他们拍了张照片，就把对方当街活活打死；沈阳、广州的执法人员仅仅因为对方不听话，甩手一枪将对方当街射杀；既然连一般执法人员都可以把冒犯自己威严的人随意射杀，作为执掌数十万民众生杀大权的县委书记，要把冒犯自己的人投入监狱，也就顺理成章了。许多人总是把这类恶行归结为是集权专制的结果，其实恰恰相反，在集权专制时代，莫说地方官僚不能滥捕滥杀，即便是权倾天下的中央高官也不能滥捕滥杀。《水浒》中的高太尉相当于现代国防部长，要加害林冲那样一个普通教练，也只能费尽周折地让林冲"违规犯罪"才能达到目的，而无法像现在西丰县令那样随便一句话就能把对方投入监狱；《水浒》中另一位张都监相当于现代的卫戍区司令，在西丰县令看来，应该是一句话就可以把身为囚犯的武松拉出去斩首，可是让西丰县令等现代地方官僚难以理解的是，一位堂堂的卫戍区司令要整死一个普通囚犯，竟然要兴师动众地设局栽赃，甚至花钱收买黑道才能下手。在西丰县令等地方官僚看来，像高太尉、张都监等人的官都他妈的白当了，居然整治个儿把老百姓都这么费劲，完全是一群地地道道的"笨蛋吃货"。从高太尉、张都监害人的笨拙手法中可以折射出即便在集权专制的封建时代，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僚也很难做到滥捕滥杀。慈禧太后时代是史学家笔下极其专制腐败的时代，可处死《杨乃武与小白菜》那样的普通小百姓，都要经过两宫皇太后的批奏。可见，地方官僚滥捕滥杀，绝不是中央集权或者一党专政的结果，古今中外历史上，中央集权的时期很多，一党专政的时代也不少，有谁见过地方官僚敢于抛开中央甚至冲着中央去滥捕滥杀（政变除外）？没有，一个都没有，只有发生在当今中国。

　　政权私有化正在把中国变成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一个政治怪胎，每一个地方政府，每一个行政单位，每一个地方官僚，都不再只是整个国家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而是与国家机器形成了类似物理学上的那种全息关系，拥有国家机器才具有的包括镇压在内的全部职能，如同全息照片剪掉的任何一个部分都具有完整图像一样，中国任何一个地方官僚同样具有国家的全部职能，这种部分与整体在功能上的完全重叠，造就了各级地方官僚的皇家化，形成了大大小小数不清的土皇帝，全国有多少官僚，就有多少土皇帝。土皇帝做久了，不仅在百姓和其他同类面前具有皇帝的感觉，甚至对中央也会无形中流露出皇家习惯。西丰县令属下不加思索地去京城抓人，就是这种皇家习惯的自然流露，用老百姓的话来说，就是没有过脑子，如果当时有哪怕是5分钟的冷静思考，恐怕借他八个胆子也不敢派人去中央政法委抓人，道理很简单，虽然中央政府被边缘化了，但是中央政府下面许多大大小小的土皇帝并没有被边缘化，随便哪个土皇帝一发怒，这位西丰县令就会立刻堕入无边地狱。虽然中国历史上土皇帝现象由来已久，但一般都是存在于那些人迹罕至的偏远蛮荒之地，像目前中国这样官僚集团整体上皇家化的现象从未有过。

　　不仅政治生活皇家化了，甚至包括个人生活都皇家化了，越来越多的地方官僚搞起了三宫六院。今天官僚包养二奶并非是三妻四妾的复活，而是在建设皇家的三宫六院。皇家三宫六院和富家三妻四妾最本质的区别，就是富家的三妻四妾只是性欲工具和生育机器，没有官衔和职务；皇家的三宫六院则有着明确的官衔和职务。环顾当今官场，一个十分普遍的现象，就是有越来越多的二奶正源源不断地由床上走到主席台上，只要宝贝儿一撒娇，想要什么乌纱帽就有什么乌纱帽，其政治上的风光远远超过了以往皇家的三宫六院，以往皇家三宫六院的官衔再大，其风光范围也仅限于宫墙之内，现代土皇帝的二奶宝贝儿，则可以公开抗着顶带花翎巡游天下。不仅二奶本人要什么乌纱帽就有什么乌纱帽，甚至二奶又包养的二爷都可以官运亨通，云南省昌宁县原县委书记杨国瞿，为包养的二奶招聘二爷时公开悬赏说："县里有谁愿意做她（即杨国瞿的二奶）的丈夫，我就给他一个局长干干"。在此，政权的私有化和官僚的皇家化已经发展到了何等程度，甚至超越了历史上绝大多数皇帝的权力。

　　正是这大大小小的无数土皇帝，把中国变成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新型国家——官僚主权国家，表面上统一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实际上是一个内部十分松散的官僚联邦式国家。官僚成为国家主体，国家主权既非整体主权，也非个体主权，而是完全的官僚主权；一切权力归官僚，包括立法权、执法权，监督权等等所有权力，统统集中在官僚手中；官僚是国家至高无上的神圣权威，什么都可以怀疑，官僚统治不能怀疑，什么都可以打倒，官僚权威不能打倒。所谓改革从开始就是强化官僚统治的手段，对上改革中央对下改革百姓，用民主对抗中央，用市场掠夺百姓，逐步形成了官僚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力，摆脱了人类历史上针对官僚设置的所有约束。中国古代社会是天子主权，官僚要受皇权制约；现代西方国家是资本主权，官僚要受资本制约；毛泽东时代是人民主权，官僚要受人民制约；唯独当今中国是官僚主权，官僚不受任何社会制约，并且有权制约社会任何方面，对上可以约束中央，对下可以约束百姓，官权把皇权和民权同时踩在了脚下，成功建造了一个人类历史上闻所未闻空前绝后的官权天堂。天堂里的人们是绝对自由的，中国的官僚也是绝对自由的，莫说去中央政法委抓人，如果手里有军队，中南海也可随时掀个底朝天。

　　如同历史上军队私有化往往造成兵灾一样，政权私有化则造成了比兵灾更加可怕的官灾，兵灾只是祸害当前一代人，官灾则是祸害子孙数代人，官灾是人类历史上最可怕的灾难。我们之所以讲中华民族再次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其根本原因就是官灾的泛滥，自然资源濒于崩溃，道德资源完全崩溃，鬼妻、残童、窑奴、性奴等突破人类文明底线的野蛮兽行，经济殖民化的空前发展，成千上万亿资产源源不断地流向西方，超越历史上任何一个糜烂时代的变态性挥霍等，所有这些罪恶现象几乎无一不是官灾泛滥的结果。官灾泛滥，表明中国的私有化改革不仅已经由经济领域发展到了政治领域，并且由一般的权力私有化发展阶段上升到了政权私有化发展阶段。自从私有制产生以来，私有化一般仅限于经济领域，即便历史上那些极度腐败时期，也只是出现过权力私有化的现象，政权私有化的现象极少发生，即使发生也只是在国家分裂最初极其短暂的混乱时间内，随着地方割据的明朗化，地方政权很快就会恢复其皇家性质或者国家的公共性质（尽管这里的公共是统治集团内部的公共），像目前中国这样在和平时期便普遍形成了政权私有化的状况，无论中国还是世界历史上都还是第一次出现。政权私有化不同于一般权力私有化的一个根本特征，就是镇压职能。无论历史上还是当今现实生活中，一般权力私有化的特点就是以权谋私、收受贿赂、卖官鬻爵，并不具有镇压职能，无论拥有多么高的官位，都无权直接镇压对方，哪怕对方只是一个囚犯，而只能通过栽赃陷害的方法造成犯罪事实，才能把对方变成国家机器的镇压对象，这就是高球害林冲、张都监害武松要费尽周折设局栽赃的原因，如果他们拥有西丰县令那样的镇压权力，只需一句话，十个林冲和武松也早死光了。况且《水浒》还是文学作品，所描述的是集腐败之大成的最典型的腐败环境，其间注入了大量想象和文学加工，即便如此，其腐败也不过仅限于权力私有化，并没有形成政权的私有化，可见今天的腐败程度已经超出了历史上关于腐败的最大胆想象。一如《水浒》中描绘的那样，权力私有化的腐败会把好人逼上梁山，激起民众的革命造反，而政权私有化的腐败，则同时带来两个方面的危害，既会激起民众造反，又会导致社会分裂内乱。

　　政权私有化最可怕的就是会形成国与民之间的生死对立，强迫全国人民如同岳飞一样地面临悖论选择：抗战胜利被国家处死；抗战失败被敌寇杀死；除了卖国当汉奸，舍此没有其它任何活路。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无数视死如归的铁血汉子最终难逃汉奸命运的根本原因。男儿可以笑赴沙场喋血刑场，却很难接受被贪官当作汉奸处死的悲剧命运，而能够逃脱被当作汉奸处死的唯一途径，就是趁还活着时真的去当汉奸。如果说经济私有化把全国人民变成了资本的奴隶，那么政治私有化则有可能把全国人民变成冷漠的汉奸。中国人之所以特别痛恨贪官，中国历史上之所以有杀贪官的传统，中国历代造反之所以把反贪官作为主要口号，就在于中国的所有灾难和悲剧无不根源于贪官。而今天的政权私有化，更是远远超过历史上的贪官腐败现象，贪官只是以权谋私，政权本身还具有公共性质（至少是集团内部的公共性质），政权私有化则如同产权改革中把国有企业变成私人资本一样，直接把公权变成私权，变成官僚个人的私人财产，如同国有企业私有化以后企业内部的所有厂房机器设备都属于老板一样，政权私有化以后政权范围内包括老百姓在内的所有一切，也就天然属于官僚，所谓以权谋私的历史现象也就不复存在了，倘若此时再说以权谋私，如同在说以私谋私那样没有了任何意义。稍微注意一下媒体舆论就会发现，以权谋私这个概念正在从人们的议论中逐步消失，并且官僚本身对传统的以权谋私也逐步失去了兴趣，当下国有企业老总舍弃亿万资产去拼命从政的现象就是典型，目前一些国有企业老总年薪已有上千万，加上期权、MBO（管理层收购）等收入，一上任就是亿万富豪，还是合理合法的亿万富豪，可是目前中国的官僚却想尽千方百计，也要舍弃亿万资产去当一个年薪也就10多万的副部级官员。可见，中国已经超越了以权谋私的权力私有化发展阶段，进入了政权私有化的土皇帝时代。

　　前面说过，中国问题的根源在于官灾的泛滥，官灾的泛滥在于政权的私有化，政权私有化则是清算文革的结果。由于现代中国的大众民主诉求是通过文革表现出来的，对文革的清算便自然形成了对公民大民主的清算，所有公民的民主权力都遭到彻底否定，包括最野蛮资本主义社会都承认的罢工权力都被彻底剥夺，罢工是世界公认的公众最低权力，是驴牛骡马等牲畜都具有的天然权力。排山倒海般清算大民主的政治浪潮，把中国推上了背离世界政治文明的发展道路，使中国由一个世界公认的政治上的先进国家变成为政治上的落后国家，在世界人权法庭上由原告变成了被告。当文革大民主也就是人民民主的大众政治模式被彻底妖魔化以后，可供中国选择的就只剩下两种政治模式：苏联式的集权政治和西方式的集团政治。当时中国左派右派的斗争，就是选择苏式集权政治模式还是选择西式集团政治模式的斗争，如果没有家族利益的介入，这两种政治模式的斗争将会一直继续下去，家族利益的介入改变了中国的政治方向，推动中国走上了政权私有化的发展道路，这主要是上述两种政治模式与家族利益形成尖锐矛盾的结果。

　　苏式集权政治本质上是一种皇家政治，只承认皇家利益（党的利益），不承认家族利益，并且身份和权利相统一，任何人都不可能把党的总书记和国家主席变成自己家族随意更换的"账房先生"，要想垂帘听政特别是全家老小谁都可以垂帘听政，那是绝对不可能实现的。而西式集团政治本质上是资本主导的政治，不承认任何特权，不仅不承认官僚家族特权，甚至连政党特权都不承认，更是家族利益无法容忍的政治制度。于是中国的政治改革在客观上就被圈定在一个极其狭小的范围之内，既要改革中央领导的集权政治模式，又要避免资本主导的集团政治模式，更要反对人民主导的大众政治模式。由于政治改革把中央、资本和民众同时排除在民主进程之外，民主本身变成了地方官僚的一种特权享受，民主改革变成了地方官僚对上约束中央对下约束百姓的一种特权手段，中国的政治改革与古今中外历史上所有政治改革完全形成了相反的路线，历史上所有政治改革都是约束官僚权力的改革，中国古代是通过加强皇权来约束官权，现代西方是通过扩大民权来约束官权，唯独当今中国完全相反，是通过巩固和加强官权，来对抗中央的集权和镇压百姓的民权。巩固和加强官权的武器就是30年来响彻云霄的那句漂亮口号："民主法治"，民主用来对抗中央，法治用来整治百姓。把民众排除在外的民主只能是对抗中央的民主，摆脱了中央和民众制约的法治只能是镇压百姓的法治。可以说，30年来最受各级官僚欢迎并且被各级官僚喊的最多的口号恐怕就是"民主法治"了，甚至是30年来各级官僚唯一一句发自内心的政治口号。

　　正是通过所谓民主法治建设，社会所有权力所有资源越来越集中到各级官僚手中，官权越来越成为超越一切的绝对权力，不仅公众百姓越来越无可奈何，甚至中央政府也越来越无可奈何，政权已经逐步私有化到官僚个人手中，几个官僚随便凑到一起召开一个民主生活会，就可以更换党中央总书记，甚至干脆连民主生活会这种走形式的障眼法都懒得要了，凭老爷子一句话就可把堂堂现任党中央总书记抓起来，一直软禁到死。那位被软禁的总书记不明白权力的私有化，已经把党中央总书记变成了一个耳坠般的纯粹摆设，试图以最高领导人的身份进行垂死挣扎，酿成了所谓八九风波，八九风波是皇权（中央集权）和民权对官权的最后一次反抗，随着皇权和民权的两头失败，中国进入了人类历史上空前未有的官权时代。后来的总书记看透了官权时代权力把戏的全部奥秘，出于蓝更胜于蓝，采用了借力打力的办法，私有化一步到位，由权钱交换直接过渡到权钱合一，政权私有化再上一个台阶，天下官僚尽入囊中，彻底封杀了老爷子出招的全部路数，成为中国历史上成功制住垂帘听政者的第一人。只是政权私有化苦了天下百姓，毁了中华民族，埋下了天下大乱民族解体的罪恶祸根。

　　政权私有化的过程，就是一个纵官作恶、纵官为匪的过程，扒房子圈地、占人财产、淫人妻女、致人死命，逼男人为奴，迫女人为娼，富人成为野兽，穷人成为牲口，堂堂文明古国变成了血腥动物世界，富人和穷人从两个方面与国家形成对立，富人因掠夺而对国家未来产生恐惧，穷人因被掠夺而对国家现在产生恐惧，成为国人恐惧对象的国家是最脆弱的国家，稍有风吹草动就会分崩离析，随便任何一个外敌入侵就会投降亡国，世界近代史上任何一个帝国主义国家都能够轻易打败中国的根源就在与此。当初作为官僚总代表的李鸿章卖国卖到了空前疯狂的程度，对所接触的国家无一不受贿，对所接触的企业无一不索贿，慈禧光绪母子连心，眼见大清江山被瓜分何尝不痛心，但是洋务运动的改革已将国家主权转移到地方官僚手中，被称为集权专制集大成者的慈禧太后，却只能像狗一样地哀求李鸿章，并忍痛抓捕关押自己的儿子来讨好地方官僚，幸亏李鸿章不好色，否则强迫慈禧太后做二奶，恐怕慈禧太后也不敢拒绝。如果说大清王朝晚期地方官僚坐大，是官僚集团通过洋务运动自下而上篡夺皇权的结果，那么近30年官僚集团的绝对权力，则是由上而下主动推行的结果。虽然从表面上看，并没有像经济私有化那样制定明确的政治私有化方案，但是诸如"权力下放、放权让利""取消罢工自由和四大自由"等政治改革的基本指向，无一例外地都是解放官权，完全是一场解除制约、放纵权力的官权解放运动，特别是"永远不搞政治运动"的承诺，等于是公开下达了贪腐放纵令，开闸放贪、纵官逐利，全面拉开了权力私有化再到政权私有化的历史大幕，中央政府被逐步边缘化的晚请悲剧开始再次上演。虽然表面上中央政府仍然十分风光、说一不二，实则已如同二奶那样沦为地方官僚手中的玩偶，一个小小西丰县就敢去中央政法委系统抓人，再看媒体控制更能反映出中央政府被边缘化的状况，除网络之外的整个媒体都在研究如何对付中央对付百姓，对付中央和百姓的右派舆论遮天蔽日，而研究对付官僚集团的文字一个都没有。可见，在地方官僚眼里，如同二奶只是他们用来满足性欲的工具一样，中央政府也只不过是他们用来满足私欲的工具。中华民族正在从内部遭到肢解。

　　政权私有化所形成的官僚绝对权力和官权至上原则，把中国社会的权力金字塔翻转颠倒过来了，翻转颠倒的金字塔是最危险的金字塔，随时都会轰然倒塌。如果塌向左边，砸死的将是亿万百姓，所以左派殊死抗争地向右推；如果塌向右边，砸死的将是官僚买办，右派也在拼命支撑地向左推；左右两派都竭尽全力要砸死对方。结果却是相反相成，来自左右相反的两股政治力量不仅互相抵消，而且在相互冲击过程中形成了一股巨大的旋转推力，推动颠倒的金字塔犹如陀螺般地旋转起来，左右之间的斗争越激烈，形成的旋转力量就越强大，这只巨大政治陀螺旋转的速度就越快，其颠倒状态就越稳固。如果没有外力的冲击，它能数十年上百年乃至几百年地就此旋转下去，一旦遭遇外力冲击停止旋转，立刻就会轰然倒塌。中国历史上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两大政治力量冲击形成的旋转力量，推动中国的政治陀螺旋转了二千多年，几乎耗尽了中华民族全部能量，后来遇到八国联军稍一冲击，立刻就陷入了几乎亡国灭种的百年战乱。

　　目前闯过百元大关的石油价格拉开了发达国家经济衰退或经济危机的序幕，衰退和危机将把数十万亿美元如狼似虎的饥饿外资驱赶到中国，中国陀螺的旋转将再次被打断，上次陀螺停转后是百年战乱，这次会有多久？愿上苍佑我中华。

　　中华民族再次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作者是中央民族大学证券研究所主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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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宏良:互换——刺杀中国金融的封喉一剑

　　次级债引发的欧美金融动荡，改变了国际垄断资本围猎中国的计划，由原先通过拉高后做空中国金融市场来席卷中国财富，转变为由中国金融机构直接为陷入金融危机的西方银行买单。要想让中国金融机构直接为西方银行的巨额亏损买单，显然股指期货暂时还派不上用场，更加急需的是要创造一种能够把中国的外汇资产直接用于西方银行的工具，这就是互换。于是，互换便取代股指期货率先登场，成为中国金融改革推出的又一创新形式。所谓互换简单讲，就是在既不改变所有权，也不形成债权债务条件下的一种金融资产交换行为，其可怕之处就在这里。

　　比如张三有美元李四有人民币，他们之间有3种方式可以交换：一是互相卖给对方，美元人民币的所有权转移，双方资产负债表上十分清楚；二是互相借给对方，形成债权债务关系，双方资产负债表上同样很清楚；三是互相交给对方使用一段时间，到期彼此再换回来，就是所谓互换。为什么说可怕呢，因为张三的美元既不是卖给李四的，也不是借给李四的，而只是让李四用一段时间，期间美元仍然属于张三的资产，仍然在张三的资产负债表上，监管部门从资产负债表上看不到美元已经被李四拿走了，只有到期后张三从李四那里换不回美元时，也就是美元已经损失后监管部门才能发现。由于金融衍生品买卖形成的资产流进流出在资产负债表上反映不出来，所以称为表外业务，表外业务的发生只有交易者本人知道，在资产没有损失掉以前，除操作者本人之外，任何人都不可能知道交易的存在。既然连交易本身的存在都不可能知道，就根本谈不上所谓监管。所以只有在尼克·李森完全赔掉英国巴林银行以后，热罗姆·凯维埃尔造成法国兴业银行损失50亿欧元以后，监管部门才能事后得知交易的存在。这就是衍生金融工具的可怕地方。

　　而在所有金融衍生品中，互换最为可怕，因为互换本身就是为逃避金融管制产生的，并且当初恰恰是为逃避政府限制外汇资产流向国外产生的，如果说股指期货是金融核弹，互换就是金融中子弹，中子弹的威力就是在建筑物和战车完好无损的情况下，能将其中的人员全部杀死，作为金融中子弹的互换，同样能在资产负债表没有任何异常的情况下，把中国的外汇资产乃至其它金融资产全部掏空。中国人民或许在某一个早上醒来会突然发现，亿万人民数十年艰苦奋斗创下的金融家底已经空空如也，并且全部责任都会推到几个或者十几个乃至几十个已经失踪的交易员头上。对此，那些和西方国家串通起来掠夺中国外汇资产的买办专家，肯定会信誓旦旦地说什么我国金融监管十分完善，互换业务只会起到积极推动作用等。所以在此我们想提醒大家注意，到目前为止，人类还没有发明出监管金融衍生品的有效方法，特别是互换业务本身就是针对如何成功逃避金融监管而逐步发展完善起来的，人类对其运行规律的认识程度，要远远低于对癌症或艾滋病的认识程度，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找到治疗癌症或艾滋病的成功方法之前，人类绝不可能率先找到管理金融衍生品的有效方法。当所罗门兄弟公司为IBM和世界银行完成第一笔互换业务的那一刻，历史就已经宣告了金融资本已成功拆除了所有市场经济国家之间的国界，当然是仅限于市场经济国家，这就是为什么一定要在中国搞市场经济的根本原因，这就是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把互换等金融衍生品搬到中国来的根本原因。前些天我遇到《货币战争》的作者宋鸿兵，向他询问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窟窿估计有多大？他说可能有2万亿美元。我当时一听汗就下来了，美国等西方国家有2万亿美元的金融窟窿，我们有1.5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正好用来填补它的金融黑洞。

　　要用中国外汇资产来填补西方银行的金融黑洞，可以同时采用明暗两种手法，就明的方面来说，主要是由政府出面和由买办牵头，引诱胁迫中国金融机构直接向西方银行注入美元资产，越来越多的美国金融机构如同久旱逢甘露般地得到了中国注资，以至于英国首相布朗、法国总统萨科齐等其他西方国家的首脑，纷纷跑来中国要求利益均沾。在最近一次欧洲货币会议上，掌管2千亿美元外汇的中投公司老总已明确表示，中投公司不会在次债危机中，趁机攻击其他国家货币的漏洞，扰乱金融市场， 而是要成为全球金融市场的稳定力量。什么叫成为全球金融市场的稳定力量？就是由我们来为全球金融危机买单。这是继98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第二次为世界金融危机买单，如果说上次我们是为亚洲最富有国家买单的话，那么这次则是更上一层搂，在为全球最富有的国家买单。另一方面，就是通过互换等衍生金融工具，人不知鬼不觉地把中国金融资产搬到西方国家。要做到这一点，只需要贿赂控制关键环节的几个官员就够了。

　　而要防止出现这种情况，除了正义良知和爱国精神之外，没有任何外在的制度建设能够有效阻止。过去有句话，叫做精神原子弹，可以说，精神原子弹是能对付金融核弹、金融中子弹的唯一有效方法。随着国际资本对中国金融打击的逐步展开，人们将会越来越清楚地看到30年来摧毁道德体系和理想主义的可怕后果。如同丧失了灵魂的人只能成为任人摆布的行尸走肉一样，丧失了精神的民族同样会成为任人宰割的一头肥牛，看一下中国金融改革的时间表就会发现，中国正在越来越成为一头待宰的肥牛，何时吃草何时喂水甚至连何时出栏都被计算得十分精确：随着国家股法人股越来越多地落入外资手中，我们适时搞起了股权分置改革；随着银行资产因垄断而飞速升值，我们又适时开放银行，以十分之一的市价把银行股卖给外资；人民币升值把国际游资和对冲基金引来了，我们又要适时推出股指期货；西方金融危机爆发了，我们又适时地推出了互换等金融衍生品；越来越多的西方银行出现了亏损窟窿，我们投资公司又在适时地注资，同时还适时地让他们到中国来发行股票债券，把中国老百姓那点儿养老活命的钱也拿来填窟窿。

　　目前我们账面上拥有相当于10万亿人民币的外汇资产和60万亿金融资产，加上股票市值共有上百万亿金融资产，另外还有上百万亿其它类资产。这上百万亿金融资产最终花落谁家，完全取决于极少数相关官员的正义良知和爱国精神。在实体经济时代，金融资产的归属取决于制度和政策，只要制度和政策没有缺陷和失误，就不会出大问题；而在衍生金融工具主导的虚拟经济时代，金融资产的归属则完全取决于个人的道德因素，这就是目前西方国家把时间纳入破产范畴，对责任人实行终身惩罚的背景和原因。明白了这个道理，也就明白了西方国家豢养的改革精英摧毁中华民族道德体系的恶果了，可以说，如果不发生历史奇迹，中美之间金融战的结局已定，决定输赢的不是专业知识和专业技巧，而是理想主义和爱国正义精神。美国用基督教原教旨主义武装起来的国民的理想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决定了美国君临天下的磅礴气势，决定了美国在金融战中的赢家地位，美国人也越来越尝到了精神武装的甜头，总统布什带领白宫一帮人天天在搞"早请示晚汇报"，雷打不动地天天下午学圣经，精神武装越来越强大，可以说，美国拥有的精神原子弹远远超过物质原子弹对世界的威胁。反观中国，30年来由美国培养的各路改革精英源源不断地汇聚膨胀，已成为中国改革的主导力量，打着思想解放的旗号，彻底解除了中国的思想武装，30年来所谓思想解放的过程，其实就是一个解除思想武装的过程，用GDP代表的物欲主义否定了理想主义，用妖魔化中国文化和中国历史的方法，否定了中国的爱国主义，最致命的是用非毛化的方法打掉了中华民族的统一意志和民族精神，打掉了中国人的精神原子弹，把中国完全变成了一个肥大国家。牛羊的肥大永远是为主人餐桌准备的，现在宰杀的时候到了，美国等西方国家都急不可耐地举起了刀叉，宰杀的工具就是各类名目繁多的所谓金融创新和衍生金融工具。衍生金融工具从来就是双刃剑，既可伤敌，又可自毙；在爱国者手里是伤敌的武器；在买办手里则是卖国利器，并且其卖国的速度和规模，会远远超过晚清所有卖国条约的总和。互换，只是其中一把最锋利的封喉利剑。

　　金融衍生品运行的高度私密性，决定了政府监管完全是狗咬刺猬——无从下口，莫说是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即便是金融衍生品创新的老巢美国，也是无能为力。进入中国后金融衍生品的高度私密性，再加上由美国训练出来的金融买办又故意罩上一层专业性迷雾，使得金融衍生品显得更加诡秘难测，逐渐摆脱了中央政府的控制，致使中国上百万亿庞大金融资产的运作，完全落入了拥有西方背景的极少数金融买办手中，这极少数金融买办要么已定居美国等西方国家，要么身在港澳，要么怀里揣着绿卡，要么已悄悄地在海外安营扎寨，这些人聚集成一个狭小的金融圈子，根据跨国公司的授意，布局中国的金融改革和金融创新，平日则侈糜淫乱、纸醉金迷、挥霍无度，过着超越任何帝王的奢华生活。没有这些人的所谓金融改革和创新，外资不可能仅从十多家银行股差价中，一年就从中国攫取上万亿元的金融资产。这些人有意利用现代金融难以监管的私密性特点，在中国建立了一个国中之国的金融王国，即便现在中央政府更换掉金融领域的全部行政主管，也撼动不了这个金融王国，对付这个金融王国，除了以色列的摩沙德和巴勒斯坦的哈马斯，再也找不到其它任何有效办法，胡锦涛新政的最大软肋就在这里，中国应对金融战的最大软肋也在这里。

　　写到这里，联想到电视上南方数百万老百姓滞留在各个火车站难以返家的报道，我们的基础设施那么需要建设，我们老百姓的生活那么艰难，可我们流血流汗创造的金融资产却在流向西方银行，哪怕是拿出上百万亿金融资产的百分之一，就能建造2万多公里铁路，何来春运难的问题！

　　中国拼命发展经济拼命赚取外汇的目的究竟是什么？是到了该认真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了。

　　作者是中央民族大学证券研究所主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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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国华:文明驱动的关键，是放纵，还是节制？

　　一百年来，我们从传统里走出来，沿着自由的方向，沿着西方潮流的方向奔跑着。不断受到外来观念熏陶的人们，尤其是在"解放思想"口号的浸泡中长大的一代 人，对文明进程的理解，有了这样一个成型的模式：人类不断地摆脱旧的束缚，获得身心的自由，创造新的先进的文明。

　　在这种思维定式里，我们命运全靠不断解放思想，打破禁锢，开拓进取，探索创新。正是这几个词也成为我们时代最流行口号，镶嵌在所有成功人士的格言里，并成为几乎所有厂训、院训甚至大学校训的老套。

　　凡表达从旧的文明秩序里走出来的概念：自由、解放、走出、先进、超越、突破等等都拥有不言而喻的正面意义，而相反的，一切表示服从传统约束的概念：禁锢、 牢笼、保守、落后、停滞、束缚等等则是负面的。这好理解，因为这是一个变革时代！变革的推动力显然是外部先进文明，这种外部文明之所以获得我们自己的热烈 响应，与其说是它在文化价值上的必然性、真理性、合理性、普遍性，不如说是它在物质力量上的强大、实在、有效、管用，尤其是它对于人们物质欲望的直接满足。

　　在这种背景下，人们心底里的笃信、持守、规范、节制、敬畏、节操等等，凡是已经有过的价值坐标基本上被席卷一空，或者只是被冷冷地祭在意识形态教科书里。 在改革开放中，思想解放更成为最鲜艳的旗帜，而现实的结果也总是印证其正确性：谁敢打擦边球，谁敢第一个吃螃蟹，谁敢得风气之先，甚至冒天下之大不韪，第 一个分田，第一个承包，第一个下海，第一个炒股票，第一个炒房子，总能捞到第一桶金，先富起来。

　　改革开放初期，人们开始正式地谈物质利益的正当性，并肯定它作为社会的基本原则，意识形态口号叫"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其实就是让大家 追求利益。人们从唯物主义出发，认为生产力决定一切，而生产力的具体体现无非就是物质资料；中国历史之所以落后就因为"重义而轻利"，造成道德对于个性， 礼制对于自由的扼杀，社会的生产积极性与创造力被束缚。因此，改革开放就是要强调物质利益原则。

　　十年前有中国经济学家说，契约与道德在放开市场之后，会在竞争中自然形成，规则是"骗"出来的。这个话今天似有某种灵验：一方面，中国本土企业陷入假冒伪 劣与廉价薄利的恶性循环；另一方面，跨国公司、海外名牌企业茁壮成长，取得绝对优势地位。原来，当自己的文化里取消了所有先验的禁忌，只剩下经验性、本能 性的追求，超越性、普遍性的规则便无法主动建立，那就只有在现实中被迫服从别人强势的给予。那句话没有给中国人带来乐见的正面结果，竟然给自己的发展划定 了死期！

　　约束是人类文明存在的文化前提，不是暂时的，而是常态。

　　我们不禁要问，人身上怎么有那么多的束缚呢？哪里来的呢？为什么要与人的自然本性对立呢？最直接的回答当然是旧时代的统治者确立的专制主义制度，还因为传统社会里愚昧落后的人民遗留下来的习惯。

　　可是，这毕竟是一种僵死的力量，一旦把它彻底打破了，人们都翻了身，获得了解放，不就自由了吗？再怎么进步呢？当然又有人说，解放的进程不是一蹴而就的，旧制度与习俗相当顽固，旧的束缚还会以新的形式滋生，因此每隔几年就要来一次革命，或者要不断"深化改革"。

　　可是，每回革过之后总该要减少一些束缚，获得一些进步才好，如果这一轮轮的革命或改革只是周而复始的循环，那么人类还是没有进步。这样说，那么将来总该有 一天，人类解放的程度很高了，自由很充分了，譬如进入了人们曾经憧憬的什么主义的高级阶段，或者达到今天人们羡慕的西方发达国家的水平，于是就剩下每天如 何放开肚皮吃饭，物品用过一次就扔，每天一套新装，车子开两星期就换，总该算接近终极自由了吧！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的一个夏天，我上学路过一个城市，见街上的年青女子大多着一身无袖衫和短裤，四肢暴露在人们的视线里，十分轧眼。在此之前，女性衣着已 经越来越突现身体的线条，但一开始还只是间接地展示朦胧的性感，并且举起为艺术献身的盾牌抑制意识形态的干预，以爱美的旗帜回避道德的责难，而这时起，直 接裸露的潮流一发而不可收拾。第一个人体模特，第一个穿超短裙者，第一个裸奔者，第一个鼓吹性解放者，也都具有历史性的意义，至少也能呈现某种悲壮的效 果。人们争夺着身体的每一敏感部位优先裸露权，超短裙、露脐装、三点式越来越张扬，时尚的焦点终于穿透所谓艺术与美感的外衣，直指身体的欲望。可是，脱衣 舞也有脱到最后一件的时候，完全裸体了，再拿什么吸引人呢？

　　今天，打工仔和老板、艺术家与社会学家、记者与经济学家、观众与明星、网民与网管已达成共识，人的欲望是合理的。当物质财富在上层社会里已经远远超出人的 直接生理需要时，幸福常常等于"性"福。几个月不见的朋友先得问，老婆换了没？一夜情、换妻、乱伦变得平常。

　　深层的回答认为，束缚不是外在的，别人强加的，而是来自人自身，来自一个社会，一个集团的内部过时的习惯、僵化的教条、凝固的权力，以及人的惰性。但这是一种明显带有社会进化论、进步论色彩的说法。

　　如果滤除这一色彩，从社会结构与功能上看，人类文明并不是一味走向新奇，单方面追求释放，无限地扩张地盘，永无止境地占有与消费，却只是蜻蜓点水，浅尝辄 止，喜新厌旧。其实，那样人的好奇心终会厌倦，幸福感与满足感的边际效应趋于零。因此，娜拉出走，总还要寻求归宿；解放与约束，开放与保守，浪漫与古典， 出走与回归，想象与知识，感性与理性，激情与理智，发散与收敛，脱衣服与穿衣服，……这些是人类生存的两个极端，两者应当达成一种平衡，不能偏执于一方。

　　因此，解放的前提是约束。人才有自我约束，没有约束那是动物。

　　弗洛伊德不仅揭示了文明的原动力，更解开了文明的动力结构。

　　弗洛依德把人的意识结构分析为"本我－自我－超我"三个层次。本我是人与生俱来的生命冲动，受"力比多"或者性本能的支配，和所有动物一样要寻求快乐与满 足，力比多潜藏在人的意识深处，构成人的一切活动的原动力；自我是人在日常生活中直接的意识活动，它虽不知道本我的存在，却总是试图掩饰本我的直接作用， 而本我常常突破意识的防线表现出来；超我是人后天从社会文化背景中接受的道德原则，它抑制本我的泛滥，约束自我，形成持久而稳定的人格取向，塑造人的理性 与良知。

　　不管弗洛依德本人取向如何，他的心理分析理论至少是可以从两个相反的方面去理解的：一方面，人的本能是最终的人生动力，而后天的文化是对人性的压抑和扭 曲，这是人生痛苦与焦虑的根本原因，甚至造成人在不同程度上都患有神经病。这也揭示了一个大问题，人类文明的原动力不是来自任何抽象的、神圣的以及外部的 力量，而是来自人本身。

　　另一方面，人与动物的根本不同，就是人有后天的文化禁忌，造成对本能的约束与节制，形成凝聚与秩序，把当下的、激越的、盲目的、个体的欲望，转化为持续 的、稳定的、自觉的、社会的张力，驱动人们从事创造性的生产与劳动，从而走出动物的自然状态。因此，无论是原始部落还是现代民族，所有的文化都基于自己特 殊的禁忌、敬畏、斋戒、信仰。

　　人类文明的确处在这种张力之下，既源自本能，又是对本能的否定。这就如同江河的流水，其自然状态就是要从上往下流，但人类偏要逆着自然状态，建个大坝将它 堵住，把它的动能蓄积为势能，然后通过特定的程序与结构，转化为持久而稳定的能量，带动一个庞大系统的运转。

　　平常人们说人性，常常是基于人的动物性，基于本我层面。其实，人有超我层面的禁忌，才有自然状态的超越，才有社会的文化认同，形成普遍主义的信仰和理性思维，把本能提升为好奇心、想象力、创造力。

　　虽然弗洛伊德把力比多描写得很邪乎，像地下的暗流无处不在，又像火山下的岩浆随时都想爆发。可是，所有动物的本能欲望又是有限的，动物园里的老虎很容易满 足，但继下来生出一大麻烦，懒惰与肥胖。人类也不可能全部靠欲望的满足来获得快乐，不过人类两性间的情欲很有趣，不像一般动物，几乎没有时令限制，却更与 人的心灵沟通联系起来了。这一方面拓展了人类快乐的源泉，使社会的分工协作更具持久的凝聚力，另一方面也更约束了快乐的实现，性与情，有时反成了痛苦的渊 薮。

　　因此，对本能欲望的合理抑制是人类文明的永恒主题，并不只是生产力较低时的权宜之计，生产能力高时同样需要。在古代社会，也并不总是生活资料匮乏，既是在 相当充裕的情况下，也要求人们消费有所节制，要懂得感恩，懂得珍惜，感谢上苍恩赐，不能暴饮暴食，不能暴殄天物。

　　"存天理灭人欲"更是西方文化的原始逻辑。

　　在众所周知的圣经故事里，我们可以找到西方文化的典型禁忌。人类始祖亚当和夏娃从无忧无虑的伊甸园被放逐到苦难丛生的人世间，就是因为人性（吃了智慧果） 触怒了神性（上帝的禁忌代表对人性的约束），犯了原罪；旧约《圣经》里的上帝耶和华十分暴虐，一有人违逆其意志就大开杀戳，毫不留情，信奉这样一个上帝的 子民们心底里有强烈的恐惧感："摩西十戒"的前一半内容也是要人无条件服从这唯一的上帝。新约《圣经》虽然不再如此狰狞恐怖，却通过耶稣基督受难的救世情 怀，把沉重的十字架植入信徒的灵魂深处：上帝之子为拯救我们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每个人对自己的罪孽还有什么可说的呢！赶紧赎罪吧，免得死后下地狱啊！

　　可见，基督教的原罪说、性恶论就是以彼岸的神圣的信仰坐标，形成对人的自然本性否定，对人的此岸性欲望的无条件压抑。因此，基督教文化从根本上说是一种禁 欲主义，其"天理"对于"人欲"的压抑程度，远比中国儒家"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敬鬼神而远之"要深刻得多，一点也不比宋儒朱熹"存天理 灭人欲"的孤立口号轻松。

　　禁欲主义是西方文化的底色，那么近代资本主义应当是在打破禁欲主义的过程产生的吧！这种说法似是似又不是。马克斯？韦伯认为，贪欲、享乐、谋利是所有人类 共有的，人的本性决定，但这并不是资本主义精神动力。资本主义只产生在新教地区，正是因为新教特殊的禁欲主义，以理性的方式抑制了人的欲望的放纵，为了在 现实里验证自己是否来世得救的心理，转换为持续的敬业精神，客观上促进了资本主义的扩大再生产。

　　中国人从好莱坞大片里，从可口可乐、牛仔时装、名牌时尚广告中，从圣诞节的礼品中接受到的西方文化，那种开放的时尚，性感的外表，其实只是西方文化的一些 碎片而已。欧洲人、美国人在我们难以见到的习惯中，在他们平静的日常生活里，在我们难以进入的传统组织里，实际上是相当保守的，他们对宗教的虔诚，对家庭 的眷顾，对于传统价值的维系，对公共规则的信守，不管受到时尚多大的冲击，都是占主导地位的，超过我们的想象。英国最主要的右翼政党，公然名之为曰"保守 党"。

　　人们印象里，美国文化更有与时俱进的一面。然而，德国前总理施罗德指出，现任美国总统布什政治决策的基本依据是保守的天主教信仰。实际上，今日美国的单边 主义、右翼保守主义势力几乎是在逆着整个世界的舆论自顾自地走下去的，已经发动几场战争，足见其能量何等强大。

　　资本主义的驱动力不是唯利是图，而是对贪欲的理性节制。

　　中国的历史教科书比较强调西方文艺复兴的意义，在我们印象里，它让西方人走出中世纪禁欲主义，走向人本主义，为近代资本主义开辟了道路。然而仔细研究发 现，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其实只有昙花一现的辉煌，人们从禁欲状态中走出来时，爆发出巨大的创造力，但主要限于文学、艺术及实用技术等直观的领域，并没有在文 明的深层结构里形成理性的果实，而且人们很快放弃了内心的执着，走向放纵，沉溺于物质的享乐，创造力就彻底消逝了。因此，文艺复兴并不没有带来南欧拉丁世 界的真正崛起，甚至只留下一个四分五裂的烂摊子。近代资本主义的产生，近代科学体系的建立，资产阶级革命的成功，尤其是工业革命的发生，都是在宗教改革后 的北欧首先完成的，而那时，文艺复兴的故乡却已经衰落了。

　　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的区别就在于，前者只是人们从传统的禁欲主义的羁绊中走出来，回归到有血有肉的世俗生活，走出的过程很灿烂，很有激情，很有快感，但结 果在放纵中走向堕落、纷争、腐朽，甚至不得不回到保守状态；后者恰恰是更执着于信仰，但不是盲目服从于外在的权威，而是把信仰带进世俗生活，以自己的理 性，包括自己的行动，更好的体现信仰，因此人们不是走出宗教，相反是更加深刻地走进宗教世界。

　　有人分析，南欧与北欧人对于宗教约束的不同态度，与地理气候有一定关系。南欧人常常处在阳光的炽烈照射之下，还有地中海暖风的吹拂，单衣薄裤之下，身体更 多暴露，肉体的感性实在度，远远超过人的精神实在度，身体线条的本能诱惑难以掩饰，因此来自宗教彼岸的禁欲主义比较容易被现实的欲望所颠覆。而在寒冷地带 生存的北欧人，身体经常裹在厚厚的毛皮里，物质生活又相对简单得多，感官上的迟钝，反倒让精神上有更加持久的力量，因此他们对彼岸性与普遍性产生更多的执 着。

　　南欧的西班牙和葡萄牙人首先发现并征服了美洲，他们由直接的物质欲望驱动，目标就是直裸裸的现实利益，他们以残酷的手段，毁灭了中南美洲发达的印第安文 明，将那里的财富掠回欧洲挥霍享用，只给那里留下奴役、纷争、无序，还留下没有文化归宿的大批混血后裔。结果尽管他们的开拓很早，但至今拉丁美洲仍然是第 三世界，众多分裂的国家虽然有相近的语言，却与西方世界存在着巨大的文化与经济鸿沟。

　　北美的开拓者却是以北欧人为主体，尤其以"五月花"号船上的103名清教徒为代表，他们不是为发财致富而来的，当时的北美连高级的印第安文明都没有，没有 现成的财富，他们是由于旧大陆的宗教冲突被迫来到新大陆，去实践自己的信念，实现自己的理想的。他们更多是信仰虔诚的禁欲主义者，形成了韦伯所描述的近代 资本主义精神。结果，今天的北美成为世界最富有最强大最稳定的社会。

　　当代资本主义的主流经济学是人类文明的一种邪教。

　　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之一的马尔库塞也吸收了弗洛依德的理论，认为一切社会文明都是同爱欲本能相对立，通过压抑本能欲望而发展起来的。他认为在社会经济 落后的条件下，为了造就文明而从事艰苦劳动，对爱欲作一定限度的压抑是必要的。而在生产力发达、物质财富充裕的现代条件下对爱欲继续压抑，就不合时宜了。 显然，马氏旨在批判资本主义的"异化劳动"这一具体形式对人性的压抑，这在社会学意义上是合理的。

　　但是如果在普遍的文化意义上认为，随着文明的进步，一切对人本能的约束与节制都要解除，一切超我层面上的精神禁忌都要瓦解，这就走到错误的方向上去了。因 为，人的自然欲望本身是盲目的，虽然任何时候都是有限的，但它又趋于自然地放大，走向无限的消费和占有，譬如说吃到肥胖还要吃，喝到醉倒还要喝，吃着碗里 的，想着锅里的。一有可能，就要娶一群老婆，生一大堆孩子，老婆孩子再膨胀下去。还不要说打造豪华的宫殿、陵墓，购置昂贵的车马、衣饰，追逐浮浪的豪华与 虚名，直到这种欲望泛滥到生命的极限，或者撞到自然与社会的底线而崩溃为止。

　　传统资本主义主要以人的异化劳动生产，无止境地榨取劳动者的剩余价值，生产越多，资本增值越大，资本效率越高，人越是被资本支配。

　　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问题通过技术进步已经获得根本性解决，生产过剩是常态，物质财富相对于人的实际需要来说，已近于无限丰沛。因此，资本增值主要依赖于市 场占有的份额，实现利润的根本途径是通过广告与推销，激发人们无止境的消费需求，把产品卖出去。因此，经济学家成天叫嚣着刺激需求，需求不足就是经济增长 的绝境。为了拉动需求，动用各种招式，从街摊上的各种"托儿"到食品涨价谣言，从学者们拉抬股市，鼓吹教育产业化，到刺激房价上升。根本的关键是要激发人 的消费欲望，把人卷入资本增值的体系里，加入对自然无穷尽的榨取行动之中。

　　然而，物欲的放纵并没有带来人的持久快乐，反而只有焦虑、疲惫与迷失。有人说，传统社会人有烦恼就去教堂祈祷，近代社会人有压抑就去造反闹革命，现代社会 人有郁闷就去商场购物。但借酒消愁愁更愁，人更只是消费者，与被喂养的动物差不多，中心地位与主动权是资本。

　　经济运作及社会结构本来的目的是给人类带来幸福，但如今经济增长却成为资本支配人类生活的途径。为了经济增长而消费，一合纯古典的月饼，竟被现代资本以脱 衣舞的模式包装出六七层，每一层还安上特殊的机关，让人有限的胃口消耗更多的资源，以增长更多的GDP.现代都市里扔出的过期食品越来越多，明亮整洁的塑 料和金属制品把消费品一层又一层包装起来，没有别的目的，只是要撩拨人的消费胃口，地球数亿年演变才留下的矿物质被人挖出来就这样充当瞬间的道具，然后扔 进垃圾堆。

　　这种超出人的实际需要的消费泛滥，造成人类生活及其环境的严重失衡。看似无限丰富的消费品，其实是以技术手段从自然界过度榨取的，环境灾难与资源枯竭越来 越成为人类的共同恶靥。如今，除非在偏远山区，乡村里已经找不到一条干净的沟渠，已经没有灿烂的星空，城市生活里已经没有真正的夜晚，人们被资本软禁在精 致的鸟笼里生活，接受着琳琅满目的供给，享受着四季如春的室温，笼子外则充斥着垃圾和弃儿。

　　如果说，传统资本主义的异化劳动还是人类提高生产力的必要牺牲，那么今天把人当动物喂养的资本主义则是人类文明的反动。今天这种为资本增长考虑的主流经济 学不只是一门孤立的学问，它常常通过政府权力形成国家政策与战略，全面支配社会生活，这就已经沦落为一种邪教。

　　禁欲主义并非中国文化的底色，"存天理灭人欲"是传统的修正主义。

　　当代中国对于弗洛依德理论的理解，也只是沿着解放本能，摆脱禁忌这一方面。这种思维模式影响我们对于自己传统的判断。一般认为，中国落后于西方的根本原因 是"封建礼教"对人性的压抑，个性得不到伸张，自由创造被束缚，儒家的"三纲五常"标志着与专制主义相对应的人格约束，最大思想禁锢便是朱熹的"存天理灭 人欲"的反动口号。

　　然而，这种现代人的概念演绎不一定是历史的真实。中国农业社会早在春秋战国时代世袭的封建贵族特权就开始瓦解，而秦始皇则正式结束了"封建"制度，建立大 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度。尽管皇帝有绝对的权力，但在天高皇帝远的乡村，农民可以保持自由、散漫的自给自足生活，既没有欧洲中世纪农奴那种人身依附，也没有强 大的神权统治。只有在人口与土地的压力太大，上层官僚集团争夺加剧，腐败蔓延，蛮族外部入侵时，这种过度散漫的社会结构才会瓦解，通常会在蛮族或流氓集团 的角逐之后形成新的王朝。马克思曾经形容法国农民的比喻也可以用在中国，分散的农民像是一个个相互没有关联的土豆，土豆必须靠麻袋扎起来才构成整体，农耕 社会的麻袋就是集权统治。可见，皇帝的专制统治恰恰是与绝大多数农民的自由散漫互补的，因此在中国农民的心目中，天下不可一日无君。

　　如果说，在政治特权较少，人身自由较多的背景下，人们各自追求自己的利益，这就是资本主义的话，那么中国资本主义两千多年前就有了。可是这种农业资本主义 却为什么长不成近代西方这种工业资本主义呢？因为，自由散漫的农业资本主义凭借人的直接经验，在自然状态下维系一种朴素的生存，缺乏强大的心理张力，没有 理性层面的普遍节制，因此也无法实现超越自然状态的创造力，无法实现大规模的社会协作与竞争。

　　这样看来，中国传统社会人们的自由度其实比西方要大，虽然在政治文化上强调君权的神圣地位，但毕竟没有强大的神权统治，人们更多关注的是世俗生活，超越现 世生活的文化禁忌相对要弱。佛教从外部的传入，给了中国文化以超越现世欲望与苦难的来世观念，一种更具永恒性的生命价值追求。而后，宋明理学则进一下改造 和补充儒家学说，强调以普遍价值的追求（天理）抑制当下欲望的无限膨胀（人欲）。方家指出，这里所谓人欲，并不是指人的正常需求，吃饭穿衣住房享受天伦之 乐，都在天理的范畴，只有过度膨胀的欲望才违背天理。可见，宋明理学的文化建构，在传统文化逻辑上有它的合理性，它是传统文化自身的完善。

　　中国人的顾忌大多与直接的利害相关，很少超念的普遍的禁忌。

　　处在文明社会里，中国人也是有顾忌的。孔融让梨，就是有好处不能自个儿独享，要与亲人、朋友分享，甚至要让出大头，这样才能维系爱情亲情友情关系。这是在 现实利益分配时的道德约束，但这种道德只是以经验形式存在于生活领域，依附于现实的人际关系，难以升华到形而上的神圣的世界，成为普遍的人生约束。有时 候，我们会有很多顾忌，稍微正式一点的场合，尤其是涉及威权时，有大人物在场，有长辈在场，大家都要放弃自己的主体性，规规矩矩服从于一个强势权力，说穿 了就是要违心，要做假作恭顺。但另一方面，平时里我们的本色，又是一种自我中心的自然状态，一有机会，譬如说仰仗权势，面对下级，还可能无限膨胀。

　　日常生活里的这种"自由"，在西方文化里却受到先天性的文化力量的抑制。我曾经与一位美国女士同到一栋宿舍，我直接从楼下呼叫一个同事，这样叫人的方式， 我们平时从不觉得有什么问题，但在她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中国人到欧美一些国家，稍有自觉的人就会觉得处处受到拘束，不能争先恐后，不能影响他人。实在压抑 得很，好在可以到中餐馆里放声喧哗来发泄一下。其他大多数没有自觉的人，便表现得很没有教养。

　　其实，这背后还有更深层的文化原因，西方文化里的禁忌其实是比中国文化更多更重。中国人讲"发乎情，止于礼"，情是原动力，礼是针对具体对象而存在的，并 不是一种先验的普遍原则，随着具体人际关系的变化而变化，也更容易瓦解。西方人却有一种超越性的禁忌，相对于天国而存在，它对人的自然力量的抑制，就比礼 更具普遍性、先验性、绝对性。中国文化更多有诗性，多样性，西方文化人则更讲神性，统一性。

　　台湾文化人龙应台来大陆，惊讶地发现大陆知识分子平时几乎不谈学问，全是房子、孩子、票子问题。这里有一个重要原因，我们的学问大多是社会需要的，是应人 而制的，很少是自己心里的自由追求，因此学问是一桩苦活累活，尤其上了台面，更要把自己装扮起来，要有理有节，要装腔作势，要狐假虎威，才能保持自己处于 有利地位。如果自己的观点不被接受，受到挑战，进入不了主流，会失去支持，会失去关注，会很没有面子，还会很尴尬。因此，大陆知识分子要有作为，会把自己 搞得很累，严重一点就是英年早逝。当然聪明人，会为自己解脱，场面上是一套，下来又是一套。朋友聚会，当然要本色一点，而且实际的学术利益分配，都是在这 种私下的交际里心照不宣地完成的，公开的程序反而只是走一下过场而已。早几年不是就有一种说法：喝下这杯酒，给你一个"863"！因此，在这里再谈什么学 问，除非是没有出道，不懂人情世故的年轻人。

　　海峡对岸的同胞所处的文化状态已经与我们有了很大差异，一方面，他们固然已经很自由，很开放，心有不平，想说就说，想骂就骂，想上街就上街，甚至在立法机 关的殿堂上，该出手时就出手！但另一方面，他们却有了另一种我们这里所没有的约束，人与人之间平日里的礼貌，契约一旦形成之后大家的信守，基本法律秩序的 维系，都需要个人欲望的节制。即使是堂堂领导，为一点小节问题，为两张发票，在我们平时里大家都是心照不宣地通融过去，但他们那里竟然被抓住当把柄，吃不 了得兜着走。这样看来，到底是我们自由还是他们自由，就不能简单做结论了。

　　很难找到一个民族的精英社会像我们这样毫无禁忌，不怕天罚。

　　放开禁忌，释放压抑的能量，是很痛快的，早期当人们还保持着比较完整的精神的世界追求时，还能拼发出巨大的文化创造力，尽管这可能会与传统的禁忌产生冲 突。意大利文艺复兴就曾昙花一现地出现过达芬奇、拉斐尔、米开朗基罗、拉莫雷、加利略等伟大的文学艺术科学家。中国改革开放也曾带来更短时期的创造力，八 十年初期曾有电影、小说、诗歌、绘画以及科技的繁荣，八十年代后期这一切才被经济大潮席卷一空的。

　　当大家都有禁忌时，谁走出禁忌，谁就成为众目睽睽的焦点，虽然一开始大家不太习惯，甚至道德上无法接受，但身体里蠢动着的欲望被暗中撩起，让人心跳加快，接下来这种初看起来倒行逆施的作为，反倒成了先进潮流的代表。用解放者眼光望去，反对者都是卫道士、伪君子。

　　女性的形象往往是一个时代精神的象征。当人们迷恋与欣赏的女性是清纯美丽的天使形象时，这个社会有更多超越的理想，含蓄的激情和丰富的艺术创造力。而当人们只热衷于女性身体的性感时，这个社会便少有心灵深处的理想与激情，思想与创作的冲动容易在放纵中迷失。

　　二十多年来无论怎样改革，怎样扩大物质利益的悬殊来鼓励探索与创新，中国人独立的科技文化成就与产业品牌越来越稀有。可是，劣质模仿却是层出不穷，不只是 小商小贩，还有大批科技骨干。抄袭舞弊的不只是大学生，还包括名牌大学讲坛上面不改色心不跳的教授，大有一副"我是流氓我怕谁"的大无畏英雄气概。今日中 国，恐怕只有边远山区村民们在自己的小圈子里还保持着传统的诚实。有位少数民族学生非常痛苦地来找我，说大学生里失窃成风，在打开水时热水瓶经常被人摸 走，很多人已经习惯了，也摸人家的，他已经被人摸掉好多个，自己还是下不了手。

　　有一种说法，世界上60亿人口里，有13亿人是没有宗教信仰的，其中12亿在中国。如果考虑西方社会里有些人虽然不一定去教堂，也不相信一个人格的上帝， 但仍然具有一定宗教情怀，尤其是具有一种不可动摇的信仰内化而成的理性精神，那么这种说法肯定是正确的。而这表明，中国今天的文化状态在全世界范围内也是 极其特殊的，传统文化彻底瓦解，既不能同化西方文化，也没有建立自己新时代的文化。

　　没有几个国家像中国这样，无条件地把"保守"当成贬义词，把"开放"当作褒义词，也很少有人对世界潮流、西方轨迹有如此豪迈的寄托，没有向个民族如此钟情 于机会主义的"与时俱进"。与时俱进，因时因地制宜，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本是农耕文明内部顺应自然的生存逻辑，以它来解构自己，却是从未有过的，这是当 代人的创新吧！

　　人文主义与人文精神，看似相同的旗帜，取向正相反。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思想界有人呼唤"人文精神"的回归。大家都知道，这是要抵制物质主义、功利主义、消费主义。可是，到底什么是人文精神，理论上似乎没有 人说清楚了。有人将它与人文主义联系上，有人把它附会于"文人"的精神，有人还反问，过去就有人文精神吗？

　　人文主义与人文精神当然有关系，两者都是要"回到人本身"。前者是要走出中世纪束缚，当人被一种异化的信仰外壳束缚而倍感到压抑时，就开始要背弃它，要解 放自己的生命意志。在意大利文艺复兴中，人们要从天国回到人间，要以世俗生活而不是神圣价值为中心，这是典型的人文主义运动。而后者提出的背景却相反，改 革开放后，中国社会的物质生活日趋丰富，一部分人开始放纵欲望，然而越来越舒适的生活似乎并没有带来人们心底的快乐，反而是失落与盲从，因此这种经济发展 与人本身的全面需求并不是一致的，甚至是一种人的需要的扭曲。于是，人文精神的口号虽然也是要回到人本身，却是由物质上的放纵回归精神追求。

　　从神圣世界回到物质世界，从物质世界回到神圣世界，都叫"回归人本身"。那到底什么是人本身呢？原来，"人本身"是一个相对概念，当"超我"成为桎梏时， "本我"的伸张就显得更加真实、鲜活、绚丽；而当"本我"泛滥时，"超我"就显得更是人的本质，更显得崇高。

　　是不是要回归过去的精神呢？又是，又不是，过去那种意识形态的理想主义当然是没有几个人想倒退回去。但是，正如天主教教会包办人们的信仰问题，只要有人接 受，它就有它的合理性一样，人们指责、嘲讽改革开放之前人的精神扭曲，却并不能因此忽略一点，意识形态的理想主义毕竟也是理想主义，扭曲的精神仍然是充实 的，也能给人带来憧憬。

　　况且，有人想要回归某种有精神追求的状态，并不是简单回到过去。在这个问题上，文艺复兴是直接走出束缚，结果人们在短暂的放纵之后迷失了，一些人依旧回到 天主教中寻找精神庇护，因此欧洲南部拉丁区今天反而更多人具有天主教保守主义倾向。而北部的宗教改革却是一方面走出罗马教会的外部束缚，另一方面却在每个 人内心里形成更加虔诚，更加理性的基督教信仰，因此今天的新教国家里，理性精神已经内化到人格里。

　　但在中国，经济主义的潮流依旧甚嚣尘上，十年人文精神的口号并没有落实到人的心里去，人们依旧在疯狂，在焦燥，在彷徨，在寻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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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宪容:高房价是CPI上涨的源头

　　2008年1月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即CPI）已经公布达到7.1%，这是1997年以来最高月份。尽管对如此之高的CPI，政府及媒体在一定程度在淡化之，以为这次CPI的上涨也会如2004年一样悄然而过，但是，实际上这一轮的CPI高企并非仅是所谓的结构性上涨，也不仅是食品价格的上所造成涨，而是所面临的问题要复杂得多。特别是，从根源上来说，这一轮的CPI上涨的源头是房价快速上涨。当房价快速上涨后，一定会传导到CPI上来。

　　我们先来看统计数据，１月份CPI城市上涨6.8%，农村上涨7.7%；食品价格上涨18.2%，非食品价格上涨1.5%；消费品价格上涨8.5%，服务项目价格上涨2.6%.而且从统计的八大类别看，１月份CPI仍然是五涨三落。其中，食品价格在较高基数上仍保持高速增长，同比上涨18.2%.

　　在这里，即使不考虑CPI体系之缺陷，仅就所显示的数据来看，并非1月份CPI上涨较高是什么春节的因素、雪灾的影响及以往的基数低，而这些都是问题的表面现象。如果从这些数据的后面情况来看，其问题是十分严重的，而且最后可以从房价快速上涨传导的结果。

　　因为，春节的因素，不是今年才过春节，春节每年都要过，为什么早几年的春节CPI快速上涨没有表现出来？况且，如果真的是春节的因素，那么春节后的CPI是不是会立即回落，答案肯定是否定的。还有，雪灾对CPI的影响，由于是发生在1月份下旬的事情，雪灾对农产品价格的影响估计要到2月份才能反映出来。可以说，当雪灾的影响反映出来时，2月份的CPI一定会高于1月份。

　　再就从CPI统计所反映的数据来看，其中表明以下几个特征，一是农村的CPI上涨快于城市的CPI上涨。这与一般的价格传导的方式正好是反向的。一般来说，CPI的上涨肯定是从经济最为繁荣地方开始，肯定是经济最为发达的城市开始。但这种价格传导的一般性为什么在中国失灵，最大的问题是政府对价格的管制。也就是说，政府对消费品价格行政管制基本是在城市或限于城市，而这种价格控制对农村来说则鞭长莫及。既然政府对城市消费品价格的管制还是让CPI上涨到这样高，那么这种临时性价格管制放开，城市CPI立即会上涨更快。因此，目前城市CPI如此之高，并非是市场使然，而是人为的结果。如果政府放开不少消费品价格的管制，1月份的CPI只会比目前水平要高。

　　二是食品的价格上涨为什么会在以往过高的基数上还是有这样高的上涨幅度？过去那种什么季节性因素、暂时性因素的解释已经没有说服力了。我们还是从食品价格上涨根本原因来解释。这里有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比如，如果房地产市场的价格多年来都在成倍的上涨，而房价上涨也带动相关行业一系列产品的价格的快速上涨，那么这些行业及产品上涨为什么就不会传导到其他产品及行业上来？为什么就不会传导到食品价格上来？在一个统一的市场中，这样的事情可能吗？根本就不可能。我们可以看到，国内房价快速上涨已经有几年，这种上涨一定会传导到消费品的价格上来。

　　还有，为什么猪肉的价格持续高企？本来按照生猪的生长周期，生猪的供求在半年多的时间就可以解决，但是实际上从2007年6月份CPI快速上涨以来，政府对生猪的饲养采取一系列的优惠政策，但生猪生产还是没有上去。问题何在？就在于相关许多要素价格上涨比生猪价格上涨快，加上农民外出务工的机会成本，农民不愿意生产。而要素价格上涨就在于由于房地产市场价格快速上涨导致了要素价格的重估。同样，猪肉涨价的机理，也预示着未来农产品价格会出现趋势性上涨。这是不可改变的趋势。

　　我们还应该看到，这一轮的CPI上涨已经持续有半年多了，而且数据越来越高。早些时候一些人总是希望创造一些莫名其妙的名字来掩饰，比如什么结构性通货膨胀，并认为这种结构性通货膨胀只要对食品价格有所管制就能够降下来，但是实际上这些仅是一种愿望。反之，CPI水平越来越高，通货膨胀越来越严重。可以说，如果按照通货膨胀目标制国家，7%以上的通货膨胀是十分严重了。同样，中国在通货紧缩及低通货膨胀的情况下，这样高的CPI同样是严重的。我想这也是中央把遏制通货膨胀上涨作为今年宏观调控主要目标根本所在。但是，在一些部门看来，这样高的CPI都是特殊条件下的结果，只要这些特殊条件消失，CPI就会下降。我想，就目前的情况来看，这只能是一种愿望，根本就不可能。

　　在春节前，由于美国次按危机引起整个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引起国际市场对美国经济衰退的担心，同时，中国南方地区的雪灾也曾为中央政府紧张，好像中国及世界经济快塌下来似的，因此，不少人提出，中国要顺世界经济之大势，改变既定的从紧的货币政策。但是，正如我指出的那样，全球经济发展放缓，当然对中国经济有影响，但是影响不大，问题还在于国内经济内在性的平衡。

　　因为，对于南方一些省份出现的雪灾，尽管受到影响的地区很大，但这些影响都是局部的、暂时的。政府不要太多关注雪灾所造成多大的影响，而应该关注的是这些地方的灾后重建，关注的是如何以加大财政支持力度的方式对受灾省份支持，关注的是帮助这些受灾地区人民与企业恢复生产、重建家园。如果政府能够加大对这些受灾省份的财政支持的力度，不仅这些地区的生产与生活秩序会得到迅速得以恢复，而且灾后重建还可能成为这些地区经济快速发展的新的增长点。但是，我们当前应该注意的是，如何按照中央经济工作既定的方针前行，如何防止国内经济全面通货膨胀仍然当前经济工作的重点。否则，2003年SARS后的情况又会重演。而SARS之后导致整个经济过热的动力就在于房地产市场。

　　在这里，还有一些重要问题，就是这一轮CPI快速上涨，同样表现出生产品价格指数（PPI）创出几年来新高。PPI作为一种价格上涨的先行的价格指数，尽管对CPI的反应会一个滞后期，但一定会传导到CPI上来。而且从已经的研究表明，国内PPI传导通道已经打开。当国内PPI全面上涨时，同样预示CPI上涨只是一个时间上问题了。如果加上要素价格的重估（比如水、劳动力、土地、环境、资源等），加上国际市场上的大宗产品价格快速上涨，那么，国内CPI上涨肯定会持续一段很长的时间。试想轻描淡写地来看国内CPI上涨而不采取有效的方式来治理，以为这样国内CPI会降下来，这是不可能的。

　　总之，在这一轮的经济增长中，房地产市场的价格快速上涨成为整个经济增长的动力，而房价快速上涨不仅会带动相关产业产品价格上涨，也会由此带动整个市场价格全面上涨。食品的价格快速上涨是这一轮价格上涨最后一端。当国内食品的价格出现全面快速持续上涨时，它也预示中国出现了全面的通货膨胀。因此，面对国内CPI严重局势，政府决不会低估CPI快速上涨的严重性。特别是当面对银行信贷超高速增长时，政府对CPI的上涨更是会关注。因此，从紧货币政策在短期内不仅不要改变，而且还要加大货币政策从紧的力度。而房地产是完全的资金密集性产业，当央行的货币政策全面的从紧时，房地产业当然是首当其冲。无论是2007年的359号文件，还是最近银监会将出现的个人贷款的指引都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还有，当CPI高企，必然会导致居民存款严重的负利率。在严重的负利率情况下，利率的上调也是必然。银行信贷规模从紧及利率的上升，都是严重影响房地产市场最为重要的方面。在此，房地产企业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并制定自己企业应对方式。这就是目前国内CPI上涨对房地产影响的关键所在。

　　作者电子邮件： yixrong(at)vip.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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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富贤:中国人口问题——船大惯性大，调头要趁早

　　1. 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组稳定现行计划生育政策的理论依据不成立

　　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组阻止人口政策调整的真正理由有四：

　　1）、由于近些年来，一些地方的条例对生育政策做了一些微调，对二孩的生育条件有所放宽。自实行计划生育以来全国已累计有近1亿独生子女，进入21世纪，这部分人陆续进入生育年龄，双独可以生二胎，将使生育水平有所提高。

　　2）、未来十几年，我国人口总量仍将保持持续增长的态势，预计每年净增人口在800万人到1000万人之间，总人口到2033年达到峰值15亿人左右。

　　3）、由于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第三次出生人口高峰的影响，2005年━2020年，20岁━29岁生育旺盛期的妇女数量将形成一个小高峰，导致出生人口数量出现一个小高峰。

　　4）、近期放开生育政策会引起"补偿性生育"和"抢生"，会出现人口大起大落的后果，不利于人口平稳、健康地发展。

　　1.1、允许独生子女生二胎只是杯水车薪

　　就算这"近1亿独生子女"在1980年到2007年之间平均分配，那么每年只有370万独生子女（其实不到370万，因为还有少部分是1970年代出生的；穆光宗教授认为独生子女只有8000万，不到1亿）。目前政策只允许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生育二胎（河南还例外）。根据1990年人口普查数据，1980年到1990年出生性别比平均为109，那么每年的370万独生子女中只有177万独生女；而1980年到1990年平均每年总出生人口2200多万。就是说，今后几年1个育龄独生女面对的是1.1个独生子和5.4个非独生子，她们的配偶是独生子的概率很低，这177万独生女中只有30万左右与独生子结婚，对总人口增加几乎没有影响。即便每年177万独生女全部可以生二胎（政策生育率为2.0，比目前的1.38多0.62），考虑到15%左右的单身、不孕不育人群，也不过多出生93万人口；即便只要一方是独生子女就可以生二胎，每年多出生不超过170万人口，相对于总出生人口来说比例也不大。因此，允许独生子女生二胎只是杯水车薪，这样的微调不能成为阻止人口政策调整的理由。

　　1.2、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组对未来人口预测是错误的

　　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组认为：未来十几年每年净增人口在800万到1000万之间，中国人口总量到2010年控制在13.6亿人，到2020年控制在14．5亿人，2033年达到峰值15亿左右。

　　依照这种趋势，那么2006年应该增加1300万以上（《大国空巢》15章有详细分析）。但是国家统计局《200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认为2006年只增加692万人口，没有1300万，也没有1000万，甚至没有800万。随着老年人口的激增，死亡人口将激增，每年净增人口将急速减少，2006年净增人口只有692万，一两年的预测就与事实相差甚远，未来十几年每年净增人口还能在800万到1000万之间？总人口会达到15亿人左右？其实国家统计局的这个"增加692万"数据还是"修正"后的数据。依照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客观数据，2001年到2005年这5年共出生6846万人，死亡4143万人，平均每年只增加541万。2001年到2005年每年平均死亡828万人口，每年只增加541万人口，今后每年死亡人口翻番，育龄妇女差不多减半，每年净增人口还能在800万到1000万之间？

　　2006年我根据前17年人口变化推测未来15年人口变化，发现中国人口将于2016年开始负增长，高峰人口只有13.4亿。2005年1月我用同样的方法预测2006年中国人口增加609万，而计生委预测至少增加1167万。国家统计局公布2006年人口增加692万（有水分），与笔者的预测结果接近，而与计生委的预测相距甚远。并且我采纳的是国家统计局统计年鉴的"修正"的人口数据，这个数字有很大的水份，比如依照国家统计局"修正"的资料，2000年增加957万；而依照人口普查原始数据，2000年死亡814万，出生1379万，就是说实际上只增加565万。因此要是不停止计划生育的话，人口负增长时间还要提前，人口高峰也不可能达到13.4亿。

　　1.3、育龄妇女高峰不足以引起出生高峰

　　再看看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组强调的20岁━29岁生育旺盛期的妇女数量与出生高峰的关系。

　　图中数据采纳历次人口普查资料，2000到2005年出生女孩数据采用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从图可见，育龄妇女高峰不一定导致出生高峰。1990年之后育龄妇女人口大幅增加，但是出生人口却急速减少。2005年到2020年的育龄妇女高峰明显低于1990年到2000年的那个高峰，1990年到2000年那么大一个育龄妇女高峰都没有引发出生高峰，2005年到2020年那个小育龄妇女高峰还能引发第四次出生高峰？

　　从上图可见，生育率才是出生高峰的直接原因，1950年代的出生高峰是由于6.0左右的高生育率。1962年到1977年的人口高峰前半部分（1962年到1970年）是由于高生育率；后半部分（1970年到1977年）是由于1950年代出生的妇女到了生育年龄，并且平均每个妇女仍然生育4个左右孩子。1982年到1991年的出生高峰是由于1960年代生育高峰出生的女孩到了生育年龄，并且还由于1980年代维持2.4的生育率。光从育龄妇女结构来说，中国1980年代的出生高峰应该延续到2000年，但是随着生育率的下降，第三次生育高峰在1991年之后嘎然而止。

　　综合上面两图，合并成"出生高峰、生育率、育龄妇女的相关图"。我们可以从这幅图清楚地看出，影响出生高峰的主要是生育率而不是育龄妇女高峰。

　　日本1940年代的第一次出生高峰在2.0左右的生育率前提下才在1970年前后引发出第二次出生高峰（并且第二个高峰明显偏小），但是由于生育率降低到1.5以下，第二次出生高峰在1990年代不能继发出第三次出生高峰。

　　由于有不孕不育、单身等人群的存在以及养育能力的限制，生育率会远低于生育意愿。比如日本生育意愿一直高于2个孩子，但是实际生育率却只有1.25左右。台湾省2006年育龄妇女理想子女数为2.29人，已婚妇女的理想数较高为2.53人，只比20年前少0.5人，但是实际生育率却大幅滑落，从世代更替水平下降到2000年的1.68人，再降到现在的1.1 人。中国国家计生委《2006年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显示现在全国生育意愿低下，平均只有1.73，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妇女的平均理想子女数分别只为1.78个和1.60个。未婚育龄妇女的平均理想子女数只为1.46个。在如此低的生育意愿下，不停止计划生育，根本不可能出现第四次出生高峰。

　　1.4、停止计划生育后"补偿性生育高峰"越高越好

　　有人担心停止计划生育之后会引起"补偿性生育高峰"。但是纵观人类数千年文明史，人口从来就不是平稳的，人口出生高峰往往导致此后的综合国力的提升。古今中外，盛世的最重要的标志是人口的增长。

　　日本战后的出生高峰"团块世代"是日本后面经济腾飞的主力。欧洲战后婴儿潮也导致经济的快速发展。日本和欧洲现在出生人口倒是平稳地减少了，但是意味着今后国力的减弱。

　　美国现在一霸独强，很大程度是得益于战后两次出生高峰。美国1955年到1965年这10年平均每年出生415万，是1930年代的1.7倍。1960、1970年代，美国的婴儿潮人口带动了玩具、卡通、流行音乐的成长；1980年代，步入结婚活跃期的婴儿潮人口带动了房地产、汽车业的成长；1990年代，步入消费黄金期的婴儿潮人口又带动了个人电脑和互联网的成长。美国经济学家保罗·皮尔泽指出，"婴儿潮出生的人虽然只占现美国人口的28％，但所创造的经济价值却占美国整体经济10兆美元的一半，婴儿潮人口创造了历史上最大的股市涨幅、房屋需求、国际航空、个人计算机、电脑网络和运动休闲工具的需求"。美国在1980年代之后由于生育率的回升，又出现新的出生高峰，而欧洲由于生育率持续下降，战后婴儿潮没有继发出新的出生高峰。用以人为本的的方法分析各国的实力才能发现真正的原因。

　　中国1961年只出生1100万孩子，但是1963年超过3000万，差不多是1961年的三倍，不是一样过来了？1962年到1980年这次出生高峰共出生4.4亿人口，没有这4.4亿青壮劳动力和旺盛的消费能力，改革开放还谈什么成就？现在中国还谈什么崛起？

　　1952年到1958年这个出生高峰平均每年出生1991万，1959年到1962年这个低谷平均每年只出生1407万。1963年到1971年平均每年出生2646万，是1959年到1962年的1.88倍，是1952年到1958年的1.33倍。停止计划生育今后10年即便每年出生2500万，也只是目前的1.88倍，有什么可以担心的？即便在两三年出现3000万的高峰，也不过相当于1963年的水平。1960年代中期面临生产不足、物质短缺、学校扩建、师资培养，但是还是将每年近3000万孩子养育成人；而现在的校舍都已经建好，师资已经培养好，面临的是生产过剩、消费萎缩和就业不足，今后面临的是劳动力短缺和老年化问题。难道养育每年出生的3000多万孩子还是难事？停止计划生育既能改善消费结构、缓解现在的就业压力，又能缓解今后的老年化压力和劳动力短缺，一举多得。

　　从1950年代直到1991年，除了大跃进几年以外，每年出生人口都在2000万左右或者以上，其中1963年到1974年这12年平均每年出生2600万，有生就有死，他们到老年之后，中国每年死亡人口将长期保持在2000以上（国家统计局宣称2006年死亡人口只有892万，今后每年死亡人口将是现在的两三倍）。

　　因此像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需要每年出生2000万以上才能有效改善人口结构，才能防止人口锐减。如果在今后10年每年出生人口平均超过2500万（印度现在的水平），执政者将因此而功载史册。但是停止计划生育等到三四年的"补偿性生育高峰"之后，靠新一代年轻父母，无论如何每年不可能出生2000万人口的。1980年到1990年平均每年出生1009万女孩，生育之前死亡大约55万，再扣去15%左右单身、不孕等人口之后，估计生育妇女在810万左右，平均每人需要2.5个孩子才能使得每年出生2000万，主流家庭需要生育3个以上才行。但是这一代人是生育文化断代的一代，少生的观念已深入人心，他们愿意生、有能力养育3个以上孩子？而1996年到2005年平均每年只出生女孩620万左右，扣去死亡和不生育妇女，生育妇女不到500万，她们能够生育2000万孩子？

　　韩国、台湾的社会发展水平比中国早20多年。如果20多年之后，中国的生育率像韩国和台湾现在一样只有1.1的话，那么每年只出生600多万孩子，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每年人口减少一千多万，雪崩！大国空巢！即便停止计划生育，并千方百计鼓励生育，还是难以防止中国人口锐减。

　　1.5、停止计划生育后"补偿性生育高峰"有多大？

　　有人担心停止计划生育会出现大的出生堆积高峰。其实1960年代出生的妇女基本上已没有生育意愿或能力，补偿性生育得指望1970年代出生的妇女。1970-1979年这10年共出生11059万女孩，以每年死亡0.22%计算，到2008年的时候还剩下10235万。

　　国家计生委的数据显示，中国现有2.4亿育龄妇女，其中有48%的妇女使用宫内节育器，有36%左右接受了输卵管结扎手术，永久绝育。为了巩固这一"成果"，各地计生部门近几年来采用了更残酷的强制逼迫的绝育手段，类似广西博白县的强制堕胎、强制结扎事件层出不穷。他们层层下达指标，将计划生育工作的"落实情况"与官员的奖金、工资、甚至是升官晋级捆绑在一起，基层组织与计生委干部抓捕超生罚款、实施堕胎、结扎手术已到了疯狂的程度。

　　1970－1979年出生的女孩，估计有40％左右（以农村妇女为主）已经生育二胎或二胎以上（扣除不孕不育率，实际生育率在1.3 左右），根据极高的二胎结扎比例，农村一般超过90％，这部分妇女，即总人口36％已经基本上没有生育能力，毕竟输卵管复通手术愿意做的人很少，即使做了成功率也不高。已经生育二胎或二胎以上，本来就不大可能准备再生育。

　　因此，先扣除这部分36％的妇女，剩余64％中又有30%不孕(女性从27岁开始生殖力就明显下降，1970年代出生的女孩都已经算是高龄育龄妇女了)，算下来1970－1979年出生的女孩只有45％(4600万)尚有生育能力。而目前生育意愿只有1.73，她们中的大多数已经生育了一个孩子，这4600万妇女还有再生3360万孩子的意愿。

　　现在年轻一代普遍晚育。2008－2012年以1970－1974年出生的妇女为抢生主力，2013－2017年以1975－1979年出生的妇女为抢生主力，平均每年抢生336万人，这已经是较高的估计了。十年之中，可能前几年偏多一点，达到五百万左右，后几年偏少一点，可能只有一、二百万。

　　目前平均初育年龄为25岁，1980年代出生的一代还只是生育第一个孩子，1980年代平均每年出生女孩1000万左右，由于不生育人群的存在，意味着今后每年每年生育妇女只有810万，1980年代初出生的有少数才开始生二胎，每年总出生孩子最多不过1200万左右。那么在"补偿性生育高峰"期间，每年最多只出生1700万左右孩子。1990年之后每年出生孩子急剧减少，到1990年代中期之后，每年只出生600多万女孩。

　　可见这三千多万抢生儿童，是中国缓解老龄化危机的唯一希望。这宝贵的三千多万抢生儿童，不但可以缓解现在幼儿园、中小学教师的失业压力，尤其有利于缓解即将于2020－2030年期间爆发的养老危机，保持中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中国应赶抢"补偿性生育高峰"，如果这个高峰被耽搁了，中华民族从此走向衰败！

　　1.6、生育率反弹，"弹"何容易？

　　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组反对调整人口政策是担心停止计划生育后生育率会大幅反弹。

　　社会越发达，生育率越低。人类发展指数（HDI）是联合国反映社会发展水平的综合指标。比较了全世界各国HDI与总和生育率（TFR，妇女生育孩子数）的动态关系，发现二者高度负相关，同等HDI的国家中，中华文化圈地区的TFR比其他地区低；曾经是社会主义国家的TFR比其他国家低；后行国家达到相同的HDI时，TFR要比先行国家当年低。

　　2003年世界上所有中收入国家平均HDI为0.774，平均TFR为2.1；东亚和太平洋地区平均HDI为0.769，平均TFR为1.9.中国的HDI 2000年为0.730，2003年为0.755，2004年为0.768.中国2007年HDI为0.8左右，相当于新加坡1987年、韩国1988年的水平，当时新加坡和韩国TFR分别只有1.62、1.56.

　　1985年开始国家就特批山西翼城县试点二孩方案，但是2000年普查显示该县生育率只有1.51.新疆建设兵团汉族人口允许生二胎，少数民族可以生多胎，但是"十五"时期，总和生育率稳定在1.0左右。越南1988年开始计划生育，都允许生育两个，越南2007年的HDI相当于中国1999年水平，但是现在生育率只有1.89，低于政策生育率和世代更替水平。可见光是放开二胎是不够的。应该立即停止计划生育。

　　工业革命以来生育率下降之后很难反弹。原因是工业化所引起的家庭结构改变和男女分工改变是难以逆转的，"生产力对人口的压迫"是难以逆转的。发达国家耗费巨资、绞尽脑汁以求缓解生产力对人口的压迫，都没有成效。虽然以胡锦涛总书记为代表的中央领导在想方设法改善民生，但是解除"生产力对人口的压迫"、化解工业化所引起的人口再生产与物质再生产的矛盾还任重道远。生育率反弹，"弹"何容易？！

　　1.7. 国家计生委没有稳定生育率的能力

　　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组认为："全国平均总和生育率在未来30年应保持在1.8左右，过高或过低都不利于人口与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

　　2002年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十六大的大会报告中提出："稳定低生育水平"。

　　2007年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的十七大开幕式上强调说："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稳定低生育水平，提高出生人口素质。"可见中央是要求在以人为本的前提下稳定生育率，而不是降低生育率。

　　但是十多年来，生育率却一直在不断下滑，而不能稳定在中央所要求的维系可持续发展的低水平（世代更替水平附近，至少也得在1.8左右），2000年人口普查和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显示现在已经降低到1.2-1.3的超低水平。

　　国家统计局认为2000年底中国人口为 12.6743万，"十五规划"人口控制目标是2005年13.3亿，这五年需要增加6257万人口（每年增加1251万）才能在2005年达到13.3 亿；但统计局数据显示2005年底中国人口才13.0756亿（国家统计局长承认水分超过4600万），五年只增加4013万（每年只增加803万），只相当于预期的64%.比中国的控制目标少出生2244万人口，相差36%，还叫作"稳定生育率"？

　　国家统计局资料认为2005年1月6日中国人口达到13亿。国家计生委主任张维庆2005年11月14日说"按照目前的总和生育率1.8预测，我国总人口将于2010年达到13.7亿"。意味着如果生育率稳定在1.8的话，2005年到2010年这6年每年需要增加1167万人口。由于死亡人口逐年增加，那么2005年、2006年人口增量需要远高于1167万。但是国家统计局资料显示2005年人口增量只有768万，2006年人口增量只有692万（实际上可能只有400万左右）。这说明中国的生育率根本无法稳定在1.8，而是远离1.8.

　　中国的人类发展指数已经达到0.8，人均GDP达到2000美元，人均国民总收入步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根据各国经验，在这个发展阶段是生育率和生育观念急剧转变期，即使停止计划生育并千方百计鼓励生育，生育率也会下降，很难稳定在1.8.

　　可见稳定生育率的任务非常艰巨。稳定低生育率，难点在"稳定"，责任也在"稳定"，"稳定"二字是千斤重担！但是计生委没有稳定生育率的能力，只有降低生育率的能力。按照十七大的"以人为本"的这一执政理念，现行人口政策面临方向性调整。

　　2. 船大惯性大，调头要趁早—调整人口政策的建议

　　2.1. 停止计划生育

　　计划生育是非常态，应该无条件恢复常态。民间热议已达成"必须尽快调整"人口政策的共识。现在的人口数据可以一再"修正"，但是今后计划生育的恶果是"修正"不了的。人口问题是一颗定时炸弹，现在暴露的问题只是冰山一角（比如目前只有4000万老人享受养老金，但是社保就已经出现问题），随着时间推移，问题将越清晰、越严重。今后四亿老人等着养老，四千万光棍等着找老婆，民族需要持续发展。并且人口数据也只能"修正"一时，不能"修正"一世，今后的人口普查还是会将真相公布出来的，纸是包不住火的。在人口政策上是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2.2. 提高分配率，改善民生，提高养育能力

　　现在生育率低下，很大程度是因为生活压力增大，养育能力降低。并且产业升级快，"就业替代"频繁，存在很高的失业风险。应该提高分配率，改善民生（医疗、教育、住房等），以提高养育能力；加大社保投入，不但让失业家庭基本生活有保障，也让他们养育得起孩子。美国生育率能维持在世代更替水平，除了传统的生育文化上回归外，还因为民生压力比其他国家要低。韩国生育率只有1.08，与住房等民生压力大很有关系。

　　2.3. "添丁不加银"—养孩子要适当社会化

　　现在物质再生产和分配已经社会化，而人口再生产却没有相应社会化。养孩子的投入主要在家庭，产出主要在社会。人口结构最为健康的美国，很多收费都是以家庭为单位，"添丁不加银"，类似中国清代的"摊丁入亩"（为清朝人口增长做出了巨大贡献）。一些公园、游泳池等公共场所的门票以家庭为单位，医疗保险也基本这样。美国普及从学前班到高中的13年全免费义务教育（有些地区是14年免费教育），并通过税收等途径"惩罚"单身和丁克家庭，而给多孩子家庭减税，多孩子家庭上大学享受学费优惠。

　　2.4. 将生育当生产看，尊重男女的天然分工，建议设立母亲节

　　男女分工是天然的（李白在《蜀道难》就说：但见悲鸟号古木，雄飞雌从绕林间），不意味着不平等，忽略男女的天然差别、分工是对女性最大的歧视。男人是物质再生产的主要承担者，女人是人口再生产的主要承担者。现在物质再生产有报酬，人口再生产是免费的，"造人"不如"造物"，驱使女性过度参与物质再生产，等于是挪用了养育孩子的时间、精力、成本。穆斯林国家生育率高的原因之一就是妇女劳动参与率低。中国妇女劳动参与率高居全球17位。20-30岁之间是妇女最佳生育时间，但是在目前的分配制度下这段时间又是奠定事业基础的时期，越来越多的女性将这段时间用来学习和工作，而不是结婚生子。日本有一半的妇女到33岁还没有生育。有生育能力时没有生育条件，等有生育条件后已经没有生育能力了，晚育并且增加残疾儿童的比例。应该改善女生的学制，用分配的杠杆来平衡妇女花费在人口再生产与物质再生产的时间和精力，降低养育孩子的成本，鼓励妇女在在30岁之前完成生育三个孩子的任务。在建立社保制度的时候让生育与养老金获益适当挂钩。

　　2.5. 建立新型稳定的家庭模式，赋予婚姻完整的含义

　　古代自然经济使得男女分工明确，互相依赖，家庭稳定，利益一致，同心协力抚养小孩。现在男女分工不明，经济独立，离婚率高，既浪费生育时间，又提高生育成本，不利于人口再生产。需要通过税收等制度，将单身男女往家里赶，并且不愿意离婚。增加离婚的难度，加强对未成年孩子的保护，加强对已经生育孩子的妇女的法律保护。现在由于孩子少，媒体过度地宣传爱情（将爱情看得比生命还要高，那就当然比社会责任要高，为了新爱可以随便离婚），将婚姻简单地等同于爱情，婚姻简单依赖于性激素水平，爱得死去活来，离得随随便便。要赋予婚姻完整的含义，家庭既是感情、物质利益共同体，又是人口再生产的基本单位，也是社会的基本细胞。

　　2.6. 消费要适度，不要过于超前

　　主流家庭养育三个孩子，这是第一消费。必须在保证这个第一消费前提下才发展其他的消费。无序的其他需求挤压了对人口再生产的投入，比如以2000年的消费能力如果追求2050年的消费，必然降低养育孩子的能力。媒体不要光聚焦娱乐名人，要面向普通大众，抑制社会攀比风尚，压缩结婚、生育成本的"水分"。清纯的民风对于生育率的提高很有必要。

　　2.7. 保护生育器官

　　宣传生殖健康知识，加强食品安全。人流和性病是不孕的重要原因。减少人工流产，控制性病传播，降低剖腹产比例。防止性解放思潮的泛滥。

　　2.8. 挖掘老人资源

　　中国现在家庭小，老年人多，鼓励老人老有所有为，帮忙带孙子、孙女、外孙、外孙女。

　　2.9. 挖掘传统文化，重建新型生育文化

　　物质条件就像食物的原材料，生育文化是烹调技术。成功的生育文化将节省人口再生产的成本。中国传统生育文化内容非常丰富，是一个精神宝库。由于传统文化所依存的社会基础和经济基础已经发生剧变，要想完全恢复传统文化是不可能的。在重建新型生育文化过程中，需带一些"旧土"，保留一些传统的生育文化。比如重视家谱文化、祖宗文化，将清明节、中元节作为法定假日。

　　2.10.正视现实，找出对策

　　以前，将一切问题都往"人口太多"上推而不主动找出路；今后要防止将责任往计划生育一推而撒手不管。要从现实出发，在提高生育率的同时，寻找其它方法解决老年化、性别比严重失调等社会问题。

　　人口政策调整成功的标准：主流家庭愿意生并养得起三个孩子。不仅仅要求停止计划生育，而且需要全面改善民生（中央政府已经在关注民生、改善民生了）。可见人口政策调整是最高层次的政治改革，其影响将延续上千年，功近而德远。

　　3. 建议尽快进行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

　　人口数据（尤其是生育率资料）是人口政策的基石。人口普查才能准确地获取人口数据。因为不能及时进行人口普查，中国在人口政策上有过惨重的教训。1964年第二次人口普查之后，18年没有进行人口普查，想当然地认为人口已经失控，于1980年匆忙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导致一系列问题（将使得今后4亿老人老无所养，4000万光棍被判无妻徒刑）。由于没有及时进行普查，使得"九五"、"十五"规划的人口目标都落空（实际人口增量不到预期的三分之二）。"十一五"规划的人口目标也必将落空。中国在人口问题上吃亏很大，不能一错再错。现在由于社会转型，10的变化比当时20年还大，人口形势变化尤其剧烈，间隔10年太长。如果建国以来每5年进行一次调查，已经进行了至少11次人口调查，而不是即将进行第六次调查。

　　根据有关部门的安排，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将于2010年进行，鉴于严峻的人口形势，这一安排将导致中国丧失极其宝贵的人口战略调整期。强烈建议立即着手在2007年进行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最迟也应在2008年进行六普。数据汇总分析需要一定的时间，正好为"十二五"规划提供基本人口数据。

　　人口是立国之本，搞清基本人口基本数据是重中之重。二战时美日中途岛海战，日本航母编队疏于侦察，仅有一架侦察机发现了敌情，又因为发报机故障无法发送消息，相比之下，美国动用了所有舰载机的三分之一作为侦察机，及时发现敌情，占尽先机，大获全胜。中国面临空前严重的人口危机，"侦察机"三年以后才能派出，到时候大错已经铸成，悔之晚矣！

　　中国已经有多次人口普查的经验，并且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以来一直在准备第六次人口普查，提前并不需要过多准备时间。

　　1977年中央决定提前在冬季进行高考，抢半年也要抢，影响深远！考卷缺纸张，紧急调用印刷毛选的纸张。人口问题周期更长，必须未雨绸缪。停止11年高考耽误了一代人，强制一胎化计划生育已经耽误了至少两代人，现在连基本的人口数据都不清楚，必须尽快查明这笔"糊涂帐"。

　　独生子女政策实施以来，很快出现出生性别比失衡，但是人口学家和国家计生委官员认为是"女婴漏报"，然而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以及历次年度人口抽样调查不但没有将"漏报的女婴"找回来，反而发现出生性别比越来越严重，现在计生委不得不承认"我们国家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已经成为世界上最为严重、持续时间最长的国家，男性比女性多3700万"。国家计生委《2006年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显示1996年至2005年出生婴儿的性别比达127，加上其他一些原因，意味着今后打光棍的男人比例将接近30%.

　　中国历年出生性别比

　　资料来源：1965-1982年采纳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资料，1983-1990年采纳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资料，1991-2000年采纳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2001-2005年采纳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

　　同样，所有客观资料都显示19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妇女的总和生育率只有1.3 左右，但是人口学家和国家计生委认为是"超生漏报"，而将1.3左右的生育率"修正"成1.8.中国的政策生育率只有1.38，现在至少有15%的不生育，那么实际上平均每个妇女只被允许生育1.17个孩子，出生人口需要超过三分之一是超生的才能达到1.8的生育率，这与计生委宣称的"不到6%的人违背政策"形成鲜明对比。2000年人口普查不但没有找回"漏报的超生孩子"，反而发现生育率只有1.22了。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是在计生委和人口学家高度"关注"下进行的，仍然没有找回"漏报的超生孩子"，再次证实中国的生育率只有1.2、1.3.

　　如果2000年人口普查的1.22生育率是准确的话，当时就应该立即停止计划生育并出台鼓励生育的政策，但是该次人口普查被人口学界和计生委认为是不准确的，决策者也就无视第五次人口普查的存在。人口数据的"人工迷雾"使得"无论是官方还是学者，都无法确切地知道中国1990年以来的生育率水平"，人口政策也就纹丝不动。换句话说，现在人口政策还是依据17年前的第四次人口普查数据。在黑暗中计划生育又进行了17年，使得中央人口目标一次次落空：1995年底人口为12.1121亿人，"九五"计划提出2000年总人口控制在13亿（五年人口增量8879万）；然而，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00年中国人口才达到12.6743亿，五年只增加5622万人口。"十五"规划提出2005年总人口控制在13.3亿（五年人口增量6257万）；然而，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05年中国人口才达到13.0756亿，五年只增加4013万人口。"十一五"规划不得不将2010年人口控制目标从"九五"规划的14亿降低到13.6亿，即便如此，也意味着2005年之后的5年平均每年需要增加1049万人口；然而，国家统计局认为2006年只增加692万，意味着"十一五"规划的人口目标也必将落空。其实2005年的13.0756亿人口还有水分，国家统计局长也承认他们的13.07亿人口数据有超过4600万不对数（误差在2004年4600万的基础上"逐年扩大"），就是说2005年实际人口可能只有12.6亿。

　　1990年中国的HDI为0.627，2007年已经达到0.8左右，纵观各国发展历史，这个发展阶段是生育率急剧下降的过程。

　　印度2006年的HDI相当于中国1990年，印度的生育率已经降低为2.8.泰国和巴西的社会发展水平与中国非常接近，中国2007年HDI相当于泰国2006年、巴西2004年的水平，中国2006年人均购买力相当于泰国和巴西2003年的水平，但是现在泰国和巴西的生育率分别只有1.64、1.88.巴西和泰国没有实行计划生育，保持完整的生育文化，生育率直线下滑；中国生育文化被摧毁几尽，经过三十多年的计划生育形成了爬蚤心理，少生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在严格的1.38的政策生育率下反而能有1.8的生育率？

　　在HDI达到0.8之后，各国TFR都继续快速下降，比如韩国现在的TFR只有1.08，新加坡为1.07，台湾为1.1，香港只有0.95.韩国汉城大学社会学教授殷基洙说："除非能把人口问题处理好，否则，韩国社会将会在20至30年内崩溃。"

　　与各国的情况比较，中国第五次人口普查基本可信。中国人口形势十分危险，应该尽快进行人口政策调整，这是一次敦刻而克式的战略调整（1940年，德军将联军围困在敦克尔克，英国动员各种大小船只将大部份的部队撤离欧洲大陆，成功挽救大量人力，成为四年后反攻的根本）。人口问题周期长达数十年，现在耽误三年，将影响至少三十年国运，造成巨大损失。虽然依据现有的数据（第五次人口普查、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2007年第二次农业普查）足以停止计划生育（人口政策调整不要等人口普查，二者应同时进行），但是还是需要尽快进行第六次人口普查，认清老龄化危机的严重程度，为今后人口政策提供依据。

　　这次人口普查，要千方百计确保数据的准确性，彻底破除过去17年的人口迷雾。要面向未来，而不能拘泥于与过去数据的连续性。这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多大的代价也值。并且相对于继续计划生育的成本（经济成本和社会成本），人口普查成本是非常低的。建议由国家统计局独立进行；排除利益集团（如国家计生委）和个人（独生子女政策的参与者）的干扰；大赦过去超生的孩子；舆论公开，接受社会的监督。使这次普查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中国的人类发展指数已经达到0.8，在这个发展阶段生育率瞬息万变。因此建议每5年进行一次人口普查，每年进行一次1%人口抽样调查，以求动态掌握人口数据，为今后人口政策动态调整提供依据。

　　作者是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妇产科系研究人员，网名：中山水寒

　　作者电子邮件：yifuxian(at)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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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维烨:农村集体所有制新形式探微

　　长期以来，中国农业一直传承精耕细作的传统，以超负荷的人力投入和超密集的土地利用取得单位面积上的高产量，同时也造成了很大的生态破坏。近年来，随着农村居民进城务工的热潮，大量耕地荒置或粗放经营，使得我国农产品产量下降；农业高新技术应用的缺位，使得农业水平停滞不前。反观国外的大规模机械作业，在中国由于人均经营耕地数量的局限而无法施行。另一方面，城市污染向农村的传递使我国耕地和食品安全面临着严峻形势。如何在解放农村生产力的前提下，保障农业的基础地位，优化农业结构，提高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稳步推进城市化建设，防止城市污染向近郊农村的传递，是摆在全国人民面前，特别是农村居民面前的一个大问题。

　　本文将从农业的现状出发，尝试根本性的解决农业分散经营和农村基础建设薄弱的问题。第一章我们将看到在集体所有制和家庭承包制的前提下，如何实现大规模生产经营。第二章我们共同来讨论农业新模式下，政府应当担负的职能。

　　第一章——新模式下的农业经营方式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十条规定： "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也属于集体所有。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一切使用土地的组织和个人必须合理地利用土地。"我国现行的农业生产经营体制是家庭承包责任制。这种制度从根本上限制了大规模农业生产。如何改变这种现状呢？必须在现行法律构架下探索集体所有制的新模式，实现大规模高效生产和农业与环境的协调发展。笔者认为，成立农业公司，可以有效实现土地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同时真正保障农村居民的各项权利。建议村民委员会投票选举通过决议，以集体所有土地为资本成立农业公司，股权由全体村民共同持有，交由农业专业人士管理，所得利润由村民组织红利管理委员会管理，优先解决农村基础建设、医疗和教育问题，村委会实施监督权。

　　一. 土地所有权的界定

　　1、成立农业公司    集体农业用地转为公司资本，股权由集体内全体居民共同拥有。集体内居民指居住在集体地域内的居民，具体应包括户籍在本集体的居民和长期居住在本集体地域内，且在当地从事职业行为的人。其中要注意保护因为超生而没有办理户口的儿童人员。农业用地指所有集体所有的耕地。现行制度下一切家庭承包合同包括的地域均属此列。

　　2、承包地收回的程序   承包地收回应符合现行法律制度。在承包合同期满后方可收回。提前收回的，应由双方协商同意。耕地上有附属设施（如温室大棚、树木幼苗）的，耕地也由集体收回，列入公司资产，但附属设施不得强行拆除，且承租方有续约权。具体后续措施后文将会谈到。

　　二. 经营

　　这一节我们主要讲一下农业公司里几个机构的职能

　　1. 村民股东大会  村民股东大会由全体股东组成，每年召开一届。第一届股东大会选举通过公司章程；选举产生董事会和董事长。以后每届股东大会审议董事会的各项决议，审议并建议红利管理委员会各项决议，有必要时修改公司章程。

　　2. 董事会  董事会是公司中常设决策机构。人数5-10人。董事会成员由股东大会选举产生。候选人必须来自股东大会。选举可采用名单选举制，即几个候选人组成候选董事会参与选举。股东在多个候选董事会中选择一个。得票最多的候选董事会获选。这样有利于增加董事会内部凝聚力，提高董事会的行政效率。董事会的职能包括1、确定耕地整治方案；2、任命总经理；3、审查公司财务报表并通过财务预算。董事会各项决议由董事选举产生，由董事长签署并公布。

　　3. 总经理   总经理是农业公司日常经营事务的负责人，由董事会任命，向董事会负责。股东大会以外的人也可以担任总经理。总经理在公司日常经营事务中享有自主权，具体事宜可参照公司法有关规定。公司职工应优先安排股东（村民）。

　　4. 红利管理委员会  红利管理委员会负责分配公司利润。由董事会拟定名单并由股东大会通过。委员可来自股东以外的人员。红利分配除了股东分红之外应优先进行居民职业教育和农村基础建设（如敬老院、学校、医院等）。

　　5. 其他承租人  对于有附属设施的农业用地，如承包人有意续约，与董事会签订续约合同，并交纳租金，租金由双方以农业公司平均面积利润率为基础商定。承租人在生产经营中享有独立性。

　　三. 配套措施

　　1. 加工销售  农业公司主要的业务是农产品生产。村民可组织成立相关的加工销售机构，实现农业服务的专门化。

　　2. 股权交易  股东的股票应该实现自由交易，这需要证券交易所的价值评估。而我国现阶段基本上没有小型的股票交易所。建议金融方面的专业人才能够涉及这一领域，使股权交易公平有序地进行，并扩展中小企业融资途径。

　　第二章——政府和公共部门的职能

　　我们在第一章中主要讲了农业公司内部的各个部门之间的分工与合作，那么如何实现各个村落之间的合作呢？这方面需要政府部门提供大量的服务。这里政府的职能主要有四项：

　　1. 加强农业方面科研投入，实现技术应用。制定或积极推广关于土壤肥力，农产品质量等方面的标准和法规，引导农业公司使用高新技术，如良种、新型机械等。

　　2. 加大农机购买补贴和良种补贴，设立环境保护补贴。

　　3. 提供信息  政府应统计并公布辖区内关于农业的各项指数。如各种农作物的种植面积，产量，为农业市场提供参考；森林覆盖率以及气象报告；辖区人口数目，年龄结构等。

　　4. 政府还应促进加强职业教育，引导员务农人员向其他产业分流。

　　农业公司之间也应该加强合作，实现信息共享，加深环境保护方面的合作，特别是流域上下游之间的合作。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包括村民住房改造，如上下水管道铺设，洁净能源的利用以及房屋建设中环保材料的使用，需要政府提供技术支持，也需要银行方面提供基础设施建设贷款。

　　综上所述，农业公司实现了农业大规模生产，又解放了农村劳动力，所得利润又用于农村基础建设和职业培训，可实现农业的良性发展。而小型证券交易所将大大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希望本文能够引起农村居民的注意。欢迎各界人士共同探讨。

　　参考文献： 宋圭武 中国为什么没有产生资本主义

　　应展宇 中国中小企业融资现状与政策分析

　　本文仅供中国报道周刊网站发表。如有其它使用途径须经作者本人同意。作者保留关于本作品的一切权利。

　　二〇〇八年二月二十一日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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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显芳:实施新税法，国家财政每年减收千亿元吗？

　　2008年1月1日，国家新税法将要开始实施，企业所得税的税率将由原来的百分之三十三下降到百分之二十五。国家税务总局发言人声称，企业所得税税率由百分之三十三下降为百分之二十五之后，国家财政每年将要减收千亿元。——真的是这样吗？

　　刚好，美国总统布什于2008年2月13日也签署了一个总额为1680亿美元的减税刺激经济增长法案，布什声称，这次给美国一些中小企业减税，是为了刺激经济增长，避免美国经济衰退。

　　既然美国政府对中小企业减税，可以刺激经济增长，避免经济衰退，为何中国政府对企业减税，就不可以刺激中国的经济持续增长？如果中国的经济增长了，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还反而会每年要减收千亿元吗？难道中国政府以前给深圳特区的税收优惠政策（企业所得税税率为15%，比内地低17个百分点）是真的亏大本了？

　　实际上正好相反，根据中广网1月4日消息，2007年，深圳市国税收入规模首次突破1800亿元大关，达到1805亿元，同比增长93.4%；总量在全国大中城市国税系统排名列第三位，仅次于上海、北京。其中：深圳国税直接组织收入突破1300亿元，达到1385亿元，增长138.6%；出口退税突破350亿元，达到376.9亿元，增长24.8%；海关代征进口税收达到420.6亿元，增长19.1%.如果按人均上交税额计算，深圳市的人均上缴税收数额为全国之最。

　　难道是深圳的政府官员弄虚作假，在做数字游戏？我想，深圳的政府官员并没有弄虚作假！而是国家给深圳市的税收优惠政策比内地更趋合理。我认为，对于税收也需要进行科学计算和合理分配，即：对于税收也存在求函数最大值的原理。

　　我们知道，如果税率等于0 或者税率等于百分之百，那么国家财政部门也会一分钱都收不到，这个原理是不言而喻的。因此，在0和100之间，对于税率来说，必然会有一个数值，既能保证经济的持续增长，同时又可以使国家的财政收入为最大值。这就是一个对函数求最大值的问题，下面我们就来分析这个间题。

　　设某企业的投资为A ，为了简单，这里我们仅用A来表示固定资产投资，因为流动资金可以向银行借贷；增值为B，B = bA，同样，为了简单，这里我们可以把B看成是产出或产值，而把原材料成本归到费用之中；费用为C，C = cB，同样，为了简单，这里我们把企业的所用费用全部包括在C之中，比如，原材料成本、厂房租金、银行利息、水电费、人工费等；税收为D，D = dB ；利润为E，E = eB.那么，我们可以列出下面关系式：

　　B = C + D + E           （1）

　　或者：

　　bA = (c + d + e)B         （2）

　　c + d + e = 1             （3）

　　这里我们可以把b、c、d、e称为抢钱系数。因为在上面的A、B、C、D、E关系式中，谁都希望自己为老大。

　　对于抢钱系数b，投资人当然希望企业创造的产值越大越好，b的具体意义是单位投资创造的产值；对于抢钱系数c，厂房出租者当然希望租金越高越好，工人当然也希望他们的工资越高越好，原材料供应商当然也希望他们的材料价格越高越好，还有设备、水电等等，所有的供应商都希望自己获得的收益最大，c的具体意义是单位产值的费用；对于抢钱系数d，国家财政部门当然也希望他们的税收越高越好，d的具体意义是单位产值创造的税收，（需要指出的是，读者不要把这里的d与现实中的各种税率完全对应，现实中的税率比d复杂很多）；对于抢钱系数e，投资人当然希望自己企业获取的利润越高越好，e的具体意义是单位产值创造的利润。

　　由于抢钱系数的宿主都想把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因此，简单地对抢钱系数的数值进行分配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但是，决定抢钱系数大小的主动权主要还是掌握在投资者手里，因为，投资者首先要考虑自己的利益，如果自己的投资得不到合理的回报，他宁愿不投资，而宁可把钱存在银行里。例如，当投资回报率低于银行的存款利率的时候，投资者就不得不这样做，从而，上面的关系式也就不会再存在。

　　现在假设投资者是赢利的，并且投资者为了扩大企业的经营业务把每年或者每次赢利得到的资金都用来继续进行投资。由此可以求得：

　　第一年的投资为  A ；

　　第二年的投资为  A + eB ；

　　第三年的投资为  (A + eB)×(1 + e) ；

　　第n年的投资为  (A + eB)×(1 + e)n-2                (4)

　　同理可以求得：

　　第一年的税收为  d×B ；

　　第二年的税收为  d×b×(A + eB) ；

　　第三年的税收为  d×b×(A + eB)×(1 + e) ；

　　第n年的税收为  d×b×(A + eB)×(1 + e)n-2              (5)

　　从(4)式和(5)式可以看出，只要投资者乐意继续投资，企业的规模就会不断地扩大，同时国家的财政收入也逐年在增加。从(5)式还可以看出，由于d与b、c、e互相关联，特别是与e关联，并且d与e还存在互补性质，即：d的增加或减少，同时也意味着e的减少或增加，因此，单纯地减低d的值（降低税率），并不意味着税收总量的减少。

　　税收总量的减少只取决于税收总量的数值点是否远离税收总量的最大数值点的位置。从(5)式可以看出，税收总量是有最大值的，最大值的求法就是对(5)式进行求导数（或微分），然后令导数等于0，并计算出导数等于0时的d值d(0)，然后再把d(0)代入(5)式，即可求得F(d)的最大值（F(d)为d的函数，即税收总量）。显然，每一年税收总量（F(d)最大值对应的d(0)值都不一样，这是因为控制输出结果要迟延于输入变量的原因。因此，经常调整税率大小也合理的。

　　我们再仔细观察第(5)式，当变量因子(1 + e)n-2的指数n大于2的时候，变量因子(1 + e)n-2的值就永远大于1，并且其增长的速率要比变量d高好几级，因为它含有高阶导数，而d只有一阶导数，含有高阶导数的函数其变化或增长的速度远比仅有一阶导数的函数快。因此，很可能从第三年开始，(1 + e)n-2的增长就基本可以抵消d值的下降（即税率降低）；以致第四年以后，(1 + e)n-2带来的增长将远大于因d值下降产生的结果。

　　由此可知，企业所得税的税率下降并不意味着税收总量的减少，而税收总量的增减，主要取决于税率是否合理。

　　如果把国家利益与企业利益同时摆到一个位置上，或者把国家税收与企业收益都看成是社会财富，那么，根据平行四边形的原理，只有企业收益与国家税收完全等值的时候，社会财富才是最大，这种状态也是最稳定的。显然，目前的情况是，国家的税收要远远大于企业收益，即税率离税率理想值还相差甚远。这才是目前国内的大多数企业普遍存在经济效益差的原因。

　　根据上面分析，国家税务总局发言人声称，"企业所得税税率由百分之三十三下降为百分之二十五之后，国家财政每年将要减收千亿元。"的话，完全是信口雌黄，没有理论根据。如果此话出于小学生之口，我们真的为他高兴，这么大的数字，他也能算得出来；如果此话是出于官方之口，未免有点令人感到恶心，难道中国的官员都具有这么个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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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人的海:媒体真能监督政府吗

　　2月21日大连晚报A8版刊登一篇题为《舆论监督新规能否助推透明政府》的文章，文章称云南省新一届政府有关规定一出台，立即引起舆论对新闻媒体舆论监督制度化的热烈讨论。文章分四个标题：1、舆论监督成推动"善政"的工具；2、期待媒体监督权力成为制度化；3、行动比态度更重要；4、警惕以重视监督为名拒绝报道之实。

　　我看过文章，不由苦笑起来，这岂不是一厢情愿在做白日梦吗？在中国靠新闻媒体舆论监督政府？有没有搞错，恕我说句粗话，还分大小公母不？！笔者以为，云南省新一届政府出台这个规定，大有炒作之嫌，可以肯定的是，该规定一定是虎头蛇尾式的短命鬼。新一届政府借此热炒一番，以示新意，最终将不了了之。为何如此断言？这完全是由我国政体决定的。

　　首先从政府与媒体隶属关系上看。各级新闻媒体的首脑如报社的总编、电台电视台的台长等均由党政直接任命，他们的组织关系均在各级组织部门。总编、台长并非民主选举产生，因此他们不会对民众负责，只对直接任命他们的组织及其主管领导负责。一旦发生问题，他们的立场一定与组织及其主管领导保持高度一致，他们会唯组织及主管领导意志是从，不然他们将犯方向路线错误，后果就得丢乌纱帽，要想保住乌纱就得同党政保持高度一致。即使有良知、有责任心的记者、编辑采编了对政府有付面影响的文章，能否及时刊登发表，须经主编或台长点头认可，而主编、台长是否认可要直接听命于上级领导，只有党政同意，他们才能刊登，不同意，那是万万不能发表的。在这样一种政治体制下，媒体监督政府谈何容易，开什么玩笑。这是非常现实的问题，忽视或者闭眼不承认这种体制上的制肘，那就是痴人说梦，那就是天方夜潭。

　　在中国只有废黜一党专制，各级官员只有直接民选，只有真正实行三权分立，媒体才会真正监督政府。不然结果不是做秀，就是白日梦式的妄想。道理很明显，官员非民选，官员就不可能代表民众利益，官员就不可能畏惧民众，官员就不可能冒掉乌纱的危险去监督政府，反应民愿；官员由党政指派，他们当然要为党政服务，这是常理，不难理解。在民众利益与党政利益不一致甚至冲突时，他们会毫不犹豫站在直接任命他们官职的党政一边；如果不是多党制，就没有竞争力，多党制的科学性就在于各党派始终有种从政的压力，因此党派们知道怎样去讨好选民，维护选民的利益，为选民多办实事，兑现对选民的政治承诺，只有这样，他们才可能继续当政，不然就会卷铺盖卷下台，正是基于这样一种竞争态势，各党派以及执政党的官员才会变着花样去讨好民众，他们才会在意来自民众的监督，从而媒体代表民意的监督才会发挥应有作用；在此基础上，再实施三权分立，以权利制衡权利，以权利监督权利，这三权处于平等地位，没有上下隶属关系，所以才能真正起到相互监督、相互制约的作用。

　　以上所说政治体制、社会制度经过二百多年演义，已被历史证明是行之有效的、科学进步的政治体制和社会制度，不容动辄以所谓国情不同，民族传统不同否定它。

　　中国经济改革三十年，社会发展到腐败横行的地步，正是因为没有相应的政治体制改革所致。这已是当前非常现实的社会问题，不容再被忽视。当今的俄罗斯，正是由于先搞了政治体制改革，经过暂短阵痛，从而使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达到了水落石出、水到渠成的地步，当今俄罗斯的经济增长、人均收入、社会保险、社会福利、文化教育搞得有声有色，国家强大了，人民富足了。

　　总之，一党专制，官员不直接民选，不搞政治体制改革，仅凭心血来潮地炒作，媒体要监督政府？谈何容易！

　　民众拭目以待，云南新一届政府的媒体舆论监督透明政府最终如何收场，是有声有色？还是虎头蛇尾？还是不了了之。

　　群众的眼睛雪亮！

　　作者电子邮件：mcf200112(at)hot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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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若城:新劳动法生效后的思考

　　公元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新的劳动法正式施行。新的劳动法更加倾向于保护劳动者应得的权益，相对提高用人单位的用工成本，旨在消除社会弱势群体无劳动合同的社会现象，提高劳动者的待遇和保障，改变国内企业浪费人力资源和肆意剥削弱势劳工的用人观。一定程度上也增加参加社会保障体系的人数和吸纳社会保障资金。深层次上是让企业和劳动者之间的相互选择更趋向于理性，对企业来说，企业的用人成本高了自然在用工上会更谨慎，对劳动者的发展潜力及学习能力会要求更高，在各种岗位年龄上的选择也会趋于年轻化。对劳动者来说，辞职成本降低因而流动性加快，就职保障性加强因而劳动能力和劳动主观性得到改变，劳动者再也不是用人单位任意宰割的羔羊。

　　对于外资企业尤其是欧美外资企业的员工来说早已真正享受到这点了。正规的外资企业原本就是按照劳动法来进行人力资源管理的，所以新劳动法对其冲击力并不大，企业反映也不是很大。但是对于国内企业来说就不一样了，原本就没把人力资源当回事，观念上停留在用人短期效益上，并没有把劳动者和企业的长期发展规划相结合。因而对于劳动法的执行力度和尊重程度都不全面，如此循环其长远竞争力和劳动者的素质都没有发展及提高。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企业也是一样。新的劳动法就是要让企业重视其发展的根本所在就是人，只有把企业的劳动者放在第一位企业才能得到真正意义上的长足发展，才能与外资企业竞争。

　　对于国家来说，新劳动法可以提高社会的稳定性，扩大社会保障体系吸纳更多的社会保障基金，减少社会老龄化带来的压力；新劳动法从长远上来看，可以促进企业的发展和竞争力，提高劳动者的价值，达到企业和劳动者之间的和谐发展；新劳动法也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弱势劳动者即社会低层的权益，毕竟相对于他们的用工企业是最不愿看到新劳动法生效的。这些企业将是违法的主力军。

　　新劳动法对于私营企业及乡镇企业的冲击是相当大的，这些用人单位的劳动者即将面临的是大批的失业，同时企业也会一定程度的关闭。在过去这些企业的劳动合同签效率是非常低的，几乎是为零。一下子都签合同办理社会保险势必会造成这些小企业的运营成本增加而原本在违法情况下的利润大大减少；同时，私营企业主是最看重短期效益的，通常他们没有企业的长远规划和科学的管理理念，所以他们也是最势利而没有社会责任心的。对于这类劳动者来说他们的就业面及能力本来就很薄弱，与企业老板之间的对抗也是最少的，为了能够不失业往往逆来顺受更不愿因为合同问题而与老板计较了。

　　所以，一部新的劳动法颁布简单，关键是其执行力度，有法必依，执法必严一直是中国法制的症结所在。各级执法机构和职能部门能否让新劳动法保护好弱势劳动者的权益，我看还将是一个未知数。有些落后地区，经济不发达。所以企业本来就很少，如果强制执行的话必将造成企业的搬迁或关闭。唯一的办法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这些企业继续过以前的日子，顶多是强迫企业签几份合同交差。对于弱势劳动者更不会去伸张自己的合法权益，他们想的最多的是万一没有了工作该怎么办？

　　由于乡镇小企业的减少或者说经济不发达地区的小企业减少，造成大批底层劳动者也就是半工半农者失业的话，那么新劳动法远期将会让城市化的进程加快，农村人口更多的向城市集中，劳动者向经济发达地区集中，城市的执法力度和监管能力相对来说肯定比乡镇强很多。可是这样的话更会造成各地区的经济发展不平衡。如果新劳动法依然没有解决大多数底层劳动者的权益问题那么它保护的究竟是谁呢？

　　在大多数人没有真正富起来的时候，这部新劳动法实施将会引起什么样的社会新问题呢？但是我始终认为只要是执法必严，这部新劳动法是利大于弊；并且它最大的贡献就是告诉企业我们应该而且必须要尊重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作者电子邮件：zhang_yunshan(at)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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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琳:虎照门官员操守尚不如艳照门艺人

　　被誉为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第一人的严复曾言，"华风之弊，八字尽之：始于作伪，终于无耻。"在绝大多数专家及公众看来，"陜西华南虎照"系伪造这已是板上钉钉的事实，奈何当事人之一的陜西省林业厅坚挺其发布的照片为真。

　　就虎照鉴定程式而言，本该由作为发布方的陜西省林业厅证明为真，否则就有浪费纳税人钱财的嫌疑。然而，"虎照门"却是以网友的不断证伪，方将事件推向一个又一个高潮。在"年画虎"出现后，"镇坪虎"真伪已辨，面对汹涌的民意，国家林业局和陜西省政府明令陜西省林业厅提起二次鉴定。这"有关部门"自认为已脱身事外，然而陜西省林业厅作为嫌疑人却并无自裁的勇气，其对二次鉴定虚与委蛇，暗渡陈仓也在情理之中───中国的官员基于道德自觉而先壮士断腕，后引咎辞职的毕竟凤毛麟角。

　　国家林业局不会想不到今天这样的结局，其发言人用"二次鉴定已取得突破性进展"来糊弄公众，如果不是昏庸渎职，那也是一种行政不道德───随时都可能被揭穿的谎言未免太低估了受众的智商和网友坚持打假的决心。而陜西省林业厅为阻止二次鉴定，居然提出"如果鉴定机构认为虎照造假，需还原造假现场和具体环节"的强硬要求，更堪称"无耻至极"。可曾设想有父母提请亲子鉴定时还对鉴定者要求，"如果认定子女与送检人系非血缘关系，请还原造假现场"？

　　公众当然不能答应"始于作伪"的华南虎照就这样"终于无耻"。众所期盼的"权威的官方鉴定"，其实也大可不必以某方当事人的提请、甚至以刑事案件的确立为前提。昨日媒体又公布了国家两大鉴定机构拒绝虎照鉴定的理由，在我看来，除了"老虎屁股摸不得"这一条之外，其他大都站不住脚。如果说造假嫌疑人的"无耻"是基于自保的最后挣扎，鉴定机构拒绝鉴定则让关注"虎照门"的公众失望之余，也错过了一次为鉴定机构正名的绝好机会───于中国的司法鉴定而言，背负"多头鉴定"、"重复鉴定"、"随意鉴定"的尴尬已然久矣。

　　据称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拒绝鉴定"华南虎照"的理由有二，一是只接受公、检、法的委托，鉴定刑事案子，二是不想浪费纳税人的钱。也许公安部鉴定机构的惯常受案范围确系如此，但鉴定机构终归是一种服务组织。司法鉴定多基于诉讼需要而产生，却并非一定要以刑事案件的成立为前提。只要有委托方的委托而又在鉴定机构的服务范围之内，就可以也应该接受。如果既有技术力量也有技术能力能够鉴定却拒不鉴定，不正如的士拒载一样，有浪费鉴定资源之嫌吗？至于"不想浪费纳税人的钱"，其潜台词倒像在说，"华南虎照"根本无须鉴定，以普通人的智力与常识也能一眼辨别。惜乎今日之困局，正在于缺少一份"权威的官方鉴定"来封堵住嫌疑人的"无耻"。鉴定机构正可担此重任，以终结"华南虎照"真伪之争，从而将事件引入究责程式。而今鉴定机构拒不接受，"虎照门"陷入"二次鉴定困局"，这正是造假嫌疑人所乐于见到的。"虎照门"久拖不决，不但行政公信将继续流失，国家也将因此而耗费更多的纳税人财物。

　　至于司法部司法鉴定中心"只鉴定人，不鉴定动物"的理由，更像是委婉的推辞。"华南虎照"二次鉴定的实质，是影像鉴定。鉴定机构能否鉴定的关键，是有无鉴定能力，而不是自设的鉴定范围。证明照片中的"华南虎"为非活体，在鉴定上有多种方式，只要鉴定机构具备其中一种，即可揭开虎照的真相。鉴定以科学性为唯一标准，提请人提出的任何非具科学性的要求，鉴定机构大可不必理会。

　　然而回到"虎照门"事件，我们也无须对鉴定机构的拒绝鉴定作过多的道德批判。事实上，"老虎屁股摸不得"这一条已足以成为鉴定机构视二次鉴定为畏途的全部理由。用国家林业局发言人的话来说，这行政机构既不能缺位，也不能越位。而于"虎照门"中缺位的机构，又何止这两家鉴定中心。当有网友向陜西公安部门举报周正龙涉嫌造假骗取国家钱财时，公安机关并未受理而又不解释拒不受理的理由；当越来越多的证据都指出有官员在"虎照门"中涉嫌失职或渎职，检察机关至今仍在保持沉默。当"虎照门"已然成了轰动全球的丑闻时，陜西的"两会"上也未曾听到有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就此事向政府提出质询。在制度上我们有很多次终结"虎照门"的选择，惜乎被一一错过。放弃了在法律的程式内追究造假、护假者责任，而一味等待并无可期待的"二次鉴定"，其结果也只能是"终于无耻"。

　　当官员口中的"突破性进展"就是"没有进展"时，"虎照门"已经倒了。国人应该庆幸"艳照门"的主角陈冠希先生尚无"陜林精神"，否则，陈先生若坚称"艳照"系伪造，并向鉴定机构提出"若鉴定艳照为真，则必须还原现场"，那可如何收场。两相对照，某些官员的道德操守比起一个喜欢与女伴拍点艳照的艺人来说，确还远远不如。

　　作者是海南大学副教授

　　来源：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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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卫江:中国品牌叫不响的原因剖析

　　品牌战略是企业经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是有关产品、技术、质量、营销和文化等一个有机系统的综合结晶体，是一种决定企业命运的无形资产。

　　可是，中国产品的品牌在国际名牌排行榜上名落深山，身价卑微。中国商品在国际市场上是以"大路货"和"廉价货"著称的。譬如缺少自主品牌的中国服装纺织业堪称"大而不强"，尽管产量超过百亿件。可是"一顶标有'中国制造'的帽子，中国人卖给美国人1美元，但美国人卖给美国人25美元；一件中国制造的羊毛衫，在今年秋季广交会卖给美国商人的最低甩卖价0.8美元，而到了美国贴牌后的售价上百美元。我们出口的坯布、服装都是数以吨计，而进口的纤维人工肾、神经导管的价格却按克算。"上海纺织控股（集团）公司董事长肖贵玉叹苦说。

　　从系统论角度说，中国品牌的卑微又与中国企业的普遍落后做不大、与中国出不了大企业家等一系列的事实是互为因果的，是类似性质问题的不同侧面。这一问题又融合与社会总体落后的大系统之中，成为大问题中的一个子问题。

　　中国货出不了国际名牌是有着深刻根源的，这里的问题多多，但可概要划分为以下几个较为直接的方面：

　　a) 创新精神的抑制

　　据国家质检总局披露：我国有近200种产品的产量世界第一，但出口产品中拥有自主品牌的还不到1/10，大多数仍是替别人"贴牌"生产。这表明中国品牌的国际竞争力是弱小的，这其中的关键往往是缺乏核心技术。

　　然而温家宝总理说道："真正的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只有拥有强大的科技创新能力，拥有自主的知识产权，才能提高我国的国际竞争力，才能享有受人尊重的国际地位和尊严。"因此企业若欲求得好的品牌，则往往需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好创意，即使得创新化为结晶。而创新活动便是超越常规思维，突破条条框框，革除陈腐陋规，张扬个性卓见，这需要有卓尔不群之人的天才内禀。

　　天才当然是稀少而珍贵的，然而国人庸众流俗于求同排异，唯圣唯上，不能容忍有怀疑和批判性的思维，乃至相关的禀性，这就是成才的困境。

　　中国企业的管理者习惯重用听话的老实人，一切以顺从为上。即使下属有创新之举也只许诺马到成功而难以容忍有失败之作，墨守成规者虽无创新功德但需忠诚便顺眼，勤勉苦劳概不影响生存晋级，从而遏止了创新天赋的敬业欲望。

　　更何况，于本土的传统氛围之中，国人做任何事情都得有"群众基础"，摆平方方面面的关系，不然的话，连生存的脚跟恐怕都站不稳，何需妄论成才？在本土万事为首要莫过于"做人"的成功，因为这是事业基础的基础。于是乎"适应环境"、"打成一片"、"相结合""划等号"之类的枷锁纷纷抛出给予天才创新者，还冠之以响当当的"群众"的名义。在此，"中庸调适"这个门槛作为功名利禄之筛子，筛选社会各路成员的工作努力。成功者，得辛赖有庸人（妇人）之长：合群，柔顺，圆滑，和稀泥，张公百忍，察言观色，循规蹈矩，随波逐流……，擅此类技长者，知识、智慧、德性自然衰微矣，更与创造相背离。试想：一个兢兢业业于物质器具之类的高智慧者，如象西洋知识精英分子那模样的，会被国人定格为迂腐劲儿的"书呆子"。于是乎就产生了悖论：如此的书呆子怎能合群于社会大众被接纳而获取功名呢？或若打成一片又何以能成全事业？抑或，一个合群者怎能有创造激情的喷发？

　　由于人类驾驭物质世界的技能（如产品品牌、技术的创新劳作等）与操作人际交往中的势利之术（如搞关系、结帮派、"厚黑学"等等）是分属于不同领域性质的认知系统。若作社会学的宏观数理统计分析，则这两者之间呈显负相关关系。亦即赋予前者秉性强的人，后者秉性就往往弱；前者越强，后者往往越弱；反之亦然。因为，对某一特定的人来说，其毕生精力是个恒数，如何分配精力于这两者上以获得后天的社会实践锻炼，则存在着此长彼消的关系。再者按照拉马克的"用进废退"和"习得性进化"原理，后天培育成的性情最终演化积淀成先天的禀性。

　　从事无意识研究的容格指出，天才与疯狂之间，本存在着某种关联。精神病学家隆布罗素研究也表明：天才与癫痫、精神病之间关系密切。因此天才所具有的创新品格，是与出众、孤傲、怪癖、疯狂、独立、自由、出格、开拓等的秉性特征具有同一层面的事物本质的排列，是同一事物属性所呈现出的不同的价值侧面。从正面积极属性来看，它们对于人类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其重要性随着社会的进步而日益放大，但却又与人们的宽容度和接受力成正比。

　　在贡献过众多大天才、荡漾着自由主义精神的英伦之地，哲学家穆勒指出了这样一种关联：天才异禀是与天才者自身的怪癖性密切相关的；而天才异禀的涌现又是与那里的人们对于怪癖性的宽容密切相关——可见天才创新须有合适的土壤。

　　b) 思维模式以及民族性格的偏向

　　品牌核心价值绝非只需一个绝妙的概念或者一句经典的口号便行，它重在企业内外一致的行动。如果企业提炼出来的品牌核心价值，不能得到内部员工的广泛认同，不能得到企业人力资源的全力支持，就不能真正地体现落实于企业研发、生产、销售与服务的各个环节，而仅只停留于外部传播宣传层面。因此员工若是没有全身心地投入自觉意识的自我性情，那么品牌的核心价值终究只能是"皇帝的新衣"，虚徒其表，或者至少在各项活动中会走样，难以达到名牌所指望的高标准值。

　　员工的"自我性情"表现为民族的"集体无意识"，是传统文化的积淀。企业的品牌，须有产品和服务质量的相应标准予以保证，这样需要有精益求精的科学理性态度。然而国人的传统思维模式，是主体以自身为对象的意向性思维，而不是以自然为对象的外向认知型思维。它看重直觉，讲究模糊和整体性，由此带来了偏向。在中国古代思想中，却一直把"体道"、"体认"的直觉思维放在最高的地位，无论道家、禅宗还是程朱理学都如此 .直觉是对于整体的感觉，它不注重分析，更不求逻辑的绵密精细；又由于它强调反观内省，又同实际观测对立起来。也许国人的智慧可以擅长于综合性和模糊性的国粹，如烹饪调料和中医诊断、遣方用药等技能，但是这样的模式不利于进行科学和实验，以及物质产品制造中提升质量所要求的精密、精细和准确性。

　　美国汉学家明恩蒲早年在中国作了长期的考察研究，著有《中国人的特性》一书，他在该书的《不求准确的中国人》篇章中写道："中国人于'相同'与'相似'两个概念之间，似乎是很不求甚解的，西洋人讲两件东西是彼此identical，这identical一字中国便无法解释。中国人思想的时候所依据的种种假定，似乎根本和我们西洋人的有些不同；西洋人对于一事一物喜欢寻根究柢。对它的格式分量等等，要得到一个彻底的认识，中国人似乎根本没有这种兴趣。何以外国人有这种兴趣，总是锲而不舍的在那里追求，他也很不了解。一个中国农人往往不知道他阖村共有多少人家，他根本也不想知道。一个人吃饱了饭，为什么一定要知道这些人家的数目，对于他总是一个谜。一村之中，总有'好几百家'就是了，究属有多少家，谁又说得定，古往今来，反正这数目是老在加减的。" 可见粗糙式态度看待事物的传统，只会停留于粗放型作业，妨碍做产品时质量的精细化。

　　反观西洋著名公司对于质量的诉求，可知其精致态度的何等执著。LV公司对产品质量的苛刻要求在业界和消费者中传颂着许多故事：LV皮具使用的所有拉链，出厂前都要经过数千次的反复及破坏性试验；其皮具在加工成形后，还要进行红外线、紫外线、耐腐蚀以及高处摔下等多项破坏性实验；值得一提的是，在原材料的采购上，LV严格选用英国和法国等某些产地的顶级牛皮，以至于连宝马公司都对外宣称其车内的座椅上选用的是LV皮革，正是这些故事建立了LV在消费者心中的无与伦比的高品质形象。

　　又如，麦当劳的精细化管理便是典例，它就是将所有生产经营过程全部制度化、流程化，做到每个环节都有章可循，为此它取得了大成功，成为了当今最负盛名的品牌之一。

　　十年前，笔者曾在德资企业里担任翻译员，记得有一次，一位来自奥地利的操作工对我说，"中方的操作员工，技术普遍掌握得不错，人都勤奋又聪明好学，但是即使有了这些优点，真正做起产品来，你们的质量还是比不上我们的。"为何会如此？我在思索，恐怕就是民族性格差异的问题了。

　　c) 知识产权意识淡薄

　　近现代西方经济能取得迅速发展，其根源之一是，几百年来西方推行了有效的专利制度以及使得知识产权的透明性。

　　到了知识经济时代，一个企业如果没有自己的品牌，不注重无形资产的经营，不注重对知识信息和产权进行养护，就不能在知识经济时代获得持续稳定的发展。而知识产权制度是品牌价值的必要保障。

　　可是中国企业的知识产权意识淡漠，由于长期受计划经济和极左思潮的影响，脑力劳动受制于体力劳动，无形的东西低贱于有形的，因为那是"唯物主义"的要义，是贯彻"工人阶级当家作主"政治理念的体现。经久积习，使得现今的许多企业比较重视有形资产的积累与保护，而漠视了对企业发展有长远利益的知识产权。譬如，中国的商业银行评估某家企业的资产价值，主要看重的是该企业拥有多少地产、厂房等固定资产，而淡薄无形资产。再说，由于知识产权工作投资大、回报周期长，致使目光短浅的国内企业舍不得在知识产权上搞投入。再者，漠视还表现在对他人权利的侵犯上，一些创新能力失落者，自以为只要轻松模仿照抄什么便照样可以过上日子，并且心安理得，毫无愧色。

　　从企业外在宏观的环境来说，在中国知识产权的有效保护才起步不久。品牌的生存需要一个法理型的环境，一个国家的法制越健全，品牌作为一种知识产权所生存的空间就越大，反之亦然。我们看到的是，中国的服饰市场上曾经出现了123个"瓦伦蒂诺"，13条"鳄鱼"，现在还有无数的"Boss"正在涌现。

　　既然没有能力保护好外国的名牌，那么对于国内的知识产权更难以有太多的关注。据报道，经过多年粗放型的发展，浙江绍兴县的民营企业已经从"不想创新"的梦中醒来，但法制环境的现状使得他们又不敢创新，患上了"创新遏制症"——创新的企业反而迅速走向衰败，比不创新还要糟糕，从而严重挫折了民营企业的技术革新和产业结构的调整。绍兴县中国轻纺城的一位姓李布商告诉记者，只要新的产品一出来，哪一种产品好销，（仿冒）企业仅仅只需买手绢那么大的一块布，第二天市场上就会出现大量这样的布，谁还敢花大力气进行新产品开发？由于创新需要大量投入，而投入又得不到应有的回报，因此"不创新慢慢死，一创新就快速死"，在民营企业里面，这种心态相当普遍。

　　d) 企业经营处于宗法人伦之下

　　品牌只是企业发展要素系统的其中一个子项，它的完善还有待于与其他子项完善、乃至与市场经济大系统状况的交融以及互相反馈过程的结局。

　　企业的经营活动，其目的不仅是在追求利润的最大化，而且有着更为深层的推动力，即来自支撑自己社会生活的包括传统在内的文化结构和文化信念，正如弗兰西斯？福山所说："经济无法脱离文化的背景"  ."而正是社会文化的背景在很大程度上规定了这个社会的企业伦理，或企业经营管理的道德价值观。"

　　对于本土来说，宗法式的"家族主义"是我们传统文化结构的基石和核心，由于整体国民"群体下意识"的超稳定性，它历经近现代的社会制度变迁，而其观念形态仍然根深蒂固。"家族主义"作为一种文化结构，是宗法制农业社会的产物，是传统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总体上不适应于现代性的工业社会，

　　譬如，"家企同构"乃典型的中国企业特色。所谓"家企同构"是指宗法性的家庭家族与家长治家式的企管体制在思维定势和权力结构上的相似性。在这种企管体制下，下属员工作为个人难以获得充分的独立性和自由度，而总得以人生依附的形式臣属于老板，如此则违背了现代市场经济运作所需的伦理条件：包括人力资源在内的任何交换都须是自由和平等的。由此，使得国人们的经济活动行为大大偏离了"经济人"理性的假设，使得市场经济走样走调。

　　譬如，家族主义的人们习惯搞"圈子文化"，划分人群为多种不同等级的"圈子"：从里到外，各有差等，对待圈里的人少讲功利，而对待圈外的人少讲道德。家族主义衍生的"亲缘伦理"、"人情伦理"还会消蚀掉公私关系、契约关系、竞争关系，扭曲市场经济要素。

　　譬如，就以上述的本土老板习惯重用听话的老实人，一切以顺从为上为例，无异于鼓励员工做事情多多向老板的脸色讨好，而对于工作本身的负责倒成为了次要的手段。于是国人做任何事情，包括为企业品牌建设的工作，都得为宗法人伦精神让道，而对于实质的工作效率势必打上折扣，企业为此增加了内耗成本。

　　难怪，许多国内企业的企业文化建设中，"以人为本"的招牌会频繁登场，问题是，国人之于"人"是一个极含混的概念，在中国国粹中，讲究用词"言不尽意"、"大音稀声"、"弦外之音"和"意会性"。日常语言学派的维特根斯坦认为：语言的意义就在于它的用法，为此他主张把说话方式同人的内心和具体场景结合起来考虑。于是我们应作考量的正是如何在品牌困境之下的国人之"人"。

　　本文已经发表于《中国社会导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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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蜀:自由市场经济，还是官家市场经济？

　　——兼论"穷富之争"

　　贫富差距是市场经济国家的一个正常现象。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可能消灭贫富差距，而只能致力于机会均等，使穷人有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同时对那些由于先天后天原因，已无力改变自己命运的穷人，由国家给予基本保障。穷而无困，贫富共处，这种前提下的贫富差距，就不可能发展成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而当下中国的贫富差距，无疑已超出了公众的承受底线，发展成了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这不是因为公众不能正确对待贫富差距，而要求什么平均主义。从根本上说，这是致富机制出了问题。贫不当贫，富不当富，不可能不引起社会心理的失衡，不可能激起公众的普遍愤怒和抗议。

　　这种背景下，应该反思的是致富机制亦即市场经济体制，而不是鼓励仇富。任何一个正常的社会，都应该存在四通八达的致富机制，最大限度地释放公民创造财富的能力。富裕本身不是罪，人人有权致富，有罪的只是不公正的致富机制或者说不成功的市场经济体制。

　　一

　　当下中国的致富机制不公正或者说市场经济体制不成功。但这不等于说，市场经济就是错的。

　　市场经济要能成功，不是像我们通常想象的那样，单有市场体制就足够。市场经济要能成功，必须有一个社会条件，那就是自由，至少是经济自由。有人说，市场经济主要就是一个效率问题，而无关权利。这是大错。市场经济有强烈的外部性，它需要通过公共治理，来确保公民的经济自由。只是在拥有充分的经济自由时，公民才会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也才会在此基础上发展出自由的和公平的竞争。所以，全世界的市场经济，从来都叫做"自由市场经济"。

　　这就是说，自由是市场经济成功的先决条件。如果把市场体制比作种子，那么自由的社会条件就是空气，就是阳光雨露。光有种子撒进土壤是不够的，必须有适宜的空气和阳光雨露，才会长出参天大树。光有市场体制是不够的，还要具备自由的社会条件，自由市场经济才能茁壮成长。固然，没有自由的空气和自由的阳光雨露，也会有别的空气和别的阳光雨露，但淮橘为枳，别的空气和别的阳光雨露孕育出来的就不叫自由市场经济了，那就是别的市场经济，套用吴思的话，那就叫官家市场经济了。

　　不是自由市场经济，就是官家市场经济，历史的逻辑就是这样的无情，没有中间选项。道理很简单，没有公民经济上的普遍自由，没有公民权利上的普遍平等，那么自由、平等的交易就无从说起，以自由、平等的交易为前提的互利互惠也就无从说起。如果一方强权，一方无权；一方绝对自由，一方匮乏自由，那么这两个人群之间的经济关系无论以什么形式出现，本质上都不可能是平等的交易关系，本质上都只能是零和游戏。这么一来，权利上的两极分化最终就必然导致财富上的两极分化。

　　不幸，权利上的两极分化，正就是中国一切社会问题的症结，也是市场经济难于成功的根本原因。当下中国财富上的两极分化其实只是表象，隐藏在这个表象背后的，是权利上的两极分化。在全世界范围，只有中国的市场经济从来不叫做"自由市场经济"，为什么？因为自由这个元素，正就是中国社会最短缺的元素。

　　这里强调的权利是普遍的权利，这里强调的自由是普遍的自由。而普遍权利跟绝对权力，普遍自由跟绝对自由是不可以并立的。普遍权利增一分，则绝对权力损一分，普遍自由增一分，则绝对自由损一分。普遍自由、普遍权利是制约权力最常规也最有效的武器，没有了普遍自由、普遍权利的制约，强权就会入无人之境，无坚不摧。不自由的市场经济，即不以普遍自由、普遍权利为前提的市场经济，必然蜕变成封建庄园式的市场经济，即权力切割、权力宰制的所谓市场经济，即官家市场经济。

　　问题至此就很清楚了。我们曾经天真地认为，经济决定政治，只要能确立市场体制，那么上层建筑问题就不难解决。但事与愿违。在我们努力推进市场体制以颠覆计划体制时，哪知道官家主义正在背后张网以待呢？人家接过市场经济的躯体，却悄悄扔掉了市场经济的灵魂即普遍的权利、普遍的自由。整个一个变性手术，市场经济不能不面目全非。

　　自由市场经济既然以普遍的自由、普遍的权利为前提，那么机会就对所有人都是同等的，上升的通道就对所有人都是开放的。自由市场经济因此天然具有平民性，民主性。换句话说，自由市场经济属于民间，是老百姓的市场经济。官家市场经济却截然相反，它只属于权力，它最大的秘诀就是用权力置换利益，权力红利是其暴利的总根源。权利的普遍均等意味着利益的普遍均等，意味着权力红利的终结，所以，权利的普遍均等是官家市场经济的噩梦。官家市场经济最抗拒分权和均权，而以垄断为本能。垄断的另一面就是歧视，就是排斥，就是隔离，注定了多数人要遭到制度性的淘汰，要成为失败者，受害者。

　　全部要害就在这里。当下所谓市场经济，主要是官家的市场经济，而不是老百姓的市场经济。教育有什么自由竞争可言？医疗有什么自由竞争可言？没有自由竞争的教育和医疗，其市场化不过是收费化的同义词，不过是官家变着法子高收费。住房在市场的下游倒有一些自由竞争，但其上游何谈自由竞争？不能自建房，不能合作建房，也没什么廉租房，几乎所有老百姓都被驱赶到房地产市场，唯有买房一途，千军万马过独木桥，造成房地产市场的空前火爆。而最根本的供给，即土地供给则被捏得死死的，房地产市场的命脉完全卡在权力手中，人为造成巨大的供求矛盾，造成房地产市场的暴利，而暴利的主要得主就是权力。

　　通常所说的新三座大山就是这样形成的，它们全拜官家之赐，与自由市场何干？又何止这三座大山。几乎每个部门、每个利益集团都成了天价收费站，横亘在老百姓的生命通道上，老百姓生命通道上的每个关头，实际上都有一座大山。它们统统是权力之山，而决非自由竞争之山。其最终结果，都是最大限度地抬升老百姓的生命成本，使他们不堪负荷。

　　历史的进程就是这样的残酷。我们本来想用经济改革、用市场体制倒逼政治改革。但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我们战胜了计划体制，官家主义却最终战胜了我们。更大的悲剧在于，尽管我们并没有多少机会实践自由市场经济，但人家干什么都打着市场经济的旗号，普通人对复杂的市场经济是不辨雌雄的，反正坏事都是你市场经济干的，我才不管什么好市场经济坏市场经济，只要是市场经济，都混球。这么一来，自由市场经济还没有真正登上历史舞台，市场经济的名声先就臭了大街。

　　这真是一种戏剧性的转折。当初宣布转向市场经济体制时，一些虔诚的老左派深感绝望，极端者竟不惜以命相殉。但是今天，他们中的多数应该喜出望外吧。今天炮轰市场经济体制的大合唱中，领唱者不乏老左派的健将。他们才不管什么自由市场经济和官家市场经济的分野，他们固然不喜欢官家市场经济，但他们更仇恨自由市场经济，对他们来说，自由市场经济才是他们惟一的天敌，你死我活。官家市场经济跟他们至少在官家这个层面上，是有天然的亲缘关系的。所以他们对官家市场经济无论如何不喜欢，但还是能共处一个屋檐下。他们反倒乐得张冠李戴，把官家市场经济的一切祸害，以及产生这一切祸害的终极根源，一股脑儿全泼到自由市场经济身上，以此来印证市场经济乃万恶之源，印证他们当初反对市场经济之英明。这时的老左派已不同当年，当年全民一心奔市场，老左派虽往往位高却形单影只，是公众嘲弄的对象。现在，老左派确实有了一定的民意基础，而且在野状态、相对弱势的状态也使他们容易博得社会同情。现在老左派虽然在重返过去时代这点上仍孤掌难鸣，但在反对市场经济这点上，他们却颇得底层民众的共鸣。

　　与老左派这种一定程度的返老还童相比，市场改革派学者则每况愈下。民众的愤怒需要有一个出口，需要有一个发泄对象。换句话说，需要有人为市场经济的不成功负责，需要有人对弱势群体的苦难负责。市场改革派学者不免首当其冲。这对他们来说，当然是很冤枉的。相信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推崇的都是自由市场经济。相信他们并不曾预见市场经济会下出今天这样古怪的蛋。而且整个过程中，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并非当权者。那么今天把一切问题推到他们头上，又如何说得过去？

　　但换一个角度讲，公众把愤怒集中于他们，也不是全无道理。如果说事态的发展超出了他们当初的意料，那么当事态发展的轨迹已十分清楚，现实已不容回避时，如果说公众未必有能力判断，市场改革派学者则是完全有能力判断的。但他们有多少人曾经给公众提个醒？曾经与官家市场经济划清界线？这点上他们不仅往往明哲保身，个别大佬甚至堕落为官家市场经济的同谋，乐得趁火打劫。

　　知识分子是整个民族的思想哨兵。明明狼来了居然知情不报，已然是渎职；如果趁火打劫，更是罪上加罪。深受其害的公众因之迁怒整个市场改革派学者群体，实在情有可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作为市场改革派旗手的吴敬琏、茅于轼才遭到万炮齐轰。就此来说，他们不是为他们个人受难，他们是在为整个市场改革派群体受难。

　　二

　　但是，无论如何情有可原，对吴敬琏、茅于轼的炮轰都于理不合。

　　吴敬琏一方面固然是市场改革派的领军人物，另一方面，却因其深厚的人文情结和公共关怀，而成为市场改革派最大的另类——他是官家市场经济这一趋势最早的预言者，也是官家市场经济最重要的抗议者和批判者。只不过他没有明确使用"官家市场经济"这个词，而是叫做"坏的市场经济"或"权贵资本主义"。

　　远在1980年代末，吴敬琏已致力于这方面的工作，他和另一个经济学家钱颖一长期合作，主题就是市场时代的公共治理。因为吴敬琏最早意识到，没有公共治理，权力不受制约，市场化就必然被扭曲，权力和资本的结合就是必然结局。如果说，吴敬琏和钱颖一的这些早期研究，主要影响没有超出学术界和政治高层，主要是给精英扫盲；那么何清涟《现代化的陷阱》的问世，则是市场时代的公共治理问题第一次上升为公共话题，而进入大众视野。吴敬琏和他的学生石小敏等，是这本书的重要推手。没有他们的奔走呼吁，这本书的公开出版及后来的巨大震荡，将是难以想象的。吴敬琏之所以对这本书情有独钟，显然是因为他与何清涟在公共治理问题上，尤其在民主与法治问题、在社会公正问题上，有太多共识。

　　何清涟和《现代化的陷阱》很快陷入困境，这对吴敬琏不是好兆头。但吴敬琏是个固执的人，当年围剿市场经济理论，黑云压城城欲摧之时，譬如刘国光等原来主张市场经济的大腕这时都退缩了，检讨了。吴敬琏偏不认输，而当着最高决策者的面舌战群雄，成为传奇。在市场经济体制终于确立之后，因为强调公共治理，强调民主、法治和社会公正，吴敬琏渐趋边缘。但这时的吴敬琏更不可能回头。早在2002年，他已跟江平联手，组建上海法律与经济研究所，主攻市场经济与法治的关系，试图从法治入手给权力的野马套上笼头。

　　吴敬琏因此不同于他的许多同行。在市场经济被视作洪水猛兽之时，他坚持为市场经济请命，而被称作"吴市场"。当市场体制的合法性问题得以解决，市场经济成为显学之时，他没有盲目跟风叫好，而是开始了新的思考——思考"娜拉出走之后"的问题，即市场经济将在中国遭遇何种困厄的问题。从前的"吴市场"变成了"吴法治"。

　　中国必须走向自由市场经济，而官家市场经济是自由市场经济的天敌。吴敬琏对此深怀忧惧。如何通过公共治理，通过推进民主与法治，来避开官家市场经济的陷阱，走向好的市场经济即自由市场经济，这是1990年代以来吴敬琏思考的核心命题。他到处谈论官家市场经济的危险，毫不掩饰他的忧惧。那些只想听赞歌的人，不免愈来愈讨嫌他，甚至在当年并肩作战的许多同行眼里，他也成了异端。

　　这就是说，进入市场经济时代之后，形势反而更为复杂。从过去计划派与市场派的简单二元对立，发展到传统计划派、官家市场派、自由市场派三足鼎立。这么一来，吴敬琏的处境就不能不非常微妙。

　　吴敬琏的直接对头是官家市场派。

　　如果说1980年代中期以后，即改革推进到纵深以后，官员群体成了改革的抵制力量；那么1990年代以来，官员群体不仅不再抵制改革，反而成了改革的生力军。两个历史时期的官员群体对改革的态度何以会有如此惊人的落差？原因无它，端在1990年代以来的改革，彻底打通了权力跟市场的通道。官员们惊喜地发现，原来改革于他们非但无损，反而给他们开辟了在市场上跑马圈地，将权力直接兑现而且无限增值的广阔空间。我们的某些"主流经济学家"那时曾天真地幻想，权力寻租可能是赎买权力、离间管制，置换一定的经济自由的必要代价。此即所谓"腐败有益论"。但事实恰恰相反，人家既要笑纳财富，但权力和管制一点也不放松，你要的自由一点也不给你。赎买反倒鼓励了人家的贪欲，既然每给市场套上一根绳索，就多了一条生财之道，那么何不将市场五花大绑？结果愈赎买，离自由愈远，几乎整个市场都被权力绑票。发展到今天，已经没有多少公共部门不以营利为目的，部门利益、集团利益简直就成了天经地义。

　　1990年代以来，吴敬琏批判的锋芒一直都指向官家市场经济。批垄断，批腐败，本质上都是批官家市场经济。但是，他回天无力，徒遭嫉恨。他跟江平联手主办的上海法学与经济学研究所，以研究公共治理而知名，本应是制定公共政策的重要脑库，却备尝风雨，能不关门已属万幸。

　　吴敬琏的宿敌则是老左派。老左派对吴敬琏简直有杀父之恨，他们把颠覆计划体制这笔账主要就记到了吴敬琏的头上，为此展开持续十多年的舆论追杀。官家市场经济之愈演愈烈，则给他们的舆论追杀提供了最好的历史机遇，他们当然要利用到极致。2006年3月8日发布于著名网站"乌有之乡"的一个左派纲领，总结对所谓"资改派学者"的斗争策略，其中一条就是："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逐一围歼。"这其实就是所谓"狂蜂战术"：一个时期锁定一个目标，一旦锁定就倾巢而出，咬住不放，直到"揭透批臭"。据他们声称，运用这样的战术，他们"先后集中力量围歼了张五常、张维迎、厉以宁、吴敬琏、高尚全等资改派经济学家，并取得了重大的胜利。"他们故意把吴敬琏跟"张五常、张维迎、厉以宁"完全混同，抹杀他们之间的重大分歧，把"主流经济学家"所有的错误主张都跟吴敬琏挂钩；他们根本无视吴敬琏对官家市场经济的一贯批判立场，尽可能以官家市场经济之害嫁祸自由市场经济，嫁祸自由市场理论领军人物吴敬琏。基于这样的前提来批判吴敬琏，当然无往不胜。吴敬琏就成了官家市场经济的代表人物，不仅遭到不明真相的网友的口诛笔伐，就连以自由派自居的某海外斗士，也趁乱对吴敬琏拳打脚踢，甚至斥吴敬琏为自由派、市场派的耻辱，要为自由派、市场派清理门户。

　　既有来自特殊利益集团的压力，又有来自老左派的报复，还有来自民众的误解和误伤，甚至不乏右翼红卫兵的明枪暗箭。自由市场理论领军人物的这种尴尬，实际上是自由市场经济的尴尬。官家市场经济一日不休，自由市场经济的清白之身就一日不能澄清。而如果官家市场经济发展到极致，最终的结果将是民众将脏水和婴儿一起泼掉，市场化被民众一概否定，一概抛弃。那时，历史车轮的倒转将并不是没有可能。这正是老左派梦寐以求的。自由市场经济要想不做官家市场经济的殉葬品，就必须遏止官家市场经济，这点上，我们已别无选择。

　　三

　　吴敬琏们的尴尬，主要是大背景小气候造成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吴敬琏们自己就没有责任。坦白地说，吴敬琏们的失误也是明显的，这些失误往往加剧了民众的误解，恶化了他们自己的生存环境。

　　茅于轼最近引爆的穷富之争就是这方面的一个范例。

　　本来，普通劳动者属于生产集团，作为生产的组织者、管理者，私营中小企业主也属于生产集团。在这个意义上，私营中小企业主跟普通劳动者相辅相成，属于一个命运共同体。如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会长保育钧已经指出的，大量的私营中小企业才是民族经济的主力，是财富的主要创造者。但恰恰是这个生产集团，在社会财富的分配中所占比例很小很小。作为普通劳动者的穷人固然收入微薄，私营中小企业主所得其实也很有限。通常认为私营企业主就是那些挥金如土的人。但如保育钧先生所说，这不过是舆论误导的结果，"私营企业主没几个大款，亿万富翁撑死了不到总人数的1%."但成本却很高，"他们在苦苦挣扎"。而他们之苦苦挣扎，就是因为权力对市场的恣意侵犯，极大地压缩了他们的生存空间，他们不能不在权力的夹缝中求生存。

　　如果说富人就是这样的私营中小企业主，那么无论他们有着怎样的道德缺陷，他们所分得的社会财富，跟作为普通劳动者的穷人的微薄收入一样，都是打拼所得，而非不当得利。这点上，他们跟作为普通劳动者的穷人，并无根本的利害冲突。

　　如果说，富人主要不是这批私营中小企业主，而是私企上层，那么他们多数已步入特殊利益集团，往往因权致富。私企上层尚且如是，至于作为特殊利益集团主体的权贵，当然更如是。社会财富的分配权，或者说社会财富的分配规则往往被他们垄断，他们就成了当下中国最富有的群体。

　　生产集团是社会财富的主要创造者，但他们得到的社会财富最少；非生产性的特殊利益集团并不创造社会财富，他们瓜分的社会财富反而最多。这才是最大的两极分化，这才是最大的社会不公正。而这种最大的两极分化，根源则在于生产集团不能制约非生产性的特殊利益集团，根源在于非生产性的特殊利益集团对于生产集团的盘剥和掠夺，根源在于权利上过度的两极分化。就此来说，官家市场经济跟传统的计划经济性质上其实是一样的，它们都是非生产性的特殊利益集团支配生产集团，都是以权力作为分配社会财富的决定性要素。

　　正是在这点上，自由市场经济有着本质的不同。自由市场经济是生产集团的经济主权得到充分尊重的经济制度。而生产集团的经济主权就是非生产集团活动的边界，非生产集团绝不敢越界。这就最大限度地保障了生产集团的主导权。权力被权利所扼制，在社会财富的分配中不起决定作用。既没有权力红利可言，要致富就只能主要依靠自己的诚实劳动。这种情况下，人们都尽可能地去做社会财富的创造者，社会财富自不难最大限度地涌流。

　　茅于轼要为之说话的富人，如他所声明的，是将特殊利益集团排除在外，而主要指中产阶层和中小企业主。这些中产阶层和中小企业主，是自由市场经济的主要依靠力量。他们的命运，就代表着自由市场经济在中国的命运。而他们受尽了权力的压制，需要有人为他们代言。"为富人说话"如果是在这样的语境之下，何错之有？这其实主要是对权力说话，是对整个非生产性的特殊利益集团说话，是抗议他们对生产集团的压制和盘剥，而为生产集团争取一个公平公正的营商环境。本质上为自由市场经济说话，为整个生产集团说话，其中就包括了为穷人说话。这哪里是什么穷富之争，这原本是自由跟管制之争，权利跟权力之争，生产集团跟非生产集团之争。这不过是自由市场经济与官家市场经济博弈这个历史长剧的一个分镜头而已。

　　茅于轼有着这种代言的冲动，是毫不足怪的。茅于轼是自由派经济学家，他创办的天则经济研究所，更是国内自由市场经济的理论堡垒，为此历经磨难。而他出于研究需要，接触了大量私营中小企业主，深知他们的处境和苦衷。但遗憾的是，茅于轼并没有对自己这方面的理念和逻辑，做精细的整理和恰如其分的表述，而是不适当地迁就了大众话语，套用"富人"、"穷人"这些已经符号化、意识形态化的词汇，不仅不能完整地准确地表达自己的意图，反而令公众错愕，不适当地加剧原本已经尖锐的穷富之争。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从来就不是谁钱多谁钱少的矛盾，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从来只是生产集团跟非生产性的特殊利益集团的矛盾，中国社会的根本问题，从来只是一个自由问题，或者说权利问题。加剧穷富之争，客观上很容易刺激仇富情绪，从而转移社会矛盾，用伪问题掩盖真问题。用心虽好，效果却可能适得其反。

　　茅于轼为什么会犯这种不该犯的错误？或许是因为书生气。学者就应该坚持自己独立的立场，不应屈从舆论的压力，不应媚众。茅于轼大概有这样的倔劲。学者当然要忠实于自己内心的声音。但忠实于自己内心的声音，并不意味着一定要与大众情绪对着干。大众情绪可能是错的，但即便是错的，也只能在尊重的前提下对话，而不能针尖对麦芒，你们那么说错了，我就偏要朝相反的方向说去。你们一边倒地骂富人，我偏要特别强调为富人说话。

　　"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面对强权坚持这样的姿态是一种大义，但面对大众也这样，却未免不智，至少缺乏与大众沟通的能力。在媒体时代，这个缺陷显得尤其致命。这个问题，当然不只是茅于轼一人的问题，吴敬琏同样有这个问题。你们说春运不该涨价，我偏要说该涨价。这个涨价说实在天真得可爱。如果说铁路可以让民间资本自由进入，而非国家垄断，相信铁路涨价不至于激起公众的强烈反弹，吴敬琏那么说也没啥错。但吴敬琏忘记了，中国铁路完全是官家垄断的，这种情况下，铁路涨价哪是什么市场行为？再比如吴敬琏认为城市化是全民的成果，城市拆迁补偿的利益因此不能完全给房主，一部分应用于社会再分配。这在一般的经济学逻辑来说确实没错。但问题是吴敬琏不了解拆迁户的辛酸，不知道拆迁户往往是盘剥对象，拆迁换来的往往是居住质量和整体生活质量的急剧下降。这种情况下，说房主得利岂非不食人间烟火之谈？

　　过于书生气，以至于迂腐，是吴敬琏茅于轼共有的缺陷。这可能是他们的生活方式决定的。他们不仅主要生活在书斋，而且他们交往的主要是中上层人士，他们跟底层民众没有日常交往，不清楚底层民众的日常生活情况。说他们有一定的精英心态，大概不算夸张。因此他们虽然愿意为底层民众代言，比如吴敬琏就多次为下岗职工代言，近年更旗帜鲜明地主张全民低保。但对底层民众的真实心态，他们并不能给以应有的理解。底层民众对社会不公的一些正当情绪，就难免偶尔被他们看作民粹主义。他们有时跟舆论唱唱反调，这也许是部分原因，即故意要给所谓民粹主义泼点冷水？

　　但是无论他们有这样那样的缺陷，他们都是知识界的翘楚。他们有忧国忧民的赤子之心，有不畏强暴追求真理的勇气，有从容淡定的气度，有包容异见的胸怀。他们顽强抵制官家市场经济，而坚守自由市场经济，更是代表了我们民族的根本利益，代表了历史发展的正确方向。不仅不承认他们的自由人格和历史贡献，不向他们虚心学习，反而为了博出位，为了媚众，不惜跟用心险恶的老左派遥相呼应，而对两位可敬的老人大打出手，如果是普通人这么做，还可以理解为无知。但如果自命自由派学者而出此下策，那就不止是轻浮和放浪，而纯粹属于无良。

　　作者是南方周末资深时事评论员

　　来源：《同舟共进》杂志2007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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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于轼:穷人的税负比富人高

　　由于连年来我国税收增长率高出GDP增长率一倍多，而2007年的税收增长超过GDP增长两倍，税收占GDP的比例不断上升，全国人民所创造的财富中有更大的比例被政府征收，留下给百姓就越来越少。税收低的时候它对收入分配的影响不大。但是税收高的时候它对收入分配的影响越来越大。像现在这样的变化，税收在GDP中的比例上升，对于贫富收入分配有什么影响，值得我们密切注意。

　　税收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调节收入差距。其原则是从富人那里多征一点，用于帮助低收入阶层的教育，医疗，市内交通等开支。一般所采取的办法是累进所得税。可是在我国，由于财产性收入很难征到税，所得税征收的对象主要是工资所得，而财产所得是富人的主要收入来源。结果是富人收入中有较大的部分没有交税。不过这一现象并不是现在才有的，是一个老问题。现在我们要讨论的是税收在GDP中的比例提高以后，不同收入的人群受到的影响如何。

　　大家对税收的印象主要是从个人所得税来的，有些收入低的人不交个人所得税，就以为自己没交税。其实在总税收中个人所得税只占7%，其余的93%也都是从老百姓那儿征来的。我国的政府很聪明，收了税还不让你知道。不像大部分别的国家，从百姓那儿收了多少税必须清清楚楚地告诉纳税人。我们从超市买东西，价格里面都包含着税，只不过收据上并不写出来。我们打电话，用电交电费，里面都有税，而且收据上都不写明白。于是大家以为政府多收了税，和自己没有什么关系。只是关心个税的起征点是1600元还是2000元，而把纳税的大头给忽略了。

　　个税以外的93%的那部分都是什么税呢？按照征收的比例高低排列，最主要的是增值税，占36.7%；其次是企业所得税。占20.0%；再其次是营业税，占14.7%；再次是进口品的消费税和增值税，占14.3%.这四项税占了全部税收的85.7%.再加上个人所得税的7%，就是92.7%.其他还有消费税5.4%，关税3.3%等。要分析税是从哪儿征来的，主要是分析这几部分税收的来源。

　　分析税负最后是谁在负担，在经济学里叫税负的归宿，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表面上看中国的税都是企业在交。其实企业肯定会把税加到价格里去，不可能企业自己掏腰包替消费者付税。企业的产品加税以后，消费者的负担加重了，产品的销量会减少，这是企业真正的损失。所以不论表面上是企业付税，或者是消费者付丹税，最后都是一样的，税负都会在企业和消费者之间分担。分担个的比例由商品的消费和生产特点决定，是一个很难计算的问题。

　　但是从总体上可以看出，税收都直接间接跟消费有关。不论是超市买东西，或者是交电话费等等，其中都包含着增值税和营业税。连关税也是和消费有关。比如讲，进口一台发电设备，国家征收了关税。这部分税负进入到发电的成本之中，最后是由电的消费者负担的。所以说，我国的税收最终是和消费联系着的。消费多的人多纳税。不消费就不纳税。一般而言，从纳税的绝对数来看富人消费多，所以每个富人纳的税也多。穷人则相反。但是，如果拿相对值，拿纳税占收入中的比例来看，结果正好相反。

　　每个人的收入分成消费和储蓄。除开个人所得税，储蓄的那部分是不纳税的。你在抽屉里放上一万块钱，过了一年还是一万块，政府不可能从你储蓄的钱里征税。如果你在银行里存上一万块钱，一年后也还是一万块（不算利息所得的话），政府不能从你的存款本金中收取任何税金。但是如果你有了消费，政府就有办法收你的税。而富人的储蓄在总收入中占的比例高，也就是不纳税的部分占的比例高。所以相对于收入而言，他们的纳税比例较低。穷人则相反，他们的大部分收入都消费掉了，这部分都纳了税。因为他们的储蓄比例低，所以不纳税的部分占的比例也低。

　　所得税应该和收入相联系。一个人有了收入就要纳税，不管你消费了没有。这比较合理。可是我国的所得税只占7%，而和消费有关的其他税种占了大头。这样的税制设计，有利于富人少纳税，变成了累退税，是非常不合理的。因此我们税制改革的大方向应该是增加个人所得税的比例，降低其他税的比例，尤其是要对财产性收入严格征税，把累进所得税真正落实。在发达国家里，个人所得税要占总税收的一半左右，而且都执行累进制。这个道理很明显，但是我国的税改至今还没有认真地考虑如何增加所得税的比例，对财产性收入严格征税，并实行累进制。

　　作者单位：天则经济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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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巍柏:中国市场化改革内生动力日显衰弱

　　经历过80年代和90年代中国市场经济改革过程的人，都不会忘记当时不断壮大的市场经济思想与改革开放的实践。回顾30年前的改革开放，当时我们有着强烈改变闭关锁国状况的冲动；20多年前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我们有的是强烈改变工农剪刀差的冲动；从90年代初开始的价格体制、投资体制改革，我们有的是打破计划经济下畸形配置生产要素的冲动；国企改革以及后来的国有银行改革，是为了使非市场的国有企业能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运行；2005年的汇率体制改革则是2001年加入WTO之后日益紧密的国际经贸关系推动下的人民币国际价格的市场化改革。

　　这些不同历史阶段的改革的共同点，在于它们都是面向市场化的改革。正是市场化改革，使中国成为了全球第四大经济体，让世界开始谈论中国的崛起，而亿万普通中国人也开始真的有钱了。

　　毋庸置疑，中国当前的市场化程度比过去更高了，然而在我们看来，中国面向市场化的进一步改革动力却显得弱了，从近一两年来中国政府推行的有关政策以及政府部门执行政策的情况来看，我们认为，中国市场化的内生动力已日益显得不足。

　　这方面可以看到很多例子。在历经了30年的改革之后，国民虽然普遍生活更好了，但我们仍旧可以看到增长最快的是财政收入，利润最高的是国有企业，到国外频频进行并购的大多是国有企业，我们现今最好的政策、资源及其他各种投入，无不以国企为中心，各地政府无不指望凭借手中权力和政策打造出几家最赚钱的国有企业。这些利润最好的企业，还有推动市场化改革的动力吗？财政状况已经大为好转的政府，还能继续推动市场化改革吗？

　　至少从我们能够看得到的现象看，改革的动力正在流逝。增值税转型已经说了很多年，试点也已经有了两三年，2008年估计仍旧难以指望。投融资体制改革已经说了十几年，融资体制到目前基本还是一块铁板，而投资体制也还是铁板一块，否则，国务院"非公三十六条"怎么到现在为止都还只是一些政府部门的儿戏？而最可靠的证据是，在2007年全年，我们看到政府在通货膨胀和维护稳定的口号下，不断推迟各种改革的时间表，未来如果不是不断推迟，那就是换汤不换药的改革。

　　从政府的宏观经济管理来看，中国本轮宏观调控已经进行了四年，但在调控之中，我们看到更多的是宏观调控的微观化、宏观调控的行政化，当经济社会中的矛盾变得复杂、激化时，政府采用最多的手段，还是行政式的调控。最典型的是，进入2008年初，面对通胀压力的全面上升，政府又重新拿出了十几年不用的临时价格管制措施。

　　中国经济的微观主体──企业构成和影响力的变迁，也足以令人对国内今后的市场化改革感到担忧。大量的国有经济体在以市场化的方式进行改革之后，现在也作为独立的市场主体参与市场竞争。它们现在处于"双重竞争优势"之中──以市场化的方式获得集团利益，却以非市场的方式享有各种廉价资源（包括垄断、准入与许可、融资等）。民营经济虽然在总量上已占大多数，但面临的市场化环境却并不比过去宽松多少。大量的国有经济体已成为中国社会中强有力的利益集团，它们把持着中国经济中的重要位置。要想让现行体制下受益最大的国有经济体来推动进一步的市场化改革，这将损及它们的特殊利益，这怎么可能呢？

　　十七大之后，中国政府开始讨论公共财政转型问题，提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政府也开始讨论加强执政能力的问题，并锐意推动体制改革。这一方向无疑是正确的，但如果未来中国经济不能坚持市场化改革的方向，不注重真正的市场化制度的建设，结果恐怕并不乐观。

　　作者张巍柏系安邦集团研究总部分析师

　　来源：《华尔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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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纲:体制改革对中国经济增长贡献的定量分析

　　我们研究所最近正在完成一项研究，就是对过去30年的中国经济的增长和各种要素、因素进行分析，经济学上用计量的方法来研究究竟哪些因素对过去中国经济的增长作出贡献。做这个研究也是为了进一步分析哪些因素在今后还存在不存在，它的贡献还会不会持续，哪些贡献可能会少一点，哪些贡献多一点。当然未来还有未来的新的因素。当然过去的因素还会继续存在。希望用定量的方法来论证，中国经济是不是还能不能继续增长，或者高增长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当然预测是有风险的事情，但是我们尽量想提供分析的基础，如果这些因素还继续存在的话，那么中国未来的增长还是有保证的。

　　1、体制改革对中国经济增长贡献的定量分析

　　首先向大家报告的是我们这个研究的一些主要的发现。最主要的发现就是确实中国过去30年效率的改进、生产率的增长在经济增长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过去通常有一种说法，发展中国家的增长主要靠投入，主要靠资本的投入，劳动力的投入，很少有技术的进步，很少有效率的改进，很少是因为生产率的增长。我们国内很多也在说，我们过去是外延式的增长，没有内延式的增长，但是我们用2005年的GDP和各方面的数据来分析，过去20年分成两个阶段，粗略的说在平均每年9.5%的经济增长当中5.5%确实是投入的增长，因为资本的积累和劳动力投入的增长，最近的八年是3.7%，再往前是4.3%，这么多的经济增长，是由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扣除了一切资本的投入和劳动的投入的因素之后，纯粹是生产率的增长带来的增长。这也不是一项鼓励的研究，最近美国布鲁斯基金会的一项研究，也发现中国的制造业，在过去20年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是26%，当然世界上现在还有各个研究小组研究中国的增长的问题，但是我认为这是一个经得起检验的一个研究成果。

　　然后我们进一步做的分析为什么这个4%左右的，背后的因素是什么，是什么导致它增长。有八项因素我们有了比较显著的结果。归纳起来大概有这么几项，第一是体制改革；第二是开放带来的各种效应，除了外资的外溢效应以外，这些都是作为开放的效应。说大类的话技术、科研等等这类因素，再一个因素就是城市化、基础设施这些因素，这项本身在过去20年，应该说是八十年代最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每年2.5%左右，到了90年代，2000年以后，总的增长的贡献也在1—2%之间，如果考虑到开放本身也有很多改革的内容在里面，应该说改革确实对经济增长作出了贡献，而且这个贡献是持续的。一开始是释放效应，体制的释放效应特别大，后来尽管很多的东西都在起很大的作用，但是仍然对中国的经济增长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当然这个并不奇怪，也是一种检验的方法，大家都看到了成果，我们只是用学术上严谨的方法论证出来，这样的论证还是有现实意义的，解释现实的很多问题，除了解释我们改革和增长的关系，除了解释我们这些年效率改进的原因之外，我想对现在中国经济的一些情况，对现在我们在世界上所说的一些奇怪的现象的解释上也有用。比如说大家现在天天问的一件事情，中国经济这五年来，高增长，低通胀，同时所有的原材料价格都在上涨，而价格没有上涨，最近通货膨胀在提高，但迄今为止主要是粮食因素，主要是 国际油价和粮价造成的结果，不是中国粮食供求关系造成的结果。与此同时，企业的利润还在改进，最近五年在上升，把这几个因素加在一起，如果每年有3—4%效率的改进，逐渐推动效率提高成本的降低。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理解效率的改进有利于理解我们解释和分析现在中国很多经济现象，同时有利于经济政策的制定。

　　我关于改革和中国经济增长关系分析就讲这些。

　　2、中国现阶段上出现的如收入分配不和谐的问题与特定发展阶段有关

　　下面利用这个机会讲另外两个问题，第一就是对现在改革和现在存在的一些问题的关系的理解，这也是通过今天上午前面一些发言人的发言之后，想对这个问题做一些看法。我比较赞同高尚全主任和迟福林院长的发言当中所提出的一些观点，就是说我们现在存在的一些问题，主要的还是因为我们改革还没有到位，我们该改的很多东西还没有改，而不是因为改革造成这些问题，而且现在的很多问题，在理解中国这些问题不能仅仅从体制改革一个角度来理解，中国是一个转轨国家，同时又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发展的初期阶段，在发展的阶段上的一些问题不是改革造成的问题。改革是发展的因素，是朝着市场化的方向发展，经济发展了，但是经济发展了和经济还完全没有发展的情况下会出现新的不同的问题，这是发展的结果，而不是因为改革产生的这些问题，这应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

　　在中国这个阶段上出现了一些比如收入分配等等一些所谓不和谐的问题，在一定意义上既是我们一些改革还没有到位的问题，比如说腐败问题，腐败的问题不是因为改革改出腐败，而是因为原来存在的一些公权力，导致腐败的公权力还太多所产生的问题，而不是改革改出来的问题，没有改革那些腐败、公权力的存在，随着时间的推移一样会产生问题。同时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收入差距拉大的情况，在一定意义上首先是因为我们过去的一个体制过度的平等，而且是过度的贫穷的平等，或者叫平等的贫穷，从平等的贫穷走出来自然差距有所拉大。发展到一定的程度，由于大量的劳动力的存在，由于资本刚刚开始成长，这当中也会出现一些新的问题，这个不是改革的问题，而是因为发展处在早期的阶段，如果我们做点比较的话，跟西方的发展过程进行比较的话，我们这个阶段在工业化完成了一半，中国走了30年工业历程，按照劳动力算，现在只转移出了一半的农民，过去70%是农民，现在剩下35%，仍然离工业化完成还有很长的距离。在这个阶段，我们不能用这个阶段以后的那些变化来应用到这个阶段。很多社会福利制度的发展也要随着这个工业化进程而逐步发展，而不能用工业化进程以后的福利制度来应用到工业化进程当中来。当然我们是一个工业化后发展的国家，我们要吸取一切国家发展过程当中的经验和教训，吸收发达国家中的一些形成的制度，但是如果这个阶段上如果应用发达国家的一些制度的话也会产生一些问题。我们确实要看到中国的发展阶段还是一个比较低的一个阶段，重要的问题还是怎么使农民尽快的转移出来的问题，怎么使我们的就业真正是平等能够有所促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要防止如何使这个社会大家更多的思考，如何创造，如何去生产，而不是更多的去把人们的注意力过多的转移到分配上去。这两种努力的关系应该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中国是一个渐进式改革的道路，本身就说明不是一夜之间把所有东西毁掉，建立新的东西，不可能一夜之间建设新的制度，新的制度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是随着工业化市场化进程逐步逐步发展的过程，确实现在我们面临着新的改革，才能够去解决我们目前的许多问题。说到新的改革，现在大家说得更多是要进行社会改革、政治改革，这方面我同意，政府应该更多的关注社会问题，但是我这儿想借这个机会讲，经济方面的改革基本结束了，是不是主要是其他方面的改革了，我说经济方面的改革也远远没有结束，我们现在暴露出的很多问题，仍然是经济体制改革不完善，还没有完成，还有许多问题有待于解决。

　　比如说我们现在宏观经济上的很多问题所暴露出来的一些问题，可能表明我们需要新一轮的财税体制改革，尽管我们过去搞了很多的财税体制改革，但是还有很多的财税体制，或者是过去传统的计划经济遗留下来的体制，或者是我们改革当中形成的一种过渡性的体制，或者是过去条件下还不可能实现的一种体制。比如说刚才说的几类，第一类是传统体制下的这些，比如说我们的资源性行业，不交资源税，不跟国家分享利润，分享收入这件事情，这是传统体制遗留的问题，我们过去说都是国有企业，国有资源，国有的大锅饭，都在一锅肉里，现在各种体制改了，我们利润分成等等，这些问题就暴露了。国有企业不分红，这个是改革当中形成的一种过渡性的体制，因为80年代国有企业改革很困难，国家说了，国有企业可以不上缴利润，跟其他企业交所得税就可以了，剩下的利润你们留下来发展，这是改革过程中形成的。还有一种是传统体制中没有，过去也没有条件，比如说针对财产的税收问题，我们迄今为止，中国没有财产税，所有的税收都是针对流量，针对收入，这个既不有利于平等，又不有利于整个社会的长期发展，包括政府的长期发展。没有这些税收导致了我们对人们的收入所得税增收比较高，所以导致消费比较低。这些经济体制本身的改革也还需要付出更多的注意力来关注，加快这方面的改革我们整个体系才能更加和谐，经济的角度更加均衡，社会的角度更加和谐。

　　作者是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秘书长、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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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纲:制度不完善是中国市场消费不足的根本原因

　　中国为什么有钱了不消费，为什么有钱了还要借钱、还要引资。最近谈论较多的这两个针对的话题实际上关系到两个问题，一个是中国的发展问题，也就是说，如果没有一个大的消费市场，中国的发展能不能持续；另一个是中国的开放问题，为什么中国在目前资金十分充裕的情况下还需要进一步的对外开放、引进外资。其实，这是转轨国家面临的一个共同问题。

　　转轨是个相当长的进程，我国的转轨还远没有结束，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还远没有建成。我们现在面临的这些问题，包括为什么不消费的问题都是跟我们的体制还不健全有关系，我国要进一步通过体制改革，通过体制转轨来实现经济均衡的增长；进一步通过对外开放来促进和改革发展。因此，转轨国家重要的主题，还是体制的改革和体制的创新。

　　一、制度不完善是中国市场消费不足的根本原因

　　我国既是转轨国家也是发展中国家，而且是一个典型的发展中国家，比中亚的一些国家还落后，我国的人均GDP还很低，去年年底人均GDP只有2000美元。一般来说，收入水平低会导致消费水平低，但现在的问题是最近几年我国消费占GDP的比重持续下降，已经从原来的65%下降到50%左右，储蓄占了GDP的50%.讨论其原因通常都认为是老百姓不消费，但仔细分析会发现我国老百姓的消费率，也就是我国老百姓消费占其可支配收入的比重这些年其实很稳定，稳定在25%到28%之间。由于这个稳定的比例，消费占GDP的比重是不应该下降的，问题出在哪儿？就在于企业的收入增加、储蓄提高，而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下降。通过分析可以发现在我国现在，的GDP构成中，国家收入占24%左右，不算太高，因为我们过去的水平太低了。这几年增长最快的是企业的收入，是企业的未分配利润，特别是2003年、2004年以后这部分的收入增长是最快的。现在企业的收入占GDP的比重已经从过去的10%~13%上升到18%~20%左右，相应的消费者的可支配收入从过去的70%下降到60%左右。而且在总储蓄中企业储蓄所占的比重从过去的20%上升到40％，与居民的储蓄基本持平，政府储蓄占了另外的20%左右。由此可见，企业储蓄的大幅度提高导致了消费基金的不足。出现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在于制度，有些是因为过去计划经济的制度还没有改；有些是因为过去为了转轨而采取的制度现在需要进一步转轨。

　　利改税制度需要进一步转轨。我国从80年代中期开始，为了处理历史遗留的问题、推进国有企业的改革采取了利改税制度，国有企业从此不再交利润，和其他企业一样只交33%的所得税，剩余的其他利润完全由企业自己保有。这个制度是为了推进国企的改革和解决当时诸如下岗及老职工等一些问题，也是为了鼓励国企增加盈利。可是这个制度到了今天就成为导致消费不足的根源。因为当国有企业都盈利的时候；当国有企业通过抓大放小，集中到垄断性的公用事业(行情论坛)行业、资源行业的时候，他们的利润会很大。而他们的利润现在都不上缴，都成了未分配利润，都不可能变成消费基金。因为企业的收入一是变成了工资，二是变成了股东的利润，才有可能变成消费基金。而现在国有企业的未分配利润在整个GDP的比重在增长，已经占GDP的5%以上，这部分增长都计入了储蓄。如何把它变成国家的收入，然后在另一头降低居民的税收，降低居民的所得税，提高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提高消费。因此，这不是居民有钱不消费的问题而是居民怎么样获得更多钱的问题。

　　资源行业的管理制度需要改革。对于资源行业，我国采取的管理制度一直都没有改变企业既不缴纳开采资源的特许权费用，也不和国家分享资源溢价收入。这几年从能源开始，所有的资源价格都大幅度上涨，这种大幅度上涨的资源都变成为了企业大幅度上涨的利润。因为我国企业获得资源是免费的，他们不缴资源税，因此，资源溢价收入基本上都归企业所有，以利润的形式表现出来，而利润只缴33% 的所得税，剩下的就成为企业的未分配利润。这就是我们现在储蓄高额增长的重要的原因，也是我们的消费不能和国民经济一起增长的重要原因。过去在计划体制下，这是不成问题的问题，因为计划体制下价格是国家控制的，资源也是全民所有，他们去开采也没有问题。现在搞了市场经济，这些问题都逐步地暴露出来。所以，就这些制度而言是我们过去多年来还没有改的，我们没有像其他市场经济国家一样建立相应的制度，让企业为全民所有的资源的开采付费，让全民分享资源价格上涨的好处。没有这样的制度，国家就得不到这笔收入，反之国家就会从诸如石油的上涨这样的事件中获得大量收入，并且用这笔收入来做很多的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可以降低居民的所得税，提高居民的收入。

　　社保体制需要加大改革力度。社保改革涉及到很多问题，诸如居民是否对未来的消费有信心、是否可以多消费，并且社会保险费是居民收入的组成部分，因此，我比较赞成用加快社保改革的办法来提高劳动力成本，同时解决人民的后顾之忧。现在，我国急需进一步改革和发展的制度，就是发展过程当中大量的农民工怎样实现社保的问题。我国的工资上涨慢，主要还不是城里人、不是正规部门的工资上涨慢，最主要的是几亿农民工的收入增长慢，他们的社保没有落实，这个问题解决了会使得我们消费基金大幅度增长，储蓄率有所下降，劳动力成本有所提高。因此，这一系列的制度都有待进一步的改革，所以这些年有一种说法，说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基本到头了，剩下的就是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制度的改革了，当然了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制度改革都很重要，要进一步推行。但是，我认为经济体制还远远没有改好，没有完成体制转轨的进程。甚至像对外贸易不平衡的问题都是体制的原因所造成的，所以，转轨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转轨在中国还远远没有完成，进一步对外开放实际上仍然具有推进改革的意义。

　　二、对外开放、引进外资有利于我国市场体制的完善

　　这几年，随着我国外汇储备的增多、外资的大量进入、居民储蓄的提高，人们觉得好象国内不缺钱了，因此出现很多的说法：为什么还要吸引外资；我国的国有大企业上市，为什么要到国外去，为什么不在国内；为什么还要通过资本各种项目进一步的开放、借助国际资本市场来发展自己。在这些问题上，我认为我国的市场体制还没有健全到不需要借助外力的程度。比如说，现在中国的资本市场，前几年进行很多的改革，近年来刚刚恢复起来，但是这样的资本市场还远远没有发达、监管体系还远远没有成熟到、没有完整到能够对我们大企业监控的程度。

　　我们的大型国有企业要想改制还要借助外国资本，因为我国的民营资本没有能力参与大型国有企业改革。这就是我们的大型国有银行为什么要到国外上市、要借助国外资本市场的原因。引进一个战略投资者，占了10%~20%的股份，从此在董事会里就有了一个能够代表另一种资本的力量来制衡其他所有者，使得所有权结构真正发生改变。现在融资已经不再重要了，重要的是借助成熟的外国资本市场来监管我们的国有企业，因为我们的资本市场还未成熟。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开放还是一个转轨的过程，我国经济要进一步向国际化、全球化发展，同时，我们的制度也要进一步的转轨，进一步的发展。

　　中国仍然处于转轨的过程中，我们面临很多很复杂的问题，像社会保障、环保等，这些问题也日益突出。因此，我国下一步的转轨，甚至比过去的转轨进程更加复杂，挑战也更加多，所以希望能够在国际上进行更多的讨论，吸取各国的经验，推动我国改革的进一步发展。原载：《转轨通讯》2007年第一期

　　作者是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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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纲:美国经济放缓不会大幅影响中国

　　国际经济2008年的变化可能对中国有什么影响？特别是现在由于次按危机导致的信贷萎缩，可能对中国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首先国际金融市场的问题确实很严重，这个影响大家都在评估，确实会导致美国经济增长过于放缓。

　　我相信全世界的中央银行会联手行动，会防止最坏的事情出现。

　　假定美国经济增长降低了1%，会对中国市场有什么影响？全世界信贷萎缩，金融市场出现波动，对我们有什么影响？这个确实需要系统地分析一下。

　　第一，从近期来看，我认为没有大的影响。中国经济主要还是靠自己内部的需求，近期直接的影响不大。

　　第二，从短中期来看比较复杂。美联储在降息，美元在加速贬值，这就导致对人民币升值的压力更大，对人民币升值投资的预期更大，就可能导致更多的热钱、更多的外汇资本流入中国，加速我国外汇储备增长。

　　另外一方面，最近几十年的历史都证明了当发达国家金融市场出现波动的时候，更多的国际资本会流向新兴市场国家，美国市场不好了，欧洲市场不好了，资金更多涌向新兴市场国家，所以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世界发生信贷萎缩的时候，我们会出现更大流动性过剩的问题。

　　从贸易渠道来看，通常讲美国经济增长速度降低1个百分点，我们对美国的出口会降低5~6百分点。

　　现在有两方面的情况：一是我们的出口当中对于我们亚太区域内的贸易和出口的比重在加大，尽管我们跟美国的顺差还是比较大，但是我们对周边市场的依赖对新兴市场依赖的比重也在加大，我们对美国市场的依赖在减少。这部分市场由于大家都有大量的外汇，大家的金融情况还不错，国内的需求仍然会增长，我们出口仍然会有所增长，美国经济增速下降对我们的影响可能不会像过去那么大。二是在这一轮美元的快速贬值中，人民币对欧元也在贬值。

　　从整个宏观经济角度来讲，国际趋势变化会对中国产生影响，但不是很大。

　　如果我们宏观政策得当，我们仍然是稳定、增长的年头，在这样的环境下，我相信我们的企业仍然有巨大的增长空间，我们老百姓的财富仍然会不断地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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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涌:美国为什么能保证老百姓的生活底线？

　　美国的贫富分化，如果按基尼系数来算，和中国也差不多。不过，一大不同的地方在于：美国一般的老百姓并不穷。1959年7月24日，美国的副总统尼克松和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进行了著名的"厨房辩论"。当时美国正在莫斯科开展览会，其中展示了牧场式的独居住宅，里面的厨房被眼花缭乱的现代家电装备齐全，让苏联观众看得目瞪口呆。苏联媒体则讥讽这种房子如同印度十七世纪的皇家建筑泰姬陵，根本不是普通老百姓住的。尼克松则反驳说："购买这样一栋房子，每月的分期付款只需要一百美元，完全在一个普通的美国钢铁工人家庭的支付能力之内。"这也引发了他和前来参观的赫鲁晓夫在这一住房模型的厨房中的激烈辩论。

　　在美国住了不到一年的人就会明白：尼克松讲的只是一个平常的事实。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国度，普通工人的家居竟被看作是泰姬陵式的豪华皇家建筑，则充满了讽刺意味。这也无意透露出普通美国老百姓的财富是多么令人震惊。英国《经济学人》不久前还声称，即使是从富裕国家来的访客到了美国的腹地，也会对普通蓝领的生活羡慕不已：双车房的独居、宽频幕的电视、应有尽有的玩具、体育器材… 在别的国家只有贵族精英拿来炫耀的东西，在这里则成了普通百姓的衣食日用。

　　美国的贫富分化，是在这种普通百姓富裕的前提下的分化。由此可以想象美国的富人有多富！不过，富人的富和普通人的富是两回事。在美国，所谓穷人变富，并不是一个叫花子一夜之间成了比尔.盖茨。这种戏剧性的事情不是没有，而是非常稀少，不具有统计学上的意义。穷人变富大多数是社会底层的人最后有了稳定的工作，成了尼克松所描绘的能够买一栋在外国人看来是泰姬陵一样的"豪华"住宅的普通劳动阶层。这一过程的发生，并不是因为富人的利益得到了保护，而是因为普通老百姓的利益得到了保护。

　　人们总把美国老百姓的高生活水平和其国力的强盛联系在一起。这当然不无道理。不过我们必须看到：在美国建国之前，那十三个较之欧洲还颇为荒辟殖民地，劳动力价格就比最先进的英国还要高。美国老百姓的"富"一开始就是有名的。而这种"富"最初是建立在"均"的基础上的。这也是为什么托克维尔感叹美国社会平等均富的原因。

　　建立在老百姓贫困基础上的贫富分化和建立在老百姓富裕基础上的贫富分化有着本质的不同。从中国的角度来观察美国，就发现其制度的优越绝不是一个"市场经济"能够概括的。美国老百姓的权利，除了市场经济外，还受到几大文化传统及其意识形态的保护。我把这些传统及其意识形态归纳为如下几点：自耕农主义、生产者主义、和共和主义。

　　自耕农主义，来自欧洲中世纪的意识形态，并借美国地大物博的独特环境优势而生根。欧洲中世纪一直有一种自耕农的理想：这种自耕农不用给别人打工，同时也不是在别人的劳动果实上坐享其成，而是自己下地种田。他们只要勤奋，收获就足以维持家用。这种小农的经济自立，被视为欧洲式的"自由"的理想形态和经济基础。自耕农因而也有自立、勤奋、诚实等等美德。

　　不过，到了工业革命前夜，这种自耕农的理想在人口稠密、贵族地主占据了过多经济资源的欧洲已经很难实现。因为无地的农民实在太多。特别是在圈地运动、工业化之后，大量农民被驱除出土地，成为"无产者"。这种激烈的社会变革，也为日后的社会主义运动打下了基础。美国则截然不同。当时美国刚刚开发，缺的是人而不是地，所以对人的待遇非常优厚。比如弗吉尼亚实行五十英亩的制度，即一个白人移民一旦在那里定居，就自动获得五十英亩的土地。可以说，美国是自耕农的天堂。

　　美国的建国之父之一、《独立宣言》的起草人托马斯.杰佛逊就是这一自耕农精神的代言人。他曾周游欧洲，亲眼看到工业革命中产业工人非人般的生活，感慨万端，觉得在这样的社会中人不如机器、命运完全被自己看不到了力量所控制、丧失了个人的独立和自由。因而他有着强烈的反大工业的情绪，不仅主张美国以农业立国，而且要把自耕农那种独立自主、勤劳诚实的美德当作美国的国家精神，由此发展出了抵抗大企业对共和政治生活的侵犯、捍卫小民百姓权利的杰佛逊主义。而后来美国的工业化，也和欧洲的工业化有所不同。欧洲的工业化，是在大量农民成为"无产者"的前提下展开的，有着取之不尽的廉价劳工。美国的工业化，则面对着相对富裕的农业社会的竞争。如果自耕农的日子过得已经不错了的话，你让这些人背井离乡进城当工人，就必须提供足够优厚的条件和机会。

　　和自耕农主义密切相关的则是生产者主义。自耕农之所以比地主、企业老板、放债人更有"美德"，就是因为他们下地干活、参加生产活动，是直接创造财富的人。当美国工业化以后，自耕农主义不知不觉地变身为生产者主义，即认为是工人而非资本家创造了财富，是社会繁荣的源泉。所以，普通劳动者的权利就必须得到保护。对此，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听希拉里的一个演讲。当讨论最低工资问题时，她完全绕开了市场、供需等等经济学理论，直截了当地斥诸于生产者主义的基本原则："我们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在这样的国家中，如果一个人勤勤恳恳地工作，他就应该能养家糊口，让子女受良好的教育，全家都有医疗保险。如果一个人打两份工，家庭基本的生活还不能维持，那么这个社会就有问题。"一句话，一个健康的社会，必须对创造财富的生产者有基本的尊重。这种尊重，也必须实实在在地体现在经济生活中。

　　在这种生产者主义之上，还有共和主义。共和主义的意识形态是：一个健康的共和政体，必须依赖自立的公民。而经济自立是政治自立的基础。所以，这种共和主义非常警惕和防范大资本对公民生活的操纵和奴役。比如，在自由市场中，一个资本家用不着出太高的薪水，就可以让工人为他一天干十几个小时：除了吃饭睡觉外，没有个人生活，没有家庭生活，更不可能参加社会政治活动。这样的资本家完全可以通过市场竞争控制社会的经济命脉，把其他社会成员都变成给自己没日没夜干活的劳工。当大多数社会成为被少数几个人雇佣、丧失了个人生活和参与社会生活的能力后，他们的"身体"已经事实上被资本家所拥有，很难行使公民的职责。共和政体就走向"空洞化"。所以，早在南北战争以前，美国就出现劳工运动，提出了工人的劳动条件等等问题。这种运动的信条是：共和政体高于市场。作为一个资本家，你可以拥有私有财产，但不能拥有其他的公民。老板和职工之间有着的是有限的经济契约。工人的工作条件和工作之外的社会生活时间必须得到保障。工人在工厂里靠给老板干活挣钱；但在社会上，则是和老板一样的普通公民，有充分的时间参与社会和政治活动。换句话说，一个工厂和工人之间的经济契约，绝不能侵犯全体公民之间在共和政体之下的政治契约。

　　简而言之，美国社会有两套游戏规则：一套是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一套是民主政治的游戏规则。如果老百姓觉得在现行的市场经济游戏中无法实现自己利益的最大化，他们就会通过选票对这样的规则进行修正。同时，大资本拥有者知道老百姓或者自己的雇员有通过政治渠道改变现行的市场规则的力量，就对后者异常小心，乃至当自己在市场上拥有绝对优势时，也不把优势占尽，而是给老百姓留够"甜头"。十九、二十世纪社会主义运动席卷了欧洲和世界，但是在美国一直无法得势。美国对社会主义运动有一句"美国例外论"的格言："它就是不发生在这里。"美国二百多年来之所以一直能保存着最少政府干预的自由放任的经济，一大原因就在于其文化中有着雄厚的自耕农主义、生产者主义、和共和主义的传统，乃至是社会能够自动地保护小民百姓的权利，限制大资本的力量。这样大家对现有的社会经济制度都能保有充分的信心。与"只有富人得到保护，穷人才可能变富"相反，在美国是只有小民百姓的利益得到了保护，富人才能心安理得地享受自己的财富。

　　中国的经济改革之所以引发了贫富分化的社会危机，有两大突出的原因：一是缺乏共和体制的政治制度，老百姓无法通过选票及时对不符合自己利益的经济规则进行修正；二是文化上缺乏尊重小民百姓的社会伦理，乃至出现了改革所创造的财富全是企业家之功，工人、农民全不算数的怪论。另外，中国的改革虽然起步于一个农业社会，但中国没有一个富裕的、有独立的政治权利的自耕农所主宰的农村。相反，中国的农民几十年来受到计划经济的政策歧视，是社会中权利最少的人。大资本不仅不需要以优厚的条件和富裕的农村竞争劳动力，而且可以占农民工缺少政治权利和经济资源的便宜，人为压低他们的劳动力价格。

　　要保证老百姓的生活底线，就必须有一个健康的社会伦理和价值观念，而市场经济则不过是实现这种伦理和价值的工具，并且受到建筑在这种伦理和价值之上的政治制度的制约。如果缺乏这种伦理和价值，缺乏以这种伦理和价值为目标的政治制度，市场经济则会变成一个赢着通吃的规则，使少数人奴役了大多数。这一点，是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们所无法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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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涌:美国经济危机中的文化情结

　　最近的美国经济，衰退之声响成一片。联邦储备银行频频降息，布什政府也迅速与势不两立的国会达成协议，推出刺激经济的计划，给老百姓退税，预计几个月后，一个三口之家能够从政府收到一张一千五、六百美元的支票。

　　这一系列措施，与其说是经济措施，更象是政治措施。用政治措施解决经济问题，效用如何就很令人生疑了。一些乐观主义者声称，美国经济的一些基本要素都相当过硬，不必恐慌。以往的衰退，总与投资过剩、设备和生产能力过剩、产品大量积压有关。如今并无这个问题。这话固然不假。如果美国经济并没有生产出许多大家消费不了的东西，似乎没有理由认为经济发展会停下来。可是，美国的经济被另外一个因素困扰，那就是消费超前、储蓄不足。而这种现象，又和美国人作为帝国之民有强烈的"理所应得的权利"（entitlement）心态有关。

　　所谓"理所应得的权利"（entitlement）心态，就是把许多并不属于自己的东西看成是自己天生就应该享有的。所谓"美国梦"就是这一心态的写照。许多美国人被这种带有强烈民族主义色彩的梦想所麻醉，觉得美国是最伟大的国家，生为这个国家的国民，就应该拥有别人梦想不到的东西，比如大房子、汽车等等。当帝国如日中天时，人们就宁愿活在梦想中，而不是现实中。比如，在房地产泡沫破灭中，许多破产的人都是这种只知道做梦的穷人：一年挣三、四万块钱，首付也没有，就买了一栋五十万的独居。根据理性的财政分析，这种收入的人只能购买十万多的房子。可惜那最多是个一室的公寓而已。现实中不可能，就开始做梦。次级贷款，则是典型的做梦产业：给你低息贷款，不要首付，两三年后利息突然跳高。担心支付不起吗？不用担心。因为美国经济蒸蒸日上，房地产价格日日升高，两年后支付不起，房子可以卖掉，那时价格已经从五十万涨到了六十多万，你还能赚十万。上了美国这条大船，谁也没有风险，谁也有权利作住大房子的"美国梦"。

　　美国的房价，就是这样在梦中升值。房子升值后，美国人就可以用房子作抵押贷款，迅猛消费，超出了自己的支付能力。可惜，等一觉醒来回到现实，房子并不值那么多钱。许多在泡沫峰颠买了房的房主，欠的房地产贷款甚至超过了缩水后的房子的价值。用住房作抵押拼命贷款消费的，也突然意识到自己的房子不值那么多，而且不断贬值，无法支持自己的消费。这样大家要么破产，要么停止消费，经济衰退就由此到来。

　　经济衰退并非一定是坏事，可以矫正一些非理性的经济行为，让人们活在现实中，而不是在那里白日做梦。可惜，做梦的人太多了，大家就觉得做梦是理所当然的，政府得保证大家做梦的权利。于是，联邦储蓄银行要减息，让贷款的费用小些，政府赶紧把钱塞到老百姓手里，让大家赶紧花，以为这就能刺激经济了。

　　可是，如今的经济问题，恰恰是贷款太容易、花钱太不谨慎。这些措施，岂不是让那些不理性的人更不理性吗？政府这些措施，满足了老百姓"理所应得的权利"（entitlement）心态。但是，最后还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减息过分，可能促使美元进一步贬值，刺激通货膨胀，一般老百姓的劳动所得更无保障。可见，美国的经济病，其实是个文化病：大家都不愿意从梦中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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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五常:劳动合同的真谛

　　国内称「合同」，我爱称「合约」，是同一回事，只觉得「约」字是仄音，较为顺耳。

　　写了几期中国最近推出的新劳动合同法，读者反应多，同意或反对的都拿不准问题的重心所在。是我之过：怕读者跟不上，没有把经济理论的要点写出来。今天看，劳动市场的反应愈来愈麻烦，不容易的理论也要申述一下，希望北京的朋友用心细想。

　　首先要说的，是新劳动法的意图是把租值转移，或把劳资双方的收入再分配。收入再分配的方法有多种，为祸最大的通常是干预合约的自由选择，而新劳动法正是这种干预。如果从资方取一元，劳方得一元，没有其它效应，我们不容易反对。如果资方失一元，劳方得六毫，社会损失四毫，不利，伦理上也有支持的理由。但如果资方失一元，劳方不得反失，那我们就没有理由接受了。目今所见，新劳动法的效应是劳资双方皆失！某些人会获得权力上升带来的甜头，但不会是资方，也不会是劳苦大众。是中国经改的关键时刻，我们的注意力要集中在低下阶层的生活改进。这几年他们的收入上升得非常快，说过了，新劳动法把这发展的上升直线打折了。

　　从一个真实故事说起吧。一九四三年的夏天，我七岁，桂林大疏散时坐火车顶到柳州会合母亲，继续走。柳州疏散得八八九九了。母亲选水路走，要从柳州到桂平那方向去。她带着几个孩子到江边找船。不知是谁找到一艘木船，情况还好，可用，但船夫何来呢？该船可坐约三十人，找乘客联手出钱不难，但要找苦力，船行主要靠苦力在岸上的山脚下以绳拉动。找到的十多个苦力互不相识，是乌合之众。母亲带着几个孩子，是大客户，参与了拉船费用与管理安排的商讨。花不了多少时间，大家同意选出一个判头，算是船程的老板，苦力人数足够，工资等都同意了。船起行后，有一个拿着鞭子的人监管着拉船的苦力，见偷懒的挥鞭而下。

　　母亲是我曾经认识的最聪明的人，落荒逃难之际不忘教子。船起行后，她静悄悄地对我说：「那个坐在船头的判头老板是苦力们委任的，那个在岸上拿着鞭子的监工也是苦力们聘请的。你说怪不怪？我知道，因为他们洽商时我在场。」

　　一九七○年，在西雅图华大任职，多伦多大学的John McManus到我家小住，提到他正在动笔的关于公司的文章，我认为他的分析不对，向他举出广西的拉船例子。他把这例子写进文章内，脚注说是我的。后来Michael Jensen与William Meckling发表他们的公司文章，再举这例子，说是McManus的。八十年代后期，一位澳州教授以拉船的例子说苦力是被雇，不是雇主，文章题目用上我的名字。胆大包天，他竟然到港大来讲解该文。我在座，只问几句他就讲不下去了。

　　听说北大的张老弟维迎曾经研究过究竟是资本雇用劳力还是劳力雇用资本这个话题。我没有跟进，不知维迎的结论。但我想，谁雇用谁大可争议，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合约的安排不同，交易费用有别，减低交易费用是经济发展之途，而从这角度看，合约的自由选择有关键性。

　　这就带来我自己一九八三发表的《公司的合约本质》，整篇文章是关于劳动合同的经济分析，没有其它。首先要说的，是劳资双方是合伙人。一方出力，另一方出钱，不是合伙是什么？合伙当然不是仇家，毋须敌对。当然，因为交易费用的存在，任何合约都可以有纠纷，但政府立法例，左右合约，有意或无意间增加了劳资双方的敌对，从而增加交易费用，对经济整体的杀伤力可以大得惊人。

　　为什么会有公司的存在呢？首先是史密斯的造针工厂，分工合作可获大利。上述的拉船例子是另一方面的合作图利之举。一艘可坐三十人的船，一个人拉不动，要用苦力十多个。船大乘客多，十多个一起拉，每个乘客的平均成本比一个苦力拉一只小艇的乘客平均成本低很多。为了减低成本而获利，大家就「埋堆」或组成公司了。「公」者，共同也；「司」者，执行也。

　　还有另一个远为湛深的问题，由高斯一九三七首先提出。「被雇」的劳工，大有奴隶之慨，由老板或经理或管工指挥工作，不靠市场的价格指引，那是为什么？其实不是奴隶，因为劳工有自由不参与公司，可以自己到街头卖花生去。参与公司，服从指挥，自甘为奴，那是为什么？答案是埋堆入伙有利可图，而高斯拿得诺贝尔奖的重要思维，是公司内的员工的操作贡献，缺少了像街头卖花生那样有市价的指引，公司的形式就出现了。高斯之见，是厘定市价的交易费用可以很高，公司替代市场是为了减低交易费用。一九三七发表，是古往今来第一篇重视交易费用的文章。

　　我一九八三发表的《公司的合约本质》，贡献主要有四点。一、埋堆合伙，高斯说公司替代市场不对，而是一种合约替代了另一种合约：例如以劳动合约替代了在街头卖花生的市场产品合约。二、高斯说厘定市价的交易费用往往过高，没有错，但公司之内的监管或拿着鞭子的行为，是起于劳工的薪酬一般不是直接地以产品的市价量度，而是以工作时间作为一个代替（proxy）。三、从重要的件工角度看，按件数算工资，劳动市场也就是产品市场。如果一间工厂内所有的产出程序皆由件工处理，老板只不过是个中间人，劳动市场与产品市场是分不开来的。四、劳工或生产要素的不同组合，合约的安排不仅变化多，一家公司可以通过合约的伸延而串连到整个经济去。结论是：一家公司的财务可以有界定，但从产出的角度看，公司的或大或小是无从界定的。这就是十多年来西方兴起的「企业大小无关论」的火头了。这也是目前国内工厂倒闭引起骨牌效应的原因。

　　任何企业或公司或工厂都是一家合约组织，这组织的形成是为了减低交易费用，而如果没有自由的合约选择，这非常重要的费用节省是不能办到的。这样看，像新劳动合同法那种大手干预合约选择自由的法例，对经济整体的杀伤力是不能低估的。

　　这就是重点。意图把收入或租值再分配的政策，或大或小对经济有害。如果一定要做，我们要用为祸较小的方法。我们要先让产出赚到钱，才考虑拿出刀来下手。埋堆合伙，通过自由的合约选择而组成公司，劳资双方有利可图，是经济发展的重心所在。大手干预这合约的选择，在图利的关键上政府手起刀落，何来租值或利润再分配呢？这解释了为什么凡是左右合约的政策，例如价格或租金管制，对经济的杀伤力历来比抽税、补贴等政策大得多。一九七一美国推出价管，导致经济大不景凡十年。今天中国的新劳动法，如果严厉执行，其祸害会远比美国昔日的价管严重。

　　不容易找到一个比我更有资历评论新劳动合同法的人。学问本钱足够：合约经济学是由我始创的，从而促长了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重要的分成合约与件工合约，经济学者中只有我一个深入地调查过。合约法律有研究：曾经花了一个基金不少钱，请了一组助手调查商业合约法律达五年之久；七九年一篇文章，被美国某学术机构选为该年最佳法律研究作品；我拜读中国的合同法，则是六八年在芝大亚洲图书馆的事了。实践经验有来头：尝试过生意多项，跑过工厂无数。

　　这一切，恐怕比不上在感情上有需要对自己作一个交代：幼年在广西结交的小朋友，差不多全都饿死了；自己近于饿死好几次；后来虽然父母有钱，自己喜欢结交的一般是穷朋友——今天香港西湾河还健在的老人家不少会记得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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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娱笑鹏:中国电影落后好莱坞电影25年

　　中国电影落后好莱坞电影，已是不争的真实。但究竟落后多少年？从电影工业发展来说，好莱坞已经完全数字时代，中国电影还是手工时代；从电影营销来说，好莱坞已经建立起全球的品牌体系，中国的所谓大片还在夹缝中生存。但这些都无法直观量化。

　　衡量一个国家的电影是否发达繁荣，最直观的数字就是观影人数及电影市场的总票房。对比2007年中国电影市场总票房、观影人数及2007年美国电影市场总票房、观影人数，或许能够粗略统计出中国电影落后好莱坞多少年。

　　2007年美国电影市场总票房：96.2亿美元，约等于780亿人民币

　　2007年中国电影市场总票房：大概32亿人民币左右。

　　两者的差距是：25倍。

　　美国人口不到三亿，中国人口却接近十四亿，可美国电影市场却整整比中国电影市场大了二十五倍。

　　值得注意的是，二十部分帐的好莱坞电影从今年中国电影市场攫取了11.7亿人民币，《变形金刚》以2.77亿元占头把交椅。国系的电影（包含香港）才瓜分二十亿左右的票房。

　　尤为讽刺的是中国的人均GDP只是美国的1/20.两者的票价却几乎持平。央视主持芮成钢作过调查：美国的一张电影票相当于人均月收入的1/400，而中国电影票相当于人均月收入的1/20，完全可以说是贵了20倍。贵了票价，观影人次不升反降。电影，沦为有钱人的娱乐。工薪阶层、打工者多从盗版碟中找寻乐趣，富了盗版商，可对于中国电影却是有百害而无一利。

　　观影人数：美国票价：8美元 有12亿人次进入电影院观看电影

　　中国票价：70元人民币 有4000万人次进入电影院观看电影

　　不够3亿人口的美国，奉献了12亿人次观看电影纪录，接近14亿人口的中国，只有4000万人次的观看电影。两者从观影人数来看，相差只有3倍，但比两国人口比率来看，绝对不是3倍所能形容。

　　具化到大片上，更为触目惊心：《投名状》以1.8亿元人民币稳坐2007年中国国产电影票房冠军，按人均70元票价，观影人数不到300万人次。中国电影最高票房纪录保持者《黄金甲》（2.8亿），观影人数只有400万人次。

　　2007年美国票房冠军《蜘蛛侠3》，总票房3.36亿美元，按8美元来计算，却有4000万人次观看。中国大片观影人次只是好莱坞大片观影人次的10分之一。

　　若论年来计算，中国电影绝对落后好莱坞电影25年，或者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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鄢烈山:中国的女人越来越面目狰狞了？

　　赵本山和宋丹丹主演的小品《火炬手》据新浪娱乐的调查，在鼠年央视春晚"最喜欢的语言类节目"的网友投票中，支持率第一，高达68.86%.本文不想分析为何有那么多人给赵本山的小品捧场，让他蝉联春晚"小品王"的桂冠。

　　显然，今年的《火炬手》虽说与奥运主题有关，借争当火炬手的情景投合了一些人对奥运在中国举办的支持和自豪，但这只是受追捧的一个因素。去年赵与宋主演的节目说的是公鸡下蛋什么的，不是也一样受欢迎吗？再往前，赵本山与范伟合演的《卖拐》什么的，不也被叫好吗？赵本山的小品有一种"超现实主义"的真实：情节荒诞，在生活中一般不可能发生，"卖拐杖"的诱骗、炒作"公鸡下蛋"的新闻、乡村老夫妻争当火炬手，一听就是子虚乌有的夸张；但它们所表现的当下的社会状态、人心风俗却很痛切，比如坑蒙拐骗的骗子使人防不胜防，假新闻真炒作的欺诈到了老少妇孺不以不耻。

　　这个《火炬手》给我的感觉是，它鲜明地表现了当下中国的女人好凶悍好狰狞。整个剧情的设置就是围绕夫妻争当奥运火炬手展开。是平等的竞争吗？不是。宋丹丹演的老太婆处处争强，蛮不讲理；赵本山演的老头子则畏畏缩缩，无胆争锋。老太婆为阻止老头子甚至搬出了她的父母托梦，说谁敢与他们的女儿竞标，就要谁一命归天。老婆子的语言是狠毒了点，做派也太霸道，但是生活中这样的逞强不饶人的妇人，是不是普遍存在呢？结论似乎是中国的女人就是这样行着与传统相反的"妇道"。

　　纵看赵本山的小品，妇人就是如此这般。那个公鸡下蛋的小品里，老太婆就是整个事件的主心骨，老头子一直对老婆子唯唯诺诺。赵与宋的小品就叫"妇唱夫随"系列。横看今年的小品，《街头卫士》里的那个年轻女子想凭特权关系逃避违章处罚，在现场又试图用色相撒娇软化警察；《梦幻家园》里的售楼小姐"蔡明"，是个欺心、无耻之徒；《新闻人物》里的老婆"周涛"发起雌威来，就对她的老公拍沙发靠背；《开锁》里的老公"黄宏"的经典台词是，如今的女人"婚前要财礼，婚后要理财"，他让人开锁就是想背着老婆看看箱子里的东西。

　　赵本山小品里表现的"怕老婆"，与中国历史上传统的"怕老婆"很不相同。在男权当道的从前，"怕老婆"几乎是一种美德，不少男人包括胡适这样的绅士，很乐意表现"怕老婆"，什么化妆要等得、花钱要舍得、抱怨要忍得，无非表现自己的开明。"赵本山"的怕老婆，表现的不是开明，是比武大郎都不如的委琐。

　　这种中国当下女人的强悍，与韩剧《我的野蛮女友》等韩国及日本影视剧描写的女强人也大异其趣。在日韩，中国儒家文化的影响尚存，男尊女卑、夫为妻纲还很有势力；因此表现女人的强悍不屈一面有针对性，有为女人争平等的进步意义。而在中国城市家庭里，儒家伦理规范早就不复存在，依附于夫权的旧式婆媳关系被完全颠倒过来了，这点与韩国家庭有特别明显的不同。由恶婆婆当家、媳妇受气，变成婆婆忍气吞声、媳妇颐指气使，这种翻身解放有进步意义吗？夫妇关系中争男女平等争过了头，变成阴盛阳衰，女方当家说一不二，这恐怕也不是什么好事。

　　中国的女人果然像小品演得这么面目狰狞吗？但愿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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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曙明:网上艳照，看也违法？

　　春节前，互联网上流传香港艺人陈冠希与多名女艺人艳照，多名香港网民因此被捕，罪名是"发布淫秽物品"。香港警务处刑事及保安处处长李家超时表示，无论是发布此类照片，还是在互联网上转载照片均属违法(2月3日《南方都市报》).

　　按照香港法律，发布、转载淫秽照片要受到处罚，如果没有上述行为，仅仅下载、浏览照片，则没有法律上的风险。但内地情况却不同，吉林省公安厅网警总队民警就提醒网民，那些艳照连看都不要看，"只要认定是淫秽色情图片，尽量不要动，浏览、复制、粘贴、下载、传播等行为都是违法的。"2月2日《新文化报》)也就是说，对内地网民来说，当你浏览这些艳照的时候，法律上的不利后果正向你走来，而多数人对此可能并不知晓。

　　吉林省公安厅的提醒，受到网民的质疑甚至谩骂，但是，这样的提醒并非信口开河，而是有依据的。1997年公安部发布的《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俗称"公安部33号令")，其中第五条第六款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利用国际联网制作、复制、查阅和传播淫秽信息，第二十条则对违反上述规定如何处罚作出规定。仅仅"查阅"淫秽信息也会受到处罚，白纸黑字写在"办法"里。2004年，四川警方曾抓捕传唤两位在家中浏览色情图片的居民，依据的就是33号令。

　　采取措施，避免淫秽、色情内容对社会风化的败坏，互联网给我们带来极大便利的同时也赋予我们责任。从现实看，这些乌七八糟的东西难以在短时间内销声匿迹，同它们作斗争，将是长期的任务。如何斗争，则考验政府智慧，也事关公平。

　　色情淫秽内容，是有人发才有人看，还是有人看才有人发，这恐怕是一个和"先有蛋还是先有鸡"一样无解的问题。但二者不可分割的关系是显而易见的，就败坏社会风化而言，发和看都是有"功劳"的。如果每一名网民趣味都足够高雅，对那些乌七八糟的东西视而不见，一些人发布、传播这些玩意，兴趣、劲头至少不会像现在这么大。所以，通过立法禁止网民看这些东西，对于遏制网络色情，会有一定的效果。

　　然而，有效并不意味着正当。是否处罚某一行为，首要的考量因素不是处罚它是否有利于社会治理，而是它的社会危害性是否达到需要用法律处罚的程度。按照这样的标准，对仅仅浏览色情图片行为予以处罚，的确大可质疑。如果一个人在家里看看色情图片，我们可以说他趣味不高，但他对社会的危害在哪里呢？因为他看，因为很多和他一样趣味不够高的人看，发布者劲头大增，网络色情因此猖獗，这或许是事实，但这样的危害显然太过间接，作为处罚的依据不免牵强。或许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世界各国都在打击网络色情，但拿网民开刀的几乎没有。

　　2004年四川抓捕网民一事曾引发强烈质疑。之后这几年，媒体没有过类似事件的报道。两年前的王婷婷性爱录像，去年"史上最牛小秘书"的裸照，稍微"资深"一点的网民，想必都或多或少地看过，也没有谁因此受到处罚。就执法而言，33号令的这方面规定，几乎已"名存实亡"。现在吉林省公安厅"旧话重提"，倒给我们提供了审视这方面规定是否有保留必要的契机。

　　来源：检察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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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昊:雪灾引发的思考

　　刚刚进入2008年，中国南方地区就遭遇了罕见的冰冻雨雪灾害。持续低温不但造成城乡居民取暖困难，而且输电线路结冰和冻雨雪压垮高压输电铁塔还导致大范围断电事故和南北交通大动脉的公路、铁路运输中断，成千上万的旅客被迫滞留在车站和雨雪交加的道路上，而此时恰值每年人流最多的春运高峰时期。在受灾最严重的湖南、贵州等地区，大面积停电甚至停水接连发生，数以百万计的民众缺乏饮用水和御寒设施，处于饥寒交迫之中。根据国务院统计，这次灾害中受灾省份达到19个，基本覆盖整个南中国，受灾人数在1亿人以上，直接经济损失在500亿元以上。

　　而国内的宣传报道一般也都把这类灾害归结为异常性的、偶然性的气候事件——所谓"百年不遇的洪水""几十年不遇的旱情"，这次的雪灾也被称为"50年一遇"。但问题是，偶然得多了，就不再是偶然。极端性天气在中国屡屡出现，说明有其必然性存在。事实上，我们有可能已经进入了一个"异常"天气成为"经常"现象的时期。而我们在灾难的尾声中更应思考的是，为什么我们在灾难面前会如此脆弱？今次雪灾虽然也属于全球性气候异常中的一部分，难以避免，但并不是一定会导致如此严重的后果。为此，我们不但需要反思致使灾害发生的自然和技术原因，也需要反思导致灾害后果扩大的社会和制度原因。

　　中国近年来接连遭受的自然灾害，意味着中国在以破坏环境为代价的一轮经济增长过后，开始面临极为严峻的生态挑战。而在这类中国经济发展的中心地区，一系列的社会和政治层面的问题虽不是雪灾等生态问题的直接肇因，但其与自然生态问题紧紧地纠缠在一起，确实加重和加速了后者恶化的程度，也使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变得更加复杂和充满不确定性。

　　就社会层面来看，这次灾害的影响反映了中国地区差距过大、经济发展不平衡、户籍制度阻碍，人口定向流动、传统观念强大等一系列社会问题的普遍存在。突如期来的雨雪冰冻天气，不过是把这些社会问题激活而已。这些问题的后果总是一次又一次落在社会中下层人群身上。拿春运来说，总有人把每年一次的大规模民工返乡说成是乡土观念强所致。但事实上，人的观念也是由一些具体的因素形成的。媒体单纯地号召民工留在城市过年，殊不知，一个人一年或几年回不了家，那种心灵上的折磨是无法想象的。特别是对于那些谋生艰难、受尽歧视、饱尝失败的民工来说，每年一次的回家才能够找到心灵的避难所，这同样是生存所必须。那被困在火车站的数十万民众，是中国社会的基础，他们更需要的是在城市里安身立命，而非年复一年如候鸟般迁徙，这种愿望的渺茫预示着在社会中下层，某种发展瓶颈确然存在。今次剥夺了他们回家希望的当然是罕见的大风雪，但又是什么因素导致他们每年不得不千辛万苦地艰难跋涉呢？

　　就制度层面来看，在灾难发生后，南方各地的政府动员了其所能动员的一切，许多地方领导都下到一线现场指挥。以广州为代表的地方政府在这场危机中的努力和成效都值得赞赏。但拥堵、物价上涨、电路中断、能源危机还是接踵而来。应该说，灾害天气不是一夜间形成的，权力过于集中所带来的反应迟缓和治理低效，是导致灾害后果放大的重要因素。如广州火车站前一阶段的混乱状况就与信息不透明甚至虚假信息泛滥、对灾害准备严重不足有关。如盲目发布乐观信息，促使已经散去的人潮再次回流，给火车站造成更大的压力，2月3日终于因拥挤踩踏而导致一死一伤。而全国范围内的用电、用煤困境也不能全然以天气为借口。事实上包括南都、新京报等多家媒体共同的结论就是，所谓"电荒""煤荒"，其根源不过是由于信息不畅和行政管制僵硬所带来的"管理荒"！

　　同时更值得深思的是，即使事态已经严重到如此地步，对此的反思仍显不足或者根本没有。最典型的莫过于灾害新闻报道方面：公众要求更多的知情权，而我们的媒体在把握方向、及时报道等方面虽基本令人满意——特别是广东媒体，在这场灾难中不隐瞒、报道及时准确、覆盖面广，甚至其他受灾地区想要了解更多的情况也要引用广东媒体对该地的报道——但从全国范围来看，新闻报道的"宣传性"仍大于"新闻性"。这种新闻管理思路上的落后显然是来自权力管制的习惯性思维。这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引起了相当的混乱。

　　这几年，所谓"百年一遇"的灾害性天气频繁发生，说明我们的生存环境正在悄悄然而却是难以逆转地走向恶化。可以想见，抵御频发的自然灾害将会是一项经常性的工作。单纯一场灾害可以指望政府来解救，而抵御经常性、频繁的灾害可能就要靠社会自己的动员和自救能力了。而中国应对大规模灾害事件过程中从组织管理到沟通协调上的不适应，却集中反映了中国经济现代化与社会、政治现代化进程的不平衡和不匹配。而这些问题决非通过"领导重视""权力集中""宣传教育"就能解决的，它需要更深入和广泛的公民社会自治网络和公民道德习惯的养成，以及建基于此的政府行政方向和行政能力的改善。

　　冰冻灾害天气还在持续，也许在几天后它会得以缓解，火车站混乱的人流也终将散去。但我们的问题是：下一次的灾难何时会来？可以想见，类似的由自然灾害所引发或者放大的社会问题的情况会在可见的将来层出不穷。而要解决这类问题，不是仅仅在环保领域内做出努力就以做到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将政治文明的建设和生态文明的建设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来考虑，社会和政治层面的努力不能直接阻止自然灾害，但它会使我们在面对同样的灾难时更有力量，生存的机会更大，受的损失更小。在现代经济的基础上，通过公民社会的发展、公民动员能力的加强，建设现代社会和现代政府，当是这个民族能够继续生存和发展下去之所必须。

　　作者是华南师范大学政治学副教授，《市民》杂志副总编辑，著名专栏作家。曾在《现代国际关系》《国际问题研究》《南风窗》《南方都市报》《羊城晚报》等学术期刊和平面媒体发表文章数十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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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维烨:高校改革之我见

　　大学生，一个骄傲的称号，一个代表着先进文化和社会前沿的群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大学生走出校门就是未来社会的中坚力量，是年轻人的代表和先驱，是社会改革和科技进步的推动者。然而在当今社会，在各行各业的改革中，却鲜有在校大学生的身影和建树。毕业后他们如何在社会上迅速找到自己的位子，如何融入这个陌生的世界，显而易见就是一个问题了。就算在校大学生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他们也应该知道轰轰烈烈的高校改革吧！然而在各个部门和社会各界发出的高校改革的呼声中，象牙塔中的莘莘学子却仿佛置身事外，一边埋怨着大学里的种种缺陷，一边等着别人把改革的成果快快研究出来，好在短短的四年里能够赶上改革的末班车。大学生的朝气何在？大学生的创新思想何在？连关系到切身利益的高校改革都抱着等靠要的想法的大学生，又怎么能在社会上擎起深化改革的大旗，把改革开放继续推进呢？

　　笔者在法国的留学过程中，看到法国的大学生积极地参与大学管理，大学生社团介入大学财政预算，感慨良多。在这里我想列举一些学生在高校改革中应该做的一些事情，不贪一蹴而就之功，但求抛砖引玉之效。

　　（一）课本重复利用

　　日渐高昂的大学收费里，课本费占了相当大的比重。现在高校的课本由学校统一采购，每个学生都得购买。旧课本重复利用没有用武之地。由此造成的资源浪费已经引起各界注意。为什么不把学长们的课本再次利用呢？校方自然有他的苦衷，学生是不是应该给学校分忧呢？

　　建议学生会或者其他的学生社团能够代表学生跟校方对话。现在大学生社团遍地都是，但没有几个真正参与到了学校管理中。有志于此的同学可以成立课本重复利用社团，广泛征集学生意见，改变课本集中采购的现状。具体措施有：

　　1. 要求校方在假期列出下学期的书单，并发给每个同学。现在大多数学校都有自己的邮箱，实施起来不是很难。对于大一新生，书单则可以随录取通知书一起寄出。

　　2. 学生可以开二手书店，在假期前购入旧书，在新学期卖出。对于内容更新较快的课本，可以联系出版社，列出新旧版内容差别，附于书内。

　　此举一出，既可以降低学生经济负担，又可以节约纸张，保护森林资源。实际效果比"保护母亲河"活动还大！具体实施中，需要学生社团征集学生意见，同校方积极合作，对学生的实践能力大有锻炼。学生还可以对比不同作者的同一类型的课本，一旦发现雷同，向出版社举报，可以有效地打击学术造假。

　　（二）体检

　　每年一度的体检可以了解学生的健康状况，及时发现学生的隐疾。但高校中的体检大都集中在几天之内突击完成。随着高校扩招，学生数量激增，体检那几天校医院人满为患，医生为每个同学检查的时间只有几秒钟，缺乏有效的健康状况询问，甚至有的学生懒得排队，自己造假体检证明，体检的质量大打折扣。而且学生的隐私不能得到保护。

　　校医院应当把体检作为一项长期的工作来做，让每个学生拥有足够的时间和医生交谈，让体检得到实效。学生可以成立健康社团呼吁校方督促校医院建立预约制度，限制每天的体检人数。另外，如有必要，学生有申请额外体检的权利。这些都需要学生自己争取。

　　还有其他的想法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总之，大学生作为天之骄子，要作为一股力量积极地投入到高校改革中。这有这样，高校改革才能真正落到实处。能够积极改革校园的在校大学生，才能在今后的社会上积极推进改革，而不是在大染缸中变色。

　　注释：本文仅供中国报道周刊网站发表。如有其它使用途径须经作者本人同意。作者保留关于本作品的一切权利。

　　2008年2月20日星期三

　　作者电子邮件：li.vier(at)hotmail.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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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没饿死:强大的贪官，贫穷的人民

　　第一份报告让人震撼，是让人们知道，有一种经济增长，叫"符合穷人利益的经济增长"。俄罗斯的经济增长，开始于1999年。从1999年至2006年，年均增长速度约6％，经济总量增加了70％。然而，俄罗斯的工资和人均收支却增加了500％，扣除通胀后，人均收入实际的增长，超过了200％。八年间，俄罗斯的人均实际工资和人均实际收入的增长速度，比人均GDP的增长速度，高出二倍。俄罗斯的老百姓，实实在在地分享了经济增长的成果。当下，俄罗斯人平均月工资10800卢布，约合人民币3650元。其中莫斯科人均工资最高，目前人均约2万卢布，折合人民币6700元；与中国接壤的远东地区最低，月均工资在9500至10000卢布(人民帀3200至3360元)之间。

　　实际工资增长大大超过GDP的增长速度，只是俄罗斯人分享经济增长成果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就是俄罗斯联邦和各联邦主体、地方政府，将三分之一的财政支出，用于教育、医疗、救济等社会领域的。从而建立和维持了一套完善的社会福利体系。让退休、失业、儿童、学生等等弱势人群，也扎扎实实地分享到经济增长的成果。

　　随着经济增长，俄罗斯各地每一个季度都调整"人均最低生活标准"，也就是"贫困线"。最低生活标准每一季度由俄罗斯各联邦主体制定，用于评估居民生活水平以及作为制定补助金、补偿金及其它社保支付的款项。莫斯科今年第三季度，人均最低生活标准为月5124卢布(折人民帀每月1700元，北京市2006年7月1日起，基本生活费确定为每人每月448元，仅为莫斯科最低生活费标的26％)，有劳动能力的居民最低生活标准为5795卢布，退休人员3533卢布，儿童是4381卢布。与中国东北接壤的滨海边疆区今年第二季度居民人均最低生活费标准定为月4362卢布(折人民帀每月1450元，与之接壤的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现行居民最低生活费保障标准是1997年制订的，市区每人每月200元，阿城市、尚志市、木兰县和延寿县为117元)，有劳动能力的居民最低生活费指数为4687卢布，退休人员3383卢布，儿童4202卢布。由于"贫困线"的标准特别高，全俄罗斯平均计算，相当于人均GDP的40％，而各级政府财政支出的最大一块，就用在医疗、教育、补贴、救济等社会保障体系上。以莫斯科市2007年预算儿童补贴项目为例，全市明年财政预算，用于有子女家庭社会支持款项总额360亿卢布(108亿人民币)，生育二胎及更多孩子的家庭所获一次性补助金额将增加4倍，从2000至1万卢布不等；每个儿童的月津贴数额将增加1至1.5倍；多子女家庭的年度校服补贴从1000卢布增至5000卢布；因在家照顾3岁以下残障儿童而不能外出工作的父母将获得每月4500卢布(1300人民帀)；抚养三岁以下儿童的大学生家庭每月的食品补贴将增加两倍，从550卢布增至1650卢布；为预防社会孤儿出现及发展家庭教育方式，发放给监护人用于抚养被监护人的资金数额将从4500卢布提高到6000卢布。(注：最新汇率10卢布=2.9731人民帀)

　　可以这样说，今日的俄罗斯，"贫穷"是相对的，从绝对意义上，已经没有穷人了。民选的官员，拼命讨好选民，除免费医疗、免费教育之外，俄罗斯政府补贴，救济项目，共有几百项之多。这样情势下，在经济恢复了的俄罗斯，想当穷人，不容易做到。4月10日，俄罗斯财政部部长库德林宣布，根据俄罗斯2007～2009年三年预算计划，未来三年间，实际工资还将提高50%.俄罗斯宏观经济分析和短期预测中心《俄罗斯经济长期趋势》报告预测，2012年前俄可进入发达国家，赶上韩国、西班牙、以色列的经济发展水平，2020年前，人均GDP可达29400美元。

　　第二份，世界银行12月1日在北京发布将完成的《贫困评估报告》初步研究结果，显示2001年至2003年，中国10％贫困人口实际收入下降2.4％，由于世行专家尚未完整得到2004年以后的数据，研究仍在进行。有迹象显示中国最贫困的人群正在进一步滑向贫困的深渊。这份报告，之所以引起全世界的哗然，是这个结果，彻底地颠覆了发展经济学中"水涨船高"的基本原理。与腐败共生的权贵资本主义社会，会产生极端的贫富差距，但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出现一个实际收入减少的庞大群体，全球第一次记录到。

　　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通过分析发现，在中国现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中国的穷人却更加贫穷了，不是相对贫穷，而是绝对贫穷。世界银行说，中国的贫穷人口已经不再集中在一些特定的地区，而是分散在全国各地。新的调查结果显示，中国贫穷人口中超过半数的人不是生活在官方划定的穷困村庄，现在的贫困人口不仅分布在农村地区，而且已经蔓延到城市，各个发达地区和发达的城市都有。

　　在计划经济时期，城市里不管是什么样的人，基本上都有个人头费，生活都有所保障。贫困大多出现在农村地区。现在城市也出现了大批贫困的群体，并且城市的贫困群体有时候比农村的贫困群体甚至还要难过。因为在城市的环境条件下，它的水、电、气、买菜、买油这些所有的东西统统都需要钱。一旦没有钱的话，就比农村还要难过。笔者的舅父和舅妈，在广东东部沿海的一个小镇，前几天我问他俩，养老金每月多少？每人189.94元。我舅父说，他是集体八级工，30年前工资八十多元，现在每月拿189.94元，而一瓶液化气就要90元。

　　"水涨船高"，经济增长，全民的实际收入和生活水平就会提高。这是发展经济学的根基，也是政府对其体制合理性和执政合法性论述的承诺。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与俄罗斯的增长同时起步于1999年，增长速度更快。但是，同样甚至更高的经济增长率，反映在居民的实际收入和生活水平、生活素质的提高却完全不同，犹如天壤之别。

　　1999年至2006年，中国的经济总量翻了一番还要多。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全社会工资总额占GDP的比例不断下降，多数非公职就业人者的工资没有与经济增长同步。与此同时，贫富差距迅速扩大，公职群体和工商业者的财富迅速积累。"老板"不再吃香，"下海"几乎绝迹，买官最为时尚，公务员成为最抢手的职业。很大一部份人没有分享到经济高速发展的成果。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与非公职人员工资滞涨形成强烈对比的是，七年间，国家财政收入增加接近二倍，增长迅速远远超过经济发展速度。国家财政收入从1999年1.5万亿增加到今年接近4万亿元的情况下，社会保障体系却近乎完全消失。人们在医疗、教育、养老、住房四座大山下，被压得有些喘不气过来。更有一个10％的贫困人口实际收下还在下降。世行驻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郝福满（Bert Hofman）表示："分析表明，大量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受到收入冲击的影响，因此只能依靠储蓄来维持消费"。令人担心的是，他们微少的储蓄，能补贴他们维持多久；六年前1.5万亿的财政收入，建立不起社会保障体系，六年后，年4万亿的国家财政收入，也没有一套社会保障体系形成，他们的希望，何等渺茫。

　　在北京召开的中非首脑会议，中国政府对非洲国家承诺免除债务、提供贷款，开发投资，援助计划共二百到三百亿美元。这一款额，足以在中国农村建立起一套妇幼保障体系。这是一对来自贵州，在地下轮胎炼油作坊打工的母子，他们这一阶层的群体，生存环境和生活质量并不比非洲贫困人口好，人数可能不比非洲贫困人口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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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风:资本主义的“反民主”本质

　　资本家逻辑的"利润最大化"是财富不均，经济动力消失，陷入滞胀的原因。如果按照资本家逻辑任由经济运转，即所谓的市场自由化，就会造成资本家一方面利用贷款发行货币，来产生需求，一方面用利润剥夺需求，两者都使资本家获得好处。问题在于一方面普通公众获得的货币实体在减少，另一方面货币本身的购买力在下降，两者对普通公众都没有好处。只有在对外大量剥削的情况下才能维持这种经济体的运转，比如通过中国生产形成的廉价产品，国外获得廉价石油，廉价资本。而且这种剥削必须不断增加使得普通公众的财富比例虽然减少但是购买力仍然有效维持。技术发展和市场资源重组带来的生产效率提高等好处实际上在这样的循环中不断流向少数资本家。即使你通过高科技企业一时上市，一旦处于这个循环的底层，那么很快就会消耗殆尽。尤其是大资本掌握着投资市场的波动拥有绝对的权力，只有政府法令可以对等干预。

　　解决之道是微观经济的逐利性与宏观经济的逐义性相匹配。增加社会福利供给，包括确定劳工权益等于实质上增加普通公众的购买力。增加富人税收比例，可以避免通过增发货币降低货币价值，使得政府一方面收回货币一方面分发货币，维持市场货币的平衡。银行通过适当信贷则可以促进生产性投资的踊跃，同时维持。衡量社会责任，要求企业计算造成的社会成本而不仅仅是劳工成本，使得社会从资源提供角度吸收资本家货币，平衡投入产出向着有利于社会进步结构调整的角度发展。

　　问题在于这种匹配正是资本家竭力反对，他们不希望出现一个逐义性的经济政策，同时经济的波动周期从来不会影响大资本的利益。因而他们妄图掌握这种制约他们的公共权力。公共权力的争夺最终将成为经济平衡与公共利益的关键之战。民主制度并不是诞生在资本主义社会，而是伴随着推翻一种绝对权力与资本主义同时产生。资本主义的动机在于夺权从而成为过去绝对君主的替代者，而民主则是为了普通公众推翻一切不平等的统治。实际上资本主义下的资本家与封建时期的贵族资本家没有变化，只不过是夺取政权的资本家。封建主义之后民主的主要斗争对象就变为资本主义，这也是社会主义浪潮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内部改良的原因。欧洲以及美国社会的民主法制都是在民主主义的浪潮下才逐渐改进完善的，但始终只能达成与资本的妥协。公众只有在受到伤害时才能聚集起来，而资本家则无时不刻的在影响公共权力。选举者对资金和媒体支持的需求实际上让竞选者成为资本与民意的中间者，只能略微偏向一方，但欺骗和无耻最终成为其成功的最后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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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早报:从雪灾处理看中国应付外部战争危机

　　在中国官方宣布抗击雨雪冰冻灾害的斗争将由"应急抢险抗灾"转入"全面恢复重建"之际，中外军事观察者也就当局抗灾的反应、能力和效果的军事意义做出分析。

　　最新一期加拿大多伦多出版的《汉和防务评论》专文指出，中国当局的雪灾处理过程凸显中共严重缺乏处理重大自然灾害危机的经验，因而判断中共缺乏对台湾军事摊牌的应变能力。

　　中国战略评论员、空军上校戴旭撰文指出，比起百倍残酷的战争，这场大雪要"温柔"得多，它提醒了中国在未来的现代化建设中，应更多地审视战争预防的角度，如城市布局、能源结构等。

　　《汉和》文章说，中国官方在应对雪灾时暴露了政府部门之间、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之间严重缺乏经验来处理重大自然灾害，应变危机的能力特差。中国政府的现存架构根本无法应付一场以对美日台"大摊牌"为目的的重大外在危机。

　　官僚架构陈旧过时，无法协调各利益集团

　　文章称，从美军机炸南斯拉夫大使馆事件、美中南海撞机事件到现在的雪灾，中国陈旧而过时的官僚架构甚至无法有效协调内部各种利益集团的纠葛。危机管理、控制的能力不足，体现出各部委、利益集团之间严重缺少及时、有效的沟通，使得正式决策的时间漫长，对外态度矛盾等。

　　文章举例说，雪灾揭露了中国缺乏持久战所必要的石油储备，缺乏电力、煤炭等，而在后冷战时代几场军事冲突中，美军首先重点打击的就是电网、交通干线。

　　一旦电网、交通要道、机场受到"节点"式破坏，兵员的投送能力将陷于瘫痪，持久战的能力受到严重削弱。

　　此外，当国家有重大事件时，当局最在意的是动员武警做好防止民间暴动的戒备。这显示中国财富分配不均以及不公平的竞争，严重削弱了社会的凝聚力，这种"软社会实力"的削弱，使得中国无法真正应付外部战争危机。

　　中国自己的军事专家也意识到雪灾所暴露的体制问题。戴旭指出，这次雪灾的骨牌效应显示，交通依赖电力，电力又依赖能源，能源又依赖交通，而经济又依赖上述三者的循环。

　　他说，电力是社会和经济运行的总开关，没有了电，一切便迅速陷入全面瘫痪。这场雪灾的最大破坏力体现在对电力的中断上，这和现代战争的打击重心如出一辙。

　　他也举例说，1991年波湾战争，美军首先攻击破坏政府首脑、电力、交通、通信等战略设施，处在最外环的军队和军事设施反而是最次要的目标。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使用石墨炸弹使南联盟电网彻底瘫痪，造成整个南斯拉夫联盟经济损失数千亿美元而崩溃，在30天后被迫接受城下之盟时，其军队还保持90%基本完整。

　　雪灾也暴露政府准备不足的毛病，战争时准备不足是很难仅凭应急抢修弥补损失。各个车站在春运期间几乎失控，反映民众缺乏纪律性和组织方面的缺陷。这种混乱在战时不仅将导致巨大伤亡，还会严重影响各种作战和救援行动的展开。

　　东南沿海应发展多重能源

　　他建议在城市多建地下工程；通过地下传输部分电力防止点穴打击；东南沿海不能只依赖西北的电煤供应，应发展多重能源，包括核能、沿海风能、太阳能等。

　　戴旭说："这次雪灾造成的损失告诉我们，中国经济发展的现状，已很难承受战争发生在自己本土，特别是发生在沿海地区。以往我们只是不能允许敌军人员踏上我国国土，未来我们也不能容忍敌人的炸弹落在我国的国土上。"

　　联合早报北京特派员叶鹏飞

　　来源：新加坡联合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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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维铭:中国经济会在２００８年崩溃吗？

　　——兼与梅凤杰先生（草庵居士）商榷

　　最近刚刚学会上网，发现"2008中国经济崩溃论"，"2008年结账日"的说法甚嚣尘上，给人一种惶惶不可终日的感觉之余，对社会的安定团结也不是有利因素。因此，作为在一位经济管理部门工作过，又历经市场磨练的高校教师，同时也是一位信仰共产主义的共产党员，鄙人觉得有必要写下点什么，权作与各位网友探讨，甚至抛砖引玉。

　　一、关于"崩溃"这个词的定义

　　崩溃，据《汉语词典》，"崩溃"意指"崩毁溃散，彻底破坏或垮台"，为了再确定本词的确切含义，笔者又分别查阅了"崩"和"溃"的字义："崩"——"原义为山倒塌，现更多指破裂、迸裂。""溃"——"原义为大水冲开堤岸，现更多指散乱，垮台或毁坏腐烂。"事实上，在经济史角度，还从来未有一个经济体经历了"彻底破坏或垮台"的厄运，哪怕是1929~1933年的世界经济大萧条时代。

　　所以，就修辞学而言，用"崩溃"形容2008年的中国经济形势走向，显然是不适宜的。可是，就2008年及以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经济却难以避免某种起伏，这对目前被牢牢钉在产业链最低端，靠劳动密集型产业与大进大出赚取国际分工利润的中国经济、社会来讲，却有可能遭遇巨大的冲击。

　　二、为什么会出现"2008中国崩溃"的说法？

　　2008年被一些人描述为中国崩溃的年景，其原因何在？本人认为，一方面是中国在长期以来，并没有很好地摆正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让"稳定"压倒了一切，而没有将稳定的来源定义为让民众广泛获利的改革，这样的长期不均衡发展，特别是2001年以来连续七年的"积极财经政策"，严重透支着中国的未来。而为履行当年入世的承诺，中国将在2008年开放全部包括金融在内的大多数行业，这必将对中国脆弱的的金融防线甚至整个经济体系造成巨大的冲击；另一方面，2008年正好是奥运年，也是政府换届年，可以说是一个政治周期的终结，在中国，经济服从政治大局是一个公开的秘密，举国体制下国家的政治机器不惜用最大代价维护奥运期间的"和谐"之后造成巨大反弹也不是不可能。不过，就经济、社会发展而言，笔者认为，2008年中国经济如果出现起伏、波动之最大原因应该在于人口和对外贸易。

　　首先我们讨论一下人口问题：中国的人口在1949年约为5.4亿，年龄结构上，以15~25岁的人口为主体。换言之，也育龄人口占优，当时的中国完全可以凭借劳动力资源优势进入经济发展的高峰，使中国走向发达国家的行列。可是由于特殊的国内、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中国并没有获得太多国际先进技术和外国资金投入，更主要的是，在建国以后出现的种种制度和政策上的错乱，使得中国的产业发展长期停留在低端阶段，尽管总体而言，至1978年为止，中国已建立了世界上最全面的产业体系，可是从管理、经营到工艺上它们都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越拉越大。

　　这时的中国，三十年间，累积的新增人口已达到4.2亿左右，总人口达到10亿之巨，可是在这三十年相对和平时期，人均寿命大增令中国的人口结构在悄悄发生变化：据1980年统计，中国大陆地区人口总数约为10亿，人口年龄分布上却出现了一个弱哑铃化的形态，一边是近四亿40岁以上人口，另一边是近六亿青少年，其中近两亿为12岁以下的孩童。如果从静态的角度观察，这无疑会令人担忧，庞大的人口基数将为中国以后的就业、教育以及粮食生产压力带来巨大压力，也正是在这种决策思维的导向下，中国于1980年将已经实施了9年的计划生育政策再度收严，首次提出了"只生一个好"的口号，还一刀切地向城乡推广实施。事实上，在1980年代初，巨大的就业压力之所以形成，一个是文革以来社会动乱对经济的破坏，另一个是强大的计划经济体制，压抑了人民创业，特别是在第三产业领域创业的能力。而改革开放后，以私营企业为代表的新经济形态"解决"了超60%的全社会就业岗位，便是这种静态思维的最好反例。更重要的是，在金融行业高度发达的今天，市场各个部门联系空前紧密，人类趋利行为对资源的自发配置能力，将为粮食问题的解决提供最佳方案，庞大人口数量会带来粮食生产压力也只是一个表面现象。因此，静态的、僵化而偏激地搞"只生一个"，在哲学上无疑是犯了形而上学的错误，也不尊重自然规律。就在同一时期，日本的人口从战后的1亿涨到2.1亿，增幅达110%，台湾地区的人口更是增加了近两倍，这两个经济体的人均GDP都翻了4~6倍。在此期间，（根据1952年人均GDP为119元推算）中国的人均GDP也从1949年的100元增加到了1980年的460元，可见，人口的增加并不一定是发展的负担。关键是，以合理的人口结构与自然界和谐互动，才有可持续的、又好又快的发展。

　　从1980年至今，"只生一个"的政策在短时间内的确解决了劳动力的"后顾之忧"，也令人均收入、城乡群众的生活水平得到了迅速而有益的提高。可以说，这一时期集中起来搞建设，通过长期积累起来的，有一定文化素质、刻苦勤奋的劳动力和勇于创业的先富者在极大地改变着中国。中国在短短三十年时间里，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的路，这无疑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奇迹！在这三十年里，中国收入在1美元以下的贫困人口从7亿下降到了3亿（按2007年修正后的平价购买力系数计算，修正前应在1亿左右），高速公路里程达到了世界第二，人均收入接近每月1041.73元（2006年数字），GDP更是从1978年的3624.1亿元人民币增长到246619亿元人民币，从全球第十大经济体成长为第四大经济体，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然而，一头是人口红利的持续释放，另一头却是"计划生育"的持续紧缩，以至新增人口无法补充人口红利的消耗。据2005年底全国1%人口抽样显示，在中国总人口13.07亿人里，65岁以上人口达到1.0055亿，占总人口数的7.7%.从数据可以推断，中国已经真正成为人口老龄化国家。人口老龄化将在未来成为中国发展的大包袱，也将给以独生子女为主体的"80后、90后"群体带来沉重的生活负担。更致命的是，三十年发展周期下来，中国的企业无论国企还是私企，大都在利润链、科技链和产业链的最低端苦苦挣扎。从世界五百强对比可知，曾被打成一片废墟的日本在战后三十年，进入五百强的公司都是有着高技术、高附加值的钢铁、汽车、船舶企业，现在又扩大到电子、电讯、软件企业；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进入五百强的是中石油、中石化、中移动、中粮油、中五矿、中铝业等"官办"企业，其盈利方式不是经营初级的矿物、农业产品，就是靠政策搞垄断；唯一一家勉强算是私有制的联想集团，最大的股东也是中科院下的一所公司，其核心的技术基本靠的是国外。这就必然决定，中国的产业链地位具有很高的可替代性与对外依赖性，一旦国际政治经济局势风吹草动，中国经济"大起大落"在所难免。可以说，三十年来，中国并没有在产业链上占据高端，相反还培育出一大批和权力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既得利益集团，垄断着几个所剩不多的高利行业在与民争利的同时，也在制造社会潜在的不安定因素。

　　而在对外贸易上，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世界市场已经越来越紧密的联成一体，中国自然不会例外。人们常常用来形容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本身并非谦辞，而是实实在在的事实：中国的铁矿石开采量已近极限，不得不从海外大举进口，仅2005年一年，中国就进口了2.75亿吨铁矿，占全年总消耗量的57%；中国自1993年后，成为了石油进口国，石油进口量与日俱增，2002年进口7000万吨，2003年进口8000万吨，可到2007年仅上半年就进口石油达到了9959万吨之巨；而粮食的进口依存度从2004年以来持续扩大，到2006年时比例最高已达4.9%……事实上，随着西方大消耗、高浪费的模式被全世界的人们所复制，人口的增长、消耗的增加已经令人类社会在进入了商品牛市，开始了整个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大洗盘。这对任何一个过度依赖外界的经济体而言，都是重大的挑战。

　　诚然，日本地小人多，资源紧张程度比中国更甚，但是日本有着高度的创造力，有着世界分工中不可缺乏的地位，因此日本有足够的条件换取外界的资源。中国呢？在1978~1989年的改革开放第一阶段，"十亿神州"被压制的生产能力和消费能力获得了解放，整个社会是一个大范围的帕累托改进。经济的发展推动了社会的良性改革，而经济发展的原动力并不是为生产而生产，相反是消费的热情在拉动生产的提升。消费的热情如何构筑？这必须建立在国民宽裕的消费能力和稳定的未来预期上。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阶段显然是做到了这一点。

　　可是，1990年以后，随着"治理整顿"、"反和平演变"等一系列收紧措施，对草根创业者造成重创之余，也扩大了政治对经济的干涉，令到了权力有了更多的寻租机会。恰恰不巧的还有，这个权力体系对未来的自身命运并无足够的信心，只能"摸着石头过河"，"捞得就捞"，这又反过来助长了从权力者到草根阶层的短期化行为。腐败自那时起就成了中国经济发展难以摆脱的痼疾。

　　而在1992年改革开放再度启动后，权力和资本成了推动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为了推动经济发展，拉动GDP增长，中国利用行政力量大举借贷，作为固定资产投入，仅1994~2004十年间，中国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增幅就接近五倍，而其中外资的比例还是逐年下降的，这就必然导致大量货币被抛入市场，才造成了接连不断的通胀危机；另一方面，中国又大举利用国际资本，甚至到了把国内某些行业、某些市场拱手送人的地步。这一系列的举措，都会带来一个结果，贫富分化严重化、通货膨胀经常化、国内消费市场的大头——广大普通民众的消费水平迟迟得不到提振。

　　这样一来，企业就必须高度依赖对外出口却无力建立自己的品牌和核心技术（历史上还从未有代工出口企业成为世界知名品牌的例子），只能与世界经济、尤其是美国经济周期同起同落，现在的中国不单是最大的大宗商品进口国，也是最大的外贸依赖国，2006年，中国的经济对外贸易依存度达到了创记录的67%，超过岛国日本，成为世界之最。我们大进的，是维持我们产业发展必须的宝贵资源，而我们大出的，却是一些衬衫、鞋子、打火机等"是人都能造"的产品，在技术上没有丝毫优势，只要国际经济一波动，外国政府为了保证就业，定然制订倾向本国国内劳动密集型企业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价廉物美"的中国产品就难逃劫数。

　　实际上，随着中国人口红利趋尽，国内资源紧张，外国投资者们亦已纷纷把企业设在了更可榨取劳动者剩余价值的越南、菲律宾等地。中国本地的创业环境则在这一过程中逐步的恶化，市场被外国资本和"经济意识觉醒"的官僚所瓜分，大量民间资本只能投向房地产和资本市场的赌局中，堆起千重泡沫。

　　如此局面继续发展下去又将导致中国经济转向粗笨化、虚空化，全要素生产力自2001年（除2003、04年外）持续下跌，原本以知识适应高科技制造业、服务业的青年劳动者们难以就业，不得不自愿压低薪金，以图雇佣。这样自然又限制了国民的消费能力，拉低了早先就业者工资提高的幅度，也必将使生产更加萎缩，在虚拟经济的泡沫时代，这就必然给通货膨胀火上浇油，反过来又使中国未来维持社会稳定、发展的中坚力量——中产阶级群体日益萎缩。

　　不巧的是，在1990年代即有人预言，随着气候和城市化的变迁，在21世纪初全球粮食供应将进入紧张，粮食价格将要疯狂上涨，而石油也将在21世纪中叶用尽。这样一来，商品牛市引发全球物价上涨只是个时间问题。可是，中国在改革开放后，并没有利用商品熊市的低价原材料优势，攀上产业链的高端，而只是在"化公为私"、"切增长大饼"的过程中富了极少一部分人，"初步建立"了政、商、学合一的特殊利益集团。如此的社会体制和结构，在应对全球性的气候变暖和商品涨价局面时，其能力如何，还须多言？百上加斤的是，依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化趋势来看，2010年左右中国的人口红利将进入枯竭阶段，内外压力合击，中国前途有忧是非常自然的。所以，我想这也是2008年"终结日"说法的来源吧。

　　三、中国经济会不会崩溃？

　　诚然，中国经济的未来将遇巨大冲击，但是中国经济会不会就此崩溃？我认为，不会。我还可以补充一点，如果真要崩溃，也只是旧的体制，旧的利益格局崩溃。为什么我如此认为呢？

　　首先，中国消费习惯是建立在量入为出之习惯上的。假如美国1929~1933年的大萧条可以定义成崩溃的话。我们就必须把1929年的美国经济和2008年的中国经济进行对比。尽管农民始终贫困与就业未能合理、充分是两者相似之处，可是中国没有美国发达的信用系统，也没有赊销赊购的传统，美国在在1924—1929年，分期付款销售售额约从二十亿美元增为三十五亿美元，由此可见其增长率大得惊人了。无庸置疑，采用分期付款的赊销办法，增加了小汽车、收音机、家具、家庭电气用具等耐用消费品的销售额。然而分期付款销售办法的推广使用，也表明这样一个事实：不增加贷款，消费品市场就不可能容纳工业部门生产出来的大量产品。而且，从经济观点来看，这种销贷方式本身孕育着某种危险性；只要削减消费信贷即分期付款赊销，消费者的购置就很可能减少。看来，1929年就发生了这种情况，2007年又一次发生了这种情况。美国自1980年代以来，在立法上放宽了利率上限，禁止了消费贷款利息免税，这都会导致次级贷款市场走向繁荣。人们在对未来还不确定的情况下就先使未来钱，贷下自己一辈子都难还清的债务去满足一时之快，如此行为和传销老鼠会区别何在？而中国无论从企业发展还是从个人消费上，贷款都是不可想象的事情，特别是中国的私营企业，基本上靠的是自有资金发展，在这个角度上讲，当然是不具备坏帐爆发的条件。而且这些年来，经过上市和剥离不良资产，中国国有商业银行的坏帐率已经大大降低。另外，中国人在国有商业银行存款已经成为了固定的习惯，因为这样的银行毕竟有国家的信誉做支持，不可能轻易倒掉。所以笔者认为，就是在外资银行进入中国后，挤兑现象也很难出现在中国。

　　其次，中国的经济是建立在规模巨大的实体经济基础上的。实体经济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长期以来，中国政府都对发展包括农业、工业、交通通信业、商业服务业、建筑业等物质生产和服务部门，也包括教育、文化、知识、信息、艺术、体育等精神产品的生产和服务部门投入了巨大的资金和资源。而中国人"实业兴家"的传统思维也使得民间将创业投资投向上述领域。事实上，创造了中国GDP60%的中小企业，绝大部分是属于实体经济部分的。这些企业由于种种原因与中国的资本市场保持着较大的距离，因此虚拟经济上出现的波动对其难以造成足够大的冲击。与此同时，尽管这些企业从银行融资有较大困难，可是这也令到去年以来一系列经济紧缩、银根收紧的措施对其影响有限。这些企业的发展，多数靠自有资金，所以中国的实体经济景气度继2005年年尾以来，持续了26个月的高速增长，尽管2008年1月数字有所降低，但仍然超过了2007年的平均水平。特别是在外单因次贷危机减少的情况下，以内单的增加填补了降低的部分，还使总量有所提高。可以说，中国的巨大规模的实体经济力量，是抵御内外风险的中坚力量。当然，我们不可忽视的是，从2001年起，这轮经济增长的在政策上的拉动因素是"扩张的财政政策"，是国家通过信贷和投资，以买卖土地使用权与工程承包权，以大量的地产开发与基础设施建设拉动的。进入"十一五"以后又在全国各地大上重化工业工程，这将对环境造成巨大的压力，而大量货币在此间投入市场的结果更是在生产要素涨价的基础上，为通货膨胀火上浇油。特别是脱离广大普通民众收入水平的高房价、高药价、高物价，都将压抑社会的消费需求，最终使经济的继续发展失去动力。

　　最后，中国的社会结构是吸取经济下行压力的海绵体。据2007年10月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中国56%的人口仍然是农村居民，发达国家人口城市化率是75%，世界平均水平是50%，城市化建设大有可为。而且，中国人的家庭结构正在从传统的多代聚居转向"一家三口"模式，这对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产品的提供都是有着重大的提震作用。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经济如果能够顺利转型成为内需拉动型，1980年代以来的高增长态势是可以继续持续一二十年的。与此同时，虽然许多学者指出，中国的社会福利体系非常不健全，失业者难以领取政府救济金，并且在发放数额上各地的标准天差地别，可是我们不应忘记，在1993~1998年的国有企业改制造成的下岗浪潮中尽管有近3000万人失业，但是这些人能够通过家庭、亲友接济，度过难关，找到新的工作和事业，或者熬到退休年龄，领取到政府发放的养老金，特别是经过2003年以来GDP平均增长率超过10%的迅速发展，国家的经济能力和财政收入都有了可观的增加，因此应付本轮经济周期中出现的就业难和老龄化问题，国家和社会可以利用的资源是远多于1998年的。而中国现行的社会结构也可以充分地吸收在产业结构大调整，经济（甚至政治）大转型带来的巨大下行压力。当然，前提条件是在根源上，资本的分配能够更为有效地从官商（及部分学者）组成的精英联盟里转向社会下层，使涓滴式改革的好处惠及全民。

　　综上所述，中国经济在2008年出现"崩溃"，起码在基本面上并没有道理，但是我们要记取的是，中国经济很可能在2008年及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出现调整和波动，各种经济、社会问题都可能被现有的政治体系扩大或扭曲成全局性问题。事实上，上层建筑建立于一定的经济基础，然而它在某些时刻也会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

　　四、中国的经济波动其实已经开始

　　作为一门人文社会科学，经济学讲究的应是资源的合理搭配，使最广大的经济活动参与者——人本身能够得到的最多的福利。任何宏观数字的辉煌都必须落在每一个微观个体身上，令其福利得到增益。2006年世行报告指出，从2001至2003年中国最穷的10%的人非但没有增收，实质收入反而下降了2.4%，这充分说明中国改革开放——这场世界史上最大的涓滴式改革似乎并未遂人所愿地"把蛋糕做大，然后再分给每一位社会成员吃"。

　　平心而论，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取得的成果是巨大的，可是随着增量改革的边际效应渐减，从经济改革进一步加深到社会其他领域，改革的难度也日益增大。而作为改革最终目的，不应是某些数据和指标上的光鲜，而是参与经济活动的人——人不应是手段而应是目标。可是，自1990年代末起，中国普通百姓的福利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呢？就在笔者所接触的领域而言，无疑是要和某些"就是好得狠"的"主流经济学家"唱反调的：一者就业矛盾愈发突出，其中大学生就业日渐艰难更是成为了多年悬而未决的问题；二者物价正在从结构性、基础性上涨转向全面性、终端性上涨，且涨幅难见回落；三者产业结构自然调整已经开始，在痛苦而漫长的转型期内，其造成的各种社会问题必须正视。

　　很难想象，一个经济发展呈加速度，市场规模超过欧洲近三倍的经济体竟然不能消化五百万大学生的就业。然而关注一下中国的产业结构却能够明白个中缘由所在，2006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是二十万九千零四十七亿元人民币，可是当年的在建项目总投资额就达32万亿元人民币左右，当年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接近十万亿元人民币。可以说，固定资产投资拉起了中国经济近半壁江山。到处都是工地，且工地的施工水平和工艺亦不算先进。如此缺乏技术含量的活，需要大学生做吗？有必要把大学生十年寒窗的成本也算在工资以内吗？与此同时，中国吸引就业的大头——私营与外资企业又大都处于产业链的底部，无非是些"打版制造"的工作，也不需要高素质的劳动力。因此，从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上也可反映出，中国经济增长的效益和质量是非常有待提高的。

　　而在同时，中国"大进"的本色又是本轮国际商品牛市的重要拉动因素，2003年，中国GDP总值占世界的5%，却消耗了世界20%的钢铁、50%的水泥和8%的石油。于是，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几乎自2001年以来都有了显著的增长，其幅度皆以倍数计算，这就造成了本轮通胀的外因。国内，长期以来积极财政政策以及其中的"猫腻"使大量资金流入市场，通货膨胀必然从建材、房价向食品、家电传导。加上近年来内地创业环境的恶化，居民存款长期处于负利率状态，这也将一部分资金从银行赶出，投向股票和楼市。如此一来就很可能形成恶性循环：积极财政政策推动通货膨胀、通货膨胀造成原材料涨价、原材料涨价恶化创业环境，打击生产和创业、生产萎缩，国家不得不通过积极财政政策来拉动整体经济……在绝大多数中国人食品支出还占消费支出大头的情况下，考虑到2008年初的严重雪灾，可能中国人近半的消费力将被蒸发，扩大内需会变得更加艰难。

　　另外一方面，随着中国生产成本的提高和中国廉价商品遭遇"倾销"围堵，哪怕没有政策推动，中国的产业结构也将面临大规模调整。早在2006年上半年，中国吸引的外资已开始减少，一些外企选择了"中国+1"的新模式，开始在东南亚国家开设新厂，因为中国的人口红利已近拐点，原材料价格水涨船高，人民币汇率节节高攀，各种税费增多减少。而2007年底，珠三角一带劳动密集型外企撤离、私企倒闭浪潮只是这一趋势的自然发展。但是，这对于新增劳动力的就业而言，却是十分不利的，这些劳动力多半出生于1980年代后，对贫困和困难没有太多记忆，相反大都是计划生育出的"小皇帝"、又受过比较完整的高等教育，素质和早先几代人不可同日而语，一旦生活和社会的落差过大，容易使这些人走向极端，给社会造成治安等诸多方面的隐患……

　　这些现象，无疑不在提醒着我们，中国经济的波动其实早在2004年便已开始。对于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每个人而言，只能是波动有多大的问题。

　　五、作为国家应该如何面对这场波动？

　　答案已经很简单，台湾、韩国在经济走向腾飞的时候选择了与经济基础真正相适应的上层建筑。而1980年代，在全社会普遍改善境遇的情况下，选择适合的道路也许是最好的机会。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个机会被错过了。而现在再进行转型，需要的是全社会的勇气和理性，特别是利益集团放弃既得利益，普通民众宽容过往罪孽。这已经超出了经济学研究的范围。可是，中医治疗疾病，讲究标本兼治，唯独治本，才能治标。不然，加息、减息、提高或降低存款准备金都只能是把问题压住一时，而且在各种利益群体盘根错节，上下交争利的今天，中央的政策就算是灵丹妙药，可是到了具体领域还能剩下几分，甚至会不会走向方面也是个问题。近些年来，"听证会"成为"涨价会"，县太爷进京抓记者等等现象都在说明，在部门或者地方的逐利本能驱动下，社会的规则正在一步步走向空壳。这无疑会对经济发展带来更多系统性风险。何以解忧，唯有改革。

　　六、作为个人应该如何面对这场波动？

　　作为个人，由于处在经济活动的最底层，一遇经济波动，个人资本的保值与增殖自然是重中之重，存款入银行，无疑是难以跑赢CPI的。况且，中国的银行坏账到2006年年中还有9000亿美元之巨，举世皆惊，银行如果再大力执行积极财政政策，已经在减少的坏账必然会重现增加，一旦开放银行业，存款从中国的商业银行转移开去，必将引起巨大的金融风险。而现在的中国股市，由于泡沫太重，上市公司本身的管理和技术并未得到极大改善，外国资本撤离已成定局。而财政支付将在2010年左右转移到养老领域，鉴于中国股市曾出现的"五年大熊"，社保基金十分可能会早做准备，不再奉陪。这就令中国股市出现了系统性风险，对于中小投资者而言，是应该小心，小心，再小心的。难道就这样眼巴巴看着自己财产缩水？当然不用，要知道，通货膨胀年代同样是个投资致富的机会，关键是如何把握。

　　据统计，至2007年中期，全球虚拟资金的总数已达实体经济规模的8~10倍，在全球经常性贸易帐户失衡的大背景下，一旦出现金融危机，如此多的资金很可能涌向保值商品，如黄金、白银等贵金属领域，美国的次贷危机很可能就是这样一个契机。而中国经济波动将持续一段时间，2007年底的珠三角企业倒闭浪潮很可能只是拉开了序幕，因此在可以想见的将来，如果不愿血本无归，肯定也会有许多人投资黄金。事实上，黄金与石油的价格紧密相关，在大多数时候，1盎司黄金等于15桶石油的价格，如今石油价格已牢牢站稳在每桶80美元（2008年2月15日凌晨，纽约原油连续价格已数度突破95美元/桶大关）以上，而黄金还停留在900美元一盎司的位置，因此黄金起码还有300美元（15*80=1200）的上涨空间，的确，国际各大金融机构亦已纷纷调高了黄金的价格预期。可见，投资黄金，特别是做多做空皆可获利的黄金现货延期交收，是一项不错的选择。

　　另外，由于气候变化、城市化发展以及人类越来越多地将粮食应用于能源、材料以及饲养牲畜方面，在可见的未来全球粮食价格将持续上涨，世界整体物价水平将长期走高，粮食与黄金价格之间的联动必将呈现越来越密切的正关系。投资粮食期/现货也必将是新一年的投资热点。在股市和实体经济面临越来越多风险和损失可能性的今天，选择黄金与粮食正成为越来越明确的方向。

　　而在外汇与股市上，由于美国独特的地缘政治格局使美国成为了仅次于黄金的资本天然避风港，而其拥有的超一流人才、科技实力使美国经济能在每一次萧条中都可迅速恢复，美国出现次贷危机只是暂时的影响。相反，这也可以看作是美国经济的一次大洗盘，在这次洗盘中，美国的产业结构很可能会呈现出第三产业比例降低，而高端制造业因为美元贬值有利出口而占领世界市场的局面。届时，这很可能对低端制造业已陷困境的中国造成新一轮重大打击。估计这种局面到2008年底就可初露端倪。而表现在外汇与股市上是美元止跌回稳，美国制造业公司股票价格大涨。如果投资中国股市，注意系统性风险的同时，选股应该多留意粮农、医药等板块，相信2007年铝价带领中国铝业一路上扬的历史大家还记忆犹新，粮农板块虽然业绩可能不是很好，但普遍盘不大，资金投入"立竿见影"，而因为遭灾以及平抑粮价的冲动会使国家注重相关政策的扶植，炒作不缺概念与消息。

　　七、总结

　　关于2008年中国经济的走势，笔者并不是预言家，但是笔者认为调整和波动是肯定有，而且已经开始，未来调整幅度可能很大。但是把正常的调整和波动说成是"崩溃"笔者并不能赞同，因为我们国家非常大，内需潜力非常多，我们的经济具有"巨国效应"，我们的社会有预防冲击的广阔空间，所以出现美国1929年那样的局面是不大可能的。上网看了美籍华人经济学家梅凤杰（草庵居士）先生的文章，了解了梅先生的一些事迹，笔者深表佩服之余同时亦希望，梅先生应该多回祖国走走，多来祖国参观、学习，了解了解祖国新貌，多想想祖国的进步，只有这样才能客观、全面地把握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脉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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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庵居士:２００８年谁能笑到最后

　　大约在本世纪初的时候，我写过一篇文章《２００８奥运会——中国全面崩溃》，后来就成为了"崩溃论"的老大。但在那个时候，尽管我是相信我自己的判断，但我也清楚地知道，这个世界上没有多少人相信我的推论和预测。而且在之后我得到了不少辱骂。当我看到这些辱骂之后，我实在是感到悲哀，我不知道如何形容我的内心世界，但我知道，这是一群生活在幻梦之中的真实的人，可惜的是，他们正在美好的幻梦中走向悬崖。

　　这几天，很多网友来这里关心我，因为我已经有半个月没有写博客了。坦率地讲，这段时间我真的很忙碌，以致到了连续半月每天睡眠不足四个小时的地步。

　　中国的事情很奇妙，很多事情都是没有规律的突发事件。在西方人眼中似乎中国人都有来无影去无踪的神奇功夫。很多事情到了中国，西方人都无法是从，甚至连如何着手都不知道。但中国的事情真的如此吗？　　很多事情看似没有规律，但其实他们都有踪可循，只是很少有人能看到他们的踪影。

　　中国的股市暴跌，美国因素是其一。我自很早以前就已经讲过，目前的中国市场已经挤进去了很多海外资金，中国市场已经无法脱离国际市场而自我保护。中国金融市场和美国金融市场的关联度之高已经超乎人们的想象。看中国股市一定要先看美国股市，美国股市跌，中国股市转天一定也会跌。从赚钱的角度上考虑，各位一定要关心国家大事，特别是美国的国家大事，如果有精力，还是要学好英文，最好订一份华尔街日报。

　　其实，中国股市暴跌，原因主要还在政府方面，政府在周四的时候就已经警告大家说：目前股市过高，风险大。但各位都不注意政府的指令。为什么？既然奥运会要召开，股市必然会有一轮风波。政府的想法是先打压，然后再让他们慢慢回升，这样到了奥运会就不会出问题。投机者的想法是什么，赚钱。但想赚钱就得先让股市跌下来，趁机买进，然后再等政府拉抬股市到高点再抛出牟利。从这两方面看，无论是政府还是投机者想法都有一个共同点，这就是先要把股市砸跌才行。所以从这点上看，政府和投机者是有共同的愿望和期待。

　　本来，这两方面都是内心在思索，谁也不敢公开出来，说难听点是各自都心存鬼胎。但偏在这个双方都各自寻找机会的时候，几个方面又出来纠缠，结果就砸盘就出现了。

　　其一，平安保险的精英们知道奥运之后结果不妙，趁目前奥运会之前的时机，如果掌握得当，目前还可以大捞一笔，于是，它宣布将增发12亿股外加发行400亿的可转债，筹集规模高达1600亿元，将创下A股历史上最大再融资记录。这个行动可以说是大手笔，用中国成语讲是："背水一战"。但可惜的是，他遇到了惊弓蛇鸟的股民。大家都担心奥运会后的大跌，不知道这个盛世的最后一朵鲜花什么时候盛开，结果是背水一战尚未开始，股民已经抛盘溃退，水漫金山寺了。

　　其二，本来政府算盘打得好好的，但也没有想到美国金融市场如此不堪一击，小小的次贷风波会让美国股市如此狂跌。中国银行数万亿人民币的亏空都没什么惊险，美国次级贷款不过是一千亿美元的亏空就如此不堪，这让政府怎么能理解呢？

　　本想砸一下，然后再吹起来，但这次砸下去，偏遇到了全球股灾，这就让政府出乎意料之外了。但好在全球都是股灾，解释起来也容易，经济全球化了，国际上各国都是股灾，中国也是受美国影响。

　　中国股市市场超卖严重；但是，由于此次遭受重创的是机构，市场跌势已成定局。但好在是散户为主力，海外资金消息灵通，各位金主都是如同本居士一样视钱如命，一连数天通宵不睡觉，跑的快，不仅没有受到损失，而且还小赚了一笔。但对于大陆的机构而言，一天损失过亿人民币的却不在少数。可以庆幸的是，这次暴跌，散户损失是不大的，但大陆的机构确是损失惨重，百姓们也算是吃一堑长一智，报了去年五卅惨案的一箭之仇。

　　大陆股市是否能再涨起来，这可能是各位网友关心的议题。

　　本居士可以告诉大家，美国的市场需要一年时间才能恢复信心。但大陆的市场不会超过三个月。原因很简单，中国人最讲面子，最讲和谐。奥运会都在中国召开了，如此盛世能让股市这个老鼠屎给坏了吗？机构损失的越严重，想翻本的动机就越强，中国股市再吹起来的可能性就越大。

　　所以，从这个层面上看，各位不必担心，但我还是建议各位不要持大陆金融股，更不要持权重股、指标股。至于选择什么，各位需要自己去考虑了。当然，港股还是不错的选择。值得各位注意的是，最近两天，恒指期货是在一月合约猛增了近万张，此为史上最高的多头加仓。

　　有时候，辛苦工作反而不如安心休息。股市也是如此，时机到了，再加仓也不迟。现在，我还是劝各位安心筹备新年，过个愉快的新年，或许，对某些人而言，０８年是最后一次暴发的机会，该捡钱的时候不去捡，这就是你自己的错了。

　　至于政府会如何做，各位不必担心。

　　今天，政府发布了两条新闻，其一是北京1月22日，国家统计局网站上公布了大家一直关心的《2008年国家统计局经济统计信息发布日程表》（下称《日程表》），其中统计信息发布日期提示，在今年的1月份，国家统计局将不发布2007年12月份重要的宏观经济指数，该数据将在今年2月份发布。同时，07年12月份的CPI也将在2月份统一公布。

　　另一个消息就需要大家自己去解读了：零钞极缺！广东省银监局副局长刘为霖昨日作客广东电台时承认，目前零钞供应比较紧张，银行难以提供目前市面所需的全部零钞数量。他表示，考虑到广东人有过年封利市的习惯，目前正向央行申请调配更多零钞和新钞来粤，希望一解燃眉之急。上周，广东建行有关负责人上线广东电台"民声热线"时曾表示，将保证满足储户兑换零钞和新钞的需要。此言随即引发一轮兑换狂潮，令银行措手不及。"实际上，现在每个支行只有10万~20万元的新钞储备，较大的支行也只有约50万，满足不了市民的兑换需求。"刘为霖昨日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年尾时节，市面新钞使用量增大，加上广东人有过年包利市的习惯，导致紧缺情况比平时更为突出。至于零钞方面，从目前来看，5元、10元、20元零钞的供应都十分紧张，50元最为紧缺。刘为霖还透露，预计8月在京举行的奥运会将吸引60万~80万奥运游客，应奥组会要求，央行要首先保证北京市面的人民币整洁度，因而可能导致其他地区新钞供应量下降。"不过，考虑到广东作为经济大省，尤其是广东人过年要封利市，相信央行会考虑向广东分配更多零钞和新钞。"刘为霖表示，正向央行提出申请，希望从其他供应情况较轻松的地市调配零钞、新钞来粤，以解燃眉之急。

　　说实话，我很吃惊的是一个国家的货币发行竟然要服从奥组会的要求。我相信，０８年各位看到最多的将是大量的新钞票，但我不知道旧钞票能回收多少。但我相信一点，物价难控，通胀难阻止，股市再涨一次是不可避免的。但奥运会之后的结局，各位还是看看我数年前的预测吧。

　　2008年几点预测的总结：

　　1.通货膨胀将加剧。

　　2.宏观调控面临窘境，紧缩银根将解除。

　　3.人民币升值将在年底到顶。

　　4.提防，开春后即夏季的水灾。

　　5.海外资金撤资已成定局，股市暴涨之后可能暴跌。

　　6.分配不公将使民众承受能力越来越弱。

　　作者简介：草庵居士，原名梅凤杰，美籍华人，网络作家和经济时政评论家，现为美国某电视台节目主持人。

　　作者电子邮件：figimei(at)hot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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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庵居士:我怎么看最近中美两国的经济对策

　　很多人问我最近中国经济走势，特别是股票走势。说实话，这是个很难的话题。最近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确实不错，特别是调高储蓄准备金率及加大调控信贷规模这两招。

　　按照常理，中国的储备金率已经是世界第一高了，如果放在全球其他的西方国家，这个宏观调控的手段所起的作用实在是太大了。中国央行将存款准备金率从9%上调9次至13.5%.

　　但是并没有很大的效果，问题在哪里？

　　10月份的广义货币供给量（M2）同比增速为18.47%，不仅高于2007年年初设定的全年M2增长16%左右的目标，也高于去年末16.9%的同比增速。而自7月份以来，M2同比增速已经连续4个月高于18%，这一速度仅次于2006年上半年。M2增速过高，无疑会增加出现资产价格泡沫和通货膨胀的风险。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一方面能直接锁定银行的流动性，另一方面可以影响货币乘数（基础货币供给扩张的倍数，衡量货币派生能力的指标），降低货币派生能力，减缓M2增速。

　　广义货币供给量M2被认为是基础货币与货币乘数的乘积。2007年以来，基础货币的增长实际上得到了有效控制。央行三季度货币政策报告指出，按目前统计口径，法定准备金计入基础货币，剔除准备金后的基础货币目前增速低于10%.央行2007年通过各种货币回笼手段，已基本对冲外汇占款导致的基础货币增长和到期票据。

　　可是，根据国内公布的数据，剔除准备金后的实际货币扩张倍数要远远高于公布的数字4.46.这意味着目前银行的货币派生能力仍然相当高。这就是基础货币得到有效对冲后，M2仍然快速增长的真正原因。也就是，信贷增速过快，导致货币派生能力增强，进而推高了广义货币供给量。银行主要是通过发放信贷进行货币创造（派生）的。银行提供的贷款会通过数次存款、贷款活动产生出数倍于原来贷款的货币，即派生货币。信贷发放得越多、越快，社会上的货币量派生得越多、越快。因此，多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虽然会对货币乘数产生向下的压力，但银行过快的信贷增长大大抵消了这一作用。

　　具体数据如此下：2007年前三季度，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速分别是16.08%、16.48%、17.16%，为2004年第二季度以来增长最快的时期。2007年前三个季度新增贷款3.36兆元，已经超过去年全年的3.18兆元规模。可见，2007年信贷增速明显偏快。

　　银行信贷增速过快很显然是目前中国经济问题的主要原因，中央下大决心控制信贷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这也是我赞扬今天中央政府经济决策的主要原因。

　　其实，在几年前，我曾到处阻止中国银行业在海外上市，华尔街被我到处游说，在中美两国政府及金融界都流传着本居士这样一句名言："只要中国银行到美国上市，你去告他欺诈，你一定会赚钱"。后来这句话被讨论，中国银行在海外上市的决策被阻止，中国的各个银行后来在国内及香港上市。

　　我为什么要阻止中国的各个银行自海外上市？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一旦在海外上市，结果和目前被告的中国海外上市公司一样，中国金融界不仅失去金融控制权，而且会丧失信用，结果凄惨。

　　国内上市，解决了银行私有化问题，无论政府如何避讳这个话题，但中国的国有银行还是通过上市这个途径私有化了。另一个原因是可以让中国银行国内解决原来遗留的坏账问题。实际上，中国金融界已经将原来的坏账问题缓解了，虽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但我们不得承认中国银行的坏账问题已经因为资金盘子大了，风险也降低了不少。

　　上面问题的解决说明，很多问题的解决途径并非只有一个。很多还是可以共赢的。如果我们只会迎合国内政府，不提出反对意见，不采取强烈的反对手段，中国银行业就可能摒弃国内上市途径，直接到美国去上市。

　　如果中国的各个银行到海外上市，中国的百姓还有金融的控制权吗？还能有今后的话语权吗？还能有未来的金融私有化吗？当然，类似国内银行在国内上市的问题相对于百姓也有风险和责任。因为解决国内银行坏账比例的盘子是全国百姓购买的股票。风险的降低是由于百姓在承担风险。但问题是，我们可以看到，尽管百姓承担了风险，但按照国内官僚的作风，他们是宁与外贼不给家奴的做法，他们即使是到海外上市，也是贱卖中国的金融资产，与其贱卖，还不如让百姓多出点钱买过来。百姓虽然多花了钱，但总比什么都没有要好很多。

　　这次宏观调控，很显然也会有百姓承担损失。原因也很简单。

　　控制信贷增量，说简单了就是紧缩信贷规模。我给中央政府提出这个政策是因为，提高汇率可以解决中国经济问题，但这个政策必须要一次性进行，缓慢地调高汇率，这只能更多的吸引海外投机资本，最后的结果是虽然延缓了经济崩溃，但可能会将崩溃引发得更严重。

　　一次性提高汇率，政府无法接受，因为奥运会的原因，政府无法承担奥运会前的经济萧条。这样说来，压缩信贷总量就是唯一可行的办法。压缩信贷总量可能会影响企业的生产资金，但由于中国是出口经济主导，大多数的出口企业是合资或独资企业，而且根据国内资料，出口企业虽然也需要贷款，但实际上他们得到银行的支持并不多，相反国际贸易之间的资金回款远好于国内贸易。压缩信贷直接影响的将会是房地产企业和股市。房地产将会出现资金链中断，这必然会迫使房地产商让利以回收资本，进一步促使房地产价格回落。同样，信贷压缩，股市也会进一步下跌，如果未来的调控能够让股市进入缓慢、坚定的下跌通道，令股民不断小幅度的亏损，以彻底消除投机心态，股指在未来一年时间内重新回到3000点以内，将能够避免剧烈波动。

　　由于多数股民都亏损且提升无望，投机行为遭受抑制，股市处于低迷状态；信贷的紧缩让楼市进入下跌通道，银行趁机逼债、开发商不得不将之前的利润回吐，同时楼市进入谷底。银行可以借此避免开发商坏账，而政府如果能采取政策法令对于按揭买房的中产者提供宽限，以避免违约行为的增加，那么银行仍有机会逃过一劫，国家无需用巨额通胀来平银行坏账，实现经济的软着陆。

　　在此之后，经济会进入低迷状态，此后经济调控的方向应在振兴实体经济，以实现经济的重新起步。如果政府在此之后能进行土地私有化，通过土地拍卖获得收入，在萧条期采取有利于社会福利、医疗、教育等措施，将能够缓和社会矛盾。当然，这些结果的前提是政府能做到上述几点，那么大陆百姓将能够逃过一劫。

　　或许，有人问，你怎么就知道不采取这样的措施中国经济就必然会崩溃。中国是否泡沫化，这个话题根本就无需解释，你能想象目前的中国中石油一家公司的市值就相当于俄国全国ＧＤＰ吗？这难道不是泡沫是什么？中国工行成为世界第一大的银行，不是泡沫吗？

　　既然是泡沫，必然会破灭。花旗银行看空国内股市，抛售中国工行的股票，淡马锡抛空中国股票。他们只不过说实话而已。尽管很多时候中国特色都是理由，但经济规律不会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中国的股民都不是投资者，100%以投机的心态进入市场，这就决定了他们的不理性行为和脆弱的心态，一旦股市上升，就不顾后果进入市场，一旦进入大跌通道，则不顾一切逃出市场——这种行为决定了中国股市将在未来某个时候迎来黑色的一天。

　　那么，奥运会召开的8月是一个关键点，外资很可能在奥运前几个月率先抽身，剩下的就是晾在沙滩里的鱼。对于中国百姓而言，剩下的关键就是，这一天何时到来。股民们一致认为明年奥运会前股市都坚挺，所以虽然现在有不小的跌幅，但酿不成灾难，因为大家还有信心。但问题是，今天没有风险，大家都可以躲得过，但奥运会后的风险躲得过吗？

　　看看最近中美两国的经济对策，我们很明显地可以看到两国的未来。

　　美国正经受着次贷风波，其实，这个损失最大不会超过三千亿美元，更何况其中海外将承担一半以上的损失。在美国最大的损失不会超过一千五百亿美元，这个资金损失比例在美国实在是很小。但美国金融界和政府却看得比天大。宏观调控不断出现。而美国降息和美元贬值的结果是，美国货因为价格低，出口大增，旅游业也因为美元贬值而游客大增，但更主要的是，因为美元贬值，美国资产便宜，大量的海外产业资金流入美国，美国会因为这些产业资金而促成实业扩大，实力将大增。

　　相反，我们中国会怎么样？中国增息，缓慢提高汇率，吸引的是全球的投机资金，这些投机资金和产业资金的最大区别就是快速的流动性，美国吸引的产业资金会创造工作机会和财富，中国吸引的投机资金会夺走中国人的财富，增加经济崩溃的风险。这两者的区别之大，后果之不同，将会让人万分惊恐。

　　对政府的建议虽然提出来了，政府也执行了，但后面的事情也并不一定会是好的结果。原因何在？主要是利益分配的原因，任何一个政策，尽管他可能是很好的目的，但如果利益集团不能平衡，就很难执行下去，更况且中国是个利益集团干政的国家。

　　所以，在很多时候，要想真正的为百姓利益着想，这就需要公平的制度和司法体制。如果没有这点而去有难同当，最后承担损失的只有百姓自己。

　　作者简介：草庵居士，原名梅凤杰，美籍华人，网络作家和经济时政评论家，现为美国某电视台节目主持人。

　　作者电子邮件：figimei(at)hot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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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庵居士:美国次贷风波及对中国的影响

　　大约在2005年，我曾在一次演讲中谈到美国房屋价格将在2006年九月达到高峰，大约半年左右的时间就会引发房屋贷款坏账问题，从而引发美国经济危机。

　　当时很多人对我的这个预测不以为然，有人就问我为什么。我当时回答："没有什么为什么，这是周期和规律"。后来这位朋友就在回家后给我写了一封信，信中说："任何问题的产生都有原因，……难怪不争论先生在几年前就驳斥过你的经济周期论，莫非你以为你自称草庵理论就可以骗人了吗？……"

　　其实，我当时写《谁打理美国经济》一文使用了心理学的概念和经济学的概念，但在当时，无论是国内还是海外，心理学应用在经济学上尚是少数，我不过是一介小商人，应用的不过是我的经验而以，没有什么成套的理论。但非常巧合，2004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主要理论是心理学在经济学中的应用和理论，其中最主要的是经济周期的研究。

　　这篇文章在国内被腰斩了，但后来还是有很多学者来信质疑我的观点和经济周期的理论。但好在几年后有诺贝尔经济学理论来撑腰，我也就不再去解释了，相反我却很骄傲地对他们说："我的草庵经济学是有诺贝尔经济学奖来支持的，要是不对，你先把诺贝尔经济学奖废掉"。

　　美国经济在里根时代开始转变，那个时候是东西方冷战时期，但里根总统的经济政策很有实效，尽管他并不是经济学家，也不是商人、律师，但不可置疑的是，美国以至全球都是公认里根总统开创了世界经济发展的新时代。这就是目前席卷全球的"经济全球化"运动。

　　克林顿时代，美国的高科技泡沫化，其结果是美国因为科技发展而吸引来的全球资金无处可去，必然会转向稳妥地房地产业和重金属业。从而引发了小布什时代的房地产泡沫及黄金高涨的状况。这些情况的产生必然也会引发更深一层的金融全球化问题。

　　在网络时代，信息传送太方便了。这就为金融全球化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必要条件。而按照美国的经济转型发展方向，全球金融化是其主要的目标，更是美国保持领先世界的主要手段。这样一来，无论是何种泡沫，比然都会被全球化消解，而金融全球化也必然会保护美国的任何金融危机。

　　果然，房地产泡沫化，美国次级贷款出现问题，尚未完全计算，但估计可能会出现四千亿美元的坏账及损失。但人们很快就又发现，次级贷款尽管损失很大，但更多的次级贷款早已经转换成了债卷，早就卖给了全球的各类投资者及商业机构。真正的美国业者损失并不是很大。譬如中国，根据不完全的统计，仅官方机构就购买了一千零五十亿美元的次级债卷，中国要为美国承担多少损失尚无法估计，但最终的结果是，中国官方机构一定会为美国房地产泡沫承担相当大比例的损失，到了目前，任何人都没有办法了，谁让中国外汇储备这么多，要购买美国债卷呢？当然，美国债卷出了问题，损失的不仅是中国，日本、台湾、中东石油国家都有损失，但由于中国购买的最多，承担的损失也就最大。

　　既然如此，美国房地产泡沫有世界各国分担，但为什么美国股市又一路下跌，甚至美联储惊慌失措连出重手拯救市场呢？

　　如果我们纵观美国经济发展史，我们会发现，自上世纪二十年代美国经济危机之后，发展到了今天已经近八十年了，在这段时期内，尽管美国出现了很多次衰退和危机，但没有一次是如此严重的危机。

　　上世纪二十年代的美国经济危机是"双跌一高"，所谓的"双跌一高"就是股市跌，房地产跌，通货膨胀高。除去那个特定的时代，任何经济上的波动都是一高一跌，从没有出现过真正意义上的"双跌一高"。出现"双跌一高"的真正原因是百姓心理上出现了问题，是对金融行业失去了信用。金融机构没有信用才是问题的真正原因。

　　大家都知道美元时采取的"国本位"，"国本位"的基础是政府和金融业的信用。失去了信用，美元就一钱不值，是废纸一张。美元变废纸，这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别的不说，至少中国会变回三十年前的状况，中国是世界上持有美元最多的国家，有九千亿美元，都变成了废纸，其结果是中国三十年白干，而且把自己的资源都白送给了别人。用最简单的例子说，当你工作了三十年，你在银行中储蓄了一百万美元，但一夜之间美元不值钱了，成了一张张什么也买不到的废纸，你还愿意让美元崩溃吗？所以从这点上看，中国学者兼官员的夏斌与何帆要把美元储备当核弹的论调实在是愚蠢至极。

　　中国不愿意让美元崩溃，美国人当让更不会让美元崩溃，否则美国花费几十年时间建立起来的世界领先地位九无法保证，美国人民也无法接受这样的政府。在今天这个世界上，特别是美国政府，物质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信用，是美国金融企业的信用。这个信用是美国立国之本，也是未来美国繁荣的保障。

　　在美国历次金融风波中，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美国政府的立场和行动力。如果事情不是危机到整体信用，政府会采取和缓的手段去处理。例如早年的安龙公司事件，政府采取的措施是非常守程序的司法过程，也非常和缓，最终的结果是加强上市公司的审查制度以确保金融市场的信用和安全。但在LTCM事件中，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亲自召集各方开会，统一思想和认识，压迫华尔街大户们为LTCM解套。其原因也是因为LTCM一旦出事，将波及市场里万亿美元的资产，市场将大乱，美国金融体系的信用就会出现问题。尽管在LTCM事件中格林斯潘及美国政府采取的赤裸裸政府干预经济活动非常的不光彩，也很引人痛恨，但这毕竟是从全局考虑，维护美国的金融信用体制。

　　今天的美国次级贷款问题同样是涉及了美国金融体系的信用问题，这是要命的问题。所以，美联储才会在短期做出了众多的解决办法。其目的是挽救美国金融体系不失去信用。由此也可以预测，美国的金融风险还很大，但政府会想尽一切办法挽救信心和信用。最后的结果尚不可预料，但可以预料的是，对中国的压力将会持续增大。

　　或许有人会问：为什么要对中国持续增大压力？这与中国有什么关系？

　　如果有人问美国人，那个国家对美国威胁最大？我相信美国人会回答，中国。这个回答的基础是中美之间政治体制不同造成的原因。尽管中国经济进步了，发展了，强大了。但因为中国盛世的出现，结果是一批忘记所以然的愤青忘记了自己是谁，到处乱讲虚无缥缈的言论，自以为能威慑美国及世界。这样的言论在没有实力威慑的基础上只能加大美国政府及民间百姓对中国的恐惧，根本就无助于解决真正的问题。

　　美国经济出问题，最首先受到冲击的会实劳工阶层，而目前又面临着美国的选举年，本来一到选举，中国问题就是首要的问题，而通货膨胀，失业又都与中国产品和汇率有关，这就更会激起百姓的反感及政客的煽动。为了解决国内问题，政客必然会转移话题或对中国政府施压，以求选票支持。强力的国际政治压力就必然逼迫中国政府接受。事实上，美国每次对华谈判都是以中国接受美国方案为结果。

　　从另一个角度上看，中国目前已经开放企业及机构的资本项目下的外汇管制，允许企业和机构将外汇自行处理而不是强制结汇。而对于个人也在天津试点开放个人外汇自由买卖，不再强制结汇，甚至允许投资海外金融机构或购买海外金融机构的产品。这个情况实际上是全面开放了中国的外汇管制。而且将在不久的将来全面实行自由汇率制度。

　　个人及企业都不再强制管制，下一步就是马上要跟进的汇率自由制度。因为一旦企业与个人自由掌握外汇，政府就无法预知数额和每日的结算额。政府也就无法再实行固定汇率。如果政府实行固定汇率，个人和企业就会利用政府空当从中渔利，政府要么默认黑市汇率，要么就认可被企业或个人套利。但无论如何，最终还是走向自由汇率。目前政府没有多少可用之钱，也挡不住国际资本的套利，最后不得不加快自由汇率步伐。

　　外汇制度上的重大变化，其结果是，当海外资本盈利出现问题或减少的时候，中国所然具备风险，但只要有相当高的盈利率，再有2008年中国北京举办奥运会这个题材，中国政府又相当要脸面，不愿意在奥运会之前出现任何经济危机及政治管制危机，其最可能的事情就是海外热钱全面留入中国，其结果是怎么样，傻瓜都可以猜得出来。

　　在未来的二年里，中国会出现世界罕见的"三高"，股市高、房地产高、通货膨胀高。而这三高一旦出现并持续，再加上继续加大的贫富分化，其最后的结果就可能是中国的全面危机，全国无论是政治还是经济全面被海外资金劫持。一旦不听从劫持者的话，海外资金一旦撤离，中国可能会从"三高"变成"双跌一高"，再现美国上世纪二十年代经济危机和经济大萧条的惨状。希望能引起高度警觉！

　　作者简介：草庵居士，原名梅凤杰，美籍华人，网络作家和经济时政评论家，现为美国某电视台节目主持人。

　　作者电子邮件：figimei(at)hot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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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宁:斯皮尔伯格告别了北京奥运

　　当中国股民在还在为A股牛熊、奥运行情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2月12日，美国著名导演斯皮尔伯格却选择了辞去"北京奥运会艺术顾问"一职，理由是，他认为中国没有尽力结束苏丹达尔富尔的暴力事件。这位美国名导发表声明称："我发现，我的良知不允许我继续正常履行这一职责"。

　　也就在同一天，包括好莱坞影星、诺奖得主、奥运运动员等在内的25位名人，向国家主席胡锦涛联署公开信，表示中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及苏丹的重要伙伴，有机会及有责任为当地带来和平。据报道，影星米娅·法罗甚至率众聚集于纽约的中国驻联合国办事处外，向中方递交了抗议信……

　　两则消息，数位名人，一个声明，两封信件，就这么多，就这么凑巧，却向我们再次敲响了国际反华势力"抵制北京奥运"的国际政治警钟。事实很明显，当我们为北京奥运欢呼之时，当我们为"大国崛起"亢奋之时，国际政治舞台上便有人不高兴了，斯皮尔伯格的"来了又去"不过是某种高压的结果而已。

　　我不知道斯皮尔伯格的"良知"在哪里，如果有，那也应该在来北京担任奥运会艺术顾问之前；而在此时，在中国人民正遭遇一场50年罕见雪灾考验的当口，在在距离一场国际体育盛会还有六个月的时候"挂冠而去"，却显然不是"良知"的问题，因为苏丹达尔富尔问题早已存在，也绝非中国政府所能完全左右。

　　其实，根本的问题还在于利益。中国是苏丹的最大投资国，苏丹60%的石油出口中国，中国政府与现苏丹政府关系很"铁"，这才是美国等反华势力最不满意的事实。而奥运在即，能借"奥运牌"逼迫中国政府让步从而尽可能遏制中国崛起，便是美国"人权卫士"们最大的图谋。

　　进口石油是作为"缺油国"的中国自身经济利益所系，举办奥运则是一个国家软实力的体现，搅黄了哪一样，都有利于美国，更何况，"以美元为轴心透支全球"的美国国策正在经受次贷危机的严峻考验，美国巴不得把衰退的责任、衰退的代价推向他国。

　　还记得退休了的格林斯潘说的那句实话么？攻打伊拉克不是因为萨达姆拥有核化武器，真正的目的还在于控制中东石油；还记得享受过"崛起"狂喜的日本当年遭遇的"广场协议"么？一个本币升值，便让癫狂了的日本人接着便面对那"迷失的十年"！

　　这就是美国的国际政治，这就是"斯皮尔伯格们"的"良知"，"人权"口号自然是要喊的，"人权"信仰自然也不能完全说是幌子，但更重要的，还是利益，尤其是经济利益。"双赢"当然是皆大欢喜，但如果总拿"双赢"看待国际外交，那么我们便很难理解为何人类历史上会接连二三地爆发战争了——有时，强硬和战争也是为了"双赢"；有时，"双赢"也只能堕落为一个体面的口号。

　　在当今世界，当科技发展暂时不足以弥补资源匮乏对国民经济的制约时，对资源的争夺便很难做到"双赢"。有些美国人盯着的，正是苏丹供给中国的北非石油，而达尔富尔这片弹丸之地上的"人权"正好可以用来"说事儿"。

　　事实上，借苏丹达尔富尔问题向北京奥运施压的始作俑者，是美国麻州史密斯学院文学教授里维斯，早在去年2月，他就在其个人网站发表公开信，呼吁国际奥委会向中国政府施压。他写道："现在到了开始羞辱中国的时候了。"而里维斯的鼓噪也很快得到日本右翼政客中川昭一、法国总统候选人贝鲁，好莱坞女明星米亚·法罗等反华铁杆的响应。其中，米亚法罗便在去年3月28日在美国《华尔街日报》撰文指责中国，甚至，她还在白宫前的一次集会上声言："绝不能让奥运正常进行"。

　　此后，据报道，去年5月，还有108位美国国会众议员发表抗议信，要求中国向苏丹施加压力；去年6月3日，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之一、新墨西哥州州长理查森再以抵制奥运要挟中国在达尔富尔问题上"有更多作为"；而在8月6日，美国国会众议院收到两份呼吁抵制北京奥运的提案，指责中国"侵犯人权和民主自由"，"支持苏丹和朝鲜政权"。11月初，又有境外媒体诬称北京奥运会期间将禁止外国游客带入《圣经》。11月12日，《华盛顿邮报》等媒体报道称，"报道北京奥运的外国记者已经进入中国政府的追踪名单"……

　　综上，明眼人可以看出，斯皮尔伯格此次"辞职"绝非偶尔的"良知发现"，因为恰恰是此类国际名流在关键时刻的"良知"，让我们再度领略了中国历史上屡屡发生的一个事件的含义：带头逼宫！

　　对此，中国政府和人民理应高度警觉，不仅要加大国际公关力度，而且也要做好最坏的心理准备。美国政府连中石化在伊朗投资建厂这样的企业行为都要干预，更何况从苏丹大量进口石油这样的政府行为呢？

　　本次，中国驻美大使馆13日首度强硬反击，反指这些知名人士把达尔富尔问题与北京奥运串连起来"不合理、不负责，也不公平"。但我想，随着美国经济开始衰退，随着次贷危机的加深，随着台湾"入联公投"日以及北京奥运的临近，中国要做的便不仅仅是口头上的强硬了。

　　大国外交，重在利益，只要是有损国家利益和国格的事情，中国政府必须做好为此一战的思想准备。惟其如此，北京奥运或可如期顺利举行；惟其如此，一个"崛起的大国"才有望涅槃重生于世界的东方。

　　斯皮尔伯格走了，我们要谢谢他。对这样一个以自己的"良知"警醒国人的国际名导，中国人理应记住他的"良知"，而不仅只记住他的电影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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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人的海:令人崇敬的学者——郎咸平

　　最让我崇敬的学者，非郎咸平先生莫属。我知道，在中国决不缺少御用学者，更不缺少阿谀奉承、拍马溜须、谄媚高官的学者。对那样所谓学者我视之如土，鄙视至极。他们可以为一己之利，毫无廉耻，形同无有良知的败类。然而，像郎先生这样学者，在中国少得让人无奈与尴尬。生活中人们多么渴望郎先生这样的民众学者，他唯民众的权利利益为己任，仗义执言，针砭时弊；他立场坚定，始终站在民众一边；他洞察世风，观点鲜明，一针见血。对恶势力及其贪腐行为深恶痛绝，他把鲁迅先生痛打落水狗精神发挥到了极至。在中国像郎先生那样有正义感、有大无畏精神的学者可谓凤毛麟角。这是中国的悲哀，更是民族的悲哀，也是民众的悲哀。

　　以上感慨，是我最近读了郎先生的文章后有感而发。郎先生在他那篇《和谐社会的时代意义》一文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改革中最大的不当受益者，是由腐败的政府官员勾结腐败的企业家和腐败的学者而形成的"腐败铁三角"，要实现中央政府和广大民众所切盼的和谐社会，必须坚决打掉这个铁三角。"他在《警惕动摇国本的腐败模式—公权力联手私用》一文中还特别提醒中国社会：与其仇富，不如仇"腐"。因为，贪腐官僚的所有既得利益，一元一角，最后都会加在社会公众身上，换句话说，社会要为贪腐势力买单。贪腐之中最可怕的，就要数这种贪腐公务员联手挪用公权作案、再勾结司法权力为其行为作"合法"背书的方式对社会危害最大。

　　郎先生这种对社会现象的洞察力真是令人叹为诧之。他对中国社会的腐败行为及其根源可谓一言一毙之。是的，现在中国反腐难，难于上青天，不就是因为"腐败铁三角"作祟吗？腐败的大小公务员公然联手亵渎公权，勾结司法权力为其腐败保驾护航，把由此造成的恶劣后果转嫁广大民众，让民众为社会贪腐势力买单。这，哪有天理可言？

　　现在看来，中国的贪腐主要来自地方官员，中央政府已经难以驾御、控制地方官员的腐败。各级地方政府，在打着大力发展地方经济的幌子下，利用各种时机，诸如房地产开发、路桥建设、大型企业审批、各种园区建设等，一些高官、一些手握实权的大小官员暗地里与心怀叵测、利欲熏心、主动投怀送抱的腐败的所谓企业家苟合一起，他们为把肮脏交易正当化、合法化，又豢养一批黑白不分披者学者外衣的黑心狼犬，让他们在各种场合狂吠不止，混淆视听，为其主子高唱赞歌，歌功颂德。这样以来，就形成了郎先生所说的腐败铁三角。中央政府应该由此吸取教训，坚决改正考核地方官吏的政治标准，不要动辄拿GDP说事，而把当地百姓福祗作为考核各级官吏的唯一政治标准。让人民去考核所谓父母官，只要人民不认可，就让他卷铺盖卷滚蛋。只有这样，反腐才能既治标又治本。我想郎先生也会同意这种观点吧。

　　民众呼吁郎先生那样的学者，民众期盼像郎先生那样的学者如雨后春笋，在祖国大地上茁壮成长，蓬勃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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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国雄:劳动合同法草案点评

　　与十一年前生效的<劳动法>相比，此次的<劳动合同法（草案）>在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方面确有许多可圈可点之处。但勿庸讳言，可能是立法者的疏忽或其他种种原因，<草案>中也有不少值得进一步讨论的地方。为了使正式通过的<劳动合同法>更趋完善，现选其要者予以点评，欢迎读者参与。

　　第一条为了规范用人单位与劳动者订立和履行劳动合同的行为，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促进劳动关系和谐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制定本法。

　　点评：去掉意识形态的考虑，将"雇主"代替"用人单位"更能反映当今市场经济中劳动法律关系的本质，而且更简洁，覆盖面更广（包括了个体老板）。

　　第十条

　　……

　　依法成立的劳动合同，自成立之日起生效；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对劳动合同的生效约定条件的，自条件成就时生效。

　　……

　　点评：如雇主约定让劳动者完成实际上不可能完成的销售额作为生效条件，雇主岂不笑死？虽然试用期包括在劳动合同期限内，但它包含了两层意思：1.劳动者在试用期内提供了雇主规定的劳动，就应享受劳动合同规定的工资和社会保障；2.在试用期内不满意的双方都可以解除合同。从第二层意思来看，试用期也可视为一种"条件"。在劳动者普遍处于弱势的情况下，有"试用期"就足矣！

　　第二十三条劳动合同约定的劳动报酬和劳动条件等标准低于国家规定或者集体合同规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以及劳动合同未采取书面形式引发争议的，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可以重新协商。协商不成的，适用集体合同规定；集体合同未作规定的，适用国家有关规定。

　　点评："国家有关规定"：是指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还是地方规章？应予明确规定为好。

　　第三十一条劳动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一）在试用期间被证明不符合录用条件的；

　　（二）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按照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应当解除劳动合同的；

　　（三）严重失职，营私舞弊，给用人单位的利益造成重大损害的；

　　（四）劳动者同时与其他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对完成工作任务造成严重影响，经用人单位提出，拒不改正的；

　　（五）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

　　点评：刑事责任与劳动关系是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偶有失足就断人生路？如果是轻微的过失犯罪呢？或曰：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也可以不解除嘛。但是在传统的意识形态的思维定势下，被追究刑事责任就意味着失去工作。退一步讲，即使要用解除劳动合同作为对被追究刑事责任者的惩罚，适用本条的第（二）款和第二十七条中劳动合同中止的有关规定就足矣！建议删除（五）

　　第三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在提前30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劳动者本人或者额外支付劳动者1个月工资后，可以解除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一）劳动者患病或者非因工负伤，在规定的医疗期满后不能从事原工作，且未能就变更劳动合同与用人单位协商一致的；

　　（二）劳动者被证明不能胜任工作，经过培训或者调整工作岗位，仍不能胜任工作的；

　　（三）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致使劳动合同无法履行，经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未能就变更劳动合同内容或者中止劳动合同达成协议的。

　　点评：

　　1.竞业限制约束的主要对象是那些掌握着商业秘密、技术秘密等经营信息而富有就业竞争力的群体，他们往往是解除劳动合同的主动者。对这个群体的劳动者的补偿为"年工资收入"无可厚非；相比之下，即将退休又缺乏重新就业竞争力的劳动者（签定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劳动者）往往是被动地接受雇主一纸解除通知。而"草案"中仅用一个月的工资就打发他（她）们，是否有失公平？建议给予后者平等待遇，改为"不低于一年的工资"。

　　2."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如何定义？单位合并、分立算不算"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如与第二十六条冲突，哪条优先适用？

　　第三十三条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致使劳动合同无法履行，需要裁减人员50人以上的，用人单位应当向本单位工会或者全体职工说明情况，并与工会或者职工代表协商一致。裁减人员时，应当优先留用在本单位工作时间较长、与本单位订立较长期限的有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以及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劳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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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评：单位本身不足50人的怎么办？建议再加上一定的比例。

　　第五十一条依照本法应当经工会、职工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讨论通过或者通过平等协商作出规定的事项，用人单位单方面作出规定的无效，该事项按照工会、职工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提出的相应方案执行。

　　点评：怎样解决工会天生的"软骨病"？建议修改"工会法"

　　第五十五条用人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劳动保障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支付劳动报酬或者终止、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劳动报酬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应当支付其差额部分；逾期不支付的，按应付金额50％以上100％以下的标准责令向劳动者加付赔偿金：

　　（一）未依照劳动合同的约定或者未依照本法规定支付劳动者劳动报酬的；

　　（二）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支付劳动者工资的；

　　（三）终止、解除劳动合同，未依照本法规定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的。

　　用人单位乘人之危或者以欺诈、胁迫以及与劳动者恶意串通方式订立劳动合同的，由劳动保障主管部门处以2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罚款；劳动者与用人单位恶意串通的，已经取得的报酬予以收缴。

　　点评：第五十七条规定：劳动者未依照本法规定的提前通知期限通知用人单位，即解除劳动合同的，劳动者应当按月工资标准的2倍向用人单位支付赔偿金。将第五十七条与第五十五条第一款相比较，很明显，对恶意拖欠最低工资的雇主的惩罚心太软，加付赔偿金的起点太低，建议按照第五十七条的"两倍"加付赔偿金，以彰显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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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维烨:大灾当前政府为什么喜欢封锁消息

　　从非典到雪灾，还有一次次的矿难，一次次的突发事件中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政府在开始阶段总是尽量隐瞒消息，直到纸里包不住火了才被迫昭告天下，并且个新闻媒体必须统一口径。这种做法给灾难治理和预防带来很多隐患。虽然有很多网民呼吁政府关注一下公民的知情权，但很多人并没有觉得政府这种行为有什么不妥之处，甚至还替政府的行为辩解。其辩解之辞无非就是在没有充分了解灾情之前，夸大灾情会引起不必要的恐慌，引发一些不必要的后果。

　　公民的知情权在这种解释下就可以被忽略，而且公民也觉得理所当然。这无疑是法制建设的一大悲哀。关于公民的知情权被践踏的现状，很多人都谈论过，本文不想赘述。我想跟大家探讨的是这种悲哀的来源：为什么政府的不作为不会引起民众的不满，或者是这种不满为什么没有对政府形成压力。

　　长期以来，国人已经习惯了这种藏着掖着的思维，君不见有人病入膏肓，全家人都知道，就是瞒着病人本人，连医生也跟家人联合起来欺骗病人；君不见家中老人去世，全家人瞒着正在高考的孩子，只是怕他们分心；君不见家里孩子在外面出事，家人合力瞒着老人，生怕老人承受不起；君不见孩子惹了祸，兄弟姐妹和妈妈心知肚明，只有老爸一个人不知道。

　　就连最八卦的人都知道哪些话在哪些人面前不能说。最喜欢打听消息的人在该瞒着的人面前也会三缄其口，最诚实的人也会为了瞒着那个人撒一些"无关紧要"的谎。有的事情，全世界都知道，只有最有权知道的那个人不知道。或者这个人知道传闻的n多版本，但就是不知道真实的那个版本。有时候这个人无意中知道了真相还得装着不知道。种种怪状都折射出一个问题：公民知情权的缺位。病人有权利知道自己的身体状况，医生也有告知病人的义务。这种常识和法律，可以被医生和家人以种种理由任意践踏。家人之间的亲情可以亲情本身的名义被扼杀。

　　抛开种种顾虑不说，让我们看看这种藏着掖着的行为带来的后果。

　　在成龙主演的《醉拳2》里，黄飞鸿丢了人参，怕被责罚不敢告诉老爹，反而拿金枝玉叶来代替，差点酿成命案。老爹最后因为黄飞鸿隐瞒又怒发冲冠。这虽然是电影，但却可以拿来分析一下当事人的行为逻辑。

　　黄飞鸿犯了错，怕被责罚，不向老爹上报，自作主张，试图自己弥补。黄对自己所受责罚过分高估，而对他人造成的影响过分低估，企图蒙混过关。

　　事情败露，老爹大怒，重重责罚黄。好像是因为黄丢了人参，其实是因为他擅作主张，差点酿成大错。

　　这里涉及到一个利益问题，致使黄隐瞒老爹，弄虚作假。最后又因为事情败露不得不承认错误。他也受到更重的责罚。

　　有些人怕老人承受不起打击，家中有事都瞒着他们。自己每天心事重重，若有所思，还自以为在看着自己长大的老人面前装的无懈可击。他们过分的低估了别人的承受能力，把所有问题都自己扛，最后只能很受伤了。

　　我们的政府，都是由跟我们有同样思维方式的人组成的，又没有有效的权力制衡和监督机制，遇事便想自己揽下来，一是不想辜负了党和人民的重望，怕受上级责罚；二是怕民众承受能力差，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给本来火烧眉毛的形势添乱。

　　为什么政府想象中的上级就是种种责罚，而不是正确领导？一是由于事故负责机制不明晰。政府人员觉得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出事了就对自己不好，而不去进一步想自己应不应该负责；二是这些人员有些见不得光的地方，平时不作为才导致事故的发生，当然不敢向上级报告，免得自讨没趣。在他们的思维中，不是想着怎样对民众有利，怎样对救灾有利，而是怎样对自己有利，就像《醉拳》里可爱的成龙一样。

　　为什么政府不觉得民众如果知情的话，会有利于事态发展呢？我们的政府一向以父母自居，平时就把所有事情扛在自己肩头，民间团体也是在政府领导下有序行事，就像温室的花朵，哪里经得起狂风暴雨的袭击。这其实是政府职能没有界定导致的。如果政府平时就有所为有所不为，让民众自己安排自己的生活，并且积极备灾的话，也不用担心民众只会惹事，不会办事了。平时尚且不能让民众知情，现在怎么能让他们知道呢？

　　在我国现阶段，政府并不需要向民众负责，而只需向上级负责，致使公民的政治知情权得不到保障。但是公民对于健康、环境、气象资源等的知情权同样得不到保障。要想实行宪政，首先要培养国人的权利意识，尤其是知情权意识。如果有一天我看到有病人临时前制定律师告自己的医生和家人侵犯了他的知情权，而不是默默地死去，我就看到中国宪政的春天了！

　　作者电子邮件：lixu-lixu(at)hotmail.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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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若城:桑拿中心与妓院

　　如今国家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理论的指导下，社会经济得到空前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和物质消费水平也极大提高。在经济发展的推动下，一种新兴的服务产业也在祖国各地蓬勃发展，而且生意兴隆，财源广进！ 它就是桑拿中心，简单的说它就是过去的澡堂子，唯一不同的就是它具有了过去被毛主席铲除干净的妓院的功能。而且越是经济发达的地区，这种桑拿中心也就越多，正如有朋友参加房产企业会议时，一位局长发言所说："繁荣昌盛，繁荣娼盛，要想经济繁荣就得娼盛；要娼盛就得开妓院，但我们国家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明的是不行的，那我们就开澡堂子再配上小姐，这就是如今的桑拿中心。这样客户开心，自己开心，皆大欢喜！"

　　是啊，这种方式更便于开展公共关系，便于吸引投资，摆平客户。而且一定程度上还能增加财政收入和腐败的方式，可能还能降低社会犯罪率。再给桑拿分个档次满足不同的消费群体，这叫全民洗桑拿，全民嫖妓！再来个有效补充例如足疗啊等等。

　　我说这是让全民精神在堕落，吃喝嫖赌又再次成为国民的日常生活习惯，而且是在政府的默许之下，是在国家干部的带头怂恿之下，如此循环国民精神文明与旧社会又有什么区别？

　　经济发展了，为什么我们的精神文明却不能得到更大程度上的提高；教育改革高校扩招，各地大学城建的越来越多，可是学校的硬件上去了，看看我们祖国的未来是什么样的面貌？空虚，没有方向，吃父母，胸无大志。这样的学生进入社会怎么可能有进取心呢？看看我们的企业家，缺乏诚信和创新能力，没有社会责任感和严谨的作风。看看我们的社会精英在做什么？忙着为利益集团沽名钓誉，忙着为外资企业圈钱，忙着为自己挣钱。看看我们的有些官员在做什么？忙着送自己的子女出国深造移民，忙着欺上瞒下，搞政绩，卖国家资源；看看我们的老百姓在做什么？继续为生计而奔波，出卖着廉价的劳力，满足着那一点点成就，只扫门前雪，兴高采烈的供着高价房。

　　有些跑题但是正是有这些社会文化背景才会有如今桑拿中心的流行，社会需要管理，而人的精神文明更需要建设，我们不能让人性任意发展而没有方向，我说的是好的方向，是适合人类社会进步应有的方向，那才是人性。中国是典型的男权社会，几千年的封建思想统治和事实上的经济落后依然主导着我们国民男尊女卑的思想意志，婚姻在一定程度上是取决于双方的经济基础，所以婚姻的根本感情基础并不是真正符合人性人心。灰姑娘的故事之所以能打动人们的心那是因为在现实中这是得不到的爱情。之所以谈到婚姻文化背景是因为正是大多数婚姻的现实性导致了婚姻的背叛，再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