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7月31日 星期四

王万然:QQ靓号的陷阱

  QQ妙不可言,尤其是对喜欢聊天的人,它比电话、手机多了可视、发送文件等功能,最大的特点是节省电话费,QQ聊天不用钱,只要双方有时间守在电脑旁,甚至还可以群聊,也可以通过手机聊QQ.因而QQ靓号也像电话号码一样吸引人。但QQ号码多是随机选送,找个心宜的号码不容易。随着QQ用户的迅速增长,号码已长到了九位数,难记,五、六位数的号码和易记的号码成了抢手货。但是,越是热门的东西,月有人想方设法来诱惑你。

  最近有网站在网络免费赠送6位数QQ号。你选中了一个比较满意的号码,跳出了要求输入手机号码的页面。输入了手机号码后,又说要发送信息到106223116参加活动,每条信息1—2元。发送信息后手机便按提示操作陆续得到以下信息:

  1."恭喜你有机会获得六位QQ号,请回复数字61激活。"

  2."感谢您使用深圳星盟公司的时尚风暴业务,服务代码10622311,信息费2.00元/次,由中国移动代收,客服电话020-61136967.中国移动"。

  价格已经不对了,但经不起QQ号的诱惑,还是往陷阱再进一步。

  3."为了使你的号码安全,请回复数字62申请密码保护(请完成激活流程)"。

  4."请确认您的手机号码,62-本机,63-其他号码"。

  耍什么花招?手机号码不是早输入了么?就是为了多点信息费?要停止呢还是继续玩下去,我想,已经花了不少钱了,停止了就浪费,不如跟他们玩到底,弄明白后公诸于世,说不定还能赚些稿费补回来。

  5."我们已经登记好你的资料,回复数字61开始获取"。

  6."第一关:北京奥运会口号是什么?62-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 63-东南西北中,奥林匹克风(很简单哦!您能够答对吗?)"。

  7."恭喜您答对了,请回复数字62进入第二关,加油哟!通关等着您!继续挑战吧"。

  8."第二关,奥林匹克运动的格言是什么?62-更高更快更强 63-和平友谊进步"。

  9."恭喜您答对了,请回复数字62进入第三关(共五关)"。

  10."第三关:北京奥运会哪天闭幕?62-8月8日 63-8月14日 64-8月24日(请在3分钟内回答)"。

  11."恭喜您答对了,请回复数字62进入第三关(最后两关了,加油哟)"。

  12."第四关:奥运会历史上最有名的主题歌是哪首?62-奥运雄风 63-北京欢迎您 64-手拉手(请在2分钟内回答)"。

  13."恭喜您答对了,请回复数字62进入最后一关!勇士继续前进吧!(还有最后一关)。

  14."第五关:香港圣火传递哪个人没有参加?62-陈奕迅 63-李丽珊 64-黄金宝(请在1分钟内回答)"。

  15."很遗憾,你答错了,错过了获赠QQ靓号的机会,回复65重新挑战"。

  16. "恭喜你有机会获得六位QQ号,请回复数字61激活。"

  看来又得从头开始,我放弃了。我共花了32元,还花了不少精力和时间。QQ靓号,宰你没商量。有人说花了120元还拿不到QQ号。对我来说,损失点没所谓,说不定写成文章投稿还可以捞点稿费回来,而对于那些没有经济收入的大中专学生及中小学生来说,他们花了几十元还得不到一个想要的QQ号,是多么痛苦啊。

  作者单位:广东省汕尾市汕尾日报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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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万然:钱是谁的?

  读了2006年8月26日《南方日报》头版《李嘉诚1/3财产将捐慈善基金》后,就有了动笔的冲动。

  中央电视台播完电视连续剧《乔家大院》后,我当时产生的问题是:乔致镛的钱最后到哪去了?乔致镛死后,中国经历了外国侵略,推翻帝制、军阀混战、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土地改革、反右运动、文化大革命等等一系列撼动中国整个社会的大事件,每一件都有可能涉及到乔家的根本,乔致镛那么多金银财宝早就不在乔家大院了(后来听说埋在地下的所有金银给日本侵略者运回日本去了)。在与同事谈论这个问题的时候,他说,我问人家"钱是谁的",有人回答是自己的、有人回答是子孙的,通通错误,钱是社会的。

  是啊,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不管你最后剩下多少钱,就是留给了子孙,最终还是留给了社会。钱不是万能的,但没钱万万不能,钱这种东西只不过是让你在所处的社会消费的凭证而已。钱不花掉,等于是一幅画或一个花瓶,只能收藏、欣赏。法国著名作家巴尔扎克《欧也妮.葛朗台》是这样形容守财奴葛朗台先生的:"讲起理财的本领,葛朗台先生是只老虎,是条巨蟒:他会躺在那里,蹲在那里,把俘虏打量个半天扑上去,张开血盆大口的钱袋,倒进大堆的金银,然后安安宁宁地去睡觉,好像一条蛇吃饱了东西,不动声色,冷静非凡,什么事情都按部就班的。"广州市有个妇女,整天捡破烂堆在家里发臭,怕破烂给人偷了,还睡在破烂上面。葛朗台先生和这个妇女又有什么区别呢?钱和垃圾又有什么区别呢?

  根据布福斯的调查,李嘉诚的个人财产高达1500亿港元,还有源源不断的收入,该怎么花都是他自己的钱,可是,他永远也花不忘。怎么办呢?是像葛朗台先生那样睡在钱上面,还是把钱贡献给社会上需要钱的人呢?他选择了后者,把从社会上赚来的钱回馈社会,使钱完美地完成一个流通过程。美国创办微软的比尔?盖茨,辛辛苦苦地把公司从小办到大,雄踞世界电子行业,还被美国司法部起诉,最后功成名就的他,竟然宣布逐步退出微软管理层,并成立慈善机构,把个人绝大部分财产捐献出来,世界第二巨富沃伦.巴菲特,也有同样的义举。他们拼搏一生所图的是什么?无非就是赚钱,赚了钱以后又图什么?回报社会。

  看看我们身边的多少企业家,他们有没有像李嘉诚和盖茨等这样的气魄,把用汗水换来的钱奉献给社会?甚至像盖茨那样把公司让出来?还有不少官员,贪得无厌,睡在钞票上面,还终日提心吊胆担心东窗事发。最典型的莫过于深圳某局一个处长了,自家合法收入已经超过了1000万元,且有几套房子出租,居然大肆受贿,并寄居在其老婆的办公室,钱不但没给他带来幸福的享受,最终还身陷囹圄。

  有人说,我赚了钱花不完可以留给子孙,或为子孙赚钱,殊不知,把巨大财产留给子孙,反而害了后代。古话说,富不过三代,事实也如此,历史上那些敛财人家,除了被政府征用财产或抄家,有的被强盗掠夺,有的被起义军革命外,相当部分是培养了一大批纨绔子弟,到了第二三代,不会挣钱,反会挥霍,很快就走向没落。

  要回答钱到哪去,首先要了解钱从哪来。世界上没有一个自己能造钱的人,钱都是从社会来,不管你通过掠夺、贪污、受贿还是合法生产、经销、中介,所赚的钱都取之社会,只有整个社会能和谐地流通所有的钱,钱才体现了社会价值,大肆敛财把钱都集中在几个富豪手里,绝大多数人就无法和你交易及交通,社会就不平衡、不和谐,就会动荡。只有把钱奉献给无能力赚钱的人或无钱无法生活的人,回馈社会,钱才有使用价值。

  河北省衡水市枣强县王常乡南臣赞村党员农民林秀贞,虽然没有盖茨、巴菲特和李嘉诚他们那样有钱,但她也有一颗奉献社会的爱心。林秀贞视社会责任为己任。30年如一日,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各种困难,义务赡养6位孤寡老人,在精神和物质生活等各方面对6位老人付出了儿女般的照料和孝道。林秀贞学科技、学经济,带头创办个体企业,并把经营企业作为扶贫济困奉献社会的基础。多年来,为8位残疾人传授了生产技术,不但把他们安排在自己的企业就业,还帮助他们解决了婚姻、疾病救治等许多生活困难。还资助本村和邻村14名贫困家庭子女步入大中专院校,收养救治了一名出生仅40天的患病弃婴。

  从他们在赚钱和把钱奉献给社会的壮举中,我们看到,只要是有血有肉的人,他们都不会把钱当成自家的私有财产,扶贫助残使他们的人生更加完美、更加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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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万然:记者不是记者,编辑也非编辑

  看了这样的标题,你可能会认为笔者是头脑发热说胡话。公孙龙说"白马非马",是指个体不等于整体,而笔者要说的是整体不等于个体。

  在技术专业资格系列中,最混乱的莫过于新闻专业了。教师系列,职业上大家都是教师,尊称为老师,但其职称中小学的有高级教师、一级教师、二级教师等区别,高校的则为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同样是医师,有主任、副主任、主治等区别;播音员、演员、作家等则分一、二、三级;而记者、编辑却是职业、职务、职称混在一起,不管你是博士毕业还是高中毕业,只要在报社担任采访任务,就是记者。填写职务时,有行政职务的填现职如总编辑、主任等,没有行政职务的连没有职称的都可填"记者、编辑"了。但是,记者、编辑又是新闻系列的职称,从低到高分别为助理记者(助理编辑)、记者(编辑)、主任记者(主任编辑)、高级记者(高级编辑),记者、编辑是中级职称。你虽然从事记者、编辑的职业,同时担任记者、编辑的职务,但你的职称不等同记者、编辑。所以说,记者不等于记者,编辑也不等于编辑。

  2007年在深圳参加全国杂文研讨会,和我住在一起的是香港文汇报的年轻编辑张俊峰,其名片印着高级编辑,如果按照我们职称的评定,没有四十岁一般很难评上正高。我问他是怎么评上的,他毫不隐瞒地说,我也不知道,大学毕业后到报社工作,就给我编辑,干了一段时间就说我是高级编辑了。估计他们的高级编辑是相对于一般编辑而言。后来,某报一名高级编辑来访,说起职称的事,他说他们报社内部改革,不按职称系列安排资格职务,而是搞什么资深编辑之类的。

  至于不同专业系列的,更难以分清了,如果把一叠分别印有主任医师、主任记者、高级编辑、编审、高级教练、中学高级教师、高级经济师、高级工程师、一级教师、一级作家、一级播音员、二级作家等的名片让黄宏、侯耀文"斗地主",一定斗得一塌糊涂。原来,主任医师、高级编辑、一级作家(文学创作一级)是教授级,而主任记者、高级教练、中学高级教师、高级经济师、高级工程师、二级作家是副教授级,一级教师、一级播音员却是中级职称。同样是高级,有的是正高有的是副高;同样是主任,有的是正高有的是副高;同样是一级,有的是正高有的是中级;同样是二级,有的是副高有的是初级。想要把这些按职称高低分出来,除非是职改人员,否则就很难分清子丑寅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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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7月30日 星期三

夜雨飘临:从工资增长18%,谈中国的钱去了哪

  国家统计局公布了城镇居民在职员工工资收入增长,较去年增长18%,而且平均有一人一月2100之多。随即引起惊诧声一片:"我怎么没加工资?"

  刚看看了央视的权威解释,方才释然,原来咱们这些小百姓根本不算城镇居民在职员工!该统计数据只包括,国企,公务员,事业单位,三资企业,不包括私企,不包括个体户,不包括农民工,不包括自由职业者。据说这个数据统计的范围大概是1.2亿,如果按照中国13亿人算,中国在工作的人算来应该有6.5亿(一个人假设活80岁,20岁一下读书,60岁以上养老,工作40年正好是生命的一半)扣掉专业种田养殖的农民,算2亿好了,还有4.5亿人在上班。

  我们看看在统计内的1.2亿人,是些什么人,国企,大部分是石油石化,矿产,电力,运输,银行,通信邮政,等垄断企业,他们享受着高额的垄断利润,而这些垄断来源于行政的垄断控制。

  公务员,事业单位。他们花得是纳税人的钱,想加工资太容易,打一个报告上去,大红花轿人人抬,谁也不会不做顺水人情。

  三资企业,一般所处的行业都是有高利润,但又有行政限制的行业(不然外资才不陪你玩呢!)。

  这么分析起来,18%毫不奇怪,连续5年增长2位数也不奇怪了,我看说一年增长30%都没人觉得奇怪。

  根据央视提供的数据,中国的GDP的10.5%被用来发工资了,其他的呢?其他的89.5%也是中国人民创造的价值,都跑哪去了?20%以上被当税收政府拿去了,其他的被垄断企业和资本家拿去了(有可能拐个弯又进了政府官员的腰包)。

  中国经济的增长,近几年都是10%左右,而这些垄断部门和公务员的收入增长连续五年都在2位数,而且今年是18%,去年是18.7%.这意味着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价值分配的体系也在向权力和资本倾斜,依靠劳动所分配的社会收益越来越少了,而按照马克思所说这一切的收益都来源于劳动者!特别是公务员工资的增长更不可理解,普通工人的工资增长,基于他们给社会创造的价值的增长,如果工资增长了,一般都是创造的价值有所增长。而公务员则不同,他们是为社会服务的,依靠纳税人的钱发工资,他们的工资增长就意味着社会的公共消耗的增长!

  另外可说明的是,过去的几年,最广大的私企员工,个体户和农民工的收入增长一定少于10%,而通货膨胀率一般都在5%左右。换而言之,中国70%以上的普通职工的收入可能实际上没有增长,或者实际上在减少!

  更糟糕的是,各地政府与房地产开发商哄抬房价(福州市政府就曾放出市政府搬迁的假消息炒地价),这样房地产的巨额利润就被政府和开发商瓜分。为此埋单的,大部分还是这些收入没有实际增长的工作者,他们不得不将自己的收入中的相当一部分变成房地产利润交给政府和房地产商,另外他们还必须额外奉上利息给存钱在银行的资本家。

  从而形成今天中国这样的社会分配局面:行政权力与经济垄断占大头,资本家老二,劳动者第三。

  最可笑的是,第一的行政权力,却号称是来源于第三的无产阶级和工农联盟。卖掉的地皮,据说是全民所有,换而言之,就是把属于我们人民的东西卖给人民,还必须卖高价!

  大家日子过得苦不堪言,只好去烧香拜佛。正好又被国内各位高僧好好赚去一大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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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思余:公务员正常化退出的“两大前提”是什么玩艺儿?

  6月24 日《羊城晚报》刊发了毕诗成先生的"首席评论"文章《公务员正常化退出需有两大前提》。文章的核心观点是:"公务员退出机制"要来实的,有两个重要的制度前提:一是改变官员福利制度,让它彻底变成社会保障制度的一部分;二是引入并强化外力问责制度,让按考核成绩淘汰公务员成为常态。

  相信读罢该鸿篇巨论,好好"整治"了公务员,不少人感觉一定很过瘾,也很刺激。似乎道出了我们的心声。可是一旦我们仔细琢磨琢磨,好像又不是那么回事。只要我们对这两个所谓的"前提"做一些分析,就会颇有不同政见。是次中央从反腐败的角度提出坐实公务员正常化退出机制,我们需要明白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为什么要这么提?其要义在哪?

  笔者在《公务员退出正常化才正常》一文中已经对此做了一些分析。简言之,建立公务员正常退出机制是中国回应全球官僚制腐败的大气候,结合近年中国公务员腐败频仍导致整个社会怨声载道的现状,加之十五年来,中国公务员制度长期以来只是在一个单向度发展,这就是强化公务员的进入壁垒,弱化公务员的退出机制。夸张点说,基本上不谈公务员退出的机制问题。虽有公务员法的纸面文本,却压根没有真正实施。虽然各地有些针对公务员退出的试点和做法,但是更多的徒具新闻意义,而无实质之效。中央这次提出要建立公务员的正常退出机制,主要就是基于这些考虑而做出的一个通盘谋划。

  接下来我们有必要对宏论中的"两个前提"做些讨论。公务员正常化退出,是不是要解决福利变社保、引入并强化外力问责这样两个前提呢?这两个方面怎么一下子成了公务员正常化退出的"两大前提"呢?这是基于什么样的逻辑?笔者叹服的是评论的匠心独运,真可谓神来妙笔,都怪笔者愚钝,既看不懂,又想不明。

  首先,现行《公务员法》明文规定,公务员的福利和社保是有根本区别的。《公务员法》第七十六条规定,公务员按照国家规定享受福利待遇。国家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提高公务员的福利待遇。公务员实行国家规定的工时制度,按照国家规定享受休假。公务员在法定工作日之外加班的,应当给予相应的补休。第七十七条规定,国家建立公务员保险制度,保障公务员在退休、患病、工伤、生育、失业等情况下获得帮助和补偿。公务员因公致残的,享受国家规定的伤残待遇。公务员因公牺牲、因公死亡或者病故的,其亲属享受国家规定的抚恤和优待。

  如此说来,怎么能够轻言、甚而简单地将公务员的福利变为社保呢?更何况公务员的有些福利是无法变为社保的。比如说公务员的休假、休息问题,怎么变社保?公务员们会同意吗?如果他们不同意,你却强行实施,这不是多数人的暴政吗?尚有,搞不明白的是,这所谓的公务员正常退出的第一大前提何以成为前提?是不是在键盘香烟之间神来一敲,来,管他奶奶的,公务员福利彻底社保化,就成为了公务员正常退出的一大前提?

  其实各行各业都有一些所谓的福利,只是程度的不同而已。作为一个在社会上的强势群体,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改革开放最大的既得利益者,相比其它行业来说,公务员群体的福利可能在整体上要优越一些。或许这是我们必须承认的事实。规范这一群体及其行为还尚需时日。如果一下子就要福利变社保,如果不是哪门子的神经错乱,恐怕也是哪个毛细血孔出了点问题。我们的时评员们不是扛着民主、法治的大旗吗?那你民主一下,看看公务员们谁会同意?而且,别忘了,这里面还有一个地区差别、经济发展水平差异问题,这些问题恐怕也不能不考虑吧?!

  就算我们姑且承认,福利可以化为社保,可是我们目前的社保状况如何?这些年发生了多少社保基金案?最大的堪称上海的陈良宇集团。如果真的实实在在查起来,小的恐怕不计其数。就我们当下的社保管理体制而言,目前我们的社保地域壁垒如此森严,别说"神州行"(社保全国通行)的卡,就是"省州行"(社保全省通行)的卡也是步履维艰。

  如此情形,谁会放心社保,谁会同意福利并社保?更何况,各地公务员的工资待遇差别甚巨。联系最近两年物价飙升,不少地方,包括全国很多省城的公务员怨声载道、质疑不停,为何还不涨工资?年轻公务员面临结婚、生孩子、买房子、照顾父母家庭的压力,多少人不是叫苦不迭?更别谈什么福利了。此情此景,还要谈福利社保化吗?还要说福利社保化是公务员正常退出的第一大前提吗?!需要声明的是,本人并非公务员,更不是刻意要为公务员说话,而只是出于一介研究人员应该说的话。

  其二,我们需要讨论宏论的第二大"前提",也就是要引入强化外力问责制度。我们需要明白的一个事实就是,这次我们谈公务员要正常退出,主要用意在于要让公务员系统形成一个自我监管、自我淘汰、自我管理、自我问责的体系。这也就是为什么笔者强调此次从未来五年反腐败的角度提出公务员要建立正常退出机制,与一般意义上的公务员制度建设完全不同的地方所在。不是说不要外力,我们需要大量的外力监督。可是,这次强调要建立公务员要正常退出机制,其目的主要主要应该是通过公务员系统自身的制度建设,逐渐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公务员正常退出机制,并且切实有效执行。在这种意义上,公务员系统自身的慎独、操守、坚持、执著才是真正的前提。而不是动则套上什么外力监督。搞不清楚,拜托,请不要搬出"几大""前提"唬人,也不要在大街上摆出耗子药方吓人。

  反过来想一想,我们现在没有引入"外力(人大、人事、组织部门)等"监管吗?更何况,如果将人大、组织部门算作"外力"监管,并且说要强化其作用,恐怕这个不用我们的时评员们在报端的"首席评论"摇旗呐喊,更不用作为公务员正常退出的一个特定前提来予以强调。我们的人大、人事、组织部门等思虑得恐怕比我们可爱的时评员想象得要周到、健全、完美得多。更何况简单的常识就是,"人大、人事、组织部门等独立的第三方",这样的表述有谁会认同?如此"独立"是谁赋予的?

  对新闻的解读,特别是以时评作为职业或者志业的人士,必须站在一个相对较高的视角来评析。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就请不要轻易在我们的纸质媒体、特别是党政媒体,指点江山,请不要给社会、给我们的决策层开惶惶药方。因为你的药方的受众是社会大众,党政机关的报纸更是会影响到党政要员。或者会误导舆论,或者会曲解新闻的原意,或者于恰当的方针政策的形成不利。特别是关于政治和行政的新闻尤其如此。那些没有什么针对意义,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耗子药方,更是不要轻易乱开。

  在这方面,新闻时评与新闻时评人理当坚持一定的操守、担当一定的责任。在这方面,新闻时评需要强化基本学养,提升学理认知。在这方面,新闻时评人更是应该明确自己的使命,守护基本担当。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那就再次拜托不要大敲特敲键盘,不要动辄大点特点鼠标,不要动辄吆喝唬人、不要动辄耗子药满天飞。真的累了,那就歇着吧!或许这也未尝不是一种明智的选择。

  2008年6月25日晚上十点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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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思余:公务员退出正常化才正常

  中共中央近日印发的《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08-2012年工作规划》提出,深化体制机制制度改革首先必须推进干部人事改革。也就是要完善干部选拔任用制度。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要建立公务员正常退出机制。这是继1993年10月1日实施《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2006年1月1日实施《公务员法》以来,规范和完善公务员制度的又一项重要举措,而且是从退出机制入手。其耐人寻味之处在于,这是作为未来五年反腐倡廉的一项重要工程,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公务员制度建设。

  当今世界,有官僚制的国家无不因官僚制而陷于各种各样的困局。一方面,政府的工作需要大量的公务人员来充任,这既是完成政治、行政任务与职责的需要,又是维系政治稳定和政府正常运转的需要;另一方面,官僚制却常常成为现代国家成长的障碍物与绊脚石。简言之,现代国家的难题在于,它确实有赖大量官僚才能正常运转,可是,越来越多的官僚却日益成为现代国家发展的桎梏。

  为了赢得选举或者赢取考官的欢心,人们常常会在事先做出诸多承诺,可是一旦胜选或者进入官僚体系之后,这些美丽的承诺往往成为昨日黄花式的不负责任的谎言。而且,对官僚们的考核本身就是一种形式意义多于实质内容的走过场。近半个世纪以来,现代国家行政机关持续膨胀,加之对于终身制的常任官僚又不能轻易解聘或者辞退,官僚机构已然成为一个相当庞大、强而有力、不负责任、富于扩张的特殊机构;现代国家的发展及其责任向社会、经济领域不断延伸,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日益强大的官僚机构的成长,诸如此类的问题都使得官僚制的退出机制问题成为一个日益彰显且亟待解决的世界性问题。

  对官僚制的批判尚有,官僚们往往耐不住寂寞,他们可以肆无忌惮地与腐败、与堕落结为连理。无论何时何地,只要有由官僚负责制定、执行的规制的机会,他们就难免会想方设法、直接地或者变相地为其亲信、家属、利益集团等谋取特别益处。官僚们的权力触角越长,涉及的官僚人数越多,官僚们腐败的机会也就越大。官僚制导致诸多腐败问题,在绝大多数国家都是既成事实。区别只是在于其程度的轻重、形式的新旧、手段的不同而已。在第三世界国家,担任公务员也就意味着一定程度上可以攫取大量钱财、赢得显赫地位、彰显过人权势、积累深厚人脉。

  就当下中国而言,无论是就普通公务人员而言,还是就各级领导干部而言,公务员腐败,权力蜕化,已然成为我们一个无法回避、而且是相当令人痛心疾首的现实问题。前腐后继、带病提升、群体腐败、高官腐败、国际腐败等日益成为影响公务员形象、危及党国存亡的警示性难题。我们如何应对,我们能否积极有效应对,将成为公务员腐败能否有效遏制的关键所在。

  因此,有效控制、切实监管公务员,建立一套抗腐败、抗弊政、避免权力滥用的公务员反腐败机制,将是我们接下来必须重点推进的重大工程之一。理论上我们有很多途径监督公务员,诸如政党监督、立法监督、司法监督、行政监督、舆论监督、社会监督等,毕竟,这些都是外部监督机制。在一个相对封闭的权力结构中,外部监管的作用势必相当有限。我们尚需要一个切实有效的内部监管、自我约束的体制。

  从1993年《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实施以来,我们大量的工作重心都放在改进和完善公务员的招录机制上,而对于公务员的退出机制,我们关注得非常不够。2004年11月18日,武汉市人事局颁布《关于建立健全公务员退出机制的意见》,可谓开了一个好头。这一次中央从反腐倡廉的视角来强化公务员的正常退出机制则迈开了关键的一步。

  要避免公务员只进不退、多进少退的现象,就必须真正强化落实公务员的正常退出机制,这不只是简单兑现公务员法的硬性条文,也是从整个体制机制上将公务员制度的进入、管理与退出这三个环节有机衔接起来。通过强化公务员正常退出的制度化与规范化,通过强化正常退出机制来规范公务员的进入和管理,通过强化公务员的政治与行政责任机制来规范公务员的行动与作为,从而真正为反腐倡廉、革故鼎新,打造责任政府、法治政府夯实基础。简言之,公务员退出正常化才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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呙中校:深圳经济面临新考验

  2008年1-6月份经济数据日前公布,不出所料,深圳经济形势与全国一样,经济指标普遍回落,其中GDP增幅与进出口增幅明显下滑,分别为10.5%和9%,而2007年分别为14.7%和21.1%.

  这是连续三年以来,深圳上半年GDP增幅低于广东全省平均水平。根据过去几年的经验,深圳上半年的经济增长比较平稳,但到了下半年就开始发飙,工业生产加快,到年底时出口猛增。如2006年上半年GDP增幅为13.5%,而全年则高达16.6%;2007年上半年深圳GDP增幅为13.2%,而全年则达到14.7%,高于全国和全省平均水平。2008年深圳经济增长是否会继续呈现"前低后高"这个特点,再来一个大逆转呢?对此,笔者不甚看好,因为今年出口形势非常严峻,而深圳经济依然是出口主导的外向型增长模式。

  今年上半年,深圳外贸进出口增幅仅为9%,比去年下滑12%,其中出口形势尤为严峻。往年由于出口需求在下半年大幅增加,带动工业产值飙升,但是今年下半年很难重演。根据深圳海关公布的上半年出口商品统计数据,深圳出口值最大的两宗商品分别为"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其部件"和"服装及衣着附件",其变动幅度分别为14.6%和-44.5%,而去年同期分别为40.24%和53.25%,这种状况显然与美国次贷危机和人民币持续升值有关。鉴于美国次贷危机仍在发展之中,短期之内还看不到见底的迹象,由此引发的经济放缓不可避免,深圳乃至全国的出口形势都难以在短期内好转,因此深圳全年的经济增长形势并不乐观。例如,由于人民币升值形势变化太快,许多出口厂家都不敢签订长期和大额订单,从而影响了出口增长。

  从具体的出口数据来看,深圳经济形势总体来说,忧甚于喜。喜的方面一是深圳经济增速放缓,与中央正在进行的宏观调控步伐趋于一致,二是服装等低附加值商品的出口下降,对于深圳来说有利于产业调整升级,腾出空间来发展高附加值产业。然而,这两点也是一大忧虑,因为下调幅度均太大,尤其是服装出口由去年的飙升逆转为今年的猛降,不但令深圳经济大起大落(GDP明显放缓),而且还会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服装等低附加值商品同时也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其出口大幅下降会关闭多少工厂?会影响多少外来务工人员的收入和就业?鉴于下半年出口形势仍不乐观,因此笔者希望深圳市政府有关部门及早制定应对方案,保障这些外来务工人员的权利,这对于深圳的社会稳定至关重要。

  深圳经济形势另一大隐忧是高新技术产品出口也开始放缓。高新技术产业一直是深圳引以为豪的重点产业,在深圳出口商品中一直占据首要位置,出口额在全市出口总市值中有时甚至达到50%.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放缓虽然与全球经济形势有关,不过深圳仍可以将之看作为行业整合升级的一个机会,加大对具有高精尖技术力量中小企业的资金扶持,鼓励高新技术产业加强资源整合。

  更重要的是,在经济形势不稳定和产业调整时期,高新技术人才尤其容易流失。昨日南方都市报曾报道深圳技能人才不足,高房价赶走人才,因此在这波产业整合中,深圳应该想方设法留住高技能人才,为深圳下一波的经济发展积蓄力量。目前深圳市财政收入大幅增长,是不是可以考虑用这些财政盈余来留住并吸引人才呢?

  来源: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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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7月29日 星期二

魏巍:国际油价长期上涨趋势难改变

  国际油价自7月11日创下每桶147.27美元历史新高后急转直下,上周下跌加剧。纽约商品交易所指标原油期价7月25日跌至每桶123.26美元,创下7周以来新低,至此,国际油价跌幅已超过15%.

  如同国际油价涨势如虹时,看涨声此起彼伏那样,在国际油价下跌时,认为油价将继续下跌的观点又成为市场的主流。这种受当下油价影响甚至左右的研究者,永远沉浸在迷雾中不能超越出来,无法看清问题的本源。国际油价的下跌只是暂时现象,从长远来看,用不了多久就能止跌回稳,重新回到强势上涨轨道之中。

  这次油价下跌,有两个重要的影响因素。一是石油输出国组织再次下调了今年全球原油需求,导致业界普遍预期国际油价下跌势头还将持续。二是美国总统布什宣布解除在美国近海开采石油的行政禁令。但是,这两大所谓促使油价下跌的利空消息,都不具有真正意义上的杀伤力。

  石油输出国组织再次下调今年全球的原油需求本身,是否就符合现实的需求变化?事实上,在发达国家原油需求增速放缓的同时,发展中国家的需求量则在快速上升。石油输出国组织一直不愿意提高原油产量,即使在美国一再施压的情况下,也只有沙特宣布提高部分原油产量,而其他产油国则无动于衷,下调全球原油需求数据,无疑可以作为化解美国所施加的压力,作为拒不提高原油产量的一个合理借口。所以,石油输出国打上了自身利益的烙印的全球原油需求量下降数据,难以客观。

  石油输出国组织为何不愿意增加原油产量?

  其一,原油产量下降趋势不可逆转。减产几乎是世界主要产油国的共识。美国去年爆发次债危机以后,世界主要产油国由于担心美国经济衰退可能减少原油需求量而使油价下跌,都主动减少了产量。比如,沙特2007年的原油日产量比2006年减少了50万桶。 另一方面,一些产油国的实际生产能力呈现出明显下降趋势。截至今年5月,俄罗斯原油产量连续四个月下滑。世界现存的四个超级大油田中,除了沙特阿拉伯的加瓦尔,墨西哥的坎他雷尔、科威特的布尔干、中国的大庆产量都已下降。一些产油国甚至从石油输出国变成了进口国。如印尼,由于成了原油净进口国,已宣布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

  值得一提的是,原油产量的下降将是持续的、长期的。按照美国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最乐观的估计,目前世界原油探明储量也仅能满足未来50年的需求。这是支撑油价的最坚实基础,在低成本、污染的可替代能源研究成熟以前,油价上涨态势很难真正被撼动。

  其二,美元贬值步伐一天不停止,油价上涨态势就不会改变。

  众所周知,美元贬值是本轮全球性通胀的根源之一。首先,美元贬值导致以美元计价的原油、铁矿石等大宗商品价格上涨,进而传递到与能源相关的其他产品上去。其次,中东产油国的经济严重依赖能源出口,它们卖出石油换得日益贬值的美元,却又要以不断升值的欧元向欧洲国家购买各类商品,进而形成严重的通货膨胀。早在去年,通胀压力已令中东产油国不堪承受。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的报告,阿联酋、卡塔尔的通胀率都超过了10%.

  通货膨胀是一种货币现象,原因是货币发行过多,而美国政府为了转嫁次债危机,大肆借债印钞票,实行弱势美元政策,是引发全球通胀的根源。海湾国际自身没有消化通胀压力的能力,它们只能通过减少石油产量,推高油价——至少也保持油价的坚挺,来弥补美元贬值带来的损失。因此,石油输出国组织在美国施压,要求它们提高油价产量问题上一直态度坚定,除了沙特,几乎都在说"No"。

  只要美元贬值步伐不停止,国际投机资金"围剿"原油,在原油上牟取暴利的冲动就不会消失。一方面,投机者大肆囤积原油(据不完全统计,他们所囤积的原油期货总量超过10亿桶),加剧原油供不应求的态势。另一方面,投机者斥资数千亿美元,购买原油期货合同,不仅创造了新的需求,还大大强化了人们对未来油价将继续上涨的预期,这更加速了国际油价的上涨。

  其三,跨国石油公司阻止油价下跌。高油价不仅对产油国有利,对西方跨国石油公司同样有利。仅以行业领头羊美国埃克森美孚公司为例,估计原油价格每桶上升1美元就会为其额外带来4亿美元净盈利;天然气价格每千立方英尺上涨0.1美元,其盈利就将再增加2亿美元。

  而在西方国际的政治体系中,跨国石油巨头在政党更迭中的影响力是非常大的,这会影响到政府对油价的态度。以美国为例,正是由于布什家族与石油财团盘根错节的关系,使得诸如释放石油储备以平抑油价这样的建议难以通过。虽然,布什宣布解除了在美国近海开采石油的行政禁令,但是,这项近海开采禁令仅涉及美国政府所禁止开采的全部石油资源总量的21%,且面临国会和地方政府的掣肘,加之开采技术难度甚大,即使现在着手开采,按照布什政府能源信息署的一份报告所言,"在2030年之前,开放近海开采对本土供给的影响也不大"。

  而且,油价如果下跌,生物能源的制造者的利润空间被压缩,他们研制可替代能源的投资会减缓,这也会促使油价止跌回稳。

  因此,油价下跌只是暂时的,从长期来看,国际油价还将回到强势上涨轨道中来。对此,我们应该提前做好准备。

  来源:上海证券报2008年7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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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图:假“断供”意在骗政府救市

  前段时间,有媒体报道称,房价下跌在深圳地区引发"断供潮",余额高达千亿元。深圳"断供潮"事件闹得沸沸扬扬,远近皆知。但是,这一说法遭到权威部门的否定。

  深圳银监局局长刘元表示,从个人住房贷款情况看,截至2008年6月末,深圳中资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余额2198.72亿元。若按五级分类口径统计,个人住房贷款不良余额为13.85亿元,比年初减少0.73亿元;不良贷款率0.63%,比年初下降0.02个百分点。按更审慎标准(逾期90天以上贷款对应的全部贷款余额)统计,不良贷款余额为17.35亿元,比年初增加2.11亿元;不良贷款率0.79%,比年初上升0.11个百分点。

  很显然,即使按较审慎标准统计得出的数据,所谓的断供现象也只是极个别。不良贷款率仅0.79%,比年初也仅上升0.11个百分点,说明,银行住房按揭贷款不仅是安全的,依然可以称得上是优质的。

  但是,一些开发商及专家学者,正是利用"断供潮"的炒作,揭起救市大旗,向政府施压。如某学者指出:"当楼市的高端部分出现价格崩溃的时候,连锁反应将会非常恐怖。国内资金也会从深圳楼市撤出,本地居民将会大规模断供。这样的结果将不仅仅波及资产价格,银行体系也将面对双重打击:一是存款大规模挤提;二是不良金融资产急升。同时,急剧变动的汇率将冲击全国脆弱的金融体系。"

  当"断供潮"的谎言被深圳市银监局揭穿,一个隐藏着的意图浮出水面。

  据7月28日的《经济参考报》报道, "断供"其实是开发商等既得利益者自导自演的把戏,以便为"救市之说"造势。"'断供'只是一个手段,要国家松动银根,确保开发商、炒房者的利益才是关键。""断供"的是炒房者和开发商手中囤积的楼盘,超过一半以上都是2005年下半年到2006年10月前购买,目前的价格还大有赚头。"断供"的目标是"四两拨千斤",希望政府能够出台政策,为银行信贷"松绑",同时也给银行造成压力和错觉,使得银行有争取宽松信贷条件的"砝码"。

  原来,"断供"只是向政府施压的工具而已!我国从2005年3月26日("国八条"问世日)开始就开始对房地产市场进行调控,而在此期间,房价在持续攀升,一些城市尤其深圳等一线城市的房价又上涨了一倍左右。房价在调控声中一路上涨,对政府公信力构成损害,在此过程中,政府不断反思和总结经验教训,相继出台了一些新的调控措施。此轮房价的调整,正是中央一系列调控政策初见成效的结果,这个成效是来之不易的。如果现在就出台宽松政策去救楼市,不仅可能导致政府公信力受损,也容易使中国楼市因为错过一次自然的调整机会而累积起更大的泡沫和更大的危险。

  本身含有巨大泡沫的房价下跌其实是人心所向。南方某媒体进行的一次随机调查结果显示:穗、京、沪、深四地总体上有57%的人认为政府不应救市。其中,有38%市民认为"楼价还没跌至合理水平,政府应加大整治力度"。调查同时显示,72%的被调查者对楼市信心仍然低迷,在这种情况下救市,不仅难以见效,而且充满危险。因为房价下跌是它连年快速上涨,以至于脱离民众实际购买力越来越远的结果。政府的最佳选择是放任楼市的自然调节功能发力,促使房价与民众收入水平接轨,使得支撑房价的购买力因素发挥作用,而不是投机与炒作的力量继续占据主导。

  从银行的角度来看,房价的下跌不会威胁到银行的安全。香港的房地产市场在1997年之后曾出现了高达65%至70%的下跌,但银行业的不良资产率仅为1.5%。而中国房价,目前只有深圳和广州出现了下跌,即使最大跌幅,也只在30%左右,除了深圳、广州,全国大部分城市的房价仍在上涨。7月16日,发改委、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统计结果显示:6月份,全国70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同比上涨8.2%.紧接着,7月17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6月份经济运行数据显示:70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同比上涨10.2%,涨幅比上年同期高4.2个百分点。

  显然,现在的问题不是房价下跌过度的问题,而是尚未进行充分调整,调整远不到位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应该鼓励楼市自身的调节作用发力,而不是人为地阻碍这种力量发挥作用。

  其实,即使从银行的角度来看,房价下跌也给银行带来了一次难得的加强风险控制,提高自身安全防范能力的契机。比如,过去银行贷款只是依据房屋成交价格,导致一些银行被高估值的房价骗贷,而现在,银行在房价下跌之后,出于对自身风险的控制采取了预防性措施,发放住房按揭贷款时以对房产评估得出的价格发放贷款,大大减少了被骗贷的几率。举个具体的例子:一套成交价格100万的房子,在过去,银行可依据成交价放贷70万元(以首付3成计算)。但现在,银行对这套房屋给出的评估价格为90万,那么,银行仅放贷63万(以首付3成计算)。

  倘若没有房价下来带来的风险压力,银行出于牟利的需要,出于争夺客户源的需要,根本不会采取这样的风险控制措施。不仅不会这样做,一些银行还人为降低贷款门槛,对大学生发放住房按揭贷款,更有甚者,对付不起首付的人,将首付也分期,如此漠视风险的做法倘若持续下去,才真正容易引发可怕后果。

  房价下跌,使有购房能力的人以合适的价格买到住房,节省出来的资金可以用于其他消费领域,有利于促进我国消费结构更趋合理化,有利于内需的拉动;房价的下跌,有利于减轻政府建设社会保障性住房的压力——房价上涨带动起社会保障性住房的上涨,使得政府解决这一问题的难度日益加大;房价下跌,有利于银行提高风险控制意识;房价下跌,有利于挤压楼市泡沫,使房地产市场更加健康地向前发展。因此,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救市都是毫无必要的,不仅不应救市,还应继续强化调控力度,促进楼市更充分的进行调整。

  来源:上海证券报2008年7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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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7月28日 星期一

胡星斗:废除户籍制度:问题及解决办法

  ——在中国政法大学户籍改革研讨会及华中科技大学的演讲

  我主张尽快废除户籍制度,代之以身份证管理。

  一些学者说,没有必要废除户籍,应当改革户籍;不能激进,应当渐进。似乎在中国现在做什么都谈渐进,渐进就是对的,否则是激进,不符合中国国情。

  但是像隔离型的户籍制度,本质上是封建社会、防控型社会的产物,目前世界上也只北朝鲜和贝宁两个国家有,这么落后的、没有人性的、极度妨碍中国现代化、破坏和谐社会的制度如果也不能果断地废除,那么是不是当初在西藏废除奴隶制度也应当慢慢地来?2003年中央政府废除收容遣送制度也应当慢慢地来?现在废除破坏法治的劳动教养制度也应当慢慢地来?

  诚然,必须做好预案、找到管理的替代办法,但是如果你一心想保留户籍制度,那么永远也不会建立起符合现代文明准则的替代办法。只有下决心废除它,才会着手及加快建立我所说的身份证电子管理系统以替代户籍制度,并且让身份证系统更加公平、人性化、高效地发挥管理的作用。

  还有学者说:户籍制度没什么用,有用的是附加在其上的其他制度,所以,关键是改革附加制度;或者改变把附加制度如低保、养老、教育、医疗、住房等与户籍捆绑在一起的做法,让户籍只起人口登记的作用,那么保留户籍没有什么不好。另外有人说,现在城乡二元制度、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城市之间的差距都太大了,只有等到二元制度一元化了,差距缩小了,才能废除户籍。

  这些说法乍一听,都像是有道理。但是,你想过没有:如果不废除户籍制度,附加制度成为附骥之苍蝇、缠树之藤萝,不可能发生大的变革的;户籍制度是造成二元制度的因,二元的教育、医疗、养老等是果,不消除因,期待果改变,由二元变为一元,是不可能的。因为教育、医疗、养老等二元制度的形成,虽然也有权力结构、特权制度、工业化、历史因素等原因,但最基本的原因是户籍制度造成和扩大了二元差距。在户籍制度存在的情况下,没有消除"因",你要等到这些附加制度一元化、二元差距缩小,那是痴心妄想。比如,现在中央政府尽管非常重视民生,努力缩小城乡差距,但是因为户籍制度及由此衍生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不明晰、土地不能资本化、在集体土地上建设的小产权房不能合法化、农村金融匮乏、农业保险阙如、农村财税制度不规范(乱收费等使得乡镇企业萎缩)、农民没有技能、没有创业可能、农村没有象样的社会保障、农村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但没有就业失业保障等原因,现在的城乡差距还在不断地扩大,如2006年城里人人均收入增长了10%,农村人只增长了7%,相差3个百分点,以往的年份相差更大,有时相差10个百分点。只要户籍制度等不改变,我可以断言,未来中国的城乡差距不会缩小,只会增大。

  从表面上看,的确不应该把低保、养老、教育、医疗、住房等与户籍捆绑到一起,但是实际上不捆绑到一起,你做得到吗?比如你提供社保、医疗、教育,在户籍制度存在的情况下,你能不捆绑到一起吗?不捆绑到一起,财政支出会大大地增加,人均GDP、人均福利等政绩指标大大地降低,你能干吗?只有把户籍制度废除了,你如果还说我不应该享受北京市民的待遇,我就要起诉你了,舆论压力就更大了,公民的权利意识觉醒了,扫除了户籍这个核心制度的障碍,那么这个时候每个领域单独的改革、附加制度的改革才有可能真正地启动。

  所以,废除户籍,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推动和加快其他领域制度的改革。的确,现在户籍的实际作用已经不大了,但是户籍是权利的象征,从这个角度来说,户籍的作用又是巨大的。有关部门可以依据这个权利的象征,不给你相关的待遇,比如不给你小孩免费入学的资格,不让你享受低保的资格。因此,只有废除它,就像美国、南非废除歧视黑人的种族不平等制度,那么一个公平的平等权利的社会才能够实现。南非曾经规定:年满16岁的非洲人必须携带身份证、迁移证、寻职证、居住证、纳税证明等,以备警察随时检查;如果忘了携带或者证件不全,会因"无业游民"的身份而被捕,仅1958年,南非就有近60万人因此被抓。

  中国政府既然已经废除了收容遣送制度,不再像南非那样,没有暂住证、居住证就被收容,那么中国还应当一鼓作气,像南非废除种族隔离制度那样,废除暂住证背后的户籍隔离制度,同时,以废除户籍为契机,进行平等权利的制度变革。

  既然户籍只起人口登记的作用,而身份证电子系统不仅起人口登记的作用,在人事档案、信用记录、收入纳税、社会保障、治安管理等方面都具有无比的优势,为什么不采纳呢?实际上,一些人主张保留户籍,只是维持二元制度、维持城市特权而放任城乡差距的扩大、不愿意增加财政支出的一个借口。

  假如宣布废除户籍,不会使得城乡公民马上获得平等的实际权利,但是会导致一个直接的结果,就是会有更多的公民拿起法律武器,直接或者通过各种渠道来要求自己的权利、主张自己的权利,通过博弈维护自己的权利、实现自己的权利,比如打工者会打官司要求政府必须为打工子弟的教育拨款,农民为了解决他们的医疗、养老、就业等问题,也会利用舆论媒体更多地向中央、地方政府提出平等的要求,去问责,甚至起诉等等。

  废除了户籍,也会促使中央政府从城乡一盘棋来考虑社会保障等问题,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进行财政转移支付,尤其是对一些外来人口入籍入户比较多的城市加大转移支付的力度,以保证它接纳更多的外来人口。同时,统一要求地方财政必须拿出多少钱用于教育、拿出多少钱搞社保,现在各级政府在教育上拿的钱太少,不愿为打工子弟的教育付费,中国的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还不到3%,世界平均为4~5%左右,中国社会保障的支出也仅占财政支出的20%左右,发达国家一般要占50%以上,美国为61%.所以中国应该大力加强财政支出中教育、医疗、社保的比例,多为农民、农民工、外来人口承担责任。

  有人担心,假如户口准入放开了,会有很多人拥进大城市,甚至出现大量的城市流民、贫民窟。这种担心没有道理。中国目前事实上已经实现了自由迁徙,该来大城市的都来了,只不过自由迁徙的权利没有获得法律上的认可和保障。即使放开户籍,而教育、医疗等附加制度也不可能一下子改变,只是通过废除户籍促进附加制度尽快地平等化而已,所以,外来人口到大城市不会一下子获得实际上的平等待遇,也不会立即有更多的人到大城市来,因为第一,大城市生活成本高,找工作难,第二,住房贵,第三,还有教育医疗等等条件的约束。加上我们可以立法规定:必须在大城市拥有工作一定的时间,拥有住房(或者租赁了住房),才能够入籍;入籍后必须放弃农村的土地,而农村的土地随着未来土地制度的变革如允许集体土地的开发建设、小产权房合法化、甚至终究会有一天土地归农民所有,土地的资本价值将会越来越突出,农民不一定对进城感兴趣。所以那种认为户籍放开、大城市就会人满为患的情况不会出现。当然,时间长了,教育、医疗等附加制度越来越平等化了,进入大城市的人会越来越多,这是好事,正好符合我国城市化加速的大趋势。

  由于户籍等限制,中国在过去近60年中城市化速度远远落后于工业化速度,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现代化过程完全相反,其他国家都是城市化快于工业化。这样,就导致中国的城市既不多、也不大。例如美国有18000个"市",中国667个。河南的人口与日本差不多,但河南没有一个象样的大城市,日本却有东京、大阪、名古屋、横滨、京都、神户等国际化大都市。未来,中国就应当加快城市化步伐,把人口更多地集中在自然条件比较好的大城市,让西部特别是西北部大部分地区休养生息,保护生态,不再进行"大开发"。按照经济学家的测算,大城市人均占地只有小城市的1/3~1/10,发展大城市能够节约大量的土地。另外,大城市基础设施好,效率高,能够形成财富聚集效应。至于说,大城市也有问题,存在所谓的"城市病",则主要通过改善政府管理等去解决,发达国家目前基本上克服了环境污染、交通拥堵等"城市病"就是最好的说明。还有人说大城市房价太高,不适合生活,可以通过政府减收土地出让金(土地出让金及税费占房价的60%)、允许农民有序地开发集体土地建"小产权房"等手段,中国就能够把房价控制在居民家庭年收入的3~5倍的国际标准之内。

  假使不废除户籍,现在各个大城市对人口的限制也限制不住,而且越限制问题越多。比如说,北京要限制人口在多少多少之内,结果不断地被突破,死守户籍制度的结果便是更多的人人户分离,户籍不在北京,但是人在北京,其它城市也一样。在户籍保护之下,大城市与偏远地区城市、农村的差距只会越来越大,像北京作为特权城市,一流的大学、研究机构、医院、大的国有企业总部、银行总部、加上中央政府都在北京,而我们国家又没有建立科学、民主、均衡的公共财政制度、投资制度,像北京这样的城市只会越来越肥。发达国家哪有北京这样的情况?美国无论是华盛顿还是纽约,都无法像北京这样集中资源,最好的大学、研究机构,最好的医院、企业很少在华盛顿的,也很少在纽约,他们美国是各个地区均衡发展。而我们户籍限制以及特权城市制度的结果是,城市差距越来越大,城乡差距越来越大;人们对城市的认同度低下,城市没有人文关怀,社会治安问题越来越严重。为了解决这样的问题,政府于是在户籍上限制更加严格,包括要求办暂住证等等,越限制,城市特权就越多,想进入大城市的人也越多,但人们对城市管理当局的抵触情绪也越严重,结果陷入一个恶性循环。就如一个水库,泥沙淤积,河床越来越高,堤坝也不得不越筑越高,风险也越来越大。所以,废除户籍制度越晚,对社会和谐的伤害会越大,社会风险度也会越高。

  还有人说,郑州等地曾经放松了户口管制,结果教育、医疗、低保等部门受不了,户籍改革失败了,现在回到了以前严格户籍、暂住证的状况,说明中国目前的财力还不足以支撑户籍全面的改革。

  我认为,郑州等地的改革之所以失败,是由于中央政府没有对户籍改革的地方进行财政转移支付,以及地方财政体制没有得到改革。现在,中国的财力够强大的,2007年财政收入达到5万多亿元,加上预算外、制度外收入,实际为9万多亿,远远超过日本的相当于3~4万亿元人民币的财政收入,高居世界第二;中国的外汇储备1.53万亿美元,世界第一。中国不是没有钱,而是财政支出不科学、不透明、不民主,财政支出结构畸形化,如政府行政成本约占财政支出的三分之一,社会保障支出仅占20%左右,而美国的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的61%.我算了一下,即使废除户籍,统一城乡待遇,医疗方面政府一年要多支出2500亿左右,教育方面2000亿元左右(近年来中央推行免费义务教育,这个钱已经在出),低保方面城乡总共才花了一二百亿,将来就算花一千亿,以上几项加起来也就五~六千亿元,而中国2007年新增加的财政收入达一万三千亿元,只要把新增收入的一半资金投入就可保障废除户籍的成功了。如果能够进一步改革财政体制,把每年4200亿公款吃喝、3000亿公款买车、3000亿公款旅游出国等的钱省下来一半,也足够支撑户籍改革了。所以,中国不是没有财力推动户籍改革,非不能也,不为也。对于郑州等地的改革,中央政府应当进行财政支持,这样就不会失败了。

  废除户籍之后取而代之的是身份证电子管理系统,请见我的文章"废除户籍制度、建立身份证管理系统的呼吁书"。以后,每个人一生下来就有一个唯一的身份证号码,把户口、档案(过去档案都是封闭的)都电子化,户籍的相关资料都放到身份证管理系统中来,包括加入个人收入情况、纳税情况、就业失业情况、申领低保、经济适用房情况,还有信用情况、犯罪记录,甚至做义工、慈善方面的纪录等等。这样的全国性的电子身份证系统快的话两三年就能初步建立起来,以后电子身份证也是可以刷卡的,各个城市街头伫立着刷卡机,你到一个城市来在刷卡机上一刷,公安部门、管理部门就知道你到哪里了,所以不用担心治安问题。这个系统也有助于解决收入申报、假身份证泛滥等问题,以后在身份证系统中就可以自主地申报收入、申领低保和保障性住房了;由于身份证号码与个人的资料紧密结合,因此,假身份证无处藏身,在发达国家如果没有合法身份,确实很难生存。

  当然,为了保证个人资料的私密性,身份证电子系统将分层级、类别查询,并且立法惩治泄密行为;不同的政府部门可以查到个人的不同资料;他人可以有条件地查到另一人的非隐私资料。

  有了废除户籍制度的决心,身份证电子系统才能在二三年内建立;如果总想保留封建的户籍制度,那么总也会拿没有替代措施来找借口。

  2008-3-26

  ("胡星斗中国问题学、民生经济学"网站:http://www.huxingdou.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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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星斗:废除户籍制度、建立身份证管理系统的呼吁书

  一、户籍制度的危害

  (一)户籍制度是构建和谐社会的第一大障碍。构建和谐社会,虽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废除户籍制度、保障公民平等、实现迁徙自由却是在制度层面上消除隔离、走向统一、实现和谐的开始。

  目前的户籍管理制度是隔离型的制度,它将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城市之间割裂开来,按照特权、等级、排序进行治理,保护一部分人的利益,同时损害另一部分人的权益。源头上的不公正日益成为仇恨、犯罪的渊薮,事实证明户籍制度已经完全不能适应现实社会生活的要求。

  现实中国的不和谐——特权、贫富差距、地区差距、城市差距、身份歧视、省籍歧视、就业歧视、边缘群体、弱势群体、血汗工厂、农村贫困、城市犯罪、同命不同价、打工子弟学校、高考分数线差异,基本上都与户籍制度有关。户籍制度造成了人民事实上的严重不平等,如在求职方面,许多城市规定:某些行业和工种必须持有所在城市的户口才能被录用,报考公务员也只能是城市户口者;在求学方面,许多农业户口的子女在城市入学不得不交纳额外的费用,平等接受教育的权利由于"户籍制度"而丧失。农业户口与非农户口享有不平等的权利,其根源是户籍制度承载了太多的附加功能。在这种情况下,户口簿不仅是一种身份的体现,而且是一种资源享有权的证明。

  中国大陆事实上是一个"准分裂"的国家。虽然中国的各个省、市、县、乡、村的居民都承认自己是中国人,但大家似乎更认同自己是"广东人"、"潮州人"、"福建人"、"温州人",海外有"广东帮"、"潮州帮"、"福建帮"、"温州帮",国内还有"北京人优越感"、"上海人排外"、"河南人受歧视"等等现象。户口是中国的准国籍,户口簿、身份证、暂住证是国内的准护照,1978年之前,人民只有持有介绍信,才能在国内"出差";三年饥荒时期,许许多多的饥民出外要饭而被千里抓回,活活饿死在户籍所在地;2003年之前,许多外地人被收容遣送,被关押、虐待。现在,中国公民终于可以去国内的任何地方,也可以在外地工作,但本地人优先;可以去深圳,但要申请边防证;可以去香港、澳门,但要办理通行证;可以在外地居住生活,但要申办暂住证,相当于美国有效期一年的非移民签证,只不过非移民签证针对的是外国人,而中国各地的暂住证针对的是国内同胞。只有办理了暂住证的人,才是合法移民;没办理暂住证的,是非法移民。农民工在中国城市的待遇,和美国的非法移民的待遇几乎一模一样,甚至还要更差。比如,美国的法律规定,非法移民的子女也享有免费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在美国中小学生注册时,校方不能询问学生家长的身份。

  可见,中国大陆确实是一个准分裂的国家,国家被条块分割化,中国人在自己的国家工作要拿"绿卡",在自己的国土上生活却是"暂住",地方主义甚至导致"政令不出中南海"。这种情况非常类似于德国十九世纪统一之前的邦国割据,各邦国各自为政,中央权力几乎不存在。

  建设和谐社会,就要从改革极端不合理的制度入手,不要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治标不治本。有了好的制度,才可能逐步建立公平正义的和谐社会;只有废除户籍制度,实现迁徙自由、机会均等、统一管理,才能切实保障公民的权利和中央政府的权威性。

  (二)户籍制度与市场经济完全相悖离、相冲突。隔离型的户籍制度是秦汉专制时代的产物,那时"编户齐民",目的是实行对臣民的严密控制;辛亥革命后,中国人民实现了迁徙自由,农家子弟毛泽东得以走南闯北,在北大作图书管理员,不需办暂住证,也不用担心被收容;到了计划经济时期,户籍制度重新被捡起,并且不断被强化,那时人民外出要凭介绍信,国家严格掌握户口迁移指标,夫妻即使长期分离,也难以"调动"到一起;同时,城市居民粮油关系、福利完全附着于户口,而农民则义务交粮、高价购买生产资料,国家依靠掠夺农民实现畸形的重工业化。

  改革开放特别是实行市场经济以后,劳动力市场化、国民自由迁徙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但落后的制度形成了对改革的极大阻力,既得利益集团也总是逆潮流而动,阻碍着制度的改革——劳动力流动,被当作"盲流";招聘人才,但不给落户口;在异地居住3天以上,要办暂住证,严格地说,每年参加全国"两会"的代表、委员都违规了,他们没有一个人办了暂住证;农民进城务工、经商、投资办厂、购房大多不能改变身份,于是,有了中国特色的词汇——"农民工"、"农民企业家",似乎"农民"代表了与生俱来的无法抹去的贱民身份;城市里的脏活、累活都是农民工干的,煤矿的工人大多数也是"农民工",一幢幢高楼、一条条马路都是农民工修的,城市的基础设施大部分是农民的贡献、国有资产超过一半是五六十年来农民的牺牲、奉献所积累的,可是农民现在一无所有——连土地也是租来的,宅基地也不是农民的。

  (三)户籍制度是"三农"问题的祸根,严重阻碍了中国城市化的发展。户籍的制度安排,使得城市可以无限度地榨取农村的财富、富裕地区可以无限度地掠夺贫困地区的人力资源,而无须负责外地人的社会负担,不用考虑外地人的医疗、工伤、养老、子女教育问题,地方政府的人均GDP、人均财政支出也不包括外地人在内。有专家统计,每个农民工每年创造的剩余价值是1.9万元,全国有1亿多农民工,每年创造的财富至少为2万亿人民币;另据统计,由于国有银行不给农民贷款,农村邮政储蓄也只存不贷,因此,农村每年向城市流出6000亿人民币,进一步维持了城市的繁荣。可以说,中国城市的发展,是以牺牲农民工的利益、放任农村越来越贫困为代价的。西方评论家认为,"中国的城市像西欧,中国的农村像非洲",在很大程度上是事实。如果不废除户籍制度,中国的"三农"问题就永远不可能解决。

  户籍制度制造了越来越大的城乡差距,十分有利于城市的发展,但严重妨碍了中国城市化的顺利进行,导致我国城市化速度的极其缓慢。国际上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城市化率均高于工业化率,但中国正好相反,1978年时,中国的工业化率为50%,城市化率只有19%;目前,中国的工业化率在80%左右,而城市化率只有40%.据新华社2006年2月18日电,南京有百万农民工,但五年只落户了4~5人,每年不到1人,获得南京市户口的农民工不到百万分之一。1994年美国有城市1050 座,日本有城市667 座,均比当时中国的建制市要多,但他们的人口只有中国的五分之一或十分之一。

  户籍制度既损害了农民、外来人口的利益,也损害了城市居民的根本利益。按照托达罗的人口流动理论,农村人口只要能够指望在城市中获得的预期收入高于继续留在农村的收入,那么他就会向城市迁移。这种迁移,有助于提高经济效率。当然,事实上影响迁移的因素很多,不只是与收入相关,但无论如何,人为地限制迁徙,割裂市场,一定会降低经济效率。按照梯博特(Tiebout)模型,公共物品的边际成本为零,推动了各个地方政府的相互竞争;居民自由迁徙,用脚投票,将使得公共物品的供给与税收相当,达到帕累托最优。可见在中国,由于不能够自由迁徙,不仅社会公平丧失了,经济效率也损失了。

  (四)户籍制度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国际公约,妨碍了公民权利的实现。1951年7 月16日,政务院批准公安部《城市户口管理暂行条例》,规定在城市中一律实行户口登记;1953年4 月,政务院发布《为准备普选进行全国人口调查登记的指示》,同时制定了《全国人口调查登记办法》,以便在农村建立户口登记制度;1957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制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要求通过严格的户口管理,制止农村人口外流;1958年1 月9 日,毛泽东签署主席令,颁布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此条例违背了1954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公民有居住和迁徙的自由"的条款。

  1977年11月,国务院批转了公安部《关于户口迁移的规定》,强调"从农村迁往市、镇,由农业户口转为非农业户口,从其他市迁往北京、上海、天津三市的,要严加控制";1975年、1978年、1982年三易宪法,干脆取消了自由迁徙的规定。

  国际人权公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是落实《世界人权宣言》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公约。该公约的第12条第1款规定:"合法处在一国领土内的每一个人在该领土内有权享受迁徙自由和选择住所的自由"。显然,中国的户籍制度与国际公约相违背。

  迁徙自由是现代国家公民权利的重要内容。在中国,很多人回避或者从来不敢正视公民的自由迁徙权以及对自由迁徙权的限制所带来的危害,好像在中国,人口多,人民的迁徙权利就要受到控制,存在即合理。当中国社会出现种种不公平的事件时,人们只是震惊、气愤于地方政府或者某个领导人在处理具体问题时没有人性。例如孙志刚事件,虽然导致了收容遣送制度的被废除,但其背后的根源——户籍制度、暂住证制度、歧视制度却依然故我。

  最大的人格是维护个人的尊严不受侵犯,最大的国格是保障公民权利的实现。如果中国不继续从公民权利方面入手,提升自己的国际形象,而是一心只想做经济的庞然大物,那么中国的经济越发展,世界上的"中国威胁论"就会越有市场。

  二、人口管理的办法

  废除户籍制度,代之以身份证系统进行社会管理,类似于美国的社会安全号,将个人和家庭信息、就业收入以及财产情况、信用守法纳税记录、养老医疗低保等社会保障资料、甚至做义工、志愿者等事项一并纳入全国统一的身份证号数据库中,按照身份证号建立社会安全网,建立可衔接、可转移、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同时将个人档案电子化、透明化,进入身份证管理系统中,供全社会有条件地查询,打破城乡界线、地区界线、城市界线,塑造政府与公民之间透明、互信的新型关系。

  有了全国统一的身份证管理系统,假身份证、假学历、偷漏税、骗贷、骗经济适用房、骗低保等情况将会基本消失;以用工单位、房主、宾馆方面为基本责任者,登记身份证并且定期报送有关部门或者通过网络即时报送,有关方面将能及时掌握人口流动的信息,公安部门可以迅速打击犯罪分子;政府还可通过免费发放生日礼物、节日礼物,赠送急救卡、医保卡,吸纳为工会会员、协会会员等人情化温馨服务的方式,鼓励外来人员进行身份证登记。

  公安部应当成立身份证综合管理局,统筹规划、促进身份证信息系统的建立,现在可以在各省市的现有身份证系统、信用信息系统的基础上进行衔接、联网。

  三、户籍保留论批判

  (一)户籍小改小革论。一种观点认为,户籍改革不是取消户籍,而是剥离户籍的附加功能,为此,必须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将二元的条块分割的教育、医疗、财税、金融、住房、社会保障等体制统一化。由于统一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所以,户籍改革难以有所作为。

  而我们认为,与其坐等二元体制的一元化,不如通过废除户籍制度,促进教育、医疗等领域的改革;否则,由于既得利益集团的阻碍和弱势群体权利的贫困,二元差距不但不会缩小,反而会扩大,中国的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只会进一步恶化,因此,实质性的户籍改革是遥遥无期的。

  废除户籍制度,将迫使各级政府逐渐放弃二元体制,比如在财政上安排打工子弟的教育经费、取消回原籍参加高考的规定以及高考分数线的不公平政策、解决外来人口的医疗保险等问题。

  (二)不平衡发展论。一些人认为,因为中国的发展太不平衡了,所以,户籍隔离制度是必要的。这种观点的危害在于,不知道发展的不平衡、差距过大,在很大程度上正是户籍隔离的结果,譬如户籍制度使得农民五十多年来损失了数十万亿元。

  这里存在一个怪圈:因为发展不平衡,所以要保留户籍制度;而保留户籍制度,发展将更加不平衡,中国陷入了恶性循环。

  美国允许自由迁徙,城乡一体化发展,所以比较均衡;中国不允许自由迁徙,城乡各自为政,城市只管各自户籍内的人民,发展就不均衡。

  跳出恶性循环,只有果断地废除户籍制度,同时,国家建立规范的科学的公共财政制度和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平衡各个地区、各个城市、以及城乡的投资,这样才能够促进中国的和谐发展。

  (三)大城市负载沉重论。另一种观点认为,一些大城市负载沉重,资源贫乏,人口过多,所以应当实行户口准入限制。可是现实的情况是,由于城市之间的差距不断地拉大,户口并不能挡住外来人口的拥入,只不过造成了歧视和不公平的待遇。

  而且,中国的大城市并不多,也不大,相对于人口13亿,中国的城市化要达到日本的水平,城市数量也应当增加7-8倍。日本东京拥有三千四百万人口,北京、上海也仅1千多万。

  人口集中在水资源等自然条件较好的大城市,反而有利于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据研究,大城市、小城市、集镇的人均占地的比例为1:2:3.1,可见大城市更有利于节约土地。如果中国人口能够集中于大城市和沿海地区,也将有利于西部脆弱恶劣环境的保护和改善。

  (四)外来人员犯罪论。一些人把外来人员、农民工的增加作为犯罪率上升的原因,孰不知,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地方政府为富不仁,GDP上去了,但不接纳外地人,人为地制造了歧视和仇恨,以及放任城市对农村的剥削,导致农民的极端贫困,才致使犯罪现象的增加。

  如果永远维持城市集团与"流民"之间的界限和仇恨,那么不仅中国的治安形势不可能从根本上好转,甚至社会道德在恶法、恶制度的逼迫下也会进一步地沉沦。

  在美国,有钱人大多住在"农村",那儿人少,空气新鲜。富人有车,照样可以方便地出行、购物。穷人大多集中在大城市,纽约集中了全国60%的穷人。这些人在城市有廉租房,平等地接受教育,出行乘地铁,省去了不少生活开支。黑人犯罪占美国的70%,但没有人提出种族隔离,相反还要给黑人平等的待遇,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降低其犯罪率。

  (五)城市管理需要论。一些官员认为,城市管理需要户籍制度;废除户籍制度,会导致大量的人口拥入一些大城市;城市会出现大规模的贫民窟。

  其实,城市管理关键在于建立身份证信息系统,与户籍没有什么关系。即使没有了户籍限制,由于大城市的生活成本高昂、住房太贵、工作难找、教育医疗养老的障碍一时难以突破,所以,短期内不会有很多人拥入城市,而从长期来说,更多的人进入城市正符合中国城市化加速的大潮流。

  中国城市也不会出现印度式的贫民窟。印度的贫民窟是由于城乡低水平的一体化、城乡没有制度化的差异,以及自由迁徙与民主制度造成的,而中国的城乡割裂的状况即使没有了户籍制度,也需要几十年才能够改变。

  (六)各国存在户籍论。有的学者抛出了各国都存在户籍制度的谬论。事实上,目前世界上只有北朝鲜和贝宁两个国家实行类似于中国的城乡割裂、地区分割、城市隔离的户籍制度,大多数国家采取的是身份证管理、人号或社会安全号管理等措施,它们与中国的隔离型的户籍制度完全是两码事。

  中国现在已经是"大国崛起"了,不应再回避公民自由迁徙这个基本人权。

  废除户籍制度,正是中国实现和谐社会的根本着力点。不然的话,中国社会将永远没有公平、正义,只有特权、歧视!

  2007-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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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洪其:国家秘密越少社会就会越自由

  据国家保密局有关官员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的修改工作正在稳步、快速推进,修改的主要思路是着力缩小国家秘密范围,完善国家秘密的确定、变更和解除机制,实现对国家秘密的统一严格管理。(《法制日报》7月22日)

  犹记得,在较长一段时间里,中国社会政治生活中的许多事项都被规定为国家机密。1951年发布的《保守国家机密暂行条例》框定国家机密多达17个种类,几乎到了"凡未公开的信息都是国家秘密"的地步。1989年实施《保密法》将国家秘密范围缩小至国家事务中的重大决策、国防、外交外事等七个方面。而今国家对《保密法》进行修改,将进一步缩小国家秘密的范围,使国家机密越来越少,这个趋势有利于推进政府信息公开和保障公民权利,也符合国际社会的普遍做法。

  国家机密越来越少,一个直接的好处是,为保密所支付的成本将越来越低。在有些地方,小到县委县政府下发的一份改善离退休老干部医疗待遇的文件,都可能被确定为"国家机密"。可想而知,要确保这些"国家机密"的安全,相关部门需要在人力物力上支付何其高昂的成本。

  国家为保守"国家机密"所支付的成本,还包括由此给正常的社会政治生活和公民权利保障造成的负面影响。例如一些地方为所谓"保密"而不惜侵犯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如将中央关于减轻农民负担的文件规定为"机密",严防农民知晓),由此引发了不小的社会影响,国家为此在缓解冲突、维护稳定方面所支付的高昂成本,相当一部分都应当算在"保密"的账上。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已于今年5月1日起正式实施,《条例》规定,"行政机关公开政府信息,不得危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但是,如何判定某个政府信息一旦公开,就可能"危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如何防止行政机关以"保密"为由,拒绝公开一些并不会危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的政府信息?故此,修改后的《保密法》,应当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实现有机对接,在保守国家机密和推动政府信息公开之间达成一个良性平衡,避免因为保守一些无谓的"国家机密"而妨碍政府信息公开。

  汶川发生特大地震灾害,震灾导致的伤亡人数,每天都由国家权威部门正式公开发布,这是今天看来是再自然不过的事。然而,1989年由民政部、国家保密局联合颁发的《民政工作中国家秘密及其密级具体范围的规定》规定:"因自然灾害导致的逃荒、要饭、死亡的人数总和以及相关情况"属于秘密级资料,要经过特别渠道批准并"缓冲"一定时间之后才能公开。直到2005年8月,这一规定才被正式废止。试想,假如这条规定现在继续有效,那么在汶川震灾发生后,尽管全国上下都在齐心协力抗震救灾,但却无权知道到底死伤了多少同胞,这该是一个多么沉重而荒唐的局面!

  国家机密越多,保密成本越高,国家和政府的压力越大。反之,国家机密越少,政府信息越公开,政府和社会、政府和公民共同治理的领域也就越多,国家和政府的压力将会越来越小,公民权利将能获得更加坚实的保障,我们这个处于全面转型时期的社会,也将变得越来越自由、开放和轻松。

  来源:凯迪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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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7月27日 星期日

胡星斗:建议北京奥运后实行“新政”

  ——只有宪政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从西藏事件、火炬风波,到四川地震中的人祸、瓮安事件、闸北袭警,种种迹象显示,中国社会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危机越来越深刻。

  只有经济体制的改革,没有政治体制的创新,不但经济会走上特权、垄断、买办经济的歧途,而且统治阶层、整个社会都将付出惨重的代价——官员腐败、道德沦丧、贫富分化、民众被欺压、国家无正义、社会无自治,中国越来越可能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严峻的现实已经说明:单兵突进的经济改革已经终结,如果再不启动政治改革,那么执政党的合法性资源将不断地流失,广大民众和知识分子对于执政者的厚望将丧失殆尽,改革开放大业将进一步受到压倒性的质疑和批判[1].

  因此,为了中华民族的前途和执政党的命运,我建议北京奥运之后,立即开始实行"新政",启动实质性的政改。

  清末实行"新政"即进行政治体制(君主立宪)改革太晚,在改革与革命的赛跑中,立宪改革最终落伍并失败;罗斯福"新政"为资本主义和自由主义纠偏,奠定了现代资本主义的基础;中国当代"新政"或许将带来中华民族的新生,开创万古流芳的政治现代化的伟业,一举终结中国两千多年走不出秦始皇体制(集权制、任命制、郡县制)的恶性循环。

  什么是既符合中国国情,又顺应世界潮流,兼顾中国价值与普世价值,结合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的当代"新政"?

  一句话,就是既要确立宪法至上、有限政府、保护人权的宪政主义,又要推行公平、正义、共富的社会主义,也即实行宪政社会主义[2],也就是我所阐述的中派主义[3]——包容左派、右派,把右派的"宪政"与左派的"公平"价值观结合起来,兼顾"宪政"与"公平",通过"宪政"达到"公平"。

  宪政包括制宪、立宪、行宪;包括"限政"即限制政府,制约行政和司法权力,实现公权力的分权与制衡;尤其要建立违宪审查机制,设立宪法法院,捍卫宪法至高无上的地位。宪政的核心就是保护公民权利。

  宪政社会主义就是,从宪政达到和谐,从民权改善民生,从民主实现人本;建立现代政府制度和现代国家制度,确立透明、协商、分权、自治、民主、法治、可问责、尊重权利、多方治理、多中心结构、公民社会的价值观和治道原则;同时,充分尊重公开、公平、公正、共富、廉洁、正义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和适度集权的中国国情;既要不折不扣地落实宪法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建设法治国家,又要保证中央政府的有效性和权威性;既要吸收现代人类文明的最高成果——宪政,又要弘扬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发展"公平市场经济"[4],铲除腐败与特权利益集团,建设宪政、共富的中华新文明(现代中华文明)[5].

  新政包括政治新政、经济新政、社会新政、文化新政。

  一、政治新政。

  弘扬宪政主义与社会主义价值观,推行"四民主义"思想——"民有(人民拥有国家主权)、民授(人民通过民主方式授权于政府)、民治(实行基层自治与地方自治)、民享(人民分享发展成果)",以"四民主义"为指导思想进一步改革中国、发展中国、稳定中国、统一中国。以"四民主义"涵盖、创新、超越三民主义,化解大陆与台湾意识形态的分歧与对抗,创造两岸人民能够共同接受的价值观。

  实行(执政党)党主立宪,召开制宪会议,在全国人大设立违宪审查委员会,同时成立宪法法院;废除违背宪法的劳动教养等制度[6];倡导可控民主[7],优先进行人大代表的直接选举和各级人大的改革;实行联邦制和地方自治制度,确立司法、立法、监察、反贪、审计、媒体等的独立性。

  合并"中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两国名,使用唯一永久国名——"中国",以克服一朝一代思维和意识形态色彩。台独分子因为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而分裂中国,国民党和台湾主流人群也不认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但认同中国,使用唯一国名"中国"后可极大地增强台湾同胞的祖国意识,抹去意识形态隔阂,避免"一个中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是"中华民国"的争执,使得台独分子失去以政治和意识形态理由分裂祖国的借口。采用唯一永恒国名,可加速中国和平统一的进程,表明我们的国家、民族和人民永立人间。以后中华民族万世一系,皆称"中国",全世界华人皆以"中国"为自豪。

  二、经济新政。

  铲除经济特权与行政性经济垄断,建立公平市场经济与民有制、共有制。公平市场经济要求"政府有责、公民有权、机会均等、保障完善",实行经济民主、劳动民主、管理民主;实现收入均等、全民福利;推行免费义务教育、免费大病医疗、免费养老的"三免"制度,以所得税、遗产税、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等实现收入均等、地区均衡与共同富裕。

  公有制并不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公平、共富的价值与要求,公有制不仅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必然导致特权的泛滥、权力对市场的过度干预、浪费、重复建设、寻租腐败,而且,公有制与无法无天、缺乏法治是孪生兄弟,希特勒、斯大林、撒达姆都是通过极力加强财产公有来巩固其专制独裁。

  一个国家是否公平、共富与公有制无关,而与税收制度(所得税、遗产税)、财政制度(转移支付)、金融制度、土地制度、迁徙制度(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密切相关,这也就是为什么世界上最公平的共同富裕的国家都是实行私有制的发达国家的原因,尤其北欧国家、日本等;因此,经济新政应当继续解放思想,抛弃公有制是社会主义基本特征的错误观念,大胆地推行土地私有化[8],尤其在沙漠、荒漠等地带先行试行私有化,以先进的产权制度改善国土环境;另外,还要将小产权房合法化[9],废除征地制度,出台不动产税(物业税),以不动产税作为地方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10].

  三、社会新政。

  建立身份证电子系统(或称国民信息系统),以三至五年的时间废除二元户籍制度和暂住证制度[11],统一城乡人民的生命赔偿、劳动用工、社会保障以及财政、金融、土地等制度,赋予农民享有全部的国民待遇,赋予外来人口同城待遇;大力培育公民社会,允许工会、农会、协会、商会、NGO的独立发展和民间慈善组织的合法化;实行"社会民主",保障人民工作的权利、医疗的权利、福利的权利、住房的权利和依据其能力接受教育的权利;消除特权、腐败,缩小贫富差距,以可控民主制度解决官民矛盾、劳资矛盾;将行政型的信访制度改变为立法型的申诉制度[12],疏通民意表达渠道,建立现代新闻制度[13].

  四、文化新政。

  进行教育体制改革,建立人本、创新的现代教育制度(公共教育制度)[14];保障大学独立,学术自由;破除学校中的官本位,严查学术腐败;宣扬"公民、公权、公德"的"三公"文化[15],落实公民教育,正确行使公权力,弘扬社会正义与公德;进行新闻立法,废除新闻审查和网络检查,保护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大力宣传宪政价值观、多元文化观、现代道德观、社会主义公平观。

  总之,实行"新政",核心第一条就是实行宪政社会主义。

  只有宪政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民主社会主义不能救中国。民主社会主义不如宪政社会主义好。

  民主社会主义来源于西方,在北欧等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中国之大、国情之复杂不同于北欧,不适合强调民主、先搞民主,而应当强调宪政、法治,先搞宪政、法治(尽管也搞"可控民主")。也就是说,我的宪政社会主义蕴涵了"宪政优先于民主"、"建设法治国家优先于建设民主国家"的内容。

  自由主义也不能救中国。纯粹的自由主义脱离中国的实际,不顾条件、一味地实行民主,否定执政党的地位和必要的中央权威,都可能带来国家的混乱。

  胡适的失败是必然的。

  专制主义更不能救中国。菲律宾的惨痛教训中国必须汲取。

  菲律宾曾经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亚洲经济上仅次于日本,但马科斯独裁统治二十多年期间,菲律宾先是经济高速发展,然后是国家急遽衰败,现在的菲律宾竟然堕落为亚洲最贫穷的国家之一。

  马科斯独裁统治所带来的深度腐败、裙带资本主义、全民道德堕落,使得如今的菲律宾虽然实行了民主政体,但民主政治完全失灵。

  今天的中国也有一大批人在为现代专制主义招魂。

  如魏巍在《一位革命老人对未来的几点思考》[16]中鼓吹新的革命:

  "革命的性质,就是高举毛泽东继续革命的伟大旗帜,把反腐败、反卖国、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社会主义大革命进行到底。"

  "革命的对象,是党内走资派和篡党夺权的修正主义叛徒集团。"

  "他们大搞私有化,出卖国企,通过物权法,仅剩下的国企老总搞高薪制,已经变质变味了。"

  "工人阶级的诗人王学忠一首诗名为《国企妈妈》,谁能写出这样的诗句?只有工人阶级对社会主义国企有这种感情。"

  "十七大之后他们进一步向右转,他们搞改革攻坚,出卖最后的国企。"

  "依靠私有化和市场经济,依靠卖国主义和国内外资产阶级,依靠腐败的国家机器实行法西斯专政。"

  魏巍的复辟现代专制主义(国外称为"斯大林主义")的思想因为与反特权、反腐败、同情下岗、同情工农结合在一起,所以很能够迷惑、煽动起一批愤青和在改革中利益受损的人。

  但是,中国的前途决不是"高举毛泽东继续革命的伟大旗帜",而是继续改革开放特别是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因为特权、垄断、法治不彰、以及腐败的深层原因——不受控制的权力、二元户籍制度、劳教制度等等正是源于毛的时代,现在要改革的正是毛的遗产(包括文革中的无法无天的"民主")。

  所以,现代专制主义及其经济基础——国有制度不但不能救中国,而且已经深深地祸害中国,决不能让他再祸害一次了。

  只有宪政社会主义,兼顾宪政民主与社会稳定、法治分权与中央权威、普世价值与社会主义,才能真正地拯救正陷入深度危机中的中华民族。

  中国实行宪政社会主义的新政已经刻不容缓。

  注释:略

  2008-7-10

  "胡星斗中国问题学、民生经济学"网站:http://www.huxingdou.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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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达士 :从“信息核实论”看盐碱地上的秦始皇和毛泽东

  土地盐碱化本来是个农业的科学技术问题;当政府介入之后就变成了农业政策问题;如果还牵扯到省级国家级的领导,还会变成政治问题;当有利用权力遮盖决策失误的情况发生时,又发展成政府的诚信问题;今天请大家和我一起追踪秦始皇修建郑国渠变盐碱地为良田,到毛泽东1958年参与错误的引黄灌溉工程使盐碱地扩大了一倍,再到2005年宁夏红寺堡生态移民区的土地盐碱化困境,让我们从"信息核实论"的观点来考察一遍这漫长历史的几个有趣的关键点.

  1  君主专制的信息金字塔

  公元前246 年(秦王政元年),秦王政(后来的秦始皇)采纳了韩国水利家郑国先生的建议开凿了郑国渠, 长达300余里, "可灌田四万余顷",是我国古代最大的一条灌溉渠道,此后,历经各个王朝的建设,先后有白渠、郑白渠、丰利渠、王御使渠、广惠渠、泾惠渠,至今造益当地。有趣的是韩桓王本来派水利工程人员郑国作为间谍到秦国,游说秦国修建大型灌溉渠道,想借此耗竭秦国实力以免被吞并。当秦王嬴政发现这一阴谋时大怒,要杀郑国。郑国自我辩护说:"始臣为间,然渠成亦秦之利也。臣为韩延数岁之命,而为秦建万世之功。"(《汉书·沟洫志》) 秦王嬴政认为郑国说得很有道理,对他继续加以重用。十多年后全渠完工,人称郑国渠。泾水是著名的多沙河流,古代有"泾水一石,其泥数斗"的说法,据现今实测为171公斤/立方米。用泥沙淤灌盐碱地而可以得到良田,《史记·河渠书》与《汉书·沟洫志》都说:"渠就,用注填阏(淤)之水,溉舄[xì戏]卤之地四万余顷,收皆亩一钟,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因名曰郑国渠。"一钟为六石四斗,比当时黄河中游一般亩产一石半,要高许多倍,使秦国得以从经济上崛起进而统一中国。秦王嬴政智慧非凡,既能看破韩王的计谋又能充分利用人才开发国力,难怪统一中国的是他。

  更重要的是,近年来科学考古发现:古代四大文明中的两个,古苏美尔-巴比伦,古印度,都毁灭于错误的农业灌溉导致的土地盐碱化;而古埃及则依靠尼罗河水定期泛滥带来的淤泥,中国则依靠黄河的泥沙屡屡采用人工淤灌的方法免于遭此生态毁灭;近来专家研究发现,"漳水渠、郑国渠、河东渠与龙首渠皆具有淤灌性质,是放淤荒碱地,以营造田地为主要目的的;六辅渠、白渠建成后,其性质有所变化,变成了浇灌农田庄稼,但仍然是引浑浇灌,即史书所谓的'且溉且粪',仍然应该算作淤灌的一种。"(李令福《论淤灌》06-05-17)东汉思想家王充在《论衡·率性》中说: "魏之行田以百亩,邺独二百。西门豹灌以漳水,成为膏腴,则亩收一钟。"(公元前455年——前396年)类似的记载历朝历代都有很多。

  直至光绪元年(1875年) 李鸿章的部下周盛传上书建议:"由南运河建闸,另辟减河,分流下注",并能够"去碱留淤,渐成沃土",得到李鸿章支持。马厂减河挖成后,两岸土地变盐碱地为肥沃良田,从此新农镇产的水稻,成为驰名中外的一大特产"小站米"。

  中国托了黄土高原和黄河泥沙的赐福,能人的智慧加上君王的组织能力,使中华民族数千年以来得以躲过土地盐碱化之灾。

  千百年来君主专制制度下的信息核实方式是笨重的金字塔式的,皇帝高踞全国信息流的最高汇集中心,各级官僚依此递减信息的流量,老百姓是愚民政策的牺牲品,只有靠敬仰和服从各级官僚的权力来保全自己生活的平安。由于皇帝不敢完全信任官僚,设计了种种制度来进行交叉的信息核实,虽然费尽心机仍然挡不住先盛后衰改朝换代的命运。

  2  毛泽东的"马克思+秦始皇"式的绝对权力,和最差的信息核实系统。

  毛泽东建立了新中国,先和美国干仗再发动"镇反""三反五反""反右"等运动,清除了各种批评的声音,准备画一幅共产主义 "最新最美的图画"。毛泽东的政权模仿了斯大林的专政模式,以无产阶级专政的名义把政治权力垄断在自己一人的手中,媒体、出版、学术、教育、文艺也大都归于国家严格控制之下,把刚刚分给农民的土地又集体化,粮食实行了统购统销,工商业加紧完成了国有化,把全国几乎渐渐变成了一个大军营。自以为就要大展鸿图的他和他的战友们所不知道的是,这种计划经济切断了价格传递信息的功能,这种集体生产组织方式剥夺亿万人们劳动致富的天然动机,将在此后的20年中使中国经济渐渐趋于熄火,而为此引发的政策争论将渐渐升温,使中国陷入政治文化十年大动乱。而这一切都被经济学家F.V.哈耶克在1944年的《通往奴役之路》一书、G.奥威尔1946年在《动物农庄》一书中论证和预言到了的。而这些重要的思想成果却被毛泽东的文化封闭政策拒于国门之外。

  "信息核实论"认为,人类文明的推动力之一就是人们把信息核实清楚的强烈愿望。这信息包括:科学、知识、思想、观点、法律、政策、事实和数据。

  要进入工业化时代,物资流资金流人力流和信息流都空前增长,只有民主制度的国家才能适应这一客观的但是暗含的要求;西欧国家近400年来偶然地萌芽又逐渐发展起来的民主制度的10项设置(1 民选专职议员,2 獨立的司法部门,3 民选行政长官,4 法定反对黨,5 透明开放的政治程序,6 积极活跃的公民团体,7 自由的学术界,8 民办开放的媒体,9 大量的民意调查,10 中小学的公民课教育)实际上是一个多层次制度化公开辩论的体系,它有众多的论坛以公职竞选和各种荣誉为奖品,以思想竞争为看点,以信息反复交叉核实为目的;用信息滋养人民,用权利保护人民,用选票激发人民的公民责任感,使政府内部的争论变成透明的公共话题,公职人员必须随时面对人民的提问,记录在案且可以公开查阅;依靠人民的力量来时时监督政府清除腐败,依靠全体人民的智慧和力量来推进社会的进步,创造了一个正义占上风优胜劣汰的道德环境;因此几百年来创造了物质和精神的不断进步和巨大成就。这是"信息合适论"对历史演进规律的观察结论。重要的是,这听上去和各种吵闹着的主义似乎无关。

  中国学习先进文明没有学到要点上,学不到发达国家的软件精华,自梁启超时已经开始对此有所论述,他在1897年《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一文中说:"昔同治(1856-1875年)初年,德相毕士麻克(即:德国首相卑斯麦)语人曰:"三十年后,日本其兴,中国其弱乎?日人之游欧洲者,讨论学业,讲求官制,归而行之;中人之游欧洲者。询某厂船炮之利,某厂价值之廉,购而用之,强弱之原,其在此乎?'呜呼,今虽不幸而言中矣,惩前毖后,亡羊补牢,有天下之责者,尚可以知所从也。"

  从"信息核实论"的角度看,他的建议具体地有(仅略举一二):提倡开发民智和公开辩论,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权之与智相倚者也,昔之欲抑民权,必以塞民智为第一义。今之欲伸民权,必以广民智为第一义。"(梁启超《论湖南应办之事》1898年)

  "塞其耳目而使之愚,缚其手足而驱之为不肖,故一旦有事,而无一人可为用也。"(梁启超《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1897年)

  他论述有言论自由的辩论就会出真理:报刊"虽稍偏激而不为病,何也?吾偏激于此端,同时必有人偏激于彼端以矫我也,又有人焉执两端之中以折衷我者,互相倚,互相纠,互相折衷,而真理必出焉;若相率为从容模棱之言,则举国之脑筋比静,而群治必以沉滞矣"。( 梁启超《敬告我同业诸君》1903年)

  可惜爱读古书的毛泽东在掌权后忘记了曾经感动过他的梁启超,却处处拜秦始皇为师;如果"反右运动"学的是"焚书坑儒"的话,拷贝郑国渠的成功,就成了他在农业上要施展一番时的首先选择了。

  "1958年毛泽东发动了"大跃进",提倡"大搞群众运动",放弃了依靠专家和正规水利工程设计的正常做法,动员全国各地的数千万农民"大办水利工程".完全忽视了水利工程严格的技术性要求和防止水旱灾害的科学论证和规划.不但劳民伤财,而且遗患累累. 华北三省的"引黄灌区工程"就是一个这样的典型例子.该工程动员了黄河下游几百万农民挖渠"引黄河水"灌溉农地,但由于当地干部不懂水利工程的基本常识,这个庞大的工程只有引水灌溉的功能,而没有排水功能,结果工程建成后地下水位迅速上升,华北平原3省几千万亩农田因而盐碱化,粮食大面积减产,农民们痛骂当地的干部.但这个严重后果已经造成,从此再也无法扭转了."(见陈实《为什么中国至今水旱灾害无穷——简评50年来的中国水利工作》)

  这一下可造了大孽,毛泽东和河南省第一书记吴芝圃的错误决策"使盐渍土面积由2800万亩增加到4800万亩,经过l0年的治理才得到恢复。例如河南省淄阳县因蓄水灌溉和发展航运,拦河梯级搭坝,壅高河道水位也抬高地下水位,县城内曾一度也要求船行走,沿岸涝碱为害,房屋倒溺,许多肥沃土地大幅度减产,甚至变为不毛之地。当时山东聊城至禹城的徒骇间塌了五道坝,河北省东风灌区的小漳河塌坝七道,黑龙港塌坝二十九道。在无排水条件下.大水漫灌,促使土壤积盐。山东的高唐、夏津本是富庶地区,素有金高唐、银夏律之称,可是在当时由于盐城危害,变成一片灰色荒野,生产力道受破坏,群众逃荒谋生,沿途所见,触目惊心。由于次生盐渍化的普通发生和迅速发展,群众对灌溉产生了顾虑,不少人有"宁叫旱死,不叫碱死"的想法。中共中央在1962年下令引黄停灌,经过总结经验教训,采取疏通排水,灌区配套等措施,才使情况逐渐好转。"(《土壤盐渍化》 王东  中国农业大学  06-02-20)

  其近距离的一线报道,直到2008年1月才得以出版,《农民日报》原总编辑张广友的精心之作《抹不掉的记忆——共和国重大事件纪实》;作者于1960年作为新华社记者参加中央国家机关组织的万名干部下放到重灾区农村,亲眼目睹了山东省惠民县农民深重的痛苦,亲身感受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在广大农村造成的后患,书中写到,"近两三年来(1960年),山东的自然灾害频繁,惠民地区更加严重,由于引黄河灌溉引进的黄河水排不出去,造成全地区土地盐碱化,农业生产受到严重影响;再加上在舒同(山东省第一书记)的错误思想指导下,大刮"五风",反右倾搞浮夸,卖过头粮,全地区灾上加灾。去年以来不断发生粮荒,人民生活苦不堪言,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这些惨不忍睹的第一手资料在48年后的今天才得以发表出来。

  本应是人民喉舌的媒体,通通被毛泽东垄断与手中,用于遮掩他所犯的弥天大错,假人民代表照例是没有一个作声,民主党派也装着没这回事,成千上万的上告信被拦截在基层,在1959年彭德怀事件后,所有的高官也不敢顶撞毛泽东了,最高层的对话和辩论都中断了,整个中国的信息核实系统在毛泽东的肆意玩弄下渐渐彻底地瘫痪了。随之而来的是恐怖的三年大饥荒。

  1960年7月3日,毛泽东正在北戴河避暑,中南海北门外面发生了一个少有的抗议事件;湖南郴州鲤鱼江火力发电厂运煤车间21岁的女工刘桂阳,双手举着标语牌,上写着"消灭人民公社!人民公社饿死我叔叔一家六口!","打倒毛主席!彭德怀万岁!"还叫值勤的卫兵过来看,卫兵很快就把她拎进北门拷上手铐。郴州地区中级法院判了她5年徒刑,刘少奇主席看了"口供笔录"后批字:"悲惨,湖南灾情还算轻的,别的省区呢?此件交会议简报组印发。又:全党干部要大与调查研究之风,会议之后,每位领导干部都应深入农村基层,去看看那里发生的事情。" 随后指示湖南省委无罪释放了女工刘桂阳。而中南海的秘书田家英却根本不敢将此事呈报给毛泽东。(参考铁流和黄峥的资料)

  就这样,全国上上下下几亿人在信息不明的情况下,走向史无前例的大饥荒。以至于1960年春,四川荥经县凰仪公社发生了武装抢粮的事件。凰仪公社武装部长李文中,一家三口全死在路上,他看到路边、河边、山坡上,到处都是枯瘦如柴、皮包骨头的死人。实在忍不下去的情况下,他拿起了枪,率领公社部分武装民兵和勉强能走动的社员,持枪闯国库,开仓抢粮救灾民!虽然被判了20年。但他没有后悔!因为他觉得对得起自己做人的良心!他说:一个政府,最起码的事,是应该让人民吃饱饭!(《大饥荒之最:荥经惨案与"暴动抢粮"救民案》  京客 2008-03-31)

  而此时,中国懂得治理盐碱地的仅有的几位科学家们早已被毛泽东的"反右运动" 关进了劳改农场,一个是在天津南郊区的板桥农场(《板桥春秋》刘维俊2007),一个是在甘肃的夹边沟劳教农场([风雪夹边沟]  赵旭  2004 ),在那里,他们用科学的方法在贫瘠的盐碱地上奇迹般地种出了庄稼。

  1961年,史学家邓拓在他的杂文集《燕山夜话》中,写了一篇《地下水和地上水》,通俗易懂地讲解了盐碱地的成因:"只能灌而不能排,甚至于既不能灌、又不能排。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水道没有水门汀等防止渗透的设备,地上水必然会漏到地里,逐渐同地下水连接起来。这样,地下水的水位就会很快上升,把地下土壤中所含的盐分,推到土地的表层,并且蒸发到地面,于是土地盐渍化的现象就产生了。任何肥沃的农田,一旦盐渍化,如果不赶紧采取措施加以治理,而任其发展,这块地板就算毁了。再要恢复地力,还得经过相当长期的努力。" 呵!这不是揭毛泽东的短处吗?于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他首当其冲,与吴晗、廖沫沙一起被诬为"三家村"成员;1966年5月18日,作为中共北京市文教书记兼《前线》杂志主编、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的他,含冤自杀而死。

  毛泽东参与的"引黄灌区工程"的错误决策,长期不为人们所知,连最近出版的黄河史和水利史上都没有清楚的记载。唯一的记录见于2003年作家任彦芳的《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P174-184.

  由于牵扯到毛泽东的缘故,无人不晓的模范县长焦裕禄所治理的盐碱地何以产生对全国人民却一直是个谜,从中小学课本到有关的书籍电影都对此避而不谈。以至于,此后的几十年内,土地盐碱化的知识未随着焦裕禄的事迹广泛传播得到普及;我国现在盐渍土有9913万公顷,(约15亿亩,而中国的耕地是18亿亩)相当部分是不当灌溉造成的。

  新疆耕地盐渍化面积约1800 万亩,占现有耕地面积约1/ 3 .宁夏河套平原现有盐渍化耕地203.4万亩,占耕地面积的40%,内蒙河套平原灌区范围内盐渍地357.6万亩,占耕地面积的50%.

  ……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国家。

  作家李林樱2006出版的《啊,黄河….万里生态灾难大调查》一书,详细报道了全国最大的移民开发区红寺堡的土地盐碱化困境,(P80)这是进入21世纪后刚刚发生的生态决策失误:

  "缺乏科学决策,国家花的钱不少(30亿).但农民真正收益的不多,……'1236'工程也是这样.

  以灌溉为例,……支渠、毛渠却不配套,有的质量很差,有的功能不全,有的根本就是"豆腐渣",跑,冒,滴,漏,浪费了大量水资源,给浇地带来了许多不便,常常引起纠纷.

  特别令人不安的是,开发区土地已经出现了严重的盐碱化现象,而且盐碱化的耕地还在继续扩大。在红寺堡和同心县相邻的西坡子村,经过几年的耕种后,已经有4000多亩耕地盐碱化,无法再耕种了!"

  没有民办的媒体和出版社,没有民选的议员,没有法定反对党,没有活跃的民间社团(如农会),没有自由的学术界,没有各级行政长官选举的激烈辩论,许许多多该提的问题被压制了,人民的呼声听不见了,许多科学家的意见得不到充分的传播和重视,面对执政党垄断的"立法-司法-行政-媒体-出版-教育-学术-社团"的庞然大物,人民的活力被束缚住了,腐败官僚却有作手脚的宽阔空间,制造污染无人受罚,举报污染者却连连入狱,谎言没人来追究,空话套话大话占据了各个讲台,环保法律漏洞百出,机构重叠责任不明人称"九龙治水";如果没有互联网起着象当年的自留地那样生死攸关的调节作用,真不知再有多少汉芯骗局、假虎照和奥美定祸害世人,也不知道再有多少东洲太石瓮安的怨情与怒火在暗中酝酿和等待喷发。

  3  民主制度是一个高效信息核实系统

  据说孙中山曾经感叹道:"有组织的民族数选票箱里的选票,无组织的民族数战场上的尸体。"

  确实,现代民主国家用选票代替了历史上改朝换代的刀枪火炮,用每天的辩论和渐进的改革代替了积累起来的革命性能量的大爆发,选举总统或市长,象是4年一次的运动会,象是群众的嘉年华会,在独立司法机构和立法机构的制约下,在反对党、公民社团、民办媒体的联合监督下,其实无论谁当选,他们都无法不为选民尽力工作,更何况许多政策由于有立法的指导,为行政决策分担了大部分负担。

  设想如果1957年中国就建立了民主政治制度(10项设置)的话会发生什么?百万右派就会纷纷加入了法定的反对党,被毛泽东压制的彭德怀就很可能成为它的领袖;当毛泽东要以群众运动的方式搞冒失的水利工程时,秉承学术自由的专家就会在民办的媒体上指出毛泽东引黄灌溉计划的异想天开的荒谬之处,指出郑国渠的地质情况和华北平原三省地区的不同;反对党会就此对毛泽东的草率和鲁莽提出质疑,对工程实施的失败事例穷追不舍,对资金的浪费大做文章,进而嘲笑毛的秦始皇情结、乌托邦幻想和半瓶子醋的马克思主义,劝他改行去研究诗词和[红搂梦],因为研究错了也不会伤害到人命….

  毛泽东虽然会输给了彭德怀,但一想到不然的话会引发一次大饥荒,内心里还是感谢反对党对他的制约使他少犯一次大错误;再想到道家阴阳平衡的学说之伟大,说不定又写出几篇版权收入颇丰的哲学著作。彭德怀来当一次总统,毛泽东却成为真正的哲学家,亿万民众有幸免受一次浩劫,各方都是赢家,社会在有序的对抗中达到了和谐。

  惜哉!没想明白工业时代特点的毛泽东,实际上陷入了自己布置的信息自杀的迷魂阵,把自己、夫人、同事和人民都赶上了绝路,他至今还要被迫躺在天安门广场的中央日日受人们的责怪。

  最近汉城大学的学者研究说毛泽东的韩国血统的人,从他那一条胡同走到黑的劲头来看,八成是那么回事。

  08-0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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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守道:山海关之战,非关美人,无涉卖国

  ——甲申再读之二

  1644年,农历甲申年。三月十九日,李自成大军在市民的夹道欢迎下进入北京,走投无路的崇祯皇帝朱由检上吊自杀。延续了276年之久的朱明王朝走到了尽头。

  王朝的更替,在中国并不鲜见。但明朝的灭亡却不是以往王朝更替的简单重复或翻版。明朝的灭亡,显得更窝囊、更可笑、更令人不齿、更让老百姓拍手称快、更使不少后来的汉人感到汗颜。

  1644年农历正月初一,李自成在西安称帝,定国号大顺,建元永昌。李自成任命了军师、丞相及六部尚书,俨然成了一位国君。并开出了"三年不纳粮"的空头支票,以换取农民的支持和拥护。随后,他带领大军向北京进发,一路上夺关斩将,所向披靡。由于朱明王朝的极度腐朽和不得人心,李自成的军队几乎没有遇到像样的抵抗,很快就占领了山西全境。

  基于这一情况,崇祯分别于正月十九日、二十一日,两次表示想调吴三桂进京剿匪。但他自己又要吃鱼,又要避腥,不肯直说。他要大臣们先提出来,再由他批准。这样,如果这一决策出了问题,他就可以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从而使自己始终保持英明、伟大、正确的形象。大臣们因为有前兵部尚书陈新甲被杀的前车之鉴,不敢承担放弃三百里国土的道义责任,谁也不肯开这个口。二月二十七日,李自成大军逼近北京。崇祯在文华殿召集群臣,再次提出调吴三桂进京,"征求"大臣们的意见。大臣们个个装糊涂,仍然不愿明确表态,只说请皇帝定夺。崇祯只能在肚子里生闷气。三月初四日,急不可耐的崇祯,终于在没有任何人建议的情况下,加封吴三桂为平西伯。初六日,亲自下令放弃宁远,调吴三桂、王永吉、唐通、刘泽清率部保卫京师。旗帜鲜明地践行"宁赠外贼,不予家奴"的统治理念。崇祯对吴三桂等人先升后调,分两步走,其意图非常明显。一是给这些将领升官进爵,让他们对自己心怀感激,尽心效忠;二是这样做显得从容不迫,可以掩盖自己急迫慌乱的心态,打肿脸充胖子。当时既无电话、电报,又无火车、飞机,崇祯的圣旨几天后才到达宁远。吴三桂接到命令后,布告民众,召集队伍,收拾辎重,告别宁远,撤向北京。由于当地民众害怕遭受满清的蹂躏,举家随军南迁,以至军民人数达五十万之多。难民们扶老携幼,还要带上些坛坛罐罐,行军速度因此受到影响,十六日才进入山海关(已经是够快的了)。二十日到达丰润时,李自成已于先一天攻克了北京。吴三桂接报,仰天长叹。无奈之下,只好在山海关驻扎。

  李自成攻克北京之前,吴三桂是宁远的守将,职务是辽东总兵。1643年9月,清辅政济尔哈朗率军攻明,很快就占领了中后所、中前所、前屯卫。当他以破竹之势攻打明朝在关外的最后一个据点宁远时,却因吴三桂的抗击而兵败城下。吴三桂据守的宁远,是满清占领区中唯一的孤岛。拿现在的话来说,是满清地盘上的一个"钉子户"。在洪承畴、祖大寿等明朝高官业已降清并受到重用的情况下,多尔衮以高官厚禄诱吴三桂投降。吴三桂不为所动,断然拒绝,坚守了做人的底线。

  吴三桂的部队,是明朝政权仅存的一支足以让李自成和多尔衮生畏的武装力量,有"宁远铁骑"之称。无论是李自成还是多尔衮,谁得到了吴三桂的支持,谁就为自己的最终胜利增加了一枚分量极重的筹码。而此时的吴三桂何去何从,连他自己都不知道。李自成的谋士李岩,对这一点看得非常清楚,极力主张招降吴三桂。李自成令吴三桂的父亲吴襄,写了一封亲笔信给吴三桂,劝其归降。吴三桂的忠孝观念很强。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不得不接受崇祯已死、明朝已亡的现实。最后听从了父亲的劝告,带领部队前往北京。然而,没想到部队刚到滦州,吴三桂就听到从北京逃出来的难民反映,大顺军在北京大肆拷掠。吴三桂的家产被大顺军抄没,父亲被大顺军拘押,还受到严刑拷打。吴三桂的爱妾陈圆圆也被大顺政权的二号人物刘宗敏霸占。吴三桂听后,顿时义愤填膺。一个刚刚还花言巧语诱其投降,转眼间连自己的生命、财产都得不到保障的政权,一个以烧杀抢掠为能事的政权,还值得为之效命吗?吴三桂于是退回山海关,命全体将士换上白盔白甲,宣布与李自成决一死战,为君父报仇。李自成见吴三桂不肯投降,亲率十余万大军,试图消灭吴三桂这支部队。吴三桂于是致书多尔衮,请求支援。结果,在一片石战役中,吴三桂与清军对李自成内外夹击,将李自成打得落花流水。四月二十八日,李自成逃回北京。二十九日,李自成匆匆举行了一个滑稽可笑的"登基典礼",过了一天的皇帝瘾。三十日即仓皇逃离北京。从此一蹶不振,在吴三桂的追击下,节节败退,重蹈了崇祯身败名裂的覆辙。一年后,李自成在湖北九宫山被杀身亡,时年三十九岁。

  五月二日,多尔衮成了紫禁城的新主人。

  明朝灭亡,有不少人感到惋惜。有的人甚至对崇祯深表同情,说崇祯不是亡国之君,说崇祯艰苦朴素、日夜操劳等等。还有人认为,清朝取代明朝,是吴三桂引清军入关的结果。认为吴三桂是汉奸,是卖国贼,是历史罪人。持这些观点的人,有的是由于对明朝的历史不够了解;有的是轻信所谓的"崇祯遗诏",不知道"崇祯遗诏"纯系伪作;有的是受到了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一文的误导(该文中有"崇祯很博得后人的同情"一语。该文受到毛泽东的推崇,曾一度列为干部必读的学习文件,流布甚广);有的是大汉族主义观念的不自觉的反映。其实,当时的极大多数中国人(主要是汉人),对于明朝的灭亡,是乐观其成的。事实上,真正灭亡明朝、逼死崇祯、焚烧皇陵、大规模屠杀朱明宗室的,就是以李自成为首的汉人武装(有传说李自成是党项民族拓拔氏的后裔,其先祖在唐朝时赐姓李。但证据不足,存疑)。而此前的满清政权,虽然也反明,但明朝政权曾多次与它提出善意的和谈,还几度被视为抗击李自成的盟友。而李自成、张献忠等人领导的汉人武装,则从未享受过明廷类似的待遇。

  满清入主中国,是不是吴三桂"引清军入关"促成的?要回答这个问题,不能不先回答下面两个问题:

  一、如果吴三桂不引清军"入关",即吴三桂守住山海关,不让清军通过,清军能不能进入中原?

  二、如果吴三桂不"引"清军入关,即吴三桂坚决抗击清军,一如既往地成为清军的死对头,清军能不能打进中原?

  史书记载:

  1629年,皇太极经热河大安口和龙井关进入内地,占领遵化,攻克蓟州,围困北京。清军的劲敌、一代名将袁崇焕,就是在这次战役中,因皇太极使用反间计,被崇祯杀掉。

  1632年,皇太极经由蒙古进军,直抵张家口,"列营四十里",炫耀武力,迫使明廷媾和后退兵。

  1636年,阿济格经居庸关进入河北,一路势如破竹,克城12座,俘获人、畜十几万后经冷口关北还。

  1638年,多尔衮由青山关、岳托由墙子岭入关,在华北大地横冲直闯,攻下包括济南在内的一府三州五十七县。卢象升、孙承宗兵败阵亡。清军掳去五十余万百姓和大量财物,满载而归。

  1642年,阿巴泰率军从墙子岭入关,直扑山东,攻陷兖州、登州、莱州等八十八城,掳去百姓三十六万、黄金一万二千两、白银二百万两,然后由原路回师。

  以上事实说明,山海关从来没有成为清军入关的障碍。山海关是否牢固,吴三桂是否开关,对清军来说,无关紧要。清军进关的通道实在太多了。以上事实同时还说明,无论吴三桂对清军采取什么态度,都不妨碍清军进入中原。明亡之前,明朝除了吴三桂的部队之外,另外还有几十万部队。吴三桂的部队,加上另外的几十万部队,尚且不能消灭清军,不能抵御清军的进攻,不能阻止清军包围北京、侵扰华北。明亡之后,仅凭吴三桂的一支孤军,能阻挡清军入关?吴三桂早在1631年即被崇祯任命为辽东总兵,驻守东北。如果吴三桂有能力消灭清军,他早就把清军消灭了,用不着等到现在。

  可见,"吴三桂引清军入关,促成了满清入主中国",是舍本逐末之说。持此说的人,只看见问题的表面现象,没有看到问题的本质。满清能不能入主中国,不在于吴三桂有没有守住山海关,在于当时的中国有没有足够强大的政治力量遏制和抵御满清的入主。甲申年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有三大政治势力:明朝、大顺和满清。明朝早就用自己屡战屡败的事实证明,它(吴三桂是它的一个很小的组成部分)远不是满清的对手,并且在甲申年三月十九日彻底出局。能够逐鹿中原的,就剩下大顺和满清了。大顺能阻止满清入主中国吗?看看它在北京的所作所为,看看它怎样用人,看看它在山海关之战中的表现,看看它最后的结局,其结论也就不言自明了。

  满清人统治中国,使许多汉人愤愤不平。满清的"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政策,更使汉人觉得是奇耻大辱。满汉间的民族矛盾从此越积越深。有的人就把心中的怨愤发泄到吴三桂身上,认为是吴三桂帮助了满清,成全了满清。骂吴三桂是汉奸、卖国贼。

  其实,吴三桂联清抗李,完全是李自成逼出来的,是吴三桂自保和复仇的唯一选择。是任何一个有理智、有自尊心、有忠孝观、有正义感的血性男儿,在当时的情况下都会作出的必然选择。吴三桂所作的选择,不但得到了全体将士(基本上都是汉人)的支持和拥护,并且得到了南明政权的表扬和嘉奖。多尔衮占领北京以后,被后世誉为民族英雄的南明弘光朝兵部尚书史可法,给多尔衮写的一封信中,就有这样的句子:"大明国督师、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史可法顿首谨启大清国摄政王殿下:……忽传我大将军吴三桂假兵贵国,破走逆成。殿下入都,为我先帝、后发丧成礼,扫清宫阙,抚戢群黎,且免剃发之令,示不忘本朝。此等举动,振古烁今,凡为大明臣子,无不长跽北向,顶礼加额,岂但如明谕所云感恩图报已乎!谨于八月,薄治筐篚,遣使犒师,兼欲请命鸿裁,连兵西讨……贵国昔在先朝,夙膺封号,载在盟府。后以小人构衅,致启兵端,先帝深痛疾之,旋加诛僇,此殿下所知也。今痛心本朝之难,驱除乱逆,可谓大义复著于《春秋》矣……贵国笃念世好,兵以义动,万代瞻仰,在此一举……今逆成未伏天诛,谍知卷土西秦,方图报复。此不独本朝不共戴天之恨,抑亦贵国除恶未尽之忧。伏乞坚同仇之谊,全始终之德,合师进讨,问罪秦中,共枭逆成之头,以泄敷天之愤。则贵国义闻,照耀千秋,本朝图报,惟力是视。从此两国世通盟好,传之无穷,不亦休乎……法处今日,鞠躬致命,克尽臣节而已。即日奖帅三军,长驱渡河,以穷狐鼠之窟,光复神州,以报今上及大行皇帝之恩。贵国即有他命,弗敢与闻。惟殿下实明鉴之。"

  如果说吴三桂联清抗李是汉奸、卖国贼,那么,史可法岂不是更大的汉奸、卖国贼?何况,那个时候,只有天下之说,还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国家的概念。谁当上了皇帝,谁就得到了天下。实行的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水之滨莫非王臣"的通则。明亡之前的中国,是朱元璋家族的。"国"只有朱家人有权去卖,就像清朝只有慈禧太后才有权把台湾割让给日本一样。甲申年的吴三桂,还没有卖"国"的资格。满清人也不承认谁是卖国贼,谁把国卖给了它。满清人牛气十足地说,天下是它自己凭本事打下来的,谁的情都不领。

  不错,吴三桂是明朝的重臣,按照儒家的传统观念,他应该为明朝效忠,不应该与满清为伍。但我们不应该忽略两个基本的事实:第一,明亡之前,明朝曾多次主动与满清谈判,没有把满清视为不共戴天的仇敌。吴三桂联清抗李,并不违反明朝的基本国策;第二,吴三桂联清抗李之时,明朝已经灭亡。当时的吴三桂,已经成了丧家之犬,效忠的对象没有了。

  有人把明朝的灭亡定在南明永历帝朱由榔被杀的1662年。这只是一厢情愿的说法。真正的明朝,即朱元璋开创的那个明朝,由朱家人说了算的明朝,在甲申年三月十九日已经不复存在。从那一天开始,华夏大地已经不再是朱家的了。后来的南明,只是满清来不及占领的一片土地而已。南明的皇帝,既不是朱家人自主产生的,也不是按照传统程序继承的。南明的皇帝,只是少数人用以招摇的一面旗子,一颗推销狗肉的羊头,一件自编自演的道具而已。他们不但没有生杀予夺的权力,自己的生死存亡都操在他人之手。南明与明朝,有着本质上的区别,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明朝灭亡以后的中国将由什么人统治,甲申年三、四月间还没有人知道。多尔衮、李自成、吴三桂都不知道。此前,多尔衮只想扩大一点势力范围,只想多获取一点财富,胃口还没有大到把整个中国全部吞下;李自成想当皇帝,但信心不足,本领有限。进了紫禁城,看到一个死崇祯还诚惶诚恐;吴三桂则根本就没有这个念头。事情太突然了,太复杂了,谁也没有掌握足以预测将来事态变化的信息。但紫禁城中空着的那把龙椅,给人们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谁都可以试试自己的运气和身手。谁最有能耐,谁就可以笑到最后。

  由于引发吴三桂联清抗李的原因中,有陈圆圆被刘宗敏霸占这个因素。又因为吴伟业的《圆圆曲》中有"冲冠一怒为红颜"的诗句。有人便说吴三桂是因为陈圆圆而联清抗李的。这显然带有戏说的成分。综观吴三桂这个人物,他的主要志趣是在政治和军事方面,没有多少证据能够证明他是一个好色之徒或纨绔子弟。他长年驻守宁远,是宁远驻军的最高指挥官,但他并没有把陈圆圆带在身边。这就说明,陈圆圆在他心中的分量是不那么大的,更不可能大到仅仅为她而做出不顾一切的举动。

  满清代明,不少人感到遗憾,是因为堂堂的中国,人口几亿的汉族,被一个人口很少的少数民族满族统治,面子上很不好看。这是事后的遗憾。如果当时的明朝不是那么腐败无能,如果当时的汉族能产生一个足以与满清抗衡的政治力量,如果李自成占领北京之后,不是集中兵力去打吴三桂而是联合吴三桂抗击清军,甲申年的中国,就肯定是另一番模样。然而,历史是不可能假设的。朱明王朝不可能不腐朽,朱明王朝统治下的中国,不可能产生足以与满清抗衡的政治力量,李自成式的人物也注定了不可能联吴抗清。于是,该发生的就都发生了,这就是历史的逻辑。

  令中国人遗憾的事情太多了。而在令人遗憾的事情发生之后,不去反思,不愿反思,拒绝反思,则是双重的遗憾。

  山海关之战,非关美人,无涉卖国。山海关之战,只是历史洪流中的一朵小小的浪花。

  电子邮箱 zolotang(at)yaho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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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7月26日 星期六

路平:救市,是政府的天职

  最近,美国引发全球金融震荡的新次贷"两房(房地美/房利美)危机"终于迫使美国政府祭出了行政干预的"铁腕"。美国财政部和证交会"双剑出鞘",对有关此案的房产贷款、股票交易作出了一连串的限制政策和强制规定,打出了政府直接出手的"组合拳"。看来,随着次贷危机的蔓延,美国以往降息、注资等市场化手段将逐渐被更严厉、更强势的政府救市行为所取代。

  美国政府断然入市干预本国的金融市场进行救市的消息,却令我辈大惑不解。因为在我们国内,那些经济金融学界的专家、学者、"精英"人士在一段时期内一直在反反复复地告诫国民,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非常"成熟",股市的市场化程度也很"高",这些国家尤其是美国股市的调节和发展靠的是市场化手段,因此我国的市场经济包括股市的发展也应向美国"看齐",唯欧美马首是瞻。在他们摇唇鼓舌,推波助澜之下,似乎政府的救市行为逐渐被描绘成象"小媳妇偷汉子"那样见不得人,以至达到"谁救市谁无能"的极端。

  足球赛场激烈对抗的双方中,如果一方发生冲撞或故意加害于对方,裁判就必须果断地及时警告或严厉制裁。假如这个裁判有意"不作为"甚至吹"黑哨",比赛就很可能演变成"比武"了。我们都知道,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的根本原则是公开、公平、公正。但仔细分析,"三公"原则的具体要求对象是有所不同的。拿股市为例,"公开"、"公平"一般是对股市所有参与者、相关者来说的,例如政府的政策法规、上市公司经营信息、股东权益、市场的买卖交易等等都必须充分透明、对称、合理和平等。搞"内部消息"、发布虚假信息、暗中交易、恶意圈钱或坐庄、私下利益输送等等都是不允许的。而"公正"则完全是只对政府的要求,即政府必须当好一个公正的"裁判"。只有政府的管理有效,监督到位,以及在市场出现异常的或者违反公平、公开的情况下象球场裁判那样果断出手干预,股市才能真正实现高效、和谐、稳定、健康。道理很简单,因为股市是你开办的,你就必须负责任。

  中国的股市是踩在别人的肩膀上而建的,一共才走了18年。我们当然希望股市尽快"成熟"起来,依法治市走向市场化,政府的行政干预越少越好。但是这不能绝对化。正因为我们的股市只有18岁,正因为是"新兴加转轨",也正因为是"摸着石头过河",因而我们的股市存在着结构设计不规范、权益不公平、法制不健全、执法不严厉、市场各方素质不成熟等等诸多难以避免的矛盾和缺陷,股市才会忽冷忽热暴涨暴跌,才会出现许多不尽如人意的现象,才会引发政府的频频出手干预。客观而辩证地看,这也没什么不对,也非不"正常",更谈不上是不"光彩"。一个政府出手救市,本来就是该救则救,不该救则不救。股市非理性下跌得离谱了,要救;股市泡沫堆满了,也要救。这是政府行使有效管理公正监督的题中之义,天经地义而无可指摘。更何况,要说起"政策市",那我们不禁要反问一句:"政策市"怎么啦?当今世界经济哪里有不用救市的世外桃园?哪一个国家的政府不在股市的"节骨眼儿"上毅然挺身而出?

  那些嘲笑"政策市",反对政府"救市"的专家学者、"精英"人士的理由是"买者自负",股市就是"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买了套住了是他自己的事,为何要"帮",有什么可"救"的?在他们看来,如果跌惨了就"救市",那就会形成对政策的"依赖性",养成动不动就要政府救市的"坏毛病"。此言虽貌似"公正"、"科学",然却大谬也。一个"以人为本"的政府,要维护本国经济生活的正常秩序,维护市场的"三公"和稳定健康的发展,就必须在制定政策法律,监管市场运行,履行自身职责的时候,自觉向市场的弱势群体倾斜,保护绝大多数人的利益。通俗说,就是要站在绝大多数人的一边。例如,在劳动力人才市场上,为了保护因国民经济体制改革、转型而下岗失业的众多的大龄劳动者,我国的中央和地方政府都先后制定了再就业、"4050工程"等强制性政府扶持政策,甚至由政府"买断"社会公益岗位专门拨给这一弱势群体;在房地产市场上,当楼价涨得让老百姓望尘莫及、叫苦连天的时候,我们的政府不就果断出台了限制商品房土地供应,兴建大量限价房和实行廉租房等等一系列政府干预措施了吗?这都足以证明,"以人为本"实质上就是"以穷人为本"。把这一理念应用到股市上,那么股市中的弱势群体无疑就是绝大多数的中小股民。当股市非正常暴跌,他们的财产非正常蒸发的时候,救一下他们,帮他们一把,怎么在我国就成了不正常、不光彩了呢?对一个只有18年的新兴股市,对一个拥有世界最多弱势群体的投资市场,鼓动政府东施效颦,当"甩手掌柜",这究竟安的是什么心?

  我们再给"买者自负"的荒谬言论打几个形象的比方。在足球赛上,当甲方球员被乙方冲撞或故意伤害时,裁判竟对甲方受伤队员说:"这是你自己站位不好,谁让你见到他不躲一下呢?"一场球赛有这样的裁判非闹出人命来不可。再如,当地震发生后,面对废墟中幸存者渴望求助的眼光,有人竟对他说:"你要有信心,生活是美好的,但我却不能救你,因为都是你自己不好,谁让你住在这房子里呢?我救你,你自己就不肯努力了,产生了依赖性,所以我不能惯你这个坏毛病。"听一听,这还象是人说的话吗?

  美国政府的救市行为不仅让我们大开眼界,也使人知道了"救市"的本质含义,更让人看清了那些危言耸听"忽悠"国民,"忽悠"政府的所谓专家学者、"精英"人士。他们,不是别有用心的既得利益者,就是只有"半瓶子醋"的庸才和蠢才。

  那么,目前我国股市该不该"救"呢?笔者以为,不仅应该,而且已到了刻不容缓。眼下就有一个例子。7月下旬,"宁波银行"的6亿多股大小非解禁上市。如果减持抛售,仅这家地方银行内就将造就出1000名千万和百万富翁。而这场财富盛宴的得益者的持股成本仅1元,目前流通股股价是10元,最高曾达到32元。这不是公开的掠夺是什么?在光天化日之下,中国股市竟然还有这等令人咋舌之事。更严重的是,中国股市象"宁波银行"那样的"老虎机"还有1.2万亿股!他们正虎视眈眈等着涌入二级市场演绎疯狂的造富神话。这难道是公平、公正的吗?难道这就是落实小平同志"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构想的具体实践?正因为这种严重的不公平导致半年多来的市场急速暴跌,也打破了整个股市供求关系的平衡和广大中小股民的心理预期。股市是大家的股市,股市坏了市场参与各方乃至整个国家都受其害。世界上的一切不和谐都是由于不公平而引起的。社会财富的分配不公,将最终决定这个社会的人心向背。大小非减持已成为干扰金融市场秩序、祸害中国股市根基的最大"元凶",目前正是到了"该出手时就出手"的时候了。救市不仅是政府的天职,也是"责任政府"的应尽义务。

  在近来的报道中,我们不断看到随着半年多股市的急跌,大小非减持抛售也逐月降低的数据。这种引证的目的无非是想说大小非减持的压力并不大。可是他们却偏偏没有想到,大小非也是人,当然"老鼠爱大米",大米越多越好,追求利润的最大化。股价急速下跌直至腰斩,自然也就抑制了大小非的兑现冲动。这不是很容易就明白的吗?能说明什么问题呢?在股市低迷到如此地步的今天,拿这种本末倒置的说法来"忽悠"欲哭无泪的中小股民,是不是脑子进水了?哪一天,股市涨起来了,你再看看大小非减持的数据会不会"逐月下降"吧,股民人心思涨,大小非也等着这一天呢。

  我国已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发展的火车头,但我国股市的暴跌幅度却也是世界第一。中国股市的此波下跌决不同以往,我们真应该用冷水浇醒脑袋好好想一想究竟是什么原因了。

  2008年7月21日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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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的真相

本文以最浅显得道理阐述经济的原理,进而阐述经济的真相。没有深奥的学术理论,还事实以清白,真相只有一个,让我们擦亮眼睛,洞观今天发生的一切。

我不是经济学家。本文在以下几方面阐述中国经济的真相。
1、什么是经济发展?
2、什么是对外贸易?
3、什么是通货膨胀?
4、房价能绑架中国经济吗?
5、房价和通货膨胀有关系吗?
6、房价高涨的原动力是什么?
7、房价一直涨下去,开发商会笑还是会哭?什么情况下会笑?什么情况下会哭?
8、坐在华尔街办公室的财团们是如何吸干中国山区一个农民的血汗的
9、在有关这场围绕房价和通货膨胀之间的各方博弈中可能选择的中庸路线

1、 什么是经济发展?
简单的讲经济发展就是有钱,但钱从何来?钱只能印出来。那么到底是什么使印钞机不停的运转?

  假设一个岛上有1000口人,与世隔绝,人与人之间交换物品过活,但有时候你手里用来交换的东西不一定就是对方想要的,怎么办?于是人们就用都喜欢的金银作为交换的东西,于是交换方便了。但金银要磨损,携带也不方便,当交换活动频繁时,发现这个东西太繁琐,限制了交换活动,于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想了一个办法,就是由岛上的管理者发行一种符号,用它来代替金银,于是钞票出现了。
......

 银行的出现,能保证交换活动更持续的进行,大家都拼命的生产,岛上的东西越来越多,银行根据产品的生产数量,不停的印制钞票,以保证交换能更深入的进行.

2、什么是对外贸易?

  有一天岛上的人发明了船,......

3、什么是通货膨胀?

有一部分聪明人开始怎么才能把钱弄到自己手上,他在海边捡了一颗石子,说这个石子值100万快钱,把它卖给了一个人,这个人觉得整个岛上的钱加一起也没有100万啊,怎么办,于是向钱庄借,钱庄也没有这么多钱,于是把印钞机打开,印了这100万,借给了他买了这个石子。然后这个人开始卖这个石子,100万卖给了第二个人,由于第一个卖石子的人把钱花了,所以岛上的钱多了,所以这一百万可以筹集到,多买些产品就有了。但当把这个石子以200万转让的时候,钱庄只能又印了100万钞票,就这样钞票越印越多,可是当这个石子不停的流动转让时,大家并不觉得岛上的钱多,产品价格还是原来的那样。可是当这个石子不流通或流通的慢时,大家觉得钱多了,可是如果当持有石子的人把它扔到大海里,那就等于岛上凭空多出N多个100万来,怎么办,央行最害怕的就是这颗石子没了。它没了岛上产品的价格就会飞涨,就会通货膨胀。那么持有石子的人就绑架了岛上的经济。

4、房价能绑架中国经济吗?

中国的房地产已经使中国央行发行了太多的人民币,如果房价下降,等于把那颗石子投进了海里,那么多印出来的钱会使中国产品价格飞涨,会发生严重的通货膨胀。
 看似房价与石子毫无相干,可是他们的属性是一样的,就是价格和价值严重的背离。实际上房地产的崩盘受害最大的并不是中国的商业银行,而是整个中国经济体系。为什么政府迟迟没有把房价降下来,不是降不下来,如果真想降房价,只需要一道政令,房地产价格会在一夜之间土崩瓦解。可是后果谁能承担,严重通货膨胀谁来负责?
房地产业已经绑架了中国的经济,是无可置疑的,是客观实在的,没有人能改变。
不管谁是总理,廉洁也好,贪污也好,都希望社会和谐,可这是一个棘手的问题。

5、房价和通货膨胀有关系吗?

 可更棘手的问题还不仅仅在这里。如果降房价,面对的是马上的通货膨胀,可不降房价,那么面对的就是更严重的通货膨胀,何去何从?
  所以最可靠的办法就是稳定房价......
可是为什么房价不稳定而且更加的疯长呢?难道是开发商与政府在博弈吗?告诉你在中国没有人能和D叫板,几个肚子大点的开发商是没有这个实力的。实际上是幕后的另一只黑手在和中国政府博弈,这支黑手就是外资,以美国为代表的帝国主义攫取中国人民血汗的黑手。

6、房价高涨的原动力是什么?

 使房价上涨的动力很多,房价上涨对其有利的人就是动力之一,比如:为了GDP和个人利益的地方政府、为了赚钱的开发商、炒房族、以至于买了房的所谓"房奴"都是是房价上涨的动力,可是最大的原动力不是这些,是外资,是美国的以攫取超额利润的各大财团。
  ......
可是在中国的房地产业,这种规律似乎不起作用,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忽视了一个参考范围的原因,如果以中国经济本身而言确实打破了这个规律,可是目前的情况是有一股力量在维持着房地产业的价格,即托市,那么谁在托市呢?
 谁能在房地产业失控能得到巨额利润的人就是托市的人。
  讨论这个问题前,现看一下中国的外汇储备情况。......外汇储备的增长速度明显大于GDP的增幅。显然不是挣来的,那么除了挣来的一部分,那么就是所谓的"国际热钱"的涌入,而国际热钱的涌入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取得高额的回报。
  国际热钱进入中国市场后,首先要兑换成人民币,那么一下子哪有这么多人民币呢?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让印钞机没日没夜的工作,然后这笔钱用来托住已是烫手山芋的房地产市场,就是拼命的投资房地产业,当房地产价格因背离价值而向下波动时,通过托市再把它抬高,反复如此,给人的表象就是房产价格决没有偏离价值。导致房价越涨越高。
  而开发商呢,他们一到房子将要卖不出去的时候,就有人出高价买下来,他们怎么会降价,如果没有这部分资金在运作,别说是开发商联盟,就是全国只有一个开发商,价格也会降下来,没有人买了,难道等房子发霉吗?

  那么外资持有这么多高价房产做什么?不怕砸到手里吗?
 不怕!为什么呢?在这个资本运作的过程中,有一个冤大头在最底下接着呢,是谁呢?就是中国的商业银行,由于火爆的房地产市场,一流的流通性,近年来没有看到任何萎缩的迹象,放了贷款就盈利,为什么不贷款呢?没有理由不放贷款。
 加之中国老百姓买房的心情,外资可以轻易的把高价房转嫁到中国的银行和消费者身上,连炒房的农民都能赚到一杯羹,职业的外资会赔钱吗?

 7、房价一直涨下去,开发商会笑还是会哭?什么情况下会笑?什么情况下会哭?

  在中国政府近几年来密集的几十道金牌的调控下,房价还是如脱了缰的野马一样狂奔不止。暂且不论何时能停止上涨的势头,毕竟房价在目前还是上涨的,所以我们就看看房价上涨不止会带来什么。
  首先:由于GDP上涨,中国政府为了维持上文说的"保持产品交换的继续"要不断地投放人民币,即开动印钞机。只要房地产这个石子还没有投入到大海里去,还有一定的流通性,那么就不会有通货膨胀的发生。
  其次:开发商会在这个过程中也赚取巨大的利润。
  再次:能看到的是,炒房族会赚钱、所谓的买房的"房奴"会增值。
  都赚钱!可是在这个过程中到底谁亏了呢?钱从哪里来呢?如果你是有炒股的经验就会知道,如果投资价格和价值背离的商品,你赚的钱就是别人赔的钱,那么套用到房地产上,就是买房自住的人,现在看似增值,那是镜中月、水中花,你不变现就不是你的。再有就是当价格完全回归真实价值的时候,有时甚至会到真实价值一下,被高价房套住的投资者。还有一个就是开发商!
  为什么说开发商也有赔钱呢?......
所以一旦房价回归真实的价值之时,就是有一大批开发商崩溃之日。这个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和任何行为为转移的。如果现在有开发商逃离房地产业的角斗场,那么跑得慢的就是最后的输家。如果都不跑,就像击鼓传花一样,最后拿到接力棒的就是接盘者。有句话叫:"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也许只不过是方式不一样,看谁的运气好而已。
  可是现在却没有任何的开发商赔钱的迹象,......

8、坐在华尔街办公室的财团们是如何吸干中国山区一个农民的血汗的"

Mao.ZD说过:"帝国主义没有睡大觉,而是天天在蠢蠢欲动,在图谋不轨,想达到他们的罪恶目的。诚然他们的气焰的确没有以前那么嚣张,但他们确实在活动着。"是不是冷战结束就代表着人类的和平得以实现呢?"一句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就能掩盖帝国主义噬血的本质吗?人人平等的理念是对的,但它只不过是帝国主义用来欺骗人们的伎俩罢了,说到和做到永远是两码事。

  很明显,中国人最不愿意看到的事情,就是财团们最乐见的结果。先做个假设,比如国际热钱在投资的中国房地产领域里上演最后的疯狂后,然后把房产成功解套全部变现,如果此时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达到美国预期最高时,汇率是热钱逃离时需要相乘的那个倍数,会发生什么谁都能想到,所有热钱会一夜之间全部兑换美元逃离。财团们会赚得沟满壕平,中国市场上除了钱就是钱,能遮住天的大把人民币将成为中国人民的噩梦。
  这是中国人最不愿意看到的事情,也是财团最乐见的结果。近期美国不断的通过政治、贸易等手段逼迫人民币升值,而中国政府迟迟不升值或小范围的升值,远远没有达到美国政府的预期,这是在出口处的中美之间的博弈。美国逼迫人民币升值的狼子野心昭然若揭!
顺便提一句,如果真的这个升值预期达到了,中国楼市将重演日本上世纪90年代崩盘的历史。只是那时中国经济也会像日本一样进入一个连续低迷不振的不归路。
 在这种攸关民族生存的问题上,政府会坐视不管吗?就算是退一步来讲,一个完全不负责任的政府遇到这种情况,因为这个资本运作同时也极大侵犯了政府的利益,也会拼命反搏的。

9、在有关这场围绕房价和通货膨胀之间的各方博弈中可能选择的中庸路线
  我一直相信:物极必反,中庸,是老祖宗留给后人解决棘手问题的杀手锏!
  ......
  所以中庸才是解决棘手问题的杀手锏。极端、盲目、冒进是要不得的。

  针对如何解决中国房地产市场的绑架问题,就要围绕问题的关键部分一步步地施加反作用力,然后一举成功,才是正道。

 第一个关键的部分就是汇率,... 第二个关键是限制资产流动性,...。

 不管你看到没看到,这已是最后的疯狂,我们从两方面来分析:

  第一,如果这场博弈以外资胜利而告终,那么中国经济将步日本90年代持续下滑的深渊,由于外资撤走,房市赖以生存的支柱坍塌,房价会一落千丈,可到时候不管是开发商还是老百姓都将承受经济下滑之苦,持有的货币迅速贬值,即便房价落下,也不一定买的起。这是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不可接受的,也是无法接受的。

 第二,如果外资以失败而告终,即在汇率上把住出口,让房价回归真实价值,把外资同样套在中国,这才是胜利的前提。那么以美国财团为首的帝国主义噬血者必将疯狂报复,会在投资、出口等各方面对中国施加压力。我们今天人民币升值没有达到美国预期,已经导致中国出口到美国的产品受打压,进而引起了众多的贸易摩擦,由此可见一斑。我们知道,经济发展的三套马车是,投资、出口和消费,在投资、出口领域遭到报复会影响中国经济的发展,但我相信不会影响我们的发展速度,别忘了还有一套马车是"消费",房价下降后,如果你是爱国者,请现在保护好你的钱包,到时千万别羞羞答答,要果断地出手买房,中国经济会在消费领域异军突起,继续独占世界经济引擎的鳌头。

韦大林:告别“官主”,走向民主

  最近,深圳推出"政改新政",贵阳又实行县(区)委书记"公推竞岗",一时间东西互进,煞是热闹,也引来一片赞扬之声。有人称之为"破冰之举",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有人认为是民主政治改革的"历史性跨越"。

  其实,无论深圳还是贵阳的"政治改革",虽然在选拔官员上为避免"一个人说了算"和"暗箱操作",确实有了一定的改进,但也只是对原有"官制"进行的一种技术性修补,与"老百姓说了算"的民主政治并无多少关系。

  民主政治的灵魂是"主权在民",确认公民在选用公职人员(官员)等国家政治生活中享有平等和至上的权利(力)。也就是说,任何公民都有资格成为公职人员的候选人,而不应有身分、地位、财产、教育程度上的歧视;任何公职人员(包括国家和地方领导人)的选用都必须经过一定程序得到全体公民的授权和"同意"。民主政治的国家权力制度和官员选用制度应当充分体现"公民权利(力)平等和至上"的原则。

  然而,深圳和贵阳的"政改",规定官员的候选人必须是达到一定级别的官员,候选人由官方指定的"各界代表"和"评委"加以推举、评判和投票,最后由官方的上级党委经过考察、研究和票决后正式任命。从候选人的确定到最后任命,"政改"的官员选拔并未脱离"少数人选少数人"、"官员选官员"的"官主"套路。至于候选人的演讲和答辩在电视中直播,虽然多少尊重了民众的"知情权",但民众也只是充当了一次"看客"而己,既无实质性的"参与权",更无"说了算"的决定权,又怎能算"民主"呢?

  深圳的"政改"方案中提到了居委会要实行"直选"。"直选"似乎是"民主",但既无立法权也无行政权,只能管"打扫卫生"、"防火防盗"之类生活锁事的居委会并非国家"主权"机关,"直选"居委会与"主权在民"的民主政治其实根本不搭界。

  如果一种政治制度使公民只能充当选拔公职人员的"看客",只能享有"打扫卫生"等事务的"权力",这样的制度能算"民主"制度吗?这样的公民能叫"公民"吗?

  有人说这是一种"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民主"不适合于中国。

  民主虽然曾经是资产阶级反抗封建专制的旗帜,但民主并非资产阶级的专利,而是人类在反抗一切特权和专制的斗争中创造出来的共同文明成果和普世价值。民主的基本内涵是"主权在民",在这一点上并不存在姓"资"姓"社"的区别,所谓"西方资本主义民主不适合于中国"其实是一个伪命题。各国的"特色"是相对于"基本内涵"而言的,否定了"基本内涵","特色"也就毫无意义了。"社会主义的民主"或"中国特色的民主"如果去掉公民社会"主权在民"的基本内涵,什么都可能是,就一定不再是"民主"了。

  有人说"中国人的素质差",实行民主就会发生"动乱"。

  以前也有人用"市场经济"吓唬中国人,说实行市场经济就会"亡党亡国"。事实与他们说的恰恰相反,市场经济不仅未"亡党亡国",反而"兴党兴国"了。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的本性(素质)是在一定经济、社会关系中形成的。如果人的"素质"出了问题,就应该从代表一定经济、社会关系的政治制度上找原因。专制统治使人成为顺民(奴才),同时也在积累对立和仇恨,"顺民"随时有可能由于"官逼民反"而成为"暴民"、"乱民"。须知那"载舟之水"同时也就是"覆舟之水"。金圣叹评《水浒》说:"乱自上作也"。一语道破中国社会"不稳定"和"动乱"的根源不在"民"而在"官",在皇权专制制度。不久前发生在瓮安县的"打砸烧"事件,再一次证明了中国社会的"动乱"是源于"对人民专政"的专制统治。

  明明是专制统治使"顺民"成为"暴民"、"乱民",使中国社会兵连祸结、内斗不己、乱象横生。一些人却"恶人先告状",硬把中国社会"动乱"的根源强加在从未在中国真正实行过的民主制度上,强加在毫无根据的"中国人素质差"的虚妄论断上。难道忍气吞声地在专制统治下当臣民和顺民就是中国人的永恒宿命。

  中国传统社会是一种"主权在官"、"主权在君"的"家天下"专制社会,君权是官权的集中代表,官权是君权的爪牙延伸。国民党虽然推翻了清朝"帝制",却"以俄为师",建立起"以党治国"的新型专制体制,用"党天下"代替了清朝的"家天下"。共产党推翻了国民党统治,却同样"以俄为师",延续了国民党"党天下"的权力结构形式。"主权在党"必然使党"官僚化"、"权贵化"、"专制化","党天下"实际上成了"毛天下",社会主义的中国再一次笼罩在封建专制的阴影之下。国民党到台湾后,接受败走大陆的教训,弃旧图新,翻然改进,终于在蒋经国时代实现了中华民族历史上第一次从"家天下"、"党天下"到"人民最大"的伟大的历史性变革。

  邓小平早在1941年就曾尖锐地指出,"以党治国"的观念"是国民党恶劣传统反映到我们党内的具体表现","是麻痹党、腐化党、破坏党、使党脱离群众的最有效办法"。刘少奇在建国初期也曾提出:"我们的基本口号是:民主化和工业化!在我们这里,民主化与工业化是不能分离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走过了曲折的道路,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也出现了令人痛心的失误。最大的失误不是"大跃进"也不是"文化大革命",而是建国伊始,未能继承"五四"人文精神,凝聚各方民主共识,确立在实现"工业化"的同时实现"民主化"的战略方针,及时推进"主权在民"的民主制度建设。

  邓小平说:"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如果我们在建国时建立了"主权在民"的民主宪政体制,就根本不会再发生"反胡风"、"反右派"、"大跃进"、"反右倾"、"大饥荒"、"文化大革命"等使中华民族大伤元气的挫折和失误。

  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使我国的经济、社会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和进步。但在不受制约的"党天下"体制上同时也滋生出一个官僚权贵集团。当前,由环境污染、土地征收、房屋拆迁、国企拍卖、贫富悬殊、社保缺失、执法不公、官场腐败等原因引发的各种社会矛盾和危机,其实质就是广大民众与官僚权贵集团之间的矛盾。集中表现为公民权利与"党天下"的国家权力之间的摩擦和对抗。

  国家控制的巨大财富和资源能否做到"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科学发展能否做到"以人为本","官"能否真正地代表"民",关键在于能否实现"权为民所授"。须知民生问题的实质乃是民主问题。

  是在"党天下"的体制内做一些修修补补的工作,继续维持这个体制;还是积极稳妥地推进体制变革,在民主实践中学习民主,建立"主权在民"的民主宪政国家。历史在等待回答。

  (本文作者系中共安徽省委党史研究室副编审)

  2008年7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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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康乐:卡拉季奇被抓——一个传奇的结束?

  卡拉季奇被抓,一个传奇的结束,宁或是一个新的传奇的开始?

  卡拉季奇,一个魅力非凡的男人,一头蓬松的头发与一副洒脱的神态相得益彰,他是20世纪九十年代的国际风云人物,在有关他的新闻报道中,印象中最深的总是他沉默而坚定的站在某些发言人背后的样子。

  在卡拉季奇最为风光的20世纪九十年代前期,那个时候我正读高中,深深折服于卡拉季奇的魅力,卡拉季奇从96年开始过起了逃亡生活,从那个时候起,我也很少听到有关他的消息了,想不到13年后他还是被抓了,还要被带到海牙审判,所谓弱国无外交,大概指的就是这类事情吧。

  要把卡拉季奇作为战犯来审判,这是因为北约和美国的军力强大,卡拉季奇所代表的波黑塞族战败了,卡拉季奇也失去了他的靠山与庇护所,这个结局也是一个必然的结局,无关乎道德与正义,只关乎强与弱。那些把美国审判他国领袖认为是正义的行为的人可以说是被美国的价值观给踩扁了脑袋,他们认为美国的价值观就是普世价值,只有美国人的价值观才是世界上唯一正确的价值观,对于这些人而言,只要是美国的军队一开动,世界上的任何国家都应该俯首称臣才对,不然,就是杀人犯与战争犯。显然,这样的人生来就是适合做叛徒与奴才的,他们当然会反感卡拉季奇,因为他以及他所代表的小小的塞族,居然敢不听美国的话,岂非令主子心烦,令主子心烦的人,岂非也令奴才心烦,于是他们当然在今日会庆幸于卡拉季奇的被抓了!

  卡拉季奇,是一个领袖,也是一个诗人,一个小说家,还是一个医生,他是塞族的传奇,也是世界的传奇,他的被抓与被审判,除了证明强权者可以为所欲为外,实在证明不了其他更多的东西,论起杀人,战争中岂有不杀人之理?事实的真相,又有几人得知?在西方强大的话语权之下,弱小的塞族除了被安上各种罪名之外,还能有其他待遇可言?

  卡拉季奇被西方国家定性为"彻头彻尾的塞族民族主义分子",海牙国际战犯法庭把他说成是头号"战犯"。在过去六年里,北约间谍已经把40名所谓的"战犯"抓到了海牙,关进了斯文金监狱,等待审判。在所有40位接受审判的人中,光波斯尼亚塞族人就占了35位,这样的判决结果连美国一些媒体都看不下去———难道世界上只有塞尔维亚人会犯战争罪!

  只所以卡拉季奇被抓,然后被审判,是因为他曾依靠的国家与民族太弱小了,除此之外,实在没有别的多大含义,请中国的潜在的民族叛徒与奴才们赶快闭上自己的嘴巴,再不要宣扬什么普世价值与自由主义了,因为,这其中并没有这么多的含义。

  写于2008年7月25日晚

  电子邮箱:yklleeyelingjun(at)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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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7月25日 星期五

刘晓原:杨佳袭警案应进行异地审理

  7月1日,杨佳在上海市闸北区公安分局袭警,造成五死六伤的严重后果。

  按照《刑事诉讼法》第十八条规定,杨佳袭警案由公安机关立案管辖,即由公安机关负责侦查。

  《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十五条规定,刑事案件由犯罪地的公安机关管辖。如果由犯罪嫌疑人居住地的公安机关管辖更为适宜的,可以由犯罪嫌疑人居住地的公安机关管辖。

  在司法实践中,刑事案件一般是由犯罪地的公安机关管辖,极少由犯罪嫌疑人居住地的公安机关管辖。

  杨佳袭警案发生在闸北区,如依照这个规定,应由闸北区公安分局立案侦查。

  但杨佳一案的特殊之处在于,案件发生在闸北区公安分局内,他报复的对象又是该局警察。如由闸北公安分局侦查,人们就会认为,杀死了该局警察,还由他们办案,这能做到客观、理性、公正吗?

  可能是出于避免质疑的原因,上海市公安局决定案件由自己侦查。但是杨佳袭警案,由上海市公安局来行使管辖权,不知是依据哪一条规定?也许当年制定《刑事诉讼法》和《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时,根本没有想到袭警案会频发吧,所以在立案管辖方面有所忽视。

  由案发地闸北区公安分局侦查,从道理上说不过去,更无法避嫌;由上海市公安局侦查,却找不到法律法规及规章的依据。

  闸北区公安分局是上海市公安局的下属机构,案件改由市局负责侦查,仍然存在避嫌的问题。

  刑事侦查阶段的回避,依照《刑事诉讼法》第28条、第29条,以及《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三章中的规定,是指公安机关负责人、侦查人员、鉴定人、翻译人、记录人的回避,而不是指公安机构的回避。

  因此,从法律规定来看,不要说由上海市公安局侦查不存在回避问题,就是仍然由闸北区公安分局侦查,也是有法律依据。这是《刑事诉讼法》和《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在"回避"规定上的漏洞,没有考虑机构"回避"问题。

  依照这些法律规定,公安机关是不能回避此案,不能将案件改由检察机关来侦查。

  也许有人还会问,该案可以由犯罪嫌疑人户籍所在地公安机关,即北京市朝阳区公安分局来侦查,因为杨佳的户口在这个辖区。《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十五条有这样的规定。但是,要适用这个规定,必须要符合前题条件,即居住地的公安机关管辖更为适宜。

  上海市公安机关也许就会说,由北京的公安机关来上海办案那有他们适宜呢?再者,北京警方也不会去和上海警方争一个袭警案件,那不是自找麻烦吗?

  案件是由上海市公安局侦查,由上海市检察院第二分院审查起诉,那么能不能将此案进行异地审理呢?

  以往很多副省级贪官的案件,是由外省市检察院侦查,也由外省市法院审理。如陈良宇一案,侦查机关是吉林省人民检察院,案件审判机关是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人民检察院改变案件的管辖,其依据是《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由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陈良宇一案,也是有法律依据的,即《刑事诉讼法》第26条规定,上级人民法院可以指定下级人民法院将案件移送其他人民法院审判。

  对杨佳袭警案能否改变管辖法院呢?可不可以由外省市法院来审理?

  依照《刑事诉讼法》第26条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有权改变杨佳故意杀人一案的管辖法院。

  杨佳袭警案是一起全国有重大影响的案件,案件由上海警方和检方办理,已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多质疑。

  人民法院是维护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为了不使法院的审判,受到地方其他机关的影响,建议最高人民法院依法改变此案的审判管辖,指定外省市法院审理杨佳一案。这样做,也许最后结果还会是一样,但起码在程序上做到了公正,也避免了民众对案件审判程序上的质疑。

  作者:北京市忆通律师事务所刘晓原律师

  来源: 刘晓原的BLOG  http://blog.sina.com.cn/liuxiaoy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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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7月24日 星期四

叶檀:税收过度增长可能导致经济衰退

  7月17日,国家统计局发布上半年宏观经济数据;7月21日,国家税务总局发布上半年税收数据,两组数据形成强烈反差。

  从数据来看,中国的财富分配重政府轻居民、重生产轻消费的格局没有改变。长此以往,拉动内需将成一句空话,不当的税收政策已经对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直接造成负面影响。统计数据显示,目前我国的财税政策与经济发展形势并不匹配,企业与个人在忍受信贷紧缩的同时,不得不同时承担高税负的痛苦。

  我国经济形势虽然稳定,但GDP处于下滑区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130619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10.4%,比上年同期回落1.8个百分点,回落幅度接近15%.第二产业增长率大幅下降,表明我国工业发展出现明显阻碍。

  令人欣慰的是,上半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与消费仍在增长,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68402亿元,同比增长26.3%,比上年同期加快0.4个百分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51043亿元,同比增长21.4%,比上年同期加快6.0个百分点。

  但真相并不如数据所显示的这般美妙,投资与消费增加,除了企业为了维持前期投资效益,不得不在民间市场借贷增加自有资金,政府功劳至大。据国金证券的宏观分析报告,1至4月的政府支出为13585.2亿元,与去年同期相比上升了29.3%,此后由于震灾等因素影响,政府支出大幅提高。

  在出口下滑、第二产业增长率下降之时,政府税收与居民收入的情况又如何呢?上半年税收增加迅速,全国税收收入同比增长30.5%,与2007年度31%的增速接近。其中增长最明显的是企业所得税,增幅达近2000亿元,为2007年企业所得税总额的近四分之一。国家税务总局对此的解释是,2007年企业利润大幅度上涨,带动今年上半年企业所得税增收近2000亿元,扣除此因素后,上半年全国税收收入增长与经济发展基本适应。应该此解释补充两点,2007年下半年人民币开始加快升值,央行实行货币紧缩,制造企业开始过冬,去年与今年上半年金融机构及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还是托国有控股企业的福。

  一边是火焰一边是海水。与税收增长相反,居民收入与消费者信心下降。上半年城镇居民家庭可支配收入增长率由2007年的17.23%大幅下降到14.4%,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后,可比增速由12.6%回落到6.3%.农村居民纯收入增速放缓情况与此类似。收入下降之后消费本应随之下降,但我国出现了消费与存款同时增加的情况,这种增加不是好消息,只是热钱增加、居民资产投资渠道被堵塞、通胀压力之下的居民被迫消费的无奈之举,注定无法持久。

  消费者信心指数表明我国消费前景不容乐观。据商务部市场运行司监测,今年上半年,我国千家核心商业企业零售指数同比增长20.1%,扣除物价因素,实际增长只有12.6%,比去年同期回落1.7个百分点。二季度消费者对当前经济状况的满意指数为90.3,分别比上季度和上年同期回落0.5和2.7个百分点。反映消费者对未来经济前景看法的预期指数为96.7,分别比上季度和上年同期回落0.8和2.6个百分点。消费者对经济状况和走向的预期,购买耐用消费品的意愿,都比去年低。

  在企业遭遇困境、居民收入下降、消费者信心回落时,发布政府税收收入大幅上升的喜讯,实在有些不合时宜。在中国经济走向市场化的巨大转变中,政府对于生产、资源的调控能力不降反增,在市场的名义下,优质、廉价资源被源源不断地输送到了"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行政对市场的强大控制,真是几十年市场化改革的目的吗?

  经济回落而税收增长,政府支出增加,对经济的主导作用增强,宏观经济数据与税收增长反差,说明企业的市场化动力在衰退,说明居民财富缩水、消费意愿下降,这种情况不改变,我国经济有可能陷入表面增长下的实质性衰退。

  市场化的财税体制与资源配置的市场化相辅而行,税收与经济应该保持平衡。过高的税负已经影响到中国经济的发展前景,影响到中国市场化改革的百年大计。税收政策此时不改,更待何时?

  作者为经济评论员

  来源:南方周末 http://www.infz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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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也:减税不仅必要而且紧迫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发布的消息称,今年上半年,全国税收收入(不包括关税、耕地占用税和契税,未扣减出口退税)稳定较快增长,累计完成32553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30.5%,增收7606亿元。其中,证券交易印花税共完成837亿元,同比增长34.2%.

  我国上半年的GDP增速为10.4%,税收增长速度是GDP增速的3倍。国家税务总局认为,上半年税收收入较快增长,原因之一是2007年企业利润大幅度上涨,带动今年上半年企业所得税增收近2000亿元,扣除此因素后,上半年全国税收收入增长与经济发展基本适应。但是,即使扣除"2007年企业利润大幅度上涨"的因素,税收如此之快的增长速度依然是令人担忧的,它使得减税问题再次成为民众关注的焦点。

  为什么两税合并、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提高降低税率后,税收仍然高速增长呢?主要原因是征管水平大幅度提高。我国过去在设计税收机制时,考虑到实际征收率不高的因素,实行"宽打窄收"即名义税负高和实际税负低的征税机制。扣除了各种税收优惠后,如果将当前我国税法所确定的各种税收全部征收上来,那么各种税收总收入应该占到GDP的50%左右!因此,随着我国税收实际征收能力的提升,税收收入大幅度增长本身就凸显了减税的紧迫性。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上半年税收数据显示,个人所得税完成2135亿元,同比增长27.3%,在今年3月1日个税起征点从每月1600元调至2000元之后,个税依然快速增长,说明目前的个税起征点依然过低。在CPI增速超过银行存款利率,股市又持续下跌的情况下,通过降低个税起征点,把多一些的财富留到居民手中,藏富于民,有利于增强民众的消费实力,促进内需的拉动。在美欧等国受次债危机影响消费持续下降的情况下,提高个税起征点,不仅显得必要,而且显得迫切。

  因此,清华大学教授魏建议:"应将个税起征点调到5000元。"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许善达也表示:"个税起征点还有上调空间。"这意味着,个税起征点有可能再次面临调整。问题是,如此频繁的调整税率是否会影响到个税的严肃性?笔者认为,与其这样"修修补补",不如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将个税起征点提高到万元左右,不仅可以藏富于民,也可以使个税起征点保持至少几年的时间不用变动。

  企业所得税的增长同样过快,应该修正。虽然,2007年企业利润大幅度上涨,是带动今年上半年企业所得税增收近2000亿元的根本原因,但是,中国企业税收高于欧美许多国家,甚至也高于东南亚国家,却是不争的事实。从去年开始实行的紧缩政策,给企业尤其是生产类企业的资金链带来了非常大的压力,少数国企还能通过银行贷款弥补资金缺口,但大部分企业尤其中小企业与此无缘。降低我国的企业所得税税率,有利于缓和我国企业尤其生产类企业的资金紧张状况,有利于提高国内企业的竞争力,鼓励国内企业参与国际竞争。

  从整个宏观经济来看,面对经济下滑的风险,要继续实行紧货币政策来抑制通胀,就应该采取宽财政的措施,而降低企业税负正是"宽财政"的主要内容。而且,减税有利于我国的经济结构调整。不管是理论界还是实践部门都认同,作为我国第一税种的增值税转型改革有利于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应在全国范围内铺开,而增值税改革的一个原则就是减税。

  同时,税收增速过快导致政府掌控资金过多,会引发两个后果。一是是行政开支的快速增长。近年来,我国政府行政管理经费占财政支出的比例一直接近或超过20%,"增长之快,行政成本之高,已经达到世界少有的地步",而日本仅为2.38%.减税能在一定程度上倒逼政府节约而效率提升。二是政府主导下的固定资产投资加快,实际上,我国的经济过热很大程度上与此有关。国家统计局于7月18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58436亿元,同比增长26.8%。减税有利于减小政府投资,而鼓励社会投资,使我国的投资机构更合理。

  诚如某经济学家所言,严格说来,减税其实没有时机问题,在任何时候减税都是有利于民众,有利于社会发展的。(原题:减税正当时)

  来源:上海证券报2008年7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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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涌:迎接大国的责任

  这次西方八国集团(G8)在日本举行峰会之前,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接受电视采访时指出:G8必须邀请中国和印度进来。因为这两国国家已经是如此重要,离开了它们的配合,从能源、环境、粮食,到地球暖化,任何全球化的问题都无法解决。而在G8的峰会期间,八国集团也确实和中国、印度、巴西、墨西哥、南非等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进行了对话。这说明中国已经是个大国,进入世界大国的俱乐部只剩下个名目的问题。

  然而,当大国并不是那么简单。大国需要承担大国的义务,肩负大国的责任。从这次的G8峰会中,我们就看到了这样的信息。本届八国集团首脑会议取得了一个小小的突破,那就是大家就在2050年时削减50%的二氧化碳的排放量达成了协议。虽然这个协议对是在1990年的水平上削减一半还是在目前的水平上削减一半没有界定,至少拒绝签署《京都议定书》的美国这次不仅承认了地球暖化的威胁,而且和欧洲日本达成了基本的共识。不过,布什肯这样作的一个条件是在协议中加上一条:所有主要经济体都要对减排承担责任。这一条主要针对的就是中国。

  众所周知,《京都议定书》没有让中国承担减排的责任。其理由很简单。第一,地球暖化是上百年工业化的结果,罪魁祸首在于发达国家。第二,发达国家有财力和技术,发展中国家则更需要发展,不能用减排卡死其工业化的进程。但是,十几年下来,世界格局已经大变。中国虽然仍是发展中国家,但已经成为举足轻重的大国。中国在这方面不承担责任,减排的目标就无法实现。

  我们不妨看几个数据。在1990年时,美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是48亿公吨,欧盟国家是41亿公吨,日本是11公吨,中国是22亿公吨。欧美日本相加是一百公吨,中国则仅是其五分之一强。但到了2005 年,美国的排放量涨到58亿公吨,中国则猛增到51亿公吨,紧追其后,欧盟降低到39亿公吨,日本则基本持平,为12亿公吨。也就是说,中国成为了世界第二大排放国。到了2007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一排放大国,占世界总排放量的24%,美国退居第二,占21%,欧盟十五国仅占12%.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用不了几年中国的排放量就可能超过美国欧盟之总和。

  再以2005年的数据对未来作一个推算。如果美国、欧盟、日本达到了减排目标,2050年时其总排放量就降低到了五十几亿公吨。中国如果不承担减排责任,照现在的速度发展下去,到时候的排放量就会超过三四百亿公吨。地球暖化问题,主要就成了中国的问题。面对这样的前景,还怎么能指望世界绕开中国谈减排呢?这是美国的基本立场。

  我们长期以来信奉的理论是:西方的工业化是地球暖化的主要原因。解决这个问题首先是西方的责任。中国是发展中的国家,不可避免要经过西方工业化的历程,然后再谈减排问题。其实西方国家特别是欧洲国家,也一直接受这样的理论,所以在《京都议定书》中没有对中国提出什么要求。但当中国成为一个大国后,西方人的想法也在渐渐变化。因为中国近年来的高速工业化,造成了惊人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乃至一年的排放量等于过去工业国家几年的排放量。再过几十年,中国就把西方在排放量上的历史帐目追平甚至超过,难以撇清自己的责任。估计在这方面,西方和中国未来会有理念上的摩擦。

  不过,从中国的立场看,中国在二十一世纪的工业化,绝不能重复西方十九、二十世纪工业化的道路。那种先工业化再考虑环境的思路,其实反而抑制中国的发展。别的不说,二十一世纪的世界不可能给中国留下那么多能源。如果中国不承担减排的责任,国内一系列的公共政策、基础设施的建设就不可能考虑减排的目标。而现在的基础设施建设,决定了未来几十年中国经济的能源效率和排放标准。比如,现在如果还是大建在绝缘隔热上达不到标准的高楼大厦,还继续发展公路体系、忽视公交,就等于把自己锁定在汽车社会中,以后就是想减排,拆掉公路建铁路,代价反而更大。而中国在低环保标准下制造的产品,比如汽车等等,则很可能无法进入国际市场。所以,中国和西方国家在减排上,也存在着共同利益,有达成共识的基础。不过,我们必须面对一个基本事情: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再不可能把解决地球暖化问题全看成是西方国家的责任。中国必须制定自己的减排目标,承担起对自己和对世界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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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立德:中国人的“好客”令人困惑

  十年前的夏天,我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就受到了中国朋友格外热情的接待,对此我感激不已。不过,感激之余,我心里头也有些许困惑。不难预见,在三个星期後的奥运会期间,中国人的热情好客将会空前地展示,那时来北京参加奥运会的老外们可能会跟我一样, 产生一种感激与困惑交织的复杂感受。

  我第一次来北京是1998年6月。那时我刚从大学毕业,准备在北京师范大学花两个月学习汉语。在飞机上我认识了一位回国过暑假的中国学生,他对我非常热情。"有人来机场接我,我们顺道送你到北师大吧。"他说。

  出了机场之後我发现,来接机的不是他父母,而是一位司机。後来我才知道,这位年轻人的父亲是解放军某部队的将军。

  我们开出机场高速路时,他说需要先下车去参加一个活动,但司机会把我送到北师大。这位司机真的很热心,载着我在校园里转了一大圈,直到找到我宿舍楼之後才离开。我非常感谢他,不停地用不标准的汉语说,"写些!"(那时我汉语很差,"谢谢"这句话都说不好。)

  一提到中国军队,很多西方人或者会想到解放军在朝鲜战争(中方称为"抗美援朝战争")中强悍的表现,或是联想到一长列坦克的画面。但我与中国军人的第一次真正接触,竟是如此愉快——他们派车载着我在北京逛来逛去。

  这说明直接的人际交往是很重要的,它能增进人们的互相理解。除此之外,它还能说明另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好客的复杂性。那位学生和司机在我初次来中国时给了我异常热情的帮助。但是,感激之余,我也有些困惑:他们用公车送我合适吗?送一个老外穿过半个北京城,花费的油钱让纳税的中国老百姓出,这说得过去吗?

  我之所以有这些想法,是因为我父亲也是一个政府公务员,在美国一个州立公共卫生部门工作了三十年。虽然有段时间政府给他配了车,但我们家很少沾这个光。当然,中美的经济政治体制差异巨大,而且中国各级政府近些年来的确下了力气整治滥用公共资源的现象,比如公车私用。

  对中国人好客方式的困惑,我还想举个例子。也是在我到达北京的第一天,我们把那个学生送到一个餐厅门口,我发现那儿站着长长两排迎宾小姐,都长得年轻漂亮,穿着清一色的绿色紧身裤。我从未见过这样的场景,一时间惊诧不已,还以为是自己因为时差产生了幻觉。

  後来我才了解到,迎宾小姐在中国各地都很常见。与其他地方比起来,"礼仪小姐"或"迎宾小姐"风气之盛,人数之多都是中国独有的现象。

  为什麽让成千上万的年轻女性站在餐厅会馆门口迎接顾客呢?这背後一种先入为主的观念是:客人们都喜欢年轻漂亮的女性欢迎他们。似乎大家认为,门口站立的迎宾小姐越多,越能显示主人的热情。

  有一次我在广州参加一个正式场合,那儿的迎宾小姐多得我数都数不过来。她们站在大厅和洗手间之间,有人教她们在我们每次经过的时候都鼓掌表示欢迎,好像我们都刚刚表演过精彩的小提琴独奏一样。

  "别,请别鼓掌,这是个大错误。"我尴尬地跟她们解释说,"我只是去上厕所,完全没必要这样。"不过这让她们的掌声更热烈了。

  我每次遇到无处不在的迎宾小姐,忍不住会想:把这些女性当成花瓶式的摆设,让她们没完没了地站着鼓掌欢迎顾客(大多是男性),这是不是对她们缺乏尊重?而且,这是不是太铺张浪费了?如果这些女性去从事其他产生实际效益的工作,是不是对中国社会更有好处?中国经济也许能增长更快?也许中国可以考虑出台一些法律,要求雇主给迎宾小姐提供椅子和学习资料,在没有客人进出的时候,这些女孩可以坐下来,做点有意义的事?总之,对一个像我这样在西方文化背景里长大的人来说,这种热情待客的方式非但效果不佳,反而会有负面作用。

  谈到这里,我想说说奥运。因为我觉得中国在筹备奥运会时,可能忽略了一些文化差异问题。比如说,很多老外想不明白,为什麽中方那麽注重奥运开幕式。在一份中国政府印制的材料上, 谈到"高水平奥运的八个标准"时写道,"精彩的开幕式是奥运会成功的标志。"

  真的吗?谁说的?现代奥运会创始人顾拜旦说过这句话吗?我对此很疑惑不解。大家好像都特别在乎开幕式。在我眼里,它就像是众多迎宾小姐,长长地排成两列,在我们能够看到真正的奥运会——体育赛事——之前,我们不得不穿过她们排成的队伍,还得对她们的工作表示欣赏。

  真的,你可以用"一排排的漂亮女郎"这个比喻来形容北京的奥运建设:在火炬传递路线上新修的建筑,在二环沿线上兴建的绿地。他们不都像是一排排漂亮女郎吗?

  也许你会问,美化市容有什麽不好的?是的,没什麽不好。西方人并非不欣赏中国为筹备奥运所作的巨大努力,但是我们更关心中国为那些肤浅的炫耀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尤其是当官方试图说服人们,所有这些代价都是为了"向世界展示中国的面貌",是必需的时候。

  这次奥运会上将有很多千挑万选出来的漂亮女孩。她们的言笑举止都经过严格训练,将会在颁奖仪式上一丝不茍地捧出奖牌。我想,与其让这些年轻漂亮的女孩捧出奖牌,还不如让那些为了奥运牺牲最多的人来做这个工作,比如那些因奥运场馆建设房子被拆迁的居民,那些在奥运工地上抛洒汗水的农民工。

  其实,拿着微薄薪水的农民工,却是真正的奥运英雄。让我们期待奥运时他们的付出得到正式的认可。不过即使那时受到表扬,他们可能也没有机会听到了。我从与一些农民工的交谈中得知,他们在奥运期间将被遣送回原籍。我认为这个做法很不好。农民工是北京不可或缺的一个群体,他们的辛勤工作让这个城市得以运转,没有他们,北京城不是真正的北京城。正是这样的"清理"工作让很多外国友人对中国的热情好客疑惑不解。

  中国为筹办奥运已经做了令人赞赏的工作。作为外国友人,我们欣赏北京为了我们的安全所做的努力。但是,没有必要把北京弄得再漂亮、整洁、完美些了。至少在我所认识的许多外国人眼里,北京在这些方面早就做得足够好了。

  而且,我想对所有中国的迎宾小姐们说,我欣赏你们为了热情接待客人所做的努力,我批评的是一些制度上的问题,并非针对你们个人。不过,在客人去上厕所的时候,你们最好还是不要鼓掌。(完)

  翻译:樊林君 审校:包立德/王丰

  包立德(Alexander Brenner)自耶鲁大学毕业後来华,曾在广州中山大学任雅礼协会教师,并在南京大学-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攻读硕士学位。他还曾任当代国际事务研究所的研究员,在中国和国际媒体发表多篇文章及评论。

  来源:路透中文网2008年 7月 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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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7月23日 星期三

岳君:杀人者杨佳青春档案

  一位权威人士透露,在一度拒绝配合警方做口供之后,杨佳首度解释犯案动机的第一句话赫然是:有些委屈如果要一辈子背在身上,那我宁愿犯法。任何事情,你要给我一个说法,你不给我一个说法,我就给你一个说法。

  上海袭警案的主角杨佳,退掉了他在招待所的房子,拿一把刀走进上海闸北公安分局。临行前他对招待所老板说:"明天不用住了。"

  一个前程尽毁的青年,六个瞬间破碎的家庭,一场两败俱伤的悲剧,以及无尽的伤痛,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沉痛思考。

  网络日志中的杨佳,阳光,健康,活跃,渴望结交女友;现实中的他,倔强,阴郁,沉默。28岁的他如何走过自己的青春旅程?是什么原因,使得这位北京青年在长时间的深思熟虑后,选择用如此极端的方式结束别人的生命,同时终结自己的青春?

  上海闸北公安局21楼,督察支队2113办公室,一支枪对准了杨佳。他终于开口:"你开枪把我打死吧,我已经够本了。"没有任何忏悔的意思。

  在紧急支援的持枪特警出现之前,被多位民警制服的杨佳暂时被反铐在办公室内。被擒后,他没说一句话,只是不断喘粗气,喉咙里发出"嗬嗬"的低吼声,双眼通红,手上粘满鲜血,白色T恤的左半部已被鲜血浸湿。

  一位权威人士透露,在一度拒绝配合警方做口供之后,杨佳首度解释犯案动机的第一句话赫然是:有些委屈如果要一辈子背在身上,那我宁愿犯法。任何事情,你要给我一个说法,你不给我一个说法,我就给你一个说法。

  最终代替木讷寡言的杨佳"给出说法"的,是一柄二十多厘米长的单刃剔骨刀,是次袭警事件,六位无辜的民警成为刀下亡魂。

  刀刀见血。几乎只有一种刀法——杨佳用刀对准民警的胸腹部或者颈部动脉,猛烈插入,然后用力上挑。这会使人在5到20秒内因失血过多而毙命。这栋驻扎着大量内勤民警的综合性警务办公大楼在专家眼中是这个国家强力机关的"柔软的腹部":死亡的民警平均年龄50岁,其中有科技科民警,也有后保处服务中心主任。

  在主流语境中,这把血债累累的刀的拥有者完全可以用"丧心病狂"、"穷凶极恶"、"毫无人性的暴徒"来形容;而网络中则有一些网民给予杨佳同情以及只有近年焦点人物时常有过的那般的待遇:"刀客"杨佳有了自己的"武林列传":性刚烈如杨佳者,不惧死而惧受辱,一朝受辱,必流血百步,伏尸数人……在两种截然对立的语境之外,在成为焦点之前,小人物杨佳有着怎样的人生?

  成长档案

  杨佳从小就有的一个特点是凡事讲究规则,不乱穿马路,看不惯父母乱丢垃圾,会跑过去捡起来,"连玩丢沙包的游戏都从不作弊耍赖"。

  在上海警方的案卷中记录了这个28岁青年的档案:杨佳,1980年8月27日生,籍贯河北省冀县,户籍地北京市东城区前圆恩寺胡同某号,中等专科学历(函授,口供说是财会系),身高171厘米,体重77公斤,足长26厘米,脸型长方脸。没有前科。

  在前圆恩寺胡同内,在一个老北京普通的四合院的普通人家,杨佳度过了他的普通而不乏快乐的童年。

  杨佳的父母在上世纪70年代结婚。父亲是一家影院的电工,小时候会带杨佳去影院看电影。在杨佳13岁的时候,他与妻子王静梅离婚,很快又组建了新的家庭,然后像一个戛然而止的长镜头一样淡出了杨佳的生活。

  王静梅则是杨佳一直相依为命的母亲,也是从未谈过对象的杨佳生命中唯一亲近的女性,准确的说,是他唯一亲近的人。

  杨佳小学同学邓世博对那时杨佳的印象是:成绩一般,个头一般,口才一般,各方面都不算突出,但积极参加班级活动,有时也会跟同学打打闹闹,但不记仇,很快就又好了。

  王静梅的好友王铁栓形容王年轻时容貌出众,声音甜美,性格开朗,"没结婚之前在劳动文化宫当解说员,那都是百里挑一的人。"王静梅对这个独子甚为疼爱,幼时放学后杨佳总是背着一个小书包,跟在妈妈身后回家。

  邓世博去过几次杨佳家里玩,都是父母不在的时候。"他那时候爱看书,但基本都是小孩爱看的漫画书之类。"

  住在杨佳邻院的李佳则是他小时候的玩伴。李佳说,那时杨佳放学后喜欢一个人躲在家里看书。"当时他父母感情也很好,觉得他家庭很美满"。

  杨佳从小就有的一个特点是凡事讲究规则,不乱穿马路,看不惯父母乱丢垃圾,会跑过去捡起来。"连玩丢沙包的游戏都从不作弊耍赖。"邓世博说。

  那个时候,杨佳的家庭完整,生活幸福,小学岁月让他充满怀念。据《京华时报》报道,2006年,杨佳加入网络上的小学校友录后,第一条发言就是希望大家能在入学20年后聚会庆祝。

  1994年,杨佳父母离婚。当时,杨佳的母亲王静梅在一家洗衣机厂下属的招待所工作。对于离婚的原因,杨父不愿多提,只是简单说,夫妻因为怀疑对方有外遇,猜疑逐渐增多,最后导致离婚。母子两人搬离了前圆恩寺胡同,前往东城区一处房屋居住。

  此后,杨佳变得越发沉默寡言离群索居。

  邓世博回忆,青春期的杨佳显得敏感而孤僻,尤其不愿谈及自己的父母,"偶尔问起也就岔开了"。但那个时候起杨佳迷上了爬山,喜欢和老同学一起爬香山等京郊山地,在暴走中让自己体内随身体一样发育的少年心事得以纾解。

  "家贫百事哀"

  王静梅曾怀疑杨佳得了心理疾病,希望看心理医生,但因经济原因,最终还是放弃了。

  相依为命的母子俩的生活可以用"家贫百事哀"来形容。

  离婚没多久,王静梅工作所在的雪花电冰箱厂也倒闭了。杨佳跟母亲搬到慧恩寺一套安置房里,这里大都住着上年纪的拆迁户。初中毕业后,杨佳念了一所民办技校的财会。杨父开始还来看看杨佳,给他们一点生活费,后来再没有过来。

  据媒体报道,截至案发,杨佳已经四年与父亲全无联系了。7月1日,当律师谢有明询问杨佳单亲家庭对他的心理伤害时,杨佳作出很无所谓的表情。谢有明意识到,这是一个特别倔强的人。

  "杨佳不爱说话,也不肯示弱。"只有在提到他母亲的时候,杨佳的态度才会柔和起来。"他说他母亲很可怜,很辛苦地在养他。"

  1999年技校毕业之后,杨佳在望京购物中心实习,随后在首体家乐福工作一年多。"他觉得单位里怎么有那么多尔虞我诈的事情,看不惯就走了。"王静梅的好友王铁栓说。

  此后,在一家公司短暂工作后,杨佳失业在家,变得越来越不愿和人接触。

  2000年,王静梅在宣武区虎坊桥东边的一个招待所当服务员,因为一次肢体冲突,她开始了一场影响母子二人至深的漫长上诉。

  王铁栓回忆那件"悬案"的起因说:王静梅是1955年生人,属羊,在这个年龄段算是长得出众的,那会还显得年轻。那家招待所的经理看上她,老想跟她套关系,她看不上。而另一个女服务员因此跟她争风吃醋,老觉得她是眼中钉,再加上工作时候又起冲突,一次瞅准没人的时候,那个女服务员上来就把她摁倒,啃她,腿上咬掉一块肉,导致住院。

  王静梅把对方告上法院。"可单位没人看见当时情况,没见证人,虽然其诊断证明等证据都齐全,可对方说也瞧病去了,后来补充了一个假条和1352元的医疗费证明——而王静梅也花了1352元,对方明显是找医院关系后补的。最后法官各打五十大板,认定双方互殴,各自负担。"王铁栓说。

  王静梅对此耿耿于怀,开始了漫长上访之路。退休之后,更是常年将主要精力放在上访上,辗转于北京公检法各部门,直至北京市委、国务院信访办和最高法院信访办。她因为这个事,心里非常不痛快,后来还生了动脉瘤,大出血动手术。

  "她这人本来心劲挺高的,我感觉她虽然不富裕,对钱并不在乎,但认理。"王铁栓有一次劝她不要这么漫无止境的在官司上这么耗下去,王静梅急了,说你这人怎么这样,一点原则都没有。

  她打官司时结交的"讼友"郝家隽说,每次见到王静梅,她都穿一件80年代的黄色长袖外套,无论冬夏,从不更改。

  不仅因为打官司而生活困顿,王静梅还遇上了其他不顺心的事。她曾上婚姻介绍所登记,结果被一个婚托骗了一笔钱,给她介绍了一个结过婚的人。再找的话,又要再交费。

  官司越发成为王静梅生活的精神动力,但她还必须面对失业在家的儿子。"我出去打官司,必须在早晨做好一天的饭,不做我儿子就不吃。"王铁栓曾提出帮王静梅劝劝杨佳,但王静梅拒绝了,她说杨佳拒绝和人交流。

  有一次,王静梅曾向朋友说起,她怀疑杨佳得了心理疾病,希望看心理医生。这也许是一次避免日后悲剧的机会,但因经济原因,最终还是放弃了。

  "门牙被打掉了,补牙花了几千块钱"

  去年3月时,王静梅被拉到拘留所呆了十多天。回去时她发现门锁着,杨佳也没影了——他去他同学家了,没有去找她。

  杨佳一直找不到工作,整天坐在电脑前上网,唯一的外出是帮母亲买个油盐酱醋。"王静梅的厚厚一摞申诉材料,都是让杨佳帮她在电脑上打的。"王铁栓说。

  杨佳所住单元301的邻居说王静梅这个人脾气倒是有点古怪,有点拧,较真儿,凡事非要找出个理儿来。杨佳平时看上去倒特别普通,不显眼。也不怎么爱说话,但是挺懂事的。比如在楼道里,看见你提着很多东西,他就会给你让道,或是问问说用不用帮你提。

  待业青年杨佳不做家务,"都是他妈伺候他,出去办事提前做好中午饭,回去带晚饭,不理他都不吃饭。"

  偶尔跟邓世博等老同学聚会,杨佳也经常一言不发,仅仅是问候一下最近好不好。

  去年3月,王静梅上访找人大代表反映问题,后因故被拘留十几天。回去时她发现门锁着,杨佳也没影了——他去同学家了,没有去找她。

  王静梅1500元的退休工资是全家唯一的经济来源。不得已,她经常找些促销或是小时工的活儿打散工,她还曾到民政部门给儿子申请低保,但遭拒绝。"民政部门说王静梅有退休金,不符合低保标准。"

  王静梅变得易怒,邻里矛盾渐多。她希望儿子的人生不要像她那样越走越窄,鼓励杨佳多出去走走,散散心,并把自己攒下来的退休金交给儿子外出旅游。

  网络和户外运动是杨佳宣泄郁闷的出口。网络之中,杨佳的精神是健全而活跃的。

  他在校友录上热情招呼新注册的老同学。他还是班级QQ群的管理员,没有工作的他上线最为频繁。

  杨佳有一个博客,博客名为"非常地妖",没有恋爱史的他在交友目的一栏上写道,"社交,约会,认真交往,交友"。他说,"一个大龄光棍现在最想结交的就是美女"。

  杨佳在绿野INFO等多个户外旅游论坛注册了账号。邓世博说,杨佳喜欢在校友录和QQ上发他在野外时所拍摄的景色照片。很少见面的杨佳就这样在照片中朝他们微笑。

  在驴友圈,杨佳参加活动时很主动,话不多,但乐于助人,见到漂亮女孩很腼腆。在郎八拉之行和杨佳始终走在一块的KEEM对他印象很深:"休息的时候他两次给大家买冰棍,我们都挺意外。"

  然而,前年冬天杨佳在山西旅游时,不期然地跟当地警察发生了一场冲突。

  王铁栓说:"杨佳在太原火车站被警察打了。排队进站,前后人挤人,他怕别人偷东西把包挎在胸前,警察说他不好好排队,他顶嘴说排着队呢,结果被请到派出所,在派出所被打了。门牙被打掉了,补牙花了几千块钱。"

  母子俩又一次不断上访告状,告到公安部,"那回人家承认错误,的确是打了,赔礼道歉。还赔了三万块钱,但打他的事情在心理上肯定有阴影。"

  与自行车相关的仇恨

  接近杨佳的权威人士称,杨佳指控当日在派出所遭到"七八个警察的殴打"。上海市公安局对于杨佳在讯问期间被殴打的说法给予了否定。

  杨佳的仇恨似乎总来源于自行车。杨佳的姨妈说,刚工作时杨佳攒钱买的新自行车被偷。结果在冬夜,杨佳在大雪中走了近6个小时才回到家。从此,杨佳特别痛恨偷自行车的人。

  据杨佳陈述,他对警察的仇恨,亦源自涉嫌偷盗自行车一事。

  2007年10月5日傍晚时分,上海市闸北区普善路口。杨佳为了旅游方便租用的自行车被警察拦下。

  上海市火车站在闸北区,黑车肆行,治安相对混乱,警方查证很严格:一般说来,没有车牌,警察即有权拦车询问。杨佳正在上海旅游,骑着租来的一辆无牌无证的自行车,受到巡逻民警盘查。

  杨佳对于盘查的民警十分抵触:"你为什么要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查看我的证件,限制我的人身自由?你为什么不拦(他们),就拦住我一个……"

  这样的对抗在路口一直持续了40分钟。根据上海警方公布的录音,场面更像是杨佳在盘问警察:"你有什么理由在这占用我的时间?这是法律规定的吗?你把法律拿过来,你会背!你就这样子限制我的人身自由,你有什么理由?"

  "法律?什么叫法律?法律哪一条规定你临检无缘无故要这样地抢我的证件。你怎么可以限制我的人身自由?"

  杨佳被带回芷江西路派出所继续接受讯问。此后所发生的事并没有被公布。

  据《中国新闻周刊》报道,律师谢有明在听完杨佳的陈述后,表示自己完全能够理解杨佳。但他说不方便透露具体内容,因为那只是杨佳的一面之辞,有待核实。

  接近杨佳的权威人士称,杨佳指控当日在派出所遭到"七八个警察的殴打"。上海市公安局对于杨佳在讯问期间被殴打的说法给予了否定。

  有消息人士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进一步透露:当时杨佳和民警们发生了误会,杨佳说自己只是举起手做了一个防护的动作,民警却以为他要反抗,将他按倒在地,"他说民警们搜查了他的包,还把他的衣服都搞脏了"。

  在杨佳的要求下,督察到场。但督察并没有给他满意的答复,相反激起了他更大的怒火。

  被释放回到北京之后,像前次状告太原警方一样,杨佳多次通过信访件、电子邮件等形式,向上海市公安局和闸北公安分局督察部门投诉,提出开除相关民警公职、赔偿其精神损失费的要求,认为不应对他进行盘查。

  对此,公安督察部门经过核查,认为民警执法依法有据,无不当之处。两次赴京对杨佳进行法制宣传和疏导劝解,但杨均不予理睬。

  上海权威人士称:当时确实发生了肢体冲突。为了息访,警方二次派人去北京做工作。

  亦有可靠人士透露:十七大期间,上海警方曾在京找过杨佳,跟他商量1500元数额的赔偿,但杨佳不肯罢休。6月份,上海警方给杨佳去了电话,"你不要把这件事情搞大了。"

  几乎与此同时,6月底,王静梅持续8年的上访终于又有了一个说法。"法院信访办答复她,按理说这个案子应该重审,但案子实在太小了。还是决定不予审理了。"王铁栓说。

  王静梅大怒:"你这事小了的话非得闹大了才管啊?!"

  几天后,一语成谶。

  旅社的最后时光

  6月12日,28岁的杨佳在上海市芷江西路165弄深处的"德保旅社"入住,房间号111,在一条昏暗走廊的尽头。

  杨佳这次仍骑着一辆成色尚新的自行车而来,车锁尚未安装。老板曾善意提醒他提防偷盗。

  尽管旅馆老板坚称,这是杨佳第一次入住,但仍有近旁的邻居对南方周末记者言之凿凿,称去年的10月间,曾目睹杨佳亦曾来此,"还有警察陪伴"。

  德保旅社距离芷江西路派出所咫尺之遥,分列弄堂两端,系居民住宅楼的一楼改造而来。警方事后调查称,其在此处曾用望远镜窥伺派出所数日。

  在闸北,类似的隐身于住宅区中的私人旅馆,比比皆是。尽管条件简陋,但房费便宜。杨佳以找工作为名,登记入住,原本68元的房价在几番商量后,优惠至40元。

  这是一间只有4平方米的简易房间,一张窄床和一台破旧彩电。因为时逢黄梅天,天气凉爽,屋内的空调从未启用。房间内并无正规窗户,仅有的阳光来自东墙上A3纸大小的窗洞。"他有一天想换一间有窗户的房,也没换成。"服务员说。

  其间,因不适应南方饮食,杨佳曾试图向老板借用厨房设施自起炉灶,但被拒绝。此后,仍以盒饭度日。

  杨佳在这里整整住了12天,在老板眼里是一位守规矩的房客,每隔一两天按时交纳房费,从无拖延。时间久了,老板曾询问其找工作情况,他总是寥寥数言,"还没呢"。

  6月23日,杨佳乘火车返回北京。警方称其将旅游及登山装备放回家中,两日后再度折回上海。这次他将住处选在了长安路上的梅园招待所,同样深栖于弄堂深处。袭警案案发地闸北公安分局大楼,正在五分钟路程之外的街口。

  杨佳入住的二楼的202-2房间被一道新锁锁着。旅馆老板称,系警方所为,以阻止外人进入。他一去不返的房间里,如今还残留着一盒蚊香、一把雨伞,一件白色T恤,已经晾干并叠好放在床边。

  一听八宝粥和一袋牛奶仍放在电视机柜上,这也许是他当天未竟的早餐。

  他曾在家得利和联华两家超市里流连,并对各类促销广告饶有兴趣。即便已向不归路,仍竭力维持着基本的生活质量,比如薯片等零食,洗涤所需的消毒液,驱蚊用的花露水,还有一套整齐的牙具。

  一墙之隔的来沪打工的河北邯郸姑娘李娟(化名),总是在早晨六点被其出门时甩门声惊醒,她颇有微词,但却从未与这位邻居照面——几乎每天都是深夜一时,又一声关门声,才提示主人回来了。

  李娟的房间与杨佳的房间只隔一道纸板墙,隔音效果很差,几乎隔壁的一举一动都能清晰听见。但这最后的五天里,她除了深夜对方的呼噜声外,什么声音都没有听到。

  甚至连电视都从没开过,没有电话声,没有会客声。她的男朋友在一次深夜,与夜归的杨佳在过道里照面,一样不吭声。

  最后的五天里,这个几乎不呈现任何生活气息的隔壁房间,令这对小青年惊恐。

  7月1日上午9时左右,杨佳从梅园招待所退房,说"明天不用住了"。

  40分钟后,他快步走进闸北公安分局,手上的刀闪着寒光。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岳君 实习生 李庆雅 陈强 贾思玉 吴瑶 发自北京

  来源: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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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图:中国楼市亟需走出暴利思维

  去年我在《上海证券报》发表的题为《楼市拐点可能已经处于形成阶段》的评论指出:"从人口学、城市化、住房的消费、投资、投机价值来看,目前,中国楼市的拐点已经处于形成阶段。楼市拐点正在慢慢到来,并可能在某个时刻突然以清晰的形态表现出来。"随后,我又连续发表了五篇论证房价整体性下跌已成定局的评论。这些评论在当时都引起较大争议,但是,现在回头看这些评论,笔者此前的许多观点都在慢慢成为现实。

  笔者特别提到这一点,并非要证明自己的高明,而是要强调,房地产领域的暴利时代正由于房价整体性下跌趋势的日渐明显而渐渐终结,清醒地认识现状,理性地面对未来而不是一味顽固地坚守暴利,才是最明智的选择。

  笔者对房价将整体下跌的判断,源于一个基本的依据:无论是房价还是地价,都充满着暴利;无论是开发商、炒房者、地方政府,都成为暴利的最大受益者。而暴利必然由消费者买单,也即,买房人在购买房屋时同时要为房价、地价中的暴利买单。在卖方占据主导的市场,暴利的转嫁是非常容易的。公众疯狂的追涨行为让暴利有了最佳的归宿,为暴利的追求者提供了最安全的保障,以至于市场中所有的相关利益主体都被暴利冲昏了头脑。开发商大肆囤积土地,不断推高新楼盘的定价;地方政府不断抬高土地拍卖标准,在地价节节攀升中安享土地暴利;炒房者作为上述两者的衍生体,通过低买高卖获取投机暴利。在买方市场,几乎所有的逐利者(包括房屋中介),都得到了暴利,实现了利益最大化。

  但是,暴利也导致了整个房地产领域的泡沫化,这个泡沫化既包含房价部分,也包含地价部分和房价投机部分。当暴利主导下的房地产市场日益走向畸形,必然偏离公众的实际购买力,累积起巨大的泡沫,也积累起巨大的难以抗拒的调整力量。同时,房地产市场中相关利益主体对暴利的追逐,不断使潜在的消费需求因绝望而变成"放弃需求",从而,使潜在消费群体逐渐枯萎——这正是笔者在去年年底判断房价将步入调整的最重要依据之一。而潜在的消费需求向实际消费的转化,正是决定房价产健康发展的主导型力量之一。因为,从潜在的消费需求向实际消费的转化过程,也是房价等待消费者收入提高,从而,使得房地产市场在稳定需求群体支撑下,平缓而稳定向前发展的重要基础。但暴利蚕食了这一基础。

  房价中的暴利有多严重?我们不妨通过两个细节来感知。其一,今年3月份,武汉东星集团东盛房地产公司不仅公开宣称房地产存在暴利,而且主动把自家楼盘的销售价下调了30%,但即使是这样,东星的负责人面对记者的时候也承认,如此低价卖房,他们还能得到10%到15%的利润。其二,据央视记者调查,深圳某楼盘原来每平方米单价是11000多元,最高时达到13000多元,但现在新开的三期楼盘售价只有6888元,不仅送精装修,送全套家电,而在短短的几个月时间里,地价、建筑成本、税费都没有明显变化。暴利之惊人令人瞠目结舌。

  地方政府在土地拍卖中获取的暴利同样惊人。最近几年,土地的涨幅一直快于房价的涨幅,这一发展趋势在2007年达到顶峰,在这一年中,全国各地不断涌现出"地王",面粉贵过面包的现象随处可见,以至于人们开始习以为常。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笔者作出了地产泡沫将破灭的判断。面粉贵过面包的现象实际上意味着双重风险,一方面,意味着房地产领域的暴利已经达到了峰巅。另一方面,意味着市场利益主体对未来房价的预期已经处于极度疯狂状态。当暴利成为市场相关主体普遍的追求时,加快了泡沫的累积过程,也加剧了风险。

  现在,房地产市场出现了普遍的成交量的萎缩。这种萎缩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房屋成交量的萎缩,二是土地流拍现象频繁出现。许多人认为,房屋成交量的萎缩与土地流拍现象是市场不景气,公众持币观望的结果,这只是一个表象,真正的原因在于,无论是开发商还是地方政府,仍然死抱着暴利思维不动摇。实际上,在全国房屋成交量极度萎缩的情况下,广州新开盘的远远低于商品房价格的限价房,依然能在短时间内销售一空。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了真实的需求是存在的,但这种真实需要因房价、地价中暴利因素的存而被边缘化,这何尝不是开发商自己把自己边缘化的结果?

  在这种情况下,开发商的最佳选择是结束自己的暴利思维,将商品房降价销售。如果开发商把现有的商品房以限价房的价格销售,成交量会萎缩到如此地步吗?开发商宁肯死扛,宁肯冒着资金链断裂的风险也不降低房价,也坚决维护暴利不动摇,使得这种通过顺应市场,通过调整价格就可以解决的问题,变成了一种赤裸裸的对抗,开发商希望通过这种对抗维护暴利。但现实注定这种对抗的结果只能以失败而告终。

  地方政府也一样。对地方政府而言,土地就是聚宝盆,把原本价值1千万的土地以1亿元的价格卖出,财政收入就整整提高了9倍,这对GDP的推动,对个人政绩的提升作用都是便捷而有效的。当土地出让金在地方财政收入中的占比高达60%,地方政府抬高地价的冲动变得何等强烈是不难想象的。尽管成本不是决定房价的决定性因素,因为按照开发商的说法,房价是由市场而不是根据成本来定的,但是,高昂的土地成本尤其是当面粉贵过面包的现象发生,恐怕没有哪个开发商愿意考虑降价问题——对于长期在暴利中浸润的开发商而言,高昂的地价是推高房价的又一借口。这正是导致今天的房地产市场高度畸形的根本原因。

  应该认识到,包括深圳、广州在内的珠三角地区房价的下跌看成是全国房价整体性下跌的一次预演,在房价整体下跌已经成为定局的情况下,无论是开发商还是地方政府,都不应该过于依赖政府救市,因为这种情况下的救市其实质就是维护市场中相关利益主体的暴利。市场中的相关主体应该主动降价,主动降低对利润的期望值,从对暴利的追逐变成对合理利润的追逐,通过降低利润标准,加快资金的流转,避免资金链的断裂。房地产发展历史告诉我们,在最艰难的时候,那些存活下来的开发商才会成为最大的受益者。当房地产市场中的相关利益主体,从对暴利的追逐中走出,像美国开发商那样,坦然接受5%的利润并逐渐视其为正常,那么,房地产市场中的泡沫将逐渐挤压出来,整个市场将会变得更加理性与健康。否则,只有死路一条。

  来源:上海证券报2008年7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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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桑:市场才是次贷危机的解决之道

  近日,美国金融市场再掀巨浪。印地麦克银行(Indy Mac Bank)因无力应对挤兑而被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接管,房地美(Freddie Mac)和房利美公司(Fannie Mae)也遭遇抛售危机,美国政府被迫宣布,将采取必要措施保证金融市场稳定,但金融市场依然风声鹤唳,人人自危。

  自次贷危机爆发以来,美国采取了以货币政策为主、财政政策为辅的干预措施,但效果并不令人满意。有市场人士认为,美国政府大规模减税和房贷保障措施来得太晚且力度不够。还有人认为,次贷危机实质上是信用危机,美联储一味注入流动性的措施并不正确。

  应当注意到,联储采取降息等一系列注入流动性的行为,其副作用正在显现。过剩的美元一面使美元快速贬值,一面推动国际油价飙升。在经济增速大幅放缓的同时,6月份美国消费者物价指数(CPI)环比上升了1.1%,同比上升了5.0%.这种尴尬的滞胀局面在美联储的意料之外,美联储主席伯南克也承认,美国经济前景存在不确定性。

  从目前的情况看,面临双重风险的美国经济需要确定一个方向,即美联储不能再向市场大规模注入流动性,或者说,美联储应将控制通胀风险这一货币政策目标置于经济增长之前。

  美元是世界货币,铸币权是美国最核心的经济利益。在市场信心低迷的情况下,单纯注入流动性除了会进一步刺激美元贬值和降低美元信誉之外,对解决次贷危机并无裨益。而且,疲软的美元会进一步拉升大宗产品价格,反过来继续增加通胀风险,危及尚处于正常状态的实体经济运行。

  虽然市场希望能够尽快摆脱次贷危机影响,但是一个潜在损失高达上万亿美元的危机不可能迅速结束,不恰当的干预政策更有可能适得其反。在通胀压力面前,减少次贷危机影响的最好方法还是依靠市场本身。

  巨额损失需要有承担者,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些金融机构濒临困境甚至倒闭都是一种正常现象。需要规避的是由个别金融机构关闭引发的系统性金融风险,所以政府的干预行为应当严格控制在最小且必要的范围之内。

  次贷危机当中,市场缺乏的不是资金而是信心,一条不实信息随时可能会诱发一场恐慌。因此,面临困境的机构,解决问题最好的方式是公开信息和承认现实。监管当局应帮助机构做到这一点,只有让投资者了解实际情况,市场才能做出相对更正确的决定,才能逐步恢复信心。

  作为全球经济的中心,美国依然拥有极强的吸引力,有足够多的主权基金和私人基金愿意进入美国市场,为需要输血的美国金融机构提供资金。只要充分发挥市场作用,摒弃政治成见,这部分资金是可以帮助美国度过次贷危机的。正如格林斯潘所说:市场灵活性和公开竞争,这一点不仅重要,实际上也至关重要。

  来源: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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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桄福:严厉谴责爆炸制造者,请政府正视社会矛盾根源

  今天早晨,昆明市54路公共汽车发生三起爆炸案,均造成人员死伤。"54"再也不代表"无事"。

  作为知识分子,严厉谴责这些爆炸事件的制造者。任何针对生命的残酷行径均是野蛮的丧失基本人格特征的行径。实施爆炸的人必将因此付出更加沉重的代价。甚至影响到其整个的家族。

  这样的行径违背了法律,违背了社会公德,更违背了更高层面的律法。《圣经·出埃及记》20章13节载为人子的"十诫"之第六条:不可杀人。

  最重要的是:这样的行径给无辜的人受害,造成身体和心灵的严重创伤。无辜生命的惨死,任何后来的惩罚和补偿也不能让受害者复活,不能给受害者的家庭以心灵层面的医治。这是野蛮的野兽行径,任何社会道德和社会体制均不允许这样的无辜滥杀和屠戮得以张扬。当然,同时伤害的也是爆炸的制造者。

  也许,我们可以想见,就像北京公民杨佳用极端手段,针对上海警察实施的报复性杀戮。虽则呈一时之勇,以此方式维护自己的尊严,但是这种方式本身是一种"玉石俱焚"的超乎基本律法和法律,道德界限的做法。消除恶的时候也将自己消灭了,自己的行为同样变成一种恶行。作为对生命的尊重者和关怀者,我们同样坚决谴责。

  今天早晨制造爆炸事件的"凶手"可能也同样遭遇了某种无法倾诉的不公正,遇到相关部门、人士的不公正的待遇。于是制造这样的极端事件来报复社会。但是,这并不是理性的,人性的方式。即便凶手本人有再多的委屈,对这种报复方式我们坚决谴责。

  不过,作为国家的管理者,百姓用税收养护着的委托方,是否对这样的极端事件持续出现要进行理性的正视和承担呢?不是遇到极端冤屈,不是到处伸冤不通,找不到解决之道,矛盾和心结一样的无法缓解,谁愿意走上这样的路呢?

  上告无人管,上访被截访,无地无粮,无田无产,物价飞涨,家庭难养……这将是难以避免的出路。虽然是极端错误的出路。

  我们的政府部门在处理百姓问题上的粗暴态度和一味打压的方式,只管所谓政绩和发展,只顾自身利益,再也不顾百姓生死的做法是否是造成这些事件的根源呢?

  案情刚发,未可轻易定论。但是从无数暴力事件的前车之鉴,可以知道,除非万不得已,不会有人用这种极端方式来解决问题。

  我们的社会在一片和谐之声的掩盖下,到底有多少的矛盾正在激化?多少的正义不得不采用这种违背正义的方式伸张?

  我们天天听到"官员开车撞人找人顶包带过","法官伪造证据销毁证据收受贿赂为罪犯开释","城管驱赶小贩打人致死致残不管民生死活","城建强行拆迁百姓无家可归"之类的"管理""执法""发展"悲剧。难道不是孕育这些新的暴力悲剧的原因吗?

  谴责这些暴力的同时,更要谴责造成这些暴力报复社会的原因,那是真正的悲剧之源。

  让整个民族一起正视!

  2008年7月21日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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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7月22日 星期二

陶达士:“信息核实论”与“中国环境危机三定律”

  盲人摸象的寓言很好地反映了我们要对某事发表看法时常有的无奈感,收集和鉴别有关资料总是个巨大的挑战;但是,自从互联网日益深入我们的生活之后,作为网民这个整体中的一员, 我们似乎正在告别盲人摸象的朦胧状态;通过[搜索]这一简单的操作,我们就可以很快地透过许多网友的眼睛看到了某件事情的全貌,其中有许多专家的见解和各式各样的不同意见。这种视野的突然扩大,使我们有像孙悟空跳上云端向下俯视的感觉。是的,网民这个庞大的群体就像是孙悟空重返人间,开始向各种妖魔鬼怪发起了一轮轮凌厉的围剿。

  在长达60年的当代中国风风雨雨中,性情温和的中国人对强权向来是逆来顺受,百姓目睹了政府大幅度左摇右摆和频繁的朝令夕改,经历了学校政治课灌输之枯燥、上级强迫的政治口号之空洞、媒体和出版物的谎言文化之包围,人们宁愿远离政治话题;但腐败的蔓延和环境的灾难又一次次地把大众的视线拉了回来,少数勇敢的人们率先向种种可疑的现象宣战:军医蒋彦勇揭发了SARS谎言,医生高耀洁追踪艾滋血祸,植物学家蒋高明揭开了多年来沙漠植树的无效,陈晓兰医生和高纯药剂师向医药腐败挑战,微生物专家管轶把禽流感问题时时放在了人们的焦点上,马军敲响水危机的警钟,王维洛戴晴等人在不断地拷问三峡工程和南水北调工程是否符合科学决策的程序…

  近年来,受过一定的环境教育的人民眼看着江河湖海越来越黑越来越臭,听到医学专家说广州的空气污染使50岁以上的人肺都会变黑,制造污染的人几乎得不到惩罚,揭发污染的人反而时时被送进监狱,面对迅速恶化的环境,束手无策可以说是人们普遍的感觉。

  虽然政府年年都自称取得环境治理的"进展"和"拐点",专家安慰地说些什么"沙尘暴正好抵消的酸雨","太湖蓝藻爆发因为敲响了警钟所以是件好事"等莫名其妙的话;地震局去年还自称可以预报地震而今年却改口说预报不可能,去年CCTV还说"没有临沂怪病"而今年就看到全国的手足口病大爆发...不能自圆其说的谎言太多太明显了。许多恶性公共事件不断发生,而且总是伴随着疑云重重:汉芯骗局、假虎照、黑窑奴工、奥美定-郑筱萸案、蚂蚁骗局、造林骗局、粮库骗局、影子工程、假渗灌工程、豆腐渣学校、黑社会的横行霸道、拉尼娜雪灾预报下落不明、耿庆国地震预报不知去向、瓮安疑案、杨佳之谜…,这一切都呼唤人民自己起来追寻真相,打破谎言,阻止腐败官员。

  对比台湾人民的反腐追贪的节节胜利, 权力按民意和平转移,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没有民选议员、没有法定反对党、没有民办报刊杂志电台电视台、没有独立的司法、没有直选各级行政长官、没有维权团体、没有自由的学术界、没有集会游行的自由,如果现有投诉机构缺少公信力时,百姓就注定要成为腐败的牺牲品,受了冤后还常常会处于绝望的境地;瓮安人民的怒火和杨佳的爆发何时才能化为百姓投票选举和罢免的有序行动?.由于毛泽东于60年前延安窑洞中作出的民主诺言尚未兑现,由于[宪法]第35条长期遭受践踏,中国人已经成为全世界各国中政治权利少得可怜的人群。

  腐败势力在缺少人民监督的环境中迅速向各处蔓延,渗透到食品中、到课本上、到荧屏和舞台,到混凝土里、甚至到药品中和血库里,直接威胁着人民的生命和健康;长期被腐败气氛所压抑,有些人甚至丧失了与之斗争的任何念头,在论坛上连顶贴的斗志和意识都没有了;但是,多年积累中的对腐败的怨恨在没有民意调查和选举投票的正常表达渠道之下,正在法治遭到破坏最严重的地区趋向一个个爆发点;正是这种过时、僵硬、漏洞百出的制度,激发了人民对政治改革的要求;在官方垄断的媒体之外一个巨大的民间信息核实网已经赫然矗立起来,一场超过150年来中国思想成果之总和全民集体智慧喷发已经势不可挡;去年10月的镇坪假虎照骗局,陕西省官方用了半年多时间才证实网民一两天就发现的照片破绽,可见专制制度下官僚层办理正事的效率多么低下;互联网上的民意大觉醒预示着麻木已久的民族活力开始的复苏,人民推动的反腐运动和真相运动有望扭转腐败蔓延的趋势,并使中国迈入民主政治现代化的门槛。

  观察了最近的几桩公共事件的发展,我发现政府垄断信息导致了虚假和混乱的信息对人们的干扰,造成了人民对政府和官方媒体信心的破坏;还发现了人民由此而激发起来的强烈的改革要求,和在互联网上自发的信息修复行动;再度审视历史,决定把垄断封闭制度下"社会的信任紊乱"加入到以下的定律3,于是得到了中国环境危机三定律。

  [中国环境危机三定律]第九版:

  定律1  专制制度产生封闭的信息制度环境,使虚假信息趋向增多。

  定律2 专制制度产生政治僵化,使官僚层趋向腐败和惰性。

  定律3 专制制度产生社会的信任紊乱,使人民治理环境与生态危机的努力失败,直奔崩溃。

  [信息核实论]认为:文明的演进有人们信息核实愿望的推动;与工业化相配套,应运而生了民主制度,其10项设置所形成的高效信息核实系统提供了解决问题的成功经验。100年前由孙中山一代引入中国,近年在台湾已经取得全面成功。

  1 民选专职议员

  2 独立的司法部门

  3 民选行政长官

  4 法定反对党

  5 透明开放的政治程序

  6 积极活跃的公民团体

  7 自由的学术界

  8 民办开放的媒体

  9 大量的民意调查

  10 中小学的公民课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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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子龙:对上海市公安局闸北分局承办杨佳故意杀人案的十四点疑问

  1、杨佳没有固定工作是可能的,但没有固定工作并不必然的就会去行凶杀人,而该局新闻发布会上却出现了杨佳"无正当职业"的说法,此说法具有明显的影射成份。不知该局掌握着杨佳从事着何种"非正当职业"的事实?

  2、杨佳有无刑事责任能力,应由辩护律师按程序提出、由司法机关委托具有公信力的机关鉴定,上海市公安机关此时单方委托所作出"有刑事责任能力"之鉴定即不具有公信力,也与其公布的事实互相矛盾;且其所聘用人员多为上海司法系统人员,无独立性即无公正性;

  3、案发后上海市公安机关通过北京市公安机关把杨佳母亲带走,以禁止其与任何人接触;杨母并没有参与作案,也不可能支持儿子杨佳行凶杀人,公安机关对杨母采取强制措施无法律依据,具有很强的封口掩盖真相之嫌疑;

  4、案发后闸北区检察机关所指派的律师谢有明会见杨佳达两个多小时,后来谢律师接受媒体采访时反复强调杨佳思维严谨、素质高、法律意识强,却拒不肯讲杨佳的作案动机,也不肯讲闸北公安机关是否有过错:不知谢律师是在为杨佳提供服务,还是在为判杨佳死刑制造舆论?

  5、谢有明身为闸北区政府法律顾问,同时又担任行凶刺杀闸北区公安警员的杨佳的辩护律师,有违《律师法》及律师职业规范;仅其"像杨佳犯罪情节这么重……,估计是死刑"之说法已丧失犯罪嫌疑人辩护人的资格,证明其在配合公安机关,正在以辩护人的身份侵犯杨佳的权益;

  6、如谢有明律师所讲,既然杨佳"法律意识强、自我保护意识强、逻辑严密、素质高",那么杨佳仅仅因受到几个小时的盘查就向该局索要3万元精神损害赔偿,岂不是无理取闹?!该局怎么可能会对无理取闹行为作出让步并派员上门到远在几千里之外的北京去"协商"、"解释"?杨佳如此一个"头脑冷静、逻辑清晰、思路严谨、自我保护意识强、精神状态正常"的人,去杀害多名警察的根本原因又是什么?

  7、上海市公安机关拘留"造谣发帖者"郏先生,令人不能理解:如果其所言之事实不存在,则根本不足以损害闸北区公安分局的形象,事实完全可以由杨佳本人及其家人澄清;既然该局没有致残杨佳,带领杨佳作个鉴定就能证明真相;而现在我们看到的是,该局先称杨佳是报复行凶,后又称不是(报复行凶),却先行把知道事实真相的杨佳母亲予以隔离,又把发布消息郏先生拘留,如此作法令公众无法掌握真相,使公众无法不产生怀疑;

  8、郏先生在苏州,发帖地点也是在苏州家中,如果其所发之帖有违法之处,也应该移交苏州警方调查处理;上海警方仅因郏先生发出了对警方不利的帖子就直接动用警力拘留郏先生,已超越管辖权限,且属于"自己作自己案件的警察";在这里,闸北公安机关是被指证之主体,只能证明自己的清白无辜、而不能对指证人施加强权,施加强权则具有"杀人灭口"之嫌疑;

  9、按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义务作证,杨母与杨佳生活在一起,知悉杨佳与闸北公安分局纠纷的全过程;郏啸寅是主动道出杨佳袭警动机的人,在事件未经法庭调查核实之前任何一方均无理由妄作断言,其两人都是刑事诉讼中的证人,上海警方隔离杨母、刑拘郏啸寅是在对证人采取强制措施,是妨碍证人作证、掩盖真相的行为。

  10、既然该局执法中没有对杨佳实施违法行为和造成侵害结果,为何杨佳会作出如此极端大案?是杨佳精神失常,还是该局说谎?

  11、既然该局称杨佳曾投诉说"遭到民警殴打",此说法已与郏先生所发布的"杨佳被警方致残"吻合了,至少说明郏先生的说法不是凭空捏造的,该局为何气极败坏的抢先对郏先生采取强制措施?

  12、该局能公布2007年开始盘查杨佳时的录音,自然也应该全部公开当时杨佳在派出所接受询问及滞留全过程的录音、录像;挂一漏万的予以公布、而不能全部公开录音录像、无法令公众信服;

  13、既然杨佳2007年10月在上海没有受到该局的侵害,为何该局两次派督查人员千里迢迢到北京与杨佳"解释"、"协商"?

  14、杨佳向该局提出的3万元精神损害赔偿理由是什么?既然该局执行职务没有任何不妥和违法之处,为何曾又同意赔偿杨佳1,500元?

  二OO八年七月十四日

  作者是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深圳分所律师

  作者博客:http://liuzilonglawyer.blog.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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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子龙:北京刘子龙律师给上海公检法公开信

  上海市公安局、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谨以个人的名义向上海袭警案件中不幸遇害的六名警员致以沉痛的哀悼!向被致伤正在康复中的警员及遇难警员的家属表达问候!向为维护上海市社会稳定和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忘我工作的广大干警表示敬意!

  杨佳上海袭警,剥夺了六名警员的生命、严重损害了五名警员的健康,给死者的亲人造成了无法弥补的痛苦,给广大干警心灵上造成了永久性创伤,血案震惊了全国上下,社会影响巨大,已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已上升为一个公共事件,其影响及意义已远远超越了一个刑事案件的范畴。

  杨佳杀害警员的犯罪应当受到惩罚,引起这起血案发生的原因及真相应当及时公开,本案的侦查、起诉及审判程序的公正性应得到保证,案件的承办及审判应该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公众的知情权应该得到保障,杨佳应该享有的辩护权利应该得到保证。因为此案影响巨大,若处理不当,会损害党和政府的威信,会丧失公、检、法机关的公信力,会进一步恶化警民关系,会严重影响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自案发到今天,上海市公安及检察机关为此案承受了很大的压力、也做了许多工作,有目共睹;但工作中并非无可挑剔之处,仅以本人一般般的专业水平就发现几处不妥,现予以提出。(为不让公众怀疑我具有谄媚执法机关之嫌疑,特以公开信方式提出,以让公众如同监督执法机关的执法一样监督本人),希望能够得到上海市公、检机关的理解和重视。

  一、对刑拘及追究"造谣者"郏啸寅"诽谤罪"的异议。

  我国刑法第246条关于规定的"诽谤罪",是指"以暴力或其他方法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情节严重的行为"。首先,此条犯罪位列于刑法第四章"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项下,说明制定此条法律保护的主体是"公民"而不是"法人"或其他机关;其次,从条款中可以明确看到,构成这一犯罪的受害主体是"自然人"而不是其他主体;第三,构成此种犯罪损害的是"他人的人格"、"他人的名誉";而你两机关所承办的郏啸寅诽谤一案却称是"郏啸寅诽谤了公安机关的名誉",非常明显,即使郏啸寅具有所称的"捏造事实"行为也构不成此项罪名:因为上海市公安局是"公安机关"而不是自然人,非自然人既不具有 "人格权利"、非法人单位也不具有"人的名誉权利",更重要的是,无论是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司法机关、还是人民政府,这些"机关"都不是由公务员集资股份而成立、因而也不是"独立法人",这些机关的主人是人民;如果有人硬说这些机构的"关格"或"府格"受到损害,在有明确的法律依据的前提下,有权决定其诉讼权利的是人民行使权力的机构——人民代表大会而不是这些机关本身。

  不难看出,你局、院所立及批逮郏啸寅而侦办的"诽谤"一案是没有法律依据的;你局、院错误理解或曲解了国家法律。

  二、对知道杨佳作案动机和指证上海市公安局的人连连采取隔离和强制措施让公众心生疑惑。

  杨佳杀害警员后果严重有目共睹,构成犯罪无可辩驳,具有应受惩罚性人所共知。但是,在公众当中却出现了许多不同的声音,甚至有许多为杨佳抱不平的声音。经我对互联网上的部分网络观点的归纳发现百分之九十五的不同声音是因对上海市公、检机关案件承办中不能公开真相而引起。

  血案已经发生,杨佳已构成杀人重罪,但公、检、法机关却不能因急于惩罚犯罪而违法,也不能感情用事,不能以违法、不透明的执法甚至是违法的执法为代价来惩罚犯罪。公众对上海市公安机关的质疑主要集中在:

  1、杨佳母亲是杨佳方面除了杨佳本人之外最了解杨佳与闸北公安分局纠纷真相的人,本应该是杨佳方面、或者是查清事实真相的证人,而上海市公安局却以"协助调查"之名将杨母隔离,这是明显的妨碍证人作证的行为,不让知情者作证、真相不能公开,审判怎能公正?

  2、郏啸寅所发的帖子不管事实是否存在,但他也是指证上海公安实施伤害杨佳行为的证人,上海市公安局作为被指证人、讲的不客气一点就是"伤害杨佳嫌疑人" 本身没有任何理由抓捕他,如果其指证不实、确实有捏造、作伪证之行为,经过法庭调查核实不予采信就是了,审判机关可以对其伪证行为进行处罚;而上海市公安局绝对是没有依据、也没有资格去抓捕并刑拘指证你违法或犯罪的证人的,这是明显的迫害证人、妨碍证人作证的行为;如此一来等于向全社会公告你局已被郏啸寅的指证吓破了胆,无奈之下只好不择手段地去"杀人灭口"。如此办案,有何公正性可言?公众如何能接受?

  三、上海检方拒绝北京律师为杨佳辩护的行为不当。

  杨佳是否接受其父为其聘请的律师为其辩护,应由杨佳自己决定,这是《刑事诉讼法》中为犯罪嫌疑人规定的权利。即使杨佳不同意两位北京律师为其辩护,也应该由杨佳在与律师见面后当面申明,而不应由上海检方从中传递。上海检方拿出一份其给杨佳所作的笔录作为杨佳不接受北京律师为其辩护的证据拒绝北京律师会见杨佳,至少有五处疑点可证明检方此举不正常。

  1、杨佳在未与其父沟通、未与北京律师见面的情况下,他是怎么提前知道有北京律师为其辩护的?说明上海检方已提前将此消息与杨佳沟通过,为何要提前沟通?提前沟通之目的何在?怎么能证明不是上海检方借杨佳之口在拒绝北京律师?

  2、北京律师与杨佳并不熟悉,更不知杨佳写什么样的字、签什么样的名,在未见面之前,检方凭什么证明笔录上签的字就一定是杨佳所签?这是根本证明不了的;作为公诉机关怎能用这样不专业、缺乏说服力的方式而对待律师?这岂不更让公众怀疑上海方面在阻挠外地律师介入吗?是不是标准的此地无银三百两?

  3、在手拿所谓"杨佳签名的笔录"接待北京律师时,客观上上海检方在充当着杨佳的代理人,这一点十分不妥:杨佳是上海检方公诉的对像,他没有任何信任检方的理由;如果杨佳信任上海检方,当初何不通过向上海检方申诉以解决纠纷、何至于走到袭警杀人的地步?

  4、上海检方为杨佳指定的律师,除了其本身利益冲突、违反《律师法》及职业规范以外,其数次向媒体说出侵害杨佳权益的话,国人共睹,不知上海检方是否已把谢律师公之于众之言论也通报给了杨佳?至少北京律师没有作出此行为;杨佳不选择其父为其聘请的北京律师而任用上海方面为其指派的律师有何理由?

  5、上海检方称杨佳只信任其母为其聘请的律师,我认为此说法也令人无法接受。对杨佳的起诉程序已正式启动,而除了办案机关外其他任何人都不知道杨佳母亲在何处,杨佳的姨母甚至不得不向北京警方报警寻人,杨佳更不知其母在何处,杨佳母亲怎么能、何时才能"为杨佳聘请律师"呢?这不等于说没有杨佳母亲聘请律师杨佳就只能接受上海市公、检机关共同为其聘请的律师了吗?

  不过从这一句话中我就可以判断出:杨佳的母亲百分之百的在上海市公安局的控制之下,否则决不会提此条件,否则也不会赶走北京的律师!

  四、不能公开杨佳与闸北公安机关发生纠纷的全部过程无法令人信服。

  感谢上海公安机关具有如此现代、完美的执法记录。既然上海警方把去年10月5日在街头初遇杨佳时的查车对话都录的清清楚楚,并称"办案过程记录完整",那么就应公开杨佳在派出所6小时全过程的录音录像,全国人民都在洗耳等待,这也是澄清郏啸寅捏造不实之词和了解杨佳多次投诉、索赔理由的最直接、最有力、也是最可信的证据;可直到今天,上海警方也未再多公布出一分钟的内容来!六七个小时的录音只公布开头的四分钟,到底是什么原因?上海市公安机关事到今天总不能说"只录了开头、其余没录"或"不慎遗失"了吧?

  出示证据有头无尾、取其所需如何能还原事实?如何能让公众信服?

  五、上海公安局新闻发布会上公布:杨佳在去年10月纠纷发生回到北京后"多次通过信函、电子邮件"向闸北分局交涉索赔及要求处分警员的事情,上海警方并两次派督察人员赴京与其"协商"、"做工作"。既然有杨佳的投诉,理应一并公开,公众自然可以从中看到杨佳投诉的经过和看到其投诉的理由,这也是让公众了解事实真相、澄清警方是否殴打过杨佳的很好机会,但上海警方至今未予以公布,难以让公众接受。

  …… ……

  作为一名法律工作者,一名案外人,我和全国人民一样,都希望能够公开、公正、公平审理杨佳杀害警员一案,查明案件事实,惩治犯罪,维护公众的知情权,维护国家法律的正确实施。我认为上海市公、检、法机关应本着对人民负责、对法律负责、对历史负责、对党中央负责、对被害警员及家属负责的态度来侦、诉、审此案,公布真相、公开审讯、公正判决,实事求是,是非分明,而不应藏藏掩掩,含糊其词;只有这样,才能证明上海市公安局此前及现在的执法行为的合法,才能证明上海警方心中无私不怕见光,才能彰显上海市的司法机关的公正性,才能展现上海市有关领导博大的心胸,才能让中央放心,让全国人民满意;才能告慰于死者;只有溯根寻源,查找原因,才能避免类似事件的再次发生。

  部分公众对公安机关有对立情绪,是因为多方面的原因产生的,责任不应当全部由公安机关来承担;但如此重大的事件发生后上海市公安机关如果不能正确面对现实、正确处理已经发生的事件,那么问题就应另当别论了。

  时代已不是过去的时代,中国已不是往日的中国,人民也不再是任人愚弄的人民;靠隐瞒事实、掩盖真相提高不了上海公安机关的声誉,靠违法的强权和令人反感的专制维护不了上海市的城市形象;只有痛定思痛、勇于面对、站在更高的角度上处理好所发生的事情才能促进上海社会的和谐与正常发展。

  当前国家正在集中力量开办奥/运/会,这是关系到国家形象和声誉的大事,希望上海市公、检、法与上海市委能与中央保持高度的一致,站在更高的角度上处理好重大问题及杨佳案件,用智慧和法制、人文精神管理城市而不是拳头蛮横地对付一切,坚决不做经不起推敲的事情。

  恕我鲁莽,如果上海市公安、检察、司法机关能公布全部案件事实、能堂堂正正任由杨佳选择辩护律师而不是靠非正常的手法强加律师给杨佳;如果能够以允许直播的形式公开审理此案,那将是十分令我肃然起敬的事情,我将购买《解放日报》一个版面的位置向上海市的公检法致以敬意!向上海市委、上海市政府致意!若如此,判杨佳任何刑罚杨佳都不会有任何怨言;我敢保证全社会公众都会从内心敬仰上海市的公检法和上海市委的光明磊落与坦荡;若如此,则证明上海的公检法的执法是严格的,上海公安的形象是伟大的,上海社会的是真正和谐的。不知我的愿望能否实现,那就看上海市委及上海市公、检、法机关的执法水平、执法实力和有关领导有没有这个雅量了。

  我期待着奇迹的出现。

  如有不妥欢迎指正。

  二○○八年七月十八日

  (刘子龙为北京京都律师事务所深圳分所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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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7月21日 星期一

施晓渝:加入了世界经济大循环的中国

  中国的血汗工厂,低人权优势造就了这次世界经济危机。

  中国无疑已加入了世界经济的大循环。

  2005年,世界货物出口、进口额均首次突破10万亿美元,其中出口总额为103931亿美元,进口总额107531亿美元。2005年,中国货物进出口贸易额排名世界第三位。 2008年中国的出口额和进口额都各突破万亿美元,各占世界总额的约10%.2007年进出口总额达到21738亿美元,从世界第六位上升到第三位,其中出口12180亿美元,进口9558亿美元。中国在美国的外汇储备17000亿美元。中国进出口额(加上出口的退税和进口的收税),对外贸的依存度已占到GDP总值的80%以上。而且中国的进口绝大多数是为出口服务的,如进口原料加工后出口。

  美 国(2003年) 进口额 13056亿美元 出口 7240亿美元 进出口总额20296亿美元

  德 国(2003年) 进口额6017亿美元 出口额7484亿美元 进出口总额13501亿美元

  日 本(2003年) 进口额3830亿美元 出口额4719亿美元 进出口总额 8549亿美元

  中国年产鞋60多亿双,占全球产量的一半,全球每人一双鞋,年产布1000多亿米,全球每人二十米布,100多亿套衣裤,全球每人年两套衣裤,而8亿件衬衫才能换一架空客,一米布甚至只赚几分人民币。我国纺织纤维加工总量从1980年的341万吨增至2007年的3500万吨,出口额从44亿美元增至2007年的1712亿美元。2006年底,我国的纺织纤维加工量占全球的41%,纺织品服装的出口量占全球的27.16%,化纤产量占全球的49.6%,纱产量占全球的45.7%。

  2007年全球的钢产量约为13亿吨,中国的钢产量4.9亿吨,日本1.2亿吨,美国9720万吨,俄罗斯7220吨,印度5310吨,2007年中国钢材出口量达6271万吨

  2007年中国汽车出口量比2006年增长78.95%,达到61.27万辆,以此类推,中国2008年的汽车出口量将在100万辆左右。中国汽车产量从2001年的200多万辆激增到2007年全国汽车产量888.2万辆,2008年将是1000万辆。

  2004年全世界生产汽车的总数为63,950,000辆,比上一年度增长了5.6%.美国11,989,387辆;日本10,500,000辆;德国5,569,954辆;2006年,中国汽车产量为728万辆,比上年增长27.6%,已超过德国,仅次于美国、日本,居世界第三位。

  中国已连续14年成为世界第三造船大国,并与排名前两位的韩国和日本明显缩小差距。

  2007年中国造船完工量1893万载重吨,比上年增长30%;新承接船舶订单9845万载重吨,比上年增长132%;手持船舶订单15889万载重吨,比上年增长131%.按英国克拉克松研究公司对世界造船总量的统计数据,以载重吨计,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承接船舶订单和手持船舶订单分别约占世界船舶市场份额的23%、42%和33%,比上年分别提高了4个、12个和9个百分点。但"我国制造的30万吨船目前价格只有1.1亿美元,而欧洲国家制造的万吨豪华游轮售价则高达7亿到8亿美元"。

  我国己成为全球最大彩电生产国和出口国。2005年,我国共生产彩电8283万台,占全球彩电产量的比重为45.4%;出口3974万台,我国彩色电视接收器出口量占全球彩色电视接收器总出口量的25.37%,居全球之首。

  中国经济总量在世界的位次由第六位跃居第四位, 2007年中国的人均GDP2456美元,在世界的排名是第104,比2005年143位,2006年128位年有所提高。 中国人均国民收入从2004年的1100美元增加到2007年的1500美元,在世界的位次约为185名。(注:有说法说中国人均收入2200美元排在124位有误,因中国的人均GDP才2456美元,而人均收入是人均GDP的80%以下,中国又更低,而且2007年中国农民的人均收入才4140元人民币,约550美元,我根据中国2007年的人民币人均收入折合成约为1500美元)

  英国《经济学家》发表评论指出,消费支出在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中所占的比例已经从上世纪90年代初期的47%,下降到了2006年的36%。在所有大经济体中,这一比例是最低的,远远低于美国的7 0%。

  从以上数据看,中国这近三十年的改革全靠血汗工厂的低水平的竟争向国际市场出口形成的发展。这种找寻出路型出口的急速增长,势必冲击世界原来的经济秩序下的平衡,导致他国的经济低落和失业率上升,从而招来猛烈的报覆,如西班牙烧中国鞋城,各国对中国产品进口的禁令,如美欧的配额限制,墨西哥等国对原产地的限制,世界各地对中国人的丑化和排斥,石油和铁矿石等价格的暴涨来扼制中国的出口,人民币的升值和美元的贬值也是美国扼制中国出口的措施,现我国由于人民币的升值和美元的贬值而受到的损失已是两万多亿人民币了。美国在次贷风波来临后,贸易的保护主义又抬头了,今后甚至不排除世界各国联手抵制中国的出口,美国冻结我国在美国17000亿美元存款的可能,而我国在美国17000亿美元存款一旦被冻结三年,币值就会缩水三分之一。中国的凌厉的出口攻势,低价产品的竟争已导致他国的经济低落。美国进口商品约占美国国内需求的16%,是97年前的两倍以上,如美国2008年首季GDP增长已从2004年的4%降到2008年1-6月的1%,布什说美国经济现状非常艰难 我手中没有魔杖可挥舞,遭遇至少是50年来最严重的危机,美国特别是非金融公司的利润继续下降,其中制造业、运输业和服务业利润下降的幅度最大,美国失业率上升到了5.5%,为近年来的最高水平。美国的次贷危机表面上是因房地产而起,但其深层的原因还是因其它产业的发展之路被中国挡住了。美国次贷危机是因中国的血汗工厂强力出口作为压死骆驮的最后一根稻草。反过来,美国的次贷危机也要来压垮中国,从中国的外向型工厂和股市已看出了端倪。经济发展不是嗟来之食,天外来物和发现新大陆那么简单,得于斯也可能毁于斯。日本在战后靠出口带来的飞速发展也遭至日元升值引发了20多年的衰退。韩国,台湾,香港,泰国靠外向经济的飞速发展也曾遭至东南亚金融风暴袭击而倒退。中国近三十年来的市场化改革,使中国已资本主义化,作为已资本主义化的中国,也势必摆脱不了资本主义的运行规律。中国靠血汗工厂出口带来的飞速发展也将因出口而招致灭顶之灾。如广东现三分之一的外向型工厂在亏损,有许多厂也破产倒闭。中国已无再在血汗工厂基础上挖潜的可能性,无新市场可开发,本身的利润也薄无油,而且在环保上有极大的欠债。现在有股逆流说劳动法出来了导致工厂的竟争力下降是误导,因其实工人的工资和市场的承受力以及原材料的暴涨所占比例并不大,何况物价的上涨已抵消了工人的工资上涨。总之,中国必然卷入以次贷危机为首的世界性的经济危机是必然的。但今后世界经济衰退可能会由中国来解套,像97年东南亚经济危机由中国来顶住一样,不过当年的朱熔基用强势人民币支持香港是靠给一个吸毒的人加大了药量来顶住的。而这次中国来解套将是根本性的,这个根本性就是中国实现民主政治,由民主政府擢升中国人民的消费水平和消费能力,提高市场的有效需求从而带动世界的经济复苏。而擢升中国人民的消费水平和消费能力关健在于给几亿中国工农的罢工游行示威权,因劳动者的收入与其参于社会事务的权力是成正比的。

  附注:美国的次贷危机与中国血汗工厂的凌厉出口攻势是有关的,不然美国也不会强行中国人民币贬值了。中国若执意刺激低价出口,势必与美国有恶性的贸易竟争,最终顶多是两败惧伤。而且是中国大伤美国小伤。中国在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中,朱熔基遵照美国的意图,用坚挺的人民币政策消化和吸收金融风波是付出了代价的,这个代价就是中国国企的大破产和广大国企工人的下岗。

  用血汗工厂和牺牲环保的代价换来低价出口的道路本来就是行不通的道路,这条道路遭遇经济危击的打击也是预料之中,迟早的事。面对广东,福建,浙江,江苏等纷纷倒闭的工厂,请中央切勿下错了药,不要以加大吸毒量来制止毒瘾,切勿采取刺激出口的措施!唯一的办法是苦练内功,扩大内需!

  中国的发展,始终没能跳出老毛所说的当官的欺负老百姓,马克思所讲的经济危机的局面,这是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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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檀:油价泡沫一旦崩溃标志全球经济正式陷入衰退

  国际原油价格的普遍暴涨被认为全球通胀的主要原因。受困于高油价的所有国家如大旱盼虹霓,盼望油价下跌。

  油价下跌很可能标志着全球经济衰退,我们迎来低油价时代的同时,也会迎来泡沫的崩溃,迎来全球经济下行周期。

  油价上升最初起始于新兴市场需求量的增加,新兴市场经济的增长被视为引领本轮经济增长的火车头。不可忽视的是,与发达国家对重工业缺乏兴趣、专注于高科技与金融领域不同,新兴市场迎来伴随工业化进程的石油消费旺盛期。据陶冬的数据,新兴市场发达国家石油消费10年内增长了5%,新兴市场增长31%,石油需求出现了结构性上移。中国占世界石油总需求的10%,占新增需求的50%,成为世界第二大石油消费国、进口国。十年前,亚洲国家(除日本外)占世界石油需求的17%,而美国占26%;如今亚洲需求占到22%,与美国的24%几乎持平。

  不幸的是,发达国家并未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互联网之后,高科技产业再无商业化进展,新能源处于大量投入阶段,远没有转化为社会生产力。但伴随金融衍生品而来的资产品价格泡沫越来越高,到2003年以后逐步到达高峰。

  这产生了双重恶果。一方面,发达国家越来越依赖于金融市场吸收新兴市场的利润;另一方面,石油重要性越来越突显。两下夹击,油价不得不涨,不得不疯涨。

  仅用供求关系显然无法解释原油价格的疯涨,情况更好相反,是国际资本的力量在助推油价。一个很明显的例证是,在上月沙特宣布少量增产、中国宣布提高油价后,原油期货价格在微跌后迅速反弹,并创出新高。

  跨国能源巨头BP7月8日在北京发布了《BP世界能源统计2008》,强调供求关系是关键,但承认投机资金的作用不可忽视,全球的石油期货交易金额高达800亿-1100亿美元,是实际石油贸易额的8-10倍,据其他投行估计"石油资金"已在1万亿美元以上。5年前,石油期货市场还是一个生产商、汽油商作对冲的边缘市场,日交易金额不过90亿美元,今天则超过了1400亿美元的主力金融市场。5年前,石油基金规模不超过80亿美元,今天则已突破5000亿美元。对于对冲基金来说,石油是今年唯一一个持续赚钱的资产种类,石油期货合约的70%,被握在对石油实物毫无兴趣的金融资本手中。美国不能亏的"养老基金"等被高盛等公司大量投资于石油期货市场。这种养老基金购买商品期货的持仓量没有任何限制,不受监督。

  石油显示出作为资产品的特殊性,当美元贬值、次贷危机爆发,石油作为对冲美元、金融、房地产风险的重要头寸,被越来越广泛地持有。

  让我们回顾一下第一次、第二次石油危机,1970年前后美国陷入滞胀期,美元贬值、通胀上升而经济下滑,尼克松政府的价格管制政策除了给后人提供反面教材之外,对经济没有任何好处。第四次阿以冲突加剧了人们对石油短缺的担心,1970年后油价上涨、交易价格复杂到"难以在图文中描绘"。第二次石油危机1978年前后同样处于国际经济衰退期,并且核能的安全性因为美国宾州事故遭到质疑,形势严重到在里根与撒切尔夫人一上台,就迫不及待进行改革,革除国企与福利等弊端,发挥市场动力。

  目前的石油危机是21世纪的第一次危机:发端于1998年,伊拉克战争之后上扬,2003年之后一路上涨。与前两次不同的是,本次石油危机主要表现为金融危机,与次贷等资产品泡沫的崩溃集合在一起。由于新兴市场的发展,欧美经济衰退延后,并形成了更大的资产泡沫。一旦油价泡沫像次贷一样彻底崩溃,那么,欧美将面临比次贷更大的麻烦。与前两次一样,油价疯狂上升之时,全球隐性经济衰退已经开始,油价急跌,则会成为全球经济衰退的标志。

  来源:解放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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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若渔:穷人不在于穷,而在于被抛弃

  郑州一中年女子偷肉被抓,看见拍照就以头撞墙,她说儿子正上高中,怕儿子看见了以后没法生活。而她偷肉的原因,是为了能让儿子有肉吃。他们已经两个月没吃过肉了,但又不舍得买,唯有出此下策。(7月11日《河南商报》)

  有一种偷窃行为,虽然有违公序良俗却令人动容。一位贫穷的母亲,为儿子偷肉,为儿子撞墙,为了儿子她似乎甘愿做任何事情,甚至是不合法不道德的事情。那么,她到底是一个小偷,还是一位"伟大的母亲"?回答这个问题无疑是艰难的,我们既无法斩钉截铁地说她是小偷,也无法理直气壮地说她是一位"伟大的母亲" ——— 法律在母性面前丧失了权威,一如母性以爱之名越 过了道德的边界从而丧失尊严。

  法律的价值是不能随随便便被抛弃的,母性的光辉也是遮蔽不了的。当我们左手拿着法律的文书裁定母性有罪,右手又以母爱之名把其保护起来,我们便在价值观上被撕裂成两半。

  这种万难决断的选择,一方面说明法律的价值即使多么不容辩驳,也绝难覆盖母性的价值;同时也说明,当柔弱、温存的母性被珍视、被感染、被同情到泪眼婆娑,我们的良心已经寸步难行。看着郑州这位偷肉的母亲,就像看着自己犯错的母亲,有什么不可原谅的呢?

  网上5000 多条的留言说明了一切:这位母亲犯了偷盗罪,但她是一位伟大的母亲。耐人寻味的是,在同情理解之外,网友们几乎众口一词地指向了社会的反思:是怎样的无奈和贫困让这名母亲出此下策?这种引申的反思,把一位母亲的偷窃行为植入社会背景之中,暗示了困顿的生存环境在其中扮演了不光彩和推波助澜的角色。显然,这是舆论基于一种朴素的道义感在为这名母亲作轻罪辩护。

  因为穷,所以偷,所以值得被原谅。这种逻辑自然经不起推敲,但其中对贫穷的那份感同身受的怜悯之心,却是这个社会的福气。而且,从生存境遇出发而不是从一个卑微的个体出发看待社会问题,也是我们这个社会公民意识和济世情怀成长的见证。对此,我们并不能因其"偏颇"而看淡其价值。

  1935年,时任纽约市长的拉古迪亚曾在纽约贫民区的一个法庭旁听了一桩面包偷窃案庭审。偷面包的是一位老太太。在法官问老太太是否愿意认罪时,老太太嗫嚅着回答:"我需要面包来喂养我那几个饿着肚子的孙子,要知道,他们已经两天没吃到任何东西了。"法官裁定:"我必须秉公执法,你可选择10美元的罚款,或是10天的拘役。"10美元的罚金绝非这位穷苦老太太所能缴纳,因此她只能 "选择"拘役。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审判结束后,身为纽约市长的拉古迪亚从旁听席上站起身,脱下自己的帽子,往里面放进10美元,然后面向旁听席上的人说:"现在,请每个人另交50美分的罚金,这是我们为我们的冷漠所付的费用,以处罚我们生活在一个要老祖母去偷面包来喂养孙子的城市与社区。"在场的每个人都默默地捐出50美分。

  这是一位网友举的一个例子,让人感动也让人深思。其揭示了一个并不复杂的道理:所谓穷人,不在于穷而在于被抛弃。穷人也没有偷窃的权利,但他们却有免于匮乏的权利。

  如果我们这个社会能做到让人人都安居乐业,也就不会有犯罪,也就不会有我们在贫穷和犯罪之间的道德悖论。我们自然一时还无法实现消灭贫穷,但我们是否已经做到了最大的努力了呢?

  也就是说,比消灭贫穷更重要的是要让穷人看到希望,只有政府部门有为了这种希望去"撞墙"的劲头,才不会有一个母亲为了儿子去"撞墙"的钝痛。

  来源:凯迪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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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之许:利益相关和无利益相关

  在这些年的群体事件中,一直有两种形态:

  一种是汉源、太石、汕尾、定州、东山。。。。。。,因为大面积的土地拆迁、环境保护等与自己切身利益相关的因素,而出现聚集和对抗;

  一种则是万州、广安、温州。。。。。。因为偶然的医疗事故、治安事件或刑事案件等等,而出现聚集,这被叫作无利益相关的冲突。

  利益相关的冲突好理解,无利益相关的冲突则不好解释,尤其是在正统的官方意识形态中,人民政府代表人民,是不可能出现人民群众VS人民政府的图景的,也因此,官方对冲突的事件解释中,一直沿袭着少数别有用心+不明真相群众的模式,而这次也不例外,甚至还特意强调了黑恶势力的所谓"挑衅",无他,无法突破正统意识形态,只得选择无视现实罢了。

  但是,事实就是事实,确实存在着大量无利益相关者对政府机关的冲击的事实,这是一个需要去理解的事实。在我看来,应该与以下因素相关:

  首先,所谓无利益相关,其实仅仅是在某次特定事件中无利益相关,而不是说从来都与权力机关的作为无利益相关,在历次的拆迁、下岗、城管、治安。。。。。。。中,不知道有多少曾经的利益相关者,汇聚到了某次看似无利益相关的行为中来;曾经的利益相关,可以移情到这一次的利益无关中来,共同之处就在于,曾经全能的权力将所有荣耀和责任归之于自身,那么,所有特定利益相关的最后落脚点,也一定指向了权力的所在。

  其次,30年来,我们一直生活在一个假设当中,那就是,既有的权力运行方式可以在维持社会秩序的同时,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创造出空间,而后者的发展,又可以反过来逐步改变既有的权力运行方式,从而实现所谓的渐进转型。表面上看,在东部沿海的大都市区域,在市场化媒体和网络空间的庇佑下,在法治进步和社会交往逐渐充分的掩护下,这一进程似乎渐有雏形——当然,孙志刚和崔英杰也提供了反例。但是,在另外的区域,尤其是在内地市县这一特定的层级,事情或许并非如此,在这里,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尚不足以在当地造就足以让权力忌惮的任何力量——想想彭水诗案和西丰进京拿人,而权力来自于自上而下的授予,不需要给予在地社会以责任承诺,在某种程度上,它就是在地社会一切进程之上的超级存在,可以想像的是,在利益的驱使下,它将怎样地深入到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进程当中去,而在利益相关的场合,这样的权力又将如何运行,而这样一来,又将由此积累下多少的怨恨——犹如不断聚集的易燃气体,只等待一颗火星的出现。

  最后,现代转型既带来成功与荣耀,也一定会将失败的苦涩留给特定人群,而如上所述,中国特色的现代转型背后一直有权力之手的直接干预,在很大程度上,权力与所谓的成功是正相关的,而这在市县层级这样层级更加突显,这就使得失落者倾向于将自身命运归因于权力的作用,以此缓解自己心理的失落——这里面还不包含下岗人群这样自身境况与权力因素密切相关的群体。在这种心理的长期投射下,权力这一存在,就可能由影响自己命运的重大因素,成为改变自身命运必须克服的障碍,由不得不承受的被动压力,成为需要主动去克服的束缚,当然,这种由被动承受到主动克服的转变,或许仅仅是下意识的,但未必不存在。一旦遭遇到特定事件的刺激,就犹如被召唤的魔售一般,脱缰而出。

  这就是我对翁安事件的理解,它来自于三个因素:依旧存在的全能权力、经济社会进程中的超级权力之手、转型社会的群体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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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涛:审讯录像资料不是“国家秘密”

  原浙江省诸暨公路管理段段长黄国超涉嫌犯受贿罪被诸暨检察院提起公诉。黄国超对判决结果不服,提起上诉。在法庭上,黄国超否认了之前的供述,称其在侦查阶段所做收受贿赂的供述,是诸暨检察院"长时间、不间断、轮番"审讯下逼出来的,是办案人员不断威胁、欺骗、引诱下编造出来的。针对他的说法,其辩护律师要求检察院当庭播放审讯录像,以辨真伪。但是,公诉方以审讯录像是"国家机密、涉及个人隐私及当庭播放没有客观条件"为由拒绝当庭播放。(7月15日《济南日报》)

  关于同步录像资料是"国家秘密"的理由,诸暨检察院检察长苗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这是我们的侦查谋略,暴露了以后我们还怎么查?"苗勇还在"法律博客网"上撰文认为,职务犯罪比一般刑事犯罪更难以查处,职务犯罪侦查必然是一项谋略性很强的工作,如果将这样的录像不加选择地,甚至是毫无保留地在庭审中公开播放,必将把侦查工作的一系列谋略都公开化了。

  这真是你不说我还明白,你越说我越不明白。国家秘密是指关系国家的安全和利益,依照法定程序确定,在一定时间内只限一定范围的人员知情的事项。如果说在审讯中,某些谈话内容涉及"国家秘密"还好理解的话,把侦查工作中的谋略本身当作"国家秘密"就毫无道理了。因为案件已经侦查终结,这起案件审讯的谈话技巧已经成为过去时,并不会影响到案件的侦查,也就无关"国家的安全和利益",根本就谈不上"国家秘密"。尤其是,从最高人民检察院2007年公布的数据来看,全国检察机关在庭审中公开播放审讯录像达4802次之多,他们之中许多谈话技巧与诸暨检察院恐怕也相同或者相似,难道他们都涉嫌"泄密"吗?

  将同步录像资料看作"国家秘密"还可能会损害被告人合法权益,甚至纵容司法人员违法。苗勇在他的文章中还提到,同步录像资料无需在法庭上播放,如果有违法办案情况,"纪检监察部门只要一看录像,就真相大白了。"但是,纪检办案的方向与律师在法庭对同步录像资料质证的方向并不完全相同,纪检主要查明办案人员有无违法行为,是否要追究责任;而律师在法庭中质疑办案过程,主要目的是排除不合法证据,为被告人作罪轻或无罪的辩护。有些诱供的行为,可能并不需要追究办案人员的责任,但在法庭上,在律师的有力辩护下,却可以排除这一证据的效力。如果不将同步录像资料当庭公开,让律师质证,这如何能达到维护被告人合法权益的效果?

  显然,把审讯中的同步录像资料视为"国家秘密"拒绝当庭播放的行为是不符合法理逻辑的。

  来源:东方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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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风:让民众占点儿便宜,可否?

  国土资源部官员近日透露,该部已经提出了处理"小产权房"的政策设想,其中一条重要原则就是,决不能让

  开发商占便宜。这当然是正确的。但是,在对待小产权问题上,能不能从积极的方面考虑,让农民、市民占便宜?

  依据现行法律所规定的土地制度,城市化如果需要乡村的土地,农民不得直接转让,而必须由政府出面向农民征用,再由政府出售给开发商,城市市民则只能购买开发商所开发之商品房。

  这样,对农民来说,土地转让是垄断的,即便城市化、工业化已经到了自己家门口,也只能把土地交给政府;对城市市民来说,房屋的供应是垄断的,只能从开发商手里买房;对开发商来说,土地也是垄断的,在一个地方,它只能向唯一的买主——当地政府——购买开发用地。政府是与土地、房屋有关的全部垄断的制造者。

  由于权利配置的不公正,这样的土地制度导致了一个相当不公平的利益分配格局:工业化、城市化带来了土地增值收益,但农民与此无关,农民只能获得低廉的土地征用补偿。这些收益大部分归地方政府所有,近十年来,土地财政是地方政府最大宗的收入。这笔收入当然会通过开发商转嫁给商品房购买者,于是,城市市民纷纷发出了买不起房的叹息。至于开发商,则借助政府为其设置的房屋供应垄断权,获得了大量暴利。

  正是这样的制度安排,刺激农民和市民超越现行土地制度,创造出了"小产权房"这样一种农地城市化的制度安排。对农民来说,它节省了政府征用环节,农民较为充分地获得了自己土地增值的收益。对市民来说,则节省了政府征用、开发商开发两个环节,房屋价格大为低廉。应当说,农民和购买房屋的城市市民从小产权房制度中获得了福利改进。

  反过来,一般意义上的开发商被甩到了一边,无法获得房地产暴利了。地方政府则是最大的输家,因为,它没有获得土地城市化的增值收益。不过,在很多时候,小产权房通常获得了乡镇、有时甚至得到县、市政府支持,他们获得了部分增值收益,真正受到影响的可能是再高一级政府的财政收益。

  小产权房与普通所谓大产权房制度在利益配置格局上的这种对比,对中央政府处理小产权房提出了政治上的挑战。现行土地法律所保障之大产权房制度能让地方政府利益最大化,开发商也可以顺便获得暴利。小产权房制度则让农民、城市市民,尤其是中低收入市民群体,获得了福利改进。中央政府如果与地方政府一道,打击、取缔小产权房,等于让社会中处于弱势地位、收入本来就最低的农民、市民不再能够获得那种福利改进,同一土地上的利益将归本来就处于强势地位的地方政府和开发商分享。

  有关部门恐怕必须审慎地权衡一下:究竟怎样做,从政治的角度看才是可取的?地方政府和开发商的利益更重要,还是农民、市民的权利、利益更重要?究竟哪一个才比较接近公共利益?

  其实,即便政府让小产权房合法化,并不能说政府对农民、市场多慷慨,保护其特殊利益。这完全是平等、产权保护、自由市场等宪法原则所要求的。农民、市民共同创造的小产权房制度,相对于现行制度,更加合乎宪法的平等原则,因为它实现了土地的集体所有权与国有所有权的平等;它更加合乎私人产权保护原则,自由地安排土地用途乃是土地产权的应有内容;也更加合乎市场经济所要求的要素自由流动原则,土地如果不能在城乡之间双向自由流动,就不可能有完整的市场经济制度。所以,小产权房,其实是未来土地制度改革的前声,假如中国真的要建立市场经济制度的话。

  毫无疑问,小产权房违反了现行土地制度,政府部门严格执法,似乎也无可非议。但是,当执法涉及无数民众的直接利益、尤其是当执法可能对民众已经获得、并且期望继续获得的利益造成严重损害的时候,当执法正在损害人们已经建立起来的关于公平、产权保护、自由市场的信念的时候,政府就应当高度谨慎。

  因此,面对小产权房,对政府来说,较为明智的做法是考虑如何面对现实,修改法律,而不是强行执行已被人们普遍认为不够合理的法律。相对于公众的利益、福利,相对于农民、市民的幸福生活,法律的尊严是次要的。强行把较优的集体福利状态拉回到较劣的集体福利状态,恐怕既不明智,也不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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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7月19日 星期六

王万然:从瓮安事件看网络实名制要不得

  6月30日一早,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在瓮安事件平息的第二天到瓮安县现场指导工作,向当地群众了解情况,但群众吞吞吐吐、满怀担忧地说:"我相信你。但你是大官,住在省城,不能天天来保护我。你在,我们安全;你走了,我们找哪个?"石宗源含着眼泪说道:"瓮安不安,老百姓不敢讲真话,是我们的责任。"

  石宗源对群众说:"我理解你说话为什么吞吞吐吐,不逼你说了。用贵州话说,不得安全,黑势力不除,瓮安不安。……这是我们党委和政府的工作没有做好,瓮安不安,群众没有安全感,坏人越来越多。你这么棒的一个小伙子也不敢说真话,好人怕坏人。党委政府有责任,我向你们表示歉意。……我对瓮安县全体人民感到愧疚。发生这件事,是长期积累的矛盾,没得到及时处理。"

  笔者想,如果石宗源请瓮安的群众匿名上网反映问题,一定就有人说真话了。为什么要匿名上网反映问题而不实名呢?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可以随处说真话的社会环境。

  我们知道,目前已经有个别地方要求实行网络实名制,表面上是怕人家上网造谣、诬陷,给政府抹黑,实际上是怕人家批评官员、批评政府。至于网络上的诬陷、造谣,不管是否实名,公安部门照样查得到。实行实名制后,反而会加大查处的难度。原因是身份证号码不是保密的,谁都可以用别人的身份证号码注册真实姓名上网骂人甚至诬陷别人,公安部门按"名"索骥,却可能抓错人。

  另一个原因是,实行实名制后,人们就不敢上网批评政府和官员了,瓮安的老百姓不敢说真话就是实例,谁不怕被查处?有些网民虽然在网络上批这批那,其实他们也没什么目的,不外乎就是上网发发牢骚,发完了就睡个安心觉。一旦实行实名制,他们连牢骚都不敢发,怕惹上麻烦。因而,实名制会使老百姓噤若寒蝉,网络上会一片歌舞升平。群众没地方发表意见,官员就不知道老百姓想什么、需要什么、痛恨什么,久而久之,老百姓因无处发泄,积怨越来越多,就容易被坏人利用。瓮安事件正是一个教训。

  我们需要听真话的官员,也需要给老百姓一个说真话的地方和机会,社会矛盾将因此缓和,因此,网络实名制要不得。

  来源:中青在线——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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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国忠:高房价伤害老百姓,破坏社会稳定

  高房价会扩大分配不平等,危害社会稳定。如果经济高速增长意味着高房价,可能得不偿失

  中国已经克服了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一是资金,二是人力资本。目前,中国已经积累了1.5万亿美元外汇储备,即便出口显著波动,国内的经济发展也不一定会放缓。而由于"文革"后一代高校毕业生走向成熟,中国在基础设施、制造业和服务业领域都拥有了大量人才储备,在过去五年中突破了关键性的拐点。有了钱和人,经济发展只是一个需求问题。而中国的城市化仅完成了一半,需求也不成问题,未来15年至20年经济可望保持快速增长。

  随着经济增长变得容易,中国现在必须考虑,当经济发展完成后,中国将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在经济方面,财富分配具有最重要的影响,它可能使中国社会变得健康而有活力,或者正相反。如果个人能力在整个社会中分布正常,那么收入和财富的分布也应如此,即大多数人处于中等水平,处于两极的富人和穷人应该是少数。现代社会可以通过对富人征税、对穷人补贴来减少不平等。不过这样的政策有一定的效率成本,即令社会发展变得缺乏动力。

  不过,分配不平等在长期也会造成效率损失。富人对其子女的投资可以比穷人更多,因此,由于教育资源的缺乏,并非所有人都能实现其全部潜能。即便市场按照人们的能力和努力给予了他们适当的报酬,如果资源再分配能够让每个人都受到适当的教育,那么整个社会的效率还是可以得到改进。

  高房价是一个问题

  在中国,不平等程度正在上升,其中大部分反映的是经济增长成果分配不均——一些人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比其他人获利更多。然而,绝大多数人也从中获得了一些利益,因此,尽管中国不平等程度已处于全世界最严重之列,目前社会却仍然能维持稳定。

  但是,迅速扩张的房地产市场可能会威胁到很大一部分人,使其绝对福利恶化。房产是家庭财富中最重要的部分,在全世界范围内,它占到家庭财富总量的三分之一;而在东亚地区,这一比例更接近二分之一。

  在一个有效率的市场中,房产价格由购买力决定。其中一个最重要的指标是房价收入比,即住房价格与家庭年收入的比值。从美国的4倍到香港和日本的8倍,各地诸如房产税等微观条件令其房价收入比各有不同。房价收入比由机会成本决定,因为用来购买房产的资金也可被用来投资于股票或债券。因此在有效率的市场中,房产升值率加上租金收益率会等于债券收益率加上风险溢价。

  看待此问题的另一种思路是,将房产增值与人均工资收入增长相比较。在长期,二者的增速应该相等。如果房价比工资增长得更快,房价收入比会变得过大,最终人们将买不起房。而由于房产会折旧,故现有房产的升值速度应等于工资的趋势增长率减去折旧率。

  在美国,名义人均收入每年增长6%。而由于房产享受一定税收优惠,其投资回报比人均年收入的增长要高出两个百分点。过去十年,美国房产以每年超过经济增长 3%以上的速度增值。其原因是上个世纪90年代债券收益率的下降,而债券收益率下降又由始自日本并在亚洲金融危机中席卷其他经济体的通货紧缩所引发。现在,随着亚洲各国接连进入通货膨胀,美国债券收益率已趋于上升。另一方面,近五年来诞生的一些新型金融产品例如次级贷款变成了一场泡沫,其破裂也会让房价下降。两股逆流叠加,美国房产市场至少未来三年都不会有好日子过。

  中国的情况要好得多。今后20年,中国的名义人均收入年增长率将可能达到10%(实际人均收入年增幅为7%);而折旧率大约为1.5%——这是基于当前建筑质量的一个保守估计;再减去房租收入所交的税——如果房租收益为3%,税率20%,则房产总回报会被减去0.8%;这样,拥有房产的净回报率大约在8%左右。这一回报是很诱人的。标准普尔500指数过去半个世纪的年均回报也只有9%。而居民房屋属于风险较小的资产,并可免去租金,这样的回报是很不错的。因此,中国家庭应尽量买下他们所住的房产。

  中国房地产市场的问题在于,现在的房价已经被大幅推高到一个未来的理想水平。也就是说,即便中国经济今后的表现会始终如我们所料般良好甚至超过预期,目前的房价水平也已经包含进了今后多年的升值。

  我们知道,在一个社会稳定的国家中,房价收入比应该大约为8;然而目前中国这一比率已达到15至20.即使人均收入翻一番,现在的价格仍然显得很贵。假设目前的房价已包含今后十年的升值,那么买房惟一的回报就是租金收益减去折旧。现在大多数城市的房租收益在3%到4%之间,除去1.5%的折旧,那么拥有房产的名义回报率仅为每年1.5%至2.5%。而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大约就有4%,买房投资很难说是理性的。

  高价何来

  以上计算告诉我们,低债券收益率是支持高房价的关键。在一个封闭经济中,债券收益率通常与人均收入增长率相近。但中国的债券收益率甚至比其应有水平低二分之一。货币市场中的套利行为,决定了美中两国债券收益利差等于货币升值的预期。市场目前希望人民币升值,因此,即使中国的人均收入增速相当于美国的三倍,中国债券收益率仍会低于美国。假设人民币汇率如日元在上世纪80年代末一样翻一番,并且人均收入增长率减半至5%,那么中国的债券收益率可能与美国相当,且房产价格也回到正常水平。

  但是,这一均衡对于中国来说是不可接受的——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尚未完成,对经济快速增长有强烈的要求。因此,中国债券收益率与经济增长之间这种不正常的关系可能会长期持续。

  不过,对高房价的上述解释已不再是市场的主要动因。大多数购房者希望价格继续快速上升而非停滞。他们的这种期待意味着房价收入比还将上升,房产价格会越来越超过收入的增长。通常,当价格上升成为需求的长期主要拉动因素时,这就是一个泡沫了。

  当流动性充足且经济增长率高时,就很容易产生泡沫。形成目前充沛流动性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元自2002年以来的贬值。由于中国实行盯住美元的货币政策,美元贬值促进了中国出口增长,中国贸易顺差大大增加;与此同时,资金在全球寻找"避风港",大量"热钱"涌入新兴市场。中国流动性由此大增。从这一角度来看,如果政府不通过其他手段控制资产价格上涨,当美元跌至谷底而反弹时,泡沫就会破裂。同样的故事曾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初,当时美国发生储贷协会危机,美元下跌,引发东南亚国家的资产泡沫;而美元恢复强势后,泡沫于1997年破裂。

  债券低收益率和美元疲软仍不能完全解释中国的高房价问题。灰色收入流入房地产也是一个主要原因。中国2007年GDP可能达到24万亿元人民币。GDP可以用收入、需求或产出的形式计算,理论上应相等。包括工人和农民在内的正常劳动力总收入大约为11万亿元,折旧4万亿元,剩余的9万亿元包括资本收益、部分财政收入及灰色收入。其中灰色收入可能超过GDP总量的10%,比房产销售总额还高,其中很大一部分流入了房产市场。房产高价和高空置率的共存,可能正是由此导致的。

  危害与出路

  高房价问题何在?大多数人会把它看作繁荣的标志。例如,由于外国居民的需求,伦敦市拥有全世界最高昂的房价。但当地居民并不反对高房价,因为它为当地带来外汇收入,促进了经济发展。而且,大多数本地居民已拥有住房,所以上升的房价并不影响他们的生活。中国的情况就非常不同。大多数城市仍处于扩张过程中,在今后20年间其规模可能会扩大到现在的两至三倍。也就是说,大多数人还没有购买住房,所以高房价将严重影响他们的生活水平。

  房价还会影响收入再分配。用于买房的资金会流向政府、开发商、建筑公司、原材料供应商。而中国区别于其他国家之处在于,中国的土地属于政府所有。由于房产建设、销售过程中的土地费税占到总销售额的一半或更多,中国的房价从根本上应被看作一种税收。根据经济学原理,单纯从效率的角度出发,税收应被分摊给尽可能多的人口。因为当税收被大面积分摊时,每个人的负担就会相对减轻,其带来的效率损失就可限制在最小程度。而通过高房价来征税显然违背了这一规律,因为它只把负担加在每年那一小部分新购房者身上。

  从再分配角度说,以高房价的形式征税会产生很严重的后果。购房者通常是中产阶级的核心。当他们不得不在住房上付出所有收入时,其社会经济地位将显著下滑。因此,以税收为目的的高房价将使财富分配极端化,处于两极的富人和穷人增多,而中产阶级规模很小。这样的社会结构是不利于稳定的。

  要让人们买得起房,最稳妥的方法是增加供给。一些人认为中国存在土地短缺,这是不正确的。我在1989年的日本和1997年的香港听到过同样的抱怨声。日本的人均土地面积甚至还不如中国长三角地区,但现在其房价已经从最高点下降了75%,达到8倍于家庭收入的合理水平。香港有70%的土地根本尚未开发,其高房价源于政府的政策。

  要扩大供给,中国可以将城市建筑高度翻一番,交通问题则可通过修建地铁来解决。有人可能会提出,高层建筑有许多弊端,但与买不起房相比,这实在算不了什么。没有什么比承担得起住房更重要。通过这种改变,住房供给马上就可以翻倍。

  在中国有一个很流行的观点,即政府应发展廉租房,而一些低收入人口应该租房。但在美国或日本,平均房屋拥有率为三分之二。租房住的原因不只是收入。很多单身人士和经常迁移的家庭都更愿意租房。随着中国劳动力市场变得越发具有流动性,租房的状况将逐渐和其他国家一样。然而,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关键不同在于,其土地理论上属于人民,政府代表人民管理。虽然土地名义上归人民所有,房屋建造的成本也很低廉,但人们却承担不起住房价格——这种局面是难以让人们接受的。中国政府有让房价变得合理的义务。

  新加坡模式可能会适用于中国城市。新加坡的房产市场呈现两极分化。一方面,政府为80%的人口开发住房。正如在中国一样,新加坡政府拥有土地,其中大部分是填海而成。新加坡一套住房的售价是家庭收入的5至8倍。另一方面,市场中还有20%的高价住房,大多由高收入家庭以及外国居民购买。这20%类似一项税收,为政府带来了高收入。

  高房价会为地方政府带来高财政收入,使得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化进程获得充裕的资金。但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经济高增长没有保持较低的房价来得重要。城市生活中最重要的一项支出就是房产。如果经济高速增长意味着高房价,那可能就是得不偿失了。

  作者为《财经》特约经济学家、玫瑰石顾问公司董事

  来源:《财经》杂志 /总第199期  2007-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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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寒冰:房地产救市的实质是维护暴利

  最近,呼吁救楼市者次第登场,仿佛楼市已经到了不救就万劫不复的地步。然而,相关数据清晰地表明,这仅仅是一场既得利益集团维护自身暴利的一场闹剧而已。

  7月16日,发改委、国家统计局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6月份,全国70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同比上涨8.2%.其中,普通商品住房和高档商品住房销售价格同比分别上涨9.7%和11.1%.紧接着,7月17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6月份经济运行数据显示:70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同比上涨10.2%,涨幅比上年同期高4.2个百分点。

  目前,除了深圳、广州等极个别城市,绝大部分城市的房价,上涨趋势并没有真正改变。一个连正常调整都没有经过的市场,哪里用得着政府去救市呢?其实,即使深圳、广州这些房价下跌的城市,跌幅也并不是那么可怕。以深圳为例,其房价截至目前,也仅仅才回落到2007年上半年的水平,调整接近50%的楼盘极其罕见,一些楼盘几乎没有怎么调整,而2007年1至5月,深圳房价的涨幅就达到了50%左右,现在这种调整仅仅是挤压掉部分泡沫的结果。很显然,有关深圳房价下跌的数据可能被夸大,与救市呼吁配合得天衣无缝。

  我们知道,早在2005年3月26日,国务院高层就发布了旨在调控房价的"国八条",这本身就充分说明,2005年时的房价,就已经被视为位居高位,而从2005年至今,不少城市的房价大幅上涨,甚至翻番。在目前绝大部分城市的房价根本就没有调整,仅仅是成交量下降的情况下,就去拯救楼市,难道不是对此前中央出台的房地产调控政策的否定吗?

  这或许正是既得利益集团及其代言人所要的效果。开发商们和地方政府确信,只要忽悠成功,即使政府不救市,至少也会放松调控,而放松调控本身,就能给他们带来更大的回旋余地和操作空间。

  于是,鼓吹救市者一个个粉墨登场。这些既得利益集团及其代言人,从豪华别墅中走出来,穿上乞丐的衣服,大声诉说着自己的苦难,呼吁政府高抬贵手,而实际上,他们比哪怕最慷慨的施舍者都富裕。每年的富豪榜上,那些大富豪有几个不是做房地产的?有几个不是因房地产而暴富?

  这些呼吁救市者,所依据的理由是,房地产交易量在下滑。而开发商们不是一直在强调,房价上涨是正常需求推动的,是供不应求的结果吗?交易量怎么就下降了呢,这不是自相矛盾吗?交易量下降,最好的解释就是,房价已经远远超出民众的实际购买力,越来越多的人买不起了。在这种情况下,开发商为何不及时调整,降价销售,改变成交量低迷的局面?而事实是,开发商们宁死不降价。

  最近的一份调查结果显示,去年12月以来表示可能降价的开发商所占比例仅占8%,92%的开发商表示不会降价;而表示未来可能降价的开发商比例仅为9%,82%的开发商表示未来不会降价。这种"死了也不降价"的行为本身,就是与市场对抗的极端表示,意在维护暴利。这样的市场有必要救吗?这样贪婪的既得利益群体有必要救吗?救它的结果,只能是对高房价和暴利的确认,这些贪婪的既得利益集团,一旦缓过气来,会进一步展开掠夺,农夫和蛇的故事就会重新上演。

  中国房价已经高到了非常离谱的程度。

  数据显示,2008年3月份,美国新房销售中间价为每套22.76万美元。这个数据主要指独栋房屋,即别墅,面积一般为每套200平方米左右,且为全装修房。据此计算出来的美国住房的单价大约为7000元/平方米。2007年我国新住宅销售的平均价格为3655元/平方米(未装修的毛胚房),如果加上装修,单价大约在4100元/平方米左右。即使从绝对值上来看,中国的房价与美国也非常接近。如果考虑到美国的房价是包含土地的,而我们的房价只有70年的土地使用权,再考虑到美国的人均年收入是我们的二十多倍接近三十倍,另外再考虑到美国的社会保障机制远远好于中国,我国房价与发达国家的房价其实已经提前接轨!

  高房价中包含着巨额暴利。一部分被地方政府通过拍卖土地和税费形式拿走(与房地产有关的税收大部分归地方),另一部分则被开发商拿走。而目前,这两个主体都不愿意降价。地方政府,在房地产市场明显即将步入调整轨道的情况下,拒绝降低土地出让金,导致全国各地土地流拍现象密集出现。而开发商们也"宁死不屈",拒绝降低房价。对于这些怀抱着强烈暴利情结的既得利益主体,有必要救他们吗?据央视记者调查,深圳某楼盘原来每平方米单价是11000多元,最高时达到13000多元,但现在新开的三期楼盘售价只有6888元,不仅送精装修,送全套家电,还有一系列的优惠。而这一切,都是在短短的几个月时间发生的。在这一过程中,地价、建筑成本、税费都没有明显变化。这还不足以说明开发商的暴利之惊人吗?

  开发商们自己说学习"猪坚强",可惜,他们缺少猪的胸怀、诚实和善良等品质。"猪坚强"以瘦三分之二的肉为代价存活下来,而现在,在资金链紧张的情况下,开发商还希望继续美美地吃别人的肉来维持暴利,对于这种贪得无厌的群体,有必要救吗?

  当然,救市论者,都会举出冠冕堂皇的理由,认为是帮助买房者,避免其资产缩水。我要强调的是,那些自住需求的人,房价的涨跌对于他们仅仅是一个变动的符号而已——涨了,他们也不能卖。倒是他们不得不为通货膨胀付出更惨痛的代价。诚如全国政协常委、国务院参事任玉岭所言:"通胀主要原因还是在国内,主要矛盾还在房地产……房地产的高通胀是这次通货膨胀的总根子,也可以说是这次通货膨胀的'牵引机'和"助推器'。"许多人感觉到吃菜吃肉贵了,跟房价上涨对通胀的助推作用密切相关。但是,开发商通过这种说教,的确欺骗了一部分买房户,使他们成为现代版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Stockholm syndrome)患者。(说明: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是指犯罪的被害者对于犯罪者产生情感,甚至反过来帮助犯罪者的一种情结。这个情感造成被害人对加害人产生好感、依赖心、甚至协助加害人。)

  救市论者,鼓吹救市的另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是金融安全,认为房价跌幅超过30%就会出现金融危机,按照这种荒唐的逻辑,房价几乎是只能涨不能跌的。而实际上,这种说法忽略了几个因素:第一,并不是所有买房的人都贷款。据不完全统计,从2007年开始,上海市选择一次性付款买房的人占比约40%—50%,而进入2008年以后,由于贷款利率提高,一次性付款买房的人已经占到60%以上。第二,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是在房价最高位时买的房子。第三,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是在最近一年内买的房子,而绝大部分是前几年买的。第四,按揭贷款者有30%的首付款。第五,央行2008年一季度货币政策报告公布的数据显示,到2008年3月底,全国商业银行本外币贷款余额为29.4万亿元,商业性房地产贷款余额5.01万亿元,其中房地产开发贷款余额1.8万亿元,占整个国内银行体系贷款总额的6%左右;个人住房按揭贷款余额为3.13万亿元,占整个国内银行体系贷款总额的11%左右。两者合计,也仅占整个国内银行体系贷款总额的17%,即使不良贷款比例上升,也远不至于威胁金融安全。

  在中国房价连续十年上涨没有像样调整的情况下,人为的救市只会使我国房地产市场错过一次难得的调整机会,导致房价中的泡沫越积越多,埋下更可怕的隐患。因此,坚决反对政府拯救楼市,房价需要一次像样的深度的调整,房价调整,有利于缓解通胀压力,可让更多人买得起房,可以使我们这个以住房为终极理念的民族得以部分解脱。中央政府应该坚持一个底线:如果开发商不降低房价,如果地方政府不降低地价,永远不要救市!当然,解决住房问题不能完全指望民众买房,政府应加大投入,积极建设保障性住房,切切实实地维护和捍卫民众的居住权,而不是一门心思从住房中牟取私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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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7月18日 星期五

傅国涌:幸亏鲁迅死得早

  今年是鲁迅诞辰120周年。他唯一的儿子周海婴所著的《鲁迅与我七十年》,首次公开了一段鲜为人知的往事:

  1957年,毛主席曾前往上海小住,依照惯例请几位老乡聊聊。据说有周谷成等人、罗稷南先生也是湖南老友,参加了座谈。大家都知道此时正值"反右",谈话的内容必然涉及到对文化人士在运动中处境的估计。罗稷南老先生抽个空隙,向毛主席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疑问:"要是今天鲁迅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这是一个悬浮在半空中的大胆的假设题,具有潜在的威胁性。其他文化界朋友若有所感,绝不敢如此冒昧。罗先生却直率地讲了出来。不料毛主席对此却十分认真,沉思了片刻,回答说:"以我的估计,(鲁迅)要嘛是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嘛他识大体不做声。"一个近乎悬念的询问,得到的竟是如此严峻的回答。罗稷南先生顿时惊出一身冷汗,不敢再做声。他把这事埋在心里,对谁也不透露。

  一直到罗老先生病重,觉得很有必要把几十年前的这段秘密对话公开于世,不该带进棺材,遂向一位信得过的学生全盘托出。(370~371页,南海出版公司,2001年9月第1版)

  今年7月,王元化在上海对周海婴说,"他也听说过这件事情。"(同上371页)

  罗稷南曾译过高尔基的大量作品,也是狄更斯名著《双城记》的中译者,是个卓有成就的翻译家,当时在华东师大任教,"湖南老友"这一特殊身分使他有机会亲口向他的老乡问这一常人不敢问的问题。而当他亲聆如此毫无遮掩的严峻回答后,"顿时惊出一身冷汗,不敢再做声。"44年后我读到这段话时,却一点也不感到吃惊。以鲁迅横眉冷对千夫指的性格,以毛泽东扫平六合、一统山河的帝王之气,这一切乃是再平常不过了。在一个没有言论、出版自由,连人身自由也没有任何保障的制度下,鲁迅如果要坚持他的社会批判、文化批判,结局自在意料之中。

  在北洋军阀时期,鲁迅虽然上过黑名单,在国民党时期,据说他还遭到过浙江省党部的通缉,但他至少可以从容地"逃走",可以"避到租界",不至于"关在牢里"写作,更不会"识大体不做声"。鲁迅所生活的1936年前的中国,和毛泽东统一宇内之后相比,真的是天翻地覆慨而慷,写作环境不可同日而语。鲁迅的时代,至少他还可以办《语丝》、《莽原》、《奔流》,不需要什么党或什么机构的恩准,因为这是他作为民国国民的权利。他可以在《京报》、《申报》这样的民间报纸发表他匕首、投枪一般的杂文,还有北新书局等民办出版社出版他的著作。那毕竟是储安平说的自由"多"还是"少"的时代。

  1949年结束了这个脆弱的公共空间一息尚存的时代,开始了一个不许批评、不能容许任何不同声音的时代。这是一个自由"有"还是"无"的时代。幸亏鲁迅死得早,否则他注定了将在无休止的批斗、监禁、劳动改造中度过风烛残年。

  鲁迅生前对毛泽东所代表的革命事业曾寄予很大希望,对苏联模式、对无产阶级文学都有过不切实际的赞美。对红色中国的未来,他有过朦胧的期待。朱、毛红军抵达陕北后,他还发过贺电。他做梦也想不到的是──在他身后21年,曾被他视为民族希望的这个集团主宰了整个大陆的命运之后,至高无上的伟大领袖甩给他的竟是这样一句话:"要嘛是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嘛他识大体不做声"。这不仅是鲁迅期望的巨大失望,也是对他当年期望的无情嘲弄。虽然他身后被誉为"民族魂",虽然毛泽东1940年为他盖棺定论时,称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说他的骨头是最硬的,是"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一口气用了三个"伟大"、七个"最"。其实这些都是虚的。毕竟鲁迅已死,可以成为领袖"打天下"的一个得心应手的道具。假如他活着,在不可一世的一代枭雄毛泽东眼里,他只不过是个臭老九而已,至多是一个可以利用的统战对象罢了。

  读罢斯言,20世纪后半叶中国精神史上的一切秘密都迎刃而解。幸亏鲁迅先生死得早,让我为他松了一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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褚洪波:防通胀依然是首要选择

  7月17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居民消费价格(CPI)涨幅回落,生产价格涨幅扩大。上半年,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上涨7.9%(6月份同比上涨7.1%,比上月回落0.6个百分点,环比下降0.2%),比1月—5月份低0.2个百分点。上半年,工业品出厂价格同比上涨7.6%(6月份上涨8.8%),涨幅比上年同期高4.8个百分点;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同比上涨11.1%(6月份上涨13.5%),涨幅比上年同期高7.3个百分点;70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同比上涨10.2%(6月份上涨8.2%),涨幅比上年同期高4.2个百分点。

  从数据来看,虽然近两个月居民消费价格出现了回落,但通胀压力依然很大。

  首先,居民消费价格回落的幅度非常有限。我国5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同比上涨7.7%,从月环比看,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比4月份下降0.4%;6月份同比上涨7.1%,比上月环比下降0.2%.下降趋势缓慢。如果考虑到去年同期的基数因素,更能感受到CPI下降趋势的缓慢——去年6月份,我国CPI上涨4.4%,而5月CPI同比上涨3.4%,如果考虑到基数因素,CPI可能并没有下降。

  并且,在6月份的CPI涨幅中,食品价格上涨20.4%,拉动价格总水平上涨6.64个百分点。而国际粮食价格比我国同类粮食价格要高出1到3倍,这意味着,食品类价格的上涨动力将持续存在,由于食品类价格在我国CPI权重中占比达到三分之一,食品类价格的上涨动力将成为拉升CPI的持久力量,通胀压力也将持续存在。

  夏收作物喜获丰收的利好,在某种程度上被农民普遍存在的惜售心理所化解。初步统计,全国夏粮产量达到12041万吨,比上年增产304万吨,增长2.6%,连续第五年增产。但是,粮价很难回落,除了刚才提到的国内粮价与国际粮价的巨大价差,还有其他一些因素。比如,种植成本的持续、大幅上涨封死了粮食价格的下跌空间。由于种植成本增长过快,种粮效益明显下降,农户惜售心理加重,这在某种程度上减少了粮食市场中的有效供应,粮价将持续保持坚挺,甚至有可能再次出现爆发式上涨。

  当务之急是出台政策,通过农业补贴等方式降低农民的种植成本,通过对农业技术的进一步扶持提高单位亩产量,同时,提高粮食收购价格,从根源上消除农民的惜售心理,避免这种惜售心理因被投机者利用而导致粮价快速上涨。

  其次,工业品出厂价格(PPI)仍然位居高位。从今年1月到6月,PPI涨幅分别为:6.1%、6.6%、8.0%、8.1%、8.2%和8.8%,连续6个月创3年以来的新高,并且,有进一步加速的迹象。一般而言,PPI对CPI的传导作用将在3到6个月后体现出来,PPI持续创新高,意味着,它向CPI传导的力量越来越强,一旦这种传导力量比较完整地在CPI中体现出来,通胀压力无疑会进一步加大。事实上,一些企业已经开始提高产品零售价格,以应对能源和原料价格上涨的压力,这意味着,能源、原材料价格持续上涨向终端销售领域的传导已经变得越来越迫切。莫说PPI持续快速上涨,即使其增速不能有效降低下来,CPI的上涨压力也将变得非常之大。

  而且,我国自6月20日起将汽油、柴油价格每吨提高1000元,航空煤油价格每吨提高1500元;自7月1日起,将全国销售电价平均每千瓦时提高2.5分钱。油和电都属于位居上游的能源产品,这种提价效应未能在6月份体现出来,但会慢慢在7月份以后体现出来。这也意味着,7月份及以后,我国通胀压力有可能进一步增大——增大多少,取决于我国经济对油、电价格上调的消化和承受能力。由于油价仍然远远低于国际水平,并且,目前的电价水平仍然不足以扭转发电企业亏损的局面,油价和电价的再次上调几乎是必然的,只是选择时机问题。

  第三,输入型通货膨胀的压力依然很大。从国际上看,进入二季度以后,各主要经济指标都显示,世界经济将会有较大的回落,通货膨胀也呈明显的加剧态势,6月份欧元区的CPI上涨4%,美国刚刚公布的6月份的CPI上涨4.3%.在国际市场上,包括石油、粮食等初级产品价格,今年以来也出现大幅上涨。

  以油价为例,2007年1月时,国际油价每桶还只有51美元左右,而现在,国际油价已经稳稳地站在100美元以上。7月11日,国际油价曾经创下每桶147.27美元的历史高点。最近两天国际油价虽然大跌,但仍然在130美元以上。与去年1月相比,涨幅已经超过160%.中国由于担心油价上涨进一步加剧通胀压力,通过对油价补贴等方式维持低油价,使得我国油价与国际油价有超过40%的价差,我国为了维持这种差价一方面付出了巨大的财政补贴,另一方面,又鼓励了对成品油的消费,而且,这种补贴其实是让全世界分享。这本身就决定着,补贴之路是走不通的。随着国内油价与国际油价的接轨,国内通胀压力必然会进一步加大。由于弱势美元政策短时期内很难有实质性的改变,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的态势也将持续下去,输入型通胀压力将持续对中国产生影响。

  今年以来,经济增速确实出现了回落,一季度增长10.6%,比上个季度回落0.7个百分点。但是,当前经济增速回落是符合宏观调控预期的,并且,当前经济增速回落是平稳回落,是在结构调整中的回落。虽然东部地区增速出现了回落,但中西部地区增长在加快。而且,从行业看,六大高耗能行业增速在回落,高新技术增长在加快。并且,当前经济增速回落到的速度仍是较快的增速。因此,虽然紧缩政策给一些行业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但综合来看,在现阶段,防通胀仍然应该成为我国相关政策的首要选择。

  来源:上海证券报2008年7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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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国涌:改良和革命殊途而同归

  晚清中国从维新运动到立宪运动和革命运动,最重要的四个历史人物,毫无疑问是康有为、梁启超、张季直和孙中山,1895年是一个分界线,这一年泱泱大国被一个东方的蕞尔小国击败,签定了屈辱的《马关条约》,良心尚存的中国人无不痛心疾首,希望以自己的努力来改变民族的处境。我们都知道,四个人后来走了不同的道路,从这一年开始,张季直(謇)回家乡南通办实业,埋头苦干、实干,在本土走出了一条通往现代的大道;孙中山在遥远的异乡组建了革命团体"兴中会",走上推翻满清、创立共和的革命之路;康有为、梁启超师生的思想、言论和行动则直接推动了三年后的百日维新,在维新失败、流亡海外的岁月里,他们也没有放弃自己的路线,特别是梁启超通过办《新民丛报》等一系列报刊,继续影响着晚清中国。其实,在1895年之前,四个人的思想并无多少差异,即使孙中山也曾主张走改良道路,他给李鸿章的上书就是最好的证明。可以说,改良是他们共同的起点。

  1894年,青年西医孙中山放下手头的医务,到翠亨村家中闭门多日,写下了洋洋8千言的"上李鸿章书",提出对国事的建言。1893年出生的历史学家左舜生说:"在清末一切谈改革谈洋务的文字中,就我涉猎所及,以孙先生这封上李书第一。"当中最有名的就是"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畅其流"四条。实际上这是当时改良派的基本共识,并不是孙中山的原创,比他年长的思想家、买办郑观应早在《盛世危言》的序言里就说过:

  "……乃知其治乱之源,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而在议院上下同心,教养得法,广书院,重技艺,别考课使'人尽其才';讲农学,利水道,化瘠土为良田使'地尽其利';造铁路,设电线,薄税敛,保商务使'货畅其流'。"

  孙中山只是增加了一条"物尽其用"。他平生的文章在发表前,一般都要请他的朋友批评、斟酌,这篇他走向革命前最重要的文章,就曾经向陈少白、郑观应、王韬等人请教乃至代为斟酌过,郑是他的广东香山同乡,他北上天津,路经上海,拜访了郑,还有思想相通的王韬,两位有声望的老人给这封上书作过修改是可以肯定的,这几条是不是郑加上去的,我们则无法知道了。王韬还亲笔写信介绍他去见李鸿章的幕僚罗丰禄,希望引见。然而时间不巧,正好是甲午之战前夕,李鸿章没有时间接见一个微不足道、从广东来的年轻人,乃至有没有看到过这封8千言书,也是一个疑问。孙中山失望之下,在改良的路上掉头而去。

  张季直是东南实力派领袖,1894年中状元,以汉人而对清室怀有感情,辛亥前的将近10年间,他一心推动君主立宪,是晚清立宪运动的灵魂人物,和孙中山走的不是同一条路,然而,清廷一而再地错失良机,到最后,革命风暴起来时,他断然选择了共和。他从立宪转向共和并不突兀。1910年,他接待来访的美国工商代表团,不会英语的他就立宪等问题,通过翻译请教美国人,其中一个美国人发现——"商人与官吏之间存在对立情绪,我清楚地察觉他们之间的裂痕业已扩大。"并在日记中留下了这个记录。1911年5月,他曾到过一次北京,受到摄政王的亲自接见,北上途中,随行的江苏咨议局议员雷奋对他说,清廷断无不倒之理,爱好和平的各省咨议局议员,如果大家不肯出头,局势将不可收拾,恳切地忠告他:"切勿因为自己是清朝状元,要确守君臣大义,而躲避现实。须知皇帝与国家比较,则国家重于皇帝。"当时也在场的刘厚生证实,他以十分欣悦的态度完全接受了这个建议。

  1895年之前,他们都站在改良的起点上,从改良到革命,从立宪到共和,这是历史的逻辑。当年,29岁的孙中山拖着辫子来到天津,一年后亡命异国,他就剪掉了臣民象征的辫子。相隔十几年后,59岁的张季直也在上海剪下辫子,可谓殊途同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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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玉国:断供不会引发次债危机

  深圳房价持续下跌,使一些人发现他们过去买的房子其价值正在不断缩水,甚至,所欠银行的购房贷款,超过了房子现在能卖出的市场价,也就是说,这些房子已经成了负资产,一些房主因此选择把房子扔给了银行,当然他们也不再偿还银行的贷款。这就是"断供"。而美国次贷危机的导火索,就是大量贷款人还不了房贷,结果银行坏账剧增,引发严重危机。于是,有人担心,"断供"会引发中国式次债危机。

  我认为,这种担忧可能过于悲观。

  首先,"断供"的人数很少,在整个银行贷款中的占比很小。中国银行深圳分行提供了数据显示,其房贷的烂账率大概是0.5%,比去年上升了0.3个百分点,以前是0.2.这个数据与其他贷款品种相比,依然是安全的,并且,依然算得上是优质贷款。

  其次,"断供"者以炒房者为主。据央视记者调查,深圳目前断供的"有很多是炒楼客"。而前几天有媒体报道称,深圳一位炒房客在最多的时候囤积了60多套房子。另外,《深圳蓝皮书:中国深圳发展报告(2007)》显示,深圳2006年置业者中,有超过30%置业者在取得产权证后半年内转手,投机之严重由此可见一斑。投机客经历一次房价下跌的洗礼,才能变得理性,房地产市场才能变得理性。否则,炒房就能赚钱的结果只会进一步助长投机潮。

  实际上,即使在投机客中,"断供"的现象也仅仅是个别。比如,深圳那位囤积60多套房子的炒房客,在房价下跌后卖不出去的情况下,无法应对各大银行每个月30多万的还贷压力,就把他的69套房子全部协议转让给以前的炒房团朋友。这69套房子有人接收,至少说明,还有人看好未来的房价走势,显然,个别"断供"现象根本不值得担忧。

  再次,楼市调整的范围非常有限。我们知道,除了深圳、广州等极个别城市,全国绝大部分城市的房价仍然在上涨过程中,仅仅是成交量有所下降而已。因此,负资产的情况在国内还极为罕见,仅仅是在极个别城市出现的极端案例,不具普遍性,怎么可能引发次债危机呢?

  最后,绝大部分商品房是在2007年以前就成交的,且有30%的首付比例限制。而现在,即便跌幅最深的深圳市,其房价也才仅仅恢复到2007年上半年的水平,对银行的承受能力并不构成威胁。事实上,房贷在整个银行贷款业务中的比例本来就有限,央行发布的数据显示,到2008年3月底,与房地产相关的贷款仅占整个国内银行体系贷款总额的17%,即使以现在上升后的坏账率来计算,也远不足以对金融安全构成压力,更不足以引发次债危机。

  另外,除非万不得已,一般不会有谁选择"断供"。第一,如果贷款人选择"断供",意味着他放弃房屋产权,银行将对房屋进行拍卖,贷款人将白白损失掉首付款。第二,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第三,放弃未来房价重拾升势,资产恢复正值的机会。

  "断供"现象将开发商的暴利暴露无遗。据央视记者调查,深圳某楼盘原来每平方米单价是11000多元,最高时达到13000多元,但现在新开的三期楼盘售价只有6888元,不仅送精装修,送全套家电,还有一系列的优惠。而这一切,都是在短短的几个月时间发生的。在这一过程中,地价、建筑成本、税费都没有明显变化。"断供"现象再次将开发商的暴利晾晒出来,而挤压暴利的过程,同样是促使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的过程。这不仅不可能引发次债危机,还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铲除次债危机爆发的土壤。

  因此,极个别"断供"现象不会引发次债危机,对此,我们应该有足够的信心。

  来源:上海证券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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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7月17日 星期四

熊飞骏:我们对西方文明的悲剧性误读

  在我们这个星球上,日本是最善长学习并接纳外来先进文明的国家。现代日本文明究其实是汉唐帝国文明和西洋文明的复制品。一个处于蛮荒状态的草昧民族,就因为虚心学习接纳当时世界最先进的文明成果,跃升为这个星球上的一等民族,超过中国老师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文化巨人。

  日本民族在学习外来先进文明的过程中,不但能做到虚心诚恳全心全意。而且能很好的结合本民族的特点,尤其是融合本民族的文明优势,结果日本能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在很多方面超越他的老师。

  和日本民族相反,中华民族对待外来先进文明的态度是深闭固拒妄自尊大,实在无法排拒时就采取"拿来主义",摄取形式排泄内容;同时用"民族劣根性"对外来文明进行"筛选",能够适应"中国特色"者才能"为我所用"。因此外来文明进入中国后大多变得不伦不类,往往徒具外在形式而失去精神内赅。一个典型例子是自掘坟墓的满清政府在进入墓门的前一年为了缓解内外危机,仿效欧洲政府建立"责任内阁",可内阁的十三名成员中居然有九人来自"皇族"?

  当"西方文明"不能按中国人的期望值解决中国的"传统问题"时,我们就很容易简单地把过错推到"西方文明"身上,丝毫也意识不到问题的根源不是我们引进的"西方文明";而是"传统文明"的惯性作用,是我们对西方文明的"悲剧性误读"。

  下面列举几条最具代表性的"我们对西方文明的误读":

  一、 性开放。

  上世纪七十年代前的中国性观念异常保守,"性"一度成为民众谈虎色变的话题。除了伟大领袖一人外,民众必须奉行"禁欲主义",性行为机械化政治化。改革开放以后,西方的"性开放"理念被饥渴的国民以最大的热情全盘接受并发扬光大,甚至于比西方走得更远更离谱。

  下面几则众所周知的"西洋传闻"最能体现中国人对西方"性开放"的理解。

  传闻一:美国女中学生在上学前,母亲总要提醒她别忘了带"避孕套"……

  传闻二:美国夫妻不干涉对方的"性自由",双方在外面都有一个或多个情人。丈夫回家撞见妻子和情人做爱,多半选择礼貌地退出来……

  传闻三:美国的海滨浴场,男女全都一丝不挂……

  中国的"极端女权主义者"甚至杜撰出这样一个版本:妻子出门时丈夫都要提醒她别忘了带"避孕套",告诫她若遇上色狼千万不要反抗,因为"生命"比"贞操"更重要;但和色狼做爱时别忘了戴上"避孕套",因为"生命"离不开"健康"……

  如果美国人听到上述几则关于他们的"性开放传闻",震惊程度应该不下于听到"911"恐怖袭击消息。传闻中的他们不是和动物没有任何分别吗?他们的"人性尊严"哪里去了?

  我们对美国的"性开放"确然存在严重的误读。

  首先美国的"性开放"只存在"特定地点"和"特定群体";主流社会的"性观念"则远比我们保守,大众传媒和公共场所也远比我们"干净"。

  美国是一个奉行自由主义的国家,政府和多数人不能随意剥夺"少数群体"不触犯法律的爱好和行为。所以美国有专为部分追求性刺激的成年人开设的 "成人俱乐部":"回归自然派"男女还可在远离公众的海滩一丝不挂裸浴:"好莱坞"影星也可追求"私生活丰富多彩"……但这些"性开放"把戏只限于"特定群体"和"特定区域",美国的主流社会则完全是另外一幅景观。美国的公共场所根本看不到涉及色情的宣传广告;我国的色情广告则满天飞,与性相关的影视宣传画和壮阳招贴从大街小巷一直贴到公共厕所。美国的电视也非常干净,连骂人的脏话都被删掉;可我每次旅行到一个县城,在大街上经常能听到录相厅传出的女人高潮时呻吟声。象纽约这样的海岸国际大都市,因为外来人口较多,外来文明占很大比重,性保守倾向还不十分明显;但在主要由美国本土人居住的内地中小城市,美国人则表现得象货真价实的"清教徒"。美国大部分州都禁娼,所有与色情有关的场所都必须在指定的位置,尤其要远离教会、学校。既便如此,他们还时常遭受一些周边居民的抗议。相比之下,我国的色情业不但"丰富多彩";而且不顾对青少年的影响。我国的星级酒店,小姐进进出出已经成为没有人会因此大惊小怪的正常景观,加之洗头房,洗脚房,卡拉ok,夜总会等诸多色情场所,堪称世界之冠……

  当未成年中学生走在大街上,眼中看到宣传画上戴有挑逗性的性感女体和淫秽文字;耳中听到女人高潮人呻吟声,他能不想入非非吗?能不想到去引诱他的女同学吗?如果引诱达不到目的,能不想到实施"性暴力"吗?近几年我国青少年犯罪率直线上升,"性开放"无疑是一个很重要的诱因。

  其次美国的婚姻家庭也远非我们想象的那样滥情任性不负责任。美国人在计划结婚之前是有些随便;可一旦结婚就非常清楚自己的责任,家庭始终摆在首位,连工作也得从属家庭,很少结了婚的人还会经常去娱乐场所和别的男女玩浪漫或一人深夜不归泡吧。美国离婚自由,可在婚姻期间大多能对配偶保持基本忠诚,尤其是有一定经济条件和文化教养的绅士阶层更能以身作则。性绯闻不但令政务官吃不消,绅士若是沾上性绯闻也一样会失去社会的尊敬。

  再次美国人讲求生命的尊严,甚至于把尊严看得大于生命。所以认定美国女人都会对强奸犯俯首听命是只有"好死不如赖活"的中国人才会相信的无稽之谈。前段时间看到一则网文,写手居然嘲讽一位为保贞操誓死不从歹徒强暴的烈女子,文后还有不少人附和?真的想不到我们的性观念已"开放"到如此荒谬的地步!

  二、 金钱选举。

  美国的民主制度很健全,总统和和行政区域一把手都是民主直选产生;各级议会也是全民公平普选产生。民选政府的第一职能只能是"为人民服务",否则民众就会在下次选举中不投他的票或在任期内弹劾罢免他,得罪民众的政务官轻则丢官重则身败名裂。只有极少的傻瓜政务官才会冒着身败名裂的危险去愚弄民众或以权谋私。美国的各级政府都是"民本政府",绝大多数政务官都有浓厚的"民本思想",在任期里能尽职尽责,极少腐败渎职现象,个别例外也能很快被发现并受到毫不留情的膺惩。之所以会如此主要是美国选举制度的功劳。一个如此科学理性的选举体制,应该成为文明世界学习仿效的样板,可我们的多数国民却对美国的选举存在很大的误区,在不了解"真相"的情况下就盲目给对方贴上"金钱选举"的标签。

  国民之所以容易相信美国的选举是"金钱选举",一是媒体的误导;二是从电视里看到总统候选人组成庞大的竞选班子一个州一个州去拉选票,没有大量的钱是不行的。在电视普及的时代,赢得选民最便捷的方式就是在黄金时间发表电视讲话。可占用大段电视黄金时间需要花很多钱……所以美国选举需要很多的钱铺路,没有钱在信息社会寸步难行。因此富人很容易用金钱操纵选举,只有富人才能决定选举结果,要么自己直接参加竞选;要么把自己的利益代理人用金钱扶上台?

  因为我们不了解美国的选举运作方式,所以很容易形成上面的错觉。美国的竞选机制早就设置了富人用金钱操纵选举的壁垒,在运作方式上使金钱的影响降到了尽可能低的限度。

  美国选举确然要花很多的钱,但金钱并不能决定选举结果,富人很难用金钱操纵选举。美国的竞选机制使穷人和富人拥有相对公平的竞选机会,富人在竞选时不但无法发挥金钱的优势,"富人身份"甚至会成为竞选的累赘。美国的历任总统除了肯尼迪一人外极少出身豪富阶层最能说明问题。

  美国的总统选举制最能说明美国选举给穷人提供了均等竞选机会:总统选举制规定:对于没有经济实力的总统候选人,国会可以拔给他一笔可观的竞选经费,但很少有候选人愿意领用这笔竞选经费。一则那是纳税人的钱,用纳税人的钱为自己竞选铺路候选人在感情上难以接受;二则总统候选人只要有足够的实力和人望,就能通过正规渠道筹集到必要的竞选经费。

  也许有人会问,给候选人提供竞选经费的富人难道不会提出相应的条件,待候选人当上总统后再利用手中职权维护并拓展他们的利益吗?一旦发生上述情况,当选的虽然不是富人总统,可一样只能做富人在政府中的利益代理人?一样是"金钱选举"的另一种表现形式?

  上述情况其实在美国很难发生,一是提供竞选经费的美国富人很少会提出"用公权作报偿"的条件,美国富人的情操智商毕竟和中国富人有很大的差别;二是就算个别富人提出那样的条件候选人也作出相应的承诺,当选总统在任期内也没有相应的权力履行自己的承诺。

  美国总统在国内的行政经济活动受到司法机关、议会和媒体无孔不入的监督和制约,权力空间极为有限,以权谋私的机会很少。你别看小布什在国际上颐指气使、今天指责这个国家是邪恶轴心,那个国家搞恐怖;明天又制裁伊朗,威胁军事打击北朝鲜,俨然成了地球的家长;但他在国内的权力小得可怜,他的任何行动、每花一分钱都要经过国会批准,没有国会的授权他寸步难行、一筹莫展。地方各级政府都是当地民众直选的,在宪法框架内只对当对民众负责不对总统负责,总统升不了地方行政首长官也降不了他们的官,因此也不可能在地方政府安插亲信或插手政府采购和地方公共工程。美国总统可以把巴拿马总统抓到美国审判,可美国的一个普通市长就可以不买总统的帐。联合国50周年庆典时,纽约市长为各国首脑举行了一场音乐会。音乐会开始前,市长居然把克林顿总统邀请的客人阿拉法特"请"出了剧场,理由是阿乃"恐怖主义分子",气得克林顿七窍生烟,但也只限于生气而己,对市长的决定他无可奈何,只好自己去道歉……

  我国的官僚体制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大官的亲信在下级权力机关和大企业是"抢手货"。美国的情形则刚好相反,政务官的亲属在他的辖地常成为企业避之唯恐不及的对象。因为你一旦任用政务官的亲属,你的公司企业就会成为公众和媒体质疑的焦点,你的一举一动就会暴露于无孔不入的监督之下,这对企业的生存发展是极为不利的。所以美国人一旦当选政务官后,他的亲属很快就会发现自己一夜间成了"二等公民",不但受到"就业歧视";还不能享有"完全公民权",犯同样的错误要比普通人承受更重的处罚。小布什就曾因此深受其害,因为他拥有一个总统父亲,所以"二等公民"的感受格外强烈,心灵上受到很大创伤,并一度处于精神崩溃的边缘,后来因为皈依基督教才在灵魂上获得新生。

  在上述境况下,总统能利用公权为竞选捐助人谋求"私人利益"吗?

  美国的总统竞选特别讲求"公平原则",总统候选人无法利用金钱优势来破坏"公平原则"。美国政府和民主、共和两大党都没有受控于自己的电视台和报刊,所有的主流媒体都是私营的。政府和党派无法利用职权来控制"话语权"。不但权力机构无法控制"话语权",私营电视台也一样必须遵循话语上的"公平原则"。如果哪位总统候选人用金钱买得某电视台的黄金时间段发表电视讲话,该电视台必须在不另收一分钱的情况下让其他总统候选人在同一时间段发表同样长时间的电视讲话,否则该电视台就是违法。这一"公平原则"有效地防止了富人利用金钱优势垄断对公众的"话语权",先声夺人谋求竞选的优势。

  在保障必要竞选经费和"公平原则"下,你能说美国选举是"金钱选举"吗?

  三、 个人主义。

  西方自由主义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个人主义";但西方"个人主义"的内涵与中国人的理解有很大的出入。我们是从字面上理解"个人主义"的,既"个人利益第一"?在这种价值取向引导下,西人以"自我"为中心各自为政,为了追求个人利益无视他人利益和国家社会的整体利益……

  西方"个人主义"的真正内涵与中国人的理解刚好相反,从本质上来说西方"个人主义"其实是"利他主义"。西方文明强调社会是由单个的生命个体组成的,每个生命个体都不能被社会忽视,都应受到他人和社会的尊重。人们在追求个人利益时,都应尊重他人这个利益实体的存在,不能因为个人利益忽视甚至侵害他人利益。如果社会上的每个人都只注重自身利益而无视他人利益,或者因为集体利益而践踏个人基本权益,这个社会就会陷于自相残害的利益冲突之中,最终每个人的利益都会受到伤害。如果人们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尊重他人利益,不因集体利益践踏个人基本权益,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就会和谐统一在一个共生共荣的共同体之下,每个人的利益都会稳步增长……

  因为西方文明讲求尊重个体,尊重他人利益,欧美国民特别注重"公德"。"随地吐痰","乱扔垃圾","在公众场所大声喧哗"和"插队占道"等中国司空见惯的社会景观,在欧美国家很难看到。助人为乐也成为西人习以为常的美德。在英、美、德、法等国,人们在公众场合说得最多的话是"对不起"和"没关系"。一个人遇到不幸时,周围素不相识的国民都会给予真诚帮助……

  西方"个人主义"的英文单词是"individualism"。我无法追究最早把individualism翻译成"个人主义"的那个中国人怀着何种动机?这个翻译显然是不准确的,不但不能表达individualism的真实意思,也极容易误导中国人的价值取向。问题是这一有意误导对外国人并无多大损害,主要受害者还是我们中国人自己。

  四、 拜金主义。

  我们从小就被教导: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一个"金钱至上"的社会,人与之间除了赤裸裸的金钱关系外,再也没有其他任何联系了。对金钱的追逐也因此成为一个国家经济向前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基于这一认识上的误区,改革开放以后,我们为了学习西方国家的"致富经验",自然把"挣更多的钱"作为人生的终极奋斗目标。当我们在追逐金钱的过程中造成社会道德普遍下滑,面临群体信仰危机和品格崩溃时,我们才发现"金钱"是一柄双刃剑,能成事也能坏事,奉行赤裸裸的"拜金主义"对一个国家的发展利小弊大。新世纪的今天,当我们再次把目光投向"拜金主义"的始作甬者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时,才发现美、英、法等国金钱的作用并不是"万能"的,西人对金钱的热情也远远没有达到我们想象的那种程度。我们先前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信奉"拜金主义"是对西方文明的又一悲剧性误读。

  当成千上万的中国富翁不惜伤害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用非法手段聚敛巨额财富,肆意挥霍巧取豪夺来的不义之财时,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知道:多数外国富翁把通过勤劳智慧挣来的正当财富回报社会,晚年把绝大多数甚至全部财富捐给慈善机构或学校。前不久世界首富比尔.盖茨的"裸捐"最能说明问题,他把自己名下580亿美金的巨额财富悉数捐给慈善基金会,没给子孙后代留下一分钱的财富。众所周知比尔.盖茨创建了软件帝国,他的财富是凭借勤劳和超人智慧,掌握先进生产力挣来的合法收益;不象中国的多数超级富翁一样依靠"特权"和"投机"来聚敛非法财富。比尔.盖茨捐献合法财富与我国富翁挥霍并遗传非法财富形成鲜明的对比,从另一个层面折射出我们和西方在金钱面前的态度反差。

  当美国的多数富翁在晚年都争相把财富捐出来回报社会时,我们能说这个国家的国民信奉"拜金主义"吗?

  如果我们在现代化进程中不巧陷入了"拜金主义"的泥潭,又自认为这是学习西方的结果;难道不是我们对西方文明的悲剧性误读吗?

  和西方民主国家相比,专制国家更容易陷入赤裸裸的"拜金主义"。托克维尔在他的论著《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描述大革命前的法国社会时写道:"在这类社会中,没有什么东西是固定不变的,每个人都苦心焦虑,生怕地位下降,并拼命向上爬;金钱已成为区分贵贱尊卑的主要标志,还具有一种独特的流动性,它不断地易手,改变着个人的处境,使家庭地位升高或降低,因此几乎无人不拼命地攒钱或赚钱。不惜一切代价发财致富的欲望、对商业的嗜好、对物质利益和享受的追求,便成为最普遍的感情。这种感情轻而易举地散布在所有阶级之中,甚至深入到一向与此无缘的阶级中,如果不加以阻止,它很快便会使整个民族萎靡堕落。然而,专制制度从本质上却支持和助长这种感情。"

  这是因为在专制社会中,即使经济得到了发展,可是由于继续剥夺了大众参与社会的各种权利,从而将人的生存依然挤压在一个狭小的空间之中。所以对金钱的崇拜,在一个专制国家中,可能比一些民主国家表现的更为极端、强烈和不择手段。正是专制社会对权力的垄断,才无法使它的人民产生对生活更加丰富的情趣,因而他们在金钱欲望上必然要走向一种极端。

  …………

  去年我在《中华文明体系中的垃圾桶基因》这篇杂文里,曾经说过我们的文明在继承和学习倾向上出了大问题,具体表现在容易吸收外来文明的垃圾和劣势;对外来文明的优势要么深闭固拒,要么令其沾染"中国特色"。

  西洋文明成果的最闪亮部分应该是民主、宪政、法治、人权、廉洁政府、新闻自由、任人唯才、公平竞争等……这些先进的文明成果我们要么视而不见;要么在学习借鉴过程中掺和"中国特色",美味香甜的淮南橘子移植到淮北后变种成又苦又涩的"积子"。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我们的选举,民主选举无疑是从西方学来的,可我们的部分地方政府把选举"改革"成"走过场"的闹剧。当欧美文明国家公正公开"直选"各级行政一把手时;我们依然热衷于"暗箱作业",预先圈定候选人,甚至于搞什么"铁定当选"的"等额选举"(候选人只有一个)?

  我们在排斥或扭曲西洋文明先进成果的同时;又以不可思议的热情接纳了西洋文明的暗点。不但全盘吸收了对方的暗点;还利用我们的"聪明才智"把暗点发扬光大。西洋文明最典型的暗点莫于过"性开放",我们不但学来了,还"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今天美国的离婚率只有百分之八,我们则逼近百分之二十。美国的政务官在任期内不得有绯闻;我们的地方权力人物则热衷于"包二奶"。美国离婚自由但绝大多数配偶能作到基本的忠诚,我们的婚外恋则成为时尚,有条件者多想试一试……

  当我们感到外来文明的"垃圾"供不应求时,我们就以己之心度人之腹,对外来文明进行有意识的"误读"和"加工",给自己的文明暗点贴上外业文明的标签。明明自己信奉"金钱万能",偏要说美国是一个"金钱至上"的国家。明明自己自私自利一盘散沙,偏要把西方文明的"利他主义"误读为狭隘自私的"个人主义"……

  我们的文明向何处去?

  天佑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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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涌:第一滴和最后一滴油

  在最近半个世纪,关于"油巅"(即世界石油供给到了极限)的警告不绝于耳。但是,新的技术和勘探,使人类不断发现新的石油储量。甚至有人说目前世界的石油储量比半个世纪前还充裕得多,预告石油枯竭的"油巅"理论无非是耸人听闻。

  这种乐观的看法并非全无道理。但是,我们必须意识到这番道理的陷阱在哪里。从理论上讲,世界石油的潜在储量还未被充分利用,新储量被发现的可能依然存在。比如在北极、在深海、在油页岩中,石油也许有得是。问题是,使用这种石油的价码是什么?在国际市场的油价为一百四十美元一桶的情况下,如果这种石油的开采成本是二百美元或者四百美元一桶,那么还不是跟没有一样?

  所以,世界有多少石油储量的问题还在其次。我们首先要以市场价格来界定什么才是可利用的石油。这就必须了解石油价格形成的机制。简单地说:生产"最后一滴石油"的成本,是石油价格形成之根本。大致而言,世界石油市场是一个价。但是在这一个价格之下,生产成本则可能相差十倍以上。比如,沙特的石油开采成本低,一桶的生产价格只有几美元。而深海石油,乃至从油页岩中提取的石油,生产成本则可能达到每桶几十美元甚至更高。人类当然要先用便宜的石油。顺着这个原则,我们不妨把沙特的石油称为"第一滴石油"。用完了这第一滴如果还不够,就用开采成本略高的第二滴,依此类推,直到最后一滴以能够接受的成本开采出来的石油被利用为止。这最后一滴的价格,基本就是全球的油价。在十美元一桶的时代,开采成本每桶达四十美元的油是绝不会有人去动的。但是,如今油价涨到了每桶140美元以上,这种开采成本高的油也可以变得奇货可居。

  沙特石油巨子Sadad al-Husseini指出,世界一万两千亿桶的石油储量中,有三千亿属于虚估,即属于可能存在、但开采成本过大或者现有技术无法开采的资源,以之对付当今的能源危机实乃远水解不了近渴。"能源观察组织"2007年的报告则称,世界石油储量在现有需求的水平上也只够用三四十年。问题是,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大国的崛起,会使需求不断高速攀升。所以,世界离"断油"的日子要近得多。当然,如今世界还存在着大量非常规石油,如重油、油页岩等,而且储量可能超过现有的常规石油储量。但是,要把这种非传统石油提炼成燃油,成本非常高,对环境的破坏也非常大。这些资源要被利用,一个前提就是油价进一步大幅度地上涨。

  另外,抛开政治因素不说,"第一滴石油"和"最后一滴石油"的市场博弈,也将影响石油的开采,进而限制世界的石油供应。表面上看,拥有大量优质廉价的"第一滴石油"的沙特,希望油价无限高涨。因为"最后一滴石油"的价格越高,她的"第一滴石油"按同样价格出售,赚头自然就越大。其实不然。沙特非常清楚,高油价会改变了整个工业国家经济发展的成本,逼得这些国家走节能道路。这样就缩小了石油的需求,许多沙特的石油主顾可能因此消失。另外,高油价也使一些高开采成本的油田纷纷被利用,这无形增加了石油市场的供给,挑战了沙特的能源垄断地位。所以,沙特在大多数情况下希望看到油价不断升高,但不愿意这种高油价演成石油危机。当石油危机渐渐生成、高成本油气田纷纷上马时,沙特往往会突然增加产量,导致油价回落,让那些投资高成本油气田的人赔得血本无归,以后再不敢动此念。这套把戏,自石油危机以来沙特已经上演了好几次,目的之一就是封杀了自己的主要竞争者,得以保持能源垄断的地位。这也难怪,美国石油界如今叫喊着政府开禁沿海石油勘探,尽快生产国产石油。但是,各大石油公司已经在墨西哥湾租用了大面积勘探海域,却都按兵不动。他们怕的,就是一旦工程上马,油价回落。这样他们高成本的石油就成了赔本买卖。

  可见,世界也许不会二三十年之内断油。但是,维持石油供应的前提是越来越依赖"最后一滴石油"。这"最后一滴"的价格,也会越来越高。所以,现有的工业和能源结构如果不改变,油价再翻一两倍是很容易的。全球经济要计入这个成本重新定价。到那个时候,许多人也许就会问:我为什么一定非要用这种昂贵的石油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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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图:中国应学欧美向闲置房开战

  房屋闲置现象在每个国家都存在,但是,世界各国法律对这种现象的容忍度却是截然不同的。而目前,欧洲国家正在向闲置房开战,据报道,这些国家所采取的措施千奇百怪,但万变不离其宗:

  在荷兰,法律规定,如果一套住房空置一年以上,"不速之客"就可以入住,除非空置房业主能够证明其住房的闲置时间还未超过12个月,他就必须在政府的协调下无偿提供这些住房;在瑞典,政府甚至直接将无人居住的住房推倒;在德国,业主必须使空房得到重新利用,在房屋闲置率超过10%的市镇,当地政府还会推倒那些无法出租的住房;在法国的一些城市中,房屋闲置的第一年,业主必须缴纳的罚金为房款的10%,第二年为12.5%,第三年为15%,以此类推;丹麦政府则在50多年前就开始对那些闲置6周以上房屋的所有者进行罚款。

  不仅欧洲,美国也对闲置房毫不客气。在美国亚特兰大的一些地区,甚至有业主出钱让人租住其房屋以逃避因房屋闲置而面临的处罚。此外,美国的克利夫兰和巴尔的摩等城市与德国和瑞典一样,也将空置房推倒。这些国家为何如此严厉地对待空置房呢?

  其一,是为了使有限的住房资源最大限度的得到利用。如果大量住房闲置,就会使得一部分人的居住空间受到挤压。而几乎欧洲所有国家的法律,都把住房视为一项基本的人权,要求政府必须解决住房问题。在荷兰,早在1901年荷兰就颁布了《住房法》,要求政府向居民"提供充足住房"。荷兰政府为此共建造了239.36万套公共住房——这一数字对人口不多的荷兰而言是相当大的。

  其二,为了打击房屋囤积,抑制投机炒作,平抑房价。商品的价格是由供求关系决定的,大量房屋闲置等于减少了住房的有效供给,会在有效供给与有效需求之间形成一个缺口,导致供不应求的局面,必然推动房价的上涨,甚至,导致房价的失控,恶化民生。关于这一点,从相关国家采取的措施中就可以看出来。如果房屋空置,业主必须同意让"不速之客"居住以消化有效需求,在这种情况下,谁也不会愿意多买住房,等于将相当一部分投机性住房剔除,使房价体现为有效需求拉动的结果,而非投机与有效需求共同拉动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房价的走势会比较平缓。事实上,从历史数据来看,欧洲的房价走势整体而言是比较平稳的。

  其三,为了节约土地,提高土地利用率。房屋是建在土地上的,这是一个人所共知的常识。尤其是欧美国家,他们所说的"House"(房子)其实是指别墅,而我们国家所说的房子在欧美其实叫公寓。欧美国家的房子一般都比较大,会占用较大面积的土地,而土地资源的稀缺性决定了,政府必须最大限度的提高土地的利用率,避免浪费,也避免占用过多土地(尤其是耕地)。闲置房屋一方面占据着土地空间,使得土地无法再使用,另一方面,房屋又是空置的,它等于造成了双重浪费。政府通过严厉措施抑制空置房,等于间接提高了土地的利用率,避免了土地浪费。

  相比之下,我国人多地产,土地资源更稀缺,更需要提高住房与土地的利用率。但是,由于法律对投机行为的抑制作用缺位,使得"禁止炒房违宪"这样的奇谈怪论也出来了。正因为环境宽松,在许多城市(尤其是大城市),尽管一些楼盘的房屋已经销售一空,居住着却寥寥无几,投机性住房大比例的出现,导致了大量住房的闲置。而一些开发商为了推高房价,故意捂盘惜售,导致大量住房因囤积而闲置。

  我国近年来的房地产投资增速很快,但房价却连年飙升,追根溯源,在于大量住房被投机者囤积沉淀下来,这些存量住房绝大部分是闲置的,不仅造成了住房的浪费,也因为减小了住房的有效供给而推高房价、推高房屋租金。同时,由于大量住房被囤积闲置,政府必须拍卖更多的土地建房,造成土地资源被快速蚕食。国土资源部数据显示,我国耕地面积已经从1996年的19.5亿亩缩减为2007年的18.26亿亩,离18亿亩的红色警戒线已是咫尺之遥。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借鉴欧美的严厉处理闲置房的做法,向闲置房开战,把闲置房逼出来,推向市场。如果做到了这一点,仅闲置房盘活这一项就足以平抑房价,避免房价的持续非理性上涨,并且,由于住房使用效率的提高,也能大大减轻政府的住房保障压力,同时,由于闲置住房盘活减少了对现有土地的征收,减少了拆迁行为,也能够减少社会矛盾,使我们这个社会更加和谐。

  来源:上海证券报2008年7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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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7月16日 星期三

时寒冰:谁来拯救中国3760亿美元财富?

  中国外汇储备不仅因为美元贬值而大幅缩水,中国投资于美国的数额巨大的债券,现在也四面楚歌。忍不住痛心地问:为什么受伤害、受掠夺的总是我们?

  7月14日,有报道称,美国最大的两家住房抵押贷款公司房贷美和房利美可能会宣布破产,而中国用外汇储备购买的这两家公司的约3760亿美元的债券14日公开市场没有买家出价。中国外汇储备中约有1万亿美元的美国证券,其中包括2000—3000亿美元的ABS债券,再加上这次两家房贷公司的3760亿美元公司债,外汇储备竟然有至少超过5000亿美元的次级债!

  因此,外电称,这次美国金融风波最大的输家就是中国的外汇储备。

  根据美国财政部和美联储2007年联合发布的"海外持有美国证券情况的报告(Foreign Portfolio Holdings of U.S. Securities),中国是房贷美和房利美这两家公司排名第一的外国债权人,持有3760亿美元公司债券,接下来依次是日本、开曼群岛、卢森堡和比利时等,海外投资者共持有1.3万亿该公司的债券。也就是说,一旦这两家金融机构破产,中国的3760亿美元投资将遭遇重创。

  3760亿美元已经成为别人刀下的鱼肉。

  中国一次次地为别人买单,不幸的是,这次是为美国的次债损失买单,而次债危机本身就是一个无底洞!

  忍不住要问:这一切到底是因为什么?

  早在2004年,格林斯潘就向国会发出预警:"和其他金融机构不同,房贷美和房利美没有有效风险控制,却不断扩大的业务规模,潜藏很大风险。"

  然而,中国掌管庞大外汇储备,掌控着人民血汗钱的有关官员,却对格林斯潘的警告置之不理。报告显示,从2004年到2007年,中国对美国证券的持有从3410亿美元三翻至9220亿美元,且偏重债券投资。仅2006年到2007年间,中国对美国债券的持有增幅就高达32%,而本对美国债券的持有只小幅上升8%.在次债危机即将露出狰狞面孔的前夜,中国增持美国债券的依据是什么?

  在不透明的运作机制下,我们只是眼睁睁地看着人民的血汗钱大幅度减少,而不知道为什么,也没有人向国家的主人——人民给出解释。

  3760亿美元是一个什么概念?2007年,中央财政总共安排教育支出858.54亿元,比2006年增加252.49亿元,增长幅度41.7%.而3760亿美元,以7月15日的汇率计算(1美元对人民币6.8230元),折合人民币25654.48亿元,相当于我国30年的财政教育支出安排!

  成立当初,房利美仅有150亿美元债务,现在债务已达8000亿美元,房地美的债务为7400亿美元。自去年8月份以来,房贷美和房利美两家公司的股票价格跌幅已经超过80%.

  中国人辛辛苦苦地劳动,赚取的外汇,就这样打水漂吗?

  我不是一个金融专家,但是,去年,我根据相关数据和信息就得出次债危机将继续恶化,次债危机是无底洞的结论,有着更专业知识,有着更全面的数据和更系统信息的金融专家们,为何看不到次债危机背后的巨大风险与危机呢?是什么蒙蔽了他们的眼睛?

  现在,我们投资于美国债券的资金,只能寄希望于美国政府救市,而美国相关人士反对政府救市,提醒美国公众注意,中国是最大的债权人,强调"如果中国如果做了不明智的投资,就应该承担后果,而不是美国纳税人埋单"。当美国人强调中国应该为不明智的投资(即愚蠢的投资)承担后果,那么,中国民众让谁来承担后果呢?追究谁的责任?!

  房贷美和房利美的债券属于"非政府担保债券",美国政府并没有义务一定要救——尽管,从经济及金融安全角度来看,他们可能会采取行动,但是,把希望寄托在美国政府救市身上本身,难道还不够悲哀的吗?

  《重庆晚报》7月15日报道说:"现在,中国外逃贪官在美国购买百万美元以上的豪宅,很多人常常用现金一次付清。让洛杉矶、纽约、加利福尼亚地区高档住宅的价格涨了一倍。"我们的监督机制到底在哪里?贪官如云,还如何保障守护人民财富者不监守自盗或向外输送利益?

  中国的对外投资需要透明。把民众置之一边,肆意妄为的投资决策,应该受到阻止,相关负责人应该被追究责任。在财富不断莫名其妙蒸发的情况下,公众有权利知道真相,也有权利进行监督,或提出意见和建议。

  写于2008年7月16日凌晨

  时寒冰博客: http://shihb.blog.soh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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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永坤:法学专家周永坤对上海袭警案的看法

  杨佳事件具有相当的符号意义,估计杨将不久于人世(我本人认为他不当判死刑,因为警方过错在先)。杨佳事件无论对于他本人、他的母亲、也无论对于无故牺牲的警察与整个社会,都是一个悲剧,一个制度性的悲剧。杨佳事件使我想起了一件开头与杨佳事件极其相似、但最终却以喜剧落幕的故事——威尔柯克诉莫克尔案。从两件事的对比中,我们应当汲取点什么以为法治国家建设所用?

  1950年的一天,英国公民威尔柯克驾车在大街上行驶,被莫克尔警员和他的同事截停,要求查看他的身份证。依据1939年的全国登记法,当一个身穿制服的警员向一个公民索阅身份证时,他或者给他看,或者在指定的时间内在指定的地点向指定的人员出示。但是威尔柯克拒绝出示,也没有在指定的时间内到指定的地点向指定的人出示。于是警方将他检控。威尔柯克辩称,该法是战时法,1950年10月9日的枢密院令已经宣告紧急状态结束,该法效力的基础已经不存在,因此他没有义务出示身份证。主审的保安官(一译治安法官)认为法律有效,判威尔柯克败诉,但同时宣布无条件将威尔柯克释放。威不服上诉。由于该案涉及一项法律的时间效力问题,事关重大,因此高等法院由七位法官组庭研讯。结果判决该法有效,威尔柯克罪名成立。但判决同时宣告由于事情太小,不予处罚(这其实是对警察的批评)。

  大概由于健忘,二战胜利的喜悦使英国人忘了废止该法,该案主审法官不愿意承认"枢密院(行政机关)"有终止议会法令的效力,因此表面上承认该法的效力。该案宣判不久,全国登记法即被议会废止。该法被废止的当日,英国人自发地集会,他们载歌载舞地将身份证付之一炬。英国除了战时是没有身份证的。前几年,因为其他欧盟国家都有身份证,他们觉得英国人没有身份证对他们的管理带来不便,这不公平,遂要求英国人制定身份证法,不知结果如何。

  值得注意的还有主审法官高达(Lord Goddard CJ)的话:"警察不要以为有权就事事非用不可。"警察截停车辆查身份证,"如果为追寻失车或有理由怀疑某一位驾车人犯罪,那是另一回事。但不问情由地,譬如说,向一位把车子在店铺外面停得太久的女士,或为一点芝麻绿豆大的小事向谁都要身份证看就完全不合理了。这一项国会立法是为了国家安全的需要通过的,并不为我们在本案中所使用的目的通过。"

  (今天又学习了一下该案判决,再加上几句首席法官高达的话:"在战争早已结束的今天,还要祭出本来为战时需要而制定的法律,只有把守法的良民逼成犯法的劣民,这是最要不得的。"想想杨佳吧!"我国常以警民之间感情融洽自豪。这一类行为只有使人民不满警察,使他们在应该协助警方的时候跟警方捣乱。"想想瓮安吧!)

  回顾了威尔柯克案,再看看杨佳事件的录音整理稿,(将录音的两个版本都附录于下),我想,如果在一个法治国家,杨佳事情可能是这样的:

  第一种可能:

  警方压根不会随便检查自行车牌照,因为公民有几个人会带它?而且,自行车牌照在中国已经不是强制性规定,许多自行车买的时候就没有牌照。连电瓶车买的时候都不一定要上牌照,上牌照还要多交十块钱(这是我三年前碰到的事)。既然如此,这种执法本身的合法性存在问题。因此就压根没有此案。(我从10岁会骑车开始,从来没有带过牌照[软照],若干年来我的车没有硬照。这次新买的有了。从来没有人查过。不知怎么就查杨佳。)

  第二种可能:

  警察:"请把这个自行车的牌照拿出来。"

  杨:您凭什么检查我的牌照?"

  警察无语,因为没有法律规定。

  于是放行。

  第三种可能:

  警察:"请把这个自行车的牌照拿出来。"

  杨:您凭什么检查我的牌照?"

  警察:"依据某某法某某条,我可以检查。"

  杨:我没有带。

  警察:于某某日之前在闸北区某派出所交验。

  于是放行。

  (日后杨按时去交验,于是OK,或者杨没有去,于是引发诉讼。)

  第四种可能:

  警察:"请把这个自行车的牌照拿出来。"

  杨佳:"这是我租的车。"

  民警:"租的凭证呢?"

  杨佳递上租车凭证,"请看。"

  警察看过后一扬手,或者敬个礼:"OK!谢谢您的配合!"

  于是什么事也没有,于是警民和谐。

  这就是法治下可能的警察与行人的互动,不可能引发暴力。因此也就不可能有杨佳的报复性暴力。

  现在呢?双方火气都很大。说杨的态度不好,民警的态度就好么(看下面的录音)?自己看不清证件,怨当事人么?更为严重的是,当杨佳出示了租车文件后,警察必须放行,其后的行为没有任何正当性,是明显的滥用权力行为。这还不是一般的滥用权力行为,从事情的前因后果来看,警察存在明显的故意,故意显示自己的权威,故意给他们认为"态度不好"的当事人吃点苦头。这是将警察权力当作耍个人威风的工具的行为,否则无法理解警察的行为,凭什么关人家6个小时?

  现在的问题还在于,直到现在为止,警方仍然理直气壮,不承认警察行为的不当,这就令人担心。连我最尊敬的上海警方都是这个水平,都是官官相护,都缺乏自省精神,其他地方的警察法治精神可以想见。

  与此相关的一个问题是杨佳母亲"协助调查",被从北京带到上海。我在前文中称这是强制,是暴力(注:杨母至今未能现身),有的朋友反对。如果这些朋友是警察,情有可原。如果是普通民众或者是学者,那就十分可悲——公民对暴力是如此的认同。缺乏法治熏陶的社会是多么的难以和谐!我送给喜欢暴力的朋友一句亚圣的话:"杀人之父,人亦杀其父:杀人之兄,人亦杀其兄。然则非自杀之也,一间耳。"我学亚圣的话说一句:"警察暴人,人亦暴之,然则非自暴也,一间耳!"(一间,半斤八两也!)

  警方应当通过一这事件对制度与行为进行认真的反省,不要千方百计地为自己脱责,这才是正确的。在目前的态势下,我认为上海警方应当回避,检察院应当进入调查,原因很简单,因为警方是一方当事人。

  我建议,对于事件的结果,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应当组织专项调查,以此为契机,改善我们的警察制度,提高警察行为的法治化水准,建设真正的和谐社会。希望杨佳案能起到几年前孙志刚案同样的效果。

  来源:人民网强国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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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舟行:大矛盾

  从来处来,到去处去

  人生来就不是以独立姿态存在的,我们从属于很多人,很多人从属于我们。这种从属不仅是自然亲缘意义上的联系,更是经济利益上的依存。人需要身心自由,却圉于各种芜杂的枝蔓之间,这是人的大矛盾。而大多数人,尤其是现代社会无数理性的经济人,不是圉于,而是乐于在这样的枝蔓间蝇营狗苟,乐在其中,这才是人的大悲哀。

  就中国的传统脉络而言,仅仅是血缘亲情和人格独立的冲突就已经令人窒息。"生我者父母",就这个理由,就足以让我们放弃自己独立意义上的一切,所谓"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人身关系更合理地说成了一种财产关系。家庭是社会的缩影,皇权下的社会对人的要求是"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忠诚孝子如果成了权威服从和道德统治的旗幡,那忠孝二字就完全失去了存在的理由,因为人最大的忠诚是对自己忠诚,尊重自己的感情,忠于自己的意志。在那样一个独立意志拜倒的时代,也还是有"嬉笑怒骂,无所顾忌"的自由人,"竹林七贤",服丧而大块酒肉,闹市而啼笑自在,正是一种"乘天地之正,御六气之辩"的逍遥游。

  中国的权威拜倒,意志迷失是每个时代的通病,往往盛世甚于乱世,而盛世因此而变成了乱世。所以先秦和魏晋是人最自我的时代,也是文化最真实的时代。我这里说是真实,而不是繁荣,因为繁荣大多是假象。动乱的时代,人才会去关注自我,人才会去关注内心的需求。而在经济繁华的时代,人往往更注重外在,宝马雕车香满路,只能住100平米房子的能力却想着要买200平米,在这样的时候,没人认为竹林山泉小茅屋是多么潇洒,除非附庸风雅。

  所以魏晋的玄学不是空洞的,我以为它多少是对老庄的一种承袭和发展。

  而唐宋的繁华也未必要看得那么美丽,中国人说历史必举唐宋,那是一种文化不自信的表现。要看到中国最真实的士大夫精神世界,不看李白,去看陶潜。

  所谓唐诗宋词,就文学上而言,不得不说是中国古代文学的精华和顶峰,而从大文化的角度来说,我认为大都裹得太厚。

  所以,意志自由是不易的。克服了权威拜倒,还要克服英雄拜倒。比如文革。我说人的大矛盾并不可怕,最重要的是不要陷入甘之若饴的大悲哀。但是中国人的劣根性啊,我们也只能借用鲁迅先生的话"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现在的社会,道德沦丧。传统的牵绊已经很淡很淡。经济社会中利益驱逐在实质上是人类最重要的存在理由。价值多元化也已经被人们默许。但是让人不解的是,在这么多元的价值取向中,怎么就没有一元来关注自我。过去是人为人奴,现在是人为钱奴,房奴,车奴~ 许久以来,没有人对此有所反省,没有人再问自己: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当然,人们似乎也没什么"悲",正如我所说的,乐在其中。

  环视大街上走的人们,目无表情,呆若木鸡,行色匆匆,忙忙碌碌。大家都为了生存啊,但是这么一个繁荣的新中国,怎么还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怎么还是富者自富,贫者自贫?经济不平等导致人们世俗地觉得人格不平等,为达平等或高于他人,磨损心性,磨损自我。想哭不能哭,不想笑也要笑,正是"心为形役",无可奈何。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还是很难很难的。

  现在大多数人都会问自己为什么去做某件事情,但我们是不是能允许一部分人不为什么地去做一些事情?比如疯言疯语。有点信仰,学点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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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7月15日 星期二

周永坤:法学专家周永坤对上海袭警案的看法

  杨佳事件具有相当的符号意义,估计杨将不久于人世(我本人认为他不当判死刑,因为警方过错在先)。杨佳事件无论对于他本人、他的母亲、也无论对于无故牺牲的警察与整个社会,都是一个悲剧,一个制度性的悲剧。杨佳事件使我想起了一件开头与杨佳事件极其相似、但最终却以喜剧落幕的故事——威尔柯克诉莫克尔案。从两件事的对比中,我们应当汲取点什么以为法治国家建设所用?

  1950年的一天,英国公民威尔柯克驾车在大街上行驶,被莫克尔警员和他的同事截停,要求查看他的身份证。依据1939年的全国登记法,当一个身穿制服的警员向一个公民索阅身份证时,他或者给他看,或者在指定的时间内在指定的地点向指定的人员出示。但是威尔柯克拒绝出示,也没有在指定的时间内到指定的地点向指定的人出示。于是警方将他检控。威尔柯克辩称,该法是战时法,1950年10月9日的枢密院令已经宣告紧急状态结束,该法效力的基础已经不存在,因此他没有义务出示身份证。主审的保安官(一译治安法官)认为法律有效,判威尔柯克败诉,但同时宣布无条件将威尔柯克释放。威不服上诉。由于该案涉及一项法律的时间效力问题,事关重大,因此高等法院由七位法官组庭研讯。结果判决该法有效,威尔柯克罪名成立。但判决同时宣告由于事情太小,不予处罚(这其实是对警察的批评)。

  大概由于健忘,二战胜利的喜悦使英国人忘了废止该法,该案主审法官不愿意承认"枢密院(行政机关)"有终止议会法令的效力,因此表面上承认该法的效力。该案宣判不久,全国登记法即被议会废止。该法被废止的当日,英国人自发地集会,他们载歌载舞地将身份证付之一炬。英国除了战时是没有身份证的。前几年,因为其他欧盟国家都有身份证,他们觉得英国人没有身份证对他们的管理带来不便,这不公平,遂要求英国人制定身份证法,不知结果如何。

  值得注意的还有主审法官高达(Lord Goddard CJ)的话:"警察不要以为有权就事事非用不可。"警察截停车辆查身份证,"如果为追寻失车或有理由怀疑某一位驾车人犯罪,那是另一回事。但不问情由地,譬如说,向一位把车子在店铺外面停得太久的女士,或为一点芝麻绿豆大的小事向谁都要身份证看就完全不合理了。这一项国会立法是为了国家安全的需要通过的,并不为我们在本案中所使用的目的通过。"

  (今天又学习了一下该案判决,再加上几句首席法官高达的话:"在战争早已结束的今天,还要祭出本来为战时需要而制定的法律,只有把守法的良民逼成犯法的劣民,这是最要不得的。"想想杨佳吧!"我国常以警民之间感情融洽自豪。这一类行为只有使人民不满警察,使他们在应该协助警方的时候跟警方捣乱。"想想瓮安吧!)

  回顾了威尔柯克案,再看看杨佳事件的录音整理稿,(将录音的两个版本都附录于下),我想,如果在一个法治国家,杨佳事情可能是这样的:

  第一种可能:

  警方压根不会随便检查自行车牌照,因为公民有几个人会带它?而且,自行车牌照在中国已经不是强制性规定,许多自行车买的时候就没有牌照。连电瓶车买的时候都不一定要上牌照,上牌照还要多交十块钱(这是我三年前碰到的事)。既然如此,这种执法本身的合法性存在问题。因此就压根没有此案。(我从10岁会骑车开始,从来没有带过牌照[软照],若干年来我的车没有硬照。这次新买的有了。从来没有人查过。不知怎么就查杨佳。)

  第二种可能:

  警察:"请把这个自行车的牌照拿出来。"

  杨:您凭什么检查我的牌照?"

  警察无语,因为没有法律规定。

  于是放行。

  第三种可能:

  警察:"请把这个自行车的牌照拿出来。"

  杨:您凭什么检查我的牌照?"

  警察:"依据某某法某某条,我可以检查。"

  杨:我没有带。

  警察:于某某日之前在闸北区某派出所交验。

  于是放行。

  (日后杨按时去交验,于是OK,或者杨没有去,于是引发诉讼。)

  第四种可能:

  警察:"请把这个自行车的牌照拿出来。"

  杨佳:"这是我租的车。"

  民警:"租的凭证呢?"

  杨佳递上租车凭证,"请看。"

  警察看过后一扬手,或者敬个礼:"OK!谢谢您的配合!"

  于是什么事也没有,于是警民和谐。

  这就是法治下可能的警察与行人的互动,不可能引发暴力。因此也就不可能有杨佳的报复性暴力。

  现在呢?双方火气都很大。说杨的态度不好,民警的态度就好么(看下面的录音)?自己看不清证件,怨当事人么?更为严重的是,当杨佳出示了租车文件后,警察必须放行,其后的行为没有任何正当性,是明显的滥用权力行为。这还不是一般的滥用权力行为,从事情的前因后果来看,警察存在明显的故意,故意显示自己的权威,故意给他们认为"态度不好"的当事人吃点苦头。这是将警察权力当作耍个人威风的工具的行为,否则无法理解警察的行为,凭什么关人家6个小时?

  现在的问题还在于,直到现在为止,警方仍然理直气壮,不承认警察行为的不当,这就令人担心。连我最尊敬的上海警方都是这个水平,都是官官相护,都缺乏自省精神,其他地方的警察法治精神可以想见。

  与此相关的一个问题是杨佳母亲"协助调查",被从北京带到上海。我在前文中称这是强制,是暴力(注:杨母至今未能现身),有的朋友反对。如果这些朋友是警察,情有可原。如果是普通民众或者是学者,那就十分可悲——公民对暴力是如此的认同。缺乏法治熏陶的社会是多么的难以和谐!我送给喜欢暴力的朋友一句亚圣的话:"杀人之父,人亦杀其父:杀人之兄,人亦杀其兄。然则非自杀之也,一间耳。"我学亚圣的话说一句:"警察暴人,人亦暴之,然则非自暴也,一间耳!"(一间,半斤八两也!)

  警方应当通过一这事件对制度与行为进行认真的反省,不要千方百计地为自己脱责,这才是正确的。在目前的态势下,我认为上海警方应当回避,检察院应当进入调查,原因很简单,因为警方是一方当事人。

  我建议,对于事件的结果,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应当组织专项调查,以此为契机,改善我们的警察制度,提高警察行为的法治化水准,建设真正的和谐社会。希望杨佳案能起到几年前孙志刚案同样的效果。

  来源:人民网强国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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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捷:一辆租借自行车的代价

  这阵子有关"北京小伙儿上海袭警"的话题,终于有了一个官方正式的说法。究其原因,竟是为了一辆租借来的自行车。

  本来嘛!自行车就是中国老百姓出门代步的工具,一定级别的官员、具备相当经济实力的公民一般是不骑这个玩意儿的。当然在特殊情况下,他们也不妨骑一下玩玩儿。

  从官方公布的信息中,我看到了如下的犯罪前事实:犯罪嫌疑人杨佳2007年10月短期来沪期间,因骑一辆无牌无证自行车途经闸北时被闸北警方盘查,在警局接受6个小时的询问后,警方判定杨佳的车系"租用"后对其放行。此后呢?按官方的说法:心生不满的杨佳多次投诉,并向公安机关提出相关赔偿要求无果,直至惨案发生。

  从上面的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出,本案的案情并不算复杂,也没有或是不应该暗藏什么"杀机"。但恰恰就是这样的案发原因,却酿成了震惊沪上、京城乃至全国的致6死4伤的闸北袭警惨案。

  罪犯杨佳具体的作案过程就用不着详述了,但警方在处理此事的整个过程中却让人费多思量。

  首先,我们先来看看起因:据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朱影介绍,2007年10月5日20时30分许,犯罪嫌疑人杨佳骑一辆无牌无证的自行车途经闸北区芷江西路普善路口时,受到闸北分局芷江西路派出所巡逻民警盘查,因其拒绝出示身份证件和所骑自行车来源证明,造成市民围观、影响交通,杨佳随即被带至派出所作进一步调查。在警局接受了约6个小时的盘问后,警方查清其真实身份并确定自行车系租用等情况,杨佳于6日凌晨2时30分许被闸北警方予以放行。

  看了上述介绍,我就寻思了:一个中国公民,骑着一辆租来的自行车行走在上海的街道上,既没偷,也没抢,更没有违反什么交通规则。怎么就碍着你巡逻警察的眼了?要是杨佳开着一辆租来的加长卡迪拉克或是豪华宝马,大概就是压了黄线或是闯了红灯,那位巡警同志也未必就能冲上去拦住开车人,"认真负责"地履行自己神圣的职责。很可能是要先看看车牌上的号码,再仔细地想想这个号码代表的含义和号码背后的主人是谁?只可惜我们的主人公杨佳没这个福分,也没这个实力,他骑的只是一辆无牌无证的自行车,还是租来的。

  本人打小就骑惯了自行车,几十年如一日。如今最大的体会不是锻炼身体,保卫祖国,而是"丢车丢怕了,最后丢得不怕了"。因为你再怕,这车该丢还得丢,再说北京人谁家没丢过几辆自行车啊?谁让咱们是个"自行车大国"呢!既然"大",咱骑车人就要有"大的胸怀","大的涵养","大的气魄"。曾几何时,北京市为了安抚广大骑车老百姓,也下了不少工夫。让大家为自行车登记注册,又是发车证,又是在每家的自行车上打钢印什么的,折腾了一遛够。结果呢?我们家那辆刚刚打好钢印的自行车,没过几天就丢了。赶紧报案吧,到了派出所,警察同志拿出个本本说,在上面登个记吧!临走时我傻呵呵地还追问了一句:什么时候能找回来啊?"回家等着吧"。这一等就是好多年过去了,连个车影也没见着。后来又陆陆续续丢了两辆车,最快的丢车速度是,下午3点钟买的,傍晚7点多就被人偷走了,惨不忍说啊!

  所以说,无牌无证怎么了?有牌有证又能怎么样?以本人多年来的骑车经验看,无牌无证怎么着也比有证无车强!更何况杨佳骑的车,是从你们上海警察管辖的地面上光明正大地租来的。要查所谓的无牌无证,你应该先去查那个租车点儿,看看他们是不是合法经营、照章纳税。再者说了,既然人家骑的是租的车,想必在警察盘问时也不会说"这车是我偷的"吧?如果问明是租的,不就结了嘛!他又没其它什么犯法行为,用得着在警察局待到第二天凌晨2时30分吗?为了这么一件小小不言的事儿,动用了若干警力,足足盘问了6个小时,值当吗?难道我们纳税人的钱,养活你们就是干这个的?6个小时才查清楚这辆自行车是租来的,工作效率可真够高的!这倒也算不了什么,陕西的周老虎,不还用了8个月的时间才整明白是假的的吗?估计闸北公安没逼供,要是上点儿刑,肯定用不了6个钟头。

  这里我想提几个疑问:

  疑问一、警察在街上对杨佳进行盘查时的态度如何?是否"和颜悦色",秉公执法?至少不是霸气凌人。

  试想,我骑车走在路上好好的,没招人惹事,你上来就把我当成偷车的,盘查我,换了谁也会没好气儿,保不齐对警察犯点儿态度。可警察是谁?天生就是抓坏人的,连小孩儿玩儿的游戏不都叫"警察抓小偷"吗?你以为你是谁?敢对警察耍态度。要是换了上海小男人,也许赶紧跟警察说说好话,大不了认个错儿,早就没事儿了。可偏偏赶上了这位"北京大爷"杨佳。什么叫"大爷",说白了,就是我比你爸爸还牛!故此有了警方如下的说法:"……杨佳在接受盘查时拒绝配合民警工作,态度恶劣,辱骂民警,并不断拨打投诉电话称遭到民警殴打。"不过凡事一个巴掌拍不响,北京大爷的态度不好,上海警察的态度估摸着也好不到哪儿去。我没犯法,你非和我过不去,我态度能好吗?本来不大的事儿,因为态度问题为后来事态的发展埋下了"定时炸弹"。

  疑问二、为了查清这辆自行车是不是偷的?在整个盘查过程中,警察采用的方式、方法、手段等具体细节到底如何?我们尚不甚明了。照警方的说法,杨佳在街边受到盘查时拒绝出示身份证件和所骑自行车来源证明,那么后来到了警局是如何查明他的身份以及自行车来源的?

  按理说,我没偷没抢没做违法乱纪的事儿,你还真犯不着查我,既便你是警察。你有工夫,去抓那些真正的犯罪分子好不好?中国跑了那么多戴着党帽的贪官污吏,你们真有本事的话,把他们抓回来绳之以法,那多给咱老百姓提气儿啊!他们带走的钱,可都是老百姓的血汗钱啊!干嘛非跟一个骑车的小老百姓较真儿呢?有意思吗?

  疑问三、上海的人多,自行车也多,那么多的自行车都有牌有证吗?是不是骑着无牌无证车的人都要受到警察的盘查?抑或是只查外地人,本地人一律免查。北京街上无证无牌的自行车也很多,我那车也没牌,怎么就没碰到巡警随便上来就盘查的?

  疑问四、接到杨佳称遭到民警殴打的投诉电话后,闸北公安分局督察支队经核查后认为,民警执法依法有据,无不当之处。既然无不当之处,此后当杨佳向公安部门投诉,要求公安机关开除有关民警,并赔偿其精神损失时,上海公安部门完全可以理直气壮、义正词严地拒绝其无理要求。又为何"为了平息此事,闸北公安分局督察支队先后两次赴京调解"?

  你没事找事地抓了人家,又是盘查,又是教育地关了人家6个钟头。最后"了解到这辆自行车系租借车后," 警方于半夜三更之际将其放行。其实明眼人一看就明白,这纯粹就一"2008版冤假错案"。抓错了就是抓错了,你拿"无不当之处"糊弄谁呀!当老百姓都是傻子呀!你以为穿了身警服就"老子天下第一"了,你

  就不会犯错误了?你难道忘了这几十年中犯的错误,干的错事还少吗?远到中国司法界三大"乌龙案"中的聂树斌、佘祥林和郝金安,近到瓮安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县公安局政委罗来平和县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申贵荣被免职,不都相当说明了存在于公安系统中的问题吗?

  在中国许多地方,"警匪一家"的说法并非是"空穴来风,无中生有"。如果那位上海巡警不是错抓了杨佳,如果知道自己抓错了主动给当事人赔个礼,道个歉;或者给予一定的精神赔偿费的话,我想后来的"惨案"就不一定会发生了。可惜历史没有"如果",否则就不叫历史了。

  据为杨佳提供法律帮助的上海名江律师事务所主任谢有明律师讲,杨佳是他见过的最与众不同的犯罪嫌疑人。具有较强的法律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对法律问题有一定把握。他还举例说,杨佳一开始就向他了解作为犯罪嫌疑人在法律上有哪些权利;当有人进来拍照时,杨佳又向律师询问,这样的举动是否合法。但杨佳高中毕业就读的是会计专业大专,后来在北京以打零工为生,不知道他是跟谁,在哪儿学得法律知识。应该是在生活中自学成才的吧?这一点,从后来警方的说法中也得到了印证:"经调查,闸北警方当时在马路上执法时,杨佳非得要警察出示相关的书面法律文书,后到了派出所情绪激动,不断打110报警,……"

  杨佳因"袭警"一案被正式批捕,等待他的将是法律无情的裁判。他知法、懂法却又以身犯法,不得不让人扼腕叹息。是谁?让杨佳最终走上了一条不归路。又是什么?导致了震惊全国的6死4伤的闸北袭警惨案!从这里面,我们又能总结出什么样的血的教训?这一切的一切都值得我们深思啊!

  一辆租来的自行车,换来的却是6条人命和四位至今可能仍躺在病床上的干警同志。他们应该是无辜的或说是不幸的。他们本该在革命的工作岗位上为人民做着、做出更大的贡献,却因为一辆租来的自行车丢掉了性命,流出了献血。值吗?为了一辆租来的自行车,6小时的盘查,再加上闸北公安分局督察支队先后两次赴京的调解。来回路费,连吃带住,得花费咱们纳税人多少钱啊?最后还是没能解决问题,否则就不会有袭警案的发生了。从这件事上,我们的公安部门就真的是无一点"不当之处"吗?就真的那样"无怨无悔"吗?就真的那么"心安理得"吗?

  为了一辆租来的自行车,这次惨案的代价也未眠太大了一点吧?您说呢?

  2008年7月8日夜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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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波:上海警方不能私吞杨佳案的真相

  北京小伙子杨佳独闯上海闸北警局,连刺10人,毙命六人,重伤四人。

  案发后,人们纷纷在问:"究竟有多少深仇大恨,能让他做出以命易命的决绝选择?"

  截至目前为止,关于杨的动机,先有民间版本在网上广为流传,后有上海警方版本在官方媒体上发布。

  民间版本提供的信息大致如下:去年10月,杨佳到上海旅游,租自行车代步,闸北分局警察怀疑他盗车,拦截查问,杨佳出示租车凭证,警察以看不清为由,强行把杨佳带回警局审讯长达六个小时,后来事情搞清楚了,杨被无罪释放。在警局内,杨据理力争,警察施以暴力逼供和殴打,以至于,他出狱后身体不适,去医院检查,其性器官严重受损,今后将无法生育。这对于一个年轻男性来说,不啻是晴天霹雳。于是,无辜受害的杨佳去闸北分局讨说法,要求赔偿3万元,但加害方只同意赔偿1.5万元私了。杨拒不接受,屡次向闸北分局理论,警察们失去耐性,干脆不理他。该分局领导还曾恫吓他说:"不要再闹了,再闹就抓起来,一分钱都不会赔偿"。

  上海警方出面否定的民间版本,并很快抓获了在网上发布民间版本的苏州男子郏啸寅。据郏交代,闸北袭警案发生后,他为了扩大其在网络上的影响,编造了上述故事。上海公安督察部门称,经过认真核查,民警执法有据,无不当之处。杨佳被带回芷江路派出所后,也没有遭到警方的虐待和殴打。为此,上海官方公布了去年10月5日的一段录音,记载了杨佳与盘查他的警察在街头发生争执。而杨佳认为受到不公正待遇,事后向公安督察部门多次申诉。大概是为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上海警方分别在2007年10月和2008年3月两次赴京,对杨佳母子进行法制宣传和疏导劝解工作,但未达成和解。在第二次赴京协商时,上海警方还曾表示愿给杨佳1500元,但不承认有错,被杨佳拒绝,之后双方有过几次电话沟通,都没有效果。

  首先,尽管由于缺乏权威的信息来源,网上流传的民间版本并不准确,但并不影响杨佳严重受辱和多次申冤无果的大致过程。上海官方提供的信息貌似具有权威性,但从提供信息的主体看,官控媒体本身就不可信,何况还违反了当事人必须回避的中立原则。上海警方作为此案的当事人之一,按照涉案当事方回避原则,无论是调查取证还是信息发布,上海警方都不应该主导此案的调查和新闻发布,而应该聘请第三方调查此案,更应该开放媒体的自由采访报道,特别是让上海官方媒体之外的媒体介入此案的采访报道,这样才能让此案信息的透明。但就目前的情况看,上海警方不但垄断了此案的调查权与信息发布权,而且还为杨佳指定了律师谢有明。这位律师居然是闸北区政府的法律顾问,与闸北官方具有直接的利益关联,根本不适合担任杨佳的律师。除非杨佳本人或他的家人出面聘请身份中立的律师代理此案,否则的话,谢有明律师所透露的信息都不足以采信,他在法庭上的辩护也不可能有利于杨佳的权益最大化。如果上海警方继续垄断杨佳案的调查权和新闻发布权,那就等于利用公权力私吞了杨佳案,无论怎样辩解,也无法取信于民,更无法带来公正的审判。

  其次,上海警方关于杨佳袭警原因的解释,含糊不清之处多多,根本经不起推敲。1,警方的解释仅仅是单方面说辞,为什么不敢公开杨佳或杨佳的母亲的说法?2,上海警方仅仅公布了民警与杨佳在大街上争吵的录音片段,但为什么不公布全部录音?3,杨佳在派出所六个小时内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不公布杨佳被带到芷江路派出所后的录音和笔录? 4,如果杨佳没有遭到极不公正待遇,以至于在派出所内被警察殴打至重伤,他为什么如此执着地投诉?5,杨佳多次投诉的内容是什么?为什么警方不敢公布投诉书?6,上海警方称杨佳的投诉都是无理取闹,为什么还要两次前往北京找杨佳寻求和解?杨佳为什么不接受警方的和解要求?

  第三,除了以上疑点之外,即便根据上海警方公布的录音片段,也能证明警察的滥权。录音中,杨佳说话的火气确实不小,但这火气是警察滥权激起的。杨佳给警察看了租车凭证,警察检查后就必须放行,但警察却以看不清证件为由继续扣留杨佳,已经是滥权了;再把杨佳带到派出所关了六个小时,就是更严重的滥权。正如法学专家周永坤先生在"强国论坛"评论说:"从事情的前因后果来看,警察存在明显的故意,故意显示自己的权威,故意给他们认为'态度不好'的当事人吃点苦头。这是将警察权力当作耍个人威风的工具的行为,否则无法理解警察的行为,凭什么关人家六个小时?现在的问题还在于,直到现在为止,警方仍然理直气壮,不承认警察行为的不当,这就令人担心。连我最尊敬的上海警方都是这个水平,都是官官相护,都缺乏自省精神,其他地方的警察法治精神可以想见。"民(《法学专家周永坤对上海袭警案的看法》,http://bbs1.people.com.cn/postDetail.do?id=87228437&boardId =2)

  第四,杨佳的母亲应该知道杨佳的作案动机及其申诉的内容,也知道上海警方两次来北京为何没有达成和解。但在案发后,上海警方以"协助调查"为由,强行把杨佳的母亲从北京带到上海,截至目前,这位母亲既不能在媒体上说话,也不能为儿子请律师。公众有充分的理由怀疑:这位母亲被上海警方强行封闭在与世隔绝之中,事实上她已经失去人身自由。这位母亲将遭遇什么?是否遭到上海警方的胁迫而不得不违心地与上之合作?这一切,公众无从知晓。只要杨佳的母亲无法自由地与外界接触,无法为儿子聘请身份中立的律师,即便不久后杨佳的母亲出现在媒体上并说出不利于她儿子的证词,公众也有充分的理由质疑这些证词的可信性。

  总之,如果杨佳案不能由第三方来调查取证,那就无法澄清诸多含混之处,被上海警方私吞的杨佳安,很难有司法公正可言,更无法消除公众的疑惑。在此情况下,民众根据网络信息和自身经验所形成的判断只能是:在中国现行的制度及其司法环境下,警民冲突的发生大都由警方的不公正执法引起,事后大都是平民上访,而警方屈尊下访则极为罕见。如果上海警方没有不公正对待杨佳,没有给杨佳造成严重的身心伤害,怎么可能两次屈尊来北京下访。而在杨佳一方,如果不是遭遇极不公正的对待,他怎么可能没完没了地多次申诉!如果不是多次申诉未果,他怎么会采取暴力袭警这样的极端手段来申冤呢!

  基于以上种种,民间舆论的主流只能倾向于这样的判断:正是极为恶劣的司法环境和警察的野蛮执法,才导致杨佳的铤而走险、以杀警察申冤。

  上海暴力袭警案,无论对正值青春年华的杨佳本人和他的亲人,还是对被杀警察和他们的亲人,都是无可挽回的大悲剧。更进一步,在某种意义上,此案可视为中国社会悲剧的缩影——制度性的悲剧。也就是说,在整个社会对此案的高度关注中,此案的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个人报复的性质,而直指高度紧张的警民关系背后的制度性成因。中共当局把杨佳定性为"歹徒"或"暴徒",而网络舆论把杨佳奉为"大侠"或"英雄",官媒简单地谴责网络舆论的非理性或冷血,已经变得毫无意义。而最有意义的事情是上海当局和中央政权的深刻自省,检讨警察制度的弊端以及警察执法的问题,检讨造成杨佳案和网络舆论的制度原因。

  不是"穷山恶水出刁民",而是"恶制苛政出刁民"。

  不是刁民喜欢用暴力反抗政府,而是制度性暴虐逼出民间的暴力反抗。

  不是"以官为仇"的民间思维带来"杀人犯变成英雄"的民意,而是"以民为敌"的官权思维和专政工具的暴虐造就"以官为仇"的民间逆反。

  2008年7月12日于北京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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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7月14日 星期一

何清涟:从杨佳事件看目前的实体正义

  7月1日北京青年杨佳在上海袭警之后,官方与民间对此事件的评价呈现为极端对立的两极。官方称之为"毫无人性的暴徒";而网民的称谓则从"英雄",直至"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杨大侠",杀警行为被讴歌成"为民除害","是一个人针对国家暴政的抗暴战争"。声援更是多种多样,有发起联署签名呼吁对杨佳实行特赦的,还有号召为杨佳捐款的。2002年曾因反贪饱受迫害最后被迫走上杀人道路的"人民英雄胡文海"的故事,又被张贴于网上,两人成了民间热捧的侠义英雄。

  毛泽东曾有名言曰:"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用此话来观查民众对杨佳事件的反应,只能得出一个结论:中国这个"人民政府"已经走到人民的对立面了。民众对胡文海与杨佳的同情与赞誉,其实是对政府权力肆虐、社会缺乏实体正义等现状严重不满的一种心理折射。

  实体正义(也称实质正义)与程序正义是社会正义的两个层次。实体正义指的是符合公认的道德价值的社会正义,程序正义指的是法律正义。在一个健康的社会里,社会正义与法律正义是一致的,因为法律的最终目的就是维护社会正义。可以说,法律正义是手段,社会正义是目的,社会正义往往通过法律正义来实现。但在中国这个各级政府机构已经堕落为一个个自利型集团的极权社会里,社会正义却极难通过程序正义来实现。以2002年判决的胡文海杀人案来说,当时舆论就指出这个案子未能通过程序正义实现社会正义,胡文海是在通过正常渠道要求查办贪官不果,反受严酷报复后铤而走险,为追求社会正义(惩治贪官)付出了生命。而法院判处胡文海死刑,虽然体现了法律正义(即程序正义),但却让两种正义发生了严重的冲突。目前杨佳袭警案陷于了同样境地。

  中国为什么总发生这类情形?这得从中国的程序正义(法律正义)是否符合程序正义之原则说起。法学院教授讲解"程序高于实体",常举的例子,是一位母亲给兄弟俩分蛋糕的故事,切蛋糕时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公平分配。这位聪明的母亲这样做:让老大去切蛋糕,让老二先挑选;如果有谁提出异议,那么双方角色互换。只有这样,切蛋糕的才会注意切割比例的公平,先选蛋糕的也占不了什么便宜。这个故事里的角色分配的意义就在于分权,规则的制订者与监督者谁都别想专权。在分权制衡的前提下,程序正义强调的是参与、协商、平等,通过对大家共同制定的游戏规则的服从,达成社会正义。

  中国正好相反,在当前的立法、司法与行政三权合一,游戏规则的制订者就是监督者(有时还是参赛者),许多法律都是出于政府自利目的(比如强调国家利益而忽视民众权利)而制定,这种法律有程序却未必有正义,只是通过强权压制迫使民众遵守。在如此法制下,政府与民众的关系被规范成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即使对最不合理的一些"规则"民众也只能被动地服从。比如最近一些地方政府通过株连亲族的方式强迫拆迁,对那些不愿搬迁的"钉子户",发现其有子女亲属在政府机构上班,则停止其子女亲属的工作,让他们"打通"拆迁户的"思想",直至做通(即同意搬迁)后才允许回去上班。这种毫无正义、出于政府自利目的之"规则"只会积累民怨,所谓官逼民反,就是指权力玩弄游戏规则而导致的结果。当人们无法忍受之时,必然会采用各种方式(包括暴力)维权抗暴,抗暴的最高形式是农民起义,最悲壮且具暴力审美价值的形式是武松血溅鸳鸯楼。后者一向被民众视为大侠、英雄。以替天行道为期许的水浒文化之所以长盛不衰,原因就在于中国社会的底色——人治与专制无多大改变。

  目前所谓"依法治国"可说连起码的程序正义都没做到,更不用说实体正义的实现了。惩治杨佳固然实现了"杀人者偿命"的法律正义,但在是否实现了"实体正义"这一点上,管理者与民间注定无法达成一致看法。只要管理者不改变制造"杨佳"的政治土壤,这类案子不会是最后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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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大中:房价一跌就喊“救市”是资本耍横

  如今地产业已不单纯是暴利产业,在某些地方,众多资本的涌入与暴炒,早已使房价畸形。在这种情况下,房价下跌政府也要救吗?

  7月10日《上海证券报》报道,日前,深圳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发布了由深圳市房地产研究中心撰写的《2008年上半年深圳房地产市场发展形势分析报告》,称深圳房价已回归一年前,交易量可能退回十年前,并呼吁政府出台政策,减免交易环节税收、适度放松货币政策进行"救市"。

  近来,新闻报道屡屡提及深圳房价下跌,但民众依然抱着怀疑的态度。北大教授徐滇庆对深圳房价打赌后的道歉,也只停留在"道歉不认输"的阶段。然而,深圳房价还处于似跌非跌的暧昧状态时,该市的分析报告就迫不及待地呼吁政府救市,逆国家调控政策而行,一副"跌什么不能跌房价"的姿态,这正常吗?

  家电价格也曾经有过下跌,却很少有人因此呼吁救市,结果"跌跌更健康"。一些优秀的家电企业在激烈的竞争中挺了过来,市场更加健康有序,老百姓享受到了更加物美价廉的产品,现在也没有人骂家电生产商是"黑心奸商"了。家电是产业,房地产也是产业,为何房价一跌就非得救市不可呢?

  我们知道,不少行业都曾经历过暴利阶段,如君子兰、普洱茶等,但暴利产业早晚都会回归合理。房地产已经暴利了十多年,现在回归理性符合市场规律,因此,救市之言让人难以理解。何况,如今地产业已不单纯是暴利产业,在某些地方,众多资本的涌入与暴炒,早已使房价畸形。在这种情况下,房价下跌政府也要救吗?

  当然,房地产不是君子兰、普洱茶,但又有多少行业特性差别,使政府非救市不可呢?现在,一些人列举种种房价下跌可能产生的后果,如银行坏账、经济下滑、税收锐减、政府卖不出地等,以证明房价不可下跌,否则后果不可收拾;但这只能证明,在某些地方,房地产业绑架了银行和房奴们,除此之外什么也证明不了。现在,房地产资本确实强大,以致有房地产商喊出了"房价下跌银行先死",认为自己捏住了银行的三寸就可以为所欲为,你政府就得给我乖乖救市——这是资本的蛮横。

  十几年来,房地产业的发展速度很快,但在某些地方,在发展的同时却充斥着谎言与欺骗——一说房价,有人就说地少人多,一说泡沫,有人就大谈刚性需求。那么,既然是刚性需求,又为何担心房价下跌、成交低迷呢?房市"黑嘴"们不要老发"买涨不买跌"的奇言怪论,要知道,一个"买涨不买跌"的市场必是投机市场,必有泡沫。一些人一边说没有泡沫,一边又拿买涨不买跌来忽悠,究竟哪句是真哪句是假啊?

  来源: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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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图:正常调整的楼市不需要救

  一路下滑的深圳房价不仅令开发商们孤枕难眠,也让有关部门坐卧不安。由深圳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发布的《2008年上半年深圳房地产市场发展形势分析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显示,今年前5个月,深圳住宅每平方米销售均价调整幅度接近30%,基本回落到去年年初水平。销售面积更是锐减。《报告》据此呼吁政府救市。

  就全国而言,深圳市的房价跌幅是最深的,但尽管如此,其房价也仅仅才回落到2007年年初的水平,而我国早在2005年就开始对房地产进行调控,也就是说,2005年时的房价在中央看来就已经过高,因此才出台调控措施的,以此推理,如果房价不能回归到2005年的水平,救市就可能与当初的调控政策发生冲突,或者说,救市被视为对前期调控政策的某种否定。

  许多人对这样一个观点都持赞同态度:深圳房价此次下跌过快,是前期上涨过快导致的。过快的涨速累积的泡沫,终于破裂并引发房价下跌。那么,在房价非理性上涨的过程中,政府官员又是什么态度呢?

  在深圳房价节节上涨时,深圳市长许宗衡在记者招待会上指出:"深圳房价目前基本是理性的……你到深圳看看,九成以上楼房晚上都亮着灯,这说明深圳楼房多是自购自用,而不是像其他地方在炒房价。"也就是说,深圳房价完全是建立在真实需求基础之上的,就不存在泡沫,那么,根本没有救市的必要,因为,在庞大真实需求的支撑下,房价即使下跌也并不值得担忧。深圳市有关官员应该与房价在上涨时一样,保持乐观的心态。

  但是,深圳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发布的《报告》,与此前深圳市长的说法相悖。《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深圳商品房空置面积达164.73万平方米,同比增加26.72%;其中住宅空置面积65.37万平方米,同比增加高达84.5%,而空置率高往往是自住需求不足或投机比例占比过高所致。如果此前房价的上涨是真实需求而非投机推动,这么大的空置面积又是如何来的?如果相关官员的说法正确,那么,有关部门是否为了让政府救市故意夸大了空置面积?如果《报告》中的数据正确,有关官员此前是否在通过故意遮掩楼市中的投机行为而拒绝在中央倡导的楼市调控方面有所作为?

  我们再看看银行当初的态度。2007年6月20日,由深圳市政府办公厅召集各相关部门召开了一次讨论房地产形势的会议,当时,深圳市房价在六个月内的涨幅超过了50%.在此次会议上,人民银行深圳分行负责人通报了房地产贷款相应数据。报道称,这位负责人并不认为房地产贷款处于"警戒状态",其理由是———目前深圳购房者平均月供与深圳市房屋租金关系仍然处于合理范畴,并且月供与月收入比在26%—37%,而国际警戒线是50%.深圳市银监局有关负责人也认为,房地产贷款占总贷款额的比例为50%,仍然是银行主要的贷款方向,并且房地产资产质量优良,尤其按揭贷款不良率在1%以下。

  而现在,房价刚刚回到2007年初的水平,有关银行便如坐针毡,积极呼吁救市,这与它们当初的态度差异之大,可以"天壤"谓之。

  因此,所谓的房地产救市呼吁,其实是一场维护楼市稳定发展幌子下的私利捍卫———捍卫的当然是开发商、地方政府、银行等相关主体的利益,损害是却是民生和政府的信誉。实际上,楼市既不需要拯救,也没有必要拯救,拯救楼市的结果,只会使房地产市场因错过一次难得的调整机会而累积起更大的泡沫,这必将为未来的房地产市场埋下更大的隐患。

  现在,除了深圳、广州,全国大部分城市的房价仍在上涨,仅仅是成交量有所回落,这说明,市场的调节作用正在发挥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开发商应该顺势而为,降低房价,而现在,开发商是"死了也不降价"(此处指房价),最近的一份调查结果显示,去年12月以来表示可能降价的开发商所占比例仅占8%,92%的开发商表示不会降价;而表示未来可能降价的开发商比例仅为9%,82%的开发商表示未来不会降价。这种"死了也不降价"的行为本身,就是反市场的,是对市场对抗的极端表示,对于开发商群体的这种顽固坚守,救市有必要吗?

  另一个"死了也不降价"(此处指地价)的是地方政府,在房地产市场明显即将步入调整轨道的情况下,地方政府本应顺势而为,降低土地出让金,从而,与房价的调整相合拍。然而,许多地方政府宁肯土地流拍,也拒绝降低出让金,导致全国各地土地流拍现象密集出现。这些沉浸在"地王"幻觉中执迷不悟的地方政府,需要救市措施将它"解放"出来吗?是它们自己把自己逼入绝境而不是市场本身出现了危机。

  楼市需要拯救的时候,首先说明楼市出现了严重的危机,而现在,除了深圳和广州,全国许多地方的房价连正常调整都没有经历,救市的呼吁实在令人费解。应该认识到,房地产市场的正常调整是有益的,一方面,它挤压出房价中的泡沫,消除未来楼市崩盘的隐患,使房地产市场更健康的发展。另一方面,房价的调整,使得更多的人买得起房,实现住房梦。当然,商品房永远只能满足一部分人群的消费需求,政府需要向社会提供更多的保障性住房———这才是解决住房问题的最重要途径,并且,这也远比救楼市要重要得多。

  来源:上海证券报2008年7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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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7月13日 星期日

赵大可:灵魂缺失的中国

  本文旨在探讨以儒家文化为主导的中华民族精神;儒家文化同毛泽东时代文化的精神联结:"范跑跑" 、茅氏"愚蠢论"的社会意义;灵魂缺失的当代中国所面临的困局和走向。

  一、引言:放魔鬼出笼

  中国四川汶川发生的大地震,震出了一个"范跑跑"。地震发生时,中学教师范美忠甩下学生径自第一个逃生,被人称作"范跑跑"。自私自利、贪生怕死,展示的是人性弱点,不能算作美德。懦夫虽招人鄙视,也能博得几分同情,因此成为古今中外的讽刺喜剧所偏爱的角儿。假如范美忠就此打住,他是不会成为"新闻"的。然而,范由媒体追捧而名声鹊起,得力于他逃生之后宣扬的"先跑学说"。范认为,灾难来了,人应当自顾自,"其他人,哪怕是我的母亲,在这种情况下我也不会管的。"他认为谭千秋老师为保护学生而牺牲,算不上美德。他声称要挑战中国人的道德底线,要批判儒家哲学,因为儒家哲学制造了伪君子、伪圣人,而他实话实说,是"诚实"的,不怕丑。否认舍己为人是美德,否认极端自私自利是丑行,范跑跑的自我辩白首先需要完成对公认的社会伦理道德准则的颠覆。

  无独有偶。中国著名主流经济学家、改革旗手茅于轼也宣扬说:"牺牲自己造福别人是愚蠢的想法":"'毫不利己,专门利人' 听起来是道德高尚的,其实是欺骗性的。"范、茅等人的言论在时下的中国社会居然不乏唱和,诸如"个人生存权高于别人的生存权"、"个人的生命高于公德"、"国家、道德的事再大也是小事,个人的事再小也是大事"。

  这些人物及其言论在事关救助他人,事关为人、为国、为公上,无不展示出怯懦和冷漠,但在主张自私、利己、为我,在挑战中国社会道德、中华传统文化和毛泽东时代文化上则都血脉贲张,勇气十足,一副"斗士"摸样。这出现在改革开放三十年之后的中国。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一个不断资本主义化的过程。三十年下来,"资本主义的草"已经培育成丛林,而"社会主义的苗"已经转基因嫁接到资本主义藤上。在经济领域,本土资本携手西方资本攻城掠地,羽翼日益丰满;在政治领域,资本及其附庸积极谋求与其经济力量相当的政治权利,呼吁政改以利参政甚而当政的声浪日益高涨。在这一社会历史背景下,资产阶级极端利己主义嘶喊着登上了中国社会意识形态领域的前台。潘多拉盒子已经打开,魔鬼自然出笼。

  二、三次文化颠覆浪潮

  近百年间,中国社会风潮迭起,已经出现过两次历史性的全面颠覆中国传统文化的浪潮。一次是五四,一次是文革。五四运动,以西方资本主义文化为参照物,全面批判与否定儒家文化及其社会伦理道德规范。中共建政后,以马列主义为理论指导,持续批判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是儒家文化,在文革中臻于极致。

  批判与否定毛泽东时代的文化,始于毛之后的"改革开放",盛于"接轨",参照物依旧是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包括西方资产阶级价值观。范、茅们虽在拾人牙慧,但打着"人权" 、"自由" 、"民主"的西式招牌,肆无忌惮地公然鼓吹、标榜、叫卖极端利己主义以攻击毛泽东时代的文化和儒家文化,这是中国改革开放"与时俱进"的产物。这些,应属于全方位批判和否定中国既往文化和社会伦理道德的第三次文化颠覆浪潮。不过,第三次文化颠覆浪潮所引领的方向同五四与文革截然不同。第三次文化颠覆浪潮,伴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大潮,旨在摧毁蕴藏在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伦理道德观念中任何抗拒资本主义价值观的社会免疫机制。它本能地无可置辩地确认中国儒家文化和毛泽东时代文化的基本精神同西方资本主义无法兼容,是不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它立意颠覆中华民族的社会价值体系,矛头指向中华民族的伦理道德观、价值观、生死观、人生观,旨在切割当代中国人同中华民族的精神联系,从而摧毁既存的中华民族精神。

  在漫长的中国社会发展史上,截至满清王朝崩溃,儒家文化是中国社会的主体文化,在中国社会意识形态领域处于主导地位,为中国人提供行为规范,为中国社会提供伦理道德规范,主导塑造了中国人的人格和精神世界,培育了中华民族精神。儒家文化及其社会伦理道德准则经由一代代士大夫阶层和文化阶层的倡导、践行,经由王权推助,散播输灌到民间,又为一代代民众所践行。一代代的中国人反过来又以其道德实践身体力行地诠释了儒家文化及其社会伦理道德准则。古往今来,一代代的中国人是何德性、何种形象、如何立身处世、如何作为?需要首先解说什么是儒家文化,尽管也需要解说道家、法家、释家等。因此,对儒家文化及其社会伦理道德准则的褒贬评价,直接涉及对两千五百年来受儒家文化熏陶的中国人、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褒贬评价,也涉及当代中国人的自我认识、自我评价和自我定位。

  那么,儒家文化为中国人提供了什么样的社会伦理道德准则?塑造出了什么类型的中国人?儒家文化与经受儒家教化的一代代中国人的人生实践所体现的中华民族精神何在?什么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文化基因一直延续到今天?

  三.儒家文化精神

  古代中国,三千多年前的周代,周公即"制礼作乐",主张"敬德保民",以礼治天下;之后,孔子曰"仁",孟子曰"义",汉代大儒董仲舒倡导"纲常",宋代程、朱倡导"理学"。这些学说确立了中国的社会伦理道德准则和规范。

  儒家学说强调人自身的品格修炼,主张自修、自律、自省甚而自我牺牲以践行"仁义礼智" 、"礼义廉耻"等社会道德准则。就社会价值观说,儒家主张"先义后利","不义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就生死观说,主张"舍生取义"。砥砺修炼个人的品行操守,旨在齐家、治国、平天下。"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就达到了"必也圣乎"的理想境界,也是个体修齐治平的至高境界。人由关爱他人、关爱众人而融于家国天下,融于他所生活的社会,融入"青史"。

  在儒家文化影响下,中华民族走出了一代代贤哲,一代代志士仁人。上古,屈原秉持强国济民的社会政治理想,以死殉国;汉代,苏武出使匈奴,遭羁押十九年,宁死而不"屈节辱命";宋代范仲淹为官一方,追求实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抱负;宋末元初,文天祥抵御异族入侵以死明志:"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清代林则徐禁毒而遭流放,矢志不悔:"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这些人为国为民,舍生忘死,舍生取义,言行一致,堂堂正正,求仁而得仁,正气浩然。这就是儒家文化陶冶的仁人君子,中华民族文化的标志性人物,数千年巍巍然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脊梁,精神长城。

  无庸置疑,居于主导地位的儒家文化及其社会伦理道德准则也引导和影响着中国普通民众的人格追求和社会道德价值取向。同时,应该强调指出的是,古代中国民众的社会道德价值取向也滋养了影响了儒家文化精神。远在孔子出现一千五百多年前,远古传颂,大禹在外治水八年,三过家门而不入。大禹公而忘私,受到中国老百姓的祭祀、崇敬,历四千年而不衰,至今中国不少地方仍有香火不绝的禹王庙,民众用以追念这位华夏先祖。大禹,融入了中华民众的心中,融入了中华民族的"青史"。中古传说,岳母为儿子岳飞刺字:"精忠报国"。民族忧患之际,一位普通人家的母亲对儿子的刻骨铭心的叮嘱是:"国家事大,个人家庭事小,全心全意报国。"这,就是中国古代民众的生死观、人生观、价值观。个人、家、国,一脉相联,但个人家国的关系在中国民间四千年来的传说中,受到崇尚的是"先公后私" 、"公而忘私" 、"精忠报国"的精神,具有这种精神和品格的人受到中国民众世世代代的崇敬与拥戴。舍己为人、舍己为公、公而忘私的牺牲奉献精神和整个社会对这精神的崇敬,五千年来积淀成为中华民族所崇尚的社会道德传统,成为儒家文化及其社会伦理道德准则所拥有的深厚的社会基础,成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文化历史来源,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要素。

  质而言之,中国上下,数千年传承,儒家文化及其社会伦理道德准则的核心精神始终指向:一、崇高的精神道德价值的追求;二、为国为民的利他性、集体性社会价值的追求;三、崇尚精神道德追求的公益性和现世性,即对精神道德价值的追求融入利他性、集体性社会价值的追求,并以之为终极追求。

  在古代小农经济私有制社会条件下,儒家文化的这种精神同墨家"举公义,辟私怨" 、法家"无私""背私" 、道家"圣人无心,以百姓之心为心"的学说主张相互支持,相辅相成,赋予中华民族文化以丰富的人文主义内涵和高尚的道德内涵,使得中华民族精神闪耀着理想主义光辉。

  四、毛泽东时代文化同儒家文化的精神联结

  十九、二十世纪之交,中国社会危机重重,戊戌维新、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相继发生。儒家文化被认为禁锢思想,扼杀性灵,维护落后的封建制度致使中国落后挨打,因而受到了全方位的批判和否定。为求变法维新救国救民,谭嗣同舍生赴死,认为舍生取义,"死得其所"。作为影响了五四文化思潮的作家,鲁迅斥孔孟之道为"吃人礼教",无情批判儒家文化和专制势力。他坚持"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怒向刀丛觅小诗","我以我血荐轩辕"。无情批判儒家文化的谭、鲁一代志士仁人所展现的人格追求和人生道德实践是:公而忘私,舍生取义,以身许国。耐人寻味的是,这正体现了儒家情怀,同儒家文化精神一脉相通,同数千年相传的中华民族精神一脉相通。

  五四文化运动颠覆了儒家文化。毛泽东领导的人民革命则进一步颠覆了中国有史以来的私有制和私有观念。同公有制经济形态相适应,集体主义、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是毛泽东时代社会主义文化的基本特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 、"大公无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毛泽东时代的社会道德准则。毛泽东时代提倡自我教育和思想改造,学习和培养"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提倡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提倡为人民的利益而奋斗:"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死得就比泰山还重,反之就比鸿毛还轻。舍己为人,舍己为公,小我融入大我,个人融入集体。"毫不利己",个人的人格追求和人生实践就升华为高尚的精神和道德追求:"专门利人",个人的精神和道德追求就指向利他性的社会价值追求,即造福他人,造福人民。毛泽东时代的文化洋溢着社会主义道德精神和昂扬的理想主义光辉。

  "人是需要一点精神的。" 毛泽东时代文化鼓励人在极端菲薄的物质条件下克服一己之私,培养和发扬集体主义、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努力建设一个消除了阶级剥削和压迫的繁荣昌盛的新型社会。一个民族是需要一点精神的。毛泽东时代文化激励中国人自尊自信、自立自强,艰苦奋斗,建设中国,坚信中华民族有能力挺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短短二十七年,在经历了上百年内忧外患的社会废墟上,毛泽东时代文化重新塑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面貌,营造了以大公无私为荣自私自利为耻的社会风尚和社会环境,培养和造就了无数为国为民富于牺牲奉献精神的人,造就了以雷锋、王杰等为代表的解放军战士,以焦裕禄以及唐山地震时坚持最后一个撤出矿井的贾邦友等为代表的干部,以钱学森、邓稼先、袁隆平等为代表的知识分子,以大庆人为代表的工人,以大寨人为代表的农民。

  儒家文化及其社会伦理道德规范被认为服务于金字塔型的封建等级制度,毛泽东时代文化则把有史以来的私有制社会制度颠倒过来,确立同公有制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包括价值观和人生观。这同时也将儒家文化精神从小农经济私有制的社会条件的局限下解放出来,将"先公后私" 、"公而忘私" 、"精忠报国"的中华民族精神奠基在公有制的经济基础之上,使中华民族精神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得到继承和弘扬。毛泽东时代文化同儒家文化,看去泾渭分明而且曾经你死我活剧烈冲突的两种文化,实质上有着相通的精神,即崇尚精神道德追求,崇尚利国利民的社会价值追求,倡导人的精神道德追求融入集体性的社会价值追求之中。这,就是中华文化的基本精神。这,就是中华民族精神。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文化优良传统相结合的产物。后者,更有待于实事求是的认识和系统的阐述。毛泽东时代文化同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历史的精神联结。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和中华民族精神是毛泽东时代文化的内在的历史文化资源和社会基础。毛泽东时代的文化精神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精神不可分割的部分。尽管三十年来的非毛化,毛泽东时代文化同儒家文化的核心精神已经在中华文化中扮演着文化基因的角色,影响着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和精神面貌。同美国新奥尔良飓风灾害时各自为我的美国公民社会相对照,中国四川汶川震灾时,千千万万中国人所展现出的舍己为人、乐于助人、为国为民、公而忘私的精神,体现的是毛泽东时代的文化精神,是儒家文化精神,是五千年来生生不息的中华民族精神。

  五、儒家文化制造了伪君子?

  在社会意识形态领域,统治阶级的文化居于主导地位。居于主导地位的文化及伦理道德准则得到提倡和推广,指示着社会道德价值取向,引导着人们的社会道德实践,受到社会认可、接受和追随。社会伦理道德准则适用于所有社会成员,具有同一性和约束性,否则便失去公信力和可行性。人们在践行社会道德准则上的表现大略可分为:积极践行者、追随者、阳奉阴违者和反对者,通常又被称为仁人君子、伪君子和小人。积极践行社会道德准则的人受到推崇,认可、追随社会道德准则的人受到肯定,伪君子受到嘲讽,小人受到谴责。

  历史上的无数仁人志士与毛泽东时代无数模范英雄人物是倡导和实践中华民族精神和社会道德准则的表率,具有穿越历史时空的人格魅力和道德感召力。民族优秀人物的社会道德实践发挥着社会教化功能,引导人们"见贤思齐","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有力地影响着人们的精神面貌和社会风尚。

  具有广泛社会基础的道德准则和道德实践具有强大的社会道义力量,对任何逾越道德界限的企图、做法都产生压力和威慑力,所谓"千夫所指,无疾而亡"。在社会道义力量足够强大,任何挑战公认的社会道德准则的做法都将付出充分代价的情况下,认同公认的社会道德准则却又回避承担相应的社会道德义务,伪君子就出现了。伪君子是邪不压正的社会产物。伪君子的道德实践的特征是口是心非、言行不一。

  伪君子并非只出现在儒家文化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毛泽东时代"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自我检讨,"永不翻案",但后来明修栈道,暗渡陈仓, "永不翻案"成了伪君子的烙印。

  伪君子也并非只是中国有。基督教宗教文化在欧洲国家占据文化统治地位达一两千年之久,宣扬宗教蒙昧主义和禁欲主义。然而,倡导基督教教义的罗马天主教会从教皇到主教到神父纵欲犯罪,包括性侵犯男童、修女和已婚妇女,不绝于史书。即便在十世纪,基督教推行极端禁欲主义、宗教统治极端专制而被欧洲史学家称为"黑暗世纪的午夜",教皇瑟各斯三世(Sergius III 904 - 911)养着情妇玛茹莎;玛茹莎的孙子后来成为教皇约翰十二世 (John XII 955 - 963),"几乎无恶不作,性侵犯处女、寡妇,同其父的情妇姘居,使得教廷成了妓院。"1

  罗马天主教会的性丑闻延续千年直到今天。2002-2003 年期间,美国、法国、波兰、爱尔兰等国的天主教神父的性丑闻象瘟疫一样遍布欧美社会。受天主教主教会议的委托而采写的《约翰??杰伊报告》(John Jay Report)披露,1950-2002期间,4392位美国天主教神父涉及性丑闻、性侵犯;美国天主教会先后为各教区神父的性侵犯案所付赔偿高达20亿美元。在爱尔兰,天主教神父史密斯(Father Brendan Smyth)1945-1989期间曾强奸或性侵犯数百男童。宗教伪君子,作为欧洲基督教社会特有的现象,早已成为欧洲文学作品反复描述的对象。十七世纪法国古典主义喜剧作家莫里哀的讽刺喜剧《伪君子》中的神职人员答尔丢夫,比任何其他种类的伪君子更具知名度。数不清的神父成了伪君子,是基督教制造了伪君子,还是神父们不守信仰?还是宣扬宗教蒙昧主义和禁欲主义的教会与神父都是伪君子?

  伪君子并非只出现在西方的宗教领域,也出现在西方政治领域。1776年美国的《独立宣言》布告天下说:"人人生而平等, 具有造物主所赋予的与生俱来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自由和对幸福的追求。"但与此同时,以及此后上百年,美国人大肆屠杀印地安人,贩卖黑人。1882年美国国会通过《排华法》(The Chinese Exclusion Act)直到1948年禁止华人移美,禁止华人赴美与家人团聚。美国社会迄今仍存在着种族主义。美国人是伪君子还是美国"人权"虚伪?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的《人权宣言》宣称 :"人们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但法国资产阶级政府此后从未停止对亚非弱小国家和民族的侵略战争与殖民扩张,包括毫不迟疑地参与1840-1860年间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法国资产阶级是伪君子,是真小人,还是杀人越货的强盗团伙?

  在西方经济领域,前美国国防部副部长沃尔夫维兹,出任世界银行行长之际,向世界声言要清除世行的"腐败",但接着就被曝光利用职权为其女友违规加薪,现了原形,原来也是伪君子。

  在西方新闻领域,西方媒体最近就中国西藏地区藏独暴乱蓄意炮制假新闻,攻击中国,被一一曝光,戳穿了西方媒体自我标榜的"新闻真实" 、"客观公正"的西洋镜。挂羊头,卖狗肉,欺世盗名,是一伙伪君子。在当前国际社会道德环境下,伪君子也是邪不压正的产物。

  儒家文化倡导"仁义" 、"道德" ,被认为制造了一批"伪君子";毛泽东时代文化倡导"毫不利己,专门利人"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被认为"愚蠢" 、"欺骗"。美国社会强调法治,被认为是法制最完备的社会,但美国也是世界上几个工业发达国家中杀人犯罪率最高的国家。是诸如此类的美国人没有遵守法律,还是美国的法律制造了犯罪?

  道德无法使人人有德,正象法律不能让人人守法,哪怕是"一夜美国人"所鼓吹的美国法。然而,人类社会需要为人为公的道德精神追求,正象需要公正的法律。没有为人为公的道德精神追求的社会,只能将人们再次送回丛林世界,而自私自利的极端利己主义则是丛林世界的行为准则。

  六、"诚实的"小人

  伪君子变成"诚实的"小人,同社会道德环境发生变化有关。小人敢于亮相挂牌作为既存的社会道德准则的旗帜鲜明、立场鲜明的反对者,而又无须顾忌或者无须承担逾越社会道德界限的风险,那多半意味着"千夫所指"的社会道德环境已经有了缺口,原有的社会道义力量已经衰落不足以对反对者构成道义威慑,或者既存的社会道德环境已经开始翻转或者倾复。在这个意义上说,"诚实的"小人是正不压邪的社会产物。

  "诚实的"小人,或者反对者,同依然认同既存的社会道德准则和规范的其他社会成员已不再处于同一社会,而是自外于"这一"社会,成为"社会异己份子"。真小人不再认同"我们",而是宣称"你有你们的准则,我有我们的准则"。真小人拒绝使用其他所有社会成员仍在继续使用的社会道德准则,而用另外一套准则武装自己以批评或攻击既存的社会道德准则。例如,用"美国制造" 、"欧洲制造"攻击"中国制造"。同一社会于是有了两套或者更多不同的道德准则和规范,有了两套或者更多不同的评价标准,社会道德和规范的同一性遭到破坏。人可以各行其是,莫衷一是,社会由此分裂,斗争交锋也由此发端。比如,儒家文化和毛泽东时代文化认为"先公后私" 、"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是美德,而范、茅们则认为"牺牲自己造福别人是愚蠢的" 、连爹妈也不顾的极端利己主义是"个人生存权高于别人的生存权";再比如,儒家文化和毛泽东时代文化认为"精忠报国" 、为国为民、维护中国国家利益是美德,而范、茅们或"一夜美国人" 却"曾经为自己没有出生在美国这样的自由民主尊重人权的国家而痛不欲生!"在他们眼里,爱美国才是德,"上帝保佑"他们的美国;中国人爱国有罪,是"爱国贼",需要他们的上帝及其仆从们 "救赎中国",尽管他们的上帝两千年来连教皇在内的宗教仆从们都不能"救赎"。颠倒黑白,因为颠倒了立场;出卖自我,接着出卖祖国。一个爹娘不认、 连自己的国家都不认的人,做梦都想成为美国人的人,是不会同中国民众有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价值观的,是不会认同儒家文化和毛泽东时代文化的。怎么能够期望这类人具有中华民族精神?既然没有共同的立场、没有共同的利益、没有共同认可的价值观,没有共同的道德准则,也就没有共同认可的道理,无理可喻。"缺德"与"无耻"对范美忠们已经不再构成道德压力,因为他们所攻击的正是中国文化及中国社会道德准则,使用的是"他们的美国准则",诸如, "人权" 、"自由" 、"热爱自由和真理的灵魂"等。所以范美忠不怕丑,放言"即使有人如岳不群一般地道德完美大义凛然也吓不倒我";所以,中国的"自由派"们或"一夜美国人"们为跪下的秦桧申请站起来的"人权",为日寇侵华及其南京大屠杀开脱罪责,为西方列强殖民侵略中国叫好,质疑非难中国抗美援朝;所以,《河殇》们奉洋枪洋炮的西方文明为神明,贬抑和否定中华文明。

  对中国儒家文化和毛泽东时代文化的丑化、批判和否定,对中国一切既往文化包括中国社会、历史和中国人的丑化、批判和否定,是第三次文化颠覆浪潮正在展开的"伟业"。西方文化包括西方资本主义价值观及生活方式对中国社会的全面渗透、对中国社会价值观和中华民族精神的挑战,目前正处于上行波段。茅、范等所鼓吹的西方极端利己主义社会思潮同中国亿万民众所秉持的中华民族精神的交锋, 印证了当代中国社会存在着相互矛盾和对立的社会道德价值观念和道德标准这一事实,也印证了当代中国社会道德行为混乱的社会现状。

  "范跑跑现象",浮上表面的是,极端利己主义同儒家文化精神和毛泽东时代文化精神的交锋;在更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上看,是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对中华文明精神的博弈;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社会的极端资本主义化倾向。

  七、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过去三十年,邓主导下推行的改革开放导致了中国社会"天翻地覆"的变化。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被促死而全面瓦解,私有经济经百般培育而疯长如日中天。史无前例的化公为私的改革及其所指引的路向,收买、腐蚀、败坏了共产党的执政队伍。成千上万的大小官员前腐后继,也终将葬送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资格。前苏联一夜之间轰然坍塌,殷鉴不远。伴随着这一切,展开了对毛泽东时代文化的清算、丑化和否定,极端利己主义、民族虚无主义、奴颜婢膝的卖国媚外论调充斥了中国的舆论舞台。

  邓主导的声称具有"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改革,诸如教育私有化、医疗私有化、住房私有化、矿山资源开采私有化等,比当代欧美资本主义社会还要资本主义化。相比加拿大,加拿大的学校,除去为数很少的私立学校,从小学到大学都是公立,所有适龄青少年享有高中程度的免费教育;各省拥有各自的免费医疗制度;政府通过财税政策对社会财富的分配消费加以必要的调剂,以维持基本的社会公正从而缓和社会矛盾。这些被认为是加拿大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中的社会主义成分,受到大多数加拿大人的欢迎。

  社会主义中国的医疗改革可以同世界上最资本主义化的美国的医疗制度媲美,无疑是具有讽刺意味的。美国人生老病死是"自顾自"。虽然是世界上最富有的资本主义国家,但美国"负责任的"政府和政客们宁肯让穷人、普通人象富人一样去为自己的生老病死"负责"。美国的工薪族络绎不绝的到加拿大就药又被指控为违反医疗"法规"。"损有余而益不足"是不符合资本主义原则的。千百万无法"自顾自"的美国人多少年来都在呼吁美国政府和政客们关注"医疗保险问题"。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奥巴马和希拉里2008年竞选许愿之一就是改革美国的医疗保险制度,往"互助组"和"合作社"方向改。这也正好同中国的医疗改革的方向相反。自私自利的极端利己主义在美国社会都不得不披着面纱示人,但在自称社会主义的中国却可以光光鲜鲜招摇过市。

  中国社会浮现的极端利己主义思潮,是极度资本主义化的中国社会现实的写照。暴发的资本大亨、贪官污吏声色犬马,为富不仁;下岗工人、打工仔辗转沟壑,自求多福。中国地产资本家王石的赈灾言论同美国资本家贝尔??盖茨的退休演说两相对照,明显见出中国新生代资本家青胜于蓝的"真小人"本相,理性冷血、自私无耻;而贝尔??盖茨呼吁发达国家的资本家们"兼爱" 、"双赢",充其量只能算个伪君子。损公肥私、为富不仁、自私自利的极端利己主义本来是王石、王益们巧取豪夺发家致富的准则。正是在中国的经济生活中已经居于主导地位的王石、王益们的社会道德实践营造了中国的极端利己主义的社会现状。范美忠作为升斗小民本是极端利己主义的社会现实的受害者,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开口张扬的却是王石、王益们的话语。实质上,范氏的嘶喊所传递的,实在是一个升斗小民对中国极度资本主义化的社会现实的认知、接受、无奈和激愤的抗议。

  中国社会出现的极端利己主义思潮是中国社会极度资本主义化的产物。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的本质是逐利,唯利是图。利己主义和极端利己主义是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的社会行为准则。它是同以公有制经济为基础的毛泽东时代文化所倡导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社会价值观、集体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相对立的,是同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条件下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儒家文化精神及其道德准则相对立的;是同五千年相传的中华民族精神相对立的。因此,中国社会的资本主义化过程,必然是一个不断贬抑、丑化、否定和颠覆儒家文化、毛泽东时代文化的过程,必然是一个不断贬抑、丑化、否定和颠覆中华民族文化和中华民族精神的过程。

  这也解释了当代中国社会所出现的荒诞的文化现象。自改革开放同西方"国际"接轨以来,被中国网民们称为"美国鹦鵡"的中国"自由派"人士以及海外的各色黄白人物扮演了颠覆中国文化的杀手角色。他们一面别有用心、别出心裁地"戏说"编派中国历史,"戏说"编派中华民族英雄和民族人物;一面肉麻地开口西方、闭嘴洋人。在中国历史上受到老百姓崇敬的民族英雄人物,从大禹到岳飞到毛泽东,几乎毫无例外地受到他们的"质疑" 、丑化、攻击和否定;历史上为中华文化作出过贡献的人,从李白到李清照,无一例外地受到他们的恶意"关照" 、调侃、丑化、抹黑。他们极力丑化和否定儒家文化和儒家社会,极力丑化和否定毛泽东时代文化和毛泽东时代的社会。很不幸,中国的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大半是由儒家时代和毛泽东时代构成的;有文字记载的中国文化大半是由儒家文化和毛泽东时代的文化构成的。否定了这些,剩下了什么?剩下了一副灵魂缺失的躯壳。这些"自由人士"说,中国文化都是垃圾,有史以来的中国人都丑陋。他们眼里盯的、嘴上喊的都是洋大人。这是一伙丧失了文化家园的丧家犬,转身投靠跟随洋人,成了断了脊梁骨的乏走狗。因此,第三次文化颠覆浪潮预示的是西式文化殖民地和精神洋奴的未来。

  八、灵魂缺失的中国走向何方?

  第三次文化颠覆浪潮,是一个自改革开放以来渐进的、伴随着资本主义经济活动而日益深入的文化颠覆过程。选择和引进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而拒绝接受西方资产阶级价值观念,似乎是天方夜谭。成千上万的执政党及政府的大小官员不怕掉头前腐后继,地产大亨与升斗小民一起呼唤极端利己主义等,在在表明了第三次文化颠覆浪潮的成效。然而,中国民众及中国政府在汶川地震中的行为却也昭示,中华民族精神仍在。因此,包括极端利己主义在内的资本主义价值观同中华民族精神的冲突、交锋和博弈也势所难免。

  一百年来,频频发生的全面批判和否定中国文化的浪潮,都是在西方势力的强力夹击下诱发的,都影响了或试图影响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和精神面貌。极端利己主义价值观同公而忘私、大公无私、为国为民的中华民族精神的博弈,不仅仅是一种道德选择,实质上也是选择一种人际关系模式,一种社会关系模式,一种生活方式,一种人们希望生活在其中的世界。如果认为这可以是一种自主选择,那无疑是颠倒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互关系的学说,无疑是低估了资本主义经济活动水银泻地般的渗透腐蚀力量。如果认为极端利己主义以及资本主义是未来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那么,美国资本主义社会同加拿大资本主义社会的诸多区别表明,人们的自主选择是可以影响社会面貌的。

  儒家文化是中华民族所创造的值得自豪的文化成果。然而,继承和发展中华民族文化,是今人的责任。明清之际将儒家文化僵化、道学化终于导致五四运动对儒家文化的全盘否定,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剧烈摇摆。扬弃儒家文化中落后于时代的内容,坚持弘扬儒家文化的基本精神,毛泽东时代的文化实践对此提供了经验和教训。毛泽东时代的社会,批判和否定儒家文化中的封建等级观念等落后于时代的内容,同公有制经济相适应倡导大公无私的集体主义、爱国主义精神,实质上坚持和弘扬了儒家文化精神和中华民族精神。但在社会舆论导向和道德实践中 "斗私批修,灵魂出窍",过激过急,把思想认识问题和道德教育问题政治化,同儒学道学化一样,在同一方向上趋于极端。只争朝夕"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巨人撩开大步,小个子追得气喘。个人利益同他人利益、集体利益和国家利益的协调发展依然是一种值得继续探索和追求的理想。

  在虎狼环伺的国际环境中,儒家文化曾经有过洋枪洋炮下"秀才遇见兵"的遭遇,有过落后挨打以身饲虎的经历。现代世界已经不同于古代中国所置身的世界。此后,中国直到有了毛泽东的旗帜,才有了胜利的进步的旗帜。但毛泽东时代的文化已经而且仍然在受到攻击和否定。在西方资本主义的全方位诱导和围剿下,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社会条件下,坚持和弘扬毛泽东时代的文化精神,听来也将是天方夜谭。

  一个丧失了民族文化的民族是一个灵魂缺失的民族,而一个灵魂缺失的民族是无法成为一个强国的,是无法挺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

  当代中国社会出现的极端利己主义思潮提示当代中国人所思考的道德准则问题是:你是谁?你希望是谁?你从哪里来?往哪里去?第三次文化颠覆浪潮提示人们思考的问题是:是资本主义改造中国和中国文化?还是中国和中国文化改造资本主义?还是中国将重新发现社会主义?

  中国贵州近日发生的瓮安事件警示中国: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2008,07,06

  作者为加拿大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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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平:抓主要矛盾,股市就有救

  股市跌跌不休,从6100点一路狂泻到2500点,跌幅达55%,半年多时间A股流通市值从9万多亿缩水至5万亿,平均股价也从20元回落到10元。去年是"死了也不卖",今年成了"不卖就得死"。机构,被套得晕头转向,股民,已亏得两眼漆黑。一个好端端的股市何以成了这般惨样?

  人们罗列了诸多"利空":美国次袋危机、越南股灾、自然灾害、上市公司恶意圈钱、争先恐后的IPO、大小非解禁、通胀高企不下、宏观调控继续从紧、企业盈利预计下降、股价估值回归,等等等等。面对一蹶不振的市场,管理层已连续释放了稳定股市的信号,众多媒体和股评界也大声疾呼20倍市盈率"跌无可跌",连股神巴菲特也被请出来对中国股市唱多"表了态"。可是,这股市就象中了邪,着了魔,没戏!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毛泽东的《矛盾论》指出,在错综复杂的矛盾体中,总有一个矛盾是主要的。抓住了这个主要矛盾,其他矛盾也就迎刃而解了。这是人们对待事物的正确态度和处理矛盾的客观方法,也完全适用于股市。其实,在上述一连串可能导致股市朝下"扎猛子"的众多因素中,总有一个是为主的,那就是大小非的解禁和减持。

  一、供求关系是决定交易价格的根本原因

  中国的股市先天就有"暂未流通"的国有股、法人股、因各种原因而持有的一部分个人股,和"已流通"的股份之分,简称为"股权分置"。如此的制度设定使得前者的数量、规模约是后者的3-4倍。因此这庞大无比的"暂未流通"股份一直成为悬在我国股市头上的"达摩克利斯"剑,它要是"打个喷嚏",二级市场就能患一场"重感冒"。这也是困扰我国金融业尤其是证券市场与国际接轨,融入世界经济大循环的主要障碍之一。一方面,股权分置改革、让大小非(即暂未流通股)可以流通起来是中国继续坚持改革和开放所必须;另一方面,也造成股市供求关系在很短的时间内发生了根本性的突变。由此就构成一个矛盾体。

  人们还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上海人以家中拥有一台12寸"彩电"而自豪,结果一机难求,一张"彩电票"(购买票)竟也可以卖到800元。二十多年过去,如今800元的21寸彩电也成了乏人问津的商品。供大于求来临之时,就是商品贬值之日。

  大小非"全流通"起来是个什么概念?打一个形象些的比方,即相当于另外再办3个上交所和再办3个深交所。道理很简单。既然大小非数量是已流通股的3-4倍,那么没有3-4倍于目前市值总量的钱,股市就别再想"抬头"了。粗略估算,至少需要有25-30万亿,假如还要"冲过六千跨越万点"那就需要更多的了。有那么多吗?没有。正如一下子往一碗浓汤里再加进去3-4碗水,汤水的"浓"就变成了"淡"一样,仅仅半年多股价就腰斩了一半以上,"扎猛子"扎得一发而不可收拾。这也就是已严重失衡的供求关系所决定的。,其他所有的"利空"因素都不足以构成对股市如此沉重的打击。看不到这一点,就没有抓住主要矛盾。

  也许有人会反驳说,大小非解禁并不是"一下子",而是分批的逐步的。对此,我们可以用一个反问来回答:才刚刚开始呢就已经腰斩了,要是遇到明后年大小非"主力"来亮相,你说这股市还会成咋样?很显然,除了资金面,还有重要的心里面因素。

  或许也有人说,大小非为了保持控股地位绝不会轻易减持的,"三一重工"不就是榜样吗?对此我们从几方面来看。首先,"三一重工"等上市公司的"自锁"是出于道德。道德和"缺德"之间仅一步之遥。"中信证券"的大非(中国人寿)不就刚刚作完"自锁"承诺后不到一周就抛售了几千万股吗?这说明暴利面前很可能无道德无信用。其次,沪深上市公司有1600多家,我们能奢望他们的大小非"挨家挨户"地给你做保证?再有,假设全部上市公司大小非都作了"自锁"承诺,那么也不过是把"3-4碗水"拖到两三年后再"一下子"倒进来而已,这不是自欺欺人吗?因此让大小非"自锁"是善良的、无奈的愿望,但不是理性的思考和判断。

  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并郑重地提醒,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在巨大收益甚至暴利面前,"变现"是人的通常而必然的欲望。"庆父不死,鲁难未已"。一些有识之士一针见血地指出,不解决大小非的冲击,中国股市将很难再有根本性的转折。

  二、股权分置改革是一次不公平的对价补偿和协议

  为什么这么说呢?股市跌到现在,市场哀鸿一片。在今天,谁手里拿着的股票还有利可赚?恐怕众口一词:只有大小非们了。跌成这样还有利润,那由此我们不得不反思:股权分置改革真的是一次公平、公正的对价补偿,当时股东大会通过的真的是一份合理合情的决议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股权分置,不仅造成了在上市公司内有三分之二或四分之三的股份不能流通,而且造成了大小非与普通流通股之间持股成本的天壤之别。股权分置改革,说到底,其实最主要的就是要通过双方协商使其在成本上扯平或基本接近,从而实现同股、同价、同权,完成长期困扰中国股市的一项重大改革任务。可是事实上,这场重大变革的结果是怎样的呢?

  不可否认,为了使股权分置改革中的相对的"弱势群体"——中小投资者的权益得到保护,管理层确曾制定并推出了一批向中小投资者倾斜的政策和措施。诸如股东大会的表决机制、股改决议的通过条件、开通网上投票等多种渠道,等等,赋予了原本在上市公司里无足轻重的中小股东有了相当的"话语权"。然而,这些良苦用心却最终收效不大。股权分置改革"完成了",但双方持股成本的"不公平"却依然存在着。

  问题出在哪里?就是:没有兼顾到我国"股民"的自身素质。在股权分置改革之前,我们没有安排大规模的、持续相当一段时期的舆论导向和宣传造势,没有看到对中小股民这个弱势群体进行广泛、深入的政策辅导和证券知识的培训教育,没有看到相关的各级管理机构,各类证券从业组织和专业从业人员帮助中小股民去了解、掌握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进行合理的公平的对价评估测算和建议。一句话,没有必要的"准备阶段"。这里所说得"没有",当然不是绝对的,但总体上来看是做得非常不够的。

  我们常常听到或者看到"中国股民是不成熟、非理性的"这样的说法。应当说这是很客观、很中肯的。中国改革开放,实现市场经济才不过30年,股市从无到有也不过走了18个年头,可是我们拥有的"股民"却是世界第一。在我们周边,各种身份各种年龄各种学历各种行业的人在"赚钱"的诱惑下汇成股市洪流,"千军万马战犹酣"。可令人叹息的是,这庞大群体中的绝大多数是不谙经济原理,不通证券知识,或一知半解,或只鳞片爪,甚至连涨跌停板和T+1都不知为何物就跟风下单追涨杀跌的人。另一方面,由于股权分置、"一股独大"的现象比比皆是,更造成了中小股民产生"反正他们说了算"的思维定势和只求做差价的投机理念,对上市公司经营不闻不问,对股东大会麻木不仁,主张自身权益的欲望和诉求丧失殆尽。也就是说,他们甘愿被动"默认"这种不平等。这虽然是中国股市的"怪象",却实在是让人遗憾的事实。由此我们看到,市场中的中小投资者对股权分置对价方案要么漠然视之,要么不感兴趣,要么无可奈何,更多的是根本就不知道,即便有忿忿不平者也因势单力薄而无力回天。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当时占市场70%以上的投资者根本就没有参加过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的投票,以至于10送3、10送4这些完全无法达到平均双方持股成本的"廉价"的对价方案不仅成了"大股东"的补偿惯例,而且轻而易举地获得了"通过"。可怜的中小投资者非但不清楚这样不公平的权益交换将带来的严重后果,甚至有不少人还为"天上掉馅饼"而喜不自禁。

  世界上的一切不和谐都是由于"不公平"而引起的。一项涉及中国股市"千家万户"和"家家户户"的、极其重大的制度性改革,却缺失了占市场绝大多数的群体的参与,这无论如何是不会有合理、公平的结果的。正因为当初的股权分置改革是一次不公平的对价补偿和协议,那么今天股市的非正常暴跌,增加人民群众财产性收入成为一个遥不可及的美丽光环也就不足为奇了。

  三、怎么办?

  如今从权威机构的数据中,我们在每天几百、上千亿的成交额里都可以看到大小非们减持抛售的身影,天天从已经疲弱不堪的市场里抽掉几十、上百亿的资金。中国的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已经拉开了战略决战的序幕。大小非已成为中国股市的"堰塞湖"。如果说,去年底以来已经解禁的大小非是涌浪拍岸的话,那么预示明后两年的大小非就是山崩地裂的一场海啸。

  眼下的情况是,基本面、技术面、心理面、资金面,面面俱"倒",只剩下一碗"面",那就是"政策面"。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只有出台及时、果断的政策措施才能力挽狂澜于既倒。

  有人建议,对大小非减持征收20%的"资本利得税"。这似乎无效。大小非的原始购入成本普遍是1元左右,经过多年来的分红、送转大部分已在1元以下,不少现已成为负值。目前两市的平均股价是10元,大小非们即使抛售后被扣除盈利的20%的税收,以其原始成本计还有着6-7倍的暴利。所以对大小非来说,理论上哪怕从目前的平均股价10元再跌到2元,他还有100%的利润。1元钱变成2元钱,你或许会淡然处之。但当1000万转眼可以变成1个亿,你难道会因为20%的税收而不抛售吗?

  有人建议,赶快推出股指期货股市就有救了。这真是奇了怪了。以往的股市一听到股指期货就像听到"狼来了"一样,非得砸下几个台阶不可,现在怎么这条"狼"就成了救市的"灵丹妙药"了呢?姑且不论股指期货一旦推出必将使已经"贫血"的二级市场更加"失血",就是那"沽空机制"除了能套期保值之外,真的对救市就那么管用?

  人们还认为,只要"基金"们不抛市场就有救了。须知,基金其实也就是散户的集合体,基金当然要为基金投资者负责。面对大小非减持的滚滚洪流,要求基金"顶住",就等于是让散户去"堵枪眼"。凭什么不去要求有组织的大小非们"讲政治"、顾大局,而反倒要让散户来"举杠铃"呢?

  也有人建议,成立"平准基金",开放"融资融券"。这都是为解决市场的资金面而提出的"开源"设想。虽然这些设想是积极的,但我们依然持有不少的疑虑。"平准基金"规模多大才有效?"融资融券"能注入市场多少资金?所有这些能阻挡得了大小非那"3-4碗水"吗?

  市场上有良知的人们都在为救市而殚精竭虑,冥思苦想。其实,"一把钥匙开一把锁"。既然当下股市的主要矛盾是大小非减持,那么也只有针对其出台相对应的政策措施。从当前的实际出发,现在也只有一个方法。第一,紧急叫停,越拖越难补救。第二,将大小非的总量分为5-10年分批、逐步解禁,每年公布允许解禁的比例(当然要有细则)。这可使市场"缓口气",有透明度,也让所有参与者心中有数。当然,"办法总比困难多",解决大小非的全流通或许还可探索并找到其他更有效更妥当的办法和途径。但无论如何,叫停并适当延长大小非解禁期限不仅是当务之急,也是实现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的社会责任感和从政智慧的体现。

  有人说,大小非解禁是当初的"事实",如今要改变、限制就"违法"。真不知道这样的思路是真的无知还是另有所图。要说到"法"吗?那么在我国法律中本来就有"显失公平"这条司法审判依据。对股权分置改革中"显失公平"的结果,对正在谋取暴利并严重威胁金融市场和谐健康的大小非,怎么就"碰不得"他了?想当初,国债期货、不设涨跌停板、T+0等等都已经是市场存在的"事实",不都是被管理层断然叫停了吗?

  2008年7月6日于上海

  作者电子邮件地址:angela_429399(at)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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呐喊:中国需要一个强大而稳定的政权

  中国需要一个强大而稳定的政权。近年来,各种文化思潮、政治向往、甚嚣尘上,一味表达个人愿望和诉求,却不过问不关心中华民族现实生存的国际环境和周边威胁。以某之见50年以后再说涉及国体的改革吧。

  中国目前面临的挑战前所未有,触目惊心。

  近20年来,西方文化挟其强大的政治经济影响力和全球化浪潮,借中国改革开放之机,鹰视狼顾与我。真可谓"润物无声"。80年代以来的中国知识分子,无不或多或少的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甚至是世界观上打上"西方"的烙印。一些所谓的文化精英,唯"美欧"马头是瞻,病态崇尚"蓝色文明",拜西方"民主、自由、政治、文化、经济"犹如神明和"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万世解药。中国人做的任何事情,"精英们"少用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文化传统、是非标准加以判定,而是每每搬来西方人的思维、文化、是非标准加以评判。合则"大赞"中国什么什么已经长足进步,与国际接轨,甚至弄个"外国专家"给中国个肯定,潜在含义就是:你看,连外国人都肯定和表扬了。不合则"恶臭"中国什么什么方面还十分落后,急需进一步与国际接轨,否则就如何如何的吓中国人。我一直在想中国的"精英"如此这般的目的大概是好的,可能是想让西方世界认为,你看,我们和你们都快一样了,你们不能再把我们当成"外人"了,干脆把G8 该成G9算了。然而事实不如"精英"意啊,更是让咱们中国人真的一点都不爽。仅仅这一年多来,"西方"各路人马先是借力打力,借中国欲通过举办"奥运会"的契机,树立中国在国际社会上的正面形象的强烈愿望,各显其能,贬低、丑化中国。漫骂中国的、责难中国的、威胁中国的、刁难中国、趁火打劫中国的五花八门、层出不穷,真是花样翻新,不可胜举。后是借"3.14西藏暴乱"变本加厉的指责中国,妖魔化中国,在各种国际舞台上打压中国,其阻滞或者是尽量迟滞中国经济崛起,打压中国的国际生存空间,昭然若揭。真可谓"亡我之心不死"啊。

  在中国的北方,俄罗斯帝国,借能源优势和辽阔的国土,从分崩离析和政治改革的阵痛中恢复元气,如一轮红日,成为当今世界冉冉升起的政治、经济新贵。今天的俄罗斯国内政治民主、社会稳定,经济迅猛发展,军事威逼欧美。昔日苏联帝国的霸主地位已经隐隐可窥。当前,中国与俄罗斯的表面暧昧关系,仅仅是利益、利害关系,漫长的边界线上的边界、领土等遗留问题,国家与国家之间争夺国际空间和主导权等问题,随着俄罗斯帝国的迅猛复兴,北极熊鲸吞中国利益的历史恍如昨天。旦夕不敢高枕。翻开历史,让中国人倍感羞耻和凄凉甚至是无奈的失地(贝加尔湖以南150万平方公里)、裂国(中国地图——桑叶变烧鸡,中国的蒙古人聚居区变成了"一国一区"蒙古共和国和内蒙古自治区,所幸没把蒙古全给我们弄成"大呼拉尔")且永无收回指望的"民痛国耻",既不是小日本帝国的"肘腋之患",更不是八国联军的"以武通商",恰恰是俄罗斯。历史上每当俄罗斯空前发展和强盛时期,都是古老的中华民族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等倍受欺凌的苦难时期。烧鸡之侧,站一北极大熊,寝食南安啊。

  在东南,千年海患均系日本所为。二战以来,日本军国主义,随着其令世人震惊的经济成就,借尸还魂,以"自卫队"之虚名,行打造亚洲"第一军"之实,其海军、空军现代化程度和实力独步亚洲,同时其潜在的军事科技实力,远在亚洲其他国家之上,连美国佬的军事科技界专家对日本的众多军事或者可迅速转化为军事用途的科技、工业能力都大为震惊、大跌眼镜。惊呼:如放手日本,其军事能力可在5—10年内,叫板太平洋海空主导权,甚至将抗衡美军在亚洲的军事存在。同时日本高层和社会精英千百年来,惯性思维"胜中国而后胜世界"的梦魇至今并未灭迹,只是更加理性的变成了"灭亡中国虽已不能,遏止中国必下痛手"的 "日本主亚"的国家思维模式。东瀛海患,千年未变。对于今天的中国。 "倭寇""鬼子"岂只是称谓、名词挂在嘴边而已,真真切切的还在我们的家门口溜达徘徊。据共同社报道,日本和美国在2007年2-3月份间举行的由两国外交和国防部门的主管和相关人员参加的日美安全磋商委员会会议上,讨论台湾海峡"有事"时,日美两国如何应对。深可忧也。

  台湾问题对我们所有的中国人而言,真真是亲痛仇快,如梗在咽。台湾问题成了世界各国和各种势力影响中国、要挟中国、讨好中国、丑化中国的撒手锏和外交王牌砝码。台独势力甚嚣尘上的现实并不因陈水扁政府下台而有所改变。台湾80后甚至再往前点青年一代,已经在李登辉时代和民进党执政八年来的"去中国化"教育下,几近与大陆陌生,甚至一些青年都不知道中国的长江、黄河、长城,不知道中国的首都是北京。马英九代表国民党重新执政后,台独势力虽有所收敛,所造成的两岸军事对峙虽有所缓和,但两岸隔绝以久,两岸隔绝依旧,"两岸一国"在台湾社会的认同程度特别是青年一代中的认同程度,有识者甚至怀疑国人是不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式自我安慰:所谓两岸骨肉同胞,血肉相连,祖国统一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所有炎黄子孙的共同心愿等话语疑似妄语。新加坡90%以上都是华人,和我们也算是"骨肉同胞,血脉相连",不知道新加坡政府有无令炎黄子孙振奋的想法。同时,台湾已经演变成为一个国际上公认的民主政权,国民党已经是放下枪杆子的完全现代意义上的政党,靠选票吃饭,靠选票执政的,"统独"问题在我们看来是中华民族至大至伟的民族问题,但在台湾,包括马英九在内的新执政团队,以及国民党团队,并不一定能够这么"认真"的看,因为今天的台湾已经完全"上了西方民主政治的当,已经走上了民主政治的不归路"。岛内政治生活、岛内政策导向、 "马政府"及其国民党不但没有"左右"的份儿,相反,还必须的紧跟岛内民心向背不"掉队",否则就"掉权"。民主政治的伟大成就就是把人民放出了"笼子",把政府和权力关进了"笼子",乔治.布什所言不谬。所以,"统一问题"台湾"马政府"绝难有作为。至于"两岸三通""陆客游台"等花拳秀腿的两岸经贸往来等问题,只要不涉及主权问题,大陆是什么动机我不敢乱自猜度,但台湾孤居小岛,少有政治性国际空间,加上因陈水扁"急独"与大陆八年紧张对峙造成的经济凋敝,民怨沸腾,抱者有奶便是娘的态度恐怕台湾选民会感觉最好。但必须明白,马英九及其国民党,可不是高举"祖国统一"的大旗赢得大选的,而是高举"两岸和平共处,承认九二共识,一中各表,全力发展台湾经济民生,全力维护台湾民主政治,清廉反腐"的大旗赢得选票的。我们甚至可以说马英九及其国民党赢得台湾大选,与祖国统一无关。

  在西南,印度问题随着双方的经济发展,其重要程度和因边界问题而引发的矛盾,已影响并正在进一步影响两国关系的各个方面。至于为什么中国人将印度人呼为"印度阿三",我一直不明白所为何来,我们曾经在60年代与印度军队较量过,虽然小胜,但"问题"并没有解决,"麦克马洪线"依旧是横亘在中印两个文明古国之间的"看不见的战线",依然是中印两国纠葛不清和"走火"的导火线。近年来,中印经济都得到了长足发展,尤其是印度,高度重视军事装备的发展,内引外联,加快其军事现代化,并已经成为国际社会承认的核国家。近年来,印度倾其国力,加大海空军建设,构建以航母为核心印度洋大型舰队,试图主导印度洋的海空权,并挟在南亚地区无可争议的"第一国土大国",意图成为南亚地区的主导国家。同时近年来,印度军队一些高级将领散布中国威胁论,并以中国为假想敌多次进行军事演习。我从来反对一些人以"印度阿三"的称呼小盱印度,印度国大民众,与中国并为四大文明古国,其软件工业领先世界,独步天下。假以时日,印度这个"孟加拉猛虎"可谓中华民族生存发展之劲敌。中国的大西南,谁人敢说"天下太平"?

  在国内,藏独问题、疆独问题等深刻困扰着中国的民族政策导向和国际政治影响。严重困扰着中国西北、西南广大地区的长远发展。

  中国需要一个强大而稳定的政权。不管现在谁执政,只要是力图发展经济,力图民族振兴,全力维护领土完整,就让我们全力先维护之吧。因此,中国目前不是争论什么政治变革、文化思潮、意识形态等问题最佳时机。中国一旦陷入内乱,国家必然四分五裂,那些欲陷国家于乱者,必将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当有一天我们发展到让世界上的所有对手都闻风丧胆的时候,谈啥都可以。但不知道那一天会不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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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7月12日 星期六

周天勇:中国经济的危机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在政治上遭到了西方列强的瓜分,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中国在经济上再次遭到了西方列强的瓜分。所不同的只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列强是用各种条约瓜分了我们,现在西方列强则是用各种规则在瓜分我们。中国被瓜分的主要标志,就是正在成为西方发达国家随意挤压的"奶牛",身上被国际垄断资本插满了财富吸管,用断子绝孙的资源毁灭式开发,所透支形成的巨大财富,如同长江大河般的流向西方发达国家,提高了西方发达国家的生活水平,带动了整个世界经济的增长,却唯独牺牲了中国人民的福利,不仅是牺牲了这一代人的福利,更可怕的是掏空了子孙后代的资源基础。可以说,用牺牲子孙后代资源基础的办法,来换取一代人的富足,已经是一种犯罪了,更何况这种资源的毁灭式发展,连这一代中国人都没有享受到,完全被这一代西方人给消耗掉了。

  这就是为什么同样约30年的经济起飞,日本工资赶上了美国,中国工资却只有美国3%的原因,这就是为什么掌握了70%财富的0.02%(最新统计)的人口拼命向国外转移财产和亲属的原因,这就是为什么在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人民会重新陷入"三座大山"压迫的原因。并且国际垄断资本对中国已经做好了奶挤干净后的杀牛准备,这就是通过金融市场股市和汇市的对冲操作,将中国最后的剩余资产全部卷走。

  一、就经济总量来看,被称为世界经济发动机的中国,用自己的资源、环境和国民健康,为西方国家贡献了惊人的财富增长。以至于总共九届的财富论坛,有三届在中国召开。中国已经连续四年,以仅占全球4%的GDP总量拉动了全球经济增长的15%,四年为世界贡献的GDP总量约1.5万亿美元,相当于12万亿人民币,按照去年全国工资水平计算,相当于全国城镇职工6年多的工资总额。中国对世界经济贡献之大,从世界资源价格的疯狂上涨中反映的最为明显,这些年由于中国进口导致世界矿产品价格以年均 70%的幅度上涨,世界海运价格更是以年均170%的幅度疯狂上涨,中国进口产品价格的疯狂上涨,和中国出口产品价格的疯狂下跌,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史上最不可思议的怪异现象。中国对亚洲的贡献更是让人惊叹,亚洲地区出口增长的100%来自中国,正是中国推动亚洲经济走出了1998年金融危机时的困境,特别是亚洲经济大国日本,进入21世纪以来对中国出口一直保持两位数增长,约占日本出口增加额的70%,日本自己也承认"对华贸易支撑着日本以出口为主导的经济恢复",是日本摆脱危机泥潭,经济恢复繁荣的一个主要原因。

  可是,经济发展是有代价的,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对世界、亚洲包括日本经济做出巨大贡献的代价,就是中国资源和环境的巨大灾难性破坏。百分之八十的江河湖泊断流枯竭,三分之二的草原沙化,绝大部分森林消失,近乎百分之百的土壤板结。据日本海关统计,十多年来,每年中国出口日本的筷子,就要砍伐200多万棵树,10年中国出口日本的方便筷子总计约2243亿双,中国林业专家计算,为生产这些筷子而毁灭的山林面积占中国的国土面积的20%以上。在资源消失的同时,生存环境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威胁。中国三分之一的国土已被酸雨污染,主要水系的五分之二已成为劣五类水,3亿多农村人口喝不到安全的水,4亿多城市居民呼吸着严重污染的空气,1500万人因此得上支气管炎和呼吸道癌症,世界银行报告列举的世界污染最严重的20个城市中,中国占了 16个。全国668座城市三分之二被垃圾包围,这些垃圾不但扩大着农田占用面积,更加威胁着基本生存环境,在自己的垃圾因不能处理而越积越多的情况下,却还在大肆进口西方发达国家的垃圾,中国已成为西方发达国家倾倒垃圾的垃圾场,美国对华出口三大物品之一就是垃圾,并且是美国对华出口增长最快的物品,南方一些垃圾进口地区的动物已经完全灭绝,植物严重变异,人的健康状况日益恶化,一些地区甚至多年没有一个体检合格的应征入伍者。即便单纯算眼前的经济账,其损失也是相当惊人的,仅2003年中国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的经济损失,就占当年GDP的15%,我们在为世界经济增长贡献15%的同时,却是我们自己每年扣除15%.

  不仅自然环境恶化,社会环境同样恶化,1979年到2003年,每万人刑事案件由5.5件增加至34.1件,增加了6倍,以年均7%的速度递增,如果再考虑到立案标准的不断降低,差别更为悬殊;社会死亡率不断上升,每10万人死亡数由1979年的4.4人增加至10.6人,以年均3.5的速度递增;2003年卫生部公布的传染病发病率比上年上升 6.7%,死亡率上升了37%.中国人从原来不知道防盗门窗为何物,到现在防盗窗已安装到了楼房的七层以上;由于流氓遍地防不胜防,全国企业早已不再安排女工上下夜班;有毒食品已经100%的覆盖了全部行业,每天人们咽进肚子里的食物究竟是什么,只有天知晓;性早熟现象已经蔓延到了学龄前儿童,未来的身体和寿命可想而知;约2000万少女被迫卖淫,创造的收入占GDP总量的6%,相当于一万多亿人民币,这种肉体积累是世界历史上除日本之外绝无仅有的现象;中国人的平均身高比日本人低了2.5公分,由以前低头看日本人到现在抬头看日本人,小日本真的成了"大日本";《参考消息》报道,中国每亿元GDP工伤死亡1人,2003年死亡达13.6万人,以此推算,今年工伤死亡人数将达到20 万,"是名副其实的带血GDP",其实这个死亡数字不过是冰山一角,能够统计到的死亡数字,要么是国有企业,要么是死人较多的特大事故,私企和外企平常死个把人根本到不了统计部门,而私企和外企用工数量远远超过国有企业,如果考虑到这个因素,每年死亡人数至少相当于一场南京大屠杀。

  二、就外贸来看,中国向西方发达国家惊人的财富"输血",已经使中国在经济上落入最悲惨的殖民地状态。中国出口产品价格之低近乎白给,历史上除了当初白种人到非洲猎获黑人不付钱之外,还没有任何一个殖民地被贸易掠夺到这个程度。对照一下外贸和发达国家市场价格就会发现,外贸利润的95%以上被外商拿走了,去年我国出口177亿件服装,平均每件服装的价格仅为3.51美元,平均每双鞋的价格不到2.5美元;在美国市场上流行的芭比娃娃的价格是10美元,中国苏州企业所得仅0.35美元;罗技公司每年向美国运送2000万个"中国制造"的鼠标,这些鼠标在美国的售价大约为40美元,中国从每个鼠标中仅能得到3美元,而且工人工资、电力、交通和其他经常开支全都包括在这3美元里。我们就是用这不到5%的利润,积累了一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意味着我们同时为国际垄断资本贡献了20万亿美元,相当于160万亿人民币,几乎是全国80年的工资总额。

  在中国入世五周年的当天,中央电视台反复播报,中国入世五年来为美国家庭节省了五分之一的生活费用,美国摩根士丹利公司的调查也显示,美国消费者因购买中国廉价产品而节省下来的金钱高达1000亿美元。日本人因为买中国筷子比洗筷子还便宜而用过就扔,同样因为太便宜,早已不烧煤的日本却每年从中国进口2000多万吨煤炭用来填海,变成人造煤矿储备能源。中国潮水般涌入西方发达国家的廉价一次性商品,虽然毁灭的是中国资源,却连西方国家一些有良知的人都被震撼了,纷纷呼吁改变一次性消费,并衷告中国要保护资源。

  外贸利润的绝大部分被外商拿走了,在中国经营的企业更是对工人敲骨吸髓的降低成本,"富士康事件"发生后,美国苹果公司和英国金融时报先后来中国的调查显示,富士康公司15万打工妹每天工作15小时以上,月工资不足50美元,还不到美国同类工人2小时的工资,就是这点儿工资能不能按时拿到,都是个未知数,如此低的工资已经把现代社会的工人完全变成了奴隶社会的奴隶,绝大部分打工妹打工仔之所以能够在几乎白干的情况下坚持下来,是因为他们梦想着有朝一日能变成城市人口。

  对他们来讲,白干不可怕,可怕的是伤残。被外商拿走95%以上利润的老板,根本不可能支付劳动保护费用,伤残便成为工人最可怕的噩梦了。据志愿者曾飞扬的调查,作为中国出口基地的珠江三角洲,每年仅冲床工人发生的断指事故至少就有3万宗,被机器切断的手指头超过4万个。这还是在机器设备中占比例极小的冲床事故,其它绝大部分机器设备造成的工伤事故有多少,是一个永远不为人知的数字,当地政府部门为了维护社会稳定,决定不再做工伤事故统计。不过此前对深圳800万民工的调查显示,每五个人中就有一人受过工伤或患过职业病,深圳有的厂家两年就换一茬工人。为了防止伤残工人打官司影响经济效益和社会稳定,珠江三角洲一些地区把外来民工正常的诉讼时间拉长达到三年以上,迫使伤残民工因耗费不起钱财只能放弃权益,回农村了此残生。滚滚珠江水,流的都是民工的血和泪啊。

  谈到民工的代价,让人不能不想起震惊世界的中国矿难,2001年到2005年,全国煤矿死亡10 人以上的矿难平均每周一次,中国每年出口8000万吨煤炭的代价,就是每年平均死亡6000多人,相当于每天死亡近17人,这还是政府部门的统计数字,实际死亡人数肯定远远超过这个数字,即便按照这个统计到的数字,中国每百万吨煤的死亡率是美国的100倍,是俄罗斯和印度的10倍,死亡率位居世界之首,死亡人数超过世界其它各国的总和。在无数死难矿工如山的骨灰之上,堆起了国际垄断资本的滚滚利润和中国矿主的惊人财富,今年北京国际车展上,一位擦着鼻涕的矿主要买几百万一辆的法拉利轿车,当车模小姐告诉他这车很贵时,这位矿主"啪"的鼻涕一甩,指着车模小姐喊道:"开个价吧,连你一起买走",最终几位矿主从车展上买走了80多辆法拉利轿车。这种极度扭曲会的资本家,包括殖民地的统治者,都不可能出现,只有殖民地经济的"二狗子"才会扭曲到如此地步。

  三、就外汇来看,中国用民工的如河血泪和矿工的如山骨灰,换来的巨额外汇完全无偿的奉献给了美国。面对中国空前的资源劫难和百姓劫难,中国主流经济学家却是一片欢呼,声称我们赚取了宝贵外汇。我们的确拥有了一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但是这些外汇储备与其说是中国的宝贵财富,不如说是美国的宝贵财富更加准确。一方面,一万亿外汇的三分之二以上都是美元资产。美元是什么,说穿了就是美国印刷厂印刷的纸张,美国想印多少就可印多少,随着美元印刷的增加和美国经济的减弱,中国血汗换来的外汇在随着美元大幅贬值,用欧元计算的美元资产,几年来已经贬值 50%,中国外汇储备中7000多亿美元蒸发掉了一半,蒸发的购买力相当于中国去年全国的工资收入,今年按人民币计算的外汇储备又蒸发掉6%,相当于 600亿美元,超过了全国医疗教育养老资金的总和;另一方面,我们外汇储备的绝大部分都是购买的美国国债,过去动员人民有句话,叫做"购买国债支援国家建设",现在我们则是通过购买美国国债来填补美国财政赤字,用巨额外汇储备平抑美国物价,降低美国人的生活费用,支援美国国家建设。

  不仅如此,美国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反过来又以我们贸易顺差的巨额外汇为理由,压迫人民币升值,并勾结国内买办集团,用外汇储备的大幅度贬值,来要挟中国政府高价进口西方国家产品。中国进口商品价格之高,同出口商品价格之低,同样令人震惊。中国进口高档轿车价格,高出海外市场价格两倍以上,劳斯莱斯"幻影"型系列的海外零售价约四十万美元,但在中国的成交价格达到了数百万,就在不久前,北京一位房地产开发商以二百多万美元,买走了一辆劳斯莱斯最昂贵的"幻影"型轿车。进口中档轿车价格也高于海外市场一倍左右。进口化妆品和奢侈品的价格,更是高的离谱,简直就是公开抢钱,中国南方奢侈品展览会上,一件翡翠首饰价格高达8000万人民币,随后举办的上海第二届奢侈品展览会,四天成交额就超过5 亿元人民币。世界奢侈品公司正在潮水般涌入中国,各地开设的店面已超过300家,许多国外地摊上的廉价货也拿到中国当高档商品卖,价格上千元的法国干红,在当地不过是地铁乞丐都经常喝的驱寒饮料。拥有知识产权的进口产品价格更是邪乎,微软W98操作系统美国上市价格是50美元,相当于400多人民币,不到一个蓝领工人2小时的工资,拿到中国来卖6999元人民币,相当于北京工人14个月的工资,深圳民工20个月的工资,后来的XP操作系统的捆绑价格更是达到了65000元人民币,这还是有庞大盗版市场的牵制,如果没有盗版市场的牵制,其垄断价格足以让中国95%以上的用户退出电脑领域,中国的信息化水平至少要倒退20年。

  西方发达国家雇佣中国买办集团和主流经济学家,已经成功建立了一个让中国高价进低价出、自己低价进高价出的贸易和外汇体制。通过这个体制,越来越大量的把中国的环境资源和国民健康,转化为西方发达国家的廉价商品,从而使包括日本在内的发达国家随着资源耗费量的增加,不仅没有恶化本国环境,反倒是越来越山清水秀,西方发达国家借助于中国的买办集团,已经成功实现了经济收益和经济代价之间的分离,自己享有经济增长的收益,让中国来承担发展的不良后果。这种向中国剥离发展风险的体制,在人民币汇率和购买力的矛盾走势上也明显表现出来,与美元对外对内一起贬值不同,人民币是对美元汇率升值,对国内的购买力是贬值,这一升一贬其实是把中国老百姓的钱转移到外国老板的腰包里了。

  四、就外资来看,中国一方面用巨额过剩资本支援美国经济建设,另一方面又以牺牲国家资源甚至主权的方式,大规模引进外资,外资经济已成为西方发达国家全面控制中国的经济基础。在全球化的条件下,外资进入中国本身是一种正常经济现象,但是我们引进外资的方式,却正在形成中华民族的历史性灾难。

  首先,外资经济已成为掠夺中国财富的巨大吸管。我国利用外资占GDP的比重已超过40%,外资企业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55.48%,已远远超过许多经济外向型国家的外资比重,截至2005年底,我国实际使用外国资金额为6224.05亿美元,根据世界银行的估计,流入发展中国家的外商直接投资所获得的年平均利润率高达16%~18%,由此估算,2005年外商就从中国赚走了1000多亿美元的利润。世界银行根据发展中国家的一般利润率计算出的这个数字,显然和实际数字相差甚远,因为外资在中国享有的免税、廉价土地、超低价劳动力,以及各种腐败收益,是在其他发展中国家没有的。中国的外资利润率有多高,这是个官方和外资公司都列为高度机密的数字,我们只能从各种渠道进行比较测算,中国垄断行业的利润率是100%至2000%,外资经济的利润率一般不会低于国内垄断行业,许多外资公司也印证了这个推断。美国摩根斯坦利公司由于内讧,爆出的内幕是在中国的利润率达900%.我们权且按照垄断行业最低100%的利润率计算,外资经济每年在中国获取的利润应该在4万亿人民币以上,相当于全国2年以上的工资总额。

  其次,外资进入中国已经不再是主要投资建设项目,而是官商勾结大肆低价收购国有资产。这是一场有计划有预谋的民族大劫杀,第一步是"减二免三"的免税待遇,这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超国民待遇",免税政策赋予了外资公司轻松打垮国有企业的能力。而与此同时,国有企业不仅负担33%(最早是38%)的沉重税负,还要负担职工的福利保障,与不纳税不养工人的外资企业竞争,亏损失败的结局已经注定。第二步就是逼迫走投无路的国有企业实行"减员增效",甩掉6000万职工,如同占有一个妇女之前先让她丢掉孩子一样,剥离出一个干干净净的资产,坐等外资公司前来吞并。第三步就是廉价收购,以极其低廉的价格甚至零价方式大肆收购核心产业大公司或各个行业的龙头公司,外资收购已经使中国本土制造业在工业增加值中的比重降低到了26.5%.并且收购价格之低,远远突破了经济大危机后的资产收购价格,在公开资本市场上收购价格不到资本价值的5%.比如以强大国内银行网络为支持的银行系基金管理公司,把三分之一的股权以每股1元的价格卖给了外资公司,外资公司投入不过几千万,一年后不算资本增殖,仅每年就所得利润就有上亿元。

  在金融不良,外资公司所得更是惊人,前面提到的美国摩根斯坦利公司,就是在和国家四大资产管理公司之一的华融公司的合作过程中,创造了900%的利润率,并且形成了举世闻名的"华融模式".其实目前银行拿出的4万亿金融不良资产,其中相当一部分都是外资公司凭借免税政策,打垮国有企业后形成的,等于是先打死别人的丈夫再白白占有别人的身子。可悲的是最终我们不仅是4万亿金融不良资产会白白落入外资手中,还要再为这落入外资公司的4万亿不良资产另外买单。道理很简单,许多不良资产在我们手上是不良资产,到了外国人手上就不是不良资产了,外国人很懂得中国"官怕洋人"的道理,他们会通过打官司的办法,逼迫地方政府从中国再划走4万亿资产。

  第三,目前外资对中国的扫荡不仅是掠夺经济资源,已经开始了对中国政治资源的瓦解和毁坏。由于外资在扫荡过程中形成了地方政府巨大的GDP政绩,再加上官员个人的巨大利益,便形成了各地政府对外资的疯狂争夺,给外资的优惠条件已经超出了经济领域,把以往帝国主义在华租界的政治法律特权都搬了出来,不惜牺牲国家主权吸引外资,由于资本成份越来越复杂,现在各地的政治法律特权已经扩展到了所有资本。

  《法制晚报》7月上旬的一篇报道,河南沁阳市规定了12条5000万以上投资者享有的各种政治法律特权,其中包括可以不受交通法规的制约、医院看病享受半价、子女随便选择学校、出入娱乐场所(赌博嫖娼)不受公安机关检查等,还规定每月1至 25日为企业"安静日",包括司法机关在内的全市任何部门不得进入企业,违者立刻开除,已有7名公务员因进入企业而被开除。其实像河南沁阳这类规定在东南沿海地区早就出现了,广东一位市政法委书记在解释为什么要让法院判决民工败诉时,竟然对着中央电视台的镜头就敢赤裸裸地说:"很简单,我这里民工多的是,引进外资却很难,不替外资说话替谁说话?发展才是硬道理,这是小平同志说的。"

  进入中国的许多外资公司大老板,也由最初单纯的贿赂收买官员,逐渐的发展为支配和教训中国官员,据说北京市副市长刘志华,就是因为违背了一家外资公司的利益,立刻就被公开了其腐败淫乱的录像带。

  五、就海外上市来看,与外资进入中国的掠夺性相反,我们进入西方发达国家的公司却给当地投资者带去了惊人的丰厚回报。中国石油公司当初在美国上市融资不过29亿美元,上市四年海外分红累积高达119亿美元。仅中国石油、中国石化、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四个公司四年海外分红就超过1000亿美元,值得强调的是,上述公司的盈利完全是来自对国内消费者的掠夺,要么来自于中国石油资源的涨价、要么来自于国内手机双向收费等高额收费,这实际上是把中国人的钱财收集起来送给外国人。外国公司抽取中国财富已经够可怕了,中国国有公司也帮着外国人抽取中国财富就说不过去了。像上述四个公司目前中国不下一百家,如此规模地海外分红,不仅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承受不了,即便是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也肯定会被分成第三世界的!

  要知道,我们目前全国的社会保障支出也就是3000多亿人民币,2004年全国的低保资金,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加起来,也不过才200多亿人民币,仅相当于上述四家公司一年海外分红的十分之一(每年合人民币2000多亿)。国有企业是全国人民的企业,应该为全国人民服务,而不应该只考虑外国投资者的利益。

  据卫生部第三次卫生服务调查,目前全国50%以上的城市人口、87%的农村人口无任何医疗保障,中西部地区约80%的人,因为看不起病住不起医,超过 50% 的农村中小学基本运行经费难以保证,超过40%的小学使用危房,40%的小学缺少课桌板凳,接近40%的农村小学交不起电费,有电也不敢开灯。

  西部地区有的农村教师一个月工资只有40元,甚至个别女教师被迫在课余时间偷偷卖淫为生。据中国人民大学和香港科技大学的联合调查,2004年中国基尼系数为0.53左右。另据国家统计局城乡住户抽样调查,城乡平均贫富差距已从1978年的2.7倍扩大至2003年的7.4倍,25年中扩大了4.7倍。在经济持续多年高速增长下,贫富差距的迅速扩大和贫困的惊人增长,根源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国内制度因素了,而是国际垄断资本对中国进行经济殖民化的结果。

  六、最后从开发区来看,全国持续多年的争建开发区热潮,已经成为毁灭资源,外资对中国进行制度性掠夺的一种方式。据国土资源部提供的资料,自1996年至2003年的七年间,中国耕地面积已由19.5亿亩减少到18.5亿亩,7年减少了1亿亩,平均每年约减少1429万亩,比两个海南省还要大,等于每年消失两个海南省这般大的耕地。中国人均耕地只有1.43亩,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40%,2003年,在全国已经有6个省的人均耕地低于零点八亩警戒线。2004年中央对全国近7000个开发区进行清理时,仅开发区新上项目占用土地面积就达7400万亩,其中有百分之四十是开而不发,造成大量土地闲置,更让人痛惜的是大批良田已经被渣土彻底毁掉。国土资源部有关负责人说,各种名目的开发区面积已超过了祖祖辈辈建成的中国全部城镇用地面积的总和。越来越多的城市走上了"苏州模式"的发展道路,即依靠廉价土地吸引外资。

  据一份统计报告称,以廉价土地吸引外资的苏州,GDP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将消耗掉5000亩以上的耕地。在每年18%的高增长速度下,耕地每年以近10万亩的速度在消失。用廉价土地吸引外资,究竟白白送给外资多少财富我们无从计算,但是从丧失土地的农民损失中可以折射出一个惊人的天文数字。据有关专家统计,丧失土地的农民得到的补偿款在5—10%之间,10年农民损失10—20万亿,把农民世世代代赖以为生的土地剥夺过来送给外国人,无论怎么说都是一种卖国行为。

  用廉价土地吸引来的外资,又通过土地增值做起了房地产生意,把中国土地增值变成了外资的利润。国土资源部耕地保护司司长潘明才近日指出:从2005年的情况看,全国新增建设用地出让纯收益应该为763亿元,而中央和地方实际收缴的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只有214.5亿元,其中550亿流入了外资房地产公司,也建设说,仅去年一年,全国新增建设用地使用费就流失近 550亿元。

  大家可以想一想,我们国民的工资收入变成了外资的利润,我们子孙后代的资源变成了外资的利润,我们恶化的环境变成了外资的利润,我们的国土也变成了外资的利润,那我们国家最后还有什么呢?1840年以来,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要的不就是这个结果吗?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后,中国对西方列强的赔款总额是13亿银元,相当于当时3亿多英镑,从我们上述任何一项中拿过来的损失,都超过3亿英镑(即便考虑到币值变化)。

  另据一项不完全统计,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的14年里,按1937年的币值计算,日本侵略给中国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1000多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达5000多亿美元,掠夺煤炭5.86亿吨,木材1亿立方米。我们现在20多年间煤炭出口20多亿吨,其中出口日本煤炭按照每年2000万吨计算,也是5亿多吨,出口日本的木材相当于中国国土20%的森林面积,更是超过了1亿立方米。

  我们1840年以来的民族救亡和民族独立战争还有什么意义?有人可能会问,中国是怎样落到目前这种"国际奶牛"地位的,或者说,西方国家是怎样利用中国的开放机会,成功的实现了对中国经济的殖民化转变的?

  其中的原因有很多,大家可以写出许多大文章大著作,在此只是指出一点,就是买办集团和汉奸集团的作用,中国进出口贸易的相当大部分,是控制在海外经商留学的高干子女配偶手中,十几年来不断跑出去的类似民运派的人也参与了越来越大量的进出口贸易。据有关报告披露,截至2005年底,仅海外高干子女亲属经营的中国进出口贸易每年就达一千多亿美元,拥有财产六千亿美元以上,海外定居的高干亲属子女已经超过百万,其中高干配偶子女有二十万人,再加上加入外国国籍的各种文化精英越来越多,活跃在国内政策咨询领域的各种知识精英也在积极为外资说话,所有这些利益已经不在国内的人,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国家政策的选择,这是外资能够成功将中国经济殖民化的一个重要因素。

  随着越来越多的政治精英(亲属)、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加入外国国籍,中国经济特别是地方经济将会越来越深的陷入外资的掌控之中。前面提到的国际资本将要对中国发动的金融打击,将是最终全面肢解中国的最大危险,美国、英国和日本等西方国家的研究报告都提出了要在21世纪永久性的解决中国问题,所谓永久性解决,就是像前苏联解体那样,把中国肢解为许多小国。

  作者介绍:周天勇,男,1958年生,经济学博士,教授,中共中央党校校委研究室副主任,北京科技大学博士生导师,1980年从青海省民和县考入东北财经大学(原辽宁财经学院)基本建设经济系,1992年获东北财经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1994年调入中共中央党校执教和从事研究至今。 社会兼职有:中国城市发展研究会副理事长兼城市研究所所长,国家行政学院、北京科技大学、东北财政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等教授,国家发改委价格咨询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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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鸣:也谈对三十年“中国奇迹”的反思

  关于近三十年(1978——2008)的"改革",已经有不少人写了"反思"的文章,有左派的,有右派的,也有自认为"中间"派的。我谈的只是我个人的看法,称不上"派",虽然难免被别人看作是什么什么"派",那也无所谓。问题在于什么是"反思","反思"什么,针对"谁"反思,以及最后,"反思"希望达到的目的是什么?

  先谈什么是"反思"?当然,具体的应该是:什么是对"三十年'中国奇迹'的反思"?

  三十年,从1978到2008,这是一段历史,在这段历史中,中国发生了巨大的(更主要是经济的)变化。这种"变化"有目共睹,不仅让世界感到惊奇,视为"中国奇迹",我们自己也自觉"沧海桑田",既剧烈地痛苦着,也剧烈地痛快着。问题就出在这里,所以需要"反思"。什么是"反思"?"反思"即以一定思想的深度,去努力透视这段历史,这段既痛苦又痛快的历史,看看究竟是痛苦掩没痛快,还是痛快掩没痛苦?究竟是痛苦将更延续,还是痛快将更延续?究竟是总体文明前进了,还是相反,倒退了?等等,最后是,说出具有一定思想深度(反思)的因果(来龙去脉和种种的为什么),展望或预言未来变化的种种可能,并提出相应于自己希望的种种措施或补救办法。

  下面谈"反思"什么?我只谈我自己将"反思"什么。我是一个哲学和人学的思想者,不想反思涉及太多具体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问题,虽然这些问题给予我的困扰并不少;因此,我"反思"的东西主要还是更集中于思想问题本身,这在别人看来,或许不是太重要,不过我还是觉得值得一试,因为毕竟无论政治、经济、文化,事实上都来自思想和思想的动力。

  谈到这三十年,就不能不谈到紧接着这三十年的前十二年(1966—1978),这十二年是著名的"文化大革命年";也不能不谈到更前的十七年(1949—1966),这是共产党领导的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年"。甚至还不能不附带谈到更前的两千多年,这是由孔子及其儒家的思想传统所笼罩的帝王将相的"极权专制年"。正是缘于此,下面我要提出一个可能与众不同的问题和"观点"。

  为什么近三十年中国能有如此翻天覆地的经济"巨变",或称"中国奇迹"呢,而且这种"巨变"可能还要继续延续下去至少十到二十年?其中最关键的精神或思想动力的奥秘究竟发生在哪里?

  我的回答是:这是十多亿中国人对于前三十年(1949—1978),前三百年,乃至前三千年历史的一次(全人类中)"史无前例"的精神(压抑)大反弹的必然的产物。造成这次精神(压抑)大反弹的活的"机关",正是同样"史无前例"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换言之,如果没有"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十多年",就将不可能会有这同样"史无前例"的创造"中国奇迹"的三十年。严格地讲,这三十年的"奇迹"决不能单纯归功于任何偶然性的个人或团体,而只能归功于所有直接或间接经历过中国前历史苦难的全体中国人;同时,还不能不看到,经过前三十年、前三百年,甚至前三千年,全体中国人的精神(思想),与世界人类,尤其与西方人类之间的巨大的落差,正是这种巨大的精神(思想)落差,既形成了中国人史无前例的精神(压抑)大反弹,也相应形成了中国人有可能搭上世界经济发展"大便车"的巨大的机缘。在我看来,这"三十年"所发生的"巨变",纯粹是属于中国乃至世界的过去历史的"必然",所以,其间一切可能性的"偶然"全都只能共同归化为这个历史性的"必然"。为什么是这样?

  首先必须弄清楚,中国历史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历史?我回答:是一个"偶像"、"偶像崇拜"和众多(老百姓)"玩偶"被玩弄的历史,三千年中的历史"偶像",始终都是权力的"偶像",而"玩偶"则是被权力"偶像"们所玩弄的精神和肉体的"木偶"。在孔子及其儒家的思想垄断之下,这种"偶像"、"偶像崇拜"和精神及肉体"玩偶"的历史一直绵延了两千多年,加上孔子所崇拜的"三代",尤其是周公的周代,实际上可以号称三千年以上。

  其次,必须清楚,1949年之后,虽然中国已号称"共和",但崇拜权力"偶像"的儒家的历史传统却始终并没有改变,海外(主要是台湾、香港),乃至近期国内学界,全都咬定中国大陆(共产党)"彻底反传统",甚至还更认为在大陆,两千多年中国儒家的传统已被"彻底中断",所以才发生了悖逆人伦的许多现代"恶事"。事实上,这全都是毫无任何现代学术价值的"新儒家"们的极其无聊的梦呓,我真为中国文人们的这种"黑白"化想当然儿童式的思维感到羞耻。请问,中国人的传统究竟是什么?中国儒家的传统又究竟是什么?不正是权力"偶像"和崇拜权力"偶像"的历史传统么?而这种"传统"在中国大陆,从来就没有"中断"过,不仅没有"中断"过,且经过后来历次的政治运动,权力"偶像"崇拜的风气更加越来越盛,并越来越集中于极少数,甚至最后只剩下惟一的"偶像"。这种传统权力"偶像崇拜"的态势,终于在1966年达到了历史的最高点,并由当时最高且惟一的权力"偶像"——毛泽东本人,亲自点燃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大火"。这场"大火"足足燃烧了十年,直到惟一的权力"偶像"毛泽东本人也离开人世间,这才算最后告终。

  须知,这是什么样的"十年"啊,它是三千年来彻底清除一切权力"偶像",而只留下惟一独尊的"偶像"(毛泽东)的"十年"。对于中国历史来说,这是对权力"偶像"的一次最彻底、最干净的"大清场",这也是两千多年来从来都没有发生过的针对权力"偶像"的"大清场",一切古代现代、中国外国、党外党内的(封、资、修)的权力"偶像",全都被清扫出场。直到1976年,连最后惟一"独尊"的权力"偶像"毛泽东也进入生命的终点,在"民怨"中离开了人间。权力"偶像"在全中国人的心灵之中,突然出现了三千年历史中从来没有过的空前的"大空场"。就在这一瞬间,在全体活着的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播下了中国历史必将发生巨变的"种子"。正是这些"种子",在紧接着的近三十年中结下了丰硕的经济(金钱)"果实"。换言之,这是中国人在前三十年,前三百年,甚至前三千年历史中所积累下来的崇拜权力"偶像"的巨大历史惯性的力量,在获得了转换并奔放的"史无前例"的巨大的历史机遇之后,所必然取得的同样巨大的"史无前例"的经济(金钱)"果实"。

  邓小平先生恰逢其会,这既是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之"会",也是中国历史近三十年与前三十年(包括前三百年、甚至前三千年)之"会"(所以,即使没有邓小平先生也会有别人,或许还可能更好),邓小平先生用"四项原则"暂时悬搁了权力的"偶像",他把"权力"领导的重点转向了"经济"(金钱),他号召"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摸着石头过河"地"富起来"(这是多么缺乏"权威"的话语),而且他还在"八九"事件中彻底毁灭了自己的(权力)"偶像",甚至也包括已悬搁的"四项原则"的(权力)"偶像",等等等等。从此,在中国人的心灵之中,权力的"偶像"和"偶像崇拜"开始了猛烈的历史性的大退潮,用笔者的话来说,即具有三千年漫长的"官场化"的中国历史终于开始动摇了,并将崩溃了,而"金钱"的新"偶像"却突然矗立了起来,更又与世界历史中资本(金钱)主义的"偶像"们挂起钩来,以至获得了搭上世界经济发展"大便车"的同样是"史无前例"的巨大的机遇。

  须知,前面虽然说权力"偶像"被"大清了场",但中国人"崇拜偶像"的历史习惯却远没有大消失,中国人还仍旧需要"偶像"。于是,中国人以十万分、百万分的激情,转向了对"金钱""偶像"的"崇拜"。在世界上,有什么样的"激情"能够比得上十几亿人同时向"金钱""偶像"突然放肆崇拜的"激情"呢?而且这十多亿人全都是曾经长期生活在"一穷二白"的境况之中的人们,他们对"贫穷",有着漫长历史和具体现实中的"刻骨铭心"的感受。大家总听过这样一句著名的中国成语:先置之死地而后生。十多亿中国人正是在首先被置于"文化大革命"的"死地"之后,而终于获得了今天"后生"的人们,而且更又以几千年来对权力"偶像"进行崇拜的巨大的历史"惯性",完全转向了对"金钱""偶像"的崇拜。这是何等巨大的历史"惯性"力量,更又是何等巨大的历史积攒的"激情"?

  更请大家注意:什么是"权力"?"权力"即仅仅由少数个人掌控的"静止"的社会"合法性暴力"的"符号"。而什么是"金钱"呢?"金钱"即最公共地"流动"的社会"合法性财富"的"符号"。过去"崇拜"权力"偶像"的人们,永远都只能充当权力"偶像"的精神和肉体的"玩偶",而今天"崇拜"金钱"偶像"的人们则不然,很可能有一天,他们自己也将成为别人"崇拜"的"偶像"。这就是这三十年,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创造出巨大经济(金钱)"奇迹"的人们的心灵中,最深层的精神(思想)的奥秘,更是精神(思想)的动力。这种精神(思想)的"奥秘"就是完全亮开给全世界,也是没有任何国家或民族可能仿效的,当然也不值得他们去仿效,因为它曾让中国人付出的代价实在是太大太大,简直大到了几乎可能的大死亡、大灭绝、大绝望、大完蛋。如此巨大的"危机"现在依然还在。

  很显然,上述的"中国奇迹"对于中国人自己,事实上也并非都是好事,生态破坏、资源破坏、贫富极化、人心败坏,等等等等,全都在相继发生。毕竟,无论权力、金钱,"偶像"和"偶像崇拜"的历史,都只能是属于模仿他人的低级的欠文明的历史,因为它永远都只能是丧失了"自我"人格的缺乏真正创造力的人们的历史。就算中国人能够以"金钱""崇拜"的精神(压抑)反弹的"激情",把"经济奇迹"再延续十到二十年,如果中国人不能及时提高自身历史"灵魂"的水平,不能把"偶像"和"偶像崇拜"的历史迅速转换成自然(平等、民主、自由)人格的富于自身创造力的历史,那么中国人前期(包括这三十年)成功的"奇迹",就将很有可能,会迅速转变成后期严重溃败甚至极其悲惨的"劣迹"。这其实也就是对中国人的最严重的警告,更特别是对当代中国当政者们的最严重的警告。如果不清醒地看到这一点,他们就将是严重的失职,他们就将很有可能,会成为中华民族历史中永远的罪人。当然,他们也很有机会,可能使自己成为中华民族历史中从未有过的真正伟大的民族英雄。而这一切,全都要看他们自己,有没有这种智慧和勇气,及时抓住这千年难遇的伟大的历史机会。这就是我对这三十年"中国奇迹"的思想状态的反思。

  我的"反思"针对谁呢?我针对我所有的同胞,而并不只针对少数人,更不只针对极少数的领导人。我认为,我们全都共同面临着中华民族的一个极好的时代,我们切莫错过了这个时代。我甚至认为,如果我们都能共同珍惜这个极好的时代,做好自身份内的工作,担负起自己应有的责任,中华民族的未来就将绝对是非常光辉的。作为一个哲学和人学的思想者和著作家,我的确自认为已看到了中华民族未来极有可能的最美好的前景。中国历史的车头,将极有可能就在我们最近的这几代人之中产生最伟大的转向和定位,并从"搭(世界)便车"的状态完全转向独立自行并高速前进的状态。在我看来,中国的历史从此以后,将再也不是"偶像"和"偶像崇拜"的历史了,孔子及其儒家的思想传统必将永远地遭到中华民族的唾弃。中国古代真正的思想伟人,只能是伏羲、老子和墨子,而绝对不是孔子。彻底地唾弃孔子及其传统,这就是我要告诉我亲爱的同胞们的最明确的箴言。很显然,当今的中国媒体,尤其是中国的"央视",全都在盲目地鼓吹"儒家"、"国学"、"孔子",以及种种毫无价值的极权专制者们的"偶像崇拜"的"历史",这绝对是对上述当代中国历史潮流以及当今时代精神(文化)的反动,是最愚昧、最可悲、最卑鄙、最无耻、最邪恶的反动。他们还又在为过去权力"偶像"和"偶像崇拜"的传统罪恶的历史时代招魂。

  最后,谈谈我的反思最希望达到的目的。我想告诉我亲爱的同胞,开弓没有回头箭,历史是没有回头路可走的。"偶像"和"偶像崇拜"的历史将一去而永不复返,已经走到了"金钱""偶像崇拜"的历史阶段,就不可能再回到"权力""偶像崇拜"的历史的老路。任何"偶像",包括由邓小平先生的"四项原则"所悬搁的权力"偶像",都将一定会很快成为历史的过去。中国人的命运,将会越来越进步到只由自然(平等、民主、自由)人格的全体中国人自身去决定。到了今天,中国人只有继续向前走的惟一的路,即是永远告别孔子及其儒家为中国人所设定的"偶像"和"偶像崇拜"的,只能模仿他人的、低级的、可悲的、黑暗的、愚昧的、惨痛的历史老路,从此飞奔向中华民族自然(平等、民主、自由)人格的,富于自身创造力的、高级的、伟大的、光明的、智慧的、幸福的历史大道。

  作者个人网页:www.liming1944.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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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舆:杨志卖刀与杨佳挥刀——从好汉不吃眼前亏说起

  好汉不吃眼前亏,是国人常挂在嘴边的一句俗语。一般的解释是:聪明人能识时务,暂时躲开不利的处境,免得吃亏受辱。就是说聪明人事到临头,要忍一忍、让一让,尽量不吃亏,或吃点小亏别吃大亏。比如,《官场现形记》第十七回就有一句话:"好汉不吃眼前亏,且让他一步,再作道理。"但这句俗语歧义太多,经不起推敲。

  比如,什么叫眼前亏呢?当年水浒好汉杨志曾经落魄街头,都到了卖刀的境地,结果还遭到街霸牛二的戏弄。杨志一怒之下,将牛二斩杀。假如任凭牛二戏耍那就是吃眼前亏,而一怒杀人吃了官司也是眼前亏。到底哪个才是真正的眼前亏呢?其实,杨志不吃的是第一个眼前亏,至于第二个更大的眼前亏,他就顾不了那么多了。只不过,第二个亏离眼前似乎稍微远点。

  当年韩信挎着把剑也一度落魄街头,也遭到街霸戏弄,人家甚至让他钻裤裆。结果呢?韩信还真钻了。假如那时他愤一时之怒,杀了那个街霸,是可以不吃这个眼前亏的,但他肯定要吃更大的亏,他的伟大抱负也无法实现。难道我们可以因此说韩信不是英雄好汉吗?当然不能这么说。韩信吃的其实眼前的小亏,而避免了眼前的大亏,因为还有更重要的事情等着他做呢。这也证明,真正的英雄好汉不是不可以吃眼前亏的。

  那么杨佳报复行凶的行为该如何界定呢?很显然,他跟杨志一样,也属于不吃眼前小亏的。公布出来的盘问记录尽管有两个版本,但都可证实杨佳当时的态度非常强硬,丝毫没有一般草民遇警时的低三下四,也就是说他在人格上始终保持硬朗的姿态,没有吃亏。后来,他被带到警局又受到如何款待,我们就不清楚了。不过,从上海警方亲赴北京商谈赔偿事宜的举动,我们却可以推测出杨佳在上海警局里是吃了不大不小的中亏,否则警察才没那么大闲功夫。但我们知道,以杨佳的性格和气质,属于不吃眼前小亏的主,吃了亏自然还想找补回来,因此才出现了7月1日的报复行动。最终,他无疑难逃法律的严惩,也就是说他还要吃大亏。由不吃小亏,而最终连吃中亏和大亏,这就是杨佳走的路。

  在我们这个国度,自古以来吃亏躲不掉的事太多了。绝大多数人要想平平安安过一生,不想吃亏那是不可能的,而且吃了亏还得认命。中国历史上也留下了一连串吃小亏占大便宜的传奇佳话,如:句践尝夫差的屎终于取得信任被放回越国最终十年报仇,韩信钻人家的裤裆以至全身于乱世终成大业,刘邦面对项羽烹他父亲的鼎镬依旧谈笑自若最后战胜项羽。

  在中国,真正的好汉都是能吃眼前亏,通过忍一时之气,才能活得久远。

  其实,杨佳遇到的事,谁都会再遇到,而且概率肯定还低不了。那么我们该怎么做呢?是做韩信,还是做杨志?这的确是一个问题。

  在一个公法不健全的时代,我劝大家还是别学杨志了。你无法改变什么,也无法以偶然性去触动必然性,还是安安稳稳做顺民吧。假如哪个时候天砸了下来,也是大家一起挨砸。平时还是老老实实地讨生活吧,遇到人民警察还是尽量低三下四的好,谁让人家是公仆呢?

  周舆于天津蛰居斋

  2008年7月10日

  来源:天涯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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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宇斐:国内经济和金融界的“国际化精英”将把中国引向何方?

  一、"国际化精英"是什么样的人群?

  由于学习和工作原因,我认识过不少经济和金融界的"国际化精英",国内和国外都有,甚至有些还是私交不错的朋友,有工作上的,也有兴趣上的。在长期的交往中,我逐渐深刻地认识了这个群体。他们有两点非常相像:1、他们不是树木,而是蒲公英。他们没有根,可以随风飘,他们没有祖国,没有民族,哪里有他们的饭碗,他们就会到哪里;2、他们一生只为一种共同的宗主服务,那就是国际大财团,大投行。这些机构属于哪国,他们实际就会服务那国。也就是说,哪里有养份,他们就吸附在哪里。说白了,就是被西方经济学洗过脑,一切为了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一切为了追求个人的最大金钱财富。

  中国的这类"国际化精英"也一点不例外。所以,只要我们深入研究一下这类"精英"在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是如何把国家经济和金融命脉交给国际大财团和大投行的,我们就会理解他们在拉美、东南亚引发的所有经济和金融危机,明白他们将把中国经济引向何方?

  二、墨西哥现在的真实情况怎样?中国又如何?

  墨西哥这个国家非常非常值得中国各方面专家深入研究,因为对于当今中国面临的问题和危机和解决方法来说,她太有借鉴价值了。国内研究的专家学者很多,研究的内容也很丰富,但从来没有人研究过这个国家的经济和金融界的"国际化精英"是如何引导这个国家的。我比较熟悉现在这个墨西哥。不仅长期深入地体验过这个国家的真实生活,也认识过一些该国资深、有思想、有头脑的知识分子,和他们深入讨论过墨西哥的政治和经济情况。我一直很感兴趣研究这个国家的精英,认为该国经济和金融界的"国际化精英"对墨西哥的影响在第三世界国家具有非常强的代表性。所以,我研究他们,深入分析了他们的学习工作背景,在国内的所作所为,对该国国运的影响,从而对比分析像他们那样的中国同类型"国际化精英"将为跨国金融机构、大财团干些什么工作,他们将把中国,还有,能把中国推到一个什么样的境地。我简单总结比较一下,应该已经比较清楚。

  墨西哥地理上属于北美,人文上属于拉美;以前曾经自认拉美大国,现在自称北美大国。二战后,墨西哥曾经涌现出一批有些远见卓识的民族精英,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拉萨罗。卡德拉斯总统,在这批民族精英的努力下,墨西哥曾经成为拉美最具有独立自主精神、最有辨证思想、最有发展经验、最有挑战霸权勇气的大国,也曾经在拉美具有巨大的影响力。上世纪80年代后,墨西哥不断涌现了一批"国际化精英",彻底改变了墨西哥的发展方向。如今,墨西哥自赞全球化最彻底、对外最开放,已经脱拉入美,彻底变成了美国的附庸。然而,真实的经济情况其实很悲惨,农业几乎完全破产,工业几乎全由外资掌控,金融业基本全属美欧机构。由于政治经济过度媚美,完全游离在拉美大家庭之外,不受拉美国家的欢迎,对拉美几乎失去了所有影响。墨西哥的经济和金融界的"国际化精英"是怎样引导墨西哥走向这条路的?

  墨西哥国土面积广大、地理位置独特、人口众多、经济规模在拉美数一数二,本来是拉美大国。二战前后,墨西哥历史上最有独立自主发展思想的领导人卡德拉斯总统和他的"同志们",包括政治和经济领域的民族精英,领导墨西哥走上了"进口替代工业化"的道路,成为拉美工业化的领头羊。但是,他们的独立自主精神其实还有很大缺陷。他们的发展思路其实是欧洲战后凯恩斯主义,或者说结构主义直接移植到拉美的结果,强调政府主导经济发展,强调国家投入工业化。但是,他们只是全盘接受了这套理论,没有从本国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地思考这套理论的实质,更没有高清本国发展的模式和方向。只重形、不重质,以为买来了些设备,引进了些技术,建立起了些轻重工业,还可以出口些产品,就可以自然而然发展成为发达国家那样的工业化国家。

  墨西哥的民族精英有个致命弱点,是从来没有摆正过自己作为欠发达国家的位置,总觉得墨西哥已经很厉害,很接近发达国家了。他们没有想到必须从本国实际出发,必须扎扎实实地建立起本国的工业基础,没有深刻认识到有形无质的工业不可能帮助墨西哥成为真正的工业国。他们经常忘记本国的实际水平,以为自己是发达国家的一员,喜欢照搬照抄西方的前卫政治和经济思想。他们没有想到,如果想追赶西方发达国家,不想距离越拉越远,就必须用最快的速度准备两项发展的关键因素,之后用最快的速度积累这两项发展因素,才能由量变到质变,脱胎换骨成为真正的工业国。这两项关键因素是什么?

  一、建立起足够规模的本国科技队伍,发展起本国比较完整的、规模化的工业框架。这两项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是相互相成的。没有规模的科技队伍,国家不具备创新能力,建立起来的工业徒具其形,不具其质,很快就会落后,淘汰;没有完整的、规模化的工业框架,建立起来的科技队伍没有用武之地,很快就会成为累赘、被废弃。

  二、积累起足够庞大的国家资本,不断地投入本国国民教育,建立、壮大科技队伍,发展科学技术和创新能力;不断地投入本国基础设施和本国工业建设,提高真实的工业化水平。通过这个过程,创造力、生产力和生产效率才能提高,工业制品才有竞争力,才能既充实国内市场,又能出口创汇,积累资本。

  两项关键因素也是一枚硬币的两面,相互相成,想成为现代化国家,缺一不可。中国在1949年建国后,毛主席无与伦比的高瞻远瞩,让他深刻地认识到:一、搞土改,大力发展规模农业的战略关键;二、国防工业是"工业之母",国防工业技术是所有技术的源泉。有了这两个认识,初期起步资本,科学技术就有了保障。这样,才有了数十万农垦大军挺进北大荒,大搞规模生产;数十万科技大家挺进戈壁荒漠,大搞国防工业技术的当代真实神话。我们今天的中国,才有了举世瞩目的尖端科技,才有了完整的工业基础和框架,才有了足以自保的农业。要按80年代后那批中国领导人的搞法,今天的中国,除了几个破加工厂,什么都看不到,我们只会看到外资工厂垄断中国的所有产业。

  墨西哥独立以后,搞了100年的自由资本主义,通过卖资源和初级产品,发了不少西方的战争财,但硬是一直没有获得这两项发展的关键因素。1936年到 1976年,又大搞了四十年的工业化,竟然还是一事无成。为什么?因为没有毛主席那样的高瞻远瞩,不懂得如何搞初级积累,如何发展科技队伍,如何建立有未来发展力的工业框架。到了1976年,依然一无技术,二无资本,全靠从西方购买技术、借债发展,最终发现此路不通,还不明白为什么。这方面和中国比较,完全无法相提并论,差距太大,关键在于开始搞工业化时领袖的眼光。

  三、墨西哥的"国际化精英"怎样引导墨西哥走全球化?中国的又如何?

  上世纪70年代,墨西哥的"国际化精英"已经纷纷从美欧回来,他们终于抓住了机会。他们都是经过长期的美国教育,有些是欧洲教育。他们深刻地接受了美国向发展中国家强力推销的政治意识形态和经济发展思想,是一批墨西哥新精英——"国际化精英"。他们从70年代末开始引导墨西哥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和社会发展方向,响应"华盛顿共识"的号召,走向众所周知的"新自由主义"。

  这批墨西哥精英的最典型代表是从1982年到2000年执政的连续三代墨西哥总统。他们是:马德里、萨林纳斯和赛迪略。这三位总统有很多的共同点,最重要的一点是,马德里在美国哈佛大学获公共管理硕士学位,萨林纳斯在哈佛大学获政治经济学硕士和博士学位,赛迪略在耶鲁大学获经济学硕士和博士学位。其次,他们都全力拥护自由化、市场化、私有化和全球化,一个比一个走得更远、更绝。同时,墨西哥涌现了大大批拥抱新自由主义的官员和学者,他们在三位墨西哥总统的带领下纷纷进入各个关键的政府部门和领导岗位,逐渐形成了强大的新权力集团。墨西哥的"国际化精英"宣传私有化是最优的制度,公共福利行不通,必须大幅消减。只有通过私有化,经济才能快速增长,才能解决社会分配不公严重、贫富悬殊严重的问题。然而,墨西哥人看到的是完全相反的结果。

  同时期,中国第一批伟人早逝,却出来了一批目光如豆、急功近利的领导人,也开始推中国往一条歧路上走,名之为"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大搞所谓更有效率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此,一批又一批的民间和政府的"国际化精英"也在自由化、市场化、私有化和全球化的浪潮中不断地向中国国民灌输自由贸易和全球化的好处,他们不断挤进政府部门之中,不断地受到重用,逐渐形成了对外部门的利益集团,影响也越来越大。从90年代初,中国的"国际化精英"也在干同样的事情,他们大肆宣传产业化和产权化,我们也同样看到了在贫富分化、教育、医疗卫生、养老保障等等方面的改革和他们的宣传完全相反的结果。

  从马德里总统开始,拥护市场化、私有化和全球化的新一代接受西方经济、国际金融教育的"技术官僚",特别是那些在国际机构和国际金融机构干过,拥护新自由主义经济,了解货币学派操作的"国际化精英",逐渐取代了墨西哥传统的政府官员,形成了以财政部部长、央行行长等等国家金融管理部门首脑为核心的新权力集团。墨西哥的"国际化精英"一方面有步骤地排挤掉政府中依然坚持自主发展,强调福利分配的那些传统官员,消除异己,然后采取激进的改革措施,以图博得西方政府、金融机构和大财团的好感,从内部为彻底打开墨西哥的经济大门,改变墨西哥的发展模式铺平道路,他们要尽快重新瓜分国内的资源和财富了。

  另一方面,墨西哥的"国际化精英"急急忙忙地和IMF、WB等等国际金融结构签订经济和金融改革协议,以图获得西方资金和技术支持,"挟洋自重",通过和外部国际机构、金融机构、国际大财团合作对内部施加压力,尽快改变墨西哥的发展方向;最后,和美国合作,加入关贸总协定、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等等自由贸易组织,而美国适时给予表扬和奖赏,让墨西哥这个第三世界国家加入发达国家的俱乐部,OECD,令改革派政府获得足够的"国际声誉",更好地强化和深化墨西哥的经济和金融改革。这些"国际化精英"的最终目的只有两个,一是为西方大财团服务,二是为自己的最大利益服务,他们和西方大财团密切合作,瓜分墨西哥的资源和财富,他们才不管国家经济是否会陷入多大的危机,民族资本是否会被外国资本抢掠一空呢。

  他们先搞了个墨西哥式的"先富论",他们大力推销私有化,提出私有化才能刺激个人的原动力,提高生产效率,增加就业率,使企业,经济快速增长。所以,他们全力以赴地将国有企业和国有资产私有化,首先廉价抛售给了和自己有密切关系的国内私人财团,然后再由他们高价转卖国外财团和企业。这样,三个总统越来越牛,创造了越来越巨大的贪污腐败记录,越来越多的个人国内资产,越来越多的个人外国存款,越来越奢侈的退休国外生活。他们带领的墨西哥"国际化精英"居然造就了一个全球首富,控股墨西哥电讯的卡洛斯。斯林的神话,造就了福布斯富豪榜前100名中占二十多席的"佳话"。但是,他们也创造了墨西哥本国大企业和大银行几乎抛售一空,国民生活水平被两次腰斩的悲惨故事。

  中国的"国际化精英"也逐渐形成了强大的利益集团,尤其是金融部门和对外部门,这些一直也是国际金融机构和西方大财团最高效率的突破口,只是速度比墨西哥稍慢而已。同时期,中国也搞了个"先富论",还加上了个毫无可能的"先富带动后富"论。但中国的部门领导人和"国际化精英"在这方面表现就差远了。首先,墨西哥人起码先便宜了本国财团,而中国则全部便宜了西方财团,所以没有出个全球首富神话,令部分有势力和实力的国人很"妒忌"。而且,这些在中国各大部委,尤其是金融管理部门的"国际化精英"虽然已经全力配合,挟洋自重,或言必称国际惯例,但到现在还只是在不断地、悄悄地、廉价地抛售部分战略行业股份给西方财团,还不敢干脆全卖掉我们所有的大型工业企业和国有四大银行,令早已垂涎三尺的西方财团很"着急",很"恼火",不断继续宣传"国际接轨",施加 "国际压力"。

  此外,没有国内外媒体配合赞扬吹捧,墨西哥的彻底改革不可能进行的那么顺利。西方媒体自然不用多说。我们看见过他们如何吹捧其实已经患重病的印度经济,已经病入膏肓越南的经济改革,就可以想象他们会如何吹捧墨西哥的经济改革。当然,在墨西哥,他们的词汇更加热烈,更加美妙。90年代初,墨西哥总统、墨西哥的"国际化精英"和他们掌握的国内媒体向国民吹得最多的是:墨西哥几年内就要成为第一世界的成员了。这和西方机构吹捧中国的"国际化精英",印度十年内赶超中国,越南成"中国杀手"如出一辙。"国际化精英"组成的新权力集团想向国民兜售的观念很清楚:只要向西方开放了,和国际接轨了,只要实行了自由化、市场化、私有化、全球化,明天一切马上会好起来,明天国家就能加入富国俱乐部,明天国民就会富裕起来,买到所有的国际奢侈品。

  从90年代中期开始,"国际化精英"控制的中国媒体也在大力宣扬着这个调调,媒体充斥着所有的奢侈品广告,充斥着宣扬富豪们奢侈生活的艳羡报道。只是,他们的宣传不时被自己树立起来的"国际榜样"拆了台,不断地被拉美危机、东南亚危机、现在的越南危机搅糊了,令中国不时停下步子来环球张望一下,看看自己的周边环境,自己眼前的开放榜样的下场,结果还没有一抹眼走到黑。

  墨西哥的实际情况是怎么样呢?1976年,1982年,1994年连续不断地发生一个比一个更深刻的经济危机,每次危机的破坏和影响都不断增大,墨西哥因危机而被外国热钱、财团掠夺的财富越来越多,国家逐渐被掏空。从1982年开始,连续三届墨西哥政府和"国际化精英"强行推行私有化,把国营企业、国有银行几乎全部卖掉,现在,墨西哥的国营企业和银行已经基本消失了,最后几乎都落入了跨国企业和西方财团的手里。除国营企业以外的墨西哥企业经济中的本国企业贡献比例已经下降到少于10%.把墨西哥的金融和经济命脉拱手让给美欧政府和财团,墨西哥的工业和金融业已经完全彻底地被美欧跨国企业和财团掌握。其次,通过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融入美国主导的北美自由贸易区,墨西哥经济终于彻底地成为了美国的一部分,但农业垮了,工业完了,金融业是人家的。墨西哥的"国际化精英"已经把国家、民族给卖掉了,墨西哥能干什么?政治上呢?最新一届总统又是个"哈佛小子",能独立到哪去,实际也只是个傀儡,看他和赛迪略、布什的亲热劲,说英语说得比西班牙语还遛就清楚了。

  中国的"国际化精英"将把中国经济引向何方呢?看现在中国金融部门的动向就很清楚了。不过,难道中国想成为下一个墨西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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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治洲:大学生社会实践呼唤理论指导与研究

  每年的大学生社会实践,全国各地高校都"风风火火"一番。但热闹过后,许多大学生的实践创新能力往往"涛声依旧",仍旧在低水平上徘徊。一些高校的负责老师都说:"社会实践几乎年年如此,没有新意,学生们也只是把这项活动当成一项任务来完成。"原因何在?笔者以为根本原因是我们的社会实践缺乏先进理论的指导,同时实践的同时不注重配套的实践理论的研究,以致"岁岁年年人不同,年年岁岁事相似",实践及实践主体的"敷衍性"、"重复性"、"粗糙性"、"泡沫性"现象难以避免。如此不但造成人力、物力、财力与社会资源的大量浪费,而且破坏高校的教育风气,滋生浮躁、敷衍等不良风气。

  在校大学生接受的大部是书本理论上的东西,它必须接受社会实践的检验、丰富、充实,才能消化吸收,真正变成有用的东西,才能反过头来服务于社会。否则,书本知识只能停留在纸上谈兵的层次上,体现不了它的使用价值和社会价值。所以理论和实践的结合,是一种更高层次的再教育过程,是一种有血有肉、有的放失的学习过程。理论是一个成熟的逻辑思维体系,好的实践根源于成熟稳健的思维方式。所以在实践前和实践中,要多学习理论,让理论来指导实践,这才是最关键的。否则,一旦实践了,会发现很多东西要么茫然无知,要么眉毛胡子一把抓,陷入混乱,很快就会疲沓、闹心。但要注意的是,理论分成两大类型:一类是学术理论,一类是实践(行动)理论。学术理论主要是为了说明和解释教育现象,揭示的是一种理想模型,而实践理论才是一种适合行动的理论或为行动提供指导的规范性理论,是按照实践的需要和特定历史条件对可能的价值和规范进行选择。具体内容可以包括实践的教育信念、实践主体的自我认知、文化知识、策略方法、批判反思意识、人际感知等等。大学生的社会实践迫切需要这种实践理论的针对性、实效性指导。这种理论一些来自于学者的研究,更直接源自参与实践的教师、学生在实践体验基础上的经验性、理论性研究。

  今年暑假,聊城大学将大学生社会实践与理论研究同力并举,不但推出上百支大学生社会实践服务队,更是为大学生量身开列出几十个与青年成长成才有关的理论研究课题以及关系国计民生的上百个调研课题,并出台了评优、经费保障等激励措施着力促进大学生投身这一"研究工程"。该校团委一位负责人称:"一定意义上,研究是更高层次的实践形式。没有先进理论指导的实践是盲目的、低层次的。优秀的思维能力是产出创新能力的前提。我们热切希望同学们在实践的同时,切实拿出一个老老实实的态度去扎扎实实的钻研,以取得可观的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笔者建议大学生社会实践中还要强调两点:其一,要将实践型团队变成学习型团队。唯有学习,才能为实践提供人力资源、动力资源、持续发展的张力资源。其二,要在社会实践评价与考核机制中加大理论研究论文、调研报告的份量,作为衡量大学生社会实践工作水平的重要指标,而且最好与学分挂钩。唯其如此,我们的大学生社会实践才有希望和可持续发展前景。

  作者单位:聊城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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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治洲:大学生社会实践呼唤理论指导与研究

  每年的大学生社会实践,全国各地高校都"风风火火"一番。但热闹过后,许多大学生的实践创新能力往往"涛声依旧",仍旧在低水平上徘徊。一些高校的负责老师都说:"社会实践几乎年年如此,没有新意,学生们也只是把这项活动当成一项任务来完成。"原因何在?笔者以为根本原因是我们的社会实践缺乏先进理论的指导,同时实践的同时不注重配套的实践理论的研究,以致"岁岁年年人不同,年年岁岁事相似",实践及实践主体的"敷衍性"、"重复性"、"粗糙性"、"泡沫性"现象难以避免。如此不但造成人力、物力、财力与社会资源的大量浪费,而且破坏高校的教育风气,滋生浮躁、敷衍等不良风气。

  在校大学生接受的大部是书本理论上的东西,它必须接受社会实践的检验、丰富、充实,才能消化吸收,真正变成有用的东西,才能反过头来服务于社会。否则,书本知识只能停留在纸上谈兵的层次上,体现不了它的使用价值和社会价值。所以理论和实践的结合,是一种更高层次的再教育过程,是一种有血有肉、有的放失的学习过程。理论是一个成熟的逻辑思维体系,好的实践根源于成熟稳健的思维方式。所以在实践前和实践中,要多学习理论,让理论来指导实践,这才是最关键的。否则,一旦实践了,会发现很多东西要么茫然无知,要么眉毛胡子一把抓,陷入混乱,很快就会疲沓、闹心。但要注意的是,理论分成两大类型:一类是学术理论,一类是实践(行动)理论。学术理论主要是为了说明和解释教育现象,揭示的是一种理想模型,而实践理论才是一种适合行动的理论或为行动提供指导的规范性理论,是按照实践的需要和特定历史条件对可能的价值和规范进行选择。具体内容可以包括实践的教育信念、实践主体的自我认知、文化知识、策略方法、批判反思意识、人际感知等等。大学生的社会实践迫切需要这种实践理论的针对性、实效性指导。这种理论一些来自于学者的研究,更直接源自参与实践的教师、学生在实践体验基础上的经验性、理论性研究。

  今年暑假,聊城大学将大学生社会实践与理论研究同力并举,不但推出上百支大学生社会实践服务队,更是为大学生量身开列出几十个与青年成长成才有关的理论研究课题以及关系国计民生的上百个调研课题,并出台了评优、经费保障等激励措施着力促进大学生投身这一"研究工程"。该校团委一位负责人称:"一定意义上,研究是更高层次的实践形式。没有先进理论指导的实践是盲目的、低层次的。优秀的思维能力是产出创新能力的前提。我们热切希望同学们在实践的同时,切实拿出一个老老实实的态度去扎扎实实的钻研,以取得可观的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笔者建议大学生社会实践中还要强调两点:其一,要将实践型团队变成学习型团队。唯有学习,才能为实践提供人力资源、动力资源、持续发展的张力资源。其二,要在社会实践评价与考核机制中加大理论研究论文、调研报告的份量,作为衡量大学生社会实践工作水平的重要指标,而且最好与学分挂钩。唯其如此,我们的大学生社会实践才有希望和可持续发展前景。

  作者单位:聊城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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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7月11日 星期五

丁果:中国应否加入G8

  这次的八国峰会,是在日本举行,由此引发日本在国际社会作用的讨论。因为峰会中,日本是唯一的亚洲国家,而中国和印度正在崛起,这是否体现出峰会机制的不合理性?

  今年的峰会,议题竟然还是由联合国定的,而不是美国,因为布什总统早就是跛脚总统。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开幕式上宣布,油价和粮价高速飙升引发的危机、气候暖化、后进国家的发展困境,是峰会必须正视的。当正式议题没有悬念,"题外题"反而凸现出来,那就是中国在八国峰会机制中的角色问题,换句话说,中国是否应该进入峰会。

  有趣的是,当八大国在讨论并形成首脑宣言时,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也和与会的发展中国家首脑形成共识。前者提出在2050年之前削减50%的温室气体,而后者驳斥西方国家将油价、粮价飙升的责任推诿到发展中大国,这是不是胡锦涛在间接地表达中国对八国峰会机制的看法?

  国际舆论近几年一直发问,八国峰会为何不纳进中国?如果"八国机制"已经约定俗成,也可以请一些国际领袖地位日趋削弱的出去,请中国进来。这一声音,到了今年,更加爽朗了,尤其是八国峰会中的欧洲国家,如英德法,强烈要求将中国纳入八国峰会,理由是没有中国,任何共识都是空话。但是,欧洲提出问题,必须有两方面的回应,一是美国和日本(加拿大无足轻重,而俄罗斯绝对不反对北京加入),另一个是中国。

  日本的回应最为迅速,在情理和预料之中,就是不赞同。随着中国和印度的崛起,日本的区域影响力一落千丈,加上日本争取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努力一再受挫,中国成为亚洲共主的趋势越发明显,唯有八国峰会,还能让日本保存"亚洲唯一重要领袖"的感觉,一旦中国加入八国峰会,日本在亚洲和世界的领导地位,便会日趋边缘化,因此,日本咬定了自己没有"入常"之前,不能让中国进入八国峰会的策略。尤其是今年日本主办八国峰会,如让中国加入,岂非丢了面子?

  日本表态后,美国也正式表态"不赞成"。美国的理由当然不是安抚日本,而是从"发达国家"和"民主国家"这两个先决条件思考问题,认为这一共同基础才能让八国在世界性议题上形成共识,如体制不同的中国加入,势必给共识的达成设置障碍。其实,还有一点美国人没有直接说出来,那就是中国的加入,也势必挑战美国的领袖地位,美国更担心欧洲与中国结成同盟,主导世界议题,那对美国的世界霸权岂非威胁更大?

  中国不是没有想过入会,也不是没有想过假如加入八国峰会,将对美日的钳制。但是,从国际大战略来看,中国一直犹豫,理由也很简单。前几年,中国要韬光养晦,以发展中国领袖自居,一直不愿意加入所谓的"富人俱乐部"。但是,随着中国崛起成为世界事实,中国不再避讳世界强国的提法,尤其是被视为其走向世界"成人礼"的奥运召开在即,中国的自信和自豪已非昔日可比。中国的领导层和学界,以及民间,都出现了意见松动,不少人认为,加入八国峰会,不但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也有利于主导世界议题,在欧美之间有更大的合纵连横空间,打破北约和美日同盟的封闭阵营,因此,只要八国峰会有邀请,就不应该拒绝。尤其是俄罗斯已在里面,中国没有理由拒绝。

  但是,务实分析,虽然面对正式"登堂入室"的诱惑,但北京近期加入八国峰会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中共决策者知道,在能源、粮食等重大问题上,中国被怀疑甚至肯定是问题的一部分,因此,千方百计向世界澄清清白,并保证不给世界添麻烦已经殊为不易,干吗还要居高临下开出解决问题的药方?在非洲议题上,中国是石油战略,资源战略,出口战略,目前还是"利益优先",而非"正义优先",在津巴布韦,在苏丹,中国的非洲政策正在受到西方"围剿",怎么可能站出来和西方联手要求非洲改革?至于在对落后国家的援助方面,中国更不可能"慷慨",因此,加入峰会,可能会变成"难以承受的压力与负担"。虽然受邀参加八国峰会的会外会,面子上有点"不好看",但如果仅仅为了三四天的风光,赌上国家战略利益受损的风险,胡锦涛和北京恐怕都不太愿意。更何况,每次都可以参加峰会,能见度已不低,而舆论又吵着要中国加入,相当享受。中国应该坚持发展中国家的定位,作发展中国家的龙头老大,有很大的战略战术回旋空间,少了责任,多了利益;更为重要的是,在国际舞台,北京拥有联合国安理会的否决权,日本没有,美国也无可奈何,这已经足够,八国峰会的成员,只是锦上添花而已。

  来源: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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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7月10日 星期四

薛涌:美国市场离中国越来越远?

  2000年,世界的原油价格是二十美元一桶,从上海运一集装箱的货物到纽约,海运价格是三千美元,如今则为八千美元;到了明年,如果原油价格如预计的那样涨到二百美元一桶,这个海运价格就将变成了一万五千美元。

  可见,油价如果这么涨下去,将重新塑造中国的国际市场。众所周知,中国主要的海外市场,除了日本外,在美国和欧洲,都是距离遥远的地方。而中国的出口产品,多是体积和重量大、价值较低的制造业产品。古人言"百里不贩粗",意思是远距离的贸易经营体积和重量小、价值高的产品(如金银珠宝)非常赚钱,但贩运体积和重量大、价值低的大宗产品则赢利不抵运费,精明的生意人不会去作。现代社会技术高度进步,交通运输的效率大幅度提高,乃至廉价的粗货也可以长途贩运。但是,这里的基本前提就是油价相对比较低。

  在中国、印度、巴西这几大崛起的发展中经济中,原油价格上涨对巴西威胁最轻,对中国则威胁最大。巴西不仅能源独立,而且是世界原材料的主要供应地。由于世界资源的紧缺,巴西资源输出,基本可以把运费的高涨转嫁给购买者来承担。印度虽然依赖外来石油,但其制造业的出口远比不上中国。有"世界办公室"之称的印度,接受的外包大量属于脱离能源的白领业,比如电话服务、以及金融、医疗、电子技术等等。中国的出口则完全依赖于制造业,离开海运就谈不上国际市场。更何况,因为中国属于发展中经济中的领跑者,经济增长带来了劳动力价格的提高。人民币升值也使中国产品变得贵起来。许多外国企业,已经对中国的竞争力表示怀疑,纷纷推出"中国加一"的计划,即除了维持在中国的工厂外,在越南等工价更低的发展中国家建立据点,给自己留退路。也就是说,中国制造业的价格优势已经危在旦夕,而运输价格的提升,则可能是摧毁这种优势的最后一根稻草。

  举个例子。中国的钢铁制造业,在美国市场上本来有巨大的价格优势。如今这种优势正在转向美国一方。道理很简单:钢铁制造依赖人力较少,依赖资源和技术较多。中国在后两项上劣势明显。况且,铁矿石从巴西运到中国,比从巴西运到美国的距离要远不少;然后还要把成品运往美国。如果运费都加一倍,这么笨重的粗货如何还能在远距离贸易中和人家竞争?

  在本世纪的头五年,油价和中国的劳动力价格都非常低,中国的制造业产品席卷全球。也就是在那时,美国的一些战略家,特别是前耶鲁商学院的院长Jeffrey Garten,提请美国政府和企业界注意:美国对中国制造业的依赖已经和对中东石油的依赖一样严重。美国需要在中美洲等地区建立近距离的工业基地,以防不时之变。这些话,当时很少有人听,现在则成了美国企业的一个现实选择。可以说,美国正在重新寻找自己的产品更新换代供应地。美国的市场,随着油价的攀升离中国越来越远。

  中国要迎接这一挑战,必须作两件事:一是发展对运输依赖较低的服务业和高科技;一是取消对燃油的补贴,甚至开始加收燃油税,以抑制国内的石油需求。本世纪以来,中国的石油需求增长最快,是世界原油价格上涨的最重要原因。如果中国的燃油价格上涨三倍,也不过就是欧洲的水平。这样世界的原油价格就很难冲到二百美元一桶。如今中国已经是世界大国,必须承担对世界的责任。在全球化的经济中,中国只有对世界负责,才可能对自己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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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青蓝:伟大的城市是自由的

  7月1日,广州市社科院发布了《广州与我国其他副省级城市竞争力比较研究》的报告,对广州和全国其他的副省级城市的竞争力进行了比较和排名。广州的综合竞争力在全国15个副省级城市中排名第二。

  其实"城市竞争力"这个概念有些不伦不类,因为城市不是一个企业,没有利润,没有盈亏,用一些诸如产业组织、企业规模、自主创新能力、研发投入等指标来对城市排名次其实没有太大的意义。

  如果我们姑且可以用"城市竞争力"这个概念来描述其财富增长的潜力或者对企业的吸引力的话,这种竞争力也不是一些具体的指标能够衡量的,因为每个城市都千差万别,资源禀赋各不相同,北京高校、科研机构云集,广州如果去和北京比研发、比人才,那么比得自己无地自容也是自找的;同样的,你去和深圳、东莞比制造业,和浙江比小商品,也只能比得自己丧失信心。

  其实这种比较毫无必要。每个城市都因为自己的地理位置、历史沿革、人才资源、气候等而有自己的比较优势,也有自己的比较劣势,没必要把广州去和别的城市进行比较。

  广州有自己的独特优势。在历史上,广州就是中华帝国几乎是唯一的对外贸易窗口,是华南的物流、人才、资源的聚集地,这种物流中心和财富集散中心的特殊地位在今天也仍然存在,而且轻易不会被取代,广州没有必要在自己的劣势项目上去一争短长,只需利用和扩大自己的优势就可以在经济格局中占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更重要的是,一个城市的竞争力或者说是城市的魅力的源泉更在于这个城市是不是足够自由,伟大的商业城市的崛起都是因为这个城市给了民间商业社会以充分发展的机会和空间,17世纪的阿姆斯特丹、18世纪的伦敦、19-20世纪的纽约、20世纪的香港,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创业的自由、低税收、灵活的劳工市场、奋进创业的精神、健全的法治,以及开放的经济,政府隐退在舞台的背后,只提供城市治安的保护,保证产权不受到侵害,保证契约得到履行,并通过低税收来保证创业的激情和民间经济的活力。

  如果说城市有竞争力的话,这个竞争力应该说来自于政府清楚地了解自己的角色,不轻易逾越自己的界限,给民间商业以自由,资源自然就会以其效率最高的方式来进行组合,至于广州是适合发展高科技产业、金融业、制造业还是物流业,相信市场的选择会比我们的政府官员和研究机构更聪明。

  具体说来,政府应该做的,我们认为,可以有以下几个方面:大幅度降低税率,藏富于民,吸引国内外的资本,给人们以创业和发展的足够空间;撤销一些阻碍企业创业和发展的法律;大幅度削减政府审批项目,让政府不再干预经济的运行;放开一些政府垄断的行业,例如金融、市政、公交、传媒等,给资本以投资的空间;放松政府对土地的管制,让土地资源以其最高的效率进入到市场;对政府进行改革,精简机构,削减政府预算;扩大民意基础,扩大人民民主;改善广州的治安,保证企业和个人能够在一个安全的环境中自由地经营。

  如果政府能够真正解放思想,让市场充分地自由和开放,释放民间商业的活力,那么广州的潜力是无可限量的。

  来源:《新快报》2008年7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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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军华:“死了也不降价”的楼市不能救

  在由阳光100发起的"房地产高峰论坛"上,万通冯仑、华远任志强、SOHO中国潘石屹、阳光100易小迪等知名地产大腕就中国地产面临前所未有的变局发表了自己的观点,表达希望松动政策的意愿,值得一提的是,大腕都拿"猪"示意。地产大鳄冯仑号召地产商学习"猪坚强","我们要找到自己的生存办法,就是要变成'猪坚强'"。

  "猪坚强"是成都彭州市龙门山镇团山村村民万兴明家的大肥猪,在汶川大地震中奇迹般地熬过36天的苦难日子得以生还。它靠吃木炭维持了生命,但体重从近300斤变成可怜的100多斤,近日,建川博物馆馆长樊建川用3008元将这头猪买下来,并给他取名"朱坚强",打算将它一直养到自然死亡。

  开发商要变成"猪坚强",首先要有"猪坚强"那样随遇而安、顺势而为,降低生活标准求生的勇气。但遗憾的是,现在,开发商们只学习"猪坚强"最终获救的结果而忽略了那个最重要的生存过程。因此,开发商向"猪坚强"的学习,充其量只是一个皮毛,并未领会"猪坚强"适者生存的真正含义。

  如果开发商们真正向"猪坚强"学习,就应该在销量日益下滑的情况下降低售价,然而,几乎所有的开发商都在死守一个底线:"死了也不降价。"里昂证券房地产研究小组5月中旬的一份调查结果显示,去年12月以来表示可能降价的开发商所占比例仅占8%,92%的开发商表示不会降价;而表示未来可能降价的开发商比例仅为9%,82%的开发商表示未来不会降价,有9%的开发商则态度模糊,表示"很难说"。最近,更是不断有媒体爆料,开发商们"抱守价格底线,宁愿将大笔资金沉淀于项目之中,也不愿降价以求销售" .

  "死了也不降价"的根源在于维持暴利,这说明,开发商并未面临真正的危险,既然如此,政策为开发商松绑有必要吗?"猪坚强"是真正身陷绝境的情况下才需要救护的,如果它仅仅是一头要保持最高饮食标准的猪,还需要解放军去救吗?

  不久前,经济学家樊纲指出,开发商现在叫苦连天,但整体上,日子比其他行业还要好过得多,因为没有任何一个行业像房地产业这样与银行和地方政府保持着如此紧密的联系,也没有哪个行业像地产业这样受到银行与地方政府的厚爱。而经济学家钟伟给出的数据则显示,在所有的银行贷款中,房地产业并未太多受到紧缩政策的影响。国家统计局7月7日发布的全国企业景气调查结果显示,房地产业的企业景气指数为131.8,与一季度相比持平,与其他行业的"有所回落"相比,房地产业的景气指数还是比较乐观的。

  事实上,房地产商资金链的紧张,并非源于紧缩政策,而是源于开发商在暴利的驱动下,在2007年拼命拿地,因囤积大量土地坐等土地升值,而导致资金紧张。就连任志强亦承认这一点,他说:由于销售急速下降,很多开发商觉得钱不够了。钱不够的原因可能在于去年太猖狂,囤积的土地可能太多了。尽管资金紧张,但开发商都想挣更多的钱,谁也不愿意降价。

  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开发商如果真的想学习"猪坚强"而不是叶公好龙,就应该及时调整暴利思路,通过降价销售盘活资金流,使业务得以顺利发展,而不是死扛。

  从这个角度来看,政府根本不应该救市,救市可能进一步增强地产商囤积土地的信心,而大量土地被囤积,不能形成有效供给,无助于阻止房价的过快上涨。我国从2005年就开始进行房地产调控,也就是说,2005年的房价就已经被视为存在巨大风险,偏离了民众的实际购买力,如果在目前房价尚未调整仅仅是销量下降的情况下就为房地产商出台松动政策,那么,就可能成为开发商新一轮推动房价上涨的借口。有一点决策层至少应该明确:如果开发商不降价售房,政策永远不要对房地产业松动。

  来源:上海证券报2008年7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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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7月9日 星期三

刘军宁:自由是环境的最好保障

  在中国目前讨论气候问题具有很大的迷惑性。对气候问题的讨论被上升到世界问题和国际环境层面来讨论。尤其是对从京都议定书的讨论,一下子把中国的环境性质,尤其是中国的制度和环境的关系问题都掩盖起来了,好像中国面临的中国的问题同世界的问题没有什么区别,我觉得这是我们在讨论气候问题的时候特别注意的。要认清中国环境问题的性质,必须回到自由主义对环境问题的基本看法上。因此,我想讲讲自由主义在环保问题上的原则立场。

  在讨论环境问题的时候,有许多人给出很强烈的暗示,环境问题是市场经济体制和私有财产权造成的。自由主义的看法恰恰是相反的,自由主义追求的是一个好社会,一个好社会当然包括一个好环境。而且自由主义把人的生活状况的改进以及对人本身的理解是放到与自然相关的角度来理解的,所以我们说人的本性是人的自然(human nature),这就把人放到与自然的关系的角度来理解,把人作为整个宇宙存在的一部分来理解。环境问题在这个层面是人与自然关系的一部分。

  自由主义看待环境问题是这样的。自由主义认为,环境问题是人共同在一起生活的产物,如果一个大洲一个人就不会有什么环境问题了。同样由于人的共同聚集生活的性质不能改变,所以环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全部解决的问题,消除环境问题像消除贫困一样,是一个荒谬的说法,贫困是永远消除不了的,只要有人富了就会有人穷,因为穷的标准是相对的、变化的。环境问题同样是永远不可能全部解决的,我们只能解决其中的一部分,而且新的环境问题还在不断产生。自由主义的看法是,自由社会能够解决大部分环境问题,但是不能解决全部的环境问题,可是专制社会却制造更大的环境灾难。

  对于环境问题,自由主义基本的方案,就两个字-自由。自由主义将自由落实到三个层面:自由的人,自由的市场经济,自由的宪政民主。自由的人和自由的市场这两个非常相关的,首先必须落实经济自由与私有财产权。从这种意义上来讲,自由主义就提供了一个有效的解决环境问题的经济制度框架。由此产生的自由市场经济一个国家经济迅速成长,导致全民物质生活的有效改善。通常,越富裕的地方环境越好,越贫穷的地方环境越差。市场经济带来了富裕,也就带来环境的改变。所以也富裕的国家环境越好,越贫穷的地方环境越差。计划经济带来了贫穷,也就带来了环境的破坏和恶化。怎么样才能摆脱贫穷?今天连最左的马克思主义者也不得不承认,在这一方面市场经济比计划经济要有效得好,虽然他们很不甘心。

  从这种意义上来讲,自由主义所主张的经济制度使得得到更好的环境成为可能。市场经济有些内在的亲自然的倾向,这一点其实严重被忽略了。比如说,企业为了追求利润就要降低成本、减少对原材料的消耗。市场经济鼓励企业创新,鼓励企业去通过改进技术来降低对自然资源的消耗。世界上最省油的汽车绝不是一个计划经济下的国营汽车工厂制造出来的。而且,在市场经济下,环境保护自身已经变成了一个巨大的产业。

  大家知道,环保问题很大程度说是"公有地"困境的产物。公有地困境的人性基础是人们通常不珍惜属于大家或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比如说气候问题为什么很难解决?因为没有人拥有气候。没有人有办法占有天空,因为大气的产权很难界定。市场经济也不能全部消除"公有地"。但是它通过市场化来把"公有地"减少到最小范围内来有效克服"公有地"的困境。而国有制通过消灭私有制来把公有地困境最大化,从而造成了严重的环境问题和资源浪费。当市场经济把公有地最小化的时候就已经解决了这个环保问题。所以很多人说,为什么猪不会灭绝?而大洋里面的鲸却面临灭绝的危险?因为鲸不能私有,如果在你们家的水缸里能养鲸的话,它也不容易灭绝,但凡被私有化的东西就不会灭绝。自由主义经济制度正是通过私有财产权来化解、减少环境问题的。

  自由主义所主张的政治制度也是解决环境问题上的非常有效的制度安排。这一点在通论环境问题的时候也常常被忽略了。自由主义下的代议民主制度、公民所享有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结社自由对于揭露和治理环境问题是必不可少的。在没有代议民主制度和上述自由的地方,环境问题就很容易被政治权力所掩盖。三峡问题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国家在用自己的权力悄悄地制造环境灾难,里面的那些特权阶层再在制造环境灾难当中受益,从环境问题的受害者到所有的国民都无能为力。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政府制度与环境问题是多么密切相关,一个不良的政治制度对人类的生存环境是多么具有毁灭性!

  今天所讨论的环境问题恰恰是在自由主义社会下被提出来的。这是在上个世纪中叶,尤其是五六十年代,当时的苏联和东德的环境问题甚至比西方工业国家更为严重,但是环境问题提不出来。所以,恰恰在一个自由的环境下环境才会成为问题,在一个不自由的环境下,环境不成为问题。不仅如此,在计划经济时代的教科书中,经济建设的成就是烟囱多大多高多少,冒出烟多浓,多五颜六色来衡量的。

  自由主义所主张的联邦制在解决环境问题上也是非常有效的制度安排。这是因为当地的人对当地的环境问题的感受更切身,而遥远的天高皇帝远的中央政府是没法真正的体会到当地的实际情况的,而且在信息传递过程当中会存在扭曲,从而降低了治理环境的效率。

  自由主义所主张的有限政府也是解决环境问题一个非常好的途径。有限政府的制度安排把解决环境问题从政府手里剥夺出来了,交给民间,让民间自己去协商解决,去调动民间对环境问题的关心,鼓励民间自己找到解决办法。

  所以,中国的环境问题是自由与自由制度的缺失问题。如果这个看法正确的话,那么解决方案也不言自明了。

  2008年6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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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涌:油价高是挑战也是机会

  高油价让老百姓苦不堪言,但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油是人家的,我们必须从人家那里去买。人家定价高,我们如果没有其他选择的话,只能咬牙如数掏出钞票来。往好的地方想,毕竟承受油价负担的不仅仅是中国的老百姓。恰恰相反,中国的油价,因为有政府的补贴,即使调价后也比美国低许多,比欧洲日本就更低了。

  在中国人的印象中,美国人很"牛"。但高油价压力下,美国人不管多牛也照样要夹着尾巴做人。堪萨斯一个农民,因为给自己的卡车灌不起油,干脆卖了车买骡子。有家航空公司,因为承受不了油价,要改成按乘客的体重定票价,把客运当货运来经营。还有人预言,美国可能会出现高油价催生的"婴儿潮":因为许多地方没有车就出不了门,许多人又支付不起油钱,夫妻只好在家里厮守;结果是性生活增多,生育率提高。

  上述这些零星的奇闻异事也许不足为训,但高油确实正在重新塑造美国人的生活。我有一对朋友在波士顿和印地安州那两地分居。几个月前一张来回机票还是二百多美元,如今涨到五百多,乃至牛郎织女都团聚不起了。据统计,美国人三月份的驾驶里程下降了4.3%,许多人不得不取消度假。美国人过去很少乘火车旅行。但是现在的长途火车票早就订满,有的热线要提前一个月排队预定,原因是铁路运输比汽车和飞机都省油,在价格上显示出了竞争力。再有就是美国高速公路上无处不见的长途运输的巨型货车。这种车加满一箱油要上千美元。结果导致许多货运公司倒闭。美国的汽车制造商更是惨不忍睹。比如通用汽车的股票,已经跌到了七十年代的水平。该公司过去以生产耗油的SUV和小型运货车为重头戏。如今这些产品被油价压得没有人敢买。美国各地的车行,停满了二手的SUV,价格再低也没有人问津,乃至许多车行不敢再经营二手的SUV了。通用公司最近也作出决定:停产主要的SUV,还在销售上打出六千多美元的折扣,赔本也要把积压的SUV甩掉。甚至房地产市场也受到影响。远郊的房子,因为环境好、价格低,过去一直很热络。现在买房的人则把交通的油价考虑进去,越来越倾向于买离工作地点近的房子。

  这样的事情,我可以不停地说下去。油价给社会各阶层造成了普遍的痛苦,乃是不争之事实。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说,这不过是转型之痛。在高油价下可以建设一个更有效率的社会。去年就不停地听人讲:油价每桶过了一百美元,美国经济就会崩溃。如今的油价在经济危机的紧要关头逼近了140美元一桶,经济并没有崩溃。为什么呢?还是要感谢七十年代的石油危机。在那次危机的压力下,美国注意节能,如今的经济对能源的依赖,比三十年前降低了一半。这次油价暴涨,也是异曲同工。我上面列举的种种高油价的苦状,正是对社会良性重构的开始。比如,郊区的发展是一个典型的美国病。在远郊买栋独居,院子可以有两个标准足球场那么大。周围山清水秀,一尘不染。但是,如果大家都这么住,人口分散,交通线加长,公路、汽油的开支急剧增加,公共交通变得不可能。现在高油价逼着美国人向集约的模式靠近:人口收缩到城市和近郊,更多利用公共交通。这一趋势发展下去,社会对能源的依赖就会不断减少。

  中国经济起飞以来,还没有经历过真正的石油危机,社会在这方面心理还不成熟,缺乏免疫力。许多人似乎觉得油是别人欠他们的,价格只能在他认可的范围之内。结果,政府对燃油的补贴,在一个最依赖石油进口的国家鼓励了能源浪费型的发展模式。比如,耗油的SUV在所有发达国家都滞销,但在中国却十分走悄。再如,近几年中国新建的建筑,百分之九十以上在绝缘隔热方面达不到国家标准,导致取暖制冷的效率低下,浪费大量的能源。还有,各大城市高速公路崛起而起,地铁等最节省能源的公交设施则发展严重滞后。胸怀两叶黑肺、开着私人车在水泄不通的马路上等交通信号灯,似乎已经成为中国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

  一个被低油价娇惯坏了的社会是不可能有竞争力的。能源问题是二十一世纪人类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谁有效地回应这一挑战,谁就能在竞争中先声夺人。而低油价只能鼓励人们回避了这种挑战。根据联合国2007/08的人类发展报告,中国每单位能源所创造的GDP为4.4;美国是4.6,在发达国家中最低;法国是5.9;德国是6.2;日本是6.4;英国则高达7.3.大体而言,在发达国家中,油价越高,单位能源所生产的GDP的越高。比如德国的油价,就比美国要高出一倍。大家养不起车就不养,照样能过高质量的生活。

  在能源上,免费午餐的时代已经结束。中国的目标,应该是彻底取消燃油补贴,让用油的人照价付钱。油价上涨是个挑战,更是个机会。一个有竞争力的经济,当能经得起风吹浪打,而不是龟缩在暖棚里靠政府这个大保姆来照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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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烜:生命延续的向导——先验伦理

  在当今工业消费的社会,信息爆炸的时代,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伦理发生了许多异化的现象。在过去传统的东方农业社会,人对自然、伦理有所敬畏与遵从,社会成员之间的伦理与个人道德都处在稳定的框架内;同时,在西方社会,由于宗教信仰和古希腊的理性精神,人们在伦理与道德层面都保持和谐,顺应自然的状态;但在当今工业消费和信息化社会,人类的所有欲望都被无限地放大,科学技术逐步淡化了人对宗教和大自然的朴素信仰,欲望有了技术、科技的护佑慢慢冲破了禁忌,传统的伦理与道德面临瓦解的危险;好奇心,感性的冲动、体验主义以及相对主义逐渐肢解着传统的价值和意义;乱伦、忧郁症、强迫症,精神分裂等心理疾病和社会现象层出不穷,伦理道德在人性私欲面前只剩下形式和象征意义。人们对传统价值和意义的淡漠,对欲望的无法节制到了空前的地步,传统的价值和意义是否会转变,已经成为所有人面临的课题。

  但问题在于,颠覆传统的价值和意义,更多的是造成人内心的虚无、彷徨、迷失、紊乱,甚至是痛苦。在朴素的自然主义、神秘主义和宗教信仰被技术理性冲击的情况下,如何让人们从逻辑、思维以及感性的内心真实地认同、信仰、融合于伦理道德本身,如何不再彷徨于错综复杂的信息,坚定地保持价值和意义与身心的统一,那么我们就必须回到人类意识建构的原点和生命存在的终极逻辑上来寻求与伦理道德的关联。下面,笔者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探讨伦理道德与生命的建构逻辑、现实存在的必然联系。

  一. 伦理道德来源于生命的先验逻辑。各种宗教戒律、儒家文化的道德规范、人性向善论以及各种文明的禁忌都是无法用现在的理性和道理可以解释的。人类虽然有多元的文化,但各大文明圈中的最基本伦理道德与价值观都是一致的。对善的追求,对父母子女的热爱,对他人的关怀和尊敬,对人伦关系的遵循都潜在于人们内心深处的意识取向,它是超越国界、现实经验的并具有普适性。这些伦理道德都是有别于其他物种对外部世界特殊的认知形式。人的意识以及对外界的认知都是建立在经验和对经验先验感受的基础上,人对经验朴素的思考逻辑,基本价值的判断,对环境、气候、食物、生活空间的选择和感受是先验的、绝对的、有范畴的,不是理性、技术所能把握的。每个物种对环境、气候、食物、生活空间的选择和感受都不同,他们存在逻辑的不同决定了对外部经验的感受和认知不同,所以能产生不同的伦理。植物的光合作用、蜜蜂采花、蝌蚪变青蛙、螳螂吃配偶等各种伦理现象都是其生命存在逻辑的反映,每个生命群体的伦理道德都是其先验逻辑演化而成,这些伦理现象是生命先验逻辑的必然,而先验的逻辑是其生命存在的唯一可能。在蒙昧时代和原始社会,人类对快乐的理解,对忧郁的体会,对视觉声音的感受以及对外部事物、现象的价值取舍都是感性的、与生俱来的必然产物,与人类特有的存在方式形成逻辑统一。这些应然的意识在经历长期的提炼、归纳、具体化而形成典籍、书面上的伦理道德和制度规范。故先验—感觉—意识—理性—系统的伦理道德是一个完整的链条,它们是一个必然发展的整体,伦理道德也是先验实在必然的延伸。我们对现象的认识、经验的归纳、思维的建构都是以先验的意识为逻辑起点,并与人的特殊生存方式相验证。换句话说生命和意识何以存在是由先验实在决定的。鱼在水中呼吸,树长在土里,鸟儿筑巢都是其先验的意识和逻辑所支配,这导致了在相同外部经验下不同物种多样的意识,认知和伦理行为。包括人的思维的逻辑起点、价值的导向、思考的形式、情感起伏的诱因和意识的建立不一例外都归溯到特殊先验逻辑。如康德所说,先验是不可知的,但当我们无法得知起因的时候,却能观照到结果。对于先验的概念和模型是人类无法把握的,当我们用世俗的经验意识、逻辑、理性去分析先验的逻辑只能缘木求鱼,因为生命是由先验逻辑去主导,加上外部环境的滋养以及偶然经验的互动而形成,而人的理性的形成主要是接受外部的经验和刺激,带有太多对象的经验和外在于生命内部的信息,而且理性分析的概念是静态的,僵化的,它无法把握内在、动态的生命先验的实在,所以先验只能被直觉感觉而不能分析,且先验是生命的存在逻辑,我们必须通过直觉坚定不移地执行、实践这样一个必然的伦理行为。当今传统的伦理道德就是先验实在孕育发展的结果,人们应当从作为先验实在的结果中反溯到生命实在的逻辑,体会到存在的终极意义。

  二 生命体系中的精神与物质、主观与客观是统一于生命的整体中,伦理道德与生命此在统一于生命本质的逻辑整体。在所有生命体的运动和现象中,没有脱离物质的精神,也没有脱离精神的物质。主观意志是生长在外部经验和机体神经系统的客观反映的土壤上,没有客观载体的设限和经验的范畴,主观意识只是一片混沌;而每个生命的客观现象都是主观意识、精神和先验理念的主导下完成的,所以在生命活动的框架内,主客观是一体的、一元的。人的各种情绪如害羞、愤怒、喜悦、感伤既是生理现象又是意识反映;反过来,身体上受到触摸、刺激也是带动意识、情绪、认知的波动,主观精神的变化与客观生理存在是一体的。伦理道德的体验和构想直接影响到客观生理的状态和存在。纯粹的客体和主体都无法构建生命本身,所有的意义和价值都无从建设,无的放矢。人类的伦理道德不是人们凭空臆想,而是建立在其生命的存在方式和先验本然的前提上,它们在逻辑上是统一的。人们对土地、食料、气候、环境特殊的先验感受和生命本能、应然对环境、经验的取舍、选择形成了人类在自然界求生的生存方式和与之对应的伦理关系。生命之所以存在的逻辑可能和特殊形式决定了人的神经系统对外部环境的反应和对现象的意识建构范畴。先验感受成为直觉、主观经验、感官情绪的形成基础,生命应然存在的逻辑和本能求生的方式成为人们确立主观意识,思维形式的坐标体系;以先验的感官认知为参考依据,以生命运行、存在的形式逻辑为导向逐步奠定了人类基本的价值和意义,从而形成了伦理道德。伦理道德与生命的此在在逻辑上是统一的,生命的此在包括意识的存在,感情的存在以及生理的存在,对伦理道德禁忌恪守和真善美的追求,不光是对价值的追求,其实也是维系意识存在,生命存在的依据和逻辑。人类的生理现象,意识存在都是以伦理道德的逻辑来运行的,人对衣食住行、生殖繁衍都体现了伦理的含义。伦理道德从内容上说是一种价值,但从形式上说是某种特殊的范畴、形式、逻辑。人的形体、感官、生长发育都是遵循唯一的形式,固定的逻辑,是在一定范畴的框架内变化发展的,这跟伦理道德本身的属性有根本的一致,人体生理、意识的建构与伦理道德在逻辑上是统一的,彼此有着天然的关联。人体中水、空气、维生素等生命元素,人自动地呼吸、吸收排泄的现象以及人体特定的基因结构都是体现了人特殊的伦理形式,而伦理道德的逻辑起点来源于生命先验的本质,所以实践伦理道德就是执行生命先验的逻辑,它体现的不仅是一种意义和价值,而是运行整个生命的此在。伦理道德不仅是主观性的,也是客观的,并与生命存在相联系,它的内涵应该包括生命的整体。

  三 先验逻辑与伦理道德对于生命存在具有绝对性、必然性、唯一性的天然关系。先验的意志和逻辑是先于意识、直觉和理性的;人对喜怒哀乐的体验,对阳光、空气、雨水的感觉是先验的、绝对的,这是理性和意识无法创造的,包括人对快乐与痛苦的选择也是出于生命的应然和先验的的逻辑,所以生命此在的先验逻辑是生命链条的最前端,也是直觉、意识、理性、思想形成的可能。先验的本质和逻辑在直觉、意识、理性面前具有绝对性,违背先验的本质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可能。在先验本质绝对化的基础上,以及生命存在的前提下,恪守于先验本质是必然的、唯一的。生命每时每刻的运动无法脱离先验设置的生命感受和存在逻辑,而且只能局限于人类特殊伦理范畴,无法按照其他物种的生存伦理存在,所以先验逻辑对于生命存在具有绝对性、必然性、唯一性。伦理道德以先验意志为逻辑起点,是生命实在衍生的结果,它真实地体现出先验本质的内涵和逻辑,并以价值、文本、宗教礼仪的方式主导人类的生存状态和模式,人类之所以有存在的可能是由于实践了传统的伦理道德,故伦理道德是延续先验逻辑对于生命存在绝对性、必然性、唯一性的属性。人的生活内容也许不大一样,但其基本的形式和生理发育、衰老的过程确是绝对的、必然的、唯一的,而人的伦理道德都是这些生命必然阶段的体验结果。但作为生活在时间中的人们来说,伦理道德不仅只是终极的结果,而更应该是一个生命的过程。人们只有通过伦理化、道德化的生活才能与先验本质的生命逻辑融合起来,如此才让生命的存在,成长更贴近生命的本质,让身心在伦理道德的范畴内感受生命本质最需要、最贴切、最契合的存在形式和内涵;通过融汇伦理道德的绝对性、必然性、特殊性,化解外部复杂信息、经验的困扰,消除欲望带来人格分裂的痛苦,达到内在价值和意义的平衡,平复信息化干扰下对传统认知的疑虑,消除欲望带给意识的困惑,坚定对传统伦理的逻辑认同,这样才能在错综复杂的社会中做到身心的健全、稳定与和谐,在实践中达成知行合一。

  生命和伦理道德都是先验实在的逻辑所支配和建构的,先验逻辑具有绝对性、必然性和唯一性,所以我们整个生命的流程从生理逻辑上说是按照传统伦理道德的范式呈现的;生命是主客观的结合,意识也是存在的重要部分,意识的形成主要是以先验实在对外部的经验整理为质料,并以先验应然的逻辑运动构成了思维意识的过程,从而必然地发展出了伦理道德架构。先验实在—基本意识—伦理道德这是一个必然的发展过程,如果基本的伦理道德受到挑战,那么我们的思维意识的存在将受到剧烈冲击,整个意识平台,对经验感知的改变将与先验的意志发生矛盾并影响到人的生存状态和模式,生命的和谐存在将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所以,如果以生命的此在取代技术理性与欲望作为最高导向,那么遵从基本的伦理道德则是一种绝对、必然的实践。

  以上笔者从学理上探讨了伦理道德与生命逻辑的必然关联,那么,如何在内心深处重构传统伦理道德的权威,坚定基本的价值和意义认同,在宗教淡化、技术至上、欲望和信息爆炸的时代保持内心的安定与宁静呢?我们应该首先回到生命的范畴,以生命的此在为前提来看待伦理道德的发展变化以及与欲望,技术理性的关系。

  我们在发展伦理道德的同时,应以建构生命、活化生命,维系生命的"在"为标准。虽然我们无法把握先验实在的逻辑为何的原因,但先验逻辑体现在对饥饿、炎热、寒冷的生理反应,对皮肤流血自动修复的现象,对病菌的天然免疫,人体成长发育带来的变化,都验证出先验逻辑的导向是追求生命的存在。例如,体现在意识中的性欲,其客观的结果是促发了新生命的形成。这些生理现象和先天的机能通过人的感觉形成了伦理形式和道德意识的雏形,在逻辑起点上它们是相连的。我们在实践伦理道德的过程中,应以生命存在的绝对和必然为坐标,以此在的动力作为孕育对传统伦理道德的绝对信仰和坚定信心。

  除树立对伦理道德的认知以外,在发展伦理道德之时,应注意感性与理性,范畴与无限的关系准则。首先,人的理性是生命生成发展中从混沌到明晰,感性到具体化的必然过程。感性是理性的动态过程,它决定了理性的范畴、标准和方向。任何发明创造、学术体系,科学理论都是建立在感性的冲动,人格理想以及模糊想象的框架内。对待伦理道德应有理性的准则,但必须以感性的认识为逻辑起点和思考动力。因为伦理道德是一种外在的生命形式,应以感性,先验的生命逻辑去认识它、实践它,这样才能做到与生命存在的融合。

  我们在感性地认知、实践伦理道德的同时,还应甄别感性与直觉的区别。感性虽然是模糊的,非理性的,但它是有序的,在人特定的伦理形式之下的意识;它是从主体出发,作为生命整体的先验实在的延伸。而直觉是超越范畴,无序的,脱离意识形式和伦理的;它并非一定是主体出发,很多时候是从经验以及生命的部分——欲望出发。法国哲学家柏格森认为直觉能把握生命的本质"绵延",但我们应该注意的是,直觉并不一定能真正把握生命本质,很多直觉是反生命,反伦理,甚至是消极的、痛苦的、荒淫的,它给生命本身带来的是痛苦和迷失。在笔者看来,直觉只是主体与外部经验的桥梁和中介,直觉本身不带有任何意涵,不管好的,不好的,善的或恶的信息经验都可以通过直觉表达。直觉基本上是从先验伦理意识,外部经验以及欲望三个纬度出发;在众多的直觉中,我们且把它们分为先验直觉、欲望直觉和经验直觉。先验直觉是指从生命先验实在和整体出发而传达的一些感觉,这些感觉所引发的实践结果都是在有序的伦理平台的基础上,维护着生命群体的和谐与此在、繁衍,比如:人的恻隐之心,慈悲情怀,自我实现的满足,和谐心境的安定、淡然以及伦理范围内的情爱等等,这些直觉都是有序的,有范畴的意识,能产生本能长久快乐的;而从经验和欲望出发的直觉是以外在经验和内在欲望重新构建的意识,而并非从生命先验、应然的本质为起点,这样使得经验和欲望无序化,扩大化。比如:暴力的刺激、淫秽的性欲、施虐的倾向、偏执的膨胀等等,这些直觉的特征是无序,混乱,毫无范畴的意识,除给人短暂的快感外,之后只会让主体感到虚无,迷失,空洞和痛苦。经验是外在的,它无法真正贴近到生命的实在,而内在的欲望只是生命实在延伸的局部,无法象先验意识那样把握生命存在的整体,以欲望和经验为本,只会导致生命的异化。故在面对外部经验,个人欲望和伦理道德的情形下,在确保感性驾驭理性的同时,应该对直觉有所甄别、取舍;在感觉外部经验,内在欲望的同时,以先验,应然的逻辑为基准,从伦理道德和生命整体感应的意识中再次感性、本能地对无数的直觉做出抉择,这样才能使我们的内心充满着符合先验实在和伦理道德的积极感受,让真、善、美等与本质相和谐的感觉和信息厚植于我们的内心深处,成为我们意识的前提和思考逻辑的起点。

  除了避免以理性、欲望和技术分析的方式解构伦理道德外,我们还应该注意伦理和道德的有限性和它们的范畴所在。我们的意识来自主观反映和客观经验的互动,而我们主体的感官是有限度的,有范畴的。在纯粹自然的环境下,我们的视觉、听觉、触觉、身高臂长以及生活空间都是有限度的,并以特殊的形式、框架存在。人所能感觉到的信息和经验是在有限的范畴内,所以在先天感应和有限经验的平台上发生出的意识是有限的,在有限的资源内我们思索的半径也是在一个局限的框架内。但在工业信息化时代,信息无限地膨胀并无序化,许多变态的、扭曲的,超越人的感受范围的资讯给人的意识带来巨大冲击,这些都导致了人们的逻辑混乱和价值颠覆。如:克隆动物、狮虎配、乱伦等变态的信息引发了整个社会人们心理的紊乱、疾病、迷惑和偏执,当传统的价值意义被解构,而我们无法建立新的并适应于生命自然的价值体系之时,人类的精神大厦和生命存在将面临重重危机。人的生命是有框架的,我们的意识是有边界的,自然生命都是相对封闭、有限的系统,若超越生命系统的框架和负荷,将会给生命体带来异化的影响。从生命演化的结果倒推原因,我们可以观照,生命是自然界衍生的,那么生命存在必然应遵循自然界平衡、有限、绝对形式的法则;或许人的意识具有可逆性,拓展性,它或许能感受超越生命伦理范畴的信息,但也超越了主体意识和生理的结构和形式,给人带来更多的是茫然、痛苦、混乱和价值分裂。也许有的人可以接受扭曲、超常甚至变态的信息并予以实践,但必将与生命先验预设的逻辑前提产生矛盾,并将给先验实在演化来的有限的生理机体带来不适,痛苦和扭曲。例如一些超越伦理的克隆技术、狮虎配、人兽配等现象最终只会让生命的异化,违背生命的规律,导致意识平台的支解。我们在面对复杂的信息,无序的欲望和传统的伦理道德时,应以向内的伦理向度来思考甄别异化的经验。我们对有限的自我意识,生命本质和价值体系应有正确的认知,有限才是生命的本然,范畴是意识的前提,我们在面对外在经验时不能超越伦理、意识逻辑和生理边界,否则经验欲望给自我的重构、异化和颠覆只会导致存在的瓦解和自我本质的遮蔽。人应该恪守在应然设定的伦理范围内,保持与生俱来,切合自我的和谐生存方式,其他物种的伦理也许会带给我们新奇和刺激,但无法适应于我们生命的属性,我们应该在自己的好奇心,广泛体验的欲望面前保持理智和清醒,重新回到本我自身的逻辑和本质中,回到伦理道德的范畴,寻找真正与生命和谐的价值因素,在外部经验和无限的体验面前,保持着一份朴素的敬畏和有限的边界。理智地对待自我,认识自我的生命范畴,将会使我们的生命运行找到正确的轨道。

  综上所述,人类应从生命存在与伦理道德的必然关联的角度,以自我生存的本能来认识到实践伦理道德的必然性,从而把伦理道德与生命存在在逻辑、哲理、形式和此在中统一起来,使得我们的基本价值和意义有了更坚实的依据和信仰;在实践中,通过对伦理道德感性的、先验的、有限性的认知,从而规避了某些技术理性,现实经验,私欲利益带来的困扰,也防范了相对主义,体验主义、偏执性格、强迫症状给身心带来的扭曲。本文通过论述伦理道德与先验逻辑以及生命、意识、生理存在的必然联系,将伦理道德作为生命的应然起点和必然归宿,这样我们在面对纷乱的社会现实,就拥有更安定,更坚实的力量达成价值的平衡,以及身心、知行的和谐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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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心:再论发展不是“硬道理”

  肇始于人的本性和欲望被正名、被肯定、被大肆张扬并"去道德化"之后,人的好恶便成为权衡利弊的唯一标杆,从而跃升为罔顾天地苍生、凌驾于一切之上裁决万物的最高尺度,故此,被誉为"二十世纪良知"的史怀哲神父呼吁:"我们都应该懂得对生命伦理的尊重、学会礼赞和分享,那种仅仅以人类对于生物亲疏远近的立场和感觉为出发点是纯主观的,我们谁能确知哪一种生物本身有什么价值?对全世界又有何意义?这种分别必然产生一种见解,以为世上真有无价值的生物存在,我们能随意破坏或者伤害它们……"。事实上,宗教训诲对人类心灵的启示也表明:宇宙万物的存在都有目的,都有机能上不可或缺的相关性,所以,《圣经》上说:"我们知道神一切所作的,都必永存;无所增添,无所减少。神这样行,是要人在他面前存敬畏的心"。然而,始于"人文主义"之后对自由意志的放任和误读,使得人们认为无需敬畏谦卑,无需"以德配天"也不会有因果报责罚,由着"唯物主义"文明反叛对人的道德属性一路清洗祛魅,其结果势必让"人类自我中心主义"妄想和偏执所主导。从而促使所有的社会辩论和观念形态,都立足于投人之所好,以取悦于人"目好色、耳好声、心好利……"的私性意志和享乐为旨归,让所有国家政治动议乃至"全球化"公共决策理念等,都只能"因势利导"顺服人的意愿,讨好人的极端利己主义诉求。

  伴随着科学原教旨主义无所不能、大胆妄为的扩张与拓展,人类基于自负与自私的意志被无限度扩充、被激活,甚而被赋予了无上的光荣与正义性。于是,我们相信人的大能、寄望于人的自我解放和终极救赎,然后一次次要么"上九天揽月,下五洋捉鳖"( 毛泽东语);要么"上穷碧落下黄泉",秉持着唯意志论的妄念气吞山河、改天换地征服自然!于是,我们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自足于破坏性、毁灭性罪感抒情的得意,沉湎于围猎苍生、杀戮同胞的残酷游戏;于是,我们翻江倒海、填湖造田,修水库筑大坝、建超级城市搞人工转基因生物工程……。总之,正如有学者所描述的那样,当信息泛滥和对人欲的放纵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主题时,你除了陶醉于当下的物质文明和幸福想象之外,便只能趋炎附势跟着公众胡思乱想,这时候,谁都会因过度的发热和激情澎湃而找不到自己的经纬,找不到可以安身立命的水土家园,从而失去了自己在宇宙中的本相本位,异化为只有物念而无心肝的经济动物!众所周知,由于人自身的幽暗性之所致,人们对财富与幸福的期待在狭隘政治利益与商业交易的怂恿和协迫之下,其恶性的竞争必然导致对资源存量的过度开发和榨取,使得谁都想显示自己的政绩和文明优势,从而将无限的"发展"与竞争作为整全性理念植入国家、社会和一切共同体成员的生存意识之中。,

  盖因如此,"效率与速度"必然凌驾于国家意识形态之上,人的意志必然被贪得无厌的消费需求和永不知足的发展主义"激素"所催化,从而万众一心投向速度和效率合谋演出的现代化"饕餮盛宴";如此,则连颇具"定力"的精神与心智领域如宗教哲学等,都争相效法"经济人"落入俗道帮腔造势,挤身于"三界五行"争名逐利,让所有社会政治目标、公共话语,资讯传媒等都齐声喝彩、相时而动;如此,则举凡有人迹生灵之处,无论荒郊野岭、深山古刹,都会因现代信息技术(电视、电话等)无孔不入的浸蚀而被迫跟进。将国家意图、主流趣味和发财致富的样板闹剧重复教化、广泛宣示,把人们沉睡的欲望激活唤醒,从而被鼓动、被挑拨,然后急火攻心拥入"经济社会"……。于是,人们被告知:"再也不能这样过,这也不能这样活"! 再也不能忍受"篱笆墙的影子",然后"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陶渊明语),再也不能奉天承运自足于士、农、工、商各守其位。这时候,乡村没有了田园牧歌,山民失却了温良敦厚,民意人心随着"全球化"攀比和国家发展主义导向的刺激和撩拔,谁也不愿意因循守旧,不喜欢安贫乐道。于是,为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永无止境的物质与文化高消费需求,国际国内、城市乡村便只能无度地冒进开发、增量扩张,从而宿命般绑定在全球化"恶性发展主义"之中而难以超脱解困。

  基于这种仅仅"为人谋福利"的全球化物量增长和发展主义大势所驱策,所有的人,所有的国家、组织和社会单元,都对"文明"之下的各种社会困境和灾难视而不见,对现代性高技术规模化概率算计、内外调控,对社会与自然生态的全方位侵犯和伤害缺乏警惕,从而不加以道德自律和行为约束,放任自由竞争,绥靖优势"文明"加之于劣势的移植改造,甚至施以战争和暴力干预,纵容极权主义胡作非为,在族群、国家、行业和个体之间煽起贪心妄想,制造等级分别,从而展开不间断的对抗、苦毒和仇恨,然后引入"市场"博弈,怂恿人们无限度地巧取豪夺,经济上"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执著于效率主义和GDP增长;政治上优胜劣汰,崇尚"马太效应"赢者通吃。如此比拚、如此较劲,谁也不甘落后的发展与享乐主义争强好胜、奢华攀比,不仅导致科学失去其探究精神,成为"实用主义"反道德化伤天害理的刚性硬器;也迫使文化教育偏离"传道解惑"的正向目标,庸俗化为讨好卖乖,投合公众低级趣味的市侩玩物。至此,则不仅会助长专制主义因势利导,凭借其超强赎买能力一路坐大,也导致"民主政治"因受制于公众见利忘义的短见而下陷堕落,沦为投机取巧无原则奉承强势资本,阿附"选民"急功近利、耽于现货收购的营销策略。

  因为一切都见之于物性,见之于可以量入产出实体论价,所以人们既不再有高韬远虑,也不会兼顾人伦亲情、环境生态,甚至也不会虑及子孙后世,而是把目光锁定在当下,戮力于可以立杆见影一次性完成的"现在时态", 如此,"则树欲静而风不止",大至国家组织,小至社团个人,任谁也不能清火降压,谁也不能遏止基于发展与幸福的幻象,然后违天悖理到处侵犯打劫、任意索取。所以,有人说,现代人的困境就在于太急切、太功利,因而人人都耽于效率、迷恋快捷,崇尚催化性高速度超标的"物量"享乐然后"向死而生"! 由于迫切地想把这个经验的世界展开,而且也确实作出了有效率,看得见的规划和安排, 所以,我们的城市越建越大,高速公路到处开疆拓土,"人欲"工程气逼山河,空中飞的、地上行的、水中游的,土里埋的……,哪一样不惟我所有、尽收毂中!举凡一切可以通过市场竞争,交易赎买而得的好处,有哪一样不方便、不快捷,不舒心不人性化!只要我们有意愿、有能力,并且支付了相当的交易成本,一切人间快活与幸福都可以垂手可得,都能满足即时性消费而且还可以人工保鲜。不仅如此,你还可以做到在不同的时空境域之中,将这种幸福与快活进行流水线批量复制、规模向外拓展推介……。

  当得益于科技力量的广泛介入而使一切都变得可能时,政治鼓动、商业与文化煽惑必然促使人性对速度与效率的期待产生致幻情境。从而无限量激进递增,不断升级换代、变相变量催化更新。至此,即使有足够的物量支撑,也只能确保瞬间的热度和临时性的光鲜。及至此时,我们才发现幸福与快乐由于缺少心灵的呵护而没有了着落,甚至安全都因失去了可以依赖的屏障而没有了稳定性和常态感,所以便只有积极入"市"、参与竞争,从而深陷于"妄想、分别、执着",沉湎于"贪、嗔、痴、慢"( 佛教语),纠结于弱肉强食的俗道之苦,轮回于不堪承受的市井之累。因为总是要划界判别这是你的我的,拈量谁多谁少,所以便互不相让、彼此攻伐。如此,则以极端个人主义为旨归而形成的精神环境、情感氛围,势必将"市场"变得坚硬冷酷而缺乏人间性,从而迫使一切社会统合思想和制度选择,都倾向于对人不信任、不放心甚至不把人当人,所以便只能动辄诉之于武装防范,寄望于契约司法看守。如此,虽则钢性上能确保人们不敢公开作奸犯科、行恶使坏,但也因此忽略了对人性良善因子的教化养育,使得公共生活与日常交往伦理,都因过度依赖利害的算计而缺乏体认,缺乏彼此的眷顾和心灵上的共鸣,从而代代相传一路演出着争锋相对"你方唱罢我登台"的"戴罪"历史,展示着宿命般无法释怀、无法解困的众生苦相。如此,则不仅佛陀、孔孟的觉悟与道德智慧不足以力挽狂澜让人们走出迷误,甚至苏格拉底、耶稣基督圣洁而高贵的受难也无法警示人们克服一己的自私与任性修得正心诚意。

  所以,有学者指出,"现代性"的困境和各种灾难记忆都彰显了一个事实,即文明与野蛮是共生的,前者意味着创造、秩序和教养,它将人性导向光明从而达成人文与自然同向共荣,后者则内涵着侵犯与剥夺,将人心引入黑暗、罪恶从而把天道人伦败坏。有鉴于此,古希腊哲学和东方智慧都普遍认为,世界构成乃是基于精神与物质的能量平衡,并据此警告我们,谨守爱与珍惜、彼此兼容的宽恕之道,才能促使阴阳相生、事物能量交换趋于平衡,才能成就人与人、人与自然生态系统的和谐稳定。由此,则让我们从各种境遇中学会反躬自省,学会怜悯、学会体贴,懂得推己及人并据此建立起彼此关切、"利己与利他"的文明与道德范式,让人在不可把持、不可抗拒的灾难之中有义务、有担当,在抵达自己的同时兼顾苍生万物,由此突破一己的幽暗让人看见光亮,看见未来的文明和希望,从而营造出具有建设性的文明属性;反之,一但偏离善道走向利己主义,走向唯我独尊的专横与霸道,则不仅会引发物质的分解、冲突和逃逸,还会造成人类文明的坎陷和湮灭。

  现代科学和神学都启示我们, 天、地、人以及万象本为一体,都是精心调制的有计划、有目的甚而是有情感和意志的存在,所以都是气脉贯通、相互依存且生息共振的系统化构件,是彼此和谐、因果关联的整全性有机统一,这一切原本没有分别,没有对立,没有人文与自然,人与人乃至人与社会之间相互排斥,彼此悖离各行其事的对抗性二元关系,更不可能有自足于三界五行之外,独立成仁成圣、互不关涉,单凭私欲恶念修成正果的冷血"极端自由主义"。因为我们本来共处一隅栖息生养,天地万物也都灵性相通"肢体"连接,所以才化育出基于爱与协力结合而成的人文与自然生态,才构建了万物之间能量交换、彼此关联动守衡的和谐伦理,爱因斯坦有言:"上帝虽然高深莫测,但他绝对没有恶意"。据此,我们本来就应当循天道、究人伦,顺服于上帝成就万事万物的美意,承认所有的"存在"都有根据且都秉持着自身不可忽略的指向和目标,都以其意态情趣抒写着不能篡改的内涵,都有着自身不可更动、不能替代的唯一性。

  我们都知道,一个生命就是一个宇宙,就是一个自在而为的系统,因而其存在本身就是他的目的,就是他的价值和不可置换的全部意义!所以,我们需要超脱于世道的得失荣辱,规避"唯心主义"的对立与统一。消除基于"利权本位"而派生的"丛林主义"哲学。至此,我们需要仰观天地、俯察万类,然后学会感恩, 学会降身屈服并由此洞悉到个人见之于天地苍生、家国人伦不可或缺的相关性,然后天人交通、物我感应。倘能如此,即便遭逢如何苦毒,如何艰危的人生处境,于我们都是宿命中的熔炼和求善至美的"涅磐"与祝福,都是此生"有缘"才得领受的世道风情。这样,我们便能做到通情达理,学会聆听、懂得体贴并倾心于天地之间众生的苦乐祸福,从而谨守天道人伦以尽好自己应有的职份, <<圣经>>上说:"神造万物, 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倘能如此, 我们即便置身于无常变乱之中,也能以端肃敬畏之心养生送死, 懂得自净其意无缘大慈、,同体大悲, 从而以虔敬之心回应天地造化成全我们的无上恩典和美意!

  二0 0八年六月二十五日完稿于贵阳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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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宇:澳洲游客西安被劫案的背后

  —个身捆炸药的疯狂劫匪的出现,一起劫持外国游客的恶性案件的发生,却只起因于一场看上去极为简单却又耗时3年的民事纠纷。这场悲剧,或许本来可以避免。

  一辆急驰而来的旅游大巴车突然刹住,停在西安市公安局大门前5米开外的公交车站牌旁。

  驾驶室的门猛地被打开,驾驶员跳下车没命地跑开了。一名消瘦的中年男子跟着也从驾驶室跳下车,腰间捆着一圈炸药。

  2008年3月5日上午9时45分前后,这一幕令西安市钟鼓楼广场喧闹的气氛突然变得紧张起来。

  一些来自澳大利亚的游客打开车窗,各自逃命。

  身绑炸药的男子表现得有些不知所措,随手抓住一名澳大利亚女游客,扼住她的脖子,紧握着电子起爆器,朝西安市公安局大门走去。

  目击者用"崩溃"来形容这名男子的表情:"他看上去对发生的一切完全没有准备,眼睛里除了凶狠,还有一种忧伤。"

  这名男子名叫夏涛,西安郊区的一名下岗工人。他希望通过绑架外国人令自己遇到的麻烦引起重视,并获得面见中央领导的机会。

  但疯狂之举不仅没有帮助夏涛解决任何问题,反而在引起轩然大波的同时,结束了他38岁的生命。

  被买断的银行职员

  1993年,高中毕业的夏涛进入西安市商业银行阎良区分行工作。阎良区距离夏涛的家乡西安市高陵县30公里。

  夏涛在银行做过出纳、审核,也做过保安。同事们认为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许多单位的考核,以及在西安的行业系统培训,他常常能获得高分。培训过夏涛的老师至今仍对他留有印象。

  而夏涛在阎良的朋友中由被认为是乐于助人,心地善良的人。

  1999 年,夏涛认识了小自己8岁的李悦。后来两人结婚。李悦也称夏涛十分善良:夫妻俩去菜市场买菜的时候,夏总是坚持去买一些年长商贩卖的菜。但李悦发现,夏有时表现得"一根筋":他认为正确的事情,就一定会坚持。

  2003年初,由于西安市银行保安系统改革,身被保安的夏涛被买断工龄,下岗了。虽然获得了6万元买断费,但夏涛还是为此落寂了很久。

  夏涛曾经试着在阎良经营服装生意,但并不成功。2004年,夏涛离开阎良回到高陵老家,开始了和妻子一样的打工生活。

  夏涛以送煤气为生,包吃住后每月还有1100元的工资。老板很喜欢这个打工者,不久前还在向夏涛的家人询问,他能否回到煤气站上班。

  夏涛在阎良有一套90平方米的住房,夏涛准备把房子留给儿子结婚之用,于是还会经常回阎良照看。

  2001年,夏涛夫妇和1岁的儿子住进了新房。新房在二楼,夏涛可以可以看见楼下街道上人来人往。站在马路上喊妻子的时候,李悦从阳台一探头,楼下的夏涛就可以看见。

  但就是这套温馨的居室,最终成了夏涛生命的魔咒。

  钉在阳台上的招牌

  住房楼下是西安市地税局阎良分局办税大厅。夏涛入住后不久,看到地税局为办税大厅安装了巨幅招牌,这个招牌钉在他家的阳台上。

  再也看不见楼下街道的夏涛对这块钉在自家阳台上的招牌非常恼火。李悦记得,夏涛下岗之前,就和地税局就此反复争吵,要求将招牌拆除。

  但地税局认为自己租下一楼的房间后,有权也必须安装招牌。双方曾经就如何处理这块招牌达成过口头协议,但最终也未能实施。

  单位领导和李悦都曾劝阻夏涛不要为此纠缠。

  但夏涛却始终认为道理在自己一边。夏为此咨询了律师、房管所以及其他专业人士后.得出一个结论:自己的住房是私有产权,包括阳台墙体、外墙面都是自己的私有财产,别人在阳台上安装广告牌必须征得他的同意。如果打官司,必胜无疑。

  2003年初,夏涛聘请了一位律师,正式打起了官司,案子在离夏涛家500米外的阎良区法院开庭审理。

  当时夏涛的诉讼理由包括:第一,招牌侵占了他阳台外墙面的产权;第二.招牌钉得几乎和阳台上沿持平,影响了他的下俯视线;第三,招牌可能会导致小偷爬进家里来,存在安全隐患。

  "肯定赢!"李悦回忆夏涛庭审后回来时兴奋的神情,"对方的辩护人都不能自圆其说。"

  但宣判的结果却令他失望,夏涛的诉讼请求未被法院采纳。这样的失败后来夏涛经历了不止一次,招牌也始终钉在那里没动。眼看着钉在自家阳台外的招牌拆不了.夏涛有些沉不住气了。

  2004年的一次败诉后,夏涛一气之下回到家中抄起锤子,自己动手到阳台上砸起了令其抓狂的招牌。夏涛没能拆掉招牌,却很快被警察带走.最后因为毁坏公共财产,夏涛被罚款200元。

  赢不了的官司

  在李悦看来,夏涛能做出这样冲动的事情,一定是已经到了忍耐的极限。被罚款之后,夏涛仍未放弃。尽管朋友给他的忠告是,如果没有足够多的经济支撑,最好不要去打这场实力悬殊的官司。

  一些人指责他的"一根筋",更有人说他的神经有问题:为什么非要为阳台外面的一块招牌打官司呢?

  打官司的同时,夏涛也写过信。李悦称,夏涛当时一边写一边说:"我就不信找不到说理的地方。"夏涛的家人猜测,夏涛买断工龄的6万元钱,除去一些必要的开销,剩下的钱几乎全部花在了官司上。

  夏涛的官司上诉到了西安市中院,败诉,再申诉到陕西省高院。2006年.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将案件发回西安市中院重审。这给了夏涛莫大的希望,他告诉家人说,省高院的一位办案人员表示,这个案子太简单了,发回重审的话,他一定能赢。经过一审。二审再到发回重审,这一简单的民事纠纷案件已经经历了漫长的过程。

  负责重审的法院为此案重新组织了合议庭。重审的结果终结了夏涛短暂的兴奋,他的诉讼请求依然未被采纳,他仍然无法拆掉钉在自家阳台上的招牌。

  至此,夏涛已经走完大陆法律途径所提供的所有,他不能再通过司法途径来解决问题了。没有人知道这场官司在夏涛的心中到底郁积了什么样的情绪。

  2006年,夫妻感情问题也在折磨着夏涛:夏涛和李悦的离婚协议称,离婚的事情不告诉双方的父母,儿子的抚养由夏涛自愿承担。

  在李悦看来,夏涛绝对是个好父亲。他每年都足额支付儿子成长所需要的费用,儿子的桌子上,床上满是夏涛买的玩具。打工间隙.夏涛还会时不时地回来陪儿子玩。

  但夏还是显得越来越孤独,前妻和父母都不了解他心中的事情。至今没有家人知道夏涛多年官司的细节,更没有人知道那些与官司有关的法律文书放在了哪里。

  夏涛在家里留下一个带锁的抽屉,家人曾经看见那里面放着许多和案件有关的材料。劫持事件之后,夏涛的家人打开抽屉,却发现里面空空如也。

  筹划了3年犯罪

  这年秋天,夏涛离开了工作的煤气站,往返于青岛、新疆,北京等地的工地,依靠安装玻璃幕墙和铝合金门窗为生,每天获得几十元的报酬。但每到一地,夏涛都不忘给儿子买回礼物,包括青岛的海鲜。

  有时候,夏涛还会回到阎良看看。

  夏有个朋友在阎良开了一家打印店。夏每次来看望朋友时,都是直接坐到沙发上先看报纸。有人招呼,他才会应和两句,说一些无关紧要的话题,夏明显变得沉默了,也不再提及官司的事。这与先前居住在阎良的他有很大不同:那时的夏涛以话多而著称,官司也是他和朋友之间的话题。

  2008年3月2日,夏涛离开了家,临行前他告诉家人自己要去成都打工,夏的父亲为此非常高兴—-儿子又有工作可以做了。

  离别了父母,夏涛又来到前妻李悦和儿子的住处。

  夏也告诉了前妻李悦,自己要去四川成都干活。儿子还没起床,夏涛陪他在床上玩了一会儿。

  这个上午,没有人看出夏涛有任何异常、此后的3天发生了什么,对夏涛的家人来说,成了一个永远的不解之谜。他们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让夏涛的愤怒和绝望演变成了犯罪。

  3天后的事实表明,那场持续了3年的官司从未停止过对夏涛的折磨。劫持人质过程中,夏涛告诉警方,他为此刻的行动筹划了整整3年。

  事实上在半年前,地税大厅已经搬走。如今,夏家的楼下是一家名为"花样年华"的美容会所。夏涛的房子也早已租给别人。

  但夏涛心中的结显然从未被打开。

  崩溃的劫匪

  2008年3月5日上午,西安市中心的钟鼓楼广场,川流不息的人群展示着古都如唐代般的繁华。

  那天,一队澳大利亚游客也在这里。一名华裔导游带着9名来自澳大利亚的女游客准备结束在西安的行程,出发去上海。

  夏涛显然注意到了这些外国人:她们将成为夏涛疯狂计划的一部分。

  上午9时45分左右,结束游览的澳大利亚游客开始返回停在钟楼附近的旅游大巴,夏涛也跟着她们一起上了大巴车。

  夏在汽车的过道上来回踱步,显得有些紧张。虽然夏涛的皮肤比起城里的西安人显得更为粗糙,但兴奋的澳大利亚人并没有意识到这有什么不对,几乎所有的游客都以为夏涛是导游或司机的朋友。

  直到夏涛最后走到导游的身边,悄悄讲了几句话,并解开深蓝色西装的扣子,露出捆在身上的炸弹和手上的引爆器。

  来自当地警方的匿名消息源称,夏涛声称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并携带了各种材料,要求到北京见中央领导。

  夏涛在车厢里吼叫着,要挟司机将大巴车开到紧挨着鼓楼广场的西安市公安局,并提出和公安局长谈判的要求。

  大巴车开到公安局门口后,乘客纷纷开始逃窜,手持引爆器的夏涛并没有阻止大多数人的逃跑,于是选择胁持一名澳大利亚女游客与警方谈判。

  目击者称,夏涛看上去很慌乱,似乎完全没想好该怎么做。

  夏涛提出了一系列要求:由西安市公安局派防弹运钞车护送他去机场,并为其购买飞往北京的机票,安排他面见中央领导。

  警方答应了夏涛的所有要求,并真的让夏涛、人质、西安市公安局常务副局长吴金彪以及一名司机换乘了一辆运钞车。

  夏曾经在银行担任保安,或许他希望防弹运钞车能够保证他的安全。大批警车跟随着运钞车.开往咸阳机场。在夏涛要求甩掉尾随的警车后,一些经过伪装的警用车辆继续对运钞车进行包围。

  夏注定去不了机场,警方制造了各种路面拥堵来拖延时间,运钞车里的夏涛显得焦急。警方提前制造的一起车祸,让运钞车在机场高速公路靠近未央的收费站处彻底停了下来。此时人质因惊口下过度已经小便失禁,人质在车上用痰盂方便后,吴金彪要求打开车门将痰盂倒掉。

  车门打开的瞬间,一名特警冲上前,对夏涛开了一枪,吴金彪立刻补了一枪,夏涛当场毙命。

  劫持事件之后

  当警察出现在高陵的时候,夏涛所有的亲人都惊呆了。夏的父亲的双手从那时起至今颤抖不止,母亲自此瘫痪在床。

  在李悦看来,夏涛做出劫持人质的事件.更多是出于偶然。3月2日的最后一次见面,夏涛没有给儿子买东西。李悦认为,此时的夏涛并不知道3天后会绑架外国人——如果知道3天后有此凶险,夏涛一定会给儿子买东西,多陪儿子玩一会的。

  事后陕西省组织力量对澳洲游客被劫持事件进行责任倒查。当地政法系统匿名消息源称,除了夏涛围绕阳台上招牌的官司,责任倒查中没有发现更多的犯罪动机。

  上述官司的一系列判决在倒查中被认定没有明显问题,但一位辖区派出所所长却在倒查中因未能及时掌握社会不稳定动向而被免职。

  但对于悲痛之中的夏的家人来说,麻烦似乎还未结束。

  夏涛的尸体在西安市公安局法医检验解剖中心存放了18天后,被火化.然后回到了高陵。

  夏涛的表姐夏娟(化名)为这18天支付了5300元。为了不刺激夏涛伤痛欲绝的父母,夏娟没有提起这笔花销。

  夏娟原本准备在3月20日将夏涛的尸体从检验解剖中心运往火葬场,但高昂的费用显然远远超出了她的预料。由于没带够钱,尸体在检验解剖中心又躺了两天。

  夏娟只拿到两张写在西安市检察院专用纸上的收条。

  收条上显示,这笔费用包括每天100元存放尸体的费用共计1800元、运尸费600元、抬尸费1200元、消毒费200元.劳务费1500元。

  夏娟不能理解运尸费与抬尸费有什么区别,也不能理解有了这些费用之后为什么还要劳务费。

  缴费的时候,夏娟曾经质疑收费过高,却遭到了训斥。"你也不想想他犯了多大的罪!"一位工作人员说。

  为了让死者早日安息,夏娟迅速交了费用。夏娟如今还在等待着解剖中心能开出发票,她好最后给夏涛家人一个交代。此前检验解剖中心承诺会开一个1600元的发票。

  夏娟说,她不会像夏涛一样去较真,哪怕对方不开发票,她都认了。

  来源:《凤凰周刊》2008APR第12期 总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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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恨海:瓮安事件警告龙永图们——没有刁官哪来刁民

  龙永图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中的作用与贡献,是有目共睹举国公认的。这一点没有任何人会抹煞它,历史必将给他记上一笔。龙永图退休以后,作为曾经的高官上了电视台当主持人,也算是开了全国先河,无论官员主持人这一行业能不能大火,总也算是敢吃头口水的人了,史上第一这四个字,挂在他的头上,人们也是不会有意见的。

  不过,几十年上百年以后的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党建专家谈到龙永图时,与经济学家传媒研究者们的关注点肯定大相庭径:龙永图的"刁民"论,必将是他们研究的重中之重。因为,由这个"刁民"论切入,他们才能够理解今天发生的许多大事怪事震惊事。实证的例子便是发生在贵州瓮安的攻击烧掠县政府公安局一事。

  瓮安事件的深层次原因,贵州省委已有定论。五个方面,个个都充分反映出事件的根源,在于当地党委政府的无作为乱作为假作为,引起了当地民众的强烈不满甚至极大民愤。龙永图及以他为代表的那部分官员们,请认真看看这五个方面吧,看看瓮安县委原书记王勤等在事件中的拙劣而丑陋的表演吧,如果你们还是共产党的干部,就应该无视这样一个铁的事实:没有刁官,哪来的刁民?

  龙永图经济学得很通,不知历史学得如何。但我知道,有很多龙永图一样的经济干部,以及一些伪经济干部,对于历史是一窍不通的。一部中国史,其实就是一部中国农民的受压迫史和抗争史。任何时候,如果统治者把农民视作刁民,那么农民就会很可怕,哪个王朝的覆亡不是农民的杰作?如果统治者重视民生以民为本,那么就会国泰民安国运昌盛,这个道理,李世民们比龙永图们懂得早,也懂得多了。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不是被统治者,而是当家作主的主人。各级党委政府也不是封建时代可以对农民颐指气使或者横征暴敛不管农民死活的官府,哪能只顾着想方设法与农民争利,而不顾农民死活?"对刁民不能太客气",一句话,就把自己放到了农民的对立面,那么,在制定政策执行政策落实政策过程中,自然就会把农民当作执政执法的对象,而非主体来看待,自然就会漠视农民群众的利益而只顾发展经济或者假装发展经济,这样的基层党委政府,焉能利民为民安民?矛盾交织矛盾激化矛盾加剧后,农民在忍无可忍之后,焉能不发生这种冲击县府的大事?

  看看各地县政府前上访的人群吧,龙永图们要醒醒了!中国的中国老百姓历来很老实,中国老百姓历来很可怜,中国老百姓历来很温顺。没有漠视民生的刁官,是不可能有无视官员权威无视法律威严的刁民的!但正所谓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龙永图们如果再执迷不悟,如果不尊重老百姓,这些龙永图们眼中的"刁民"一旦发作,后果不堪设想。

  我们党一直强调在加强执政能力建设,在这里我不妨把话说得重一点,否则龙永图们不一定能够醒得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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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7月7日 星期一

呐喊:长歌当哭祭柏杨

  洋历2008年4月29日凌晨1是12分,柏杨先生去了,中华民族一把锋利的"文剑"悄然如鞘,收归黄泉。此世此间,或许再也没有了中国式的唐基可德,再也没有了 "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再也没有了"不为帝王唱赞歌,只为苍生说人话"的"跳梁小丑"。人生的路,辉煌也罢平淡也罢、坎坷也罢顺畅也罢,伟大也罢无耻也罢,柏杨先生,您"曲终人散,精彩谢幕"了。

  知道柏杨先生是十几年前了,当时还在读大学,同学中热传一本叫《丑陋的中国人》的据说是来自台湾的禁书。抢到手中,在被窝里用电筒照明,一宵读完。之后,经夜未眠,忿满不已,心想"辱骂、鄙视、厌恶、恶心中国人者,大抵莫过于此吧。此狂叟耳,枉为中国人。私下腹诽:(彼时)台湾民主未开,专制犹在,竟能容此老贼?特别是"酱缸文化"、"酱缸蛆"一比更是深恶痛绝,绝难接受。随深恶之,但所写之事、之为、之人、之理,虽年少不更,但也隐隐觉得"似曾相识",竟将自己的父母、亲人、老师和自己等拉进文章做一比较,以至造成"心中有鬼而不胜惶然",几天不敢正眼看人。遂记下作者名字——柏杨。后走入社会,工作、生活、交往,结婚生子,亦随社会之波逐生活之流,蝇营狗苟的社会勾当,虚假奸巧的人际关系,耳洗目染,游刃与酱缸之中,台上说鬼话,台下鬼说话。总之是因心中几无如何做人之是非标准,所以得意也罢失意也罢,白驹过隙,恍然竟十年有余矣。有一天突然想起应该重读一下《丑陋的中国人》。于是借网络便利,不但又细读了柏杨先生的《丑》文,更大量收集研读了先生的其他文笔。掩书自思,惭愧之情不言自羞,感彼时年少,不喑世事,疑先生为"族贼",真无知之徒尔。细想工作以来,十年人生路,无数现世剧,弄乖使假,尔虑我诈,勾心斗角的勾当,历历在目、不胜枚举,一如柏杨先生笔下的情景剧,一如中国人劣根性的刻薄表演,一如"酱缸文化"的冲天异味,我辈不是"酱缸蛆"?又是何物?

  前些日子,闻柏杨先生仙逝,心中不胜感慨,蠢蠢欲动,觉得应该写点什么以示哀敬。但忽然汶川地震,心如刀割,月余来以泪洗面时不可记数。今稍有暇,拙笔拟文。

  年轻时的柏杨先生按当下的说法,应属"愤青"一类,一个热血的"爱国"青年,一度崇拜蒋中正。19岁时,曾宣誓"愿为领袖活,愿为领袖死"。还曾担任蒋经国时期文艺部队"中国青年写作协会"总干事。这些政治经历表明,柏杨先生在青壮时,在思想观念和个人追求上,具有相当强烈的政治情结。但世事难料,命运多舛,已经逐渐"崭露头角"的柏杨先生(已在《中华日报》家庭版任主编)。因1967年,翻译美国漫画"大力水手"( Popeye the Sailor Man),每周五在《中华日报》家庭版上连载。其翻译文中用一段情节是:卜派(Popeye)父子流落到一个丰饶的小岛后"励精图治",两人要各自竞选"总统",撰写竞选纲领等,柏杨将"Fellows"(伙伴们)翻译成了"全国军民同胞们…"。这一情节,由于与当时的"蒋政权"偏安台湾的政治世像太过相似,被台当局解读为对蒋氏父子的讥讽,遂以"侮辱元首"和"通匪"罪名被判入狱。释放后又再次被捕,这次则罗织了更多的政治罪名:"假事自诬","思想左倾","为匪作文化统战工作","有明显意图以非法之方法颠覆政府"……等等,于1968年6月27日被判处12年徒刑(实际关押九年又26天)。这样的遭遇使人近半百的柏杨对自己的人生道路进行了彻底的、冷静的反思,让他产生了"四十年如一梦"的幻灭感。使他彻底屏弃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知识分子最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所谓"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依附性、奴才相的丑陋和糟粕,催生了他"为人的立场和尊严说人话"的观念,奠定了他"不为君王唱赞歌 只为苍生说人话"人生理念。出狱后,柏杨先生更加关心社会、时政,深刻反思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糟粕、毒孽和中国人人性中的丑陋。先生笔耕不倦,孜孜以求,我等后辈才有了能够在今世拜读到《丑陋的中国人》、《中国人史纲》、《白话资治通鉴》等让中国人象打翻了五味瓶似的惊世之作,他创作的杂文随笔〈倚梦闲话〉、〈西窗随笔〉、〈柏杨专栏〉三大系列达千万余言。

  柏杨文物馆馆长张清荣先生如是评价柏杨先生:"一生偃蹇困顿、颠沛流离,为民生、自由、平等几致引来杀身之祸;曾经身陷囹圄、家庭破碎、妻散子离、多数友朋形同陌路,其坚持民主、自由之精神令人感佩"。

  柏杨先生十年小说、十年坐牢、十年杂文、十年著史,著述等身,一生中留下数千万的文字;有人说,柏杨的思想中始终贯穿着对自由、人权与平等的考量。斯言不谬!

  但最是感佩的还是柏杨先生的"酱缸论"。

  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层结构问题产生了"酱缸文化"的社会和"酱缸蛆"的人,柏杨先生道:"夫酱缸者,侵蚀力极强的浑沌而封建的社会也。也就是一种奴才政治,畸形道德,个体人生观,和势利眼主义,长期斲丧,使中国人的灵性僵化,和国民品质堕落的社会。"柏杨先生详细分析酱缸的构成至少是"奴才政治,畸形道德,个体人生观,势利主义,应是构成酱缸的主要成份。因为这些成份,自然会呈现出来几种现象,这就跟猩红热患者一定呕吐、喉痛、发烧、满身红疹一样。" 而且浸泡在酱缸文化中的中国人民和民族,渐渐沾染上"酱缸文化"产生的后遗症,"曰'权势崇拜狂',曰'牢不可破的自私'",曰'文字魔术和诈欺'",曰'僵尸迷恋'",曰'窝里斗,和稀泥" ',曰'淡漠冷酷忌猜残忍'",曰'虚骄恍惚'"。──写到这里,谨作揖致歉,盖'曰'得太多,有信口开河之嫌。其实这只不过临时心血来潮,顺手拈出来几条。如果仔细而又努力的想上一想,可能想出一两百条,那就更不好意思。"以致中国人渐渐染成了这"酱缸蛆"后方能"有滋有味"的活命。这酱缸的"病源"——是中国推崇了几千年的儒家文化,孔孟之道。孔子和孟子被柏杨戏称为"吃冷猪肉"的"圣崽","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读书做官"成了中国文化成分中最具诱惑力和最为扇情的原动力,读书不是为了"读书",读书是为了摆脱"劳力者"的被治而蝶变为"劳心者"的治人。正是中国传统文化崇拜权力,追求升官发财,以致千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始终沦落为依附"官家"和"权力"的帮凶和奴才,进而能够"化淫棍为圣明",因为"一旦崇拜权势,就不能崇拜是非。有权的就有理,不但没有人敢吭一声,还更进一步的替有权的朋友制造理论根据。于是乎,有权的朋友遂洪福齐天,而化淫棍为天子圣明,化杂交乱交为正式国家的法制和社会规范。"不信?柏杨先生有证:"请看《礼记》内则原文:"女御八十一人,当九夕。世妇二十七人,当三夕。九嫔九人,当一夕。三夫人,当一夕。后,当一夕。十五日而偏。"这通过"知识分子"这一礼记,皇帝老儿乱搞就成了周公之礼。天下之女"依法"均可被其乱搞且求之不得。《红楼梦》上贾元春女士不过皇帝老儿怀里一个娼妓罢啦,可是你瞧瞧她家的荣耀和感激入骨之状,真使人打呃。

  为什么中国将相人物都无耻到这种程度乎哉,这跟对权势疯狂的崇拜有关。(历代将相人物可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

  中国从古代到近代,云云几亿到近现代十亿之众,对哲学的思辩、对科学的发明,对自然的发现,真的是乏善可陈.盖因中国文化的骨子里不包含哲学、不包含自然科学。只包含"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只包含"读书做官"、 "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只包含"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崇拜、依附、媚奴权力的变态的酱缸文化理念。中国近代的科学技术落后,几近灭国,皆是因此所误。

  柏杨对中国人的人性批判可谓鞭辟入里。且看他的一些论断语录:任何一个社会和任何一个人,多少都有点崇拜权势,但似乎没有一个社会和没有一个民族,像中国人对权势这么疯狂,和这么深入骨髓。

  为什么这样一个庞大的国家,这样一个庞大的民族,落到今天这种丑陋的地步?不但受外国人欺负,更受自己人欺负──受暴君、暴官、暴民的欺负;没有包容性的性格,如此这般狭窄的心胸,造成中国人两个极端,不够平衡,一方面是绝对的自卑,一方面是绝对的自傲;自卑的时候,成了奴才;自傲的时候,成了主人!独独的,没有自尊;

  为什么中国人声音大?因为没有安全感,所以中国人嗓门特高,觉得声音大就是理大,只要声音大、嗓门高,理都跑到我这里来了,要不然我怎么会那么气愤。

  这些一针见血的话,至今读起来仍振聋发聩,直觉如芒刺在背。

  祭奠柏杨先生,重读先生言论,也让我静下心来,深刻反思了一番"512汶川大地震"后,在痛失近十万同胞手足的哭泣和悲戚中,隐忍了许久的心中的不解和不爽。似乎理出了一点点为什么在13亿中国人人性觉醒,举国哀痛、奋力救灾的大环境下,先是有各路媒体的"皇民式,太监式"的令人苦笑不得的惯性报道方式,然后是无耻文痞们的"成仙论""幸福论"等等的百般阿谀奴语。再后是灾后"英雄"辈出的团队及其"表演"或叫"讲演" 种种世象丑态层出不穷的深层原因。心中恍然如梦,凄然成泪。不耻自拙拼一小诗,但为文祭柏杨。

  先生警言尚犹在,

  人间"文剑"已归天。

  中国痛失诤言人,

  敢有歌吟动地哀。

  打破"酱缸文化"、不做"酱缸蛆"。21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任重道远,21世纪的中国任重道远。柏杨先生一路好走。

  最后录先生的一篇"自像诗"结束此文。

  吴刚伐树我洗缸,

  古今相遇一感伤;

  千年挥斧树仍在,

  井蛙洗缸费思量;

  屈原徒怀家国恨,

  谏臣鲜血洒刑场;

  多少捶胸扼腕事,

  端赖几人不寻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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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羽佳:被强奸的快感

  一丫鬟,偶放一屁,恰好被主人听到。主人以为不雅,要打丫鬟的屁股。当主人看到丫鬟的美白皮肤后,便把她给强奸了。一天,丫鬟又来找主人。主人问:"何事前来?"丫鬟说:"我又想放屁了。"

  被强奸是件痛苦的事,可是为何丫鬟从被奸发展到了送奸?显然是被强奸的快感起到了作用。一个小偷去一家偷东西。发现女主人在裸睡,于是,淫心大发。女主人一阵挣扎,小偷以为要喊人,十分惊慌。不料,女主人却说:"贼哥哥,你是什么时间来的?!"

  "强奸一次是强奸,强奸多次是夫妻。"很多人在第一次被强奸时,感到痛苦。可是,几次被奸后,却捆绑成了夫妻。可见,被奸的快感,是一种神气的力量,能让一个被奸者与强奸者向往屈辱地生活。

  一个宫女被齐桓公强奸,这对于拔腿无情的帝王来说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可是,对于得到快感的宫女来说却耿耿与怀的大事情。齐桓公老年,被人用围墙围困。当他快要饿死的时候,一个宫女爬过围墙,来到他的身边。齐桓公问宫女:为何对自己这么好?宫女说:"我就是那个被你宠幸过的宫女。"类似宫女"一日被奸百日恩"的现象,在生活决非个别现象。

  被强奸带来快感,是一个人性自然反映的过程。被压迫者流露出对压迫者的感激或癫狂,也是长期社会压迫的必然。社会生活就是充满神奇,当一个人或一群人第一次被压迫时,可能屈辱地大喊大叫。可是,屡屡被压迫的时候,就可能在长期被压迫中,产生被压迫的快感来。从古至今,从中到外,压迫人民一次的是贼,如果长期或一贯压迫人民的人,却会成为受人爱戴的大救星。

  斯大林的农业集体化过程中,乌克兰在三十年代初叶付出了一千一百万人生命的代价。在1936年到1941年的恐怖浪潮中共有七百万人丧生。这类屠杀曾一直持续,斯大林一共至少应对两千五百万人,甚至可能达四千万人的丧生负有责任,成了一个残忍、暴戾而又极富组织能力的暴君之手。可是,在莫斯科省的一个区党代表会议,会议进程中每次念到斯大林的名字,所有代表都一跃而起,高喊"乌拉"。会议通过致斯大林的效忠信时,全体起立,掌声雷动,欢呼声经久不息。几分钟过去了,场面依然是欢呼依旧。人们的手掌已经发疼了,手臂已经麻木了,然而谁也不敢第一个停下来。

  如果要想要一个或一群人听话或癫狂,强奸的办法比协商的办法更让人产生快感。一次次整人就是一次强奸,而一次强奸比一次强奸带来的快感更多。在萨大姆上台后,一次清理反对派的大会上,每当念到一个被清理的反对派名字,会场就是一次雷鸣般的掌声。清洗一个,一片欢呼。当清理结束后,整个会场成了狂欢的海洋。独裁政治就是这样,人们一次次被清理,就是一次次强奸。快感随着被奸的次数,一次比一次强烈。一个统治者成为他们的暴君以及精神领袖之后,整个国家也就成了快感的海洋,高潮的世界。

  朝鲜金家王朝,可谓现代社会的一大恶魔。可是人们却把他比作慈祥的父亲、领袖、舵手、统帅。金正日的照片在南韩街头遭雨淋湿后,恰好,为朝鲜的美女啦啦队成员看到。为此,她们失声痛哭,并强烈抗议韩国政府的侮辱行径。30~40个美女跑到宣传横幅前,表示强烈地抗议。一路上,她们高举着金正日的照片,一边如丧考妣。看到北韩美女助威团大声哭喊,一个过路人形容她们"就像失去丈夫的女人一样"。"就像失去丈夫的女人一样",这是对被压迫者多么生动比喻。

  人一生难免不被强暴,被歹徒强暴,我们往往能感觉强暴。可是对于强权强暴,人们在痛苦、麻木之后,很可能发展到被强奸的快感。这让我想起一个幽默。一个女文工团员结婚后,军官丈夫发现他不是处女了。丈夫很气愤,非要去跟强暴妻子的人算帐。女文工团员说是伟大领袖强一时冲动。作为军人的丈夫马上从床上爬起来,打了个立正,说:"向伟大领袖战斗过的地方敬礼。"

  压迫和加害在给被压迫者带来被强健的快感之后,也很容易给家人带来莫名其妙的快感。在一个被强奸的社会,被强奸的快感也是一种极易传染的疾病。在封建社会,大臣被,要对皇帝心存感激。即便被杀,临死还要谢主隆恩,高喊"吾皇万岁"。至于家人痛苦、麻木之后,必须在"吾皇圣明"快感之中才能寻求出路。

  压迫就象被强奸,如果不能反抗,摆好姿势享受快感也许是最好的思路。在"要么被杀,要么闭上眼睛"的现实中,把屈辱转化为快感不失是一种摆脱的方法。在一个痛苦、屈辱而又无助的现实中,我们常常被人强奸。在被强奸的快感作用下,我们成了一个自觉的、恬不知耻的助奸者。

  鲁迅说:"如果从奴隶生活中寻出'美'来,赞叹,抚摸,陶醉,那可简直是万劫不复的奴才了。"强奸之下,奴才不仅"从奴隶生活中寻出美来"来,还能在极致的奴隶生活中体验到被强奸的快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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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图:从炒房客“裸泳”展望中国房价

  自去年10月份以来,深圳房价整体下跌超过30%,多数炒房客成为裸泳者。据报道,炒房客李金东就是其中一个被深套而"猝死"的典型,不久前,他还是一个有着亿万资产的炒房客,如今他成了住每月300元农民房的清贫一族。李金东在最多的时候囤积了60多套房子,在房价下跌后卖不出去,面对各大银行每个月30多万的还贷压力,李金东在万般无奈之下,只好把他的69套房子全部协议转让给以前的炒房团朋友,协议价格就是帮他还剩下的银行贷款。

  只有到潮水退却,才能知道谁是真正的裸泳者。

  深圳房价的快速深幅调整,让在深圳的炒房者首先裸露出来,只不过,潮水冲走的是财富,留下的是炒房客的伤感和疼痛。

  国人普遍同情弱者,但对炒房客从富豪到一贫如洗的遭遇,却鲜有同情者,更多的人是以"活该"来表达自己的感受。炒房客作为助推房价上涨的主要力量之一,它在追逐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挤压了其他人的生存空间,这是炒房客遭到人们痛恨的原因。炒房客从财富巅峰的坠落,给了民众一次"复仇"或看笑话的机会,让他们从忧虑中感受到一丝希望。但是,炒房客"裸泳"的意义并不仅限于此。

  炒房客遭到市场的重创,意味着,中国楼市的参与主体将逐步发生变化,或者说,炒房客"裸泳"将重塑楼市秩序。

  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楼市都不可能完全消除投机者,但是,像中国这样,投机者占比如此严重的房地产市场却极为罕见。《深圳蓝皮书:中国深圳发展报告(2007)》显示,深圳2006年置业者中有超过30%置业者在取得产权证后半年内转手,投机之严重由此可见一斑。据媒体调查,在某些楼盘,炒房客控制的房屋比例甚至占到了85%以上。这意味着房地产市场已经由于过度投机而走向扭曲———事实上,从世界市场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来看,在任何市场,当投机者而不是实际需求者占据市场主导的时候,这个市场都难逃崩溃的命运。

  炒房客的进入,营造了房地产市场的虚假繁荣,但是,这个远远偏离民众购买力的繁荣显得非常脆弱,一旦对房价上涨的预期不再,一旦对未来利润的透支达到某种临界点,房价就会掉头向下。而且,这种下跌通道一旦形成,就会有一个加速下跌过程。深圳的例子最能说明问题。原因非常容易理解:建立在投机需求基础上的市场比建立在真实需求基础上的市场更不堪一击,更容易形成羊群效应。在真实需求支持下的房地产市场,即使房价下跌,真实的需求由于是自住性购房,其住房向市场抛售的几率低,难以突然放大市场中的住房供应量。而投机性住房,一旦房价下跌,投机者对未来房价上涨的预期被动摇,他们就会争相向市场抛售囤积房屋,导致此前多年的存量住房突然向市场释放,使市场中的房屋供应成倍放大,导致房价快速下跌。

  深圳炒房客"裸泳",打破了炒房必胜,炒房必赚的神话。经过这次教训,经过像李金东这样的炒房客的"现身说教",房地产市场中的风险第一次如此清晰而强烈地呈现在公众面前,投机性购房行为将逐渐被弱化,一些盘踞在房地产市场中的套利者,会选择新的更安全与稳妥的投资渠道。使得构成房地产市场需求的主体,越来越多的体现在真实性购房而非投机性购房方面。也即,投机性住房逐渐淡出而真实性需求成为主流的房地产市场,其价格变化将为真实的需求所决定,楼市将更加健康与成熟。

  以上这种分析是基于深圳的房价变迁得出的结论,但其意义并不仅仅局限于深圳。

  深圳炒房客"裸泳"将对整个中国的房价走势产生深远的影响。在中国,北京、上海、深圳三个城市的房价具有最为典型的代表意义。北京是中国的首都,集中了全国最丰富的政治资源、公共资源和保障资源,有奥运概念支持;上海是一个国际性大都市,就国内而言,上海是外国人投资买房最集中的一个城市;深圳与香港一步之隔,其房价直追香港,便成了一个恒久的动力与理由。这三个城市给人感觉都是房价没有下跌的理由,但深圳房价下跌与炒房客"裸泳",给出了一个醒目的警示:房价下跌不需要理由。

  深圳炒房者的"裸泳"给北京、上海等城市的炒房客上了一课,加之房价连续多年上涨,已经是强弩之末,人们对未来的预期不再乐观,投机者会加快卖房套现的步伐。这将使北京、上海等城市坚挺的房价受到沉重一击。与深圳的情况一样,在这些城市中,投机性购房占据相当大的比例。由于每年新建住房都有一部分被囤积在投机者手中,剔除流向市场的部分,仍有大量住房游离于市场之外,这种数量难以预估的存量住房一旦释放出来,就会形成强大的抛压。失去良好预期的北京、上海等地的楼市,根本无法承受这种突然放大的供应,房价的调整就变得顺理成章。

  炒房者"裸泳",也将对开发商产生影响———这是炒房客"裸泳"重塑楼市秩序的另一部分。由于炒房者囤积房价,减少了市场供应,使得房价上涨的预期变得非常强烈,开发商也主动囤积一部分住房用于炒作,或者减缓开发速度,坐享房价上涨带来的更高利润。当炒房客"裸泳"退出,开发商囤积房源的动力将大大减弱,更何况,目前开发商度日如年,资金链紧张,这会加快房地产市场的房产周转效率,有利于使房价理性回归。

  炒房者"裸泳",也将对地方政府产生影响。炒房客推高房价,地方政府是最大的受益者,它可以以更高的价格卖出土地,获取更多的税费收入,因此,地方政府对抑制房地产市场投机行为没有动力。深圳房价的快速下跌,或许能够让地方政府认识到投机性购房为主导的市场最脆弱的一面,一旦房价下跌,破坏性更强,对地方经济的伤害更大。鉴于此,今后地方政府在抑制炒房行为方面,或许会更积极一些。姑且把这看做炒房客"裸泳"重塑楼市秩序的另外一个部分吧。(原题:炒房客"裸泳"重塑楼市秩序)

  来源:上海证券报2007年7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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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7月6日 星期日

翟明磊:这是一个缺德的大国

  真实的故事。拿破仑家有个中国厨子,服务周到热心,只是和大部分中国厨子一样有揩油的毛病。这位伟大的法国将军临死时记起他的忠仆,就吩咐左右说:"你们要好好地待他,因为他的国家将是是要成为世界最伟大的国家之一的。不过这位中国朋友很爱钱的,你们给他五百法朗吧。"

  拿破仑可谓是最了解中国的政治家了,他预言中国如东方睡狮,必将震惊世界。如今他的预言很准,中国强大得要办奥运。中国人也的确爱钱成了宗教。

  中国有两大怪从明清延至今天,官员有陋规,厨子爱揩油,都源于我们平实的生活观。如今我们爱钱到大夫拿回扣,爱到西瓜打催红素,爱零花钱爱到许多年轻人当了五毛党,建筑商爱钱爱到教室水泥柱里都没有钢筋的地步——爱钱爱到连我们孩子命都不要的地步,从九十年代始,这个国家就是正气陆沉的。

  请君略略扫一眼神州大地:

  在上海大超市开业的第一天, 四百只烤鸡不翼而飞,在厕所里发现遍地是鸡骨头。

  在拆迁的旧房上,一个人点燃了自己,人们静静看着他燃烧。

  有人犹豫地徘徊在高楼上,他的妻子与孩子在下面呼喊,警察忙着架云梯,男人渐渐缩回了半空中的脚步。等了一个小时的群众,突然发出狂呼:"跳啊,有种跳啊!"男人摔了下来。一片安静。

  在世贸大厦被毁的那天,众多的国人齐声叫好。

  一位美女作家这么写道,为了吃更多好吃的,我吃饱后进了厕所,扣着喉咙,吐出食物,出去继续吃。建设银行行长被抓,他的公文包里有一亿元的私人存折。

  为了让旧房中的老人早点搬出去,拆迁组买了几麻袋黑老鼠,放在老房子中,几位老人受不了惊吓去世了。

  为了筹钱山东临沂借计划生育为名,诛连十族,一家结扎,全村人被抓,不亮车灯晚上悄悄进来。桃花顶村,白天在田里干活,晚上全村人睡在田里,村子变成空村,老人家说这只有当年鬼子进村时才发生过这样的事,女镇长用高跟鞋踹着老汉,一个个血洞,她不停地说"说,我打你了吗?"……

  我们真是一个缺德的大国,注:我不是说国家政府缺德喔,免得又说我诽谤朝廷(现在叫颠覆国家政权罪,哎呀,吓死我了),我说的是这是一个充满缺德状态的国家。

  偏偏好象又是很道德的,连教育厅发言人都来谴责一个叫范跑跑的老师只顾逃命不顾学生。美国道德学家斯麦尔说过,"一切美德的最大魅力就在于它最大限度地满足日常生活的要求",一个社会真正的美德是那些普通人都能尊守的品德,如勤劳,正直,诚实。超出一般人水平的,哪怕是最高尚的美德,也不过是充满诱惑力危险的东西。柏克说过:"以英雄的品德为基础的人类制度,必定会有一个脆弱或堕落的上层建筑。"英雄道德只能景仰不能要求。从这个角度来说,范跑跑虽然不值得赞美,但是值得肯定,他尊守普通人的道德,即诚实,坦率说了害怕。出于人的本能,他逃跑了,无可厚非。相反余秋雨用超英雄道德要求因不合格校舍失去孩子的灾民,要以主人的身份,将动人的气氛维持下去,这是超人道德要求,难怪被骂了。不过既然我们批评余秋雨,我们就应当肯定范跑跑,否则我们的逻辑不大对哎。

  我说我们缺德,绝不是说我们缺英雄道德。一场地震震出多少英雄啊。领导接见都来不及呢。

  不过我听现场的记者朋友说英雄常常是这么造出来的:上海消防局带着几省消防队救人,什么累活脏活让别的省消防队干,发现有活人在下面,就喊你们撤,上海消防队上。结果成了救人的英雄队。但有一天来了更牛的四川消防队:"我们是本地的,你要服我们管"于是两队打起来了,争英雄如此,我只有佩服可言。

  那是假英雄,也有真英雄啊。

  在大跃进时代,我们要求农民个个当英雄,让他们饿肚皮贡献粮食,结果饿死了三千六百万人。所以我说的缺德是我们缺少最基本的美德,如诚实。

  教育厅发言人盯住范跑跑,却放跑了自己最要面对的校舍问题。

  偏偏在校舍问题上这个发言人却回避,该管的不管,我该说这个发言人是道德的还是不道德的呢?

  按照香港电视台的报道,教室楼一般是三十米长,要求有六根主力柱,这六根主力柱中每根都要有四根粗钢筋,二层与顶层要铺有钢筋网,网与柱子钢筋要勾连。结果发现北川十七所学校只有二所合格。有的主力柱完全没钢筋,有的钢筋象钢丝,手都可捌动,你总不能说人家香港电视台统统是反华媒体吧。《财经》与《南方周末》都是别有用心吧。

  发言人同志,如果你连这些镜头都面对不了,你起码是不诚实,睁眼说瞎话,与老百姓常识在做对。

  所以全国人民啊,把范跑跑放跑了吧(——也别让范跑跑太得意,梁文道说得好,他毕竟不值得赞美),盯住校舍才是正路。

  著名主持人敬一丹在现场,连线记者问:现在灾区的孩子最想要的是什么,敬一丹说:"奥运的福娃。"后来我才知道央视被要求将赈灾与奥运联系起来报道。一个记者拿着话筒问安置区的孩子,饭好吃吗,孩子大声说:不——好——吃!还是孩子可爱。

  公瓦(这字不认识,分开)安事件,之所以引起网络狂潮。是因为政府这么解释,二男二女在河边聊天,在一个男子做了第三个俯啊卧啊撑时,女生跳河了。这种解释又是与常识不符的。你解释也解释个通啊,你解释不通,说人家是青春期心理躁动,说自杀就自杀。那些无知老百姓会帮你解释,解释成俯卧撑其实是强奸。谣言不就这么出来了吗?

  所以政府再强大,再是人民的好政府,也不能与常识为敌,你斗不过常识的。

  共产党的老祖宗马克思先生早就解释过这种状况,原话如下:

  "政府只听见自己的声音,它也知道它听见的只是自己的声音,但是它却欺骗自己,似乎听见的是人民的声音,而且要求人民拥护这种自我欺骗。至于人民本身,他们不是在政治上有时陷入迷信,有时又什么都不信,就是完全离开国家生活,变成一群只管私人生活的人。"

  英雄道德说太多,基本道德少了点,老百姓就不管你解释什么都不相信了。

  碰到什么大事,"我都是路过去打酱油的",酱油打多了,大家不成柏杨说的酱缸了吗?

  最可爱的是山东的王兆山同志,他写了"党疼国爱,十三亿人共一哭,纵做鬼,也幸福……只盼坟前有屏幕,看奥运,同欢呼"一词,还公开朗诵了。朋友和我说起这词,我大叫这个人太有才,反讽如此,佩服佩服,朋友一把按住我说他是真心,真心的。我说打死我也不相信。后来大家都说他是真心的,真心的。我才明白: 肉麻当了常态自然会有这种事。是我认识社会的程度不够,跟不上形势了,把奴才的诗说成反诗。地震把中国最好的,与最坏的都震出来了。

  最好的还是老百姓,那些志愿者啊,连中国猪都很坚强,其次是战士,空手挖人。最坏当然是造谣的人啦还有那些在网上拼命做俯卧撑的人,你们想怎么的,很黄很暴力吗?

  还有我要表明态度与立场,地震绝不是天谴。天堂与地狱都是人造的。乱世乱在心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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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烜:第三只眼看科学理性

  由骑马到开车、由茅草屋到钢筋水泥房、由巫术祛病到现代医疗、由手写书信到远程通信,科学让人类的物质文明和生活方式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而从奴隶庄园、封建专制到现代民主共和,从国家自给自足、小区域零星的实物交换到现代金融流通、法制化的市场规则体系,理性精神使人类的政治经济形态趋向成熟、繁荣。是什么推动了文明的发展和前进呢?答案不言而喻,那便是现代文明的内核——科学理性。当我们平面的两只眼睛去看待科学理性,似乎人类的社会发展已经达到了无与伦比的完成形态。但科学理性果真是人类的万能钥匙,能解答全部的问题吗?看看现代人越来越普遍地对物质的依赖,功利主义盛行,欲望对传统伦理的颠覆,道德面对利益的脆弱,繁荣物质下价值与意义的迷失,日益严重的心理疾病已经折射出科学理性的局限。透过事物的表面,我们需要用第三只眼去审视科学理性这枚看似完美的硬币的反面。

  人类该如何面对外部的世界,如何认识自己的本性,看来仅仅靠所谓的科学和理性是远远不够的,也是有风险的。也许人的心理需要一种平衡多元的机制,仅靠科学理性的"一枝独秀"是不够的,它需要道德、情感、宗教等感性的东西来共同支撑。或许人的科学理性只是看世界的一个角度而已,如同中国文化把物质看成阴阳的合成,而西方科学把其看成原子、粒子结合一样,每个角度都有个中的道理,但也许都是盲人摸象,不一定得知事物的全貌。就科学理性本身而言,"测不准原理",哲学的分支"现象学"都表明人类的理性延伸遇到了瓶颈。这对"理性是万能"的答案打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其实科学理性存在几大问题:一、科学理性的主体是人,而人类本身具有局限性。科学理性是以人的尺度和标准丈量世界,人来自自然,但只是自然的一部分,以人的角度出发的科学理性并无法代表"上帝的理性",它不一定能观照到宇宙的本质。首先,人研究世界的领域是有限的,观察的深度、广度有局限,未知领域还很多。其次,人的器官功能和科技手段的局限。大脑从外部获得的信息都是经过器官的过滤得来,看到、闻到、听到的信息都经过器官功能的转化和整理,如同食物被消化后,人体只接受所需的营养,排泄其它成分,食物本身已被转化。人所洞察的事物本质不代表是真实的本质。而看似精确的技术工具,实验手段以及观测仪器在深入事物对象时,有可能会改变事物本来的结构。总之,看起来权威的科学理论或许不是上帝给的标准答案。在用理性的灯塔照耀对象之时,不要忘记我们看到的世界不过是带着人的有色眼镜,盲从科学理性可能会掩盖真实的本质。人所看到的事物与其它物种所看到事物,哪个才是接近真实的本质,或许没有统一的答案。事实上,现代文明与自然生态矛盾说明了人的理性和原始自然性的错位与偏离,自然环境异化的客观现实已经充分证明科学理性并非是万能的尺度。

  二、科学理性只能观察到事物的现象(尽管是从人的角度所过滤的现象),而现象不一定能反映本质。现象虽然与本质有联系,但同时现象也是本质丰富多彩的面具,我们有可能通过现象洞察本质,也有可能被现象遮盖、淹没了本质。在透过现象观察事物的时候,也警惕被现象所迷惑。一些植物和动物为了掩盖自己,经常制造一些假像来迷惑,甚至攻击对方。连精密的测谎仪也只能展现语言、呼吸、心跳的现象,但无法展现人内心的真实面貌。科技工具以及人的思维理性都只是对现象本身的归纳,但其结论不一定反映事物的实在;而现有科学论述的某些结论以及实验观测的方式都太依赖于事物的现象,以及表面的资料,如果太执迷于其中就仿佛根据书面文字来复原人真实的外表,变成雾里看花、水中望月的游戏,距离明了真实的本质也许为时尚早。量子力学以及相对论充分已从理性的角度否定了理性。变化无穷的经验让人的理性之手在抓住细沙的时候总有遗漏;动态的经验对照静态的理性,这个永恒的矛盾注定了科学理性只是佛祖手掌中跳跃的猴子。在理性的局限面前,也许我们应该对所有已知的事物保持适当的质疑和敬畏,不能让局限的理性支撑现代文明的盲目自信。在面对大千世界的时候,保持空灵的心境、宗教的敬畏,多一点对自然的谦卑、伦理的景仰,或许才能为人类预留独特的视角、洞见的空间。

  三、不变的生命伦理与变异的理性是当今人类心灵的最大困境。经验是无穷变化的,而理性只是对某阶段或某局部经验的归纳。所以,理性的结论在面对动态的、整体的客观现象时,往往变得渺小;当理性的支点不断松动的时候,人们只会在经验的洪流中无法扎根下来,变得茫然不安,这也是现代社会人们心理的一大困局。克隆技术、人兽胚胎对伦理的挑战,利益的理性瓦解道德的感性,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相对主义对权威价值的支解反映了伸向无限变化的理性探索与有限固有的人伦之间的矛盾。面对无限变化的经验和欲望,人们利用已知的理性工具改变着人类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这样由所谓"科学理性"带头的变革运动,到底真能贴近人的生命本质吗?诚然,自然生态的恶化、思维习性的变异、社会的心理疾病、道德虚无化、利益至上等各种表像也代表了理性文明积重难返的基因缺陷。传统禁忌被所谓开放的理念、个人自由的旗帜所打破,在新奇和宣泄之后留下的却是心理的空虚与荒芜。理性能满足洞察的欲望,但无法提供意义的根基。现代人更像是漂浮在知识和欲望海洋的浮萍,却没能在汹涌的经验波涛中扎根下来。欲望和理性始终是辨证的,虽然道德中的理性能制约欲望的蔓延,但如果缺乏对感性未知的敬畏、对神秘宗教仰望、超越个体的无限信仰,那理智的力量也如同漏斗一般挡不住欲望的流沙,随着环境和立场的改变,道德建设只剩下象征性的面子工程。一旦理性与欲望结合将可能冲击着传统的伦理与客观的世界。战争、核能、豪夺自然资源以及杀伤性武器不正是科学理性的产物吗?

  但凡科学的理论,理性的认知都是可描述的体系和有形的结构,其属性是有限的,它所依据的支点都从客观出发.恰恰客观的事物都可随时空的改变而改变的.而且有限的东西都是有缺陷、可批判重构的对象。有形的事物可在空间上被改变,有限的事物可在时间上被转化。但感性的精神形态和混沌未知的信仰确可以超越时空的界限永存于心间。对象一旦被解析成为理论结构,那么这些理论就有被改变,解构的可能,理论更像是表现对象的外衣,可以被各种角度的理论模型变换款式和色彩。只要人类可驾驭科学理性,其本能的创造性和好奇心足可以将它作为一种手段去改变传统,或者站在它的对立面进行解构和批判。科学理性的一切成果、价值和认识都不可能成为永恒的权威。不能产生权威与永恒价值的理性精神支撑人类的未来发展是有困境的。被科学理性所提炼的成果和理念都是在经过主观分析、语言表述的前提下而产生,而主观的分析带有特定的角度、背景、方式以及文化价值的局限,没有统一绝对的标准答案。可分析的事物必然可批判、可解构。语言可表述的内涵也是有概念框架、经验范畴的束缚,许多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感受和内涵恰恰是更深入自身的本性、对象的真相。人类总在追求永恒的价值和依归,在生命有限的时光中无穷探索、变迁的理性只会让人更加迷惑,而各类宗教,传统伦理中至善至真至美的感性价值和不可言说的幸福体验却能让人在有限的时间找到永恒的价值、安顿的幸福。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科学理性可作为人类完善认识,寻求自我发展的重要参考,但未必能成为人类价值体系的核心。笔者并非全盘否定科学理性的成果和意义,但用理性去面对琢磨不定的经验时是很脆弱的,有限的载体和有限的理论是无法应对无限的客观经验与欲望的。幸福的潜意识、具有终极关怀的宗教意志虽无形无状却根植于内心深处,虽然这些感性的认知没有具体的结构和清晰的对象,但就是这种模糊,无法言状的属性能对现实经验产生一种超越,让有限的人找到无限的依靠.,也许未知的宗教彼岸,古老传统的道德仰望是唯一能让人从有限向无限跨越的动力。

  人的根本属性是以感性、混沌起始的肉身物种,支撑人心根本的东西都是感性的,不可言状的价值和意义。只有在对未知的事物产生景仰之时,这种看似混沌的敬畏与信仰,恰恰是人类心灵安顿和谐的源泉。感性的价值体系是从内在的主观意志出发,它依据的支点在内而不在外,不受外部经验的冲击和改变;而理性的价值体系确是一种由外向内的观照尺度,它依赖于外部经验,而外部经验与人内在本质是有界限的,加上科学理性的局限和过滤,外部经验通过理性的管道传导到人内心深处一旦与传统价值相矛盾,并异化了传统的伦理,那将是人伦的重大危机。信仰和崇敬未知的事物相反可以超越所有经验的束缚,摆脱科学理性的局限性,不受日新月异的经验的遮蔽,保持一个稳定的绝对坐标让内心拥有协调与安宁。而如果用理性的尺度把握经验,首先人的有限理性的权威会被无限变异的经验所影响,所谓科学的结论、理性的认识、观察事物的坐标会随着自然环境的变化以及客观经验的异化而变化,理性的认识和规律必然频繁地更新、改变,在剧烈的变化中,由于缺乏稳定的价值支撑,人难免会在变迁的波浪中迷失、困惑。如果人们把科学理性作为最高的标准,不仅不一定会接近客观事物的本质,反而会在不断被经验改变的理性坐标中迷失传统的价值。何况从人出发的科学理性并非人类必然的出路,倘若由于人的尺度的局限与现象的偏离而导致理性对人类发展的异化,那么是不是在迈向人类幸福的终极目标南辕北辙呢?

  任何事物都是辨证的,科学理性也不例外,即使是被证明为真理的结论,那也只能说明是在依据某种工具手段的前提下,人看真理的一个角度,而非事物的真相,站在人这个特殊群体的立场也许我们只看到一些真实事物的侧面。先验的本质创造出自然的生命,生命衍生混沌的感觉,感觉衍生清晰的意识,意识提炼出科学理性,这个生命衍生的序列是无法变易的,如同理性无法创造琢磨不定的意识,意识无法倒推出混沌的感觉,感觉无法创造有机的生命一样,再先进的科学理论都无法直接复制出系统的生命体系。人类理性的发展之道就是对自然序列的一种打破和颠倒,其先天的局限和遮蔽导致人类在通往生命本质的道路上必然会有无数的拐点,难以通达终极的彼岸。在对待生命伦理以及与生命有关的事物时,理性的人应低下高傲的头,保留对传统的生命伦理朴素的敬畏。看待和审视万物,我们需要的是立体的视野,而不能只用理性平面化地观察浩瀚的大千世界,也许越过科学理性的山峰,才能看到更多彩绚丽的风景!

  作者单位: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大道38号 《桥梁建设报》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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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康乐:七宗罪与股市、期货等一切投机市场

  西方有七宗罪的说法,哪七宗罪呢?即:「饕餮」、「贪婪」、「好色」、「懒惰」、「嫉妒」、「骄傲」、「愤怒」等七宗罪。仔细思量,每个人在投机市场的遭遇,是与七宗罪有着密切联系的。

  为什么人们会走进股市、期货、房地产、艺术品投机等这种风险大,变化无常的投机市场呢?是贪婪,每个人来到投机市场都是想赚大钱的,如果是想赚小钱的话,显然不如打工去稳当。贪婪让人们走向投机市场,贪婪的背后是什么?是「饕餮」与「好色」这些欲望在背后支撑着贪婪。如无这些原始的欲望,人也不会变得贪婪。懒惰,是使得人们走向投机市场的第二原因,因为投机市场看上去能赚大钱,又很轻松。嫉妒,对有些人来说也是走向投机市场的一大原因,有很多人进投机市场是因为羡慕邻居、同事、朋友在投机市场赚了大钱,自己心里不甘心,于是也要进去试一下。去年中国股市的火爆是在是因为有很多人听到了自己认识的人赚了大钱,因此熬不住自己也进去了。

  贪婪,也使得人们在股市或期货里满仓操作,导致风险过大,而骄傲,使得人们听不进劝告,非到倾家荡产,不肯认输,惨败后的人们于是发怒,把所有的怒火都发向了政府和别人,岂知,最应该责怪还应该是自己。纵然政府与别人有错,也只能负次要责任,主要责任还是应该自己来负。

  自从人类发明金钱以来,就有投机市场的存在,而近代出现的股市与期货无疑是当代世界上最大的投机市场,直教无数参与者欲生欲死,如痴如醉,欲罢不能,欲退无门。

  真乃是:一入赌海岁月催,心潮沉浮难自抑。多少英雄豪杰郎,至此低首空长叹。

  对于象股市、期货等大部分老百姓要注定赔钱的投机市场,我倒希望这些市场的大门上面能写上这句话:凡入此门者,须留下青春,金钱与健康。

  但即使这样,我相信也挡不住投机者的脚步,因为在这个时代,人们是如此躁动不安。

  写于2008年7月本文谢绝网络职业骂民肆意评论。

  作者电子邮箱:yklleeyelingjun(at)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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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7月5日 星期六

汤国基:灾难新闻见证中国大进步

  1949年10月以后的近60年里,中国共发生了三场死亡人数在万人以上的大地震,除了今年的5.12四川省汶川县8.0级大地震之外,另外两场大地震都发生在30多年前的上世纪七十年代,研读中国30多年前两场大地震的新闻,不能不让人生出许多感慨。

  1970年1月5日1时0分34秒,同样是处于中国西南、与四川省相邻的云南省通海县发生了一场7.7级大地震,这场大地震不仅如今知道的人不太多,就是当年也远没有达到妇孺皆知的地步。

  然而,通海大地震却是一场实实在在的大灾难,在这场大灾难过去整整30年之后的2000年1月5日,云南省通海县举行大地震30周年公祭时,首次正式公布这场大地震死亡15621人,伤残32431人,伤亡总人数近5万人。

  当年的媒体远没有今天发达,不仅没有互联网,平民百姓也没有见过电视,当年传播新闻的媒体主要是报纸和广播。正当"史无前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全面胜利"、"革命形势一派大好"的时候,通海却发生了大地震,大概当时的意识形态主管部门认为宣传革命大好形势才是最重要的新闻,因此,在通海大地震发生之后的三天之内,不论是中央的报纸和广播,还是地方的报纸和广播,均没有任何关于大地震的报道。

  直到大地震发生之后的第四天,即1970年1月9日,《云南日报》才有了一篇关于这场大灾难的报道,它的标题为《我省昆明以南地区发生强烈地震  灾区人民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迎击地震灾害》,文中没有提及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却充满了当时流行的空话和套话,如:

  "毛主席和党中央的亲切关怀极大地鼓舞了受灾地区的广大共产党员、各族革命群众和解放军指战员,他们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上下一心,团结一致,信心百倍地迎击地震造成的暂时困难。广大革命群众豪迈地说,有毛主席的英明领导,我们什么困难都不怕;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我们奋发图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一定能夺得抗灾斗争的彻底胜利。"

  按理说,在灾难发生四天之后才有的报道,与现在的即时报道相比,记者有比较多的时间了解灾情,报道应该比较详实,可这篇报道却恰恰相反,信息模糊,语焉不详,读者如雾里看花,无法得知地震的具体情况。

  1970年1月10日《云南日报》关于通海大地震的后续报道,更会让今天的读者看得心惊肉跳:

  "……公社社员们揣着毛主席的红宝书,不顾个人安危,奋勇抗震救灾……"

  "千条万条,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武装灾区革命人民的头脑是第一条。地震发生后,省革命委员会派专车专人,星夜兼程把红色宝书《毛主席语录》、金光闪闪的毛主席画像送到了灾区群众手中……灾区群众激动得热泪盈眶。"

  当时"史无前例"的个人崇拜和造神运动达到了顶峰,在灾区群众最需要食品的时候,送去的却是红宝书和毛主席画像。此后《云南日报》和《人民日报》的报道关注的也是灾区群众在大灾之后不要救济和捐助,只要"精神食粮"和精神鼓励:灾区人民向国家提出"三不要"——不要救济粮,不要救济款,不要救济物,对捐献的物品全部退回,集体的退给集体,个人的退给个人,云南省抗震救灾办公室退回各地捐款11.5万元,建水县退回粮票7313斤和捐款13000元,灾区人民只收下毛主席著作、毛主席画像、毛主席像章和慰问信。

  当年的《人民日报》和《云南日报》还提到,通海大地震发生之后,巴基斯坦、阿尔巴尼亚、越南、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坦桑尼亚、赞比亚等国家的国家元首、政府领导人和政党领导人分别致电表示慰问,但没有提到任何来自国外的援助。

  从汶川大地震之后,全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对灾区人民的援助,我们可以想到当年自力更生、重建家园的通海等地灾区人民,要经受多大的困苦!

  通海大地震6年多之后,中国又发生了一场更为惨烈的大地震,这就是1976年7月28日3时42分在河北省唐山市发生的震级为7.8级的唐山大地震。

  1976年7月29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发了中央对唐山人民的慰问电,同时在慰问电的右边刊发了一条新闻:《河北省唐山丰南一带发生强烈地震  灾区人民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发扬人定胜天的革命精神抗震救灾》。这篇新闻采用的是新华社通稿,只有400余字,有10多个字提到了地震的后果:"震中地区遭到不同程度的损失。"

  当时是"文革"后期,"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正如火如荼,"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当时最大的政治,也是最重要的工作,因此,报道必须突出当时的政治,报道的最后一句是:"他们(受灾地区人民群众)决心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取得伟大胜利的大好形势下,发扬人定胜天的大无畏革命精神,团结起来,奋发图强,夺取这场抗灾斗争的胜利。"

  此后,《人民日报》又发过多篇关于唐山大地震的报道,但这些报道都必须强调用"批邓"来推动抗震救灾工作,仅从一些报道的标题就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出当时的政治斗争是压倒救灾工作的,如:

  1976年8月5日:《深入批邓促生产支援灾区多作贡献  河北辽宁广大干部和群众以实际行动支援唐山丰南地区的抗震救灾斗争》;

  1976年8月12日:《抗震救灾的现场也是批邓的战场  红九连和唐山郊区人民一起以批邓为动力做好抗震救灾工作》;

  1976年8月28日:《深入批邓是战胜震灾的强大动力》;

  1976年9月1日:《深入批邓成为抗震救灾强大动力  天津第一发电厂发电量很快达到震前水平》。

  唐山地震是极其惨烈的发生在城市内的强破坏性地震,在人们的酣睡中,有100多万人口的唐山市转眼间变成一片废墟,震区地面建筑几乎全部倒塌,可是,当年灾难死伤人数是国家机密,中国内地对死伤人数没有任何公开报道,香港报纸估计死伤人数超过70万。

  在唐山大地震过去三年多之后的1979年11月,新华社记者徐学江应邀参加在大连召开的全国地震通报会议暨中国地震学会成立大会,在最后一天的会议上,国家地震局向与会的地震专家们通报了唐山大地震情况,其中包括死伤人数。徐学江感到,这正是全国和全世界等待已久的重大新闻,必须千方百计报道出去。徐学江认为:地震是天灾,不是人祸,伤亡数字不应该保密,而应该向全世界公布,公布地震伤亡数字无损于党和政府的形象,徐学江用这样朴素的道理终于说动了有关人士同意新华社公布1976年唐山大地震的伤亡数字。1979年11月22日新华社从大连发布的消息说:"在1976年7月28日发生的唐山大地震中,总共死亡24万2千多人,重伤16万4千多人。这两个数字是唐山、天津、北京地区在那次地震中死伤人数的累计。"

  今年5月12日14时28分汶川大地震发生之后不到20分钟,新华社就发布了消息,此后,包括电视、网络、报纸、广播等在内的中国各类新闻媒体各尽所能,详尽客观地报道了地震破坏的程度,及时更新伤亡人数,与30多年前的中国地震新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展现了中国的巨大进步,赢得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赞誉。从今年地震灾情的信息透明度和对外开放度来看,我们有理由相信:大灾难过去之后,中国将开始一个更加崭新的时代!

  (谢谢湖南大学图书馆和湖南省图书馆工作人员在作者查阅相关资料时所给予的热诚帮助)

  汤国基,湖南省宁乡县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湖南省作家协会理事,一级作家,湖南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特聘教授,迄今已在国内外报刊发表各类作品共500余万字,出版著作12部,有作品被选入大学教材和新实验高中语文教材。

  电子信箱:tangguoji888(at)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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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勇:袭警案是个社会病理学问题

  两起案件中,警方的初步调查结论之所以与民意猜测产生巨大落差,固然是因警方未能谨慎发布调查结论,但焦虑失措的民意对案件调查的贴身紧逼,也是警方动作变形的重要原因。

  民意有时能推动事情的解决,帮助真相的获得,但如果民意本身过于焦虑,却也会适得其反。

  这两天发生在上海和杭州的两起恶性凶案,焦虑的民意已经给警方造成了巨大的压力,使警方仓促给出的初步调查结论出现了诸多硬伤。

  在上海恶性袭警案中,警方在案发当天就初步给出了"凶手因偷车被处理进而报复警方"的调查结论,但在随后的几次通报中,"报复行凶"的初步结论已经被撤下,取而代之的是谨慎的"行凶动机不明"。(7月2日《新京报》)

  而在浙江体彩中心办公室主任遇害案中,警方给出的初步结论是"此案与彩票无关",凶手是寻网友未获因争执行凶杀人。(7月2日《中国新闻网》)

  但这个初步结论也没有足够说服力,网上的质疑声比比皆是。7月2日的《都市快报》更是报道,凶手刘某每个月都要花五六百元买6+1体育彩票,这更加剧了人们对"此案与彩票无关"结论的怀疑。

  两起案件中,警方的初步调查结论之所以与民意猜测产生巨大落差,固然是因警方未能谨慎发布调查结论,但焦虑失措的民意对案件调查的贴身紧逼,也是警方动作变形的重要原因。两起案件影响都很大,已经越来越习惯于信息公开的人们,迫切想知道案件成因,这可以理解。但信息公开的真义是整个调查过程和结果公开,有了过程的公开,真相浮出水面是水到渠成的事。但从很多网民的留言来看,他们对过程公开并不是很在意,反而对结果有一种超乎寻常的渴望——上午血案刚发生,很多人恨不得下午就能等来符合自己猜测的调查结果。两起案件令人错愕的初步调查结论,很大程度上恰恰是警方迎合民意的结果。

  但我们知道,案件调查是有其自身规律的,如果调查为了应付焦虑民意而强行提速,就很容易出现类似于上海警方调查结论前后矛盾之类的现象。这样的结果,无法满足民意期待,反而会进一步加剧人们的怀疑。

  "从重从快",本质上是背离程序正义的,也有违案件调查的客观规律。对于警方来说,如何在汹涌的民意下处变不惊,按既定节奏展开调查,的确是一个重大的考验。而对于已经逐渐习惯于信息公开,并且有着较充分表达权的民众来说,如何在重大案件面前克制自己的情绪,给警方的细致调查足够的空间和时间,也是一个全新的课题。

  原载《现代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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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颖:在弱势者没成为凶手前,请善待他们

  近几天以来,接连发生几起大案,张家界袭击政府案和上海袭警案等,凶手都是社会弱势的一方,他们在主流话语圈里没有自己的位置,他们处于政治和经济的双重弱势地位,虽然这些都不能成其为杀人的理由,但不能不正视的是,这种双重被剥夺的失落感,正是他们产生仇恨和报复心理的原因。对此,不能等闲视之,否则,将成为一个大的社会问题,当有人不畏死的时候,就是社会出大乱子的时候。

  我至今记得一桩老案子:2004年7月22日,四川省乐山市公安局向新闻媒体通报了峨边"7·21"爆炸杀人案的破案结果:凶手系峨边宜坪乡一农民,因与四川明达(集团)公司在河滩采砂场占用补偿问题上发生纠纷,以同归于尽的方式报复炸死了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而引发这一场惨剧的焦点,仅仅是6000元钱的赔偿价差,农民要求对他全家惟一的生活来源采砂场的补偿金额为1万元,而公司方只愿意承担4000元。

  即使形成诉讼,这也是一桩标的小得令律师都懒得接的小官司。这与两条鲜活的生命相比,是无论如何也难以画等号的,而且,其中之一还是身家过亿的大富翁,也许他的坐车的一个轮子也不止这个数。但这6000元钱却像一个雷管,虽小,却触发了这一悲剧的发生。

  当然,引发事件的原因的大小与事件的严重性本身是没有什么联系的。如果有,很多因小事而造成巨大悲剧后果的事件就不可能发生。而探究"7·21"事件的背后,一些小小的细节却隐藏着巨大的启示,即:社会必须警惕穷人在贫富博奕中的不对称打击。用通俗的说法便是:一定要相信兔子急了会咬人。这样的例子其实还有很多,在这里我就不一一列举了。

  众所周知,富人与穷人的博奕从古到今都难有所谓公平可言,这就相当于拥有飞毛腿导弹的军队与石器时代的肉兵进行的对战。富人们凭借手中掌握的财富、资源和关系网络等武器,对与之有矛盾和与之交锋的穷人实施"指哪打哪"战无不胜的攻击。而他的对手,绝大多数都只能采取打落牙齿和血吞的招数,只有少数,会采用跳楼或上访之类成本极高但效果并不见理想的招数。而只有更少的人,会采用极端的报复手段,他们的口头语是:光脚不怕穿鞋的;兔子逼急了会咬人!

  于是,便时有背着炸药包讨工钱,绑架老板讨债甚至与充当人肉炸弹与对方同归于尽的惨剧发生。这些都只是隐藏在当今贫富差异越来越大,阶层之间的利益冲突问题日渐严峻背景下的一些火花。一位学者说:只有富裕阶层承担起更多的社会责任,并善待贫穷阶层的时候,社会才能稳定,富人们平安快乐的生活才能有持续性。

  试想,当一个农民赖以生存的所有指望被富人们如挥一粒灰尘一样轻描淡写不当一回事的时候,我们能想出会有什么结果呢?在这里,我决不是罪犯的罪恶进行辩护,我只是想说,在这些罪犯成为罪犯并犯下恶行之前,也即是他们还是老实巴交的穷人之前,请给他们相对公平的游戏规则,并尊重这些弱不经风的对手。不要对自己手中所拥有的强大常规武器太自信而忽略了对手的不对称打击力。

  在弱势者没有成为凶手之前,请善待他们!这不是乞求,是忠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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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7月4日 星期五

时寒冰:中国股市进入“俯卧撑”阶段

  贵州6·28事件,诞生了一个经典专用词——俯卧撑。警方有这样一段描述:当陈走后,刘见李树芬心情平静下来,便开始在桥上做俯卧撑。当刘做到第三个俯卧撑的时候,听到李树芬大声说"我走了",便跳下河中。刘见状立即跳下河去救李树芬……

  "俯卧撑"因此名声大振,但它激起的不是质疑而是清醒。

  "三个俯卧撑"、"河边的俯卧撑",位居谷歌"上升最快关键词"排行榜前列。

  深夜去河边做俯卧撑,再次开启国人的智商。

  我们真的处在一个很搞笑的时代。

  仔细对照一下,股市不也这样吗?7月1日,招商银行跌停。7月2日,人老珠黄的中国平安涂上胭脂粉又玩起了深沉,实实在在地玩了一个跌停板,而市场已对它失去兴趣,个股普涨。大家也逐渐聪明起来的,既然你们是来做俯卧撑的,就忘情地做吧,俺不打扰你。

  A股开始进入俯卧撑时代。

  在临近奥运会的日子,有些利益集团需要放大恐慌气氛,吸收筹码,降低持仓成本,以便做一波奥运行情,我此前已经剖析,虽然不给予太大希望,但阶段性而言,毕竟是一次机会。因此,才有了一系列奇怪的表演,而且,这种表演还将继续。最近股市可能经历更严重的大起大落,直到把人震晕为止。比如,头天大涨,第二天就大跌等等。要学会透过俯卧撑看清本质,看清危险所在。

  越是在这个阶段,一些人制造恐慌气氛的紧迫感越强烈。

  需要强调的是,A股估值正趋于合理。据中证指数公司的最新数据,按滚动四个季度净利润数据计算,沪深300指数样本股6月底的加权平均市盈率仅15.8倍,中证800指数的市盈率也仅16.54倍。美国标准普尔500在过去近50年中的平均市盈率(PE)为17.4倍,最高的年份也达40倍;而日本东京主板市场过去25年平均PE竟高达80多倍。这意味着目前A股市场的估值水平正逐步趋于合理——以阶段性来看,是如此。如果长远来看,全球经济正在下滑,中国很难独善其身。这会影响到未来的估值。因此,强调"阶段性"这一说法。

  调整要到位,需要经历一次2500点被击穿的过程。由于下跌空间越来越小,且散户砍仓的意愿并不强烈,最近,到股市做俯卧撑的肯定会越来越多。投资者需要警惕,但不要慌,从贵州经验来看,一般情况下,做三个俯卧撑也就OK了。

  写于2008年7月4日凌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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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7月3日 星期四

施卫江:暴力袭警案突显社会的不和谐

  最近媒体大量报道了数起严重的暴力袭警事件。

  一起为发生上海闸北区的政法大楼内,7月1日一名男子在上海市公安局闸北分局外纵火后,突然持刀闯入闸北分局,连续袭击1名保安和9名正在办公的民警,随即被民警当场擒获。经查,行凶者为从北京去上海的无业人员杨佳,事件造成6名民警送医院抢救无效牺牲,另有3名民警和1名保安受伤。

  据杨佳交代,其对2007年10月因涉嫌偷盗自行车被上海市公安局闸北分局审查一事不满,为报复公安民警,实施行凶犯罪行为。

  从一个人能够在短时间里连续伤害十个警保人员的效能上看,凶嫌的作案手段称得上极其残暴血腥。从犯罪心理学上分析,做出如此极度暴力行经的总是有着"深仇大恨"的怨恨情结在起着动力作用,如果仅仅以偷过自行车被警方处理从而记仇采取最激烈的报复,似乎难以解释"损失/补偿"比率。从时间上说,那桩待报复的事件已经过了半年,积郁的怨气似乎总得消退了些吧,因为任何种超常的激烈心理状态只能维持一定的时间,它也有"疲劳"效应。

  尽管凶嫌杀人的原因最终结论尚未出来,但是不妨让我们作初步猜测。凡是重大的社会事件总是有多种因素造成的,它是一个"系统工程"。譬如一个人犯法总有其自身主观上的原因,如杨佳袭警是出自单亲家庭患有孤僻症等,可是这些还远不够充分,该案的客观原因是什么呢?

  社会是个宏观的综合性大群体,它的本性是通过概率性事件来描述的,概率性高就表明了其本性特征强烈,反之亦然。

  仅仅过了一天,上海媒体又报道一起袭警事件,7月2日上午9时55分,一名刚被没收80千克西瓜的无证摊贩因不满受罚,持刀冲进五角场镇城管中队队长办公室,导致城管队长和一名派出所民警受伤。

  更大的袭警事件发生在6月28日贵州省瓮安县,那天有超过一万名当地群众群情无比激愤,激发骚乱,事件造成150人不同程度受伤,其中大部分为公安民警,瓮安县委、县政府和县公安局办公楼被焚烧打砸,有42台交通工具被烧毁,公共财产损失严重。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声称,"'6·28'事件是一起起因简单,但被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员煽动利用,甚至是黑恶势力人员直接插手参与的,公然向我党委、政府挑衅的群体性事件。"

  我们该试想,骚乱仅仅是因为群众主观上的原因,如"被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员煽动利用"吗?由于瓮安骚乱是特大的群体性事件,这样就排除了群众心理症状不正常的原因,为什么人数众多的群众会受区区少数人的利用而爆发成激烈的骚乱?难道一个大群体的智商是低下的吗?

  再联想到近年来袭警事件接连不断。据公安部统计,全国各地公安警察在打击犯罪和维护社会稳定工作中遭受暴力袭击伤亡的人数居高不下,具体情况是:2001年牺牲警察68人,受伤警察3510人;2002年牺牲警察75人,受伤警察3663人;2003年牺牲警察84人,受伤警察4000人;2004年牺牲警察48人,受伤警察3786人。

  因此,排除了各种低概率的偶然性后,露出水面的正是高概率的必然性因素了。正如石宗源指出的:"瓮安打砸烧事件有深层次原因",我以为,就是警民、官民之间的关系不够融洽、不够和谐。

  长期来,我国经济建设注重"效率优先",而正义、公平却滞后,一些下层民众常常受到不公对待,经久积累成怨恨情结,一旦受到突发事件的激化,便会发泄出激怒来。由于警察编制属于国家强力机构,隶属于官僚的行政系统,警察在执法中总是偏向于官方的,所以民众认为是"官官相护"。

  同时,我们国家的权利约束机制不够完善,譬如我国地方上的警务监督常如聋子的耳朵,形同虚设,老百姓即使进入行政诉讼程序也绝非易事。不受约束、少受约束的权力总是倾向于多多谋取私利,警察也只是普通的人员,具有普通的人性,他们在执法过程中具有私性也不会例外,因此经常会表现出粗暴、蛮横等非人性化,甚至卡拿、勒索的有之,警察自身形象大打折扣,群众受了气也无处去伸冤,这样就预设了遭袭击的因子。

  2008-7-3晨,于江苏省昆山市

  作者个人博客:《施卫江:正义之声》http://blog.sina.com.cn/swjid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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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蜀:独立调查何以缺位虎照事件?

  随着周正龙锒铛入狱,虎照事件据说终于划上句号。原来坏事都是周正龙一个人干的,这个年过半百的老农,居然跟摩登少年一样,在光怪陆离的数码世界神勇无敌,不仅会熟练使用不同型号的数码相机,甚至会使用专业的图像软件对虎照进行后期处理,以至于神探李昌钰大感意外而慨叹:"我只能说咱们中国农民很不错,PS的水平太高了。"

  完全可以断言,周正龙的身后,其实有只看不见的手在操纵一切。这只手的能量之大,能调动从陕西到北京的大批专家;能调动从关克这样的处级官员到朱巨龙这样的厅级官员;甚至能让堂堂陕西省长为虎照挺身而出。

  显而易见,这手肯定不可能是我等平民之手。那么它究竟是一只怎样的手呢?在这只手的背后,又隐藏着怎样复杂的利益链呢?什么是关键真相?这才是关键真相。但这些方面的蛛丝马迹,陕西当局无不讳莫如深。

  所以,仅仅抛出一个周正龙,并不代表真相大白。昨天炮制虎照和力挺虎照固然是大忽悠,今天抛出一个周正龙来顶罪,来牵制整个舆论的火力,让实际导演闹剧的衮衮诸公全身而退,又何尝不是大忽悠,何尝不是对公众智力的侮辱。整个虎照事件,自始至终,我们见惯了那些历史悠久的权谋诈术,见惯了那些花样翻新的覆雨翻云,唯独不得一见的只是真相。

  真相的得来何以那么艰难?首先是因为我们缺乏一整套求得真相的具体程序。但凡虎照事件之类的社会争议事件,法治国家早就有非常成熟的解决办法,那就是第三方主持的独立调查。水门事件最终水落石出,不仅要靠考克斯的大智大勇,更要靠参议院任命的独立检察官制度。只是因为独立检察官制度,才使得考克斯能够彻底屏蔽来自白宫的干预。否则,白宫丑闻最终由白宫自己来调查,来处理,其结局岂非不问可知?

  独立调查"9?11"是另一个经典案例。尽管白宫最初极力反对,认为独立调查会泄露机密并分散反恐斗争的精力,但并不能妨碍参议院授权一个由10名成员组成的独立委员会,对事件前后美国政府的工作进行广泛调查,以便"把我们的政府如何未能对去年9月的灾难性威胁进行防范的真相告诉美国人民。"更无力阻止两院联合委员会就美国政府情报失误问题举行一系列听证会。

  以第三方主持的独立调查求出真相,在真相基础上形成共识,以平息社会争议,这在法治国家早就是惯例。其对保障公正、维系人心、稳定社会的作用至深且巨,无可替代。遗憾的是,尽管独立调查并不艰深,它需要的只是常人的心智。能让卫星上天,能让核潜艇巡海的中国人,推行独立调查并无任何技术上的障碍。但是迄今为止,独立调查在中国始终只徘徊于商业和体育领域,而迟迟不能进入社会治理领域。在诸多社会争议事件中,无论各方如何望穿双眼,独立调查始终千呼万唤始出不来,真相阙如、唯以强力摆平为要务积久成习,导致一个又一个人心上的堰塞湖。

  这点上,虎照事件的善后处置不过是照搬故伎而了无新意。没有人能够否认,陕西当局是虎照事件的重要当事方,泥足深陷,这就注定了陕西当局垄断的所谓调查,必然是偏颇的,不具公信力的。尤其当所谓调查结果发布后,陕西当局立即关闭所有信息核对渠道,关键知情人周正龙更被陕西当局彻底封口,用心何在,难道不是昭然若揭?

  接下来不能不问,为什么那样简单的独立调查,在法治国家畅行无阻的独立调查,而在中国竟如此命运坎坷?这显然就不是技术上的问题,而只能是社会问题。展开来说这可以写出很多大文章,但简短地总结,在我看来其实就一个原因,那就是我们文化的缺陷,或者说人心的缺陷。我们缺乏求得真相的程序,归根结底,是因为我们缺乏对于真相的信仰。而我们缺乏对于真相的信仰,归根结底,则是因为我们缺乏对于真相的敬畏。在我们的文化中,尤其在我们的官场文化中,只讲利害得失,不讲对错是非,早就成了一种古老的传统。求真就是不识时务,而不识时务的下场,历史和现实中敢于追问真相的谔谔之士,早已以其悲惨遭际做了鲜明的注脚。所以,在我们的文化中,求真非但不是一种美德,反倒成了一种病,成了让人谈虎色变的麻风病,人人避之唯恐不及。

  撒谎不仅是个人道德的大忌,更是政治道德的第一大忌。这在人家早是常识。克林顿的拉链门事件,在美国人民看来重要的不是他拉错拉链,而是他拉错拉链之后公然对美国人民撒谎。身为第一公仆而欺骗自己的主人,这才是可忍孰不可忍,拉错拉链反倒是愿打愿挨见仁见智。而在我们这里,却到处都是戏台,什么都是排演,一切都是台词。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甚至不说假话就没办法生存,对假话的依赖犹如吸毒。而对假话依赖愈深,对真相的承受力就愈小,对真相就愈恐惧。虎照事件是这方面的最新样本。一个谎言的倒台,并不等于真相自然浮出水面,而不过是用一个新的,看起来似乎更精致的谎言取代罢了。忽悠公众的形式变了,但是忽悠的性质本身没有任何变化,甚至,忽悠公众的那只幕后之手,自始至终都是同一只手。所以,周正龙锒铛入狱未必等于"民意"的胜利,如果我们因此宣布胜利,似乎太早了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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呐喊:蒋政委,我为你哭泣

  月余以来,无时不在关注5.12汶川大地震发生后的灾情信息,救灾过程,灾后重建、感人故事等,无数次为数万生命戛然逝去而感同身受、泪流满面,无数次为舍生忘死救他人于废墟的人们心存感恩,默默祝福。当看到电视画面上报道一个哺乳期的年轻妈妈,不顾家中6个月大的娇儿嗷嗷待哺,日夜奋战在救灾一线,用自己的乳汁喂养受灾的九个婴儿,我又一次哭了,哭的泪流满面,看着您喂养孩子的画面,看着您穿梭在灾民中间平凡的身影,我的心中充满了自豪,那画面中您是那样的平凡而伟大、是那样的安然而恬淡。我甚至想应该给你冠以"中国最美丽的母亲",我甚至因此而在自己博客上写了一首诗,其中一句"中国有您山河壮丽 生生不息",就是因你而发,我想抒发因为有您这样的伟大母亲,有您这样的中华儿女在我内心深处引起的震撼和无比的自豪,我默默的记住了您的名字——蒋晓娟。我曾经私下自叹:娶妻当如蒋晓娟。

  但是,近来的一系列电视、电台、网络信息对您的报道让我渐渐觉得十分的别扭,当看到您参加什么英模报告团的说辞时,更是如梗在咽 又闻您从"蒋警官"变成了"蒋政委",我愕然了,甚至愕然的不知所措,特别是今天,当我在电台里的新闻广播中听到对您的赞美评价说:"你无愧为祖国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时,我愤然关上了收音机,脑子里一片空白,不得不认真思考让我哭泣、让我自豪、让我赞美的您。你是一位警官不假,但是您在大灾当中的表现,完全是一种人性美、女性美、母爱美的真实表现,您当时脸上洋溢的是一种作为母性的恬淡、安然、自豪、平凡的大爱之美,这种所有中国人都读懂了的"大爱",是因为您无意张扬、低调平凡、自然而为的母性才感动了无数的中华儿女,这是平凡中的"伟大",这是平凡中的"唯美",是"母爱"的赞歌,是人性的礼赞。与政治无关、与权利无关、与您从事的职业无关,更与您是不是"无愧为祖国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无关。幸而您是从事警官职业的,可以使用"卫士"之类的名词加以形容,假如一个农妇和您的震中作为一模一样,那舆论会不会给她冠以"无愧为祖国和人民的忠诚农民"呢?假如一个集贸市场的菜贩子和你在震中的表现如出一辙,那是不是要给她冠以"无愧为祖国和人民的忠诚菜贩子"的光荣称号呢?假如………我觉得自己的心灵有被亵渎的灼痛。我知道这不是你的错,甚至与你无关,但我说不清是谁的错,我搞不懂谁的恶。我因此痛心疾首,是谁亵渎了我心中的"圣母"?

  尊敬的蒋晓娟女士,我还是不叫您"蒋政委"吧,因为我实在感到不爽,我心中"中国最美的母亲"形象的坍塌,动摇了我做为中华儿女、深切关注国家改革、发展动向和成就的一个普通公民的信念,我百思不得其解,在人类已经进入21世纪的今天,在我们取得经济成就举世注目国家,怎么会将普通人在灾难面前所迸发出来的善良、助人、怜悯、等人性之美与政治与权力挂钩起来,这些中华民族千年传承的优秀品德,既不需要政治号召,亦不需要权力强制,炎黄子孙千年文明形成的天性使然啊。您成了"蒋政委"和"无愧为祖国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我想这决不是您当时母亲般呵护灾难中婴儿们的目的和本意,政治、权力的做秀把美丽、平凡、率真的人性导向了臭不可闻功利人生。我至今认为,您个人是无辜的,成为"蒋政委"和"无愧为祖国和人民的忠诚卫士"不是您个人的邀功和诉求,但你顺水推舟甚或欣然受之,我也倍感遗憾。和文友谈论您时,有人以调侃的方式问我"你心中的圣母驾落凡尘成了政委做何感想?"一时心中悸痛,无语以对。的确,我猜您灾难之中的母爱之美和灾后日常的工作中决无功利的动机,但你有婉拒"炒做"的权力,你完全可以说:"大灾之中,初为人母,乳人幼如吾幼,天性使然,能助人于艰难,心愿已满,不愿以此为功利阶"。如此该是多么的情真意切,"见凡知伟"啊,您说是吗?蒋女士,因为关注您的沉浮,我想起了俄国十二月党人起义失败后被流放西伯里亚的悲惨故事:我忍不住想把这个故事简单的讲一下:十二月党人起义失败后,被沙皇流放到西伯利亚,沙皇为了在政治上、人性上进一步打击十二月党人,有目的有步骤的让他们的妻子面临着两种选择,要么和丈夫断绝关系继续留在彼得堡继续当贵族。要么被剥夺贵族身份,陪他们的丈夫去西伯利亚服苦役。出人意料的是,这些往日高贵的、柔弱的女性表现出极大的勇气,她们义无返顾,大义凛然的选择了苦难。她们拒绝了沙皇和权贵的诱惑,毅然选择了后者。杜斯妥叶夫斯基为这些伟大女性感动得流泪满面,他说:她们抛弃了一切贵族身份、财富、社交和家人,她们笑看权贵的利诱,为了崇高的人性、道德、义举,为了尊严、自由而放弃了一切。她们在漫长的二十五年里,经受了她们" 罪犯丈夫" 所经受的一切苦难"。一百多年过去了,在人们心中,那些英勇的十二月党人随着时间的流逝,在世人的记忆中以渐行渐远。但十二月党人的妻子们,却成了一个群体,成了一种英雄主义和俄罗斯民族的象征,历史也永远地记住了这些伟大的女性。我记得在读十二月党人故事时记忆最深的是一个法国姑娘,她的名字叫唐娜狄,当这个平凡的法国姑娘在巴黎听说昔日的情人伊瓦谢夫被判刑流放到西伯利亚去的消息后,她变卖了自己所能变卖的一切,以最快的速度赶到俄国,向沙皇当局要求批准她到西伯利亚去与情人结婚。沙皇尼古拉一世为了政治目的,让人劝说唐娜狄留在圣彼得堡,并许诺以贵族相待,同时威胁如果不听劝告,她将会因此失去一切,甚至不能其他到西伯利亚陪伴丈夫的十二月党人妻子享受某种宽大待遇。但是这个伟大的法兰西姑娘,不为所动,拒绝了沙皇的所有威逼利诱,只求追寻爱人的足迹到西伯利亚和伊瓦谢夫相聚相守。当唐娜狄到达西伯利亚时,当地的官员不许她见伊瓦谢夫。于是她在流放犯人的小镇上到处打听爱人的消息。据说她曾遇见过一个强盗,这个强盗也为她的精神所感动,为这对忠贞的爱人传递书信,奔走呼号。历尽了人间磨难,两年后唐娜狄得到了许可证,他们结了婚,面对漫长而暗无天日的苦役犯生活,她始终无怨无悔。然而西伯里亚的漫天风雪和苦难的生活终于压垮了唐娜狄,这个美丽伟大的法国女人在政治流放造成的人间地狱中默默的死去了。一年后,她的丈夫随她而去。每次阅读十二月党人的妻子们的文献资料时,我都忍不住泪流满面。我一直以为她们身上所表现出来的勇气和人性之美决不是俄罗斯民族所独有,是我们人类共同的骄傲和财富。

  十二月党人的妻子们,早已成为一座民族不朽的雕像,永远屹立在苍凉的西伯利亚大地。她们身上演绎出来的"不为权贵"、不受利诱的伟大精神足以使俄罗斯民族永远巍然屹立在世界强大民族之林,她们所折射出来的人性之美,穿越国界、穿越民族、穿越时空,万古流芳!或许正是因为有他们这些伟大女性,俄罗斯才会有像普希金、赫尔岑、列夫。托尔斯泰、彼得。柴科夫斯基、屠格涅夫等影响人类的世界级伟人大师,且人才辈出。这是我对十二月党人妻子们的无知评价。同时我想把十二月党人妻子中最后辞世的亚历山大拉。伊万诺芙娜。达夫多娃说过的一段话也放到这里:"诗人们把我们赞颂成女英雄。我们哪是什么女英雄,我们只是去找我们的丈夫罢了……。"

  今天的中国,现实政治、社会生活中,媒体和相关权力部门似乎早已习惯了从政治需要的高度,用宏大的叙事方式,用国家和人民的名义,去讴歌英雄,去颂扬榜样,但更多的是往往无意甚至是有意忽视或遮蔽最原本、最质朴、最真实存在的中华儿女善良、平凡、守真和任劳任怨的人性之美,把这些美德无限上纲、导如功利,以致于这些本真的东西成了眩目的光环,功利的筹码。这究竟是怎么了?又是何苦来哉?

  当下热搞的什么"英模报告团"、"评选汶川地震十大英雄少年"等,窃以为多有不妥。抗震救灾、关注灾区民生、关注灾区百姓的"菜、米、油、盐、吃、住、穿、行"等重建工作并尽力为之。岂不实在?但愿不管搞什么"团""评什么人物"都不要使用全国人民捐助的款项。

  蒋晓娟女士,因为您在地震中的行为触动了我内心深处人性最美的一面,使我久久不能忘怀,所以你还是我心中"中国最美的母亲",但我为你哭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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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7月2日 星期三

冉云飞:稳定是个色情狂

  需要群众来打帮捶的时候,来替他们造势的时候,就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当民众要主张他们的利益,起来反抗官方镇压的时候,他们不仅是不明真相的群众,而且不管多少,都是一小撮。他们多方渠道主张自己的权益,伸冤,上访,走完一切能够走的渠道后,他们被逼上绝路,善良的兔子偶尔也会咬人。于是官方就有一大堆说辞,其程序如下:

  第一步:群众是不明真相的,人数是一小撮的,情绪是煽动的;

  第二步:伸冤是被利用的,消息是要封锁的,敢闯是要倒霉的;

  第三步:外媒采访是反华的,真相是由新华社通搞的,它的身体是最好的;

  第四步:自首是必须的,另一拨群众此时不仅是广大的,而且他们是雪亮的,当然他们更是谴责的;

  第五步:小爬虫是在前线的,小佬是指挥的,中佬是坐镇的,大佬是做指示的;

  第六步:一切是要压倒的,当然是不包括稳定的,这话的逻辑是最强的;

  第七步;稳定它是最hi的,中国的G点是由它搞定的,所有高潮都是围绕它转的;

  第八步:坏事是要掩盖的,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人权是世界上最好的;

  第九步:事件是要总结的,英模是要表彰的,一派总是和谐的,党总是为人民的,政府是值得信任的;

  第十步:灾难总是重复的,只是变换地点的,子子孙孙是无穷尽的,又从第一步开始的。

  2008年7月2日8:31分于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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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叶:由七一上海袭警事件想到的

  官方报道:7月1日9时40分许,一男子持刀闯入上海市公安局闸北分局,用刀连续捅向多名民警和保安,5民警送医院抢救无效牺牲,另有4民警和1保安受伤,正在接受救治。

  5死5伤,持刀男确实很"凶残",可就是杀10头猪也会被猪踢伤的啊,所以这让人不得不认为这是一群酒囊饭袋!还妄称除暴安良,百姓的安危寄希望这样的警察,真是不放心。

  中国的问题需要深究,可往往经不起深究,可不刚刚揪出了假老虎,还是死皮赖脸,死不承认。民意的力量是强大的,如果现行的制度和规则违背了民意,那民意就会表现出强大的杀伤力。所以政府对新闻工作者提出"牢牢把握舆论导向、增强引导舆论本领"的指示,"用正确的思想舆论导向来促进社会和谐"。

  这件事给人的第感觉就是这警察也太怂了,平时不知道有没有身体素质训练,还是夜生活太丰富了。"高薪养廉"是国家的大政方针。当然了,他们是文职官员啊,如果在公共场所,遇到小偷、歹徒什么的,要求他们挺身而出勇救百姓恐怕是不可能的了,但起码也要能自保啊,总不能让百姓来救警察啊。不明白,警察什么时候成了弱势群体?

  再者,持刀男分别在底楼、10楼、11楼和21楼,在几个不同的房间内共捅10人,我们想象一下这是怎样的一个政府机关,老百姓找他们做事,是不是也是一楼一楼的爬,一个办公室一个办公室的找,这是怎样一个冗杂、官僚和低效的组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或许这正成为持刀男各个击破的决定性因素。

  官方还道出了持刀男的杀人动机,是因为去年持刀男盗窃自行车被闸北警察局审查,因而报复行凶杀人。毫无疑问,持刀男犯下死罪。听似有理有据,但细想什么样的人会不惜放弃自己的生命来对他人和社会进行疯狂的报复?绝望的人,或是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人,后者他肯定不是,因为他不杀女人。那么盗窃自行车被审查足以引起持刀男对人生对社会的绝望?而且这是去年发生的事,绝望了半年憋不住了?用脚丫子里的灰想想都知道没有这么简单事。可是在我们这个伟大的国家,事情总是这样发生:几天前,"暴徒"冲击了瓮安县政府是因为官方没有给出女中学生溺死的原因;周正龙拍假虎是因为对林业厅的奖金馋涎欲滴,抵不住金钱的诱惑。这次,持刀男杀人是因为他盗窃自行车受到警方的审查。

  媒体几乎不会多问几个为什么,几乎不会去探究暴民的暴来自于哪里,几乎不会去关心底层民众的生存状态,那么多大学生在竞争一个搓澡工的岗位,民工又处在怎样的一个人生追求中?谈追求,太奢侈的行为,我相信他们的最大愿望只是活下来。在官民发生冲突时,民成了愚民,成了刁民,成了暴民;而官总是那么无辜、克制。殊不知,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

  新闻媒体,你们一向视真实为生命!不要再用这种幼稚的、没有技术含量的"舆论导向"来侮辱民众的智慧了。掩饰暴力的谎言不会让你们摆脱罪恶虚无的人生,更成就不了一个民族的伟大。

  当一个民族的民众,言论被禁锢,手脚被束缚,生存艰辛,前途无望,或许暴成了他唯一的表达方式,而死亡成了他必然的归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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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纪念刘和珍君》为何被逐出中学语文课本

  在近期的中学教科书改革中,虽然大的趋势在向着世界文明潮流靠近,但也出现了一些局部的逆流。比如,上海的新历史教科书因为淡化了中共的"革命史"而被中止使用,鲁迅脍炙人口的名作《纪念刘和珍君》被从中学语文课本中删除。

  对于《纪念刘和珍君》的消失,在知识界有不同的解读。近日,杂文家鄢烈山在《重塑鲁迅》一文中,谈及广州一尊新落成的鲁迅塑像,称赞这尊国内惟一的鲁迅和许广平在一起的"夫妻塑像",鄢文指出:"与以往横眉冷对的鲁迅形象不同,这回的塑像着力凸现了他和蔼、宽厚、坚韧、睿智的文化气质。这不仅是为了'缅怀两位先生在广州的情缘',也表达了时人对鲁迅的新认识或者说新塑造。用鲁迅之孙周令飞的话来表达其立意,就是'作为战士的鲁迅已经不合时了'。"紧接着,鄢文谈及当下中学语文课本中课文的更替,鲁迅作品大幅缩减,金庸小说得以入选,鄢文为《纪念刘和珍君》被撤换而叫好:"起码将《纪念刘和珍君》换下来还是有道理的。此文背景说来话长,文章中'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然而我还不料,也不信竟会下劣凶残到这地步'这句表达激愤的话,被剥离了语境,成了一些青年人振振有词的座右铭,将之理解为对人对事心怀猜疑和敌意是一种很可怕的误解,还是暂不出现为妙吧。"

  我完全不同意鄢烈山的看法。我不知道他为何如此见不得《纪念刘和珍君》一文,为何不愿接受鲁迅对中国人"下劣凶残到这地步"的评估,为何支持鲁迅的孙子提出的"作为战士的鲁迅已经不合时了"的论断。无疑,"横眉冷对千夫指"和"俯首甘为孺子牛"是鲁迅生命中缺一不可的两个方面。此前人们过多地接受其怒发冲冠、"横眉冷对千夫指"的一面,而忽略其温柔谦卑、"俯首甘为孺子牛"的一面,如今凸现后者、还原一个更加真实的鲁迅,确实有必要。但是,我们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外一个极端,试图用鲁迅"俯首甘为孺子牛"的一面,来完全地取代其"横眉冷对千夫指"的一面,那样所获得的鲁迅的形象,同样是残缺不全的。

  在我看来,《纪念刘和珍君》是鲁迅最好的文章之一,是鲁迅最动感情和最用心血写的文章之一,是中国现代文学的经典,是中国现代历史的缩影。这篇文章作为中学语文课本中的范文是当之无愧的。一九八九年秋天,我刚刚上高中一年级,在学习《纪念刘和珍君》一文的时候,老师一边朗读一边落泪,他是用哭腔念完这篇文章的。虽然大部分同学都不明白老师为何如此感动,我却心有戚戚焉。那时,对言行的清查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人人都谨言慎行。语文老师是一位大学刚刚毕业不久的年轻人,惟有讲授这篇文章的时候,他才得以真情流露。

  许多年过去了,老师朗读那些段落时的情景,宛如是在昨日,历历在目,这些经典的段落也时时涌上我心头:"我只觉得所住的并非人间。四十多个青年的血,洋溢在我的周围,使我艰于呼吸视听,那里还能有什么言语?长歌当哭,是必须在痛定之后的。而此后几个所谓学者文人的阴险的论调,尤使我觉得悲哀。我已经出离愤怒了。我将深味这非人间的浓黑的悲凉;以我的最大哀痛显示于非人间,使它们快意于我的苦痛,就将这作为后死者的菲薄的祭品,奉献于逝者的灵前。"《纪念刘和珍君》过时了吗?没有过时。因为屠杀并没有远去,屠杀就在我们身边。在那些日子里,万马齐喑,指鹿为马,道路以目,我们年轻的语文老师惟有通过朗读《纪念刘和珍君》来表达对死难者的哀悼和对独裁者的愤恨:"但段政府就有令,说她们是'暴徒'!但接着就有流言,说她们是受人利用的。惨象,已使我目不忍视了;流言,尤使我耳不忍闻。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我懂得衰亡民族之所以默无声息的缘由了。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这些句子深深地打动了我少年人的心,我就像当年目睹十二月党人被沙皇绞死的赫尔岑一样,由此发誓与一切专制独裁的力量战斗到底,这篇文章奠定了我的生命和我的写作的本色。十八年过去了,我不知道有多少中学生有过与我相似的经历,但我相信《纪念刘和珍君》一直是青年一代精神启蒙的重要一课。我在北大念书的时候,曾经在校园的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找到了与刘和珍、杨德群一起遇难的燕京大学女学生魏士毅的墓碑。在月明星稀的夜晚,我独自前去祭拜孤独的学长,并为她诵读《纪念刘和珍君》。

  这是一篇和着眼泪和血写成的文字。这是一篇不容轻慢、不容亵渎的文字。如今,中共的教育主管部门将《纪念刘和珍君》一文从中学语文课本中删去,表明他们害怕这篇文章,担心让老师和学生们联想到另一起大屠杀。这篇文章不符合中共当局炮制的"和谐社会"的谎言。杀死孩子之后不仅不认罪,而且还继续逼迫死难者家属的政府,有什么资格说"和谐"这个词语呢?作为老百姓,谁不希望和谐、平安与幸福,可是谁愿意以做奴隶为代价来换取所谓的"和谐"呢?

  《纪念刘和珍君》所描述的不是过去的中国,而是当下的中国。这就是鲁迅文章的力量所在,"死诸葛吓死活司马",对一个已经不存在的旧政权的谴责,居然让一个武装到牙齿的新政权心惊胆战!是的,如果说中华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是"三.一八",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是那一天,而后者的残酷与血腥程度远远超过前者。作为当代的写作者,应当自己写出一篇篇像《纪念刘和珍君》一样严词谴责凶手的文字来,并慰藉那些死难者的灵魂和他们哀伤的家人;然而,我们没有写出来,因为怯懦,因为逃避,因为升官发财的欲望。于是,我们只能借用鲁迅先生的文章,借用这篇八十多年前的老文章,曲折地、隐讳地、战战兢兢地表达我们的心思意念,这本身便是一个巨大的退步。然而,当《纪念刘和珍君》被从课本中删除的时候,当更大的退步发生的时候,杂文家鄢烈山不仅不反对之,反倒为之叫好,因为"和谐社会"不再需要"战士"了!

  其实,鄢烈山早已宣称鲁迅的时代结束了,今天的中国不需要鲁迅了,需要的是"公民写作",是"建设"而非"破坏"。是的,死去的人既然不能复生,过去的事情就过去吧,要学会向前看,谁让我们生活在一个鄢烈山形容为"中国人权状况最好的时代"呢?这个时代,想当战士的人,只配落得个堂吉诃德的下场!但是,在我心目中,鲁迅永远都是战士,是独自面对各种黑暗势力、组织及流氓小人的战士,是同时受到"敌人"和"自己人"猛烈攻击而遍体鳞伤、却"怒向刀丛觅小诗"的"异类"。一旦剥离其战士的质地,鲁迅便不再是鲁迅了。战士的身份,是鲁迅与胡适、徐志摩、梁实秋、林语堂等人最大的区别。鲁迅迁居上海之后,脱离了政府、大学等建制,完全靠写作维持生活。在此意义上,鲁迅比胡适等人更加自由和独立,这种自由和独立也更值得尊敬。鲁迅不仅与北洋政府、国民党政权战斗,不仅与帝国主义和资本家战斗,也与中共控制下的左联领导人"四条汉子"战斗,与习惯吃人血馒头的大众战斗,凡是有黑暗的地方,便有他战斗的身影!

  我们这个时代恰恰是最需要鲁迅的战斗精神的时代。这个时代的黑暗并不比鲁迅那个时代少。鄢烈山当然有权选择风花雪月,当然有权不当鲁迅那样的战士,当然有权否定昔日也曾经战斗过的自己,甚至也有权批评和否定鲁迅的立场,这是他的权利和言论自由;但是,我们同样有权批评鄢烈山打着"重塑鲁迅"的旗号所做的歪曲鲁迅的工作,我们同样有权呼吁更多的知识分子像鲁迅那样生活和战斗。换言之,我们理解和宽容明哲保身的选择,但我们不能认同逃兵对战士的攻击。今天的中国,并不是像王蒙所说的那样"要是有一百个鲁迅,天哪,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今天的中国,需要有一百个、一千个、一万个鲁迅,在人权状况极其恶劣的状况下为自己及同胞争取基本人权,在缺乏言论自由的环境中为自己及同胞争取言论自由。面对山西黑窑的奴隶童工,面对辽宁被铁水瞬间蒸发的工人,面对被流氓绑架殴打的人权律师李和平,面对奥运前夕被赶出北京的上访村的访民,难道应当见怪不怪、视若无睹吗?我相信,如果你是一个良知尚未泯灭的人,必定会像鲁迅那样愤怒并呐喊。这些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实表明,现实社会的残酷与邪恶远远超过我们的评估与想象,也是对鲁迅《纪念刘和珍君》中鄢烈山最不喜欢的那段文字的印证——"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

  同样在繁华而溃烂的广州,鲁迅研究者、作家林贤治的感受就与鄢烈山截然不同。鄢烈山拼命维护"和谐社会"的面子,林贤治偏偏要揭穿那一幕幕"不和谐"的画面。在广州,有被警察打死的大学生孙志刚,有被武警射杀的太石村村民,有被冤屈下狱的记者喻华峰,也有"小康"不久的鄢烈山。林贤治以鲁迅为镜子,照出当代知识分子的"小"来,他说:"我们这些学者之类的算啥?哪个人会自始至终想到沉默的大多数,哪个人会想到社会不合理的存在,哪个人会正视专制主义的存在,哪个人敢挑战专制者!我们有谁能够真正做到?有些人说鲁迅好斗,不好。这是一个很可笑的东西,恶势力在那里,斗还是不斗?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然而,鄢烈山却不接受这最简单的常识,不承认战士在这个时代的价值。不是鲁迅在变化,而是某些人自己在变化,变得世故、圆滑、冷漠、自私、"过于聪明",正如林贤治所说:"我们身上没有一点战斗的因子,我们已经失去了感受的能力。"

  鲁迅从来没有掩饰过对专制权力的厌恶,从来没有想过要用某种"艺术化"的方式来隐讳地表达这种厌恶。是与非、善与恶的判断,其实是很容易作出的,不需要太多的考证和研究。毫无疑问,《纪念刘和珍君》是一篇从心底里喷涌出来的文章,鲁迅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从来没有考虑过是否可以发表、在什么地方发表,以及发表之后会给他带来怎样的危险。这样的文章才是千古绝唱。某些人,一提起笔来便反复斟酌如何发表、在哪里发表、能得到多少稿费、会不会给自己带来麻烦。在此心态下写作,是非正常的写作,是自我阉割式的写作。在此精神状态下写出来的文章,必定没有生命力。

  《纪念刘和珍君》是一篇许多人不敢也不愿阅读的文章。虽然它被从中学语文课本中撤除掉了,但它不会消失在历史深处。我会把它介绍给许许多多的年轻朋友,我相信它会打动越来越多同胞的心灵,因为我们所生活的外部环境,与鲁迅生活的时代相比,并没有本质性的变化。这篇字字泣血的文章,其重量远远超过了某些帮闲文人所写的所有帮闲之文。

  二零零七年十月十日

  文章来源: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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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7月1日 星期二

郑永年:中国国际形象的根基是什么

  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间,中国的国门越开越大。开放的目标是接轨,接轨的目标是转型。中国曾经因开放而强大辉煌,但后来闭关守国,传统国家不断衰落,等到西方列强用强权打开国门的时候,中国人发现自己已经没有任何力量来抵御西方的入侵了。

  经过世纪之久的革命和运动,中国建立了一个新的国家。而改革开放表明中国再次准备好通过改变自身,通过和外在世界整合而崛起。开放后,中国一直在各个层面改变着自己,不仅改变已有的制度,而且也改变个人行为方式。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不仅努力向外在世界学习,而且对外在世界对中国的反应非常敏感和在意。从高层领导到普通百姓,一直在关注外在世界尤其是先进的西方世界如何评介中国。

  对外在世界的这种积极态度不仅反映了中国人的好学精神,更重要的是表明中国的改革和建设不再是闭门造车。也正是因为内部的发展一开始就具有了国际内容,中国在很短的历史时期里就成为了世界共同体的一员,并且在这个体系内开始扮演重要角色。

  情绪化反应有损国家形象

  今年的奥运会更是给予中国人一个机会来把自己最美好的一面呈现给世界。奥运会对于中国的意义远远超出了狭义的体育。在这里,中国既是参与者,也是表演者,更是组织者。

  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一直积极参与奥运会,中国的运动员也一直是奥运舞台上的表现者。现在随着这个世界舞台来到中国,除了中国的运动员,中国民众也变成了这个舞台上的表现者。

  更重要的是中国也是这个舞台的组织者。如何为世界各国运动员提供一个好舞台变成了中国的责任。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这或许是中国人的积极心态。

  但是一些西方人并不理解中国,他们经常把中国的行为理解成为中国"太想表现自己了"。于是乎,一些人竭尽想象力,把从前所发生的一些负面形象(例如希特勒时期德国所举办的奥运会)和中国的奥运会联系起来。

  国家形象遭到破坏,中国人自然要表达愤怒。因此,中国和外在世界的一部分反华力量在过去的数月内似乎形成了互相抗议的局面。一方面是西方的反华和对华不友好力量抗议和试图抵制中国的奥运会,另一方面是中国人民对这些损害中国形象的行为的抵制和抗议。

  在中国的反制过程中,愤青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愤青的优点是对事物的敏感。愤青的抗议的好处就是把问题提出来,让各方面注意。但也不可否认,愤青也容易导致情绪化。

  有人把愤青比喻成一头易动怒的雄狮,对周边的环境具有过分的敏感,每每感觉到有不友好的举动,都要大吼一声。

  中国愤青的行为并不难理解。尽管中国的开放已经三十载,但很大程度上,人们对外界的认识还停留在乌托邦的阶段。中国人好读书,无论是学者还是普通百姓,大都从书本或者媒体了解外在世界,很少人去理解书本上的西方和现实的西方之间的巨大差异。

  平常把西方想象成太好了,一旦一些西方人诋毁中国,就很难接受。愤青的目标是为了维护国家形象,但一旦过于情绪化,反而有损于国家形象。

  呈现自我才会被人接受

  政府对西方势力的反应更为重要。尽管政府没有像愤青那样情绪化,但每逢西方的不友好行为和小动作,也是必有回应的。当然,对事关国家利益的事情,政府必须要做出反应。但如果对西方的每一种观点都要回应,不仅显得中国没有包容性,在客观上也会导致负面的效果。

  要意识到,如果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每每对西方少数人的诋毁做出反应,会在西方造成什么效果?一是成就了"敌人",二是为西方媒体进一步诋毁中国提供新的素材。

  前段时间,针对西方的批评和攻击,中国有关方面试图邀请西方的公关公司,来为中国做形象设计。

  政治公关在西方一直很重要。中国有关部门想到这一点,也无可非议。在媒体全球化时代,国家的形象包装非常重要。但也必须意识到,形象的包装只是个技术问题,对一个国家没有本质性的意义。

  正如在经济领域,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产品的包装,而在于产品本身的质量。

  塑造中国国际形象不是要再次呈现给外在世界一个乌托邦式的中国,而是一个真实的中国。在塑造中国的国际形象问题上,这次四川大地震的经验不可忽视。

  为什么西方媒体一改前段时间对中国大力诋毁的立场,而正面评介中国甚至羡慕中国呢?问题再也简单不过了,是因为中国呈现给外在世界的是一个真实的"自我"。

  在这次救灾过程中,从政府到普通百姓,"以人为本"成为了中国人的行为准则。当中国人把"人"字放大到足够大时,西方大多数人就开始理解中国,接受中国。

  应该思考形象根基问题

  塑造中国的国际形象也涉及到中国人心态的调整。要意识到外在世界是多元的。无论是西方还是整个外在世界,在中国问题上存在着多元的利益。

  西方世界作为整体,既不会成为中国人所想象的朋友,也不会成为中国人所想象的敌人。对华友好的和不友好的、朋友和敌人都会长期共存。

  不管喜欢与否,这是现实。今天是这样,明天、后天也会这样。这就要求人们调整心态,用多元的心态来看问题。很多问题的存在是常态,没有任何人和任何方法可以加以改变,那么就要改变看待这些问题的态度。

  毫无疑问,塑造国际形象的核心是改善自身,是自身的进步。再者,改善自身并非为了应付外在世界。更重要的是,改善自身更不是要放弃自己的一切,把自己变成他人。

  中国国际形象的根基是自己的文明,塑造国际形象也就是在各种场合(包括奥运会)把中国文明的底蕴发挥出来。

  中国是世俗文明,具有其他文明所不可比拟的开放性。在历史上,中国文明很少有排斥其他文明的时候,善于吸收其他文明的长处是中国文明的特性。现在也一样。

  为了外在世界的积极评介而放弃自己,这不是中国文明的主轴。一旦当中国转型成为其他文明的时候,那么中国人的生存就会失去了意义,中国对世界也不再具有意义。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剧,中国也正在加速转型,全方位地融入世界。国家的国际形象自然变得重要起来。在这个时候,人们更应当思考国家形象的根基问题。

  作者为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所教授、研究主任,本文仅代表个人观点

  来源:联合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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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鸣:中国的文化和文明为什么如此“浅陋”?

  中国文化和文明的"浅陋"——浅薄而丑陋,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也是稍有一点点理性的中国人都会不能不承认的事实。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历史,中国近现代的历史,中国的现状,全都明明白白地摆在每一个人的面前,这决不是任何人们的"愤"(愤老、愤少、愤青),并更加上多么动情的美化、歌颂即能"混"得过去的事情。今天,我们最重要的事情是应该加强我们自己反思的力度,真正深透地认识我们自己,认识我们自己的历史,认识我们自己的文化和文明中造成"浅陋"的诸多极为有害的传统因素,真正以合乎真理、真实、真诚三大文明原则的方式,去深深地问一问自己:我们中国的文化和文明,究竟为什么如此"浅陋"——浅薄而丑陋?

  前面我的文章,曾多次谈到,中国两千多年来,我们根本就产生不了自己真正的思想家、哲学家、逻辑学家、思想理论家,而惟一能够不断地涌现的,却只是大量无知、无学、无能、无用、无耻的拷贝孔丘及其儒家"思想"的"骗子"和"白痴"。少量真正可能的"天才",在中国的这块土地上,绝对只有死路一条。其中极少的人们即使可能成为历史中的漏网之"鱼",让他们在帝王将相之外,或"正史"之外"青史留名",他们最多也就只能充当一个命运悲惨的文艺家,例如在中国历代艰难浮现的某些杰出的诗人——时代的悲鸣者,也包括创作出了极少量古典巨著的文学家——绝望的悲号者。大家可能都知道我对中国所谓"四大名著"的评价:《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它们其实全都是中国人绝望中的呼声,是中国人的"四大绝望"之著,是对中国文化和文明历史的巨大"绝望"的伟大的文学记录。至于它们为什么是"绝望"的"记录",网友们如果好奇,不妨回过头去翻阅我过去博客的文章。

  近代以来,由于西风东渐,情况有了一些变化,但鉴于中国儒家"文化"传统的始终如死一般强的顽固不化,在中国产生的就依然还是层出不穷的食古不化、食洋不化、食今不化的大量"半生不熟"的鹦鹉式的学者、专家、教授、博导,然而更多的,则还是依旧死抱着孔丘及其儒家浅薄而丑陋的衣钵紧紧不放的文人"骗子"和"白痴"。我真是怀疑,是否由于两千多年来中国极权专制统治者的死硬地坚持,孔丘及其儒家的"思想"都已经溶进了中国人的肉体血液,成了他们的代代相传的"生物基因"了。如果真是那样,中国的文化和文明真就绝对地没有任何希望了。但从留学到西方的大量华裔来看,再从基本上是由华裔或中国人组成的新加坡、台湾、香港等地近代的变化来看,又更从长期以来曾受到过中国文化深刻影响的日本、韩国的情况来看,我还是感到了一点希望,除非真是完全丧失了头脑的畜牲,或者说根本就不是有着自己头脑的"人",我想,即使再长久的文化"传统",竟会成为中国人的"生物基因"的情况,应该说还是不太可能的。当然,不可能完全排除永远都会有极少数顽固坚持愚昧传统至死的极死硬分子的存在,但这种人,我料定他们终究也是成不了气候的,充其量不过是个顽固的复古主义的现代活标本而已。如果不信,就请试看今日之天下,有谁竟能阻挡得了正在越来越普传"人人平等"真理之光(人权、宪政、法治、民主、自由等等的普世价值)的全世界人类文明的大势?!

  到了21世纪的今天,我则更深信,即是中国的情况也已正在发生巨变。正是因此,我出版了两本具有不同问题指向的著作:《中国人为什么这么愚蠢?》和《西方哲学死了!》。应该说,这两本书都是我上个世纪90年代的作品。随着时间的推移,虽然这两本书所提出的问题依旧(其实已包括我今天文章的问题),但我透视这些问题的观点和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所提出的新的逻辑方法、学说,无疑已更明晰,也更升华了。正是因此,当然更应该庆幸今天互联网络的自由和便利,所以我要尽量加速、全面、充分地表达我的观点,并把我的新的逻辑思维的方法和学说,也尽快向广大的青年网友们宣讲出来,以便有利于加速他们变得更聪明、更智慧起来的步伐,这才真正是我终生矢志所希望达成的心愿。

  要讲到中国文化和文明的"浅薄和丑陋",我们就不能不首先了解,人类真正的"文化"和"文明"究竟应该是什么?

  《圣经》中曾讲到,上帝在伊甸园里(为他自己)栽种了两种树,一种是生命之树,另一种是智慧之树。实际上,这是在告诉人们,人类在这个世界上活一辈子,实际上也应该为自己培植这两种树。与上帝不同的是,人们对自己的生命之树,培植的主动权却并不在人们自己的手里,人类尽管可以努力呵护自己的生命,但却没有能力无限延长自己的生命。个人的生命其实非常短暂,充其量不过百年,虽然可以通过生儿育女来延续人类"类"的生命,但毕竟任何个人的寿命,人们自己是没有能力无限地延伸的。说白了,人类的生命之树的最终的奥秘还是在自然本身,或者说还是在上帝那里。但是关于智慧之树,情况就不同了。人们培植自己的智慧之树的主动权,基本上或主要的却是掌握在人们自己(这个自己不仅是个人自己,更包括社会共同体的自己)的手里。你想让自己变得智慧起来么?虽然智慧之树的"根"依然还在自然或上帝的手中,但自然或上帝绝对没有像对待人们的寿命那样也要为人类乃至个人的智慧设限或封顶。也就是说,只要人们想要让自己尽快地智慧起来,想要让自己的智慧之树尽可能地生长得高大起来,总还是有可能的,甚至其智慧的永存,也是有可能的;其中至少有相当大的一部分主动权可以说,是掌握在人们自己的手里。一般来说,人类的生命之树是纯粹的客观自然之树,而人类的智慧之树则既是客观自然之树(即是说,智慧的成长仍必须服从一定生命的客观规律),然而同时还更是主观相对理性之树和自由绝对悟性之树,而后面的两者,恰恰是包含在个人和由个人所组成的社会的合作机制的共同体的运作之中的。在这里,既包括人们对自己的不断深化的认识,也包括由个人组成的社会共同体的真正有效的合作(自组织)的行为,而这一切,都必须是在人们不断地发现真理、发明真实和创造真诚的过程之中才有可能逐渐地或加速地实现的。正是在这里,才可以真正看到人类主观能动性的价值,尤其是人类合作性的社会共同体自组织的能动性的价值。

  下面,我们即从上述关于两种"树"的理解的意义上,来解释什么是人类真正的文化和文明。什么是人类真正的文化和文明呢?人类真正的文化和文明,即:人类在呵护自己的生命之树的同时,个人和由个人组成的社会(国家、民族等)还将通过自己和社会共同体的自组织的合作的努力,来共同培植个人自己和社会整体的智慧之树。人类为培植(个人的)这棵或(社会整体的)这些智慧之树所做(所言、所行、所思)的有关的一切,即是该个人和该社会(国家、民族等)所共同创造的文化和文明。

  由上面所述可见,无论文化或文明,它们实际上都主要与人类的智慧之树成长的状态有关,虽然我们不能不看到,智慧之树最初其实是为了捍卫生命之树成长的需要,而在生命之树的(身体)基础之上逐渐生长起来的;然而到了后来,人类智慧之树的生长发育反而更越来越变成了人类自身生命存在的终极的目标,甚至更成了人类生存的最终极的价值和意义本身。说到最后,人类的智慧之树,其实就是人类的文化和文明之树。一般来说,文化更特指向个人,而文明更特指向社会整体;此外,文化和文明又其实是一个(个人或社会)整体的两面,文化是文明的现时的活动的状态,而文明则是文化的整体历史的定态的总的合成。关于文化和文明的更深入的讨论,我将放在以后的场合再继续进行,而下面,我们将接下去讨论中国文化和文明为什么浅(薄而丑)陋的问题。

  上面谈到,人类的文化和文明之树,其实就是人类的智慧之树。由此可见,人类文化和文明的高度、厚度和深度,其实就是人类智慧之树的高度、厚度和深度。上面更谈到,人类智慧之树的成长,事实上是在个人和由个人所组成的社会共同体合作地(自组织地)不断地发现真理、发明真实和创造真诚的过程之中逐渐地或加速地实现的。下面,我们就按照这种理论的说法来检验我们中国人的文化和文明。

  我们中国的文化和文明,究竟为全人类发现了多少真理呢?究竟为全人类发明了多少真实呢?究竟为全人类创造了什么样的真诚呢?令人非常痛苦的是,除了第二项,我们中国的文化和文明在第一项和第三项上,基本上等于零,或甚至等于负值:一个是完完全全的空白,另一个则是完完全全的相反——完全没有(纯粹逻辑的)真诚,甚至却拥有反真诚(两千多年来,中国基本上是一个把说谎、装假、行诈即当作某种特别的处世能耐——计谋来看待的国度,所以在中国,人们是不会因为自己说了谎、装了假、行了诈而自我感觉到羞耻的,因为这正是孔丘及其儒家为了"亲亲、尊尊、长长"的需要而一直所提倡的)。

  一个人、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它们的文化和文明的高度、厚度和深度,基本上是分别由它们所发现的先验的、客观的、抽象的真理(物质的、生命的、智慧的发展和运行的规律)的高度,它们所发明的经验的、相对的、具象的真实(工具、方法、程序、技术等等)的厚度和它们所创造的超验的、自由的、意象的真诚的(情感的和思维的纯粹逻辑的)深度来决定的。

  我们中国文化和文明的高度,如果用已经发现的真理来衡量,基本上等于零,这一点显然决定了中国文化和文明的"浅薄",换言之,中国的文化和文明之所以"浅薄",是因为它几乎完全地缺乏任何"真理"的发现,因而也就完全地缺乏任何真正理论意义上的高度。我们中国文化和文明的深度,如果用已经创造的真诚来衡量,也基本上等于零,或甚至还可能是负值,这一点显然决定了中国文化和文明的"丑陋",换言之,中国的文化和文明之所以"丑陋",是因为它几乎完全地缺乏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公共道德的"真诚"。而中国文化和文明的高度的"浅薄"再加上中国文化和文明的深度的"丑陋",它们更在一起严重地压缩了中国文化和文明的真实的"厚度"。这就是我对中国人两千多年来的文化和文明的一个符合客观(逻辑规律的)理性判断的总的结算。

  这笔账到底应该算在谁的头上呢?显然首先即应该算在两千多年来的所有的极权专制统治者们的头上,然而他们所利用的是什么"思想"和"文化"的工具来进行他们的实际上的统治呢?他们利用的几乎全都是孔丘及其儒家的"思想"和"文化"的传统工具。通过我前面大量的文章对孔丘及其儒家徒子徒孙们的揭露,显然可见,它们根本就没有任何真理可言,也根本就没有任何真诚可言。孔孟的"天命"、汉儒的"天道"、宋明儒的"天理"、近现代"新儒家"们的"天心"、"天性",它们讲的是"真理"吗?根本就不是真理,而反而更是极其无耻的反真理——反"人人平等"的伟大真理。当历代儒家们把孔丘的"子为父隐"、"臣为君隐"、"为亲者讳"、"为尊者讳"、"为长者讳"等等儒家的信条永远地奉为自己做人的圭臬之时,他们能够具有在社会中做人的真诚(情感)吗?他们能够拥有纯粹的符合逻辑的思维吗?孔丘及其儒家的"思想"和"文化",事实上在两千多年之中,明显彻底地埋葬了中国人真正的文化和文明,明显彻底地摧毁了中国人的智慧之树,而我们今天的一些人却居然还要继续利用它来"发展"未来中国的"新"文化和"新"文明,这不是痴人说梦还能是什么呢?当然不排除他们实际上是在公然地行骗。

  正是两千多年来的孔丘及其儒家的"思想"和"文化"对中国人彻底的垄断,才造成了中国文化和文明的直到今天的事实上的"浅薄"和"丑陋",这是铁板上钉钉,根本就不可能有任何值得怀疑的关于中国两千多年来"文化和文明"历史总结的最终的结论。正是因为中国文化和文明的"浅薄",所以它才制造了长期以来中国人的愚昧、落后、贫困、虚弱,等等等等;正是因为中国文化和文明的"丑陋",所以它才制造了长期以来中国人人格上的"丑陋"和中国社会(政治)体制的"丑陋"——统治者永远的极权专制、骄奢淫逸、狂傲、蛮横和毫不讲理,被统治者永远的孤苦无告、贫贱柔弱、奴性、无知和同样的不知道如何讲理,等等等等;正是因为中国文化和文明的"浅薄"和"丑陋",才会让于丹女士、余秋雨先生、金庸先生等等诸如此类的文人们以及他们的作品,有可能在当今中国的"文化"之中叱咤风云,不可一世。

  我亲爱的同胞们,我请你们冷静仔细地想一想,孔丘及其儒家的徒子徒孙们,他们和他们的作品,到底给了你们什么样的文化和文明呢?它们有真理吗?它们有真实吗?它们有真诚吗?中国的文化和文明,再也不能如此地继续"浅薄"和"丑陋"下去了。彻底捣毁"孔家店",这是五四运动思想的先驱早就非常正确地发出的"呐喊",这家"店"已经在中国兴旺发达了整整两千多年了,而中国人的文化和文明也整整"浅薄"和"丑陋"了两千多年。我请我亲爱的同胞们用自己的脑袋去认真地想一想,我们还要把这早就该死的"孔家店"继续开下去吗?我们自己到底应不应该拥有自己的脑袋啊?

  作者网站:www.liming1944.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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呐喊:从“敬礼娃娃”敬礼的真实含义拷问媒体的社会良知

  郎铮,这个三岁的孩子,无疑是不幸的,汶川地震瞬间,我不知道这个可怜的孩子,是怎样的惊恐万状,当他被埋在瓦砾下时是怎样的疼痛和害怕.同时,他又是一个幸运的孩子,他被从废墟中拣回了一条性命.为此应感谢所有参与救援的人们,是你们给了孩子第二次生命.我也曾为小郎铮那张"敬礼"的照片感动的泪流满面.但静下心来,心中狐疑不已,对照片的真实性深不以为然—-我主要是指照片被赋予的含义—-孩子被救出后向救他的人们"敬军礼"、"少先队礼"、等等(媒体说法不一使然)。

  一个三岁的孩子,对社会的认知和人情冷暖还没有形成,完全可以说还在懵懂无知的年龄。孩子在灭顶之灾的几乎夺命的现实环境下,感受最深和最直接的莫过于肉体上的疼痛和精神上的恐惧。被救之后,我想正常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最大最可能的反应:一是劫后余生下因疼痛、惊吓而出现的惊恐、麻木、呆滞、行为异常等异常性、抑制性反应;二是因同样的原因而出现的惊恐、躁动不安、哭闹、等亢奋性异常行为。摄影者抓拍的小郎铮"敬礼"的镜头,因不是连续的视频记录,一方面难以判断孩子确实完成了一个主观的敬礼动作,二方面是小郎铮的"敬礼"动作假定属实,从常理判断,应该是这个三岁孩童在日常的生活中被身边的长辈和亲戚们反复教习并不断鼓励的玩耍逗乐的动作,在孩子的意识里唯一的含义是大人们总是因此夸奖他而已(据说孩子的父亲是个警察)。三方面从医学的角度,难以排除孩子是因为身体、情绪的不适而欲表达的其他行为动作,比如因头部、手部或肩肘部等部位创伤或疼痛不适,想通过改变体位等来缓解等等—这是一种非常正常的临床表现。如果不是事后有人诱导孩子向"敬礼"的意思去表达当时动作,而是由孩子主动的表达自己当时是出于对救他性命的人们的感激之情而用"敬礼"来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的话,那么,三岁的小郎铮的心智和对现实社会的认知程度,从医学和人类学等科学和理性的角度去度量,大大超出了人类在这个年龄段的正常心智发育水平。我不怀疑照片的真实性,但对赋予照片的含义实在是不敢确信。同时需要郑重声明:我无意诋毁摄影者的良苦用意—-弘扬灾难之下,中华儿女所迸发出来的人性的光辉。但我同时更希望实事求是、科学严谨、理性真实的通过报纸、摄影、电视、电波、网路等反映大灾之下中国人不畏灾难,抗震救灾、万众一心的动人场面和人性的迸发。亦正因为如此,我们的新闻工作者、摄影者等,更应该在大灾之中,忘却功利、名利的计较和得失,去记录、去发现那些感天动地的场景,更应该恪守新闻工作者的职业操守和道德良知,向社会传递真实的事件、真实的情感、真实的灾难。这次汶川大地震的新闻传播和媒体记者的表现,总体上让大多数中国人甚至是一些关心中国的外国人,比较满意,但不尽人意的表现还是俯仰皆是。比如,把"敬礼"这个小郎铮"不知其然更不知其所以然"的举手动作,以全中国人万众一心,抗震救灾,和中华儿女痛失手足、十三炎黄子孙同歌一哭的宏大背景,贴上成人思维的标签,而成为用"敬礼"来感谢救命人的表示,虽然起到了赞美人性的良好社会效果,但冷静下来考问照片上一个三岁孩子真实意思的表示,心中实在不安。或许因此已经"名利"了的作者,您真的能够理直气壮的告诉出于善意诚实本意而诘问的人们—-那就是小郎铮"谢恩"的真实表示?你没有用你的思想标注一个三岁孩童的意思?真的,尊敬的摄影者先生,我不敢苟同。我反复告戒自己莫"以小人之心 度君子之腹"。但我没有说服我自己内心不停的考问,我甚至因此想到了"周老虎"、"刘羚羊"等欺世盗名的无耻之徒。名利之下,这些无耻的人,玷污了我们的社会良知,侮辱了所有为中国社会走向"公平、诚信、和谐、自我"的人们的尊严。如果郎铮"敬礼"谢恩仅仅是因为我们成年人"为了名利和任何其他的理由"为之贴上的一张"标签",那么我真的欲哭无泪了,我们真的连大灾大难的当头也无法回到返朴归真、不记名利的真实的自我状态吗?

  至于对诸多媒体的表现,本人对众多新闻工作者迅速奔赴灾区,大量报道抗震救灾的现场新闻,让全中国甚至全世界了解汶川大地震真实情况,深表钦佩,但我们新闻报道的着力点,新闻报道的关注点、新闻报道的导向性。值得商榷。比如国家领导人,奔赴灾区现场组织领导抗震救灾,本是一个亲民政府的良好表现,但诸多媒体在报道上,大量的使用一些极其"感性的"词语来形容领导人的正常救灾活动,如"不顾强烈余震……、深入……、冒雨……、亲自……、等等"在画面上也大量的用领导人开会、为现场救援鼓劲的画面。好象在告诉人们领导人本来可以不这样做的,但他们这样做了,有意的将领导人神圣化、神秘化,人为的拔高灾区现场所有人都在面临的现状和现实因为领导出现就非同一般了。再比如:领导看望过的灾区群众特别是灾区的儿童,本是具有完全偶然性的领导随机工作活动,但一些媒体在这些"偶然性"的孩子身上大做文章,用极高的出镜率,引导受众的关注点。真的让我等难以理解其真实的意图。这样的报道,总让我不由自主的联想到两点:一是媒体和媒体人的"功利色彩",为"领导作秀"二是包括媒体人在内的中国人的"皇民情节、圣上情节、金口玉言"、"以奴才之能、讨主子欢心"等名词。似乎领导人所看过的、慰问过的、安慰过的人、甚至是走过的、摸过的物品等似有"点石成金"之效。但就是无法让我和如何培养中国人的现代公民意识联系起来。我想到了汉心先生写的一篇文章"大国何以造就寡民"的精辟论述。我甚至屡屡想到,纹革期间,整个中国社会"个人崇拜"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并让我们这些后来者,在今天看来啼笑皆非、如梗在咽的成因究竟是什么?固然有当时的政治背景,固然有千年封建文化、传统的背景。但当时媒体推波助澜,"引导"、"误导"甚至是"故导"的因素有吗?在中国,媒体的功能到底是什么,媒体人的良知和道德底线到底划到哪里?是客观、公正、不带个人好恶、不带功利色彩吗?

  中国社会发展的今天,社会昌明、经济进步,我们正在大力提倡和谐社会的发展理念。媒体和新闻工作是传播和张扬社会进步、政治文明、公平正义、公民意识的不可代替的强大传播工具。是社会责任和社会良心的载体和风向标。媒体人的良知和道德底线理应是客观、公正、不带个人好恶、不带功利色彩的忠实的记录社会现实、彰显人性的光辉呼唤生命的尊严的记录者、传播者。不为权贵折腰,不为铜锈失德。同时,如何引导公众的公民意识,如何张扬和持续因汶川大地震中华儿女所迸发出的人性的光辉,如何淡化消除中国百姓千百年来形成的封建臣民观念,如何不再将领导人有意无意的神秘化、神圣化、"伟光正"化。媒体更责无旁贷,任重道远。说到这里我反复想到了央视在汶川大地震报道中报道胡主席盘腿坐地与灾民促膝交谈,问寒问暖的画面,想到了温总理蹲在废墟上,安慰被压埋的灾民同时要求救援人员全力救援争分夺秒时,老人家泪流满面的场面,这些场面的冲击力和震撼力绝对远远大于那些口号式的场面,这些场面让全中国人看到了现代中国领导人平民的一面和人性的光辉,可惜这样的画面太少了,我们看到的大多还是我们看惯了的、习惯了的宏大叙事方式来表现领导人的场面。

  汶川大地震是人类难以抗拒的巨大灾难,随着时间的流失,人们的关注程度必然渐行渐远。但中国政府和军民在突发灾难面前的所表所现我们如何去深思、去评价、去扬弃;中国人在灾难面前所表现出来的前所未有的、痛彻心肺的、心手相连的同胞情节,和迸发出来的中华民族的人性之美,如何去维系、如何去传承、如何去张扬,深可虑也。

  回到本文的主题,我在网上看到了一些小郎铮因灾后各路"关心者"的无休止的"拜访"和"关爱",已经出现了心理异常反应,时常哭闹不止,急待心理抚慰和干预。心中不免一声叹息。对于小郎铮的幸运和不幸,我亦深表关切,首先我应该感谢"摄影者",因为您的照片,我知道了素不相识的灾区幼童小郎铮幸免遇难。其次,我希望小郎铮不会因"摄影者"加上成人"思想标签"的"敬礼"作品,改变或影响到他今后的人生轨迹。小郎铮,叔叔希望你在亲人的呵护下,慢慢长大——玩耍、读书上学、工作、将来生儿育女,平静而安详的向所有的普通人一样度过你的一生。不因"敬礼"而成为"名人",或者成为你一生所累。那么这个世界上就多了一个普通人,少了一个名利徒。小郎铮你一生平安。

  中国的文化和文明为什么如此"浅陋"?

  黎鸣

  中国文化和文明的"浅陋"——浅薄而丑陋,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也是稍有一点点理性的中国人都会不能不承认的事实。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历史,中国近现代的历史,中国的现状,全都明明白白地摆在每一个人的面前,这决不是任何人们的"愤"(愤老、愤少、愤青),并更加上多么动情的美化、歌颂即能"混"得过去的事情。今天,我们最重要的事情是应该加强我们自己反思的力度,真正深透地认识我们自己,认识我们自己的历史,认识我们自己的文化和文明中造成"浅陋"的诸多极为有害的传统因素,真正以合乎真理、真实、真诚三大文明原则的方式,去深深地问一问自己:我们中国的文化和文明,究竟为什么如此"浅陋"——浅薄而丑陋?

  前面我的文章,曾多次谈到,中国两千多年来,我们根本就产生不了自己真正的思想家、哲学家、逻辑学家、思想理论家,而惟一能够不断地涌现的,却只是大量无知、无学、无能、无用、无耻的拷贝孔丘及其儒家"思想"的"骗子"和"白痴"。少量真正可能的"天才",在中国的这块土地上,绝对只有死路一条。其中极少的人们即使可能成为历史中的漏网之"鱼",让他们在帝王将相之外,或"正史"之外"青史留名",他们最多也就只能充当一个命运悲惨的文艺家,例如在中国历代艰难浮现的某些杰出的诗人——时代的悲鸣者,也包括创作出了极少量古典巨著的文学家——绝望的悲号者。大家可能都知道我对中国所谓"四大名著"的评价:《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它们其实全都是中国人绝望中的呼声,是中国人的"四大绝望"之著,是对中国文化和文明历史的巨大"绝望"的伟大的文学记录。至于它们为什么是"绝望"的"记录",网友们如果好奇,不妨回过头去翻阅我过去博客的文章。

  近代以来,由于西风东渐,情况有了一些变化,但鉴于中国儒家"文化"传统的始终如死一般强的顽固不化,在中国产生的就依然还是层出不穷的食古不化、食洋不化、食今不化的大量"半生不熟"的鹦鹉式的学者、专家、教授、博导,然而更多的,则还是依旧死抱着孔丘及其儒家浅薄而丑陋的衣钵紧紧不放的文人"骗子"和"白痴"。我真是怀疑,是否由于两千多年来中国极权专制统治者的死硬地坚持,孔丘及其儒家的"思想"都已经溶进了中国人的肉体血液,成了他们的代代相传的"生物基因"了。如果真是那样,中国的文化和文明真就绝对地没有任何希望了。但从留学到西方的大量华裔来看,再从基本上是由华裔或中国人组成的新加坡、台湾、香港等地近代的变化来看,又更从长期以来曾受到过中国文化深刻影响的日本、韩国的情况来看,我还是感到了一点希望,除非真是完全丧失了头脑的畜牲,或者说根本就不是有着自己头脑的"人",我想,即使再长久的文化"传统",竟会成为中国人的"生物基因"的情况,应该说还是不太可能的。当然,不可能完全排除永远都会有极少数顽固坚持愚昧传统至死的极死硬分子的存在,但这种人,我料定他们终究也是成不了气候的,充其量不过是个顽固的复古主义的现代活标本而已。如果不信,就请试看今日之天下,有谁竟能阻挡得了正在越来越普传"人人平等"真理之光(人权、宪政、法治、民主、自由等等的普世价值)的全世界人类文明的大势?!

  到了21世纪的今天,我则更深信,即是中国的情况也已正在发生巨变。正是因此,我出版了两本具有不同问题指向的著作:《中国人为什么这么愚蠢?》和《西方哲学死了!》。应该说,这两本书都是我上个世纪90年代的作品。随着时间的推移,虽然这两本书所提出的问题依旧(其实已包括我今天文章的问题),但我透视这些问题的观点和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所提出的新的逻辑方法、学说,无疑已更明晰,也更升华了。正是因此,当然更应该庆幸今天互联网络的自由和便利,所以我要尽量加速、全面、充分地表达我的观点,并把我的新的逻辑思维的方法和学说,也尽快向广大的青年网友们宣讲出来,以便有利于加速他们变得更聪明、更智慧起来的步伐,这才真正是我终生矢志所希望达成的心愿。

  要讲到中国文化和文明的"浅薄和丑陋",我们就不能不首先了解,人类真正的"文化"和"文明"究竟应该是什么?

  《圣经》中曾讲到,上帝在伊甸园里(为他自己)栽种了两种树,一种是生命之树,另一种是智慧之树。实际上,这是在告诉人们,人类在这个世界上活一辈子,实际上也应该为自己培植这两种树。与上帝不同的是,人们对自己的生命之树,培植的主动权却并不在人们自己的手里,人类尽管可以努力呵护自己的生命,但却没有能力无限延长自己的生命。个人的生命其实非常短暂,充其量不过百年,虽然可以通过生儿育女来延续人类"类"的生命,但毕竟任何个人的寿命,人们自己是没有能力无限地延伸的。说白了,人类的生命之树的最终的奥秘还是在自然本身,或者说还是在上帝那里。但是关于智慧之树,情况就不同了。人们培植自己的智慧之树的主动权,基本上或主要的却是掌握在人们自己(这个自己不仅是个人自己,更包括社会共同体的自己)的手里。你想让自己变得智慧起来么?虽然智慧之树的"根"依然还在自然或上帝的手中,但自然或上帝绝对没有像对待人们的寿命那样也要为人类乃至个人的智慧设限或封顶。也就是说,只要人们想要让自己尽快地智慧起来,想要让自己的智慧之树尽可能地生长得高大起来,总还是有可能的,甚至其智慧的永存,也是有可能的;其中至少有相当大的一部分主动权可以说,是掌握在人们自己的手里。一般来说,人类的生命之树是纯粹的客观自然之树,而人类的智慧之树则既是客观自然之树(即是说,智慧的成长仍必须服从一定生命的客观规律),然而同时还更是主观相对理性之树和自由绝对悟性之树,而后面的两者,恰恰是包含在个人和由个人所组成的社会的合作机制的共同体的运作之中的。在这里,既包括人们对自己的不断深化的认识,也包括由个人组成的社会共同体的真正有效的合作(自组织)的行为,而这一切,都必须是在人们不断地发现真理、发明真实和创造真诚的过程之中才有可能逐渐地或加速地实现的。正是在这里,才可以真正看到人类主观能动性的价值,尤其是人类合作性的社会共同体自组织的能动性的价值。

  下面,我们即从上述关于两种"树"的理解的意义上,来解释什么是人类真正的文化和文明。什么是人类真正的文化和文明呢?人类真正的文化和文明,即:人类在呵护自己的生命之树的同时,个人和由个人组成的社会(国家、民族等)还将通过自己和社会共同体的自组织的合作的努力,来共同培植个人自己和社会整体的智慧之树。人类为培植(个人的)这棵或(社会整体的)这些智慧之树所做(所言、所行、所思)的有关的一切,即是该个人和该社会(国家、民族等)所共同创造的文化和文明。

  由上面所述可见,无论文化或文明,它们实际上都主要与人类的智慧之树成长的状态有关,虽然我们不能不看到,智慧之树最初其实是为了捍卫生命之树成长的需要,而在生命之树的(身体)基础之上逐渐生长起来的;然而到了后来,人类智慧之树的生长发育反而更越来越变成了人类自身生命存在的终极的目标,甚至更成了人类生存的最终极的价值和意义本身。说到最后,人类的智慧之树,其实就是人类的文化和文明之树。一般来说,文化更特指向个人,而文明更特指向社会整体;此外,文化和文明又其实是一个(个人或社会)整体的两面,文化是文明的现时的活动的状态,而文明则是文化的整体历史的定态的总的合成。关于文化和文明的更深入的讨论,我将放在以后的场合再继续进行,而下面,我们将接下去讨论中国文化和文明为什么浅(薄而丑)陋的问题。

  上面谈到,人类的文化和文明之树,其实就是人类的智慧之树。由此可见,人类文化和文明的高度、厚度和深度,其实就是人类智慧之树的高度、厚度和深度。上面更谈到,人类智慧之树的成长,事实上是在个人和由个人所组成的社会共同体合作地(自组织地)不断地发现真理、发明真实和创造真诚的过程之中逐渐地或加速地实现的。下面,我们就按照这种理论的说法来检验我们中国人的文化和文明。

  我们中国的文化和文明,究竟为全人类发现了多少真理呢?究竟为全人类发明了多少真实呢?究竟为全人类创造了什么样的真诚呢?令人非常痛苦的是,除了第二项,我们中国的文化和文明在第一项和第三项上,基本上等于零,或甚至等于负值:一个是完完全全的空白,另一个则是完完全全的相反——完全没有(纯粹逻辑的)真诚,甚至却拥有反真诚(两千多年来,中国基本上是一个把说谎、装假、行诈即当作某种特别的处世能耐——计谋来看待的国度,所以在中国,人们是不会因为自己说了谎、装了假、行了诈而自我感觉到羞耻的,因为这正是孔丘及其儒家为了"亲亲、尊尊、长长"的需要而一直所提倡的)。

  一个人、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它们的文化和文明的高度、厚度和深度,基本上是分别由它们所发现的先验的、客观的、抽象的真理(物质的、生命的、智慧的发展和运行的规律)的高度,它们所发明的经验的、相对的、具象的真实(工具、方法、程序、技术等等)的厚度和它们所创造的超验的、自由的、意象的真诚的(情感的和思维的纯粹逻辑的)深度来决定的。

  我们中国文化和文明的高度,如果用已经发现的真理来衡量,基本上等于零,这一点显然决定了中国文化和文明的"浅薄",换言之,中国的文化和文明之所以"浅薄",是因为它几乎完全地缺乏任何"真理"的发现,因而也就完全地缺乏任何真正理论意义上的高度。我们中国文化和文明的深度,如果用已经创造的真诚来衡量,也基本上等于零,或甚至还可能是负值,这一点显然决定了中国文化和文明的"丑陋",换言之,中国的文化和文明之所以"丑陋",是因为它几乎完全地缺乏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公共道德的"真诚"。而中国文化和文明的高度的"浅薄"再加上中国文化和文明的深度的"丑陋",它们更在一起严重地压缩了中国文化和文明的真实的"厚度"。这就是我对中国人两千多年来的文化和文明的一个符合客观(逻辑规律的)理性判断的总的结算。

  这笔账到底应该算在谁的头上呢?显然首先即应该算在两千多年来的所有的极权专制统治者们的头上,然而他们所利用的是什么"思想"和"文化"的工具来进行他们的实际上的统治呢?他们利用的几乎全都是孔丘及其儒家的"思想"和"文化"的传统工具。通过我前面大量的文章对孔丘及其儒家徒子徒孙们的揭露,显然可见,它们根本就没有任何真理可言,也根本就没有任何真诚可言。孔孟的"天命"、汉儒的"天道"、宋明儒的"天理"、近现代"新儒家"们的"天心"、"天性",它们讲的是"真理"吗?根本就不是真理,而反而更是极其无耻的反真理——反"人人平等"的伟大真理。当历代儒家们把孔丘的"子为父隐"、"臣为君隐"、"为亲者讳"、"为尊者讳"、"为长者讳"等等儒家的信条永远地奉为自己做人的圭臬之时,他们能够具有在社会中做人的真诚(情感)吗?他们能够拥有纯粹的符合逻辑的思维吗?孔丘及其儒家的"思想"和"文化",事实上在两千多年之中,明显彻底地埋葬了中国人真正的文化和文明,明显彻底地摧毁了中国人的智慧之树,而我们今天的一些人却居然还要继续利用它来"发展"未来中国的"新"文化和"新"文明,这不是痴人说梦还能是什么呢?当然不排除他们实际上是在公然地行骗。

  正是两千多年来的孔丘及其儒家的"思想"和"文化"对中国人彻底的垄断,才造成了中国文化和文明的直到今天的事实上的"浅薄"和"丑陋",这是铁板上钉钉,根本就不可能有任何值得怀疑的关于中国两千多年来"文化和文明"历史总结的最终的结论。正是因为中国文化和文明的"浅薄",所以它才制造了长期以来中国人的愚昧、落后、贫困、虚弱,等等等等;正是因为中国文化和文明的"丑陋",所以它才制造了长期以来中国人人格上的"丑陋"和中国社会(政治)体制的"丑陋"——统治者永远的极权专制、骄奢淫逸、狂傲、蛮横和毫不讲理,被统治者永远的孤苦无告、贫贱柔弱、奴性、无知和同样的不知道如何讲理,等等等等;正是因为中国文化和文明的"浅薄"和"丑陋",才会让于丹女士、余秋雨先生、金庸先生等等诸如此类的文人们以及他们的作品,有可能在当今中国的"文化"之中叱咤风云,不可一世。

  我亲爱的同胞们,我请你们冷静仔细地想一想,孔丘及其儒家的徒子徒孙们,他们和他们的作品,到底给了你们什么样的文化和文明呢?它们有真理吗?它们有真实吗?它们有真诚吗?中国的文化和文明,再也不能如此地继续"浅薄"和"丑陋"下去了。彻底捣毁"孔家店",这是五四运动思想的先驱早就非常正确地发出的"呐喊",这家"店"已经在中国兴旺发达了整整两千多年了,而中国人的文化和文明也整整"浅薄"和"丑陋"了两千多年。我请我亲爱的同胞们用自己的脑袋去认真地想一想,我们还要把这早就该死的"孔家店"继续开下去吗?我们自己到底应不应该拥有自己的脑袋啊?

  作者网站:www.liming1944.com
  也谈对三十年"中国奇迹"的反思

  黎鸣

  关于近三十年(1978——2008)的"改革",已经有不少人写了"反思"的文章,有左派的,有右派的,也有自认为"中间"派的。我谈的只是我个人的看法,称不上"派",虽然难免被别人看作是什么什么"派",那也无所谓。问题在于什么是"反思","反思"什么,针对"谁"反思,以及最后,"反思"希望达到的目的是什么?

  先谈什么是"反思"?当然,具体的应该是:什么是对"三十年'中国奇迹'的反思"?

  三十年,从1978到2008,这是一段历史,在这段历史中,中国发生了巨大的(更主要是经济的)变化。这种"变化"有目共睹,不仅让世界感到惊奇,视为"中国奇迹",我们自己也自觉"沧海桑田",既剧烈地痛苦着,也剧烈地痛快着。问题就出在这里,所以需要"反思"。什么是"反思"?"反思"即以一定思想的深度,去努力透视这段历史,这段既痛苦又痛快的历史,看看究竟是痛苦掩没痛快,还是痛快掩没痛苦?究竟是痛苦将更延续,还是痛快将更延续?究竟是总体文明前进了,还是相反,倒退了?等等,最后是,说出具有一定思想深度(反思)的因果(来龙去脉和种种的为什么),展望或预言未来变化的种种可能,并提出相应于自己希望的种种措施或补救办法。

  下面谈"反思"什么?我只谈我自己将"反思"什么。我是一个哲学和人学的思想者,不想反思涉及太多具体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问题,虽然这些问题给予我的困扰并不少;因此,我"反思"的东西主要还是更集中于思想问题本身,这在别人看来,或许不是太重要,不过我还是觉得值得一试,因为毕竟无论政治、经济、文化,事实上都来自思想和思想的动力。

  谈到这三十年,就不能不谈到紧接着这三十年的前十二年(1966—1978),这十二年是著名的"文化大革命年";也不能不谈到更前的十七年(1949—1966),这是共产党领导的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年"。甚至还不能不附带谈到更前的两千多年,这是由孔子及其儒家的思想传统所笼罩的帝王将相的"极权专制年"。正是缘于此,下面我要提出一个可能与众不同的问题和"观点"。

  为什么近三十年中国能有如此翻天覆地的经济"巨变",或称"中国奇迹"呢,而且这种"巨变"可能还要继续延续下去至少十到二十年?其中最关键的精神或思想动力的奥秘究竟发生在哪里?

  我的回答是:这是十多亿中国人对于前三十年(1949—1978),前三百年,乃至前三千年历史的一次(全人类中)"史无前例"的精神(压抑)大反弹的必然的产物。造成这次精神(压抑)大反弹的活的"机关",正是同样"史无前例"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换言之,如果没有"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十多年",就将不可能会有这同样"史无前例"的创造"中国奇迹"的三十年。严格地讲,这三十年的"奇迹"决不能单纯归功于任何偶然性的个人或团体,而只能归功于所有直接或间接经历过中国前历史苦难的全体中国人;同时,还不能不看到,经过前三十年、前三百年,甚至前三千年,全体中国人的精神(思想),与世界人类,尤其与西方人类之间的巨大的落差,正是这种巨大的精神(思想)落差,既形成了中国人史无前例的精神(压抑)大反弹,也相应形成了中国人有可能搭上世界经济发展"大便车"的巨大的机缘。在我看来,这"三十年"所发生的"巨变",纯粹是属于中国乃至世界的过去历史的"必然",所以,其间一切可能性的"偶然"全都只能共同归化为这个历史性的"必然"。为什么是这样?

  首先必须弄清楚,中国历史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历史?我回答:是一个"偶像"、"偶像崇拜"和众多(老百姓)"玩偶"被玩弄的历史,三千年中的历史"偶像",始终都是权力的"偶像",而"玩偶"则是被权力"偶像"们所玩弄的精神和肉体的"木偶"。在孔子及其儒家的思想垄断之下,这种"偶像"、"偶像崇拜"和精神及肉体"玩偶"的历史一直绵延了两千多年,加上孔子所崇拜的"三代",尤其是周公的周代,实际上可以号称三千年以上。

  其次,必须清楚,1949年之后,虽然中国已号称"共和",但崇拜权力"偶像"的儒家的历史传统却始终并没有改变,海外(主要是台湾、香港),乃至近期国内学界,全都咬定中国大陆(共产党)"彻底反传统",甚至还更认为在大陆,两千多年中国儒家的传统已被"彻底中断",所以才发生了悖逆人伦的许多现代"恶事"。事实上,这全都是毫无任何现代学术价值的"新儒家"们的极其无聊的梦呓,我真为中国文人们的这种"黑白"化想当然儿童式的思维感到羞耻。请问,中国人的传统究竟是什么?中国儒家的传统又究竟是什么?不正是权力"偶像"和崇拜权力"偶像"的历史传统么?而这种"传统"在中国大陆,从来就没有"中断"过,不仅没有"中断"过,且经过后来历次的政治运动,权力"偶像"崇拜的风气更加越来越盛,并越来越集中于极少数,甚至最后只剩下惟一的"偶像"。这种传统权力"偶像崇拜"的态势,终于在1966年达到了历史的最高点,并由当时最高且惟一的权力"偶像"——毛泽东本人,亲自点燃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大火"。这场"大火"足足燃烧了十年,直到惟一的权力"偶像"毛泽东本人也离开人世间,这才算最后告终。

  须知,这是什么样的"十年"啊,它是三千年来彻底清除一切权力"偶像",而只留下惟一独尊的"偶像"(毛泽东)的"十年"。对于中国历史来说,这是对权力"偶像"的一次最彻底、最干净的"大清场",这也是两千多年来从来都没有发生过的针对权力"偶像"的"大清场",一切古代现代、中国外国、党外党内的(封、资、修)的权力"偶像",全都被清扫出场。直到1976年,连最后惟一"独尊"的权力"偶像"毛泽东也进入生命的终点,在"民怨"中离开了人间。权力"偶像"在全中国人的心灵之中,突然出现了三千年历史中从来没有过的空前的"大空场"。就在这一瞬间,在全体活着的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播下了中国历史必将发生巨变的"种子"。正是这些"种子",在紧接着的近三十年中结下了丰硕的经济(金钱)"果实"。换言之,这是中国人在前三十年,前三百年,甚至前三千年历史中所积累下来的崇拜权力"偶像"的巨大历史惯性的力量,在获得了转换并奔放的"史无前例"的巨大的历史机遇之后,所必然取得的同样巨大的"史无前例"的经济(金钱)"果实"。

  邓小平先生恰逢其会,这既是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之"会",也是中国历史近三十年与前三十年(包括前三百年、甚至前三千年)之"会"(所以,即使没有邓小平先生也会有别人,或许还可能更好),邓小平先生用"四项原则"暂时悬搁了权力的"偶像",他把"权力"领导的重点转向了"经济"(金钱),他号召"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摸着石头过河"地"富起来"(这是多么缺乏"权威"的话语),而且他还在"八九"事件中彻底毁灭了自己的(权力)"偶像",甚至也包括已悬搁的"四项原则"的(权力)"偶像",等等等等。从此,在中国人的心灵之中,权力的"偶像"和"偶像崇拜"开始了猛烈的历史性的大退潮,用笔者的话来说,即具有三千年漫长的"官场化"的中国历史终于开始动摇了,并将崩溃了,而"金钱"的新"偶像"却突然矗立了起来,更又与世界历史中资本(金钱)主义的"偶像"们挂起钩来,以至获得了搭上世界经济发展"大便车"的同样是"史无前例"的巨大的机遇。

  须知,前面虽然说权力"偶像"被"大清了场",但中国人"崇拜偶像"的历史习惯却远没有大消失,中国人还仍旧需要"偶像"。于是,中国人以十万分、百万分的激情,转向了对"金钱""偶像"的"崇拜"。在世界上,有什么样的"激情"能够比得上十几亿人同时向"金钱""偶像"突然放肆崇拜的"激情"呢?而且这十多亿人全都是曾经长期生活在"一穷二白"的境况之中的人们,他们对"贫穷",有着漫长历史和具体现实中的"刻骨铭心"的感受。大家总听过这样一句著名的中国成语:先置之死地而后生。十多亿中国人正是在首先被置于"文化大革命"的"死地"之后,而终于获得了今天"后生"的人们,而且更又以几千年来对权力"偶像"进行崇拜的巨大的历史"惯性",完全转向了对"金钱""偶像"的崇拜。这是何等巨大的历史"惯性"力量,更又是何等巨大的历史积攒的"激情"?

  更请大家注意:什么是"权力"?"权力"即仅仅由少数个人掌控的"静止"的社会"合法性暴力"的"符号"。而什么是"金钱"呢?"金钱"即最公共地"流动"的社会"合法性财富"的"符号"。过去"崇拜"权力"偶像"的人们,永远都只能充当权力"偶像"的精神和肉体的"玩偶",而今天"崇拜"金钱"偶像"的人们则不然,很可能有一天,他们自己也将成为别人"崇拜"的"偶像"。这就是这三十年,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创造出巨大经济(金钱)"奇迹"的人们的心灵中,最深层的精神(思想)的奥秘,更是精神(思想)的动力。这种精神(思想)的"奥秘"就是完全亮开给全世界,也是没有任何国家或民族可能仿效的,当然也不值得他们去仿效,因为它曾让中国人付出的代价实在是太大太大,简直大到了几乎可能的大死亡、大灭绝、大绝望、大完蛋。如此巨大的"危机"现在依然还在。

  很显然,上述的"中国奇迹"对于中国人自己,事实上也并非都是好事,生态破坏、资源破坏、贫富极化、人心败坏,等等等等,全都在相继发生。毕竟,无论权力、金钱,"偶像"和"偶像崇拜"的历史,都只能是属于模仿他人的低级的欠文明的历史,因为它永远都只能是丧失了"自我"人格的缺乏真正创造力的人们的历史。就算中国人能够以"金钱""崇拜"的精神(压抑)反弹的"激情",把"经济奇迹"再延续十到二十年,如果中国人不能及时提高自身历史"灵魂"的水平,不能把"偶像"和"偶像崇拜"的历史迅速转换成自然(平等、民主、自由)人格的富于自身创造力的历史,那么中国人前期(包括这三十年)成功的"奇迹",就将很有可能,会迅速转变成后期严重溃败甚至极其悲惨的"劣迹"。这其实也就是对中国人的最严重的警告,更特别是对当代中国当政者们的最严重的警告。如果不清醒地看到这一点,他们就将是严重的失职,他们就将很有可能,会成为中华民族历史中永远的罪人。当然,他们也很有机会,可能使自己成为中华民族历史中从未有过的真正伟大的民族英雄。而这一切,全都要看他们自己,有没有这种智慧和勇气,及时抓住这千年难遇的伟大的历史机会。这就是我对这三十年"中国奇迹"的思想状态的反思。

  我的"反思"针对谁呢?我针对我所有的同胞,而并不只针对少数人,更不只针对极少数的领导人。我认为,我们全都共同面临着中华民族的一个极好的时代,我们切莫错过了这个时代。我甚至认为,如果我们都能共同珍惜这个极好的时代,做好自身份内的工作,担负起自己应有的责任,中华民族的未来就将绝对是非常光辉的。作为一个哲学和人学的思想者和著作家,我的确自认为已看到了中华民族未来极有可能的最美好的前景。中国历史的车头,将极有可能就在我们最近的这几代人之中产生最伟大的转向和定位,并从"搭(世界)便车"的状态完全转向独立自行并高速前进的状态。在我看来,中国的历史从此以后,将再也不是"偶像"和"偶像崇拜"的历史了,孔子及其儒家的思想传统必将永远地遭到中华民族的唾弃。中国古代真正的思想伟人,只能是伏羲、老子和墨子,而绝对不是孔子。彻底地唾弃孔子及其传统,这就是我要告诉我亲爱的同胞们的最明确的箴言。很显然,当今的中国媒体,尤其是中国的"央视",全都在盲目地鼓吹"儒家"、"国学"、"孔子",以及种种毫无价值的极权专制者们的"偶像崇拜"的"历史",这绝对是对上述当代中国历史潮流以及当今时代精神(文化)的反动,是最愚昧、最可悲、最卑鄙、最无耻、最邪恶的反动。他们还又在为过去权力"偶像"和"偶像崇拜"的传统罪恶的历史时代招魂。

  最后,谈谈我的反思最希望达到的目的。我想告诉我亲爱的同胞,开弓没有回头箭,历史是没有回头路可走的。"偶像"和"偶像崇拜"的历史将一去而永不复返,已经走到了"金钱""偶像崇拜"的历史阶段,就不可能再回到"权力""偶像崇拜"的历史的老路。任何"偶像",包括由邓小平先生的"四项原则"所悬搁的权力"偶像",都将一定会很快成为历史的过去。中国人的命运,将会越来越进步到只由自然(平等、民主、自由)人格的全体中国人自身去决定。到了今天,中国人只有继续向前走的惟一的路,即是永远告别孔子及其儒家为中国人所设定的"偶像"和"偶像崇拜"的,只能模仿他人的、低级的、可悲的、黑暗的、愚昧的、惨痛的历史老路,从此飞奔向中华民族自然(平等、民主、自由)人格的,富于自身创造力的、高级的、伟大的、光明的、智慧的、幸福的历史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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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由是环境的最好保障

  刘军宁

  在中国目前讨论气候问题具有很大的迷惑性。对气候问题的讨论被上升到世界问题和国际环境层面来讨论。尤其是对从京都议定书的讨论,一下子把中国的环境性质,尤其是中国的制度和环境的关系问题都掩盖起来了,好像中国面临的中国的问题同世界的问题没有什么区别,我觉得这是我们在讨论气候问题的时候特别注意的。要认清中国环境问题的性质,必须回到自由主义对环境问题的基本看法上。因此,我想讲讲自由主义在环保问题上的原则立场。

  在讨论环境问题的时候,有许多人给出很强烈的暗示,环境问题是市场经济体制和私有财产权造成的。自由主义的看法恰恰是相反的,自由主义追求的是一个好社会,一个好社会当然包括一个好环境。而且自由主义把人的生活状况的改进以及对人本身的理解是放到与自然相关的角度来理解的,所以我们说人的本性是人的自然(human nature),这就把人放到与自然的关系的角度来理解,把人作为整个宇宙存在的一部分来理解。环境问题在这个层面是人与自然关系的一部分。

  自由主义看待环境问题是这样的。自由主义认为,环境问题是人共同在一起生活的产物,如果一个大洲一个人就不会有什么环境问题了。同样由于人的共同聚集生活的性质不能改变,所以环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全部解决的问题,消除环境问题像消除贫困一样,是一个荒谬的说法,贫困是永远消除不了的,只要有人富了就会有人穷,因为穷的标准是相对的、变化的。环境问题同样是永远不可能全部解决的,我们只能解决其中的一部分,而且新的环境问题还在不断产生。自由主义的看法是,自由社会能够解决大部分环境问题,但是不能解决全部的环境问题,可是专制社会却制造更大的环境灾难。

  对于环境问题,自由主义基本的方案,就两个字-自由。自由主义将自由落实到三个层面:自由的人,自由的市场经济,自由的宪政民主。自由的人和自由的市场这两个非常相关的,首先必须落实经济自由与私有财产权。从这种意义上来讲,自由主义就提供了一个有效的解决环境问题的经济制度框架。由此产生的自由市场经济一个国家经济迅速成长,导致全民物质生活的有效改善。通常,越富裕的地方环境越好,越贫穷的地方环境越差。市场经济带来了富裕,也就带来环境的改变。所以也富裕的国家环境越好,越贫穷的地方环境越差。计划经济带来了贫穷,也就带来了环境的破坏和恶化。怎么样才能摆脱贫穷?今天连最左的马克思主义者也不得不承认,在这一方面市场经济比计划经济要有效得好,虽然他们很不甘心。

  从这种意义上来讲,自由主义所主张的经济制度使得得到更好的环境成为可能。市场经济有些内在的亲自然的倾向,这一点其实严重被忽略了。比如说,企业为了追求利润就要降低成本、减少对原材料的消耗。市场经济鼓励企业创新,鼓励企业去通过改进技术来降低对自然资源的消耗。世界上最省油的汽车绝不是一个计划经济下的国营汽车工厂制造出来的。而且,在市场经济下,环境保护自身已经变成了一个巨大的产业。

  大家知道,环保问题很大程度说是"公有地"困境的产物。公有地困境的人性基础是人们通常不珍惜属于大家或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比如说气候问题为什么很难解决?因为没有人拥有气候。没有人有办法占有天空,因为大气的产权很难界定。市场经济也不能全部消除"公有地"。但是它通过市场化来把"公有地"减少到最小范围内来有效克服"公有地"的困境。而国有制通过消灭私有制来把公有地困境最大化,从而造成了严重的环境问题和资源浪费。当市场经济把公有地最小化的时候就已经解决了这个环保问题。所以很多人说,为什么猪不会灭绝?而大洋里面的鲸却面临灭绝的危险?因为鲸不能私有,如果在你们家的水缸里能养鲸的话,它也不容易灭绝,但凡被私有化的东西就不会灭绝。自由主义经济制度正是通过私有财产权来化解、减少环境问题的。

  自由主义所主张的政治制度也是解决环境问题上的非常有效的制度安排。这一点在通论环境问题的时候也常常被忽略了。自由主义下的代议民主制度、公民所享有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结社自由对于揭露和治理环境问题是必不可少的。在没有代议民主制度和上述自由的地方,环境问题就很容易被政治权力所掩盖。三峡问题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国家在用自己的权力悄悄地制造环境灾难,里面的那些特权阶层再在制造环境灾难当中受益,从环境问题的受害者到所有的国民都无能为力。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政府制度与环境问题是多么密切相关,一个不良的政治制度对人类的生存环境是多么具有毁灭性!

  今天所讨论的环境问题恰恰是在自由主义社会下被提出来的。这是在上个世纪中叶,尤其是五六十年代,当时的苏联和东德的环境问题甚至比西方工业国家更为严重,但是环境问题提不出来。所以,恰恰在一个自由的环境下环境才会成为问题,在一个不自由的环境下,环境不成为问题。不仅如此,在计划经济时代的教科书中,经济建设的成就是烟囱多大多高多少,冒出烟多浓,多五颜六色来衡量的。

  自由主义所主张的联邦制在解决环境问题上也是非常有效的制度安排。这是因为当地的人对当地的环境问题的感受更切身,而遥远的天高皇帝远的中央政府是没法真正的体会到当地的实际情况的,而且在信息传递过程当中会存在扭曲,从而降低了治理环境的效率。

  自由主义所主张的有限政府也是解决环境问题一个非常好的途径。有限政府的制度安排把解决环境问题从政府手里剥夺出来了,交给民间,让民间自己去协商解决,去调动民间对环境问题的关心,鼓励民间自己找到解决办法。

  所以,中国的环境问题是自由与自由制度的缺失问题。如果这个看法正确的话,那么解决方案也不言自明了。

  2008年6月24日
  油价高是挑战也是机会

  薛涌

  高油价让老百姓苦不堪言,但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油是人家的,我们必须从人家那里去买。人家定价高,我们如果没有其他选择的话,只能咬牙如数掏出钞票来。往好的地方想,毕竟承受油价负担的不仅仅是中国的老百姓。恰恰相反,中国的油价,因为有政府的补贴,即使调价后也比美国低许多,比欧洲日本就更低了。

  在中国人的印象中,美国人很"牛"。但高油价压力下,美国人不管多牛也照样要夹着尾巴做人。堪萨斯一个农民,因为给自己的卡车灌不起油,干脆卖了车买骡子。有家航空公司,因为承受不了油价,要改成按乘客的体重定票价,把客运当货运来经营。还有人预言,美国可能会出现高油价催生的"婴儿潮":因为许多地方没有车就出不了门,许多人又支付不起油钱,夫妻只好在家里厮守;结果是性生活增多,生育率提高。

  上述这些零星的奇闻异事也许不足为训,但高油确实正在重新塑造美国人的生活。我有一对朋友在波士顿和印地安州那两地分居。几个月前一张来回机票还是二百多美元,如今涨到五百多,乃至牛郎织女都团聚不起了。据统计,美国人三月份的驾驶里程下降了4.3%,许多人不得不取消度假。美国人过去很少乘火车旅行。但是现在的长途火车票早就订满,有的热线要提前一个月排队预定,原因是铁路运输比汽车和飞机都省油,在价格上显示出了竞争力。再有就是美国高速公路上无处不见的长途运输的巨型货车。这种车加满一箱油要上千美元。结果导致许多货运公司倒闭。美国的汽车制造商更是惨不忍睹。比如通用汽车的股票,已经跌到了七十年代的水平。该公司过去以生产耗油的SUV和小型运货车为重头戏。如今这些产品被油价压得没有人敢买。美国各地的车行,停满了二手的SUV,价格再低也没有人问津,乃至许多车行不敢再经营二手的SUV了。通用公司最近也作出决定:停产主要的SUV,还在销售上打出六千多美元的折扣,赔本也要把积压的SUV甩掉。甚至房地产市场也受到影响。远郊的房子,因为环境好、价格低,过去一直很热络。现在买房的人则把交通的油价考虑进去,越来越倾向于买离工作地点近的房子。

  这样的事情,我可以不停地说下去。油价给社会各阶层造成了普遍的痛苦,乃是不争之事实。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说,这不过是转型之痛。在高油价下可以建设一个更有效率的社会。去年就不停地听人讲:油价每桶过了一百美元,美国经济就会崩溃。如今的油价在经济危机的紧要关头逼近了140美元一桶,经济并没有崩溃。为什么呢?还是要感谢七十年代的石油危机。在那次危机的压力下,美国注意节能,如今的经济对能源的依赖,比三十年前降低了一半。这次油价暴涨,也是异曲同工。我上面列举的种种高油价的苦状,正是对社会良性重构的开始。比如,郊区的发展是一个典型的美国病。在远郊买栋独居,院子可以有两个标准足球场那么大。周围山清水秀,一尘不染。但是,如果大家都这么住,人口分散,交通线加长,公路、汽油的开支急剧增加,公共交通变得不可能。现在高油价逼着美国人向集约的模式靠近:人口收缩到城市和近郊,更多利用公共交通。这一趋势发展下去,社会对能源的依赖就会不断减少。

  中国经济起飞以来,还没有经历过真正的石油危机,社会在这方面心理还不成熟,缺乏免疫力。许多人似乎觉得油是别人欠他们的,价格只能在他认可的范围之内。结果,政府对燃油的补贴,在一个最依赖石油进口的国家鼓励了能源浪费型的发展模式。比如,耗油的SUV在所有发达国家都滞销,但在中国却十分走悄。再如,近几年中国新建的建筑,百分之九十以上在绝缘隔热方面达不到国家标准,导致取暖制冷的效率低下,浪费大量的能源。还有,各大城市高速公路崛起而起,地铁等最节省能源的公交设施则发展严重滞后。胸怀两叶黑肺、开着私人车在水泄不通的马路上等交通信号灯,似乎已经成为中国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

  一个被低油价娇惯坏了的社会是不可能有竞争力的。能源问题是二十一世纪人类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谁有效地回应这一挑战,谁就能在竞争中先声夺人。而低油价只能鼓励人们回避了这种挑战。根据联合国2007/08的人类发展报告,中国每单位能源所创造的GDP为4.4;美国是4.6,在发达国家中最低;法国是5.9;德国是6.2;日本是6.4;英国则高达7.3.大体而言,在发达国家中,油价越高,单位能源所生产的GDP的越高。比如德国的油价,就比美国要高出一倍。大家养不起车就不养,照样能过高质量的生活。

  在能源上,免费午餐的时代已经结束。中国的目标,应该是彻底取消燃油补贴,让用油的人照价付钱。油价上涨是个挑战,更是个机会。一个有竞争力的经济,当能经得起风吹浪打,而不是龟缩在暖棚里靠政府这个大保姆来照顾。
  再论发展不是"硬道理"

  汉心

  肇始于人的本性和欲望被正名、被肯定、被大肆张扬并"去道德化"之后,人的好恶便成为权衡利弊的唯一标杆,从而跃升为罔顾天地苍生、凌驾于一切之上裁决万物的最高尺度,故此,被誉为"二十世纪良知"的史怀哲神父呼吁:"我们都应该懂得对生命伦理的尊重、学会礼赞和分享,那种仅仅以人类对于生物亲疏远近的立场和感觉为出发点是纯主观的,我们谁能确知哪一种生物本身有什么价值?对全世界又有何意义?这种分别必然产生一种见解,以为世上真有无价值的生物存在,我们能随意破坏或者伤害它们……"。事实上,宗教训诲对人类心灵的启示也表明:宇宙万物的存在都有目的,都有机能上不可或缺的相关性,所以,《圣经》上说:"我们知道神一切所作的,都必永存;无所增添,无所减少。神这样行,是要人在他面前存敬畏的心"。然而,始于"人文主义"之后对自由意志的放任和误读,使得人们认为无需敬畏谦卑,无需"以德配天"也不会有因果报责罚,由着"唯物主义"文明反叛对人的道德属性一路清洗祛魅,其结果势必让"人类自我中心主义"妄想和偏执所主导。从而促使所有的社会辩论和观念形态,都立足于投人之所好,以取悦于人"目好色、耳好声、心好利……"的私性意志和享乐为旨归,让所有国家政治动议乃至"全球化"公共决策理念等,都只能"因势利导"顺服人的意愿,讨好人的极端利己主义诉求。

  伴随着科学原教旨主义无所不能、大胆妄为的扩张与拓展,人类基于自负与自私的意志被无限度扩充、被激活,甚而被赋予了无上的光荣与正义性。于是,我们相信人的大能、寄望于人的自我解放和终极救赎,然后一次次要么"上九天揽月,下五洋捉鳖"( 毛泽东语);要么"上穷碧落下黄泉",秉持着唯意志论的妄念气吞山河、改天换地征服自然!于是,我们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自足于破坏性、毁灭性罪感抒情的得意,沉湎于围猎苍生、杀戮同胞的残酷游戏;于是,我们翻江倒海、填湖造田,修水库筑大坝、建超级城市搞人工转基因生物工程……。总之,正如有学者所描述的那样,当信息泛滥和对人欲的放纵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主题时,你除了陶醉于当下的物质文明和幸福想象之外,便只能趋炎附势跟着公众胡思乱想,这时候,谁都会因过度的发热和激情澎湃而找不到自己的经纬,找不到可以安身立命的水土家园,从而失去了自己在宇宙中的本相本位,异化为只有物念而无心肝的经济动物!众所周知,由于人自身的幽暗性之所致,人们对财富与幸福的期待在狭隘政治利益与商业交易的怂恿和协迫之下,其恶性的竞争必然导致对资源存量的过度开发和榨取,使得谁都想显示自己的政绩和文明优势,从而将无限的"发展"与竞争作为整全性理念植入国家、社会和一切共同体成员的生存意识之中。,

  盖因如此,"效率与速度"必然凌驾于国家意识形态之上,人的意志必然被贪得无厌的消费需求和永不知足的发展主义"激素"所催化,从而万众一心投向速度和效率合谋演出的现代化"饕餮盛宴";如此,则连颇具"定力"的精神与心智领域如宗教哲学等,都争相效法"经济人"落入俗道帮腔造势,挤身于"三界五行"争名逐利,让所有社会政治目标、公共话语,资讯传媒等都齐声喝彩、相时而动;如此,则举凡有人迹生灵之处,无论荒郊野岭、深山古刹,都会因现代信息技术(电视、电话等)无孔不入的浸蚀而被迫跟进。将国家意图、主流趣味和发财致富的样板闹剧重复教化、广泛宣示,把人们沉睡的欲望激活唤醒,从而被鼓动、被挑拨,然后急火攻心拥入"经济社会"……。于是,人们被告知:"再也不能这样过,这也不能这样活"! 再也不能忍受"篱笆墙的影子",然后"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陶渊明语),再也不能奉天承运自足于士、农、工、商各守其位。这时候,乡村没有了田园牧歌,山民失却了温良敦厚,民意人心随着"全球化"攀比和国家发展主义导向的刺激和撩拔,谁也不愿意因循守旧,不喜欢安贫乐道。于是,为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永无止境的物质与文化高消费需求,国际国内、城市乡村便只能无度地冒进开发、增量扩张,从而宿命般绑定在全球化"恶性发展主义"之中而难以超脱解困。

  基于这种仅仅"为人谋福利"的全球化物量增长和发展主义大势所驱策,所有的人,所有的国家、组织和社会单元,都对"文明"之下的各种社会困境和灾难视而不见,对现代性高技术规模化概率算计、内外调控,对社会与自然生态的全方位侵犯和伤害缺乏警惕,从而不加以道德自律和行为约束,放任自由竞争,绥靖优势"文明"加之于劣势的移植改造,甚至施以战争和暴力干预,纵容极权主义胡作非为,在族群、国家、行业和个体之间煽起贪心妄想,制造等级分别,从而展开不间断的对抗、苦毒和仇恨,然后引入"市场"博弈,怂恿人们无限度地巧取豪夺,经济上"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执著于效率主义和GDP增长;政治上优胜劣汰,崇尚"马太效应"赢者通吃。如此比拚、如此较劲,谁也不甘落后的发展与享乐主义争强好胜、奢华攀比,不仅导致科学失去其探究精神,成为"实用主义"反道德化伤天害理的刚性硬器;也迫使文化教育偏离"传道解惑"的正向目标,庸俗化为讨好卖乖,投合公众低级趣味的市侩玩物。至此,则不仅会助长专制主义因势利导,凭借其超强赎买能力一路坐大,也导致"民主政治"因受制于公众见利忘义的短见而下陷堕落,沦为投机取巧无原则奉承强势资本,阿附"选民"急功近利、耽于现货收购的营销策略。

  因为一切都见之于物性,见之于可以量入产出实体论价,所以人们既不再有高韬远虑,也不会兼顾人伦亲情、环境生态,甚至也不会虑及子孙后世,而是把目光锁定在当下,戮力于可以立杆见影一次性完成的"现在时态", 如此,"则树欲静而风不止",大至国家组织,小至社团个人,任谁也不能清火降压,谁也不能遏止基于发展与幸福的幻象,然后违天悖理到处侵犯打劫、任意索取。所以,有人说,现代人的困境就在于太急切、太功利,因而人人都耽于效率、迷恋快捷,崇尚催化性高速度超标的"物量"享乐然后"向死而生"! 由于迫切地想把这个经验的世界展开,而且也确实作出了有效率,看得见的规划和安排, 所以,我们的城市越建越大,高速公路到处开疆拓土,"人欲"工程气逼山河,空中飞的、地上行的、水中游的,土里埋的……,哪一样不惟我所有、尽收毂中!举凡一切可以通过市场竞争,交易赎买而得的好处,有哪一样不方便、不快捷,不舒心不人性化!只要我们有意愿、有能力,并且支付了相当的交易成本,一切人间快活与幸福都可以垂手可得,都能满足即时性消费而且还可以人工保鲜。不仅如此,你还可以做到在不同的时空境域之中,将这种幸福与快活进行流水线批量复制、规模向外拓展推介……。

  当得益于科技力量的广泛介入而使一切都变得可能时,政治鼓动、商业与文化煽惑必然促使人性对速度与效率的期待产生致幻情境。从而无限量激进递增,不断升级换代、变相变量催化更新。至此,即使有足够的物量支撑,也只能确保瞬间的热度和临时性的光鲜。及至此时,我们才发现幸福与快乐由于缺少心灵的呵护而没有了着落,甚至安全都因失去了可以依赖的屏障而没有了稳定性和常态感,所以便只有积极入"市"、参与竞争,从而深陷于"妄想、分别、执着",沉湎于"贪、嗔、痴、慢"( 佛教语),纠结于弱肉强食的俗道之苦,轮回于不堪承受的市井之累。因为总是要划界判别这是你的我的,拈量谁多谁少,所以便互不相让、彼此攻伐。如此,则以极端个人主义为旨归而形成的精神环境、情感氛围,势必将"市场"变得坚硬冷酷而缺乏人间性,从而迫使一切社会统合思想和制度选择,都倾向于对人不信任、不放心甚至不把人当人,所以便只能动辄诉之于武装防范,寄望于契约司法看守。如此,虽则钢性上能确保人们不敢公开作奸犯科、行恶使坏,但也因此忽略了对人性良善因子的教化养育,使得公共生活与日常交往伦理,都因过度依赖利害的算计而缺乏体认,缺乏彼此的眷顾和心灵上的共鸣,从而代代相传一路演出着争锋相对"你方唱罢我登台"的"戴罪"历史,展示着宿命般无法释怀、无法解困的众生苦相。如此,则不仅佛陀、孔孟的觉悟与道德智慧不足以力挽狂澜让人们走出迷误,甚至苏格拉底、耶稣基督圣洁而高贵的受难也无法警示人们克服一己的自私与任性修得正心诚意。

  所以,有学者指出,"现代性"的困境和各种灾难记忆都彰显了一个事实,即文明与野蛮是共生的,前者意味着创造、秩序和教养,它将人性导向光明从而达成人文与自然同向共荣,后者则内涵着侵犯与剥夺,将人心引入黑暗、罪恶从而把天道人伦败坏。有鉴于此,古希腊哲学和东方智慧都普遍认为,世界构成乃是基于精神与物质的能量平衡,并据此警告我们,谨守爱与珍惜、彼此兼容的宽恕之道,才能促使阴阳相生、事物能量交换趋于平衡,才能成就人与人、人与自然生态系统的和谐稳定。由此,则让我们从各种境遇中学会反躬自省,学会怜悯、学会体贴,懂得推己及人并据此建立起彼此关切、"利己与利他"的文明与道德范式,让人在不可把持、不可抗拒的灾难之中有义务、有担当,在抵达自己的同时兼顾苍生万物,由此突破一己的幽暗让人看见光亮,看见未来的文明和希望,从而营造出具有建设性的文明属性;反之,一但偏离善道走向利己主义,走向唯我独尊的专横与霸道,则不仅会引发物质的分解、冲突和逃逸,还会造成人类文明的坎陷和湮灭。

  现代科学和神学都启示我们, 天、地、人以及万象本为一体,都是精心调制的有计划、有目的甚而是有情感和意志的存在,所以都是气脉贯通、相互依存且生息共振的系统化构件,是彼此和谐、因果关联的整全性有机统一,这一切原本没有分别,没有对立,没有人文与自然,人与人乃至人与社会之间相互排斥,彼此悖离各行其事的对抗性二元关系,更不可能有自足于三界五行之外,独立成仁成圣、互不关涉,单凭私欲恶念修成正果的冷血"极端自由主义"。因为我们本来共处一隅栖息生养,天地万物也都灵性相通"肢体"连接,所以才化育出基于爱与协力结合而成的人文与自然生态,才构建了万物之间能量交换、彼此关联动守衡的和谐伦理,爱因斯坦有言:"上帝虽然高深莫测,但他绝对没有恶意"。据此,我们本来就应当循天道、究人伦,顺服于上帝成就万事万物的美意,承认所有的"存在"都有根据且都秉持着自身不可忽略的指向和目标,都以其意态情趣抒写着不能篡改的内涵,都有着自身不可更动、不能替代的唯一性。

  我们都知道,一个生命就是一个宇宙,就是一个自在而为的系统,因而其存在本身就是他的目的,就是他的价值和不可置换的全部意义!所以,我们需要超脱于世道的得失荣辱,规避"唯心主义"的对立与统一。消除基于"利权本位"而派生的"丛林主义"哲学。至此,我们需要仰观天地、俯察万类,然后学会感恩, 学会降身屈服并由此洞悉到个人见之于天地苍生、家国人伦不可或缺的相关性,然后天人交通、物我感应。倘能如此,即便遭逢如何苦毒,如何艰危的人生处境,于我们都是宿命中的熔炼和求善至美的"涅磐"与祝福,都是此生"有缘"才得领受的世道风情。这样,我们便能做到通情达理,学会聆听、懂得体贴并倾心于天地之间众生的苦乐祸福,从而谨守天道人伦以尽好自己应有的职份, <<圣经>>上说:"神造万物, 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倘能如此, 我们即便置身于无常变乱之中,也能以端肃敬畏之心养生送死, 懂得自净其意无缘大慈、,同体大悲, 从而以虔敬之心回应天地造化成全我们的无上恩典和美意!

  二0 0八年六月二十五日完稿于贵阳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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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鸣:禁锢言论、 语言有“毒”,民族遭殃

  思想是人类的灵魂,语言是民族(社会)的灵魂。因此,思想自由是人类灵魂的自由,而言论自由则是民族(社会)灵魂的自由。也正是因此,笔者曾有如下的格言:"人类智慧的奥秘,在于思想;人类思想的奥秘,在于语言;……"。笔者还特别指出,人类生命最终极的价值,在于创造智慧。人类生命一场,来到这个世界,不是仅仅为了吃饭、性交,追逐权力、金钱、名望等等而来,而是希望,最终能为世界留下造福人类后世的智慧而来。只有这样,作为一个"人",才能不枉来到人世一场。

  在前面的文章中,我分析了汉语中的"毒素",其实,也就是中华民族(社会)灵魂中的"毒素"。换言之,两千多年来,孔夫子及其儒家在汉语中留下的这五种"毒素"(复古主义、唯上主义、独断主义、人治主义、专制主义),已经深深地嵌入了中华民族(社会)的灵魂之中。此外,一个民族(社会)中其成员的个人语言的状态,实质上也反映了该民族(社会)灵魂的状态。

  经过近四十多年关于人类"智慧"发生、发展、进步的研究,我坚定地自信,我已具有足够的理论根据可以证明:中华民族之所以两千多年来文明历史的发展陷于严重的停滞状态,中国人的智慧之所以长期以来难得长进,甚至在近代,中国人事实上已经沦为世界上最落后、最穷困、最愚昧的民族之一,等等,其中最根本的原因,即在中国人的语言中长期以来含有了太多的由孔夫子及其儒家所造成的"毒素"(复古、唯上、独断、人治、专制),它们严重地毒害了中华民族(社会)的灵魂;更加上两千多年来,民族(社会)中的成员(个人)的语言状态受到了极其严酷的非人道的打压、摧残和禁锢,用现代的话来说,即两千多年来,绝大多数的中国人,始终缺乏作为"人"的最起码的语言自由表达的权利。从而事实上即是,中华民族(社会)的灵魂长期以来始终受到了极其严酷的非人道的(自我杀戮民族灵魂的极其愚蠢的)打压、摧残和禁锢。

  为了证明上述的论点,我请网友们与我一道来回顾一下典型的人类思想史(实际上也是人类智慧史),以求解人类语言的自由状态与人类文明、智慧发展之间的客观、普遍而必然的因果关系。实质上,也就是人类不能不承认的社会存在中的客观、普遍而必然的真理。

  一,为什么迄今为止,人类中真正有效的思维逻辑体系惟一只诞生在古希腊?

  答:因为古希腊曾出现过一段非常光辉的城邦民主社会的历史时期。人们自由选举,自由辩论,言论充分自由。演讲术、辩论术应运而生。当时曾有不少智者靠教练演讲术、辩论术为生。苏格拉底就曾拜著名的智者普罗泰戈拉为师学习辩论术。众所周知,"需要,就是创造的原动力。"正是因为言论自由,竞选自由,于是演讲、辩论的"需要"就自然产生了,所以人类发明演讲术、辩论术,以及创造更一般的哲学逻辑理论的原动力也同样自然地产生了。人类的古代,惟一只在古希腊曾出现过"言论自由"和"民主政治"的时期,所以人类中真正有效的思维逻辑体系就只能惟一诞生在古希腊了。古希腊的思维逻辑体系事实上构成了后来人类一切哲学、科学、理性思维,乃至近现代技术、艺术思维的种子。可以说,如果没有古希腊人创造的思维逻辑体系,就将绝对不会有今天人类世界的几乎一切科学技术等理性文明的成就。

  二,为什么近代自然科学革命、工业革命、资本主义革命首先发生在英国?

  答:因为英国在西欧,包括在全世界,首先确认了人类言论自由的基本权利。

  三,为什么近代西方古典哲学(思辨哲学、辩证法哲学)首先诞生并盛行于德国?

  答:因为德国是新教革命的故乡。中世纪神权的极权专制首先在德意志民族之中获得了瓦解的动力。第一个宣布"不是神造人,而是人造神"的是德国人,第一个宣布"上帝死了"的是德国人。德国的统治者,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元凶,德皇威廉二世曾有一句名言:"你可以乱说,但绝不允许乱动"。总之,以一种思辨的形式体现言论自由的学说,事实上首先发生在德国。正是因此,思辨的哲学、辩证的哲学,也即近代西方古典哲学首先诞生并盛行于德国。

  四,为什么马克思在西方仍被人们怀念,并被誉为世界千年的第一伟人,而在东方,特别在中国,马克思却被人们诅咒?

  答:这是因为,马克思要求解放一切劳动者,尤其是解放一切无产者的战斗的理论,大大地加速并推动了西方人自由、民主的普世的价值观,从而让绝大多数的西方人受益;而相反,在东方,包括在中国,马克思却反而被人们扭曲为禁止言论自由、禁止民主政治的象征,因此,在中国真正受益的并不是大多数人,而是相反,仍然是极少数人。事实上我们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一篇文章即开宗明义,首先讲的就是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对于人类文明的绝对的重要性。显然在东方,马克思是严重地被人们扭曲了。应该看到,马克思作为人类伟大的思想家的地位,是不应该被否认的。中国人没有理由诅咒马克思,应该受到诅咒的是扭曲马克思的思想的人们,是顽固继承孔夫子及其儒家的中国传统的"五毒"主义的人们。

  五,为什么古代中国人没有科学,没有民主?为什么中国人过去的历史充斥着愚昧和不文明?

  答:因为孔夫子及其儒家利用顽固的"五毒"主义严重地毒化了中华民族的语言,历代的专制统治者充分地利用了这一点,因此而在中国推行了两千多年严禁言论自由的人治的极权专制社会。而且显然,正是孔夫子本人,首开了"以言定罪"(枉杀少正卯)的极其恶劣的严禁言论自由的中国历史的先河。

  如上所述的历史案例还有许多,这里不一一列举。所有的这些历史案例全都能非常充分地证明,语言是民族(社会)的灵魂,语言、言论的自由即是民族灵魂的自由,只有存在言论自由也即民族灵魂的自由,才可能会有民族的文明,才可能会有民族的智慧,才可能会有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等等一切事业的兴旺发达。正如马克思所说,如果没有思想的自由和言论的自由,"所有的这一切"都将只能是"一句空话"。

  以上述的观点看待中国的历史,孔夫子及其儒家,以及一切帝王将相,全都应是中华民族的不可饶恕的"罪人"。继续严禁中华民族的每一个人的言论自由的权利,就将是继续对中华民族的犯罪。因为上面已经证明:如果中国人没有言论自由,实际上就将等于中国人没有了人类文明的一切。仅就这一点而言,孔夫子的确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现在的人们最重要的,根本不是什么要继续恢复对他的作为"圣人"的崇拜,而是更应该擦亮自己曾经盲目迷信的眼睛,清醒地看到,孔夫子以及他的徒子徒孙们给中华民族所造下的深深的历史的罪孽。看不到这种历史的罪孽,中国人就将根本不可能会有任何光辉的未来。

  从另外一个角度则可以说,谁为中华民族首先打开了具有两千多年历史的言论的禁锢——"言禁",谁就将是中华民族两千多年来的第一个真正的伟人。我期待着这"第一个"或这"第一群"真正的"伟人"在21世纪初的中国的诞生。我坚信,这将绝对是21世纪初中华民族应得的福分,不应该也不可能再等了。再等,中华民族就将沉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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