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正:假芯索赔案——事实面前华硕还敢撑多久？

　　悬疑了两年多的华硕"假芯索赔案"日前终于有了一个结果，被华硕陷害的女大学生黄静被无罪释放，并且获得了检察院的刑事案件国家赔偿决定。然而，令国内数亿消费者伤心的是，此时华硕仍然没有一丝悔过的表现，而且以沉默应对。一直以来，华硕以"品质坚如磐石"自居，如今面对自己犯下的滔天大错，华硕为何还强硬的坚持不向受害者道歉呢？在此，笔者敢问华硕：坚持不道歉的华硕，还能硬气多久？

　　笔者不是法官，不能判定谁对谁错。可是，检察院将黄静无罪释放，已经告诉了我们一个事实，华硕的做法是错误的。笔者坚信，了解华硕"假芯索赔案"真相的数亿消费者现在除了备感心寒之外，更多的是恐惧。试想，华硕自己使用了英特尔的测试CPU芯片，这本身就是错误的，可当消费者去投诉时，华硕却通过自己的公关手段，将消费者投入监狱。试问，如果所有的电脑厂商都向华硕这样，哪位消费者还敢投诉？哪位消费者还敢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呢？

　　从表面来看，华硕将一名投诉自己产品质量有问题的消费者送进了监狱，仅仅是侵犯了消费者的权益。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华硕此种做法是要对国家法律的挑衅。国家有相关法律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也规定了消费者投诉的权利。残酷的事实就是，华硕却将一名消费权益受害的消费者送进了监狱，这不是对法律的挑衅，又是什么呢？

　　古人有话说得好，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华硕不是神，也会犯错误。可是，华硕犯了错误，并没有勇敢的去承认，而是想着用其他手段去掩盖。看来，华硕想当神，想当一名没有任何过错的神。现在，就连幼儿园的小孩子都知道承认错误是勇敢的，是对的，会得到别人原谅的，然而华硕这个全球知名的厂商却不知道。看来，华硕连幼儿园的孩子都不如。苛刻一点说，华硕都不及幼儿园的孩子们懂事理。

　　现在，检察院已经认定黄静无罪，并且准备向黄静做出经济赔偿。这意味着检察院已经认识到将黄静拘捕是一个错误，并且开始弥补这个错误。政府机关对于错误都已经开始想法弥补，华硕呢？用沉默应对媒体的提问，用沉默来回应消费者的质疑。看来，华硕真的很硬气，很硬气！

　　从媒体的报道，我们也能想到华硕为何能够硬气的对公众和媒体说话。不久前"奶粉门"事件中，百度被曝光收受三鹿300万公关费帮三鹿删除负面新闻。浏览各大主流媒体，我们依然看不到华硕"假芯索赔案"的新闻。或许，华硕在公关上做得相当的"成熟"。可是试问华硕，你封住某些媒体的嘴，能封住消费者的嘴吗？更重要的是，这个社会还是有着正义的媒体，还是有良心的媒体人，华硕是很难用钱收买这些有良知的媒体和从业者的。

　　华硕现在不回应媒体，不认错，其做法不过是掩耳盗铃。相信很多人都像笔者一样有这样的怀疑：华硕的硬气，能否坚持到最后。现在，"假芯索赔案"的真相已经浮出水面，错在华硕。在消费者的指责下，在有良知媒体的质疑和声讨声中，华硕坚持不道歉的气节，还能硬气多久？我们拭目以待！

　　来源：计世网

刘军宁:民主政治如是说

　　两千多年以前，中国人对"民主"这个字眼，就不陌生。它在当时指的是，无须征求臣民的意见就可以为事事替他们做主的君王。所以。这里的"民（之）主"其实是君主。而在两千多年前的地中海北岸，雅典人对"民主"这个字眼也不陌生，把它理解为"（公）民（为自己的一切事情作）主"，或者说，公民是自己的主人，没有他们的同意，任何人不能就他们的事务做出决定。就后一种意思上的民主而言，古希腊是当时世界上唯一存在民主政治的地方。

　　雅典城邦的古代民主给现代民主政治的确立提供了许多有益的灵感。古希腊民主政治家伯里克利在阵亡将士葬礼上的这番话今天仍在激发着人们对民主的热情向往。"我要说，我们的制度是别人的模范。我们的制度之所以被称为民主政治，因为政权是在全体公民手中，而不是在少数人手中。任何人，只要他能够对国家有所贡献，绝对不会因为贫穷而在政治上湮没无闻。……我们的政治生活是自由而公开的。在我们私人生活中，我们是自由的和宽恕的；但是在公家的事务中，我们遵守法律。这是因为这种法律深使我们心悦诚服。"他的这番话激励着当代人为实现民主政治而努力。

　　今天，经过两百多年来数次民主化浪潮的冲击，民主制度在南欧、非洲、拉美、前苏联和东欧以及东南亚的土地上扎下根来。今天世界上约有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国家是民主国家。民主政治作为普世价值已经成了世界的潮流和政治文明的标杆。

　　在现代社会中，民主政治首先指的是人民通过根据他们的自愿同意选举出来的代表来帮助他们当家作主，即所谓代议民主。作为一种进步，现代民主政治绝不意味着每个人都去当家作主，或每个人都享有同等的政治影响力。在现代社会，民主并不仅仅要回答"谁是统治者"，而是要回答"用什么方法来不流血地更换统治者"。现代民主首先必须确立相应的程序和游戏规则并做到权力的和平转移，建立真正有效的代表机关，能够对政府进行有效地监督。

　　现代民主政治是代议（制）民主。在今天这个世界上，凡是公认的民主国家，都实行代议民主。所以，即使是作为直接民主发源地的希腊今日也改行代议民主。代议民主，即是公民通过其代表来进行治理国家，而不是直接管理全部公共事务。在代议民主下，主人与主事是分离的，用英国自由主义哲学家密尔的话说，人民应该是主人，但他们必须聘用比他们更能干的仆人。由于公民并不亲自主事，所以要有一整套的监督机构来对代表及由此产生的政府进行监督和防范，以免仆人滥用权力变成主人。政府公务员不过是为公民服务的公仆。在代议民主中，公民通过选举出来的代表掌握和行使立法和政治权。代议制度的核心是由经普选产生的代表所组成的议会，在许多国家也被称作国会。正是因为这些代表是公民的委托，他们的作为必须得到公民的同意和委托。例如，如果政府不经过代表的同意，就无权对公民征税。

　　现代民主政治无不是一种各个党派自由竞争自由活动的政党政治。如何处理党争，也一直是民主政治的一个重大难题。然而如果取缔政党，或只保留执政党，其所带来的灾难，却远远大于党争。况且，民主政治离不开政党。一方面，民主政治的目的不在于保护多数，而在保护少数。多数人在多数情况下不需要少数人的保护，而少数人永远需要民主制度的保护。少数派需要通过政党的形式积累扩大力量，多数派需要靠政党的形式去巩固自己的力量。另一方面，结党的权利与自由来自民主政治所保障的公民的结社自由和参政权。结社自由的核心便是结党自由。在这样的宪法权利的保护之下，公民可以自由地结成政党来参与政治、通过竞争获取国家权力是民主政治的一个重要特征。

　　同时，在代议制的自由民主之下，鉴于任何政"党"都只能代表一些人（一方）而不是所有人的利益和主张。人们为了有效地表达自己的利益要求、政治和政策主张和积极参政议政，就必须结成政党。政党政治意味着公民可以在不同的党派之间进行选择。公民没有对执政者的自由选择权就没有民主。在自由民主下，不同的政党及不同政治见解和政策方案的存在为选民们提供了广阔的选择范围。在自由民主下，不论多么强大、多么得势的政党都不可能左右一切。在现代政治中，竞争和对立是自由民主中的常态，只要各个政党之间彼此宽容妥协，相互监督制衡，循民主政治的游戏规则参政议政，放弃用暴力的手段解决政治上的分歧，政党政治就不会导致国家分裂和武力的对抗，反而带来持久的稳定和繁荣。现代政党政治虽有弊端，"但幸门户繁多，不致使一党得以专横。"（严复语）所以，政党政治是现代民主政治的必由之路。

　　民主政治的出现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重大标志，是一个国家通向长治久安的唯一的途径。它的诞生是因为人类社会需要建立一个既能保障人民权利自由，又能处理公众事务的政府。在此以前，人类的经济行为已经比较文明，但是人类的政治行为充满了野蛮和暴力，不论是在国家与国家之间、还是个人与个人之间、还是接班者与被接班者之间，常常都充满了血腥的暴力。民主政治的出现彻底改变了人类政治行为的暴力性质，使人类的政治行为趋向于和平、理性，这样，就实现了人类政治行为的文明化，从而使文明在人的政治行为和经济行为两个方面都得到了落实。

　　民主政治与个人的自由密切相关。由于民主政治依据尊重个人价值与尊严的道德原则，个人只能是目的不能是手段。自由民主最适合自由平等的个人，它是经过这样的个人自愿同意之后才建立起来的政体；贯穿在自由民主中的是自由、平等的原则。迄今为止，民主政治是最有利于保障和扩大公民个人自由的政体。背离了自由的民主是完全不值得追求的。所以，民主政治又被称为自由民主（liberal democracy）。在本文中，民主政治与自由民主含义相同，交替使用。无论我们谈论的是现代形式的民主还是古代形式的民主，也无论它是基于个人自由的民主，还是要求全体公民大会集体行使权力的民主，只要自由主义的民主不复存在，民主也就寿终正寝了。正是自由主义使民主获得了持久的生命力。自由与民主相互结合互相强化。个人自由是否得到保障，政府权力是否受到限制，是区别自由民主与其他类型民主的根本尺度。应追求的不是最大限度的民主，而是提供并保障最大限度自由的民主，即自由（主义之中的）民主。在价值上，民主政治必须是以维护人的自由、权利和尊严为最高目标的；在体制上，民主政治必须是宪政的、法治的、共和的。民主政治还实行司法独立、分权制衡、有限政府、地方自治等。

　　自由民主认可并奉行政治多元主义，允许不同的意识形态、政治哲学、政治运动、政治党派的存在。自由主义对政治多元主义的接受来自其主张"宽容"的价值观。民主政治也经济自由、政治民主和文化多元的三位一体的社会制度的一部分。它不能脱离其他两者而独立存在。因此，自由公平的政治竞争也是自由民主的根本特征之一。自由民主意味着程序民主。自由民主是一种做出决策的制度安排，而不是单纯地规定主权的归属。这种程序的安排可以确保政权实行和平和定期的交接。尽管民主的模式种类繁多，但是，我们在不同民主模式之间并无多大的选择余地。

　　公民的根本权利与自由是民主政治的出发点。民主政治涉及到公民自由地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这种权利的运用所要求的政治制度必须能够充分保障言论自由、信仰自由、结社自由，保障自由公平、竞争性的选举，尊重个人和少数派的不可剥夺的权利，保障信息的自由传播和法治。民众和反对派可以充分地表达他们对政府的批评甚至反对的立场，而不必担心受到肉体和精神上的报复。

　　专制暴政是建立在暴力的基础上的。民主政治建立在公民的同意的基础之上的。在自由民主，国家政府从被统治者的同意中获得正当的权力。由于民主是建立在公民的同意的基础之上的，所以公民要表示同意就必须有自由，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的不同的观点，而且由于在许多大国，由于人数众多，不可能每个人都直接到某个场所去表达自己的意愿和看法，这样就委托一些代表来表达自己的利益和要求，这样就产生了代表机关。民主政治正是建立在对公民的理性能力的起码信任的基础之上。民主政治相信人的理性，故其合法性来自被统治者通过投票表达的同意（点头）。若不相信人的基本理性，就只有靠砍下的人头来垒砌政权的合法性了。从这种意义上讲，通过投票建立起来的民主政治使人类政治行为的文明程度取得了实质性的进步，彻底取代了"以暴易暴"的野蛮政治。

　　民主政治认为每个人价值尊严是平等的，所以不论贫富智愚，每位公民所握有的选票的价值是同等的，因为人与人之间作为人的资格是同等的，同时社会中的一份子。另一方面，人与人之间的参政、议政与施政的能力又是不相等的，这才需要把最合适的人以选举的方式推举出来。民主政治是选举政治，但又不仅仅是选举政治，仅仅有定期选举、竞选公平，选举结果真实是不够的。衡量选举的正当性的尺度不是由多少人自源地参加了选举，而是有多少人派排除在选举之外，只要有一个人仅仅因为政治主张被剥夺了选举权和竞选权，其选举的正当性都要打上问号。选举是体现民主的一个根本的方面但不是全部的内容。

　　选举虽然是按多数票的原则议决，民主政治决不简单地等同于"大多数人说了算"，固然有许多事情在民主制度下是由多数或大多数人说来算，如领导人的产生，法案的通过等，但是还有许多事情是任何人和所有人说了都不算的，如即使多数人同意也不能剥夺少数人或所有人的自由、生命和财产。正是选举使得民主成为每位公民有权在公共领域中通行的大道，也正是选举产生的民主才是使得社会成员都可以生活在文明的政治环境之中的大德。民主政治不同于任何其它政体的独特之处在于它的务实性，在于它尊重现实，尊重每一个人的独特性，不必为迎合它而来重塑人的灵魂、改造人的本性。

　　民主政治的成功与其背后对人性的正确看法和对待是分不开的。如果专制保障把统治者奉为至善的神明不同，民主政治的出发点是把政治家"假设"为无赖。只有把政治家假设为无赖并加以防范，才能防止政治家和掌权者真的沦为无赖。相反，若断定掌权者人性高尚在制度上不加设防，早晚要把掌权者宠成无赖。因此，为了政治家和掌权者自身的利益，为了百姓的福祉，必须把政治家和掌权者假设为无赖。无赖假定导致了对掌权者的不信任。若对掌权者不信任，就不能让他们大权独揽，而是要从制度上对其手中的权力加以分立制衡。分权制衡制度也由此产生。

　　在现代民主政治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政府的主要职能和权限，通常是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必需是分立的，应由宪法授予不同的机关来行使，及分别属于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这三个部门具有同等的法律地位，独立地行使自己的权力。这意味着三个部门之间不是服从与支配关系，一个部门无权撤销另一个部门，也不能把自己的权力完全交给另一个部门去行使。只有实行司法独立，才能免除专横与暴政，才能保障"一切人的人身权利和自由"。制约与平衡的制度，是一种把各种不同的价值观念和对立的梦想加以平衡的制度。

　　民主政治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也是一个备受关注的话题。经验证明，只有民主制度才最有利于财富的创造。自由民主与自由市场经济之间有着内在的逻辑联系。在很大程度上自由民主是人类追求与践行经济自由与政治自由的产物。自由民主只存在于自由市场经济之中，虽然实行自由市场经济的国家不都实行自由民主，但没有经济上的自由决不会有政治上的自由民主，有了经济上的自由不等于有了政治上的自由民主。市场经济是自由民主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全部条件。

　　到了二十一世纪，几乎没有人公开反对民主。这当然也决不意味着人人都拥护民主，至少他不敢反对民主。这又导致了许多人对民主政治抱有一厢情愿的看法，即认为民主是万能药，它包治一切。即便成功地确立了民主政治，其内部还诸多的张力和艰难的平衡，在同意与效率之间，代表性与治国能力之间，冲突与认同之间等。事实上，民主自身有很多的限制。很多事情是民主所作不了的。民主也不能提供英明的决策，它只是能够即时地纠正错误。民主政治不能解决道德问题，不能用少数服从多数来决定道德问题上的对错。民主政治是不是越高越广泛就越好。

　　人是不完善的，由人组成的社会也不可能有完全的自由、完全的平等，但诚如丘吉尔所说，民主政治，虽然又许多不足，所还是各种政体中最可取的。只有民主才能给人类最多的自由、平等、博爱和人性的尊严。从历史和比较的观点看，民主的真正优点不在于它能比其它政治形式更能自夸实现人间天堂，而在于有能力防止出现人间地狱。

　　民主政治在世界五大洲、各种文化传统中都扎下根来，而且越来越多的国家还在陆续加入民主化的行列。这足以证明：民主政治是普世的价值。既然是普世的价值，这就意味着民主政治是可以移植的。民主政治的具体制度虽然难以照搬，但是，民主政治的普遍原理却是完全相通的。因此，文化差异和国情等借口不能成为抗拒民主政治的理由……

　　《民主政治二十讲》序言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8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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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涌:奥巴马的对华政策是什么？

　　九一一以后，中美关系比过去容易得多。九十年代，每到大选年两党就拿中国当攻击的目标。从2004年开始，中国基本不构成大选的核心问题。今年中国问题仅在预选中讨论，在大选中几乎不构成个话题。

　　这并不是因为中国不重要，而是说明美国至少在此刻不把中国当块心病。这是中美关系的一个进步。不过，也正因为如此，总统候选人不把对华政策放在最紧要的议事日程中，没有对之深思熟虑，一旦当权后究竟采取什么政策，就变得十分难测。

　　奥巴马如今似乎已经锁定胜局。他的对华政策将是怎样的呢？我们在这个背景下可以根据几个因素作如下的判断。

　　奥巴马资历浅，在外交上没有经验、缺乏记录，如今美国危机重重，对华关系没有明显的危机，自然也不会在他最紧要的议事日程之中。在这种情况下，他的对华政策个人色彩会比较弱，更容易受其左右的影响。要知道，今天的大选，并非仅仅是白宫易主，而且是民主党在国会两院大大扩张其已有的多数优势。这样，奥巴马一旦入主白宫，共和党就几乎没有任何力量阻挡民主党政策的出台。华盛顿将成为民主党的天下。奥巴马在民主党中，是个小字辈；当总统后虽然身份不同，但受民主党传统势力的影响会比较大。这次之所以许多民主党人支持奥巴马而倒希拉里，除了各种冠冕堂皇的理由外，一个深刻的动机是许多民主党大老觉得克林顿们在党内势力太大，一旦希拉里成为总统，就可能更加独断。奥巴马则是新人，许多事情要请教前辈们，影响他的余地自然也大得多。

　　这种算计，在政治上当然可能是聪明反被聪明误。不过，在对华政策上却可能八九不离十。奥巴马面临如此多的危机，当然不愿意在对华政策这个自己生疏的、相对而言也并不迫切的领域多花时间。其结果，就是更多地听从助手和党内人士的意见，耳朵根子要软一些。所以，奥巴马的对华政策，必须放在民主党的政治主潮中来判断。

　　这个主潮是什么？那就是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在预选中可以看出，希拉里还是继承了克林顿的传统，是民主党中亲企业的自由贸易派，虽然她本人可能比克林顿要左一些。奥巴马则频频以贸易保护主义的棍子敲打希拉里，在北美自由贸易协议等问题上采取了贸易保护主义的立场。在中国问题上，他特别提出了中国的劳动法规、产品质量等等问题，要求加强管制，以保护美国的利益。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奥巴马会对华打一场贸易战。从预选到大选，短短几个月，经济话题的中心就转移了。预选时的经济主题还是企业外包，如今则成了金融风暴。中国现在不仅不是替罪羊，而且可能还是华尔街的潜在救主。在这样的局面下，奥巴马上台后可能对中国要客气不少。在没有重大国际突发事件的情况下，他对华政策的重点还是在贸易，而贸易的重点则在中国对美出口产品质量的监测、中国的劳工权利（劳动力成本）、中国市场对美的开放性等等技术层面上。事实上，这些要求并非全对中国不利。比如，产品质量的监测、劳工权利等等，正是目前中国需要解决的问题。和奥巴马政府在这些问题上建立日常的工作关系，主动请求美方的帮助，不仅可以使对方无话可说，而且也有助于建立中国健康的市场秩序。

　　更重要的是，过去中国在处理中美关系上，注重对白宫作工作，对国会则下的功夫不足。奥巴马时代的美国对华关系，则很可能是民主党主导的国会对总统施加的影响远比过去要大。对白宫外交是中国的强项，对国会外交则是弱项。奥巴马以小字辈入主白宫，这一局面就要求中国对国会的老字辈多下功夫。

盛大林:警方当场击毙报警者的真相是什么

　　26岁的青年职工陈振翊被一群不明身份的人捆绑、殴打，乘凶手不备逃出并跑到医院疗伤，其间还报警求救，然而他却被赶来的警察开枪击毙，这是今年2月29日发生在江西上饶鄱阳县的一起离奇案件。警方称："陈振翊因吸食毒品产生幻觉并持刀袭警，民警被迫开枪。"而众多目击者说，陈振翊当时极度惊恐从医院跑出来，而且他全身已经严重受伤，双腿也一瘸一拐，来到事发的商场也没有持刀袭警，被击毙前还呼唤现场群众为他报110.但后来来了10多名手持枪支、盾牌、木棍的警员，采取的措施竟然是当场击毙陈振翊。据悉，此案已经被江西省列为"头号督办铁案"，下令开枪的王副局长被停职审查。（《信息时报》10月29日）

　　先是被一群不明身份的人殴打，后又被一群接警赶来的警察击毙……整整8个月过去了，虽然被省里"头号督办"，但此案至今没有明确的说法。受害人家属认为"迷雾重重"，局外人也都觉得非常"离奇"。不过，综合警方和目击者以及受害者家属的说法，却可以看出，有些基本事实是清楚的，而根据这些基本事实可以做出基本的判断。

　　最清楚的事实是：案发现场是十几个荷枪实弹的警察在围捕一个一瘸一拐的公民。这个叫陈振翊的公民此前到底做过什么以至于被人殴打乃至追捕，目前还是个谜。但即使他罪大恶极、死有余辜，也应该由法院来判决然后执行死刑。只要他没有严重威胁公共安全或执法人员的人身安全，执行逮捕的警察就不能将其当场击毙。

　　那么，陈振翊有没有威胁到警察的人身安全？这里涉及两个有争议的事实：一、警方说陈"持刀袭警"，而目击者都予以否认；二、警方说陈"吸食毒品产生幻觉"，但尸检报告显示陈的体表未见明显注射针孔。哪一种说法更可信？目击者为数众多，而且都与事件没有关系，而警方面临着严重的责任追究，这是首先要考虑的因素。除此之外，有两个细节可供参考：一、案发后死者先被殴打的鄱阳宾馆4楼的摄像头，被鄱阳警方拆离，而且没有公布录像；二、警方公布的所谓"真相说明"，既没有公章也没有落款——这两点都让人感觉到警方的气短和心虚。

　　退一步说，即使如警方所说的那样，陈振翊"因吸食毒品产生幻觉并持刀袭警"，一个受伤的人能对十几个荷枪实弹、手持盾牌的警察构成威胁吗？如果明知可以制伏却要开枪击毙，那是什么性质的行为？

　　说到这里，人们必须明白：警官身着警服、手持警械，并不一定都是在执行公务；有时候，可能是以执法的名义干着犯法的勾当，甚至"故意杀人"也会披上"执行公务"的外衣！

　　当然，击毙陈振翊的责任应该主要由下令开枪的王副局长来负，因为开枪的警察只是在执行命令，这是他们的天职。

　　执法者手中掌握着国家机器乃至可以致命的武器，他们取他人性命易如反掌。更重要的是，他们的身份就像是一种"护身符"，不管干了什么，他们都可以拿"执法"作挡箭牌——这是最最可怕，也是最最需要警惕的。

　　来源：中国青年报

邓聿文:股市暴跌一周年——我们学到了什么

　　从经济学角度看，股市持续下跌有供求方面的原因，但过去一年中国股市的暴跌可谓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如果证券监管和宏观调控部门应对得当，股市或许不至于惨跌到现在这个程度。反思这一年来监管层和宏调部门对股市和经济的调控，有几个失误不能不引以为戒。

　　其一，监管层对市场转折的性质和后果认识不清，很长一段时间还抱着牛市的思维来看待股市的下跌，因而在应对措施上口头维稳，迟疑不决，始终没有有力度的维稳政策，致使市场信心大挫。比如，某位对监管层有影响的刚退役高官在股市跌到3000多点时，还在大谈慢牛行情。这种判断充分说明了问题，无疑影响到对企业再融资和新股发行的态度。像平安1600亿再融资，是初期股市下跌的祸首，但在那段时间里，证监会迟迟不对此表态。另外，在这一年里，证监会对新股发行也一直没停止过，即使在股市持续大跌的时候，仍然频繁发行新股，从而进一步逆转了股市的供求关系。

　　至于大小非，虽然证监会没有能力彻底限制，但至少应该表明自己的态度，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里对大小非采取更严厉的措施。然而，我们看到的是，证监会虽对大小非减持出台了一些规范措施，但力度远远不够。另外，在股市下跌过程中，有几个点位是比较关键的，它们分别是上证4000点、3000点和2245点。前两个点位分别是股市下跌初期和中期的市场心理点位，后一个点位是本轮股改的起点。但除了3000点时国家宣布印花税减半外，其余两个点位监管层无任何作为，这都极大地挫伤了市场的信心。

　　广告所以，就监管层的延滞反应来看，说本轮股市暴跌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也未尝不可。

　　其二，宏观决策部门对美国金融危机对中国实体经济的冲击以及对股市的影响估计不足，对中国经济的下行风险，反应过慢，未能及时调整政策。刚刚发布的前三季度经济形势表明，经济减速比预估的要快，特别是第三季度GDP首次降到9%，说明美国金融危机对中国出口的影响非常严重。

　　但很长时间以来，国内的专家学者和宏调部门在谈起次贷危机时，普遍认为对中国影响不大，从而未能采取有力措施进行预防。本来在人民币升值、劳动力成本上升、原材料涨价等多种因素的制约下，企业利润开始下滑，经济减速迹象已初步显现，外部需求的剧降，只会更加速出口和宏观经济的下滑，并进而影响到股市流动性。

　　然而在整个上半年，国内宏观调控的重心还放在控制通胀上，为此一再加息和上调存款准备金率，未能预见到即将到来的经济减速。即使在7月经济减速的迹象已很明显，中央做出了一保一控的调控主题后，偏紧的货币政策也没有改变。这无疑使股市的流动性紧张加剧。

　　大小非为什么会疯狂抛售？一方面当然是股市预期不好，另一方面就是企业的资金链吃紧，需要套现资金增加流动性。而中国一些金融企业投资次贷亏损，进一步对股市产生直接的心理冲击。

　　宏观经济就是这样影响股市的。鉴于股市与经济发展周期存在着密切关系，我相信在下一个经济周期中，股市会有比较快的发展，6124点不是一个无法超越的目标，但就眼下而言，股市和实体经济都处于最艰难的时期，政府必须出台政策进行干预。这便是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保经济稳定、金融稳定和资本市场稳定的根本原因。"三稳"的根源在于内需的扩张，当前要扩大内需，须减息和减税同步进行方能奏效。

　　就股市而言，1800点时宣布的三大稳定市场举措已经释放出了其政策效应，后续政策需要持续跟上，包括明确限制大小非，改革新股发行制度，完善再融资规则，以及推出平准基金等举措，才能维稳。

　　所以，在此危难之时，有关部门应该出台更有力、更系统和更具刺激性的经济与金融政策，不要作无谓的时间拖延。但从目前的各种信息来判断，与美国等国家对金融危机的救市举动相比，中国政府的救市意愿和态度虽然很明确，但行动还不够坚定。

　　本文作者邓聿文为中央党校《学习时报》副编审，多家报刊专栏作者和特约作者，关注转型期的中国社会问题。

刘军宁:要公告，不要上报！

　　——从三鹿奶粉看行政国家

　　"经国家处理三鹿牌婴幼儿奶粉事件领导小组事故调查组调查：三鹿集团公司主要负责人涉嫌犯罪，石家庄市委、市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对三鹿牌婴幼儿奶粉事件未及时上报，处置不力。在2007年12月至2008年8月2日的8个月中，三鹿集团公司未向石家庄市政府和有关部门报告，也未采取积极补救措施，导致事态进一步扩大。三鹿集团公司主要负责人涉嫌犯罪已被刑事拘留，石家庄市政府2008年8月2日接到三鹿集团公司关于三鹿牌奶粉问题的报告后，虽然采取了一些措施，但直至9月9日才向河北省政府报告三鹿牌奶粉问题。调查表明，8月2日至9月8日的38天中，石家庄市委、市政府未就三鹿牌奶粉问题向河北省委、省政府做过任何报告，也未向国务院和国务院有关部门报告，违反了有关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报告的规定。"

　　上面这段文字引自国家处理三鹿牌婴幼儿奶粉事件领导小组事故调查组公布的调查结果。调查组把毒奶粉事件归咎于三鹿公司和石家庄市政府没有即时"上报"，违反了"上报"制度。这就引出了一连串的问题：

　　一个企业的产品质量出了严重问题，要向政府上报，而不向消费者报告？谁是企业的上方，是消费者，还是政府？为什么不允许企业先向消费者公告并即时召回缺陷产品，再同时向政府上报？

　　一级政府辖内的企业出了威胁生命健康的产品质量问题，为什么政府只走漫长的上报之路，而不通知正在或可能消费该产品的公民？

　　若按照上报制度一级级上报，上报到哪一级为止？是上报到国务院，还是上报到政治局？是上报到政治局常委会，还是上报执政党的最高领导核心？

　　如果企业和地方政府无权将有害产品公布于众，那么，哪一级权力机构有权这样做，是政府部门，还同级党组织？

　　有害产品一旦进入流通领域，就每时每刻威胁公民的生命健康，而从最基层的企业到最高权力中枢要穿越漫长的官僚机构，三鹿事件的上报路程，从去年12月到今年9月，耗时十个月。这样的上报制度如何克服低效的官僚制度、复杂的政治顾虑、巨大的经济得失，来在第一时间终结有害产品对公民的威胁？

　　鉴于上报制度不能回答上述问题，那么，把食品安全交付给上报制度，对这样的制度来说，无疑是一个不可能的完成的使命。

　　依我看，上报制度最大的问题，是在这样的制度中没有公民的位置。我们举目望去，不见公民的踪影。取公民而代之的是含糊不清的、无穷无尽的上级，上级，上级！

　　在这样的上报制度中，企业对政府负责，而不是对消费者负责。作为行政部门的政府只对上级负责，而不是对公民负责。这样，企业行为和政府行为都行政化了。上报制度表明，行政国家的本质是一切服从于政府与上级的需要，而不是公众与消费者的需要。

　　中国是一个公民没有地位的行政国家，行政国家的本质是无限政府。无限政府表面上承担无限责任，实际上是什么也没有承担。监督本来没有行政的事，结果变成只是行政的事。在这样的行政国家中，只有党务与行政，国家的立法、司法职能，社会中的行业协会与消费者团体，形同虚设。在这次毒奶粉事件中，我们没看到从石家庄到国家级的立法机构有任何作为，没有看到司法机关对相关企业采取任何法律行动，我们看不到行业协会在预防毒奶中的作用，看不到消费者协会在维护受害消费者利益方面的作为。行政国家用对官员的行政问责来代替对企业的司法问责。仅仅靠罢官不能从根本改变不能保障食品、药品安全的的制度。官员有很长的后备队伍，罢官免职只是给排队者提供了机会，并未改变制度。书记倒了，副书记高兴，市长倒了，副市长高兴。

　　一个国家的正常运转，取决于立法、司法、行政三个部门之间的相互独立，相互制衡。在行政国家，只有高高耸立的行政部门。在行政国家，食品、药品安全的监管机构常常是食品、药品不安全的受益者。每次灾难性的事件，都是增加预算，提高级别，扩大编制，集中权力的天赐良机。不信吗？看看下面坊间流传的幽默而忧伤的短信手机段子：不信吗？

　　其一：中国人在食品中完成了化学扫盲，从大米里我们认识了石蜡，从火腿里我们认识了敌敌畏，从咸鸭蛋、辣椒酱里我们认识了苏丹红，从火锅里我们认识了福尔马林，从银耳、蜜枣里我们认识了硫磺，从木耳中认识了硫酸铜，今天三鹿又让同胞知道了三聚氰胺的化学作用。外国人喝牛奶结实了，中国人喝牛奶结石了。

　　其二：三鹿事件最新报道：目前国家把责任推给三鹿，三鹿把责任推给奶农，奶农把责任推给奶牛，警方正在全力抓捕不法奶牛。据报道，责任奶牛已携二奶潜逃，仅捕获一小撮不明真相的牛群。目前母牛情绪稳定。据最新消息，水牛和蜗牛已经通过半岛电视台发表声明表示对此事负责。

　　可见，行政国家把中国变成了食品乃至消费品最不安全的国家。而上报制度又把追究责任变成闹剧。行政国家下监督制度只能提供一种虚假的安全感，给公民一种错觉，以为得到了政府的保护。

　　如果公民在国家的食品安全中没有位置，食品的安全就没有保障。有上报制度和行政国家就没有食品安全。各级政府只对上级负责，而不对公民负责，这说明，各级政府的权力是来自上级，而不是作为选民的公民。因此，中国食品安全的前途在于从只对上级负责行政国家专向对作为选民的公民负责的代议民主国家。

　　要公告，不要上报！要代议民主，不要行政国家！

时寒冰:出台燃油税的最后一次机会

　　国际油价说跌就跌了。7月11日，纽约、伦敦两地油价双双突破每桶147美元。然后，就掉头向下：7月17日，跌破130美元；8月5日，跌破120美元；9月2日，跌破110美元；9月12日，油价盘中跌破100美元。

　　国际油价下调，给中国出台燃油税政策带来了机会——如果既得利益集团强调的在油价下跌时出台燃油税的前提成立，那么，此次油价下跌可能是最后一次机会。因为，从长期趋势看，国际油价仍将保持上涨势头。倘若不抓住时机，燃油税出台很可能成为一个遥远的神话。

　　其实，燃油税出台，与油价高低并无直接关系，这只是既得利益集团阻碍燃油税出台的借口而已。美国俄勒冈州从1919年就开始征收汽车燃油税，到1929年，美国所有的州都开征汽车燃油税。如今，世界上已有13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征了燃油税，其中，大部分国家是在油价高企时开征的。

　　开征燃油税的目的，首先是促使人们提高节约意识。通过燃油税可以提高油品价格，以此抑制成品油的消费总量，提升能源的使用效率。事实证明，但凡实行燃油税的国家，成品油消费量的增长速度，都远远低于没有实行燃油税的国家。

　　在国际油价高涨时，不少美国人不再使用汽车，或者降低汽车的使用频率，美国相当一部分地方政府和企业为了降低成本，甚至推行每周四天的工作计划，以此来削减路费支出。而在中国，低油价却变相鼓励了对成品油的消费，导致我国高收入者对高耗油的SUV（运动型多用途汽车）需求保持"井喷"式增长。

　　中国的油价如果加上燃油税，油价早在2006年底就与美国接轨。不实行燃油税，掩盖了我国高油价的真实状况。在国际油价下跌之时，中国不含燃油税的成品油价格与国际油价的价差只有10%，如果算上燃油税，我国成品油价格已经高于不少发达国家的油价。

　　在美国每辆汽车每年消耗1.8吨燃油，欧盟1.5吨，日本只有1.1吨，而中国竟然高达2.3吨。原因是，中国的汽车使用效率最高，一些人甚至连到附近菜市场买菜都开着车，而在日本等国，不少人只是在周末外出旅游时才开车，平时则乘坐公交车。

　　我国为了维持低油价，国家财政要给予油企巨额财政补贴，实际上是穷人在补贴富人，因为富人对成品油的消费更多，穷人则连车都买不起。

　　不仅如此。不开征燃油税维持的低油价，实际上是在补贴全世界。国外飞往中国的航班，加的燃油基本上都精确到刚好够用（不加满），等飞到中国后再加满油回去。海运也一样。许多国家的运输船到中国，结结实实地加满油回去，一声不响地分享了中国财政补贴所带来的福利。中国到底补贴了全世界多少福利，没有明确的统计数据，但我们可以通过一则报道，感受到问题的严重性。

　　据媒体报道："深圳一升汽油的价格在6元多人民币，但香港一升汽油的价格高达16元多人民币，跨境车每将一升内地汽油卖给香港地下油站，就可获利近10元人民币，有些跨境车一天往返深港多次，获利更丰。"据悉，一辆车通过这种方式一天可赚接近1万元，这是一种惊人的国家福利流失。

　　由于未实行燃油税，我国成品油消费年年快速增长，给环境造成了巨大破坏。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指出，"50岁以上的广州人肺都是黑色的！"汽车污染的严重危害已到了不容忽视的地步，而抑制汽车业快速发展的最有效措施是尽快出台燃油税。

　　在国际油价跌到100美元以下后，我国应加快推出燃油税的步伐，否则，一旦油价重新步入上涨轨道，既得利益集团又会以油价抬高为由设置障碍了。

　　来源：2008年10月《新财经》

王万然:宠养硕鼠

　　——生肖戏说之一

　　鼠的天敌是猫，据说当年排列十二生肖的时候，猫给鼠挤下河里，失去了进军十二强的机会；老鼠又借助大象尾巴的动力，居然跃居十二生肖的首位。

　　不管老鼠的地位多高，人们是不会原谅老鼠吃粮食、咬衣物甚至传播鼠疫的罪过的，便鼓励猫去消灭老鼠。人们对动物界的鼠恨不得赶尽杀绝，而对人类中的"鼠"，却有另一种态度。有位漫画家说："老鼠是人们不经意饲养的宠物。"细想之下，漫画家说的不错。贪官的祸害不亚于鼠患，有过之而无不及，是硕鼠。老鼠过街，人人喊打；贪官过街，是不是人人喊打呢？不是。硕鼠过街，不但没人喊打，羡慕者、追随者还是为数不少。

　　下面是我们有时听到的话：

　　"某局长只认钱，不认人，只要给他多少钱，这件事就成功了。"

　　"某科长喜欢喝酒泡妞，今晚请他出来，好好安排保证他一口应承。"

　　"某主任真没用，送钱他不敢收，找他办事麻烦点，不如找别人吧！"

　　"某人真有本事，当了几年官就赚了几百万……"

　　……

　　人们对贪官恨之入骨，同时也希望能用"金钱美女"俘虏这种贪官，爱恨交加的情感，只缘自己想通过不当的手段获取个人的利益，只要对自己有利，贪官对党和人民造成的危害有多大那是别人的事，是社会的错。

　　对待贪官应像对待老鼠一样，要进行清除而不是宠养。

　　作者单位：广东省 汕尾市 汕尾日报社作者邮箱：gdwwr(at)sohu.com

傅国涌:向死而生——纪念林昭殉难40周年

　　1968年4月29日，北大女生林昭被秘密枪杀时还不到36周岁。两天后，上海公安局人员上门向她母亲索取5分钱子弹费。1981年，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宣布给她平反。

　　40年前，林昭之所以走到这一步，是因为她人性中最真实、最柔软、最美好的一面没有磨灭，而且在严酷的现实中被激活、被唤醒了，她向往人的生活的愿望决定了不能苟且、不能屈从，也就是她所说的宁可玉碎。她深知自己流露的人性的气息不合时宜，她说："因为这一份该死的'人性'正就是造成林昭本身之悲剧的根本原因！""为什么我不能选择更简单的道路呢？作为林昭的个人悲剧那是也只好归咎于我所怀抱之这一份该死的人性了。"

　　她的全部追求包括她的牺牲，都根源于她对人性的理解，这一点，我们可以在她的生活、她的诗、她的信仰和她丰富的情感之中找到答案。1966年，她在狱中见到北大同学张元勋，诀别之际，她郑重托付："我随时都会被杀，相信历史总会有一天人们会说到今天的苦难！希望你把今天的苦难告诉未来的人们！并希望你把我的文稿、信件搜集整理成三个专集：诗歌集题名《自由颂》、散文集题名《过去的生活》，书信集题名《情书一束》。"

　　这是她留给世界的遗言，三个书名，就是她对自己短暂一生的概括，生活、情感和诗。不了解这一切，就无法理解她的宁为玉碎，她这样选择不是因为否定生活，恰恰相反，是因为她太珍视生活、太珍爱生活了。她说自己反抗的全部根据只是一条天人共许的铁则："被践踏的公义必须得到伸张！这也就是我常爱提说的生活之价值观的基本内容之一部分。"她指控血腥惨厉的统治完全毒化了"原该是那么明朗美好的生活，从而也致命地重创了以至戕杀了林昭对于生活的真挚的感情。"她说自己反右以来双足分跨在生死门槛的两侧，一直就这样对待生活，"也正是这种基本态度使作为一名战士的我能在严酷的牢狱中多少占据到主动。"

　　她在写给法院的书面答辩中指出："历史早已宣判了，生活完全证明了：我们是无罪的！罪人是你们这些可耻的极权统治者，而不是我们！——不是我们，不是我们！根本不是我们。而且绝对不是我们！"面对自己栖身的时代，她最痛心的是"我们的青春、爱情、友谊、学业、事业、抱负、理想、幸福、自由……我们之生活的一切、为人的一切几乎被摧残殆尽地葬送在这个污秽、罪恶而更伪善的极权制度恐怖统治之下，……"她说："作为一个人，我为自己之完整、正直而且干净的生活权利——生存权利而斗争那永远是无可非议的！"

　　一

　　林昭憎恶与人的生活相对立的一切，她理解的生活不是一个空洞的不着边际的名词，而是有着美好而充实的内容。为此在上世纪50年代初的北大，有人批评她"小资产阶级浪漫情调极浓"、"骄傲自大"、"不关心政治"等等。开学不久在未名湖畔的一次同学聚会上，她唱了"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即被同学孙文铄批评"太悲凉，有资产阶级情调"。在同学、友人的记忆中，她是一个很懂得生活并且会享受生活的人。

　　羊华荣说她"不重修饰，但留意仪表之美"，送他的一张照片中身穿中式蓝布上衣，白围巾，两条辫子上扎白色蝴蝶结，平常她都是这样打扮。她留下的许多照片也都是这一形象。照片的背面她题了8个字："什么是美？生活本身。"林昭两条辫子的时候多，人们的回忆常常提到她的辫子。有时她也会烫发。1962年春天她保外在家，倪竞雄见到她"一头新烫的卷发"。夏天，羊华荣在苏州见到她，"比过去胖了，身体似很好，穿着合身的旗袍，烫了发，看上去挺精神，已非昔日的瘦弱多病的林妹妹形象。"更早的一次，同学张玲记得大二开学时，她从苏州回北京，满面春风地给大家分赠土仪，尤其对她"剪掉辫子，烫起头发，穿上时新衣服"印象深刻。节假日她到张玲家做客，张母喜欢她穿的衣服样式，照着样子为女儿做新衣。她自己会裁剪衣服，陈叔方回忆，她在《常州民报》工作时，有个盛夏她穿了一件白底蓝花的连衣裙，很好看。"我说，你这件衣裳很别致呀！她淡淡地一笑，说是自己裁剪的。"在北大，即便成为右派后，她对生活仍保持着美好的感觉。羊华荣记得："有天黄昏，她意外地穿一件红色呢外衣，我说：今天是什么日子，打扮得这么漂亮。她说：这是她自己设计和缝制的，尚未完工，穿来请你看看，是否合身。我对此完全是外行，但还是赞美了几句，特别是称赞她还会做衣服时，她显然很高兴。"她被枪杀的那天，正在病床上打葡萄糖，三四个武装人员冲进来，大叫："死不悔改的反革命，你的末日到了！"她仍要求："让我换件衣服。"未得准许，她只能遗憾地穿着医院的病服告别人间。

　　她爱吃，1951年11月，在无锡，她拿母亲刚寄给她的一件新的毛料丝棉背心去换了钱，和同学倪竞雄到崇安寺，一个个小吃摊吃过去，"糖芋头、鸡蛋饼、梅花糕、海棠糕、藕粥……最后到王兴记小笼包，大馄饨。"背心换的钱全部吃光。倪提出你妈妈知道了不要气坏了时，她笑笑扮个鬼脸。狱中她给母亲的信还能一口气开出几十种不同吃法的食物来，她呼喊：妈妈，我要吃啊！她谶语般地反复念叨："猪头、猪尾巴！猪头、猪尾巴！猪头、猪头！"

　　她爱喝酒，1957年的冬天，遇到刮大风或下雨，她和羊华荣常到小酒店边喝酒边聊天，有时借了象棋，边下棋边喝酒，酒喝多了她的脸会发白，而不是红。"她喝酒还能自控，我从来未见她喝醉过，即使多喝一点，也从未见她说酒话。"苏南新闻专科学校的同学李虹岗回忆，毕业话别那次，最招人注意的就是林昭，"不仅能大口饮酒，其性格之豪放，抱负之殷切，大有'乘风破万里浪'之巾帼气概。"谭天荣也说她喜欢喝酒，高兴时喝上一杯，难受时也喝上一杯。

　　她很喜欢猫，曾对谭天荣说，她家里的人有时也称她为"猫"，她说有一次把弟弟惹急了，她弟弟冲着她狠狠地说'杀猫吃猫肉'！"《常州民报》的同事说她的形象就如小花猫，常常开玩笑称她"小猫"。她自己给倪竞雄写信有时不署名，就画个小猫。许多同学都叫她猫，1955年11月她坐在颐和园大门外的铜狮子座上，拍过一张照片，她有个同班同学在背面题了"猫与狮"三个字。甘粹和她在一起时，叫她"猫咪"。她连糖她都喜欢带猫字的牌子，张元勋探监原定两次，结束时，她要张第二天给她送一盒奶糖，"不要大白兔，要猫头的！"

　　她妹妹说"她是一个不耐寂寞的人"，"在北大最喜欢跳舞，有舞必到。采一串鲜花编个花环戴在头上，进舞场直跳到结束"。谭天荣说自己和她认识，就是在1954年欢迎新同学的舞会上，以后有舞会上偶尔也会请她跳舞。北大每个周末都会在大饭厅举行舞会，林昭"对交谊舞的兴致也颇浓"，沈泽宜回忆，"我现在还记得她扎了两根羊角辫，各插一朵花，两眼放光，迎着我缓缓走来的样子，禁不住黯然神伤。"

　　她会拍照，1957年5月19日，《红楼》编辑部一行10人，游览颐和园，就是她做摄影师，拍了许多照片，不料成了绝响。

　　在北大，她被叫做"林姑娘"，她则叫这个同学"史湘云"、那个同学"薛宝琴"。她爱开玩笑，也被打成右派的同学刘发清回忆，1958年7月的一天，他走在校门口，突然有人低声喝道："右派分子刘××到哪里去？"他吃了一惊，却看到林昭笑吟吟地站在面前。她和羊华荣在一起，有时会即兴来一首小诗，因为她做诗爱用典故，比较费解，所以羊嘲笑说："以后得抱一部《辞源》来听你的诗。"她反嘲说："抱歉抱歉，不知你是只羊，人家对牛弹琴，我对羊吟诗。"说吧得意地哈哈大笑。羊华荣还回忆，有一次，她们在荒坟中聊天，行人听到声音回头就跑，"我说：这下我们变成鬼了。她笑笑说：谁也没有把我们当人，是鬼，人们还敬畏三分，做人不如做鬼。她拍拍坟头说：孤魂野鬼们，来吧，来和我们共度良霄。她还讲了一个人鬼相恋的故事。"1962年，他们同游苏州拙政园，林昭说要在他衣服上画八卦，他说那不成了狗头军师。她笑笑说："是羊头军师。"

　　张元勋回忆，"她极爱与人逗嘴，每雅集总不免先口占良久，戏谑争胜"，有点儿"尖刻"。孙文铄说她"说话嘴不饶人"。土改时的指导员李茂章也说她"话语风趣而又往往尖刻犀利"，看不惯的事她就要说，而且"言辞尖利，常要触到人家痛处"。中学同学陆震华说她 "非常敏锐，三言两语就能使人感到语中有芒刺"，那时她不过十四五岁。在《常州民报》的同事眼里，"尽管她嘴巴不饶人，好与人争论，不轻易放过别人的缺点错误，但她尖锐的批评总是伴随着微笑进行的，给人以坦率、纯真之感。"

　　羊华荣说："林昭较爱笑，大概是遵守笑不露齿的古训，她笑时习惯性地用手掩口。但她不爱哭，我从未见她哭过，甚至未见她掉过泪。"其实，她也喜欢哭，她妹妹说："她的哭是撒娇，是愤怒，是发泄，并不一定是悲哀。"张玲曾看见她一边哭一边记日记，又一边哭一边把日记一页页烧了。狱中，她在给《人民日报》的长信中曾写道："……惨厉的沉痛使我麻木，然而为着战斗我只有力持清醒而强使自己正视淋漓的鲜血，直面惨淡的现实！——忍受更加惨烈的剧痛：能够痛哭或者流泪亦可谓是一种幸福呢！最最痛苦倒是那么多眼眶干燥得淌泪全无的时刻：那些灼人的热泪无声地返流而一滴一滴滴在心上！每一滴都胜如利刃的一刺或钢鞭的一击，令这颗年轻而热烈的多感的心痛得痉挛欲裂！"

　　她妹妹回忆，1962年她保外在家时要给家人表演"杂技"，何谓"杂技"？她在看守所被反铐了180天，她要表演给亲人看，反铐着如何处理日常生活，包括洗脸、吃饭、大小便等。"母亲说不要瞎说。姐姐说，真可惜你们不要看我表演，因而丧失了一个机会理解20世纪的一种特殊生活模式。"期间，羊华荣来看她，她也说起在狱中如何学会戴着手铐梳头。

　　她送给羊华荣一张自己绘制的书签，题为"铁窗之花"，八分之七都涂成了黑色，右下角画一朵小红花，小红花上画两条黑线。书签的构思和绘制都很精巧。

　　她在狱中送给张元勋的小礼物就是用糖纸做的帆船。狱警说她用糖纸编了许多艺术品，种类很多，全监狱都知道。小小的帆船在纪录片的特写镜头中被放大，成为一个美丽而伤心的象征。它表示，即使在镣铐加身，高墙重围，随时面临被虐杀的日夜里，林昭的心灵依然那么纯净，她对人间的爱，她对生活的向往，都在小小的帆船中定格。

　　二

　　林昭为什么要把自己的书信集取名《情书一束》？这个"情书"不是我们通常理解的谈情说爱的情书，而是她内心世界的真实流露，是她对世间感情的纯真向往，她爱人，也渴望被人爱。她曾对张元勋说："如果有一天允许说话，不要忘记告诉活着的人们：有一个林昭因为太爱他们而他们杀掉！"

　　她在苏南专科学校和北大两度同学的羊华荣说，他们都成为右派后常在一起聊天：

　　"在闲谈中，她曾说过，她过去没有真正的恋人，只是有一些谈得来或比较接近的朋友，也有人曾向她表示过好感，她也婉拒了。我感到，林昭思想比较开放，喜交往，不耐寂寞，她的思想感情，需要表达，需要与人交流，因而她需要朋友，需要知音，甚至需要关怀与爱，但对她来说，这未必就是爱情。

　　她不是传统型的女性，她在恋爱、婚姻等问题上似无一个固定的模式。有次她谈到北大一对恋人均被打成右派后，他们蔑视一切，冲破阻力，登记结婚了。她对他们的浪漫与勇气大为赞赏。她也讲一些爱情故事，但大都是浪漫式的恋情，这或许是她恋爱观的反映。"

　　她妹妹回忆："姊姊永远追求爱情或者说她需要被人爱，姊姊是浪漫主义者，有许多'男朋友'，或者他们告诉我，他们是她的男朋友。或者人们告诉我，他们是她的男朋友。或许她所爱的人并不能给予她同等的爱以回报。或许疯狂爱她的人，她只是谈谈地说："我并不爱你。'或许爱她的人觉得在热恋中，而她却留下心灵的一角，深深地爱着另一个人。或许在特定的环境条件下，她和某些人能成为亲密的朋友，战斗的伴侣，生命道路上暂时的同行者，或者甚至可以结婚。或许她只是向往那些得不到的爱情，她永远需要有人爱她。她也有那么丰富的感情，在不同时期爱不同的人……"

　　她在狱中写过这样一句话： "与自己的同辈战友们耳鬓厮磨不避瓜李是谓之小德出入"。她的感情确乎很丰富，1962年，她保释在外时，曾对羊华荣说，"有位审讯人员挺有风度，如果他不是逼我招供，我也许会爱上他。"在那些异性朋友纪念林昭的文章中，我们依稀可以看到她和他们交往的轨迹，看到她真实的情感和生命：

　　当年北大中文系学生沈泽宜追悔莫及，当年他拒绝了林昭的爱，无数年之后，当他知道，自己的名字早就出现在林昭姐妹之间的秘语之中，他的眼中闪烁着泪光。彭令范回忆，她姐姐回家过暑假时曾告诉她："我在舞会上遇到他，他很注意仪表，举止潇洒。那天，我很随便地头戴一个野花编成的花环，频频起舞。他请我跳了一次，他的舞跳得很好。隔了几天，我在未名湖冰场上走，他在后面引亢高歌《教我如何不想她》，我只能回过头去和他大招呼。"后面这个细节与沈的回忆略有出入，他说，有一次在未名湖边放声唱《教我如何不想她》，林昭对面走来，"脸上飞起红云"。1957年早春，他住院开刀，林昭天天到护士值班室打探病情而不留姓名。出院后他们相约见面，林昭表达了爱意，而他只希望保持友谊。江南诗人的风度、才气、舞技，都是这位江南才女所欣赏的，她那一句责怪谭天荣说"令"、"林"读音不同的"你比北方人还北方人"透露了内心的秘密。1958年2、3月间，他们最后一次在海淀一家小餐馆相遇，两人目光相对，没有说一句话，就此永诀。

　　林昭和北大物理系学生谭天荣早在舞会上认识，1956年初夏一个星期天早晨，在北大南校门遇到，她请谭一起到圆明园走走，然后请客吃饭，点了炒腰花，相隔半个多世纪，谭仍记得她当时点菜的语气。他们一个大谈《红楼梦》，一个大谈《水浒》，从此以"姐姐"、"小弟"相称。五一九"后她听了谭的演讲，很欣赏，"满怀喜悦地注视这位同学的神采风姿"。他们都成为右派后，在一次舞会上，"默默无言，相拥跳舞直到曲终人散"。一度她和谭天荣同在北大的苗圃劳动，后来她到人民大学劳动时，谭关进了北京郊区的监狱，每个星期六下午她都买了点心去看谭（始终没有见到，谭也一直不知道）。她那首题为《呼唤》的歌曲据说就是为谭写的。谭称之为"一个没有情节的爱情故事"。

　　林昭曾告诉妹妹，一个同为《红楼》编委的山东人，"对我很感兴趣，老是缠着我讲这讲那，有一天，他对我说，我们交个朋友吧。我说，我们是朋友呀，他坚持要和我做进一步的朋友。我说不大感兴趣。他又说，你不妨培养一下这种兴趣……"林昭虽然没有接受这份感情，但他们的交往一直没受影响，她在写给《人民日报》的长信中自述："想当初这个青年就学于北京大学时便向称飞扬跌宕风流自喜，对之怀有爱慕心思的异性同学也不在少；不能无所选择地接受又是一回事，我可也从未为此轻怠过谁个，……我每说：感情不是一种错误，也不应过于责备。人若于我有感情，我即使不能接受总该持着尊重对方的态度。""五一九"之后，5月22日晚上，她站出来为受到围攻的张元勋辩护。黑云压城的1957年8月，她和监管中的张还曾相约在什刹海"星夜荡舟"。1966年，张坐了8年牢出来，以"未婚夫"的名义到上海去探监。他劝林昭："平常把自己打扮一下，把头发梳起来。"她的回答是："打扮？打扮什么？女为悦己者容！"

　　羊华荣回忆，1957年秋末冬初到来年春天，他和林昭几乎每天黄昏都相约在校外见面，一般都是在北大附近的田野里，有时为了找略可避风的地方到荒坟或密林中，月色好的夜晚，他们也去过颐和园和圆明园遗址。"有天，她握着我的手说：你真像我的大哥。……我说：那我就认你这位妹妹吧，但我有一位妹妹，就称你为二妹吧。她点点头。我笑笑说：这下我真的有位林妹妹了。至此，我们更接近了，在此后的通信中，我都称她为二妹，她则称我为兄，自称弟。"一次，他们从小酒店出来，羊华荣先取下自己的外衣，"她批评说：应先为女士取衣，再取自己的。我说抱歉，恕我不知姑苏闺秀们的规矩。她笑笑说：在女孩子面前就得学点规矩。她有时比较随便，不计较，但也有女孩子的细致。"林昭以"相濡以沫"来比喻这段难忘的友情。

　　刘发清回忆，1958年7月他们在北大校门口相遇，林昭请他到外面吃晚饭，饭馆出来，已是夕阳西下的黄昏，她建议去逛只有两站地的颐和园，而他犹豫了一会拒绝了。"我之所以不去颐和园不是我的一切美感都泯灭了，也不完全是逃避'瓜田李下'之嫌的闲言碎语，而是害怕被怀疑在一块搞什么秘密'阴谋活动'，从而在即将分离之前招来不必要的甚至令人难以逆料的后果。"在饥荒袭击中国的时刻，；林昭从自己的牙缝里省下50斤粮票，给他寄去，救了当时已得浮肿病的他。

　　甘粹回忆，1958年，林昭到中国人民大学资料室"监督改造"，他们由此相识，同为右派的他常常给体弱多病的林昭买饭送水。每当晚上，他在一楼的栏杆上拉二胡，拉他唯一会的曲子《病中吟》，哀怨的曲调打动了在楼上病中的她。因为他们天天一起，于是就有了流言，说两个右派分子谈恋爱是抗拒改造。他们因此真的谈起恋爱来，并提出结婚申请，遭到拒绝。1959年9月甘粹发配新疆前夕，林昭回老家养病，他们在火车上话别，也是最后的诀别："在车厢里，一向刚毅、倔强、从不流泪的林昭，却伤心地抱头痛哭了起来，口中念道："甘子，是我害了你。'"甘粹说自己想了很久，想写一个东西，题目都想好了，就叫《情断铁一号》，"铁一号"就是他们当年一起朝夕相处过的铁狮子胡同一号。

　　林昭回到南方养病，结识了张春元、顾雁这些有着相同追求的青年人，她称张春元为大哥。他们办了地下刊物《星火》，由此罹祸。1962年，她保外在家，给顾雁家送去省下来的糕饼券、糖票等，顾的父亲患有严重哮喘病，发病时她会忙着敲背、倒茶、递药等。

　　1962年，羊华荣最后一次与林昭见面，"她曾说：有时真想做个不问世事，只管做饭洗衣的家庭妇女。我笑笑说：恐怕你未必能成为一个合格的妻子。她说：不一定，我还是会做家务的。"

　　在这些片段的、残缺不全的记忆中，我们才有可能接近真实的林昭，一个血肉之躯，一个多情善感、有情有义的林昭，一个一心想做常人而不是做英雄的林昭，这些情感细节和她最后义无返顾、反抗强权，舍生取义的选择放在一起，才构成一个完整的林昭。

　　三

　　林昭的父亲希望女儿成为班昭那样的人，给她取名"令昭"。她从小对文学有特殊的感悟，作文出色，15岁就开始写稿投稿。她妹妹说她喜欢鲁迅，她自己说少年时代就读过许多鲁迅杂文。她喜欢《二泉映月》，曾经想为天才的二胡演奏家瞎子阿炳写一本传记。2007年初春，我到过无锡惠山，林昭就读过的苏南新闻专科学校就在那里，旁边即是给了阿炳音乐灵感的"天下第二泉"，阿炳墓也在不远处。她想写一本《中国土改史》，离开苏南新专时，她就对同学表示，"通过工作实践、深入生活，希望写出一部反映中国土地革命全过程的文艺作品。"她要把鲁迅的小说《伤逝》改变成电影，1958年前后她在人民大学资料室劳教时已经完成了电影剧本，甘粹看了，说改编得挺好。在那里，她还完成了两首重要的长诗《海鸥之歌》、《普罗米修斯受难的一日》。

　　诗当然是她最喜欢、也是最得心应手的表达形式。新诗，旧诗，四言、五言、七言，她都是即兴就来。即使在最狂热地追求红色幻梦的时候，她私下给女友信里仍写下"有泪皆成血，无泪更吞声"这样的诗句，透露出内心的忧伤和失落。她在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就读，深受古典文学教授游国恩的赏识，建议她改为文学专业。甘粹说她在图书馆喜欢读笔记小说，都是古文的。学物理的谭天荣也记得她说起过，她读过一些什么"笔记"，只要他提到某种社会现象，她就能在读过的"笔记"上举出一两个例子来。她喜欢杜甫，喜欢《红楼梦》，有同学回忆她在摇晃的电车上，一手拉着吊环，一手拿着《红楼梦》读的情景。谭天荣说她"似乎能背诵整部《红楼梦》"。她成为北大校刊编辑、《北大诗刊》编辑、《红楼》杂志编委并不是偶然的。

　　她没有什么酒量，却喜欢喝酒，也许就和她对诗、酒关系的理解有关。羊华荣回忆："林昭爱诗，也喜欢谈诗。有次在谈论诗与酒的关系时，她说：在中国文学与诗歌的发展，酒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很多诗人都是嗜酒的，如陶渊明、李白、苏东坡等。很多作品的内容是与酒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没有酒，诗坛将一片苍白，整个文学同样如此。"

　　有一次，他们在圆明园遗址，林昭除了低吟曹操的诗，还捡起一块石头问道："你来自哪座仙山，为什么流落到人间？你经历了多少人间荣华，又承受了多少人间辛酸？你在沉思什么？你为什么，默默不语？"羊华荣说："你作一篇《石问》吧。"她认真地说："这里的石头都有灵性，上面都刻有一部《石头记》，只是我们读不懂罢了。"

　　所以，羊华荣1962年才会劝她埋头研究文学，既可以掩饰自己，精神也有寄托，而且有所收获，这是一举三得的上策。她承认他说得有道理，只是自己难以做到。

　　即便入狱之后，她始终不失生活的情趣和对文学的爱，面对灭顶之灾，她给审讯者的信里还说："咱们这现代戏大概演的这么几本："一家人' 、'年青的一代' 、'夺印'，最后加演一本'祝你健康'。而开宗明义的第一本还只是'一家人'。"她向往着中国大地上有一场"文艺复兴——人性解放运动"，而诗成为她最后、最重要的武器。与张元勋诀别时她张口就是一首很好的诗。她送给许多同学、友人的诗都可以证实，诗已经是她的一种生活方式，是她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她通过诗表达情感和爱憎，表达她对生活的肯定，特别是她对自由难以遏止的向往。所以她要把自己的诗集命名为《自由颂》。

　　她幸存下来的诗歌不多，但各种形式都有，尤其是前几年浮出水面的那首长诗《普罗米修斯受难的一日》，这是那个时代最有震撼力、完全有资格进入文学史的诗篇，也是她最后命运的预言。她就是诗中被捆缚在高加索山上的普罗米修斯，那个盗火的普罗米修斯，在无所不能、威力无穷的宙斯面前，受尽一切难以想象的折磨和凌辱，终不屈服并且笑着面对一切苦难的普罗米修斯，正是她自己命运的化身：

　　"啄吧，受命来惩治我的兀鹰，

　　任你们蹂躏这片洁白的心胸，

　　牺牲者的血肉每天都是现成，

　　吃饱了，把毛羽滋养得更光润。

　　……

　　鹰隼啄食着你的心肺，

　　铁链捆束着你的肉身，

　　但你的灵魂比风更自由，

　　你的意志比岩石更坚韧。"

　　有了这样一首诗，她的《自由颂》就有了沉甸甸的分量。

　　何况，她在狱中用鲜血写下的许多旧体诗同样可歌可泣，具有打动人心的力量——

　　"生命似嘉树，爱情若丽花；

　　自由昭临处，欣欣迎日华。

　　生命巍然在，爱情永无休；

　　愿殉自由死，终不甘为囚。"

　　在丧失了一切自由的绝境，她仍然挣扎着为自由而歌，这样的"自由颂"已不是轻飘飘的诗人之歌，而是她用自己的生命完成的绝唱。她曾说："我们的血是再鲜艳不过，而且再灿烂不过的墨水，人世间其他一切墨水在这样的墨水之前统统都不免黯然失色！"她做的一切表面上是求死，求得速死，实际上她是向死而生，向自由而生。所以，她在才会铁窗高墙内热切地呼唤："自由，这个人类语言中最神圣、最美丽、最高贵的名词永远燃起人们特别是青春心灵之最强烈的爱恋与追求的感情！"

冉云飞:我们的政府为何可恶？

　　首先，必须旗帜鲜明地指出，政府是拿来批评的，不是拿来供着的，开动花纳税人的钱而自办的宣传机器自我表扬更是可耻的，批评政府是民众天然不可让渡的权利。可惜的是，六十年来，这样的思路成形已久，官方不仅自我大上"伟光正"的油彩，而且借颠覆国家政权来打压对政府的批评者。不少民众以为政府是拿来理解甚至是供着的，是拿来仰望和感恩的，即令民众心实怨恨，但不敢公开批评并且据实以陈。如此恶性循环，官民共同完成了一个关于政府常识的神话，从而达致民众低福利，而政府官员高收益，民众受高度压迫和盘剥实深的社会格局。

　　政府包括我们的政府不可爱是天然的，但为什么我们的政府可恶呢？且听我慢慢道来。李敖说我不骂你是王八蛋，但我要证明你是王八蛋。同理，我不会只骂政府可恶（当然即便骂也是我不可让渡的权利），而是用事实和批评来证明政府的确可恶。有许多做法，一看就很愚蠢，却自以为得计，真是到了令人不可思议的地步。政府不思议的自以为得计，积累下的怨恨，以为睁眼不见，作驼鸟状，便可以解决问题，实则大谬不然。以下便举数端政府可恶之处加以伸说，欢迎各位包括官员以及政府回应与批评。

　　一：不要认为你们的敌人就是我们的敌人。人权是普世价值，不会因为国家、种族、贫富悬殊而有所改变。不管你是什么样制度，你自吹优越于别的制度与否，人权总是不可侵犯的。比如胡佳因七篇文章批评政府而入狱，当然会激起世界关注人权的人高度反弹，颁给他萨哈罗夫奖可谓名至实归。外交部虽然没有愚蠢地抛出"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这样的低级笑谈，但还是动辄以干涉内政和反华的陈辞滥调来应对，以为民众的智商和信息判断还生活在毛时代，这是人们把外交部当成中国谎话撒播基地的一个原因。老百姓都把你当猴耍，你却在那里做令人可恶的表演，人们对戈倍尔、萨哈夫的嘲笑时刻都可以安在你们身上。

　　二：学会说人话的技巧。几十年来，政府一直拿大，从没有把民众放在眼里，虽然口上和报刊中时刻提到"人民群众"几字，那是为了忽悠起人民群众利益来比较方便。因此政府官员习惯于假大空，习惯于给群众作指示下命令，习惯于"老子说的就是正确"，容不得半点反对，容不得别人据实之批驳，听不进不同意见，更不考虑讲话的技巧。政府的发言人和官员，请你学会讲话的技巧，比如三聚氰胺在食品占多少比例是对人体不会出问题的，政府该怎么说这个问题？应该说我们也主张想坚持零容忍，但我们的现实环境和制度有很多漏洞，有待改善，那么我们将从以下哪些方面来改善并保证其实施，如不能实施将会怎么样？而不是说吃多少是可以接受的，吃多少是没有害的，吃多少是人体的下线。吃有害的东西，无论吃多少都是不可接受的，不能被认为是正常的。政府和官员在这点应该知道你处在这个位置如此说，是绝对的政治不正确。比如最近的大实蝇，政府官员就不能说，你可以放心地吃大胆吃，大实蝇吃了对人体是没有害的。你说的是实话，对人体是没有害，但中国人没有退化（或者是进化？）到见虫子都喜欢，把它视为山珍海味的地步。要知道，我们的吃文化对特定的昆虫除了少部分地区有一定的喜好外，其他地方没有谁见食品里有虫子，会吃得下去的。政府应该说大蝇是没有害，但的确有虫子就是伤害了大家，应该将所有大实蝇的桔子不准上市，上市即罚。至于果农的损失，一方面应让市场和法律来解决，另一方面政府也可以做出一定的政策性补偿，而非直接税贴。

　　三：余含泪式的人物为何讨厌？政府不会说话，是他说了不负责任的话，与自己身份不相称的话，说了政治不正确的话，那当然应该受到批评。同理一些公共人物和院士应该注意到民众为何痛恨你所说的话。人们在悲痛中，自己的子女都死了，还要叫别人以所谓大局为重，这到底是谁的大局（这些民众的大局就是孩子死了，要追讨说法、公道以及相关的赔偿）？没有什么虚幻的大局，只有每个人组成的所谓大局。在这种情形下，余含泪式的讲话，王做鬼式的胡诌，民众不反感才怪。我们很多时候嘲笑美国人到处都在讲政治正确，公开不能说"黑鬼"（私下说虽然不正确，那是私德），那么公开骂黑人为黑鬼，那一定会受到谴责，这种政治正确是很有必要的。而在我们这里有的人以公开说这种政治不正确的话为能事，一些皇（大）汉民族主义者和一些少数民族极端分子都如此。

　　四：实然与应然的关系。政府官员和公众人物，应该分清实然与应然的关系。举大实蝇为例，说大实蝇没有害是描述事实，但人们不习惯于水果里有虫子（那不像汤里的佐料，何况有人也喜欢原汤），更不习惯于直接食大蝇，国人没有食用大实蝇的传统，所以含大实蝇的水果应该一个不留地处理掉。这才是政府的官员和科学家出来发表公共话题时应有的态度。换言之，实际如此，不表明应该如此。像陈君石一样的科学家说话为什么惹人讨厌，不是说他说的完全错，而是他所处的知识位置（院士），他的专家地位和公共知名度，使其他应该怎么样说话，那绝不可以胡来的。陈君石你发表科学报告，说大实蝇对人体无害，那是对的；但你出来对公众发表讲话，那不是做科学报告，还有一个公共适应和社会诸种习惯问题。即你在实验室是研究科学，但你在发表与科学有关的公共问题时，就不纯然是个科学问题，还牵涉着其间的社会问题，以及公共接受度的问题。除非你说我只能说大实蝇对人体没有危害，至于怎么处理那是政府的事。但陈君石这样的人他会忍不住越位，越位而谈及怎么处理大实蝇水果，那就涉及到公共政策了。公共政策非其所长却非要说，其说符合政府要求的胃口与头脑，而非民众所能接受，那当然要接受公众的批评、质疑了。

　　五：怎么只会是不法分子？前天公布了海协会通过海基会表达大陆一部分奶粉中所含的三聚氰胺对台湾人民的危害，因而道歉。道歉的内容简短、生硬不说，单是把三聚氰胺在大陆诸种食品（现在查出蛋等）中的泛滥只归结为不法分子，这不仅侮辱台湾人的智商，也是对大陆民众的公然漠视。中国官方搞两套标准由来已久，对国外的食品严加管制（当然也还是出了少量问题），开奥运时特供奶特供猪，不一而足。对客人应有如此标准，我们没有话说。但对自己的民众也应如此才行，这是一个不可更易的前提。把自己民众视为贱民，视为不能与外国人享受同等待遇，同时还不能与被视为同胞的台湾人享受同等的待遇，这是对大陆民众的公然漠视。对台湾人官方还会用个"不法分子"的不像样子的公函来道歉，但对中国大陆的人，官方何时具文公开道过歉？视自己民众为贱民的政府，必将为这样的看法付出代价。可惜他们似乎不愿正视此点。

　　六：不能把说蠢话当成背讲话稿。我认为不少官员都把讲一看就是愚蠢的话，当成自己职场官场训练的一部分，当然中国的官场就是如此训练的，因为只要上峰满意，民众一看就愚蠢有什么关系。唐家璇说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好的人权，就是为了官方的政治正确，以及自己的官帽而说一看就蠢的话。对这种蠢话自以为得计，其实就是增加民众对政府的怨恨与漠视。不尊重民众的智商不尊重他们的人格，必然会因此而付出代价。但不幸的是，许多官员习以为常，他们把拥有不受约束的权力下所讲的蠢话，下级官员对他的微笑以及频频点头，民众在恐惧和不知情的情形下对他们的被动认同，视为理所当然，进而视民众为当然之愚民，这样的官员和政府不仅是让民众讨厌和怨恨的问题，最后必将为民众所抛弃。一个由撒谎的官员所组成的政府由于逐渐丧失其公信力，被民众抛弃是迟早的事，我们只是希望这种抛弃不流血而只是票决而已。

　　2008年10月29日8：48分于成都

蔡慎坤:政府救楼市是救开发商救暴利天理难容

　　关于楼市危言，我们老百姓空喊了好多年，眼睁睁看着楼市疯狂，开发商获取更多的暴利！凡是当年被易宪容等先生的呼喊声吓怕了不敢买房的百姓，后来都悔断心肠！尽管易宪容先生这两年消声沉默了，但他的话在楼市正在一一得到验证。

　　今年的楼市终于上涨乏力，但暴利依然是楼市的常态，靠薪水购房的老百姓依然只能望楼兴叹！此时，政府出台所谓的救楼市政策，在我看来，纯粹是为了救开发商，救暴利集团！想想楼市疯狂之时，老百姓民怨沸腾，政府出台过什么惠民的政府？官员们谁说过房价太高？不见他们站出来为老百姓说一句贴心的话！出台一条惠民的政策！

　　如今，楼市上涨乏力，炒家纷纷观望，官员和开发商纷纷露脸，站出来助推房价，为开发商和暴利打气撑腰。赚取了巨额暴利的开发商潘石屹先生甚至公然宣称：救楼市就是救中国经济！

　　他的言论与之前的杭州市委书记的讲话一脉相承："一旦杭州楼市大落、房价大跌，土地市场必将进入不景气周期，政府土地出让收益会大幅减少，相应地城市建设、城市管理和民生保障资金也会大幅减少，最终受害的还是老百姓。救楼市不是为了救房地产企业，而是为了救经济、救银行、救百姓。"

　　如果真是为了救百姓，救中国经济，就应该让楼市倒掉！让那些靠暴利进入富豪榜的地产家们彻底破产！让那些靠掠夺土地财富的地方政府彻底破产！老百姓才能住上平价房，中国经济才会从畸形的变态中回归正常！

　　我们看到各级政府都在竭尽全力拯救充斥暴利的楼市。郑州市推出了《关于促进房地产业持续稳定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关于空置房，"救市"政策第五条说，政府将出钱买下空置房中的一部分，该政策称，为了加快消化存量商品住房，郑州市、区政府将将进入房地产市场购买空置房。事实上，入市购买空置房是"为了加快消化存量商品住房"，其目的是为了托市，而不是解决民众的福利住房问题。

　　10月24日上午，重庆市各区县政府与一批房产商签约，共购买49个楼盘的商品住房14931套，建筑面积98.92万平方米，投入金额达29.63亿元。此前重庆市政府披露的政府购房计划为100亿元，全部由财政出资。此举被视为是当地政府拯救房市的重要举措。而重庆市的财政收入不过500亿元，拿出20%的财政收入为开发商埋单，这样的政府还是人民政府吗？当失业人数倍增，成千上万的人民养老、医疗、教育以及基本生活都得不得保障的时候，哪一级政府如此大方过？

　　过去说房地产绑架了中国经济，许多人不以为然。如今看来，房地产不仅绑架了中国经济，更绑架了党和政府！绑架了全中国人民！近些年来，房地产在各地经济结构中所占比例急剧上升，房地产业也是官员贪腐的重灾区。凡是与开发商打成一片的官员，谁干干净净？前上海市土地局局长以及前浦东新区副区长，都在法庭上曝出拥有几十套价格不菲的房产，拥有数千万上亿的财产！是他们的劳动所得吗？如果楼市不能维持暴利，开发商就会倒掉，财政收入就会大幅缩减，贪腐官员就会失去来源和动力。

　　然而今天的房价并没有出现实质性的下跌，房价仍远远超出普通民众的购买能力和承受能力。即使再跌掉一半，开发商依然是暴利！其实老百姓以及反映老百姓诉求的舆论都乐于看到房价下跌。实际上，过去房价疯狂上涨的根源就是一些政府基于自己的利益推波助澜，甚至与房地产商合谋，推动房价疯狂上涨，包括大面积拆迁旧城，改造城中村，人为制造被动需求。

　　楼市现在根本不需要政府救，下跌本是一种理性的回归，泡沫早晚要被挤出来。现在不过是一些象上海、深圳这样的一线城市的楼盘出现一点下调，大量的二线城市或维持原价，或略有升高，远远不到救市的时候。就算所有城市的楼市都在下跌，也远没有回到2005年的水平，那时从高层到底层都一致认为房价虚高，并惊呼"房价飙升会淘空民生"，现在还没有回到那个时候的价格怎么就非要救市不可呢？这只能说明中国已经被一群利为已所谋、权为己所用的利益集团所把持，被一群不顾民众死活贪得无厌的利益集团所操控。

　　政府现在要让楼市回归理性，必须向暴利开发商课以重税，动辄四万五万一平方米的房价，至少有100%以上的暴利，不打击暴利，老百姓岂能受益？如果执意推出所谓的救市政策，只会让开发商更加变本加厉，让楼市泡沫越吹越大，让老百姓彻底远离楼市！其结局就是1997年的香港楼市和1992年的海南楼市，或者说今天的美国次贷危机。

阿隽:中国贪官外逃路线图

　　贪官外逃一般要经过转移资产—家属先行—准备护照—猛捞一笔—辞职/不辞而别—藏匿寓所—获得身份的一系列过程，准备时间长，设计巧妙。所以当人们明晰了这些贪官的出逃路线图以后，下一步要做的就是把这些人堵死在国内，绳之以法，而不是将希望寄托于国外的司法机关能将这些人引渡回国。

　　孙民的路线图

　　10月22日，孙民（化名）最后一次看着家乡的朝霞，踏上了出逃之路。两天后，他出现在美国休斯敦的街头，完成了一次贪官外逃的经历，从此永别故乡。

　　"没有人愿意这么离开，虽然在国外生活得不错，但是和家里的亲人都不敢怎么联系了。"这位处级干部情绪落寞。

　　"很孤独。"有人如此形容这位贪官的国外生活，"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他平常在家里根本不敢怎么出去，可能是他的胆子比较小吧。"

　　早在2002年，孙民的儿子孙小飞（化名）高中毕业以后，就自费去美国的一所大学上本科课程，据和孙小飞熟识的朋友说，他的妈妈，即孙民的妻子以陪读的名义在次年到达美国，母子俩在休斯敦的郊区买了一栋价值数十万美元的别墅，开始过上了奢侈的生活。

　　孙小飞的同学对记者说，他在同学们眼里是个神秘的人，每天开着一辆新款奔驰跑车上学。"孙很少提及自己的父亲，大家只是偶然听说孙的父亲在国内，但其余细节却很难知晓。"据了解，孙民在2001年赴美国考察的时候，已经相中了这套别墅，后来通过当地一位华人房地产代理购买了这栋别墅。由于身份特殊，孙民甚至为这栋房子多付了10万美元。

　　孙民的妻子到达美国后，请人捏造了假材料向美国的移民局申请政治庇护，其理由是孙民的夫人怀了第二胎，而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不允许这样，她很快就凭借这个理由获得了美国政府的同意，可以在2006年之前拿到美国绿卡。而这样一来，孙民在潜逃到美国后，身份也很容易合法化。据了解，在美国，关于 "一胎化"的政治庇护申请有90％可以获得通过。

　　目的地国倾向北美

　　《中国追捕外逃贪官纪实》一书作者、检察机关的随案采访作家李广森发现，早前携款潜逃的贪官，唯一的目的是"不被抓"，他们有些是隐姓埋名躲在国内，有的藏在深山老林里自生自灭，有的甚至躲进煤矿做了矿工，此外很大一部分就近偷逃出境到了泰国、缅甸。但现在的贪官，则把目光转向了美国、加拿大等发达国家。"他们希望能用自己聚敛的财富在那里过上天堂般的生活。"

　　贪官们选择逃往目的地的另外一个标准是，必须是没有和中国签订引渡条例的国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研究中心研究员林欣介绍说："目前，与我国签订双边引渡条约的只有10来个国家，其中多数是发展中国家，没有一个西方国家。一些被外逃贪官视为避难'天堂'的国家，大都与中国没有引渡协议。"移民国家在这些国家中又会成为首选，因为移民国家在贪官到达后，可以通过金钱和一些政治上的避难要求等手段，获得合法身份，而像许多欧洲国家不是移民国家，相比之下，中国的贪官就较少选择这些地方为落脚点。

　　据了解，目前在美国、澳大利亚等中国贪官喜欢聚集的国家，已经有华人专门开公司为贪官提供"一条龙"服务。他们利用当地法律中的漏洞，和所在国的律师进行合作，为贪官们办理从购买房产，到洗钱，再到取得合法身份等全套服务，不过收费也相当高昂。据知情人士透露，许多律师只要一接受案子，就要先收 5000美元，此后收取的费用更是多如牛毛。

　　出逃七部曲

　　每一个出逃的贪官，除了那种东窗事发后，临时决定的以外，都会经过一年左右的准备。大概的出逃步骤包括：转移资产—家属先行—准备护照—猛捞一笔—辞职/不辞而别—藏匿寓所—获得身份。

　　在这其中，护照的准备显得尤为重要，这决定了贪官是否能跨出中国大门，顺利进入藏匿国。与那些偷渡客和犯罪分子伪造护照不同，这些贪官普遍用的都是真护照。他们有的人拥有多本护照，并改名换姓，但是即使是这些护照，很多也都是由公安机关颁发的。

　　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清在案发时，办案人员搜出贴有胡长清照片的假身份证两个，化名高峰和胡诚；护照两本，化名陈凤齐和高峰。胡长清交代，其假身份证是南昌市某派出所副所长给办的，胡长清也给妻子和子女办了假身份证和因私出国护照。

　　反腐专家分析说，利用手中的权势、金钱或其他手段，贪官们可以将"假的真护照"顺利拿到手。另外，还有些贪官稍稍用点心机，曲线办护照，这样的话，他们一旦逃到国外，不但在海关查不到记录，还可以堂而皇之地易名而居。

　　事实上，为有意出逃的犯罪分子，当然也包括贪官出逃办理护照，目前已经成为国内一些公安机关牟利的重要渠道。2004年年末，吉林省辽源市查出公安局有关职能部门涉嫌为他人办理、提供假护照案件，包括辽源市公安局国保支队支队长在内的多名民警被列入调查之列。而此前，湖南等地也出过数起公安机关倒卖护照的案件。

　　来源：《国际先驱导报》

李子暘:小偷强盗也需要私有产权

　　有这么一个寓言：

　　两个强盗路过一个绞刑架。强盗甲感慨道：这世上要是没有绞刑架，咱哥们儿的职业就棒极了，简直完美无缺。强盗乙一听，却说：呸！傻死你得了！要是没有绞刑架，人人都是强盗，咱们还抢个屁！

　　常识可能会认为，小偷强盗这些人最痛恨的就是私有产权及其保护体系。其实并非如此。小偷强盗们实际上也依赖私有产权体系生存。首先，私有产权体系让大多数人安分守己，小偷强盗才有机会充当劫掠他人的少数人。正如强盗乙所说，如果人人都是小偷强盗，他们并不见得有什么优势，生活肯定会比现在艰难得多。其次，小偷强盗也需要让自己偷来抢来的财产得到保护。如果没有私有产权，自己费心费力偷盗来的财产，别人可以随意拿走、破坏，那也就不必去当贼了。大家都当社员好了。

　　上面这一番道理，在此次微软黑屏事件中再一次得到了体现。

　　大多数盗版使用者都多少感到有些不安，他们至少承认自己不占理。但是，某些使用盗版者却费尽心思弄出许多道理，证明自己使用盗版的正当性，证明微软行为的霸道性。

　　微软不管怎样黑屏，毕竟他们丝毫不能破坏你的计算机硬件。顶多让你不再能顺利使用软件。换句话说，微软并不能破坏你的计算机产权，他们只能破坏你使用某种软件的知识产权。我倒想问问那些盗版有理者，如果微软的知识产权不应该得到保护，那么为什么你的知识产权就应该得到保护呢？如果知识产权无需保护，固然微软不应该打击盗版，但你对黑屏又有什么可抱怨的呢？

　　也就是说，盗版有理者自相矛盾，他们在否认微软知识产权的同时，却强烈主张自己的知识产权。他们也会因此陷入两难。如果他们支持知识产权保护，他们就只能承认自己盗版理亏。如果他们主张否定知识产权，那他们的操作系统被人破坏，也属正常。那不正是他们想要的不分你我、没有保护的开放状态吗？

　　说私有产权邪恶的人很多，可在实际中真正身体力行拒斥私有产权的人却那么少——几乎没有。小偷强盗也需要产权保护。呵呵。

　　有人会说，微软的知识产权是垄断的，我们的知识产权不是垄断的。可是，倪光南院士明明告诉你们了，有许多其他软件可以使用的，微软并不是唯一的选择。他还推荐大家使用国产软件——顺便说一句，就凭倪光南院士说出这一番蠢话，我看当初联想把他赶出来是对的。早就应该赶出来！

　　有人又会说，其他软件不具备微软软件的一些功能。我们要用最好的。那好，请你们别再提什么垄断了，好吗？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盗版帮助中国推广了计算机应用。如果没有盗版，中国信息产业就会比现在落后很多，云云。

　　我对这种说法的正确性很怀疑。

　　首先，世界上是不是有这样的例子：仅仅因为知识产权保护，某国的信息产业就没有发展起来，被严重压制？我想来想去，找不到这样的例子。相反，信息产业发达的国家，好像都有很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前几年的数字是，微软在日本一国的销售额，比其他亚洲国家总和还要多。微软在香港一地的销售额，比中国大陆整体还要多。日本、香港的信息产业因此严重滞后吗？恐怕正好相反。

　　其次，持这种说法的人，只看到他使用盗版节省的钱，但没有看到知识产权保护可能给他带来的钱。很多人已经指出，盗版真正打击的是中国本土的软件产业。微软并不是只有中国这一个市场。中国盗版再多，微软的生存也不受威胁。但中国本土的软件企业可只有中国这一个市场。盗版泛滥之下，这些企业就无法生存了。假如这些企业能够生存，虽然大家可能要在软件购买上多花一些钱，但也完全有可能在庞大的软件及其相关产业中分一杯羹，挣到更多的钱。这正是那些知识产权保护严密的国家越来越富裕的原因。

　　今天只能在论坛上发帖子泄愤的人可能会成为软件业的分析师，一份优秀的报告就得到数以万计的报酬。今天只能写一些小软件自娱自乐的人，可能会成为某公司的首席程序员，年薪百万。今天只能业余时间画漫画的人，可能会成为游戏公司的美术设计员，公司专门出钱买最好的计算机设备让你画。出售一幅作品的收入就够买好几套Photoshop了。

　　从中国其他行业的现实来看，这种说法也很难成立。汽车从来不会免费，高级汽车更是昂贵，中国的汽车业因此不能发展吗？手机刚面世时，动辄几万元，仅入网费就要好几千，中国的消费者因此不买手机吗？

　　现实正好相反，中国的汽车产销量多年快速增长，今后完全有可能成为世界第一。至于手机，中国更是早已发展成为世界最大手机市场。无数人直接间接地从这些行业的大发展中获利。好像并没有因为要付费而使得这些行业停滞不前。

　　当然，我承认，知识产权问题比一般产权问题要复杂许多。国际上许多顶尖的经济学家还这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可惜，对这些工作，我们知之甚少。这时，不应该仓促地在这个问题上作出太多断言。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知识产权体系仍然是以保护为基础的。私有产权原则在这个领域同样重要。那些认为知识产权应该实行共产主义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来源：牛博网

朱大可:孤独的金钱是可耻的

　　民间制榜人的使命，不仅在于开启榜单经济，把造榜运动变成全新的资讯产业，而且还要为中国人绘制经济地图，向企业提供各种消费指南。胡润的财富排名游戏，正在朝这个方向奋力前行。

　　这种榜单围绕金钱轴心：在提名人或上榜人中，总有一头是企业家或财富精英。这是榜单经济的内在语法。但我们也已经看到，从原初单一的财富榜和富豪消费价格指数，到慈善榜（民营企业抗震救灾捐赠报告），进而寻找那些能影响中国企业家生活方式的潮流先锋，胡润榜为自己描绘了一幅清晰的进化路线图。它正在从单一的财富PK，转向更为复杂的金钱-时尚的互动层面。

　　改革开放使后毛时代的中国，完成了首轮财富分配与收集。但经济至上抑或市场价值至上的发展观，对物化财富的无限贪欲，必然导致以钱作为衡量人的价值的唯一尺度，甚至误以为钱是人唯一可以信赖的事物，由此排斥文化在公共领域里的意义，因为它们是快速谋取财富的障碍。中国人就此丢失了精神罗盘。在充满原罪的中国商界，这种零度道德事变仍在继续恶化，否则就不可能出现如此大规模的毒奶和毒食现象。

　　不仅如此。90年代以来，应试教育所制造的低级思维模式，也加剧了华夏文化的退化进程。本次受到民众好评的北京奥运开幕式，文化谬误层出不穷，其原因就在于，奥运会时尚精英跟历史传统断裂，丧失正确阐释的能力。中国在制造大批富豪的同时，也制造了大批高学历文盲。

　　"高学历文盲"的繁殖，是对中国社会进程的严重威胁。而改变这种状况的重要方式，是为思想家构筑更好的生存空间。但事实恰好相反，思想者是最容易遭到忽视的个体。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是：无论新周刊的新锐榜，还是胡润榜的风尚先锋，至今还没有出现思想者的身影。那些来自欧美的历史经验表明，我们固然需要那些明星富豪、流行艺术家和时尚艺人，但如果没有思想家及其强大的思想资源，任何风尚都会出现价值错乱，而中国企业家乃至整个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也会产生严重偏差。在转型中国，这是一个亟待关注和解决的困境。在我看来，胡润榜的未来视界，应当向思想和思想家延伸。而中国金钱，更应当跟思想缔结神圣同盟。

　　长期以来流行着这样一种观点，认为我们的贫瘠土壤，无法提供思想家及其思想资源。这可能就是思想界饱受歧视的原因。但要是没有来自各方面的浇灌，尤其是来自民间资本和民间资源的施肥，独立思想的发育壮大是不可想象的。胡润榜应当扮演这样的角色，就是为企业家的这种意向给予大声鼓励。

　　比尔盖兹为中国富豪提供了卓越的样板，那就是金钱应当跟其他事物一起存放才会升值，也就是让它跟思想、心灵、精神、道德、文化、仁爱和信仰成为密友。借用张楚的情歌标题来表述，那就是——孤独的金钱是可耻的。它是没有生命光彩的数字游戏，只能加剧贪欲的黑暗性。

　　我跟一些企业家朋友经常谈论的问题是，在当下中国，剩余财富究竟可以用来做什么？除了简单易行的慈善捐款，我想至少在下列几个方面可以大有作为：1、教育，改革开放最失败的领域之一，它在乡村技术教育和城市平民教育方面善乏可陈； 2、医疗，改革开放最失败的领域之二，大批有毒食品的年幼受害者，根本无法获得必要的救治；3、文化，改革开放最失败的领域之三，独立思想和原创文化，无法获得必要的生长养分；4、伦理，改革开放最失败的领域之四，急待组织相关研究机构，提供以普世价值为尺度的道德标准及其范本，如此等等。这些溢出制造业和市场本身的投资，才能构筑中国的脊梁。在毒食时代，超越金钱的时刻已经降临。对于一个优秀的商人而言，金钱只是他通往精神信念的台阶而已。

　　我认识的一位苏州企业家，出资开设文化书院，聘任思想文化界精英担任教授，无偿培养非体制化的文化人才，又举办平民技工学校，免费培训贫苦孩子成技术人材，合格毕业者授予"匠士"学位，毕业典礼场面极其感人。这是一个商人兼教育家的低调作为，却足以给我们以珍贵的启示。如果这种事迹日益增多，则衰败的精神领域就有望获得救赎，而我们对古老中国的未来，将会有全然不同的憧憬。

　　原载《胡润百富》2008年第10期

傅国涌:香港给近代中国的灵感

　　1842年8月29日，中英《南京条约》在停泊在长江的英国军舰"皋华丽号"上正式签定，其中第三条规定："准将香港一岛给予大英国君主 暨嗣后世袭主位者常远据守主掌，任使立法治理。"当时，香港在清廷的眼里不过是一块"荒芜、人烟罕见的岩石"，并没有把这块弹丸之地放在心上，不会想到有一天它将变成世界瞩目的自由港、金融贸易中心，当然更不会想到它将为许多改写中国近代史的人物提供最初的思想灵感。

　　1862年也就是20年后，一个名叫王韬的秀才流亡到香港，在这里居住、工作了十二年之后（1874年），创办了一份《循环日报》，不断发表评论，呼吁变革维新。正是香港给他的启示和机会，使他产生了这些新思想，做出了自办媒体的举动，这是中国人独立创办的成功第一家中文报纸。他不仅开启了中国新闻史的新时代，并在思想上影响过倡导变法的康有为、梁启超，乃至主张革命的孙中山。

　　康有为的家乡广东南海与香港相去不远，在1888年第一次上书光绪帝之前，他曾两次到过香港，"宫室之瑰丽，道路之整洁，巡捕之严密"都让他大为震惊，"乃知西人治国有法度"，从此开始购买西书，学习西学，逐渐形成了一套变法维新的思想。

　　孙中山的家乡广东香山离香港更近，而且他在香港度过了他青少年时代的求学生涯，虽然他放弃"医人"而转向"医国"，但这段长达5年的学习经历对他的影响是长远的。1923年2月19日，他在三十年后故地重游，到香港大学发表演说，开篇即说："我此时无异游子宁家，因香港及香港大学，乃我知识之诞生地也。"他还进一步说，自己的革命思想发源地就是香港，当年漫步香港街头，"见其秩序整齐，建筑闳美，工作进步不断，脑海中留有甚深之印象"，与相距仅五十英里的故乡香山"情形迥异"，他禁不住思考为什么"外人能在七八十年间在一荒岛上成此伟绩，中国以四千年之文明，乃无一地如香港者"？他找到的答案是"政治不良"，与康有为的"西人治国有法度"一样，都是感受到了制度的差距，因此他们要从制度入手改变自己的祖国。

　　可以说，康有为和孙中山对君主专制制度的最初质疑，他们头脑中新思想的萌芽都与香港有关。在孙中山发起的革命组织兴中会中，包括杨衢云，谢瓒泰等重要成员则都是香港人。1898年百日维新失败，香港成为康有为流亡的第一站。1900年，流亡日本的孙中山派陈少白在香港创办《中国日报》，"拿报馆作为革命的唯一机关"，凭借的就是香港提供的空间。在这个报纸上，曾经的改良派章太炎首次发表主张革命的文章。众所周知，包括著名的黄花冈起义在内，在清朝垮台前的多次革命举动都是以香港作为根据地的。

　　著名实业家荣德生年轻时曾在广东当差，往来于香港，他自述第一次到香港，如同到了外国，惊讶于满山的灯火，那时的香港虽然马路只有三条：上环、中环、下环，但已是内地所难得一见的街市，何况有了上山的吊车，更难得的是夜不拾遗的社会风气，这一切都在他年轻的心中刻下深深的印痕。他女儿荣漱仁在《我家经营面粉工业的回忆》中说，1900年8月八国联军进京，北方大乱，他正好回乡，在香港等船很久，每天去问船期，见埠头一片雪白，原来是装卸面粉时落下的一地粉屑，他一步步走在粉地上，想到每年洋粉进口不下千万包，何不自己来办。他和哥哥荣宗敬一拍即合，当年就集资在家乡无锡创办第一家面粉厂。多年以后，荣家的企业蒸蒸日上，在面粉、纺织两个行业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香港就是他创办近代工业的一个触点。

　　香港，再也没有人把它看作"荒芜、人烟罕见的岩石"，被誉为"中国报业之父"的王韬、推动戊戌变法的康有为、创建亚洲第一个共和国的孙中山、名动中国企业史的荣德生……这些不同领域改变了中国、影响历史至深的人物，他们几乎都是在小小的香港获得最初的灵感，仅仅凭这一点，或许香港也足以一直骄傲下去。

王福重:从东莞鞋厂倒闭看世界工厂之隐忧

　　造成沿海地带部分鞋厂倒闭的根本原因，是这些鞋厂的产品是完全竞争的，没有定价权。而知名品牌的鞋子就不再是完全竞争的产品，而是具有某种垄断特征的产品了。一旦一个产品具有了垄断属性，就可以有定价权。成本上升了，价格就可以水涨船高，顾客照买不误。要获得定价权，就必须依靠创立自己的世界名牌。这是东莞鞋厂倒闭给我们的最大启示。

　　这两年，不时听到著名制造基地东莞的负面消息，最近突然看到东莞千家鞋厂倒闭的新闻。据说，那里不少鞋厂已经准备外迁。于是，很多人忧心忡忡，并积极寻找对策，以图重振东莞鞋业。

　　鞋厂大致把倒闭归结为三个原因：人民币升值、人工成本上升以及《劳动合同法》的实施。

　　人民币升值确实是工厂倒闭的直接原因之一，但是人民币升值是对美元来说的，对欧元却一直在贬值。东莞的鞋不但出口美国，还大量出口欧洲，对美国的出口下降，对欧洲不应该下降太多吧。再说，对汇率变动的风险，也不是没有应对的办法，如改变结算的币种，不用美元而用其他货币，以及外汇掉期，都是非常有效的手段。

　　至于人工成本上升，更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的伴生物。正是靠着成为制造业的基地，东莞等许多地方逐渐富裕起来，于是，土地、房租等的价格上涨在所难免，由此造成生活费用上升，所以，人工成本的上升是产业聚集的必然结果。同时，增加劳动者的收入，既是劳动者的必然要求，也是经济发展的目的。

　　至于《劳动合同法》，不过是把本来属于员工的权益规范化，工厂总不能以侵害员工利益作为运转的前提吧。所以，《劳动合同法》的实施至多不过是一个导火索，把鞋厂的问题提前暴露出来罢了。

　　总之，这些原因加起来解释的仅仅是：生产成本为什么上升。但是，成本上升并不一定就导致工厂倒闭。耐克鞋的成本也在上升，为什么就没有倒闭？

　　如果这些都不足以解释鞋厂倒闭，那鞋厂倒闭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

　　很简单，就是这些鞋厂没有定价权，在人民币升值和人工成本上升，以及《劳动合同法》实施后，鞋厂不能提高产品价格，而一旦成本超过价格，倒闭就在所难免。

　　不能提高价格，是由制鞋业的内在属性决定的。制鞋业属于完全竞争的市场，在这样的市场上，没有任何一家企业有定价权，鞋的市场价格是全世界所有鞋厂和消费者共同作用的结果，就像粮食的价格由所有生产者和消费者决定一样。在这个意义上，制鞋和种粮食没有区别。

　　所有的鞋厂只能接受这个市场价格，而无力改变这个价格。虽然东莞号称"世界鞋都"，产量占全世界的十分之一，但这是就总量而言，就单个鞋厂来说，没有任何一家鞋厂的规模大到能影响价格的程度，就如世界最大的农场都不足以影响世界粮食价格一样。

　　核心的问题在于，东莞的鞋不是耐克，不是阿迪达斯，而是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鞋，每个国家如果愿意都能生产。东莞能生产，越南、以色列、墨西哥等也都可以。在人民币没有升值的时候，在人工成本还比较低的时候，东莞的鞋比其他国家的鞋有优势，也就是价格一些便宜。但是价格优势，是难以持久的。

　　韩国是亚洲地区最早大量出口鞋的国家，后来随着人工成本的攀升，价格优势不再，于是，于是开始向我国台湾地区转移，现在，东莞成为制鞋的中心，不过是这种转移的重演，东莞的很多鞋厂老板都来自台湾地区。可以预计，东莞的鞋业将会转向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国家，如东南亚，非洲等。

　　这种转移具有不可逆性，因为人工成本一旦提高，便难以再下降。所以，东莞鞋业的出路不是回复到原有的规模，这是几乎不可能的。而是在多年大量制造的基础上，锻造几个世界级的名牌产品，就像耐克。耐克鞋和东莞鞋，质量并无很大差异，而价格却差别甚大。原因就在于耐克具有品牌影响力。知名品牌的鞋子，就不再是完全竞争的产品，而是具有某种垄断特征的产品了。一旦一个产品具有了垄断属性，就可以有定价权。成本上升了，价格就可以水涨船高，顾客照买不误。

　　这些年，"中国是世界工厂"，"外国人用的都是中国产品"，这些话时常挂在很多人嘴边。但是外国人用的我们产的东西，差不多都是鞋子、衣服这类没有多少技术含量，也不是什么名牌的产品。它们自己本来也生产，只是因为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而转移到了我们这里而已。比如电视是美国人发明的，美国是电视机的最早生产国，后来转移给了日本，再后来转移到了中国。因为对美国来说，生产电视已经没有比较优势可言，转移了这些不再有优势的产业后，它们就可以集中资源生产自己更拿手的，比如internet、windows操作系统等。反观我们用的发达国家的产品，比如波音飞机等，多是我们自己不能生产的。像internet这样的产品最需要的不是资金，不是劳动力，而是想象力和创造力。

　　要知道，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哪个国家，单单依靠生产完全竞争的产品就成为经济强国的，而是必须依靠创新能力和创造能力，依靠创立自己的世界名牌，美国是这样，日本也是这样。

　　我们已经有了创立世界名牌的基础，制鞋业就是如此，但是有了基础不一定就能做出名牌来，这里面需要我们努力的地方还有很多。这是东莞鞋厂倒闭给我们的最大启示。

　　作者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金融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

　　来源：上海证券报

陶达士:令人担心的《食品安全法草案》审议

　　北京人民大会堂正在分组审议《食品安全法草案》，这是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的一部分工作.今天的《第一财经日报》 报道中出现了"会议组成人员认为"这样的匿名描述，整个报道仅如下这么一小篇，对讨论的过程和意见的水平都是遮遮掩掩语焉不详.令读者起疑，不知道有问题的是报道不周还是会议讨论本身的水平不足.

　　相比一下美国，众议院监督与政府改革委员会10月份开始针对金融危机举办一系列的听证会，目的是为了找出导致目前金融危机的根源.

　　10月6日听证会叫来了上月破产的美投资银行雷曼兄弟首席执行官(CEO)理查德．富尔德，议员们对他进行了盘问.

　　10月24日听证会又叫来了前联邦准备理事会主席葛林斯潘、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柯克斯与前财政部长史诺等人共同出席作证。

　　民主国家由民选的议员举办公开的听证会，当着全体人民的面先把问题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搞清楚，然后再提出议案在议会里公开辩论，……当人民发现执行中出现问题时，就马上找自己选出的议员报告，这是由法治达到良治的必由之路.

　　而我们这里的"治理"，则是一小群匿名的"会议组成人员"，在封闭的会议室里窃窃私语，不经人民的监督订出一堆奇怪的法律，如被称为躲避更严重犯罪的"避难所"和"挡箭牌"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或者是《农产品质量安全法》，2006年4月29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 2006年11月1日施行，把农业行政部门规定为主管部门，明确"县级以上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农产品质量安全的监督管理"。可是法律上执行上的漏洞，导致奶站无人监管； 农业部部长孙政才2008年9月22日承认，"目前，国家对奶站既没有专门的监管办法，也没有明确的监管部门，原料奶中间收购环节基本处于失控状态。"

　　2007年，3月中旬以来，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调查发现中国出口美国植物蛋白生产企业违规添加三聚氰胺，导致了美国发生多起猫、狗宠物中毒死亡事件。7月17日国家质检总局局长 李长江关于美国宠物食品三聚氰胺事件的讲话，竟然指责"境外媒体对中国出口食品乃至出口商品质量安全问题的炒作，制造中国商品威胁论，把中国商品妖魔化。"就这样，这个重要的信号也没有引起政府采取足够行动来把好食品安全关.倒是9月2日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每周质量报告》特别节目"中国制造"和9月27日《中国青年报》都对三鹿集团的婴幼儿奶粉生产流程了进行全方位报道.吹嘘它的"1100道检测关"。 从奶源、生产、检测等环节加强管理和控制，为广大消费者奉献了更多优质、安全的乳品。

　　既然前副总理吴仪曾经多年负责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问题的治理，为什么不开个听证会请她来谈谈自己的体会？三鹿的老板，有关食品安全的各部门负责人，牛奶协会的领导， 为三鹿吹嘘的媒体的负责人，给三鹿发免检证的人……都应该接受议会的问讯，他们作为毒奶危机亲历者对于体验治理的漏洞有着宝贵的一手经验……

　　上一部与毒奶事件有关的法律是怎么制定怎么执行的？有什么教训应该汲取？这需要有一个民选议员主持的听证会才能替人民搞清楚.但可悲的是，由于在中国无论是制订法律的过程，还是执行实施法律的过程，都没有人民通过民选议员来参与；再制订多少部法律也会象《农产品质量安全法》那样形同虚设，象毒奶事件中的食品安全保护体系那样水中捞月一场空，除非将台湾的民选议员模式速速引进到大陆来.

　　[参考资料]：

　　食品安全法草案三审建议建立高效监管体

　　2008年10月25日  [第一财经日报] 作者：赵杰

　　"三鹿奶粉事件"，在为食品安全法草案（下称"草案"）三审稿的形成提供了重要借鉴之后，又成为北京人民大会堂分组审议草案时出现频度最高的词语。

　　昨天，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对草案进行了分组审议，会议组成人员认为，"三鹿奶粉事件"爆发以及后来中央采取的一系列应对措施，为该法形成提供了重要的教训和经验，大家建议通过立法，应建立起通畅、高效的监管体制。

　　"三鹿奶粉事件"发生后，社会各界对于食品监管体制提出了种种看法甚至质疑。事件本身以及各界的意见成为经过两次审议的草案参考的重要依据，其中对监管体制作出了更加明晰的规定，明确了各监管部门之间的分工和责任。

　　"老百姓想得到的是一个职权明晰、合理行政、程序得当、高效便民和权责合理的监督体制。"有委员认为，"三鹿奶粉事件"暴露出一个很大的问题，不是执法部门缺乏监督权力，而是履行监督职权不到位的问题，"就是有关部门对奶站监督不力"，由此，他们建议要在现有"分段管理模式"的规定基础上，在法律上要有一个"无缝链接"的规定，即在每一个监管环节中不应当存在有漏洞的地方，该监督的地方，必须到位。

　　草案规定，"上级人民政府所属部门在下级行政区域设置的机构应当在所在地人民政府的统一组织、协调下，依法做好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工作。"

　　就此条款，有委员认为，现在的问题是，从目前我们国家管理工作的实际情况来看，工商、质检、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都是采用垂直管理，"这条规定等于要让这些部门接受双重领导和指挥"。 还有委员认为接连发生食品安全事故的原因是"现行的有关食品安全制度和监管体制不完善，监管部门监管不到位，部门之间存在职权和职能的交叉，以及职责不明"。由此他们建议草案整合监管资源，明确规定如何建立一个高效的、理顺的、统一的管理体制。

　　另外有委员认为，该法应该进一步强化县级以上地方政府对本辖区内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负总责的监管思路。同时，他认为，"三鹿奶粉事件"的教训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食品生产企业没有承担起第一责任人的责任。因此建议增加规定，把食品生产企业作为食品安全的第一责任人，这样"有利于推动食品生产企业切实加强自我约束、自我监管、自我把关，保障食品安全"。

　　除了提出要完善和加强监管机制建设的意见和建议，会议组成人员还就添加剂的相关规定、相关食品的检验和标准制定，以及食品包装规定等内容提出了详细的建议。还有不少委员认为，草案中的法律责任规定得不够，罚款额度也太低，因此建议加大对食品安全事故的处罚力度。

　　2008-10-25

白乌鸦:正在被消灭的中产阶级

　　奇迹的阴影

　　坐在摩天轮上，在高空中看这个世界，别有一番天地。这个城市已成为钢筋丛林，一条条公路四通八达，川流不息的车流如一条条巨蛇。我不得不承认，这一刻我被震撼了，这三十年以来，我们的的确确取得了无可否认的巨大的物质成就，称其为一个中国奇迹，并不为过。这物质成就给这个社会的大多数人带来了一定的进步，毕竟我们的基础设施不只是（虽然主要是）为富人而建，我们每个人的衣食住行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然而，这种自豪感也只持续了一瞬，因为这奇迹背后的阴影立即笼罩了我的心灵。这拔地而起的高楼给谁带来了天文数字的财富？稍微了解中国房地产市场的观察者都知道，中国的房地产是房地产商和（地方）政府共同催生的产物。一方面，政府基本不提供相关公共品供应，穷人没有廉租房可住，中下等收入者没有经济适用房可买，大家不得不挤入商品房市场，这造成了某些房地产商所说的"房子价格高，是因为需求大"；另一方面，政府控制土地的供给，造成房子供给的有限，于是看起来很符合市场规律的"供大于求导致房地产价格高价格"产生，说它只是看起来如此，因为实质上这种现象只是权力精巧干预市场的结果，是典型的官僚经济。这种体制制造的巨量财富大部分流入房地产商、政府和部分腐败官员之手，只有微乎其微的部分成了农民工的血汗钱和其他相关行业的微薄利润。近期各地政府纷纷出台救房价（不是救房市）政策就是这种连体婴儿利益结合体最佳的注解。

　　消灭中产

　　这些房子最大的消费群体是哪些人呢？正是中国这些年来产生的真正精华：中产阶级。既然这个经济经济体制不断向市场化方向发展，他就不得不容纳一些人依靠自己的才智在这个世界上打拼来获得一席之地，权力的垄断虽然可以精妙的攫取经济利益，但市场化过程中必然出现新的分利者，于是中国的中产阶级在普罗大众和少数权贵之间的夹缝中艰难然而倔强地成长。很多人对这个群体寄予厚望，认为这个群体的壮大是中国走向民主的真正基石，也有些批评者认为这些人同样是分利者，面目暧昧，甚至是民族主义情绪很浓烈的一个群体。这个群体虽然本身人数并不多，然而他们的审美情趣却占据了市场化媒体的主要言论场地，俨然一副市民社会繁荣的假象。

　　然而，我却没有那么乐观。抛开关于中产阶级的地位和功能不说，我认为这个群体不仅处境艰难，甚至面临被消灭的危险。

　　中国是一个贫富差异明显且贫富分化急剧加大的国度，中产阶级群体不可能不萎缩。贫富分化意味着贫者愈贫，富者愈富，这个社会不断呈现两极化的趋势，用小脑想一想也该明白当这个社会两端的群体不断扩大的时候，这个中间阶级怎么可能不萎缩呢？

　　中产阶级是新三座大山的主要承担者。教育、医疗、住房，这三座大山压在中国所有普通人的头上，特别是中产阶级的头上。这并不是说其他的群体就不承受此压力，而是说，中产阶级为此付出了更大的精力和努力，因为他们有着更强的创富能力，也有着更高的生活期望。然而，近十年来，这三块领域不断成为一座座大山压在他们的头上，敢问有多少同学被套牢？敢问有多少盆友成了房奴？敢问有多少童鞋成了更惨烈的租奴？这些现象从根本上正是由于近十年来这个政—商合体婴儿攫取利益的能力不断提高的结果。这个过程在房地产市场领域变现得最为明显。本文的第二段已经分析了这个过程。

　　股市低迷和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首先我必须向郎咸平先生表示感谢，因为正是他的精彩演讲让我更加明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中国的股市玩了个过山车，从6000点到2000点的惊险之旅，有那么多的财富蒸发了，那么我就要弱弱的问一句：那些财富都到哪里去了？蒸发的是谁的钱？我个人认为这些财富大量从中产阶级手中流入了权贵阶层和部分外国投资者手中，因为众所周知的是中国的股市并不是一个健全的市场（正如这整个经济体一样），只有那些掌握内幕信息的人才有最大的可能套得利润，规避风险（我不是经济学出身，在这献丑了，没有专业术语可用，见谅），而底层民众参与股市毕竟有限，资金也毕竟有限，股市中被圈走的钱大多应该是中产们的（我没有相关精确数据，望有人能够补充）。而按照郎咸平先生的分析，其实中国目前的低迷只是中国自己造成的，世界危机蔓延到中国后，会"很糟糕"，具体糟糕到什么程度，我们拭目以待。经济危机中受冲击最大的就是中产阶层，这一点不知道还会有谁否定。

　　政府无意救援中产阶级。这个政府对于中产阶级的警惕是深在骨子里的，一个不断发展壮大的中产阶级是这个体制稳定的最大敌人，最近获得欧洲人权奖的胡+被一位blogger称为中产阶级中的斗争者（"这就是新兴城市中产阶级的普通一员，受过高等教育，住在新建小区里，每天的生活却都是战斗，为生活，为自由，为尊严，为人道主义。"——老K），我个人觉得甚为地道。中产阶级拥有的智识、经济基础和眼界决定了他们不受当权者欢迎。从中共目前的政策来看，当政者力图抓住两头，一方面保护统治集团的既得利益，一方面给最底层民众释出善意，许以小利，拉拢为要。

　　中产阶级危机的微观表现

　　我们还可以从几个社会的微观现象来侧面观察到中国的中产阶级面临危机。

　　1. 公务员热。从一个侧面公务员热折射了社会创富的难度，这正是体现了中产阶

　　级在社会中的艰难处境，与一些学者的观点不同，我不把公务员归类为中产阶级，因为他们投身于体制和权力而不是通过市场行为来获得财富，这种追求公务员的权力饭碗的行为这说明中产阶级这个饭碗不好端了，甚至端不下去了。

　　2. 房市萧条。房地产市场的萧条原因自然是多种多样的，各种不同利益者和各派学者自然有各自的说法，我也无意更无力对他们林林总总的说法进行汇总。我在这里只想指出一点，房地产业的萧条体现了中产阶级购买能力和欲望的下降。

　　3. 弥漫于网路上的消极情绪。在中国的互联网上，对于政府的批评远多于其他的媒介，这里自然有互联网更为自由这个根本原因，但是，还有一个原因不容忽视，中国网路的言论主导权主要掌握在中产们手中（当然有很多人会对此持不同意见）。中国互联网上弥漫的不满很大程度上是他们对于自己不断受打压而产生的怨气。我们很难想象会有一个乡野村民画一个小时敲一篇3000字的网文来表达自己对于时局的见解，也很难想象有一个权贵去做这样的工作，因为有五毛党为他们劳作。因此互联网言论很大程度上可以视为中产阶级利益的代言。我曾把中国大致分为这么三种人：看电视的中国人、上网的中国人、读内参的中国人，我自认为这三个称谓很形象地区分了三个阶层的信息渠道。

　　中产阶级与政治稳定

　　由以上的分析来看，中国的中产阶级面临着巨大的危机。那么中产阶级的危机和中国未来的政治稳定有什么关系呢？

　　历史上的经验表明，革命的领导者大都是智识阶层。这些智识阶层要么是出于自发的原因要么是被逼无奈，用一套意识形态或者组织理论联系并发动起底层民众，进而用暴力摧毁整个政治体制（你不给我个说法，我就给你个说法）。如果执政者真的能够通过利益链接稳定住底层民众的话，垂垂挣扎的中产阶级掀不起风浪，然而如果底层民众和不断被逼的中产阶级（中的一部分人）结合起来。那么革命或者反叛的洪流真的有可能势不可挡。虽然说智识阶层目前的主流仍是渐进变革，但并不排除在大规模的社会动荡中一部分人走向激进变革的可能性，这一点在一些人对于杨+的推崇中就可以看到一些端倪。

　　几个变动因素

　　我认为一下几变动因素影响未来的形势发展。

　　政府的态度。如果政府不改变抓两头、挤中间的策略，那么他们等于把自己推入了一个巨大的赌局。

　　中产和底层的联系。如果中产和底层无法建立起有效的链接，那么他们的智识力量根本无法得到发挥，只能沦为互联网上的空谈。

　　经济危机的程度。由以上的分析来看个，某种程度上，经济危机就是中国中产的危机，中产的危机进而也是整个社会的危机。经济危机的程度不仅决定着知识阶层走向激进变革的可能性，也决定着底层民众走向暴力化的可能性。进而决定了两者联结的可能性。

　　笔者是一个暴力的反对者，是一个渐进改良的支持者，然而我们却不得不关注这个社会内部真实的变动。也许我的文章中有很多观点经不住推敲，然而这种中产衰退的现象以及它的影响必须得到深思，个人受水平限制，只能说到这里，还希望抛砖引玉，能够引来更多人对于这个问题的思考。

　　作者电子邮件：newrightchina(at)gmail.com

王万然:不贵难得之货

　　——老子戏说之"不上贤，使民不争"

　　原文："不上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不乱。"（《道经》第三章）

　　经典：1991年，中美知识产权谈判。美国贸易代表、国际贸易谈判"铁女人"卡拉·希尔斯一开腔就带着火药味："我们是在跟小偷谈判。"出任中国外经贸部副部长4个月的吴仪立时回应："我们是在和强盗谈判，请看你们博物馆的展品，有多少是从中国抢来的。"

　　戏说：不崇尚贤德的名号，就是不要把名牌看得很重要。美国人为何因知识产权问题和中国政府开展多场谈判，且中国政府加大打击侵权活动，是因为我们有些人崇尚名牌，肆意盗用外国品牌，损害国家的信誉和利益。世界各地的粉丝因为争看名人或者朝拜圣贤而发生的践踏事件不少吗？为何人家会抢夺中国的古董，还不是因为这些东西太贵重了。贪欲，才使一个地方、一个国家甚至世界发生纷乱乃至战争。

　　再回归到知识产权这个问题，最简单的例子是进口打印机。

　　我使用的第一个打印机是四色喷墨机，两三百元。黑色很快用完，去买墨盒，价钱是打印机的一半，也就是说一个墨盒等于一个机身的钱。销售商说能打印一千张，算起来，打印比复印还要贵。后经同事介绍购买墨水自己灌，便宜多了。

　　第二个打印机也是喷墨的，六色，可是，不管你使用六种颜色还是单独使用黑色，其他颜色墨水跟着损耗。而一个墨盒值几百元，由于墨盒装有芯片，不能用替代品，花费很大，尤其是一种颜色显示用尽，就得更换。

　　这样，我不得不叫同事买个最便宜的单色激光打印机。激光机虽然没有芯片但存在的同样问题是硒鼓的价钱也等于机身价。后来听说可以另装墨粉，那才解决了耗材问题。这时候才发现，有人用外置墨水代替喷墨打印机的墨盒，6罐墨水的价钱是墨盒的十分之一，而容量却有几十倍。后来看到彩色激光打印机才两千多，我动心了。经了解，是装有芯片的，但电脑店答应可以更换。当红黄两色显示用完，打印机无法作业，电脑店派人来拆换芯片，从我的空粉盒倒出的色粉大概有半盒，当然是给电脑维修人员拿回去卖给别人了。

　　明明是有用的东西，为什么要浪费呢？如果不装芯片，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而芯片正是厂家维护自身权益的杀手锏，也是宰我们中国人的杀手锏。两千多年前的老子就发现这个问题，"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 哪里有剥削，那里就有反抗。奸商们用他们的先进技术榨取中国人有限的钱财，迫使中国人用土办法来维护自己的权益。所以说，不要简单地认为"盗版"是违法行为，应该从深层次看到外国不良商人对中国人民的剥削。微软说要从10月20日起对中国使用套版微软软件的电脑进行黑屏处理，引起一片抗议声，甚至有人要把微软推上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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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单位：广东省 汕尾市 汕尾日报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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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农夫:不就是打死了一个小痞子吗，为什么这么多人替他叫屈？

　　《哈尔滨6名警察打死了一名22岁的青年人》，刚开始看到网络上出现这条新闻的时候觉得很震惊，青天白日啊，一个活生生的生命就这样没了。因为前几天很忙，所以没有去细看内容，昨晚偷闲看了网上的视频后突然觉得这个世界很混沌，这么简单的一起治安事件，为什么会在中国引起这么大的风浪，反思后觉得只有一种可能性，那就是死者实在不是善类，他的家人更不是什么善类，绝对都是非常有背景的人，否则怎么能撼动6名警察，要知道警察可不是那么容易被推到犯罪嫌疑人的位置上的。

　　在视频中我们可以看到死者及其一帮朋友，就是一帮不折不扣的是狐朋狗友，一帮小混混，典型的小痞子。在最后被打死之前，死者在这场冲突中一直处于并占据着主动和优势，警察三番五次被他打倒在地，随手捡起一块砖头把警察打得头破血流，把警察得抱头鼠串。从死者的出手动作之娴熟，我们可以看出，他绝对不是第一次这样打人，之前不知道有多少人被他这样欺负过了，有多少人被他暴打一顿后只能忍气吞声啊……

　　稍微有点正义感的人一看这个姓林的，都会看出不是个什么好人，说句粗口，就一个他妈的小痞子一个，这种杂碎我见多了，时常在娱乐场所遇到，喝两杯酒就不知道自己是谁，见着谁都想欺负，这就是报应，打死活该。酒吧也好，夜总会KTV也好，在这个年代已经是很正常的了，去那里娱乐也是很平常的事情，但是我们常常会遇到很多带流氓黑社会性质的人，在里面横行霸道，欺男霸女，一句话不对就对另一方大打出手，虽然我没有被人打过，但是我在里面看到过很多人被打，打完后对方扬长而去，受害者根本无法得到伸冤，只能自认倒霉……

　　坊间有传闻，说死者的叔叔还是什么人是哈市的副市长还是什么，他的另一个什么亲戚是哈市最大的房地产公司的老板。不管传闻是否属实，世人稍微想一下都会明白，如果他家不是有什么背景的话，这事绝对不会闹得这么大，决不会搞出这么大的动静，一个小痞子寻衅滋事被打死了，居然有那么多的伪善的"君子"出来性狗一样乱叫。古话说得好，养子不教如养猪，这种人就是垃圾，作为父母，不但不反思问题的根源，还借机生事，想来是有其父必有其子。想这样的人渣，早就应该从这世界上消失了……

　　网上有人说"为什么不用法律手段来解决问题"，对这种痞子人渣的帮凶，我忍不住又要骂一句："你他妈的脑子进水啊"！如果让我把你打一顿，你会不会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你等着法律来给你解决？告诉你，按照法律规定只要不把你打残废，老夫我大不了赔你点医药费，最多算是违反治安处罚条例罚款500块，那有球用啊，你他妈的愿不愿意让我打一顿不还手啊，愿意我随时可以打你一顿，再付你一点可怜的医药费！狗日的白痴……

　　还有那些说什么职业自律的，也是屁话，要是那样的话所有的警察都不要配枪械了，也不要训练什么擒拿格斗了。说这种话的人多半是人渣的帮凶，换了那天你家里人被小痞子在街上暴打一顿再强奸了，我看你们这些帮凶会作何感概，会有何言辞？

阮思余:追抚一代大师，守望神圣大学

　　章玉政先生《狂人刘文典——远去的国学大师及其时代》（以下简称《典》）（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5月版）新作通过打捞寻访"失落的"大师，为我们尽可能还原了一代学术大师刘文典（1891－1958）的丰满脸谱与张扬个性。一位曾经享誉学界、面斥蒋介石的学术大师，与那个时代个个才华横溢、独树一帜的国学大师们，一起奠定了民国国学研究至今难以企及的巅峰地位。一位学术大师，一个硕学时代，无论如何，总是须臾不可分离；重温学术大师，品味民国经典，无论如何，总是我们无法绕过去的一道坎；追抚一代大师，守望神圣大学，无论如何，总是应该成为我们最有品味的学术追求。

　　品读、评价一本著作可以有很多角度，特别是对于类似《典》著这种传记性的著作。如果从学术史的角度来审视的话，那么，我们就此把脉刘文典及其那个时代的学术大师之功绩与地位或许更为明晰。根据刘梦溪先生的研究，现代学术与传统学术的区别主要有三：学者追求思想自由；开始诉求学术独立；吸收新的学术观点与学术方法。正是因为现代学术的这些特点，奠定了现代学术的独特传统：学术独立；科学考据；广为吸纳域外经验而不忘记本民族历史地位；学者能诗；重视学术分类；重视通学通儒。其中，尤以学术独立的传统至为重要。

　　当我们用现代学术的视野去考察刘文典的时候，我们发现其近乎囊括了现代学术的全部优良传统。易言之，正是现代学术的开山祖、包括刘文典在内的民国大师们奠定了这些学术传统。他们矢志问学、特立独行、操守严谨，致使这些现代学术传统能够逐渐积淀并延续下来。在《典》著中，我们可以找到诸多印证。只可惜，时至今日，如此学术传承，都已然成为历史佳话。对于许多学人来说，此乃"天方夜谭"、"关我屁事"，抑或是"俱往矣"、"可望而不可及"。于是，如何继承并且发扬现代学术的这些优良品质，成为一个极为严肃、也是相当紧迫的重要任务。对于当今的中国学术界来说，恐怕尤其如此。

　　国学大师的打造往往都是集多方合力综合而成的结果。既有赖幼时的学术启蒙，又仰凭一定的学术师承；既需要学人们的苦心钻研，又寄托可以经营的学术团队；既得益一个健全的教育体制，又依靠学人们经常反躬自省。

　　家学与师承往往不可分离。国学大师们往往都是集良好的家学渊源与深厚的国学功底于一身。这些恐怕都是后世学人永远无法望其项背之处。刘文典早年在当地私塾攻读经书，在基督教会医院学习英语，这为其后来师从家学渊源庞大精深的注疏学的刘师培、20世纪国学大师中的大师章太炎，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刘文典能够仅凭《淮南鸿烈集解》就足以奠定其在校勘学难以企及的学术地位，委实与大师胡适的悉心栽培、持续鼓励、为国学从长计有关。而刘文典亦没有让伯乐胡适失望。他不甘落寞，不甘心在北大五年总是拿最低的薪俸，遂决心投身校勘学。其所选《淮南子》被胡适列为北大"国故丛书"的第一种，而且可以得到胡适作序，对于当时的刘文典来说，这是莫大的欣慰与支持。而为查阅《道藏》，他甚至几个月住进白云观。正是这种能够苦心坚持"扎进去"、不甘心遭歧视、不甘心承受不出名的苦处的毅力与精神，使得他终于能够以《淮南鸿烈集解》一书博天下。终究获得胡适等学术大师的高度赞赏。

　　中国学术自古有专学与通学之分。正由于通学，刘文典才可以"大放厥词"："凡是别人讲过的，我都不讲！别人不认识的字，我认识；别人不懂的文章，我懂。你们不论有什么问题，尽管拿来问我好了。"这不是简单的自恃与放荡，而是一种学术风骨、一种求真精神，一种敢于挑战自我、傲视方家，而又不忘反躬自省的学术气质。正因为如此，谈到那一代学人时，刘梦溪先生指出，"他们的学术历练和文化担当，与清初大儒有一脉相承之处。后来他们又能够渐次做到以学问本身为目的，其学术训练、学问兴趣和执著单纯之精神，又颇类乾嘉诸老。"

　　民国学术为何能够取得如此辉煌业绩、积淀如此深厚传统、达致百年学术巅峰？诚然有诸多因素在推动着。其中，有一点，值得我们高度关注的就是，这与被毛泽东誉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的蔡元培所倡导的大学乃为研究学术而设、学生理当主动研习的理念不无关系。

　　1919年9月20日，在北大第22年开学式演说中，蔡元培指出，"诸君须知，大学并不是贩卖毕业的机关，也不是灌输固定知识的机关，而是研究学理的机关。所以，大学的学生并不是熬资格，也不是硬记教员讲义，是在教员指导之下自动的研究学问的。为要达上文所说的目的，所以延聘教员，不但是求有学问的，还要求于学问上很有研究的兴趣，并能引起学生的研究兴趣的。不但世界的科学取最新的学说，就是我们本国固有的材料，也要用新方法来整理他。这种标准，虽不是一时就能完全适合，但我们总是向这方面进行……且既然认定大学是研究学理的机关，对于纯粹学理的文理科，自当作完全的建设……大凡研究学理的结果，必要影响于人生。"

　　学校是为研究学术而设的思想，在1928年4月16日的西湖国立艺术院开学式演说词中，蔡元培再次重申。"学校是为纯粹的学术机关，神圣之地，一个学生没有也不要紧；教职员能创作，一样可以办下去。不要以为学生少了，就不成学校，这一点大家不要误会了……学生要安心上课，教职员诸先生一致创作，供之于社会，这是大学院最希望的。"

　　既然大学乃为研究而存在，教授们就被赋予了学术研究的天职。那大学里的那些教授如何呢？今天看来，民国学人几乎个个都是大腕巨擘、大家名家。可是，《典》著告诉我们，刘文典对联大教授的评价却语出惊人：联大只有三个教授。"联大只有三个教授，陈寅恪先生是一个，冯友兰先生是一个，唐兰先生算半个，我算半个。"这说明什么问题？虽然被誉为学界狂人，刘文典没有忘记大学的教授并不都是名副其实的教授，而且尚能清醒知晓自己的斤两。

　　联大只有三个教授的深意在于，教授不是一纸裁定，不是校方的单方示意，就是名副其实的教授。身为教授的我们自己首先应该扪心自问：大学教授如云，真的能够称得上教授的有几人？我算不算教授？如果算，算多少个？在教授队伍中有人说这样的话，恐怕不管在哪个时代，都是何其不合时宜，何其让那些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教授的人大失颜面，可是，正是这种类似刘文典等教授们的自我追问，才使得"教授像个教授"在我们的神圣大学里面尚能延续下来，虽然步履维艰、一路坎坷。只要还有人在操守着，这就是欣慰；只有还有人在坚持着，这就是精品；只有还有人在反省着，这就是历练。

　　至今学术界还在争论到底是应该仰视还是俯视前辈大师，特别是民国大师。当今学界亦不乏刘文典这样的傲士狂夫，一些人对于民国大师亦采俯视状。进而导致我们的教育更多的是俯视大师，而匮乏仰视大师的气量与胸怀。在我们尚未成为大师之前，不妨先仰视大师，然后，当我们厚积薄发之时，方言俯视大师，乃至超越大师也不为过。否则，我们除了俯视大师，还是俯视大师。因为，这不仅是一种学术方法，而且是一种学术器量；不仅是一种学术规范，而且是一种学术自觉。

　　许多知识人从本科到硕士、再到博士，从讲师、到副教授，再到教授，从硕导、到博导，再到博士后合作导师，始终坚持、反复贴近大师、对话大师、与大师切磋的机会恐怕不是太多，不是太频繁，而是太少，太缺乏。层次越高，时间越少，机会越少。所以，在笔者攻博之前，有前辈热心指点，做学问读书最多的时候，是博士期间；还能够看的文章，也是出自脱产博士之手。所以务必要珍惜这几年的博士生涯。在感激前辈热心指点的同时，笔者也不得不感慨的是，与现代学术的传统相比，当今学术界的现状原来是那么遥远、那么不可企及、那么不可同日而语。

　　不管怎么说，对话学术大师、发扬优良传统总是应该成为我们永恒的主题之一。既然如此，那就从我们感兴趣的大师开始吧，与他们神交、做道上不可或缺的朋友。《典》著为我们创造了再次走进大师、感悟大师的机会；为我们还原了一个对于许多人尚属陌生、相对完整的大师刘文典的形象。或许《典》著所要昭示我们的也正是在此。警醒我们审慎检视、不可忘却"逝去的国学大师与时代"。从仰视他们做起，记住他们，紧拽他们，守望他们，矢志不渝地坚守下去，须臾不要离开他们。

　　2008年10月20日早上十点完稿

董桄福:教师不开口的权利

　　10月17日，四川重庆各地人民教师开始"罢教"。罢教初由永川乡镇中学开始，星湖中学和星湖小学等4所学校所有教师到教室但都不开口说话。10月20日，罢教运动规模扩大。永川的第1、3、4、5、6、7、8、12中学，北山中学、中山中学、双石镇中、双石小学、奥妮小学等79所学校的2000多名教师参加罢课。以上学校的2万多名学生积极支持教师的"罢教"运动。

　　沉默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权利，在某种情况下，的确可以使用。为了那微不足道的"金子"。所谓"沉默是金"应该就是这个意思吧。

　　人民并不理解教师这个温顺到"尔雅"地步的群体居然也会爆发。但是，这是真正应该爆发的群体："为了知识的尊严，为了文化的地位，为了人性与人格的传承，也为了我们不再卑微，我们不能再沉默。"

　　回想起我自己在学校里抽到断水的时候，钱之一字真是让心灵憔悴，让脊骨弯折。斯文本来除了让心性得到武装，也还得有基本温饱的物质生活，但是，那是怎样一种"优待"啊。读书人，教书人，居然无一文闲钱买书。也难怪，中国的中低阶层老师——中小学老师——出了学习的校门，进了教学的校门就再也不读书了——除了那几本腐朽的课本以外，几乎不再有实力在添加新的知识和智慧。

　　待遇太低，钱太少。"在中国的大多数地区，参加工作8年的中小学教师的月收入只有800多元，加学校津贴也就是1000元，而同时参加工作的公务员的月收入达到每月2800元以上。"直接的结果就是一个老化的群体培养正在成长，急需每日吸收新鲜灵粮的孩子。这群孩子势必也会成为老化的教育者教授下的受害者。这就是所谓教育的失败。

　　我支持老师们用沉默的权利来争取自己存在和发展的基本利益，为的其实并非个人，而是对一种无良体制的对抗，最终目的仍然是拯救中国教育。

　　在一个充满谎言的国度，"教师是灵魂工程师"的礼赞算得上是谎言之一种。一句冠冕堂皇的话可以省去多少人民币的拨发，又可以让多少的贪腐权贵脑满肠肥。但是，这些天天与知识和智慧打交道的人并未被赋予为自己理直气壮，大声呐喊，甚至走上街头，呼吁，请命，呐喊的权利。如果那样做，会遭遇另外一把宝剑：暴力。

　　沉默也许是最低调的方式。惹不起我还躲得起。就像做生意。我不能理直气壮的与你讲价，我可以沉默，起码表明：价格太低了，我不卖。

　　2008年10月25日星期六

佘开晓:剖解中国和谐之路

　　纵观中国历史，是充满着一部杀人的历史，历代的精英都是在权力的角逐中丧生，留下的大多政治投机者。积累下的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在每一次改朝换代时，都是一次极大的洗礼和破坏。这种历史的怪圈一直持续到现在。自从中国共产党把他的老大哥国民党赶到了台湾，已有60年了，共产党所领导的政府能否脱离历史怪圈？到今天，中国人民已非常渴望再来一次社会大变革。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提出"稳定是压倒一切"、"建立和谐中国"，其实是反映社会不合谐一种表现。特别08年政府所表演一切，更是让中国人民失望，中国人民几乎处于一种出离愤怒的状态。"和谐"已经不是单方面意愿的问题，忽悠中国人民的历史已经过去。用篡改历史、歪曲事实、掩盖真相、控制喉舌所建立的"和谐"能和谐得起来吗？真的能坚持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一百年会不动摇吗？与其被别人所推翻，还不如自己先动一次大手术。手术怎么动？就看中央政府思想解放到什么程度。

　　绝对的权力将产生绝对的腐败，中国从"六.四"后，提出反腐败将近有二十年，而且是越反越腐，前扑后继，人数越来越多，数额越来越大。这种制度性的腐败所造成社会不合谐已迈延到社会各个层面。中国所面临的问题，不是寄希望出包公和海瑞式人物。而是从制度上，改变一党专政的局面。在这点上，国民党老大哥起到很好的范例。蒋经国先生的妥协与放弃，最终让国民党失政8年后重新执政。这是中国历史上政权两次更迭开创没有杀人的先例，用选票代替人头，用三大辩论代替三大战役取得执政资格，这是中国人民的福祉。今天的中国大陆，所有的改革都已置前，唯有政治改革不能与时俱进，矛盾的积累差不多已经到了不可收拾的局面。

　　现在许多有识之士，提出社会普世价值观念，这是建立和谐社会的基石。一个没有公正、公平的社会，一个没有人权的社会，一个没有新闻自由的社会，如何去谈和谐？如何去建立一个繁荣富强的中国？

　　中国共产党自称先进党，代表中国人民的利益，是为人民服务的党。有着几千万的党员，是世界第一大党。为什么不敢开放党禁？允许别的党竞争，只有竞争才能进步！国民党让民进党参入竞争，才使8年后的国民党不象以前国民党。那么今天的共产党呢？有没有这样的胸怀和雅量，让国民党和民进党及新生党派融入中国大陆进行参政和监政；让新闻媒体真正自由；让人民真正来选择，只要共产党真的象自己说那么优秀，不必担心一百年后会动摇其领导地位，不用所谓的坚持，人民自然会拥护。那么中国的和平统一指日可待，西藏问题也会迎刃而解，中国的腐败也会得到竭止。

　　不想真正的动刀子，这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已经让政府力不从心。中央政府也知道问题的所在，一方面，通过各种自身的改革来取信于民；另一方面，通过控制媒体来宣传和教育，继续驯化中国的民众，来维持目前这种和谐的局面。就是驯化得再好的民众，也有狼性的一面，瓮安暴动、杨佳袭警不就为社会敲起警钟。

　　既得利益的群体，是不愿出现多党竞争局面。连政府官员财产公开叫了那么多年，都无法得到实施。因此，中国的政治改革永远走不出圈子之外。一党独大的局面，谁来监督其胡作非为。你？我？他？个人去监督政府，有效果吗？国际监督？那不是干涉中国内政？布什在一次演讲中讲到："人类千万年的历史，最为珍贵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浩瀚的大师们的经典著作，不是政客们天花乱坠的演讲，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因为只有驯服了他们，把他们关起来，才不会害人。我现在就是站在笼子里向你们讲话"。中国政府什么时侯才能驯服，中国什么时侯才能真正走上和谐之路。

　　看中国历史，每一次改朝换代，下台后的统治阶级没有一个不是被杀个稀巴烂。再看国际潮流，民主和自由已经成为主流，今天，中国共产党若顺潮流而变，那么胡主席将会成为中国的民主之父，中国共产党也将是最伟大的党，一定会善始而善终。

　　2008年10月13日佘开晓写于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闭幕

编辑:中国报道周刊新增域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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呐喊:听证会是“逗你玩”？

　　前天，"炒"的沸沸扬扬、热气腾腾的河南省会城市郑州市关于集中供热价格改革和调整听证会如期召开了，之所以用一个"炒"字，而不用"吵"字，是想突出说明只是有话语权的媒体的"炒作"，而不是无话语权的广大百姓的吵闹和抱怨甚至谩骂，因为百姓的"声音"或者说是"呻吟"无"人"听到，也无"人"爱听。因为这些"声音或呻吟"既不能影响政体推陈出新，又不能左右官吏的升迁沉浮，所以有爱听的才是出了鬼了。

　　不过从这次郑州市关于集中供热价格改革和调整听证会结果看，似乎是媒体特别是行政隶属级别上高于或不隶属于郑州市的媒体"炒作"，可能是没有把好当地党和政府的"脉"。结果自然让他们"丢了面子"而进一步"牢骚满腹"并通过他们的话语权"溢于言表"，或报纸、或广播、或电视、或主体网络，摇旗呐喊、煞神一般。难道这媒体"只为百姓说人话，不为帝王唱赞歌"民本理念真的确立了？我是不信，但"丢了面子失了色"而后为遮蔽自家面子，而说了几句"人话"我倒是可以理解。小民百姓倒是惯看红尘，笔者随机走访了十位小民，漠然无助和愤怒者十有八九，一位小民竟连戏代骂面如张飞的曰：听个鸟证啊，听也是涨，不听也是涨，，我操听证他个先人，糊弄鬼呢。"

　　纵观郑州市集中供热价格改革和调整听证会前台操作和最后结果，确实诡异，并有让人如梗在咽的不爽之感。

　　其一，从郑州市物价局，组织召开听证会的前期运作来看，首先是在全市征召消费者代表，这大概是按程序而为之吧，但据媒体报道，招来招去，在拥有近600万人口的大都市仅仅有64位热心人士报名，并从中随机选出了13名正式代表，这十万分之一的报名率不禁让人心寒，也让我想起了汉心先生的一篇檄文《大国何以造就寡民政治》的精妙论断。难道泱泱600万人的大都市，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公共事务、甚至可以说是关系到自家切身利益的公共事务，人们就如此的漠不关心吗？难道人们已经麻木到任人宰割、生死由"天"的如此地步？但事实的确如此。那么，在倒吸了一口冷气后笔者不禁自问：是什么让600万人们如此的麻木不仁呢？是什么让600万中国人如此的漠然处事呢？难道真如汉心先生"大国寡民"的妙论吗？这让我想起了一则坊间故事，说是，日本人侵略中国，占领一个村庄后把村里的男女老少千把人都集中在打谷场上，看管了起来，但由于前方战事紧张，日本人只留下两个士兵看守这千把人，其余的全部到前边继续打仗，第二天，到前面打仗的日本兵回来一看，这千把中国人全部都还在打谷场上老老实实的呆着，两个日本兵报告说一天来什么事情都没发生，只是一些中国人需要解手，但解完手就自己回来了，日本军官听了报告，哈啊哈的大笑。连声赞成中国人很懂规矩，说："幺西幺西，中国人的很聪明，很懂规矩"。我听了这个故事，想起自己也是中国人，顿时无地自容，难道我也是很聪明很懂规矩？难道我也是任人宰割到如此地步吗？这与猪狗何异？

　　其二，从听证会代表组成来看，十二名非消费者代表（搞不清是如何产生按何种程序产生的） ，其中四位是郑州热力总公司的干部，五位政府官员（方新 郑州市财政局副局长、孟宪良 郑州市财政局主任、李文德郑州市法制局副局长、范宏涛 郑州市消协科长、常庆生河南省建设厅职工），一位法律界人士（郑州大学法学院副院长）还有一位叫秦自成的郑州市服装协会会长。共计12人全部投了赞成暖气涨价的票，加上据说是"反水"的四位消费者代表，郑州市集中供热价格改革和调整听证会以16：8的比例"准通过"了涨价的方案。之所以说"反水"是因为会后消费者代表包洪恩先生爆料说，1、本次听证会之前还搞了个所谓的"预备会"或者叫"预演会"，当时那十二位非消费者代表除热力公司的四位外，其他八位均讳莫如深，扭捏作态，而那几位消费者代表是持反对涨价意见的，不知怎么的正式会上就改变了立场，2、是作为本次听证会的消费者代表，遭遇了郑州市热力公司多次恳请上门拜访的"礼遇"等，被包先生婉言谢绝。3、其他消费者代表是否被"礼遇"，包先生说不敢说，不能保证有没有，倒是郑州市热力公司的一位大概是负责人之类的人物在电视镜头前，一脸"伟光正"，并脸不红、气不短的说"绝无此事"。真不知是包洪恩老先生说谎，还是那热力公司的"伟光正"无耻。                   之所以将同意涨价的名单拿出来晒晒，一是因为对这些人等作为参加听证的资格，大惑不解，根据他们的身份，到底是代表消费者呢？还是代表当地政府。至于热力公司的四位代表，一定是代表热力公司的利益了，问题是这郑州市物价局一下子让热力公司弄了四个代表，真不知居心何在，如果你物价局一下子弄了10个20个要求提价的热力公司的代表，那你还听个鸟证啊。干脆直接涨不就成了，还拿啥子听证会糊弄老百姓。再者，那五位政府官员，更是让人不解，如果你是代表政府来的，你应该站在政府的立场上，倾听已经沸腾了的民意，我就不相信你的耳朵里塞了驴毛了，听不见在你生活的周围老百姓们坚决反对暖气涨价的愤怒之声？抱怨之声？无奈之声？。你"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这一古代官员都明白的朴实为官理念，难道你们都没有吗？更谈不上你会有"心为民所想、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党中央最高领导人提出的为官原则了，民怨沸腾可是不利于和谐社会和稳定的大局啊。搞不好给你弄个为虎作伥的帽子带带也未可知啊。或曰，你只是代表消费者参加听证会的，那么我辈首先怀疑，你是如何成为听证代表的，你的代表资格符合一般程序吗？你的代表资格合法吗？你代表谁？其次，在当前物价飞涨，民生维艰的时期，难道你是家财万贯的地主老财？难道你是吃穿用度不尽的大资本家？如果两者都不是，那你必定是一贪官污吏害民贼吧？钱来的煞是容易。亦或热力公司"礼遇"不收你家的取暖费用？否则，你咋就一点都不心痛你的钱袋子，你回家咋给你的老婆孩子父母丈母娘大人交代呢，难道你会说由于如此这般原因，你昧尽了良心？让包括你自家在内的老百姓要多掏血汗腰包，度过寒冷的冬天了吗？你这人民公仆咋就不和人民一心呢？。至于弄个服装行业协会的会长来听证会暖气调价更是把人弄得一头雾水，难道是服装行业还兼用暖气烫熨产品不成？

　　其三，针对郑州热力公司究竟应该不应该涨价，其关键就是看热力公司是否真正如其所说的20多年来一直亏本，（20年亏本的企业屹立不倒，上帝听了都目瞪口呆，惊曰：中国同行老天爷真的佛法无边啊），因为公共服务行业的经营原则应该是"保本微利"；而核算热力公司是否真正亏损的关键是看其成本核算是否真实合理，政府公共财政补贴是否到位并用到热力供应的运营当中。而正是这个关键中的关键问题，郑州市物价局和郑州热力公司相互扯皮，互相推诿，（或者说互相包庇演双簧更为恰当）。当消费者代表提出必须核算热力公司的运营成本时，有关人员便开始了娴熟的"踢皮球"专业技能。郑州热力公司的有关人员竟称"成本核算与调价无关"，甚至说"涉嫌机密无法透露"。笔者实在难以理解，一个公共服务单位的成本核算到底涉及什么机密。同时据有关媒体报道，郑州市审计部门在今年对郑州热力公司的审计中已经"挤出"了5000余万人民币的虚假成本，另有报道说郑州市热力公司平均每天的招待费竟高达2500余元，每年只需要上四个月班的职工（郑州市每年供热时间为120天），发的是全年的工资，且工资水平即便是一般工作人员都在3000元/月左右，高于郑州市普通公务员的工资。同时媒体还透露郑州热力公司虽然是一个国有公共服务行业，但给热力公司供应煤炭的可全是私人老板，所供之煤不但价高，而且不是谁不谁都能供的，有未经证实的消息说，有的私人老板供的煤，不但质次而且价高，有的甚至一车煤能卖到两车煤的价钱。听起来实在是如雷贯耳。最终消费者代表在没能看到并进行成本核算的前提下，赶鸭子上轿似的给那些利益共同体当了一回"演员"。虽然八位反对者愤愤不平，甚至有被"强奸"的感觉，但又耐他何？

　　其四，在消费者代表的选择上，笔者亦是大不以为然，首先，近600万人的大都市，只有区区64人报名愿意充当"演员"，不具代表性，但笔者对这64位"铁肩担道义"的公民还是敬佩之至，问题是，这些自愿者，和后来被确定的13为代表的"听证"能力如何？他们是否能够依法依规进行"参听议证"。他们的表述能力如何，他们能否透过现象看本质，有良好的"参听议证"能力代表消费者的利益。我们知道，一个合格的律师，必须具备良好的个人素质，全面的法律知识，雄辩的口才，善于捕捉关键问题的能力，才能够在法庭上滔滔不断，替当事人争取最大的利益。而一个未经训练的普通公民，恐怕不具备此种能力（天才除外）。否则，我们还在大学里设置什么法律专业干嘛，否则我们还进行全国性律师考试干嘛？甚至是一些通过专业培训和考试的人士，还因个人表述能力和其他相关因素，无法但当律师出庭支持诉讼的角色。更何况从未进行过相关角色训练的普通人呢？其思辨能力和责任担当的能力比之郑州市物价局和郑州热力公司指定或派遣的人的能力恐怕深可怀疑。更何况郑州热力公司被爆料有"礼遇"代表之嫌。那么究竟该如何选出代表呢？这让我想起了200年前的1787年5月25日至9月17日在费城召开的长达116天的美利坚合众国的制宪会议，当时参加费城制宪会议的55名代表，有25人是从事法律业务的，他们学识渊博了，精通法律，经验丰富，热衷立宪工作，且大都是洛克、孟德斯鸠学说的信徒，这为宪法的制定奠定了深厚的思想基础。制定者将洛克的天赋人权和有限政府理论，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观念，创造性地与北美殖民地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终于诞生了这部西方宪法的典范之作。奠定了大洋彼岸美利坚合众国今天代表人类发展的伟大与辉煌。那么当时的美利坚合众国是如何和用何种程序将像乔治.华盛顿、本杰明？富兰克林、麦迪逊、法学教授韦思、律师汉密尔顿、律师平克尼等这些当时合众国的精英选出来的呢？难道真的像欧文．柏林最成功的作品之一《上帝保佑美国》吗？

　　其五，郑州市物价局有狼狈为奸之嫌。据大河报（2008年10月22日A09版）报道。一名叫赵正军的市民在屡次要求郑州市物价部门公开郑州市热力公司运营成本遭到拒绝后，更发现郑州市物价局10月20日所举行的听证会程序违法。一是赵正军先生根据《河南省政府价格决策听证办法实施细则》第十一条规定指出，价格听证组织机构的主要职能是：受理申请人提出的申请，对听证申请进行初步审核，经与有关部门协调后作出是否听证的决定。而郑州市物价局的的做法与规定相悖。首先是郑州物价局作出的"初审意见"是9月28日，而郑州市物价局在还没有接到郑州热力公司的调价申请、更没有作出"初审意见"的前提下就于2008年9月21日在媒体上发布了此次准备进行热力价格调整的听证会公告。二是郑州市物价局提供给听证会代表的郑州市热力公司的关于《集中供热价格改革和调整的申请》的申请时间为9月27日。按照《河南省政府价格决策听证办法实施细则》第二十七条规定：政府价格主管部门认为申请人提交的有关财务状况的说明材料需要评审的，可以指定具备资质条件的评审机构出具能证明材料真实性和合理性的评审报告。然而从郑州市物价局的成本监测所《价格成本监审报告》披露的信息表明，该所从2008年8月25日就提前对郑州市热力公司提供的材料进行了监审，并在供热企业提出申请的前一天，即2008年9月26日作出了监审报告。赵正军先生说："申请调价企业提出的申请在后，物价部门作出的价格听证、初审意见、成本监审在前，这样严重颠倒的程序能保证价格决策实体的公正吗？依据《河南省政府价格决策听证办法实施细则》第四条、第十八条、第二十条规定，物价局应当在接受调价申请并交由评审机构评审后，认为符合听证条件的，才做出听证决定。"该报还报道说赵正军先生已就郑州市物价局的"程序违法不能保证实体合法和不能保证结果正义"的事实向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而郑州市物价局方面先是扭扭捏捏不愿接受采访，而后又色厉内茬的指责赵正军先生，捏造事实，希望和该报采访部门直接沟通。但该报采访部门一直到当天下午6时才接到郑州市物价局方面的电话回复说物价局将择日召开新闻发布会，今日暂不答复。据说把当值的记者鼻子都气歪了，外加一头的雾水。

　　纵观郑州市物价局和郑州热力公司的双簧式拙劣表演。笔者突然想起了相声大师侯宝林先生生前的一段相声，说的是一个毛贼到一家院子里行窃——偷搭在院子里女主人凉晒的衣服。大嫂子！晾几件衣服在门口又怕丢！也不能老是看着还得做饭呢！还得上屋里做饭干别的活，于是告诉孩子：小虎啊，在门口玩会看着咱晾着衣裳呢！别让小偷偷了去，于是这娘们屋里干活去了！一会儿， 小偷过来了，跟孩子搭腔，小虎说不认识！于是贼说不认识没关系啊，咱两在一起玩，行不！我叫逗你玩，记住了吗？小虎，答应，于是小偷便把凉晒的衣服拿了下来偷走了！小虎赶紧喊：妈妈，他拿咱衣服啦！妈妈问：谁啊？ 小虎答：逗你玩.于是妈妈说这孩子你老实看着要不我揍你。呆会妈妈出来一瞧！ 衣服没有了，就问小虎，衣服呢？小虎答：人家拿走了，妈妈问？谁拿走了？小虎道：逗你玩！于是当妈妈的狠狠责骂了孩子一顿，说人家都把咱的衣服偷走了你还说"逗你玩"，唉！真是个傻孩子。

　　2008年10月22日

冰山兰:我们是不是应该对范美忠宽容一点？

　　由成都市都江堰市光亚学校教师范美忠引起的轩然大波，引起一场精神层面的大地震，一时的暄嚣让我们整个社会意识形态处于一片混乱之中，如今余波渐息，这场争论也到了结束的时候。相信冷静下来之后的梳理会让我们回归理性。

　　有人说，教师在地震发生后，应首先掩护学生，自己最后一个撤离。我觉得此观点有待商榷。地震是标准的不可抗力，在所有的合同里不可抗力是可以免责的。人是动物的一种，在大灾面前的逃避和求生是自然属性的"人类本能反应"，这种反应是不以人的意志力为转移的。震后许多地方都制定了中小学校学生人身伤害事故预防措施、归责原则、责任认定、处理途径等法规和条例，如合肥市制订了《合肥市中小学校学生人身伤害事故预防与处理条例》。在制定过程中汲取四川汶川大地震所带来的教训，充分体现了"优先保护学生人身安全"的原则。我想这些规定有肯定比没有好，是一个进步，但其效力也主要体现在公共卫生事件、社会安全事件等具有缓冲余地的公共事件上，但在突发自然灾害面前能否发挥作用就不好说了。

　　我们大多数人实际上抱有一种"做了不能说"的心态来看待这件事，也正是持有这样心态的人，很多成了范美忠的支持者。我认为起码范美忠有两点是值得肯定的，第一，范先生是真诚的，他说的都是心里话，没有假大空的那一套。我为他鼓掌，因为真诚在目前的中国是可贵的。多少贪官台上讲廉政，台后大肆贪污，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再问一个生活中常见的问题：如果你遇到歹徒正在持刀（枪）行凶（之类），该怎么办？答案也许是慷慨陈词的，但现实呢？真诚是第一位的元素，没有真诚来支撑的任何口号誓言和说教都是空洞的，不足以服人。如果让我们在虚假的伟大和真实的渺小之间作出选择，我们宁愿选择后者！第二，范先生是有勇气的，他把本自己的心里话，拿出来说给了大家，说明了一个人光明磊落的性格。他的言辞，在国家悲恸世界动容的特殊环境下的确有可质疑、可批评之处。若是在平常日，可能就无人注意了。大部分的中国人在平常日都是什么样的品格呢？我们大部分只在乎亲属的生活好坏，对与自己毫不相关的人所遭受的苦难则视而不见。这种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道德观导致了自私，冷酷。想想资本家工厂里的打工仔、打工妹，他们洒尽青春和血汗，最终能换来几块大洋？资本家们打着与国际接轨的口号，毫无保留的接受资本主义的阴暗面，无止境的追求利润，忽视人的尊严，却对西方管理文化所强调的坦率，直接，诚实这些品质漠不关心。多少家庭为了一套房子几代人共同拼搏，多少病人躺在家里无奈的等待上帝的召唤……真是"一富成名万民哭"。如果我们都像要求范美忠那样去舍己为人，这些不人道的事情在我们国家会出现吗？这说明我们的社会道德水平并没有达到一定的水平，只是说在灾难的刺激下，暂时的出现了一个道德的大波峰，而范先生很不幸的被波峰所击中。

　　我们中国人是很讲究"面子"的，可以说"面子"是我们中国人心理最基本的组成部分。范美忠事件的一个积极意义就在于它证明一部分人已经克服可这个障碍，敢于正视自己心理的阴暗面，敢于坦露自己并不"光明正大"的行为。这是社会的一种进步！但代价是什么？是被人骂做无耻，被称为＂范跑跑＂，被学校解除职务，身心疲惫……

　　我们不要再嘲笑辱骂范美忠了，我们应该有更大的包容心，这样社会的肌体才会更加健康。这里有一个故事。有一次，耶稣看到一对男女因为通奸，正在被广大人民群众兴高采烈、热火朝天地用棍棒石头海扁——喜欢热闹和偷窥的中国人不难想象他们的热情，耶稣对他们说：如果你们谁没有犯过错，就可以继续打他们了！结果那些人一个个都走掉了！这个故事说明了两个问题：那些群众还是有些善良和诚实的，不然他们会继续打下去，以便证实自己的清白和纯洁；同时也说明，这个世界如此繁杂，根本就没有没犯过错误的人！只不过犯错误的地点方式处境不同罢了！

　　我们是不是应该对范美忠宽容一点？

时寒冰:首付和利率调整难阻房价下跌

　　10月22日晚上，财政部宣布：从2008年11月1日起，对个人首次购买90平方米及以下普通住房的，契税税率暂统一下调到1%；对个人销售或购买住房暂免征收印花税；对个人销售住房暂免征收土地增值税。地方政府可制定鼓励住房消费的收费减免政策；金融机构对居民首次购买普通自住房和改善型普通自住房提供贷款，其贷款利率的下限可扩大为贷款基准利率的0.7倍，最低首付款比例调整为20%.同时，下调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各档次利率分别下调0.27个百分点；加快廉租住房建设，加大实物配租力度，扩大廉租住房租赁补贴范围，推进棚户区（危旧房）改造。

　　几乎同时，人民银行决定：自2008年10月27日起，将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的下限扩大为贷款基准利率的0.7倍；最低首付款比例调整为20%.一是金融机构对客户的贷款利率、首付款比例，应根据借款人是首次购房或非首次购房、自住房或非自住房、套型建筑面积等是否系普通住房，以及借款人信用记录和还款能力等风险因素在下限以上区别确定。二是对居民首次购买普通自住房和改善型普通自住房的贷款需求，金融机构可在贷款利率和首付款比例上按优惠条件给予支持；对非自住房、非普通住房的贷款条件，金融机构适当予以提高。三是下调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其中，五年期以下（含）由现行的4.32%调整为4.05%，五年期以上由现行的4.86%调整为4.59%，分别下调0.27个百分点。

　　从地方政府纷纷救市，到建设部、发改委部分官员的奔走呼吁，一直到今天财政部、央行出台政策，"组团"救市的阵容越来越强大了。楼市中的既得利益集团，在关键时刻，展示出了强大的力量。那么，应该如何解读相关政策的调整呢？

　　从内容来看，降低契税和免征印花税、暂免征收土地增值税，有利于降低住房的建设成本和交易成本，有利于促进房价的理性回归。同时，"加快廉租住房建设，加大实物配租力度"，也有利于扩大住房供应，促使房价的理性回归。但是，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却存在明显漏洞。根据央行10月22日晚上出台的规定，"金融机构对客户的贷款利率、首付款比例，应根据借款人是首次购房或非首次购房、自住房或非自住房、套型建筑面积等是否系普通住房，以及借款人信用记录和还款能力等风险因素在下限以上区别确定"。

　　问题是，商业银行在逐利的驱使下，是否愿意是否有动力对"借款人是首次购房或非首次购房、自住房或非自住房"进行区分呢？商业银行是否愿意并且能够承担得了由此增加的成本呢？尽管央行规定，"对非自住房、非普通住房的贷款条件，金融机构适当予以提高"，但是，在各商业银行对业绩的追逐依然强烈，市场的竞争比较激烈的情况下，这项规定得到执行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政策给一些人画了一个美丽的大饼，而给另外一些人一个真正的大饼。

　　另一方面，有关部门提出"加快廉租住房建设，加大实物配租力度"，但这项政策能否落实到位是一个未知数。而且，这一政策发出的信号很容易被相关利益主体误读，一些开发商会重新拒绝打折、降价，一些地方政府会拒绝降低土地出让金收入，这些利益主体会继续带着暴利和掠夺的心态与民众博弈。这将使房价刚刚出现的调整迹象暂时被中止。由于我国住房交易量下降的根源是房价远离了民众的实际购买力，如果房价不跌，交易量萎缩的状况很难有明显的改变——短期看或有所回升。如果开发商误读这项政策，有可能暂时阻止房价的自然调整，使房价出现一个短暂的回光返照般的快感，使泡沫进一步累积，而这必将引发破坏性更强的调整。这是值得警惕的。

　　由于房价连年上涨，住房的供求关系已经发生明显变化。高房价不可能维持下去。有些很像开发商的官员经常说推动房价上涨的是刚性需求，后来我发现这些人不学无术，根本没有弄明白什么是刚性需求，或者说，他们是把刚性需求与潜在需求混为一谈了。所谓刚性需求，是相对于弹性需求而言的，是指商品供求关系中受价格影响较小的需求，或者说，对价格不敏感的需求。当住房远离民众实际购买力的情况下，民众对价格是非常敏感的，此时的价格严重扼杀了消费，使得潜在的需求无法变成实际需求。

　　目前，由于房价高企，能够买得起房的人越来越少，潜在需求无法得到购买力的支持。另一方面，住房供应却在急剧放大。我在上篇文章中举了北京的例子：根据媒体的公开报道，今年下半年，北京市大量的保障性住宅将陆续供应市场，预计总供应量将达600万平方米、7万套；与此同时，今年新增供应市场的普通住宅面积大约1800万平方米，15万套。加起来已经是22万套，如果再加上此前没有售出的存量住房，及炒房客由于预期房价下跌抛向市场的住房，北京市场的存量住房在下半年将远远超过30万套，而北京上半年的住房销售才3万多套！供大于求的趋势日益明显！

　　有人会说，北京是全世界的北京，全世界都到北京买房。这是一种类似于夜郎自大的无知下的荒唐幻觉。如果了解国外同类城市的宜居状况，就不会对北京的宜居性作出如此离谱的判断了。

　　实际上，北京的房价在形势逆转的情况下更缺少支撑力。我们知道，北京是政治权力中心，许多单位仍然在建福利房，他们根本不用到市场上买房。支撑北京房价的最重要的力量是山西等地的炒房客，这些炒房行为在房价上涨预期发生变化时会消失，跟风性购房也会消失，投资性住房也大幅减少，只有急于结婚的夫妇的需求减幅会小一些。而本应成为购房主体的北京居民，由于房价太高，已经被边缘化。联合国和世行规定的房价合理标准是，房价为家庭收入的3到6倍，而北京四环内房价已经是北京人均收入的30倍以上。根据9月24日，中国人保资产管理公司发布的报告，中国的房价是有史以来泡沫最严重的时期——中国楼市的"泡沫"程度甚至远远超过了1991年的日本和1929年的美国，更是超过了1997年的香港和次贷危机爆发前的美国。

　　因此，北京市场所谓的"特殊"性，并不能掩盖其泡沫严重的状况。北京的状况类似于现在的深圳，在未来的某一时刻，北京的房价会像深圳的房价一样，步入自由下滑轨道。在供求关系逆转的情况下，什么力量也难以阻止它。由于房价高企，蚕食民众购买力，支撑房价的基础已经不复存在。在这种情况下救楼市，不仅会恶化住房民生，令公众寒心，而且，会给中国经济带来更大的伤害。由于对未来的房价预期已经发生变化，试图通过救楼市来维持高房价的企图是不可能得逞的，也不可能促使成交量的上升（尽管短期有这种可能性），并且，高房价也不可能维持下去（尽管有极其短暂的回光返照的可能）。实际上，各方迫不及待救楼市的焦躁感，正反映出他们对楼市即将深度调整的恐惧和担忧，民众不是傻子——过去曾经是，现在不再是了。以掠夺和蚕食民众财富为基础搭建起来的房地产繁荣，在民众觉醒之后，也已经走到了穷途末路。中国经济要健康发展，必须从房地产的绳索下走出来，让房地产变成有益民生而非损害民生的产业，变成微利而非暴利的产业，将被高房价蚕食的消费释放出来，让民众久违的笑容回到心中，让年轻一代被住房捆绑住的理想和奋斗精神解放出来，找回被摧残的信心和活力！

　　于2008年10月22日

杜兆勇:司法的进攻性使我深怀忧虑

　　——回应南都双十社论《放开毒奶诉讼确立司法公信》

　　近来，近年来，来自司法的进攻性越来越强了，我对此深表忧虑和不安。这不是法治，因为法治不是进攻性的，而是保守主义的，对上对下都是保守主义的，这样才可能乐为上层和下层接受并不会感到恐惧。英国法治的权威正是来自王权，是得到王权认同并从中拆分出来的。

　　进攻性的法治因着这个路径建立起来也将转瞬间被毁弃，就像赤化运动摧毁私有制一样，就像法国大暴乱摧毁民主制一样，就像推翻一人暴政迎来多数人专政一样。我提醒法律共同体注意，不要因着自己擅长法律而发动攻击。怀璧无罪，犹可自赏；身怀利器，杀心自起。法治不是武器，尤其不是进攻性的武器，而是和平的力量。中国不需要、从来不需要"变法"，变法自古没有善终，始终需要的是"法变"。

　　你们不能改变历史的轨迹，你们不能改变我们的信仰，不能改变我们的传统，就像我们不能改变我们的肤色一样。今天的中国，需要龟井胜一郎一样的人物来坚持自己的传统，否则我们将失去一切。你们遭遇的阻力不是来自政府，而是来自你们自己的文化，你们不可能送法下乡，如果田野不需要法律的话，你们敢说中国的田野像美国需要土地测量员一样需要你们吗？法律不可能被送给，甚至不能被人为牵引，只能被信仰，这要靠长期的培养。这种培养需要自然的环境，急风暴雨式肯定不能奏效。这样的进攻，到后来连你们自己都会被葬送掉，就像知青总是在诉说痛苦一样，就像中国历代改革家在诉说痛史一样。革命总是悲剧，到头来都是悲剧，因为这不是正常人所要求的，因为它摧毁了一切法统，摧毁了一切正常人的生活。尤其对中国这样一个无法分清革命和暴乱的国家，外在的一切变革都是她不能接受的，都不可能成功，如果成功那么灾难就会更大，就会像今天一样，法治成为虚无，因为大功不是靠法治建立起来的，自然不会对法治充满敬畏。在不能建立土地私有制的时候盲目建立土地私有制，也将会被新的赤化运动所摧毁，十七届三中全会显然注意到了这一点。自然生长的秩序才是美的，稳固的。

　　事件营销，捆绑公共事件进行法律行动，很快你们就会溃不成军，因为你们不是在提供法律服务，而是在搞社会运动，这是死胡同。请你们仔细回忆一下美国公益诉讼是怎样进行的？也请传媒的精英回忆一下自身在公共事件中的定位是否失衡？近的不妨可以回忆一下宝岛的杂志运动是如何在社会转型中发挥作用的。

　　一些人，甚至今天最进步的报纸也在呼唤大审，呼唤集团诉讼，请你们仔细看一下条件是否成熟？拿韩国和台湾地区过去的大审来看，我看为时尚早。过去我们过于强调维辛斯基式的审判，过于强化审判者的意愿，通常没有考虑或很少考虑到被审判者的接受能力和意愿，这不是审判，只不过是胜者对败者的清算。

　　到今天为止，中国仍然是一个内核式的国家，一切外延式扩张都对她毫无用处。唯一可行的道路，就是内核能量的聚集，这是中国式的核反应，是自然的裂变，一切外在的氢弹都无法引爆她，也不可能引爆她。甘地放弃律师的职业，拿起印地民族魂，他成功了。别的道路对他来说都是死路，我指的是煽动暴力或所谓的变法，倘若他个人侥幸成功，对印地整个民族来说将是莫大的灾难。我们再来看韩国转型之父朴正熙，其著作充满了不容置疑的对本民族的绝对认同。我们再看战后日本历届首相的著作，哪一个又是例外呢？

　　防守式的法治对这个民族心理不会形成打击，反而是可以接受的，这也是唯一可行的法治进路。法治应该给我们带来的是安全，而不是被视为异己力量。法治精英群体必须内在地寻求生存之道，这可能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可能在很长的历史时期法治都不能进入社会主流，中国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都是大政治小法治的国家，这是由人治到法治的艰难抉择。不求急功，不逐近利。修我山河，日久见功。

　　当你看到更高层次甚至最高层次的人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法律，那是法律真正发挥作用了，很遗憾我还没有看到这点。这说明我们这个民族骨子里的法治是有限的，未来我们这个民族的法治也可能是比较有限的，这一点可能类似于今天的日本，东方民族之法治国家大体现在也是类似的情况。

　　自我之外不会产生权力，也无从产生权利，这是法哲学的常识。法治不可能完成不是她的任务的任务，更不可能超额完成任务，不必使其超载，负重必不能致远。为了使悲剧不再重演，我呼吁慎重对待司法的进攻性。

　　中国民主建国会会员

　　北京市京鼎律师事务所顾问

　　北京联合大学应用经济与管理研究所研究员

　　作者MSN： xiaomiandu(at)hotmail.com

林云海:司法史上的最大笑话

　　随着上海袭警案尘埃落定，一个司法史上的最大笑话诞生了。

　　一个精神正常，且二十几年来一直遵纪守法，堪称楷模的人，仅仅因为警察依法盘查就对警察的同袍大开杀戒以作报复，照此推断，那精神正常的十三亿人岂非都是潜在的凶手？

　　在判决书中，警察没抠打过嫌犯的"事实"作为嫌犯有作案动机的证据，被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嫌犯没被警察抠打过竟然成嫌犯有作案动机的关键证据了，天，看来这事千错万错就错在警察当日没抠打嫌犯！

　　控方说警察没抠打过嫌犯，恰好可以作为嫌犯辩称没想过要杀人的佐证，而嫌犯指控警察抠打过他，又恰好可以作为控方指控嫌犯起意行凶报复的佐证。天，不是我不明白，实在是这个世界太变态！

　　一审时，是嫌犯传说中的母亲替嫌犯请的辩护律师，一审后，该辩护律师也成传说中的了，怀疑大家可能是白日见鬼了！

　　二审时，嫌犯自己请的律师声称嫌犯有精神病，看来要不是嫌犯有精神病，就一定是嫌犯请的律师有精神病了！

　　嫌犯不等于就是真凶，为什么没按无罪推定原则，第一时间怀疑戴面具者非嫌犯本人，倒是无论是嫌犯传说中的母亲请的传说中的律师，还是有精神病嫌疑的嫌犯自己请的有精神病嫌疑的律师，都第一时间预设了嫌犯就是真凶？连嫌犯的辩护律师都这么先入为主地排除嫌犯因为适逢其会而被人利用，被人嫁祸的可能，是不是太不合常规了？

　　控方所坚持的案件背景跟他们所需要的作案动机自相矛盾，再加上案件情节上的诸多疑点，如7秒杀4人之类的，如果嫌犯能请到对他有利的辩护律师，本来是大有可为的，为什么他偏偏就请不到一个能恪守无罪推定原则的辩护律师呢？难不成那些能恪守无罪推定原则的律师都死光了？

　　一边对支持嫌犯的社会大众承诺公开、公平、公正，一边为保险起见，嫌犯自始至终都被一心欲置其死地的各色人等包围着，为了让嫌犯只能坐以待毙，甚至不惜弄出拒绝让嫌犯证人出堂作证，拒绝嫌犯与控方证人对质的闹剧，这是何等的司法奇观？

　　当然，最诡谲的还是，为什么嫌犯的母亲会成传说中人物，连同接触过她的律师后来也成传说中人物？莫非嫌犯的母亲是鬼魂，而且还是那种会将活人变鬼魂的凶灵？

　　终审判决出来了，回过头去看，赫然发现，那个被抓的造谣者第一时间造的谣，仍然是到目前为止唯一一个符合逻辑的"真相"，是不是很有讽刺意味？

　　2008年10月22日

丁学良:利益集团绑架国家政策

　　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政治领域里最重要的进步就是逐步的制度化。它最突出的体现就是最高政治权力的交接越来越按照事先规定的程序进行，有一个大概的时间表。这就是说，中国的老百姓越来越肯定地知道，大概到哪一年，在开什么样的大会时，什么样的领导位子将会传给谁。

　　这种制度化虽然不是民主化，其历史意义却不能小看：这样的制度化不仅是1949年以后在***的体制下，在中国二千多年的历史上都是很重要的。因为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状况就是：皇帝不能退休，因为皇帝是天子。他要么是在位子上一直坐到死，要么被人推翻、改朝换代。

　　从1990年代末以来，正因为有了最高权力交接的制度化，以及与此相关的重要会议的定期化（这也是制度化的一部分），就使得在中国社会里面，每逢新一届高层领导接班前后，或有什么重要的会议召开之前，公众就会有很多的期待。期待什么呢？期待有什么重要措施出来，期待即将出来的政策更加附合他们的利益；一句话，民众期待着"大动作"出台、改革开放政策有"大的突破"。

　　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这已成为一种不断重复的期待。可惜，与这个不断重复的期待对应的，就是不断的失望。过去这些年来，每当高层有人事变动，中国就会有各种各样的传言；等到权力的转移完成、新领导班子接任，或重要的会议结束了，大部分时候中国民众的大多数又相当失望。

　　这种现象折射了一个深刻的问题，即中国的民众对于每届新领导的政策创新的期望，大部分时候都太高，对重大的改革开放措施的出台都期待过高。期待过高的原因，是它们建立在一个根本的忽视上，即忽视了在改革开放的30年进程中，中国的政治和行政系统里面，已逐步形成了一些相对稳固的特殊利益集团。这些特殊利益集团一开始时，力量还不够大，对整个的改革开发大局势还看得不很清楚，但是时间长了，他们就看得越来越清楚了。如今，他们已经能非常清楚地知道在什么时候、在哪个部位上做什么和怎么做、讲什么和如何讲，才能使自己集团的特殊利益相对最大化。

　　我仍记得15年前，我一位在体制内做事的朋友说的一番话。我出国留学后第一次回国，聊天时这位朋友讲："你出国快10年了，回来以后对中国问题的观察可能要换一副眼镜了。你出国时，还是改革开放初期，大的争论多是和意识形态相关，现在不同了，大家越来越搞清楚自己的实际利益在哪儿，所以现在的矛盾都是不同的特殊利益集团在搏斗，意识形态问题变得很次要。"

　　这句话现在回过头来看，真是一个非常清醒的明白人的观点。当然，现在有这种认识的人越来越多，但在1993年秋就有这样的看法，确实是判断准确。

　　我的这位朋友当年的判断是站在体制内经验的立场上获得的，如果我们从理论的角度分析，会有更深刻的启发。我在读博士时读过的书里，有几十本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其中一本，是美国马里兰大学讲座教授奥尔森（Mancur Olson）的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Nations，《国家的兴起和衰落》，1982年出版。他这里用的"国家"不是state（国家政权），而是 nation，表达最符合我们中国人定义的国家，既包括政权，也包括人民。这本书出版两年后即获得美国政治学会的大奖，也吸引了诸多学者的关注和书评，其中就有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萨缪尔森，和以"寻租理论"而出名的经济学家 G.Tullock .

　　这本书的要点是，任何一个国家，只要有足够长时间的政治稳定，就会出现特殊利益集团，而且，它们会变得越来越明白、成熟、有技巧。然后它们就会对这个国家最重要的公共政策，国家的经济发展、社会发展、政治机器，尤其是行政和法律，会越来越知道该怎样操纵，懂得在操纵时怎样找到好的理由。由于他们的技巧越来越娴熟，因而获得的利益也就越来越持续、越多。最终慢慢导致这个国家的经济、社会、行政、法律等方面的体制、政策、组织，变成最符合特殊利益集团的安排，使得该国发展的新动力越来越被抑制，各个部门越来越僵化，这必然导致国家的衰落。

　　此书的案例非常丰富，包括英国、美国，以及二战前后的德国、日本。今天，如果把奥尔森的理论运用到对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某些大的方面的观察，也是非常契合的。

　　毛泽东时代从1949年到1977年，在中国很难找到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特殊利益集团（有一个例外，以后再专文论及），因为毛不让国家体制稳定，过几年就搞一次运动。毛的运动伤害的人太多，必须否定，但客观地讲，这种没几年就翻天覆地大动荡一下，确实不易形成稳固的特殊利益集团。当然，有人会说毛自己身边也有一个利益集团，但毛不是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利益瓜分者，他是最高统治者，两码事。

　　从政治经济学的意义上讲，特殊利益集团只有在相当长的政治稳定性之下，才能慢慢形成巩固起来。中国进入邓小平时代，大的动荡越来越少，尤其是1989年风波以后，保持了20年的基本政治稳定，为利益集团的形成提供了大好气候。

　　任何一个在中国工作了一段时间的人，只要有一定的观察力，就会数出来有哪些特殊利益集团。比如说，在中国常听到水电系统是重要的利益集团，它强大到了不仅把中国的大江大河，而且连中等的江河，都圈过去了，建电站大坝，每个项目都有几亿、几十亿、几百亿元的资金。许多中国人也能讲出来谁是该利益集团最重要的代表，有前水电部长、前总理等，当然还有那些总是设法找到科学技术的"理由"来为该集团上项目论证的"专家"们。

　　此外，在这20年中新出现的房地产业，也是一个特殊利益集团；能在中国做房地产的都不是一般的人，因为土地资源非常稀缺，特别是在大城市。

　　更不要忽视，中国的计划生育系统也是一个特殊利益集团。中国的人口老化非常快，国内外很多学者测算，到了2030年，如果目前人口控制的趋势不变，中国的在职劳动力和退休人员之间的比例，会出现根本的转折点，上班人口支持不了退休人口的负担了。既然已从数据模型上测算出来，距离那个转折点也就是2030年，还有一代人的时间，那现在就应该对计划生育政策进行重大调整，乃至废除。国际上很多研究证明，一个社会要想长期有效地对生育实施控制，最文明的办法是大幅度推动免费的基础和中等教育，尤其是在农村和妇女中间——世界上凡受过中等或更高教育的妇女，就会自愿减少生育。这远比中国现在采取的强制手段好得多，后者导致了很多悲剧的发生。强制的人口控制，也导致了男女失衡。

　　但是，为什么在其他国家和地区被证明有效的以普及免费教育促进自愿节制生育的政策，没有被中国政府所接受？原因就是"计划生育"政策在过去几十年中，已经造成了一个特殊的利益集团——全国至少有几十万的干部，或者更多，就是靠着"计划生育"当官、掌控钱和权。

　　在中国，人们多半能讲出那些特殊利益集团之后，各自有哪些人脉？因为每个利益集团都不只需要在经济资源上运作，更重要的是要有政治上的保护。特殊利益集团必须是政治资源与商业资源的结合体。

　　今天中国的普通公民，哪怕对这些特殊利益集团再不满，也没有办法对付。而特殊利益集团绑架公共政策特别是国家的发展政策后所造成的负面结果，却是要全社会、尤其是弱势群体去买单。利益的大头是他们承包，而代价的大头却主要是普通民众承包。因此，在这样的格局下，每当高层领导换届、重要会议举行时，中国的公众就会对"出台新政策"、"推出好措施"有很高的期待，但这类期待往往很快就变成失望。

　　客观而言，特殊利益集团并非中国独有，这是进入工业化、商业化之后，人类社会普遍遇到的现象。在美国、西欧的体制下，也可以列举出一些利益集团，比如美国与石油有关的、与金融业相关的利益集团等。在美国的特殊利益集团中，被人们指责最多、主要是被美国的中左派咬着不放的，是军方-产业集团，这个利益集团总是渲染别国的军事力量在突飞猛进，对美国的安全提出了挑战。军产集团只有不断把针对美国的军事威胁讲得很大，才能在大饼中分到更多的份额。

　　我本人认定，在美国另一个大特殊利益集团是律师，该群体虽然没有军产集团显眼，但对美国社会潜移默化的影响更大。因为美国是一个法律至上的社会，这是它的长处，法律是如此重要，所以吸引了很多聪明人进入这个领域。当律师的也可以从政、从商，都有非常明显的优势。

　　虽然在美国、西欧也存在特殊利益集团，但它们的大环境体制与中国的非常不同。在美欧的体制下，那些利益集团虽然可以影响法规政策，却没法一手遮天。第一，没有哪个特殊利益集团可以长期操纵选举行政首脑的全过程，尽管会影响它。否则，我们就无法解释美欧的全国大选中，常有异军突起，比如目前的奥巴马，就是明显的例子。

　　第二，特殊利益集团也无法一手操纵全国议员的选举，尽管当中确有一部分是它们的游说者，但它们不可能把国会的两院操纵在手。这就是为什么美国有关军产利益的政策辩论时，两边吵得翻天覆地，有利于军产利益的方案也会被否决。

　　第三，特殊利益集团也不可能一手操纵全国的媒体，尽管会影响其中的一部分。没有一个利益集团能在美欧的体制下，控制全国所有的重要媒体——公共政策辩论的平台和揭发官商勾结的战场。比如在美国，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斯蒂格利兹和克鲁格曼，都把在主流媒体上批评小布什政府的内外政策，当成自己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要务，其批评的力度，连很多欧洲学者都觉得太猛烈了。

　　第四，美国和西欧也是全球化程度非常高的地方，始终处于激烈的国际竞争。无论从历史还是从理论看，一个介入高强度多方面国际竞争的国家，其利益集团时时会被迫作出妥协。

　　上述四种制约，使得美欧的特殊利益集团，并不能长期绑架国家的政策和发展战略，尽管会影响一时或一处。然而，这些制约条件在中国现有体制下，要么不存在，要么非常脆弱。这才是值得我们高度关注和担忧的理由。

　　中国的行政领导，不是经过公开透明的程序竞举出来的。中国的人大和政协委员也不是民选出来的，各级人大里面一半以上的委员都是现任的或刚退休的官员，这给特殊利益集团巩固自己的网络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同时，中国尽管有很多媒体在一些问题上能揭露部分真相，但在大部分时候和大部分重要问题上，受到全国一致的有效控制。

　　相对令人鼓舞的变化是，中国在这30年中的国际化趋势，比以前有了极明显的进步。在这个领域，有时会把特殊利益集团试图一手遮天的状况戳一个洞，露出一缕光线，甚至迫使它们在某个具体问题上不得不退让屈服一下，使中国社会的整体利益得以进步。比如，中国的卫生系统也是特殊利益集团，SARS"非典"出现初期还想一手遮天，结果是国际化的原因，它经由香港传到多国，才导致失责官员撤职、公开抗疫的良性局面。这次的三鹿奶粉也差不多，要不是新西兰总理让其驻北京的大使馆跟中国政府高层把事情戳破，隐瞒还可能延续下去。

　　所以，我强调的是，那些普遍存在于美欧的三个制衡因素，在中国要么不存在，要么很脆弱，惟有国际化还能发挥较大作用。

　　我们回头看一下相关的历史。在前苏联，最大的利益集团就是军产集团，它把国家的政策和发展战略绑架到什么程度，绝大多数苏联人并不清楚，甚至连戈尔巴乔夫一类，在没当上最高领导之前，也差不多。戈已当了好几年政治局委员了，都不知道苏联的实际军费是多少。一直到他当了总书记后，才看到实际的军费是官方公布数字的近4倍。而到那时他才知道，这个真的数字，只有总书记、总理、国防部长、计划委员会一把手才清楚，其他政治局委员都得不到真情。所以戈当了总书记后，就得出一个简单、清醒的结论：苏联必须终止和美国的新一轮军备竞赛，凭着苏联的经济实力再和美国搞下去，就会把国民经济完全拖垮。

　　从目前解密的资料可以看出，当年苏联军费为何能在那么长的和平时期保持那么高，基本原因就是特殊利益集团——用当事人的回忆录讲，他们控制了最高领导人的耳朵和眼睛——苏联没有自由媒体，也没有多党竞争，议会也不可能进行公开辩论，所以只有内部信息渠道，这个渠道是被军产利益集团所控制的。送到最高领导层耳朵和眼睛那里的信息，很多是夸张或伪造出来的，诱使高层在重要政策上，长期严重偏向军产集团。苏联的垮台有多种原因，但从1993年到现在解密出来的资料看，特殊的军产利益集团对国家发展政策的绑架，使其在军备竞赛路上全速奔跑多年，是垮台的一个基本原因。

　　当然，这完全不是说今天的中国和当年的苏联一样。但在中国的体制下，在相关制衡条件缺失的前提下，即使新一届领导人也想老百姓之所想，意欲有所作为，当他们接班之后，想推出一些有开创性的举措来使国家更良性发展，使政策更公平、更有利于国家民族的整体利益时，他们手中都不具备能够对付强大的利益集团、迫使其做出重大让步的权威。

　　毛泽东当然有这样的权威，所以他隔几年就翻天覆地来一下。毛之后，只有邓小平有类似的权威。我们再回顾一下，改革开放初期，只有邓才能让中国的军费控制在相对低的水平，并大幅度裁军。没有邓那样的权威，任何人都不可能迫使军队、军工做出那么大的让步，释放出更多的资源到中国的民生与经济发展中去。

　　1989年夏秋之后，邓越来越不过问具体的政策。那时候成长的利益集团，他也不怎么去干涉了。之后，这些利益集团慢慢地愈益强大。在未来这些年里，除非出现非常情况，使任何领导人用老办法都不能有效处理，只能推出非常手段来解决非常的挑战——只有到那时，新的、高度的权威才能形成，才能迫使特殊利益集团大大让步。

　　目前的中国高层确实有不同于过去的施政设想；再过若干年，中国的高层领导班子又要换届了。我觉得，现在的和下一届的领导人，即使他们内心里想做一些大动作的改革，但是因为他们尚不具备像1980年代初邓小平那样的权威，就没有办法迫使强大的利益集团做出大的让步。这将是未来很多年里的基本格局。

　　所以，要想使得中国不至于国家的发展政策、公共政策在太多的时候被特殊利益集团"绑架"得太过分，我们只有坚决稳步地推动中国进入更多方面的国际竞争，这才是比较实事求是的思路，比较现实的选择。

梁丁:“杨佳案”的赢家是谁？

　　上海袭警案，演化到今时今日，公众看到的是一个多输的结局。

　　审判程序上的明显瑕疵，辩护律师的问题，是否公开公正审理的问题，广受公众和舆论诟病，这些都让本就信誉并不上佳的司法系统，受到了民众更严厉的质疑。

　　杨佳作为行凶者，杀人嫌疑犯，也因为程序正义的瑕疵，并没有完全享有宪法和法律赋予其作为一个嫌疑犯的不可剥夺的权利。

　　辩护大律师，无论是谢有明还是翟建，两人在全国民众面前信誉扫地，丧失职业精神，沦为大多数民众眼里的无耻无良的"律师典范"。

　　杨佳的母亲，消失不见这么久了，真是个奇迹，杨佳的父亲和阿姨，悲凄的祈求律师和司法机关，能够给予杨佳"公正"的对待，却只是镜中水月。

　　六名被杀警察及其亲人家属，几乎被遗忘，或沦为警察机关的同构物，甚少有人对其同情，可以想见，仇恨已经在其家人和孩子心里蔓延。

　　其他的执法者，内心肯定充满憋闷，死的是自己人，可是杀人者却受到了广泛的同情，民众依然还怒火中烧，矛头指向的仍是警察。

　　高度关注此案的民众，希望杨佳能够得到合乎程序正义的对待，以加强自身对执政者和政府的信心，以及大大小小的进行呼喊奔告的有识之士，希望改善目前的高度绷紧的体制，建设法治社会，达至和谐，无疑也受到了重挫。

　　即使将事件拔高到执政的合法性而言，其加深了民众与政法系统，司法系统的对立，扩大社会裂缝，这对于旨在打造服务型政府，完善法治，建设和谐社会的执政党，无疑也是一个很大的"利空"。

　　说到这里，自然就产生了一个大问题，公众看到的是，大家都输了，那究竟是谁在其中"盈利"了呢？所谓真相的价值，正在于此，倘若真相一样如同迷雾般遮掩，我们就只看到，这块土地竟然能够炮制如此奇案，一个"所有人"都输了，没有"赢家"的大事件！因为我们看不到究竟谁是"赢家"。

　　若有"赢家"，则我们得感叹于这个"赢家"力量之浩大，非但可以操控执法和司法系统，更不可思议的是，可以在一场公众看到的多输的事件中，极好的藏匿自己，不露庐山真面目。

　　若无赢家，则我们就得感叹于其依赖体制运转的堕落惯性，竟然可以沦落于斯，运转出"专门不利人，竟然不利己"的大事件出来，如此，则可以判断，其执政效能不足，竟然到了何等乏善可陈的地步？

　　杨佳案有"赢家"嘛？若真相一日不完整浮出水面，这还只能是一个"天问"！

薛涌:全球经济衰退给中国提供的机会

　　华尔街的危机，已经演化成全球的金融恐慌。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全球经济将陷入衰退。七国集团首脑已经表示采取联合行动，拯救这次的总崩盘。中国虽然不在七国集团之内，但作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也格外引人注目。西方国家盯着中国两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中国出手救市的呼声，在海内外都渐渐升高。《金融时报》最近发表一篇文章，竟然狮子大张口，开出五千亿美元的中国救市价码。理由是美国是中国最重要的海外市场之一，中国不能看着这个市场的崩溃而见死不救；救市旨在维持中国的出口势头，符合中国的长远利益。

　　在全球化的经济体系中，这样的推论并非全无道理，可惜过于天真。还是不久前《华尔街日报》发表的一篇文章比较冷静。该文回顾历史，称二战后英国作为获胜国，其金融体系已经被拖得精疲力尽，最后是美国出来救局，条件是英国出让其多年经营的殖民地的利益。如此一来，大英帝国和平解体，美国主宰了全球。难道历史又到了这样一个权力交接的时刻吗？显然还没有。美国需要外国资金的进入，但是其市场并不完全开发，特别是对"主权基金"戒备重重，没有足够的动力请足够的外资进入。中国一来没有力量去拯救华尔街，二来把钱用在这个地方也不符合中国的利益。

　　不过，这次金融恐慌乃至所导致的全球经济萧条，确实也给带来了机会。毕竟，中国过去四分之一的经济增长，使国家有巨大的财政盈余和外汇储备。拿着这笔钱，就应该想着"股神"巴菲特那句著名的话："当别人贪婪时我们恐慌，当别人恐慌是我们贪婪。"意思是，当形势大好、股市飙高时他担惊受怕泡沫崩溃；当股市跌底时，他则看到的低价买进的赚钱机会。

　　买进的机会在哪里？我不禁想起十几年前刚到耶鲁读书时在校园参观的情景。当时我看着学校中心图书馆的雄伟建筑以及堂皇的研究生院惊叹不已。这些建筑的气象，几乎已经盖过了"老校区"，成为学校的代表性景观。听导游解释，这些建筑，都是大萧条时所建。最初的计划不过是盖个图书馆。可是，因为大萧条时期价格实在便宜得出人意料，盖完图书馆后预算里还剩了一大笔钱，索性一鼓作气把钱花完、再盖个研究生院，使学校在以后的几十年受益无穷。在正常的经济环境中，这些建筑因为过于庞大考究，连维修都构成了巨大的财政负担，使学校不得不一拖再拖、四处化缘。我读书时正赶上学校为此发愁。由此也不免想到：没有大萧条，也许校园就没有今日的这种气派。

　　这一例子虽小，却直观地向我们展示了经济衰退给中国提供的机会。经济衰退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通货膨胀的压力减小，从石油到金属矿产等等能源和原材料价格都急剧下跌。而中国还属于发展中经济，许多基础设施建设远没有完成。政府受益于前几年的经济强劲增长，手里还有可观的财政盈余。现在正是个为未来的发展创造条件的机会。

　　怎样利用这一机会？我看主要有两点。一是建设必要的基础设施。一是完善医疗保险、退休金等社会保障制度。

　　要知道，能源和原材料价格的下跌，仅是世界经济衰退的短期现象，并没有根本上改变长时段的供求关系。当世界走出衰退时，中印巴等发展中经济可能会展开新一轮的跃进。能源原材料的价格可能比今年早期顶峰时期还要高出许多。中国发展所需要的基础设施，现在正是个廉价建设的机会。现在不建，日后的造价就可能翻倍。

　　同时，在建设这些基础设施时，也必须把日后经济反弹后的成本计算进去。比如，现在油价降了下来，车相对便宜了。这很容易给人一种幻觉，夸大汽车发展的前景。殊不知，如今大体天下太平，原油供应稳定。日后经济恢复，产油国再发生若干动荡，原油价格从现在每桶九十美元以下的水平跳到二三百美元也绝非天方夜谭。到时候，一辆ＳＵＶ灌满一箱油要一千人民币以上。在这种价格上，汽车社会能维持吗？所以在我看来，趁着现在低价的机会，中国不仅要大力推动基础设施的建设，而且要集中精力发展过去一直滞后的公共交通体系、铁路体系、再生能源体系。

　　社会保障系统则是中国长期发展的另一块心病，既关乎社会稳定，又涉及国内市场的规模。现在中国的经济过分依赖出口，国内市场还十分疲软。这就使中国在世界经济衰退面前缺了一项自卫的武器。内需不足的原因，一是老百姓没有从经济发展中普遍、充分地受益，导致消费能力滞后；一是因为缺乏基本的社会保障系统，使人们手里有钱也不敢花，要存起来以备不时之需。美国这次的危机则基于相反的原因，那就是美国人超前消费已经到了离谱儿的地步。不过，我们也应该看到，超前消费过分固然不好。但这种现象也说明人家的社会保障体系比较健全，使老百姓花起钱来更有信心。

　　如果中国有了良好的医疗保险制度，有了坚实的退休金制度，人们生老病死有了基本保障，就有信心把刚刚挣到的钱拿出来消费，使经济增长所产生的资金及时回馈到经济发展中，使中国有强劲的内需，更有能力抵御世界市场低迷所带来的冲击。用中国的钱拯救华尔街的思路，其实是要让中国经济永远依赖于海外市场。从长远的发展眼光看，这正是中国应该极力避免的。要知道，这次金融危机来势汹汹，但过一两年也许就成为历史。中国政府有钱，应该考虑得更长远些，为未来几十年的发展奠定基础。

冉云飞:毛泽东一封恶狠狠的信

　　四九年后公布了几批战犯，其中有不少是大文化人，如胡适、王云五、傅斯年等人，现在看来，不仅愚蠢成笑谈，也是颟顸而虚弱。四九新鼎后，有许多不及逃，或者仍抱幻想的知识分子，都各自在为自己将来的生存作打算。这种生存无论是怎样的苟存，都应该受到尊重、值得同情。我无意也无权嘲笑任何在专制制度下所作的多种生存之努力，我们回忆历史，是为了对当权者之残酷无人性，制度之无良，加以检讨，结束这种没有真正人权保障的日子。

　　这些为自己苟存的打算中，有巴金在文代会上自我检讨的痛哭，有沈从文日夜不安欲图自杀，给国民党上过课的冯友兰自然也深知此中厉害。于1949年10月5日写封信给毛泽东，大意是说，"自己在过去讲封建哲学，帮了国民党的忙，现在决心改造思想，学习马克思主义，准备在五年之内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重新写一部中国哲学史。"（孙琴安、李师贞《毛泽东与著名学者》P306，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11月版）。10月13日，冯友兰收到一位骑着摩托车的军人送来的一封毛泽东恶狠狠的信：

　　友兰先生：

　　十月五日来函已悉。我们是欢迎人们进步的。像你这样的人，过去犯过错误，现在准备改正错误，如果能实践，那是好的。也不必急于求效，可以慢慢地改。总以采取老实态度为宜。此复。敬颂

　　教祺！

　　毛泽东

　　十月十三日

　　这是毛对冯友兰也是对留在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一个下马威，新鼎初得，可谓狰狞毕露。后来毛泽东当然也接见过冯友兰几次，1964年冯友兰作为政协委员被毛泽东接见，回来后即赋诗："怀仁堂后百花香，浩荡春风感众芳。旧史新编劳询问，发言短语谢平章。一门亲属传佳话，两派史论待衡量。不向尊前悲老大，愿随日月得余光。"真是谦卑已极。但毛泽东这种笑里藏刀的权谋搞法，一直是他百用不疲的。笑容背后的滥用权力，对个体生命的践踏，是贯穿毛泽东斗争哲学的始终的。联系到这一切，联系到冯友兰的颤颤惊惊，对于他四九年后一系列的输诚之辞，以及在文革中写批林批孔文章的所作所为，可以有同情之理解，先理解后批评。翦伯赞自杀（自杀时遗言是"毛主席万岁！万万岁！"）、老舍自杀，不少人自杀后，冯友兰特别害怕，于是冯友兰在谢静宜来看他后，他请谢静宜转一首诗给毛泽东："善救物者无弃物，善救人者无弃人。赖有东风勤着力，朽株也要绿成荫。"自贬已极，只差说自己猪狗不如了。想来冯友兰是永远不可能忘记1949年毛泽东那封恶狠狠的信的。

　　但冯友兰虽然在四九年后受到了这样的惊吓和侮辱，在毛泽东已死后，他还是不忘对毛泽东有种近乎惧怕的感情，把恐吓威胁训斥当成"春风化雨"的诗作，继续一贯输诚：

　　神州悲痛极，亿兆失尊亲。一手振中华，百年扶昆仑。不忘春风教，长怀化雨恩。犹有鸿文在，灿烂照征尘。（1976年9月9日）

　　纪念碑前众如林，无声哀于动地音。城楼华表依然在，不见当年带路人。（1976年9月）

　　像冯友兰这样深受独裁重压而输诚的知识分子，自我贬抑自我丑化，而又无所不用其极地歌颂毛泽东的人，绝不在少数。这不仅是作为人的耻辱，也是对汉语的玷污。我的重心不在批评写颂毛之人，而在批评毛及其跟随者所创造的罪恶制度，当然这创造中有颂毛知识分子一份功劳，这是无论如何不能因此抹杀的，所以像冯友兰这样的知识分子是无法摆脱恰如其分的批评的。以后我会陆续将一些著名知识分子的颂毛之作辑录出来，冠以《独裁是如何炼成的》之名，作一番阐释，希朋友垂注与补充。

　　2008年10月18日9：02分于成都

时寒冰:股市不作为维不了稳

　　次贷危机从露出苗头到现在，美国、日本及欧洲各国，一直在忙着救市，尽管救市举措无力阻止次贷危机的恶化，但这种积极作为的态度，至少在重塑市场信心方面，发挥着一定作用。

　　中国资本市场需要实实在在的行动，而不是喊口号或变着花样玩新概念。否则，失去根基的中国股市就只能唯美股是瞻，像只蹩脚的跟屁虫。称其蹩脚，是因为它连跟屁虫也做不好，经常是跟跌不跟涨：美国股市涨，我们的股市小跌；美国股市下跌，我们暴跌。由于失去重心，中国股市一直很累地活在美股的阴影下，跟美国股市比看谁更惨很有意思吗？

　　实际上，在全球忙着救市的情况下，维持好自己的资本市场稳定本身，就是对全球的巨大贡献。中国股市的稳定本身，就能向世界传递出自信的信号，而这种状态，在当下次贷危机蔓延的情况下，是极其宝贵的。

　　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应该首先维护资本市场的稳定，让广大投资者从惶恐不安的阴影下走出来。这种维稳之举，不能一味盯着美欧股市——每当美欧尤其美国股市大跌，我们这里就会出现有关部门紧急维稳的消息。维稳是自己的事情，不是别人的事情，应该把目光盯着自身的问题，而不是随美股起舞，茫然无措。

　　管理层多次强调，中国经济依然在健康发展，中国不具备发生次贷危机的条件，那么，监管层是否应该对中国股市惨烈程度世界第一的现状进行深入反思？为何没有发生次贷危机的中国，反而更脆弱？

　　中国资本市场需要重塑一种自信，并且，需要把这种自信通过相关政策的调整及对现实问题的根本性解决，传递到每一个人心中。

　　监管层多次强调，中国资本市场不缺资金，缺的是自信。问题是，广大投资者的这种自信，是建立在公平的制度之上，是建立在重回报的市场之上，是建立在言行如一、扎扎实实地解决问题之上的，而不是无视问题的存在，甚至，采取与维稳基调相反的行动。

　　以大小非问题为例，在股改时的存量大小非问题尚不能很好解决的情况下，新增大小非次第粉墨登场，已经远远超出了股改时产生的存量大小非。这种过于急切的融资行为与圈钱何异？与维稳的宗旨相符吗？

　　竭泽而渔的结果，只会令市场变得千疮百孔。

　　一组数据充分说明了这一点。美国股市扩容到800只股票，整整用了100年时间，平均每年8只；香港股市扩容到800只股票，也用了33年，平均每年24只。而中国股市扩容到800只股票和1200只股票，分别只用了8年和10年，平均每年100只（截至2008年10月17日，沪深股市已有1661只股票上市）。今年前6个月，我国共有59只新股发行上市，平均每月近10只，而在这一过程中，A股一直处于慢慢跌势中。

　　存量大小非、新增大小非及再融资，不断增加着市场的供应，而资金却没有同步增加。中国股市因供求关系的扭曲和失衡，是所有投资者的心病。

　　中国股市要走出次贷危机的阴影，首先应该走出自己的阴影。维稳体现在具体的行动中，市场最能感知得到，投资者更能感知得到。一个独立的自信的市场，才能重塑信心，为世界资本市场的稳定作出贡献，也才能赢得世界的尊重。

　　监管层应该认识到，不作为永远维不了稳。在全球金融市场动荡不安的大背景下，监管层应该下决心，解决困扰中国股市发展的根本性问题：大小非、提高交易透明度、根除老鼠仓、严惩内幕交易、勒令垃圾股退市、勒令弄虚作假欺骗投资者的股票退市、严格限制新股发行、彻底取消重复征税的红利税、降低券商手续费……这将是重塑市场信心的最重要前提。这不仅是对中国的广大投资者负责，也是对全球资本市场负责。

茅国雄:在第三次思想解放的浪潮中重组工会

　　——论工会改名（重组）为"劳协"之必要

　　鉴于工会和工会主席在保护劳动者合法权利方面的表现远不如消费者协会（"消协" ）在保护消费者权利方面的表现，笔者强烈呼吁，将现在的工会重组为"劳动者协会"（ "劳协"）以期获得与"消协"相同的地位， 发挥与"消协"相同的作用。

　　劳动者及其代表"劳协"与消费者及其代表"消协"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具有可比性：

　　第一．当企业对外时，它被称为经营单位，主要与消费者结成权利义务关系；而当企业对内时，它又被称为用人单位，主要与劳动者结成权利义务关系。劳动者与消费者的虽然不是同一个概念，但两者在数量上有着最大的交集；

　　第二．一般而言，面对经营单位，消费者属弱势群体，面对用人单位，劳动者属弱势群体；两者同属弱势群体；

　　第三．"消协" 要维护的是消费者因购买商品和服务而可能遭受到的违约和侵权："劳协"要维护的是劳动者在工资和安全等方面可能遭受到的违约和侵权，两者维权的内容都是就事论事的具体的民事权利而非国体、政体上的诉求；

　　第四．"消协"代表消费者主张权利的对象是"经营单位"， "劳协"代表劳动者主张权利的对象是"用人单位"，两者主张权利的对象都是具体的市场主体、民事主体—企业而非政府更非政权（但不能绝对排除个别高官因诸如假药、毒奶粉、矿难……而落马的现象）。

　　鉴于两者的诸多可比性，又鉴于现在的工会在保护劳动者权益方面的表现远不如"消协"在保护消费者权益方面的表现，所以，劳动者维权的主体模式应当采取消费者维权的主体模式：将现在的工会重组为"劳协"，以便"劳协"随时随地向"消协"学习（虽然"消协"自身也有许多问题，但不是本文的议题）。

　　"消协"的维权模式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值得"劳协"借鉴：

　　第一．"消协"的名称具有更大的包容性。 "消费者"这一概念之大无需多说，因此"消协"不属于任何一个阶层，也不可能成为某一阶层的代言人，更不可能代表某一阶层提出政治诉求。再看现在的工会。《工会法》表明：一切以工资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都有权参加工会。（第三条）。 从工会参加者的主体身份看，将工会改名为"劳协"更名副其实，从而使更广大的劳动者有归属感；从实践"三个代表"的高度看，"劳协"显然要比工会具有更广泛的代表性；从建设和谐社会的深度看，将工会改名为"劳协"有利于淡化现在工会的阶级属性和政治属性；

　　第二．"消协"设在企业外。试想一下，如果将"消协"设在企业内，消费者的维权肯定象现在的劳动者维权一样举步维艰。因此， 建议将"劳协"设在企业外， "劳协"在企业内部设立一个"劳协信息联络委员会"之类的基层团体即可。这样做的好处至少有三：1."劳协"维权时不必再顾忌老板的脸色；2. 遍布各产业、行业、大口、板块及区域的"劳协"既能大大方便劳动者的维权诉求（为了防止"劳协"的衙门化、官僚化，各"劳协"互不统属），又能使政府的劳动监察部门如释重负，符合小政府、大社会的现代行政理念；3. 劳协信息联络员不必象现在的工会主席出面直接与老板"对话"、"博弈"，有助于提高他们的就业安全指数。

　　第三．"消协"没有任何一个政治集团领导。领导在和不在一个样、领导有和没有一个样。即使没有任何一个政治集团领导，也从未见"消协"有政治上的"越轨"之举。由此可见，在一般的民事法律关系中，在私权领域中，政治集团的领导不一定是非要不可的。反观工会。现在的工会与用人单位这两个"平等民事主体"之间关系的严重失衡，以及随之而来的劳工生存状况的日益恶化和频发的群体事件可能引发的社会动荡，迫使当局在前不久颁布施行的《企业工会主席产生办法》中规定了工会负责人的任职资格的消极条件："企业行政负责人（含行政副职）、合伙人及其近亲属，人力资源部门负责人，外籍职工不得作为本企业工会主席候选人"（第六条）。但是，让老板及其亲属退一步的代价是对工会及其负责人五步更严厉的 "进逼" ： 1. 企业工会主席产生，应坚持党管干部的原则（第三条）、2. 企业工会换届或新建立工会组织，应当成立由上一级工会、企业党组织和会员代表组成的领导小组，负责工会主席候选人提名和选举工作（第七条）、　3.企业党组织和上级工会应对企业工会主席候选人进行考察，对不符合任职条件的予以调整（第九条）、4.企业工会主席候选人应报经企业党组织和上一级工会审批（第十一条）、5.企业工会主席由同级党组织与上级工会双重领导，以同级党组织领导为主。（第二十条）。本来，第六条让老板及其亲属亲信退出工会负责岗位是为了防止老板们对工会维权活动的干预、妨碍和操纵。但是上面列举的五条又把老板们请了回来。殊不知，这五步活生生将工会及其负责人"五花大绑"；这五步是横亘在劳动者维权道路上的"五步蛇"：一方面，企业工会主席候选人仍需经企业党组织提名、工会仍由企业党组织领导；另一方面，　党的大门已然向老板们敞开（其中不少人本来就是先有党票再变身为老板的）、以培养党的各级负责人为己任的党校也已然向老板们敞开。　从理论上讲，老板们担任企业党组织的"一把手"已无政治上的障碍；也完全可以在企业基层建立由其本人、近亲属，人力资源部门负责人等组成的党的"战斗堡垒"，从而将工会始终纳入"正确的政治轨道"。　对《宪法》、《工会法》、《工会章程》尤其是《企业工会主席产生办法》的精神融汇贯通后，一切胸怀将工会始终纳入"正确的政治轨道"的远大抱负的老板们一定会激动得一边高唱"世上只有妈妈好"，一边象投入母亲的怀抱一样投身党组织。但是对劳动者维权而言， 这种制度设计比老板们直接担任工会主席更具欺骗性，进而埋下了更难以破解的根本性障碍。因此，笔者强烈呼吁：在第三次思想解放的浪潮中、在工会重组为"劳协"的进程中，还"劳协"一个"自由身 "。

　　第四．"消协"既无历史的重负也未被涂抹政治油彩。"消协"诞生于改革开放之后，是市场经济的产物、法治社会的产物、市民社会的产物。由于既无历史的重负也未被涂抹政治油彩，"消协"在维权的道路上虽说也不是一帆风顺，但从未招致任何政治上的疑忌和防范，因而其维权活动反而远比工会放得开手脚。反观目前的工会，其"软骨病"实在缘于上世纪20至40 年代的一段特殊"身世"，这段特殊"身世"是任何执政集团都闻之色变、闻风丧胆的；更令人遗憾的是，因受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波兰团结工会一度崛起的过度惊吓，使本来就在政改路口迟疑不决的执政集团更不敢丝毫松懈对工会政治上、组织上的钳制。这种近乎窒息的钳制，从一开始就将工会残化成一个"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而一个连"真实意思的表达"都无从谈起"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遑论充分保护劳工的合法权益！

　　正如一位著名学者指出的那样："工人"从来不是一个自觉的阶级。当二十世纪前半叶人类历史上最后一次以信仰为旗帜鼓荡起来的烟尘终于烟消尘散时，工会理应褪去被虚冠的政治光环、理应洗净被涂抹的意识形态油彩、理应卸下被强加的历史使命而回归到其本应有的恰当地位和身份：一个绝无政治诉求、极其普通、就事论事地保护劳动者具体民事权利的非政府、非政治民间社团。因此，将工会重组为"劳协"实属顺应历史潮流的一次身份回归和重获新生，同时，也将解除执政集团对在中国产生"瓦文萨"的恐惧。

张辉:秦制千年到红朝

　　我们的中国，传统文化日渐式微，文化传统却僵死不变。新文化不断更新旧文化，花样翻新很快，健康的和腐朽没落的一并杀来，使人应接不暇，而文化传统依然是专制。谭嗣同说过："两千年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两千年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他又说："唯大盗利用乡愿，唯乡愿工媚于大盗，二者交相资，而罔不托之于孔"。

　　毛泽东也有一句话："百代皆行秦政制"。百代都执行的是秦始皇的政治体制，所以文革的时候要为秦始皇翻案，要美化秦始皇，说他搞的这一套就是好，就是能够使国家强大，就是能够使国家稳定。毛泽东又对民主人士说："你骂我们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骂我们是秦始皇，是独裁者，我们一贯承认；可惜的是，你们说得不够，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说完后，自己哈哈大笑。

　　100年前谭嗣同没有说错，50年前毛泽东又充分证实了他说的没错。历史发展到今天，虽然遍地洋楼，满街名车，虽然庙堂之上总在高调民主法治，但中国的文化传统在骨子里依然是专制的精髓。抛开那些西式婚纱、蛋糕和舞曲，抛开喧嚣于世的浮躁，我们比较目前红色皇朝和大秦皇朝究竟还有多少相同的地方，真是越比较越吃惊，吃惊到汗流浃背。

　　其一，"朕既天下"没有变。秦始皇说天下是他一个人的天下，他是天子，代表天意，永远正确，现在也是一样，某党的领导是立国的根本，亡党就是亡国。当初毛泽东有四个伟大："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后来某人又搞了"三个代表"，要代表大家的利益，而且是根本利益。总之一句话：中共党，必须领导一切。

　　其二，"以吏为师"也没有变。秦始皇就不许别人来教育他的百姓，必须"以吏为师"，当然了，"吏"要以他为师。中共也是这样的教化，要求人们多学习，学习领导传达下来的精神，小领导当然要听大领导的话。"两报一刊"就是学习资料，新华社通稿就是学习资料，政治局会议就是学习资料，其他都要以这些为准，离开了这些东西的指导，一定要犯思想错误。

　　其三，"焚书坑儒"依然如故。秦始皇杀了一些儒生，烧了一些六国书籍，留下了"千古暴君"的美名。中共毛泽东要超越他，公开笑话他杀的文人太少，烧的书籍也太少，于是有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后来，邓公把"文化大革命"的形式彻底否定了，但是，并没有否定"文化大革命"的灵魂，于是，由杀人改成了囚禁，由烧书改成了禁书。"文化大革命"之后的几十年，每年都有人因为言论进监狱，每年都有一大堆的书籍被查禁，不被允许出版的就更加不计其数了。

　　其四，世袭制和秦朝并无二致。毛泽东先后为自己指定了刘少奇、林彪和华国锋等几个接班人，邓小平认识到世袭的危害性，宣称自己不指定接班人了，结果，他做得更离谱，更换了两个总书记，指定了一个江总书记做接班人，然后又隔代指定了江总书记的接班人。此风弥漫之下，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太子们，浑水摸鱼，逆江而上，占领了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海拔的制高点。

　　其五，株连九族花样翻新。秦朝实行连坐法，一个人犯法根据轻重不同，要株连亲属的范围也不同。1949年之后这个国家也做了很多类似的事情，先抓历史反革命，你现在没有反革命不行，你历史上曾经反革命，也要抓来枪毙；然后划分社会成分，你老子是富农，你一家人几十年抬不起头；然后斗右派和走资派，当然不是斗一个人，是一家人都不放过；发展到今天，连坐的办法更是出类拔萃，要拆你房子，你得配合，要不你一家人，包括亲属都别想安生，要么停职，要么开除，反正不做通你的工作并主动把自己房子拆了，他们别想好活。

　　其六，郡县制和秦朝非常类似。地方领导是由更高一级的人来任命，更高一级的人有最高级别的几个人来任命。虽然表面上玩着地方民选的花招，其实所有的干部全是来自中共党委的空降。这里假装民选出了个省长，明天那里有用，就可能调走，那么缺个省长怎么办？好办，立即可以安装一个代省长，然后肯定就是省长。省长是这样，各级长官都是这样，选民嘛，那是在逗你们玩呢，别太认真。当你要问：地方自治为何物？联邦制度为何物？有人会告诉你：那些东西百害而无一益。

　　其七，监军制和秦朝有得一比。秦朝大将蒙恬率30万大军戍边，秦始皇让大儿子去做监军，监军就是监督军队的一个职务。这个也不难理解，秦帝国的百万大军都是老秦家的私人军队嘛！不监督的话，万一心向老百姓可就麻烦了。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军队有一句响亮的口号："人民军队忠于党，人民军队爱人民"，而且"忠于党"在语言顺序上必须先于"爱人民"。从技术细节上看，政委和指导员代替了秦朝的监军，而且监军早已泛滥化了----"支部建在连上"。

　　其八……其九……

　　人类学家说，中国人的血统并没有真正传承；社会学家说，中国古代的习俗也转换完了；历史学家说，中国可考证的历史不到3000年，不算文明古国；今天我也说，以专制为特征的中国文化传统确有2000多年，至今沿袭，并得到发扬光大，创造了人类专制文化的极致。从这个角度上说，中国是专制文化的活化石，确实是最有资格的文明古国，其他国家在这方面没得一比。

　　2008.7.17

张辉:新的三座大山，精英之祸成了国之大祸

　　以前，中共常说"旧"中国有三座大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买办资本主义。现在我说，"新"中国也有三座大山：经济精英、文化精英和政治精英。平常人们说的上不起学、看不起病、养不起老，还说生不起、活不起，也死不起，这些困境上面都有这新的三座大山。

　　首先，说说经济精英这座大山。

　　邓小平先生发起了一场改革，鼓励一部分中国人率先致富，然后带动全体中国人共同富裕，还说，如果不能共同富裕，改革就算失败。

　　30多年来，中国在走出贫困的同时，也以世界上最快的速度制造一个又一个的超级富豪。从万元户——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亿万富翁，中国式资本积累的速度超过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2003年，中国共计有三千位身价超过一亿元的亿万富豪。现在是2008年，估计更多了，亿万富翁以超越社会发展的速度被制造出来，无数暴发户一夜间积累的财富连世界上最富裕的美日等国的超级富豪们也瞠目结舌。多少年可以成就一个贵族，多少年可以让亿万富豪的人数从3千到5万，在当今中国通常只需要两年多一点的时间，甚至更短。

　　中国最穷的省份之一山西省，竟然有人出手就买回20辆悍马。中国人刚刚越过1000美元的温饱线，可却是世界上的奢侈品消费大国。100多万元的劳力士手表，30万元的卡地亚胸针，500万元的钻石……林林总总的国外奢侈品越来越多、越来越快地进入中国。中国富豪喜欢奢侈品，且气魄之大、出手之阔绰，连世界首富洛克菲勒也自叹弗如。法国产的"人头马"主要消费市场是中国；泰国的色情服务业是该国旅游业的支柱，光顾色情场所的中国富豪是出手最大方的客人；缅甸赌场为该国提供大宗财政收入，但这个国家的赌场主要设在中缅边境，在里面一掷千金的大款主要是中国富豪。

　　当中国先富起来的大款们一掷千金时，他们有意识带动中国人共同富裕吗？没有。当美国的超级富豪洛克菲勒一边啃着三明治面包一边匆匆赶往学校和慈善机构捐款时，中国先富起来的大款正在五星级酒店里喝人头马吃保护动物泡小情人。当亨利.福特成为美国数一数二的超级富豪时，他想到的不是如何拿赚来的巨款挥霍享受或是买个大官作；而是想到要让他的工人能买得起他们公司生产的小轿车，于是他给工人发高工资，还创造了流水线的生产方式，使汽车成本大幅降低，于是他的工人都能乘福特车上下班。

　　中国是一个传统的不公正特权社会，富豪集团的财富绝大多数是靠不公正手段取得的，真正有远见的富人不多。富人的健忘表现在那些从底层社会起来的部分人忘记了早期的艰难岁月；短视表现在不愿用多余的财富回报社会，以为自己压榨下去，就可以永远地富下去。当然，也有不少人知道自己不可能永远富下去，于是压榨到一定时期，就很聪明地携款出国，到西方文明世界去了。

　　正因为中国有有这样的富豪，所以中国人有更多的仇富心理，所以茅于轼先生提倡保护富人的时候被众怒所抨击，所以中国历史上才有那么多杀富济贫式的平民起义，所以，中国富人的寿命也很少能够超过一百年的，所以才有"富不过三代"一说。

　　英美等文明国家即使有穷人杀富人的现象也是个别的，通常不会酿成全社会性的贫民暴动。大部分英美式富豪有远见，也不乏善心，他们把赚来的大部分财富用来回报社会，比如比尔.盖次先生就是这样。这样的富豪，谁还会想到要杀他们呢？如果说中国的平民起义源于国民的仇富心理，但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心理，富人难道不是始作甬者吗？

　　其后，说说文化精英这座大山。

　　自董仲舒尊孔以来，中国历史大部分时间是崇文息武，文人之多，形成一祸，至今尤烈。文人身上寄托着社会的文明理想，知识分子在任何国家都是走在社会最前端的先进群体，怎么能成为祸害呢？因为中国的文人喜欢自诩知识分子，但其不可能是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所以，我写文章谈到中国的文化人通常回避"知识分子"这个概念，而多用"文人"。如果有人因为我写过文章出过书，就称呼我为知识分子，我也常有羞愧之感觉。

　　现代意义的知识分子就是指那些以独立的身份，依靠知识和精神的力量，对社会表现出强烈的公共关怀，体现出一种公共良知、有社会参与意识的一群文化人。它与一般的技术专家、技术官僚以及职业性学者是很不相同的。这叫做公共知识分子，也就是西方一般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从这个公认的概念可见，中国有很多文人，他们可谓文化精英，但绝不是真正的知识分子。

　　何谓"良知"？"良知"就是强烈的社会责任心和捍卫真理、正义的勇气，以及不为眼前的"功利"所引诱而被世俗势力所"收买"。可是，中国的文化精英都做了些什么呢？以前，他们长袖善舞，喜欢做帝王师，现在更加无畏无耻，他们为了一点小钱给贪官炮制涂脂抹粉的"假新闻"，在给国家蛀虫写传记，以"知名人士"的身份为了那顶在眼前晃动的官帽子放弃原则，也有更多的三流写手在编写"名人录"、"专家录"、"艺术家录"……；同时，有好多"医学专家"在堂而皇之地拿"药品回扣"，有好多"高级教师"在巧立名目地从学生口袋里掏钱，有好多"经济学家"为了财阀的"红包"在权威职位上说混话，有好多文痞把黑社会头目吹捧为大企业家……..

　　当生活在底层的老百姓遭到暴政权力迫害的时候，当异议人士遭到丑恶当局打压的时候，当自由主义者倡导普世价值而遭到精神身体上双重围剿的时候，到处都有所谓的"文化精英"活跃的身影，但是，当权力应该遭到质疑的时候，他们一概哑口无言，似乎是一群吐信的蛇把狰狞的面孔收敛起来突然变成了温顺的乌龟，好象突然间患了"集体失语症"！几十年前，有著名大科学家钱学森为亩产10万斤论证，有郭沫若这样的大诗人为刽子手高唱颂歌，现在又有余秋雨、司马南之流忙于为专制体制涂脂抹粉，但偏偏这些人被"年轻一代"称做中国的良心，这恰好是中国主流文化精英深度堕落的真实写照。

　　鲁迅为了医治中国人精神上的疾病，医治中国人思维方式的"劣根性"，不顾绝大多数国民"爱听好话"的毛病，不惜冒着和整个中国社会对立、抗衡的危险，出于对中华民族巨大的责任心，将文笔化作刀剑匕首，勇敢、执着地揭露中国国民的劣根性……。即使放在今天，鲁迅先生的思想也一点不落后，因为鲁迅所抨击的一切丑恶在今天都变本加厉地更加丑恶了。今天的文化精英比谭嗣同、鲁迅那个时代要多出百倍，可有几个文化精英拥有鲁迅那样的民族责任心和道德勇气？有几个不在"利诱"面前抛弃人生的准则？有几个拥有真正的"良知"？

　　今天的中国确然有很多坚守"良知"的知识分子；但这些人在文化精英这个庞大集团里只能算"一小撮"，而且是被广大文化精英羞辱的"一小撮"。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李慎之，刘晓波，贺卫方，胡星斗，等等，这些不识相的家伙在当局眼里太讨厌了，在文化精英眼里也太多了，但是，在中国实在是太少了。

　　然后，再说说政治精英这座大山。

　　中国是一党制国家，政治精英主要就是中共内部的"一小撮"，广大党员算不上什么，只是政治符号和一堆数字而已。在这之外还有次要的，就是中共的八个民主党支部，他们与中共党内的政治精英遥相呼应，共同构成了中国的政治精英。

　　中国的政治精英来源于革命，是革命的成果，又固守革命的成果。前30年，他们以革命的名义掠夺，掠夺公民的权利，掠夺国民的财富，掠夺人民的精神；后30年，他们以改革的名义瓜分，瓜分公民的权利，瓜分国民的财富，瓜分人民的精神。公民、国民和人民，他们成了什么？他们成了"草民"和永远的老百姓，成了国家机器上的螺丝钉，没有自己的权利，没有自己的财富，没有自己的精神。

　　有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就有什么样的权利结构，就有什么样的利害关系，就有什么样的文化，和什么样的人性。有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就有什么样的政治精英。反过来，这些政治精英是既定制度的既得利益者，又会死命地维护这个制度，于是就会营造相应的文化氛围，培养相应的国民性格，扭曲正常的人性。

　　中共元老陈云说，权力只能交给革命者的后代，革命者才是安全的。没错。目前中国的各级政权都在各级太子党的手里，他们盘根错节，利害攸关，确实是少有政治精英出来挑战政治权力和政治格局。看着各级大员都和前朝大员有血缘关系，又和本朝大员有姻亲关系，于是，有人说，所谓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其实只是少量的代表中国人民的人站起来了。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以前，陈胜和吴广问过这话，现在似乎又有人问了。有官员去农村调查，问农民：你们缺什么？农民回答：我们缺陈胜和吴广。中国历史的治乱循环就是因为草民没有权利，导致官僚为所欲为，然后掀起革命，毛泽东曾经说民主可以走出这样的治乱循环，但是很明显，中国还在这样的循环中难以自拔。

　　三座大山压跨了中国和中国人民

　　吃人的，究竟还是人。三座大山，不是山，是少量的人。建政60年来，精英们通过前30年的继续革命巩固了对权力操控、对财富掠夺和人格的蹂躏也践踏，通过后30年的摸石头改革进一步彻底瓜分了社会财富、国家权力和人的人格。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文化精英，他们三位一体，相互连带，相互重叠，相互捧场，绑架了中国的国家公民价值观、公民利益和国家道德。

　　革命者的后代继承了革命的成果。龙生龙，凤生凤，革命的后代玩权玩钱如玩命。老一代革命家的后人，我们都知道他们做多大的官，也知道他们发多大的财；新一代的改革领袖，那些核心的后人亲属也不甘示弱，后来居上，一个个都在权力场和金钱场赚了个盆满盂溢，又在文化场混了个趾高气扬。

　　云南省原省长李嘉廷之子李勃的一句名言："高干子弟哪个不做生意，没个千儿八百万就干脆别在"太子党"里混，别的高干子弟也瞧不起你"。省长之子如是说，市长之子也如是说，县长乡长局长的孩子们都在如是说。有哪个省长市长县长乡长局长的孩子们在社会的底层呢？没有。我本人人微言轻，了解的大官无非就是一些市长县长乡长和局长，我知道他们都是更大的官的亲人亲属或者马仔，而且我知道他们自己的亲人亲属都是各级官员和商界骄子。一般最底层的百姓都能看到，乡长局长们的孩子都不是一般的料，他们只能感叹自己的血统出了问题，只能埋怨先祖不去参加革命。

　　如此一些权贵用权力、金钱和文化把自己相互捆绑在一起，然后有用亲情使大家血浓于水，厉害攸关，共进共退，这就形成了一个权贵集团。这个权贵集团凌驾在90%的国人之上，垄断了权力、金钱和国运。更可悲的是，在权贵一脉相承和血脉相传的同时，下层百姓的贫穷也在世袭。穷者恒穷，富者恒富；弱者恒弱，强者恒强，这是最大的腐败，这是最恶的腐败，比皇上复辟还要腐败。

　　建国以来的第一代穷人在继续着自己的贫穷，第二代穷人已经在"世袭"中形成，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年代里，被隔离在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主渠道以外的贫困劳动者已经有了后代。不要低估了他们的人数，单是一亿农民工，就可能撂给社会五千万个第二代穷人，还有千万的失地农民，还有千万的失业工人，还有千万的破产创业者，他们都在形成一个中国贫穷大军。

　　历来的科举制，都是贫寒家庭孩子融入中上层社会的重要途径。皇上们对科举舞弊抓得很严，要掉脑袋的。当这一制度被历史的进程淘汰以后，本该引进西方先进的选举制度和个人创业制度，可是我们没有，最高领导人被一代代指定继承，最低领导人也一样在指定继承中延续。结果，只有权和钱的子女是人才，是未来国家的栋梁，如此这样，不肖说十几代，几十代，两代之后，再看我们的老大中国，不是被倭寇灭了，而是被我们自己灭亡了。

　　要维持社会生活的和平有序，必须促进社会普遍公正！没有公正的支撑，不仅穷人度日艰难，富人的财富和权利最终也很难保全。最原始、最落后和最野蛮的权贵资本主义已经给我们带来了极大的动荡危险。毛泽东对青年人说过："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终究是你们的"，或许有一天，中国90%的穷人和他们的孩子也会仰天说："世界是你们的，不是我们的，但总有一天会是我们的，也是大家的"。如果人们这么说的那一天来临了，危险也就迫近了。

　　2008-8-27

施卫江:以“和谐”的名义拒绝和谐

　　当今中国，有个响当当的县级小城：昆山市，笼罩在它的头顶上有许许多多的光环：什么"昆山之路"、"百强县之首"、"千强镇之首"、"县级市综合竞争力之首"、"城市创新能力第一"，荣获"国家生态市"、"国家节水型城市"、"绿色小康市"、"投资潜力中小城市百强第一"、"最具影响力旅游名城"、"魅力城市"、"全国社区红十字服务示范市"等等称号，可是在这些光环的底下和背面，在阳光晒不到的地方，当地的居民为城建做出了怎样的牺牲呢？人们不得而知。

　　今天，我作为居住在昆山市的市民，总算领教了该城市的某些阴暗角落。

　　我居住的小区叫做"新城.域花园"，坐落在昆山城南的312国道与长江南路的交界处。最近小区里的业主纷纷获知：就在小区出入口的通道贴近旁边马上要建立起一个110千伏的"青凇变电站"，我昨天刚查阅了昆山市规划局的相关文件，称该变电站距离最近的一幢居民楼仅为41米，第二近的居民楼仅为62米。这个小区的居民大都是受过良好教育的，深知这个高压变电站的周边会有强磁场存在，而人长期生活在强磁场里，会对身体健康有不利的影响。

　　当初，业主们在购买该小区房屋时候，并未得到有关变电站的信息，也就是说没有获得知情权，只是看到房产开发商散发的广告宣传品，上面标着在小区边有一个大型超市的图样，可是一年已经过去了，大型超市始终没见施工，取而代之的却是个变电站！

　　进一步地，小区的业主还了解到，现在正在施工变电站的建筑工程队其实根本没有施工许可证，也没有昆山市环保部门颁发的环保认可证书，可是该施工队照样在日夜兼程工作不误。

　　为此小区的不少业主走访了昆山市政府的信访办，进行交涉，可是令业主们非常失望的是，信访办并未给予业主以明确的书面答复，而是采取中国特色的一贯作风："踢皮球"，以及"拖延战术"。

　　此外，业主们在昨天还与小区的物业公司交涉，该物业公司是隶属于房产开发商的，当然为自己的上司辩解，结果物业管理人员大概以为自己的背景比较硬朗，情绪激动起来，叫来工地上的施工人员，殴打了进行交涉的其中一个业主。

　　有鉴于自己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小区里的业主们决定联合了起来，集体上访市政府。今天上午9时正，大约有100名业主聚集在昆山市政府的门口，手持小纸片的标语，纯粹以和平的方式进行上访、抗议、声诉，结果这样的场面却不能为昆山市政府所容忍，市府官员不断调动大批警察来增援、包围上访人员，然后扩音器里不断播放公安局的治安条例和刑法条例，到了12时正，突然从市政府内部涌出大批防暴警察，冲击、驱逐上访人群，并且粗暴地带走了三名上访的青年男子！12时30分，我看见有警车从市政府内开出，估计将三名上访男子带到别处去了，政府官员以为如此做法便符合了"和谐社会"的要义了。

　　呜呼，我今天终于看到有这样一个强暴场面，我想起了著名学者秦晖的断言："中国的极速增长是以牺牲人权为代价换取来的"。可是牺牲人权为手段还能保持住多么长久的可持续性发展呢？！作为一个红得发紫的明星城市其人权保障况且如此，那么一些默默无闻的城市的人权状况又如何呢？我思索着。

　　作者施卫江是中国民间重量级的思想工作者

　　2008-10-12下午发自江苏省昆山市

　　作者Email： weiganc(at)online.sh.cn

董桄福:中国人的生命不如美国的猫狗吗？

　　据英国广播公司（BBC）报导，美国联邦法官希尔曼星期二（10月14日）作出的裁决：因宠物食品遭三聚氰胺污染而导致猫狗宠物死亡或生病的美国人将可获得2，400万美元赔偿。

　　眼下，无以数计的中国婴儿因使用三鹿等品牌奶粉中毒，超过5万名婴儿已经确诊受三聚氰胺影响，得了肾结石。官方公布至少有四名婴儿死亡。

　　现在，这种明显的毒害影响已经扩大到液体奶。食品安全已经影响到每个人，除了日常有权利和金钱使用"特供"者以外，没有家庭能够例外。

　　来自美国法庭的这则报道开始以震撼人心的力量挑战每一个中国普通民众，挑战那些伤心的受害者的神经：我们自己的国度，那些因此死亡，受伤，还在疾病折磨中苟延残喘的孩子，即便律师协助维权也被以种种方法，层层障碍阻止。征订我们的所有受害者求告无门的时候，地球另一端的美国法庭给受害的猫狗裁定了高额赔偿的判决。

　　这是怎样的一幅对比的图画。同是地球公民，不过社会体制不同而已，不过地处东西半球而已。一个号称文明大国，礼仪之邦的国家政府却不能对自己的后代否则，对那些毫无防护能力的婴幼儿给予呵护。那些天天被我们辱骂的美国人却为家养的猫狗开出了巨额的赔偿代价，以此来承担对生命的责任。

　　难道，我们国家的孩子真的不如美国的猫狗吗？

　　难道，一个国家的政府真的要以自己的推脱责任来证明自己的猫狗不如的地位吗？

　　这样的裁定无异于一个耳光，打在尚存的良知上。也打在一个国家，一个政府的脸上。

　　花费巨资，举办种种争面子的活动，开展种种花里胡哨的政绩工程，从奥运会到神七上天，虽然真真假假，但是，为了面子却是不争的事实。不过，当自己的孩子被毒害至此，仍然没有任何承担责任的意思，受到的待遇甚至不如另一个遥远国度的猫狗的时候。我们到底想用什么样的价值观让脸面生辉？

　　美国法庭在裁定受害的猫狗要得到高额的赔偿，我们的法律却开始制定牛奶含毒的合法性，规定所谓"标准"。两者对比是怎样的一幅漫画？

　　在别人清算害人要付出代价，害猫狗也要付出代价的时候，我们的法律却将害人合法化了。企业不赔偿，法律规定含毒标准，只要不致死就是合法的。至于死了的，谁知道你到底吃了什么？与我无关。

　　中国人的命贱，从地位到价值，不如美国的猫狗。

　　到底是什么缘故呢？

　　是因为不如猫狗的人在管理，治理，以至于武大郎开店，不能容忍体现更好的生命价值呢？还是所有的价值都被几个当权者代替了，别的人就成为了可有可无的陪衬了呢？

　　想不明白。

　　在大大的国度，在窄窄的"独家讲坛"上，能想明白的人恐怕不多。

　　对不起孩子，爸爸妈妈将你们生下来，似乎是犯了大错。居然没有能耐为你们争取到美国猫狗拥有的权利。

　　如果有一天，能像美国的猫狗一样，堂堂正正的做猫做狗，所有孩子也堂堂正正的做孩子，得到应有的呵护而不是毒害，如果偶然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还有人帮忙说话，有法律条文裁定，那才算勉强过上人的日子。

　　这样的中国可以期待吗？

　　永远有多远，这个童话故事就可能有多远！远到几乎不敢期待的地步。呜呼！

　　2008年10月16日星期四

董桄福:罪孽与拯救

　　几十年征战沙场，数十载欺男霸女。一直忙于巧取豪夺，车马轻裘，居然忘了洁净自身。猛然觉察似乎全身味道太浓。虽然也一直不断的涂脂抹粉。但是，不洗衣服，不洗澡，再是如何涂抹又能如何？终日同在的各色人等终于还是闻到了难以掩饰的恶臭。

　　因此之故，私下悄悄的脱得一丝不挂，赤裸面对，猛然发现，这下身早已因为作恶太多，脓疮涨大到几欲崩催，整个裆部更是蛆虫云集，无物可比其臭。这面子虽然自以为一直做足做够，做大做强，也还是被彻底影响了。故领悟了"爱面子丢了里子"那句撼世箴言。

　　于是乎从博大精深的中国汉字中挑选若干，组合一联以自况：

　　藏污纳垢  吃里扒外  作奸犯科  男盗女娼  坏事做绝  天下无屎比裆臭

　　涂脂抹粉  欺上瞒下  巧言令色  人面兽心  好话说尽  厕中有粪共脸脏

　　最近日子难过，莫不是因为这又臭又脏的情状？还有拯救的希望吗？请教了不少达人，皆云：没有。

　　唯一的出路是死后重生。所谓凤凰涅槃。

　　如果这样的话，还可以在一个新的纪元，新的世界重新开始，或许可以让民生多一些幸福，人生多一些希望。

　　那达人说，教育，文化很关键；但是，给每个人尊荣，维护信仰才是更重要的。也才能因此摆脱现有的荼毒状况。

　　因此之故，又记下那一段教诲。还是以联句形式，管他什么形式，重要的是多少还有一条重生的小路。

　　尊荣未可轻  百姓显善  教育育人  师者更觉波心荡

　　信仰当倚重  万卷明德  文化化气  学人方悟菜根香

　　呜呼！玩火者自焚，难道真的到了自焚的时候？

　　还好，看到一点火光，火除了焚烧，也可以点燃和照亮。

　　正是这一点，让柔软的尊严继续的挺立着！

　　2008年10月10日星期五

韦大林:科学发展与官场经济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在邓小平的强力推动下，我国挣脱姓"资"姓"社"的意识形态羁绊，走上了市场化改革的道路。但是，由于政治改革未能同步进行，传统的全能政府使市场导向扭曲为权力导向，市场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变形为官场经济。

　　官场经济不是中国经济的全部现象，而是在市场经济背景下对中国经济具有深刻影响的一种局部现象。官场经济既不是完全的市场经济，也不是完全的权力经济（命令经济、计划经济），而是政府利用其垄断和控制一切重要资源的优势，直接参与市场活动，成为市场的中心和主体，并使市场最终按照权力意志和官场规则运行的经济。官场经济包括政府直接管理的国有经济和政府权力可以微观操控的非国有经济。

　　官场经济对于集中力量推进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种种经济、社会和生态问题。

　　科学发展与官场经济的区别在于：前者是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后者则是片面强调经济发展，而忽视了经济与社会、城乡、区域、人与自然、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之间的统筹发展；在经济发展中又片面强调速度和数量，而忽视了质量与效益、资源节约与环境保护，忽视了投资、出口、消费之间和第一、第二、第三产业之间的比例关系。更为根本的区别是，科学发展是以人为本，而官场经济则是GDP至上，忽视了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我们发展的根本出发点和最终目的，同时也就忽视了与人的基本权利相联系的民主宪政建设、财富公平分配以及公共服务、社会福利和保障的均等化供应。

　　科学发展是一种以市场的平等竞争和利益博弈为基础，实现效率与公平有机统一的经济社会发展方式。平等竞争产生效率，利益博弈（享有同等话语权的不同利益阶层和集团，如劳工与资本、公民与政府在法制秩序内的诉求、谈判、妥协、问责和制衡）实现公平，两者互生互补，相得益彰。官场经济垄断经营、独霸话语，既排斥平等竞争，也拒绝利益博弈，不仅使效率缺失、公平不彰，更造成官商勾结、贪腐公行、贫富悬殊、经济失衡、生态恶化、世风日下，人皆沦为权力和金钱的奴隶。官场经济从根本上破坏了科学发展的基础。

　　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年均增长9.8 %以上，至2007年达到24.6万亿元人民币，居世界第四。人民生活水平也从温饱不足发展到总体小康，民主法制建设和人权状况也有很大进步。我们每个人都能亲身感受到中国发生的巨大历史性变化。同时，我们也不能回避发展代价极为沉重和发展成果分配明显不公的严重问题。

　　我国的人均资源相对贫乏，人均耕地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1/2，人均淡水不足其1/3，人均林地不足其1/4，人均矿产资源不足其1/2.但是，粗放式的官场经济已使我国水土流失占国土面积的37%，荒漠化占其28%；每年向江河湖泊排放的工业废水总量达500亿吨，我国大中城市的地表水已全部被污染，全国约1/4的人得不到清洁的饮用水，每年全国有40万人死于废气引发的疾病，全球污染最严重的20个城市有16个在中国，中国在成为"世界工厂"的同时也正在成为世界的垃圾场；我国的森林被大量砍伐，仅生产出口日本的一次性筷子，每年就要砍掉200多万棵树；由于生产效率低，2005年我国的GDP只占世界GDP总量的5%，而消耗的煤炭却占世界总量的36.9%，钢材占27%，水泥占50%，我国生产同样价值的产品，消耗的能源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1倍，是美国的3.2倍、日本的8.7倍。据国家环保局测算，我国每年的环境损失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0%，几乎与经济增长率相当。

　　如此自毁家园、祸延子孙的自杀性发展，且不说是否合算，其成果的分配不公更让人难以接受。

　　据世界银行的统计，中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已由改革开放前的0.16上升到目前的0.47，不仅超过了国际上0.4的警戒线，也超过了世界上所有发达国家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水平。

　　《亚太财富报告》显示，在2007年底，中国共有平均资产达到510万美元的富豪41.5万人，其中资产超过3000万美元的超级富豪有6000多人。而据世界银行统计，中国同时存在每天平均消费不足1美元（联合国标准，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贫困人口1.35亿。

　　由于权力不受监督和制约，占全国总资产76%的国有资产名为"全民所有"实为少数官僚权贵所有。在权力的保护下，官有经济的垄断经营、制度性权力寻租和非理性扩张，是导致中国贫富两极分化和自杀式发展的根源。

　　官场经济片面强调GDP的增长，是与统治集团的政治经济利益相关联的。

　　首先，GDP代表一个国家一年创造出的财富总量，GDP的持续快速增长可以提高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增进国家的执政合法性，巩固国家的执政地位；其次，在中国的资产总量中，国有资产占3/4强，民间资产占1/4弱，GDP增长的收益按资产比例分配，绝大部分被政府拿走了，同时，政府的财政收入还以远高于GDP增长的速度大幅增加，GDP的增长既充实了政府的经济实力，也增强了政府的行政力量；第三，GDP是考核官员"政绩"最重要的一条标准，GDP的增长使官员既可升官又可发财，GDP及财政收入的增长还能使官员们不断提高工资待遇，使少数权贵更有条件谋取特权利益（各种工资之外的特供、保健疗养、高档娱乐、豪华别墅、灰色收入、包养情妇、接收贿赂等等）。

　　耶鲁大学教授陈志武指出：从1995到2007年，中国的GDP年均增长10.4%，而国家财政收入年均增长高达16%，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农民纯收入年均增长分别只有8%、6.2%.2007年的国家财政收入（5.13万亿元人民币）等于3.7亿城镇居民一年的可支配收入或12.3亿农民一年的纯收入。另外，国家除了有近两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每年还有约10万亿人民币的资产性收入。

　　巨额的国家财政和国有资产收入是如何分配的呢？我国政府的行政成本占财政收入的比例约为30%，名列世界第一。官员们每年公款吃喝、公车消费、公费出国旅游的花费超过一万亿元人民币，官员们有时一顿饭就可以吃掉一个农民几年的纯收入。而国家用于13亿人的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就业福利等民生方面的开支，2007年为7300亿元人民币，仅占财政收入的14.2%，其中医疗卫生方面的支出，大部分被领导干部享用，医疗、教育、住房已成为压在老百姓头上新的"三座大山"。于是我们看到，即使在一些贫困县，官员们也开着宝马车，住着小别墅，每天酒宴不断。我们还看到，一边是一座座"豆腐渣"教学楼在地震中轰然倒塌，成千上万名孩子死于非命，另一边却高耸起耗资12亿元人民币的超豪华成都市政府办公楼。

　　著名国情专家胡鞍钢的研究更令人震惊：我国每年制度性的腐败金额高达1万多亿元人民币，占GDP总量的13%-16%，超过GDP增长额。巨量国有财富如同大搬家一样滚滚流进了贪官们的口袋。

　　据美国《世界日报》报导，很多出逃的贪官和国内贪官的子女在美国和加拿大的一些城市，购买数百万美元的豪宅都是现金交易，一次付清，致使当地的房价一涨再涨。

　　2007年底，世界银行发布的《世界经济状况报告》也指出，在1999至2006年期间，中国的经济总量翻了一番还要多，财政收入增加了近两倍。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全社会的工资总额占GDP的比例却不断下降，社会保障也几乎消失，更有占13亿人口10%的贫困人口实际收入下降了2.4%.

　　庞大的官有资本要求不断增值，就产生出强烈的投资冲动，使中国的投资占GDP的比重不断攀升，2003年为40.9%，2006年已达52.4%，不仅远高于大多数国家的20%，甚至也大大超过日本在经济增长最快时期的34%.官有资本大多投资于冶金、石化、交通、能源、基础设施等行业，不仅造成严重污染，而且由于产能过剩，投资收益率低，也使银行增加大量不良资产，甚至可能带来金融和经济风险。

　　大量的贫困人口会造成社会不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内需不足，同时也是制约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瓶颈。贫困人口主要存在于农村人口和城市失业人口中，城市就业对于中国来说既是民生之本、社会稳定之本，也是扩大内需发展经济之本，是工业化和城市化之本，是缩小贫富差别、城乡差别之本。以人为本首先应当以城市就业为本。

　　民营中小企业多为劳动密集型企业，能够大量吸纳就业人口、转移农村劳动力。官有资本投资的都是资本密集型企业，对于提高就业率的作用很小，而官有资本大量占用银行资金和其他各种资源，却挤压了民间中小企业的发展空间，阻断了城市失业人口和农村人口的就业通道。官有资本和官场经济实际上已成为内需不足、投资与消费失衡，贫富差距、城乡差距扩大，工业化和城市化受阻的重要原因。

　　GDP如同官员们的一场盛宴，人人都想从中分得一份美味佳肴。正是GDP背后隐藏的巨大政治经济利益，推动各级政府和官员们对GDP增长的追求如醉如痴、欲罢不能。至于环境污染、资源枯竭、民众贫困，当然也就顾不了那么多了。

　　资本是私品，权力是公器，两者的界线不容混淆。资本的本性是追逐自身的利润和效率，要求不断增值和扩张，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权力的职责是维护全社会的公平与正义，保护公民平等的自由和权利，实现全社会的和谐、稳定、安全、秩序和公共福利的最大化。

　　资本追求利润使它自然地倾向于减少支出和垄断经营。在没有市场竞争、利益博弈和政府监管的外部压力时，资本为了垄断经营、降低成本，就会不顾社会利益和工人利益，拒绝技术进步、设备更新，严格管理、减少污染；拒绝提高安全生产标准、增加工人工资福利；拒绝扩大生产、降低价格，提高产品质量和售后服务，承担社会责任。

　　权力要维护公平正义，就必须切断与任何资本的利益联系，接受全体公民的监督和问责，受到宪法和民主制度的制约，以防范权力成为掌权者为自己或某一利益集团谋私利的工具。

　　权力与资本，分则两全，合则两伤。

　　然而，官场经济恰恰就是权力与资本紧密结合，官与商相互勾结利用的产物。在官场经济中，权力不是依法监管资本，防止资本侵害工人和社会利益，促进资本在市场竞争中走上技术创新、结构优化、集约发展，符合社会进步和公共福利的轨道，而是为资本提供保护，使资本成为欺行霸市、阻碍创新进步的垄断资本，成为不顾工人利益和死活的黑心资本，成为污染环境、造假投毒、危害公共利益的缺德资本。同时，资本也向权力输送利益，让权力分享垄断资本的超额利润，使权力从社会利益的代表者、公平正义的维护者沦为垄断资本的工具和打手。官场经济的实质，就是权力与资本相结合的垄断性官僚权贵经济。在那些江湖污染事件背后，在那些严重矿难、血汗工厂、黑砖窑背后，在云南孟连事件、娄烦滑坡、襄汾溃坝以及震惊海内外的三鹿毒奶粉事件背后，我们都可以忽隐忽现地看到官僚权贵经济的身影。

　　科学发展的问题，不仅仅是一个学习文件、转变观念的问题。如果我们不能从根本上建立有效制约和监督权力的宪政民主制度，切断权力与资本的一切利益联系，使党政分开、政企分开，媒体独立、司法独立；如果我们不能恢复市场平等竞争、优胜劣汰的功能，恢复政府监管市场、服务社会的职能，那么，中国就永远只是少数权贵们的"天堂"，"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就只能是"水中之月"、"镜中之花"，"发展的成果由人民共享"也将与我们渐行渐远。

　　本文作者系中共安徽省委党史研究室工作人员

　　2008.10.12

蔡成杉:从荷兰的郁金花到美国金融衍生品，谈全球金融危机

　　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美洲后，欧洲各国纷纷向海外掠夺，谋求财富。当时，造船业发展迅速，海运非常发达。

　　由于荷兰造船技术先进，造船费低，所以荷兰船运费用低廉。再加上荷兰船主信用良好，所以荷兰商人逐渐垄断海运，独占船运鳌头。

　　由于船运的收入非常丰富，人口不到二百万人的荷兰，社会繁荣，商业发达，人民非常富裕，国富民强，荷兰是当时的经济强国，像今天的美国。如此繁荣的社会才会发生郁金花泡沫事件。

　　荷兰的郁金花泡沫

　　1593年，一位荷兰商人 格纳（Guesters）从土耳其康是坦丁进口第一颗郁金花根，将它种值，由于这种花是进口货，非常罕见，因此拥有一朵郁金花便成为有钱人的荣誉，也是向人展示财富的象征。(注1)

　　1630年，荷兰的一朵郁金花根售价约今天的76000美元，比一部汽车还贵，真是不可思议！

　　1634年，买郁金花的热潮慢慢蔓延到荷兰中产阶级，最后变成全民运动，大家都来买卖郁金花了，炒家看到买低卖高，利润可以滚滚而来，于是荷兰全民都变成郁金花的炒家。1000美元一颗郁金花根，买不到一个月之后，它就值得二万美元了。如此轻易获得暴利，难怪荷兰人都冲昏了头，可以正事不干，人人每天忙于郁金花的买卖。

　　到了1636年，郁金花在阿姆斯特丹及鹿特丹股市上市，附近欧洲有些股市也开始交易郁金花。进一步发展，有些股市竟推出郁金花的选择权，同时将一股分割成许多细股，降低投机者的投机门坎，使得投机者可以买到几分之一的郁金花，增加交易的容易度。由于选择权的推出，所以它的价格可以往上推。本来通过实际购买，一个月之内，可以获利20倍，透过选择权，获利可以增加到100倍。当疯狂达到最高点时，有一位大户全数卖出，赚了大钱。同时荷兰政府开始采取煞车的行动，由土耳其运来大量的郁金花，忽然之间，郁金花并不再那么稀罕，瞬间郁金花的价格马上往下滑，在短短六个星期内，竟下跌了90%.终于哀鸿遍野，财富梦破灭，此时不管政府怎样护盘，郁金花的价格还持续探底，许多股市的交割无法完成，所以荷兰政府不得不宣布这是一件赌博事件，豁免交割，结束了这一场疯狂的郁金花泡沫事件。

　　从此之后的十年，荷兰的经济创伤才慢慢复原，这次郁金花泡沫是人类史上有纪录的第一次股票泡沫事件！

　　再加上荷兰政府没有强大的海军保护其海运，不久荷兰人便失去海运垄断权，它也失去了海上霸主、经济强国！

　　美国的"郁金花"——金融衍生产品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代替英国成为全球新霸主，科技发达，经济繁荣，占全球人口不到五巴仙的美国人竟消费全球资源四分之一。廿一世纪后期，美国成为全球经济霸主，军事独霸全球。出兵阿富汗，占领伊拉克，美国频频对外发动战争，恣意横行，毫无肆忌，最近还想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美国军事费用庞大，国债当然加重！

　　美国人民好逸恶劳、奢侈成性，挥霍无度，喜欢用未来钱。今天美国国债已超过十兆美元。如此贪婪的社会才会产生如此巨大的金融风暴。

　　当美国FED前主席格林斯潘将美国利息降到一巴仙时，造成房产业繁荣，屋价大涨，许多银行乐意贷款给没有收入的失业者，贷款者不必偿还利息，因为银行希望他们将屋子卖后，会偿还贷款和利息。

　　1999年后，华尔街精英将企业贷款、屋业贷款、个人信用贷款和垃圾级贷款等等包装成金融衍生产品，从衍生产品再制造衍生产品，再由评估公司加以评估，评为优质债券，如债务抵押凭证，被美国金融界称之为CDO(collateralized debt obligation) ，证券交易商将有些CDO，由保险公司担保后，称它为CDS(credit default swap) ，证券交易商把它推销给全球投资机构和投资者，据美国金融界报导今天全球金融界存有的CDS约55至62兆美元，如此巨大的金融衍生产品，一半留在美国本土，其余一半推给其他亲美国家。

　　看美国如何推销其"郁金花"

　　美国政府和基金经理利用政治和经济影响力迫使许多亲美政府开放其金融界，如果它们不开放，美国基金便不鼓励美国资金流入。

　　亲美政府如英国、欧洲各国、日本、星加坡、韩国和香港等地纷纷开放其金融界，希望该国主要城市会成为国际金融中心，所以让美国证券交易商设立分行，同时，让它们纷纷推销其金融衍生品，许多外国银行和投资机构都买到这类金融衍生产品。

　　这一次受美国金融危机所影响的国家都是金融比较开放的国家，它们迷信金融开放会导至外资的流入。

　　这些国家的政府并没有监督其银行和证券交易商参与美国的金融衍生品的买卖，没有照顾该国投资者的利益，让美国证券商可以为所欲为，才会导至今天恶劣的局面。

　　这些国家的金融机构与美国证券交易商联合推销这些产品时，并没有告诉投资者购买这些金融衍生品的风险。

　　现在许多投资者买到这类的金融衍生品，欲哭无泪，这是谁的错？

　　为什么我说金融衍生品是"郁金花"？

　　华尔街的精英包括有些数学家和经济学家设计和研究如何将不良的债务美化，重新包装成为有价值的证券，然后与评估公司评估这类的金融衍生品。当他们设计这类金融衍生品时，有许多先决条件，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假设是美国经济必须永远是荣景，同时，许多美国债务人不会违约，能付利息。有些产业的价值如果无法由市场决定，华尔街的精英便用数学方程式来决定。真是荒唐到极点！

　　这种环环相扣的造假行为所生产的金融衍生品，连美国总统什希都说他不了解。我们需要一位天才数学家才能了解美国证券交易商所卖得是什么东西！其实美国金融衍生产品是虚拟经济的抽象产品，既看不见其真实性质，也摸不到它是什么东西。它有点像电脑里的虚拟世界，玩电子游戏，很好玩，所以许多外国银行的主管为了盈利很喜欢它，现在这些银行都中枪！

　　当美国不景气时，屋价大跌，房屋贷款者不能还利息，许多贷款者开始违约。再加上许多原本是垃圾级的债券当然没有价值，许多金融衍生品也没有价值！美国金融界现在把这些不良的债券称之为有"毒"的债券，唯恐避之不及。现在这些有"毒"的债券没人要，只好让美国政府间接收回。

　　所以我说这类产品是美国华尔街精英所制造的假"郁金花"，当时的真郁金花只卖到荷兰全国和欧洲部分国家，而今天的假"郁金花"则卖到全世界。所以假的"郁金花"的破坏能力比真的郁金花更甚！因此有这什多的银行出了问题。

　　谁是罪魁祸首？

　　这类金融衍生品完全没有受到美国政府的监管，当对冲基金经理索罗斯认为没有监督的金融衍生品会破坏美国金融市场，希望美国政府加以监管，他遭到时任美国FED主席的格林斯潘反对，格林斯潘认为这些产品应该由市场自己决定。

　　人心的贪婪是无穷无尽的，人会把利益留给自己，把风险推给别人。现在美国人己经成功把一半的烂账推给全世界，美国精英所撞下的祸要全世界的人民来买单。所以我说美国华尔街精英是高级知识骗子！

　　这次全球金融危机罪魁祸首是格林斯潘！他的失责使华尔街崩溃，也使全球陷入空前的经济风暴。

　　看危机为转机准备

　　这次全球金融危机不易处理，许多外国银行都买到有"毒"的金融衍生品，各国政府必须拯救其银行，整顿其金融体系，还有许多外国银行会倒闭。各国政府现正在尽力挽救其金融体系，让投资者对银行和金融体系有信心，使投资者重返股市。这些救市行动需要一段时间才会见效。投资者信心的重建也需要时间。

　　不要把这危机看成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大萧条，因为当时各国政府不会处理金融危机，不会拯救银行，只会缩紧银根，所以各国金融体系崩溃，导至许多企业因银根紧缩而倒闭，大量工人失业！

　　这次金融危机过后，投资者可能有一段好景。然而美国经济问题还没有找到解决之道，投资者必须小心谨慎，警惕另一次风暴！

　　小心等待，细心评估时局，投资者应把这次危机看成转机的准备(注2).

　　注1：郁金花资料采用《粤港信息日报》的一篇文章《荷兰郁金香泡沫》

　　注2：在此我声明我无意教导读者买卖股票，因为我的见解不一定正确，本文写在华尔街股市大反弹之前。

汉心:“文明”就应当让人性有光照

　　——作家张宗铭先生"肃反"系列长篇小说《女人与土匪》《远山苍茫》解析

　　文明是人类在应对各种自然与社会难题时熔炼出的精神救赎，是人的命运遭遇困境时生发的情感体贴和心灵共勉，也可以说，它在本质上都内涵着直抵人性深度的同心同德、相互珍惜，从而形成互利共荣的爱与协力。因此，就文明的属性而言，虽则有其生成环境或话语表达上的不同而出现某种差异，出现另类景观或别样的特质，如囿于观念（如极端权力或宗教意识形态）等误导而产生理解上的偏颇，或者因地域、族群和各自经验与情境的不同而表征某种文化与道德相对主义，从而造成彼时彼地正确与错误的定义和分野，但基于"天不变则道不变，道不变则德性不变"的客观事实，举凡文明所体现的基本精神都应当具有同一性，都应当具有"循天理至良知"，直抵人的意志、情感和心理层面的普遍关怀与大爱，比如都强调克己忍耐、悲悯苍生的主体自律，都反对侍强凌弱、祸己害人的丛林主义。

　　总之，无论何种文明，只要能够入住人心并在特定处境之中生根发芽，能得到共同体多数人的维护而且能够发扬光大，其成因中就一定有顺应天时地利的苍生顾恋和人性体恤，就必然有适于其各生态持续发育与繁荣的活性因子。因而便会自然形成适应其生长发育的光热水土，并且在机能上具有强烈的排异性。所以，它们本能地拒绝干预、抵制侵权，更是近乎顽固地抗拒着出于政治统辖的"国家社会主义"改造。基于文明本身的属性和社会功能，无论其依赖于何种不同的生发路径和历史传承，抑或囿于如何迥然相异的宗教、国家背景和主义观念，其无疑都要让人活出尊严、活出意义，活出置身天地之间应然的气派和风采。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就应当有对一切文明主体的尊重，就应该承认，凡是能够长期承传的社会关系和文化习俗，就都有其合理性，就一定有其值得肯定的文明内涵，且都蕴蓄着关于美和善的人性品质，从而让我们抱一份端肃与爱惜去检读那些曾经有过的人间情事。倘能如此，便可以从中品味到伦常人情内涵的悲欢离合，领略出人为的历史"塌陷"之处也有别样的世道风情。于是，我们便能透过冷硬的意识形态话语去触摸、去感受那些鲜活的人事，去叩问那些曾经被协迫、被改造，被羁押着参与"公共事务"，从而轮番演出一系列"荒诞主义"政治把戏的人物悲情。

　　基于这个维度，作家张宗铭先生所著反映中国"肃反"运动的系列长篇小说《女人和土匪》、《远山苍茫》等，无疑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而颇具开拓性的叙事文本，关于发生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国公共领域的暴力主义和血腥记忆，我们或许有过诸多历史学和社会学意义的审视与诠释，也不乏基于政治和策略考量，避重就轻"走过场"式的检讨和反思性文论，但通过艺术化描述并将个人和家庭的命运置诸宏大历史，进而全景式展开各色人等与中国一系列政治事件之间，诡异而颇富戏剧性的离合关系，张宗铭先生的文学努力应当具有某种先锋性特质和意义，至少，仅就个人的阅读经验而言，能真切到可以反刍历史的败坏之处，让人触摸那些罹难者灼热的心跳，从而领略到耽于杀伐的"政治江湖"之中，竟然也能留存着如许优美，如许烂漫的人性光亮，还真是荒疏太久了的感觉。或许，缘于作家本来就与那段并不"如烟往事"有亲近感，有直接的心理和情感体验，并置身于一系列乖谬而颇具反讽意味的情景之中，才使得其作为亲历者和叙述者，常常能以全新的视角引领读者逆向审视我们的历史，检索曾经有过而且至今依然铭心刻骨的带血影象。

　　回望家国沉冤喋血的历史！反思那些激情燃烧的岁月，或许，由于我们太迷信破旧立新的社会革命，太胶着于国家主导的"幸福"想象，并为此虚拟了一系列令人眩目，让人兴奋的主义和政治图景，因而才如此属意于高度组织化的国家主义整编改造，从而心甘情愿地领受威权主义的剥夺和"改造"， 还以为这样便可以问鼎江山庙堂，可以在"美丽新时代"当家作主。盖缘于此，我们才自动放弃了主体的认知和个人化的选择，让思想枯萎、让头脑简化，并长期沉湎于"诗性政治"预设的各种光荣与梦想，然后不念亲情、罔顾伦理，动辄在人与人之间设困局，搞内讧"挑起群众斗群众"。如此一路折腾、一路忍气吞声，让暴力和复仇的心性颐指气使、泛滥成灾。其结果是要么"播下龙种收获跳蚤"，将人性导向黑暗与罪恶的渊薮； 要么"等待戈多"而又一次次被戈多所嘲弄。正如奥地利作家茨威格在检讨"纳粹主义"时所看到的那样，"所谓国家意志，民族主义等宏大主题，由于其语义指涉含混而且没有明确的主体，因此最容易被极权主义挟政治正确和国家光荣的目标，对公民实施合法性伤害，这种后果必然产生对个人的整合兼并，乃至精神和肉体上的消灭，其危险性在于它们都有一种简洁而内含丰富的表述，再加上言辞内在力量的煽惑鼓动，因而便可以随时转化为灾难性的行动"。

　　正是导源于人性都有伤害取乐的癖好，都蕴蓄着破坏性的本能并快意于暴力抒情。因此，当一种基于仇恨与宣泄的主义或目标凌驾于人们的头脑，并获得国家行政许可，那些平日里庸俗无聊的人们似乎在一夜之间，便都可以为了某个神圣的目标而不在乎等级贵贱和身份差别，以及和平社会中养成的秩序感和道德自律。这时候，所有人都仿佛一下子感觉到自己终于被国家重视起来，都可以因此而超越平凡而问鼎英雄的事业。于是，平常潜伏着的卑琐、畏怯，以及迫于法理和道德约束之下假扮的教养和端庄，似乎都可以转化成构陷异己、攻伐对手的壮举。这时，人性中平素压抑的破坏性元素就会被扩充、被激活，被明确而光荣的主题所召唤。不仅如此，还因为"热闹而喧嚣"的生活会让人觉得特别有意义，有引人注目的价值感， 如此， 即便是胡作非为、乘火打劫， 人们也会以为可以法不责众，可以淡出罪孽而无需顾虑良心追讨，更何况还有目标"正当性"的支持而享有司法豁免权。这既可以满足人们激情表达的需要，又能获得国家认可。这时候，任何形式的冒险蛮干都伴随着"成就感" 的催化而让人得意忘形，从而将人们集体绑定在国家意志主导的目标上。于是，杀戮不仅满足了人性喜欢呈强好胜的乐趣，同时还使庸常乏味的生活有了浪漫而又奔放的新鲜体验。所以，有学者指出：文治武功一旦有"集体主义"的"魅力"的支持，就必然会促使人们积极投身于社会化暴力事件而且有恃无恐。

　　面对一系列被历史强迫，被政治极端主义激发全民参与，并在相当长时期内导致中国社会深陷于相互倾轧，彼此寻仇的"残酷游戏"，导源于权力轮班引发的历史"坎陷"， 就政治层面而言，或许始作俑者仅仅站在所谓"讲政治"的高度，因而看不到（抑或不愿看到）基于权力斗争和政治"洗牌"必然对社会的伤害。综观那些高歌浪进的历史情景，对于习惯于阴攻阳伐在斗争中处于强势的"赢家"来说，或许，浴血政治彰显的破坏性抒情和革命英雄主义着实让人心花怒放，但狂飚突进的暴力渲泄之后留下的社会悲情又何止万千！那一次次对中国社会无所不用其极的全面"整肃"所造成的伦理摧残自不待言，而长期性的暴力意识形态教育对人欲恶习的放纵和宽恕所造成的异化和误导，则足以给传统中国文明依存的精神血脉造成致命的硬伤！不过还好，张宗铭先生的文学叙事似乎不想太多触及那些"革命遗产"造成的恶劣影象，也不局限于对那些刺心扎眼的社会罪孽和人间苦情，作简单的政治与历史学疏理。因此，我们在他其几乎冷态，抑或不动声色的叙述之中很少看到作家激情澎湃地为受难者鸣冤叫屈；也没有流于一般的说故事或人物排序，从而展示深陷于权力恐怖主义之下的众生苦相和社会恶行， 而是直抵一个个明确鲜活的人性主体，彰显其丰润的内心和情感质地， 然后以细腻的笔触着力于其原生态的本相描述， 尽量不让险象环生的权力之争和政治病毒与其主人公有太多"交叉感染"。即便是处于权力中枢而且身份明确，因而其立场俨然应该毫不含糊的"大人物"鄢正甫等，一系列本来应当有革命家或革命追随者（如杨永春等）"纯洁性"特质的人物，他们尽管也有被协迫而不得以参与坑人、整人的"游戏"，但他们都似乎本能地抗拒着政治全能主义对其人间本相的篡改和整饬，以近乎冥顽的"排异功能"捍卫着其做人的基本伦理和道德自律，尽量将政治置于个人主体之外，从而以其戏剧化的"骑墙主义"哲学，着力于在天使的拯救与魔鬼的试探之间寻求平衡。

　　面对反智运动甚嚣尘上造成的人性大面积坍塌，作家以其孩童般的纯真一次次发问，我们何以总是耽于恶劣的想象虚构对手，！为何要无中生有制造人间情殇！是什么样的政治或主义一定要驱策同胞相煎、与人为敌！要将如此深重的历史悲情，宿命般郁结于那些与"宏大主题"毫不相干的伦常人物。他们可都是良民、顺民！都无意于问鼎公权，而且疏离于政治事务，但却又都难逃劫数而被围猎、被吞噬，被卷入汹汹而来的"权力火湖"而不能自拔！尽管他们和她们一路退让，一路忍气吞声且仅仅自足于饮食男女之间平安度日，但还是无法置身事外，无法摆脱权力暴戾主义咄咄逼人的协迫追讨，从而成为那个沉沦时代的一系列悲剧事件的承担者！透过作家文本讲述的陈年旧事，再一次走近那些似乎荒老的历史遗存，凝目于残存的瓦砾之间淡褪了的斑驳血痕，那些渐渐靠近的影象依然是那样亲切而且历历在目，我们随着作家一路铺陈讲解，似乎都能屡屡触及到作者倾情眷顾的人物富有质感的人性体温。他们和她们，如革命家鄢正甫，虽然被置于波云诡谲的权力中枢而且执一方牛耳，其投身政治变革的历史也不"纯洁"而且颇有反讽意味，但他却没有因此深陷于权谋江湖而修得圆融老道，从而异化为惯于上下棋手、见风使舵的冷血政客，而是介乎传统中国人基本伦理与政治原则之间保持某种平衡。因此，他总能处变不惊、气定神闲地游弋于人间与魔道纠结的临界点，从而以其过人的政治谋略，尽其所能地做到在"权力洗牌"上不作为"或少作为，将纷至沓来的"整肃"扩大化可能带来的人道灾难降到最低点。无论是基于统战意图与张云轩的互动"合作"，抑或是屈从于政治大局的"肃反"与张氏分化， 乃至不得以去逼迫，他都尽其所能地持守人伦常情，并力求让冷硬的权力"剑走偏锋"从而少伤或不伤及无辜。尤其在应对"双溪坪造反事件"如此具有重大影响，乃致可能伤筋动骨、惊动高层的"逆天大事"，其在息事宁人、"平叛镇反"上所表现出的从容淡定和运政能力，则是我们以往乃至当下的政治人物都难以望其项背的。也正是作者匠心独运并调度了一切与鄢正甫相关的各种元素如身份、处境、情感和意志等全方位填充组合，才使得这一轴心人物的政治作为与处世态度具有逻辑和常理上的亲切感和可信度。

　　对投诚将军张云轩，作家似乎一直避免将其政治化，并淡出他作为军人应有的英气和干练，而是着力于其文人优雅气质的渲染，以便突显中国传统书香人士含英咀华、怨而不怒的谦谦品格。尤其将军夫人唐维琦，作家似乎特别心有所仪，因此倾注了太多的柔情并用温婉调和的色素与笔法，再辅之以咏叹调与叙事曲相互配置的合弦调性，既融入了拉斐尔式古典主义端庄圣洁的慈祥仪态，又包涵了浪漫派超尘脱俗的诗性美，从而赋予其润泽而饱和的女性魅力，并将这种柔性与其家风遗脉、宗教信仰和知识内涵混装组合，全面而又饱含热情地展现其贤良淑德的品性，张扬其天使般晶莹的高贵气质。对于唐维琦，作者虽然也投以足够的同情与怜惜，并关注她作为将军夫人的特殊身份，从而以相当多的剧情描写她被权力系统围追堵截，被肃反扩大化轮番折腾的一系列暴烈事件，但作家更属意的是她作为基督徒的虔诚、忍耐和对真理的绝对顺服，以及那种植根于灵魂深处坚如磐石的圣洁品性，那种身临绝境也要"顶风"敬拜的信仰精神。如此的叙事和安排，不仅彰显了基督徒的绝对良善与渎神主义者的绝对专横之间在本质上的不兼容和冲突感，同时也塑造了唐维琦等这样一些虽然忍辱负重、屡遭逼迫，但却依然透着美好人性，并始终如一地实践着耶稣基督为人子祭献的精神，传递着普世之爱的"文明典范"。即使她们出于无奈而被抛掷于险情密布的历史岔口恶道，她们也依然顽强地挣扎着，抵制着反智主义对人类基本价值的侵害，坚韧地捍卫着做人的尊严和足够的教养，从而以其谦卑、善良和极致的忍耐，见证了圣洁的人类之爱，彰显了明媚的人性之光。作家之所以这样的组织与叙事，一方面不仅强化了唐维琦命运的悲剧气氛从而让人扼惋、让人长太息兮以掩涕，并给予人以椎心的悲悯之痛。同时还能由此指控极端主义人道伤害难逃其咎的历史罪愆；另一方面，也给予那些深陷苦难、备尝煎熬而几近绝望的人们一种盼望，一种直抵心灵深处的慰藉和救赎，从而为"土匪"刘礼靖、地主婆戴敏等这类被"铁定"不可宽恕、不能赦免，必须下地狱的"阶级敌人"一线生机和希望，为他们能够突出重围并最终在《远山苍茫》中"入伙"双溪坪，与草根英雄岑林山、干柴棍等，共同构建"另类的和谐世界"设置了逻辑上的可能性，从而使远避尘嚣的"双溪坪"与纷乱省城之间，无论在叙事结构和人物命运的关系上， 都形成了合情合理的有机连接。

　　我们在前文中在说过，任何人类文明形态，在本质上都内涵着直抵人性深度的同心同德和相互珍惜，都有符合其在特定环境之中生长、发育，相互依存的社会与自然伦理机制。因此，只要是人组建的社会，就应当顺服天理人道，回应人与万物生息交感的自然启示。从而追本溯源去洞察，去营造人与人，人与社会及自然关系的最佳结合状态。正是基于这一祈盼，作家才不想让人绝望，不想让权利屠场的幽魂魅影遮蔽人性对光明与美善的期待。或许，是基于作者内心的仁慈和"不忍"，因而一定要给在社会"肃反清场"中折腾得家败人亡、血本无归的落魄者留一条"退路"；抑或是举凡优秀的作家都得有源自苍生体贴的人道情怀，有为人寻找希望的理想规划，因而总是要给那些被各种社会罪孽推残致伤(如英国人亨利)，被恶劣的卫道礼俗抛弃的"零余者"如阿彩们留点盼头，由此唤起他们活下去的信心和耐力。所以，在作者的事叙和艺术构想中，无论他们如何疲于世道倾轧，如何数度横遭劫难并一次次身陷绝境， 但作者都对之抱以深度的同情， 并着意"引领"他们逃出名利喧嚣的城市，远避浴血火拚的"主流文明"，从而一路走近"远山"，走入不惹红尘俗念的《远山苍茫》之中……。

　　至此，作家出于浪漫主义"规划"的人道救赎和美好愿景，在双溪坪便一幕幕展开，围绕着基督徒亨利与阿彩的恋爱传奇和婚姻生活，双溪坪"土著"岑林山、干柴棍、杨老金……，以及灵姑等，他们避居南国渺远深山，执守着与世无争的"惰性"与冥顽，或依天循命逐水草而居，或代代相传在林木深处养儿活女，由于得益于"造化"经年累月的涵养滋润，沐浴于天赐恩泽化育而成的风花水月，双溪坪人都是那样澄澈清白，那样灵秀而又蕴蓄着本真， 并一例透着少有的"土气"与野生性。由于远离尘缘俗道，因此他们都能心领神会并自足于天人合一、物我交融的陶醉与忘情，虽也有呈强斗狠得理不让人的纠结与纷争，但都能迅速化解而且一笑抿恩仇，即便是屡遭权灾匪患的无端侵犯和骚扰，双溪坪人也仿佛能得"神判" 和天助， 所以， 总是一次又一次地逢凶化吉拒敌于寨门之外。这时候的双溪坪，英国传教士亨利的普世之爱与本土乡俗礼制（如神判等）之间，虽然由于文化观念上"陌路相逢"而有隔阂，有理解和对接上的困难和障碍，因而也曾有过几则戏剧化的对抗性情节，但因为双方都立足于尊重生命，懂得谦让和宽恕等，最后都能将矛盾化解并逐渐消除歧异而走向合作。如此一来的双溪坪，不仅成为各种受难者消灾避祸、颐养天年的世外桃源，也成了消解"外邦"仇恨和各种社会罪孽的人道乐土。正因为如此，则无论是被驱逐、被猎杀，从而试图负隅顽抗作困兽尤斗的旧官僚、旧军人，以及一切有伤害性劣迹的人（如土匪强盗），甚至连曾经被革命裹挟而弑父杀兄、手刃妇婴也不会心慈手软的"前土匪"阿松(刘礼靖)等，一干被暴力驱遣、被数十年噬血政治长期摧残，从而人格心性彻底病变的人物，也都得益于双溪坪人一以贯之的苍生顾恋和人性体恤，从而日渐恢复其人性弃恶向善的良知本相， 明白了彼此兼容、惺惺相惜的怜悯与关切！ 总之， 透过发生在双溪坪的一系列有关"社会与人类文化学"事件的解读，我们似可以感觉到，在作家的人生取向和文学理念之中，人性在本质上没有善恶之别，文明没有孰优孰劣之分。只要我们都能心存敬畏，然后理解并承认客观上文明的多样性，从而突破狭隘的国家主义和意识形态决定论，消除"普世之爱" 光照人间、普渡苍生的精神与情感障碍。由此，我们便会少一些指令性、剥夺性的专横主张，多一些温和的交涉与对话，从而不排斥、不歧视，不居高临下对任何人进行"整肃和改造"。我们便能修得通情达理然后谦卑处世，学会宽容，并承认各自不同的文明形态都有价值、有意义，从而在理智与情感上肯定每一个人都具有其不可替代、不可篡改的唯一性。正是基于对普世价值的坚守，英国传教士亨利和草根英雄岑林山、土匪刘礼靖，以及革命家鄢正甫等， 虽然侧身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中国， 但却能够在铁血政治大排序、大清洗的间隙， 寻一处清净世界合作演出"残酷时代"少有的人道主义温情剧，让苦难中国山民与"日不落帝国"有了一场文明的"对话"。如此， 无论是基于历史事实 ，抑或是作家的浪漫主义虚构，我们都愿意从作家演义的一系列双溪坪"人道救赎"事件之中，看到那些落荒而逃的主人公有这样一个归宿。这或许是耶稣基督与远东荒老"遗民"的一次旷野"约会"，是上帝之爱对中国"草根"人群的一次温情的眷顾，其中蕴蓄的文化意义和"精神元素，昭示了"文明冲突论"和极端意识形态的傲慢与偏见。至少，这当中隐含了一个不言而喻的事实：即"大爱无国界"。

　　二 0 0八年十月九日完稿于贵阳寓

唯三:开发商盼望的“春天”是个什么样的春天？

　　今天从媒体上看到两则消息，一是"国家发改委官员证实国家将救楼市"，二为"开发商自称春天将很快到来"。

　　据开发商许荣茂先生讲："过去政府的宏观调控是基于房地产价格涨幅太快的背景。"而"随着房地产价格出现增幅回落以至房价下跌，这一政策已经不适应现在的市场情况。"许先生虽说是个香港商人，但在赚取内地老百姓血汗钱一事上想必与诸如任志强等人并无二致。所以他的心里话也就是那些黑心开发商特想说的话。

　　中国的楼市是否真如开发商们所说的已经到了非救不可的地步？我想真正想改善自己住房条件的自住型购房者最有发言权。但似乎在我们的政府主管部门口中，却很少听到为这些人发出的呼声，而更多的却是为那些"房地产开发商"频唱的赞助声。过去几年来房价上涨时，没见到上面有什么真正"抑止房价过快上涨"的有力措施。而始于去年年底的"房地产价格出现增幅回落以至房价下跌"刚刚让老百姓看到点儿"希望的曙光"，指望着在政府的宏观调控下能稍稍改善一下自己的住房条件，买到以现在的收入能买的起的或是贷得起的房子，却又传来"政府要救楼市"的"噩耗"。这"噩耗"不仅再次扼杀了民众购房的希望和信心，也让开发商们真正感到以前花在各级政府官员身上的钱没有白花，终于派上了用场，结出了果实。而政府在中国民众面前，更是显露出同以往一样的"言而无信"和"不负责任"。

　　中国的房价到底贵不贵？已经无需多言。至于中国的老百姓为什么买不起或住不上甚至租不起房子，归根到底是那些大大小小的政府官员们早已分上和住上了自己想住、能住的房子。老百姓嘛！农民不都有自己的宅基地吗？城里人也没见他们住到马路上去啊？老百姓哪儿来的那么多想法啊！有点儿地儿能蜷着就凑活着活吧！在他们心中，想的更多的是如何保住头上的乌纱帽，怎么能在任期内利用职权多捞点儿钱。

　　说到发改委，不由得让人想起前几天网上一条未经官方证实的消息，说是"位于北京六里桥西局有八栋共1074套豪华住宅即将竣工"，一梯两户，均为"明厨明卫飘窗精装修"。此房如果是开发商的商品房，却一反常态不见卖房的广告；如果是为老百姓建的廉价经济实用房，但又名不符实，更未见应有的摇号配售。有好事者透露：原来这些房子是负责审批、监管和政策制订的最大权力部门，北京市建设委员会和北京市发展改革委员会的职工住房。据说当初建房时打得是"经济适用房和住宅合作社自建房"的招牌，卖给自己职工均价为每平方米4000多元。再看看如今周围商品房价，已经高达每平方米14000元；而比这个位置差的经济适用房销售价格是多少呢？每平方米6000多元。真是"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

　　这八栋豪宅，据说是在2006年前以"住房合作社"的名义立的项，但并没有一个社员入社，也没有交纳一分钱的社员建房款。而2006年建设部、监察部、国土资源部三部委曾联合发布了一个《关于制止违规集资合作建房的通知》。通知中要求，"自本通知下发之日起，一律停止审批党政机关集资合作建房项目。严禁党政机关利用职权或其影响，以任何名义、任何方式搞集资合作建房，超标准为本单位职工牟取住房利益。" 据此通知以及此前没有社员也没有人集资的既成事实，这个"住房合作社"项目理应属于自然放弃。但发改委是干什么的，人家多牛啊！谁还怕你个小小《通知》啊！这个事实上没有社员没有集资的项目居然起死回生了。地照平，房照盖，人自然也是要照住了！我想如果此事属实的话，不知咱们人大啦，监察局啦，还有什么"纪委"、"反贪局"之类的部门该对此事作何"处理"？这八栋豪宅里面到底隐藏了多少不可告人的"猫腻儿"，有无违法、犯法的事实？在如今天天标榜、自诩的胡温新政下，是否应该给北京老百姓一个稍稍象点样的交待？要知道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而纸里也终归包不住火。

　　春天，在文学家的笔下原本是个极美好的字眼。最著名的莫过于英国诗人雪莱的那句"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在亿万中国民众的心中，购房梦的春天会是个什么样的日子？面积大小适宜，地点交通方便，环境优美环保，价格和收入相比适中。一句话，买的起的房子的日子，就是咱中国老百姓圆购房梦的春天。

　　那开发商盼望的"春天"又会是个什么样的日子呢？房价高高再上，暴利滚滚而来，房奴心甘情愿，臭名私利双收。而这样的"春天"，不仅对中国民众来说无疑是场"灾难"，就是对整个国民经济来说，更是一场"灾难"。你想想，房子盖好了老百姓买不起空在那里；而盖房子的钱原本就是从老百姓身上榨取来的，结果到头来又变成了开发商囊中的暴利。官员们、开发商口口声声称："房地产低迷威胁国家整体经济，你们怎么视而不见"高高再上的房价威胁中国老百姓整体生存质量"啊？

　　中国经济的发展，不能靠所谓"房地产这根支柱"来撑着，中国的金融服务也不能为房地产开发商所左右，中国的政府施政纲领，更不能被房地产开发商利诱、绑架，中国的民众利益更不能继续被开发商肆无忌惮地掠夺。中国房地产事业的发展，应该是一个和老百姓收入相匹配的、多种开发模式的、利润合理而透明的进程。"扩大内需"不是靠空喊口号就能奏效的，要想让房子卖出去，只有一条路"降价"！降到老百姓能承受的价格为止。到那个时候，用不着你地方政府出台什么逆民意而为的所谓"救市措施"，银行的房贷更安全、优质了，开发商的暴利被彻底埋葬了，中国的内需也自然而然地扩大了，而中国民众的市场消费信心必然会随着各方面经济的好转而变得日益强大起来。

　　最后套用几句雪莱《西风颂》中的诗意做个总结：从天穹最遥远而模糊的边沿直抵九霄的中天，到处都在摇曳房子降价雷雨的卷发，对濒死的房地产暴利你唱出了葬歌，而这密集的黑夜将成为它广大墓陵的一座圆顶，里面正有中国购房者万钧之力的凝结；那是我们的正义反暴利之气，从它会迸涌维权的雨，高房价崩溃的冰雹和断送不义之财的火焰：哦，你听！听到你的声音，开发商们已吓得发青：一边颤栗，一边自动萎缩：哦，你听！这一篇符咒似的诗歌，就把我的话语，像是灰烬和火星从还未熄灭的炉火向人间播散！让预言的喇叭，通过我的嘴唇把受了开发商忽悠的购房者唤醒吧！要是降价的冬天已经来了，购房者的春天还会遥远吗？

　　2008年10月17日于北京

袁剑:中国的财富都到哪里去了

　　2004年8月27日，美林集团亚太地区负总裁马蓉在"2004年中国财富管理论坛上"发布最新报告：2003年中国百万（美元）富翁已经接近24万，比上一年猛增12％。这个增幅不仅大大超过中国9.1％的经济增长率，也顺利地为中国赢得了又一项世界第一：全球百万富翁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

　　正如这份《全球财富报告》的名称所要显示的那样，美林显然是想借此说明中国正在成为全球财富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这个特别能够满足虚荣心的头衔也正是许多中国人特别想得到的。而这种虚荣心由一个国际投行巨头所赐予，则更显得其确凿无疑。然而，就在这个令人陶醉的报告发布前几天的8月24日，在离我的住宅不到30米的地方，一位46岁的男人跳楼自杀了。原因是：他每月300元的下岗工资已经无力支付他女儿的学费。几乎是在同一天，南京市区的另外一个小区中一对父子因为同样的原因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或许，我们很难将上面两起悲剧归结为某种单一的因素，但不管如何，贫困以及贫困所带来的人类尊严的丧失肯定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因素之一。

　　自90年代中期以来，此类悲剧事件屡见不鲜，已经很难成为轰动性的新闻。但上面两起自杀悲剧的独特性在于，它发生在中国南京——中国最发达的长江三角洲地区。这说明，由于贫困所导致的自杀现象已经开始向中国的城市蔓延。这个趋势与近年来中国不断攀升的自杀率相吻合。很清楚，这类耸人听闻的自杀事件已经不再是中国下层阶级出于生存恐惧所杜撰出的预言。

　　如果美林的《全球财富报告》渲染的是一个财富不断膨胀的中国，那幺，上面两起自杀事件则以令人难忘的方式呈现了另外一个中国——一个马尔萨斯式的古老世界。千真万确的是，它们同时发生在同一个国家、同一个城市。我们不想在一部分人的暴富和另外一部分人的绝对贫困之间建立必然的因果关系，但这种几乎天天发生的让人难以安枕的人道主义灾难，却不能不让我们去思考：在中国财富分配的黑箱中究竟发生了什幺？

　　一、滚烫的土地

　　及至1990年代初期，阶层分化和贫富悬殊，还仅仅是徘徊在书斋中的不详推测。但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这个幽灵开始悄悄步出书斋，啃噬中国社会。短短的十多年之后，贫富悬殊已经变成一只巨兽，成为中国社会挥之不去的噩梦。反应在资料上就是中国的吉尼系数在1990年代之后开始急速攀升。从改革前的0.28急剧攀升到0.46左右。据长期研究这一问题的中国学者杨宜勇等人预测，2005年，中国的吉尼系数将迅速逼近0.47.对此，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如果把非货币因素考虑进去，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堪称世界最高！"。在所有对中国吉尼系数的估计中，杨先生的估计幷不是最严峻的。有更严峻的估计判断，中国的吉尼系数在近几年已经超越0.50.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这意味着中国已经快步进入贫富差距最为严重的国家行列，成为所谓"收入差距悬殊"的国家。由一个整齐划一的平等社会，转瞬之间完成天壤之别的角色巨变，是中国1990年代创造的又一个世界级奇迹。不过，与那幅已为世人熟知的经济奇迹的炫目图画相比，这个奇迹带给我们的却要阴暗得多。在这幅图画中，在绝望中挣扎的底层与志得意满，奢侈挥霍的上层构成了中国颜色的两极，仿佛来自不同世纪的人群突然聚集在一起。"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曾是这个民族对两极社会最深刻的历史记忆，不幸的是，21世纪的中国真的在开始演绎这种历史记忆的现代版本。的确，当人们发现中国的官僚们动辄用下岗工人一年的工资轻松的打发一顿饭局，同一个小区中的人们收入可以相差数十倍甚至上百倍，为数众多的不幸"落伍者"在生存底线上下沉浮的时候，我们相当确信，中国现实中贫富悬殊已经极具爆炸性，它远远不是冷静客观的吉尼系数可以描述，它正在展开的，是一场规模宏大的历史活剧。有必要询问：中国人20多年创造的财富究竟跑到哪里去了？

　　有理由相信，中国在1990年代尤其是1990年中期之后出现了严重的分配问题，而这个分配问题的性质已经与改革前期截然不同。这就是说，从这个时候开始，中国的经济分配已经呈现出明显的零和博弈现象。中国经济学家特别喜欢用帕雷托改进来描述中国改革，但实际上，这个令人愉快和怀念的时光已于90年代中期嘎然而止。当人们仍然沉浸在改革初期代给我们的历史幻觉之中时，中国改革和经济增长已经为一种新的逻辑所取代。这个逻辑就是，一部分人财富增长是以另外一部分的绝对损失为代价的。这与我们1990年代中后期所观察到的现实相当吻合。在这一时期，一部分中国人的生存状况开始在绝对水平上恶化，但非常不协调的是，在这一时期，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富豪也不断涌现。这表明，部分中国人不仅被排除在经济增长的果实之外，而且还受到了蓄意的剥夺。

　　检视1990年代中国的财富流向，中国的贫富分化实际上有迹可寻。这首先表现在财富从农村向城市的转移。与毛泽东时代通过统购统销，人为压低农产品价格对农民实施的剥夺不同，改革时期农村财富向城市的转移主要是通过以下三种途径实现的。一是深入农村基层但实际上代表城市利益的官僚体系对农民所进行的收刮，这一点由于各种发生在中国农民身上的残忍事件已经广为人知。但事实上，在财富由农村向城市转移的过程中，这种最为著名的剥夺却可能是最不重要的剥夺。第二种途径，则是通过对流入城市的民工实施制度性剥削来实现的。通过对数量庞大但政治权数几乎为零的农民工实施制度性剥削（压低、拖欠工资、户口限制、子女教育歧视、公共医疗的不平等分配等等），城市获得的财富数量相当惊人，有学者估计，仅仅压低工资一项，城市地区就从农民工身上每年卷走财富4400亿。在中国吸收农民工最多的房地产行业中，劳动力成本在总成本中所占的比例出奇的低，就是这种财富转移的一个力证。财富有农村向城市转移的第三种途径，是通过对农民土地权利的剥夺来实现的。这种财富转移一直存在，但从1990年代后期开始加剧，在最近几年中，随着城市化进程的突然提速而进入高潮。城市化和工业化带来的一个直接后果是土地的巨大升值收益，这本来是中国农民融入城市化进程的一种巨大的潜在资本。然而，在现行农村土地征用制度下，城市当局可以用极低的价格从农民手上征用土地，然后高价出手，其中差价可以达到几十倍之多。中国国土资源部一项调查说，在浙江省上虞市，"2000年土地出让收入为2.19亿元，其中征地补偿费只有591万元，仅占卖地进账的2.7％。"有资料估计，近三年来仅此一项，城市就从农民手中取得9300亿元。

　　而这些土地收益除了被官僚体系中饱私囊之外，全部流入了中国农民完全无权享受的城市基础建设之中。如果将历史时期拉长到整个改革开放时期，通过土地流入城市的财富就更加惊人，统计表明在近20年以来，农民承包地被征用的数量达到9800亩，以每亩地农民被剥夺财富10万元计，那么近20年，农民光通过土地征用被剥夺的财富就接近10万亿。这个数字远远超过改革前23年通过"剪刀差"从农民那里剥夺的8000亿。不过，中国农民的损失不是用静态的数字可以衡量的，因为这实际上是关闭了中国农民进入现代化的大门。完全可以预料，对农民工的剥削以及对农民土地权利的剥夺，将是未来农村财富向城市转移的主要形式。作为中国弱势农民所拥有的要素，剥夺了农民劳动力权利和土地权利，也就彻底剥夺了农民在未来市场活动中最重要的两种潜在资本。这就从根本上将中国农民排拒在经济发展的果实之外。而这一剥夺可能导致的更加危险的后果在于：它剥夺了中国农民以主体身份（而不是客体）参与现代化的可能性。这等于人为的制造了一个庞大的社会底层。在这个意义上，后面两种隐蔽的财富转移要比第一种形式远为紧要。因为在现有制度安排下，这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尤其是土地的丧失），换言之，农民的财富损失可能是永久性的。

　　有受损者，就一定有受益者。这两年，夹杂在"经营城市"的喧嚣之中，某某或某某的朋友突然成为亿万富翁的故事又开始绘声绘色的流传起来，其中大多数都与土地投机相关。这与1992年之后的市井故事具有结构上的相似。与此对应，中国城市中又出现了一次高温度的繁荣。不过，深入在这背后的土地故事，我们就不难了解这种城市繁荣是建立在什幺样的基础之上。

　　中国的贫富悬殊首先表现在城市与农村贫富悬殊上。这种差距在1978年到1984年的短暂时期一度缩小，不幸的是，这个短暂的历史现象将中国改革者麻醉了长达20年之久。与中国众多改革者们的想象不同的是，改革之后财富在农村与城市之间的转移实际上幷没有停止，而是以更隐蔽的方式、更大的规模、更加迅疾的速度在持续进行。知道这一点，我们就丝毫不会对中国城乡差距持续刷新世界之最的事实感到惊讶了。

　　长期以来，中国的政治领导人为缓解城乡差距做出了不少的努力，但这些措施基本上都是短期性的治标之策。2004年之后，中国各省政府纷纷推出减免农业税的试点，以提高农民收入，降低城乡差距的爆炸性。但诚如我们上面所分析的，这幷不能消解中国农民人力被剥削、土地遭剥夺的困境。2004年10月，中国四川省汉源县发生中共建政以来最为严重的农民暴动事件，其起因就是土地问题。我们不能确定，具有明显古典"农民起义"性质的汉源事件，是不是预示着农村土地财富转移过程已经进入了白热化的时期，但它的确将这个问题上升到了一个相当紧张的高度。如果不能将土地升值收益以某种形式（例如以各地方政府的卖地收入成立土地基金）转换为农民的投资，从而在根本上解决农民在现代化中的主体性问题，中国的城乡分配差距在未来十数年中将长期处于燃点状态。

　　二、向市场阶级寻租

　　财富在城乡之间的转移只是造成中国贫富差距持续扩大的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原因是，财富在多数人和少数人之间的转移，或者说财富从社会不同阶层向官僚利益集团汇聚。这主要通过以下几种形式完成。一是官僚利益集团对市场阶级的剥削。改革以来，由于市场化将绝大部分中国人口卷入其中，形成了主要依靠市场交换获得收入的庞大人口，我们姑且将称之为市场阶级。正是这个阶级创造了中国改革以来的绝大部分财富。然而，这些财富中的相当部分却流入了官僚利益集团的口袋。

　　以北京的出租车行业为例。有记者曾经计算过，如果北京的出租车司机按照中国现行《劳动法》规定的时间出勤，每月收入约6450元，但其成本却达到7000元，这意味着出租车司机工作一个月下来，不仅不能盈利，还要倒贴550元。如此，为了维持生存，出租车司机唯一的办法就是"自愿"延长劳动时间，"今天拉10趟，明天就拉11趟"，以至于北京出租车司机的每天工作时间普遍在13小时以上。基于这个原因，有人将出租车司机比喻称"现代包身工"。那幺究竟是什幺让出租车司机们沦落为"现代包身工"，简单的答案是成本。然而，在北京出租车司机的7000元成本中，"份钱"却占到了4800.而在这4800元的"份钱"中，出租车公司及其相关利益者获得的特许权收益（净利润）达到3300元之多。很清楚，这种特许权利润流向了围绕出租车管理部门以及出租车公司所形成的利益集团手中。"份钱"的确是一个相当形象的名词，它象征着官僚利益集团特许人们进行市场活动所收取的那一份租金。有人曾经计算：北京近20万出租车司机每年要为官僚利益集团创造特许收益261．6亿元利润，而他们所获的工资则仅仅为60亿左右。这种劳动力收益与特许权收益的对比，无疑是触目惊心的。

　　这种对市场阶级的剥削不独于北京，也不独于出租车行业。另外一组资料可以从宏观上印证这种深重的剥削。根据仲大军先生一篇文章提供的资料，在2002年中国10万亿的GDP中，"城乡居民分得5.6万亿元，而其中工资总额只有1.2万亿元，其余的4.4万亿元都是通过非正式的分配渠道流入个人手中的"。这本来应该分配给劳动者但却流向了少数人群的4.4万亿中，有多少是属于上述北京出租车行业的特许收益，我们不得而知，但肯定不是一个小数目。劳动收入阶层的收入与"其它"收入如此悬殊，难怪有人直指，中国存在一个负价值的白领阶层。白领是一个打击面相当宽泛的说法，在中国，这个负价值阶层更准确的称呼应该是官僚集团及其市场代理者。

　　在中国西部的四川万源市——一个每年财政赤字高达1.6亿元的贫困县级市，官方为了举行一场所谓"纪念万源保卫战胜利70周年"的演出，竟然集资2000万元。所谓集资，不过是以红头文件的形式强行向下摊派价格奇高（最低150元）的门票而已。在这个贫困县，普通公务员的工资不过区区400多元，而在这次演出中出场的一位明星获得的酬金却达到42万元之多。在这个案例中，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财富士如何通过政府权力向少数人手里集中的。

　　像上述北京出租车行业的市场特许权收益以及万源的集资演出等等案例，虽然纯属敲诈勒索，但毕竟是"半合法"的。相较于此类对市场阶级的"半合法"剥夺，财富向少数人转移的另外一个信道则要赤裸裸得多，这就是在中国泛滥成灾的官员腐败。有学者估计，自从1990年代以来，中国官僚利益集团及其代理者每年所获得的法外的"腐败收益"高达1万亿左右，占到GDP的10％以上。与上述对市场阶级的直接剥削不同，腐败收益主要是通过对国有存量及流量资产的侵吞，通过对财政资金的巧妙贪污，通过对属于社会公众的银行资产的盗窃而来。这种腐败收益是通过"负性"的政治机制来实现的，而其代价则表现为"中性"的银行坏帐和日渐深重的税收负担。2004年，仅181家中央企业申报核销损失就达4000亿之巨，占中央企业净资产的10％以上。毫无疑问，这些在企业损益表上表现为损失的财富相当大部分已经转变为某些特殊利益集团的个人收益。在中国，各类"化公为私"的技法虽然层出不穷，但大多是打着改革的旗号出笼的，以至于有人愤激而讥称："改革即分赃"。对于此类假改革之名行分赃之实的手法，大多数人早已了然于心。需要指出的是，当权贵们的盗窃和抢劫在事实上合法化的时候，社会财富迅速向少数官僚上层汇聚，就是一个难以避免的后果。

　　在解释"中国人为什幺勤劳却不富有"这一问题时，华裔学者陈志武先生的回答是：中国现存制度设置了高昂的交易成本。我们在上面所讨论的北京出租车行业的案例是这个解释一个非常贴切的例证。不过，陈先生的观察中遗漏了一个重要的现象：幷不是所有的中国人都勤劳而不富有。事实上，部分中国人的富有已经达到让发达国家都瞠目结舌的程度。在美国，在澳洲，来自中国大陆的神秘富豪在置业时一掷千金的故事早已不是什幺新闻。一位在华尔街顶级投行服务的朋友曾经告知，一位自称"没有什幺钱"的中国大陆客户一次拿出的理财金额是1000万美金。这给这位去国多年见识过不少发达国家富人的朋友留下了极其深刻甚至是具有震撼性的印象。如果说，大部分中国人的贫穷是因为制度为他们设置了昂贵的交易成本，那幺同样的道理，少部分中国人的速富则是因为制度让他们的交易成本降低到了几乎为零。进而言之，中国的官僚利益集团一手为中国市场阶级的交易活动竖起了高高的壁垒，另一手却放任和鼓励内部人进行盗窃和抢劫（在科斯的世界里，这实际上是交易成本为零的一种至高境界）。这无疑是科斯定理在现代中国一种最具有黑色幽默意味的演绎。一边是交易成本为零，另外一边则是交易成本高昂，在这种不平等的条件下，中国不出现急剧扩大的贫富鸿沟那才真是咄咄怪事。在中国，少数人贪索敛聚，富可敌国的故事几乎每隔一段时间就要上演一回。今天，当中国人自以为自己的时代充满了现代性的时候，我们却从那一扇从未封闭过的后门回到了过去。

　　三、宁赠友邦

　　在一次会议上，有一位公司领导人向新加坡总理吴作栋发问："中国的一些城市提供免费的水电给外国投资者，新加坡政府能否在地产出租和水电费方面也同样给予一些减免？"吴作栋的回答非常干脆："我们不能进行这种以提供不计经济回馈为基础的竞争。假如我们要求新加坡能源公司提供免费的水电，新加坡能源公司从哪里取得资金？它会向政府拿钱。然后，我们再和另一个人在很不经济的基础上竞争，最后，我们就破产了。"吴作栋强调说，"政府必须计算过后，使竞争在一个可行的长远的基础上进行。"

　　与吴作栋的"吝啬"相比，中国的政府官员就要显得阔绰和大方得多。

　　在中国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资活动中，贱卖土地（几乎相当于白送），减免税收直至水电增容费用的免收，已经成为各地政府竞相使用的手段。这颇有点像货币的竞争性贬值过程。甲市将开发成本20万元的土地以每亩5万元卖掉，乙市就可能以3万元卖掉。在中国某城市，地方政府甚至以"优惠政策是推动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为口号。当有记者问该市领导"优惠政策有没有底线？"时，这位领导的回答与吴作栋总理的回答同样干脆："没有"。

　　两种回答虽然同样干脆，但却将那位中国地方官员的荒唐衬托得一览无余。不过，放在中国的具体背景中，这位官员的荒唐却是一种理性行为。因为对于这位掌握了辖区土地控制权的地方官员来说，土地是一种无价格的要素，却是毫无价值的东西，是一种毫无价值的"闲置资源"（至于为什幺会这样，则是一个需要篇幅讨论的问题，在此不赘），但如果卖掉，哪怕再廉价，土地价值就进入了核算体系，就能导致GDP的净增加，然后引进投资，又可以增加一次GDP.这样算起来，廉价卖地甚至白送，就是一桩合算的买卖。不过如此一来，流进来的是短期的GDP，流出去的则是真实的财富。很难确切的计算这种以"优惠政策"的名义送出去的财富，但考虑到中国一年6～700亿美元的FDI，数目恐怕相当惊人。按照摩根斯丹利的经济学家谢国忠先生的测算，这些优惠政策所带来的财富损失相当于人民币升值20％。送出去那幺多土地，土地自然就越稀缺，国内居民用于住房的土地价格自然就越是高涨；送出去那幺多税收，加诸于国内居民的税赋自然就越重，贫困阶层的社会保障和福利的资金来源自然就越少。在中国的政治现实中，很容易推论，任何财富流失都将最终传递给中国的弱势阶层。

　　除了对"友邦"的直接馈赠之外，中国向外输出财富的另外一个通道是对"家奴"的出口。在持续增长了26年之后——据称这是世界经济史上最了不起的经济奇迹之一，中国的劳动力工资水平仍然只相当于美国和日本的1/50.经济学家们几乎众口一词的将此理解为中国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所谓比较优势，但大量来自中国出口工厂中的新闻报道则证实：这种所谓的比较优势实际上是一种可以自由使用奴隶的比较优势。据《华尔街日报》记者王必得（PETER WONACOTT）发自中国南部的一篇报道称，在那里的一个中国出口工厂中，许多工人每天经常要工作18个小时，而他们每月的工资起薪仅仅为32美元，这甚至比当地极不人道的最低工资标准还要低40％。显然，无论与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相比，还是与出口产品的总成本相比（劳动力成本经常只占出口产品总成本中的10％），中国的劳动力价格都被严重低估了。不管这种低估的原因是什幺，严重低估的劳动力价格都意味着财富的巨大流失，对中国这样一个出口导向型的经济体而言，就尤其如此。生产越多，出口越多，财富流失越大。无法估计中国由于劳动力价格低估所造成的财富流失，但以中国现在每年5000亿美元左右而且还在不断增长的出口规模来看，这个流失不仅巨大还会越来越严重。人力资本之所以是一种最重要的要素，乃是因为它是可以重复使用，最能动的要素。如果将"人"贬低为一种自然资源（甚至"贱"于自然资源），并作为一种值得炫耀的"比较优势"加以出口，不仅是一种最大的财富流失，也意味着这个经济体长期竞争力的丧失。从历史的常识出发，我们似乎从来还没有看到过那种依靠虐待本国人民就能够发达起来的国家。然而，问题的诡异之处在于，这种以财富流失为主要内容的外向型经济，似乎正在成为中国经济得以正常运转的一个决定性条件。这很可能说明，无论在经济结构上，还是在要素有效率的组合上，中国都已经出现了严重的障碍。引进外资、加大出口，在中央政府那里是一种国家战略，而在地方政府那里，则成为扩张地方财政能力和创造政绩的最快捷手段。在整个改革时期，只有在外向型经济方面，中央和地方始终保持着高度一致。两股力量合在一起，终于使这个战略扭曲到不计成本的地步。

　　四、锈蚀的团结

　　在经过26年的改革之后，中国虽然形成了以一个以市场交换为主导的财富创造机制，但具有强制性分配能力的政治结构却纹丝不动。与计划体制相比，市场机制的财富创造能力成级数放大，于是，传统政治结构所导致的财富分配差距也就同步呈现级数放大效应。这毋宁是说，中国的政治体制不仅没有阻止贫富分化，而且主导和加剧了这种分化。这实际上是中国1990年代后期以来贫富剧烈分化的内里乾坤。

　　19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由旧式政治结构主导的"新"的分配机制趋于定型化。我们现在看到的，只是这个机制初步发作的社会后果。也就是说，今天中国愈演愈烈的贫富分化不是一个阶段性的偶然现象，而是一种体制化的结果。在这种体制中，那些被排斥在正式的政治分赃结构之外的庞大人口，随时都有可能被抛离于游戏之外，而这个体制为他们设置的"保障"竟然是一种仅仅能（甚至不能）维持简单再生产的标准。中国各省设立的所谓"最低保障线"实际上就是这样一种近乎残忍的标准。如果中国的政治领导人以及精英阶层继续对这种危险的社会分化熟视无睹，一遇天灾人祸或者经济危机的洪流，中国庞大的底层人口将径直被驱赶到只能铤而走险的生存绝境。事实上，一个社会贫富分化的危险性从来不在于富人有多富，而在于穷人有多穷。当有人一点都不脸红地吹嘘自己在扶贫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的时候，中国为穷人确立的贫困标准竟然是每年每人收入637元到882元。这个标准只是世界银行每人每天1美元标准的1/4左右。撇开世界银行的这个"国际标准"不谈，任何在中国生活过的人都可以想象，一年

　　637元到882元的收入，离饿死还有多远？而这正是当今中国贫富问题最为凶险之处。在中国的都市人口及上层精英那里，经济繁荣不但习以为常而且理所当然，但在那些主流媒体看不见的底层那里，生存危机却无时不在，随时都可能不期而至。分化至此，这个社会实际上已经非常脆弱。不幸的是，这个社会的主流却仍然生活在"繁荣永无止境"的幻觉之中。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中国的贫富差距已经达到极其险恶的程度，并且马不停蹄地不断刷新经济史的记录，中国经济学家邹恒甫甚至转引民间调查机构的数据认为："考虑到高收入家庭有隐匿收入的倾向，有些民间调查机构甚至认为目前中国的基尼系数已达0.59."按照一般的标准，0.4以上的基尼系数就属于分配极不平等的国家，中国0.59的基尼系数很可能意味着一部分人已经陷入人间地狱般的身存灾难。对于亚洲的经济奇迹，克鲁格曼先生曾经有形象的描述：亚洲的奇迹主要是靠汗水而不是靠灵感创造的。如果这个说法的确是准确的话，那么以血汗浇灌中国经济神话的"汗水阶层"应该是最大的受益者。然而，结局却非常讽刺，他们获得的回报被压缩到了仅仅能维持简单再生产的最底线。

　　更加值得我们警惕的是，中国的贫富悬殊正在以代际的形式向下迅速传递。位于中国城市武汉的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一名贫困女生，2004年一年的饭卡消费记录只有8.35元。在长达两年的时间之中，没有人发现这位女生是以捡剩馒头才能勉强度日的。这个故事曾经震惊了许多人。然而，这个看上去似乎十分极端的故事并不孤单。有资料披露，从1998年到2002年的四年间，中国首都某大学月生活费低于150元的贫困生的比例从16%激增到41%.作为新一代人的一个抽样群体，大学生中的贫富差距不仅反映了1990年代末期以来整个中国社会贫富差距急速扩大的现实，也是对中国社会未来阶级图景的一种勾画。如果这个趋势持续下去，那么未来的中国社会将肯定不是变得更加理性，更加温和，而是更加暴烈，更加激进。

　　中国的严峻的贫富悬殊问题，并不仅仅只是在危机时刻才会显示出它的政治打击性，经常的情况是，它只是给一个脆弱社会结构的最后一击。而在这之前，它往往会以一种不那么具有爆炸性的经济形式表现出来。在中国，它就是消费能力的长期低迷。自从19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经济长期为"原因不明"的内需不足而深感困扰。表现在宏观上，则是消费率长期低于正常水平。更为反常的是，中国的消费率不仅没有追随经济发展而提高，反而不断显著下降。到2003年，中国的消费率已经下降到只有55.4%的超低水平。这个数字不仅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80.1%，而且也远远低于发展阶段相似印尼、菲律宾等国。现在，那个"不明"原因终于开始浮出水面，许多人开始恍然大悟：中国内需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源自于中国财富分配的严重不公，源自于中国存在着一个庞大的几乎没有消费能力的底层社会。这个在改革时期创造了最多财富的底层，被不由分说的剥夺了应得的份额，成为在消费上无足轻重的阶级。

　　在一个国家，当GDP的1/4供养着99％的人口，而1/3的GDP却被仅仅1％的人口占有的时候，这个国家低得离谱的消费率就不是什么难以索解之谜了。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逆向异动的服务业比率（这个比例在2003年是33.1％，只有世界平均水平64％的一半左右）也就很好理解了。因为穷人是消费不起什么服务的。对于中国低迷的内需和畸形的经济结构，一向喜欢发表惊人之言的中国学者王建解释到："中国从产值比重的特征看已经是人均3000美元GDP的国家，但是从劳动力和农村人口比重看，还是典型的人均500美元以下国家的特征。产值比重代表社会供给能力，而劳动力比重则代表购买能力，如果社会的产出能力已经可以满足人均3000美元国家的需求，而人口的主体还在农村，只能吸纳人均500美元的产出，社会的总供给与总需求就始终面临着巨大的供求差距"。王建虽然将这个问题表述为更具有中性色彩的"就业结构和产值结构的矛盾"，但在我们看来，它与收入差距指的几乎就是同一回事。在这里，人们可以看得非常清楚，分配结构的失衡在先，消费率的低迷在后。分配结构决定了消费结构。在如此低迷的消费率之下，要想维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便惟有像吸食鸦片一样地不断提高投资率（包括不计成本地吸收FDI）。这进一步扭曲了投资和消费的比例关系。而提高投资率虽然能够在短期内维持速度，但会形成更加庞大的过剩产能，而为了推销这些过剩产能，就只能以剥削本国下层人民以及掠夺本国自然资源为代价，用极其低廉的价格向国际市场倾销。这又加大了中国经济对外部市场依赖程度。可见，中国目前建立在畸高投资率，畸高外贸依存度基础上的经济增长，实际上是一个极其脆弱的恶性循环过程。而其总源头，则是中国国内财富分配的极端不均衡。换句话说，中国怪异的产业结构不过是中国国内异常分配结构的外在表现。显而易见的是，中国主要以政府主导的高投资率已经被推至极限位置，低劳动成本以及剥削本国自然资源和环境的所谓比较优势也已经被挤压至极限位置（中国2004年几乎是一夜之间突然发生的"民工荒"现象说明的就是这个问题），这提醒我们，持续了20多年的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在一片喝彩声中正在迅速冲击它的终点。而最近两年中国经济令人诧异的强劲表现，很可能就是这种模式盛极而衰之前的最后一缕光芒。深刻而痛苦的经济调整近在眼前。然而，正如我们已经揭示的，在中国，这种经济调整将首先意味着作为源头的分配结构的调整，意味着与分配结构共生的政治结构的调整。没有这种调整，中国经济结构就很难有实质性的调整。在20多年的改革中，中国的分配结构按照官僚集团的政治"意愿"被不断深化，已经相当体制化。对这种分配结构进行外科手术，无异于又一场革命。近20年来，中国的政治领导人在各种场合不断发誓，要调整中国的经济结构。但无论从产业结构还是从增长模式来看，他们非但没有取得任何进展，而且让中国经济深深的卷入了一种无法退出的结构锁定状态。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还远远没有理解这样一个隐蔽的线索，即：在相当程度上，政治结构决定了分配结构，分配结构决定了经济结构。严重的贫富悬殊以及由此引起的经济结构畸形只是政治不平等经过一连串中间过程之后，所呈现出来的最后结果。当现存的经济结构无法支持进一步的经济增长的时候，经济对政治的倒逼效应就会开始。这种倒逼效应是以激烈还是以温和的方式展开，则取决于政治结构的适应能力。在这一点上，我们无法乐观。

　　严重的分配问题不仅仅从经济结构上扭曲着中国经济，也同样从动力上瓦解着中国的经济增长。20多年以来，中国的主流经济学杜撰了一个非常牢固的谎言。他们将平等和效率描述为一对天生的敌人，言之凿凿地认定，平等会导致效率损失。仿佛平等多一点，效率就会少一点。这个可疑的理论假设不仅非常流行，而且被官僚权贵们蓄意解释成，只要是效率的，那么抢劫和盗窃就是应该允许的。它甚至被含蓄地推倒了这样一个极端：不平等是经济增长的条件。按照这个逻辑，为了达到经济增长，我们不仅应该容忍不平等，甚至应该主动地去制造不平等。然而，早在四十年之前，缪尔达尔就在《亚洲的戏剧》中断言："均等化的增加将比在西方国家更多的帮助发展，而不是阻碍发展"。而中国学者秦晖也曾经以中国早期农村改革为例证，雄辩地证明过，公正和平等是经济增长的巨大动力，是中国早期农村改革之所以成功的关键秘诀。事实上，凭借常识，我们也能够推论：一个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游戏规则一定会比一个建立在不平等基础上游戏更具有效率。其中道理非常简单：平等可以增进信任，信任可以促进合作。没有潜在的基本信任作为基础，合作不可能，竞争也不可能，甚至连社会本身都不可能，更遑论从这种竞争或者合作中取得效率了。抽去了正义，一个社会就从核心处被抽去凝聚力，被抽去了团结。如果大多数社会成员不能从他们置身的那种秩序中获得他们认为基本公平的回报，他们就不可能信任这种秩序，而当他们不信任这种秩序的时候，这种秩序就绝对不会是有效率的。除非他们受到了某种强制。而强制的秩序，不管是计划形式出现的，还是以某种受到操纵的市场形式出现的，都不可能表现出长期的效率特征。相反，它所激发出来的破坏性则可能是长期的。在中国，严重的贫富悬殊和无处不在的政治腐败所培育的，正是这种对社会信任具有毁灭性的阴暗文化。这种文化足以消解任何一种合作或者竞争秩序，从而使它们趋于无效。在当今中国社会，对在改革中确立的竞争和合作秩序的普遍不信任情绪正在广泛蔓延，逃避、消解、抵抗这种秩序的现象随处可见。就此而论，中国的经济增长动力正在从最基础的源头上遭到瓦解。令人奇怪的是，当严重的不平等已经将中国社会锈蚀、离析到如此地步的时候，"中国经济还可以高速增长20年甚至50年"的高谈阔论却仍然在被四处传播，我们很难理解，这些"中国奇迹"的传教士们的信心究竟从何而来？

陈鸿仪:道德不是万能的，没有道德是万万不能的

　　最近由三鹿毒奶粉引发的奶品危机，震惊中央和国人， 也震惊了全球。联想起以往频频曝光的不胜枚举的有毒食品和伪劣商品，以及有权的人贪污受贿、腐化堕落和无权的人坑蒙拐骗、偷盗抢劫的事件，乃至时有披露的政治和经济的丑闻，人们不禁要问：我们的社会怎么啦？虽然我们的经济发展了，生活提高了，政治也有了一定的进步，但是人们并不感到踏实，因为我们的生活缺乏安全感，隐患无处不在。这一切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的道德滑坡了，或者直率地说道德堕落了，社会道德的底线被突破了。道德滑坡问题曾经有过争论，但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否定并掩盖了。现在如果再不正视这个问题，再不重塑和建设我们的道德体系，不但不能建设一个安宁而和谐的社会，而且我们每个人都将成为受害者，我们的当政者也将成为历史的罪人。这绝不是危言耸听。

　　有人曾戏言，钱不是万能的，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 我以为这样说也许更恰当：道德不是万能的，没有道德却是万万不能的。为什么？道理很简单，实践也已经作出证明。因为人是活物，有生理需求。生理需求与生俱来，是一切生物的本能，只要是人，谁都希望自己的生活尽可能的舒适、惬意，于是生理需求决定了人的本性是自私的，恶的。为了社会的安宁和和谐，必须对恶的人性加以约束。怎么约束？办法是两个：法律和道德。西谚说：人是半兽半神的怪物。法律就是约束人的兽性的，而道德则是帮助人具有"神性"即美好的品性的。不过法律是外在的硬约束，它不但冷漠无情，而且执行的成本也很高。（这一点往往被人忽视而不计，需要强调一下。且不说我们有多少政府管理人员，只要看看满大街的警察、保安、城管和清洁工，他们从事的只是防御和善后工作，如果我们大家都遵纪守法讲道德，他们中的大多数就可以去从事实质性的生产活动，这一进一出该消耗或增加多少社会财富？）再说，即使法律再严密，也会有疏漏，宵小之徒干坏事，也总抱有侥幸心理，事后查处和弥补，有的损失，如受害人的生命，不可再生性的资源等也无法挽回了。如果我们能够运用道德这个软约束，让道德修养成为每个人的精神需求，自觉约束自己的言行，自觉遵纪守法，我们的社会该会是多么的安宁、和谐和美好。遗憾的是，我们的道德滑坡了，相当多的人已经没有道德观念，使我们生于盛世却有乱世之感。过去，我们既要愁吃愁穿，又要担心什么时候被批被斗；如今，经济状况是有了改善，但是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被偷被抢，什么时候会被骗被刷，什么时候又会吃了不合卫生要求的甚至有毒的食物和用了不合格的药品，还有什么广告和商品可以相信，整日提心吊胆，惶惶不安，安全都无保障，遑论和谐？这样的现状若是再不积极地及时地加以改变，不但当政者将成为历史罪人，我们每一个人也逃脱不了自己的社会职责。

　　怎样重塑和建设我们的道德体系？下面我谈一些粗浅的认识，供大家批评。

　　一、经济是道德的基础，发展经济能保障道德习得的养成。古人早就说过：饥寒起盗心；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不过发展经济必须公正而有序，分配财富必须公平而透明。否则，地区差距不断扩大，行业收入十分不公，贫富差别日益悬殊，经济的富裕反而会加速社会道德的滑坡。当今一些暴富人群的骄奢淫逸，公职人员的堕落腐化，极大地败坏了社会风气。其实富裕了，更需要用道德约束自己的，更不能忘记"富贵不能淫"，"生于忧患，死于安逸"的古训。

　　二、国家领导人和各级党政领导，不仅是杰出的政治家，精明的管理者，也应该是道德的楷模和垂范者。西方民主国家对其领导人的道德要求是非常严格的，稍有绯闻，立即会遭到质询并下台，更不用说政治和经济的丑闻了。有人会说：克林顿出了"拉链门"事件，不是还当总统吗？原因当然很复杂，不过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克林顿坦然承认了错误，并勇于改正，因为诚实是人最重要最可贵的品质之一。正是这一点，克林顿获得人们的谅解和信任。  但是克林顿从此雄风顿减，个人魅力大不如前。所以，对于领导人，我们一定要求德才兼备，决不能有半点含糊。为了实现这个目标，领导人必须公推公选，并时刻置于公众的透明的监督之下。

　　三、一个社会应该有一批道德标杆和中坚，这些人就是公务员、司法工作者、记者、作家、教师、医师、企业家和演艺明星，他们必须具有良好的社会公德，以及师德、医德和艺德等职业道德。如果这些有公职、有文化、有地位的人群都见利忘义，放松对道德的自律，那这个社会一定乱了套。然而我们的现状是令人堪忧的，我们决不能等闲视之。其实大而言之，社会的每个从业人员都应该坚守自己的职业道德，否则，不知什么时候你自己就会成为受害者。上个世纪50年代匈牙利有部影片《废品的报复》，讲的是一个不负责任的缝纫工，凑巧购买了自己缝制得很马虎的衣裤，他穿上新衣裤参加周末舞会，结果在女友和大众面前出尽洋相。影片的有力嘲讽，主角的尴尬窘相，观众的捧腹大笑，令人记忆犹新。所幸的是主角不过是掉了纽扣，绽了腚线，出点洋相，如果是吃了有毒食品，有生命之虞，我们还笑得出来吗？羼三聚氰胺的人是不吃自己的奶的，如此昧良心，就不仅仅是道德问题了。假如社会的从业者都不讲职业道德，我们真不知如何面对生活。职业道德或者说整个道德体系的核心是什么？是诚信。可以不客气地说，当前我们社会的最大危机就是诚信的缺失。任其发展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四、进行道德建设最省力最有效的途径是抓好各级学校的道德教育，尤其是中小学，即从孩子抓起。问题是我们的教育方针虽有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一说，但实际上是智育挂帅，智育第一。为了提高升学率，智育可以冲击一切。在学校里，只要成绩好，一好可以掩百丑，为了学校的功利需要，教师甚至可以为成绩好的学生作假，影响之坏毋庸赘述。因此教育改革刻不容缓，尤其是德育教育一定要落到实处，要有具体的措施，要有一套完整的道德修养的教材，教师对学生的思想教育工作，不要就事论事，要提高到培养学生的道德意识上来。特别要强调的是校长、教师和家长必须是学生的道德榜样，一定要起表率作用。表里不一，言行背离的人是不能为人师表的。

　　五、进行道德建设最生动最有力的工具是文艺作品和影视戏剧，寓说教于生动活泼的形象之中是人们最乐于接受并潜移默化的。因此作家和艺术家们不要忘记自己的社会职责，要努力创作好作品，赞颂真善美，鞭挞假恶丑，为道德建设尽一分力量。作品是要流传于世的，历史会作出公正的评判。令人遗憾的是我们的文艺现状不容乐观，在市场化商业化的运作下，有的文艺家迷失了方向。这不是市场化的错，正好说明我们的道德建设不力，使有些人失去了应有的定力。当然文艺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不是一两句话可以说清楚的，这里不过是寄托厚望而已。

　　六、要实事求是地深入地检讨我们过去的思想教育工作。我们党历来重视思想宣传教育工作，效果如何，有目共睹，不敢妄议，但是有几点是大家清楚的。

　　1、过去我们的思想工作是为政治斗争的目的服务的，重点并不在进行道德建设。相反的，历次的政治运动都是对以忠孝仁义礼义廉耻信为内容的传统道德的冲击和批判，然而以斗争哲学为核心的所谓共产主义新道德并未能建立起来，致使老年人无法适应，青年人无所适从，陷于概念混乱，道德真空之中。

　　2、大多数思想工作者是政治斗争的勇士，并非社会道德的楷模，他们之中不乏有人说的冠冕堂皇，行的男盗女娼，言行背离的后果只能是使人感到受骗上当，从而更加逆反。

　　3、道德标准定得太高。一讲道德，就要求舍己忘身，忠于领袖忠于党。做工作要忘我，要奋不顾身，要自我牺牲；为人民服务要全心全意，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对自己要斗私批修，狠斗私心杂念一闪间；对敌人要冷酷无情，不屈不饶，斗争到底。树立的榜样是雷锋、张思德、刘胡兰、黄继光……都是光荣牺牲的烈士。这样的标准不是一般人能学习能企及的，于是宣传、号召和学习往往流于形式，走过场，一风刮，然而更坏的后果是人们迫于政治压力，会上口头说的是一套，会后实际做的又是另一套，人人都被逼成了虚伪的两面派，道德的沦丧也就是必然的了。

　　七、制定合理的道德规范和标准，这个标准人人应该做到而且能够做到必须做到。制定标准的目的是要实施，因此一个合理的标准应该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必须做到，否则就有害；二是稍作努力就能够做到。如果大家都做不到，这个标准也就没有实际意义。我们对人们的道德水平应该作什么要求呢？我们不妨回顾一下历史。我国是礼仪之邦，统治我国社会二千年的儒家思想历来也十分重视个人的道德修养，但是结果如何呢？稍微翻一翻历史就可以知道，真君子少而伪君子多。原因何在？标准太高也。理学家提倡"存天理，灭人欲"，如果把"人欲"理解成人的生理需求，"灭"掉这个"人欲"，这又有谁做得到呢？根据人的本性，社会的实际和历史的教训，我们可以把道德分为四个层次：大公无私，舍己为人是第一等；先公后私，先人后己是第二等；公私兼顾，利人利己是第三等；损公肥己，损人利己是第四等。第一第二等是道德的高境界，是道德修养的方向，但并非人人都能做得到，尤其是终生如一日这样做。但是坚持第三等，反对第四等，这是必须做到的，也是一定能够做到的，否则我们的社会生活就不能正常运作。在道德重塑和建设的初级阶段，坚持第三等，反对第四等，可以作为我们的道德要求。这样，人人必须做到，可以做到，也乐于做到，全社会的道德面貌可以很快焕然一新。也许有人会说："取法乎上，得乎于中。"如果把标准降低了，做不到岂不是更糟糕？如上所述，标准不在于高不高，而是一定要合理，标准过高了，脱离了实际，作不到也是枉然，甚至画虎不成反类犬，结果会适得其反，这样的历史教训早就摆在我们的面前。其实我提出的道德要求可以拿孔子的一句话概括："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西方也有类似的提法，可见这也是先哲们的共识。如果人人都能把孔子的话当作日常行为的指南，我们就可以生活无虞。让人人做圣人，既是空想，也没有必要。至于损公肥己，损人利己，这是一定要坚决反对的，对这种人和这种行为，人人见了都应口诛笔伐，不让它有容身之地，违背社会公德而造成严重后果的还必须负法律责任。如是，我们的社会一定会安宁和谐。再打个比喻，第一等道德是海鲜熊掌茅台酒，第二等道德是大鱼大肉荞麦烧，第三等道德是青菜豆腐大米饭，第四等道德是受了严重污染的烂干菜。我们的生活可以没有熊掌海鲜茅台酒和大鱼大肉荞麦烧，没有了我们的日子照样过；但是我们不能没有青菜豆腐大米饭，否则我们就无法生存；至于受了污辱的烂干菜，我们不但要丢弃，而且要设法不能让污染再扩散。道理就这么简单。

　　八、道德必须强调自律。道德的最大特点是自律，即自觉实践，道德的神奇力量就在这里，它的实践难度也在这里，这也许是我们的先哲讲究"慎独"的道理。我们的古人为了保护自然资源，提出"数罟不入侉池，斤斧以时入山林"，古人曾自觉执行，如今却要依靠法律和行政力量才能做到，不信，请看看我们现在吃的带鱼有多大？据说新西兰淘波湖边的当地人，钓到鱼必定先量大小，小于一定尺寸的就放回湖中，这既是乡规，也是大家的自觉要求。还有一个更突出的例子，二次大战后期，德国有一群流亡者避难在黑森林边，严冬来临，需伐木取暖，但伐木需要政府的批准，时当战乱无法找到有关部门，这批德国人就硬是不砍一根树木，宁可活活冻死。为了表示纪念和崇敬，当地人给他们修了墓，立了碑。这个故事我们听来有点像神话，却是完全真实的。这样的民族这样的国家怎么不令人肃然起敬？我们要抓住道德这个特点，把道德当作一种信仰一样来崇敬来树立，把道德化为内心的需求，并从小加以灌输。道德一旦成为至高无上的信仰，人们的道德的境界自然就高了。

　　九、道德建设的成败决定于民主政治的建立。道德很重要，但也不是万能的，更不是孤立的，经济是他的基础，法律是他的后盾，政治是他的保证。一般地说，在一个经济发展，法制完善，政治民主的社会，人们的道德风貌也一定是好的。这里我们特别要强调民主政治的重要性，只有政治真正民主了，人们才会有主人翁意识，才有可能积极提高自己的道德水平，才会努力去建设一个和谐而美好的社会。因此，政治的清明，既是道德建设的保证，又是道德建设的前提。如果政治腐败，人们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甚至朝不保夕，谁还会有能力去照顾别人，还讲什么道德不道德呢？反过来说，道德也是政治的风向标，是政治清明的试金石，从一个社会的道德面貌完全可以推测这个社会的政治状况。我国古代帝王有派遣官员下民间采风的制度，其主要目的就是了解自己的政治状况清明与否，有作为的帝王就会采取积极的措施。如今我国岌岌可危的道德现状向我们亮起了红灯敲响了警钟，各级领导亟需警惕和深入反思，加快民主政治的建设，积极推进各项政治改革，彻底清除腐败，已是刻不容缓的了！

　　2008-9-21

张宏良:美国金融危机以及对中国的影响

　　一，这场金融危机的性质

　　1，危机的性质是信用危机。用预期收益向银行抵押贷款；银行再把贷款转让给证券公司；证券公司再打包成抵押债券，向投资者发行；金融机构再向投资者提供避险工具；避险工具再打包发行，形成违约掉期交易。这一系列的买卖完全是建立在未来预期收益的基础上，没有丝毫实际资产做基础，由于每个环节都具有收益，有收益就具有资本性质，就可以在资本市场上买卖，于是形成了庞大的虚拟经济。虚拟经济的预期是真实的，就没有风险，并且对于个体来讲随时可以变现为实际资本。如果预期收益是虚假的，信用资产就是纯粹泡沫，随时都会化为乌有。

　　2，预期收益抵押贷款替代固定资产抵押贷款是人类历史上伟大的变革。固定资产抵押属于富人金融，因为穷人没有东西可抵押；预期收益抵押则属于穷人金融，穷人只拥有未来。可以说，与证券市场相联系的抵押债券、股份制和衍生金融工具等，是人类经济发展史上最伟大的创新，奠定了世界一体化的大同基础。股份制实现了资本社会化，实现了经济协调发展，实现了利益共同体，实现了无成本调节。衍生品市场把风险变成了可控产品和产业，让人们能够调节未来供求关系，在生产过程之外实现资源配置，避免了配置失调的资源浪费。所有这一切，都构成了大众经济的基本内容，并迫使社会开始向大众政治转变，是继农业革命、工业革命之后的人类历史上第三次伟大飞跃。

　　3，这场金融危机是大众经济和现有制度发生冲突的必然结果。一方面就经济基础来讲，与精英统治制度发生了矛盾，大众预期和大众资金决定金融资产的变化，可是操控大众预期的却是不受约束的少数精英，现有的精英控制社会必然把大众经济变成了欺诈大众的经济。另一方面就经济管理方式来讲，与人类原有经济管理方式发生了矛盾。如同进入工业社会以后人们仍然用填饱肚皮的原则管理工业经济一样，现在人们仍然在用实体经济的逻辑来管理虚拟经济。当初农业社会的逻辑是只要老百姓能填饱肚皮社会就会稳定发展，进入工业社会后人们仍然沿用这个逻辑来管理经济，把老百姓限制在填饱肚皮的范围年内，压制老百姓的消费能力，结果形成了生产过剩危机。生产过剩危机迫使人们开始用供求平衡原则来管理经济。当信贷消费出现以后，信用本身就是在增发货币，把未来需求全部变成了现在需求，需求不再只是现实需求，变成了建立在预期收益基础上的需求，这就造成了需求的极度泛滥，特别是滥发美元加剧了需求的无限膨胀，为了避免滥发美元造成供求失衡，就创造了庞大的资本市场来买卖美元，目前世界货币的98%以上在用来买卖货币，而不是买卖商品。货币和信用的无限膨胀完全建立在未来预期收入上，当人们所能预见到的预期收入枯竭了，大量信用产品自然变成了纯粹的资产泡沫，金融危机也就爆发了。可以说，欧美国家近20年的高消费就是建立在透支的基础上，一是通过信贷消费纵向透支未来，二是通过滥发美元横向透支世界。主要是透支中国，透支了中国的资源，透支了中国的福利，透支的中国的收入，透支了中国的健康。从本质上来讲，美国等西方国家建立在金融重新基础上的虚拟经济纯粹是一种欺诈经济。

　　4，金融危机爆发之猛烈是由价格决定供求的原理决定的。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不同，实体经济是供求决定价格，虚拟经济则相反，是价格决定供求。股票市场就是典型，价格一跌，人们就恐慌抛售，此时股票供给无穷大，需求就无穷小；相反，股价一涨，大家只买不卖，又会造成需求无穷大，供给无穷小。这就决定了摆脱危机也要依靠公众预期，只要大家预期明天会更好，所有金融产品就都会稳定。这就要求必须实行大众政治，要由公众直接管理精英管理政府。

　　5，如同生产过剩危机是私有制的丧钟一样，金融危机则是精英统治的丧钟。本来股份制和金融衍生品市场是人类经济发展史上的伟大革命，可是在精英统治下却给人类带来的巨大灾难，如同工业社会本来是伟大革命，却给工人带来巨大灾难一样。比如预期收益决定价格，把时间纳入财富再分配过程，都是大众经济的伟大变革，可是在精英社会却变成了少数人掠夺大众财富的金融手段。站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角度来看同样如此，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必然会形成财富的统一分配，现代证券市场也为这种统一分配创造了条件，可是现在却成为少数国家透支世界多数国家财富的一种掠夺手段。大众时代与精英统治形成了越来越尖锐的矛盾，人类已经进入大众时代，仍然采用精英统治方法，必然会带来一系列的危机和动荡，虚拟经济本质上是大众经济，只有采用大众经济制度和大众政治制度，才是摆脱危机的唯一出路。这场危机是虚拟经济时代的第一场危机。

　　二，这场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

　　（一），危机的双重性影响。这次金融危机是世界历史转变的标志，站在世界历史的角度看，危机对所有国家特别是对中美2个国家具有双重性影响。

　　就美国来讲双重性表现为：一方面如果处理得好，是金融产业的泡沫压缩，如同2001年纳斯达克暴跌形成的生物产业和信息产业挤压泡沫一样，泡沫压缩后美国将会更加强大。另一方面如果金融体系全面崩溃，美元信用的崩溃将结束美国的世界霸权地位，如果出现这一局面，帝国的最后疯狂必然导致世界大动荡和大规模战争。

　　单就目前情况来看，后者出现的概率不大。美国金融体系的欺诈性质，决定了这场危机在客观上是一场赖帐运动，作为债务人的美国，遭受到的伤害并不很大，宏观微观都是如此。从宏观来看，美国破产的都是经营别人资产的金融公司，破的是别人的产，自己只是名义损失。这就是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区别，实体经济破的是自己的产，虚拟经济破的是别人的产。从微观来看，美国老百姓和银行的关系与中国完全相反；美国是老百姓欠银行的钱，破产对美国老百姓危害不大，所以美国最大的储蓄银行互助银行破产后没有引起社会任何反响；中国则是银行欠老百姓的钱，银行一旦破产老百姓就会造反。无论美国人实际上是怎么样，这场赖帐运动在客观上帮助美国形成了风险和财产相分离的状况，美国透支消费了世界各国主要是中国的财产，现在却通过破产把风险转嫁给世界各国特别是中国。现在回顾美国今年4月完成的金融改革法案才发现，美国之所以4月份建立起有史以来最强大的经济防火墙，就是为了在金融危机引爆后防止别国收购美国实体经济，维护美国的经济基础。

　　就中国来讲的双重性表现为：一方面，经济殖民化陷阱造成了中国"双空"结局，资源和美元都是两手空空，财富被掠夺净尽，弄不好甚至会造成大崩溃大动荡大分裂甚至大残杀。另一方面如果处理好，就能够带领世界步入大众时代，实现东方文明的复兴和中华民族的崛起，世界中心再次转移到中国，人类包括中国在内同时完成正、反、合的发展周期。

　　（二），向中国转嫁危机

　　全世界唯独中国号召赴美救市；全世界唯独中国舍弃自己股民去美国救市。家族利益决定的，家族利益超过阶级利益，阶级利益超过民族利益。这不是认识问题，是利益问题，左派只能等待收拾残局。并且国民的麻木是重要原因，汉奸言论公开化既不是政府的问题也不是制度的问题，而是国民的问题。偷偷耍流氓是个人品质决定的，公开耍流氓就是公众品质决定的。那么多人公开为贱卖银行辩护，说明他们知道无论怎样公众仍然会追捧他们，否则是绝不可能公开裸奔的。让人均1千多美元的中国去人均4万美元的美国救市，所有中国人无不感到悲愤莫名。

　　这场危机是信用危机，主要是2个国家最厉害，美国和中国，美国透支未来收入，中国透支未来资源；美国是虚拟经济领域的欺诈，中国是实体经济领域的欺诈。结果就是美国虚拟经济破产，中国实体经济破产。所不同的是，美国是为本国人民高消费透支了未来，中国则是在压缩本国人民消费的基础上为美国透支了自己的资源。虽然美国和中国都是世界上最大的透支国家，只是美国透支了别国人民未来的收入，中国则是被别国透支了自己的资源，还透支了中国人的福利，中国人的健康，中国人的环境，所有这些透支最终都要由中国人自己偿还，如果现在把透支资源换取的一点财富再拿去美国救市，中国最后依靠什么偿还？如此的经济开放使中国人的存在没有了任何意义，完全是为美国而存在：中国资源存在的意义在于能为美国提供廉价消费品；中国劳工存在的意义在于能让美国人有更多时间在夏威夷海滩尽情嬉戏；中国企业存在的意义在于能为美国创造高额利润；中国赚取外汇的意义在于能让美国人信用卡上可用金额更多一些；中国引进外资的意义在于能让美国控制我们的民族产业；甚至为了防止工人抵抗外资压低工资，专门修改宪法，取消罢工自由。结果是美国在透支我们资源的基础上玩虚拟，玩预期，玩透支游戏，我们还傻乎乎地遵守这种游戏规则，按照美国人制定的游戏规则进行全国大检查，凡是与美国游戏规则冲突的所有规定和政策统统作废，把中国变成了美国的海外经济基地。

　　中国九十年代外向型经济发展的过程，就是美国九十年代大牛市的过程，中国创造的财富长江大河般流入美国，支撑了美国的消费和股市，自己却是人死在医院外面，钱葬送在股市里面，形成了历史上罕见的一场又一场股灾。中国开放型经济体制变成了一个财富黑洞，如同科幻电影中的时空转换器，所有财富都会瞬间变成美国的财富，中国的青山绿水变成了西方国家的财富，换来美国印刷厂印制的一堆名叫美元的纸张，最后连这花花绿绿的美元也送还给了对方。中国变成了21世纪的杜十娘。中国出口的所有东西都贬值，中国进口的所有东西都涨价，包括中国具有绝对优势的产品都没有定价权，为什么？汉奸买办里通外国。我们的资源变成了美国的廉价商品，我们自己却是资源掏的越多，换来的美元越多，国内投放的货币就越多，就越是通货膨胀；通货膨胀反过来又紧缩，越是紧缩老百姓工资就越低，老百姓就越倒霉。马克思曾经讲，当初工人因为创造的财富太多而贫困，中国人则因为资源卖的越多越贫困。

　　本来制造业向中国转移给了中国一个机会，中国拥有实体经济，美国拥有虚拟经济，一旦冲突，美国倒霉。可是现在美国却控制了中国的实体经济，先是把中国钉死在产业链低端，耗光中国资源，整个世界20年在享用中国资源。然后再把中国资源换取的美元回流美国，把虚拟经济的灾难转移到中国。与此同时，还用资本和品牌把中国的低端产业再控制在自己手中，让中国最终两手空空，高端低端产业全部控制在对方手中。世界形成两个极端国家：创造财富的贫穷国家和创造品牌的富裕国家。前者资源耗光环境崩溃，后者山清水秀不付任何代价。结果是实体经济的生态灾难和虚拟经济的泡沫灾难，全部砸在中国人头上。这就是所谓世界规则和市场规则。

　　建立如此一套经济体制把国家和人民推向极端灾难，放在任何一个国家的任何一个时期都要处以极刑，可是在中国却成为伟大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精英创造了一个财富时空转换器，把财富转换成美国财富；为了逃避责任，中国法学精英创造了一套流氓法律，损害一个人违法，损害一群人和一个民族叫自由。强奸一个人是犯罪，强奸一群人是开放。中国成为家乐福的缩影，中国人创造财富，然后存入外国人账户。生产目的就是美元，为了掩盖掠夺式经济，新自由主义的政治领袖赵紫阳80年代就把国民收入改成为GDP，在GDP的指标下，即便外国人把中国经济全部占有了，仍然显示是中国的GDP在增长。GDP加美元标价，中国的财富便不再由中国人来掌握，西方发达国家之所以至今仍然欣赏赵紫阳和胡耀邦的奥秘就在这里。

　　现在美国向中国转嫁危机的主要途径是：

　　1，逼迫或诱使中国外汇资产投资美国国债和金融公司。金融危机期间不能投资金融，这是基本常识，巴菲特身为美国人最近大肆投资协助政府救市，但是他只投资实体公司，绝不投资金融公司，只有中国在投资虚拟公司。虚拟公司只有泡沫没有底。7000亿救市不是美国政府拿钱，而是美国政府制定一个救市计划，由各个国家掏钱，在G20会议上，美国带头西方国家一起高喊，必须让中国掏钱。现在各种统计口径不一致，有的统计数据说，包括两房3700亿美元在内，中国已经投入美国的外汇资产超过1.2万亿，这等于是把中国三分之一的经济调往美国救市，投入了无底洞。中国投入美国的资金超过了当初美国振兴欧洲的马歇尔计划的2.5倍，把中国变成了美国的免费提款机，就在前两天的本月8日，美国助理贸易代表傅瑞伟就表示，现在"中国是美国的银行"，如果中国这次不伸手协助美国解困，"美国会死得很惨"。但是他没有说，如果中国帮助美国解困救市，把危机转嫁到中国，中国也会死得很惨，甚至死得更惨，因为美国至少还拥有丰富的资源，而中国的资源已经被美国等西方国家几乎透支干净了。

　　2，通过腐败等手段迫使中国继续贱卖银行和国有资产。把中国的金融资产和国有资产廉价卖给外资，已形成西方国家向中国转嫁危机的重要通道。仅2007年一年，几家银行股份贱卖损失就超过一万亿。中国资产正在通过两个差价流向西方发达国家：

　　一方面就国内而言，同样的国有资产股票低价卖给外资，高价卖给中国老百姓，通过这种买卖差价把财富送给了西方发达国家。中国银监会和证监会自发地形成了买卖分工，银监会把金融股票低价卖给外国人，证监会把金融股票高价卖给本国人。并且各执一词，银监会叫喊中国资产不值钱，几毛钱卖给外国人并没有贱卖；证监会则相反，叫喊中国经济世界独秀，几十元卖给老百姓价格并不高。中国金融学者也变成了双面人，在替银监会辩护时，他们说中国银行坏账太多，几毛钱卖给外资价格并不低；在替证监会辩护时，又说中国银行前途无量，几十元卖给本国人价格并不高。就在中国金融学者的这种双重辩护中，中国的财富源源不断地流向了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中国国有资产到底有没有贱卖，前不久美国可口快乐收购汇源做出了回答。可口快乐收购汇源的价格超过汇源股票市场价的3倍多，这说明中国资产还是很值钱的。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同样的中国资产，国有资产卖给外资价格只有市场价的几十分之一，私人公司卖给外资的价格则高于市场价几倍？除了了买办卖国的解释之外，找不到任何理由。

　　另一方面就国际而言，中国买进外国股票都远远高于市场价，中国卖给外资的股票都远远低于市场价。同样通过买卖差价把中国财富转移到了美国等西方国家。如果说在此之前用高于市场价的高价购买外国股票还有解释的话，在金融危机已经爆发的情况下，仍然高价购买西方国家经营困难的公司就不可理解了。中国银行向外资转让20%的股权，价格相当于当年利润的70%，而收购法国洛希尔公司20%股权的价格，则相当于洛希尔公司当年利润的2.3倍；中国石油卖给美国人的价格是1.16元，相当于中国石油市场价的40分之一；可是这次收购加拿大油气公司的价格却超过市场价2倍。这种极其悬殊的巨大差价，如同一架硕大无比的财富抽水机，把中国的财富越来越大规模地抽到了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大家把最近美国危机中破产公司和活下来的公司列一个名单就会发现，凡是活下来的公司，如美国银行、摩根公司、巴克莱银行等都是在中国发了大财的公司，相反都是在中国没有发大财的公司。

　　3，继续扩大控股中国实体经济。这次危机的欺诈性质，决定了美国破产的是虚拟经济，中国破产的是实体经济。美国是在破别人的产，中国是在破自己的产。这就形成了一个对中国威胁很大的现象：中国购买美国的是虚拟资产，美国购买中国的是实体资产。这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之间的一买一卖，就把美国虚拟资产的泡沫转嫁到了中国，而中国的实体资产则被控制在了美国手中。一旦危机退去后就会发现，凡是在危机中能够活下来的国家，都肯定是拥有实体资产的国家，而只拥有虚拟资产的国家，肯定必死无疑。目前这方面最大的忧虑就是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的品牌控制，通过品牌控制中国产业，通过超市控制中国市场，把中国整体上变成21世纪美国的国家奴隶。

　　4，直接在中国发行股票和债券，把资产泡沫卖给中国老百姓。在是让中国老百姓为美国金融危机买单的最直接的办法。目前中国银监会和证监会已双双同意美国等西方国家可以到中国发行有价证券。由于中国证券法是全世界唯一没有赔偿条款的法律，这就为外资无所顾忌地掠夺中国投资者准备了有利的法律环境。

　　5，继续维持中美之间的殖民经济循环圈。美国诱使中国发展市场经济的目标，就是在中美之间建立一个殖民经济循环圈：用美元把中国的资源变成美国的廉价商品；再通过美元贬值让美元回流美国，投入美国金融机构；美国金融机构拿了中国的钱向美国老百姓发行信用卡；美国老百姓拿着信用卡再去购买中国廉价商品；结果是美国老百姓拿着中国的钱购买中国的商品，用于自己消费。这就是美国人不用干活却能过好日子的奥秘。如果仅此而已也就罢了，中国人充其量只是白干，更可怕的是美国等西方国家为了保证永远获得廉价商品，用压低收购价的办法，迫使中国企业拼命压低工资，降低成本，把美国物价长期维持在低水平上。目前美国金融危机之所以还没有引起社会动荡，就在于物价仍然比较低，要继续维持低物价，避免社会动荡，就需要中国继续提供廉价商品，于是一反此前强迫人民币升值的办法，转而压迫中国降息，刺激出口企业扩大生产，向美国提供更多廉价商品，帮助美国维护社会稳定。对中国的影响则是灾难性的，美国金融危机已经造成了中国外汇的巨大损失，继续用资源和人民的福利健康换取美元，无疑是疯狂的自杀行为。

　　6，是用衍生金融工具等手段套取中国资产。世界越来越眼花缭乱的各种金融创新，特别是金融衍生品的创新，已经越来越脱离金融衍生品的原有避险功能，转而成为摆脱各种市场监管的金融工具。由于各种金融衍生品本身就是为逃避监管创设的，对于国家金融监管来讲，要监管这些金融衍生品完全是狗咬刺猬——无从下口。这就决定了利用各种金融衍生品转移财富可谓是易如反掌。英国巴林银行是一笔期权交易被输掉的，在新加坡上市的中航油公司也是一笔交易输掉的，最近法国兴业银行的交易员又一笔输掉了70亿欧元。如果有一天早上中国人醒来，发行所有被外资控股的银行和吸饱了中国储蓄的外资银行，突然象巴林银行那样宣布因投资失误而破产，由此形成的巨大灾难是中国根本无法承受的。

　　7，变现中国资产，热钱撤离中国。目前危机的主要任务是把中国外汇资产调往美国救市，虽然摩根等公司已经开始变现在华资产，但是还不到大规模热钱撤离的时候。一旦把中国近2万亿外汇资产折腾干净，到时候1.7万亿热钱就会撤离中国，完成对中国的最终绑架和最后打击。用美元换取中国资源是第一重绑架；用美元贬值迫使中国外汇资产回流美国，是第二重绑架；中国外汇资产回流美国后，通过金融危机迫使中国赴美救市，是第三重绑架；当把中国外汇资产折腾干净之后，在中国房地产市场和资本市场已经吸足了血的大规模热钱再一起撤离中国，迫使中国因为拿不出美元支付外资而陷入金融破产，拱手把全部资产送给美国，完成对中国的最后一次绑架。

　　8，通过经济买办和汉奸学者加强对中国的规则控制。我们一直在讲，当今人类社会进入了规则时代，规则已经成为国家间争夺的主要对象。农业社会财富和土地相联系，国家间争夺的主要是土地；工业社会财富和市场相联系，国家间争夺的主要是市场；目前财富主要和规则相联系，国家间争夺的主要是规则。谁制定和主导规则，财富就归谁所有。所以美国一方面立法规定，当国际规则与美国国内规则冲突时，以美国国内规则为准；当国际法与美国法律冲突时，以美国法律为准。另一方面，又通过收买对方国家特别是中国的学者，大肆宣扬要"遵守世界规则""与国际接轨""保护知识产权"等，把规则变成美国等西方国家控制中国的手段。WTO本来只有2个局：商品贸易局和服务贸易局。后来一听中国人要加入，立刻增加了一个知识产权局，专门对付中国的。可是中国的学者不仅不帮助政府抵制这个东西对中国的侵害，反倒帮助美国等西方国家欺骗中国人，说成是世界早已有之的规则。现在几乎形成了一个规律，只要西方国家欺负中国人掠夺中国人，国内宣传机器马上就会高喊这是国际规则；相反，凡是中国人避开陷阱和避免掠夺的方法，就是违背国际规则。中美之间的殖民经济循环圈就是与国际接轨的产物。在这个过程中，少数学者和买办发了大财成就了大名，只是国家付出了巨大代价。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应该向美国学习，在国际问题上只承认一个规则，就是国家利益，此外不承认任何规则。

　　9，采用各种手段把中国金融完全变成独立王国。目前中国金融领域呼风唤雨的人物，大多数具有美国背景。在所谓干部专业化的旗号下，金融领域越来越成为一个独立王国。许多事关国运的重大金融活动，不仅老百姓不知道，甚至党中央也不清楚。就拿允许外资控股中国银行业来说，翻遍全国历届党代会、人代会的文件，翻遍所有中央领导人的讲话，都找不到其中任何一个字的决定。3700亿美元投入美国两房公司，完全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全国闹得沸沸扬扬，至今拿不出任何来自于中央的批示。这可是2.5万亿资金啊，按照2006年全国财政医疗卫生支出总额1311亿计算，相当于全国20年的医疗卫生支出，就这样白白送给了美国2家房贷公司。把中国金融变成独立王国由美国支配，是中美金融战的中国最大死穴，这个问题不解决，美国向中国转嫁金融危机就是条条大路通罗马，没有任何实质性障碍。

　　（三）中国有可能进入大的历史动荡期。

　　一方面，金融危机将加剧国际国内各种矛盾。就国际而言，历史上任何大危机的结局无一不是动荡和战争，目前只是冰岛一个国家经济破产，冰岛只是一个小国，不会对世界造成太大影响，如果经济破产这种事情发生在中等国家之间，肯定会导致战争。目前西方国家的金融危机将会形成多大规模的冲击，将会导致多少国家经济破产，现在还有待观察，现在危机还刚刚波及到实体经济，到引发实体经济也爆发危机时，危机的真正后果才会露出水面。那时世界会动荡到什么程度，能否避免战争，只能看美国等西方国家到底透支了多少财富。如果透支太多，动荡和战争将不可避免。就国内而言，中国的权贵资本、买办集团和汉奸学者，在国家财富损失过程中发了大财，并且大多数的财产和子女已经或正在转到美国等西方国家，他们为了保证子孙后代永享财富，肯定会利用危机打倒共产党、解体共和国，以确保海外子女和财富的绝对安全。目前，利用股市打倒共产党、利用金融摧毁共和国的政治苗头已经出现。美国利用陈水扁案也在敲打中国买办集团，逼迫中国买办集团无法回头。再加上台独藏独僵独等分裂势力和以及民运等动乱势力的威胁，一旦全面爆发经济危机，各种力量会立即汇聚成动荡旋涡，把中华民族推入危亡边缘。最近美国在向台湾出售先进武器问题上对中国的极端轻蔑就是例证，布什在目前金融危机如此需要中国帮助的情况下，竟然声称处理台湾问题"不必考虑中国感受"，美国的极端自信在客观上反映了中国的极端危机。

　　另一方面，危机唤醒了人民，人民将拯救危机中的祖国！

　　三，目前中国防止西方转嫁危机的对策

　　1，建立能够有效约束精英集团的大众政治制度。虽然目前看起来这个问题好像大而无当，但却是战胜金融危机的根本条件。如同解决生产过剩危机的根本条件，是增加社会公众需求一样，解决金融危机的根本条件，就是赋予社会大众以金融监管权，不能让金融活动继续控制在少数精英手里，否则问题永远解决不了。解决这个问题，不仅是中国的问题，同时也是世界摆脱金融危机的根本出路，中国通过建立大众经济制度和大众政治制度，为世界开辟出一条虚拟经济时代和谐发展的道路，将是中华民族对世界的重大历史贡献。一个民族的崛起必须能够为世界提供先进的政治文明，这是一个民族崛起的先决条件。建立大众时代的政治文明，就是中华民族崛起的历史特征，这就是我们经常讲的中华民族的崛起和东方文明的复兴将是同时进行的根本原因。

　　2，在金融领域建立爱国主义防火墙。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上，中国一直是先进国家，只是最近一个半世纪才发生了变化。其根本原因不是经济科技落后，而是汉奸文化。目前中国金融领域问题的根子也在这里。以应对金融危机为契机，效法今年美国的金融改革法案，成立中央经济安全委员会，向所有金融机构派驻安全督察组，进行全方位严密监控，防止出现"突发性"的重大金融损失。目前中国最大的危险，就是中国利益集团与美国利益的一致性，这种利益的一致性是中国未来巨大灾难的总根源。必须采取非常措施切断美国操控中国金融活动的这个组织通道，否则所有措施都只能是虚设，美国金融危机的灾难肯定会砸在中国人的头上。现在已经看得很清楚，美国是在今年4月建立好经济防火墙之后才引爆金融炸弹的。现在我们应该按照美国方法来一场真正的"全盘西化"，着手建立中国的经济防火墙，对金融领域的人员和政策进行全面审查，美国不仅对本国人员进行审查，甚至对外资公司的人员都要进行审查，要"西化"就西化这个东西，30年来中国精英一直叫喊全盘西化，现在才发现他们并不是全盘西化，而是要全盘都听西方人的话，按照西方人的要求去做，并没有效法西方人的做法。结果把一个好端端的中国，几乎要变成西方国家的经济殖民地。

　　3，停止赴美救市，外汇投资由投资虚拟资产转向投资实体资。

　　买办汉奸为赴美救市包装了一个漂亮借口，即所谓海外抄底。虚拟经济没有底，只有实体经济才有底。这场金融危机的欺诈性质，决定了虚拟资产的绝大部分都是金融泡沫，根本无底可言，目前仅美国发现的金融泡沫就超过60万亿美元，滥发美元造成目前98%的美元都是用来买卖美元，没有任何实际财富支撑。如此巨大的无底洞让中国去救市，即便把中国的财富都砸进去也无济于事，全世界的产值才60万亿美元，中国不过区区3万亿美元，如何能救得了市。可见所谓赴美救市，完全是祸国殃民、丧尽天良。美国过度消费，现在让中国买单。况且美国破产损失的是别人财产，中国赴美救市损失的是本国老百姓的财产。如果不是存心亡国，是不会提出赴美救市的。现在没有一个国家提出赴美救市的，欧洲没有，日本没有，加拿大澳洲等都没有，甚至连美国国会自己最初都不同意美国政府救市，中国却要去救市，不是要亡国又是为什么？

　　目前金融危机为中国提供了重新布局海外投资的机会，就是停止投资虚拟资产，已经投资的虚拟资产要尽快脱手，把主要投资方向转移到资源和能源上来。中国外向型经济已经形成，即使产品向内需型转变，资源和能源的对外依赖性短期内也难以改变。资源和能源的供应，是未来国家经济安全的根本保证，也是中华民族崛起的必要条件。我们必须趁此机会构筑中华民族未来崛起的经济基础。

　　一是停止对欧美虚拟资产的投资，投资转向中国周边地区，特别是中亚地区。中亚是资源和能源重地，美国现在陷在中东，欧洲鞭长莫及，俄罗斯无暇顾及，从而使中亚宝地成为势力空白。中国应把美国资金调往中亚地区。控制了中亚地区，可以说是一石多鸟：既能获得中亚地区的资源和能源供应，又能连接中东和里海2两大世界能源基地，同时又能打破美国对中国的战略封锁，解除来自西部的威胁，还能断开美国对藏独和僵独的地缘联系，彻底解决藏独和僵独问题，实现西藏和新疆的永久安全。在打破美国铁桶包围、巩固住西部边陲以后，再掉头东进，把日本逐出东海领域，巩固东海资源的安全。届时，台湾问题将自行解决。拥有了西部、东海和南海资源支撑的中国，将至少能保证未来50年到100年的资源和能源需求，完全奠定中华民族崛起的经济基础。

　　二是借美欧危机期间国有化浪潮趁机收购中国战略产业和银行。这次金融危机完全暴露了美国的所谓市场化改革完全是一个阴谋和陷阱。此前世界各个地方发生金融危机，美国等西方国家开出的唯一药方永远都是：全盘市场化。可是这次美欧爆发金融危机，却没有一个人再提全盘市场化，而是坚决的国有化和政府干预。可见此前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国家的私有化改革，完全是经济殖民化的陷阱和掠夺别国财富的阴谋。中国必须立刻停止金融领域私有化和市场化改革，收回已经落入外资手中的股权，对战略产业和银行实行国有化改革，切断西方金融危机向中国转移的金融通道。对战略产业和银行国有化改革的资金，既不用人民币支付，也不用现汇支付，而是用中国手里的美国垃圾债券支付。目前那些参股控股中国银行和中国战略产业的外资公司，正在被美欧国家国有化国有企业，既然对方已经是国有企业，就应该接受他们本国政府发行或担保的垃圾债券，美国企业接受美国政府的信用，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必须强制外资公司接受，否则就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主权的侵害。这样可以一举两得：既能消化掉中国手中的数千亿垃圾债券，减少损失，对中国人民负责；又可以把丢掉的战略产业和银行股权重新收回。最近冰岛国家经济破产，遭受损失的英国就没收了冰岛在英国的银行用来抵消投资损失，理由就一条：对英国人民负责。类似美国3700亿两房债券，就可以用来收购战略产业和银行股权。

　　三是用我们手里的美国国债做抵押收购海外实体公司。不仅美国的垃圾债券不能留在手里，美国国债同样不能留在手里，必须尽快消化掉。这不仅仅是减少贬值损失，更重要的是不能让美国用我们的钱来收购我们的产业和资产。过去有句话，叫"购买国债，支援国家经济建设"，现在我们购买美国国债，就是在支援美国建设。我们购买美国国债把钱送给美国政府；美国政府把这些钱交给美国企业；美国企业再拿这些钱来收购我们的公司；我们把卖公司的钱再去继续购买美国国债——循环往复以至无穷，中国永远是为美国打工。因此美国国债也必须尽快脱手：或者通过直接抛售收回美元，用来收购海外实体公司；或者通过抵押套现获得美元，用来收购海外实体公司。总之，手里美元越少越好；收购的海外实体公司越多越好。

　　4，不是用信贷而是用外汇解救出口型企业，以此实现向内需经济的转型。前面讲过，使用通货膨胀的办法刺激出口型企业，完全是亲者痛仇者快的愚蠢政策。这种所谓市场化的害人逻辑连美国自己都抛弃了，中国绝不能继续奉行这个自杀逻辑。目前这种放松信贷、通货膨胀的办法刺激出口型企业的发展，是美国迫切需要的事情，通过中国提供更多廉价商品稳住美国消费市场，避免美国消费者遭受更大损失，防止金融危机演化为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但是对中国来讲却是灾难性的，只能是更大规模地循环经济殖民化悲剧。所以，必须立刻停止放松信贷刺激经济的办法，继续收紧信贷，避免通货膨胀，因为中国老百姓承受通货膨胀的能力是世界最低的，中国历史上许多政权都是垮台在通货膨胀上。

　　所以要用外汇政策替代信贷政策，用外汇扶持出口型企业的发展。国家用外汇收购出口型企业的产品，弥补西方国家订单减少的缺口，让出口型企业正常生产。国家把收购的产品投向国内市场，压低物价，满足国内人民的需求，弥补历史欠账，让人民享有经济发展的成果。那些出口型企业拿到外汇后，可以购买国外各种原材料，继续进行生产。这样，既可以保证出口型企业的正常再生产，又能够实现向内需型经济转变，同时还避免了美元的损失，避免了继续"为他人做嫁衣裳"的悲剧。

　　5，改变对外贸易制度，设置价格极限，使用人民币结算。西方国家针对中国设置的经济殖民循环圈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形成了一套掠夺中国财富的国际价格机制，主要表现为：凡是中国卖出的都是低价，凡是中国买入的都是高价。中国买什么，什么价涨；中国卖什么，什么价跌。这主要是大大小小的买办里通外国，与外资合谋竞相杀价抬价造成的。要对大宗外贸产品、战略资源产品和影响国家经济安全的产品设置价格上限下限，擅自"放水"者严惩不贷。美元的泛滥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灾难，必须结束美元的霸权体制，建立主权货币，对外贸易统一用人民币计价和结算。有人担心人民币自由兑换是否会导致汇率风险，这个担心没有必要。目前人民币自由兑换的风险，是来自于美元结算，人民币完全是被动的；如果用人民币结算会立刻形成对人民币的巨大需求，导致人民币加速升值，国民的收入会大幅提高。人民币升值的危害同样来自于用美元结算，如果用人民币结算，人民币升值越大就越好。

　　6，用经济民族主义代替贸易保护主义。经济民族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表面看上去好像完全一样，都是在保护本国利益，其实二者之间有根本区别，经济民族主义保护的是强势产业，贸易保护主义保护的是弱势产业。只是这里的强势产业不仅仅是指本国的强势产业，更包括世界的强势产业，哪个产业在国家竞争中作用最大，就保护哪个产业。至于中国农业，可以作为特殊产业放在一般产业政策之外。保护强势产业，必然会遇到所谓国际规则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一定要不折不扣地效法美国：世界上只有一个规则，就是国家利益。

　　电视里正在传来中国官员关于金融危机的讲话，声称美国金融危机不会对中国影响太大。让人听得心里阵阵心酸，其实，如果站在老百姓的立场上来看，目前中国的财产损失超过了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股市下跌已超过70%，绝大多数股民损失超过80%，而金融危机最严重的美国，股市下跌也不过才30%，中国老百姓70%到80%的损失还不算危机，哪究竟怎样才算是危机呢？可见，在许多官员眼里，老百姓根本就不是人，因此老百姓的损失才不算损失。在他们看来，只要银行不倒闭，只要开发商不破产，只要官员还能大吃大喝，哪怕是老百姓财产损失净尽，也仍然不算是金融危机。这就是许多中国官员脑子里金融危机的概念！

王志安:半个黑瞎子岛回归的启示

　　昨天，也就是10月14日上午11时，中俄双方在黑瞎子岛上举行了"中俄界碑揭牌仪式"，这标志着中俄之间长达4300多公里的边界线全部确定。也标志着，黑瞎子岛这块脱幅近八十年的国土，其中的一半正式回归中国版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先后和前苏联，印度等国家，因为边界争端发生过局部战争。而放眼即当今世界，由于领土纠纷大动干戈的例子亦数不胜数。在这种背景下，我们该如何看待半个黑瞎子岛的回归？

　　2004年10月，俄罗斯总统普京访华，中国外交部长李肇星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代表中俄双方签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中俄国界东段的补充协定》，该协定规定，350平方公里的黑瞎子岛一分为二，中俄两国各得其中一半。尽管该协定很快得到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俄罗斯杜马全体会议和俄罗斯联邦委员会全体会议批准，但中俄两国国内对这一协定一直有不少批评的声音。中国部分民众认为，黑瞎子原本就属于中国，现在俄方只归还其中的一半，这是不折不扣"割地"行为，而俄方也有媒体评论说，归还给中国黑瞎子岛，是"不可容忍的妥协"。

　　中青报驻莫斯科记者关健滨黑瞎子岛回归后写到：""黑瞎子岛模式"将为21世纪的现代中国解决外交和领土争端提供一种新思路：即在尊重历史的前提下，通过和平谈判的方式，最大限度地保护国家利益和领土完整，同时对目前已经造成的现实问题给予一定的承认。"笔者深以为是。但需要强调的是，上述观念的确立，需要对"国土神圣"观念进行必要的检讨和反思。

　　长期以来，在历史文化和现代国家的形成过程中，"国土神圣"的观念深入人心，所谓"宁死十万兵，不失一寸土"描述的就是这种心态。从国家利益上讲，维护领土的完整和不受侵犯，当然是责无旁贷的义务，但是，现代国家还有维护国际和国内和平发展的目标，如果两个目标相冲突，就需要对领土的"完整"做仔细的研究：如果外国入侵，危害民族生存，全体国民当然不惜代价背水一战。但如果是复杂的历史形成的领土争议，动用战争手段来解决，就不是明智的选择。我们放眼看一下在今天的欧洲，通货逐渐统一，人口自由迁徙流动，现实中边界已经相当模糊，边境管理也基本取消。可倒退一百年，法国和德国，德国和波兰等国家，曾经因为边界问题发生过无数次战争。上述事实告诉我们，通过战争只能增加国家之间的仇恨，而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领土纷争，共同的发展是超越边界划分和管理的理想途径。从大的历史尺度来看，国界的消失恐怕是人类社会发展不可逆转的趋势。在这样的历史规律下，边界和争议性领土的神圣性，必将随着这一趋势而逐渐淡化。如能确认这一点，在面对复杂的历史形成的边界争议之时，和平谈判应该成为唯一的方法。而谈判要想得到双方的认可，就必须妥协和让步。如果我们认为某一块领土历史上曾经属于中国就坚持不让步，那谈判解决就无望，而长期的领土纷争，无论对那一个国家来讲，需要付出的代价都十分沉重和高昂。

　　事实上，近些年从中日东海划界，到中越边境的全面划定，中国政府在领土问题上采取的灵活姿态，都集中体现了超越历史和现实的政治智慧，也为此赢得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赞誉。半个黑瞎子岛的顺利回归，中俄两国跨越几百年的边境问题全面解决，也再次印证这一边界谈判模式的有效性和前瞻性。

　　更重要的，这一模式如果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可，将会为国家和国家之间边界纷争开创一个良好的范例。仅从东亚国家来看，日本和韩国之间，俄罗斯和日本之间，中日之间，还有环南海国家之间还存在着大量的边界争端，面对这些复杂的历史纠葛，各国均有为领土不惜一战的极端声音，但有远见的政治家一定能清醒地看到，各国之间和则两利，战则两害。和平解决边界纷争，应该是首要的双边原则，此外则需要类似中俄双方这样的远见卓识和各退半步的政治智慧。

张辉:反对派与中国公民社会的未来

　　"左派"（或左翼）、"右派"（或右翼）来自法语。史学界普遍认为"左派"和"右派"这一对词语诞生于18世纪末的法国大革命。 在1791年的制宪会议上辩论时，拥护激进革命的人恰好坐在议会的左边，而主张温和的保守派(立宪派)恰好坐在主持人右边，于是，人们习惯上将革命的一派称为"左派"，反对革命的一派称为"右派"。

　　历经一个多世纪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因为这个运动一直在运动中，并成为国际政治运动中举足轻重的力量。所以，在这个运动所影响下，左派在世人的心目中一直是倾向社会变革与革命的派别，而右派是指思想落后于实际，不能随变化了的情况前进，企图开历史倒车的思想和行为。在政治上往往表现为或是反动的，投降的或是悲观的、保守的。

　　苏联和东欧巨变前后，自由民主运动在趋进，共产主义运动在退潮，什么是左派，什么是右派，这些概念在很多场合已经发生了变化。在共产极权国家和其他独裁国家里，左派成了顽固坚持独裁的思想派别，右派成了力求自由、民主和宪政的思想派别。这里面就揭示了一个道理：当社会越来越右倾的时候，真理就越来越靠左边了，坚持真理的人就成为了左派；当社会越来越左倾的时候，真理就越来越靠右边了，坚持真理的人就成了右派。

　　根据后极权方面的理论，后极权时代的特征是：一方面， 统治效力日益下降，统治者在合法性危机中要拼命挣扎，为了维持，抛弃了一切主义的光环，根本没有原则可言；另一方面，人们的社会精神已经具有「犬儒化」特征，没有信仰，言行背离，心口不一。很明显，当局统治下的中国就处于这样一个后极权时代，统治者一会一套理论，尽管三言两语，却想发挥拆东墙补西墙的神奇功效。这些理论既不符合传统的共产主义理论，也不符合现代自由民主的宪政思想，完全是特色极权的特色发挥。那么，中国就出现了和传统不相符合的左派和右派，左派倾向保守，右派倾向激进；那么，中国就出现了不同凡响的自由派，这些自由派通常被人们归为右派。

　　在公民社会里，自由派一般被称为中间派，不是左派，也不是右派，但是在后极权的中国大陆，自由主义者被民间称为右派，被当局称为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那么在大陆当局眼中的左派是一些什么人呢？就是那些具有传统的共产思想的人，或者是用新思想伪装起来的共产分子。那么，当局又是什么派呢？当局根本就没有派，你叫它啥派，就算啥派。当局就是独裁者，为了独裁，它没有什么底线。对后极权时代的臣民来说，真理就是淫液，舒服了就是真理；对后极权时代的统治者来说，真理就是屁股，坐稳了，就是真理。

　　于是，不管你是左派，还是右派，只要你影响了龙椅的稳定，一概都是反动派。于是，中共左派领袖邓力群虽然两度差点就做了总书记，但就是因为没做得了，所以想倾家荡产办份杂志都不被允许。于是，民间左派分子周群先生博客搞到那里就被封到那里。于是右派，也就是自由派，因言获罪更成常例。于是，保钓分子爱国也不可得。于是，愤青只能奉旨爱国。于是，当局之外，除了奉旨爱国愤青，全成了反对派。于是，想做一个真正的公民而不可得的人，全成了反对派。

　　在公民社会与独裁社会的冲突中，统治者的词汇里只有空洞的"人民"和"群众"，你看那些领袖在镜头上吹牛的时候，哪里敢把"公民"一词经常挂在嘴上？不敢啊！统治者不希望人们拥有任何权利，他们需要的是顺从的奴隶，而不是渴望自由的人——现代公民。鲁迅是现代愤青的鼻祖，但鲁迅是反专制的，也是反奴性的，而现代愤青则不然，现代愤青遭受统治者凌辱的同时，与统治者沆瀣一气，喜欢在专制与奴性中分一杯羹。于是，在公民社会与独裁社会的冲突中，反对派与独裁者的冲突成了一种形式，反对派对愤青的挽救和冲突成了另一种形式。

　　王明，熟悉中共党史的人都知道这个名字，他曾经是著名的《八一宣言》的执笔人，在中共内讧中被边缘化以后，他依然可以存在。不仅他如此，中共右派也有合法存在的先例。尤其是苏共左派和右派甚至曾经有过长期并存的历史，其他共产党历史更是如此。但是，后极权时代的现在就不一样了，除了独裁者，谁也不能做为派别合法地存在，一切妨害独裁的派别都是异端，都在监视与处置之列。于是，在经历了苦痛以后的左派和右派，他们都说：我也看不惯那种用一个思想，一个主义，一个领袖来剥夺人民自由，禁锢人民思想的做法，他们都赞同"和谐社会是建立在公平公正与民主法治的基础上的，不是建立在少数权贵为所欲为和多数百姓遭压制的基础上"的说法。于是，左派和右派都有一个共同的基础，就是反对派。于是，两种反对派都在崛起之中，都是未来公民社会主要的政治基础。

　　有时候左派分子攻击右派分子，认为对方一旦上台，就会形成另一种独裁，同样，右派分子也这样攻击左派分子。在这样的背景下，当局和愤青乐乐然昭告：你们谁上台都会比现在更糟糕，你们谁上台社会都会更乱。于是，人们就以为，象中国这样的传统专制国家注定走不出独裁的怪圈，很难迈向宪政国家与公民社会。在这里，很多人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就是世界潮流，就是以自由、民主和宪政为特征的公民社会正在全世界形成的这样一个潮流。在这样一个潮流下，独裁政权只要出现变局，任何一种政治势力都不可能抛开公民力量所形成的反对派而形成新的独裁。政治变局的结局只有一个：以中国的方式走向公民社会。

　　中国走向公民社会，不能指望统治者良心发现，也不能指望"稳定"前行，必须依靠公民觉悟逐渐启蒙和公民力量的逐渐崛起，其中反对派的振作是最重要的和最关键的。中国的变局有一种可能是政变，有一种可能是街头运动中反对派取得政权，还有一种可能是反对派振作以后与当局形成妥协，从而开辟走向公民社会的道路。说一千，道一万，公民觉悟逐渐启蒙和公民力量的逐渐崛起，反对派通过某种方式振作，这个太重要了。在反对派振作起来之前，大陆政局很难有大的变动的。苏东巨变，里面就有成熟的反对派成熟在先。中国的反对派还需要振作才行，离开这个，谈宪政，谈公民社会，都太困难了。如果利益集团内部发生较量，也会开启宪政，只要出现变局，没有一种力量能独立地站住脚，要想站住脚就要和各种力量妥协对话。只要妥协对话的机制一出来，宪政和公民社会就算是来了，可是这里还是一个反对派振作的问题，你自己不振作，没人会找你对话，这就是政治。

　　1979年中共党内和民间都有人存有幻想，或者叫错觉，以为当局能自行推广民主。1989年还有人在为民主运动据理力争。现在是大不一样了，政治、经济和文化，三位一体的权贵阶层已经形成，当局内部也已有共识，利益是大家的，民主了则什么特殊利益都没有了。有良心和有才干的人都在提拔时被过滤了，上层，其实没政治能人，也没经济能人和文化能人，都是在那里瞎凑合，靠惯性。当局现行的体制改革，表面上还在宣扬，其实已经很多年没有实质的进展。体制本身，已经成了一个硬邦邦的乌龟壳子。越僵化的体制，越容易出现不可预测的变局，越独裁的政权，越难以琢磨其后果。乌龟壳子捂得越紧，缺口有时候也越容易出现，现在的体制只要打开一点缺口，它就完蛋了，这个很多明智人士都能看得出来。

　　独裁者的利益只在独裁，独裁者的利益也在全球化里面，这是全球化强加个独裁者的。全球化，这个东西要深入思考。独裁加全球化，独裁就会改变一些方式，有时候就会有一些伪装。但是独裁本身是全球化的敌人，这样一来，全球化的经济和文化都会成为反对派的同盟军。反过来，也只有反对派的强大，才有可能使当局认识清楚全球化的大趋势。政治、经济和文化都要全球化，人类的文明和价值也要全球化，这是一个必然的过程，这就是大趋势。

　　独裁在坚持，反对也应该坚持，这里面就凸显了反对派的责任。独裁坚持到一定程度，随着危机的逐步降临，它总有一天顶不住危机，政治危机，社会危机，甚至自然灾害带来的危机，它们都有可能顶不住。既然独裁当局随时都有可能顶不住压力，所以目前应该做的是压力的积累，以使反对派更加成熟。在后极权时代，反对派表面上是少数派，其实随时都有可能转化成多数派，现代愤青一类人，不管谁能占领主流言论渠道，他们都觉得有道理。所以反对派没什么理亏的，应该挺起腰板，振作起来，通过自我的振作和强大促使公民觉悟逐渐启蒙和公民力量的逐渐崛起，时刻准备迎接新时代的到来。

　　2008.6.21

张辉:做一个光荣的反对派

　　最独裁的人都知道："党内无派，千奇百怪，党外无党，帝王思想"。 在这个世界上，人类只要构成社会，还有政府存在，那就有不同的思想会存在的，而且是必然存在的。有一些人是统治者，他们相信自己的统治是合理的，这很正常；有一些被统治者相信统治者是合理的，这也很正常；有一些人不相信统治者是合理的，就构成了当局的反对派，这也是合理的。有一种治理方法，就是统治者打倒并试图消灭反对派，然后自己的阵营里又会分化，形成新的反对派，然后再打倒，然后如此往复，就形成了个人的独裁。还有一种治理方法，就是统治者通过一种大家都认可的秩序成为统治者，但是他们能够保护反对派，并充分尊重反对派，然后如此循环，就形成了广泛的民主。

　　一个人有左手和右手，算是一种健康，一个社会有统治者和反对派，也是一种健康。一个社会对反对派千方百计进行迫害的时候，它必然不是一个健康的社会。统治者再英明，起码也有万分之一的错误吧？所以，连古代的明君都知道设立谏官制度，目的就是要防范和纠正这万分之一或者更多的错误。现代社会文明程度远远超越了明君时代，连最荒唐的独裁者也不在明面上反对民主。而，民主与否的试金石，就是对待反对派的态度。

　　这次发生在中国的512大地震，造成的人员伤亡太大，财产损失也太大。如果从救灾的角度讲，这次可谓举国同心，举世协力，上至胡温，下至乞丐，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救灾工作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效。但是，救灾过程中，也明显形成了当权派和反对派，并且各自都有明显的表现，当权派的表现是边歌颂边救灾，反对派的表现是边批评边救灾。当权派虽然对反对派进行了少量的打压，但总体来说还是比较宽容，积极洗纳反对派的意见，最后形成了适量的双赢。

　　这次大灾难，反对派通过网络形成强大的舆论压力展现了自己的声音，当局积极接纳反对派的意见，这其中有好多例子值得称颂。其一，救灾前期，当反对派抨击救灾进程迟缓的时候，当局迅速协调各方力量展开工作，并在适当的场合承认了前期筹划的不足；其二，当反对派通过网络呼吁全国哀悼的时候，适逢秘鲁政府提前决定为中国死难者进行哀悼，当局对此立即做出反应，决定5.19—5.21三天全国哀悼；其三，当反对派问责学校建筑质量的时候，当局迅速表态，要彻底调查；其四，当反对派质疑当局婉拒外国救援队的时候，当局终于同意外国救援队的参与；其五，当反对派声讨当局的CCTV搞加捐款的时候， CCTV迅速做出必要的道歉；其六，当反对派批评当局的红十字会截流善款的时候，红十字会积极表态，减少留取活动经费；其七，当反对派抗议银行收取善款手续费的时候，银行方面也迅速改正；其八，当反对派提醒歌功颂德的声音太多的时候，当局及时降低了自我表扬的声调；其九，太多了……。可见，救灾工作的成绩是国人的成绩，是当局的成绩，也是反对派的成绩，反对派在救灾工作中功不可没。

　　我在地震的第三天，写了《我捐款，我救灾，我问责》一文，发在某论坛，很快有人做了如下回复："张辉去死，破坏救灾，某某党万岁"。看看，这就是反对派的下场。好在，张辉不会马上就死，某某党也不会万岁。这个社会应该是：多一些人话，少一些党话；多一些人性，少一些党性；多一些人道主义，少一些民族主义。其实这些天，网络上不断有一种声音出来，说是不让批评，大家都配合政府救灾，如果一定要批评，也等救灾结束以后，我当时就说，边救灾，边问责。现在看来，边救灾边问责，出现了良好的结局。

　　我一直提倡做一个公开而理性的反对派，在我看来，一个理性的反对派也是对社会有益的建设性力量。目前，中国大陆这个地方，不缺歌功颂德和阿谀奉承的人，就缺少反对派，尤其缺少公开的反对派。做一个当权者很容易，做一个为当权者歌功颂德的人也很容易，做这样的人还有很多升官发财的机会，但是，做一个反对派就不是这么简单了。在这片土地，做一个反对派，要承受当局的戒备和打压，要承受走狗的谩骂和羞辱，要接受普遍不理解所带来的孤单感，这就是反对派的艰难。

　　人人都有爱国主义情怀，爱国主义不需要启蒙教育，但是有一种东西非常缺少，也非常需要，那就是人道主义。反对派虽然常常为人诬蔑为汉奸，但人们最终会发现他们也是堂堂正正的爱国者，同时，他们不是空喊爱国口号，而是更爱这个国里的每一个人。请每一个反对派坚定一些，也请当局对反对派再多一份宽容，这对我们这个社会的和谐发展是很有益处的。

　　中国的反对派如痴行者，如苦行僧，任重而道远。这个社会并不是最美好，它对你有一种需要：做一个光荣的反对派。

　　2008.5.26

张辉:从诚信的宪法到公民社会

　　中国农业银行把一个资不抵债的欠款企业收归己有，这不算什么；这个企业被中国农业银行收归己有以后成了银行方面的不良资产，这也不算什么；中国农业银行把不良资产剥离出去卖掉。这也不算什么。

　　可是，后面的故事就算点什么了。中国农业银行为了弄点钱，给这个不良资产注入了885万的"债权"，而注入这个债权的手段是私自刻了一枚欠款企业的公章，然后造假出来一个假债权。事情到这还不算完，他们又把这个子无虚有的"债权"卖给了湖南衡阳的商人冯卫东。冯卫东花35万元买下一家倒闭工厂885万余元的"债权"，本来以为会赚一笔，后来他发现他所拥有的"债权"并不存在，是银行方面"造"出来的。按照农行的说法，"只是为了完善资料，为了更好地符合剥离条件"。换句话说，也就是为了把自己的不良资产"合法"地转嫁出去。这就不能不算什么了吧？

　　山东济南一位5岁的女童逛街时和家人走散，蹲在街头哭泣。民警前来相助，她不断"盘查"民警，"你真是警察？""身份证给我看看！""你这证件是真的 吗？"几乎把民警"问倒"。孩子的家长表示，平时他们经常教育孩子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以防被骗，而且还告诉过孩子，有时候坏人会假冒民警。因为这些事情太多了。

　　曾经，最信赖的人就是警察，那身警服简直就是安全的代名词。有困难找警察，哪怕只是捡了一分钱，也要"交到警察叔叔手里边"。现在，面对前来相助的警察，5岁的小女孩清澈的眼睛里为何写满不信任，要连珠炮般地诘问？可以想像得出警察当时那哭笑不得的表情。孩子"怀疑一切"的精明和谨慎，让人不敢相信她竟然只有5岁的孩子不相信世界上还有可信的东西，这也不能不算什么了吧？

　　可是，这算得了什么呢？

　　中石化说亏损；小姐说俺是第一次；老板说我亏不了你；新闻说干部大多数是清廉的；报纸说群众的生活年年都是上一个新台阶的，"大忽悠"说中国是又一盛世；税官说中国税负比较低；领导说好好干有机会；共产党说反腐；政府说为人民服务。最近又有众多网民在怀疑陕西省林业厅信誓旦旦下的老虎照片是假的，又有人怀疑绕月亮飞的卫星是假的。

　　那么，这就不能不算什么了吧？

　　诚信，就是诚实和互信。诚信社会就是社会成员相互之间表现为诚实并相互信任。学生不信任老师，老师不信任家长，百姓不信任官员，官员不信任下属，司机不信任交警，员工不信任老板，买家不相信卖家，卖价也不相信买价，总之，这个社会现在是谁也不相信谁，最后人们没有自信，连自己都不相信自己了。

　　以人为本，人的诚信是这个"本"之上的一个重要环节。因为诚信，人们互信，因为诚信，人们自信。当人之间失去了互信，当人自心失去了自信，人就更多地把自己的部分人格异化出去，连一个基本完整的人都算不上了。人不是人，以人为本也就完全是空谈与意淫，也成了一句流于口号的骗局，也会被怀疑的人拷问，比如我。

　　有时候在网吧里上网，感觉中共对网吧的打击近乎危言耸听，好象对待过街老鼠一样，摆出一幅不把它打死就誓不罢休的架势。结果管理部门觉得头大，打死太难，就算打死了，也死而不僵。网吧的老板们，到处送礼，到处求情，送了礼，求了情，还要大骂官员的腐化和堕落，连网民也跟着怨声载道。管理部门、网吧的老板、上网的网民，都是弄虚作假，谁也会把诚信拿在手里把玩。

　　再比如说收税，还有乱七八糟的什么收费，社会的管理部门和强势力量说收多少就收多少，几乎不和对方商量。收的一方难收上来，就好象黑社会，打砸抢，无所不用其极。被收的一方，没有赚到足够的钱上交，就抵触、逃避、贿赂。古话说："匪来如梳，官来如剃"，假如这可以类比，那么，剃头的人诚信在那？被剃头的人诚信又在那呢？

　　又比如说义务教育，说是不收学费了，还要靠立法来落实。大家听了都高兴，连倡导者自己也高兴，皆大欢喜。但最终学费是不收了，其他的名目却出来搜刮学生和家长的血汗钱，比义务教育之前多收了好多。以前交点学费还能上得起学，现在好了，上不起学了，童工倒成了更加廉价的劳动力。你的诚信就这样？这样的诚信能培养出诚信的学生？这样的学生能成长为诚信的公民？

　　诚信问题，归根结底是政府的问题，出问题就一定是政府出了问题。古代秦国的商鞅往这个城门立一根木头，昭示天下，说谁能扛到另一个城门，就给很多钱，全京城只有一个人相信，并抗着到了另一个城门，结果商鞅出人意料地就给人家兑现了。商鞅就是从这么简单的一个诚信范例开始，开始了变法，也开辟了秦国昌盛的基业，给秦始皇统一天下做实了基础。

　　曾经人们以为银行是最可信的，现在人们不得不问：银行还可信吗？曾经人们以为警察是最可信的，现在人们不得不问：你真的是警察吗？这些问题，都让人们张口结舌之余感到汗颜。现在是中共党执掌政权，诚信如果继续这么滑坡，总有一天人们会问：世界上还有共产党吗？

　　倡导诚信，首先要加强政府的诚信，其次要加强强势力量的诚信，这样，弱势力量就自然有了诚信，因为弱势力量本来就缺少不诚信的本钱。政府总欠人家企业的钱，企业就不容易准时给职工发薪水，职工又只好去静坐和示威来骚扰政府，造成恶性循环；政府说是搞选举，亲自组织选举委员会，可是好多人没见到选票，被选举人也不知道怎么就成了被选举人，大家也不知道他们都长什么模样，有什么能力，可还是就那么被"选举"上了。一个是盗用了一些公民的选票，一个是利诱一些公民参与假选举，这么一来，被选举人、有选票的选举人和没选票的选举人相互之间只有怨言而没什么诚信可言。

　　诚信问题，归根结底是政府的问题，政府的问题其实就是体制问题，而不是政府里那一个人的问题。不能说毛时代没诚信就是毛个人问题，也不能说邓时代没诚信就是邓个人的问题，要找根源，根源就在体制。体制是什么？体制的核心就是宪法。所以说中国诚信的问题，是宪法的问题。

　　一九五六年的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刘少奇作了个政治报告，提出："革命的暴风雨时期已经过去了，新的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完备的法制就是完全必要的了。……必需使全国每一个人都明白，并且确信，只要他没有违反法律，他的公民权就是有保障的，他就不会受任何机关和任何人的侵犯。如果有人非法地侵犯他，国家就必然地出来加入干涉。"

　　太多人都注意到了这段话，都表示满意，但是，包括刘少奇在内的太多人都忽略了一个问题：宪法明文规定中国是在共产党领导之下，如果中共认为某人反对它，那么此人是否违反了法律？刘少奇宣布保障公民权，前提是"他没有违反法律"。所以，这个问题不搞清，刘少奇的话就等于白说。因为包括刘少奇在内的太多人都没搞清楚这个问题，所以刘少奇后来做为国家主席被打倒、被揪斗、被迫害致死，也就不足为怪了。

　　中国宪法的诚信连国家主席都保护不了，谁能保证它就善于保护全体公民的利益？谁也不能，这里昭然若揭的基本结论就是，中国的宪法本身就是不可信的，是一个违背诚信的骗局。因为不可信，它是违背诚信的，因为不可信，它是骗局。

　　中国宪法的序言用绑架的语气确定中国人的信仰和领导者，一切以枪杆子为准，一切以既成事实为准。共同纲领是一个党带着几个花瓶党合谋搞出来的，后来起草宪法又说是根据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来起草宪法。先有政府结构，后按政府结构起草宪法，这算那门破事！中国全部的破事，几乎都是这个破事带来的。

　　第三十五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

　　第三十六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

　　第三十七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

　　第三十八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

　　第三十九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搜查或者非法侵入公民的住宅。

　　这些条文基本算是中国宪法中关于保护公民权利的基本条款。比照现实，没有人能从这些条款中找到诚信，每一个公民都会感觉到它们的虚伪。一句话说不对，就是煽动罪；写了文章必须政治审查才出版；集会通常性质都不批准；结社就抓人；游行通常性质也不批准；示威就放狗咬；家庭宗教送劳教；人身自由也别谈，劳教加双规；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成了官员治理"刁民"的有效手段；住宅不受侵犯，街头流浪狗都不相信。

　　总之，这样的宪法既保护不了国家主席，也保护不了普通公民。因为宪法规定大家只能爱一个党，所以它能保护的就是一个党，但不是保护每一个党员，甚至不是保护党的主席，而是保护党的实际主宰者，也就是党的教主。先是保护共产国际领袖，后是保护毛泽东，再然后是保护邓小平，再然后是保护江泽民，再然后，中共党将没有一个单一的教主，宪法就成了保护集体教主的合作与内斗， 再继续下去……中共宪法将在教主光环暗淡之后退出中国的政治舞台，而代之以新的诚信宪法。

　　世界上本无诚信宪法一说，但为了中国未来的诚信，只能这么先幻想一个关于诚信的宪法。

　　通过幻想，希望将来中国出现一部对每一个公民都讲诚信的宪法，在这个宪法下的公民权利不被一个"必然的"枪杆子里的政权所挟持，每一个公民都是平等的，每一个公民与其他社会组织也是平等的，每一种权力都被另一种权力所制约。这样一个诚信宪法，距离每一个公民和公民组织都一样远近，是一个中立的社会总纲，那么，真正的公民社会就形成了。

　　2008年元月

路平:融资？融券？汝今敢试否？

　　"融资融券"终于"面世"了。早在今年上半年股市下跌到4000点时，不少人就呼吁管理层赶快推出"融资融券"。今非昔比，时过境迁，在全球被华尔街金融风暴席卷"四面楚歌"之时，被当作"利好"，而且还作为"救市"措施来推出的"融资融券"，也黯然失色。然而，"融资融券"究竟是不是个"利好"呢？它居然还能起到"救市"的作用？

　　"融资"和"融券"是两回事，得分开来说。"融资"，顾名思义就是"借点钱来炒股票"，中国股市十多年前就有过，那时叫做"透支"，不好听，但其含义和如今的"融资"差不多。只不过那时疏于监督，管理混乱，导致市场投机成风，有"本事"的人，一分钱没有，却照样可以靠"透支"打股票而发财。最终被管理层叫了停。

　　"融资"的最大好处就是能够成倍放大炒股的"财富效应"，在市场趋势不变的情形下敢于做"融资"交易的话，那你所得到的收益真是应了所谓"一本万利"，"借鸡生蛋"，"四两拨千斤"，好听的词儿一大堆。这种致富途径确实能让人垂涎欲滴，两眼通红。不过，收益放大了，风险也就随之而伴。要是你在牛市里"融资"买了一大把股票，满心盼着继续上涨，坐收渔利，可一不小心，突然来了个大"利空"，你未及抽身而逃及时了断，股票账户被证券公司断然强行"平仓"的话，那血本无归是可想而知的了。想当年，多少"透支"致富的"大户"在股市风云中最终"打爆仓位"，从腰缠万贯的富翁瞬间变成了一文不名的穷光蛋。

　　笔者曾经有一位知交，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凭着"赌一把"的胆略和勇气，天天"透支"炒股。那时股市还有T+0，不设涨跌停板，因此他买进卖出，卖出买进，一天的成交量从几十万到几百万，短短半年内竟然从散户做到被证券公司"请"进一人享用单间的大户室，从一个小职员变成一个进出有专车，顿顿上酒楼的"款爷"。他的发迹史让人人都惊羡不已，跃跃欲试。可终于有一天，他突然失踪了，谁都没能找到他。我只听人说，证券公司通过法院"抄"了他的家。

　　现如今管理层既然推出了"融资融券"，那么看来"T+0"就早晚得配套跟上了；然后，既然"融资融券"和"T+0"来了，那么接着"取消涨跌停板"也就为时不远了。因为这是相辅相成的"三兄弟"，否则市场就活不起来。

　　再说说"融券"了。"融券"也好理解，就是"借点股票来抛"，做个"倒差价"，这当然是好事一桩。现在舆论和市场对"融券"的解释，大多是指在股市疯狂上涨的时候，"融券"机制就可以发挥抑制过度投机的作用，这当然是不错的。但他们有没有想到过另一方面，如果股市的趋势朝下确立，加上人们都玩熟了"融券"手段，再加上日后推出"T+0"、"取消涨跌停板"这两个好"兄弟"来帮一下忙的话，大伙儿一起来"砸盘"，那这股市跌起来的样子就不是我们今天能够想象得出来的了。更要命的是，如果中小散户也大玩 "融券"，一旦看错趋势，或者突然来个大"利好"，那么同样的放大效应也会瞬间造就出一大群"杨白劳"来。

　　所以，"融资融券"的突出特色就是：短线+投机，脚底抹油，快进快出，在股市的"多头"和"空头"之外，造就出一大批"滑头"。"融资融券"只能是培养赌徒的温床，是滋生投机的催化剂。凡是要想"融资"或"融券"炒股的人，其结果往往是赢了9次，身价百倍，"信心"越来越足，胆子越来越大，赌注越下越多，但最后只要1次就输得让你家徒四壁。令笔者困惑不解的正是，在这几年大力倡导"坚定信心"，价值投资，鼓励长期持有的今天，管理层推出"融资融券"，甚至把其当作一大"利好"，其用意究竟何在？这种措施也能够"救市"岂不滑天下之大稽？

　　有人为"融资融券"大声叫好。他们说，特别是这个"融券"的推出，就能"缓解大小非的减持抛售的压力"了。这个意思是，大小非们可以通过把手上解禁了的股票先"借出去"，然后再"收回来"，从中获得一定的出借股票的收益，这样一来，大小非肯定就"不想抛"了。真是不得不佩服这样的想象力。大小非是没有抛，可是别人把它的股票"借"来抛，虽然每次借了大小非的股票抛售后都要买回来还给大小非，赚了差价大家"三七"、"二八"分成，这一组动作难道就不算是在二级市场里"抛售"盈利啊？ 而且这么做的话，还给大小非创造了1次，2次，3次乃至N次的抛售机会，使其在原先低廉的本金成本、丰厚的基本盈利预期不变的情况下，又多了一条生财之道，可以在"融券"中"鸡生蛋、蛋生鸡"循环往复地赚足二级市场的钱，然后哪一天大小非它"玩腻了"，再把"鸡"给彻底杀了（指全部抛掉），最后再狠狠赚上一笔。这真是一项绝顶聪明的"制度建设"。要是管理层这次推出"融资融券"真的就是如此意图，那我说，出这点子的人，他祖上绝对是生产"鹤顶红"的世家——剧毒呀！

　　中小股民们，警惕啊，"融资融券"，说穿了是给大机构、大庄家和大小非的手中又多了一把"宰杀"散户们的刀。

　　2008年10月12日于上海

刘子龙:刘子龙律师的控告书

　　控告人：刘子龙，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律师

　　执业证号码：19020711009209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应勇院长：

　　我国《宪法》第4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据此，控告人向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的领导控告上海市公安局、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在侦查、起诉和审判杨佳袭警一案中的种种违法办案行为，请予以调查，依法撤销原审判决，提请最高人民法院指定异地人民法院公开审理。

　　一、该案从案发就受到了上海市委某部门负责人的非法干预，为暗箱操作留下隐患。

　　2008年7月1日，杨佳袭警一案发生，整个社会为之震惊。社会各界纷纷关注发生如此血案的原因和背景，据媒体透露，上海市委某部门负责人向上海市及闸北区公安分局下达了"速报事实，慎报原因"的指令，不允许办案机关向媒体和社会透露案件发生的原因和背景，以掩盖上海市警方一些警员欺压百姓导致对立加剧的真相。其非法干预行为违反了《刑事诉讼法》规定，直接导致了该案件在侦、诉、一审判决中出现数不胜数的违法和程序失当，为上海市司法机关公正裁判此案制造了障碍。

　　二、上海市公安局拒不公布杨佳此前对闸北分局部分警员的投诉内容，拒不公布及提交2007年10月5日把杨佳滞留在芷江西路派出所6小时的全部录音录像资料，仅公布开始4分钟的内容，检察、审判机关对此重要情节讳莫如深，极力掩盖激起杨佳愤怒导致袭警发生的前因，掩盖闸北警方的过错和违法在先的事实。

　　2007年10月5日，杨佳到上海旅游，因骑租来的自行车在街头遭到闸北民警的盘查，因杨佳对无端之盘查具有抵触情绪而产生语言冲撞，杨佳被带到芷江西路派出所审问滞留，直到次日清晨才离开该派出所。在这滞留的时间里发生的事情即纠纷产生和血案产生的原因。之后杨佳采取网上、信件方式多次向上级公安机关及闸北分局投诉，要求赔偿和处罚有关民警。闸北分局为此曾两次派员到北京与杨佳及杨佳母亲协商赔偿事宜。因对上海警方处理此事的方式及处理结果不满，杨佳开始怀恨并计划行凶报复。

　　对此至关重要的事件起因，上海闸北分局只拿出了警方在街头开始盘查杨佳的一段四分钟时间的对话录音，而对其余内容拒不出示及提供；从所出示的四分钟对话录音来看，杨佳的行为、态度并无不妥之处，反而是盘查警察居高临下、盛气凌人；杨佳骑租来的无牌自行车也构不成滞留的理由，杨佳租车凭证携带在身却被拖到派出所长时间滞留是明显的违法行为；而对接下来关键的六个小时时间内发生的事实及经过的录音录像资料，上海警方却拒不向公众出示，这是故意隐瞒事实真相的行为，检察院、法院在审判中也拒不对此关键情节进行调查、认定，是严重的掩盖真相做法，造成此案审判后事实不清，判决无公信力。应撤销原审判决，指定异地法院重审。

　　三、上海市闸北区公安分局、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及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均应主动回避此案的侦、诉、审而未能主动回避，违反了《刑事诉讼法》的规定。

　　《刑事诉讼法》第28条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自行回避，当事人及法定代理人也有权要求他们回避：……与本案当事人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公正处理案件的"。

　　本案中的11名被害人均为闸北分局的警员，如果说在案发现场闸北分局警员介入此案仅仅是制服杨佳则无可非议，但接下来的介入审讯及介入审查起诉过程中则应向上级请示，至少在程序上也应有回避的请示提出；而我们看到闸北分局却是一直是怀着深仇大恨地在审讯杨佳，接下来连闸北区检察院也毫无依据地介入"共同审讯"，可以看到，我们面前的闸北分局、闸北区检察院都没有自动向上级提出回避的申请。可以想象：审讯杀死同事的凶手的心态与审讯其他普通案犯不可能没有区别，因为他们是带着仇恨、怒气和杀机来审讯杨佳的，某些人恰恰又是杨佳要刺杀的对象，让这些人审讯此案不可能有公正性可言。由于上海警方未能依法执行《刑事诉讼法》关于回避的规定，影响了案件侦查的客观性和公正性，玷污了证据，影响了证据的效力；作为同一个"政法委"领导之下的检、法机关接下来的起诉、审判，均应回避而未回避，起诉及审判行为的客观性、公正性都必然受到了影响。

　　四、上海市公安机关为杨佳聘请律师的做法明显违反了六部委的规定。

　　六部委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规定："在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聘请律师的，可以自己聘请，也可以由其亲属代为聘请。……犯罪嫌疑人仅有聘请律师的要求，但提不出具体对象的，侦查机关应当及时通知当地律师协会或者司法行政机关为其推荐律师。"

　　此案中，当杨佳在案发现场被控制后，他拒绝回答警方问话，提出要有律师在场，但提不出具体的聘请对象。此时，闸北公安分局应当按六部委的规定，通过当地律协或司法局为其推荐律师。而事实是：闸北分局和闸北检察院却越俎代庖地把他们熟悉并信任、有密切合作关系的闸北区人民政府的法律顾问谢有明律师召唤到了现场，但并没有告诉杨佳谢是闸北区人民政府的法律顾问这一事实，事实也证明谢有明律师没有辜负闸北分局和闸北检察院的举荐，说出的都是侦、检机关想说而没有人相信的话。

　　非常明确，侦查机关（当然也包括检察机关）没有依据为犯罪嫌疑人聘请律师或推荐律师，不但没有通知当地律协或司法行政机关推荐，还借机推出了他们信任的律师。该推荐行为严重违反了六部委的明文规定，是一个违法且无效的行为。

　　五、谢有明、谢晋律师担任杨佳的辩护人违反了《律师法》及《律师执业规定》，其辩护行为无效，应视为杨佳没有得到辩护。

　　《律师法》第39条规定："律师不得在同一案件中为双方当事人担任代理人，不得代理与本人或者其近亲属有利益冲突的法律事务"。该法第31条规定："律师担任辩护人的，应当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犯罪嫌疑人、被告无罪、最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根据闸北区人民政府2008年1月8日《闸北区人民政府关于组建上海市闸北区人民政府第三届法律顾问团的通知》公告，谢有明乃闸北区人民政府第三届法律顾问团的成员，而杨佳袭警的对象就是闸北区人民政府的公安部门，谢有明作为闸北区人民政府法律顾问，又去给袭击其任法律顾问的闸北区人民政府公安部门的杨佳辩护，具有明显的利益冲突，明显违反了《律师法》第39条的规定。谢有明律师因为是该所主任，谢晋律师的辩护身份同样违反该规定。

　　谢有明在7月6日接受媒体采访时讲道的"杨佳精神状态正常"、"杨佳十分冷静，头脑清醒，逻辑思维清晰"、"具有较强的法律意识"、"不出意外的话，估计是死刑"等等说法完全是站在上海警方的角度在讲话，讲的全是上海警方想讲而没人信的话，所讲的话没有一句是维护杨佳权益的，证明其在为上海警方服务而不是在为杨佳维护权益，谢有明的行为明显违背了《律师法》第31条之规定。

　　上海公安机关安排谢担任杨佳的辩护人，除了直接违反了六部委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的规定之第10条的规定外，其身份也同时违反了《律师法》的规定，其所作所为更是直接损害了杨佳的权益，充当起了编外公诉人；据看过宣判录像的人士讲，宣判后谢有明律师一言未发，连杨佳是否上诉都没有问，证明上海警方安排谢有明为杨佳"辩护"是假、配合掩盖真相、配合制造黑箱死刑案是真。其乐意接受上海警方安排、配合上海公检法机关剥夺杨佳权利的目的得到了证实。

　　六、上海市公安局、上海市第二检察院、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拒绝杨佳父亲为其聘请的律师为其辩护是侵权行为，行为违法。

　　杨佳是否接受其父为其聘请的律师为其辩护，应由杨佳自己决定，这是《刑事诉讼法》中为犯罪嫌疑人规定的权利。即使杨佳不同意两位北京律师为其辩护，也应该由杨佳在与律师见面后当面申明，上海检方没有任何理由和依据阻挡杨父聘请的律师会见杨佳。当北京律师见到上海检方后，上海检方先是拒绝会见，随后就跑到看守所提审杨佳，然后拿出一份其给杨佳所作的笔录作为杨佳不接受北京律师为其辩护的证据拒绝北京律师会见杨佳，这是违法且经不起推敲的行为：

　　1、杨佳在未与其父沟通、未与北京律师见面的情况下，他是怎么提前知道有北京律师为其辩护的？说明上海市检察院第二分院、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已提前将此消息与杨佳沟通过，提前沟通之目的何在？沟通时都讲了什么？如何能证明不是上海检方借杨佳之口在拒绝北京律师？

　　2、北京律师与杨佳并不熟悉，更不知杨佳写什么样的字、签什么样的名，在未见面之前，上检二分院及上海二中院如何能证明笔录上的字就一定是杨佳所签？明显是在阻挠外地律师介入此案，在公然剥夺杨佳的辩护的权利；有没有捏造"杨父已声明与其解除父子关系"之类的话？

　　3、在手拿所谓的"杨佳签名的笔录"接待北京律师时，上检二分院和上海二中院是杨佳的指控人及审判人，可是他们在北京律师面前却又在充当着杨佳的代理人，检、法既没有依据代替杨佳拒绝杨父所聘请律师的权利，也没有代表杨佳传达意愿的资格；

　　4、上检二分院及上海二中院称杨佳只信任其母为其聘请的律师，此说法也令人无法相信。对杨佳的起诉程序已正式启动，而除了办案机关外其他任何人都不知道杨佳母亲在何处，杨佳的姨妈甚至不得不向北京警方报警寻人，杨佳更不知其母在何处，杨佳母亲怎么能、何时才能"为杨佳聘请律师"呢？这不等于说没有杨佳母亲聘请律师杨佳就只能接受上海市公、检机关共同为其聘请的律师了吗？

　　七、上海市公安局闸北分局为杨佳所作的精神鉴定结论系由不符合《刑事诉讼法》规定的鉴定机构所作出，其结论不具有法律效力。

　　《刑事诉讼法》第120条第二款规定："对人体伤害的医学鉴定有争议重新鉴定或者对精神病的医学鉴定由省级人民政府指定的医院进行"。《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第7条第二款规定："人民法院和司法行政部门不得设立鉴定机构"。

　　由以上法律和规定可以看出：不是医院则没有资格对精神状况进行鉴定，司法部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不是医院；司法部作为一级司法行政部门，它没有权利设立鉴定机构，违反最高权力机关的决定而设立的鉴定机构就是非法的鉴定机构，非法的鉴定机构给杨佳所作的精神鉴定自然是无效的。

　　2007年6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在对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能否委托司法部上海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司法鉴定中心做司法鉴定的请示"回复时明确否定了"司法部上海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司法鉴定中心"作司法鉴定的资格。

　　显而易见，在没有委托有资质的鉴定机构对杨佳进行精神鉴定的前提下，就以一张不具有法律效力的鉴定书为凭据认定杨佳精神正常、具有刑事责任能力，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就将杨佳判处了死刑，是严重违反法律程序的行为。

　　八、上海市执法机关与谢有明涉嫌伪造杨佳母亲王静梅签字的授权委托书，达到占据杨佳辩护律师席位、相互配合共同侵害杨佳辩护权利的目的。

　　据杨佳的姨妈王静荣举报，她的妹妹王静梅自2008年7月2日被上海和北京公安从家中带走后一直没有任何消息，邻居发现王静梅的窗户自7月2日离家时半开着到两个多月来一直没关。王静荣向大屯派出所查询，该所民警叫王向上海警方询问而不是北京警方询问，叫与上海警方联系，王静荣与上海警方联系，上海警方各部门均互相推诿不作答复。而与此同时，远在上海的谢有明、谢晋律师却称已在北京见到了王静梅并与其办理了委托手续。

　　杨母王静梅一直失踪，远在上海且素昧平生的谢有明们怎么可能、有何神通获得王静梅的签字委托呢？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非常明显：谢有明所持有王静梅的《授权委托书》是伪造的。

　　为了证明这一事实，2008年9月10日上午，杨佳父亲杨福生在几名律师陪同下到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要求探望杨佳并查看案卷中谢有明委托书的签字情况，叶建民等两名法官在杨父等了两个多小时后出来只说了两句话：1、关于杨佳母亲，法院不知道情况；2、关于杨佳案一审已结，我们不管了。说完回头便跑，既不回答是否让杨父见杨佳，也不提供委托书原件给杨福生看；

　　2008年9月10 日下午，杨福生等一行人来到上海名江律师事务所了解委托书签字及案件情况时，谢有明、谢晋不但不与杨福生见面并拿出委托书备份让杨父查验真伪，竟向110报警、调来警察驱赶杨父及北京律师。

　　无论是从时间上、可能性还是从事后法院及律师紧张、胆怯的表现，均可以发现所谓杨母委托谢律师们的签名系伪造。这是一起罕见的公、检、法、律师串通伪造委托书侵害犯罪嫌疑人辩护权的行为。

　　九、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为达到秘密审判之目的故意遗漏受害人家属附带民事诉讼内容，是严重违反刑事诉讼程序的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77条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如果是国家财产、集体财产遭受损失的，人民检察院在提起公诉的时候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该法第78条规定："附带民事诉讼应当同刑事案件一并审判，只是为了防止刑事案件审判的过分迟延才，可以在刑事案件审判后由同一审判组织继续审理附带民事诉讼"。

　　杨佳上海袭警造成六死五伤的严重后果，不但对受害人的生命健康造成无法弥补的伤害，同时也给受害人及其家属的造成了一定的财产及精神方面的损害。按照《刑事诉讼法》之规定，公检法机关在侦、诉、审此案的时候理应通知被害人及其家属向办案机关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以弥补因杨佳犯罪行为给受害人造成的损失。判令被告人对因行凶而给被害人所遭受的物质、精神损失进行赔偿，是刑事立法的一项原则，与赔多赔少、能不能给付没有关系；这也绝不是执法机关可以随意省略的内容。可是我们通过一审判决看到，办案机关却置国家法律于不顾，无视受害人及其家属之损失，仅仅是为了掩盖真相，为了避免更多的人介入诉讼，在这一举世瞩目的凶杀大案中，却未对被害人及其家属遭受的财产及精神损失进行保护，且未作任何说明，这是严重的违法行为。

　　即使本案已由上海市公安机关出钱代杨佳向受害人及家属作了赔偿、杨佳袭警上海市公安局买单，也应在判决中注明，而不能有法不依，违反及遗漏程序。

　　十、上海公安机关以"诽谤罪"之罪名逮捕发帖公开杨佳袭警原因的苏州青年郏啸寅，是迫害证人的行为。上海警方滥用公权；根据法律规定，即使构成犯罪，上海警方对此案也不具有管辖权，这是故意超越管辖权办案的行为，适用法律错误。根据现行法律的规定，郏的行为明显不构成犯罪。

　　我国刑法第246条关于规定的"诽谤罪"，是指"以暴力或其他方法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情节严重的行为"。首先，此条犯罪位列于刑法第四章"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项下，说明制定此条法律保护的主体是"公民"而不是"法人"或其他机关；其次，从条款中可以明确看到，构成这一犯罪的受害主体是"自然人"而不是其他主体；第三，构成此种犯罪损害的是"他人的人格"、"他人的名誉"；而上海公安机关所承办的郏啸寅诽谤一案却称是"郏啸寅诽谤了公安机关的名誉"，非常明显，即使郏啸寅具有所称的"捏造事实"行为也构不成此项罪名：因为上海市公安局是"公安机关"而不是自然人，非自然人不可能成为"诽谤罪"的受害主体。如此不计后果、胆大妄为足以证明上海警方内心的恐惧和掩盖事实之目的，是在制造法律丑闻。另外，诽谤罪属于自诉案件，且郏居住于苏州，上海警方对此案不具有管辖权。

　　十一、上海警方涉嫌非法挟持并关押杨佳母亲王静梅，侵犯其人身权益，株连无辜，以达到封堵知情人之口、掩盖真相之目的。其行为属于非法绑架证人之行为。

　　根据杨佳姨妈及邻居称，杨母王静梅自2008年7月2日被北京警方配合上海警方拉到大屯派出所协助调查之后至今一直没见踪影。其姐王静荣多次与大屯派出所、朝阳区分局反映及报案，北京警方要求王静荣与上海警方联系，经王静荣与上海闸北区分局、上海市公安局联系，都互相推诿，既没敢说毫不知情，又不敢承认王静梅控制在他们手中。除了杨佳外，王静梅是另外一个知道杨佳与上海警方冲突真相的人。况且她也参与了对上海警方有关人员的控诉与举报。而自从被上海警方从住处接到大屯派出所之后就再没回到慧忠里小区的住处，其居室门口积累的信函和留言条的时间也可证明。

　　而就在王静梅的家人遍寻不着的时候，远在上海的谢律师们却称在北京找到了王静梅，并取得了王静梅《授权委托书》的签字；杨佳案件一审宣判后审判长王智刚称杨佳母亲已领取了判决书：这分明是告诉公众，王静梅在上海警方的控制之中。一个家住北京、北京的家人苦寻不着的人，而与她从无任何关系的谢律师们（在连到北京的凭据都不能出示的前提下），怎么可能在北京取得王静梅的签字委托？也只有在上海警方控制了王静梅并且能保证封住王静梅的嘴的前提下，才胆敢伪造王静梅的签字，才能保证其造假行为不被王静梅拆穿。显而易见，王静梅处于被上海警方非法扣押之中。

　　十二、秘密审判、拒绝监督、封锁案由，严重违反了《刑事诉讼法》的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52条规定，人民法院审判第一审案件应当公开进行，但是有关国家秘密或者个人隐私的案件不公开审理。该法第191条第一款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发现第一审人民法院的审理有下列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的情形之一的，应当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一）违反本法有关公开审判的规定的"。杨佳上海袭警凶杀造成六名警员死亡五名重伤的严重后果震惊社会，已成为举世关注的重大案件，且本案既不涉及国家秘密也没有个人隐私内容，更不属于未成年人犯罪，没有不公开审理的理由。但是我们看到，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在上海市委某部门的操控下进行"周密安排"，除了上海市委、公安局的内部人士外，未向社会发放一张旁听证，拒绝了媒体的旁听，连中央电视台、新华社也被拒之门外，把一场应当公开审理的案件变成了一场全由内部人士参加的秘密审判，剥夺了媒体的监督权和广大人民的知情权。依据《刑事诉讼法》191条第一款规定，一审判决应当撤销，予以重审。

　　十三、一审法庭剥夺了杨佳的要求证人出庭作证的权利，侵犯了杨佳的辩护权。

　　《刑事诉讼法》第43条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必须保证一切与案件有关或者了解案情的公民，有客观地充分地提供证据的条件，除特殊情况外，并且可以吸收他们协助调查"，杨佳提出举证要求，申请证人出庭为其作证是《刑事诉讼法》赋予犯罪嫌疑人的基本权利，也是人民法院查明案件事实、公正审判不能缺少依据，而一审法院却拒绝证人出庭，就是为了掩盖真相，说明审判机关在审理之前已经有了判决结果，未审先判，因拒绝事实真相，从而拒绝证人出庭。

　　十四、一审开庭所有重要证人、鉴定人员均未传召及允许出庭作证及接受质证，严重违反了《刑事诉讼法》之有关规定。

　　《刑事诉讼法》第47条、第48条规定，"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辩护人双方讯问、质证，听取各方证人的证言并且经过查实以后，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法庭查明证人有意作伪证或者隐匿罪证的时候，应当依法处理"，"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生理上、精神上有缺陷或者年幼，不能辨别是非、不能正确表达的人，不能作证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规定第58条规定："证据必须经过当庭出示、辨认、质证等法庭调查程序查证属实，否则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对于出庭作证的证人，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辩护人等双方询问、质证，其证言经过审查确实的，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未出庭证人的证言宣读后经当庭查证属实的，可以作为定案的根据。法庭查明证人有意作伪证或者隐匿罪证时，应当依法处理"。从一审判决书中可以看到，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在审理杨佳一案时，对如此重大的刑事案件，重要证人几乎都没有传唤到庭，主要证据（包括鉴定结论）都没有依法按程序进行核实、质证，但却又都被一审法院所认定，严重违反了《刑事诉讼法》及最高人民法院的规定。

　　十五、宣判不公开、隐瞒事实、封锁事实，违背了《刑事诉讼法》第163  条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63条规定，宣告判决一律公开进行。但是在一审法院2008年9月1日上午的宣判中仍然是秘密宣判，不准公众及媒体进入法庭旁听判决，只是在宣判后期于其他房间设置的录像中允许少数人旁听了经过筛选的宣判内容，主要是听审判长读判决书。通过录像转播的宣判画面看到的杨佳是目光呆滞、表情木然、一言不发，竟对判其死刑的判决没作出任何反应。杨佳不是精神病发作就是被注射了药物，杨佳已成为一个不具有表达能力的木头人。这样的宣判告诉公众，上海市司法机关仍然在掩盖着怕人知晓的真相，从各个方面隔绝着杨佳与公众的近距离接触。

　　十六、原审判决事实严重不清。

　　据一审判决中杨佳在庭审中陈述，他并没有对闸北政法大楼一楼保安室的人员行凶；杨佳刀刺十一人，被擒获时身上竟无血迹，不能排除另有其他人作案或嫌疑犯共同作案之可能。一审判决所查明事实不清，为了掩盖真相，遮遮掩掩，含糊其辞，无法让杨佳服判及公众服气，应予以撤销原判，依法提请最高人民法院指令异地法院重审。

　　十七、宣判时杨佳目光呆滞、表情木然、一言不发，俨然是在听一件与他毫无关系的事，连对案件的判决也没有反映，符合精神病特征或是被注射了镇静药物，成为了木头人。

　　从上海警方披露的杨佳作案事实经过可以看出，杨佳是一个体魄强壮、性格暴躁、性情残忍的凶手。从上海警方在现场控制杨佳的照片可以看出，根据上海警方授意发表的作案经过也可以看出这点。但是令人不解的是，在宣判时的杨佳却像换了个人，这是极其不正常的。既不符合杨佳的性格，也不符合一个行凶杀人者在面对法庭时的急于辩解、为自己杀人找理由的心态。公众有理由怀疑，杨佳要么是已表现出明显的精神病症状，要么在被羁押期间遭受黑刑大脑中枢受到破坏。上级司法机关应重新委托权威机构为杨佳作精神鉴定，并对其遭遇进行调查、查明真相，惩处执法机关私刑剥夺犯罪嫌疑人申辩权的野蛮无耻的执法行为。

　　如上，杨佳涉嫌故意杀人一案，从案发到一审，一直受到权力干扰；侦、诉、审机关掩盖真相；违反回避原则；执法机关指派律师违反六部委规定，未通过律协和司法行政机关推荐律师；安排利益冲突者担任辩护人；检察机关拒绝亲属委托书律师；鉴定机构无资格、鉴定结论无法律效力；涉嫌伪造委托书签名；秘密审判违反公开审判原则；宣判不公开；羁押证人干扰作证；绑架犯罪嫌疑人知情之亲属；……从实体到程序充满了违法，从程序到实体掩盖真相，是一场处处违法、漏洞百出、无法令社会接受的判决。敬请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依法撤销原审判决，提请最高人民法院指定异地司法机关公开审理此案，维护犯罪嫌疑人的辩护权、维护司法公正（至少应维护程序上的正义）、维护广大公众的知情权、维护社会稳定、维护司法机关的声誉。

　　控告人：刘子龙

　　二○○八年十月十三日

贺卫方:法院不独立，被告毋宁死

　　在无法无天的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们的冤假错案曾经俯拾皆是。如今，民主法治建设已经二十多年了，为什么冤案错案仍然不绝于耳呢？这些年来，我一直想写一篇题为"冤狱发生学"的文章，系统地分析一下，究竟是那些因素使得我们的司法冤案频频，受害人怨声载道。因为涉及面太广，作出有说服力的分析殊非易事，终究未能成文。

　　当然，一些原因我们可以不费太多心力就能够想到。例如，刑讯逼供导致屈打成招（这在几乎所有被揭露冤案中都存在），律师在刑事案件中代理不足致使被告人权利无从保障，鉴定体制的混乱和腐败造成的证据相互冲突，法官素质低下带来的马虎下判，庭审过程中的证人不出庭，以及――这是更严重的――司法人员藏匿甚至销毁关键证据，等等。但是，我觉得，造成司法环节冤狱不断的最关键的原因乃是司法的不独立。

　　司法不独立体现为承审案件的法官没有审理和裁判案件的自主权。一些案件，尤其是那些重大、敏感案件，承审法官审理之后经常需要就审理情况向庭长、院长或者审判委员会汇报，并由这些有官职而未参与审理的特殊法官或者委员会作出最后的判决。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由法院之外的某些机构决定案件的判决。

　　承审法官不能自主地判决案件将导致司法决策的责任无法落实或计算。既然案件最终是法官的"上司"作出的，那么决策错误的责任便在法官背后的帷幕里弥散掉了。既然请示过庭长或主管院长，则最后判决如何，与我何干？庭长或主管院长同样难以追究："我只能根据汇报的情况作指示，发生冤案不能把责任全部推到我身上。"审判委员会更是一种弥散决策责任的巧妙机制；集体负责的结果往往是集体不负责。责任无从追究，必然弱化参与决策者的责任感。在一些关于冤狱的报道中，有关机构和人员对受害人的申诉那样冷漠，正是决策责任弥散后的必然结果。假如我们能够做到，无论怎样的案件，完全交由具体的法官独立地审判，判决书的具名法官就是相关案件的实际裁判者，那将意味着一旦本案最终被证明为冤狱，几位承审并署名的法官就逃不脱干系，他们的名字将永远跟冤狱和耻辱捆绑在一起。"燕过留声，人过留名"，作为法官，谁愿意留下这样的坏名声呢？

　　司法不独立不仅表现为法官个人的从属地位，而且还表现为上级法院经常无视下级法院的独立性，以及法院与其他机构之间在决策过程中的含糊关系。我们看得到几乎每一桩冤案的产生都离不开上下级法院以及公检法三机关的"协调"，尤其是由党的政法委员会所主持的所谓"三长会议"经常对于案件判决结果作出预先决定。这样的惯常做法不仅违反审判权独立的宪法原则，更使得不同机关对冤狱是否会发生无关痛痒，甚至在冤狱被揭露之后仍然无动于衷——又不是我一家决定的，干嘛跟我过不去？

　　事实证明，法官、法院的不独立是造成如此频繁的司法冤狱的祸首。法院不独立，被告毋宁死――不，岂止是被告，是人权毋宁死。

　　01.03.20.写，发表在《南方周末》2001年4月5日

潘葱霞:“造谣者”郏啸寅

　　郏啸寅是7月6日深夜被带走的。

　　郏家住在苏州市沧浪区里河新村宿舍楼的一楼。郏启宏回忆，那天晚上快12点，一家三口都已经睡着了。几个警察从窗外叫醒郏启宏和老伴张蓓蓓，说叫郏啸寅去一趟派出所，问个事情就回来。62岁的郏启宏不放心，跟着警察和儿子一起来到附近的苏州市葑门派出所，在楼下等到深夜。

　　郏启宏最终没能等到儿子回来。次日上午，警方送来一纸刑事拘留通知书，郏啸寅的罪名是"涉嫌寻衅滋事"。郏启宏纳闷，一向老实巴交的儿子居然和这个罪名有染。

　　7天后，郏启宏收到警方的逮捕通知书，这次郏啸寅的罪名变成了"涉嫌诽谤"。郏启宏和老伴被告知，儿子已被带离苏州，羁押在上海看守所。

　　和郏啸寅一起被警察带走的，还有几本书和郏卧室里的一台清华同方台式电脑。一份上海市公安局扣押物品清单上显示，这几本书是：《新高层绝密消息》、《师东兵文集》、《高层风云录》、《中央幕后权利》、《新太子党》。

　　帖子

　　儿子被带走后的次日，郏启宏看到窗外有电视台模样的记者，扛着摄像机拿着话筒，转来转去拍摄。晚上，苏州本地电视台转播了东方台的新闻，"上海破获网络犯罪案，将犯罪嫌疑人郏某抓获"。

　　郏启宏才知道，儿子这次出事，和一篇名叫《上海袭警事件内幕》的帖子有关。而这篇帖子，又和一个名叫杨佳的人有关。

　　在儿子被带走6天前，28岁的北京青年杨佳持刀冲入上海市闸北公安分局，杀死六名、捅伤四名警察。警方指控，在令人震惊的杨佳袭警案发生后次日，郏啸寅在网上发表了这篇名为《上海袭警事件内幕》的帖子。

　　这篇不到500字的帖子，其核心内容透露了杨佳袭警的原因，"因杨佳在被闸北分局留置盘查中遭殴打，致使其生殖器受损，无法生育，故而报复杀人"。上海市第二检察分院批捕的理由是，"郏啸寅利用互联网捏造事实，严重损害了执法民警的名誉和公安机关的形象，其行为已触犯刑法第246条。"

　　郏啸寅的刑事拘留和逮捕通知书，抬头都是上海市公安局，刑拘通知书编号是沪公告字2008第1号，逮捕通知书上编号是沪公刑字2008第18号。

　　一位律师分析，郏啸寅案和杨佳案一样，都由上海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总队（俗称803）负责侦查，办案机关对郏案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郏启宏丝毫没想到，一向少言寡语的儿子，竟然会和这个惊天大案搅到一起。

　　郏和老伴张蓓蓓都是老三届，下乡插队多年，回城后又响应晚婚政策，近四十岁才有这个独生子。张是苏伦纺织厂的退休职工，郏退休前是苏州工艺美术厂的工人，现在每天的工作依然是用各色涂料加工制作水粉画，给苏州文物书画街供货。

　　9 月28 日，郏的母亲张蓓蓓翻出一个重重包裹的塑料袋，里面装满了郏案各类司法文书资料。和刑拘、逮捕通知书放在一起的，是一本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的毕业证。

　　被警察带走时，郏啸寅从这所学校毕业不到一年。

　　大学

　　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2002 级报关51 班，一共有61 个人。郏啸寅在班上的学号是01，座位也排在最前面。郏启宏说，6 年前初中毕业的儿子，是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绩考入这所学校的。

　　郏启宏自己是先天性色盲，郏啸寅也随之遗传了色盲，他担心儿子将来读高中考大学时，职业选择面会比较窄，于是替儿子亲自选定了家门口的这所学校。

　　在他看来，郏啸寅读报关和国际货运专业，五年出来拿一个大专文凭。在苏州这个地方，应该不难找到一份适宜的工作。郏启宏替儿子设计的这份蓝图，以完全失败告终。他没有想到郏啸寅完全不喜欢这个专业，成绩很快滑坡。

　　他的班主任童桦对郏啸寅印象极深。童说郏个性十分内向，非常不爱说话，"你不主动去找他，他决不会来找你。"童桦描述，即便上课坐在第一排，郏也是常常倒头就睡，每每到第三、四节课就已经不见踪影。

　　在他的同班同学周军的印象中，五年同学生涯里，郏基本不怎么看课本，喜欢看看军事画报和武侠小说之类。除了偶尔一起踢踢足球之外，基本不跟大家往来。

　　发展到后来，郏啸寅基本不再参加任何集体活动，甚至班会。郏母张蓓蓓回忆，童桦曾在一次家长会上提及她儿子可能有心理疾患，建议家长加以注意。

　　按照经贸学院的初中起点五年大专学制，郏啸寅的毕业时间其实应是2007 年6 月。实际上他的毕业证是半年后的2007 年12 月20 日才拿到。延迟了半年的原因，是郏啸寅有七门功课需要补考。

　　在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贸经系的网站上，至今可以检索到郏啸寅需要补考的课程：日语会话、体育与健康、珠算、会计、电算化会计、报关单证填制、国际物流学。这份补考课程名录证明郏啸寅的大学生涯，在后期几乎成为大半个噩梦。

　　失业

　　让童桦恼火的是，郏啸寅甚至不愿意去参加任何招聘考试和面试，而经贸学院的要求是学生必需百分百就业。她曾专门向系里汇报过郏的就业问题，而郏的第一份工作，也是贸经系的一位系领导出面，和童桦主动帮着联系才找到的。

　　郏啸寅的这份工作是做银行保安。很难想象这个书生气十足的大专毕业生，穿着一身保安制服，腰挎警棍巡逻会是什么样子。

　　苏州工业园区金鸡湖畔的光大银行某支行，一位女职员依稀记得有这么一个叫郏啸寅的保安，但已经记不得是什么模样。毕竟在她看来，坐在柜台里的白领职员和在大厅巡逻的保安看起来更像两个世界。在这个看上去似乎不够体面的岗位上，郏啸寅没有留下多少痕迹。干了不到三个月，他就辞职了，没有人知道郏离开的原因。郏启宏说儿子也不愿意多说，只是说不想在那里上班了。他也怕逼狠了，本来就话少的儿子再出什么状况。

　　没有人知道郏啸寅到底想做什么。郏启宏说儿子除了上网，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坐在家里看电视，"他最喜欢看的是体育类节目。"

　　郏启宏夫妇本来睡在较宽敞一点的卧室，因为电视机也放在这个房间里，也就让给了儿子睡大床。夫妇两人挤在画室兼客厅的单人床上。

　　7 月15 日，上海警方发还了郏啸寅的电脑。事实上，郏啸寅发那个肇祸的帖子，并不是在家里，而是在苏州图书馆的免费网吧里。郏启宏说，为了省钱，家里一直没开通宽带网线。

　　在那段时间里，每天上午在里河新村的家里看电视睡觉，下午去人民路饮马桥的苏州图书馆二楼上网，晚上回家打打单机游戏，就成了失业中的郏啸寅的日常生活。郏啸寅也喜欢看看闲书。郏启宏说，被警察抄走的那几本书，其实大多是儿子在地摊上买来的盗版书，看着玩玩罢了。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大半年，一直到2008 年7 月6 日，郏啸寅被警察带走。而那个郏啸寅从没谋面的杨佳，也有着与之相似的人生轨迹，不过时间段再往前推移几年罢了。1996 年初中毕业的杨佳，也同样没读高中，去了一家技校学习市场营销。1999 年，杨佳从技校毕业，先后在两个商场实习和工作过，杨佳的姨妈说"不久他觉得没劲，就辞职了。"和好静的郏啸寅不同，失业中的杨佳好动，热爱户外运动和旅游。他们共同的交集，是在网络。

　　网络

　　"不可思议、出乎想象！"周军用这八个字来形容同学们知道郏啸寅出事后的感受。在他的印象里，即便在毕业后大家创建的QQ 同学群里，郏也说话不多，"我们只听说他在聚友网的论坛里非常活跃"。

　　那里是和他周围隔离的另外一个网络世界，不再有不喜欢的功课、无聊的失业和大人们的唠叨。在那个世界里，郏啸寅开设了一个博客，注册的ID 叫"大胆刁民"，这是一个和他沉默寡言的现实性格完全成反比的名字。巧合的是，杨佳也在聚友网开设了自己的博客，ID 叫"非常地妖"，和这个北京青年壮实粗犷的外表形象相比，这也是一个有几分反差的名字。

　　现在已经很难确证，"大胆刁民"和"非常地妖"这一南一北两个ID，在这个时期是否有过网络上的直接接触。

　　在"非常地妖"杨佳留下的众多网络痕迹里，没有人找到和他后来袭警事件有直接关系的蛛丝马迹。而"大胆刁民"郏啸寅首发以及被大量转载的那个肇祸帖子，在各个网站都已被删得干干净净。即便用多个搜索引擎，已经很难找到"大胆刁民"在网上留下的任何痕迹。

　　据上海《新闻晨报》的报道，郏啸寅在看守所承认"完全不认识杨佳"。发那个帖子的动机，是"想借此出出风头，所以就在论坛上发了这个消息。网上越是离奇的东西，就越有挑逗性，点击率也就会越高。因此我当时想到了生殖器"，"我喜欢网上有人关注我、赞美我、吹捧我。"

　　郏启宏相信儿子应该不认识杨佳，除了读小学时去无锡参加了一次春游，不爱出门的儿子从没出过苏州。但他怀疑这个帖子到底是否如警察所指控的系儿子首发，"也许他只是转别人的帖子呢？"听到记者转述的消息，童桦忍不住连声叹息。此前她并不知道自己这个昔日的学生，因卷入了杨佳案而至今羁押在看守所。童桦也搞不明白，郏啸寅究竟为何要写这个帖子。但在她看来，郏是"一个优秀学生受到打击后自暴自弃的典型例子"，" 我试图让他学会适应这个世界，既来之则安之，但他总是不愿意。"

　　外界

　　截至目前为止，尚未有律师正式介入郏啸寅案。而此前杨佳案的辩护人资格问题，曾成为舆论关注焦点，多名律师曾先后抵沪自愿为杨佳提供法律援助。

　　与之相比，郏案似乎进入了一个悄无声息的暗场。郏启宏说，没有任何律师和他签订过委托协议，也没有任何媒体前来采访过他。但这并不意味着舆论的完全失声。北京的刘晓原律师，上海一位资深刑辩律师张培鸿，对郏啸寅案保持着积极的关注。

　　张培鸿认为郏啸寅案进入刑事程序有明显的瑕疵，即便是郏所发的帖子纯属造谣，也只应承担治安上的行政法律责任，不应进入刑事程序，特别是公诉程序。

　　张进一步指出，对郏啸寅帖子里所描述的核心信息，即"杨佳在派出所留置盘查中遭殴打，致使生殖器受伤"，即便不真实，要启动诽谤罪的自诉程序，确定原告资格恐怕也很困难。

　　从杨佳案一审判决书透露的信息来看，闸北分局芷江西路派出所民警陈银桥、薛耀、高铁军，闸北分局督察吴钰骅等四人是留置杨佳的在场关键人，但郏的帖子并未明确指出是哪几个警察殴打了杨佳。

　　在一篇博客文章里，张从法理上如是分析："按照民主法治发展的趋势及有限政府的运作原理，掌握有大量信息优势和资源的政府，完全有条件通过及时的信息披露进行辟谣，制止并控制虚假事实的传播与蔓延。因而不应当成为诽谤罪能够侵犯的对象。"

　　杨佳已对一审判决提出上诉，据悉，二审辩护律师将由张培鸿的同事、上海翟建律师事务所主任翟建担任，翟是上海最资深的刑辩律师之一。

　　一位刑辩律师估计，杨佳案二审，上海高院尚未有排期的消息传来，从目前的态势看，郏啸寅案要等到杨佳案结案后才会有清晰的结果。而在张培鸿看来，事实上刑诉法规定的两个月羁押期限已经过了，郏案也不存在再延长1 个月期限的法定理由。按照正常的程序，要么释放要么取保候审。

　　等待

　　上海浦东新区沪南路1760 号，上海市看守所。自7 月14 日被批捕以后，郏啸寅从闸北区灵石路900 号的上海市第二看守所换押到这里。

　　离家几十公里外的上海市看守所，是这个苏州青年23 岁人生中出过的最远一次门。郏启宏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儿子第一次去上海，竟是以诽谤罪犯罪嫌疑人的身份。

　　郏啸寅也许不会知道，他那篇肇祸帖子里的主人公，28 岁的北京青年杨佳也羁押在这里，罪名是涉嫌故意杀人。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内，这两个年轻人命运的宣判，将再次交集。

　　在里河新村这栋一室一厅的底层公寓里，郏啸寅的数张照片压在郏启宏作画的玻璃板下。照片上的郏啸寅，或坐或站，平头圆脸，总是带着一丝稍显腼腆的微笑，戴一副玳瑁色眼镜，短袖白底红竖条衬衫，白色西裤，看上去颇为斯文和阳光。

　　郏啸寅被带走的时候穿的是一双夹脚拖鞋，一件圆口汗衫和一条藏青色沙滩短裤。现在已经是初秋，张蓓蓓担心儿子挨冻，郏启宏害怕儿子受委屈。

　　从儿子出事起，郏启宏开始每天在一个黑皮本子上记录所有发生的事情：8 月27 日，按照看守所的通知，他和张蓓蓓辗转赶到浦东沪南路1760 号，给儿子送去一条毛毯和400 元钱。看守所告诉他们，没有探视证，他们无法见到儿子。

　　9 月8 日，他问上海市第二检察分院公诉处，一位检察官答复该案尚未公诉，不归他们管。再找上海市公安局，被告知应找审查批捕单位。

　　9 月20 日，郏启宏再汇了400 元到上海市看守所。

　　10 月8 日，记者致电第二检察分院公诉处，接电话的一位检察官拒绝提供郏案进展信息。截至发稿前，郏启宏这个本子上的最后一条记录是：无儿子啸寅任何消息。

　　感谢唐泽文、杨潇对本文的贡献；应受访者要求，文中童桦为化名。

　　来源： 南都周刊　 http://nbweekly.oeeee.com

向松祚:中国无法也不能当救世主，更不能当替罪羊

　　金融危机正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席卷整个世界，各种评论、观点、建议、呼救之声此起彼伏。有关货币政策和中国如何评估和应对金融危机之声音，自然引起特别关注。

　　然而，在我看来不少言论听来让人心惊。如："中国受金融危机影响极其有限，无足为虑"："中国及时主动降低利息救市，彰显了大国风范"："中国应该积极帮助美国救市，稳定世界金融市场"。

　　尚不清楚影响有限之根据何在，是说中国金融机构没有像美国那样破产或陷入经营困境吗？是说我们的银行体系没有巨大潜在风险吗？还是说我们的真实经济增长依然强劲？

　　我想，如果是如此之谓，那就言之过早了，坏消息肯定还在后面，乐观表态太早终究会极大伤害市场信心。此乃美国过去十四个月救市不成功的基本教训之一。

　　也不清晰所谓大国风范应如何解释？许多小国不是也照样降息了吗？那是小国风范还是大国风范？我们要思考的关键问题是：降息能否解决中国潜在的问题？当然，希望中国去挽救美国和世界就更是高估自己的能力了。我们若能将自己的事情办好，就是对世界最大的贡献。

　　更无法清楚所谓帮助美国救市是如何帮法？再去大规模购买美国国债或"二美债券"、还是去抄底购买美国投资银行的股权？过去数年的经验告诉我们：我们需要非常小心，需要慎之又慎。

　　我们看到的是，当我们非常乐观，并且大唱高调之时，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似乎并不买账。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近的报告还在老调重弹：指责中国人民币升值幅度不够，还需要继续大幅度快速升值；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奥巴马对选民许诺过，他当选总统后，将要求中国人民币升值至少50%，美国不少政客依然说中国人民币汇率低估或国民储蓄过多是所谓"全球不平衡"的罪魁祸首，甚至是全球金融危机的根源。

　　自然，国内也有学者也是快速紧跟，呼吁人民币继续大幅度升值，他们认为只要人民币升值到5或4或3，中国乃至世界的一切问题就会迎刃而解、万事大吉。

　　许多人曾经这样提问：人民币升值已经让那么多出口企业关门倒闭，许多人失业，怎么办呢？学者们答：人民币升值了，购买力就提高了嘛，可以买更多进口货嘛。接下来的疑问是：企业都关门了，那些失业者去哪里赚已经升值的人民币呢？相信他们只能无言以对。

　　还有，前段日子油价大涨，无数外国政客和投资银行家们一致指责中国，说中国经济增长太快，对石油需求增长太快，是油价高涨之罪魁祸首。说要遏制世界通货膨胀，中国必须承担责任，将经济增长放慢。

　　国内亦有跟进，谓全球通货膨胀皆是中国需求旺盛所致，中国的通货膨胀也是"出口转内销"，既不能怪格林斯潘和美元货币体系，也不能指责投资银行那些投机者。

　　结果7月以来，以国际大投资银行和对冲基金为首的投机客因为投机原油期货损失惨重，他们无话可说，指责中国的声音总算微弱下去了，几乎所有人都承认中国不是全球通货膨胀的替罪羊，罪魁祸首就是国际投机资金的恶意炒作。

　　英国权威的《经济学家》杂志专门撰文说中国不应当为全球石油价格上涨和通货膨胀负责，中国反而是遏制全球通货膨胀最大的贡献者。格林斯潘在他的传记里也颇说了一些公道话。

　　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中国面临的问题非常严峻。中国股市市值蒸发的幅度远远超过美国和欧洲，房地产价格下降的幅度并不小于美国和欧洲，我们不想办法救自己，反而似乎要听别人"忽悠"去当救世主，去救美国，实在是有些自我高估。

　　说美国好些家庭还不了按揭贷款，房子被收，流落街头，可怜兮兮，说美国金融危机造成许多人失业，非常痛苦，然而，中国无力购买住房、找不到工作的人，起码是美国的数十倍乃至百倍，何况中国的失业者没有任何像样的社会保险。

　　我们必须清楚认识到：中国的问题更多是与自己政策失误有关的。即使没有华尔街的金融海啸，中国的问题也必然会浮现。

　　当2005年人民币受外部政治压力开始单方向缓慢升值、吸引大量热钱流入中国资产市场，制造大量资产价格泡沫时，我们就应该警惕：资产价格泡沫总会破灭，一旦破灭，必将对中国银行体系和实体经济（投资、消费、出口）造成巨大负面冲击，那么就是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了。

　　华尔街的虚拟经济泡沫破灭酿成史无前例的金融危机，波及到全世界，波及到中国，似乎我们是被华尔街感染了，错误都在华尔街。

　　如果有此侥幸心理，那就危险之至。我们必须深刻反思：中国为什么会出现打破世界历史记录的资产价格泡沫？我们几年来的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究竟有没有重大失误？我们究竟需要怎样的外汇管理战略和投资策略？究竟需要怎样的金融改革和开放战略？

　　全球金融危机的到来，让所有这些重大问题以最猛烈的方式冲击到我们面前，迫使我们给出明确的答案。

　　中国无法也不能当救世主，更不能当替罪羊。

李昌平:越南土地“私有化”实践考察

　　我是第三次到越南了。这次访问了永福省的农民、小企业主和乡镇干部，还在胡志明市、河内市等地拜访了已故武总理的大秘武国俊先生，已故总书记的秘书、去年退休的政治局常委，还有在任的全国农会、中央经济研究局等机构的负责人。

　　很多人告诉我，越南的土地是"私有化"的，是可以自由买卖的。这是我这次来越南的主要原因。来了之后，通过访问，感觉越南的土地制度是这样的：十五年前，越南进行了土改，实行"土地国家所有＋农户20年使用"，集体所有制不复存在了。理论上将，在20年之内，农民可以出租、抵押和买卖土地，也可以申请土地"农转非"后出让土地。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是这样的。

　　在永福省（距离河内60公里）的郊区新筹乡，农户一般4－5口人，户平3亩多农地和150平方米宅基地。农民的土地是不能用来办"乡村企业的"，甚至养鱼或种水果都是不可以的。农地必须种植粮食（粮食价格为2人民币/公斤）。新筹乡农民的农地，是不能在银行抵押的（在越南的南部等地区是可以的，主要是有"农转非"预期或收入较高），银行只接受农民的宅基地等非农地抵押，一般360平方米可以抵押贷款60，000，000.越南币（越南币和人民币比价 2480：1）；农业庄园可以抵押，360平方米可以抵押30，000，000.越南币。越南农民贷款的官方月息为1.7％以上。农地转租比较多，一般 360平方米的年租金不会超过100公斤稻谷（360平方米的年生产总量为540公斤）；农地也有买卖，但很少，价钱差别很大，（360平方米）低的 2000元人民币，高的万元以上也有，关键看土地处于什么位置和政府有什么规划；在越南，农地可以向政府申请"农转非"（主要是建房），永福省郊区农村，360平方米农地"农转非"后，农民可以获得4000人民币，政府可以获得10000人民币的财政收入，办理各种证件的手续费和礼金等，大约需要 40000人民币以上。"农转非"后的住宅用地，转手即可盈利2倍以上；大量的土地"农转非"，还是由政府统一征用。据新筹乡乡长介绍，全乡总面积700 公顷，两年后将有400公顷变成工业区，工业区是省政府做的。政府要办工业区，土地征用价格是政府定的，和中国的土地征用补偿政策非常相似，亩补偿一般在 20000人民币以下。对于政府大量征地，农民有抵触，但只能服从。我问，农民自己申请土地"农转非"办工业和商业可不可以，乡长说不可以（注：有钱有权人应该可以）。

　　新筹乡的干部还带我乡参观了一个农民办的家庭砖瓦场（离乡政府只有1公里地，绝对不属于山西黑砖窑一类），场主姓梁，年生产 50000片瓦。因为越南农村没有经历中国乡镇企业发展的时代，所以农村加工业很少见。年产5万瓦片的加工厂，一年可以收入15000人民币。工人每月工资80元人民币（下雨休息）。女工对我说：一天工作10小时，月薪80人民币。我不相信，重复问了三次。老板也说是80元月薪（我在胡志明市访问时，人们告诉我工人工资为200－500美圆左右；在胡志明市内，工人工资为600人民币以上）。我的眼泪不听话的留下来了。越南的村庄，没有集体建设用地，也没有机动地，农地不能改变用途（水稻地不能用来种水果和养鱼），所以，砖瓦场的用土都要花钱买来。由于土地没有任何机动，（现在）新婚的年轻人要建房，必须花钱买宅基地，100平方米的宅基地，需要4万人民币（100万越南币，我问了3次），我再一次流泪了。回到酒店，想起80元工资和4万元宅地，还是止不住泪水！

　　越南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步伐在加快，在访问越南《年轻人报》（越南最大最有影响力的报纸）的时候，越南朋友多次问我，你们中国有没有强制廉价征收农民土地办高尔夫球场的，有没有无偿给外国人土地办工厂，我说有的。越南人说，越南也一样。我问，越南土地是"私有的"，可以自主买卖的，怎么会出现和中国一样的情况呢？越南朋友的回答是：虽然理论上说，20年内是自主买卖的，但因为农民没有能力维护自己的土地，还是很容易失去土地。

　　我问越南在任的官员，越南在2013年农民20年土地使用权到期之后，土地制度会怎么变化？越南的朋友告诉我，不能等到2013年，最近1－2年要修改《土地法》，总的方向是"土地国家所有，农民使用"，使用权将延长到50年。我问，政府今后征地是不是仅限于公益用地，得到的回答是，国家征用土地也可以用于工商业，征用农民土地补偿会有所提高。

　　越南的朋友问我对越南的土地制度有什么建议，我说，我是来越南学习土地制度的，不敢谈什么建议。如果有什么建议，就是建议你们参考台湾的土地制度。

　　在越南朋友的再三要求下，我还是谈了一些我对中国土地制度的看法，供越南朋友参考：中国的土地制度，有两个优点：一是农民集体所有制优势。土地农民集体所有制由4个部分构成：1，共同共有部分，如公共水塘、水系和公共活动场所等，这便利农民生活和生产；2，按份所有部分，如基本农田和自留地。所有权一人一份，体现公平；承包权可以不平均占有，体现效率，但有偿使用——收取承包费。土地承包费按集体成员份额所有权平均分配。这有利于土地规模化、专业化经营，更有利于劳动力转移。3，按户占有部分：如宅基地。结婚就可以分配到宅基地，2人也是一个宅地，3－4人也是一个宅地，是按户占有。相对越南年轻人要花4万人民买100平方米宅地，中国的集体所有制还是很好的。4，机动地和集体建设用地部分。农民集体机动地和集体建设用地，可以分配新婚人的宅基地、可以解决新增人口的口粮田，也便利发展砖瓦场、农产品储备库、禽蛋加工厂、养鸡场、养猪场、渔场之类的乡村工业和专业化养殖，为农民自主解决基本需求和消化社区内部矛盾有很大便利。土地农民集体所有制，为村民自治提供了基础，对保护农民社区共同体作用很大。二是农民可以在"大农业"框架下，自主改变土地用途。如：水稻田可以用于水产养殖，棉花地可以用于种植水果，甚至可以用农地盖农业生产房…… 等等，虽然也有限制，但限制不强。这有利农民适用市场变化调整生产结构。

　　但中国土地制度在90年代以来的"深化改革"中产生了很大问题，主要有四方面：一是政府征用农民的土地，补偿的是30年使用权，得到的却是所有权。同时，政府规定农民种地不向土地所有制（农民集体）交钱了，政府正在消灭《宪法》规定的土地农民集体所有制和农民村社共同体。这个变化没有任何积极意义；二是中国"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政策，已经在不少地方造成了30％的" 无地农民"或"有地市民"。中国政府好像不准备重新均分土地，以解决"无地农民"和"有地市民"的矛盾，如果在土地占有已经极不均衡的基础上，再延长承包期50年，会使中国的"无地农民"和"有地市民"越来越多，"无地农民"要给"有地市民"交租，这不利于农村和农业发展，也会使"无地农民"陷入非常贫困之中，还会使社区共同体功能丧失，将来一定会导致很大社会冲突；三是土地"农转非"过程中的地租增值和土地资本化收益，农民不能得到，全部归了政府和工商业资本家。80年代农民日子和农村经济发展节节高，就是因为土地可以用来发展乡镇企业和社队企业，农民可以分享土地增值收益和资本化收益；四是农村金融体制没有与土地制度配套，农民地权抵押不能实现。特别是不准农民的合作金融发展，农民土地不能优先在农民合作金融组织内抵押，利息不能归农民。像越南农民贷款利息1.月7％以上，土地抵押实际上会使农民失去土地（中国农民种地效益太低，其收益不可以支付越南这样的高利贷）。

　　在我看来，土地所有制无论是国有制、农民集体所有制、还是私有制，都是形式上的，没有绝对的好坏之分。土地制度的核心，是谁占有地租和土地资本化收益。如果按照中国土地改革的方向，"有地市民"占有"无地农民"的土地农用地租，这个就错了；征用的是农民集体所有土地的所有权，补偿的却是农户30年土地农用使用权，土地"农转非" 的地租增值农民得不到，这样的土地改革就很坏！土地"农转非"后，土地只能成为商人的资本，不能成为农民的资本，农民不能分享土地资本化收益，这样的土地制度就更坏了！

　　在我看来，评判一个国家的土地制度好不好，关键看农民是不是分享了全部的土地农用地租，是不是分享了"农转非"地租增值的50％以上，是不是拥有不少于25％的"农转非"土地的资本化权利。符合这个标准，就是好的土地制度。

　　土地"农转非"制度，我理想的制度是这样安排的：以永福省的工业区为例："农转非"的6000亩工业区，政府可以无偿得到3000亩，农民自留3000亩。政府得到的3000亩地，主要用于学校、医院、马路等公益事业和农民工住房保障，此外估计会有1000亩的节余。政府节余的公益用地，可以储备或公开拍卖，其收益要用于建设城市基础设施和农民社会保障；农民自留的3000亩土地，可用2000亩出租给资本家办工厂和商业，农民每年收取地租，每亩每年不少于1500人民币。另外1000亩由农民建设停车场、各种市场和农民工住房，农民收取停车费、市场场租和房租等，农民也可以以土地入股工商业，分享土地资本化收益。这样的土地制度安排，城市化和工业化速度会更快，农民在城市化和工业化中会很富裕。当然，农民也应该纳税，与土地相关的税收，应该用于全民社会保障，让没有工业化和城市化地区的人民也能够分享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好处。

　　至于农地制度，我认为中国80年代的村民集体所有制还是比较好的。但要完善。我在中国一直在呼吁国家建立土地银行，并帮助农民建立起村（社）土地信用社，农民村（社）集体可以用土地所有权（国家要给农民集体颁发土地所有权证）在国家土地银行抵押贷款（低息或无息），以此建立村（社）土地信用社（农民志愿入社）。农民的承包地、宅基地、自留地、住房等可以在村（社）土地信用社抵押。利息收益归社员。抵押贷款到期未归还的，土地承包权由土地信用社收回并转包。农民可以申请退出集体，农民集体按照 "早先约定价格"补偿其土地份额所有权，其份额所有权收归集体。如果没有农民村社的土地信用社，农民的地权抵押是不可能实现的，即使实现了，可能更容易陷入高利贷的"抵押陷阱"。

　　对于我的高谈阔论，越南的同志笑话我了，说李昌平理想的土地制度太复杂了。我知道，越南朋友实际上是笑昌平过于迂腐！改革开放的年代，有利资本家的制度才是好制度！

　　土地制度好，改革发展就成功了一半。但愿越南人民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好土地制度。我的国家最近两天正在召开三中全会，即将决定未来的土地制度和"三农"发现方向，但愿也能够找到好的土地制度。

　　2008年10月10于河内

陈永苗:不要把诺贝尔和平奖变为革命奖

　　2008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出来了，是芬兰前总统.Martti Ahtisaari.中国又没戏。不过公共视野中的其他人，其气质未必吻合和平奖，我觉得更有希望获得诺贝尔革命奖。"民族间的和睦亲善"，是具有世界公民的特征的，甚至一个民族内部的和睦亲善，都未必符合。

　　诺贝尔和平奖是具有基督教博爱与普世价值的背景，它是指向民族和解和爱，而不是指向民族内部对立与仇恨。以推进人权的名义，不见得一定促成和解和爱，也可能造成对立与仇恨。一味陷入对立与仇恨的政治反对，而期待诺贝尔和平奖，不外乎是将和平奖扭曲为革命奖。这里要求的并不是自由，而是奴隶的反叛和夺权。

　　诺贝尔和平奖的宗旨，超越于一切政治对立之上，一切政治权威之上。固然颁布给有的得奖人，有对专制进行政治敌对的因素，这是这种颁奖，说明专制处于和平的对立面。因爱而正义，诺贝尔和平奖当然具有政治性。

　　奴隶的反叛和夺权的心态，期待诺贝尔和平奖，是一种心理病态。背后有很大的问题，潜伏在哪里，那就是革命和夺权，作为民族的总体性。这是过去几十年革命专制心理的延续。只要扛住了民主、自由、人权的大旗，就垄断了一切美好，也不管到底自己的行为，是指向爱还是恨，和解还是对立。

　　而且指向了一种毫无边际的自我肯定，一点牺牲，一点推动，就让自己膨胀成全世界的。一种小孩子或者文人心理，做了一点事情，也不管大人如何评价，实际效果如何，就要糖。自恋和自私，渴望与索取，表演与撒娇，构成政治反对真实内容，而美好的民主、自由、人权，不过是一层镀金。

　　清王朝之后，担当著中华民族命运的知识份子的使命不是推翻前朝，自己坐江山，而是结束两千年的"治乱循环""分分合合、合合分分"带来的苦难，缔造出一个长治久安的富强国家。如果不得不"以暴易暴"推翻前朝，那也是一个小步骤，而必须服从于结束"治乱循环"这一伟大目标。

　　如果说1949和1989年相隔40年，这四十年的前头和后头中华民族分别两次断裂，掐头去尾，1949年是在台湾海峡两岸的断裂，1989年是大陆内部的断裂。致力于弥合两次断裂，我想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机会更大一些。

　　担当著中华民族命运，是因爲中华民族命运关系每一个人的自由、财産和幸福。爲追求自由、财産和幸福，炎黄子孙组成了一个大家庭，爱国主义是对家庭的爱。这种爱和追求构成了宏大和微小的动力。

　　仇恨不可能成为一个民族国家的共同情感，如果是那样意味着内战，应该从这样的状态走出，让自己成熟起来，让自己长满胡子。超越仇恨理性起来，超越仇恨是不把仇恨，而把理性当作政治抗争的基础，政治决断不能基于仇恨的激情，而应该基于理性，否则冲天怨气都达不到目标，相反还坏了大事。这是一个政治成熟的担当，虽然这高于常人。要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是要是唤起全体普遍认可的诉求背后的爱，而不是扩大仇恨。

　　最后我又再次以米尼奇克的话来结束： "我们永远不要忘记我们只有一个波兰，这里是我们共同的家园，不可将它分爲共産主义和非共産主义的不同的行政区，我们必须找到一种语言，它将帮助我们一道生活在我们共同的波兰。"

冰山兰:大学校园对社会开放、城市对农民工开放与中国对外开放

　　之所以要写这样一篇文章来讨论一下，是源于10月8日北京晨报的报道。报道说，继奥运期间的 "限客令"及目前实行的"验证放行"办法后，北大保卫部门正酝酿推出"刷卡"入校审核制，随之而来的还将考虑采取预约登记制，这意味着今后社会人员进入北大校园，须事先预约并经有关部门同意才能通行。校外人员进入北大校园，将变得越来越不容易了。

　　其实大学校园是否对社会开放这个问题已经争论了很久了，也不是新鲜的话题，争论的结果越来越趋向于大学校园应该对社会开放。

　　我觉得讨论这个问题，应该从中国的历史和社会现实的角度来探讨。我们知道，中国在历史上就是个小生产者的大国，中国一直到现在，还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中国仍然有近2.5亿农户，农民仍占全国人口的60%左右，其余40%多数也是在近一、两代内才摆脱小生产者的身份。中国的农民以"家户"（家与户共同组成家庭）的方式存在。农户是农民的生产生活、社会交往和政治关系的基本组织单元。从经营规模看，中国农民本质上仍然属於小农。小农意识已经成为大多数中国居民自发的文化心理，它的基本特征是封闭保守。

　　小农意识在中国有着数千年的深厚根基，已经内化于我们头脑中并极大的影响了我们的认知心理、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宗教意识等，很难一朝被打破。如果说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打破我们的封建意识，那我们的对外开放就是要打破小农意识，并形成公民意识。只可惜文化大革命进行的并不彻底，封建意识依然残存。封建意识和小农意识已成为我们改革和发展的最大阻力。

　　大学校园拒客，其实就是小农意识在作怪。虽然有苦衷，但当事方不是积极的考虑更好的解决措施而是消极的封锁，是愚昧、自私的做法。封闭的大学功能单一，萎靡不振，开放的大学才更有活力。北大的发展史，实际上就是一部开放史。蔡元培校长著名的"兼容并包"的治校方略，造就了一个多元、开放、宽容的北大。然而今天的北大，已经在这光荣的历史幻影里，愈显颓废，屡屡成为社会负面新闻的创造者。即使人们依然愿意去北大校园参观，但人们心中留念的是历史的北大和北大的历史及古建筑。

　　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社会实现了由封闭、贫穷、落后和缺乏生机到开放、富强、文明和充满活力的历史巨变。虽然开放的过程中，国外的一些不健康的思想也跟着进来，给我们造成了迷惑、痛苦甚至灾难，但我们可以肯定，我们的所得要远远大于所失。大学校园的开放同样如此，虽然有各种不便，但通过不断的变革，终究会将问题解决。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同样是打破封建意识和小农意识的自我突破的历史。社会快速发展，不进则意味着倒退。我真的替北大担心，都什么年代了，你还在那里考虑着是否封锁校园！北大的压力很大，我们清楚，今天的北大如果不能从封建意识和小农意识中勇敢的走出来，破旧立新，中国三十年的发展史就会成为北大的衰败史。

　　我们国家的改革也存在着问题。城市农民工，已是城市产业工人的一部分。他们广泛地分布在城市的各个角落、各行各业中。城市里最肮脏、最劳累、最差、收入最低廉的活计，由他们来完成，他们无怨无悔，默默地承担着一种潮流下的责任。城市的发展，他们是最大贡献者。三十年来，我们城市之所以发展很快，就是因为我们允许了农民工进城，对它们实行了开放政策。但开放的程度还不彻底，低劣的生活工作条件与城里人异样的目光，微薄的收入与沉重的讨薪欠薪，工伤、疾病和天价医疗费、赡养父母与贫困教育，每年过年时的返工潮和春运等问题已成为社会突出的矛盾问题，这些问题又制约着城市的进一步发展。这些问题由于各地资金短缺和政府维护地方利益等原因，一直无法有效地解决。可喜的是，十七届三中全会将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将逐步解决土地管理制度、农村金融体系、城乡一体化建设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将彻底清除城乡之间的藩篱，农民工也将渐渐的淡出历史。

　　开放是一种常态，我们应该以一种更宽广的心态，来容纳世界。

凌沧洲:追认前清政权为纳粹式政权的倡议书

　　再过四年时间，就是大清王权覆灭100周年。这一百年中，中国人经历了多少艰难血泪，中国人到底在这一百年来反省了什么，学到了什么？

　　老夫凌沧洲午夜梦回，常思人们对前清政权的认识怎么会如此分歧？深感：这还一百年工夫不到，历史就被扭曲到这等田地。屠杀言论自由的屠夫暴君康蛹钳被当成盛世明君，告密的帮凶小人如刘墉等被当成清官，辫奴的剧目，包衣的讲座，堂而皇之登黄金时段；网络上只要是批清的帖子后面，就蚁附着一群辫奴围攻不已。

　　前清政权究竟是怎样的政权，前清政体究竟是怎样的政体？

　　老夫凌沧洲在《罗马与长安》一书中，就不时地把前清和纳粹进行类比，第一次从学术的角度，提到了这些东方的盖世太保，东方的奥斯威辛。

　　现再提炼出5条：

　　1，前清政权，是一种族主义的政权。正如纳粹把犹太人戴上黄星，赶进集中营一样；前清政府在屠杀汉人方面有扬州嘉定的业绩，其歧视在我的多篇帖子和书中已经论述。

　　2，前清政权，有着奥斯威辛式的集中营和流放地，就是尚阳堡和宁古塔。据《东北流人史》透漏，流放集中营的达150万之多。

　　3，前清大规模侵犯中国人民的言论和结社自由权。其文字狱前无古人。规模空前。导致中国人民性格几百年的奴性。

　　4，前清政权大规模掠夺汉族人民的土地和财富，至今北京一地多少旗、营的地名，就铭记了这种掠夺的痕迹。

　　5，在前清政权灭亡的前夕，大规模掠夺中国人民的财富输送到列强的口袋，直接导致中国人民的贫困。

　　孙中山先生说：

　　"（他们），用蛮族入侵罗马帝国的同一种方式，突然袭来，占领了北京。这是一八九四年的事。中国人不甘心受外族的奴役，便向侵略者进行了最顽强的反抗。满洲人为要强迫中国人屈服，便残酷地屠杀了数千万人民，其中有战斗人员与非战斗人员、青年与老人、妇女与儿童，焚烧了他们的住所，劫掠了他们的家室，并迫使他们采用满洲人的发辫跟服饰。几经大规模流血与惨遭虐杀之后，中国人才终于屈服在满清的统治之下。

　　满洲人所采取的次一个措施，就是把所有涉及它们的对华关系与侵华事实的书籍文献加以焚烧销毁，借以尽其可能地使被征服了的人民愚昧无知。它们又禁止人民结社集会以讨论公共事务。其目的乃是要扑灭中国人的爱国精神，从而使中国人于经过一定时间之后，不再知道自己是处在异族的统治之下。．．．．．．在满清二百六十年的统治之下，我们遭受到无数的虐待，举其主要者如下：

　　（一）满洲人的行政措施，都是为了它们的私利，并不是为了被统治者的利益。

　　（二）它们阻碍我们在智力方面和物质方面的发展。

　　（三）它们把我们作为被征服了的种族来对待，不给我们平等的权利与特权。

　　（四）它们侵犯我们不可让与的生存权、自由权和财产权。

　　（五）它们自己从事于、或者纵容官场中的贪污与行贿。

　　（六）它们压制言论自由。

　　（七）它们禁止结社自由。

　　（八）它们不经我们的同意而向我们征收沉重的苛捐杂税。

　　（九）在审讯被指控为犯罪之人时，它们使用最野蛮的酷刑拷打，逼取口供。

　　（十）它们不依照适当的法律程序而剥夺我们的各种权利。

　　（十一）它们不能依责保护其管辖范围内所有居民的生命与财产 "

　　我的这篇帖子，虽然引用孙先生的话，但并不认为所有罪恶全为满洲人造成。罪恶也有汉奸恶棍的功劳。

　　这篇帖子的，意在，认清前清政权的真面目，使人们对一切践踏言论自由和人权的行径增加免疫力。

　　难道这不是必须的吗？

　　2007，1，15日急就

　　来源：凌沧洲的博客

胡星斗: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成就与问题总结

　　——兼论建立中国的改革开放学、迎接新改革开放时代

　　一、中国近代现代改革开放的艰难历程。

　　中国近代与现代的历史是改革与反改革、开放与反开放的历史。

　　1840年，清朝封闭的国门虽然被坚船利炮打开，但是中国仍然有一股超强的力量试图闭关锁国，致使一百多年来，中国的国门时开时闭，中国人民的命运时沉时浮——太平天国虽然引进了洋教，但总体上仍然排外；第二次鸦片战争，爱国与愚昧并存；洋务运动，试图微启国门，进行经济领域的开放，但不进行政治领域的改革，直到甲午战争宣告了这种机会主义开放的失败；1898年戊戌变法，试图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但被腐朽的清朝统治者镇压了；1899-1900年义和团运动扶清灭洋，要消灭一切西方科学文明在中国的痕迹，拔电杆，毁铁路，烧学校，同时为慈禧太后所利用，杀戮全国各地的维新志士和主张向西方学习的人。有的人仅仅因为身上有火柴（过去叫洋火）、钢笔就被杀戮或全家被斩。

　　1901-1911清末新政，慈禧太后不得不进行君主立宪的政治体制改革，确立了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经济自由、司法独立、军队独立等原则，制定了刑律、民律草案、刑事民事诉讼法、公司律、破产律等，在《钦定宪法大纲》中第一次以宪法的形式保障私有财产和臣民权利，可以说此时的慈禧太后不但采纳了她所镇压的康有为梁启超当年提出的全部主张，而且无论言行比起康梁都有过之而无不及，慈禧太后俨然成了激进的改革家，可惜此时政治改革为时已晚，改革的步伐赶不上革命的步伐，辛亥革命爆发，孙中山领导的中华民国再次宣誓对外开放；不久，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北洋政府成立，中国虽然有所倒退，但基本上仍然遵循了清末新政的开放道路，尤其是北洋时期言论自由的社会环境造就了伟大的"五四"运动；后来国民党北伐成功，开始以党治国，自由的环境有所收缩，但在从1928至1937年将近十年的时间里，国民党创造了市场经济高速发展的奇迹；而后，日本人大规模侵华，中华民族的救亡图存盖过了开放与发展；抗战结束后，国民党确立了宪政原则，宪法中写入了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权力分立与制约、司法监察独立超越党派、保护公民权利等内容，可惜随之而来的内战硝烟吞没了美好的宪政憧憬。

　　1978年改革开放是中华民族新生的开始。在经历了一二百年改革与反改革、开放与反开放的流血斗争与开闭循环之后，中国人民又开始走上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国家的现代化道路。

　　但现代化之路注定是不平坦的。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三十年既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也积累了严峻的社会问题。

　　二、中国三十年改革开放的成就。

　　1、经济建设成就斐然。

　　2007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达到24.66万亿元，居世界第四位；GDP约占世界的5.5%，而1978年时中国GDP仅为世界的1.8%，为中国有史以来最低(据著名经济学家Angus Madison《中国长期经济运行》(1998年)一书，按照购买力平价（PPP）法计算：1820年中国GDP占世界的32.4%，居世界第一位，1890年降为13.2%，1919年降为9.1%，1952年降为5.2%，1978年降为5.0%，改革开放后1995年上升为11%).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制造业占世界制造业的份额不足1％，而今在全球制造业中的份额已经提高到8％以上，中国成为世界第三的制造业大国（据《2007-中国制造业发展研究报告》科学出版社2007年12月）。

　　2007年，全国财政收入达到5.13万亿元（如果加上税外收费，高达9~10万亿元），居世界第二位；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达到2.17万亿美元，居世界第三位；外汇储备超过1.52万亿美元，居世界第一位，而1978年中国外汇储备仅有1.67亿美元，1989年时也只有55.5亿美元。

　　中国的钢铁产量居世界第一；2005年2月，中国成为全球第一个突破年产2亿吨钢铁的生产大国；中国的水泥产量和煤产量世界第一，超过世界总产量的一半；中国电视机、电冰箱、DVD、空调、摩托车、手机、钢琴、化肥产量均居世界第一；中国是世界第一产磷国、第一铜消费国、第一机床消费市场、第一家具出口国、第一电话用户与互联网用户国家、第一鞋类与纺织品生产国和出口国；中国是世界第二大造船国，集装箱制造业占世界的70%；中国城市的高楼数量居世界第一；中国粮食、果蔬、肉类、棉花产量世界第一；中国是世界第一渔业大国、养羊大国。

　　中国在航天、高铁、水电站、核电站、运载火箭、核武器、高性能计算机、第三代移动通信、超级杂交水稻等方面也居于世界领先地位。

　　2、社会生活方面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中国的城市化率从1978年的17.9%上升到2005年41.8％（"2005年中国城市论坛北京峰会"数据，北京晚报2005年09月14日）、2006年的43.9％（人民日报海外版，2007年09月27日）、2007年的44.9%（2008年07月21日 13：40：04 中财网），近30年向城市转移了4至5亿人；目前，平均每年城镇新增就业人口1000多万、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800万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978年的343元增加到2007年的13786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由1978年的133.6元增加到2007年的4140元。

　　改革开放后，中国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文化事业等方面也取得了较大的或一定的成就。目前，中国高等教育规模世界第一、博士生数量世界第一、大中小学生数量世界第一；政府先后在农村和城市推广了免费义务教育，2007年又开始实施师范大学生免费教育试点。中国在实现教育公平上迈出了第一步。

　　中国医生数量世界第一；国家规划免疫预防的疾病由7种扩大到15种，对艾滋病、结核病、血吸虫病等重大传染病患者实施免费救治；国家安排资金改造和新建1.88万所乡镇卫生院、786所县医院、285所县中医院和534所县妇幼保健院，为1.17万个乡镇卫生院配置了医疗设备；世界卫生组织发表的《2007年世界卫生报告》显示2007年中国人男女寿命分别达到71岁和74岁，比1978年提高了4岁多。

　　中国在社会保障方面也取得了进展。2006年参加养老、医疗、失业保险的人数分别达到1.293亿、1.405亿和1.035亿（据人民日报海外版，2007年09月27日）；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不断完善， 2007年在全国农村建立了最低生活保障制度，3451.9万农村居民纳入保障范围。

　　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和每人每天支出1美元的国际贫困（赤贫）线标准，1978年，中国贫困人口6.24亿，到2003年降至2.2亿。另据世界银行根据购买力平价（PPP）计算，2007年中国贫困人口1.35亿人，占人口比例10%.

　　3、民主法治建设取得了比较大的进步。

　　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缺乏基本自由，只能奉旨"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单位制度、人民公社制度、户籍制度、票证制度、计划经济制度把人民牢牢地束缚起来了；那时没有法治，宪法不能保护国家主席，更不能保护平民百姓，如"四清"运动迫害死亡77560人；文革迫害死亡773万人。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人民逐渐获得了经济自由、以及部分的政治自由、社会自由，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言论自由、迁徙自由，绝大多数国民的公民权利获得保障；中国社会、文化呈现多元化发展的态势；民主政治有所进展，最高领袖的个人独裁已经让位于政治局常委的集体领导；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的事业在曲折中前行，物权法、监督法、行政许可法、反垄断法等得以实施；新闻媒体摆脱了全盘歌功颂德的局面，舆论监督、网络监督的力度不断加大；人大、司法、监察、审计等的独立作用越来越明显。

　　三、中国三十年改革开放的问题。

　　1、政府与政治体制问题。

　　中国三十年改革开放最大的失误是公权力失控，没有采取有效的措施约束政府和官员，以至于逐渐形成了庞大的特权利益集团，严重地阻碍了公民社会、法治国家的建立。

　　改革开放之初，为了应付经济搞活、人员流动、言论放开的局面，保证社会的稳定，同时，为了以政府之手推动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最高当局自然选择了建立大政府、强政府的模式。

　　然而，市场经济要求的是小政府、有限政府、适度政府，要求政府不错位、不缺位、不越位，要求公权力退出微观经济、退出市场，履行宏观调控、提供公共产品、建立社会保障、保卫产权等职能，否则会导致"政府失败"——政府的寻租活动，官员的腐败；政府部门的自我扩张，官员不断地扩大支配资金的规模；政府机构工作的低效率，政府职责的推卸。

　　而中国的改革开放恰恰伴随着两个相反的运动——经济的自由化、市场化，政治思维的僵化、政府的大规模化。

　　一方面，公权力大肆地介入市场经济，从改革开放之前的三级政府（中央——省——县，那时的地区行署、人民公社只是省政府、县政府的派出机构，规模很小）发展为改革开放之后的五级政府（中央——省——市——县——乡镇）或五级半政府（加上村委会半级政府）；各级政府的部门迅速增加，虽经过历次"精简"，但机构越减越多，编外机构更是如恶性肿瘤一般繁衍。前审计长李金华曾经指出：国家审计署调查了31个部委，每个部委除了下面的几十个司局之外平均还有163个自行设置的非国家编制的机构；目前中国的县市一般设有80至120个编内机构，另外有数不清的临时机构和事业单位。譬如某县级市人口40万人，城市人口不到25万，是一个经济落后地区。可该市党政部门、行政机关就有88个，加上四大班子，共92个。领导干部正职92人，副职279人。其建设局下辖16个单位，园林管理处就有约200人，仅一个直径不到一华里的公园就有职工150人；自来水公司有约200多人。其教育局现有正副局长9人，设教育督导室、纪检组、工会、办公室、人事股、计财股、普教股、成教股、职教股、招生办、教研室、电化器材室、师训股、法制股等14个股，机关员工百余人。其水利电力局共有干部90多人，下属单位9个，员工一千多人。

　　目前中国公务人员（包括公务员、民主党派、工妇青群、编外人员、没有市场化的事业单位人员——发达国家没有"事业单位"，每个单位要么是政府机构，要么是市场主体）总数在6000万人左右，并且每年还在以至少100万人的速度增加；零点公司在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指导下完成的《中国居民评价政府及政府公共服务报告》显示，近7成的民众认为目前政府公务员的总量应该减少；按照公务员与GDP的比例指标分析，中国公务员数量大大超过发达国家，中国公务员"超标"近20倍（中国青年报，2006年3月30日）。

　　政府的超级规模化并没有起到强化社会控制的效果，恰恰相反，由于存在严重的政府失败和官员的败德行为，导致中国的"软政权化"——"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有法不依，执法犯法"；各级政府的权威性、公正性受到了空前的质疑；地方政府信用不断降低，社会不满情绪不断增长；200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发表的《社会蓝皮书》显示，从1993年到2003年间，中国群体性事件数量由1万起增加到6万起，参与人数由约73万增加到约307万；有数据表明，2006年的群体性事件已经达到八万起。

　　可见，那种认为大政府可以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可以起到稳定社会的作用的想法完全是错误的。

　　中国一方面，公权力如癌症一般大肆扩张，另一方面，公权力没有受到有效的制约与监督。

　　长期以来，为了批判与抵制发达国家政治的"三权分立"，有关方面以至于违背人类文明的"权力必须分立、制衡"的原则，将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全部集中于一人或者少数人手上，形成同体监督、自我监督的荒谬机制。各个地方的司法、检察、监察、反贪、审计、新闻等都缺乏应有的独立性，媒体皆为各级政府所控制，往往成为自我美化、逃避问责的工具。

　　由于迟迟没有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特权制度及由特权引发的腐败问题、民生问题、行政性垄断问题、弱势群体问题成为当今中国最严重的社会问题。

　　特权制度表现为：

　　特权等级制度——等级制度在改革开放之前还只在"干部"中实行，现在推广到了社会的各个领域，举凡工厂、医院、银行、城市、街道、学校、科研院所、社会团体、民主党派、歌星、方丈、道观佛寺都被划定了等级，享受相应的特权待遇。

　　特权财政制度——发达国家的钱袋子是掌握在议会的手中，官员每花一分钱都要经过议会的批准。而中国的财政是官员化、随意化、秘密化的财政，一切支出由官员说了算；所以，25年来，中国政府的行政开支增加了87倍；据2006年10月31日人民网等消息：2004年，我国一年的公款吃喝达3700亿元，相当于"吃"掉了全民义务教育经费；公车消费4085亿元，相当于"碾"掉了我国大多数人的医疗、养老费用；公费出国消费3000亿元，相当于"游"掉了我国10年的低保资金。每年公款浪费的总开销可以建7、8个三峡工程。

　　特权司法制度——上海巨富周正毅的看守所和监狱生活也处处显示出特权：每餐"四菜一汤"；允许使用手机；数次看病，每次医院都接到命令停止门诊，专为周正毅一人服务；亲情电话成为周正毅想打就打的特权电话；违宪违法的官员特权——法外关押老百姓的劳动教养制度一直不被废除。

　　特权文化制度——8亿农民、2亿农民工、3亿多低生活水平者、4000万失地农民、3000万上访者、2000万农村留守儿童、2000万打工子弟、6000万残疾人、2亿工人、1.2亿乙肝病毒携带者、上百万爱滋病患者在媒体上统统不见了踪影，成为沉默的大多数。

　　2、社会与公民权利问题。

　　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大陆通过户籍制度、单位制度、人民公社制度、票证制度（粮票等）把人民牢牢地束缚在居住地，几乎不存在自发的人口流动。改革开放之后商品经济、市场经济不断发展，单位制度、人民公社制度、票证制度逐渐松动或瓦解，但是户籍制度依然故我，几乎没有进行过全局性的实质性的改革。由此，如今的户籍制度造成了城市人的特权、农村人的社会底层化。而且隔离型的户籍制度，将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城市之间割裂开来，按照特权、等级、排序进行治理，保护一部分人的利益，同时损害另一部分人的权益。源头上的不公正日益成为仇恨、犯罪的渊薮。

　　现实中国的不和谐——特权、贫富差距、地区差距、城市差距、身份歧视、省籍歧视、就业歧视、边缘群体、弱势群体、血汗工厂、农村贫困、城市犯罪、同命不同价、打工子弟学校、高考分数线差异，基本上都与户籍制度有关。

　　户籍制度与市场经济完全相悖离、相冲突，成为"三农"问题的祸根，严重阻碍了中国城市化的发展。户籍的制度安排，使得城市可以无限度地榨取农村的财富、富裕地区可以无限度地掠夺贫困地区的人力资源，而无须负责外地人的社会负担，不用考虑外地人的医疗、工伤、养老、子女教育问题，地方政府的人均GDP、人均财政支出也不包括外地人在内。有专家统计，每个农民工每年创造的剩余价值是1.9万元，全国有2亿农民工，每年创造的财富为3至4万亿人民币；另据统计，由于国有银行不给农民贷款，农村邮政储蓄也只存不贷，因此，农村每年向城市流出6000亿人民币，进一步维持了城市的繁荣。可以说，中国城市的发展，是以牺牲农民工的利益、放任农村越来越贫困为代价的。西方评论家认为，"中国的城市像西欧，中国的农村像非洲"，在很大程度上是事实。如果不废除户籍制度，中国的"三农"问题就永远不可能解决。

　　迁徙自由是现代国家公民权利的重要内容。在中国，很多人回避或者从来不敢正视公民的自由迁徙权以及对自由迁徙权的限制所带来的危害，好像在中国，人口多，人民的迁徙权利就要受到控制，存在即合理。当中国社会出现种种不公平的事件时，人们只是震惊、气愤于地方政府或者某个领导人在处理具体问题时没有人性。例如孙志刚事件，虽然导致了收容遣送制度的被废除，但其背后的根源——户籍制度、暂住证制度、歧视制度却纹丝不动。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调查显示，由于户籍制度的作祟，虽然34.28%的在京流动儿童为北京土生土长，但他们被看作外地人，20.82%的儿童不能及时接受教育。（《法制晚报》，2007年4月26日）

　　中国高等教育的城乡学生比从改革开放初的3：7发展为现在的7：3.

　　中国的教育与学术如今也处处渗透了官本位特权和经济利益。教育行政化、学校衙门化、学术垃圾化、教师商业化正污染着中国学子的心灵。北大物理系55年来培养了22位院士，其中不带官职的只有4位。51级入学的4位院士中3位是部长。

　　而且，中国的医疗及社会保障制度也是按照户籍和特权等级排序的。公务员享受财政拨款的公费医疗，部分职工是个人帐户加社会统筹，另外一些职工和居民购买商业保险，农民参加合作医疗。官员们的公费医疗占去了全国财政卫生开支的80%.离退休高干长年占据40多万套宾馆式高干病房，一年开支500多亿元，再加上在职干部疗养，国家每年花费约2200亿元。

　　中国卫生的公平性在世界191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倒数第四(世界卫生组织《2000年世界卫生报告》).

　　据第三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结果，城市居民中没有任何医疗保险的占44.8%，农村占79.1%.

　　零点公司2005年在全国7个城市、7个省的乡镇以及农村的调查结果是：没有任何医疗保险的人占65．7％。由此推算，全国约8．45亿人没有任何医疗保险。

　　卫生部的一个副部长在国务院新闻办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说，目前中国农村有40%~60%的人看不起病。在中西部地区，由于看不起病，住不起院，死在家中的人占60%到80%.

　　据《当代中国研究》2003年第4期，从1991年到2000年，中央拨给农村合作医疗的经费仅为象征性的每年500万，地方政府再配套500万。全国农民分摊下来，平均每年每人约1分钱。

　　中国的养老制度也是封建等级化的。官员们按照级别享受相应的待遇直到死亡，不论是否在职。高干离职后，秘书、警卫、司机、勤务、厨师、保姆、专车、住房及医疗待遇一律不变。但是，中国数亿农民至今没有可靠的养老保障，而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农民早在三四十年前就能领到退休金（养老金）。

　　由于长期以来中国没有树立社会正义、公平思想，没有"正义压倒一切"的理念，相反，奉行"稳定压倒一切" 的错误指导思想，一些官员以社会稳定为借口，剥夺当地人民的话语权、谈判权、参与权、管理权、组织权、投票权、抗议权，导致弱势群体不断扩大，社会道德沉沦，群体性事件频发，最终难以维护社会稳定。

　　3、经济问题。

　　中国社会问题的核心是特权与垄断。特权市场经济酿成了腐败市场经济、不公平市场经济、不道德市场经济的后果，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过度垄断造成了社会矛盾与冲突的激化。

　　特权垄断利益集团已经发展成为中国最大的祸害。

　　越多的特权垄断的国有企业进入世界500强，中国的经济现代化就越没有希望。目前，中国的垄断国有企业资产利润率仅相当于发达国家大企业资产利润率的1/10~1/100.垄断国有企业的高成本、低效益极大地损害了国民的福利。

　　据《远东经济评论》2007年第4期报道，中国亿万富翁3220人，其中2932人即超过90%是高干子弟；在5个最重要的工业领域——金融、外贸、地产、大型工程、安全业，85%-90%的核心职位掌握在高干子女的手中。

　　据《南风窗》2006.1.1报道：国电公司等以不提供输电通道等为要挟，对地方水电上划、代管，地方电力资产被低价甚至零价格收购，乡村小水电被无偿移交，不准地方发电自用，只准发电后低价上网高价买回，上网下网的价格差有时能达10倍以上，地方一年损失几百万甚至几千万元，电力垄断已经严重地侵犯了老少边穷地区的合法利益，地方上再也没有了发展小水电的积极性了。中国国电、南方电网在特权垄断、电费普遍上涨的情况下，每年只有200多亿的微薄利润，资产回报率仅有1%，而发达国家乃至巴西的电力企业资产回报率也在9~11%.据南方都市报2004.6.27报道：国家电力公司一次内部干部会议，3天的会议花了304万元，平均每人每天8000多元。一个已经倒闭的电厂抄表工年收入10万元，而他做的工作仅为每天抄4次电表。

　　仅中国石油、中国石化、中国移动、中国联通4家国有公司4年海外分红就超过1000亿美元，这些公司的盈利完全来自于对国内消费者的掠夺，凭着其垄断地位抬高资源价格或者对手机双向高额收费等，然后把利润送给了外国人。

　　中石化2005年实现净利润395.58亿元，另外还获得中央财政补贴100亿元，而8亿农民2005年获得的粮食直补也才132亿元。

　　据《南方周末》报道，中国的粮食连年丰收，产量达9800亿斤以上，为什么还出现粮食短缺、粮油价格上涨的现象呢？原来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中储粮")每年要收购全国小麦商品总量的60%以控制麦源，按兵不动，采取"市场饥饿法"，把小麦市场"托"起来，继而在收购价的基础上加价"顺价销售"。中储粮每收购1斤粮食，政府给予2.5分钱的补贴；每存储1斤粮食，政府给予4分钱的补贴。按亩产800斤小麦计算，一亩地政府给出的补贴为52元，其中农民实际得到了每斤2分钱、每亩16元的补贴，其余36元补贴给了中储粮。消费者每多支出1元的粮油成本，农民得到的好处不足0.15元，而中储粮等特权企业赚去了0.85元以上。

　　据钟伟等人的《中国金融总体风险评估报告》：2002年，中国工商银行的资产利润率为0.13%，农业银行为0.01%，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为0.14%，而花旗银行为1.5%，汇丰银行为1.77%.中国国有银行的利润率不及发达国家大银行的1/10~1/100.2002年，中国四大银行的不良贷款率为25.37%，如果使用国际通行的"五级分类法"，不良贷款率估计在35~40%.这还是在1998年财政向四大国有银行注资2700亿元，1999年通过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剥离1.4万亿不良资产，2003年向银行注资450亿美元之后。2000年，世界前20家大银行的不良贷款率是3.27%，花旗银行2.7%，汇丰银行3%，亚洲金融危机前东南亚国家银行的不良贷款率也在6%以内，也就是说，中国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率是发达国家大银行的10倍以上。

　　另据《法制日报》2006年11月30日报道，目前中国各银行仅车贷呆坏账就达1000多亿，有的骗贷者从银行骗取汽车消费贷款29笔，共计2000余万元，大多数都是内外勾结作案。29次骗贷竟然成功，并不能以银行内控制度不严密来解释，只能说明国有、官本位体制的丑陋本性。中国银行香港分行总裁刘金宝，在担任上海分行行长时，一年的交际费就达1个亿，其车队由10辆奔驰车组成，经他批出的贷款坏账高达960多亿元。

　　另据报道：美国上市公司每年派发红利大大超过从股市中的融资额，而中国上市公司大多不派发红利，上市公司的利润率仅为发达国家的1/10~1/100.由于中国股市是为帮助国有企业脱困而建立的，十几年来，上千家国有企业得救了，但数千万股民90%多赔得血本无归，损失数万亿元。美国安然公司丑闻曝光后，在特定时期购进安然股票者可获得总额近40亿美元的赔偿，可是中国至今不允许股民集体诉讼、消费者集体诉讼、环境受害者集体诉讼。

　　特权垄断也使得中国沦为世界的打工崽。由于国有大银行不屑于为小企业服务，不给小企业贷款，而能够为小企业服务的中小银行、私人银行又不允许存在，加上小企业没有技术创新能力，没有自主知识产权，企业税赋之重居世界第二，企业的利润率微薄，没有资金投入到研发之中，因此，中国只能成为世界廉价的加工业基地，小企业无法发展壮大。据报道：美国拥有中小银行7000余家，欧盟也有社区银行等8000余家，而中国的金融业被特权势力所垄断。所以，中国一方面是越来越多的垄断国企进入了世界500强，使得国民福利受损，另一方面是漫山遍野的小企业，整个珠江三角洲上百万个企业的产值之和也仅相当于一个跨国大公司的产值。

　　特权垄断还造成了新农村建设的失败。农民应当是新农村建设的主体，但目前由于金融垄断，农村处于金融真空的状态，国有大银行不愿意也不可能为农民贷款，农村的土地、宅基地由于是集体所有，不能够抵押，承包的土地也不能改变用途，所以，农民已经没有了创业的可能。新农村建设只能沦为地方政府的政绩工程。台湾有农会，农会有信用部，信用部可以给农民贷款；美国有信用合作社11500家，可是中国目前有谁给农民贷款？农村合作信用社也产权不清，坏账率达56%，而且一直为地方政府所控制。农民已经无法在农村创业，只能流落到城市，成为苦力和打工崽。

　　中国目前的城乡收入差距居世界第一位。2007年，城乡居民收入比扩大到3.33∶1，绝对差距达到9646元，是改革开放以来差距最大的一年。然而，这个数据还不能真实地反映出城乡之间实际收入的差距，如果把福利、补贴等因素考虑进去，一般估计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达到6倍左右。

　　世界银行根据购买力平价（PPP）计算法得出结论：2007年，中国赤贫人口达1.35亿人，占人口比例10%；贫困人口4.3亿人，占人口比例约32% .

　　而且，根据世界银行的分析，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赤贫人口的收入不是提高了，反而是降低了，2003年的平均收入比2001年降低了2.5%.

　　2001年中国居民个人收入的基尼系数就突破了0.4的国际警戒线，达到了0.459.按照以往每年递增0.1个百分点的速度测算，以及根据《中国经济周刊》、人民网的报道：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超过了0.5的危险值；中国的阶层之间收入差距（收入最高的20%群体的收入与收入最低的20%群体的收入之比）竟高达33倍（《中国经济周刊》，2006年6月26日），而发达国家仅8~9倍。

　　4、环境问题。

　　生态环境是中华民族的生存底座，不可恢复的生态环境破坏等于是断了子孙后代的活路。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奉行唯经济主义的指导思想，不惜破坏人民的生存基础和生态环境，以谋取一时的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的提高。

　　2007年中国环境绿皮书指出：中国的生态环境"局部治理，总体恶化"。特别是大江南北，非旱即涝；长城内外，沙暴连连。现有森林系统之所以未能充分发挥出应有的效益和服务功能，正是因为质量最高的原始林被大量采伐并转化为天然次生林和人工林，而天然次生林又屡遭破坏，大面积人工化和单一化，加之森林总体数量不足，分布不均，因此无法有效地遏制住全国生态环境持续恶化、自然灾害愈演愈烈的势头。

　　中国正在为环境污染付出沉重的代价。世界银行2001年发展报告中列举的世界20个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中国占了16个。中国许多大城市肺癌标化死亡人数增加了8~10倍。据研究，空气污染使得慢性呼吸道疾病成为导致死亡的主要疾病，其造成的污染和经济成本约占中国GDP的3%~8%，相当于广东和上海GDP的总和。 另一个数据是，到2020年，中国仅为燃煤污染导致的疾病就将付出3900亿美元。

　　2005年1月，评估世界各国（地区）环境质量的"环境可持续指数"（ESI），在瑞士达沃斯正式对外发布。在全球144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以38.6分名列第133位，即倒数第14位。在2002年第一次发布该指数时，全球142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位居第129位，即倒数第13位。

　　根据2005年3月4日发布的《中国环境危机》报告：

　　目前火电厂是排放大气污染物的大户，占到了全国二氧化硫排放总量的一半以上，而我国每年因酸雨和二氧化硫污染对生态环境和人体健康造成的经济损失超过千亿元；全国采煤沉陷区面积已达40万公顷，造成大量土地破坏和移民搬迁；全国1500多座煤矸石山，累计堆存30多亿吨，占地超过15万亩；全国74家重点钢铁企业，有18家建在直辖市或省会城市，34家建在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

　　中国还是粗放式的生产方式，我们每增加1元的生产总值消耗的能源是世界平均的4倍，日本的6倍。我国生产一吨钢耗水是国际先进水平的10-40倍，开采一吨原油耗水是国际的6-26倍，生产一吨纸耗水是国际的3-10倍；企业的高消耗、落后的生产方式，必然导致高污染。我国钢铁每年多耗煤6000万吨，多产生90万顿SO2，60万吨烟尘；火力发电，每年多消耗5000万吨标准煤，多产生140万吨SO2，1500万吨烟尘。

　　我国城市缺水的状况日趋严重，地表水和地下水的质量有较大的下降，大面积的水污染已对城乡居民生活饮用水源构成严重的威胁。据我国七大水系重点评价河段统计，符合《地面水环境质量标准》一、二类的仅占32.2%；78%的城市河段不宜作引用水源；50%的城市地下水受到污染，水污染加剧了水的供需矛盾，使经济受到巨大的损失，直接威胁到人民的健康与生命安全。一份报告表明，全国532条主要河流中，有436条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7大江河流经的15个主要城市河段中，有13个河段水质严重污染。

　　在全国600多个城市中，大气环境质量符合国家环境空气质量一级标准的城市不到1%，目前已有62.3%的城市SO2年平均浓度超过国家环境空气质量二级标准。由于SO2等大气污染物排放量的持续增加，我国酸雨呈现逐年加重的趋势，目前已覆盖了10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范围。

　　由于过度使用地力、超载过牧，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国家。研究表明，我国每年流失土壤超过50亿吨，相当于全国耕地每年刮掉1厘米厚的土层。80年代以后，沙漠化土地每年增加3400平方公里，相当于每年失去一个中等大的县。

　　四、中国三十年改革开放的经验与教训。

　　作家狄更斯曾经这样描写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这是个最坏的时代，这是个最好的时代，这是个令人绝望的春天，这是个充满希望的春天，我们前面什么也没有，我们前面什么都有。" 狄更斯的哲言也正可以用来描写改革开放中的中国。

　　从好的方面来说，中国的改革开放因为有上层的决心、全民的支持，也因为遵循了解放思想、循序渐进、先试点后推广的路线与策略，所以，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保持了长期的经济快速增长和社会稳定；给社会带来了无限的活力、多元的文化、初创的法治；给人民带来了言论自由、迁徙自由、以及初步的信仰自由；如今，宪政民主、权力分立制衡、独立监督、新闻自由、公民社会、民众问责、行政公开、阳光财产、民生财政、人权及公民权利观念越来越深入人心。这就是我为什么主张设立改革开放纪念碑的原因。

　　从坏的方面来说，中国的改革开放没有战略，没有理论，没有精心设计，没有失误矫正机制，除了经济之外也不主动学习发达国家的其他东西，所谓"不争论"、"摸着石头过河"、"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放任制度化的特权、腐败与道德堕落；尽管也反腐败，也进行"精神文明建设"，但都是治标不治本，鲜有从制度出发解决问题的，有关方面也从来没有提出过反特权。

　　中国的改革开放如此复杂，好坏杂陈，良莠不齐，以至于我主张建立中国的"改革开放学"——区分好的改革开放、坏的改革开放，探索现实中的改革开放；分析改革开放的动力、阶段、步骤、条件、后果、困境、民意基础、合法性来源；探讨各个领域改革的得失、失误的原因，以及如何进一步地改革开放；总结中国历史上的改革成败与前苏联东欧历史上的改革教训；检讨影响改革开放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历史、心理因素；研究改革开放带来的进步、出现的问题、改革开放的经验与教训。

　　我认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有：

　　1、破除教条，解放思想，大胆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成果。改革开放之前，中国是个教条主义与非理性主义并存的社会，那时一方面批判修正主义，奉行原教旨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否定理性科学的计划，肯定无法无天的经济与社会。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政府大胆地拨乱反正，平反了大量的冤假错案，倡导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引导中国走上了与人类主流文明逐步接轨的现代化道路。

　　2、尊重人民群众的创新，尊重实践，及时总结经验推广好的做法。中国经济上的改革肇始于小岗村的分田到户，尔后地方与人民群众的创新一波接一波、一浪高过一浪——四川向阳乡率先给人民公社摘牌；深圳创业；海南改革；洋埔风波；浙江龙港农民城；乡镇企业；政企分开；企业改制；粮油户籍改革；温州模式；义乌小商品城；沿江沿边开放；上海浦东金融区；天津滨海新区的自费改革；重庆土地制度改革，等等，无不显示出中央政府对地方实践、对人民群众创新的尊重。

　　3、必须有强大的中央政府，同时实行地方分权，兼顾社会稳定与社会活力。在没有联邦制与地方自治制度的中国，如果没有强大的中央政府，庞大的中国社会不可能稳定、发展；同时，如果没有适当的地方分权，高度的集权制会扼杀地方的创新积极性、窒息社会的活力。

　　4、百折不挠地推动法治国家建设，发展公民社会。中国自古是一个只有人治没有法治的国家，在这样的国度，法治往往会被人治所淹没，并被扭曲；因此，始终不渝地优先推进法治，显得难能可贵。从《人民法院组织法》《未成年人保护法》《教师法》到《反洗钱法》《物权法》《行政许可法》《劳动合同法》《城乡规划法》《反垄断法》，中国从1979年到2007年，总共通过了400多件全国性的法律及关于法律的决定，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了近8000件地方性法规。尽管这些法律的执行存在种种不如意之处，但是比较完善的法律体系仍然支撑着中国公民社会的艰难成长，起到了保护公民权利的重要作用。

　　5、渐进改革，稳妥开放，宏观调控拿捏有度。中国总体上走的是渐进改革之路，尽管社会为此付出了长期的转型成本，但是渐进道路仍然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唯一道路，避免了社会震荡与混乱；在对外开放方面，中国的金融、资本、股市、银行、汇率、对外投资等都采取的是谨慎、稳妥的做法，成功地躲过了亚洲金融危机和美国次贷及全球金融危机。中国在宏观调控方面已经摸索出一套有效的方法和手段，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和软着陆。

　　6、发展民有经济，藏富于民。中国的改革主要是增量改革、体制外的改革，从增量逐渐逼近存量，从体制外逐渐逼近体制内。改革开放之初，中国通过鼓励民营经济的发展壮大，最终带动了国企的改革；目前，民营经济占到了GDP的65％、就业人数的80%和利税的50%，中国终于从国有经济一统天下转变成了民有市场经济。而只有民有市场经济才是健康的市场经济，才是藏富于民的共同富裕的市场经济，否则公有与市场的结合必定成为特权与腐败的市场经济。

　　中国改革开放的教训有：

　　1、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甚至没有进行实质性的政治改革；没有实行宪政社会主义、可控民主，放任特权与垄断，导致吏治松弛，官德败坏，酿成严重的官商勾结、官僚主义、弱势群体等问题；没有建立权力分立制度，而是将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交给同一个人（一把手）或同一个组织掌握，自我监督，必然造成严重的腐败、社会的不公正、社会道德的沦落；没有把各级人大变成真正的权力机关，实现人民代表的专职化、专业化和自由选举，让人民代表拥有罢免弹劾官员、决定财政预算决算、进行重大决策的权利。

　　2、没有重视司法独立与新闻监督；没有让法院、检察、反贪、审计、监察、信访等部门独立于行政，以对弱势群体进行有效的权利救济、司法救济；没有废除违宪违法的劳动教养制度，致使法治国家的建设无法突破；没有逐步建立公民监督、司法监督、媒体监督的有效体系；也没有建立现代新闻制度，把媒体从各级官员的喉舌变为人民群众的喉舌。

　　3、没有实行阳光财产与阳光财政制度；官员财产没有申报与公开、财政不透明、财政支出不科学不合理、财政预算没有经过各级人大的严格把关，致使腐败与"三公"消费、公共资金的浪费现象十分严重，行政开支巨大，民生支出过小。

　　4、长期奉行唯经济主义的指导思想、唯GDP、唯招商引资、唯财政收入的政绩观，引导整个社会"一切向钱看"，没有致力于建立公平市场经济、道德市场经济，听任金融、保险、石油、有色金属、烟草、电力、电信、铁路等领域的国有垄断，致使居民收入差距、地区差距、城乡差距越来越大，国民收入分配严重畸形化，形成住房、医疗、教育新的"三座大山"，民生问题日益突出，民营经济举步维艰，新农村建设陷于停滞，资源环境遭到严重的破坏。

　　5、在公民社会的建设方面没有进展，没有给予政策与法律的支持，民间自治组织、公益组织、慈善组织难以注册成立："稳定压倒一切"的错误理念使得稳定也压倒了正义、压倒弱势群体的生存权，社会道德从此江河日下；没有开展社会正义运动、平等权利运动，没有废除歧视性的诸多法律、政策与制度，如没有废除二元户籍制度，没有在就业、失业保障、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等方面实行公民平等的待遇。

　　6、没有进行有效的文明重建、信仰重建、价值观重建，没有在民主、法治、正义、公平的基础上进行道德建设，这样，不仅所谓的"精神文明建设"流于形式，而且官德日益堕落，地方政府没有信用可言，社会公德意识无法提高。

　　五、迎接"新改革开放"时代。

　　虽然改革开放成就与问题同样突出、经验与教训刻骨铭心，但只要中国政府总结经验，接受教训，勇于纠错，改正缺点，中国还是可能从目前的"反改革开放"时代过渡到"新改革开放"时代的。

　　所谓"新改革开放"时代，就是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废除特权制度与权贵垄断、保障民权以改善民生、保障社会正义以弘扬道德、实行宪政社会主义的时代。

　　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是放开新闻监督、进行人大代表直选。放开新闻监督，包括放开网络言论监督，最容易做到，少管就行了，当然要进行新闻立法；媒体是社会公器，必须为公民服务，为弱势群体代言，即使加大媒体监督的力度，让人民群众说话、申冤，天也不会塌下来，相反，人民会更加信任政府。

　　进行人大代表直选，实现人大代表的非官化、专职化，让人民代表大会真正拥有罢免弹劾官员、审查财政预算决算、进行重大决策的权利，把各级人大变成真正的权力机关，符合宪法，容易操作。

　　制定《基层选举法》，规范村民自治，将选举逐渐推广到乡镇负责人直选；县级以上负责人由各级人大、党代会间接选举产生；国家领导人由直选产生的人大代表以差额、无记名、秘密投票的方式间接选举产生，候选人来自各种方式的推选和获得100万人以上联名支持者，不搞全国性的直选。

　　废除劳动教养制度，启动法治国家的建设。

　　确立权力分立制度，将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赋予不同的机构和个人，从财政上、组织上确立法院、检察院、反贪、审计、监察、信访等部门的独立性。

　　废除官本位的等级制度、黑箱化的财政制度、权贵垄断的企业制度、封建等级的社会保障制度、歧视性的户籍制度，等等。

　　切实保障公民的话语权、生存权、迁徙权、组织权、罢工权、抗议权、选举权、参与管理权、平等谈判权、社会保障权、集体诉讼权、司法救济权；提高人民收入，确保劳动权益，改善民生现状，治理环境污染；确立免费义务教育、免费医疗、免费养老的"三免"制度，实行普遍农民养老金制度。

　　进行土地制度改革，建立现代农村制度；实行土地的"三化"——资本化、规模化、合作社化；盘活农村土地，允许土地的转让、买卖、出租、入股、抵押贷款；实现土地承包权的永久化，以此解决农村的融资困境；以土地的资本化、规模化、合作社化实现土地的增值、农民议价能力的增强、农民收入的提高，从而缩小城乡差距，启动内需市场；同时，在全国、省、市、县、乡镇分别划定农业区、非农业区，在农业区，学习台湾的做法，涨价归公，土地转为非农用时一半充公，剩下的一半收取高额的土地增值税；对土地的买卖施以限制——必须在城市有工作、有住房；或者年老无人赡养，或者开发商解决其工作、住房和社会保障，这样，农民才能卖掉他的土地，因此，土地改革不会发生豪强土地兼并、农民流离失所的状况。

　　开展社会正义运动、平等权利运动，确立社会正义优先、平等权利第一的理念，提高官德，弘扬公德；官德是官员的立身之本，是做人的最基本的道德与良心。以后谁突破了官德底线，就将永远退出政坛，甚至受到法律的追究。通过约束官权，让人民群众来监督官员以树立官德。

　　总之，我主张实行宪政社会主义，确立宪法至上、有限政府、保护人权的宪政主义原则，兼顾宪政民主与社会稳定、法治分权与中央权威、普世价值与社会主义，迎接人类政治文明成果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新改革开放时代。

　　我相信新改革开放时代一定会到来，一定更加辉煌。

　　本文是作者2008年10月11日在北京三味书屋的演讲稿的一部分

　　"胡星斗中国问题学、弱势群体经济学"网站： http://www.huxingdou.com.cn

谢泳: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教育

　　一、教育转型

　　西南联大建立之时，恰是严格意义上的中国现代大学出现10年之际。联大的建立带有突发性，因为抗战开始，为使中国大学教育不因战争而中断，才有了西南联大的出现。 她与抗战共始终，在昆明前后共计9年，培养了大批人才，现在学术界公认西南联大是战时中国最成功的大学。由于西南联大是由当时中国三所著名的大学（北大、清华、南开）联合组成的，所以她的成功对于我们评价中国现代大学教育的发展道路是很有启发的。中国现代大学教育虽然起步较晚（以1928年国立清华大学的成立为标志），但现在大家公认，中国现代教育的起点不低，而且很快能和西方大学接轨，而这开端都是在当时政治未上轨道的局面下完成的。这一切我以为应当归功于本世纪初那一代传统的读书人，他们的基础教育是在封闭的环境中完成的，但他们又是能开眼看世界的中国读书人。本世纪初，中国办大学的那些人，都很开明，他们出去一走，就能敏感地把握住世界的潮流，这是中国大学教育的幸运。也许是中国有私人讲学和书院制度的传统，所以在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的转型中呈现出很强的适应性，这是中西文化事例过程中，较少障碍的一种转型，是中国现代大学教育能够迅速发展的基本前提。研究中国教育史的人可能会注意到这样一种现象，就是本世纪初叶时，最早承担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转变职责的，是一批传统的士子，如北大校长蔡元培、南开的创始人严修、南洋大学堂校长唐文治、交通大学校长叶恭绰和光华大学校长张寿镛等，都是进士或举人出身，如果是个别人，也许是特例，但现代大学教育史向我们显示，这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叶恭绰在做交通大学校长的时候，他在交通大学开学时有一个演讲，他说："诸君皆学问中人，请先言学问之事。鄙人前自欧美归来，目击其新潮，颇有思感。尝以为请君修学当以三事为难衡：第一，研究学术，当以学术本身为前提，不受外力支配以达于学术独立境界。第二，人类生存世界贵有贡献，必能尽力致用方不负一生岁月。第三，学术独立斯不难应用，学术愈精，应用愈广，试申言之。夫学术之事，自有其精神与范围，非以外力逼迫而得善果者。我国积习以衡文为进取之阶，于是百艺均废惟儒术仅存。虽科举之制为其历附，亦由学者不察，不能辨科名学术为两事也。美国工艺之盛甲于世界，然说者谓其偏重出品之量及成功利益，以至学术之精神不敌欧陆，此又不辨利禄与学术为两事，是故求学术造诣之深，必先以学术为独立之事，不受外界之利诱，而后读书真乐，此所谓学术独立非必与致用分离。"然后又说："交通大学自成立以来，积极改良已为有目共见，虽因出世甚晚，较之欧美先进相形见绌，然退而言之，彼之秘密我得窥见，彼之失败我未身尝，倘以最新最后之方法猛晋追求，未必无同趋一轨之日，是在我大学同人之努力矣。"（《遐庵汇稿》第345－347页，1930年版）从叶恭绰的这番话中我们可以大致了解本世纪初那些办大学教育的人的眼光，西南联大的成功就是建立在这样基础之上的。

　　二.大学独立

　　西方的大学有点类似于教会，其主要特点是具有独立性，大学独立是现代大学的主要特征，中国现代大学的出现从时间上说是晚了些，但中国现代大学的起点很高，也就是说，中国现代大学的开端是直接与现代教育接轨的，这使中国现代大学从一开始就呈现出一派生机。清华大学1925年在原有的留美预备学校里设立大学部，1928年正式建立清华大学，但只用了10年时间，到1937年抗战爆发时，已成为世界知名的大学。可以从她的成功中找出许多原因，但最重要的是她在开始时能够吸取现代大学的精华，就是大学独立和教授治校，这是现代大学的命脉。切断了这个命脉，大学的一切就都要变形，当年国民党也千方百计想在大学插足，但收效不大，因为那里的教授不买这个账。西南联大时期，陈序经先生一度做过法商学院院长，这位当年挑起全盘西化论战的学者，身上有很浓的西方知识分子气质。他为人正直，明辨是非，在学校里或社会上从不参加政治活动，但对政治上的是非他心里是很清楚的。1941年前后，国民党想加强对西南联大的控制，要求当时担任院长以上职务的教授都得参加国民党， 陈先生知道后淡淡一笑， 对他的一个学生很坚决地说："如果一定要我参加国民党，我就不做这个院长！"（林元《碎布集》第41页）后来也没人敢把他怎么样，而且当时许多教授也是这样做的，也有一些教授入了国民党，但多数教授对此很不以为然，那时西南联大从梅贻琦到众多教授，对上面的各种指令，也有惹不起的时候，但除了抵制外，多数情况下是应付了事。那时的联大不能说完全实现了大学独立，但它做为一种理念，在西南联大里是扎下了根的。

　　三、教授治校

　　西南联大的教授，特别是负责的教授，比如各院院长、系主任等，对自己的要求都很严格，一是因为联大有比较完善的规章制度，二是教授本身对自己的要求，即我们通常所说的自律。想在联大里有地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除了在学术上要绝对有东西以外，在做人做事上面也得让大家看得过去，而且不能有太说不过去的缺点。在旧大学里负责，真有点像西方做官，进入公众视野，一般是不能胡来的，大学又不同于别处，大家是敢说话的。所以旧大学里每做一件事，都要先考虑教授们的反应，看看能不能过了他们这一关，要是他们不同意，事情是做不成的，特别是大事。因为大学不是行政机关，教授是这里的主人，大家都明白一个简单的道理，有教授才有大学，大学是依赖教授而存在的。在大学里最不能得罪的人就是教授。抗战期间，国家财政很困难，大学教授的生活比战前下降了许多，当时大家都很穷。1941年，教育部曾规定大学里凡兼任行政工作的教授每人发给一笔"特别办公费"，但在西南联大，各院系负责人就不愿拿这笔钱，因为这样会引起其他教授的不满，为此联大各院负责人上书校方，指出："抗战以来，从事教育者无不艰苦备尝——十儒九丐，薪水尤低于舆台——故虽啼饥号寒，而不致因不均而滋怨，"表示拒绝领受这项特别补助。 最后只有每个常委每月领了一份。 （《清华大学校史稿》第314页） 这样的事，看起来虽小，但它反映出的却是教授在大学里的重要性。因为是国立大学，从教育部一面说，为了维持战时的教育，给那些院长和系主任一点补助也不为过，但对那些负责教授来说，他们懂得教授在大学里的主导作用，所以从不愿意去伤害他们。尊重教授，是办好大学的第一要事。

　　在西南联大教授的权力之大是我们今天难以想象的。对于来自上边的命令，如果感觉不合理，要么据理力争，要么就公开抗议，这一方面说明大学的民主空气很浓， 也说明了广大师生有很强的教育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1939年3月，陈立夫任教育部长后，为了加强对大学的控制，通过行政手段，对大学教育的诸多方面强行统一管理，其中有些规定是合理的，比如统一招生，但也有一些部令是不合理的，如颁布大学课程科目表，统一课程教材，大专以上学校毕业考试实行总考制等等，严重窒息校园的自由空气，限制师生的思想自由，因而引起联大师生的反感和抵制。1940年6月10日， 联大教务会议对教育部的统一大学课程教材和学生成绩考核办法等，据理抗驳，要求教育当局给予学校更多的教学自由，不必"刻板文章，勒令从同"，明确表示"盖本校承北大、清华、南开三校之旧，一切设施均有成熟，行之多年，纵不敢谓极有成绩，亦可谓当无流弊，似不必轻易更张"（《南开大学校史》第260页） .好在那时的教育部管事的人也多知道大学教授的厉害，所以在许多时候，并不愿意得罪他们。旧大学里教授们反对行政当局的事是常有的，因为那时的大学教授是自由流动的，在校内他们不必害怕校长，更不必害怕教育当局，不合适就走人，此处不留自有留处，整个心态是从容而平静的，因为教授都知道自己的价值，管教育的人也都知道是因为有了教授才有大学，而不是有了大学才有教授，这就是教授治校的传统，王浩把他在昆明西南联大度过的那段时光称为"谁也不怕谁的日子"，他说："教师之间，学生之间，师生之间，不论年资和地位，可以说谁也不怕谁。当然因为每个人品格和常识不等，相互间会有些不快，但大体上开诚布公多于阴谋诡计，做人和做学问的风气是好的。例如在课堂上，有些学生直言指出教师的错误，而教师因此对这些学生更欣赏。有两次教师发现讲授有严重错误，遂当堂宣布：近几个星期以来讲得都不对，以后重讲。教师与学生相处，亲如朋友，有时师生一起学习材料。同学之间的竞争一般也光明正大，不伤感情，而且往往彼此讨论，以增进对所学知识的了解。离开昆明后，我也交过一些朋友，但总感到大多不及联大的一些老师和同学亲近。这大概和交识时的年龄有关，但我觉得当时联大有相当的人在为人处事上兼备了中西文化的优点，彼此有一种暗合的视为当然的价值标准"（王浩《谁也不怕谁的日子》见《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34辑第66页）。西南联大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得之于教授和学生对中西文化优长的完美结合，这种结合是在自觉状态下完成的。我们再看一件小事。一位联大的学生曾回忆说，中文系主任罗常培先生曾说，杨振声先生讲小说必称沈从文，讲戏剧必称丁西林。这话在国文课上只证实了一半，为什么联大国文课本中没有选沈从文的小说呢？据说，当年讨论篇目时，规定过一个原则，凡是本校同仁的作品，一律不予入选，这么一来就连朱自清先生的散文名篇《背影》也没有机会在国文课本中露面了（张源潜《大一生括杂忆》 见《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163页）。这看似小事，但它所体现的文化精神，却是很博大的，这样的小事，我们今天的许多教授就不一定做得到。

　　四.校长的合作精神

　　西南联大成功的经验中，另外重要的一条就是校长间的合作，如果没有他们的合作，在那样的情况下，要把大批教授团结起来，延续中国教育的命脉，是一件不可能的事。这二位校长的合作，也可以看作是中国知识分子合作精神的一个缩影。中国读书人是识大体的，特别是那些受过中西两面文化教育的知识分子，在关键时刻体现出的合作精神，是知识分子能办成大事的一个例证。抗战前，清华校长梅贻琦、北大校长蒋梦麟和南开校长张伯苓之间，并没有很深的交情，而且三个校长的办学风格也很不同。联大初期，三校开始合作，也不是一拍即合，而是也有过猜疑，有过观望。叶公超回忆，当年他到了长沙以后，才知道蒋梦麟先生仍在杭州，他回来以后，叶公超问他南开和清华的两位校长什么时候来，蒋梦麟并不乐观，不过他说，假使他们两位不来，我们也要把大学办起来。那时候的情况非常微妙。北大一向是穷惯了，什么事不一定要有什么规模，只要有教员、有学生、有教室就可以上课。清华是有家当的学校，享受惯了"水木清华"的幽静与安定。南开好像脱离了天津的地气，就得不到别的露润似的，总觉得政府要在后方办大学而要他们来参加，他们当然不能够把家当挖出来。清华有稳定的基金，但是格于条文不能随时动用。蒋梦麟和叶公超他们几个人，内中也有少数清华南开的教授，天天没事就出去游览山水。晚上聊天的时候，三校同床异梦的情况，大家都避免表露出来。大家总是要打听张伯苓先生的消息，究竟什么时候可以到长沙来。他们隔几天就向教育部去电催驾，教育部回电很快，总是说他们的电报已经转给张校长了。梅贻琦也迟迟没有确实的消息。当时就有人主张蒋梦麟回南京去一次，甚而至于说，假使张梅两校长不来，我们就拆伙好了。蒋梦麟当时的反应是很见他的性格的，他说："你们这主张要不得，政府决定要办一个临时大学，是要把平津几个重要的学府在后方继续下去。我们既然来了，不管有什么困难，一定要办起来，不能够因为张伯苓先生不来，我们就不办了。这样一点决心没有，还谈什么长期抗战？我们多等几天没有关系"（叶公超《孟邻先生的性格》转引自《笳吹弦诵情弥切》第20页）。后来张伯苓、梅贻琦两先生都到了昆明，联大前后9年，三校不能说一点矛盾没有，但总的说是合作成功的。整个抗战期间，中国的高等教育没有间断，三个校长的功劳是不可磨灭的。

王万然:何必硬要纸包火

　　纸包得了火吗？当然包不了。但是，硬要用纸包火的大有人在。

　　10月8日《南方都市报》报道，张家口市蔚县李家洼煤矿7月份发生一起特大矿难，造成30多名矿工死亡。事故发生后，矿主和县、乡政府有关干部串通瞒报事故。该县目前已有25名党政干部被处理：县委书记李宏兴、县长祁建华被免职并立案调查，河北煤矿安全监察局张家口分局副局长王建勇、张家口市国土资源局副局长张志新、蔚县副县长王凤忠以及县煤炭工业管理局局长和事故所在镇党委书记、镇长、派出所所长等22人被移送检察机关，还有1人被刑拘。这就是纸包火的例子。

　　与蔚县处理事故截然相反的是深圳龙岗舞王俱乐部特大火灾。

　　9月20日晚的舞王火灾导致43人死亡，数十人受伤人。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得悉后立即做出指示：1.查明火灾性质；2.控制相关责任人；3.防止死灰复燃；4.抢救伤员，做好善后工作；5.及时发布信息，公布真相。切实做好社会稳定工作。由于省、市都本着五点指示的精神，整个救援工作和查处工作都很及时，没有造成社会混乱。新闻媒体因为及时得到各项工作进度的信息，负责任地报道事态发展，外界几乎没有传谣。笔者认为，"及时发布信息，公布真相"是突发性事件发生后稳定社会的基础工作。

　　回过头来看看三鹿事件为何越搞越大，问题也出在"用纸包火"。大家知道，纸捂得越紧，火就越猛烈，因为纸是易燃品。事故一旦发生，应该及时公开信息，才能引起领导和有关部门及社会各界的重视并采取得力措施，也避免谣言出现。不是说谣言止于信息透明么？眼下是各级领导干部怕出事，越怕就越要捂住；越捂就越出大事。

　　像三鹿奶粉，8月2日三鹿集团就毒奶问题向市政府做了请示，同时"请政府加强媒体的管控和协调，给企业召回存在问题产品创造一个良好环境，避免炒作此事给社会造成一系列的负面影响。"《南方周末》编辑傅剑锋在网上的编辑手记中揭露，该报记者禾风7月底就掌握20多名婴儿因食用三鹿奶粉而患上肾结石的消息，湖北、湖南、江西的一些医生已提醒每一个来就诊的孩子家属不要饮用三鹿。石家庄市政府没有将毒奶问题及时上报省政府，又帮助三鹿集团捂住媒体的口，终于使事态越来越大。

　　我们知道，汶川大地震后，中国媒体直面灾难，引起全国老百姓的共鸣和世界各国的赞扬，集普天之力救援，把损失减低到最低限度，"信息透明"功不可没。我们可以看看某些地方在处理突发性事件时，总是采取"捂"的办法。可现在是信息时代，政府还未公布事态进展，网络消息及手机短信已经满天飞了，这很容易造成社会不安定，也给别有用心的人制造谣言提供了可乘之机。有些地方官员对外界谣言不理不睬，既不表态也不辟谣，当成是"透明"的，好像姿态很高；而对本地媒体却捂得紧紧的，只怕家丑被自家人看到。这其实是不利于解决问题的。但愿"家丑不可内扬"的现象越来越少，那么，社会稳定问题就容易解决了。（字数1150）

　　相关链接：http://www.zaobao.com/zg/zg081002_501.shtml

　　http://epaper.nddaily.com/H/html/2008-10/08/content_591919.htm

　　作者单位：广东省 汕尾市 汕尾日报社 王万然（笔名：海魂、然也、王也）

　　作者邮箱：gdwwr(at)sohu.com

冉云飞:别把民众逼成恐怖分子

　　对于杨佳案，我写了三篇文章表达我的浅见，分别是《明代葛成与红朝杨佳》、《"暗杀"杨佳彰显司法混账》、《从公正对待杨佳开始》。要说的内容其实早已经明了，就是司法公开公正地对待杨佳一案。现在杨佳案二审即将于10月13日开庭，下面是上海法院网关于杨佳二审的消息，敬请大家多多转载："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定于2008年10月13日上 午09点30分，在第五法庭公开审理上诉人杨佳涉嫌故意杀人上诉一案。审判长：徐伟"，希望各位尽自己所能，用自己的能力表达自己的见解，以便杨佳这样的惊天大案得以公开公正的审理，这是为增进我们每个人的福祉而略尽绵薄力。我们始终应该知道，这个社会的利益是共生的，他人今天的惨况，有可能明天就会落到你的头上。你如果希望将来更多的人愿意帮助你，那么也请你帮助杨佳呼吁几句，以表达相应的民意。

　　警察被袭被杀固然是悲剧，但这悲剧是如何产生的？简言之，是我们糟糕的、没有法治的社会制度，是我们暴力成性的公安局，是我们冷漠的警察，再推而言之，是我们政府信奉的暴力管理社会的强权模式。古人早说，能马上得天下，不能在马上治天下。换成现代的话来，在民选政府没有诞生以前，就算我们承认你"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强权兼强盗逻辑，你也不应该用枪杆子管民众。即我们社会管理模式，六十年来，始终是制造敌人，制造敌对状态，把所有的民众都当成潜在敌人的思维，在指挥着所有管理社会的政府官员的头脑。共产党本来是个不折不扣的执政党，但他们所做的许多事，却比一个想暴力推翻现存政权的在野党还不考虑后果。他们所做的无非是到处树敌，打倒一大片，无度地使用手中的暴力，以便给社会添乱，搞得人心惶惶，使民众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他们就从这种让民众生活在六神无主的状态中，找寻他们的快乐。并以这种快乐，作为他们腐败的日常生活的佐料，也成为他们随时耀武扬威的派生品。

　　六十年来，他们管理社会的模式，就是隔一阵就会去主动树敌，把到处树敌，搞成一门"科学"，这在拙文《制造敌人是一门"科学"》里已经说得相当清楚。官方内部的权力倾轧，他们以树敌的方式，利用手中掌握的媒体互相抹黑，从而让社会上的民众处于人人自危的状态。不特如此，还让大家处于一种不知如何自保，心怕站错队、惶惶不可终日的状态之中。与此同时，他们喜欢到国际去树那种对他们的意识形态加以批评的国家，把这样的国家当成敌人，从而绑架民众的利益。比如几十年来对美国的批判，其实就是官方为了一党私利，煽动全民族的仇恨资源为其服务而已。即便到了今天，官方也没有放弃这种到处树敌，以便转移民生视线的思维模式，比如《环球时报》颠倒黑白的所谓报道，其实就是官方意识形态的传声筒而已，现在中国的传媒许多记者，只是体制和党派私利的维护者，根本就算不上一个正常的独立的人。

　　说到底，杨佳案的发生，是民众对官方常常暴力管治这个社会的一种反叛。这种反抗，我们姑且不说其法律问题，我们要分析的是何以出现杨佳这样的事情。上海警方在处理杨佳案时的傲慢和司法的不公，就反过来证明杨佳为什么诞生在中国社会。而且如果不好好反思，像杨佳这样的例子，将来还不知要出现多少。官方也总喜欢把民众视为奴才一样来管理，想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从对待上访者到对待寻子父母；从限制三鹿奶粉受害者寻求法律保护到暴力阻止512大地震中家长为冤死的儿女讨公道，到处都充满着未来杨佳的身影。杨佳杀六警袭多警的方式，固然足够震撼人心，但似乎唤不回公安机关的半点反省。倘若将来再出现袭警案时，民众对警察的同情可能越来越少，终至完全对立，不是没有可能的。我劝官方尤其是执法机关、社会管理机关，要抱着真正的善意来处理社会矛盾，不要以为自己牛逼到可以不考虑他人的尊严与感受。可惜的是，现在的公检法，其冷漠傲慢无礼，恐怕可以作为整个社会作恶的"楷模"来树立。

　　公正对待杨佳，是减少官民冲突、警民冲突，创造和谐社会的开始。如果真想社会平安稳定，那么公正对待杨佳便是一个标尺。杨佳案不仅是一个案子的意义，而且对整个社会的弱势者判别将来怎么处置他与官方的关系，有极强的示范效应。在他们看来，连杨佳这样的惊天大案，海内外都呼吁必须公正公开审理，最终都被"暗杀"、"黑办"，那么他们反抗的力量将会比杨佳更彻底，更不留余地，因为他们已经不抱丝毫公正公平处理他所遭遇苦难的幻想。当一个人对社会的公正公平不抱幻想的时候，其爆发出来的能量，恐怕不是常规状态下所能想像。当一个人丧失对一个社会的公正期待后，那么他被逼成为一个恐怖分子的概率就会大增。巴勒斯坦是比以色列弱小，但当弱小的一方以人肉炸弹的方式，来实施其血酬定律，那么就会给这个世界诞生许多无解题。是的，大规模的火拚，我是无法战胜你，但我可以用恐怖的方式解决你，这是相当棘手的世界难题。同理，如果我们生活的许多人对这个社会丧失信心，完全丧失任何一丁点生存的幻想，那么你就想想巴勒斯坦是如何对待强大的以色列的吧。

　　公正对待杨佳，公开公正公平地审理他，不只是他个人的事。因为他这案件足够典型，甚至有人会根据你对他的判断，来确定自己的下一步行为，我认为傲慢冷漠的公检法，应该拿出一点相应的诚意来，不要到有一天自己想要妥协的时候也没有机会了。想一想国民党到后来想与共产党妥协讲和，共产党坚定强悍的拒绝吧，不要以为自己现在高枕无忧。任何一个理智的人，都不希望这个社会出现大规模鱼死网破的火拚，但稳定与和谐是有条件与代价的，任何单方面的强加与逼迫，都不可能带来所谓的和谐社会。

　　敬请上海高院通过公正公开审判杨佳一案，给社会中不少潜在的"杨佳"留一点不走绝路的希望，这便是对创造和谐社会的一大贡献。

　　2008年10月10日8：30分 共产党曾经的对头、现在可能的朋友——国民党的双十节，写于成都

冉云飞:红朝杨佳与明代葛成

　　杨佳杀警察以及他将受到的惩罚，都是我们这个社会的悲剧，也是我们作为同类之痛。生命与尊严都值得我们相当之珍视，我们要思考的是这个社会到底出了什么问题，而使人们的心态逐渐对于杀与被杀，都难得有一种理性的态度。警察之坏，其实也是我们这个制度坏的一种反应。我当然不是为警察其中的恶辩护，他们有他们这个职业应该承担的风险。警察这个职业由于制度上的许多问题，以及其中一些个体的无良，致使人们对他们的整体评价偏低，整个社会对他们的信任度也空前降低。对一个职业群体产生的怨恨，正在社会上蔓延，这也是杨佳杀人后，有些人称之为大侠的理由。为什么会如此呢？除了警察自身的原因外，我们整个社会制度对个人生命和尊严可谓相当漠视，才导致了互相之间的仇恨。

　　而警察对个体生命和尊严的不够尊重，恐怕是个普遍现象，他们不仅没有为纳税人所养的认识，不少警察将自己的权力凌驾于民众之上，执法过程中的违法、粗暴、鄙视、冷漠等，在大多数警察身上体现得相当充分，这是我们寻常在街上都可以看到的一景。比如为了纠正违章车，不惜采用日本鬼子对待人民的方式，躲在树林丛中等着你进圈套，这样的执法，焉能不引起民众普遍的不满？同理，处理杨佳的警察当然应该罪不致死，杨佳对警察的杀害也不应该受到赞扬，而且应该受到相应之惩罚，但我们的公安局在此事有过丝毫的反省与问责吗？完全没有。这才是整个社会真正不靖的根由。公安局和警察历来就会觉得他们是对的，而且似乎只有他们才对，出现再多的杨佳对他们也没有丝毫的反省与问责制度之形成。换言之，这次上海公安局闸北分局的警察应该反省，该局领导应该辞职，更多的公安部领导应该向民警和杨佳道歉。可是，傲慢的公安机关，他们何憎显露出一点人性的温柔，以及对自身罪恶的反省？没有相应之反省与问责，以及相关制度之改进，哪里能制止住杨佳戮警案的再度发生？说句实在的，中国人毕竟是胆小而善良的，枪支弹药管制极严，如果是相对激进的民族，那么像目下公安机关和警察处理社会问题的方式，恐怕只会引来更多的恐怖活动和人肉炸弹。我们应该针对杨佳这样的个案，来应对将来这个社会怎么变革，不能等到民情汹汹，恶性事件增多，再来思谋良策，恐怕就会为时已晚。一旦一个社会的恐怖事件增多，无论你多么强力弹压，都非社会之福。因为公权力的暴力弹压和个体的自杀性袭击，如此循环报复，往复不断，真乃吾国之大不幸。

　　明末在一些地方似乎与今天颇有些相似之处，彼时太监宦官专权，苛捐杂税委实繁多。大名士陈继儒在《吴葛将军碑》（下引全出此文，不另出注）里说："凡米盐、果薪、鸡豚之属，无不有税"，真可谓"自古未闻粪有税，而今只有屁无捐"。葛成当然不完全是杨佳，但他似乎像杨佳与瓮安事件的结合体。当时宦官税监孙隆苛酷无良，弄得民怨沸腾，葛成简直不费吹灰之力就将民情"煽动"起来，（葛成）"手执蕉叶扇，一呼而千人响应。时建节方踞葑关税。一卖瓜者，其如入城也，已税数瓜矣。归而易米四升，又税一升。泣则反挞之。适成等至，遂共击建节，毙之。"民众倍受欺凌到何等的地步，才酿成这样的灾祸。中国历史此种殷鉴甚多，惜乎没有民主自由之制度的变革，此种事演之不绝，于今为烈。但同样是处理危机问题的方式，当然很多人也主张强力弹压，就像今天许多傲慢无礼的官员一般，只是一切拿强力出来压服，而将暴力之载体警察推到前台，最终酿成大祸，从而也形成民众对警察这种职业的极度反感。葛成这样的事，彼时许多昏官当然觉得干净绝杀了事，但彼时的太守（相当于今之地委书记或者大市市委书记）朱燮元处理危机事件的能力还算不错，"独太守朱公燮元曰：不可。兵以御外寇者也，吾不能锄奸，以至召乱。若击之，是重其毒也。且重怒难犯，若之何抱薪救火哉！"朱首先是自责，然后说自己执政不良惹起的事，若因此再弹压，是犯了双重的错误，何况民众汹汹，一旦弹压，无异火上浇油！当今官吏与之相较若何，读者自不难判别。不特此也，朱太守还"率僚属连骑入市，呼诸百姓而慰之"，因此将孙隆的下属纠系于狱，而葛成则一人做事一人担，"始事者成也。杀人之罪，成愿以身当之，幸毋及众也"。因此入狱，入狱后成千上万的老百姓给他送吃的东西，富商巨贾也络绎而至，而葛成则分散给诸囚而却之。但民众依旧为其树碑立传，称之为"葛将军"。

　　这则故事后来被叶公好"农"的红朝辑为《葛成抗税史料辑注》（陈学文）而广为传播，葛成之义当然不用说，但也说明没有好的制度，出再多的葛成也没有用，只有徒添悲剧。同理，杨佳的遭遇值得深加同情，受害受伤之警察亦应获得同情，两方面都是悲剧，但为什么这样的悲剧屡禁不绝，在中国历史上不绝如缕呢？我们要找到根除这种治乱循环、以暴易暴的解决问题的方式，舍民主自由之制度，则无有他途。

　　2008年7月11日8：24

练乙铮:祸国殃民中宣部是始作俑者

　　周六拙作《炮打中宣部——我的一张大字报》见报后，关心毒奶事件的朋友当中，不只一个来电投诉笔者文章不够「火」，其中一位更道：「你文不对题，题目那么麻辣，文章却温温吞吞，通篇四平八正连一个惊叹号也没有，秀才造反，十年不成……」。说得也是；这位朋友是「老爱国」，对国家是爱之也深、责之也切。真的，古往今来，「秀才」若有半点长处，亦往往不在造反，不过，只要不是「遇？兵」，摆点事实，讲点道理，还是有作用的；况且，今天信息发达，有关中国问题，很多时看几本书、在网上点击几下国内外网页求证，所得材料，胜过不少人大政协商贾政客年年回国作「实地考察」。这些材料用到文章里，读者阅后，化作心中一个惊叹号，不是比作者在文章里用上十个还强？

　　让事实说话。毒奶事件发生后，国内外人士齐声谴责，但矛头所指各有不同。胡总书记指摘党政干部麻木不仁，温总理埋怨一些企业家只顾利润、身上没流？多少道德的血液，国务院怪罪质检局，质检局指责奶企，奶企说罪在奶农，民建联曾钰成说是因为国内精神文明的发展追不上一日千里的物质文明，三鹿公司总部所在地石家庄政府则责备自己「缺乏政治上的敏感性，识认没有上升到事关全局，对后果估计不足，迟报信息贻误了上级机关处理问题的最佳时机」……。但是，从周六本栏所引零五年中宣部下达、各省委零六年发往基层的指示文件，我们可清楚看出，所有上述指责，纵或多或少包含正确成分，却完全未能切中要害，石家庄政府把责任一把揽上身，更明显是「顶包」之举。 中宣部、省委文件一再强调，为了国家大局的稳定，对食品安全出问题的事例，只能「有选择地曝光」，「不能让一篇文章毁了一个产业一个品牌」，「必须牢牢掌握舆论主导权，严守宣传纪律，规范报道行为」。这次三鹿出事，石家庄政府迟报，根本不是什么「缺乏政治上的敏感性」、「没有上升到全局看问题」，而恰恰是完全按照中宣部《意见》、紧跟省委《要点》办事；有关干部并非「麻木不仁」，而是在政治上非常「顾大局、识大体」、十分「敏感」。毒奶事件全过程揭示的，绝不？？O个别企业贪图暴利、个别政府机关玩忽职守、个别奶农在竞争压力之下铤而走险的恶行，而是一个出在共产党身上的系统性、体制性政治问题。

　　正巧，十七届三中全会本周四起一连四天在北京召开，据报道将重点讨论农村改革发展问题，但毫无疑问一定要回顾一年来国家经历过的正反面大事，毒奶事件必是其中之一；年来各级领导人言之凿凿的政治体制改革，亦必在会上提及。笔者认为，毒奶事件，中宣部在食品安全事上所扮演角色，以及长期以来中宣部对新闻消息的强力监控，三者合在一起，提供了一个政治体制改革的最佳切入点。为此，笔者试作较深入探讨。

　　中宣部为求「稳定」，对食品安全事故只作选择性披露，这个政策的体制性效果起码有下列三个：

　　（一）愈大的企业愈坏。为了「顾全大局」、避免制造对社会不稳定因素，当局只会公开披露一些中小企犯事例案；大企业涉罪，党政机关只会上下齐心合力一起瞒，实行「关门打仔」；不过，门关起之后，「仔」却不一定打，因为贪污腐化力量随时可在阳光不到的阴暗角落里作用。如此，中小企能活下去的，或比较干净，大企业则藏污纳垢，某一天出事，其破坏力亦大，到头来真正危害社会稳定。

　　（二）改变企业成本比例，导致行业出现垄断倾向。中宣部不打老虎、只打苍蝇，中小企为免恶行披露，不敢用价低质劣或有毒原料，大企业却无此忌惮，生产成本因此可大幅下降；加上行业之内其他原因，本已处于不利阵势的中小企，进一步丧失竞争力，或被大企业购并，结果出现市场份额集中程度过高，引起垄断化，丧失经济效率。

　　（三）中宣部成为最腐化权力机构。因为披露犯事企业是选择性的，中宣部有全权决定谁受保护谁受处罚，个中坏处，不说自明。改革开放之后，全国各党政机构或多或少都感受舆论压力，连国务院有时也受传媒批评，例如铁道部，每逢「春运」之际，所受指摘更是排山倒海，唯独中宣部完全不受舆论监督；原因很简单，舆论是它管的，全国所有报刊书籍出版的生杀大权操在它手上，所有出版物的编辑、记者都在中宣部注册才可受聘上任，故传媒行业无人敢动中宣部分毫。国内同行告知笔者，对任何企业的不利报道，中宣部不必下达文件，一通电话便可制止，不露痕迹，连中纪委也管不着；这样的机构，放在香港，一天也不能存在。绝对权力加上对私企选择性执法，后果必然是绝对腐化。有中宣部这个大缺口，中国食品工业乃至其他各行各业出现大量安全问题或质量事故，完全不可避免。

　　政府为了「稳定」，大企业恶行受保护，其效果之坏，殷鉴不远。美国次按风暴中的主角之一——「两房」，便是受「大得不能倒」理论照顾的既得利益者，结果它一样要倒，而且更替美国金融体制带来极大震荡。中宣部「不能让一篇报道毁了一个产业一个品牌」的观念及按此观念建立的相应舆论宣传手法，正正是「大得不能倒」的中国版，它不仅不能带来稳定，反会替中国社会政治经济藏污纳垢，埋下强震的祸根。「稳定压倒一切」，是邓小平在八九年之际提出的，那种只靠强权达到目的不问对社会损害有多大的做法，今天已经毫无必要。

　　三鹿、蒙牛、伊利等大公司出事，连同它们的外资合作商或海外营运单位，都受严重打击；中国品牌要独力打进世界市场已经不易，现在想藉外国品牌牵引走向世界，也将遭遇极大困难。此例说明，经济体制改革产生效益，如无政治改革配套，已然到了尽头。结论是政制改革应该启动，而且应从中宣部这个毒瘤开始。

　　注： 笔者周六文章所举省委文件，篇幅所限，只选浙江省，但其他各省市亦有同样指示下达基层，读者在网上很易查得。

　　原载《信报》

　　附录：炮打中宣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练乙铮

　　资讯是个奇怪东西，质和量都理想的时候，大家习以为常，就像呼吸空气一样，但当其质量受损，产生的影响却有时难以想像，既可引致整个世界的金融体制崩溃，也可把一个国家的声誉毁於一旦，更可令无数受害者死於非命。如何保证资讯产生最优社会效果，不同国家有不同做法，中国採用的，是以国家力量严格监管，全面操控质、量、内容；负责指挥这个国家力量的「大脑」，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宣传部，简称中宣部，其规格很高，部长必须是党中央政治局委员，现任是刘云山。别看此公不见经传，在党的领导层中排名也不很高，但中宣部是掌管全国人民意识形态和整个中国资讯领域的部门，所以必须保持「一贯正确」形象；这点，在最近的毒奶事件中表露无遗：尽管中宣部因为政治原因在京奥前中后期强力抑制食品安全问题消息传播，但毒奶事件曝光后，出来道歉的，可以是奶品公司，可以是地方政府，可以是质检局，甚至可以是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唯独中宣部却不必来这一套。大家若要明白这个事实反映出的中宣部的地位和重要性，不妨先看看此部在食品安全方面的角色。

　　食品安全，关系人民性命、国民经济、国家声誉，故党政高层予以高度重视，工作牵涉很多部门，中宣部是其中之一。二○○五年，中宣部会同工商总局等七个部门发出《关於进一步做好食品安全报道工作的意见》（註１），为食品安全报道手法定了调。此文件通发全国各省，其要旨再由省政府下达各地方有关党政单位和传媒。举例：浙江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根据上述中宣部文件内容，制订了《2006年浙江省食品安全工作要点》，其中第九点是「大力开展食品安全宣传教育」；这种教育和我们香港人理解的教育很不一样，其要点是「坚持正面宣传为主，营造食品安全良好氛围……有选择地曝光一些食品违法犯罪案例，把握正确舆论导向，严格规范食品安全新闻报道行为。」（註２）

　　应该指出，党政高层对推动食品安全工作十分认真，例如浙江省便曾大搞群众运动，调动成百上千的中、大学生志愿工作者上山下乡走遍全省推广食品安全知识、发放资料、主办问答游戏竞赛活动等，全省在宣传期间，参与群众达数十万人次。但是，与此大量辛勤教育工作配合的，却是一种很特异很片面的宣传方式；对此，浙江省政府予下属机构的解释和进一步具体指示是：「新闻记者对食品安全的基本知识和政府职能缺乏了解，经常会出现一篇局部的食品质量安全报道，带来一个产业的毁灭性打击和消费者食品安全信心的急剧下滑，从而影响社会稳定。监管部门要进一步加强信息的发布工作，牢牢掌握舆论主导权……必须严守宣传纪律，规范报道行为，防止发生「金华火腿」和「铁皮石斛」等一篇报道毁了一个产业和一个品牌的类似事件。」（註３）浙江金华火腿事件发生於○三年十一月，由中央电视台《每周质量报告》揭露；铁皮石斛（一种珍贵中草药）事件则是○六年一月在浙江杭州市发生，亦是由中央电视台揭发；可悲的是，党政最高当局从这些不法事件中得出的教训竟是要封传媒之口，「不能让一篇报道毁了一个产业一个品牌」。有了这种护身符，不法之徒为了赚取更高利润而用各种非法手段生产劣质甚或有毒食品，必然更加肆无忌惮；三鹿出事，岂偶然哉？（想起今次毒奶事件中，内地年轻记者简光洲写了一篇报道毁了一个三鹿、毁了全国人民对奶品工业的信心以至在世人面前毁了「中国品牌」，笔者不能不替他担心；他说他是冒着极大政治压力写出那篇报道的，此话无可置疑。）

　　试想：在这个政治和组织背景之下，在举办京奥的前中后几个月的时期里，毒奶事件怎能第一时间公诸於世呢？别说是中国大陆，就是当今由中国人领导的世界衞生组织，事后对此迟报之事也是「有口难言」；世衞总干事陈冯富珍由始至终未曾抱怨中国政府迟报，只就事件「建议」中国婴儿母亲返璞归真、弃奶粉用母乳而已，惹来「无国界记者」秘书长J. F. Julliard去信抗议；该公开信亦揭露，中宣部於京奥举行前夕下达命令，禁止全国媒体报道二十一种消息，其中第八种便是「食品安全」。（註４）笔者未能从网上找出中宣部此文件原文，无从证实，但这个指控相当严重，在世人面前，中宣部最好给一个说法；不过，在毒奶死人事发曝光之后，中宣部很快统一宣传口径，压缩传媒报道，并以发放正面消息为主，只报有关单位查找工作不足、撤换领导、发道歉声明、不停发表产品检验结果等，虽不一定都是虚有其表，但笔者留意到五万三千个婴儿验出有事的数字，已是十天之前的旧闻，无疑因为是负面东西，故至今尚未更新。

　　很明显，沿用一贯宣传手法，中共中央中宣部这次在食品安全资讯管理上犯特大错误，直接令有关新闻延迟传播，危害了千千万万人民的健康和生命安全，负有无可推卸的政治、经济、行政和道义责任，应受严格查处，真相须向全国剖白，有关领导应向人民包括香港市民道歉。

　　註：

　　１．文件官方编号为「中宣发〔2005〕35号」，网上可查得；下同。

　　２．官方文件编号为「浙食安委〔2006〕1号」。

　　３．浙江省《省食品安全宣传教育组织工作总结和下一步工作计划》。

　　４．http://www.rsf.org/article.php3？id_article=28791.顺便一提，世衞网站陈冯富珍页如此介绍自己：「她成功地战胜了2003年在香港突发的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症（ＳＡＲＳ）。」

　　原载《信报》

王龙:“掌掴”之耻不止阎崇年

　　清史研究专家阎崇年先生在无锡签名售书时挨了一记耳光，据当地媒体透露，打人者是因为无法认同其学术观点才动了手。于是，听到有人说这是话语权极度不平衡造成的心理释放，也有人认为是当今思想秩序的混乱表现，还有人称是民族主义泛滥的具体反映。但无论怎么说，明星学者在公共场所受到如此"待遇"也比较罕见，这一耳光不仅成了社会舆论的噱头，也使文化问题变成了社会问题。

　　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打耳光一般有两重含义：一是带有暴力惩罚色彩，二是具有强烈的羞辱性质。不知哪位高人将此称作了"掌掴"，才使字面多了几分文雅，用在阎崇年先生这样的饱学之士身上，显得异常得体。不过，即使名称再文雅终究也是耳光，不然就没有必要劳警方大驾了。所以，问题的关键并不是讨论打人对与错，而是为什么耳光偏偏打在了"著名学者"的脸上。

　　记得扁家弊案曝光后，陈水扁首度以"被告"身份出庭时，被人从背后踹了一脚，当事人称这一脚是发泄对陈水扁政见的不满。陈水扁和阎崇年固然不能相提并论，但从施暴者的心态分析，两者的"不满"可谓异曲同工。只要留意阎崇年近年来的学术观，就应该明白，这种肢体暴力实际上是他学术暴力的派生。比如，他在《明亡清兴六十年》中称："满清入关更多的是促进了民族融合，其中造成某些局部破坏是不可避免的。"他还说："文字狱有它的历史局限性，虽然制约了一定的思想灵性，但起码维持了社会稳定"……观点如此骇人听闻，他却能泰然自若，恰巧应了鲁迅的一句话：竭力从奴隶生活中挖掘出美来。

　　不少人认为阎崇年这一耳光挨得冤枉，原因是社会科学领域本来就是抽象的，既然承认历史的立体概念，就应该允许有人从不同角度分析论证。这话有一定道理，今天的中国已经不同于满清时代，不至于把某些异端学说关进大狱。尽管是这样，也不意味着学者就可以信口雌黄。退一步说，对满清政权的溢美，作为学术观点存在无可厚非，但以此掩盖其血腥，甚至美化其残暴，就严重背离了科学的要义。在此前提下，如果必须说阎崇年冤枉，就是他代表了某些低俗媒体挨了打，充当了中国学术界的一个"裸替"角色。

　　近年来，中国学术界的浮躁风盛行，学术在一些人手中几乎变成了权术、钱术、骗术，由此衍生的奇谈怪论不胜枚举。经济学家的诸多荒谬理论不用说，心理学者研究出演员脸型的奥秘、文化学者研究出孔子的身高、历史学者研究出薛宝钗的籍贯，曾在网上掀起一个又一个舆论风潮。若将此视作娱乐时代的特有现象还说得过去，如当作学术去解读，实在有辱大众的智商。就像近期中国某学术团体发布的世界首个《国家健康报告》，在其"国家责任指数"排行榜中，学者们把中国列为全球45个样板国家第一名，发达国家排名普遍靠后，美国则被排在最后一名。如此学术简直让人目瞪口呆。

　　没理由说学者们的研究成果不够准确，但这样的研究课题没有任何意义，即使伏尔泰在世，也不会捍卫他们表达自己意见的权利。因为这种学术本质是功利性的，最恶劣之处是误导视听、教化愚民。就是这样一些学者，一边享受着国家的俸禄，一边用纳税人的钱堆砌自己的辉煌，却从来不把国家和纳税人的利益当回事，倒是嫖娼强奸、剽窃抄袭、勾心斗角、争名夺利的事件像雨后的毒蘑菇一样层出不穷。站在这个角度看，该被抽耳光的又何止一个阎崇年？

　　当然，这不是说"掌掴"一些无良学者就天经地义，而是说这一记耳光不仅打在了阎崇年的脸上，也打在了中国学术界和一些低俗传媒的脸上，应该反思的却是所有中国人——原来在俗流横行的今天，还有人自觉抵御着某些别有用心的言论，原来在精英化的时代，还有草根敢于挑战"话语霸权"。其实，相对于"掌掴"，一些学者和媒体的庸俗导向更堪称暴力，他们日复一日把谗言媚语强加给受众，为了求取名利不惜放弃良知歪曲历史，假学术之名传播腐朽的专制文化。

　　梁启超讲"治史以明德"，目的是让论史者抛开功利思维，公正对待历史，即使观点另类也要凭良心说话。阎崇年先生既是清史专家，当然知道满清统治者为了征服中原杀了多少人，更明白所谓的"满汉一家"只是为了爱新觉罗氏泽被万代。明知其故，却红口白牙粉饰暴政，被"掌掴"定是必然。值得庆幸的是，这记耳光引发了一场对中国学术的辩论，使大部分人基本看清了某些假道学的真实嘴脸，若非如此，下一个耳光还不知道会打在谁的脸上。

李大同:“禁止异地监督”与一家报纸的停刊

　　在中国被三鹿毒奶粉事件搅得沸沸扬扬之际，中国一家报纸无声无息地"停刊"了，无声无息的原因是没有哪家中国媒体将这个事件当作新闻来报道。而实际上，这次事件乃是当代中国新闻管理诸多潜规则的一次公开曝光。

　　2008年7月11日，在内蒙古自治区注册的《财经时报》，发出一篇报道《农行常德分行46亿巨额不良资产剥离真相》。从报道内容上看，这是一篇性质为舆论监督的连续报道，早在2006年底，《财经时报》曾对农行常德分行在2003年至2004年期间违规剥离不良资产进行独家报道。当时，农行常德分行通过私刻公章、复印公章等方式，"炮制"了资产管理公司核销剥离不良资产所需要的文件，将12.11亿元的经营损失以正常的呆账剥离。事发后，对56名责任人作出处理，其中移送司法机关1人、移送银监会2人、开除9人、留用查看4人。刚刚几年过去，这家银行又冒出如此巨额的"不良资产"，自然引起报社的警惕，于是再次详细调查，披露了初步了解到的不正常情况。在这次的报道里，涉及到了一个中国农业总行的高官。也许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吧，上次报道平安无事的财经时报，这次却受到了"停刊整顿三个月"的处理，届时是否能够顺利复刊，还是个未知数。

　　举凡中国媒体业内人士都清楚，涉及揭发、批评的舆论监督报道有多么难，稍有不慎，轻则上法庭、吃官司，重则总编辑和相关编辑、记者遭处分，甚至会遭到报纸停刊的灭顶之灾。因此，在作这类报道时，通常慎而又慎并留有余地，没有十分把握是不会发表的。

　　在这次事件中，如果报道真有什么失实之处，理应由农行湖南常德分行出面来交涉，然而出面的却是中国农行总行。在总行的交涉函中，将这篇报道指责为"典型的凭空杜撰，捏造事实、虚构情节、无中生有"。财经时报则在回函中明确告之："本次报道的最初线索来源于贵行内部工作人员。记者在核实该报道线索的过程中，一共从贵行各相关部门的四个新闻源上获得了可以大体相互印证的事实。这些采访过程均有采访记录和相关资料佐证。"

　　很遗憾，根本没有譬如法院这样的独立仲裁机构来判别双方说法的真实性，直接就由内蒙古新闻出版局下达了停刊命令。停刊理由是，该报违反了"媒体不得异地监督"、"新闻采访需履行正规采访手续"、"重大、敏感新闻稿件刊登前需与被报道方进一步核实、交换意见"等新闻宣传纪律。分析一下这些停刊理由确实很有意思，其中没有一条能够证实报道失实，全都是违反了所谓的"新闻宣传纪律"。这些"宣传纪律"是否真的存在呢？笔者作为一个资深媒体从业者，可以肯定白纸黑字以文件形式下达的所谓"纪律"，根本就不存在；然而在猴年马月的"上面精神"的传达中，肯定有过，并且看来永不过时。在中国执政党公开宣称要切实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和表达权的今天，还没过时！

　　其实不用再分析这些所谓的纪律是否荒唐，是否符合宪法和法律，只要看看毒奶粉事件就一目了然了：如果没有上海东方早报违反纪律来"异地监督"，今天中国的孩子们大概还在喝着毒奶粉！是这样做"符合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呢？还是遵守"宣传纪律"更符合？还用讨论吗！

　　德国之声特约客座评论员李大同

时寒冰:次债危机是一个巨大的陷阱

　　通过对大量数据、模型的研究，并结合对大量已公开信息的分析，我越来越发现一个可怕的脉络，并且，这个脉络越来越清晰：一场不见硝烟的金融战正在展开，而次债危机不过是这场战争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面对次债危机，中国政府无论选择救助还是不救助，中国庞大的外汇储备都正在被一双无形之手悄悄劫掠——我们其实是落水最深的人。

　　没有系统而完善的金融战略，没有忠实的尖端金融人才，即使在目视之下，亦不能阻挡中国财富的悄然消逝。

　　这是一个绝高水平才能设置出来的局！

　　次债危机，从埋下隐患之初开始，就存在着极其明显的异常现象。在种种异象之下，一切都在按部就班的进行。有位博友给我写信问："次债危机，美国损失了，欧洲和日本损失了，中国也损失了，钱亏到月球上去了吗？"

　　不！迷乱只是表象。在表象的悲剧下，其实隐藏着忍不住要狂笑的脸。

　　记住：哭得最响亮的人，不一定是最悲伤的。在农村，就有一种拿钱替人哭的营生，给的钱越多，他们哭得越痛越肝肠寸断，而他内心，其实是充满欢喜的。

　　是的，这是一种天然的本质使然。"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天下熙熙，皆为利来。"

　　还要记住：微笑着的，未必是内心欢喜者，因为他可能是个弱智，是个愚不可及之徒，或者是个软骨头的谄媚者，也可能是个爱面子的人。也可能兼而有之。爱面子的人可以花费巨资为脸上贴金，全然不顾风险的逼近和机会的到来。一场盛会下来的花费，原本可以换取多少唾手可得的机会？

　　我不是什么阴谋论者，我只是从纯粹的技术分析角度，以一个经济学研究者的视野，以认真和严谨的态度，去剖析和梳理次债危机背后的层层逻辑，并对一个民族沉痛的迷失作出理性的反思。

　　我在为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的新书《金融帝国——美国金融霸权的来源和基础》（美国人迈克尔·赫德森著）写的荐语中指出："在全球化的今天，货币代替枪炮成为战争的主角，其造成的后果比真正的战争更加血腥和残忍——许多人被洗劫后还浑然不觉。本书将帮助我们了解那些触目惊心的内幕，帮助我们更透彻地洞悉这个时代的黑暗与危机，让我们从麻木不仁和被欺骗的状态下觉醒。"

　　但是，官僚的机制、腐败无能的官员、被收买的专家、学者，在无情地忽略或隐瞒所有的危险和陷阱。弱智的政策才使中国一步步跌入一个巨大的陷阱。低效率的机制根本无法应对现在的货币战争，次债危机，已经让中国的金融弊端暴露得一丝不挂。无论如何遮掩，都无济于事。不战而屈人之兵的谋略，出自中国，而被国外的金融专家运用得炉火纯青。如果再不觉醒，中国人用血汗钱积累的财富，将一点点的蒸发。

　　近几年，在国内，房价持续上涨，透支人民的福祉，而股市狂跌不止，一涨一跌之间，中国的中产阶层被消灭大半！无数低收入者因血汗钱打水漂而一点点丧失固有的消费能力。

　　近几年，在国际上，油价上涨，美元贬值，又是一涨一跌之间，中国财富在浑然不觉中缩水。仅今年3月一个月，美元相对国际主要货币跌去2.6％，我国外汇储备就蒸发了300多亿美元，相当于今年2月份贸易顺差的4倍！而2005年7月21日人民币汇改以来，人民币在内外部压力和舆论诱导下加速升值，迄今已升值13.3%.

　　一涨一跌之间，国内的既得利益集团和外部势力里应外合，相互勾结，完成了对民众财富的洗劫和财富的向外输送。

　　次债危机，中国是最大的埋单者。不仅如此，在中国伸出救助之手的时候，不仅未能理直气壮地谈条件，反而遭到"军售台湾"等一系列羞辱。

　　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发生的？他们在被一种什么样的力量联系起来？谁在主导这一切？次债危机将走向何方？油价、黄金价格将走向何方？通胀还是紧缩？未来的世界经济、中国经济将走向何方？决策层该如何应对？普通老百姓还如何规避风险？次债危机下，普通人能够抓住的投资机会……

　　我现在拒绝不必要的活动，正在集中全部精力，把这本书尽快写出来——我计划完成的第一本著作。我会根据自己的研究，向我们的决策层提出应对的建议，并向普通投资者，提出针对性的投资建议。

　　2008年10月8日

薛涌:七千亿美元能救市吗？

　　十月三日星期五，美国众议院终于批准了七千亿美元的救市案。然而，华尔街股市的反应却耐人寻味：议案通过前，道琼斯上涨了三百多点。但是，通过后股市应声狂跌，收盘时比头一天还低了一百五十多点。一天之内，道琼斯的高低差幅达将近六百点！过了周末，股市震荡愈演愈烈，道琼斯一下子跌破万点的心理关口，甚至一度下跌了八百点左右。等收盘时虽然有所挽回，最终也是将近三百七十点的失血，开始了四年来第一次万点以下的日子。

　　这一戏剧说明了华尔街的心态：众议院当天预计会通过救市案，这种期待已经打入股市的价格中了。但是，投资人对救市的作用非常疑惑，觉得这仅能给股市带来短期的乐观。趁着好消息刚出来、股市正高，赶紧抛卖。因为坏日子还在后面呢。当大家都这么想时，道琼斯一天之间就被砍下了六百点。

　　为什么人们对七千亿救市的信心这么低？简单地说，所谓救市，就是政府出面用纳税人的钱买下银行的坏账。这些坏账，基本是都是因为房地产贷款无法收回而造成的。政府的逻辑是：现在房地产泡沫崩溃，人心恐慌，市场反应过度，造成了房价下跌过分。政府因为有纳税人作后盾，可以先趁便宜时把这些已经证券化的房地产贷款买下来。等几年下来，房地产价格反弹，这些"毒证券"价值提升，就可以高价卖出。一来一去，政府还可能为纳税人赚点钱。这多少有点象中国王朝时代的"常平仓"：饥荒时卖出存粮，平抑粮价；丰收时趁市场过剩低价买进。美国在上个世纪大萧条时，罗斯福政府就低价把卖不出去的房子大量收购，后来确实赚了钱。如今美国碰到了那次大萧条以来最大的危机。底特律等地区，竟出现了五百美元买栋房的事情。这些房子，十年后涨十倍并非异想天开。

　　不过，短期来看，七千万美元本身难以解决问题。问题的根本解决，一定要看房地产市场。而这一短期景观之恶劣，确实让人不寒而栗。哈佛大学教授、里根政府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Martin Feldstein在众议院通过救市案的次日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文章，就此问题作了一番分析：自房地产泡沫破灭以来，房价下跌了20%，有大约一千万栋房子的房地产贷款高于房子本身的价值。比如，你两年前六十万买了栋房，用的是次级贷款，不需要首付；如今房子只值五十万。你头两年低息偿还贷款，付出的钱远不到十万。在这种情况下，你欠的债是五十多万，而你的房子仅能卖出五十万。如果再把房子买卖两次的交易费用算上去，你欠的就更多了。在这种情况下，你最理性的决定，就是把房子放弃。房地产贷款是一种叫no recourse的贷款。拿了这种贷款的抵押仅限于房子本身。也就是说，当你不还钱时，银行最多能作的就是把房子收回。你即使是百万富翁，这时也可以把房子扔给银行，自己再低价买一栋，或者去租房子。因为你的其他财产不属于抵押品，银行对之没有任何权力。

　　这样一来，收不回贷款的银行只能收回一堆买不出去的房子，要火速推到市场上甩卖，一下子又把整个房地产市场的价格压下去。结果是把更多的房子的价格推到了房主所欠的贷款金额以下。这种恶性循环，当然就造成了房地产市场的坍塌。专家估计，房价要再降10-15%才能回到泡沫前的水平。这将把那些房子的价值低于房地产贷款价值的案例再扩大一倍。其中大约有五百万所房子，价值比房主所欠的贷款要低30%！问题是，在这样的市场坍塌中，房价经常矫枉过正，跌到比泡沫前的水平还低。这就使把房子仍给银行的案例进一步增加了。

　　可见，七千亿虽然给市场一点信心，但房价跌势不止，市场就难以触底。现在这个痛苦的过程，其实就是市场给美国重新定价，一两年大概走不完。不过，美国人口稳定增长，生产力旺盛。一两年之外，峰回路转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

冉云飞:三聚氰胺爱国主义基地

　　昨天卫生部召开新闻发布会，国家公然放话出来说三聚氰胺是不可避免的。国家五个部门的公告里说，婴幼儿配方乳粉中三聚氰胺的限量值为1mg/kg；液态奶（包括原料乳）、奶粉、其他配方乳粉及含乳15%以上的其他食品中三聚氰胺的限量值为2.5mg/kg，高于限量值的产品不得销售。这种放宽对三聚氰胺在食品的行为，当然是拿中国人的食品安全开玩笑。我想他们这个公开和新闻发布会，以及专家的辩解，相当于告知我们有如下知情权：即慢性杀人在中国可能会逐步合法化：

　　一：出产内含三聚氰胺的奶粉符合中国国情。换言之，我们的环境已污染到任何地方都离不开三聚氰胺的关照了，这是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贡献。这个公告已经变相承认中国环境的污染到何种令人触目惊心的地步。因为无处不在的三聚氰胺存留物，致使中国的奶粉要一点三聚氰胺都不含，几乎不可能，中国国情特殊如此，不要盲目仿效他国。

　　二：辩证唯物主义的矛盾统一。此前为了安抚民众，质检部常会公布出一点三聚氰胺都没有的奶制品出来，以让大家安全食用。如今卫生部、质检局等相关五部委为了给三聚氰胺在食品中的存在合法化，为了放三聚氰胺一条生路，出台一个难以自圆其说的限量食用三聚氰胺的政策，一方面说这是个临时措施，二是方面在这范围内人体没有影响。这也是为现在的奶制品行业不好好整改，不彻底注重食品安全保驾护航。前后两次互相矛盾，互相映证的撒谎，都是为了让民众放心食用有三聚氰胺的奶粉，而为了乳制行业当托儿，这符合辩证唯物主义矛盾统一的一贯精神。

　　三：中国人都是特殊材料铸成的。早年共产党为了圣化自己，使许多公开或者隐性的剥夺合法化，于是大张旗鼓说造神，说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是铸成的。英美诸国包括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国民身体素质实在不敢恭维，他们的身体差到一点三聚氰胺都不能摄入，只有中国有强健的体魄可以承受这一切不虞考验。这样看来，不只是共产党员很神，我们中国民众都很神，有外御强权，内食三聚氰胺的能力，我们不愧是义和团的后代，神功盖世。刀枪尚且不入，何惧三聚氰胺哉？

　　四：三聚氰胺是检验我们是不是东亚病夫的唯一标准。我们一直在证明，中国人已不是东亚病夫，看来内含三聚氰胺的中国奶粉的确是我们的民族品牌，可以再次证明我们中国人不是东亚病夫。这么好的名族品牌，不应该让其出口，一直让中国人享用，免得那些身体很差的帝国主义国家民众的身体，也有改善的机会。

　　五：食用含三聚氰胺的奶粉表现了伟大的爱国主义情怀。内含三聚氰胺的奶粉几乎都是中国的品牌，比较符合中国环境污染及诸方面的国情，所以鼓励民众大胆食用含三聚氰胺的奶粉，也是为国分忧。因为国家只是由乳制品奸商和相关官员们构成的，为了他们利益考虑，就是为国家考虑，当然就是不折不扣的爱国主义。

　　六：隆重授予伟大的国际主义英雄称号。如果有国外想食用内含三聚氰胺奶粉的外国友人，我们还要看看他们对中国是否真正友好，如果非常友好，我们每年可以低价出售一些给他们解饥解渴，到年底看谁能够将内含三聚氰胺的奶粉吃上瘾，我们就授予他伟大的国际主义英雄称号。建议这些英雄称号在朝鲜、古巴、越南这些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发放，充分展示意识形态上的肥水不流外人田。

　　七：建议把三鹿集团总部定为三聚氰胺爱国主义基地。很多中国名牌都参与奶粉中内含三聚氰胺的建设工作，用心良苦。为了打造我们的国货，不遗余力，为了坚持我们的爱国主义，三鹿集团费尽心血，可敬可佩。为了向别国宣传三聚氰胺对于中国的巨大贡献，弘扬我们的民族情感和特别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所以我建议常常邀请欧美国家的人来参观取经。建议请有国际知度的中国人作为三聚氰胺爱国主义基地的形象代言人，告知他们，像这样知名的人物都是吃我们爱国品牌长大的，何惧之有？

　　八：出产内含三聚氰胺的奶粉是抵御金融风暴的有效措施。由于我们过于依赖美帝国主义的经济，导致现在对美国救与不救处于两难境地。我们生产内含三聚氰胺的奶粉，就是为了不出口，为了拉动内需，破除因过份依赖全球经济对我们的制约。我们自产自销，拉动内需，所以生产内含三聚氰胺的奶粉符合我们目下的经济和内需策略。

　　九：修改刑法，不准直接杀人，但慢性杀人可以合法化。如果你产品里不内含在限量标准内的三聚氰胺的话，那么就不准上架出卖，因为那是在搞不正当竞争，同时在破坏将慢性杀人合法化的基本国策。你们我的烟草业之所以发达就是因为符合这个基本国策的原因，也配合我们的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实施，可谓一箭多雕，一举数得，何乐而为呢？

　　十：不搞免检产品，我们搞的是有限责任。免检产品的确伤害了民众少量吸食三聚氰胺的感情，吃得太多哪怕是鲍鱼和燕窝，对身体都有伤害，何况三聚氰胺哉？因此我们不搞免检，免检大量对三聚氰胺上瘾，一不小心摄食过度。所以我们限量让你吸食，你想多吸食，我们还不让你吃食，以后如果你上瘾了，想多吸食三聚氰胺，还要内部许多许可证，就像八十年代以前的粮食供应证一样。所以我们限奶粉里三聚氰胺的量，

　　十一：我们的政府伟大到用心良苦。有人担心限量三聚氰胺可能会使不法奶商，将回收或封存的数以千吨计的问题奶粉改头换面，以三聚氰胺的"合格"检验比例再度回流市场。这担心是多余的，因为这本身就是卫生部领衔的国家五部门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这个限量三聚氰胺标准的初衷。这用心良苦中的"良苦"是偏义复词，于政府是"良"，可能于可能百姓"苦"，没有二者的密切配合，怎么可能产生这样极具效果的复合词？百姓存在的要义就是为了吃苦，而使政府得良。不然我们不能吃苦，影响了别人对我们政府的良好评价，影响了政府的国际形象，在政府即国家的社会主义新中国（请不注意不是"朕即国家"），就有可能堕落为可耻的群众卖国贼，有谁担当得起这遗臭万年的罪名？有鉴于此，我们热烈欢迎民众限量食用内含三聚氰胺奶粉的伟大方针出台，并让全国人民掀起新一轮学习爱国主义的高潮！

　　2008年10月9日8：42分于成都

王建:经济学家基本上是笨蛋和混蛋

　　经济学家们，你们基本上是由两部分人组成：笨蛋和混蛋。

　　你们不种田，不做工，是靠脑袋研究经济问题赚钱吃饭的。现在世界经济出了这么大的事—美国次贷危机波及到许多国家包括中国，使我们受的损失多大啊，损失的都是老百姓的血汗钱啊！你们这些靠研究经济混饭吃的所谓"经济学家"不感到脸红吗？还好意思说自己是研究经济的吗？丢人啊！

　　先说笨蛋。劳动人民用血汗养着你们，是叫你们"防患于未然"的，不是叫你们"然"起来出来"谈"的。你们平时写文章、演讲都是把老百姓当成弱智，还动不动抬出大师来玩深沉。你们成天在屋里呆着，抄抄这本书，抄抄那本书，拼凑出一篇篇花里胡哨不中用的东西以充自己著作等身，社会上那么多鲜活的令人胆战心惊的经济现象和问题你们不去研究，等出了大事你们像个领导似的出来分析原因，你们这些所谓的经济学家说白了就是等问题简直没法收拾了出来当"马后炮"的。劳动人民拿钱养着你们有什么用？赶紧改行种地下煤窑去吧，不要白白浪费老百姓的血汗。

　　如果说看不出问题的是笨蛋，看出问题不说的是混蛋，那看出问题不说又和利益集团勾结在一起的简直是十足的混蛋。

　　十足的混蛋们，你们早就看出问题来了，但就是不说。因为那些赚大钱的人用钱把你们收买了。装聋作哑还算是好混蛋；违背良心狼狈为奸忽悠愚弄老百姓的就是坏混蛋了！你们挣这断子绝孙的钱，还能在这世界上活下去证明你们的良心早叫狗吃了！

　　再说说掌管国家经济的部门那些也说不清是什么蛋，反正不是好蛋。虽然你们信奉的大师鼓吹什么"自由竞争"、"优胜劣汰"，出了问题还是要用人民的血汗买单。不买行吗？社会乱了你们也要跟着一起完蛋。再说那些大忽悠赚了大钱也给你们交税了，世界上没有光捞好处不担风险的好事，出了大事就溜之乎也，没门！马克思说过货币的运动是惊险的跳跃、只要有百分之百的利润人们就可以铤而走险（大意），你们搞经济的不知道马克思这些话吗？就知道在办公室喝茶抽烟看报，外面"自由竞争"打得头破血流你们还在看热闹，等出了人命了再出来处理，那麻烦就大了损失就大了，你们多收的不该收的钱就要吐出来，恐怕光吐出来还不够！你们要接受血的教训，要安排"懂"的人有"良心"的人专题研究新发生的经济现象，特别是要研究那些蜂拥而上挤破门的事——准没有什么好事。对那些可能出现的隐患你们要事先提出警告，或者用经济的手段加以制止限制，等着出了大事再出来解决黄瓜菜都凉了，你们实在没有能力解决也种地下煤窑去吧。

　　再教育一下银行以及寄生虫（金融衍生产品）。你们银行的钱是哪里来的？是公民和团体暂时不用寄存在你们那里，是劳动创造的等价物，不是你们印出来的。这个道理你们肯定懂，但为什么净办糊涂事？让那些大忽悠一忽悠就头脑发热，和他们勾结起来吹气球，把气球吹的大一点，捏紧了传给下一个，下一个再吹大点捏紧了在传给再下一个，每一次"传"都有人赚了大钱再骂一声接气球的笨蛋。越传人越多，气球越吹越大，财富不是靠劳动创造而是靠"吹"，总有一天气球会爆的！你们银行赚了没有？恐怕光剩下眼泪了。把人家存在你那里的钱折腾光了，人家要找你们算帐的，一个也跑不了。

　　最后我宣布，开除那些笨蛋和混蛋的经济学家，由我来干经济学家，反正这个"滥竽充数"的活谁干都可以。但我可以肯定地说，我干比你们强！至少我干几天实在混不下去了就引咎辞职，该干什么干什么去，不再害人害己！

　　至于少数既不是笨蛋也不是混蛋的经济学家，恕本文未能讨论你们的作为，敬请谅解。

王建:中国股市基本上是大忽悠和弱智组成

　　说你弱智，你可能不服气。我问你：你投资是为了什么？赚钱。好，我问你的这个问题也是弱智问题。我再问你：如果有朋友找你投资，你如果不是弱智，一定要详细了解这个项目能不能赚钱？能赚多少钱？这个人的人品怎么样？一定要把所有的疑问都解决了，才能决定投还是不投。但在股市上，你对这些本应该问而且应该仔细了解的问题问也不问就投资，是不是弱智。

　　也许你要说，我问了，我听股评专家介绍，看报纸，在股市听内行分析，且慢，这些人和这些人的信息靠得住吗？他们自己都没真正弄明白，有的是以其昏昏，有的是和利益集团勾结在一起，你听他们忽悠，那真就进了圈套了！上帝给你个脑袋是叫你听信别人的？是叫你思考的，懂不懂？什么叫思考，就是看见蜂拥而上大家都赚钱的事不要也跟着挤进去，聪明的人知道那基本没什么好事，是迟早要付出代价的。

　　你可能说，我刚进去就赚钱了，谁是弱智？你知不知道钓鱼还要拴上鱼饵，不给你点甜头尝尝，你能一步一步加大投资走向深渊吗？

　　你还可能说，我亏钱了，可别的股民赚钱了，别人是谁，谁把自己的真实情况告诉你，那它也是弱智。

　　一元钱面值的股票凭什么卖到十几元、几十元、上百元，这样的利润是天方夜谭，是泡沫，是一个众人吹大的气球。这样明显有问题有猫腻的股票你也敢买，不是弱智是什么？再说了，那些上市公司譬如中石油之类竟然卖给外国是一元钱，中国人十几元钱还买不到！在大忽悠的忽悠下，中石油炒到38元，市值等于俄罗斯一年的GDP，是美孚公司市值的两倍，这样"美丽的神话"你也敢相信，也敢吃进，不是弱智又是什么？

　　我历来不相信中国的老百姓有这样的福分：不用劳动，在股市投点钱小手一敲键盘就可以挣钱。不用多，一个月能赚一千元，那谁还一身臭汗去挣钱养家糊口，干脆靠股市生存得了。靠股市生活，靠股市赚钱发财，你"想"死吧。

　　正告那些靠忽悠股民喝股民血的人，叫你们"人"，你们就起码要装个"人".不要以为自己很聪明，能得到内部消息，能联手做套，能设陷阱让股民往里跳，还高唱"股市有风险，入市须谨慎"，挣这样断子绝孙的钱没有什么好下场！你们靠忽悠挣那些可怜的节衣缩食的人的钱于心何忍。那些可怜的股民不舍得吃、不舍得穿，有病不舍得上医院拖一天算一天，买菜净买那些便宜的不新鲜的菜，头发都白了，腰都驼了，从牙缝里挤出的攒了一辈子的血汗钱你们也忍心忽悠到自己的腰包里，不怕老天爷打雷劈了你！你们忽悠可怜人赚钱算什么本事？有本事来忽悠我试试——那边玩去。

　　老百姓，要赚钱，离了劳动不能干。

　　最可恨，大忽悠，吃尽我们血和肉。

　　穷与富，天注定，胡思乱想没有用，

　　这点钱，用处多，叫人骗去太痛心。

　　猛警醒，莫上当，任何引诱莫理睬，

　　从今后，我和你，一起下乡去种地。

陶达士:牛奶掺假物检验26招

　　做中国人要尽量多学点科技知识，常言说＂技不压身＂，人们不仅要学会常到气象网站察看有无地震云，留心蟾蜍是否涌上街道，到香港网站寻找大陆手足口病患者的总人数，或者其它什么病毒细菌的入侵，．．．还要在家里装备上"蔬菜污染检测器"，"空气质量监测仪"，和"三聚氰胺检测分析仪"，同时，与时俱进地收集各种安全知识和信息.

　　下面这26招告诉人们，牛奶里除了会混入三聚氰胺之外，还可能会被不法分子掺入的物质，质检总局不管用时就学会自己动手！

　　摘自［牛奶掺假物检验方法研究 ］　吴茹怡（四川大学食品工程系）[大众科技] 　2005年第9期（总第83期）

　　一、掺假牛奶的感官检验

　　（一）掺水

　　如果牛奶颜色过淡，闻不到特殊的香味或加热后香味不浓郁，口感无微甜味，则表明已掺水。

　　（二）掺米汤

　　掺米汤的牛乳尽管稠度降低不明显，但其密度出现不同程度的降低，一般小于1.025，并含有细小的淀粉粒。

　　（三）掺豆饼水

　　掺豆饼水的牛乳密度和正常奶不同，外观为淡黄色，有明显的豆味，搅拌时乳白色较淡。

　　（四）掺电解质溶液

　　掺食盐及芒硝溶液的牛乳的密度与正常牛乳相同，但稠度稀，搅拌不挂手，放置几小时后上浮脂肪层少，非放置的掺盐乳呈青白色，和正常乳明显不同。口感上掺食盐牛乳为咸味，而掺芒硝牛乳为苦涩味。

　　（五）掺牛尿

　　这种掺杂乳呈淡黄色，密度正常，而乳稠度较低，用手搅拌时有异味，口感刺激性大，略带苦味。

　　（六）掺糖

　　牛乳掺糖后，密度与稠度不象正常乳那样平衡地变化。如28度的正常乳，其挂手时间为1.5秒钟左右，而加糖乳只有0.7秒钟，有的甚至更短，颜色微黄且发亮，清晰度较好，用嘴品尝，有与正常乳差异较大的甜味。

　　（七）掺尿素

　　牛乳掺入尿素后，乳稠度明显下降，呈清白状，倒人铁筒后，四周有较明显的水波纹，用嘴品尝，舌头有发麻发辣的感觉，并带有苦味且持续时间较长。

　　二、掺假牛奶的化学检验

　　（一）掺食盐

　　取5毫升0.01摩尔／升硝酸银溶液加入试管中，滴入2滴10%铬酸钾溶液混匀，再加入l毫升被检乳，充分摇匀。若呈黄白色，说明有食盐加入。

　　（二）掺芒硝

　　在5ml牛乳中加等量的水，滴入25%硝酸汞。如有黄色沉淀生成，说明掺有芒硝。在lml乳清中逐渐滴人20％BaCl2溶液l0滴。如生成白色沉淀且不溶于酸溶液则表明掺有硫酸盐。

　　（三）掺硝土

　　1.马钱子碱法：取约0.1g马钱子碱晶体置于点滴板上，加入浓硫酸2～3滴，再加被检乳清2～3滴搅匀。如立即出现血红色，逐渐变为橙色，证明有硝酸根离子存在。

　　2.铜屑法：取被检乳清2ml，加入铜屑或铜丝2～4粒，再加入浓硫酸lml并加热。如存在硝酸根离子即产生红棕色的二氧化氮气体。

　　（四）掺化肥

　　掺入牛奶的化肥以铵盐为主，如碳铵、硝铵、硫铵、过磷酸钙、二倍磷肥。因此只要检验牛奶中有无铵离子即可证明有无化肥。游离氨或铵离子与纳氏试剂反应生成黄色沉淀（碘化二亚汞铵），其沉淀物多少与氨或铵离子的含量成正比。此反应非常灵敏．特异性很强。如进一步确诊是哪一种化肥可再进行阴离子鉴定，如CL-、NO3-、S042-、C032-等。

　　（五）掺石灰水

　　石灰水掺入牛奶中可增加牛奶重量和中和乳酸。由于加入Ca（OH）2溶液使乳呈碱性，用酸碱指示剂可检出。

　　（六）掺碱

　　1.显色法：溴麝香草酚兰溶液在pH6.0～7.6时，颜色由黄一兰逐渐变化。牛乳加碱后氢离子发生变化，使溴麝香草酚兰显示不同的颜色。

　　2.冰醋酸法：冰醋酸与碱类发生中和反应生成二氧化碳。取被检牛乳5ml，加入浓醋酸lml，充分混匀，有气泡逸出者为掺碱乳。

　　（七）掺尿素

　　在3毫升被检乳中加入1%NaN03溶液和浓H2S04各l毫升摇匀，待气泡稍落，加入黄豆粒大的格里斯试剂，混匀观察颜色。如呈现黄色，说明牛乳中掺有尿素。此外，尿素和氨基硫脲在强酸性条件下与二乙酰一肟共热，生成红色的二嗪衍生物。根据显色反应也可判断是否加入尿素。在测定中，奶中的碱、硫酸盐，少量的蔗糖对测定结果没有干扰，高含量的蔗糖（2.0%以上），酸坏奶对测定结果有干扰。

　　（八）掺蔗糖

　　在牛乳中加酮试剂2毫升，振荡并观察试管中颜色变化。如在5分钟内变为红色，说明牛乳中掺有蔗糖。

　　（九）掺淀粉

　　将5毫升牛乳稍稍煮沸，冷却后加入3-5滴2%碘液，充分混匀。若呈现蓝色或青蓝色，说明有淀粉掺入。

　　（十）掺豆浆

　　在牛奶中加入醇醚混合液后，再加入25%的氢氧化钠溶液。10分钟后若有黄色出现则证明牛奶中掺有豆浆。十二烷基硫酸钠聚丙烯酰胺凝胶电泳〔SDS-PAGE〕也是检测牛奶和豆奶的混合物中豆奶与牛奶蛋白的非常有效的方法。从电泳谱图上可看到7条牛奶蛋白带和13条豆奶蛋白带。牛奶中掺杂的豆奶含量达5%即可被检测到。

　　（十一）掺水

　　1.二苯胺法：掺入牛乳中的硝酸盐与二苯胺可生成蓝色物质。根据呈色情况来判断乳中是否掺有水。

　　2.冰点测定法：正常牛乳的冰点很稳定，掺水稀释后冰点会升高。根据冰点的不同，可确定乳中的掺水量。

　　3.乳清密度检查法：正常牛乳的乳清密度一般在1.027～1.030.若乳清密度降到1.027以下，则可疑牛乳中掺有水。

　　4.干物质测定法：正常牛奶的干物质量为14%～15%.若被检乳的干物质量明显低于此标准则证明已掺水。

　　5.超声谱差法：通过测定牛奶浓度的变化来判断被检乳是否掺水。

　　（十二）掺抗生素

　　1.目前国际上认可的检测方法可分为：微生物检测法，理化检测方法和免疫分析检测法。

　　微生物检测法包括纸片法（ＰＤ法），ＴＴＣ法（氯化三苯基四氮唑法），快速抗生素筛选法（FAST）。此法利用抗生素在培养基内的扩散作用，采用量反应平行线原理的设计，比较标准品与样品对试验菌产生抑菌圈的大小来测定样品效价。

　　理化检测方法是利用抗生素分子中的基团具有的特殊反应或性质来测定其含量，如高效液相色谱法、气相色谱法、质谱法、联用技术等等，能进行定性、定量和药物鉴定，敏感性较高，但有的检测程序较复杂，有的检测费用较高。最常用的理化检测方法是高效液相色谱和联用技术。

　　2.药物残留免疫分析技术主要分为两大类：

　　相对独立的分析方法，即免疫测定法，如RIA、EUSA、固相免疫传感器等；

　　将免疫分析技术与常规理化分析技术联用，如利用免疫分析的高选择性作为理化测定技术中的净化手段，典型的方式为免疫亲合色谱。免疫分析技术最突出的优点是操作简单，速度快、分析成本低。以使用微量滴板的ELISA为例，免疫测定法取样量小，前处理简单、容量大，仪器化程度低。目前ELISA试剂盒是目前使用最广泛、快速、灵敏的检测抗生素残留的方法。

　　（十三）掺双氧水

　　取牛奶适量，加入硫酸和碘化钾淀粉，10分钟后若出现蓝色则证明牛奶中掺有双氧水。

　　（十四）掺洗衣粉

　　检验掺洗衣粉牛乳有荧光法，亚甲兰法及氯化钡法等。其中亚甲兰法具有简便、快速、易掌握、灵敏区高等特点，其检出限量大于10mg／100m1，适合现场操作，有一定的实用价值。

　　（十五）掺硝酸盐

　　1.单扫示波极谱法：胡志芬等探讨了单扫示波极谱法测定牛乳中硝酸盐的可能性，研究了最佳分析条件、样品除蛋白的方法及共存物质的影响等。

　　2.甲醛法：将5m1检样乳与2滴10％甲醛溶液混合，另将3ml硫酸注入混合液中。如1000ml牛乳中含有0.5mg的硝酸盐，经5-7min便出现环带。

　　（十六）掺亚硝酸盐

　　利用亚硝酸盐在弱酸性条件下与磺胺重氮化后，再与盐酸萘乙二胺偶合形成紫红色染料的原理，可以检测出样品中的亚硝酸盐。

　　（十七）掺白矾

　　取1g金黄色素三羧酸铵盐，溶于100ml蒸馏水中，配成1％铝试剂溶液。再取牛乳5ml于试管中，滴加1％的铝试剂3～5滴，如牛乳生成红色便有铝离子存在。

　　（十八）掺陈乳

　　1.煮沸法：将10ml乳样置沸水浴中5分钟，若产生凝块或絮片则不新鲜。

　　2.酒精法：等量的重型酒精与牛乳混合，振摇后不出现絮片的牛乳是新鲜的。

　　（十九）掺植物油

　　掺入的植物油种类不同，奶油折射计的牛奶脂肪读数则不同。依照此原理，建立纯牛乳的读数范围则能判断是否掺入植物油。另外，波长在700nm～1124.8nm之间的近红外光谱也可以检测牛乳中植物油的存在，且错误率低。

陶达士:吴仪女士四年前的宏伟设想

　　工业化社会必须有民主制度来配套，靠广泛动员人民参与社会的管理和监督．

　　死抱着乾隆皇帝的治国安邦的老一套早已无法满足时代的要求了．仅农民生产（粮食蔬菜鱼肉奶蛋）这一项，化肥和农药就会使乾隆皇帝坐立不安，更不用说工业排污使土地河流毒化，城市化使耕地减少，地下水超采加剧旱情，人口流动使农村结构发生巨变，．．．信息和知识决定着中国的未来，政治权力和媒体的垄断已成为进步的阻力．

　　素有"铁娘子"之称的吴仪女士2004年11月在北京举办的"全球食品安全论坛"上面对来自世界各地的近三百位专家学者描绘了中国食品安全方面的法规体系、监管体系、标准体系、监测体系、技术支持体系和信用体系的建设蓝图和情况. 商务部副部长张志刚说，中国将用五年的时间使绝大多数农产品达到绿色市场要求，达到绿色通道的要求。

　　2007年8月至12月， 吴仪女士挂帅的国务院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领导小组，其阵容强大可见雄心勃勃：

　　组长：吴仪国务院副总理

　　副组长：李长江质检总局局长，项兆伦国务院副秘书长

　　成员：

　　何亚非外交部部长助理

　　欧新黔发展改革委副主任

　　刘燕华科技部副部长

　　刘金国公安部副部长

　　李玉赋监察部副部长

　　廖晓军财政部副部长

　　孙政才农业部部长

　　高虎城商务部副部长

　　陈竺卫生部部长

　　龚正海关总署副署长

　　宋兰税务总局副局长

　　周伯华工商总局局长

　　蒲长城质检总局副局长

　　邵明立食品药品监管局局长

　　汪永清法制办副主任

　　王国庆新闻办副主任

　　素以果断坚定闻名的吴仪女士率领这支大军发起了为时半年的全国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专项整治行动，据媒体报道"提前实现了目标"..在2008年1月16日专项整治行动总结电视电话会议上吴仪女士说，""我们成功地打赢了这场战役，达到了预期目的。专项整治确定的八项任务、20个工作目标及12个100％的量化指标总体上全部实现，..."可是事后我们知道，就在此时，毒奶危机已经在暗中酝酿了三年，正在走向爆发阶段.

　　《大众科技》2005年09期曾发表四川大学食品工程系硕士研究生吴茹怡的文章《牛奶掺假物检验方法研究》， 列举了24种不法分子为了检测时达标而掺入的物质及其鉴别方法.它们是： （一）水（二）米汤（三）豆饼水（四）电解质溶液（五）牛尿（六）糖（七）尿素（八）食盐（九）芒硝（十）硝土（十一）化肥（十二）石灰水（十三）碱（十四）蔗糖（十五）淀粉（十六）豆浆（十七）抗生素（十八）双氧水（十九）洗衣粉（二十）硝酸盐（二十一）亚硝酸盐（二十二）白矾（二十三）陈乳（二十四）植物油.

　　2007年４月11日ＣＣＴＶ《焦点访谈》节目［牛奶掺假揭秘]中报道：牛奶掺假让中国奶业协会顾问东北农业大学食品学院博士生导师骆承痒教授忧心忡忡："如果加了一些抗菌素，加了一些双氧水，这玩意对身体不仅起不到作用，而且恐怕对身体危害还很大。所以总得来看，在牛奶里面不允许，奶站里面更不允许添加任何添加剂。现在已经检查出来牛奶掺假的25种了，可能现在掺假东西比这个还多得多，工厂里面要全部检查一遍的话，这个也不现实。

　　2006年4月29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 2006年11月1日施行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法》把农业行政部门规定为主管部门，明确"县级以上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农产品质量安全的监督管理"。可是法律上执行上的漏洞，导致奶站无人监管； 农业部部长孙政才2008年9月22日承认，"目前，国家对奶站既没有专门的监管办法，也没有明确的监管部门，原料奶中间收购环节基本处于失控状态。"

　　奶粉检测标准上的漏洞，使不法分子肆意投毒（因供应香港而采用了国际标准的广东省成了安全地带），受害者的举报遇到了高昂的检测费、黑心商家围堵和政府的冷漠推委.媒体在严控下或是无法点名曝光，或是不敢报道.大量零散的相关信息急需汇集和核实，但是在封闭垄断的媒体制度下被阻断、忽略和浪费.民选议员本应该起到沟通草根层与立法部门、行政部门的作用，可惜却被官定假选的"人民代表"取代了，人民有情况时无处去申诉.

　　因此，最先感受腐败之害的人民要等待灾难性的爆发时才能得到高层政府的注意，此时的规模之大往往到了难以控制的阶段了.

　　这就是精明强干的吴仪女士的伟大宏图为什么在今天触礁的原因.其它领域莫不同此道理.这是我研究[中国环境危机三定律]所得到的一点心得，在此与大家商讨.

　　下文是吴仪女士4年前的一次讲话：

　　["全球食品安全论坛"在京开幕 ]

　　各国人士共同商讨破解全球食品安全问题瓶颈之策

　　[中国食品产业网]   2004年11月18日

　　十一月十八日，由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科技部、商务部共同主办的"全球食品安全论坛"在北京世纪金源大酒店拉开帷幕，来自世界各地的近三百位专家学者将围绕"促进食品安全科技创新与建立有效的食品安全体系"这个主题进行研讨。图为国务院副总理吴仪为大会致辞。

　　为期两天的"全球食品安全论坛"今天在北京开幕，与会人士认为，只有在食品安全生产机制、流通、监测、管理及法规体系等方面的共同作用下，才能更好地保证食品的安全。

　　来自欧盟、联合国粮农组织、世界卫生组织食品安全局、世界银行、加拿大、荷兰、瑞典、德 国、澳大利亚、美国、丹麦、比利时、爱尔兰、英国等各国相关高层人士与中国政府相关部门负责人及从事食品安全工作的人士，共同就当前全球食品安全方面存在的难题及解决办法进行了商讨和交流。

　　上午的开幕式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王梦奎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到会致辞。

　　吴仪说，进一步加强食品安全工作必须建立有效的食品安全体系。作为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不仅在粮食生产和食品供应方面取得了巨大成绩，在强化食品安全工作方面也做出了不懈努力。目前已初步构建和形成了食品安全法规体系、监管体系、标准体系和监测体系；制订了《食品安全行动计划》；农产品及食品认证工作取得了积极进展；出口食品质量不断提高。中国政府还加强了食品安全应急反应机制建设，开展了专项整治活动。

　　吴仪表示，中国政府将从六个方面采取切实措施，加强食品安全工作：

　　一是借鉴国际经验，进一步理顺食品安全监管体制；

　　二是追踪国际先进食品安全科技发展动态，建立食品安全技术支持体系；

　　三是构建新的食品标准体系；

　　四是建立统一、高效的食品安全监测体系，对食品供应链进行全程监控；

　　五是加快食品安全信用体系建设；

　　六是继续深入开展食品安全专项整治活动。

　　世界银行东亚及太平洋地区农村发展局局长马克.威尔逊表示，要建立一个综合食品安全体系， 需要政府部门建立的一个协调机构，这个机构需要来自卫生、商务、农业等各部门人士共同构成。并且要建立一种协调的食品供应链，这个供应链要考虑到企业、农户及流通等方面的关系。

　　荷兰农业、自然及食品质量部总司长贝尔康姆女士认为，食品安全需要政府有一个比较好的控制措施，同时行业企业也必须了解自己身上的责任是什么。

　　就中国的食品安全现状与问题而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部长韩俊认为，当前可供选择的改革方案有两种，一是把现在分布于各部门的食品安全管理机构整合在一起，统一放到一个独立 的食品安全管理机构中去，彻底解决机构重复和管理盲区问题；二是借鉴美国现有的食品安全管理体制模式，由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牵头组织有关部门，按照食品的类别在各个部门进行分工， 每个部门独立地对自己所分管的食品从"农田到餐桌"进行全过程监管，其他部门无权干涉。

　　韩俊分析说，方案一符合国际趋势，但对现有行政体制的冲击最大，改革的难度也最大；方案二可以为第一种方案奠定基础，又保证了各个部门都有一定的监管权利。而在现阶段，中国改革的现实选择是保留分散管理的模式，在现有的管理体制基础上进行小幅调整，依然按照食品产业链的环节进行分工。但这中间要注意两个问题：

　　一是监管方面存在交叉和重复之处进行明确的重新分工，只能由一个部门负责，其他部门退出；

　　二是无人管理的盲区明确责任，确定哪个部门负责哪些 尚无人监管的盲区。

　　韩俊认为这一现实选择方案最接近现有管理体制，但是必须解决好分工后各环节之间的协调和衔接问题。

　　韩俊同时表示，当前中国在确保食品安全方面有四大隐患：

　　一是在农业投入品供给、农业产地环境、农产品生产、加工以及销售等环节仍然存在安全隐患；

　　二是食品安全管理体制和法律法规体系有待完善；

　　三是食品安全标准体系、检验检测体系、认证认可体系等方面还存在明显的不适应 性；

　　四是食品安全科技储备不足。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郑筱萸认为，开展食品安全综合监管工作，既要客观认识当前中国食品工业中小企业比重偏大，生产方式和标准化、规范化程度及科技、管理水平不高的客观现实，也要借鉴国际先进的科学技术、标准规范和管理经验。

　　商务部副部长张志刚表示，中国将用五年的时间使绝大多数农产品达到绿色市场要求，达到绿色通道的要求。

魏英杰:阎崇年挨了民族主义一耳光

　　阎崇年先生无锡签售挨巴掌一事，估计一时三刻不会消歇。目力所及，相关新闻评论（跟帖）累千上万，大有再掀网上"满汉之争"高潮之迹象。这场泥沙俱下的论争，闹腾有几年了。阎崇年挨的这巴掌，遂使辩论由"文斗"进而过激化，个中缘由有心者不能不察。

　　事情的重点并非打人对不对。作为一个成年人，打人者倘若没有意识到此举的对错及其后果，只能归结于从小没教育好。整个事情尤其值得探讨的是，为什么有人欲煽阎崇年耳光而后快？

　　事情起因就在于，阎崇年在央视主讲清史惹来不少非议。特别是他这次推出的"明亡清兴六十年"，被很多人认为过度"扬清抑明"，大有美化"满清王朝"之嫌。比如他说："满清入关更多的是促进了民族融合，其中造成的某些局部的破坏是不可避免的。"这句话伤害的恐怕不是少数人的感情。

　　但这需要从三种角度进行观察。首先是学术层面的论争。作为一名满学家，阎崇年提出自己的看法，即便值得商榷甚或谬误百出，前提也应是尊重其发表不同观点之自由。学术之争尽量在学术范畴内解决。

　　其次是大众流行文化中明清"元素"的观念碰撞。前些年，"辫子戏"大为流行，其后《大汉天子》等历史剧接着上场。通俗历史著作中，二月河清朝帝王系列畅销在前，《明朝那些事儿》等作品风行在后。这其实是传统回归的表征。明清"元素"走进通俗文化，不过是其中较具代表性的一种市场反馈。然而，由于明亡清替，持不同态度者在观念上难免有所冲突。因而，那些同情明朝的人不免会对"公开讴歌"清王朝的学者表示不满。作为一种文化生产、消费及其文化影响而言，这仍然可以说是一种常态。

　　不过，正因为明清不仅是王朝兴替，历史上还存在民族冲突史实，带有民族主义情绪者难免借此挑起话题。这是看待阎崇年被打事件的第三种角度。我曾指出，中文互联网上存在三种基本价值冲突，一是政治文明诉求导致的价值冲突，比如"孙志刚事件"；二是传统与现代的道德冲突，比如"铜须门事件"；第三种就是狭隘民族主义及其反对者之间的观念冲突。这在"911事件"及历次抵制外国货风潮中表现尤为激烈。而近年来网上冒出的所谓"满汉之争"等，也归属这一范畴。

　　这里所说的"满汉之争"，纯粹是一种虚无的"汉族中心主义"在作祟。这些人根本听不得任何批评（他们假想中的）"汉文明"的声音，更不用说客观对待"持不同观点者"。阎崇年在网上便被人骂为"汉奸"、"包衣奴才"。

　　实际上，这才是阎崇年被打的真正原因。阎崇年挨这一耳光，哪里是什么学术之争的"肢体表现"，明明是被无知的民族主义人士撞了一下腰。客观地看，民族主义是大多发展中国家对于现代化的本能回应，也是国民对国家历史与文化的一种价值认同。但是，过度反应必然走向极端民族主义之路。究其根本，除非他们想把满清一代彻底排除在中国历史以外，否则强硬将这种仇恨意识形态灌注到历史和学术当中，只能是让人看笑话。

　　阎崇年被打，有位网名凌沧洲的文化人士撰打油诗曰："汉愤皆欲杀汉贼，吾意独怜老奴才。翻云覆雨殊不易，百年谎言强登台。今日猛听耳光响，方知血性未死光。诸公若不幡然悟，耳光耳光再耳光！"我倒想送他及其同道者民国著名明清史学家孟森先生一段话：

　　"明初代元，以胡俗为厌，天下既定，即表章元世祖之治，惜其子孙不能遵守。后代于前代，评量政治之得失以为法戒，乃所以为史学。革命时之鼓煽种族以作敌忾之气，乃军旅之事，非学问之事也。故史学上之清史，自当占中国累朝史中较盛之一朝，不应故为贬抑，自失学者态度。"

　　就学术而言，今人对待清史，亦当作如是观。

　　作者系杭州日报评论员

　　来源：上海商报

韩浩月:阎崇年遭袭与异端的权利

　　比较通俗易懂的一句是，"当我思考什么是真正的异端时，我只能发现一个标准：我们在那些和我们观点不同的人们眼里都是异端。"

　　学术明星、百家讲坛主讲之一阎崇年，10月5日在无锡新华书店进行签售时，遭一年轻男子掌掴。在短暂的惊愕之后，阎崇年随即恢复平静，继续为读者签名。（10月7日《新京报》）

　　作家签名售书遭遇不速之客砸场子，之前并不乏先例，于丹签售时也曾有男子身穿"孔子很生气，庄子很着急"的T恤到场搅局，不过像阎崇年这样受到身体上的攻击，还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阎崇年的处乱不惊体现了一位学者的涵养，打人者也将会为自己的行为蒙羞。

　　报纸上的报道只说打人者断断续续说了"活该"二字，现场不应如此，起码打人者应该高呼一声什么口号让阎崇年知道为什么挨打，如果没说，只能说这位鲁莽之士敏于行而讷于言，急火攻心只图痛快去了。事后网友分析事件应该源于阎崇年关于清朝历史的一些观点，比如某同行所说的"阎崇年将努尔哈赤这样的'强盗头'赞作伟大君主，违反了人类发展进步规律。"

　　随着掌掴事件的发生，阎崇年其他一些容易引起争议的言论也被媒体和网民整理了出来，如"文字狱有它的历史局限性，虽然制约了一定的思想灵性，但起码维持了社会稳定"，"汉服不是最完美的服饰，也并不能体现什么民族精神"。放在"以言获罪"的年代，这些话即便不算大逆不道耸人听闻，也足够发表者喝一壶的了。但在言论开放强调舆论自由的时代，每天都有五花八门的语录异彩纷呈，作为一位电视明星，偶尔放出几句和传统观点相悖的话，的确不是什么新鲜事，更何况，这些话还可以宽泛地局限在学术争议范畴之内。

　　历史是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一些史实尚待经过漫长时间的冲刷方能显出真相，观点的不同而引发的争论，恰是帮助让人们客观认识历史的必经之路。再退一步说，阎崇年有行使自己"说话的权利"。比阎崇年的争议言论更值得探讨的是，是什么样的仇恨才导致打人者做出如此失控之事？在我们的文化背景之下，还隐藏着多少这样的暴力因素在蠢蠢欲动？

　　奥地利作家茨威格以此为题材撰写过《异端的权利》一书，这本书从头到尾讲的便是，我们该如何看待持有不同观点的人。在书中，关于异端的评论有很多，比较通俗易懂的一句是，"当我思考什么是真正的异端时，我只能发现一个标准：我们在那些和我们观点不同的人们眼里都是异端。"

　　那么，阎崇年算异端人物吗。他的节目收视率很高，他的书卖得很好，他在各地的粉丝众多，岂止不算异端，称之为主流一点也不为过。所以，这桩事件只能说是一位主流人物说了几句异端的话，所幸，冲上去以暴力方式表达看法的只有一个年轻人。如果对待一个哪怕说了几句错话的人，有更多的人冲上去拳打脚踢，甚至像加尔文那样以假信仰的名义对异端分子动以私刑，那才是一件真正恐怖的事情。

　　来源：新京报

白乌鸦:中国急需一场政治革新

　　这几日，我们眼睁睁地看着三鹿毒奶粉事件如何从一个食品安全问题发展成整个中国制制造集体道德沦丧的公共化工事件。我们同时看到政府是如何不知廉耻地在全民面前裸奔。

　　此次事件，可以成为中国当下现状的一个活生生的样本，它如同一把利刃，划过我们这个社会的政治经济实体，给我们展现了一副近乎完美的中国问题切面。现在正是最好的时机，把这个切面放到整个社会的面前，进行研究会诊。

　　如果说，五月的大地震还可以说是是天灾，那么此次事件就是标标准准的人祸。根据现有的信息来看，质监部门的不作为、胡作为简直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企业的利欲熏心也到了反人类的地步。然而某些有关部门还依然使用传统的处理手法：找几个替罪羊，封锁媒体、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稍微有些智商的观察者都会明白，这一次不行了。

　　因为，这一次， 政府面对是全民的不信任，堪称一场信任地震，这场地震的烈度丝毫不差于五月的汶川。政府的信任在全民的质疑中摇摇摆摆，在那场地震中，毕竟还有一个总理不辞劳苦，亲自指挥，安抚民心，同时由于是天灾的缘故，还能激起国人同仇敌忾的团结感。而这一次，没有人站出来，在这个地震现场，我们只见断壁残垣，只闻哭声震天。看不到一丝希望。

　　楼塌了，可以很快地重建，路断了，可以慢慢地修起来。然而，信任失却了，何时才能找回？人心伤了，伤口何时才能愈合？就是在这样人心惶惶的时刻，只有突破性的变革才能安抚给激愤的民情，才能重建政府的信用。

　　没有人，包括最激进的的改革者，要求在短期之内实现直接的、公正的、全民的、竞争性的选举。渐进的改革应该是目前的一个共识。然而有些人正是一直利用这个共识走一小步、退一大步，从这次三鹿事件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政治不是进步了，而是退步了，不是退了一小步，而是加速度的向深渊冲去。渐进的改革，改革是主语，改革就是要前进，不断地向前进，哪怕每天只有一厘米。

　　没人奢望开放选举，开放党|禁，然而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们能不能把政治参与的大门稍微打开一个缝？难道真的不能给媒体一定的空间来行驶自己独立的批评监督？真的不能给民间组织更大的自由度，让他们参与公共事务？真的不能让司法机关有些独立性来进行调查，真的不能吗？

　　陆定一老先生临终遗言：要让孩子上学，要让群众说话。让群众说话，让群众参与政治进程，不会搞乱中国。反倒是一批人形成封闭的小圈子，紧抓权力不放正在把中国拖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当政者似乎一直神经过敏，每当人民要求一点参政权的时候就担心颜色革命啦、变天啦。其实，大多数人关心的只是如何把这个国家建设的更好，孩子能上的起学、自己能看得起病，喝得牛奶里别再含三聚氰胺。合理的参政不是为了夺取权力（这是某党骨子里的逻辑），而是为了切实地保障自己的公民权利的实现，争取的不仅是个人私利，也是每个人的权利。

　　我们需要一场政治革新，这革新一点都不难，可以从如上所列的一些最为基本的方面做起，我真切的希望，当政者拿出一点胸襟来。

黄潇潇:讨公道

　　约翰洛克（John Locke）在政府论里面论述公道（just）的起源，以及，该如何讨。他说一开始，地球上的人还很少，摘果子打猎种粮食，那时候还没有国家。在完美的状况下，某甲打了你，你也应该打他，不重不轻，打得刚刚好，这事就公平了，打过头，就有失公道。

　　可是人总是自私的，讨公道的时候总是讨过头，让他去还某甲一巴掌摆平这件事，他往往巴掌之后又踹一脚，走之前再用猎叉戳两下。那某甲又要为自己讨公道，于是这事儿就没完没了了。

　　于是怎么解决这种状况呢？后来的人们想了个办法，就是不让受害者自己去讨公道，把主持公道的权利收走，由集体或者集体的代表来统一执行。国家产生之后，这个集体的代表就是政府。

　　从那以后，我们受了欺负，就告到政府，政府替我们反欺负。同时为了避免天下大乱，政府也规定不能再自己讨公道了，私底下以牙还牙者也会受罚。

　　去年某个时候，北京青年杨佳在上海被交警拦下来检查脚踏车的牌照，杨佳没有，并表明这车是租来了。显然交涉过程中起了某种争执，杨佳被带回警局，盘问到半夜。期间发生了什么事，我们不得而知。今年7月1号，杨佳持刀冲进闸北区警察局，血刃10名警察，6死4伤。

　　体检报告显示，杨佳是个精神状况良好，智力正常的青年。于是大家对于他的动机疑惑了起来。网上传说杨佳被警察踢伤睾丸，但我们都知道流言不靠谱。于是我们只能发出疑问：杨佳为什么要袭警？这时候警察局的发言人说话了，他说，涉案交警在整个过程中都坚持了文明执法。

　　警察文明执法，这是每个中国长大的孩子都知道的事，只是没几个人见过而已。但我们相信政府，相信警察，这是我们的胎教。于是我们只能疑惑得更深刻：警察这么文明，杨佳为什么还要袭警？这时候警察局的发言人又说话了，他说，脚踏车事件之后不久，我们就派了民警去北京调解，提出支付300块长途电话费，但杨佳提出赔偿一万块的无理要求。这充分表示我们有诚意而杨佳没有。

　　于是我们彻底糊涂了：在一次非常文明的盘查和什么意外都没发生的六小时问讯之后，闸北警局怎么还派人去北京送钱调解啊？调解啥啊？杨佳凭什么提出一万块赔偿的要求啊？那天到底发生了啥呀？我们的疑问炸开了锅，这个问一句，那个问一句，就连胎教得最优秀的孩子也发现了此案中的谜团。

　　然后就没有人出来说话了。经过上海法院一番闭门审理，杨佳被判处死刑。

　　按照中国的现行法律，杨佳是肯定要死的，但闭门审理，和非异地审理的部分，把很多人都吓坏了。我们只能希望，至少这次，法律主持了公道。

　　杨佳不会白死，他给这个政府敲了个警钟：你们无法给个公道，我们就只有拼了命来自己讨。

　　2008-9-18

班志远:考问“三鹿事件”公关——中国媒体的“谎言大接力”

　　八月之初，正值北京奥运会造势之际，"毒奶粉"的相关新闻被政府和相关企业压制。甚至，众多中国的传统媒体和主流门户网站还报道三鹿集团——这个当下奶业丑闻的主角——荣获了"30年，改变中国人生活的中国品牌。"

　　人们在那时或许还不能如现在般了解这个传媒体系有多么的腐败。但是，这个由《华夏时报》主办，中央电视台、新浪网、中国中央广播电台等单位协办的"30年，改变中国人生活的中国品牌"评选活动却将这种腐败活生生地展现出来。在这个腐败的体系中，媒体恬不知耻地靠谎言牟利，以至于关系民生的新闻也被系统地压制。

　　八月六日关于三鹿入选"30年，改变中国人生活的中国品牌"的报道作者名叫"苗万福"。他的名字在媒体中时常出现——包括但不仅限于：多家报纸、《人民日报》官方网站（人民网）、天涯论坛、新浪网和一家食品工业门户网站。

　　"苗万福"是何许人？

　　根据《东方早报》和其他媒体的报道，苗万福负责运营三鹿集团的内部公关事务。但是，那些"新闻"的直接读者却永远也猜不到这个事实。就算是署名的新闻，苗也被称为"通讯员苗万福。"

　　在人民网上，苗一举成为这家"党报"的在编记者。 而在随后那家食品工业门户网站的报道中，此人又成了"通讯员苗万福。" 文章还被注明转载自"人民网。"

　　这种"变色龙"早已在中国媒体中见怪不怪。 职业道德的缺失导致新闻报道中充斥着"有价值"广告客户的宣传软文。

　　在人民网和《河北日报》上， 苗万福是"通讯员。" 而在中宣部主办的《光明日报》2006年六月的一篇报道中， 苗万福报道了新西兰恒天然集团收购三鹿集团股份一事。

　　上周，《南方都市报》发起了中国媒体与"毒牛奶事件"的讨论，而这只是揭开了黑幕的一角。

　　还有很多问题亟待询证。 比如，为何在《东方早报》记者简光洲点名报道之前， 媒体均仅声称"某品牌"奶粉有问题？此外， 在三鹿奶粉安全问题浮出水面之时， 为何这家该为数条人命负责的公司还得到了媒体的大肆吹捧？

　　中国媒体没有能力深入调查这些问题。毕竟，这些问题的答案直指丑陋的政府媒体控制、媒体政策的失效以及商业利益的驱动。 中国媒体在"毒奶粉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又一次提醒我们严格的媒体控制和过度的商业化的结合将是多么有害。

　　三鹿集团的另一位公关经理贾静雪也许是又一个误导中国舆论，为三鹿产品张目的典型人物。即使是事关生死的新闻消息也会因企业利益和为奥运舆论造势而被压制。

　　在七月三十日奥运火炬 —— 中国媒体称之为"圣火" —— 在石家庄市传递时， 三鹿集团贾静雪是第三十六号火炬手，紧随当地文化官员周健。

　　只要用中文简单搜索一下"贾静雪，" 就可以发现她对中文媒体中充斥着的、有关三鹿的一系列虚假报道"贡献"最大。

　　例如，2007年八月《中国食品质量报》发表过一篇新闻报道。《中国食品质量报》是受国务院委托发布食品质量及监管政策法规的"惟一最具权威性的报纸。"

　　这篇题为《三鹿集团推广中草药防止奶牛生病》报道的两位作者署名让人匪夷所思： "《中国食品质量报》报道（贾静雪 记者 石巍)."

　　中国媒体的业内人士会看出：这种奇特的、由"记者"一词分隔的署名方式表明这是一篇直接被发表的企业公关新闻稿。普通读者是不可能了解这一点的。"贾静雪"通过这种方式成了中国食品质量和安全报道"惟一最具权威性的报纸"的新闻报道者。

　　为什么《中国食品质量报》允许这种事发生？因为三鹿集团是一大笔广告费的来源。

　　要想了解这家中国食品质量报道方面"惟一最具权威性的"政府喉舌有多么的拜金，只需访问一下它的网站主页，看看那一大片企业标志就可以了——九合食品、光明乳业和食品、雨润、哇哈哈、双汇，当然，少不了三鹿。

　　就在今年七月，就在贾静雪参加奥运火炬传递几天前，她还为石家庄当地的党报撰稿。稿件发表于包括新浪网在内的数家重要网站，注明转载于《石家庄日报》，署名为"本报讯， 贾静雪。"

　　九月一日，在毒奶事件被揭露两周前，贾的名字以记者身份出现在官办《河北日报》和《河北经济日报》上。文章题为《三鹿荣获乳业界国家科技进步奖》。 该文同时出现在河北省政府官方网站上。

　　其他有质量问题的消费品企业还在重演着类似的丑恶。这类恶行极大侮辱了信任那些媒体的中国媒体消费者。 这些媒体就像毒牛奶一样毒害着广大人民群众。

　　中国媒体与企业的共谋具有双重的严重性。 它显示出了党对媒体政策所直接导致的危险趋势 —一 方面，谎言因为狭隘的商业利益而被放大；另一方面，与中国民众息息相关的信息由于被国家新闻审查制度而被压制。

　　毒奶事件已经很清楚的证明，这两者是一个非常危险的组合。

　　毫无疑问，三鹿毒奶事件只是冰山一角。除非媒体能够被给予足够的自由，进而有能力代表人民群众监督政府官员和企业，这种公关策略与隐瞒真相之间可怕而又可悲的对比还会继续下去。

　　想想这种对比研究有多么让人心寒吧。

　　八月十二日，那家食品工业门户网站发表了一篇热情洋溢的软文， 报道了三鹿集团向在奥运会首日出生的"奥运宝宝"赠送奶粉一事。

　　这篇"新闻"的最后一行使用了一连串的惊叹号：

　　"三鹿奶粉为奥运宝宝加油，用高科技、高标准、高质量、高营养的奶粉为中国的未来加油！"

　　韩老五译

　　来源：http://blog.qq.com/qzone/622007994/1222750154.htm

　　作者自传：香港中文大学中国传媒项目(China Media Project)研究员班志远(David Bandurski)， 1973年生于美国阿里索纳州的图森市。 美国西北大学Medill新闻学院硕士毕业。 他现任香港大学中国传媒研究计划的专职研究员， 曾经为《远东经济评论》， 《华尔街日报》， 《南华早报》等媒体写作。 班志远的双胞胎， 班定远， 是最早到中国经济特区留学的美国中学生， 从1988年9月到1989年6月在广东省的蛇口经济特区育才学校留学。

张鸣:石家庄市政府的道歉太有才了

　　三鹿事件闹到今天，作为三鹿集团所在地的"父母官"，石家庄市政府终于出面道歉了。道歉篇幅不大，不妨抄在下面："（三鹿事件，石家庄市政府的失误）一是政治上敏感性差，站位不高，只是就事论事，就请示说请示，对事故缺乏政治上的敏感性，没有上升到事关全局的、事关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高度去认识，去看待三鹿集团反映的问题。二是认识不到位，后果估计不足。对这次事故的严重危害，缺乏前瞻性分析，错误地认为采取了必要的措施，提高了产品质量，就能够挽回影响，减少损失，以至于在国内外造成了重大不良影响。三是对企业考虑信任支持的多，对支持信任后带来的负面影响考虑不周，主观上认为三鹿为全国500强企业，是国家确定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涉及职工、农户众多，支持企业、为企业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是政府应尽的职责，结果客观上使企业不但没有认识纠正自身存在的严重问题，而且给职工、奶农以及广大消费者带来不可挽回的损失，特别是由于信息的迟报，贻误了上级机关处理问题的最佳时机，给群众生命安全造成重大危害，严重影响了党和政府的形象。"（2008年10月1日新华网）

　　道歉第一条最有意思，害死了若干婴儿、造成上万婴幼儿害病住院的事件，石家庄市政府最大的失误，居然是缺乏政治敏感性，没有站在政治的高度上去看问题，而人命关天这个低得不能再低的古老常识，似乎只有站到政治的高度上之后，才可以被意识到，在没有站到这个高度之前，那么多患儿住院，甚至患儿死亡，似乎都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潜台词就是：对不起，领导，事弄大了，造成不好的影响，给领导添麻烦了。

　　道歉的第二条，倒有几分老实。的确他们对事件最终变成国际丑闻的后果，严重估计不足。而且还半吞半吐地承认了自己惯用的危机处理方式，在隐瞒实情的前提下，暗中操作，一面安抚受害者，一面采取措施加以改善（有无效果另当别论）。潜台词是：各级领导干部务必要牢记，防火防盗防记者。

　　道歉的第三条，实际上是在给自己开脱。说石家庄市政府处理此事的初衷是好的，谁能说"支持企业，为企业创造良好的环境"不对？更何况又是这样一个全国500强的企业，"涉及职工、农户众多"，这些人难道不是人民群众，他们的利益难道不要考虑？潜台词：尽管惹了这么大的祸，我们市政府的出发点是好的，是符合党的一贯政策的，即使出了错，也没有主观故意。

　　无论从什么角度看，这样的道歉，都实在是太有才了。建议各级政府的秘书，应该把它拷贝下来，作为范文存档，以后凡是需要检讨的时候，改头换面拿出来就行，保险能过关。这种道歉，说白了，基本上不是对"广大婴幼儿患者及其家长"的，而是给上级有关部门看的。这份来自石家庄市政府的道歉，最令我感到震撼的是，出了这么大食品安全事件，面对成千上万的受害儿童和家长，我们的这个市政府所想到的，居然首先是政治敏感，政治高度，而人命关天这种做人的起码底线，理所当然被排在次要和附属的地位上。而所表达的歉意，首先是对给上级机关惹麻烦的内疚和恐惧，至于受害者的生命损失，中国国家形象的损害，中国制造的内在伤害，都在其次，甚至根本就排不上。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来源：南方都市报

朱健国:“中国毒奶风暴”谁最该公开道歉

　　胡锦涛主席，从面相上看，您文质彬彬，一派温良恭俭让，有点"奶油小生"，但不像是个恶人；从学历上看，您一直出入名校，擅长辅导，可谓天资不低；从中共总书记职务要求来说，您"永远忠于党"，极合乎党文化；但是，以一个现代法治国家的国家主席标准对照，您却涉嫌不作为与渎职。先不说远的，就说面对眼下的"中国毒奶风暴"，您竟然迟迟不向全国民众作一点公开道歉与解释，"一切错误归下级"。这种鸵鸟蒙面的策略，能应付危机，蒙混过关？

　　我注意到，在残奥会闭幕式上，你除了在几个必须露出笑容的时间强作欢颜，一直眉头微锁，怔怔发呆，忧心忡忡。甚至电视镜头一直没有出现你夫人的身影，而是多次展现江泽民和夫人的老态。这可能并非政敌的小动作而是你示意下的敬老，顺便表达你因"中国毒奶风暴"暗暗羞愧地自责与自罚？你或许在犹豫不决，不知是否应该就"中国毒奶风暴"向全国人民公开道歉？

　　民歌中常常唱"哪个来推我一把"，我愿接唱："我来推你一把"——"中国毒奶风暴"需要国家主席公开道歉，理由很明显，至少有五条——

　　其一，2008年中国出现六大人祸，灾难此伏彼起连绵不断，国家主席责无旁贷。

　　由"三鹿婴幼儿毒奶粉"引发的国产奶食品多有毒的"中国毒奶风暴"，是京奥之年"中国第一灾"。"春运雪灾"只影响南方与一个春节，拉萨"藏独冲突"，多是关乎西藏稳定，"汶川地震"虽然死亡九万伤二十万，也还是西南一区之灾，十来年可以平息；京奥纵然奢侈了一万多亿元，制造新鲜谎十多个，软禁全国人一个月，也仍然可算是短期灾难；至于股灾、房灾，都限于经济性局域灾，至于那些死伤几百人的矿难等安全事故，更是相形见小，排不上号了。独有这"中国毒奶风暴"，暂时看来只有万来个"结石宝宝"，只死了几个小BB，可它动摇国种之本，动摇政府信誉底线，是可能让中国人重返"东亚病夫"的百年大灾——从2004年出现的安徽阜阳"大头婴"曝出"45家问题奶业企业"起，中国的婴幼儿就多沦为" 大头婴"与"结石儿"，" 大头婴"将导致大脑智力严重受损，"结石儿"将致使肾功能和生殖力严重衰退！二十年后，中国将遍布" 大头人"与"结石人"！在这些低智商低生殖力的中国人主导下，中国将因人口锐减或痴呆猛增至绝种亡国！

　　记得"春运雪灾"时，总理温家宝曾到灾区当面向灾民低头致歉，此次如此危及中外、震惊全球的"中国毒奶风暴"，难道不需要有国家主席公开道歉？

　　其二，08年六大人祸，祸起五年三大形象工程，"胡温新政"实为浮夸老调。

　　回顾起来，从2003年开始的"胡温新政"，主要是打着"科学发展"、"和谐社会"的动人旗帜做了三件"花架子"工程，一是"京奥七年工程"，二是"十七大工程"，三是"神五神七飞天工程"。这三大形象工程结果让各级政府疲惫不堪，财力人力耗尽在"丢西瓜捡芝麻"，根本无力切实解决民生问题。而今面对"中国毒奶风暴"，谁好意思说中国是"科学发展"与"和谐社会"？

　　"京奥"无非是想向世界显示"中国盛世"，并没有推动中国人的健身运动："神五神七"无非是要显示中国有了太空技术，与提高百姓生活安全科技水平毫不相关："十七大"无非是为了让"科学发展观"写入党章，让"胡温"再空唱几年"和谐"，不但未能促进民间和谐，反而紧缩了民主言路，增加了社会的群体冲突。如此图虚名得实祸的三大形象工程，皆可不办或缓办——中国一百年不办"京奥"，照样在发展，"八大"后十三年才开"九大"，毛泽东照样发"最高指示"，北欧从无"神五神七"，人民生活却全球羡慕。

　　可以设想，如若以办"京奥"的财力，投入一万多亿元建立国家质量安检体系，以召开"十七大"的严肃认真来抓食品安全，以让"神五神七"上天的科学力量攻克食品安全难关，无论多么狡猾的三聚氰氨毒也一定及时被查出来了！

　　也许"胡温新政"眼里，毒死人事小，"放卫星"炫耀事大。就像当年"大跃进"时一样，哪怕是用人祸引来"三年自然灾害"饿死四千万人，也必定要继续大吼"亩产万斤粮"，向世界证明"七年赶英十年超美"的社会主义优越性。

　　毛泽东当年以"拍大腿，唱小调，共产主义就来到"误导人们"大跃进"，今日"胡温新政"是以"科学发展"、"和谐社会"催眠人们进入"盛世中国"，口号词不同，浮夸实质一模一样。以毛泽东之"秦皇汉武，略输文采"的霸道，尚且在"七千人大会"含糊地"自我批评"几句，"胡温新政"纵然千般好心，也是好心办坏事，难道不该公开道歉，以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下一"罪己诏"？

　　其三，"中国毒奶风暴"清晰地暴露出"胡温新政"一再重复悲剧，重复低级错误，以至于"洋人逼宫"。

　　以"京奥工程"对"中国毒奶风暴"的加剧为例——此次 "结石儿"只是" 大头婴"悲剧的继续、重演与放大。从"结石儿"到" 大头婴"，整整有四年时间！这四年里，不说可以全面地建立中国食品安全保障体系，至少可以建立一个安全的奶业保证系统。可"胡温新政"只是心系于党，无视民瘼，一无所为！

　　2004年出现安徽阜阳"大头婴"，就曝出"45家问题奶企业"，就查出"三鹿有问题"。然而"胡温新政"并未能将此放在心里，不但不悬崖勒马，亡羊补牢，放弃超级形象工程，通过举一反三，彻查全国食品安全监控体系；反而快马加鞭推进三大形象工程，造成百废待举，致使各地政府毫不担心" 大头婴"再现，以至于2007年又有出口美国的狗粮、猫粮含三聚氰氨，毒死许多美国宠物；尔后又出现出口日本毒水饺事件……如此四面楚歌，"胡温新政"仍然是就事论事，匆匆忙忙敷衍了事，依然重兵于三大形象工程。直到2008年3月，多家权威医院和"结石儿"家庭投诉"三鹿婴幼儿毒奶粉"，国家质检总局仍然漫不经心；六月网上呼声四起，政府仍然稳坐钓鱼台！八月初连"三鹿集团"都坐不住了，但有关部门却大讲政治，以"京奥"期间不得有食品安全问题为由，再次压制！最后，是新西兰总理救了中国人——据凤凰卫视"锵锵三人行"节目（2008年9月18日晚）透露，因新西兰一奶品企业与"三鹿"有合作关系，害怕"三鹿毒奶"殃及新西兰名誉，新西兰总理遂向中国国务院领导人直接报告了"三鹿毒奶"事件，这般洋人逼宫的"通天"，才使得中国政府不得不在残奥会未结束时勉强公布了"三鹿毒奶"。

　　从2008年9月12日中国喉舌正式公布"三鹿毒奶"事件，一个星期以来，虽然撤职了石家庄的市长、副市长，抓了几个"不法者"，却一直没有更高级别的领导人为此负责。特别是当查明不仅有"三鹿毒奶"，而且连"北京奥运会特别指定的专用奶品"伊利、蒙牛等等几十家国产奶品也全部有毒后，对如此全国性的"中国毒奶风暴"，仍无任何国家领导人出面解释与道歉！一向勇于到灾难现场低头流泪的温总理，此次竟然反常地不见人了！

　　同一个品牌的奶品，成为"北京奥运会特别指定的专用奶品"时，无毒！离开奥运到普通百姓口里就有毒，这是为什么？是轻百姓重奥运，还是重洋人轻中国人？是不是有意不让因享受外国来宾与中国精英的卫生安全？！这不应该解释说清楚？

　　也许连温家宝也认为，"中国毒奶风暴"太复杂，后果太惨，此事非国家主席道歉不可？

　　其四，皇上面对重大灾情出面下"罪己诏"是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

　　据凤凰卫视"锵锵三人行"今日介绍，手机上现在广泛流传一个段子——

　　"国家把责任推给三鹿，三鹿把责任推给奶农，奶农把责任推给奶牛，警方正全力抓捕不法奶牛。最新消息：责任奶牛已携二奶潜逃，现已捕猎一群不明真相的牛群，目前蒙牛们情绪稳定，水牛们不堪其扰，通过半岛电视台发表严正声明……"

　　这分明是草民们在抗议国家领导不负责任，在期待国家主席道歉！

　　五千年中华文明，无论怎么黑暗腐朽的王朝，遇到大灾大难，责无旁贷地要由皇上出面向臣民下"罪己诏"。比如崇祯皇帝在位十七年，几次因全国饥荒匪患而下"罪己诏"。

　　这些"罪己诏"虽然不一定是真话，不一定能解决根本问题，但于国多少能缓解一下民情，于己多少可以表明一些心迹。所以崇祯帝后来虽然亡国了，但历史也公正评价其"君非亡国之君"。毛泽东对大跃进的罪责举世侧目，但毛泽东当年曾小作自我批评，停食猪肉，多少还让人见得其残留一丁点人性。

　　知错改错是为仁。知错是改错的第一步，道歉下"罪己诏"是知错的第一步。连这一步都不愿走或不敢走，妄谈什么"科学"与"和谐"？

　　而今"中国特色"自称提倡"政治文明"，那么，何不从国家主席勇于公开向民众道歉做起？

　　其五，胡主席你近日一个"重要讲话"又犯大忌。

　　2008年9月19日，你胡主席在在中央党校举行的"全党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动员大会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谈到"中国毒奶风暴"等重大事故时，说，"一些干部对群众生命安全麻木不仁"，"安全事故反映干部对群众疾苦置若罔闻"，这话看似正确，实则"主语错位缺位"！自古"君昏臣奸"，"上梁不正下梁歪"，尔将今年以来的"安全事故"责任全部推给地方干部，这不是在找替罪羊？你是中国元首，集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党政军大权于一身，中国出现任何灾难，你都难逃首责——即便不负有直接责任，至少也有领导不力、监督不力之责任，你怎么可以将2008年六大人祸的责任全部推给省市地方政府？省市领导有冤！省市领导若是效法你这种"一切错误归下级"的方法，层层寻找替罪羊，势必放过病根，这"中国毒奶风暴"又何日能止？

　　你看人家日本，刚刚出现"毒大米"事件，立马就有农林水产省正副大臣双双落马，要知道，人家的首相可是刚刚新换。可是咱们中国，"毒奶风暴"比"毒大米"严重万倍，中央机关国家政府却无一人承担领导不力之责，总理"宝宝"忙着去联合国吹嘘中国繁荣富强，主席"涛涛"忙着组织"神七"登月增强国人自信心……这是怎么了？难道一个"神七"能阻止毒奶，挽回"中国毒奶风暴"的惨重损失？

　　如此危机关头还想借花拳绣腿过关？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可胡主席你的思维还似乎停留在"辅导员思维"上，总是将一切人当学生，永远想着指导别人，却从不想想自己要反思什么，该承担什么责任！难道胡主席还停留在"团中央书记工作方式"上，整天只想着做一些花架子鼓舞人心，以"学雷锋"治国，以报喜安邦？

　　须知，你胡锦涛不是"辅导员"了，不是"团中央书记"了，是国家元首！毛泽东曾说过：地方的一切问题，中央都要负责；出了问题，我这个中央主席，知道的要负责，不知道的也要负责。你可以不论古代的"罪己诏"传统，你可以不管西方现代法治国家"辞职规则"，但你是喜欢常常到西柏坡的，毛泽东的祖制对你也没有启示？

　　不要犹豫了，"中国毒奶风暴"再怎么遮掩，抓再多替罪羊，国家主席的责任也无人可替，绝不可回避。回避应负责任只会带来更大被动。

　　十七大三中全会召开在即，若应对失误，三十年前十一大三中全会的"失控局面"，可能再现。

　　如想争取主动，建议你一面紧急停发"神七"警示国人，一面在电视上向全国民众公开道歉！也许，如此"精诚所至"，险滩可渡。

　　一孔之见，何去何从，谨请胡主席三思！

　　2008年 9月19日 于深圳 早叫庐

李昌平:中国农村将彻底走上菲律宾道路

　　我党10月即将召开的三中全会将再次讨论农村改革，从锦涛同志的在小岗村的讲话中可知今后农村改革的方向了——推进土地"永包制"，加大土地流转，方便资本下乡，发展"公司＋农户"的现代农业。

　　"公司＋农户"的现代农业，不可能增加农民收入

　　我党最近几年的几个一号文件，始终都将增加农民收入作为核心目标。如何增加农民收入呢？一号文件的核心措施就是发展现代农业。什么是现代农业呢？一号文件中所指的现代农业就是"公司＋农户"。发展现代农业的措施就是农民将土地"流转"给公司，让农民做农工或"股东"。

　　发展"公司＋农户"的现代农业真的可以增加农民收入吗？理论和实践都证明是不可以的！从理论上讲，"公司＋农户"的结果，就是农民被迫从加工业、运输业、流通业、储藏业、生产资料生产和销售、农村金融、土地"农转非"收益等领域退出，让位于资本家，农民只能搞种植业和养殖业，甚至养殖业都不能搞了，如养猪和养奶牛就正在迫使农民逐步退出——公司化养殖。这样的农业现代化，结果只能是农民只获得种植业和少量养殖业收入了，农民收入会随着所谓的农业现代发展而下降。从实践上讲，最近一些年，农民收入的增加部分，主要是劳务收入，扣除农民家庭的"农民工"收入，农民收入是下降的，这有国家统计局的权威数据证明。严格来讲，"农民工"是产业工人，其收入是不应该统计在农民收入之中的。那就是说，中央最近几年通过"公司＋农户"——农业现代化、增加农民收入的努力是完全失败的！

　　我党2003年以来，一直致力于"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却在不断扩大。这其实也证明中央最近几年增加农民收入的措施是失效的。

　　没有达到增加农民收入的目标，不是检讨农业现代化——"公司＋农户"模式的弊端，却认为是土地流转不畅，导致农业现代化——"公司＋农化"——资本下乡的步伐太慢。所以，我党10月即将召开的三中全会就是要为"资本下乡"开路。这样的想法，和上个世纪30年代的菲律宾是一样的。

　　菲律宾衰落与日韩和我国台湾崛起

　　从上个世纪30年代开始，菲律宾经历了30年左右的快速发展，被西方人称为"亚洲典范"，现代化水平仅次于日本。在菲律宾快速发展时期，香港、台湾、南北韩的大量劳动力输出到菲律宾就业。

　　但从上个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菲律宾经济衰退、社会动荡、政局不稳，人民生活日趋艰难。今天的菲律宾，有30%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每10个菲律宾人中就有一个背井离乡，总计约800万人在海外打工，仅在香港就有70万接受过高等教育的菲律宾女佣。在菲律宾走向衰落的同时，日韩和我国台湾却迅速发展起来，成为亚洲的新典范。

　　菲律宾的日益衰落和日、韩及我台湾的快速发展，原因也许是非常复杂的，但有一点是非常关键的，那就是在现代化过程中，怎样对待农民、农村和农业。在学界，很多人都在研究中国"拉美化"的问题，却很少有人将菲律宾和日、韩及我国台湾进行比较研究，从中得出有益于中国现代化的启示。

　　在人口密集、农民占多数、人均资源少的国家实现现代化，到底该走什么道路？中国是该学欧美？日本？还是菲律宾？这是需要讨论的重要话题。

　　菲律宾与日韩台：不同的农业现代化道路，不同的结局

　　1898年美国从西班牙手中接管菲律宾。在美国的影响下，菲律宾师从美国，在农业和农村现代化道路的选择上，精英阶层坚定认为，农业和农村的现代化必须依靠资本的力量改造小农和农村。

　　在菲律宾政府和知识精英的主导和支持下，西方农业跨国公司和本国资本家控制菲律宾农业和农村的金融保险、土地交易、农产品加工、流通、仓储、生产资料生产和销售、技术服务和基础设施等诸多领域。农民只能从事种植业和养殖业，大量自耕农和佃农在大公司的挤压下破产，被迫失去土地做资本家的农业工人。然而随着技术的进步，农业资本家和地主所需要的农业工人越来越少，大量的失地和失业农民涌进了城市。

　　但随着韩战的结束和冷战的趋缓，城市的就业岗位增长下降，进城的很多"农民工"找不到工作，失业问题转化成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军人走上政治舞台，政局不稳、社会动荡，经济衰退，反过来失业更加严重，以致恶性循环。菲律宾的劳动力源源不断输出日本、韩国、台湾、香港及世界各地，菲佣成为菲律宾整个国家的"名片"——真是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啊！

　　在菲律宾农业和农村现代化的过程中，实现了五个快速转变：农村问题快速转变成了城市问题，农民问题快速转变成了工人问题，失业问题快速转变成了社会问题，经济社会问题快速转变成了政治问题，国内城乡矛盾快速转变成了国际贸易摩擦。

　　应该说上述五个转变，导致菲律宾社会出现严重两极分化和冲突，政治出现严重腐败和对抗，经济完全受制于国外。基于菲律宾上述情况，很多研究菲律宾的人都认为，农业和农村现代化道路的错误，是导致菲律宾由"亚洲典范"走向"亚洲病夫"的主要原因之一。

　　菲律宾在经历了半个世纪的曲折之后，认识到了本国现代化道路的错误，从上个世纪的60年代中期开始，以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为师，收购土地资本家的土地，分配给无地的农民和流民，这项改革至今还没有结束。这是多大的一个弯路啊！

　　在菲律宾走向衰落的同时，同样是人多地少、且同属美国势力范围的日韩和我国台湾却迅速崛起。当然，菲律宾走向衰落和日、韩及我台湾崛起的原因是复杂的，但日韩及我国台湾选择了和菲律宾完全不同的农业和农村现代化道路——"日本模式"，应该是一个重要原因。

　　"日本模式"不是依靠资本改造和消灭小农，而是在土改的基础上，在限制大资本下乡的同时，扶持小农组织起来——建立以金融合作为核心的综合农协，变传统小农为组织化的现代小农，包括金融保险在内的农村经济都由农民协会主导发展，农民不仅分享种植业、养殖业的收益，几乎分享了农村金融保险、加工、流通储藏、市场资料生产供应、技术服务、农产品超市和土地"农转非"等诸多方面的绝大部分收益。

　　日韩和我国台湾限制大资本下乡，大约经历了数十年甚至百年的时间，有限制地准许大资本下乡是在农业和农村现代化——"组织化的现代小农"基本实现之后的事情。

　　日韩和我国台湾在农业和农村现代化的过程中，农地转移只许在农民之间进行，没有出现过小农在短期内大量破产的现象；农村劳动力转移更不是被迫的，进城的农民和城市居民都同等享受国民待遇；农民的收入和城市居民收入是基本相当的。

　　日韩和我国台湾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农民逐步减少，但没有出现农民工问题；农村经济比例逐步下降，但没有出现农民贫困问题；城市化、工业化高速发展，但基本没有出现污染和社会两极分化问题。在日韩和我国台湾崛起的过程中，经济繁荣、社会和谐、政局稳定。

　　比较菲律宾和日韩及我国台湾农业和农村现代化道路，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的结论：日韩和我国台湾道路是有效的。并能达成一些共识：

　　首先，人口密度较大的农业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农业和农村现代化道路选择对全局有决定性的作用。如果选择资本消灭小农的道路，农民将被迫非农化，劳动力价格会非常低，虽然有利"吸引外资"，但内需会严重不足，国家经济自主性不强，社会和环境等问题也会非常多，风险是非常高的。如果选择小农合作（组织化）发展道路，农民自主非农化，农民和工人收入会同步增长，内需会随着发展而扩大，经济自主性强，各种风险是可以控制的。

　　其次，农村人口基数较大，减少农民是一个长期过程，农村经济是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要保护农民分享农村经济（金融保险、农产品加工、储藏、流通、生产资料生产供应、技术服务、土地转非和交易等）的收益，而不应该假现代化之名，行抢农民饭碗之实。否则，会出现菲律宾式的"五个转化"。

　　第三，农业和农村现代化的主要力量是农民，不是非农民。最关键是要帮助农民提升能力或保护农民或组织农民或武装农民头脑或增强农民经济实力，而不是靠资本家救农民或带农民。指望资本家救小农是靠不住的。

　　第四，金融在现代经济发展中具有核心作用。如果日韩和我国台湾的综合农协没有"农信部"，综合农协就没有生命力；农民的金融自主权，还是实现和保护农民土地产权的基础。保护农民首要保护农民的金融自主权。日韩和我国台湾用了数十年、甚至近百年时间保护农民的合作金融，限制私人资本下乡办银行。如台湾乡村出现私人银行只是近10年左右的事情。

　　中国农业和农村究竟该走什么样的现代化道路

　　亚洲的发展中国家都有同样的特点——人口基数大，人均资源少。依靠资本改造小农和农村，是难以走通的道路。中国主流话语是从欧美留学归国人员创造的，和30 -40年代的菲律宾话语十分相似，这样的话语50-60年代在我国台湾也出现过，但台湾及时发现了问题，及时阻止和纠正了错误政策，选择了"日本模式"。

　　笔者认为中国错误的农业和农村现代化政策已经产生了严重的后果。

　　首先，第一个后果是：小农依赖农民工工资维持小农家庭经营，如果长期这样下去，农民工在城市安居乐业就不可能，减少农民也不可能，城市化就会彻底失败；如果没有农民工工资维持小农家庭经营，小农就会大面积破产，"五个转变"就不可避免。中国高速发展30年了，农民人数并没有减少，小农也没有现代化，农村也没有现代化。这样下去，中国的现代化是不可能实现的。

　　第二个后果：中国农村经济占GDP总量的12％弱，其中种植业和养殖业大约占5％左右，只有这5％是农民的，其余都被非农民占有了。5％的GDP，要养活60％多的人口，是不可能的。两极分化是必然的，全面小康是不可能的。

　　后果之三：中国农民正在失去国内和国外"两个市场"，国内的土地密集型农产品市场正在逐步被跨国农业集团占领；国外的劳动密集型农产品市场正在被进入中国的日韩等"高科技农业园"抢占。可以预见的是，保护市场和抢占市场的斗争将非常激烈，贸易摩擦将会非常突出，国内问题转化成国际问题将是不可避免的。

　　毫无疑问，中国应该学习的是日韩和我国台湾农业和农村现代化模式，而应该避免走菲律宾失败的老路。因此，我们必须刻不容缓地纠正一系列错误的农业政策：

　　立即纠正"扶持龙头企业带小农"的错误政策，大力扶持农民合作经济和集体经济发展；

　　立即纠正扶持私人资本下乡办银行服务小农的错误政策，归还农民的金融发展权，并优先扶持农民合作金融的发展；

　　立即纠正扶持日韩等农业资本集团在中国建"农业园区"、利用中国廉价土地和劳力生产同质农产品抢占中国传统市场的做法，大力扶持中国农民组织和企业扩大劳动密集型农产品在日韩和欧洲市场份额；

　　立即纠正鼓励跨国集团并购中国农产品加工企业、帮助外国农产品抢占中国市场的错误政策，大力扶持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和集体经济组织成为农产品加工业的主力军。扶持中国企业并购外国农产品加工企业，帮助中国劳动密集型农产品抢占外国市场，并确保不丧失参与主要农产品的定价权；

　　立即废除现在的征地制度，在落实《宪法》规定的"土地农民集体所有"的基础上，保障农民土地所有者地位——让农民拥有分享土地"农转非"资本化收益的权利。

　　作者单位：河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研究中心

　　通讯地址：北京朝外北街篮筹名座E-2-802室（100020）

曹长青:美国经济真的一团糟吗？

　　再有一个多月，美国就将进行总统大选。目前两党都开了全国大会，正式提名了总统和副总统。美国总统大选历来的主要议题，都是外交政策和国内经济这两大块。围绕美国经济，两党更是辩论激烈，也有很多抨击。中国官方媒体最近在评论美国大选和经济时，特意引用了美国一些党派的攻击资料，渲染美国的经济一团糟，由此可潜在衬托出，还是中共"领导有方"，经济强劲增长，由此给中国老百姓洗脑。

　　美国的经济真的是一团糟吗？当然，美国从去年始，出现房屋贷款危机，导致就业市场缩小，截至今年8月，美国的失业率已升至6.1%（去年底是 5.0%）；并有十余家银行倒闭，美国政府最近出手，接管了房利美（Fannie Mae）与房地美（Freddie Mac）两家出现严重金融问题的大银行。

　　但从更大的背景来观察美国，它的整体经济状况，或者说基本底座，并没有发生重大松动，并有强劲复苏的潜力。

　　美国民间研究机构"政策研究中心"（CPS）研究员、曾在"世界银行"担任顾问的经济学家马斯登（Keith Marsden）九月初在《华尔街日报》发表的题为"布什总统有很好的经济记录"一文，提供了很多统计数字，由此可更清楚地看到美国经济的整体面貌。这些数字不是来自执政的共和党政府，而是来自像国际货币基金（IMF），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OECD），世界银行，世界项目评比（ICP）以及美国统计局（USCB）等权威机构。

　　●美国经济实力比八年前增19%

　　根据这些机构的统计，美国经济从2000年以来的增长，超过世界上任何其它工业国家，国际货币基金的报告说，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GDP）从 2001年到2008年的平均年增长率是 2.2%，自8年前克林顿政府结束至今，美国的经济实力增加了19%.而在这个期间，法国只是增加了14%，日本是13%，意大利和德国都是8%.

　　当然，北京官方媒体会强调，中国过去开放改革的30年，平均经济增长率达到9%以上。但在没有新闻和言论自由的中国，这种统计数字有多大水分，没有人可以挑战。美国匹兹堡大学经济学教授罗斯基（Thomas Rawski）认为，中国实际的经济增长率和这个统计有很大距离。但中国过去20多年经济增长幅度比较大，是个事实。不仅中国，被称为亚洲经济四小龙的南韩、台湾等等，当年的经济增长速度和比例都是如此。现在，连印度的年度经济增长率，过去8年，都保持在6%以上。但和美国经济相比，这些国家的距离仍相差很大。

　　看一个国家的经济，主要是两点，一是整体规模，二是人均收入和消费能力。2008年度，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GDP）将在3万亿美元之内，美国将突破13万亿美元。这和美国、中国的人口数量恰巧形成反比：美国3亿人口，中国13亿。美国人口不到中国的四分之一，但国民生产总值却是中国的四倍以上。

　　●美国人均收入是中国18倍

　　比整体国力更重要的是国民收入。一个国家最重要的不是"国富"，而关键在于是不是"民强"，即人民生活是不是有质量、富有。根据"世界银行"各国发展指数的"世界评比项目"的最新报告，美国的人均收入在2007年已达到45，594美元，远高于法国（40，782）、德国（39，650）、意大利（35，386）、日本（34，023）。台湾排全球第26名，是16，274美元。中国排第104名，是2，460美元。

　　"世界评比项目"对全球146个国家的研究统计，2005年，美国的人均消费（公民和非法移民都算上）是32，045美元，全世界排名第二，仅排在欧洲小国卢森堡（该国人口不到50万，面积不到台湾的十分之一）之后，远超过英国（25，155美元）、加拿大（23，526美元）、法国（23，027美元）、德国（21，742）。而中国的人均消费，根据这个报告，只有1，751美元。

　　根据最乐观的预测，到2015年时，中国的城市家庭的年消费能力可能达到一万美元，大约是今天的美国家庭的四分之一。届时中国的整体大众消费能力增至9910亿美元，约相当于美国的18%.

　　●大众消费占美国经济三分之二

　　美国虽然目前处于失业率攀高的状态，但美国的就业人口比例，按照国际标准，仍是相当高的。根据《经济合作和发展》的报告，美国的就业人口（16岁到66岁）在2006年占71.7%，高于欧洲欧元区国家平均值5个百分点。美国的失业率从2001年到2007年，平均为4.7%.而在之前的克林顿执政的八年中，平均是5.2%.美国的失业率远低于欧元区国家平均值的8.3%（从2001至2007）。

　　美国虽然因为打阿富汗和伊拉克两场战争，并至今仍要维持很大的军力和开销，但美国的军费开支和九十年代相比，并没有很大增加。例如，1995年美国军费开支占国民生产总值（GDP）的3.8%，2006年则仅增长到占GDP的4.1%.和在二战（占37-38%）、韩战（13-14%）、越战（7 -9%）期间相比，比例还是很低的。

　　美国经济的一个很显著的特点是，它主要依靠"内需"，大众消费占美国经济的三分之二以上。而中国正相反，过去30年来的经济增长，出口占相当大的比例。美国主要依赖自己内部的市场，而中国主要靠世界，所以一旦有国际性经济危机，中国就会首当其冲，受到重大影响。

　　●民主国家财富藏于民

　　中共媒体总是渲染美国政府有多大的财政赤字，而中国的外汇存底是世界第一等等。但美国向来不是那种小地主，把钱都攒起来炫耀，而是投资、用钱滚钱。而且更明显的一个现象是，在民主国家，都是财富藏于民，政府反而经常赤字运作。像美国，根据最新统计，截至2006年，有114万人的个人财富达到 500万美元之上。拥有100万美元资产以上的美国家庭，已增加到930万户。而这些富有的美国家庭，除了继承财产的，都是靠自我奋斗、依靠自己的能力创造了财富。而中国的巨富、暴发户，相当一大部分是在没有真正市场经济的不平等竞争中获得的，更有很多是靠官商勾结巧取豪夺的。

　　最近世界银行发表的最新《2009年商业》（Doing Business 2009）年度经济改革、经商自由度评比报告（对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进行年度追踪观察和统计，从去年6月到今年6月），结果，美国领先所有其它工业大国，排第二名（第一是新加坡），后面依序是香港、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中国从去年的排名第90，升至第83名。

　　● "美国溜向社会主义"

　　美国经济现在处于不景气状态，主要由于房屋贷款出现问题。近年由于美国房价上涨，有些人抱着投机心理，抢购房子、囤货居奇，想发横财；贷款银行也因投机（和商业竞争）心理，没有严格把关，随意贷款；房建商则猛盖房子。最后房子过剩，抢购的房子卖不出去，银行贷款当然就还不上，造成金融危机。

　　但美国政府没有让"市场"自行调节，即没让那些随意贷款的投机者承担自己的责任，也没让乱贷款的银行倒闭，反而由政府大手笔出资，接管了两家出问题的大银行。这像是有人赌博输了钱，政府出面补偿。共和党总统和副总统提名人麦凯恩和佩林在《华尔街日报》合写文章说，两家房贷银行被政府接管，只此一次，下不为例。但11月初的美国大选，不管哪个党的候选人进了白宫，其经济政策都可能走向这种政府统揽经济的方向，只不过民主党的奥巴马是"跑步"，共和党的麦凯恩是"走步"，速度不同而已。

　　二千年美国总统大选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被称为市场经济学泰斗的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说：无论哪个党胜选，"美国都会溜向社会主义"，区别只不过是，共和党可能溜得慢点，民主党可能溜得快一点。如果弗里德曼还健在，对这次大选，可能还会做出这种预测。这种不走充分的市场经济、热衷政府干预的"溜向社会主义"政策，才是美国经济的真正"隐患"。

　　原载台湾《看》半月刊2008年9月第21期

陶达士:毒奶事件与中国环境危机三定律

　　［宪法］第35条长期被践踏，是中国一切灾难的根源；长期以来，没有民办的报刊、电台、电视台和出版社，人民无法自由充分地批评政府的错误和腐败倾向；受害者(包括潜在的)也无法组织起来追查根源和索取赔偿；不管人民感受到问题多么严重，也很难以举行示威游行的方式表达出来；没有民选的议员和法定反对党为人民专业地清理腐败的疑点，老百姓遭了难只得独自艰难地上告上访受尽煎熬，……于是给腐败分子和黑心厂主创造了为所欲为的乐园般的环境，无论是破坏环境和生态，还是伤害人民的健康都不担心会受到惩罚.

　　从反右-大跃进-大饥荒，到十年文革浩劫，从植树治理沙漠50年的失败，到土地盐碱化(1958年的引黄灌溉的失败，西北耕地盐碱化严重，2005年宁夏红寺堡移民开发区的困境)，甘肃民勤县的生态崩溃，七大水系的污染加重，10年600亿淮河污染治理的失败，10年47亿滇池污染治理的失败，25年100亿太湖污染治理的失败， 不断增加着的癌症村，SARS曾长驱直入，奥美定-郑筱萸祸害百姓十多年，禽流感和猪蓝耳病的防治延误，2007年的"临沂怪病"发展成为现在的手足口病疫情，气象局对拉尼娜雪灾预报的去向不明， 中国地球物理学会天灾预测委员会与耿庆国先生的地震前预报也是下落不明，粮库造假愈演愈烈，假种粮大户，耕地面积缩小，汉芯骗局，造林骗局，养蚂蚁骗局，影响子工程.假渗灌工程，豆腐渣学校，接踵而来，步步逼近威胁人民的生命和健康；在2004年发生的大头娃奶粉事件之后，现在又发生了震撼全国的毒奶事件，腐败的政府官员连百姓婴儿的生命都难以保证，向世界展现了专制制度的毒蛇本质.

　　落后的专制制度就是中国60年来人为灾祸不断民怨沸腾的根本原因.

　　考察60年来的大小灾难，我发现了威胁我们未来的一条可怕的规律：[中国环境危机三定律](第十版)，请大家仔细研究是否真确：

　　定律1 专制制度产生封闭的信息环境，使虚假信息趋向增多.

　　定律2 专制制度产生政治僵化，使官僚层趋向腐败和惰性.

　　定律3 专制制度造成社会的信任紊乱，使人民治理环境与生态危机的努力失败，全过程经过五个阶段：在闭门造车中决策，在自我吹嘘中偏离，在压制批评中恶化，在人民遭殃中爆发，最后直奔崩溃.

　　[信息核实论]认为：文明的演进有人们信息核实愿望的推动；与工业化相配套，应运而生了现代民主制度，其以下10项设置所形成的高效信息核实系统提供了解决问题的成功经验.

　　1 民选专职议员

　　2 独立的司法部门

　　3 民选行政长官

　　4 法定反对党

　　5 透明开放的政治程序

　　6 积极活跃的公民团体

　　7 自由的学术界

　　8 民办开放的媒体

　　9 大量的民意调查

　　10 中小学的公民课教育

　　现代民主制度不仅仅是一种权力配置的新形式，实际上它还是一个多层次制度化公开辩论的体系，它有众多的论坛以公职竞选和各种荣誉为奖品，以思想竞争为看点，以信息反复交叉核实为目的；用信息滋养人民，用权利保护人民，用选票激发人民的公民责任感，使政府内部的争论变成透明的公共话题，公职人员必须随时面对人民的提问，记录在案且可以公开查阅；依靠人民的力量来时时监督政府清除腐败，依靠全体人民的智慧和力量来推进社会的进步，创造了一个正义占上风优胜劣汰的道德环境；因此几百年来创造了物质和精神的不断进步和巨大成就。

　　100年前由孙中山一代引入中国，近年在台湾已经取得全面成功.随着两岸人民交往的增多，大陆民众将逐渐认清：台湾之路就是未来中国之路.

　　08-09-21

路平:一项最要紧的“制度建设”

　　今年以来，在股市决堤一泻千里的同时，证监会说得最多的是市场的"制度建设"，似乎股市连连暴跌的原因就是"制度"没有"建设"好。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尔等无知股民目光就是短浅，只知道"大小非"，要政府"救市"，俺堂堂官府衙门，向来高瞻远瞩深谋远虑，岂能凭你区区草民喧哗摆布？

　　一说到"制度建设"，咱草民确实没了方向，实在搞不懂这深奥的"制度"是啥劳什子。查词典，说"制度"就是"政治、经济、文化等等方面要求大家共同遵守的办事规则和行动准则"。照此看来，那股市里要建立的"制度"可多了去了，只要这股市存在一天，不管它是涨是跌，那"制度"就可以永远"建设"个没完。原来如此！咱和证监会确实不在一个层次上。

　　可是细细一看，证监会在今年究竟"建设"了哪些"制度"呢？其效果又如何？"大宗交易平台"可以算个"制度"吧？可"大小非"转了个弯变着法儿又杀回了二级市场。据报载，如某上市公司控股大股东将2500多万股在大宗交易平台一下子脱手转让，接着受让者立马转手在二级市场抛售获利。可见"大宗交易"既是脱裤子放屁多一道手续，又忽悠了股民。另一个所谓的"可交换债券"也不过是如此。这次，修改上市公司"增持"、"回购"细则也总可以算"制度"吧？可再怎么"鼓励"、"支持"，和前不久的要大股东"自锁"一样，响应的也没有超过一百家，那个气度非凡的汇金公司搞来搞去最后不过才买了600万股，"忽悠"的本事真是可以，这些"制度"在实践上根本无法缓解得了扩容压力。

　　如果说"制度建设"比什么都重要，那咱草民看来，眼下就有一项"制度"不知中国证监会是否愿意立即"建设"一下。先举个事例。

　　9月18日，A股市场一片肃杀，股指无量下跌直达1802点，眼看1800大关也厄运难逃。可是下午开盘不久，股市忽然奇迹出现，数十亿乃至百亿神秘资金"果断入场"，瞬间将股指推高近百点收盘。正当人们惊愕不已、疑窦丛生的时候，晚上"三大利好"公布了。第二天，全线涨停，想买都不行；第三天，再次大涨7%以上，令许多股民"后悔莫及"。可明眼人一看便知：这是证监会里有人提前走漏了消息！

　　中国股市自建立以来，这是屡见不鲜的现象。广大二级市场中小投资者虽然对此深恶痛绝，但也无可奈何，以至于十多年来成了司空见惯，到了今天反而连问一问、提一提的念想都没有了，只有自认倒霉的份。整个股市在无奈无助的情况下，只好自嘲地把那些每每能够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人称为"先知先觉"者。人家"先知先觉"、"能掐会算"呀，所以就是"圣人"啦，咱一介草民哪有那个命？

　　"消息不对称"，曾经是各国股市发展途中都面临过的顽症。中国证监会对信息披露也有过一定的"专项治理"，"制度建设"，可那多半是对"下面"的，他从来认为自己是清廉公正、洁身自好的模范。《证券法》第73条规定，"禁止证券交易内幕信息的知情人和非法获取内幕信息的人利用内幕信息从事证券交易活动。"这里的"证券交易内幕信息的知情人"就包括了证监会自己在内。可如今我们见到的事实却是证监会又一次率先成了"信息不对称"的制造者，再次在众目睽睽之下践踏了信息公正披露制度，并且堂而皇之毫无羞耻。其身不正，何以律人？正因为已经久治不愈见怪不怪，正因为连证监会那座"衙门"也会时不时地玩上一把，所以上市公司才敢搞内幕交易，机构和庄家才会有利益输送，股民们才会到处打探"消息"甚至不惜花钱购买"利好"。

　　"走漏消息"确实难以查证，一个电话、一条短信，甚至一个事先约定的暗号，都足以掀起惊天骇地的大浪，股市这个敏感之地尤其如此。《证券法》第202条、第228条里，对包括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工作人员在内的"证券交易内幕信息的知情人"一旦"走漏消息"的违法犯罪行为，也有一定的处罚规则。但是这种问题的严重性在于，"走漏消息"往往是查无实据，查无结果的。他证监会里人人都一口咬定自己没干过，你拿他们怎么办？一个部门里个个否认来个"抱团取暖"，想必是证监会周而复始屡屡扮演带头违反信息披露制度的始作俑者的结症所在。然而，这真的就没治了吗？在已有一百多年历史的证券市场里，人们对此从来就束手无策？否。国外的证券市场管理层早已有非常公正非常有效的制度可以供我们参照和借鉴，郎咸平先生曾经着重推介过的"有罪认定、倒逼质证"法则就是一例。信息披露的"同一时间"，是证券市场"三公"原则的鉴别、衡量标准，为什么在我国股市这么多年下来还是会搞得如此乌烟瘴气呢？

　　所以，口口声声喊着要"制度建设"、"从严治理"的中国证监会在今天的当务之急，就是要立即"建设"一个《证券监督管理部门信息披露违规调查及惩治条例》和《证券市场非法获取内幕信息及交易的调查及惩治条例》。这两个条例的关键之处就是采用"有罪认定、倒逼质证"的惩治原则。即在证监会内部，如果发生"泄密"并产生了后果，那么所有接触、参与重要信息的讨论和决策的部门、人员都首先认定其"有罪"，你必须交待泄密事实，或自己提供无罪证据，或揭发检举。假如你拒不交待，或相互作证"抱团取暖"，或提供不了无罪证据，那么这个部门及所有人员均端掉"饭碗"，开除公职一撸到底并以"犯罪"论处。这个制度当然也包括证监会的行政主官。同样，对例如在9月18日下午大手笔（设定具体数量标准）"逢低进场"的机构和个人，只要他确实买入并达到规定数量的，也一律首先认定其"有罪"，他必须提供足以证明自己的这一行为并非提前得到了"消息"的证据，证明他当天大量买入的行为纯粹是准备长期持有的投资行为。否则即同样以"犯罪"论处，并在经济上罚得他倾家荡产。

　　总之，"严刑峻法"是社会公平和安定的基础，也是股市稳定、健康的长效保证。证监会不仅自身要率先垂范，，而且要一查到底，办有结果；既要对证监会内部的泄密者不依不饶，也要对那些捷足先登的"先知先觉"者严厉打击。如果一个被叫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政府主管部门连自身都"监督"和"管理"不好，自己的行为都约束不了，"没治了"，怎么还好意思拿着包括1亿股民在内的纳税人供养的薪金？如今，你证监会却是整天整月整年在那里以"公正"自居，摆架子玩深沉搞忽悠，把你的言和行作个比较，人们只能对你的"制度建设"下此定论：猪鼻子插葱——装什么"象"！

　　说到这里，咱还是要对证监会问一句：不知这算不算是一项最需要抓紧的"制度建设"呀？因为咱和高屋建瓴的证监会不在一个层次上，说不定他眼珠子一转，另有一番振振有词的"高见"呢。

　　2008年9月29日于上海

席越:做中国人，抵制中国货

　　前两天我收到一个朋友发来的群发EMAIL：抵制韩国，我们的亲人我们的朋友都不要去韩国旅游，不买韩国货。邮件内容是一条文学城的链接：韩国官员说不欢迎中国游客。

　　我收到并且随之转发过很多这类邮件，去年抵制过日本加入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今年到德国国家电视台网站"抵制奥运"的投票中投过反对票；转发过抵制法国家乐福的邮件；签名抗议CNN；抵制过BBC造假新闻……每一次我都热血沸腾，不遗余力，不光发给我的中国朋友，还发给我的那些喜欢中国的外国同事。每一次，我的朋友们总是说：作为海外的华人，我们更加心向祖国。

　　直到收到这封抵制韩国的邮件的时候，我突然有点愤怒，愤怒的是，作为一个中国人，作为心向祖国的我们，到底要抵制多少东西？反日、反韩、反对对奥运不友好的法国，反对一切说中国不好的媒体。我突然想起大家笑话韩国"棒子"，说韩国人看什么好就说成是自己家的，连人家祖宗牌位都要搬回去，我们那些自视清高的中国知识分子管他们叫：极端民族主义。很好，那么我们呢？毕竟比棒子有底气，是谁说咱们不好，谁瞧不起俺们就一棒子打上去，我们人多，在家乐福一站就几百上千人，写封抗议信可以有上百万签名……

　　前一段时间，看美国皮尤研究中心（Pew Global Attitudes Survey）关于中国的数据调查"The Chinese Celebrate Their Roaring Economy， As They Struggle With Its Costs"数据表明，86%的中国人满意中国的发展方向，而美国在这个数据上只有48%，也就是说中国人对自己国家的满意度全球第一，认为自己国家经济良好的满意度也是全球第一。其实，我又何尝不是这接近90%的成员之一？

　　每一次在电梯间里听到那些同事们吹牛般讲述他们在中国的度假经历，甚至每一次听到周围的人讨论中国在加拿大买油砂如何刺激了阿尔伯塔经济的腾飞，我总是心怀自豪。

　　而每一次我听到我的台湾朋友说：我妈妈告诉我不要买超市里的中国柑桔，即使它们很便宜。听到那个在中国生活过几年，声称是第二国籍是"中国人"的加拿大朋友说，如果我准备去亚洲长驻，我会选择新加坡。因为中国没有规范，还不够健康。我总是有些伤心，因为我知道他们说的是实情。

　　甚至作为中国人的自己，我在大学刚毕业的时候每年回家，总是选择乘坐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的飞机，甚至天真的认为自己是在为中国的GDP作贡献。经历了几次极其恶劣的国航服务以后，我从2004年起只选择作加拿大航空公司。当加拿大同事和我聊天，小心翼翼的提到他们不信任国航，只坐加航的时候，我会回答：我也一样，虽然我是中国人。

　　中国出口美国和加拿大的猫粮狗粮毒死了上百只的宠物猫和狗。中国出口美国的大批玩具订单有大批不符合健康标准的小配件和油漆，被退回。中国运输到美国港口的海鲜含有有毒物质……这些新闻有没有真正到达过我们——作为中国人的头脑中？有没有打击过我们的民族自豪感呢？

　　直到三鹿奶粉制造出让人心痛的"结石宝宝"，继而查出多少个奶制品品牌均含有有毒物。最让人不可以理解的是，这些品牌的出口产品居然质量都过关。而像雀巢奶粉这样的国际知名品牌在国外有极好的声誉，在中国的产品也同样含有有害物质呢？难道中国人，就应该比其他的国家的人民享受更劣等的产品？而我们的孩子就应该被慢性投毒？

　　我们总是抗议抵制一切反对我们的外来声音，但我们是否真是在尊重自己？尊重自己的生命，尊重自己孩子的健康，乃至其他人的健康和权益？

　　我听说过100年前，加拿大白人曾用兑了水的工业酒精卖给土著印地安人，因为他们低劣的族群。而这样的故事在今天的中国还在继续，把兑了水的工业酒精卖给自己的同胞。

　　我们的菜农，明明知道泡豆芽的水有毒，但抱着只是把豆芽卖到邻省去的心态，就心安理得地继续投毒。但他们知道市场上的菜有毒，所以从不买来吃，也不吃市场其他菜农的菜，而自己单辟自己菜园。我们的鱼农，会用激素喂养蟹、泥鳅、黄鳝，我们的养猪场场主会给猪喂高致癌的瘦肉精，因为十多年前，香港曾爆发过一轮抵制大陆瘦肉精猪的运动，所以香港人可以吃到安全猪肉，而中国人则继续吃污染谈猪。

　　每个人都有这样的心态，我的菜卖到集市上，卖给别人，但我们不吃，我们的低端产品有毒，但我们自己可以买高端产品或买进口产品。——甲给乙投毒，乙给丙投毒，都以自己的利益至上，卖着有毒的食物，同时共享着着别人卖出的有毒的食物。——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敢这样对待自己对待别人，只有中国人，无论是"大头娃娃"还是"结石宝宝"，都是中国人给中国自己投的毒。

　　在今天，网上有无数的人攻击无良的三鹿奶粉生产厂家，攻击压制新闻的政府，为什么没有人扪心自问，作为中国人，我们难道不是其中的一份子？除了三鹿厂的领导，难道没有其他的技术人员知道奶粉的含有有毒成分？为什么没有一个厂家的工作人员揭发没有人反对？你如果看到有人把有毒的菜买到市场上，把有毒的污染源投入到大江大河里去，你会不会站出来反对？你自己作为一个个体，有没有良心，有没有正义感，不去给"邻省"给和自己"无关的人群"投毒？

　　中国人，我们可以集体游行抗议美国炸毁了我们的领馆，炸死了我们的同胞；可以因为历史的旧恨今天的新怨，砸了日本的小店铺，让日本啤酒下架；可以因为法国对我们奥运火炬的不友善，而集体抵制"家乐福"；可以因为别人对我们言语上的污辱和轻视，集体抗议；

　　我们为什么不因为那些毒害下一代人的奶制品，乃至每天都有可能摄入的有害的食物而集体抵制"中国货"和中国的这种没有社会公德，只知道利益的"有毒的中国心理"呢？

　　为什么没有看到一个人站在中国的某家超市前面，胸前挂一块牌子，上书："抵制中国货"呢？为什么没有看到一个人发起一个万言签名的活动，抵制那些没有社会良心的"中国商人"呢？

　　下一次我会很谨慎的购买中国货，如果价格差距在合理范围内，我一定会购买国外生产的同类产品。同样，假如有外国朋友问我，我一定会告诉他们，你们不要以体验中国文化去小餐馆吃饭，同样，能够不购买中国的生产的食物比如奶制品，熟食就不买。

　　在选择做一个爱国的中国人和一个有正直之心的世界公民之间，你愿意做什么人？ 我会抵制中国货，直到它们符合健康标准。

　　无论现在中国经济发展有多迅速，中国人对自己的国家有多么的自豪，如果每个人都没有公德，没有对他人的生命负责的态度，没有一颗对自己行为审视的正直之心，我们就依然没有起码个人的安全感，没有基本的个人幸福感可言。

　　一个只有"自大"没有"自醒"的民族是个没有光明的民族。在反日，反韩，抵抗家乐福之后，我们最应该抵制的是"中国货"。

冰山兰:地方政府救房市的“高明”与“不高明”

　　尽管中央并没有出台统一的救市举措，各个地方政府已经按捺不住。自6月成都市政府推出十项促进房地产市场发展的措施以来，各地吹起一阵救市风。眼下的市场低迷，是一个供求问题，是因为房价太高造成许多人买不起房，才造成有价无市。在这种情况下，降价才是理性的出路。世界上所有国家都会出现房地产滞销的情况，也会出现房地产商经营不善而倒闭的情况，但没有一个国家会因此出手救房地产市场，而中国则不同，地方政府大呼小叫地出来救房市，让我们来分析一下其中的"高明"与"不高明"之处。

　　"不高明"之处

　　1. 与宏观调控大环境"撞车"

　　2004年以来，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措调控措施，从最早的"国八条""国六条"，到2007年对土地的调控政策和第二套住房贷款政策。随着这些"组合拳"的累积效应开始显现，中国楼市高房价开始出现松动迹象，楼市成交量萎缩，居民持币待购，降没降到位，怎能反而救市？再就是当前国家经济仍有通胀压力，救市与国家当前整个的宏观调控政策也不符。

　　2.与人民的期望不符

　　楼市遇冷，房价下跌，大众期盼已久，政府应是抓住时机搞经济适用房、廉租房建设，满足更多低收入者的住房需求。这样才能缓解目前各地房地产市场存在的刚性需求旺盛的主要矛盾，才能从根本上把房价降下来，为老百姓谋得福利。百姓安居乐业，难道不是政府的执政目标吗？地方政府居然与民意背道而驰，又一次说明非民选政府不会真正为人民负责。

　　市民的反对声音不绝于耳又有何用？

　　3.害了房产行业，并将引火烧身

　　在我国目前的市场经济状况下，房价刚刚步入下降通道，房产市场也正在向理性市场过渡，适度的价格调整，利于挤干楼市泡沫，利于消费者树立理性的房屋消费观。在这样的市场态势下，政府只要不再扶持房产企业，只要不出台救市政策，房产行业势必在一段时间调整之后步入健康有序的发展通道。而在这样的市场态势下，地方政府出手救楼市，无疑是再一次将其推向万丈深渊，必将不利于房市步入健康有序的发展通道。土地价格的高低其实在于社会对政府的信心，政府能取悦于民，全心解决民众困难，其实房价即使短暂回跌也会很快回升，甚至不断攀升。前两年中央不断出台政策打压房价，但房价连续攀升就是例子。

　　4.涉嫌违法

　　我国预算法对政府财政支出有着明确的规定，而一些地方政府不通过人大授权直接采取动用财政补贴等措施救楼市，不仅程序上是不合法的，其救市措施本身也有可能违反预算法等一系列法律规定。财政用于社会保障的部分，应该补贴给穷人，而不是补贴给能够买起房的人，一些地方政府财政补贴买房人的实质是剥夺穷人的福利，这是政府职能的严重错位！

　　"高明"之处

　　1.既有政绩，又有实惠

　　地方政府拿纳税人的钱刺激购房需求，让房地产商维持暴利，二者关系不清不白早已世人皆知。更重要的是城市土地使用费是地方政府土地财政的来源，是地方政府GDP的大户，也是地方政府最容易轻易到手的财富，他们肯定不会轻易放弃这块蛋糕。地方政府的眼光是短浅的急功近利的，他们不会考虑以后，那是后任的事情。

　　2. 放走"金丝雀"扣住"麻雀"

　　开发商、地方政府和商业银行是房地产行业的最大利益相关者，以前号称房市铁三角，可见其结盟之深。可以说，房地产市场的兴衰直接触及到铁三角的根本利益，因此维护房地产市场的向上发展也就成了铁三角各方的根本任务。现在我要加入第四者，那就是炒房客。炒房客对房价上升起着润滑剂的作用，是铁三角各方都喜欢的"金丝雀"，但房价下跌到一定空间，炒房客资金断裂就会断供，最终危害的是银行的金融安全。地方政府短暂的延长高房价的期限，就是为了让炒房客抛盘逃走，让普通老百姓接手。中国的普通老百姓是世界上最好的百姓，哪里还能找到这样自立无求、勤劳善良、不争无怨、默然奉献的人民？所以房子到了他们手里，就跟放到大地上一样让人踏实放心。他们只要自己家庭甚至整个家族能供的起，就绝不会断供。

　　房价的下跌政府是阻挡不住的，但目前的政策会放走"金丝雀"扣住"麻雀"。 "金丝雀"飞走后，这只大网被掀开的一角会因"违民意"或其他理由而盖上，"麻雀"们难逃厄运。

傅国涌:后奥运时代——从“鸟巢”外开始

　　奥运会确实装点了北京极权主义的黄昏，世界的目光都被鸟巢吸引，鸟巢之外的中国被暂时忽略了，一场体育盛会发挥了最大的政治极限，此刻，鸟巢就是全部，鸟巢裹胁了整个中国。当然，即使没有这个鸟巢，十几亿人也不过是笼中之鸟，无法展开自己的翅膀。在压倒一切的"盛世盛典"之下，鸟巢之外，一切矛盾似乎都消失了，一切危机似乎都化解了，一夜之间，59年积累起来的层层叠叠的创痛似乎都在大地上蒸发了。然而，奥运会总要结束，世上最奢华的盛典也有落幕时分，奥运之后，中国人走出鸟巢的脚步不会停止，中国人摆脱盛世大梦的日子仍将继续，等待我们的将是长长的"后奥运时代"，无论如何，没有人能够否认，这注定是极权主义在中国的一条下坡路。

　　曾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的学者王元化先生去世前不久曾接受《经济观察报》记者的采访，回答"在改革开放30周年的今天，你认为我们最重要的任务是什么"时，他脱口而出："政治体制改革。"毫无疑问，"后奥运时代"不容回避的中心题目就是政治改革，就是掌握了无限特权的既得利益集团让出部分权力，放弃部分利益，让社会进一步从国家的桎梏下解放出来，每个人的自由和权利得到制度上的确认和保证。这不仅是体制外无权势者的想法，而是所有体制内外良知尚存者的共识，体制内以《炎黄春秋》为代表多年来坚持发出这种声音，已形成一个具有广泛影响的体制内民主派议政集团，他们与民间的类似声音相呼应，构成了中国政治改革的基础，障碍只是因为既得利益者不愿放弃已到手的利益。前些天，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前所长资中筠女士对记者说，"现在一般民众批评最多的有两个问题：一个是贫富悬殊，一个是腐败。但这两个问题的产生还在于公权力的滥用，造成社会的不公，而不是由市场经济造成的。""现在的改革应该让那些既得利益者做出牺牲，做出让步。"这是"后奥运时代"必须面对的首当其冲的问题。

　　既得利益集团希望长久地保持现状，只能是一枕黄粱美梦，终久要破灭的，实际上，这样的梦他们恐怕也很少做了，只是不愿意放弃眼前已经到手的特殊利益罢了。奥运会装饰起来的盛世毕竟是虚幻的，从有权势者纷纷将子女变换国籍，手持异国护照、绿卡，我们也不难察觉，在当今中国呼风唤雨、脑满肠肥的集团对未来并没有什么信心，他们的内心也是很惶惶不安，虚弱无力，并不指望长久的可持续的统治，并没有把眼前的好时光看作是子子孙孙的万世之业，而是捞得一把是一把，过得一天是一天，贪婪无耻而没有预期。

　　有人把眼下的中国称为"后极权主义时期"，这当然不是极权主义之后的一个阶段，而是极权主义的后期阶段，或者说极权主义的下坡路，表面看起来虽然极权的爪牙依然锋利，镇制的功能仍很有力，但骨子里已是强弩之末，只要人们敢于挑战它，它立马就会现出原形，瓮安事件、杨佳事件都是小小的证明。尽管我们不赞同以激烈的暴力手段来推动社会变革，我们却可以看到，后极权不过是纸糊的巨人，貌似强大罢了。

　　"后奥运时代"，特权阶层最终是否接受对话而不是对抗的方式，双赢、多赢而不是一家通吃的思路，参与完成和平的社会转型，还是继续以一个拖字诀，死硬到底，不见棺材不落泪，骄横地拒绝一切对话，任凭多少公开信的呼吁，任凭多少上访、维权者的眼泪和呐喊，一概不予理会，长此下去，类似瓮安那样的激烈社会事件将层出不穷，到处是干柴遇烈火，一直等到"天街踏尽公卿骨"的历史大戏重演，才被迫承认现实。这是横亘在中国今天最大的问号之一。

　　可惜，对于无权无势的普通中国人来说，在现存体制框架内解决问题的努力至少已持续了三十多年，然而到目前为止，我们还看不到任何良性的希望。既得利益集团不相信历史有自己的脉络、走向，不相信兴亡有道，一句话，他们不相信自己的限度，不相信世上有什么力量能解除他们的武装，他们自以为凌驾万物苍生之上，可以轻而易举玩弄整个世界于股掌之上，连欧美那些大国也奈何不了他们。"后奥运时代"，历史的大幕将徐徐拉开，我们将迎来一个有希望的"对话时代"，还是一步步陷入毁灭，历史正面临抉择，那些掌握着权力并利用权力最大限度地为自己和家属取得了资源的人们如何选择？那些在三十年来尤其是十几年来新一轮的改革开放中受益的人们如何选择？说到底，他们的选择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社会走向的性质，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良性的走向就是逐步迈入一个"对话时代"，通过对话走向自治和普选，这意味着既得利益者要放弃部分的既得利益，也就是说，他们要懂得有所舍弃，不能贪得无厌，这不是谁在乞求他们，而是他们必须这么选择。至于恶性的走向中国历史上的例子已经太多，恶性循环的教训已经太沉重。

　　当然，还有另外一种恶性的可能性，作家吴洪森先生的预言也许不是危言耸听："贫富日益悬殊，看不到政府有解决这个问题的诚意。人民大众依然被剥夺对政治事务的参与权利。这两点都已经为东方希特勒的出现做好准备了，一旦经济危机来临，大面积失业人口出现，中国式的希特勒就会脱颖而出。我估计时间是2015-2018之间，和德国希特勒的出现几乎刚好一百年。"对于全民族来说，这是一个极为可怕的、毁灭性的结果，一场玉石俱焚的灭顶之灾，这种结果对于既得利益集团也绝对不是福音。

　　什么是今天中国最大的矛盾？简而言之，那是既得利益集团无限地攫取一切资源的欲望与普通中国人生存困境之间的巨大落差，是既得利益集团利用一切手段压制普通人追求自由、生命、幸福的愿望，压制他们维护自身权利的矛盾。"后奥运时代"的中心就是自由、自主、自治，就是公平、公正、公开，要保障这些价值就必须实行政治制度上的变革，也就是确立民主制。只要有一点常识，就不会否认，自由是人类的本能追求，是人的天性，中国的现行宪法也规定公民应该享受的许多自由，哪怕写在纸上，并不当真。没有自由，人不过是他人的奴隶，没有自主，更不会有自治。像中国这些的超大型国家，没有自治（从行业自治到地方自治），就只能是专制，只能是不可遏止的腐败。民主制不仅是腐败的天敌，也是保证一个社会公平、公正、公开的屏障，是平衡各种社会矛盾的机制。民主从来都不是万能灵药，不是包医百病，在民主制下面同样会有许多问题，但是民主制具有自我纠错、自我更新、自我完善的功能，在民主制之下权力可以得到制约，迄今为止人类还没有找到比民主制更好的政治安排，即使拒绝民主制的理由有一万条，也颠仆不了这些简明的道理。

　　2008年8月24日，鸟巢的幕帷即将降下，等待我们的将是怎样一个"后奥运时代"，同时也取决于我们每个中国人，包括无权无势者的心态、选择都不是毫无影响的，我们能不能坚信已被人类一再证明的自由价值，坚韧地走和平推动社会变革的道路，不急噪，不冒动，不回避，也不放弃，借助网络在内的一切渠道，最大限度地保持对现存体制的批判，不断加大对既得利益集团的压力，一步步迫使他们作出让步，才有可能避免那些恶性结果，我们的翅膀才有可能在鸟巢外面展开，我们的民族才有可能最终飞起来，一个属于我们每个人的"后奥运时代"才有可能到来。

　　2008年8月23日

宕子:麻将并非天生就是赌具

　　9月12日《现代快报》载，江苏一幼儿园认为麻将有助于幼儿的教育和智力开发，把麻将带进教室当作教具，部分家长觉得不能接受，觉得孩子这么小怎么能去沾这个东西呢？昆山市教育局基础教育科负责幼儿园教育管理的负责人则表示，麻将"一看就是赌博的工具"，让幼儿认识可能会产生不好的影响。

　　部分家长怕小孩长大后养成赌博的恶习，不能接受幼儿园以麻将代积木，这一担忧确实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家长们的担忧却用错了地方——其实这是一种"以'大人'之心度'小人'之腹"的"成人本位"的思想在做怪。因为，儿童的思维与成人不一样，儿童观察世界的方式也与成人大不相同。在成人的眼里，麻将确实是不折不扣的赌具；可在儿童看来，不过是写了字的积木罢了。中国的儿童教育最大的误区恰恰也正在于这种"成人本位"。何况，如果不是受不良外界环境的影响，儿童的心中绝对不会自发地产生"赌博"的概念，更不用说用麻将来赌博了。如果儿童长大后成了赌徒，其原因肯定不是小时候在幼儿园把麻将当成积木玩的经历引发的，而是从他或她生活于其中的不良的社会环境——尤其是家庭环境——中习得的。

　　至于那位负责人所说的麻将"一看就是赌博的工具"，则简直令人笑掉大牙。这位仁兄真是"太有才了"，自打娘胎里出来后，居然第一眼看到麻将就知道那是用来赌博的。不可否认，麻将可以用来赌博，但却非天生就是赌具。麻将承载着什么样的社会功能并不取决于它本身，而是由它所处的社会语境决定的。对儿童，它可以是积木或益智工具；对部分人，它是可以令人走入魔道的赌具；而对另一部分人，它则只是娱乐、消遣、交际甚至健身的工具——少帅张学良就嗜好 "国牌"麻将，但他打牌不是为了赌博，而是为了防止老年痴呆症。西谚云，"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同样，一千个人心中也有一千种对麻将的看法，甚至他们也可以开发出麻将的一千种用法来。如果因为麻将可以用来赌博就说它"一看就是赌博的工具"，那么，将来可以用来做爱，可儿童现在只是用来拉尿的"小鸡鸡"是否"一看就是淫乱的工具"呢？显然，这是非常荒谬的。

　　其实，作为一种博弈类的游戏，麻将与象棋、围棋等不但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而且与儿童的天性也是内在相通的。就算真正学会玩麻将，也不见得有什么不好。因为，几乎所有的游戏都可以用来赌博，而所有的赌博也都有游戏的影子——游戏与赌博的区别只是在于是否有彩头，只要有彩头，儿童经常玩的"石头剪子布"也可以成为赌博——游戏是否变成、异化成或堕落成赌博取决于当时的社会语境。

　　此外，教育并不仅仅是学校的事儿——作为社会的板块之一，学校只占据了很小的一个部分，这个小板块之外的大环境对儿童的影响往往更大。因此，希望自己的小孩长大后不要沦落为赌徒，与其对幼儿园把麻将当积木表示担忧，倒不如从自身做起，给儿童营造一种不利于赌博这种恶习生长的社会环境。否则，就算儿童在幼儿园里没有学会认麻将，以后做赌徒的机会仍然是一大把——那些走向堕落的赌徒们有几个是在幼儿园里学会赌博的？

　　作者邮箱：zxylihui(at)163.com ， 作者博客：http://lihuidzdevil.tianyablog.com

阮思余:市场经济的限度

　　——兼评《大转型》

　　摘要：市场经济有其内在的界限。这些界限主要表现在：政治界限，分配界限，社会界限，伦理界限，生态界限，法治界限。要化解和消弭市场经济的这些界限，就必须将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公平正义、可持续发展、伦理道德、生态文明、法治文明等有机链接起来。

　　市场经济业已成为我们经济生活的主要体制样式，也逐渐形成了其独具特色的运作逻辑。在《大转型》一书中，卡尔？波兰尼对市场经济及其运作逻辑做了非常精到的概括。市场经济是指一种在市场独自控制、调节和指导下的经济体系；商品生产和分配的秩序，则托付给这一自我调节的机制。这种经济制度来自于这样的期望，即人类的行为方式是以实现最大的金钱收益为导向的。自我调节意味着，所有产品都是为了在市场上销售，所有收入都来自这种销售。市场体系最令人吃惊的特性在于，一旦它被建立起来，人们就必须允许它在没有外界干预的情况下运行。？？？质言之，市场经济就是一种没有、也不需要外界干预、完全依赖自我调节，以实现收益最大化的经济体制。

　　自从市场经济发生以来，其相关的争议就从未停止过。易言之，对市场经济的批判是一个持续的过程。从早期的社会主义者到马克思、乔姆斯基都持有一致的观点。阿尔诺？比特认为，市场经济不可避免地引向人剥削人、社会财富集中和个性疯狂。他认为，这不是"经济"，即通过改造大自然满足人类的基本需要，而是亚里士多德称之为"金钱经济"的东西：把经济从一种服务于社会（城邦）的子体系，蜕变为以牺牲大多数人的利益为代价、牟取利润的机器。？？？本文主要讨论市场经济的限度。论证思路是从市场经济导致大众贫困这一现象入手，进而就市场经济的界限的主要表现做一个整体性的阐释。据此，有针对性地提出破解市场经济局限性的相应思路。

　　一、大众贫困导致市场经济的困局

　　无论是对市场经济的反思，还是对资本主义发展历程的重新评价，我们都会注意到有这样一种观点，即市场经济不可避免地将导致大众贫困。这一点对于我们刚刚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中国来说，无论如何，都有一些可资借鉴或者说警戒意义。因为无论是我们对于市场经济的知识储存，还是对于市场经济的宏观驾驭，我们都还相当有限，是处于真正的"处级阶段"。

　　1995年，克劳斯？科赫在其《市场的贪欲——国家在世界经济竞争中的无奈》一书中对于西欧人对未来的憧憬有六个方面的期待：第一，一部分能够而又愿意工作的公民一直没有自己的职业工作。对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来说，这种状况在他们适龄就业时期将不会改变。第二，各国的富裕程度还能够维持很长一段时间并保持目前的范围，但只向社会的少数成员分配。不能再指望实现能使大幅度的失业人口减少。第三，维持这种富裕程度让大部分人工作，共同养活少数不能工作的人，给高收入或最高收入者特权化。所谓的收入剪刀差仍像20世纪80年代一样继续保持，以致大多数劳动者的实际工资逐渐下降，贫困人口的增长趋势没有丝毫改变。第四，各国劳动社会日益受到世界市场竞争条件的制约，逐渐分化，并且裂缝越来越大。第五，完全靠国家养活的贫困人口的构成不会有太大的改变。这种构成还在从各个不同的方面吸收新的成分，因而被认为是劳动社会的必要条件。第六，上个世纪工业社会的劳动公民所经历的三个社会年龄段不再决定一大部分人，甚至可能是绝大多数人的一般生活水平。在受国家保护的家庭中的青年时代和受教育时期、职业劳动和社会活动时期、最后退休晚年时期——工业社会的这三个生活年龄段对于许多人来说将被打破。首先为了国家劳动市场政策的目的，退休年龄将越来越实用主义化。？？？

　　这就是科赫所总结的西欧人眼中的市场经济造成劳动人口失业的恶果。科赫进而总结道，"越是让市场自由发展，市场就越是不可避免地成为破坏和瓦解民族社会一体化的罪魁祸首。如果说市场在过去的几十年内依靠强大的福利国家成功地消除了阶级冲突，那么，今天它正在制造新的分化。"？？？典型表现就是贫富悬殊和收入分化的加剧。历史惊人的相似一幕在于，这一现象不仅仅在市场经济相对完善的发达国家存在，而且在刚刚步入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家亦普遍存在。

　　在1999年出版的《资本主义黑皮书——自由市场经济的终曲》一书中，罗伯特？库尔茨对于市场经济造成大众贫困这一事实予以了无情的鞭笞。在"现代化与大众贫困"一章中，库尔茨首先批驳了"市场经济从根本上促进了社会富裕程度的提高"这一传奇故事。如果依照这一逻辑，人类在进入现代市场经济之前必定是在饥寒交迫中挣扎，问题恰恰在于，绝大多数人的生活经历恰好与此相反。"尽管资本主义无疑增添了各种生产力的科学性并极大地加速了它们的发展，但奇怪的是，社会富裕程度的增加始终是间歇式的，并且仅仅局限于某些社会阶层以及世界上的某些地区。其原因在于，资本主义是一场残酷的优胜劣汰的游戏。其残酷性体现在：每一个社会意义上乃至生理意义上的人都无法逃避这场游戏，而这场游戏又从一开始就注定了输家多于赢家的这个结局。"？？？

　　市场经济的历史经验就是，少数人发家致富而大部分人却艰难度日；贫富分化差距日益扩大。"一方面，少数人不知廉耻地聚敛财富；另一方面，广大民众日渐贫困。在这种情况下，以统计学中的平均值作为衡量社会富裕程度的标准，无异于给社会现实一记响亮的耳光。"？？？关于这一点的批判特别在左派表现得非常明显。"在那里，富人愈来愈富。确切地说，在美国，在最近十年里，百分之二十的富人的收入增加了百分之六十二，同期百分之二十最贫困人口的收入下降了百分之十四。这表明工业化国家里的两极分化正义同工业化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两极分化一样的速度进行着。""如果说经济的使命是通过合理组织劳动来满足人们的基本需求，我们就可以确认，我们的经济制度并没有完成它的任务。也不存在将来它能够完成这一任务的任何希望，因为它是建立在使富人愈富、穷人愈穷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上的。""要对穷国日益加剧的贫困和饥饿这一过失负责的，既不是日益增长的人口，也不是大自然或人类，而是我们的经济制度——市场经济。"？？？左派对市场经济的刻薄、谩骂，直接将贫困、饥饿、两极分化等诸多不公正的社会现象归之于市场经济，这也无异于给市场经济的鼓吹者一记响亮的耳光。

　　据此，库尔茨得出结论，"任何对历史基本属实的总结分析都会断然否认市场经济从根本上'提高社会富裕程度'的作用"。？？？这一点，无论是从生活水准、闲暇时间还是从大多数人的健康幸福来说，我们都可以下此断论。事实上，在1944年出版的《大转型》一书中，卡尔？波兰尼也重申，圈地运动一直被恰当地视为是一场富人对穷人的革命：封建领主和贵族掠夺穷人的财富，推倒穷人的房子。总之，无论是从市场经济将导致大量人口失业，还是从市场经济的两极分化效应来看，完全自我调节的市场经济，其必然结局就是大众贫困。或者说，对于大众而言，在一个自我调节的市场体制之中，其命运总是趋于贫困与日益恶化状态。

　　二、市场经济的界限面面观

　　如果说，我们前面讨论的是市场经济必然导致大众贫困的话，即市场经济在分配上的问题，那么，我们可以由此出发质疑，市场经济既然不是完美无缺的，它势必还有诸多缺陷。除此之外，市场经济尚有哪些局限性？

　　波兰尼在论述市场经济的兴衰时，特别论及了两种相互抵触的趋势：一是市场的无限自由扩张，一是社会针锋相对的限制。前者旨在建立自我调节的市场，依赖的是贸易阶层的支持并且主要使用自由放任与自由贸易作为它的方法；后者旨在保护人类和自然以及生产组织，依赖的是那些最直接受到来自市场的有害行为影响的人——主要、但并不仅限于工人阶级和地主阶级——的各不相同的支持，使用保护性立法、限制性协会和其它干预的手段作为它的方法。因为任由前者的无情肆虐，其对后者的破坏性将是无可估量。正如罗伯特？欧文的天才洞察：如果人们任由市场经济按照它自身的规律发展，势必产生巨大而永久的灾难。？？？简言之，正是因为市场经济有其内在的局限性，所以社会就必须发挥其抗衡市场经济的正面作用。波兰尼在这里还只是提到了一个市场与社会的必然对抗情况。如果我们跳出这一"市场－社会"的二元分析模式，进一步追问，市场经济到底有哪些局限性？或者说，市场经济的界限在哪里？具体而言，市场经济的界限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市场经济的政治界限。尽管政治民主可以保护和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但是市场与民主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必然的联系。希特勒和皮诺切特都积极实行市场经济，但他们在政治上却是独裁者。此外，虽然市场经济与资本的所有制形式无关，但是任何资本主义国家都不会让外国资本完全控制本国对国民经济具有重大意义的部门和相关领域。因为这些都是由政治所决定的市场界限。就世界市场的贸易来看，产品和服务不是按照其本身的价值，而是按照其价格进行交换。20世纪60年代以来，这些价格一直以有利于工业化国家的趋势不断下跌。简言之，政治殖民主义终结以来，价格控制已然成为剥削发展中国家和落后国家的重要杠杆之一。

　　二是市场经济的分配界限。市场本身并不能保证公平合理的分配，这一点已经成为我们的常识。在少数群体和个人追逐高利润、高收益与大多数人的普遍贫困因而要求公平分配之间势必存在着难以化解的矛盾。其实，如前所述，这一点也是市场经济的政治界限所必然导致的。它既表现在工业化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和落后国家之间，又表现在一国之内的不同利益群体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的矛盾。特别是如果少数群体和少数人获得权力的支持，或者与当权者相勾结，形成一种勾结型权力体制或者勾结型国家，这种分配机制就会以合法的形式固定下来。进而强化这种不公正的分配机制。

　　三是市场经济的社会界限。投资者关心的是永恒不变的收益和回报。而这些大多具有短期性。对于长期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他们没有太多的兴趣和热情。因此，大凡投资大、利润少、风险大的长期发展项目，都必须由国家和政府来承担或组织。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面还在于，这种短期的、见效快的、收益高的投资和建设会损害社会上的多数人、或者底层群众的权益。比如，通过低工资、高强度的劳动残酷剥削劳动者。其更为祸害的在于，它会损害人们对市场经济本身的态度与认知，损害人们对社会的积极的价值观的判断与形成，从而形成一种扭曲的价值判断与认知模式。

　　四是市场经济的伦理界限。在市场经济追求收益和利润与伦理、道德的要求和底线之间，总是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矛盾和冲突。这时候是伦理道德原则高于市场经济原则，还是相反，也总是存在着形形色色的矛盾和冲突。特别是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之下，个人的权益意识高涨，伦理道德在个体权益、经济效益等之下显得苍白无力。甚而在一些情形之下，伦理道德，哪怕是底线的伦理道德，已然成为一些人可以公然挑衅的对象。甚至不惜借助大众传媒大肆炒作。这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伦理道德的悲哀还是市场经济本身的悲哀？市场经济需要什么样的伦理道德？它本身能够为伦理道德担当什么？如何把握市场经济的伦理界限？这些问题都是发展市场经济所必然要正视的重要课题。

　　五是市场经济的生态界限。市场经济追求效益的原则势必造成对生态环境的干扰与破坏，这时候是坚持市场经济原则高于生态原则还是生态原则高于市场经济原则，也存在着相当的争议。正如卡尔？波兰尼所指出的，"各种观点和派别的作家、保守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资本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总是把工业革命之下的社会环境称为人类堕落的真正深渊。"？？？？因为，水和空气被污染了，森林被过度开采所毁灭，草原和沙漠正在扩展，气候失去平衡，每天几乎有一百种动物和植物灭绝。从现在起，我们的非等值经济，连同唯利是图、贪得无厌的市场经济，正在成倍地消耗那个大自然中可以再生的资源。？？？？

　　六是市场经济的法治界限。自我调节的市场经济，不需要任何的国家干预，如此情形之下，如何调节市场经济与法治的界限，也是一大难题。尚有，市场经济总是会冒出一系列的新问题，新现象，而我们的法治建设总是相对滞后。易言之，法治总是跑在市场经济发展的后面，它们之间的这种不对称导致了相当多的人可以在相当长时期内游离于法治之外。尚有，当国家公职人员以经济效益作为衡量工作绩效的准绳、当国家对地方政府以GDP作为考量的唯一或者最为重要的指标之时，市场经济本身的法治问题就不可能解决。因为为了经济效益，不管是什么阶层的人们总会冒各种风险干违法之事。权势阶层尤其如此。

　　以上这些界限，正是市场经济发挥作用时面临的重重困境与种种难题。而且其面临的界限越多，市场经济发挥作用所引起的争议也就越多。实际上，每一个界限的背后都是难以化解的矛盾与冲突。不管怎么说，寻求化解市场经济界限的举措总是需要我们不断去探索。

　　三、化解市场经济界限之道

　　针对上文市场经济的界限，我们势必要进一步追问，如何化解和消弭这些界限？时至今日，纯粹的市场经济或者说完全的市场经济早已终结。早在十多年前，不少西方学者就提出市场经济必须走与国家权力相结合的道路，以化解纯而又纯的市场经济无法摆脱的病痛。"没有一个市场经济不受到国家和政府机构的带有或多或少强制性的指导。"因为，"市场经济的收益主要来自三个方面：（1）经济当事人的自由；（2）经济当事人之间的竞争；（3）国家干预。""市场和市场经济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只有国家干预和市场的结合才能形成市场经济。市场越是发达，国家干预越是重要。国家的作用是任何个人、集团和地方集体都不能替代的。市场的原则是利润，而市场经济的原则则是国家经济的长期繁荣和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没有国家的支持和参与，市场经济就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南美的一些国家，例如阿根廷，虽然实行市场经济并且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但是由于缺乏有效的国家管理，因此经济始终得不到发展就是例证。"？？？？综上所述，为化解市场经济的这些内在矛盾，我们必须在以下几个方面有所着力：

　　一是市场经济必须与民主政治联姻。人类历史发展的经验已经表明，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逻辑与内在要求就是在政治制度上实现民主政治。没有民主政治配套的市场经济走不长远，或者说后劲不足。一方面，市场经济的发展确实需要民主政治的跟进，另一方面，民主政治的发展又有利于市场经济朝着规范、有序、健康、可持续的方向发展。二者之间是互为促进、互为推动的关系。

　　二是市场经济必须与公平正义链接。分配问题是所有经济学者、意识形态学者们都极为关注的一个重要课题。其背后的价值理念就是是否符合公平正义的价值问题。如果任由市场经济发展，其不可避免的后果就是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两极分化。单就简单的数据而言，不管在什么样的社会，富者总是少数，贫者总是多数。如果任由前者宰制后者，公平正义无从言及，民主政治更是无从企及。

　　三是市场经济必须与可持续发展挂钩。如果所有的投资者关心的都是蝇头小利、眼前利益，并且这种思潮成为主导社会的主要意识形态，那么，这个社会潜在的危机和隐性的忧患将严重地威胁到这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没有可持续发展，人类的未来将无法前瞻，"美好的明天"也将成为奢侈之词与浪漫之语。

　　四是市场经济必须以伦理道德为支撑。市场经济是培养一大批为了钱财、为了经济效益而放弃伦理道德，甚至最起码的德性要求，还是将伦理道德内置于市场经济之中，必将成为好的市场经济与坏的市场经济的一个基本区别。在一个纯粹的市场经济之中，恐怕高谈阔论伦理道德只能是一件多余而无任何效果之事。

　　五是市场经济必须与生态文明和谐相处。自我调节的市场经济的发展已经极大地糟蹋了我们的地球。我们生存的家园已经遭受了极大的威胁。我们呼吸的空气、我们所饮用的水、我们所生存的这片土地，我们周遭的一切已经遭到空前摧残。这就是市场经济，尤其是自我调节的市场经济造成的不可避免的恶果。

　　六是市场经济必须以法治文明为保障。一切依赖市场的自我调节，一切依赖市场的利润导向，其法治的作用毕竟相当有限。此外，如果政府官员、我们的公仆人员也一切"向钱看"，（需要指出的是，此乃市场经济难以避免的情况，因为官商勾结是一大顽症，也是极易发生而难以根治之事）那么，市场经济也必将与法治文明背道而驰。

　　一些学者针对资本主义因市场经济导致的令人不满意的现状，提出全球资本主义已然终结，必须以"新的历史蓝图"取代之。并且描绘了美好社会的宏伟设想："一个既没有资本主义也没有市场，既没有作为镇压工具的国家也没有冷漠的社会"。"我们可以归纳出使'新的历史蓝图'与所有其他资本主义改良式蓝图区别开来的三个物质要素：一个没有市场的经济、一个没有镇压型国家的社会，和一个全民共享的文化。"？？？？

　　虽然这些宏伟构思大多是由反当代资本主义思想家们（马克思、恩格斯、罗伯特？库尔茨、阿尔诺？比特等）所提出，其能否实现另当别论，但是，他们在解析资本主义的弊端方面还是力透纸背、入木三分。他们撕裂了资本主义的两大意识形态——市场决定论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虚伪面具。首先需要承认的是，他们希望开创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寻求资本主义新的发展模式还是值得我们反思与密切关注。"把人从众多的幻觉牢狱中解放出来，从被迫的祭品变为能够自主做出决定的人，是未来的伟大解放任务。'新的历史蓝图'是在这一漫长道路上迈出的第一步。"？？？？至于这些设想能否实现，在多大程度上实现，则是第二位的事。

　　综上所述，自我调节的市场经济有其不可调和的内在困境。要破解市场经济在政治界限、分配界限、社会界限、生态界限、伦理道德界限、法治界限等方面的困境，就必须在民主政治、公平正义、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伦理道德、法治文明等方面有所作为。没有这些价值的导引和制度的落实，自我调节的市场经济对人类的破坏和摧残必将难以避免。因此，规制自我调节的市场经济，就必须在以上诸方面有所作为。

马渝生:婚姻是私有制的基石

　　人们说，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婚姻，常常把婚姻想象成爱情的归宿。但在生活中更多的是婚姻与爱情纠缠不清的矛盾。在私有制的道德法庭上，婚姻又常常能把爱情告上被告席。为什么？

　　剖析历史，在爱情存在的整个人类历史范畴，其中审美观之类的外延观点随着外部物质世界的发展而不断修正中，但对异性"利他"的这种内核品性是永远不变的：爱情是受人文思想引领、熏陶、制约和规范的性爱。

　　婚姻是私有制社会的产物，作为私有制的基石，在其上树建着私有制大厦，惯用的是私有制社会的物质力量，通行的是私有制范畴的道德观念……以门当户对为取向的婚姻，或以权力、地位金钱为交换条件的"买卖"婚姻，改变了人类以前以性爱与母爱为自然选择的进化方向，是对人性进化过程的扭曲。这种婚姻与卖淫对比，其实前者是以国家名义批发，后者是社会个体者零售而已。前者因维护了后代繁衍的国家秩序而享受到法律的尊严；后者是民生的抗争及有产者的作乐。但在社会底层受生活迫使的人，视具体在金钱乃至灵魂上交易的平等、更甚于宏观范围人格上或社会地位上的平等，是用灵魂上的平等透视来表示对等级社会人格的蔑视，所以阶级社会还存在，卖淫之风就难绝。是国家政治权威无法战胜民生草根智慧的写照。

　　把人种的进化引进尔虞我诈的以物欲的满足为道德的世界，或以科技手段解决人类自身繁衍的物化世界，那以对原始生命的渴求为进化动力的人性基因变异了，人类不是也要走向自我异化吗？以这一角度看待婚姻观念的淡化，难道不是人类的进步、人性的回归吗？

　　一、与人性错位的私有制社会人口繁衍

　　恩格斯在分析古代部落的家庭时认为："在先前的一切社会发展阶段上，生产在本质上是共同的生产。同样，消费也归结为产品在较大或较小的共产制公社内部的直接分配。"(注1)因为在古代部落社会，受自然选择原则的启示，最后淘汰了姊妹和兄弟之间的血缘婚后，由于夫与妻必须属于两个不同的氏族，这样的结合参与原始公社制内部的直接分配中，繁衍后代带来的负担，母亲对孩子的抚育也成了公共事务，因此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婚姻与家庭。恩格斯根据摩尔根对古代社会的考证成果分析："在氏族制度之下，家庭从来不是，也不可能是一个组织单位，因为夫与妻必然属于两个不同的氏族。氏族整个包括在胞族内，胞族整个包括在部落内；而家庭却是一半包括在丈夫的氏族内，一半包括在妻子的氏族内。" （注2）

　　所以在当时，"婚姻的关键既不在于经济方面的交换，也不在于保证生出子嗣来使家庭绵延下去。选择配偶更多的是个人的事情而不是集团之间的事情。"所以，现代意义的婚姻不可能存在于原始共产制社会。而当时的二性关系还没有与财产私有制"联姻"，也就没有在这种意义上的婚姻和家庭。

　　对几百万年为人类种族生存所遗传下来的基因，像为繁衍下一下代的母爱、性爱，在自然选择中保留下了"为他"服务的优良人性。而私有制社会诞生的几千年间，对人类的生存历史来说只是短暂瞬间，但确是走向灭绝原有人性为代价。它用人生价值的功利性代替了人类历史上的人性。

　　以婚姻为内核组成的家庭是私有制国家体系的组织单元，婚姻对私有制社会的构成起着重要的作用。

　　由于金属工具与活的工具(奴隶)的应用，农业、畜牧业、手工业的发展和分工，商品生产、 贸易的发展和商人 、货币的出现，原来为保卫或扩展疆土而战的战争演变成为掠夺财富和奴隶而战的战争，各部落融合杂居使原来的氏族管理已成为不可能，国家——这公共权力设立后日益驾凌于社会之上，同社会脱离的机构，其制度完全不同于氏族制度，因为氏族制度"没有统治和奴役存在的余地。"而国家内部产生了奴隶主和奴隶、富人和穷人 、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为维持这种公共权力，有脱离社会、完全为服务战争的军队，产生了以前部落社会的家庭 (当然这种大家庭与后来以夫妻俩为核心组成的家庭完全不一样) 完全没有承担过的义务——赋税。也是提供兵役、徭役人员的来源。家庭成了它赖以支撑的经济单位，因此，这一单位越细化越精干对国家越有利。它的二种生产活动 (物质生产与人类自身的生产)也受国家利益的支配与左右了实，在国家的荣誉和明确的私有制利益的双重诱惑下，也发挥了新式家庭的积极性。当然，这样的国家也就是为私有制剥削阶级统治服务的管理机构。

　　男女的性爱，母子。以两种生产综合考虑的结合体为内核，这就产生了有利于私有制社会发展和巩固的新形式的家庭。这种因势利导中的婚姻，以繁衍发展国家人口为重任中赐于了国家公民的荣誉，同时也换取它对国家义务的落女的母爱都是无私的，或者说是"利他"的，是人类数百万年来繁衍后代的需要而产生的自然选择结果。即使动物，如韦斯特马克所指出的："它们是被一种本能所驱动才这样做的，这种本能来源于自然选择过程，因为它们有保护其后代从而延续其种属的倾向，这种倾向表现在雄性必须与雌性和幼儿同居，并对它们进行保护和照顾的这一事实上。（注3）"这就是母爱及雄性对雌性的性爱，在极其恶劣的自然环境下，没有母爱与性爱的体贴照顾就削弱存活下来的机会，所以自然选择让母爱与性爱强烈的人种繁衍下来。在生育自然人这一点上，父母无疑有发挥人类本能的天职。但在社会里，自然人是不能融入的，必须要抚育培养成社会化的人：学会语言文字，继承前人间接的生产经验、气候知识，懂得社会秩序和社会交往，在实践中掌握一定的生产、搏斗技能，履行一定的社会职责等等，就是说要培养后代具备在社会上生存和发展的能力。这无疑是社会的责任。下一代人只能为社会服务，服兵役、徭役，为疆土而战，利用政治权力让下层劳动者出资(劳力资源)，给上层统治者受益，不合理的分配原则使私有制离开人性发展，走进为少数人财富积累的罪恶渊薮。老人如果需要社会赡养，也只是供给延续生命的消费，与下一代除需要培育生命外，还需要培养社会生存能力的消费不同。这种后代消费只能由社会承担。

　　在私有制的社会里，特别在自然经济初级阶段，它有能力组织社会物质生产，但它不可能组织社会化的自身生产及抚育工作。他只能用婚姻这一法规或其文化情感、伦理道德、社会舆论等私有制经济的派生观念，把培养有社会化后代的义务加在家庭身上，加在结婚者身上。加里·斯坦利·贝克尔认为"自从《圣经》问世以来，这种现象一直被关注，例如，阿波斯特尔·保罗写道：'子女不应该为父母而储蓄，但是，父母为了抚育孩子却必须这样做。'（注 4 ）"私有制正是利用母爱的人性本能与无私，把属于社会的职责推到家庭身上。并让这笔"投资"永远失去了追偿期。在人类人性与私有制功利性在利益上有矛盾冲突时，私有制社会运用物质力量，使它在为获取权利时，进行反人性的活动，以政治权力摧残人性屡见不鲜，可以"大义灭亲"；在要承担责任时，它又要把义务推向人性一方，进行虚伪的人性宣传。利用人性在母爱上的本能与无私，无偿帮私有制社会生儿育女，为社会培育人才。像在家庭内部的利益分配上，使用社会私有制制度下的分配原则是无法让后代婴儿获得消费权利的，不管按劳动、按资本、按生产资料、按地位、按权力等等的分配。因为那是只求功利无人性的分配原则，所以它只能保畄原始共产制时的分配方式：在家庭内进行有限度的按需分配。所以，为了子女的抚养和教育，在家庭内经济分配出现红字时，即使父亲去卖血、母亲去卖淫也变得"天经地义"，在人性的自然张扬中父母愿入"地狱"、为儿女作牺牲。否则，私有制社会的分配原则是无法解决这一人类自身繁衍上 "后代抚育费" 的分配死穴的。

　　在当时社会，生活条件恶劣，卫生医疗条件落后，物质生产内容贫乏，战争、徭役频繁，发展人口是私有制初期社会的头等大事。

　　以我国战国时的商鞅变法为例，他下令"民有二男不分异者，倍其赋"，"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内息者为禁。(注5) "用加倍征赋等法律手段强制父子 、兄弟分家以促进人口的发展。 "令民为什伍"，为满足全民军事化，必须发展人口以服从国家、 服务国家的兵役 、徭役。

　　商鞅以国家法律的手段干预家庭，形成以结合的二性为内核的家庭结构，是当时私有制自然经济社会形成以来寻求社会发展和巩固的最有效措施，因为，这样的家庭结构与以前父权制初期的家庭公社式的"若干数目的自由人和非自由人在家长的父权之下组成"（注6）的家庭比，最有利发挥积极性提高生产力，最有利发展人口，最有利国家捐税的增收和人力资源的提供。而在科学技术不发达的古代社会，人力资源是最最重要的资源，人丁兴旺是国家昌盛强大的主要条件。秦王朝建立后筑长城、修秦直道、造始皇陵、建阿房宫、挖河道等等在战乱后的废墟上举征兵役、徭役，没有以婚姻制为核心的人口发展计划，没有国家对婚姻的干预、是不可想象的。

　　像越王勾践的能够复国，主要也是靠他的人口发展计划，《左氏春秋》中的《越语》篇内，有越王为增加国家人口补充兵力和劳力，曾采用过一系列奖励生育的政策和措施。（注 7）

　　据史学界考证，从西汉元始二年(公元2年)到清朝宣统三年(公1911年)的一千九百多年间有典籍稽考的资料推算，中国家庭人口平均数主要在4-7人之间，尤其在5-6人之间。(注8)"基本是一对夫妻为内核外加父母子女式的家庭，是国家干预婚姻按社会需要发展人口的结果。

　　在世界范围来说，18世纪以前的社会，人口的增长是极其缓慢的，科学技术、医疗水平的落后，物质生产的贫乏，饥饿、战争、瘟疫大量夺走生命，人口在低水平线徘徊。婴儿出生死亡率高，妇女只能提高怀胎率，不断生育，以希望从中保证后代的延续。像法国家庭的人口1750年以前一千个出生婴儿中活到15岁的占50%左右（注9）。

　　"在19世纪之前，即使在先进国家里，活到10岁的活产婴儿也不足一半。(注10) " "晚婚、长期哺乳、死亡率高(破坏大量夫妻之结合，使半数子女二十岁以前死去)，所有这些造成的结果，是勉强能使一代接替一代。(注11) " "18世纪的平均寿命在35岁到40岁之间，20世纪达到70岁左右。在18世纪，人到了29岁半就失去了双亲；到了20世纪，失去双亲的平均年龄为55岁"(注12) .

　　育龄妇女只能增加怀胎率来保证后代有继。 一般的妇女一生要怀孕十多胎，"直到上个世纪，所有妇女实际上还把年轻时的光阴都用在孩子身上"(注13).

　　除此以外，尽管各地区各国的情况不同，但都为了人丁兴旺，保留生产能力而采取措施，如俄国1804年罗斯的规定："命令监护人在当年内将寡妇再嫁，应该通知寡妇：如果在一年的时间内她不再嫁……其所有财产将送去拍卖"(注14).

　　"在19世纪中叶以前，美国和其它西方国家基本上不允许离婚。从1800年到1850年，在英格兰平均每年不超过两对夫妇离婚"(注15).

　　在中国古代"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人承天地，施阴阳，故施嫁娶之礼者，重人伦，广继嗣也"（注16），"昏礼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故君子重之"，（注17）。男子的妻子如果不会生育，纳妾是义不容辞的。

　　结婚为了繁衍后代，通过国家法律、社会舆论、文化习俗等进行社会的干预，"没有哪一种亲族体系是生物性繁衍的简单结果，来自这一体系的家庭也是如此"(注18).

　　在欧洲，撇开神权与政权的二权冲突不计，本质上是一致的：夫妻结合具有不可分离性。教会对婚姻的目的也是如下观点。"这个中心主题便是将一切可以使夫妻关系离开生育目的的作法视为大罪"(注19).同时，也谴责"俄南罪"(注20).俄南罪是圣经纪载俄南受父亲犹大之命与孀居的嫂嫂同寝，为的是让那女人生个孩子作为其兄之后。俄南每次遗精在地，以使那妇人不生孩子。上帝怒，令俄南死。说明教会也不同意人们避孕，不赞成性生活不以生育为目的。

　　同时，对婴儿不正当死亡的惩处是十分严厉的。"1558年2月法国国王亨利二世关于隐瞒怀孕的敕令：'因正式获悉在我王国内频繁犯下的一项巨大而恶劣的罪行，即为数不多的妇女，通过不光彩的方式或其它方式怀孕之后，被不良的意愿和建议所说服，伪装、遮掩、隐藏怀孕事实。丝毫不露痕迹亦不作声明；待怀孕期满，秘密生下孩子，不为婴儿行洗礼之圣事，便使婴儿窒息，将婴儿杀死或用其它方法除掉婴儿性命；然后将婴儿尸体扔到隐蔽而肮脏的地点或掩埋在不信教的土地里，用此种方法剥夺了他们进入基督徒惯有的墓地的权利。……为防止此等事件，重申、规定并命令：凡是正式犯有并被证实犯有伪装、遮掩、隐藏怀孕及生产事实，对二者均未作任何声明罪行的妇女……将被认为杀死了自已子女。为了补救，她将被处以死刑及最严酷的刑罚。" (注21  )

　　加里·斯坦利·贝克尔在他的《家庭论》中也认为国家为了下一代的成长而对家庭的干预："由于儿童智力还不成熟，这一点就排除了他们同父母或者同其它负有照顾义务的人之间所签订合同的有效性"。"建立家庭内部有效关系的这种困难，为我们提供了解释国家大量干预家庭生活的依据"（注22）。就是说，儿童智力的不成熟，必须由国家对家庭的大量干预来争取其在抚养、教育、培训和健康方面的待遇。

　　以前婚姻的目的是为社会繁衍后代，并由夫妻承担抚养、教育的义务，这是自然经济社会的产物。而这一时期，因妇女束缚在家庭中，失去了经济支配权，家庭经济是男权掌控下的经济，"在家从父，出家从夫，夫死从子"，妇女变成了男权下的奴隶，因此，也成了婚姻的牺牲品。

　　社会上此前并不存在专以性爱或爱情为目的的婚姻。社会为私有制服务的财产观念统治了婚姻观。它对青少年从人性上带来的爱情观不稍一顾，对人性进行压抑，视爱情是对婚姻的叛逆。

　　在中国古代，男女之间讲爱情则视淫佚，是对父母婚姻的背叛，所以"百善孝为先，万恶淫为首"。要"存天理，灭人欲。"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定终身，"无论在什么地方，能否公之于众，都是区分合法婚姻和非法苟合的一个标志"。"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要为宗族、为祖先生儿育女，以便封妻荫子，耀祖光宗。

　　"在16世纪的英格兰，罗曼蒂克的爱情和对情人的热烈追求，会受到社会舆论的强烈谴责，被指责为是婚姻的非理性和非长久性的土壤。"(注23)

　　"在罗马，人们可以称之为夫妇资格的东西并不通过爱情得到理想的实现，而是通过同意或没有不同意：这便是'和谐'.'一个人对他的妻子像情人那样，热情过度，他就是奸夫……'，'一个元老院议员因为同样原因被人从元老院中开除出来：因为他的女儿大白天撞见父母亲吻。"(注24)

　　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在他的《生育制度》一书中谈到婚姻的本质时讲到：自古至今，社会如果单为满足男女之间的情爱和两性关系的话，是不需要婚姻和家庭的，只要有当事人的意愿就可以了。社会之所以要有婚姻，还要建立家庭，并用法律来保证它，用伦理来规范它，是因为要用它来承担和完成一系列重要的社会功能，主要是生育和抚育功能。

　　二、婚姻是社会私有制的基石

　　我们知道，共产制的原始社会幼儿的消费是由社会公共承担的。这种不能通过自身参加社会生产获得、供后代幼儿抚养教育的消费，我且称为"后代抚育费"。但在私有制社会这种"后代抚育费"由家庭承担了。这是社会通过承认二性结合——婚姻为前提，转嫁给结婚者头上的义务。实际是用一纸"结婚证"来完成了"后代抚育费"的责任转移。

　　在当时的社会，养一个儿子长大成人是不容易的，长大结果给国家服兵役、徭役去了。名义也许是为民生、为国家，但实际上是为盗用国家名义的统治者，那些财产和奴隶的掠夺者，或维护他们的私有财产秩序服务。按理"后代抚育费"应该由这些受益者承担，或以他们利益为代表的国家承担。但因为私有制发展中的贪婪性，他们不可能把财力用到这样的公益事业上。所以，私有制从一出生，就开始了血渍斑斑的"资本"盘剥积累过程。

　　为对应子女生育教养中需要的长时间和沉重经济负担，必须让家庭有一个长时间稳定的环境。所以，严厉地控制离婚，是古代社会几乎每个国家的社会意志。在中国，提倡妇女出嫁"从一而终"。

　　古时人的寿命短，父亲早丧母亲守寡是平常事，为了防止父亲的兄弟辈因此抢占财产，担心母亲失去幼子生活抚养费来源，所以有了"子承父业"的财产继承权，并保证要履行"夫死从子"的寡母依附抚养权。

　　在自然经济落后的时代，子承父业也只是为了后代抚养的需要，但这实际是私有制的脊梁骨从此形成了，财产继承权使财富的贪婪掠夺、生产资料积累，通过隔代转移成为可能。私有制社会的初期，爵位的世袭制、土地的分封制，私有制总是在权力的操作下把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上的。到以后从领主到地主，从农奴到佃农，一直是生活生产资料的占有形成贫富二极。但对"后代抚育费"的付出，编户齐民，是按婚姻人口预期负担，并不按生活生产资料占有的多寡，或按所得税累进率的方法计取。

　　每抚育培养一个社会化劳力人的时间精力、经费投入是差不多的，但有产阶级家庭可能只付出其年收入的百分之几、千分之几，可是广大贫困的农户家庭可能要付出年收入的十分之几。这样加速了社会的二极分化、财产向少数人积累集中。而通过"门当户对"式联姻，使社会以经济地位为基础的阶层各自进行有效整合，巩固了统治阶级的利益联盟。

　　另外，培养起来的人才质量又是成反比的，剥削阶级培养出游手好闲的纨绔子弟；被剥削阶级培养出吃苦耐劳、奋进向上的后代。而他们的艰苦生存环境更符合人类祖先艰苦生存环境中形成的遗传基因，也就富有生育能力；生活腐化奢侈者的往往生育能力就相对薄弱了。

　　从十月怀胎到抚养成才，人类生育抚养子女的时间是漫长的，一般都要扶持到子女有独立生活能力或成家立业为止。在古代，对于劳动阶层的夫妻，穷其毕生精力，唯一的"积累"也许就是拉扯大了子女。特别是女人，一次次地怀孕、生育、夭折，孩子成长了，去承担国家的兵役、徭役，他们在社会上的劳动，从一种大自然物质生产中获得的报酬，在另一种人类自身生产中无私地奉献回去。赤条条来，赤条条地走，只是为社会奉献了后代。

　　只有有产阶级，他们从父辈们那里继承了财富，又从社会上任意地获得了人力资源，不需支付"后代抚育费"，只要在创造新财富时能付出少数工资。而对这些人类自身生产产出的人力财富，国家只是无偿地使用，所投入的公共资本，也只是一部婚姻法而己。国家，这私有制的象征，它就这样构筑了让少数人富有、多数人贫穷的私有制大厦。

　　家庭承担"后代抚育费"之所以不能感受到社会责任的失衡，世代都是那样的天经地义，一是话语权掌握在私有制统治者手中，二是因为在这架"天平"的另一端压着私有财产继承权。虽然"后代抚育费"主要是贫困家庭的负担，而财产的继承权主要是让财富剥削垄断者受惠，但都是"恩"泽后代，对这种阶级思维，被剥削的贫困阶级不能找出反对的话语权。正因为有了财产的继承权，使财产保证了积累和转移的秩序，也为私有财产的疯狂积累打开了通向欲望深渊之门。

　　因自然经济的终结，婚姻对私有制的贡献也许正在走出鼎盛时期。它对私有制社会的贡献：一是社会不花一分钱就维持了人类自身的持续生产；二是对不同数量的财产占有者榨取相同的"后代抚育费"，维护了有产者的利益；三是各社会阶层通过它进行各自门当户对的政治联姻，理顺了利益网络，巩固了私有制的经济秩序和政治联盟；四是人类自身生产产品的私有化，使私有财产继承权有了依附对象，再吝啬的守财奴都会把财富的接力棒留给他的后代，使对生活生产资料的占有欲变成了使财富为后代高度集中成为可能。

　　从以上各点分析，在自然经济的社会里，婚姻是私有制的基石。如果没有婚姻，没有以婚姻为内核的家庭，没有以家庭为经济单元的财产继承权，私有制在社会功利性分配原则中没有家庭内的有限按需分配方式为补充，私有制社会的发展都是不可想象的。

　　但社会的进步，物资的丰富，最终会使婚姻失去它本身的存在价值，如果私有制有朝一日要退出历史舞台，婚姻也必定成为殉葬品，也包括它的衍生物如妇女的贞节观等。(贞节观是在避孕、亲子检定等无技术保证的前男权社会里，为不使男方财产继承有旁落危险而加给妇女的非生性义务)

　　当然，"一切已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注25）。婚姻、继承权都是和私有制的发展相适应而存在的。私有制是对人性的桎梏，所以婚姻也并不是对爱情的尊重和首肯。

　　什么是爱情？有的说"爱情把人的自然本质和社会本质联结在一起，它是生物关系和社会关系生理因素和心理因素的综合体，是物质和意识多面的、深刻的、有生命的辩证体"（注 26 ）。我认为，简单地说：爱情是受人文思想熏陶、制约和规范的性爱。

　　性爱是人类在进化中自然选择的生物本能，但人类进入私有制社会以后，社会化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所产生的文化思想影响了性爱的观念，丰富了性爱的内涵，并根据私有制的社会公德制约和规范了自己的性爱行为，这就是爱情。像能决定或影响爱情的审美观，氏族社会女性喜欢的也许只是英俊健壮的、能体贴和保护自已的男性，但到了私有制社会，男性那种因有社会地位而产生的教养与风度、因有财富而产生的豁达大度……都会影响审美观，都会擦出爱情的火花。

　　三、社会的发展与婚姻观的淡化

　　随着大工业的发展，为了孩子、家务而束缚在家内的妇女开始解放出来。

　　"与夫妇一起领取和农业或手工业的实物收入相反，工资制使妻子能够放弃夫妻生活，如果这种生活不能使她满意的话。因为工资制既给了她生活的手段，也给了她社会地位，使她可以过独身生活。再加上机械或化学的避孕技术，使妇女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成为生育的主宰者……"

　　"于是，夫妻关系彻底改变。从今以后，这种关系是建立在爱情的罗曼谛克理想基础上，摆脱了从前夫妻关系形成上经济制约的重压，这种夫妻关系也就成了西方社会所享有的个人自由的象征。"（注27）工业化使妇女逐渐从政权、族权、夫权中解放出来。

　　经济的发展，物资的丰富，科技的进步，医疗水平的提高，"自从因分娩而造成的死亡明显减少，妇科疾病也明显减少以来，妇女得以从过去那种女儿身的天然不幸中解放出来。避孕使她们得以避免过多的妊娠，而医疗的进步又减少了婴儿的死亡率。从今以后，为了有两个孩子活到成年，已经不必非生六个不可了。（注28） "为此，社会也逐渐改变了观念，不把妇女禁锢在家庭内当作生育的机器了，婚姻的原有功能逐渐移位，原有观念逐渐改变。"奥赫瓦尔·洛夫格林指出，在瑞典，1880～1920年间，源于资产阶级的新家庭意识逐渐形成，和围绕着home是私人领域，夫妇以爱情为基础……（注29）"同样，婚姻内涵的逐步变化，其观念上的约束也放开了。早在大工业时代，非婚姻生子就与无产者密切相联。根据让·桑德兰所作的调查，在牟罗兹，男职工的孩子有一半是非婚子女，而在监工们的孩子中，这个比例仅为1：40（注30）""节制生育不是不要孩子，只是从此以后要有计划，更多的是为了自己，而不是为了孩子；家庭中的中心由孩子转向父母。如今，何时生孩子是根据母亲的工作或其职业的不确定性来作计划，而过去是女人根据孩子何时出生来调整自己的职业周期。"（注31）

　　如今的社会表达情感越来越直接外向，感情生活的层次的越来越丰富，社会的干预越来越少。在二性交往中，爱情与婚姻的侧重，即使同一个人，也因年龄段的不同而不同；年轻时重激情浪漫的爱情，年长时重现实经济的婚姻，就是梁祝再世，年老时对待子女的婚姻也同样要犯他们父母犯过的错误。因为任何人避不开社会经济生活对他们的制约。但从时代的发展角度来讲，爱情与婚姻的侧重逐渐会颠倒过来。因为人口的发展越来越成为不需社会极力提倡、促成的事业。

　　当社会的发展已逐步解放结婚对象在生育抚养中的负担，像学龄儿童国家义务教育制，家政的社会化管理，物质生活的丰富使年老人在失去了工作能力时不至受传统继承习惯的影响，家产的实际控制权落到儿女手中，或者自己也同样有一份足够的养老积累或福利保险待遇，使人们对生育，抚养孩子观念的淡薄，造成低生育率。

　　如果社会介入，孩子的成长由社会承担，像柏拉图的《理想国》里，他就设想孩子公养，"当孩子一出世，就由为此目的指定的官员来负责抚养……，同时，采取一切措施防止母亲知道哪一个是自己的孩子" (注32).

　　那么，私有财产继承权就会从私有制中淡出，人们就能从欲望的深渊里爬出来，财产就不会过分集中。当然，孩子能否公养，要由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由此带来的观念改变来决定，而不是靠空想。

　　目前，离婚率和未婚同居率越来越高，是婚姻功能越来越弱化，这应该是人性的张扬，爱情在二性关系上回归的表现。据浙大研究生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在该校园大学生的抽样调查中，13%的人坦言有过性行为；62%的学生同意只要是和相爱的人，可以发生婚前性行为；85%的学生认为，已经发生性关系的男女不一定非得结婚；62%的同学认为珍视贞操是对人性的压抑；71%的被调查者表示，在得知未来伴侣曾和他人发生过性关系后仍会与之结婚（注 33 ）。"显然，这种观点与私有制社会传统的婚姻观相去很远了。

　　我们分析一下目前同居普遍性的主要原因有：（1）双方是试婚阶段。考虑到婚姻的质量，通过直接接触了解来避免间接相互探底的信息不确定性和时间精力的过多浪费，是适应生活紧张、工作节奏快时的组合；但说明这是社会的进步，习俗、舆论的容忍已使同居无需顾虑舆论的干预和违反纪律的风险；（2）就业、经济的平等增加了女性的独立自信，少了依附性，不合则分手；（3）无需为张罗无寿命预期的婚姻而花费大量的时间、资金与精力，暂时避免与双方亲友发生习俗要求上的社交并因之产生相应的经济联系。以避免不确定因素波及更大的范围。（5）讳避因婚姻带来的社会责任和义务等。

　　不管怎么说，高离婚率、未婚同居率不能看成世风日下的表现，而是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必然趋势。最近11月15日《参考消息》上，刊登一则英国《独立报》11月7日的报导：《单身一代的反驳》，"选择不要孩子的妇女长期以来都属于被嘲弄的少数人，在19世纪，她们甚至被当成精神病患者而受到抛弃；在20世纪则被视为'违背自然法则'的人。但现在，一群英国妇女决心公开倡导一种不要孩子的生活方式……官方数据显示，五分之一的英国妇女也许会选择不生育孩子，在西欧各国中这个比例是最高的。在受过教育的职业女性中，这种情况尤为明显。'不受孩子拖累'组织的规模在不断扩大，多数成员是30多岁的女性。出于各种原因，她们拒绝去过那种为人之母后的丧失自由、职业前景不佳、低质量的生活。"

　　看了这则报导，它透露出的信息难道不是婚姻的社会功能在弱化的表现吗？

　　私有制社会是以婚姻为纽带通过后代抚育费的转移支付为国家(剥削统治阶级)的积累手段，如果社会进入人口减少的历史时代(劳动层或有意识的减育)，资本在剥削劳力上的使用成本就提高，国家经受扶持"后代抚育费"的压力、或完全由国家负担的可能成现实，私有制社会接受财产继承权的这条"脐带"就脆弱了。私有制的削弱难道不是人类人性的进步？婚姻的弱化难道不是私有制的变异？

　　有人说"无爱的婚姻像坟墓，有爱的婚姻像雷区。"事实上，私有制自然经济社会的进程，物质世界的进步，是以人种学上人种的退化为代价；私有制道德的建立是以人性趋向不道德为前提的。维持建立在物质条件和以此为行为准则上的婚姻，像"50年代嫁劳模，60年代嫁英雄，70年代嫁干部，80年代嫁名人，90年代嫁老总，(注34)"这种功利性的婚姻，势必削弱、失落人性关怀和牵系的爱。以国策的(不是人类)繁衍后代为宗旨，以门当户对为取向的婚姻，或以权力、地位金钱为交换条件的"买卖"婚姻，改变了人类以前以性爱与母爱为自然选择的进化方向，是对人性进化过程的扭曲。这种婚姻与卖淫对比，其实前者是以国家名义批发，后者是社会个体零售而已。前者因维护了后代繁衍的国家秩序而享受到法律的尊严；后者是民生的抗争及有产者的作乐。在社会底层受生活迫使的人，视具体在金钱乃至灵魂上交易的平等、更甚于宏观范围人格上或社会地位上的平等，是用灵魂上的平等透视来表示对等级社会人格的蔑视，所以阶级社会还存在，卖淫之风就难绝。是国家权威无法战胜民生草根智慧的写照。即使在宋、明受理学桎梏的朝代也有文人雅士视挟妓而游为风流韵事，并有宋徽宗与李师师的逸事流传。可堪一笑。

　　社会的发展己经跳出了自然经济的历史阶段，婚姻社会功能的减弱和人们婚姻观的淡化已是不容置疑。

　　如果人们发展藻类、昆虫类、菌类食品，或通过人工重组核糖核酸生产蛋白质能获得源源不断的食品供给（注 35），发展利用太空太阳能发电和宇宙空间微波送电，利用水为燃料进行核聚变反应等等，使科技的进步让人们走出日渐枯竭的地球资源困境，但把人种的进化引进尔虞我诈的以物欲的满足为道德的世界，或以科技手段解决人类自身繁衍的物化世界，那以对原始生命的渴求为进化动力的人性基因淘汰了，人类不是也要走向自我灭亡吗？以这一角度看待婚姻观念的淡化，难道不是人类的进步吗？

　　很明显，套在"生产"的枷锁上的是婚姻生活，但完全超然于物质生活之上的爱情生活也不是我们这一代人已可企及的。婚姻与爱情并存的矛盾中如何把握——是我们现时代的生活困境，与古代人相比，我们不是已优越多了，难道我们就不能承受时代在现阶段尚不能完全由社会接管的义务吗？

　　最后，我还是用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的一段文字来作本文的结束语：

　　"……私人的家庭经济变为生活的劳动部门。孩子的抚养和教育成为公共的事业；社会同等地关怀一切儿童，无论是婚生的还是非婚生的。因此，对于'后果'的担心也就消除了，这种担心在今天成了妨碍少女毫无顾虑地委身于所爱的男子的最重要的社会因素，——既是道德的也是经济的因素。这会不会成为更自由的性交和随之而来的社会舆论对于处女荣誉及女性耻辱的更加宽容的态度逐渐产生的原因呢？最后，难道我们没有看见，在现代世界上一夫一妻制和卖淫虽然是对立物，却是不可分离的对立物，是同一社会秩序的两极吗？能叫卖淫消失而不叫一夫一妻与它同归于尽吗？"

　　注（1）：见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注（2）：同上

　　注（3）：见韦斯达马克《人类婚姻简史》

　　注（4）：(美)《家庭论》第318页

　　注（5）：《史记·商君列传》

　　注（6）：摩尔根《古代社会》

　　注（7）：见浙江日报2004.6.22《越王句践与绍兴黄酒》

　　注（8）：见夏文信《家庭规模初探》

　　注（9）：见（英）杰克·古迪作序的《家庭史》第二卷、第一章《五花八门的欧洲家庭》

　　注（10）：（美）《家庭论》149页

　　注（11）：同注（9），第41页

　　注（12）：同注（9），第578页

　　注（13）：同注（10），第40页

　　注（14）：同注（9），第71页

　　注（15）：同注（10），第401页

　　注(16)：《易经》

　　注(17)：《礼记。昏义》

　　注（18）：（法）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乔治·杜比作序的《家庭史》第97页

　　注（19）：同注（9），第137页

　　注（20）：见圣经《创世纪》第三十八章

　　注（21）：同注（9），第152页

　　注（22）：同注（10）《家庭论》

　　注（23）：同注（10），第369页

　　注（24）：同上第340页之引文

　　注（25）：潘允康《社会转型时期中国人的婚姻家庭质量》

　　注（26）：《情爱论》，第42页

　　注（27）：同注（9），第577页

　　注（28）：同注（9），第573页

　　注（29）：同注（9），第566页

　　注（30）：同注（9），第553页

　　注（31）：同注（9），第578页

　　注（32）：同注（10），第390页

　　注（33）：据2001年7月12日《浙江经济报》报导

　　注（34）：摘自赵子祥《阴阳裂变话离婚：谈妇女与离婚》

　　注（35）：参见《展望21世纪人类食物》

　　作者简介： 马渝生，男，1943年出生于四川省重庆市。祖籍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回族。进入21世纪当过二届村主任，金华市作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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