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0月31日 星期五

严正:假芯索赔案——事实面前华硕还敢撑多久?

  悬疑了两年多的华硕"假芯索赔案"日前终于有了一个结果,被华硕陷害的女大学生黄静被无罪释放,并且获得了检察院的刑事案件国家赔偿决定。然而,令国内数亿消费者伤心的是,此时华硕仍然没有一丝悔过的表现,而且以沉默应对。一直以来,华硕以"品质坚如磐石"自居,如今面对自己犯下的滔天大错,华硕为何还强硬的坚持不向受害者道歉呢?在此,笔者敢问华硕:坚持不道歉的华硕,还能硬气多久?

  笔者不是法官,不能判定谁对谁错。可是,检察院将黄静无罪释放,已经告诉了我们一个事实,华硕的做法是错误的。笔者坚信,了解华硕"假芯索赔案"真相的数亿消费者现在除了备感心寒之外,更多的是恐惧。试想,华硕自己使用了英特尔的测试CPU芯片,这本身就是错误的,可当消费者去投诉时,华硕却通过自己的公关手段,将消费者投入监狱。试问,如果所有的电脑厂商都向华硕这样,哪位消费者还敢投诉?哪位消费者还敢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呢?

  从表面来看,华硕将一名投诉自己产品质量有问题的消费者送进了监狱,仅仅是侵犯了消费者的权益。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华硕此种做法是要对国家法律的挑衅。国家有相关法律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也规定了消费者投诉的权利。残酷的事实就是,华硕却将一名消费权益受害的消费者送进了监狱,这不是对法律的挑衅,又是什么呢?

  古人有话说得好,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华硕不是神,也会犯错误。可是,华硕犯了错误,并没有勇敢的去承认,而是想着用其他手段去掩盖。看来,华硕想当神,想当一名没有任何过错的神。现在,就连幼儿园的小孩子都知道承认错误是勇敢的,是对的,会得到别人原谅的,然而华硕这个全球知名的厂商却不知道。看来,华硕连幼儿园的孩子都不如。苛刻一点说,华硕都不及幼儿园的孩子们懂事理。

  现在,检察院已经认定黄静无罪,并且准备向黄静做出经济赔偿。这意味着检察院已经认识到将黄静拘捕是一个错误,并且开始弥补这个错误。政府机关对于错误都已经开始想法弥补,华硕呢?用沉默应对媒体的提问,用沉默来回应消费者的质疑。看来,华硕真的很硬气,很硬气!

  从媒体的报道,我们也能想到华硕为何能够硬气的对公众和媒体说话。不久前"奶粉门"事件中,百度被曝光收受三鹿300万公关费帮三鹿删除负面新闻。浏览各大主流媒体,我们依然看不到华硕"假芯索赔案"的新闻。或许,华硕在公关上做得相当的"成熟"。可是试问华硕,你封住某些媒体的嘴,能封住消费者的嘴吗?更重要的是,这个社会还是有着正义的媒体,还是有良心的媒体人,华硕是很难用钱收买这些有良知的媒体和从业者的。

  华硕现在不回应媒体,不认错,其做法不过是掩耳盗铃。相信很多人都像笔者一样有这样的怀疑:华硕的硬气,能否坚持到最后。现在,"假芯索赔案"的真相已经浮出水面,错在华硕。在消费者的指责下,在有良知媒体的质疑和声讨声中,华硕坚持不道歉的气节,还能硬气多久?我们拭目以待!

  来源:计世网

刘军宁:民主政治如是说

  两千多年以前,中国人对"民主"这个字眼,就不陌生。它在当时指的是,无须征求臣民的意见就可以为事事替他们做主的君王。所以。这里的"民(之)主"其实是君主。而在两千多年前的地中海北岸,雅典人对"民主"这个字眼也不陌生,把它理解为"(公)民(为自己的一切事情作)主",或者说,公民是自己的主人,没有他们的同意,任何人不能就他们的事务做出决定。就后一种意思上的民主而言,古希腊是当时世界上唯一存在民主政治的地方。

  雅典城邦的古代民主给现代民主政治的确立提供了许多有益的灵感。古希腊民主政治家伯里克利在阵亡将士葬礼上的这番话今天仍在激发着人们对民主的热情向往。"我要说,我们的制度是别人的模范。我们的制度之所以被称为民主政治,因为政权是在全体公民手中,而不是在少数人手中。任何人,只要他能够对国家有所贡献,绝对不会因为贫穷而在政治上湮没无闻。……我们的政治生活是自由而公开的。在我们私人生活中,我们是自由的和宽恕的;但是在公家的事务中,我们遵守法律。这是因为这种法律深使我们心悦诚服。"他的这番话激励着当代人为实现民主政治而努力。

  今天,经过两百多年来数次民主化浪潮的冲击,民主制度在南欧、非洲、拉美、前苏联和东欧以及东南亚的土地上扎下根来。今天世界上约有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国家是民主国家。民主政治作为普世价值已经成了世界的潮流和政治文明的标杆。

  在现代社会中,民主政治首先指的是人民通过根据他们的自愿同意选举出来的代表来帮助他们当家作主,即所谓代议民主。作为一种进步,现代民主政治绝不意味着每个人都去当家作主,或每个人都享有同等的政治影响力。在现代社会,民主并不仅仅要回答"谁是统治者",而是要回答"用什么方法来不流血地更换统治者"。现代民主首先必须确立相应的程序和游戏规则并做到权力的和平转移,建立真正有效的代表机关,能够对政府进行有效地监督。

  现代民主政治是代议(制)民主。在今天这个世界上,凡是公认的民主国家,都实行代议民主。所以,即使是作为直接民主发源地的希腊今日也改行代议民主。代议民主,即是公民通过其代表来进行治理国家,而不是直接管理全部公共事务。在代议民主下,主人与主事是分离的,用英国自由主义哲学家密尔的话说,人民应该是主人,但他们必须聘用比他们更能干的仆人。由于公民并不亲自主事,所以要有一整套的监督机构来对代表及由此产生的政府进行监督和防范,以免仆人滥用权力变成主人。政府公务员不过是为公民服务的公仆。在代议民主中,公民通过选举出来的代表掌握和行使立法和政治权。代议制度的核心是由经普选产生的代表所组成的议会,在许多国家也被称作国会。正是因为这些代表是公民的委托,他们的作为必须得到公民的同意和委托。例如,如果政府不经过代表的同意,就无权对公民征税。

  现代民主政治无不是一种各个党派自由竞争自由活动的政党政治。如何处理党争,也一直是民主政治的一个重大难题。然而如果取缔政党,或只保留执政党,其所带来的灾难,却远远大于党争。况且,民主政治离不开政党。一方面,民主政治的目的不在于保护多数,而在保护少数。多数人在多数情况下不需要少数人的保护,而少数人永远需要民主制度的保护。少数派需要通过政党的形式积累扩大力量,多数派需要靠政党的形式去巩固自己的力量。另一方面,结党的权利与自由来自民主政治所保障的公民的结社自由和参政权。结社自由的核心便是结党自由。在这样的宪法权利的保护之下,公民可以自由地结成政党来参与政治、通过竞争获取国家权力是民主政治的一个重要特征。

  同时,在代议制的自由民主之下,鉴于任何政"党"都只能代表一些人(一方)而不是所有人的利益和主张。人们为了有效地表达自己的利益要求、政治和政策主张和积极参政议政,就必须结成政党。政党政治意味着公民可以在不同的党派之间进行选择。公民没有对执政者的自由选择权就没有民主。在自由民主下,不同的政党及不同政治见解和政策方案的存在为选民们提供了广阔的选择范围。在自由民主下,不论多么强大、多么得势的政党都不可能左右一切。在现代政治中,竞争和对立是自由民主中的常态,只要各个政党之间彼此宽容妥协,相互监督制衡,循民主政治的游戏规则参政议政,放弃用暴力的手段解决政治上的分歧,政党政治就不会导致国家分裂和武力的对抗,反而带来持久的稳定和繁荣。现代政党政治虽有弊端,"但幸门户繁多,不致使一党得以专横。"(严复语)所以,政党政治是现代民主政治的必由之路。

  民主政治的出现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重大标志,是一个国家通向长治久安的唯一的途径。它的诞生是因为人类社会需要建立一个既能保障人民权利自由,又能处理公众事务的政府。在此以前,人类的经济行为已经比较文明,但是人类的政治行为充满了野蛮和暴力,不论是在国家与国家之间、还是个人与个人之间、还是接班者与被接班者之间,常常都充满了血腥的暴力。民主政治的出现彻底改变了人类政治行为的暴力性质,使人类的政治行为趋向于和平、理性,这样,就实现了人类政治行为的文明化,从而使文明在人的政治行为和经济行为两个方面都得到了落实。

  民主政治与个人的自由密切相关。由于民主政治依据尊重个人价值与尊严的道德原则,个人只能是目的不能是手段。自由民主最适合自由平等的个人,它是经过这样的个人自愿同意之后才建立起来的政体;贯穿在自由民主中的是自由、平等的原则。迄今为止,民主政治是最有利于保障和扩大公民个人自由的政体。背离了自由的民主是完全不值得追求的。所以,民主政治又被称为自由民主(liberal democracy)。在本文中,民主政治与自由民主含义相同,交替使用。无论我们谈论的是现代形式的民主还是古代形式的民主,也无论它是基于个人自由的民主,还是要求全体公民大会集体行使权力的民主,只要自由主义的民主不复存在,民主也就寿终正寝了。正是自由主义使民主获得了持久的生命力。自由与民主相互结合互相强化。个人自由是否得到保障,政府权力是否受到限制,是区别自由民主与其他类型民主的根本尺度。应追求的不是最大限度的民主,而是提供并保障最大限度自由的民主,即自由(主义之中的)民主。在价值上,民主政治必须是以维护人的自由、权利和尊严为最高目标的;在体制上,民主政治必须是宪政的、法治的、共和的。民主政治还实行司法独立、分权制衡、有限政府、地方自治等。

  自由民主认可并奉行政治多元主义,允许不同的意识形态、政治哲学、政治运动、政治党派的存在。自由主义对政治多元主义的接受来自其主张"宽容"的价值观。民主政治也经济自由、政治民主和文化多元的三位一体的社会制度的一部分。它不能脱离其他两者而独立存在。因此,自由公平的政治竞争也是自由民主的根本特征之一。自由民主意味着程序民主。自由民主是一种做出决策的制度安排,而不是单纯地规定主权的归属。这种程序的安排可以确保政权实行和平和定期的交接。尽管民主的模式种类繁多,但是,我们在不同民主模式之间并无多大的选择余地。

  公民的根本权利与自由是民主政治的出发点。民主政治涉及到公民自由地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这种权利的运用所要求的政治制度必须能够充分保障言论自由、信仰自由、结社自由,保障自由公平、竞争性的选举,尊重个人和少数派的不可剥夺的权利,保障信息的自由传播和法治。民众和反对派可以充分地表达他们对政府的批评甚至反对的立场,而不必担心受到肉体和精神上的报复。

  专制暴政是建立在暴力的基础上的。民主政治建立在公民的同意的基础之上的。在自由民主,国家政府从被统治者的同意中获得正当的权力。由于民主是建立在公民的同意的基础之上的,所以公民要表示同意就必须有自由,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的不同的观点,而且由于在许多大国,由于人数众多,不可能每个人都直接到某个场所去表达自己的意愿和看法,这样就委托一些代表来表达自己的利益和要求,这样就产生了代表机关。民主政治正是建立在对公民的理性能力的起码信任的基础之上。民主政治相信人的理性,故其合法性来自被统治者通过投票表达的同意(点头)。若不相信人的基本理性,就只有靠砍下的人头来垒砌政权的合法性了。从这种意义上讲,通过投票建立起来的民主政治使人类政治行为的文明程度取得了实质性的进步,彻底取代了"以暴易暴"的野蛮政治。

  民主政治认为每个人价值尊严是平等的,所以不论贫富智愚,每位公民所握有的选票的价值是同等的,因为人与人之间作为人的资格是同等的,同时社会中的一份子。另一方面,人与人之间的参政、议政与施政的能力又是不相等的,这才需要把最合适的人以选举的方式推举出来。民主政治是选举政治,但又不仅仅是选举政治,仅仅有定期选举、竞选公平,选举结果真实是不够的。衡量选举的正当性的尺度不是由多少人自源地参加了选举,而是有多少人派排除在选举之外,只要有一个人仅仅因为政治主张被剥夺了选举权和竞选权,其选举的正当性都要打上问号。选举是体现民主的一个根本的方面但不是全部的内容。

  选举虽然是按多数票的原则议决,民主政治决不简单地等同于"大多数人说了算",固然有许多事情在民主制度下是由多数或大多数人说来算,如领导人的产生,法案的通过等,但是还有许多事情是任何人和所有人说了都不算的,如即使多数人同意也不能剥夺少数人或所有人的自由、生命和财产。正是选举使得民主成为每位公民有权在公共领域中通行的大道,也正是选举产生的民主才是使得社会成员都可以生活在文明的政治环境之中的大德。民主政治不同于任何其它政体的独特之处在于它的务实性,在于它尊重现实,尊重每一个人的独特性,不必为迎合它而来重塑人的灵魂、改造人的本性。

  民主政治的成功与其背后对人性的正确看法和对待是分不开的。如果专制保障把统治者奉为至善的神明不同,民主政治的出发点是把政治家"假设"为无赖。只有把政治家假设为无赖并加以防范,才能防止政治家和掌权者真的沦为无赖。相反,若断定掌权者人性高尚在制度上不加设防,早晚要把掌权者宠成无赖。因此,为了政治家和掌权者自身的利益,为了百姓的福祉,必须把政治家和掌权者假设为无赖。无赖假定导致了对掌权者的不信任。若对掌权者不信任,就不能让他们大权独揽,而是要从制度上对其手中的权力加以分立制衡。分权制衡制度也由此产生。

  在现代民主政治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政府的主要职能和权限,通常是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必需是分立的,应由宪法授予不同的机关来行使,及分别属于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这三个部门具有同等的法律地位,独立地行使自己的权力。这意味着三个部门之间不是服从与支配关系,一个部门无权撤销另一个部门,也不能把自己的权力完全交给另一个部门去行使。只有实行司法独立,才能免除专横与暴政,才能保障"一切人的人身权利和自由"。制约与平衡的制度,是一种把各种不同的价值观念和对立的梦想加以平衡的制度。

  民主政治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也是一个备受关注的话题。经验证明,只有民主制度才最有利于财富的创造。自由民主与自由市场经济之间有着内在的逻辑联系。在很大程度上自由民主是人类追求与践行经济自由与政治自由的产物。自由民主只存在于自由市场经济之中,虽然实行自由市场经济的国家不都实行自由民主,但没有经济上的自由决不会有政治上的自由民主,有了经济上的自由不等于有了政治上的自由民主。市场经济是自由民主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全部条件。

  到了二十一世纪,几乎没有人公开反对民主。这当然也决不意味着人人都拥护民主,至少他不敢反对民主。这又导致了许多人对民主政治抱有一厢情愿的看法,即认为民主是万能药,它包治一切。即便成功地确立了民主政治,其内部还诸多的张力和艰难的平衡,在同意与效率之间,代表性与治国能力之间,冲突与认同之间等。事实上,民主自身有很多的限制。很多事情是民主所作不了的。民主也不能提供英明的决策,它只是能够即时地纠正错误。民主政治不能解决道德问题,不能用少数服从多数来决定道德问题上的对错。民主政治是不是越高越广泛就越好。

  人是不完善的,由人组成的社会也不可能有完全的自由、完全的平等,但诚如丘吉尔所说,民主政治,虽然又许多不足,所还是各种政体中最可取的。只有民主才能给人类最多的自由、平等、博爱和人性的尊严。从历史和比较的观点看,民主的真正优点不在于它能比其它政治形式更能自夸实现人间天堂,而在于有能力防止出现人间地狱。

  民主政治在世界五大洲、各种文化传统中都扎下根来,而且越来越多的国家还在陆续加入民主化的行列。这足以证明:民主政治是普世的价值。既然是普世的价值,这就意味着民主政治是可以移植的。民主政治的具体制度虽然难以照搬,但是,民主政治的普遍原理却是完全相通的。因此,文化差异和国情等借口不能成为抗拒民主政治的理由……

  《民主政治二十讲》序言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8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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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涌:奥巴马的对华政策是什么?

  九一一以后,中美关系比过去容易得多。九十年代,每到大选年两党就拿中国当攻击的目标。从2004年开始,中国基本不构成大选的核心问题。今年中国问题仅在预选中讨论,在大选中几乎不构成个话题。

  这并不是因为中国不重要,而是说明美国至少在此刻不把中国当块心病。这是中美关系的一个进步。不过,也正因为如此,总统候选人不把对华政策放在最紧要的议事日程中,没有对之深思熟虑,一旦当权后究竟采取什么政策,就变得十分难测。

  奥巴马如今似乎已经锁定胜局。他的对华政策将是怎样的呢?我们在这个背景下可以根据几个因素作如下的判断。

  奥巴马资历浅,在外交上没有经验、缺乏记录,如今美国危机重重,对华关系没有明显的危机,自然也不会在他最紧要的议事日程之中。在这种情况下,他的对华政策个人色彩会比较弱,更容易受其左右的影响。要知道,今天的大选,并非仅仅是白宫易主,而且是民主党在国会两院大大扩张其已有的多数优势。这样,奥巴马一旦入主白宫,共和党就几乎没有任何力量阻挡民主党政策的出台。华盛顿将成为民主党的天下。奥巴马在民主党中,是个小字辈;当总统后虽然身份不同,但受民主党传统势力的影响会比较大。这次之所以许多民主党人支持奥巴马而倒希拉里,除了各种冠冕堂皇的理由外,一个深刻的动机是许多民主党大老觉得克林顿们在党内势力太大,一旦希拉里成为总统,就可能更加独断。奥巴马则是新人,许多事情要请教前辈们,影响他的余地自然也大得多。

  这种算计,在政治上当然可能是聪明反被聪明误。不过,在对华政策上却可能八九不离十。奥巴马面临如此多的危机,当然不愿意在对华政策这个自己生疏的、相对而言也并不迫切的领域多花时间。其结果,就是更多地听从助手和党内人士的意见,耳朵根子要软一些。所以,奥巴马的对华政策,必须放在民主党的政治主潮中来判断。

  这个主潮是什么?那就是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在预选中可以看出,希拉里还是继承了克林顿的传统,是民主党中亲企业的自由贸易派,虽然她本人可能比克林顿要左一些。奥巴马则频频以贸易保护主义的棍子敲打希拉里,在北美自由贸易协议等问题上采取了贸易保护主义的立场。在中国问题上,他特别提出了中国的劳动法规、产品质量等等问题,要求加强管制,以保护美国的利益。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奥巴马会对华打一场贸易战。从预选到大选,短短几个月,经济话题的中心就转移了。预选时的经济主题还是企业外包,如今则成了金融风暴。中国现在不仅不是替罪羊,而且可能还是华尔街的潜在救主。在这样的局面下,奥巴马上台后可能对中国要客气不少。在没有重大国际突发事件的情况下,他对华政策的重点还是在贸易,而贸易的重点则在中国对美出口产品质量的监测、中国的劳工权利(劳动力成本)、中国市场对美的开放性等等技术层面上。事实上,这些要求并非全对中国不利。比如,产品质量的监测、劳工权利等等,正是目前中国需要解决的问题。和奥巴马政府在这些问题上建立日常的工作关系,主动请求美方的帮助,不仅可以使对方无话可说,而且也有助于建立中国健康的市场秩序。

  更重要的是,过去中国在处理中美关系上,注重对白宫作工作,对国会则下的功夫不足。奥巴马时代的美国对华关系,则很可能是民主党主导的国会对总统施加的影响远比过去要大。对白宫外交是中国的强项,对国会外交则是弱项。奥巴马以小字辈入主白宫,这一局面就要求中国对国会的老字辈多下功夫。

2008年10月30日 星期四

盛大林:警方当场击毙报警者的真相是什么

  26岁的青年职工陈振翊被一群不明身份的人捆绑、殴打,乘凶手不备逃出并跑到医院疗伤,其间还报警求救,然而他却被赶来的警察开枪击毙,这是今年2月29日发生在江西上饶鄱阳县的一起离奇案件。警方称:"陈振翊因吸食毒品产生幻觉并持刀袭警,民警被迫开枪。"而众多目击者说,陈振翊当时极度惊恐从医院跑出来,而且他全身已经严重受伤,双腿也一瘸一拐,来到事发的商场也没有持刀袭警,被击毙前还呼唤现场群众为他报110.但后来来了10多名手持枪支、盾牌、木棍的警员,采取的措施竟然是当场击毙陈振翊。据悉,此案已经被江西省列为"头号督办铁案",下令开枪的王副局长被停职审查。(《信息时报》10月29日)

  先是被一群不明身份的人殴打,后又被一群接警赶来的警察击毙……整整8个月过去了,虽然被省里"头号督办",但此案至今没有明确的说法。受害人家属认为"迷雾重重",局外人也都觉得非常"离奇"。不过,综合警方和目击者以及受害者家属的说法,却可以看出,有些基本事实是清楚的,而根据这些基本事实可以做出基本的判断。

  最清楚的事实是:案发现场是十几个荷枪实弹的警察在围捕一个一瘸一拐的公民。这个叫陈振翊的公民此前到底做过什么以至于被人殴打乃至追捕,目前还是个谜。但即使他罪大恶极、死有余辜,也应该由法院来判决然后执行死刑。只要他没有严重威胁公共安全或执法人员的人身安全,执行逮捕的警察就不能将其当场击毙。

  那么,陈振翊有没有威胁到警察的人身安全?这里涉及两个有争议的事实:一、警方说陈"持刀袭警",而目击者都予以否认;二、警方说陈"吸食毒品产生幻觉",但尸检报告显示陈的体表未见明显注射针孔。哪一种说法更可信?目击者为数众多,而且都与事件没有关系,而警方面临着严重的责任追究,这是首先要考虑的因素。除此之外,有两个细节可供参考:一、案发后死者先被殴打的鄱阳宾馆4楼的摄像头,被鄱阳警方拆离,而且没有公布录像;二、警方公布的所谓"真相说明",既没有公章也没有落款——这两点都让人感觉到警方的气短和心虚。

  退一步说,即使如警方所说的那样,陈振翊"因吸食毒品产生幻觉并持刀袭警",一个受伤的人能对十几个荷枪实弹、手持盾牌的警察构成威胁吗?如果明知可以制伏却要开枪击毙,那是什么性质的行为?

  说到这里,人们必须明白:警官身着警服、手持警械,并不一定都是在执行公务;有时候,可能是以执法的名义干着犯法的勾当,甚至"故意杀人"也会披上"执行公务"的外衣!

  当然,击毙陈振翊的责任应该主要由下令开枪的王副局长来负,因为开枪的警察只是在执行命令,这是他们的天职。

  执法者手中掌握着国家机器乃至可以致命的武器,他们取他人性命易如反掌。更重要的是,他们的身份就像是一种"护身符",不管干了什么,他们都可以拿"执法"作挡箭牌——这是最最可怕,也是最最需要警惕的。

  来源:中国青年报

邓聿文:股市暴跌一周年——我们学到了什么

  从经济学角度看,股市持续下跌有供求方面的原因,但过去一年中国股市的暴跌可谓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如果证券监管和宏观调控部门应对得当,股市或许不至于惨跌到现在这个程度。反思这一年来监管层和宏调部门对股市和经济的调控,有几个失误不能不引以为戒。

  其一,监管层对市场转折的性质和后果认识不清,很长一段时间还抱着牛市的思维来看待股市的下跌,因而在应对措施上口头维稳,迟疑不决,始终没有有力度的维稳政策,致使市场信心大挫。比如,某位对监管层有影响的刚退役高官在股市跌到3000多点时,还在大谈慢牛行情。这种判断充分说明了问题,无疑影响到对企业再融资和新股发行的态度。像平安1600亿再融资,是初期股市下跌的祸首,但在那段时间里,证监会迟迟不对此表态。另外,在这一年里,证监会对新股发行也一直没停止过,即使在股市持续大跌的时候,仍然频繁发行新股,从而进一步逆转了股市的供求关系。

  至于大小非,虽然证监会没有能力彻底限制,但至少应该表明自己的态度,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里对大小非采取更严厉的措施。然而,我们看到的是,证监会虽对大小非减持出台了一些规范措施,但力度远远不够。另外,在股市下跌过程中,有几个点位是比较关键的,它们分别是上证4000点、3000点和2245点。前两个点位分别是股市下跌初期和中期的市场心理点位,后一个点位是本轮股改的起点。但除了3000点时国家宣布印花税减半外,其余两个点位监管层无任何作为,这都极大地挫伤了市场的信心。

  广告所以,就监管层的延滞反应来看,说本轮股市暴跌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也未尝不可。

  其二,宏观决策部门对美国金融危机对中国实体经济的冲击以及对股市的影响估计不足,对中国经济的下行风险,反应过慢,未能及时调整政策。刚刚发布的前三季度经济形势表明,经济减速比预估的要快,特别是第三季度GDP首次降到9%,说明美国金融危机对中国出口的影响非常严重。

  但很长时间以来,国内的专家学者和宏调部门在谈起次贷危机时,普遍认为对中国影响不大,从而未能采取有力措施进行预防。本来在人民币升值、劳动力成本上升、原材料涨价等多种因素的制约下,企业利润开始下滑,经济减速迹象已初步显现,外部需求的剧降,只会更加速出口和宏观经济的下滑,并进而影响到股市流动性。

  然而在整个上半年,国内宏观调控的重心还放在控制通胀上,为此一再加息和上调存款准备金率,未能预见到即将到来的经济减速。即使在7月经济减速的迹象已很明显,中央做出了一保一控的调控主题后,偏紧的货币政策也没有改变。这无疑使股市的流动性紧张加剧。

  大小非为什么会疯狂抛售?一方面当然是股市预期不好,另一方面就是企业的资金链吃紧,需要套现资金增加流动性。而中国一些金融企业投资次贷亏损,进一步对股市产生直接的心理冲击。

  宏观经济就是这样影响股市的。鉴于股市与经济发展周期存在着密切关系,我相信在下一个经济周期中,股市会有比较快的发展,6124点不是一个无法超越的目标,但就眼下而言,股市和实体经济都处于最艰难的时期,政府必须出台政策进行干预。这便是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保经济稳定、金融稳定和资本市场稳定的根本原因。"三稳"的根源在于内需的扩张,当前要扩大内需,须减息和减税同步进行方能奏效。

  就股市而言,1800点时宣布的三大稳定市场举措已经释放出了其政策效应,后续政策需要持续跟上,包括明确限制大小非,改革新股发行制度,完善再融资规则,以及推出平准基金等举措,才能维稳。

  所以,在此危难之时,有关部门应该出台更有力、更系统和更具刺激性的经济与金融政策,不要作无谓的时间拖延。但从目前的各种信息来判断,与美国等国家对金融危机的救市举动相比,中国政府的救市意愿和态度虽然很明确,但行动还不够坚定。

  本文作者邓聿文为中央党校《学习时报》副编审,多家报刊专栏作者和特约作者,关注转型期的中国社会问题。

刘军宁:要公告,不要上报!

  ——从三鹿奶粉看行政国家

  "经国家处理三鹿牌婴幼儿奶粉事件领导小组事故调查组调查:三鹿集团公司主要负责人涉嫌犯罪,石家庄市委、市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对三鹿牌婴幼儿奶粉事件未及时上报,处置不力。在2007年12月至2008年8月2日的8个月中,三鹿集团公司未向石家庄市政府和有关部门报告,也未采取积极补救措施,导致事态进一步扩大。三鹿集团公司主要负责人涉嫌犯罪已被刑事拘留,石家庄市政府2008年8月2日接到三鹿集团公司关于三鹿牌奶粉问题的报告后,虽然采取了一些措施,但直至9月9日才向河北省政府报告三鹿牌奶粉问题。调查表明,8月2日至9月8日的38天中,石家庄市委、市政府未就三鹿牌奶粉问题向河北省委、省政府做过任何报告,也未向国务院和国务院有关部门报告,违反了有关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报告的规定。"

  上面这段文字引自国家处理三鹿牌婴幼儿奶粉事件领导小组事故调查组公布的调查结果。调查组把毒奶粉事件归咎于三鹿公司和石家庄市政府没有即时"上报",违反了"上报"制度。这就引出了一连串的问题:

  一个企业的产品质量出了严重问题,要向政府上报,而不向消费者报告?谁是企业的上方,是消费者,还是政府?为什么不允许企业先向消费者公告并即时召回缺陷产品,再同时向政府上报?

  一级政府辖内的企业出了威胁生命健康的产品质量问题,为什么政府只走漫长的上报之路,而不通知正在或可能消费该产品的公民?

  若按照上报制度一级级上报,上报到哪一级为止?是上报到国务院,还是上报到政治局?是上报到政治局常委会,还是上报执政党的最高领导核心?

  如果企业和地方政府无权将有害产品公布于众,那么,哪一级权力机构有权这样做,是政府部门,还同级党组织?

  有害产品一旦进入流通领域,就每时每刻威胁公民的生命健康,而从最基层的企业到最高权力中枢要穿越漫长的官僚机构,三鹿事件的上报路程,从去年12月到今年9月,耗时十个月。这样的上报制度如何克服低效的官僚制度、复杂的政治顾虑、巨大的经济得失,来在第一时间终结有害产品对公民的威胁?

  鉴于上报制度不能回答上述问题,那么,把食品安全交付给上报制度,对这样的制度来说,无疑是一个不可能的完成的使命。

  依我看,上报制度最大的问题,是在这样的制度中没有公民的位置。我们举目望去,不见公民的踪影。取公民而代之的是含糊不清的、无穷无尽的上级,上级,上级!

  在这样的上报制度中,企业对政府负责,而不是对消费者负责。作为行政部门的政府只对上级负责,而不是对公民负责。这样,企业行为和政府行为都行政化了。上报制度表明,行政国家的本质是一切服从于政府与上级的需要,而不是公众与消费者的需要。

  中国是一个公民没有地位的行政国家,行政国家的本质是无限政府。无限政府表面上承担无限责任,实际上是什么也没有承担。监督本来没有行政的事,结果变成只是行政的事。在这样的行政国家中,只有党务与行政,国家的立法、司法职能,社会中的行业协会与消费者团体,形同虚设。在这次毒奶粉事件中,我们没看到从石家庄到国家级的立法机构有任何作为,没有看到司法机关对相关企业采取任何法律行动,我们看不到行业协会在预防毒奶中的作用,看不到消费者协会在维护受害消费者利益方面的作为。行政国家用对官员的行政问责来代替对企业的司法问责。仅仅靠罢官不能从根本改变不能保障食品、药品安全的的制度。官员有很长的后备队伍,罢官免职只是给排队者提供了机会,并未改变制度。书记倒了,副书记高兴,市长倒了,副市长高兴。

  一个国家的正常运转,取决于立法、司法、行政三个部门之间的相互独立,相互制衡。在行政国家,只有高高耸立的行政部门。在行政国家,食品、药品安全的监管机构常常是食品、药品不安全的受益者。每次灾难性的事件,都是增加预算,提高级别,扩大编制,集中权力的天赐良机。不信吗?看看下面坊间流传的幽默而忧伤的短信手机段子:不信吗?

  其一:中国人在食品中完成了化学扫盲,从大米里我们认识了石蜡,从火腿里我们认识了敌敌畏,从咸鸭蛋、辣椒酱里我们认识了苏丹红,从火锅里我们认识了福尔马林,从银耳、蜜枣里我们认识了硫磺,从木耳中认识了硫酸铜,今天三鹿又让同胞知道了三聚氰胺的化学作用。外国人喝牛奶结实了,中国人喝牛奶结石了。

  其二:三鹿事件最新报道:目前国家把责任推给三鹿,三鹿把责任推给奶农,奶农把责任推给奶牛,警方正在全力抓捕不法奶牛。据报道,责任奶牛已携二奶潜逃,仅捕获一小撮不明真相的牛群。目前母牛情绪稳定。据最新消息,水牛和蜗牛已经通过半岛电视台发表声明表示对此事负责。

  可见,行政国家把中国变成了食品乃至消费品最不安全的国家。而上报制度又把追究责任变成闹剧。行政国家下监督制度只能提供一种虚假的安全感,给公民一种错觉,以为得到了政府的保护。

  如果公民在国家的食品安全中没有位置,食品的安全就没有保障。有上报制度和行政国家就没有食品安全。各级政府只对上级负责,而不对公民负责,这说明,各级政府的权力是来自上级,而不是作为选民的公民。因此,中国食品安全的前途在于从只对上级负责行政国家专向对作为选民的公民负责的代议民主国家。

  要公告,不要上报!要代议民主,不要行政国家!

时寒冰:出台燃油税的最后一次机会

  国际油价说跌就跌了。7月11日,纽约、伦敦两地油价双双突破每桶147美元。然后,就掉头向下:7月17日,跌破130美元;8月5日,跌破120美元;9月2日,跌破110美元;9月12日,油价盘中跌破100美元。

  国际油价下调,给中国出台燃油税政策带来了机会——如果既得利益集团强调的在油价下跌时出台燃油税的前提成立,那么,此次油价下跌可能是最后一次机会。因为,从长期趋势看,国际油价仍将保持上涨势头。倘若不抓住时机,燃油税出台很可能成为一个遥远的神话。

  其实,燃油税出台,与油价高低并无直接关系,这只是既得利益集团阻碍燃油税出台的借口而已。美国俄勒冈州从1919年就开始征收汽车燃油税,到1929年,美国所有的州都开征汽车燃油税。如今,世界上已有13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征了燃油税,其中,大部分国家是在油价高企时开征的。

  开征燃油税的目的,首先是促使人们提高节约意识。通过燃油税可以提高油品价格,以此抑制成品油的消费总量,提升能源的使用效率。事实证明,但凡实行燃油税的国家,成品油消费量的增长速度,都远远低于没有实行燃油税的国家。

  在国际油价高涨时,不少美国人不再使用汽车,或者降低汽车的使用频率,美国相当一部分地方政府和企业为了降低成本,甚至推行每周四天的工作计划,以此来削减路费支出。而在中国,低油价却变相鼓励了对成品油的消费,导致我国高收入者对高耗油的SUV(运动型多用途汽车)需求保持"井喷"式增长。

  中国的油价如果加上燃油税,油价早在2006年底就与美国接轨。不实行燃油税,掩盖了我国高油价的真实状况。在国际油价下跌之时,中国不含燃油税的成品油价格与国际油价的价差只有10%,如果算上燃油税,我国成品油价格已经高于不少发达国家的油价。

  在美国每辆汽车每年消耗1.8吨燃油,欧盟1.5吨,日本只有1.1吨,而中国竟然高达2.3吨。原因是,中国的汽车使用效率最高,一些人甚至连到附近菜市场买菜都开着车,而在日本等国,不少人只是在周末外出旅游时才开车,平时则乘坐公交车。

  我国为了维持低油价,国家财政要给予油企巨额财政补贴,实际上是穷人在补贴富人,因为富人对成品油的消费更多,穷人则连车都买不起。

  不仅如此。不开征燃油税维持的低油价,实际上是在补贴全世界。国外飞往中国的航班,加的燃油基本上都精确到刚好够用(不加满),等飞到中国后再加满油回去。海运也一样。许多国家的运输船到中国,结结实实地加满油回去,一声不响地分享了中国财政补贴所带来的福利。中国到底补贴了全世界多少福利,没有明确的统计数据,但我们可以通过一则报道,感受到问题的严重性。

  据媒体报道:"深圳一升汽油的价格在6元多人民币,但香港一升汽油的价格高达16元多人民币,跨境车每将一升内地汽油卖给香港地下油站,就可获利近10元人民币,有些跨境车一天往返深港多次,获利更丰。"据悉,一辆车通过这种方式一天可赚接近1万元,这是一种惊人的国家福利流失。

  由于未实行燃油税,我国成品油消费年年快速增长,给环境造成了巨大破坏。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指出,"50岁以上的广州人肺都是黑色的!"汽车污染的严重危害已到了不容忽视的地步,而抑制汽车业快速发展的最有效措施是尽快出台燃油税。

  在国际油价跌到100美元以下后,我国应加快推出燃油税的步伐,否则,一旦油价重新步入上涨轨道,既得利益集团又会以油价抬高为由设置障碍了。

  来源:2008年10月《新财经》

2008年10月29日 星期三

王万然:宠养硕鼠

  ——生肖戏说之一

  鼠的天敌是猫,据说当年排列十二生肖的时候,猫给鼠挤下河里,失去了进军十二强的机会;老鼠又借助大象尾巴的动力,居然跃居十二生肖的首位。

  不管老鼠的地位多高,人们是不会原谅老鼠吃粮食、咬衣物甚至传播鼠疫的罪过的,便鼓励猫去消灭老鼠。人们对动物界的鼠恨不得赶尽杀绝,而对人类中的"鼠",却有另一种态度。有位漫画家说:"老鼠是人们不经意饲养的宠物。"细想之下,漫画家说的不错。贪官的祸害不亚于鼠患,有过之而无不及,是硕鼠。老鼠过街,人人喊打;贪官过街,是不是人人喊打呢?不是。硕鼠过街,不但没人喊打,羡慕者、追随者还是为数不少。

  下面是我们有时听到的话:

  "某局长只认钱,不认人,只要给他多少钱,这件事就成功了。"

  "某科长喜欢喝酒泡妞,今晚请他出来,好好安排保证他一口应承。"

  "某主任真没用,送钱他不敢收,找他办事麻烦点,不如找别人吧!"

  "某人真有本事,当了几年官就赚了几百万……"

  ……

  人们对贪官恨之入骨,同时也希望能用"金钱美女"俘虏这种贪官,爱恨交加的情感,只缘自己想通过不当的手段获取个人的利益,只要对自己有利,贪官对党和人民造成的危害有多大那是别人的事,是社会的错。

  对待贪官应像对待老鼠一样,要进行清除而不是宠养。

  作者单位:广东省 汕尾市 汕尾日报社作者邮箱:gdwwr(at)sohu.com

傅国涌:向死而生——纪念林昭殉难40周年

  1968年4月29日,北大女生林昭被秘密枪杀时还不到36周岁。两天后,上海公安局人员上门向她母亲索取5分钱子弹费。1981年,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宣布给她平反。

  40年前,林昭之所以走到这一步,是因为她人性中最真实、最柔软、最美好的一面没有磨灭,而且在严酷的现实中被激活、被唤醒了,她向往人的生活的愿望决定了不能苟且、不能屈从,也就是她所说的宁可玉碎。她深知自己流露的人性的气息不合时宜,她说:"因为这一份该死的'人性'正就是造成林昭本身之悲剧的根本原因!""为什么我不能选择更简单的道路呢?作为林昭的个人悲剧那是也只好归咎于我所怀抱之这一份该死的人性了。"

  她的全部追求包括她的牺牲,都根源于她对人性的理解,这一点,我们可以在她的生活、她的诗、她的信仰和她丰富的情感之中找到答案。1966年,她在狱中见到北大同学张元勋,诀别之际,她郑重托付:"我随时都会被杀,相信历史总会有一天人们会说到今天的苦难!希望你把今天的苦难告诉未来的人们!并希望你把我的文稿、信件搜集整理成三个专集:诗歌集题名《自由颂》、散文集题名《过去的生活》,书信集题名《情书一束》。"

  这是她留给世界的遗言,三个书名,就是她对自己短暂一生的概括,生活、情感和诗。不了解这一切,就无法理解她的宁为玉碎,她这样选择不是因为否定生活,恰恰相反,是因为她太珍视生活、太珍爱生活了。她说自己反抗的全部根据只是一条天人共许的铁则:"被践踏的公义必须得到伸张!这也就是我常爱提说的生活之价值观的基本内容之一部分。"她指控血腥惨厉的统治完全毒化了"原该是那么明朗美好的生活,从而也致命地重创了以至戕杀了林昭对于生活的真挚的感情。"她说自己反右以来双足分跨在生死门槛的两侧,一直就这样对待生活,"也正是这种基本态度使作为一名战士的我能在严酷的牢狱中多少占据到主动。"

  她在写给法院的书面答辩中指出:"历史早已宣判了,生活完全证明了:我们是无罪的!罪人是你们这些可耻的极权统治者,而不是我们!——不是我们,不是我们!根本不是我们。而且绝对不是我们!"面对自己栖身的时代,她最痛心的是"我们的青春、爱情、友谊、学业、事业、抱负、理想、幸福、自由……我们之生活的一切、为人的一切几乎被摧残殆尽地葬送在这个污秽、罪恶而更伪善的极权制度恐怖统治之下,……"她说:"作为一个人,我为自己之完整、正直而且干净的生活权利——生存权利而斗争那永远是无可非议的!"

  一

  林昭憎恶与人的生活相对立的一切,她理解的生活不是一个空洞的不着边际的名词,而是有着美好而充实的内容。为此在上世纪50年代初的北大,有人批评她"小资产阶级浪漫情调极浓"、"骄傲自大"、"不关心政治"等等。开学不久在未名湖畔的一次同学聚会上,她唱了"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即被同学孙文铄批评"太悲凉,有资产阶级情调"。在同学、友人的记忆中,她是一个很懂得生活并且会享受生活的人。

  羊华荣说她"不重修饰,但留意仪表之美",送他的一张照片中身穿中式蓝布上衣,白围巾,两条辫子上扎白色蝴蝶结,平常她都是这样打扮。她留下的许多照片也都是这一形象。照片的背面她题了8个字:"什么是美?生活本身。"林昭两条辫子的时候多,人们的回忆常常提到她的辫子。有时她也会烫发。1962年春天她保外在家,倪竞雄见到她"一头新烫的卷发"。夏天,羊华荣在苏州见到她,"比过去胖了,身体似很好,穿着合身的旗袍,烫了发,看上去挺精神,已非昔日的瘦弱多病的林妹妹形象。"更早的一次,同学张玲记得大二开学时,她从苏州回北京,满面春风地给大家分赠土仪,尤其对她"剪掉辫子,烫起头发,穿上时新衣服"印象深刻。节假日她到张玲家做客,张母喜欢她穿的衣服样式,照着样子为女儿做新衣。她自己会裁剪衣服,陈叔方回忆,她在《常州民报》工作时,有个盛夏她穿了一件白底蓝花的连衣裙,很好看。"我说,你这件衣裳很别致呀!她淡淡地一笑,说是自己裁剪的。"在北大,即便成为右派后,她对生活仍保持着美好的感觉。羊华荣记得:"有天黄昏,她意外地穿一件红色呢外衣,我说:今天是什么日子,打扮得这么漂亮。她说:这是她自己设计和缝制的,尚未完工,穿来请你看看,是否合身。我对此完全是外行,但还是赞美了几句,特别是称赞她还会做衣服时,她显然很高兴。"她被枪杀的那天,正在病床上打葡萄糖,三四个武装人员冲进来,大叫:"死不悔改的反革命,你的末日到了!"她仍要求:"让我换件衣服。"未得准许,她只能遗憾地穿着医院的病服告别人间。

  她爱吃,1951年11月,在无锡,她拿母亲刚寄给她的一件新的毛料丝棉背心去换了钱,和同学倪竞雄到崇安寺,一个个小吃摊吃过去,"糖芋头、鸡蛋饼、梅花糕、海棠糕、藕粥……最后到王兴记小笼包,大馄饨。"背心换的钱全部吃光。倪提出你妈妈知道了不要气坏了时,她笑笑扮个鬼脸。狱中她给母亲的信还能一口气开出几十种不同吃法的食物来,她呼喊:妈妈,我要吃啊!她谶语般地反复念叨:"猪头、猪尾巴!猪头、猪尾巴!猪头、猪头!"

  她爱喝酒,1957年的冬天,遇到刮大风或下雨,她和羊华荣常到小酒店边喝酒边聊天,有时借了象棋,边下棋边喝酒,酒喝多了她的脸会发白,而不是红。"她喝酒还能自控,我从来未见她喝醉过,即使多喝一点,也从未见她说酒话。"苏南新闻专科学校的同学李虹岗回忆,毕业话别那次,最招人注意的就是林昭,"不仅能大口饮酒,其性格之豪放,抱负之殷切,大有'乘风破万里浪'之巾帼气概。"谭天荣也说她喜欢喝酒,高兴时喝上一杯,难受时也喝上一杯。

  她很喜欢猫,曾对谭天荣说,她家里的人有时也称她为"猫",她说有一次把弟弟惹急了,她弟弟冲着她狠狠地说'杀猫吃猫肉'!"《常州民报》的同事说她的形象就如小花猫,常常开玩笑称她"小猫"。她自己给倪竞雄写信有时不署名,就画个小猫。许多同学都叫她猫,1955年11月她坐在颐和园大门外的铜狮子座上,拍过一张照片,她有个同班同学在背面题了"猫与狮"三个字。甘粹和她在一起时,叫她"猫咪"。她连糖她都喜欢带猫字的牌子,张元勋探监原定两次,结束时,她要张第二天给她送一盒奶糖,"不要大白兔,要猫头的!"

  她妹妹说"她是一个不耐寂寞的人","在北大最喜欢跳舞,有舞必到。采一串鲜花编个花环戴在头上,进舞场直跳到结束"。谭天荣说自己和她认识,就是在1954年欢迎新同学的舞会上,以后有舞会上偶尔也会请她跳舞。北大每个周末都会在大饭厅举行舞会,林昭"对交谊舞的兴致也颇浓",沈泽宜回忆,"我现在还记得她扎了两根羊角辫,各插一朵花,两眼放光,迎着我缓缓走来的样子,禁不住黯然神伤。"

  她会拍照,1957年5月19日,《红楼》编辑部一行10人,游览颐和园,就是她做摄影师,拍了许多照片,不料成了绝响。

  在北大,她被叫做"林姑娘",她则叫这个同学"史湘云"、那个同学"薛宝琴"。她爱开玩笑,也被打成右派的同学刘发清回忆,1958年7月的一天,他走在校门口,突然有人低声喝道:"右派分子刘××到哪里去?"他吃了一惊,却看到林昭笑吟吟地站在面前。她和羊华荣在一起,有时会即兴来一首小诗,因为她做诗爱用典故,比较费解,所以羊嘲笑说:"以后得抱一部《辞源》来听你的诗。"她反嘲说:"抱歉抱歉,不知你是只羊,人家对牛弹琴,我对羊吟诗。"说吧得意地哈哈大笑。羊华荣还回忆,有一次,她们在荒坟中聊天,行人听到声音回头就跑,"我说:这下我们变成鬼了。她笑笑说:谁也没有把我们当人,是鬼,人们还敬畏三分,做人不如做鬼。她拍拍坟头说:孤魂野鬼们,来吧,来和我们共度良霄。她还讲了一个人鬼相恋的故事。"1962年,他们同游苏州拙政园,林昭说要在他衣服上画八卦,他说那不成了狗头军师。她笑笑说:"是羊头军师。"

  张元勋回忆,"她极爱与人逗嘴,每雅集总不免先口占良久,戏谑争胜",有点儿"尖刻"。孙文铄说她"说话嘴不饶人"。土改时的指导员李茂章也说她"话语风趣而又往往尖刻犀利",看不惯的事她就要说,而且"言辞尖利,常要触到人家痛处"。中学同学陆震华说她 "非常敏锐,三言两语就能使人感到语中有芒刺",那时她不过十四五岁。在《常州民报》的同事眼里,"尽管她嘴巴不饶人,好与人争论,不轻易放过别人的缺点错误,但她尖锐的批评总是伴随着微笑进行的,给人以坦率、纯真之感。"

  羊华荣说:"林昭较爱笑,大概是遵守笑不露齿的古训,她笑时习惯性地用手掩口。但她不爱哭,我从未见她哭过,甚至未见她掉过泪。"其实,她也喜欢哭,她妹妹说:"她的哭是撒娇,是愤怒,是发泄,并不一定是悲哀。"张玲曾看见她一边哭一边记日记,又一边哭一边把日记一页页烧了。狱中,她在给《人民日报》的长信中曾写道:"……惨厉的沉痛使我麻木,然而为着战斗我只有力持清醒而强使自己正视淋漓的鲜血,直面惨淡的现实!——忍受更加惨烈的剧痛:能够痛哭或者流泪亦可谓是一种幸福呢!最最痛苦倒是那么多眼眶干燥得淌泪全无的时刻:那些灼人的热泪无声地返流而一滴一滴滴在心上!每一滴都胜如利刃的一刺或钢鞭的一击,令这颗年轻而热烈的多感的心痛得痉挛欲裂!"

  她妹妹回忆,1962年她保外在家时要给家人表演"杂技",何谓"杂技"?她在看守所被反铐了180天,她要表演给亲人看,反铐着如何处理日常生活,包括洗脸、吃饭、大小便等。"母亲说不要瞎说。姐姐说,真可惜你们不要看我表演,因而丧失了一个机会理解20世纪的一种特殊生活模式。"期间,羊华荣来看她,她也说起在狱中如何学会戴着手铐梳头。

  她送给羊华荣一张自己绘制的书签,题为"铁窗之花",八分之七都涂成了黑色,右下角画一朵小红花,小红花上画两条黑线。书签的构思和绘制都很精巧。

  她在狱中送给张元勋的小礼物就是用糖纸做的帆船。狱警说她用糖纸编了许多艺术品,种类很多,全监狱都知道。小小的帆船在纪录片的特写镜头中被放大,成为一个美丽而伤心的象征。它表示,即使在镣铐加身,高墙重围,随时面临被虐杀的日夜里,林昭的心灵依然那么纯净,她对人间的爱,她对生活的向往,都在小小的帆船中定格。

  二

  林昭为什么要把自己的书信集取名《情书一束》?这个"情书"不是我们通常理解的谈情说爱的情书,而是她内心世界的真实流露,是她对世间感情的纯真向往,她爱人,也渴望被人爱。她曾对张元勋说:"如果有一天允许说话,不要忘记告诉活着的人们:有一个林昭因为太爱他们而他们杀掉!"

  她在苏南专科学校和北大两度同学的羊华荣说,他们都成为右派后常在一起聊天:

  "在闲谈中,她曾说过,她过去没有真正的恋人,只是有一些谈得来或比较接近的朋友,也有人曾向她表示过好感,她也婉拒了。我感到,林昭思想比较开放,喜交往,不耐寂寞,她的思想感情,需要表达,需要与人交流,因而她需要朋友,需要知音,甚至需要关怀与爱,但对她来说,这未必就是爱情。

  她不是传统型的女性,她在恋爱、婚姻等问题上似无一个固定的模式。有次她谈到北大一对恋人均被打成右派后,他们蔑视一切,冲破阻力,登记结婚了。她对他们的浪漫与勇气大为赞赏。她也讲一些爱情故事,但大都是浪漫式的恋情,这或许是她恋爱观的反映。"

  她妹妹回忆:"姊姊永远追求爱情或者说她需要被人爱,姊姊是浪漫主义者,有许多'男朋友',或者他们告诉我,他们是她的男朋友。或者人们告诉我,他们是她的男朋友。或许她所爱的人并不能给予她同等的爱以回报。或许疯狂爱她的人,她只是谈谈地说:"我并不爱你。'或许爱她的人觉得在热恋中,而她却留下心灵的一角,深深地爱着另一个人。或许在特定的环境条件下,她和某些人能成为亲密的朋友,战斗的伴侣,生命道路上暂时的同行者,或者甚至可以结婚。或许她只是向往那些得不到的爱情,她永远需要有人爱她。她也有那么丰富的感情,在不同时期爱不同的人……"

  她在狱中写过这样一句话: "与自己的同辈战友们耳鬓厮磨不避瓜李是谓之小德出入"。她的感情确乎很丰富,1962年,她保释在外时,曾对羊华荣说,"有位审讯人员挺有风度,如果他不是逼我招供,我也许会爱上他。"在那些异性朋友纪念林昭的文章中,我们依稀可以看到她和他们交往的轨迹,看到她真实的情感和生命:

  当年北大中文系学生沈泽宜追悔莫及,当年他拒绝了林昭的爱,无数年之后,当他知道,自己的名字早就出现在林昭姐妹之间的秘语之中,他的眼中闪烁着泪光。彭令范回忆,她姐姐回家过暑假时曾告诉她:"我在舞会上遇到他,他很注意仪表,举止潇洒。那天,我很随便地头戴一个野花编成的花环,频频起舞。他请我跳了一次,他的舞跳得很好。隔了几天,我在未名湖冰场上走,他在后面引亢高歌《教我如何不想她》,我只能回过头去和他大招呼。"后面这个细节与沈的回忆略有出入,他说,有一次在未名湖边放声唱《教我如何不想她》,林昭对面走来,"脸上飞起红云"。1957年早春,他住院开刀,林昭天天到护士值班室打探病情而不留姓名。出院后他们相约见面,林昭表达了爱意,而他只希望保持友谊。江南诗人的风度、才气、舞技,都是这位江南才女所欣赏的,她那一句责怪谭天荣说"令"、"林"读音不同的"你比北方人还北方人"透露了内心的秘密。1958年2、3月间,他们最后一次在海淀一家小餐馆相遇,两人目光相对,没有说一句话,就此永诀。

  林昭和北大物理系学生谭天荣早在舞会上认识,1956年初夏一个星期天早晨,在北大南校门遇到,她请谭一起到圆明园走走,然后请客吃饭,点了炒腰花,相隔半个多世纪,谭仍记得她当时点菜的语气。他们一个大谈《红楼梦》,一个大谈《水浒》,从此以"姐姐"、"小弟"相称。五一九"后她听了谭的演讲,很欣赏,"满怀喜悦地注视这位同学的神采风姿"。他们都成为右派后,在一次舞会上,"默默无言,相拥跳舞直到曲终人散"。一度她和谭天荣同在北大的苗圃劳动,后来她到人民大学劳动时,谭关进了北京郊区的监狱,每个星期六下午她都买了点心去看谭(始终没有见到,谭也一直不知道)。她那首题为《呼唤》的歌曲据说就是为谭写的。谭称之为"一个没有情节的爱情故事"。

  林昭曾告诉妹妹,一个同为《红楼》编委的山东人,"对我很感兴趣,老是缠着我讲这讲那,有一天,他对我说,我们交个朋友吧。我说,我们是朋友呀,他坚持要和我做进一步的朋友。我说不大感兴趣。他又说,你不妨培养一下这种兴趣……"林昭虽然没有接受这份感情,但他们的交往一直没受影响,她在写给《人民日报》的长信中自述:"想当初这个青年就学于北京大学时便向称飞扬跌宕风流自喜,对之怀有爱慕心思的异性同学也不在少;不能无所选择地接受又是一回事,我可也从未为此轻怠过谁个,……我每说:感情不是一种错误,也不应过于责备。人若于我有感情,我即使不能接受总该持着尊重对方的态度。""五一九"之后,5月22日晚上,她站出来为受到围攻的张元勋辩护。黑云压城的1957年8月,她和监管中的张还曾相约在什刹海"星夜荡舟"。1966年,张坐了8年牢出来,以"未婚夫"的名义到上海去探监。他劝林昭:"平常把自己打扮一下,把头发梳起来。"她的回答是:"打扮?打扮什么?女为悦己者容!"

  羊华荣回忆,1957年秋末冬初到来年春天,他和林昭几乎每天黄昏都相约在校外见面,一般都是在北大附近的田野里,有时为了找略可避风的地方到荒坟或密林中,月色好的夜晚,他们也去过颐和园和圆明园遗址。"有天,她握着我的手说:你真像我的大哥。……我说:那我就认你这位妹妹吧,但我有一位妹妹,就称你为二妹吧。她点点头。我笑笑说:这下我真的有位林妹妹了。至此,我们更接近了,在此后的通信中,我都称她为二妹,她则称我为兄,自称弟。"一次,他们从小酒店出来,羊华荣先取下自己的外衣,"她批评说:应先为女士取衣,再取自己的。我说抱歉,恕我不知姑苏闺秀们的规矩。她笑笑说:在女孩子面前就得学点规矩。她有时比较随便,不计较,但也有女孩子的细致。"林昭以"相濡以沫"来比喻这段难忘的友情。

  刘发清回忆,1958年7月他们在北大校门口相遇,林昭请他到外面吃晚饭,饭馆出来,已是夕阳西下的黄昏,她建议去逛只有两站地的颐和园,而他犹豫了一会拒绝了。"我之所以不去颐和园不是我的一切美感都泯灭了,也不完全是逃避'瓜田李下'之嫌的闲言碎语,而是害怕被怀疑在一块搞什么秘密'阴谋活动',从而在即将分离之前招来不必要的甚至令人难以逆料的后果。"在饥荒袭击中国的时刻,;林昭从自己的牙缝里省下50斤粮票,给他寄去,救了当时已得浮肿病的他。

  甘粹回忆,1958年,林昭到中国人民大学资料室"监督改造",他们由此相识,同为右派的他常常给体弱多病的林昭买饭送水。每当晚上,他在一楼的栏杆上拉二胡,拉他唯一会的曲子《病中吟》,哀怨的曲调打动了在楼上病中的她。因为他们天天一起,于是就有了流言,说两个右派分子谈恋爱是抗拒改造。他们因此真的谈起恋爱来,并提出结婚申请,遭到拒绝。1959年9月甘粹发配新疆前夕,林昭回老家养病,他们在火车上话别,也是最后的诀别:"在车厢里,一向刚毅、倔强、从不流泪的林昭,却伤心地抱头痛哭了起来,口中念道:"甘子,是我害了你。'"甘粹说自己想了很久,想写一个东西,题目都想好了,就叫《情断铁一号》,"铁一号"就是他们当年一起朝夕相处过的铁狮子胡同一号。

  林昭回到南方养病,结识了张春元、顾雁这些有着相同追求的青年人,她称张春元为大哥。他们办了地下刊物《星火》,由此罹祸。1962年,她保外在家,给顾雁家送去省下来的糕饼券、糖票等,顾的父亲患有严重哮喘病,发病时她会忙着敲背、倒茶、递药等。

  1962年,羊华荣最后一次与林昭见面,"她曾说:有时真想做个不问世事,只管做饭洗衣的家庭妇女。我笑笑说:恐怕你未必能成为一个合格的妻子。她说:不一定,我还是会做家务的。"

  在这些片段的、残缺不全的记忆中,我们才有可能接近真实的林昭,一个血肉之躯,一个多情善感、有情有义的林昭,一个一心想做常人而不是做英雄的林昭,这些情感细节和她最后义无返顾、反抗强权,舍生取义的选择放在一起,才构成一个完整的林昭。

  三

  林昭的父亲希望女儿成为班昭那样的人,给她取名"令昭"。她从小对文学有特殊的感悟,作文出色,15岁就开始写稿投稿。她妹妹说她喜欢鲁迅,她自己说少年时代就读过许多鲁迅杂文。她喜欢《二泉映月》,曾经想为天才的二胡演奏家瞎子阿炳写一本传记。2007年初春,我到过无锡惠山,林昭就读过的苏南新闻专科学校就在那里,旁边即是给了阿炳音乐灵感的"天下第二泉",阿炳墓也在不远处。她想写一本《中国土改史》,离开苏南新专时,她就对同学表示,"通过工作实践、深入生活,希望写出一部反映中国土地革命全过程的文艺作品。"她要把鲁迅的小说《伤逝》改变成电影,1958年前后她在人民大学资料室劳教时已经完成了电影剧本,甘粹看了,说改编得挺好。在那里,她还完成了两首重要的长诗《海鸥之歌》、《普罗米修斯受难的一日》。

  诗当然是她最喜欢、也是最得心应手的表达形式。新诗,旧诗,四言、五言、七言,她都是即兴就来。即使在最狂热地追求红色幻梦的时候,她私下给女友信里仍写下"有泪皆成血,无泪更吞声"这样的诗句,透露出内心的忧伤和失落。她在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就读,深受古典文学教授游国恩的赏识,建议她改为文学专业。甘粹说她在图书馆喜欢读笔记小说,都是古文的。学物理的谭天荣也记得她说起过,她读过一些什么"笔记",只要他提到某种社会现象,她就能在读过的"笔记"上举出一两个例子来。她喜欢杜甫,喜欢《红楼梦》,有同学回忆她在摇晃的电车上,一手拉着吊环,一手拿着《红楼梦》读的情景。谭天荣说她"似乎能背诵整部《红楼梦》"。她成为北大校刊编辑、《北大诗刊》编辑、《红楼》杂志编委并不是偶然的。

  她没有什么酒量,却喜欢喝酒,也许就和她对诗、酒关系的理解有关。羊华荣回忆:"林昭爱诗,也喜欢谈诗。有次在谈论诗与酒的关系时,她说:在中国文学与诗歌的发展,酒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很多诗人都是嗜酒的,如陶渊明、李白、苏东坡等。很多作品的内容是与酒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没有酒,诗坛将一片苍白,整个文学同样如此。"

  有一次,他们在圆明园遗址,林昭除了低吟曹操的诗,还捡起一块石头问道:"你来自哪座仙山,为什么流落到人间?你经历了多少人间荣华,又承受了多少人间辛酸?你在沉思什么?你为什么,默默不语?"羊华荣说:"你作一篇《石问》吧。"她认真地说:"这里的石头都有灵性,上面都刻有一部《石头记》,只是我们读不懂罢了。"

  所以,羊华荣1962年才会劝她埋头研究文学,既可以掩饰自己,精神也有寄托,而且有所收获,这是一举三得的上策。她承认他说得有道理,只是自己难以做到。

  即便入狱之后,她始终不失生活的情趣和对文学的爱,面对灭顶之灾,她给审讯者的信里还说:"咱们这现代戏大概演的这么几本:"一家人' 、'年青的一代' 、'夺印',最后加演一本'祝你健康'。而开宗明义的第一本还只是'一家人'。"她向往着中国大地上有一场"文艺复兴——人性解放运动",而诗成为她最后、最重要的武器。与张元勋诀别时她张口就是一首很好的诗。她送给许多同学、友人的诗都可以证实,诗已经是她的一种生活方式,是她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她通过诗表达情感和爱憎,表达她对生活的肯定,特别是她对自由难以遏止的向往。所以她要把自己的诗集命名为《自由颂》。

  她幸存下来的诗歌不多,但各种形式都有,尤其是前几年浮出水面的那首长诗《普罗米修斯受难的一日》,这是那个时代最有震撼力、完全有资格进入文学史的诗篇,也是她最后命运的预言。她就是诗中被捆缚在高加索山上的普罗米修斯,那个盗火的普罗米修斯,在无所不能、威力无穷的宙斯面前,受尽一切难以想象的折磨和凌辱,终不屈服并且笑着面对一切苦难的普罗米修斯,正是她自己命运的化身:

  "啄吧,受命来惩治我的兀鹰,

  任你们蹂躏这片洁白的心胸,

  牺牲者的血肉每天都是现成,

  吃饱了,把毛羽滋养得更光润。

  ……

  鹰隼啄食着你的心肺,

  铁链捆束着你的肉身,

  但你的灵魂比风更自由,

  你的意志比岩石更坚韧。"

  有了这样一首诗,她的《自由颂》就有了沉甸甸的分量。

  何况,她在狱中用鲜血写下的许多旧体诗同样可歌可泣,具有打动人心的力量——

  "生命似嘉树,爱情若丽花;

  自由昭临处,欣欣迎日华。

  生命巍然在,爱情永无休;

  愿殉自由死,终不甘为囚。"

  在丧失了一切自由的绝境,她仍然挣扎着为自由而歌,这样的"自由颂"已不是轻飘飘的诗人之歌,而是她用自己的生命完成的绝唱。她曾说:"我们的血是再鲜艳不过,而且再灿烂不过的墨水,人世间其他一切墨水在这样的墨水之前统统都不免黯然失色!"她做的一切表面上是求死,求得速死,实际上她是向死而生,向自由而生。所以,她在才会铁窗高墙内热切地呼唤:"自由,这个人类语言中最神圣、最美丽、最高贵的名词永远燃起人们特别是青春心灵之最强烈的爱恋与追求的感情!"

冉云飞:我们的政府为何可恶?

  首先,必须旗帜鲜明地指出,政府是拿来批评的,不是拿来供着的,开动花纳税人的钱而自办的宣传机器自我表扬更是可耻的,批评政府是民众天然不可让渡的权利。可惜的是,六十年来,这样的思路成形已久,官方不仅自我大上"伟光正"的油彩,而且借颠覆国家政权来打压对政府的批评者。不少民众以为政府是拿来理解甚至是供着的,是拿来仰望和感恩的,即令民众心实怨恨,但不敢公开批评并且据实以陈。如此恶性循环,官民共同完成了一个关于政府常识的神话,从而达致民众低福利,而政府官员高收益,民众受高度压迫和盘剥实深的社会格局。

  政府包括我们的政府不可爱是天然的,但为什么我们的政府可恶呢?且听我慢慢道来。李敖说我不骂你是王八蛋,但我要证明你是王八蛋。同理,我不会只骂政府可恶(当然即便骂也是我不可让渡的权利),而是用事实和批评来证明政府的确可恶。有许多做法,一看就很愚蠢,却自以为得计,真是到了令人不可思议的地步。政府不思议的自以为得计,积累下的怨恨,以为睁眼不见,作驼鸟状,便可以解决问题,实则大谬不然。以下便举数端政府可恶之处加以伸说,欢迎各位包括官员以及政府回应与批评。

  一:不要认为你们的敌人就是我们的敌人。人权是普世价值,不会因为国家、种族、贫富悬殊而有所改变。不管你是什么样制度,你自吹优越于别的制度与否,人权总是不可侵犯的。比如胡佳因七篇文章批评政府而入狱,当然会激起世界关注人权的人高度反弹,颁给他萨哈罗夫奖可谓名至实归。外交部虽然没有愚蠢地抛出"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这样的低级笑谈,但还是动辄以干涉内政和反华的陈辞滥调来应对,以为民众的智商和信息判断还生活在毛时代,这是人们把外交部当成中国谎话撒播基地的一个原因。老百姓都把你当猴耍,你却在那里做令人可恶的表演,人们对戈倍尔、萨哈夫的嘲笑时刻都可以安在你们身上。

  二:学会说人话的技巧。几十年来,政府一直拿大,从没有把民众放在眼里,虽然口上和报刊中时刻提到"人民群众"几字,那是为了忽悠起人民群众利益来比较方便。因此政府官员习惯于假大空,习惯于给群众作指示下命令,习惯于"老子说的就是正确",容不得半点反对,容不得别人据实之批驳,听不进不同意见,更不考虑讲话的技巧。政府的发言人和官员,请你学会讲话的技巧,比如三聚氰胺在食品占多少比例是对人体不会出问题的,政府该怎么说这个问题?应该说我们也主张想坚持零容忍,但我们的现实环境和制度有很多漏洞,有待改善,那么我们将从以下哪些方面来改善并保证其实施,如不能实施将会怎么样?而不是说吃多少是可以接受的,吃多少是没有害的,吃多少是人体的下线。吃有害的东西,无论吃多少都是不可接受的,不能被认为是正常的。政府和官员在这点应该知道你处在这个位置如此说,是绝对的政治不正确。比如最近的大实蝇,政府官员就不能说,你可以放心地吃大胆吃,大实蝇吃了对人体是没有害的。你说的是实话,对人体是没有害,但中国人没有退化(或者是进化?)到见虫子都喜欢,把它视为山珍海味的地步。要知道,我们的吃文化对特定的昆虫除了少部分地区有一定的喜好外,其他地方没有谁见食品里有虫子,会吃得下去的。政府应该说大蝇是没有害,但的确有虫子就是伤害了大家,应该将所有大实蝇的桔子不准上市,上市即罚。至于果农的损失,一方面应让市场和法律来解决,另一方面政府也可以做出一定的政策性补偿,而非直接税贴。

  三:余含泪式的人物为何讨厌?政府不会说话,是他说了不负责任的话,与自己身份不相称的话,说了政治不正确的话,那当然应该受到批评。同理一些公共人物和院士应该注意到民众为何痛恨你所说的话。人们在悲痛中,自己的子女都死了,还要叫别人以所谓大局为重,这到底是谁的大局(这些民众的大局就是孩子死了,要追讨说法、公道以及相关的赔偿)?没有什么虚幻的大局,只有每个人组成的所谓大局。在这种情形下,余含泪式的讲话,王做鬼式的胡诌,民众不反感才怪。我们很多时候嘲笑美国人到处都在讲政治正确,公开不能说"黑鬼"(私下说虽然不正确,那是私德),那么公开骂黑人为黑鬼,那一定会受到谴责,这种政治正确是很有必要的。而在我们这里有的人以公开说这种政治不正确的话为能事,一些皇(大)汉民族主义者和一些少数民族极端分子都如此。

  四:实然与应然的关系。政府官员和公众人物,应该分清实然与应然的关系。举大实蝇为例,说大实蝇没有害是描述事实,但人们不习惯于水果里有虫子(那不像汤里的佐料,何况有人也喜欢原汤),更不习惯于直接食大蝇,国人没有食用大实蝇的传统,所以含大实蝇的水果应该一个不留地处理掉。这才是政府的官员和科学家出来发表公共话题时应有的态度。换言之,实际如此,不表明应该如此。像陈君石一样的科学家说话为什么惹人讨厌,不是说他说的完全错,而是他所处的知识位置(院士),他的专家地位和公共知名度,使其他应该怎么样说话,那绝不可以胡来的。陈君石你发表科学报告,说大实蝇对人体无害,那是对的;但你出来对公众发表讲话,那不是做科学报告,还有一个公共适应和社会诸种习惯问题。即你在实验室是研究科学,但你在发表与科学有关的公共问题时,就不纯然是个科学问题,还牵涉着其间的社会问题,以及公共接受度的问题。除非你说我只能说大实蝇对人体没有危害,至于怎么处理那是政府的事。但陈君石这样的人他会忍不住越位,越位而谈及怎么处理大实蝇水果,那就涉及到公共政策了。公共政策非其所长却非要说,其说符合政府要求的胃口与头脑,而非民众所能接受,那当然要接受公众的批评、质疑了。

  五:怎么只会是不法分子?前天公布了海协会通过海基会表达大陆一部分奶粉中所含的三聚氰胺对台湾人民的危害,因而道歉。道歉的内容简短、生硬不说,单是把三聚氰胺在大陆诸种食品(现在查出蛋等)中的泛滥只归结为不法分子,这不仅侮辱台湾人的智商,也是对大陆民众的公然漠视。中国官方搞两套标准由来已久,对国外的食品严加管制(当然也还是出了少量问题),开奥运时特供奶特供猪,不一而足。对客人应有如此标准,我们没有话说。但对自己的民众也应如此才行,这是一个不可更易的前提。把自己民众视为贱民,视为不能与外国人享受同等待遇,同时还不能与被视为同胞的台湾人享受同等的待遇,这是对大陆民众的公然漠视。对台湾人官方还会用个"不法分子"的不像样子的公函来道歉,但对中国大陆的人,官方何时具文公开道过歉?视自己民众为贱民的政府,必将为这样的看法付出代价。可惜他们似乎不愿正视此点。

  六:不能把说蠢话当成背讲话稿。我认为不少官员都把讲一看就是愚蠢的话,当成自己职场官场训练的一部分,当然中国的官场就是如此训练的,因为只要上峰满意,民众一看就愚蠢有什么关系。唐家璇说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好的人权,就是为了官方的政治正确,以及自己的官帽而说一看就蠢的话。对这种蠢话自以为得计,其实就是增加民众对政府的怨恨与漠视。不尊重民众的智商不尊重他们的人格,必然会因此而付出代价。但不幸的是,许多官员习以为常,他们把拥有不受约束的权力下所讲的蠢话,下级官员对他的微笑以及频频点头,民众在恐惧和不知情的情形下对他们的被动认同,视为理所当然,进而视民众为当然之愚民,这样的官员和政府不仅是让民众讨厌和怨恨的问题,最后必将为民众所抛弃。一个由撒谎的官员所组成的政府由于逐渐丧失其公信力,被民众抛弃是迟早的事,我们只是希望这种抛弃不流血而只是票决而已。

  2008年10月29日8:48分于成都

2008年10月28日 星期二

蔡慎坤:政府救楼市是救开发商救暴利天理难容

  关于楼市危言,我们老百姓空喊了好多年,眼睁睁看着楼市疯狂,开发商获取更多的暴利!凡是当年被易宪容等先生的呼喊声吓怕了不敢买房的百姓,后来都悔断心肠!尽管易宪容先生这两年消声沉默了,但他的话在楼市正在一一得到验证。

  今年的楼市终于上涨乏力,但暴利依然是楼市的常态,靠薪水购房的老百姓依然只能望楼兴叹!此时,政府出台所谓的救楼市政策,在我看来,纯粹是为了救开发商,救暴利集团!想想楼市疯狂之时,老百姓民怨沸腾,政府出台过什么惠民的政府?官员们谁说过房价太高?不见他们站出来为老百姓说一句贴心的话!出台一条惠民的政策!

  如今,楼市上涨乏力,炒家纷纷观望,官员和开发商纷纷露脸,站出来助推房价,为开发商和暴利打气撑腰。赚取了巨额暴利的开发商潘石屹先生甚至公然宣称:救楼市就是救中国经济!

  他的言论与之前的杭州市委书记的讲话一脉相承:"一旦杭州楼市大落、房价大跌,土地市场必将进入不景气周期,政府土地出让收益会大幅减少,相应地城市建设、城市管理和民生保障资金也会大幅减少,最终受害的还是老百姓。救楼市不是为了救房地产企业,而是为了救经济、救银行、救百姓。"

  如果真是为了救百姓,救中国经济,就应该让楼市倒掉!让那些靠暴利进入富豪榜的地产家们彻底破产!让那些靠掠夺土地财富的地方政府彻底破产!老百姓才能住上平价房,中国经济才会从畸形的变态中回归正常!

  我们看到各级政府都在竭尽全力拯救充斥暴利的楼市。郑州市推出了《关于促进房地产业持续稳定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关于空置房,"救市"政策第五条说,政府将出钱买下空置房中的一部分,该政策称,为了加快消化存量商品住房,郑州市、区政府将将进入房地产市场购买空置房。事实上,入市购买空置房是"为了加快消化存量商品住房",其目的是为了托市,而不是解决民众的福利住房问题。

  10月24日上午,重庆市各区县政府与一批房产商签约,共购买49个楼盘的商品住房14931套,建筑面积98.92万平方米,投入金额达29.63亿元。此前重庆市政府披露的政府购房计划为100亿元,全部由财政出资。此举被视为是当地政府拯救房市的重要举措。而重庆市的财政收入不过500亿元,拿出20%的财政收入为开发商埋单,这样的政府还是人民政府吗?当失业人数倍增,成千上万的人民养老、医疗、教育以及基本生活都得不得保障的时候,哪一级政府如此大方过?

  过去说房地产绑架了中国经济,许多人不以为然。如今看来,房地产不仅绑架了中国经济,更绑架了党和政府!绑架了全中国人民!近些年来,房地产在各地经济结构中所占比例急剧上升,房地产业也是官员贪腐的重灾区。凡是与开发商打成一片的官员,谁干干净净?前上海市土地局局长以及前浦东新区副区长,都在法庭上曝出拥有几十套价格不菲的房产,拥有数千万上亿的财产!是他们的劳动所得吗?如果楼市不能维持暴利,开发商就会倒掉,财政收入就会大幅缩减,贪腐官员就会失去来源和动力。

  然而今天的房价并没有出现实质性的下跌,房价仍远远超出普通民众的购买能力和承受能力。即使再跌掉一半,开发商依然是暴利!其实老百姓以及反映老百姓诉求的舆论都乐于看到房价下跌。实际上,过去房价疯狂上涨的根源就是一些政府基于自己的利益推波助澜,甚至与房地产商合谋,推动房价疯狂上涨,包括大面积拆迁旧城,改造城中村,人为制造被动需求。

  楼市现在根本不需要政府救,下跌本是一种理性的回归,泡沫早晚要被挤出来。现在不过是一些象上海、深圳这样的一线城市的楼盘出现一点下调,大量的二线城市或维持原价,或略有升高,远远不到救市的时候。就算所有城市的楼市都在下跌,也远没有回到2005年的水平,那时从高层到底层都一致认为房价虚高,并惊呼"房价飙升会淘空民生",现在还没有回到那个时候的价格怎么就非要救市不可呢?这只能说明中国已经被一群利为已所谋、权为己所用的利益集团所把持,被一群不顾民众死活贪得无厌的利益集团所操控。

  政府现在要让楼市回归理性,必须向暴利开发商课以重税,动辄四万五万一平方米的房价,至少有100%以上的暴利,不打击暴利,老百姓岂能受益?如果执意推出所谓的救市政策,只会让开发商更加变本加厉,让楼市泡沫越吹越大,让老百姓彻底远离楼市!其结局就是1997年的香港楼市和1992年的海南楼市,或者说今天的美国次贷危机。

阿隽:中国贪官外逃路线图

  贪官外逃一般要经过转移资产—家属先行—准备护照—猛捞一笔—辞职/不辞而别—藏匿寓所—获得身份的一系列过程,准备时间长,设计巧妙。所以当人们明晰了这些贪官的出逃路线图以后,下一步要做的就是把这些人堵死在国内,绳之以法,而不是将希望寄托于国外的司法机关能将这些人引渡回国。

  孙民的路线图

  10月22日,孙民(化名)最后一次看着家乡的朝霞,踏上了出逃之路。两天后,他出现在美国休斯敦的街头,完成了一次贪官外逃的经历,从此永别故乡。

  "没有人愿意这么离开,虽然在国外生活得不错,但是和家里的亲人都不敢怎么联系了。"这位处级干部情绪落寞。

  "很孤独。"有人如此形容这位贪官的国外生活,"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他平常在家里根本不敢怎么出去,可能是他的胆子比较小吧。"

  早在2002年,孙民的儿子孙小飞(化名)高中毕业以后,就自费去美国的一所大学上本科课程,据和孙小飞熟识的朋友说,他的妈妈,即孙民的妻子以陪读的名义在次年到达美国,母子俩在休斯敦的郊区买了一栋价值数十万美元的别墅,开始过上了奢侈的生活。

  孙小飞的同学对记者说,他在同学们眼里是个神秘的人,每天开着一辆新款奔驰跑车上学。"孙很少提及自己的父亲,大家只是偶然听说孙的父亲在国内,但其余细节却很难知晓。"据了解,孙民在2001年赴美国考察的时候,已经相中了这套别墅,后来通过当地一位华人房地产代理购买了这栋别墅。由于身份特殊,孙民甚至为这栋房子多付了10万美元。

  孙民的妻子到达美国后,请人捏造了假材料向美国的移民局申请政治庇护,其理由是孙民的夫人怀了第二胎,而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不允许这样,她很快就凭借这个理由获得了美国政府的同意,可以在2006年之前拿到美国绿卡。而这样一来,孙民在潜逃到美国后,身份也很容易合法化。据了解,在美国,关于 "一胎化"的政治庇护申请有90%可以获得通过。

  目的地国倾向北美

  《中国追捕外逃贪官纪实》一书作者、检察机关的随案采访作家李广森发现,早前携款潜逃的贪官,唯一的目的是"不被抓",他们有些是隐姓埋名躲在国内,有的藏在深山老林里自生自灭,有的甚至躲进煤矿做了矿工,此外很大一部分就近偷逃出境到了泰国、缅甸。但现在的贪官,则把目光转向了美国、加拿大等发达国家。"他们希望能用自己聚敛的财富在那里过上天堂般的生活。"

  贪官们选择逃往目的地的另外一个标准是,必须是没有和中国签订引渡条例的国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研究中心研究员林欣介绍说:"目前,与我国签订双边引渡条约的只有10来个国家,其中多数是发展中国家,没有一个西方国家。一些被外逃贪官视为避难'天堂'的国家,大都与中国没有引渡协议。"移民国家在这些国家中又会成为首选,因为移民国家在贪官到达后,可以通过金钱和一些政治上的避难要求等手段,获得合法身份,而像许多欧洲国家不是移民国家,相比之下,中国的贪官就较少选择这些地方为落脚点。

  据了解,目前在美国、澳大利亚等中国贪官喜欢聚集的国家,已经有华人专门开公司为贪官提供"一条龙"服务。他们利用当地法律中的漏洞,和所在国的律师进行合作,为贪官们办理从购买房产,到洗钱,再到取得合法身份等全套服务,不过收费也相当高昂。据知情人士透露,许多律师只要一接受案子,就要先收 5000美元,此后收取的费用更是多如牛毛。

  出逃七部曲

  每一个出逃的贪官,除了那种东窗事发后,临时决定的以外,都会经过一年左右的准备。大概的出逃步骤包括:转移资产—家属先行—准备护照—猛捞一笔—辞职/不辞而别—藏匿寓所—获得身份。

  在这其中,护照的准备显得尤为重要,这决定了贪官是否能跨出中国大门,顺利进入藏匿国。与那些偷渡客和犯罪分子伪造护照不同,这些贪官普遍用的都是真护照。他们有的人拥有多本护照,并改名换姓,但是即使是这些护照,很多也都是由公安机关颁发的。

  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清在案发时,办案人员搜出贴有胡长清照片的假身份证两个,化名高峰和胡诚;护照两本,化名陈凤齐和高峰。胡长清交代,其假身份证是南昌市某派出所副所长给办的,胡长清也给妻子和子女办了假身份证和因私出国护照。

  反腐专家分析说,利用手中的权势、金钱或其他手段,贪官们可以将"假的真护照"顺利拿到手。另外,还有些贪官稍稍用点心机,曲线办护照,这样的话,他们一旦逃到国外,不但在海关查不到记录,还可以堂而皇之地易名而居。

  事实上,为有意出逃的犯罪分子,当然也包括贪官出逃办理护照,目前已经成为国内一些公安机关牟利的重要渠道。2004年年末,吉林省辽源市查出公安局有关职能部门涉嫌为他人办理、提供假护照案件,包括辽源市公安局国保支队支队长在内的多名民警被列入调查之列。而此前,湖南等地也出过数起公安机关倒卖护照的案件。

  来源:《国际先驱导报》

李子暘:小偷强盗也需要私有产权

  有这么一个寓言:

  两个强盗路过一个绞刑架。强盗甲感慨道:这世上要是没有绞刑架,咱哥们儿的职业就棒极了,简直完美无缺。强盗乙一听,却说:呸!傻死你得了!要是没有绞刑架,人人都是强盗,咱们还抢个屁!

  常识可能会认为,小偷强盗这些人最痛恨的就是私有产权及其保护体系。其实并非如此。小偷强盗们实际上也依赖私有产权体系生存。首先,私有产权体系让大多数人安分守己,小偷强盗才有机会充当劫掠他人的少数人。正如强盗乙所说,如果人人都是小偷强盗,他们并不见得有什么优势,生活肯定会比现在艰难得多。其次,小偷强盗也需要让自己偷来抢来的财产得到保护。如果没有私有产权,自己费心费力偷盗来的财产,别人可以随意拿走、破坏,那也就不必去当贼了。大家都当社员好了。

  上面这一番道理,在此次微软黑屏事件中再一次得到了体现。

  大多数盗版使用者都多少感到有些不安,他们至少承认自己不占理。但是,某些使用盗版者却费尽心思弄出许多道理,证明自己使用盗版的正当性,证明微软行为的霸道性。

  微软不管怎样黑屏,毕竟他们丝毫不能破坏你的计算机硬件。顶多让你不再能顺利使用软件。换句话说,微软并不能破坏你的计算机产权,他们只能破坏你使用某种软件的知识产权。我倒想问问那些盗版有理者,如果微软的知识产权不应该得到保护,那么为什么你的知识产权就应该得到保护呢?如果知识产权无需保护,固然微软不应该打击盗版,但你对黑屏又有什么可抱怨的呢?

  也就是说,盗版有理者自相矛盾,他们在否认微软知识产权的同时,却强烈主张自己的知识产权。他们也会因此陷入两难。如果他们支持知识产权保护,他们就只能承认自己盗版理亏。如果他们主张否定知识产权,那他们的操作系统被人破坏,也属正常。那不正是他们想要的不分你我、没有保护的开放状态吗?

  说私有产权邪恶的人很多,可在实际中真正身体力行拒斥私有产权的人却那么少——几乎没有。小偷强盗也需要产权保护。呵呵。

  有人会说,微软的知识产权是垄断的,我们的知识产权不是垄断的。可是,倪光南院士明明告诉你们了,有许多其他软件可以使用的,微软并不是唯一的选择。他还推荐大家使用国产软件——顺便说一句,就凭倪光南院士说出这一番蠢话,我看当初联想把他赶出来是对的。早就应该赶出来!

  有人又会说,其他软件不具备微软软件的一些功能。我们要用最好的。那好,请你们别再提什么垄断了,好吗?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盗版帮助中国推广了计算机应用。如果没有盗版,中国信息产业就会比现在落后很多,云云。

  我对这种说法的正确性很怀疑。

  首先,世界上是不是有这样的例子:仅仅因为知识产权保护,某国的信息产业就没有发展起来,被严重压制?我想来想去,找不到这样的例子。相反,信息产业发达的国家,好像都有很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前几年的数字是,微软在日本一国的销售额,比其他亚洲国家总和还要多。微软在香港一地的销售额,比中国大陆整体还要多。日本、香港的信息产业因此严重滞后吗?恐怕正好相反。

  其次,持这种说法的人,只看到他使用盗版节省的钱,但没有看到知识产权保护可能给他带来的钱。很多人已经指出,盗版真正打击的是中国本土的软件产业。微软并不是只有中国这一个市场。中国盗版再多,微软的生存也不受威胁。但中国本土的软件企业可只有中国这一个市场。盗版泛滥之下,这些企业就无法生存了。假如这些企业能够生存,虽然大家可能要在软件购买上多花一些钱,但也完全有可能在庞大的软件及其相关产业中分一杯羹,挣到更多的钱。这正是那些知识产权保护严密的国家越来越富裕的原因。

  今天只能在论坛上发帖子泄愤的人可能会成为软件业的分析师,一份优秀的报告就得到数以万计的报酬。今天只能写一些小软件自娱自乐的人,可能会成为某公司的首席程序员,年薪百万。今天只能业余时间画漫画的人,可能会成为游戏公司的美术设计员,公司专门出钱买最好的计算机设备让你画。出售一幅作品的收入就够买好几套Photoshop了。

  从中国其他行业的现实来看,这种说法也很难成立。汽车从来不会免费,高级汽车更是昂贵,中国的汽车业因此不能发展吗?手机刚面世时,动辄几万元,仅入网费就要好几千,中国的消费者因此不买手机吗?

  现实正好相反,中国的汽车产销量多年快速增长,今后完全有可能成为世界第一。至于手机,中国更是早已发展成为世界最大手机市场。无数人直接间接地从这些行业的大发展中获利。好像并没有因为要付费而使得这些行业停滞不前。

  当然,我承认,知识产权问题比一般产权问题要复杂许多。国际上许多顶尖的经济学家还这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可惜,对这些工作,我们知之甚少。这时,不应该仓促地在这个问题上作出太多断言。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知识产权体系仍然是以保护为基础的。私有产权原则在这个领域同样重要。那些认为知识产权应该实行共产主义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来源:牛博网

2008年10月27日 星期一

朱大可:孤独的金钱是可耻的

  民间制榜人的使命,不仅在于开启榜单经济,把造榜运动变成全新的资讯产业,而且还要为中国人绘制经济地图,向企业提供各种消费指南。胡润的财富排名游戏,正在朝这个方向奋力前行。

  这种榜单围绕金钱轴心:在提名人或上榜人中,总有一头是企业家或财富精英。这是榜单经济的内在语法。但我们也已经看到,从原初单一的财富榜和富豪消费价格指数,到慈善榜(民营企业抗震救灾捐赠报告),进而寻找那些能影响中国企业家生活方式的潮流先锋,胡润榜为自己描绘了一幅清晰的进化路线图。它正在从单一的财富PK,转向更为复杂的金钱-时尚的互动层面。

  改革开放使后毛时代的中国,完成了首轮财富分配与收集。但经济至上抑或市场价值至上的发展观,对物化财富的无限贪欲,必然导致以钱作为衡量人的价值的唯一尺度,甚至误以为钱是人唯一可以信赖的事物,由此排斥文化在公共领域里的意义,因为它们是快速谋取财富的障碍。中国人就此丢失了精神罗盘。在充满原罪的中国商界,这种零度道德事变仍在继续恶化,否则就不可能出现如此大规模的毒奶和毒食现象。

  不仅如此。90年代以来,应试教育所制造的低级思维模式,也加剧了华夏文化的退化进程。本次受到民众好评的北京奥运开幕式,文化谬误层出不穷,其原因就在于,奥运会时尚精英跟历史传统断裂,丧失正确阐释的能力。中国在制造大批富豪的同时,也制造了大批高学历文盲。

  "高学历文盲"的繁殖,是对中国社会进程的严重威胁。而改变这种状况的重要方式,是为思想家构筑更好的生存空间。但事实恰好相反,思想者是最容易遭到忽视的个体。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是:无论新周刊的新锐榜,还是胡润榜的风尚先锋,至今还没有出现思想者的身影。那些来自欧美的历史经验表明,我们固然需要那些明星富豪、流行艺术家和时尚艺人,但如果没有思想家及其强大的思想资源,任何风尚都会出现价值错乱,而中国企业家乃至整个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也会产生严重偏差。在转型中国,这是一个亟待关注和解决的困境。在我看来,胡润榜的未来视界,应当向思想和思想家延伸。而中国金钱,更应当跟思想缔结神圣同盟。

  长期以来流行着这样一种观点,认为我们的贫瘠土壤,无法提供思想家及其思想资源。这可能就是思想界饱受歧视的原因。但要是没有来自各方面的浇灌,尤其是来自民间资本和民间资源的施肥,独立思想的发育壮大是不可想象的。胡润榜应当扮演这样的角色,就是为企业家的这种意向给予大声鼓励。

  比尔盖兹为中国富豪提供了卓越的样板,那就是金钱应当跟其他事物一起存放才会升值,也就是让它跟思想、心灵、精神、道德、文化、仁爱和信仰成为密友。借用张楚的情歌标题来表述,那就是——孤独的金钱是可耻的。它是没有生命光彩的数字游戏,只能加剧贪欲的黑暗性。

  我跟一些企业家朋友经常谈论的问题是,在当下中国,剩余财富究竟可以用来做什么?除了简单易行的慈善捐款,我想至少在下列几个方面可以大有作为:1、教育,改革开放最失败的领域之一,它在乡村技术教育和城市平民教育方面善乏可陈; 2、医疗,改革开放最失败的领域之二,大批有毒食品的年幼受害者,根本无法获得必要的救治;3、文化,改革开放最失败的领域之三,独立思想和原创文化,无法获得必要的生长养分;4、伦理,改革开放最失败的领域之四,急待组织相关研究机构,提供以普世价值为尺度的道德标准及其范本,如此等等。这些溢出制造业和市场本身的投资,才能构筑中国的脊梁。在毒食时代,超越金钱的时刻已经降临。对于一个优秀的商人而言,金钱只是他通往精神信念的台阶而已。

  我认识的一位苏州企业家,出资开设文化书院,聘任思想文化界精英担任教授,无偿培养非体制化的文化人才,又举办平民技工学校,免费培训贫苦孩子成技术人材,合格毕业者授予"匠士"学位,毕业典礼场面极其感人。这是一个商人兼教育家的低调作为,却足以给我们以珍贵的启示。如果这种事迹日益增多,则衰败的精神领域就有望获得救赎,而我们对古老中国的未来,将会有全然不同的憧憬。

  原载《胡润百富》2008年第10期

傅国涌:香港给近代中国的灵感

  1842年8月29日,中英《南京条约》在停泊在长江的英国军舰"皋华丽号"上正式签定,其中第三条规定:"准将香港一岛给予大英国君主 暨嗣后世袭主位者常远据守主掌,任使立法治理。"当时,香港在清廷的眼里不过是一块"荒芜、人烟罕见的岩石",并没有把这块弹丸之地放在心上,不会想到有一天它将变成世界瞩目的自由港、金融贸易中心,当然更不会想到它将为许多改写中国近代史的人物提供最初的思想灵感。

  1862年也就是20年后,一个名叫王韬的秀才流亡到香港,在这里居住、工作了十二年之后(1874年),创办了一份《循环日报》,不断发表评论,呼吁变革维新。正是香港给他的启示和机会,使他产生了这些新思想,做出了自办媒体的举动,这是中国人独立创办的成功第一家中文报纸。他不仅开启了中国新闻史的新时代,并在思想上影响过倡导变法的康有为、梁启超,乃至主张革命的孙中山。

  康有为的家乡广东南海与香港相去不远,在1888年第一次上书光绪帝之前,他曾两次到过香港,"宫室之瑰丽,道路之整洁,巡捕之严密"都让他大为震惊,"乃知西人治国有法度",从此开始购买西书,学习西学,逐渐形成了一套变法维新的思想。

  孙中山的家乡广东香山离香港更近,而且他在香港度过了他青少年时代的求学生涯,虽然他放弃"医人"而转向"医国",但这段长达5年的学习经历对他的影响是长远的。1923年2月19日,他在三十年后故地重游,到香港大学发表演说,开篇即说:"我此时无异游子宁家,因香港及香港大学,乃我知识之诞生地也。"他还进一步说,自己的革命思想发源地就是香港,当年漫步香港街头,"见其秩序整齐,建筑闳美,工作进步不断,脑海中留有甚深之印象",与相距仅五十英里的故乡香山"情形迥异",他禁不住思考为什么"外人能在七八十年间在一荒岛上成此伟绩,中国以四千年之文明,乃无一地如香港者"?他找到的答案是"政治不良",与康有为的"西人治国有法度"一样,都是感受到了制度的差距,因此他们要从制度入手改变自己的祖国。

  可以说,康有为和孙中山对君主专制制度的最初质疑,他们头脑中新思想的萌芽都与香港有关。在孙中山发起的革命组织兴中会中,包括杨衢云,谢瓒泰等重要成员则都是香港人。1898年百日维新失败,香港成为康有为流亡的第一站。1900年,流亡日本的孙中山派陈少白在香港创办《中国日报》,"拿报馆作为革命的唯一机关",凭借的就是香港提供的空间。在这个报纸上,曾经的改良派章太炎首次发表主张革命的文章。众所周知,包括著名的黄花冈起义在内,在清朝垮台前的多次革命举动都是以香港作为根据地的。

  著名实业家荣德生年轻时曾在广东当差,往来于香港,他自述第一次到香港,如同到了外国,惊讶于满山的灯火,那时的香港虽然马路只有三条:上环、中环、下环,但已是内地所难得一见的街市,何况有了上山的吊车,更难得的是夜不拾遗的社会风气,这一切都在他年轻的心中刻下深深的印痕。他女儿荣漱仁在《我家经营面粉工业的回忆》中说,1900年8月八国联军进京,北方大乱,他正好回乡,在香港等船很久,每天去问船期,见埠头一片雪白,原来是装卸面粉时落下的一地粉屑,他一步步走在粉地上,想到每年洋粉进口不下千万包,何不自己来办。他和哥哥荣宗敬一拍即合,当年就集资在家乡无锡创办第一家面粉厂。多年以后,荣家的企业蒸蒸日上,在面粉、纺织两个行业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香港就是他创办近代工业的一个触点。

  香港,再也没有人把它看作"荒芜、人烟罕见的岩石",被誉为"中国报业之父"的王韬、推动戊戌变法的康有为、创建亚洲第一个共和国的孙中山、名动中国企业史的荣德生……这些不同领域改变了中国、影响历史至深的人物,他们几乎都是在小小的香港获得最初的灵感,仅仅凭这一点,或许香港也足以一直骄傲下去。

王福重:从东莞鞋厂倒闭看世界工厂之隐忧

  造成沿海地带部分鞋厂倒闭的根本原因,是这些鞋厂的产品是完全竞争的,没有定价权。而知名品牌的鞋子就不再是完全竞争的产品,而是具有某种垄断特征的产品了。一旦一个产品具有了垄断属性,就可以有定价权。成本上升了,价格就可以水涨船高,顾客照买不误。要获得定价权,就必须依靠创立自己的世界名牌。这是东莞鞋厂倒闭给我们的最大启示。

  这两年,不时听到著名制造基地东莞的负面消息,最近突然看到东莞千家鞋厂倒闭的新闻。据说,那里不少鞋厂已经准备外迁。于是,很多人忧心忡忡,并积极寻找对策,以图重振东莞鞋业。

  鞋厂大致把倒闭归结为三个原因:人民币升值、人工成本上升以及《劳动合同法》的实施。

  人民币升值确实是工厂倒闭的直接原因之一,但是人民币升值是对美元来说的,对欧元却一直在贬值。东莞的鞋不但出口美国,还大量出口欧洲,对美国的出口下降,对欧洲不应该下降太多吧。再说,对汇率变动的风险,也不是没有应对的办法,如改变结算的币种,不用美元而用其他货币,以及外汇掉期,都是非常有效的手段。

  至于人工成本上升,更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的伴生物。正是靠着成为制造业的基地,东莞等许多地方逐渐富裕起来,于是,土地、房租等的价格上涨在所难免,由此造成生活费用上升,所以,人工成本的上升是产业聚集的必然结果。同时,增加劳动者的收入,既是劳动者的必然要求,也是经济发展的目的。

  至于《劳动合同法》,不过是把本来属于员工的权益规范化,工厂总不能以侵害员工利益作为运转的前提吧。所以,《劳动合同法》的实施至多不过是一个导火索,把鞋厂的问题提前暴露出来罢了。

  总之,这些原因加起来解释的仅仅是:生产成本为什么上升。但是,成本上升并不一定就导致工厂倒闭。耐克鞋的成本也在上升,为什么就没有倒闭?

  如果这些都不足以解释鞋厂倒闭,那鞋厂倒闭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

  很简单,就是这些鞋厂没有定价权,在人民币升值和人工成本上升,以及《劳动合同法》实施后,鞋厂不能提高产品价格,而一旦成本超过价格,倒闭就在所难免。

  不能提高价格,是由制鞋业的内在属性决定的。制鞋业属于完全竞争的市场,在这样的市场上,没有任何一家企业有定价权,鞋的市场价格是全世界所有鞋厂和消费者共同作用的结果,就像粮食的价格由所有生产者和消费者决定一样。在这个意义上,制鞋和种粮食没有区别。

  所有的鞋厂只能接受这个市场价格,而无力改变这个价格。虽然东莞号称"世界鞋都",产量占全世界的十分之一,但这是就总量而言,就单个鞋厂来说,没有任何一家鞋厂的规模大到能影响价格的程度,就如世界最大的农场都不足以影响世界粮食价格一样。

  核心的问题在于,东莞的鞋不是耐克,不是阿迪达斯,而是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鞋,每个国家如果愿意都能生产。东莞能生产,越南、以色列、墨西哥等也都可以。在人民币没有升值的时候,在人工成本还比较低的时候,东莞的鞋比其他国家的鞋有优势,也就是价格一些便宜。但是价格优势,是难以持久的。

  韩国是亚洲地区最早大量出口鞋的国家,后来随着人工成本的攀升,价格优势不再,于是,于是开始向我国台湾地区转移,现在,东莞成为制鞋的中心,不过是这种转移的重演,东莞的很多鞋厂老板都来自台湾地区。可以预计,东莞的鞋业将会转向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国家,如东南亚,非洲等。

  这种转移具有不可逆性,因为人工成本一旦提高,便难以再下降。所以,东莞鞋业的出路不是回复到原有的规模,这是几乎不可能的。而是在多年大量制造的基础上,锻造几个世界级的名牌产品,就像耐克。耐克鞋和东莞鞋,质量并无很大差异,而价格却差别甚大。原因就在于耐克具有品牌影响力。知名品牌的鞋子,就不再是完全竞争的产品,而是具有某种垄断特征的产品了。一旦一个产品具有了垄断属性,就可以有定价权。成本上升了,价格就可以水涨船高,顾客照买不误。

  这些年,"中国是世界工厂","外国人用的都是中国产品",这些话时常挂在很多人嘴边。但是外国人用的我们产的东西,差不多都是鞋子、衣服这类没有多少技术含量,也不是什么名牌的产品。它们自己本来也生产,只是因为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而转移到了我们这里而已。比如电视是美国人发明的,美国是电视机的最早生产国,后来转移给了日本,再后来转移到了中国。因为对美国来说,生产电视已经没有比较优势可言,转移了这些不再有优势的产业后,它们就可以集中资源生产自己更拿手的,比如internet、windows操作系统等。反观我们用的发达国家的产品,比如波音飞机等,多是我们自己不能生产的。像internet这样的产品最需要的不是资金,不是劳动力,而是想象力和创造力。

  要知道,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哪个国家,单单依靠生产完全竞争的产品就成为经济强国的,而是必须依靠创新能力和创造能力,依靠创立自己的世界名牌,美国是这样,日本也是这样。

  我们已经有了创立世界名牌的基础,制鞋业就是如此,但是有了基础不一定就能做出名牌来,这里面需要我们努力的地方还有很多。这是东莞鞋厂倒闭给我们的最大启示。

  作者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金融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

  来源:上海证券报

2008年10月26日 星期日

陶达士:令人担心的《食品安全法草案》审议

  北京人民大会堂正在分组审议《食品安全法草案》,这是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的一部分工作.今天的《第一财经日报》 报道中出现了"会议组成人员认为"这样的匿名描述,整个报道仅如下这么一小篇,对讨论的过程和意见的水平都是遮遮掩掩语焉不详.令读者起疑,不知道有问题的是报道不周还是会议讨论本身的水平不足.

  相比一下美国,众议院监督与政府改革委员会10月份开始针对金融危机举办一系列的听证会,目的是为了找出导致目前金融危机的根源.

  10月6日听证会叫来了上月破产的美投资银行雷曼兄弟首席执行官(CEO)理查德.富尔德,议员们对他进行了盘问.

  10月24日听证会又叫来了前联邦准备理事会主席葛林斯潘、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柯克斯与前财政部长史诺等人共同出席作证。

  民主国家由民选的议员举办公开的听证会,当着全体人民的面先把问题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搞清楚,然后再提出议案在议会里公开辩论,……当人民发现执行中出现问题时,就马上找自己选出的议员报告,这是由法治达到良治的必由之路.

  而我们这里的"治理",则是一小群匿名的"会议组成人员",在封闭的会议室里窃窃私语,不经人民的监督订出一堆奇怪的法律,如被称为躲避更严重犯罪的"避难所"和"挡箭牌"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或者是《农产品质量安全法》,2006年4月29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 2006年11月1日施行,把农业行政部门规定为主管部门,明确"县级以上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农产品质量安全的监督管理"。可是法律上执行上的漏洞,导致奶站无人监管; 农业部部长孙政才2008年9月22日承认,"目前,国家对奶站既没有专门的监管办法,也没有明确的监管部门,原料奶中间收购环节基本处于失控状态。"

  2007年,3月中旬以来,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调查发现中国出口美国植物蛋白生产企业违规添加三聚氰胺,导致了美国发生多起猫、狗宠物中毒死亡事件。7月17日国家质检总局局长 李长江关于美国宠物食品三聚氰胺事件的讲话,竟然指责"境外媒体对中国出口食品乃至出口商品质量安全问题的炒作,制造中国商品威胁论,把中国商品妖魔化。"就这样,这个重要的信号也没有引起政府采取足够行动来把好食品安全关.倒是9月2日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每周质量报告》特别节目"中国制造"和9月27日《中国青年报》都对三鹿集团的婴幼儿奶粉生产流程了进行全方位报道.吹嘘它的"1100道检测关"。 从奶源、生产、检测等环节加强管理和控制,为广大消费者奉献了更多优质、安全的乳品。

  既然前副总理吴仪曾经多年负责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问题的治理,为什么不开个听证会请她来谈谈自己的体会?三鹿的老板,有关食品安全的各部门负责人,牛奶协会的领导, 为三鹿吹嘘的媒体的负责人,给三鹿发免检证的人……都应该接受议会的问讯,他们作为毒奶危机亲历者对于体验治理的漏洞有着宝贵的一手经验……

  上一部与毒奶事件有关的法律是怎么制定怎么执行的?有什么教训应该汲取?这需要有一个民选议员主持的听证会才能替人民搞清楚.但可悲的是,由于在中国无论是制订法律的过程,还是执行实施法律的过程,都没有人民通过民选议员来参与;再制订多少部法律也会象《农产品质量安全法》那样形同虚设,象毒奶事件中的食品安全保护体系那样水中捞月一场空,除非将台湾的民选议员模式速速引进到大陆来.

  [参考资料]:

  食品安全法草案三审建议建立高效监管体

  2008年10月25日  [第一财经日报] 作者:赵杰

  "三鹿奶粉事件",在为食品安全法草案(下称"草案")三审稿的形成提供了重要借鉴之后,又成为北京人民大会堂分组审议草案时出现频度最高的词语。

  昨天,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对草案进行了分组审议,会议组成人员认为,"三鹿奶粉事件"爆发以及后来中央采取的一系列应对措施,为该法形成提供了重要的教训和经验,大家建议通过立法,应建立起通畅、高效的监管体制。

  "三鹿奶粉事件"发生后,社会各界对于食品监管体制提出了种种看法甚至质疑。事件本身以及各界的意见成为经过两次审议的草案参考的重要依据,其中对监管体制作出了更加明晰的规定,明确了各监管部门之间的分工和责任。

  "老百姓想得到的是一个职权明晰、合理行政、程序得当、高效便民和权责合理的监督体制。"有委员认为,"三鹿奶粉事件"暴露出一个很大的问题,不是执法部门缺乏监督权力,而是履行监督职权不到位的问题,"就是有关部门对奶站监督不力",由此,他们建议要在现有"分段管理模式"的规定基础上,在法律上要有一个"无缝链接"的规定,即在每一个监管环节中不应当存在有漏洞的地方,该监督的地方,必须到位。

  草案规定,"上级人民政府所属部门在下级行政区域设置的机构应当在所在地人民政府的统一组织、协调下,依法做好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工作。"

  就此条款,有委员认为,现在的问题是,从目前我们国家管理工作的实际情况来看,工商、质检、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都是采用垂直管理,"这条规定等于要让这些部门接受双重领导和指挥"。 还有委员认为接连发生食品安全事故的原因是"现行的有关食品安全制度和监管体制不完善,监管部门监管不到位,部门之间存在职权和职能的交叉,以及职责不明"。由此他们建议草案整合监管资源,明确规定如何建立一个高效的、理顺的、统一的管理体制。

  另外有委员认为,该法应该进一步强化县级以上地方政府对本辖区内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负总责的监管思路。同时,他认为,"三鹿奶粉事件"的教训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食品生产企业没有承担起第一责任人的责任。因此建议增加规定,把食品生产企业作为食品安全的第一责任人,这样"有利于推动食品生产企业切实加强自我约束、自我监管、自我把关,保障食品安全"。

  除了提出要完善和加强监管机制建设的意见和建议,会议组成人员还就添加剂的相关规定、相关食品的检验和标准制定,以及食品包装规定等内容提出了详细的建议。还有不少委员认为,草案中的法律责任规定得不够,罚款额度也太低,因此建议加大对食品安全事故的处罚力度。

  2008-10-25

白乌鸦:正在被消灭的中产阶级

  奇迹的阴影

  坐在摩天轮上,在高空中看这个世界,别有一番天地。这个城市已成为钢筋丛林,一条条公路四通八达,川流不息的车流如一条条巨蛇。我不得不承认,这一刻我被震撼了,这三十年以来,我们的的确确取得了无可否认的巨大的物质成就,称其为一个中国奇迹,并不为过。这物质成就给这个社会的大多数人带来了一定的进步,毕竟我们的基础设施不只是(虽然主要是)为富人而建,我们每个人的衣食住行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然而,这种自豪感也只持续了一瞬,因为这奇迹背后的阴影立即笼罩了我的心灵。这拔地而起的高楼给谁带来了天文数字的财富?稍微了解中国房地产市场的观察者都知道,中国的房地产是房地产商和(地方)政府共同催生的产物。一方面,政府基本不提供相关公共品供应,穷人没有廉租房可住,中下等收入者没有经济适用房可买,大家不得不挤入商品房市场,这造成了某些房地产商所说的"房子价格高,是因为需求大";另一方面,政府控制土地的供给,造成房子供给的有限,于是看起来很符合市场规律的"供大于求导致房地产价格高价格"产生,说它只是看起来如此,因为实质上这种现象只是权力精巧干预市场的结果,是典型的官僚经济。这种体制制造的巨量财富大部分流入房地产商、政府和部分腐败官员之手,只有微乎其微的部分成了农民工的血汗钱和其他相关行业的微薄利润。近期各地政府纷纷出台救房价(不是救房市)政策就是这种连体婴儿利益结合体最佳的注解。

  消灭中产

  这些房子最大的消费群体是哪些人呢?正是中国这些年来产生的真正精华:中产阶级。既然这个经济经济体制不断向市场化方向发展,他就不得不容纳一些人依靠自己的才智在这个世界上打拼来获得一席之地,权力的垄断虽然可以精妙的攫取经济利益,但市场化过程中必然出现新的分利者,于是中国的中产阶级在普罗大众和少数权贵之间的夹缝中艰难然而倔强地成长。很多人对这个群体寄予厚望,认为这个群体的壮大是中国走向民主的真正基石,也有些批评者认为这些人同样是分利者,面目暧昧,甚至是民族主义情绪很浓烈的一个群体。这个群体虽然本身人数并不多,然而他们的审美情趣却占据了市场化媒体的主要言论场地,俨然一副市民社会繁荣的假象。

  然而,我却没有那么乐观。抛开关于中产阶级的地位和功能不说,我认为这个群体不仅处境艰难,甚至面临被消灭的危险。

  中国是一个贫富差异明显且贫富分化急剧加大的国度,中产阶级群体不可能不萎缩。贫富分化意味着贫者愈贫,富者愈富,这个社会不断呈现两极化的趋势,用小脑想一想也该明白当这个社会两端的群体不断扩大的时候,这个中间阶级怎么可能不萎缩呢?

  中产阶级是新三座大山的主要承担者。教育、医疗、住房,这三座大山压在中国所有普通人的头上,特别是中产阶级的头上。这并不是说其他的群体就不承受此压力,而是说,中产阶级为此付出了更大的精力和努力,因为他们有着更强的创富能力,也有着更高的生活期望。然而,近十年来,这三块领域不断成为一座座大山压在他们的头上,敢问有多少同学被套牢?敢问有多少盆友成了房奴?敢问有多少童鞋成了更惨烈的租奴?这些现象从根本上正是由于近十年来这个政—商合体婴儿攫取利益的能力不断提高的结果。这个过程在房地产市场领域变现得最为明显。本文的第二段已经分析了这个过程。

  股市低迷和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首先我必须向郎咸平先生表示感谢,因为正是他的精彩演讲让我更加明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中国的股市玩了个过山车,从6000点到2000点的惊险之旅,有那么多的财富蒸发了,那么我就要弱弱的问一句:那些财富都到哪里去了?蒸发的是谁的钱?我个人认为这些财富大量从中产阶级手中流入了权贵阶层和部分外国投资者手中,因为众所周知的是中国的股市并不是一个健全的市场(正如这整个经济体一样),只有那些掌握内幕信息的人才有最大的可能套得利润,规避风险(我不是经济学出身,在这献丑了,没有专业术语可用,见谅),而底层民众参与股市毕竟有限,资金也毕竟有限,股市中被圈走的钱大多应该是中产们的(我没有相关精确数据,望有人能够补充)。而按照郎咸平先生的分析,其实中国目前的低迷只是中国自己造成的,世界危机蔓延到中国后,会"很糟糕",具体糟糕到什么程度,我们拭目以待。经济危机中受冲击最大的就是中产阶层,这一点不知道还会有谁否定。

  政府无意救援中产阶级。这个政府对于中产阶级的警惕是深在骨子里的,一个不断发展壮大的中产阶级是这个体制稳定的最大敌人,最近获得欧洲人权奖的胡+被一位blogger称为中产阶级中的斗争者("这就是新兴城市中产阶级的普通一员,受过高等教育,住在新建小区里,每天的生活却都是战斗,为生活,为自由,为尊严,为人道主义。"——老K),我个人觉得甚为地道。中产阶级拥有的智识、经济基础和眼界决定了他们不受当权者欢迎。从中共目前的政策来看,当政者力图抓住两头,一方面保护统治集团的既得利益,一方面给最底层民众释出善意,许以小利,拉拢为要。

  中产阶级危机的微观表现

  我们还可以从几个社会的微观现象来侧面观察到中国的中产阶级面临危机。

  1. 公务员热。从一个侧面公务员热折射了社会创富的难度,这正是体现了中产阶

  级在社会中的艰难处境,与一些学者的观点不同,我不把公务员归类为中产阶级,因为他们投身于体制和权力而不是通过市场行为来获得财富,这种追求公务员的权力饭碗的行为这说明中产阶级这个饭碗不好端了,甚至端不下去了。

  2. 房市萧条。房地产市场的萧条原因自然是多种多样的,各种不同利益者和各派学者自然有各自的说法,我也无意更无力对他们林林总总的说法进行汇总。我在这里只想指出一点,房地产业的萧条体现了中产阶级购买能力和欲望的下降。

  3. 弥漫于网路上的消极情绪。在中国的互联网上,对于政府的批评远多于其他的媒介,这里自然有互联网更为自由这个根本原因,但是,还有一个原因不容忽视,中国网路的言论主导权主要掌握在中产们手中(当然有很多人会对此持不同意见)。中国互联网上弥漫的不满很大程度上是他们对于自己不断受打压而产生的怨气。我们很难想象会有一个乡野村民画一个小时敲一篇3000字的网文来表达自己对于时局的见解,也很难想象有一个权贵去做这样的工作,因为有五毛党为他们劳作。因此互联网言论很大程度上可以视为中产阶级利益的代言。我曾把中国大致分为这么三种人:看电视的中国人、上网的中国人、读内参的中国人,我自认为这三个称谓很形象地区分了三个阶层的信息渠道。

  中产阶级与政治稳定

  由以上的分析来看,中国的中产阶级面临着巨大的危机。那么中产阶级的危机和中国未来的政治稳定有什么关系呢?

  历史上的经验表明,革命的领导者大都是智识阶层。这些智识阶层要么是出于自发的原因要么是被逼无奈,用一套意识形态或者组织理论联系并发动起底层民众,进而用暴力摧毁整个政治体制(你不给我个说法,我就给你个说法)。如果执政者真的能够通过利益链接稳定住底层民众的话,垂垂挣扎的中产阶级掀不起风浪,然而如果底层民众和不断被逼的中产阶级(中的一部分人)结合起来。那么革命或者反叛的洪流真的有可能势不可挡。虽然说智识阶层目前的主流仍是渐进变革,但并不排除在大规模的社会动荡中一部分人走向激进变革的可能性,这一点在一些人对于杨+的推崇中就可以看到一些端倪。

  几个变动因素

  我认为一下几变动因素影响未来的形势发展。

  政府的态度。如果政府不改变抓两头、挤中间的策略,那么他们等于把自己推入了一个巨大的赌局。

  中产和底层的联系。如果中产和底层无法建立起有效的链接,那么他们的智识力量根本无法得到发挥,只能沦为互联网上的空谈。

  经济危机的程度。由以上的分析来看个,某种程度上,经济危机就是中国中产的危机,中产的危机进而也是整个社会的危机。经济危机的程度不仅决定着知识阶层走向激进变革的可能性,也决定着底层民众走向暴力化的可能性。进而决定了两者联结的可能性。

  笔者是一个暴力的反对者,是一个渐进改良的支持者,然而我们却不得不关注这个社会内部真实的变动。也许我的文章中有很多观点经不住推敲,然而这种中产衰退的现象以及它的影响必须得到深思,个人受水平限制,只能说到这里,还希望抛砖引玉,能够引来更多人对于这个问题的思考。

  作者电子邮件:newrightchina(at)gmail.com

王万然:不贵难得之货

  ——老子戏说之"不上贤,使民不争"

  原文:"不上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不乱。"(《道经》第三章)

  经典:1991年,中美知识产权谈判。美国贸易代表、国际贸易谈判"铁女人"卡拉·希尔斯一开腔就带着火药味:"我们是在跟小偷谈判。"出任中国外经贸部副部长4个月的吴仪立时回应:"我们是在和强盗谈判,请看你们博物馆的展品,有多少是从中国抢来的。"

  戏说:不崇尚贤德的名号,就是不要把名牌看得很重要。美国人为何因知识产权问题和中国政府开展多场谈判,且中国政府加大打击侵权活动,是因为我们有些人崇尚名牌,肆意盗用外国品牌,损害国家的信誉和利益。世界各地的粉丝因为争看名人或者朝拜圣贤而发生的践踏事件不少吗?为何人家会抢夺中国的古董,还不是因为这些东西太贵重了。贪欲,才使一个地方、一个国家甚至世界发生纷乱乃至战争。

  再回归到知识产权这个问题,最简单的例子是进口打印机。

  我使用的第一个打印机是四色喷墨机,两三百元。黑色很快用完,去买墨盒,价钱是打印机的一半,也就是说一个墨盒等于一个机身的钱。销售商说能打印一千张,算起来,打印比复印还要贵。后经同事介绍购买墨水自己灌,便宜多了。

  第二个打印机也是喷墨的,六色,可是,不管你使用六种颜色还是单独使用黑色,其他颜色墨水跟着损耗。而一个墨盒值几百元,由于墨盒装有芯片,不能用替代品,花费很大,尤其是一种颜色显示用尽,就得更换。

  这样,我不得不叫同事买个最便宜的单色激光打印机。激光机虽然没有芯片但存在的同样问题是硒鼓的价钱也等于机身价。后来听说可以另装墨粉,那才解决了耗材问题。这时候才发现,有人用外置墨水代替喷墨打印机的墨盒,6罐墨水的价钱是墨盒的十分之一,而容量却有几十倍。后来看到彩色激光打印机才两千多,我动心了。经了解,是装有芯片的,但电脑店答应可以更换。当红黄两色显示用完,打印机无法作业,电脑店派人来拆换芯片,从我的空粉盒倒出的色粉大概有半盒,当然是给电脑维修人员拿回去卖给别人了。

  明明是有用的东西,为什么要浪费呢?如果不装芯片,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而芯片正是厂家维护自身权益的杀手锏,也是宰我们中国人的杀手锏。两千多年前的老子就发现这个问题,"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 哪里有剥削,那里就有反抗。奸商们用他们的先进技术榨取中国人有限的钱财,迫使中国人用土办法来维护自己的权益。所以说,不要简单地认为"盗版"是违法行为,应该从深层次看到外国不良商人对中国人民的剥削。微软说要从10月20日起对中国使用套版微软软件的电脑进行黑屏处理,引起一片抗议声,甚至有人要把微软推上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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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单位:广东省 汕尾市 汕尾日报社

  作者邮箱:gdwwr(at)soh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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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0月25日 星期六

七月农夫:不就是打死了一个小痞子吗,为什么这么多人替他叫屈?

  《哈尔滨6名警察打死了一名22岁的青年人》,刚开始看到网络上出现这条新闻的时候觉得很震惊,青天白日啊,一个活生生的生命就这样没了。因为前几天很忙,所以没有去细看内容,昨晚偷闲看了网上的视频后突然觉得这个世界很混沌,这么简单的一起治安事件,为什么会在中国引起这么大的风浪,反思后觉得只有一种可能性,那就是死者实在不是善类,他的家人更不是什么善类,绝对都是非常有背景的人,否则怎么能撼动6名警察,要知道警察可不是那么容易被推到犯罪嫌疑人的位置上的。

  在视频中我们可以看到死者及其一帮朋友,就是一帮不折不扣的是狐朋狗友,一帮小混混,典型的小痞子。在最后被打死之前,死者在这场冲突中一直处于并占据着主动和优势,警察三番五次被他打倒在地,随手捡起一块砖头把警察打得头破血流,把警察得抱头鼠串。从死者的出手动作之娴熟,我们可以看出,他绝对不是第一次这样打人,之前不知道有多少人被他这样欺负过了,有多少人被他暴打一顿后只能忍气吞声啊……

  稍微有点正义感的人一看这个姓林的,都会看出不是个什么好人,说句粗口,就一个他妈的小痞子一个,这种杂碎我见多了,时常在娱乐场所遇到,喝两杯酒就不知道自己是谁,见着谁都想欺负,这就是报应,打死活该。酒吧也好,夜总会KTV也好,在这个年代已经是很正常的了,去那里娱乐也是很平常的事情,但是我们常常会遇到很多带流氓黑社会性质的人,在里面横行霸道,欺男霸女,一句话不对就对另一方大打出手,虽然我没有被人打过,但是我在里面看到过很多人被打,打完后对方扬长而去,受害者根本无法得到伸冤,只能自认倒霉……

  坊间有传闻,说死者的叔叔还是什么人是哈市的副市长还是什么,他的另一个什么亲戚是哈市最大的房地产公司的老板。不管传闻是否属实,世人稍微想一下都会明白,如果他家不是有什么背景的话,这事绝对不会闹得这么大,决不会搞出这么大的动静,一个小痞子寻衅滋事被打死了,居然有那么多的伪善的"君子"出来性狗一样乱叫。古话说得好,养子不教如养猪,这种人就是垃圾,作为父母,不但不反思问题的根源,还借机生事,想来是有其父必有其子。想这样的人渣,早就应该从这世界上消失了……

  网上有人说"为什么不用法律手段来解决问题",对这种痞子人渣的帮凶,我忍不住又要骂一句:"你他妈的脑子进水啊"!如果让我把你打一顿,你会不会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你等着法律来给你解决?告诉你,按照法律规定只要不把你打残废,老夫我大不了赔你点医药费,最多算是违反治安处罚条例罚款500块,那有球用啊,你他妈的愿不愿意让我打一顿不还手啊,愿意我随时可以打你一顿,再付你一点可怜的医药费!狗日的白痴……

  还有那些说什么职业自律的,也是屁话,要是那样的话所有的警察都不要配枪械了,也不要训练什么擒拿格斗了。说这种话的人多半是人渣的帮凶,换了那天你家里人被小痞子在街上暴打一顿再强奸了,我看你们这些帮凶会作何感概,会有何言辞?

阮思余:追抚一代大师,守望神圣大学

  章玉政先生《狂人刘文典——远去的国学大师及其时代》(以下简称《典》)(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5月版)新作通过打捞寻访"失落的"大师,为我们尽可能还原了一代学术大师刘文典(1891-1958)的丰满脸谱与张扬个性。一位曾经享誉学界、面斥蒋介石的学术大师,与那个时代个个才华横溢、独树一帜的国学大师们,一起奠定了民国国学研究至今难以企及的巅峰地位。一位学术大师,一个硕学时代,无论如何,总是须臾不可分离;重温学术大师,品味民国经典,无论如何,总是我们无法绕过去的一道坎;追抚一代大师,守望神圣大学,无论如何,总是应该成为我们最有品味的学术追求。

  品读、评价一本著作可以有很多角度,特别是对于类似《典》著这种传记性的著作。如果从学术史的角度来审视的话,那么,我们就此把脉刘文典及其那个时代的学术大师之功绩与地位或许更为明晰。根据刘梦溪先生的研究,现代学术与传统学术的区别主要有三:学者追求思想自由;开始诉求学术独立;吸收新的学术观点与学术方法。正是因为现代学术的这些特点,奠定了现代学术的独特传统:学术独立;科学考据;广为吸纳域外经验而不忘记本民族历史地位;学者能诗;重视学术分类;重视通学通儒。其中,尤以学术独立的传统至为重要。

  当我们用现代学术的视野去考察刘文典的时候,我们发现其近乎囊括了现代学术的全部优良传统。易言之,正是现代学术的开山祖、包括刘文典在内的民国大师们奠定了这些学术传统。他们矢志问学、特立独行、操守严谨,致使这些现代学术传统能够逐渐积淀并延续下来。在《典》著中,我们可以找到诸多印证。只可惜,时至今日,如此学术传承,都已然成为历史佳话。对于许多学人来说,此乃"天方夜谭"、"关我屁事",抑或是"俱往矣"、"可望而不可及"。于是,如何继承并且发扬现代学术的这些优良品质,成为一个极为严肃、也是相当紧迫的重要任务。对于当今的中国学术界来说,恐怕尤其如此。

  国学大师的打造往往都是集多方合力综合而成的结果。既有赖幼时的学术启蒙,又仰凭一定的学术师承;既需要学人们的苦心钻研,又寄托可以经营的学术团队;既得益一个健全的教育体制,又依靠学人们经常反躬自省。

  家学与师承往往不可分离。国学大师们往往都是集良好的家学渊源与深厚的国学功底于一身。这些恐怕都是后世学人永远无法望其项背之处。刘文典早年在当地私塾攻读经书,在基督教会医院学习英语,这为其后来师从家学渊源庞大精深的注疏学的刘师培、20世纪国学大师中的大师章太炎,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刘文典能够仅凭《淮南鸿烈集解》就足以奠定其在校勘学难以企及的学术地位,委实与大师胡适的悉心栽培、持续鼓励、为国学从长计有关。而刘文典亦没有让伯乐胡适失望。他不甘落寞,不甘心在北大五年总是拿最低的薪俸,遂决心投身校勘学。其所选《淮南子》被胡适列为北大"国故丛书"的第一种,而且可以得到胡适作序,对于当时的刘文典来说,这是莫大的欣慰与支持。而为查阅《道藏》,他甚至几个月住进白云观。正是这种能够苦心坚持"扎进去"、不甘心遭歧视、不甘心承受不出名的苦处的毅力与精神,使得他终于能够以《淮南鸿烈集解》一书博天下。终究获得胡适等学术大师的高度赞赏。

  中国学术自古有专学与通学之分。正由于通学,刘文典才可以"大放厥词":"凡是别人讲过的,我都不讲!别人不认识的字,我认识;别人不懂的文章,我懂。你们不论有什么问题,尽管拿来问我好了。"这不是简单的自恃与放荡,而是一种学术风骨、一种求真精神,一种敢于挑战自我、傲视方家,而又不忘反躬自省的学术气质。正因为如此,谈到那一代学人时,刘梦溪先生指出,"他们的学术历练和文化担当,与清初大儒有一脉相承之处。后来他们又能够渐次做到以学问本身为目的,其学术训练、学问兴趣和执著单纯之精神,又颇类乾嘉诸老。"

  民国学术为何能够取得如此辉煌业绩、积淀如此深厚传统、达致百年学术巅峰?诚然有诸多因素在推动着。其中,有一点,值得我们高度关注的就是,这与被毛泽东誉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的蔡元培所倡导的大学乃为研究学术而设、学生理当主动研习的理念不无关系。

  1919年9月20日,在北大第22年开学式演说中,蔡元培指出,"诸君须知,大学并不是贩卖毕业的机关,也不是灌输固定知识的机关,而是研究学理的机关。所以,大学的学生并不是熬资格,也不是硬记教员讲义,是在教员指导之下自动的研究学问的。为要达上文所说的目的,所以延聘教员,不但是求有学问的,还要求于学问上很有研究的兴趣,并能引起学生的研究兴趣的。不但世界的科学取最新的学说,就是我们本国固有的材料,也要用新方法来整理他。这种标准,虽不是一时就能完全适合,但我们总是向这方面进行……且既然认定大学是研究学理的机关,对于纯粹学理的文理科,自当作完全的建设……大凡研究学理的结果,必要影响于人生。"

  学校是为研究学术而设的思想,在1928年4月16日的西湖国立艺术院开学式演说词中,蔡元培再次重申。"学校是为纯粹的学术机关,神圣之地,一个学生没有也不要紧;教职员能创作,一样可以办下去。不要以为学生少了,就不成学校,这一点大家不要误会了……学生要安心上课,教职员诸先生一致创作,供之于社会,这是大学院最希望的。"

  既然大学乃为研究而存在,教授们就被赋予了学术研究的天职。那大学里的那些教授如何呢?今天看来,民国学人几乎个个都是大腕巨擘、大家名家。可是,《典》著告诉我们,刘文典对联大教授的评价却语出惊人:联大只有三个教授。"联大只有三个教授,陈寅恪先生是一个,冯友兰先生是一个,唐兰先生算半个,我算半个。"这说明什么问题?虽然被誉为学界狂人,刘文典没有忘记大学的教授并不都是名副其实的教授,而且尚能清醒知晓自己的斤两。

  联大只有三个教授的深意在于,教授不是一纸裁定,不是校方的单方示意,就是名副其实的教授。身为教授的我们自己首先应该扪心自问:大学教授如云,真的能够称得上教授的有几人?我算不算教授?如果算,算多少个?在教授队伍中有人说这样的话,恐怕不管在哪个时代,都是何其不合时宜,何其让那些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教授的人大失颜面,可是,正是这种类似刘文典等教授们的自我追问,才使得"教授像个教授"在我们的神圣大学里面尚能延续下来,虽然步履维艰、一路坎坷。只要还有人在操守着,这就是欣慰;只有还有人在坚持着,这就是精品;只有还有人在反省着,这就是历练。

  至今学术界还在争论到底是应该仰视还是俯视前辈大师,特别是民国大师。当今学界亦不乏刘文典这样的傲士狂夫,一些人对于民国大师亦采俯视状。进而导致我们的教育更多的是俯视大师,而匮乏仰视大师的气量与胸怀。在我们尚未成为大师之前,不妨先仰视大师,然后,当我们厚积薄发之时,方言俯视大师,乃至超越大师也不为过。否则,我们除了俯视大师,还是俯视大师。因为,这不仅是一种学术方法,而且是一种学术器量;不仅是一种学术规范,而且是一种学术自觉。

  许多知识人从本科到硕士、再到博士,从讲师、到副教授,再到教授,从硕导、到博导,再到博士后合作导师,始终坚持、反复贴近大师、对话大师、与大师切磋的机会恐怕不是太多,不是太频繁,而是太少,太缺乏。层次越高,时间越少,机会越少。所以,在笔者攻博之前,有前辈热心指点,做学问读书最多的时候,是博士期间;还能够看的文章,也是出自脱产博士之手。所以务必要珍惜这几年的博士生涯。在感激前辈热心指点的同时,笔者也不得不感慨的是,与现代学术的传统相比,当今学术界的现状原来是那么遥远、那么不可企及、那么不可同日而语。

  不管怎么说,对话学术大师、发扬优良传统总是应该成为我们永恒的主题之一。既然如此,那就从我们感兴趣的大师开始吧,与他们神交、做道上不可或缺的朋友。《典》著为我们创造了再次走进大师、感悟大师的机会;为我们还原了一个对于许多人尚属陌生、相对完整的大师刘文典的形象。或许《典》著所要昭示我们的也正是在此。警醒我们审慎检视、不可忘却"逝去的国学大师与时代"。从仰视他们做起,记住他们,紧拽他们,守望他们,矢志不渝地坚守下去,须臾不要离开他们。

  2008年10月20日早上十点完稿

董桄福:教师不开口的权利

  10月17日,四川重庆各地人民教师开始"罢教"。罢教初由永川乡镇中学开始,星湖中学和星湖小学等4所学校所有教师到教室但都不开口说话。10月20日,罢教运动规模扩大。永川的第1、3、4、5、6、7、8、12中学,北山中学、中山中学、双石镇中、双石小学、奥妮小学等79所学校的2000多名教师参加罢课。以上学校的2万多名学生积极支持教师的"罢教"运动。

  沉默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权利,在某种情况下,的确可以使用。为了那微不足道的"金子"。所谓"沉默是金"应该就是这个意思吧。

  人民并不理解教师这个温顺到"尔雅"地步的群体居然也会爆发。但是,这是真正应该爆发的群体:"为了知识的尊严,为了文化的地位,为了人性与人格的传承,也为了我们不再卑微,我们不能再沉默。"

  回想起我自己在学校里抽到断水的时候,钱之一字真是让心灵憔悴,让脊骨弯折。斯文本来除了让心性得到武装,也还得有基本温饱的物质生活,但是,那是怎样一种"优待"啊。读书人,教书人,居然无一文闲钱买书。也难怪,中国的中低阶层老师——中小学老师——出了学习的校门,进了教学的校门就再也不读书了——除了那几本腐朽的课本以外,几乎不再有实力在添加新的知识和智慧。

  待遇太低,钱太少。"在中国的大多数地区,参加工作8年的中小学教师的月收入只有800多元,加学校津贴也就是1000元,而同时参加工作的公务员的月收入达到每月2800元以上。"直接的结果就是一个老化的群体培养正在成长,急需每日吸收新鲜灵粮的孩子。这群孩子势必也会成为老化的教育者教授下的受害者。这就是所谓教育的失败。

  我支持老师们用沉默的权利来争取自己存在和发展的基本利益,为的其实并非个人,而是对一种无良体制的对抗,最终目的仍然是拯救中国教育。

  在一个充满谎言的国度,"教师是灵魂工程师"的礼赞算得上是谎言之一种。一句冠冕堂皇的话可以省去多少人民币的拨发,又可以让多少的贪腐权贵脑满肠肥。但是,这些天天与知识和智慧打交道的人并未被赋予为自己理直气壮,大声呐喊,甚至走上街头,呼吁,请命,呐喊的权利。如果那样做,会遭遇另外一把宝剑:暴力。

  沉默也许是最低调的方式。惹不起我还躲得起。就像做生意。我不能理直气壮的与你讲价,我可以沉默,起码表明:价格太低了,我不卖。

  2008年10月25日星期六

2008年10月24日 星期五

佘开晓:剖解中国和谐之路

  纵观中国历史,是充满着一部杀人的历史,历代的精英都是在权力的角逐中丧生,留下的大多政治投机者。积累下的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在每一次改朝换代时,都是一次极大的洗礼和破坏。这种历史的怪圈一直持续到现在。自从中国共产党把他的老大哥国民党赶到了台湾,已有60年了,共产党所领导的政府能否脱离历史怪圈?到今天,中国人民已非常渴望再来一次社会大变革。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提出"稳定是压倒一切"、"建立和谐中国",其实是反映社会不合谐一种表现。特别08年政府所表演一切,更是让中国人民失望,中国人民几乎处于一种出离愤怒的状态。"和谐"已经不是单方面意愿的问题,忽悠中国人民的历史已经过去。用篡改历史、歪曲事实、掩盖真相、控制喉舌所建立的"和谐"能和谐得起来吗?真的能坚持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一百年会不动摇吗?与其被别人所推翻,还不如自己先动一次大手术。手术怎么动?就看中央政府思想解放到什么程度。

  绝对的权力将产生绝对的腐败,中国从"六.四"后,提出反腐败将近有二十年,而且是越反越腐,前扑后继,人数越来越多,数额越来越大。这种制度性的腐败所造成社会不合谐已迈延到社会各个层面。中国所面临的问题,不是寄希望出包公和海瑞式人物。而是从制度上,改变一党专政的局面。在这点上,国民党老大哥起到很好的范例。蒋经国先生的妥协与放弃,最终让国民党失政8年后重新执政。这是中国历史上政权两次更迭开创没有杀人的先例,用选票代替人头,用三大辩论代替三大战役取得执政资格,这是中国人民的福祉。今天的中国大陆,所有的改革都已置前,唯有政治改革不能与时俱进,矛盾的积累差不多已经到了不可收拾的局面。

  现在许多有识之士,提出社会普世价值观念,这是建立和谐社会的基石。一个没有公正、公平的社会,一个没有人权的社会,一个没有新闻自由的社会,如何去谈和谐?如何去建立一个繁荣富强的中国?

  中国共产党自称先进党,代表中国人民的利益,是为人民服务的党。有着几千万的党员,是世界第一大党。为什么不敢开放党禁?允许别的党竞争,只有竞争才能进步!国民党让民进党参入竞争,才使8年后的国民党不象以前国民党。那么今天的共产党呢?有没有这样的胸怀和雅量,让国民党和民进党及新生党派融入中国大陆进行参政和监政;让新闻媒体真正自由;让人民真正来选择,只要共产党真的象自己说那么优秀,不必担心一百年后会动摇其领导地位,不用所谓的坚持,人民自然会拥护。那么中国的和平统一指日可待,西藏问题也会迎刃而解,中国的腐败也会得到竭止。

  不想真正的动刀子,这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已经让政府力不从心。中央政府也知道问题的所在,一方面,通过各种自身的改革来取信于民;另一方面,通过控制媒体来宣传和教育,继续驯化中国的民众,来维持目前这种和谐的局面。就是驯化得再好的民众,也有狼性的一面,瓮安暴动、杨佳袭警不就为社会敲起警钟。

  既得利益的群体,是不愿出现多党竞争局面。连政府官员财产公开叫了那么多年,都无法得到实施。因此,中国的政治改革永远走不出圈子之外。一党独大的局面,谁来监督其胡作非为。你?我?他?个人去监督政府,有效果吗?国际监督?那不是干涉中国内政?布什在一次演讲中讲到:"人类千万年的历史,最为珍贵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浩瀚的大师们的经典著作,不是政客们天花乱坠的演讲,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因为只有驯服了他们,把他们关起来,才不会害人。我现在就是站在笼子里向你们讲话"。中国政府什么时侯才能驯服,中国什么时侯才能真正走上和谐之路。

  看中国历史,每一次改朝换代,下台后的统治阶级没有一个不是被杀个稀巴烂。再看国际潮流,民主和自由已经成为主流,今天,中国共产党若顺潮流而变,那么胡主席将会成为中国的民主之父,中国共产党也将是最伟大的党,一定会善始而善终。

  2008年10月13日佘开晓写于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闭幕

编辑:中国报道周刊新增域名

  因为原有域名china-week.info已经无法从中国国内访问,不过国外访问正常,如前文说的一样,中国报道周刊今天新增了一个域名weekmag.info,大家可以访问新的域名地址。旧的域名将自动转发到新的域名。

  中国报道周刊的订阅地址依旧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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呐喊:听证会是“逗你玩”?

  前天,"炒"的沸沸扬扬、热气腾腾的河南省会城市郑州市关于集中供热价格改革和调整听证会如期召开了,之所以用一个"炒"字,而不用"吵"字,是想突出说明只是有话语权的媒体的"炒作",而不是无话语权的广大百姓的吵闹和抱怨甚至谩骂,因为百姓的"声音"或者说是"呻吟"无"人"听到,也无"人"爱听。因为这些"声音或呻吟"既不能影响政体推陈出新,又不能左右官吏的升迁沉浮,所以有爱听的才是出了鬼了。

  不过从这次郑州市关于集中供热价格改革和调整听证会结果看,似乎是媒体特别是行政隶属级别上高于或不隶属于郑州市的媒体"炒作",可能是没有把好当地党和政府的"脉"。结果自然让他们"丢了面子"而进一步"牢骚满腹"并通过他们的话语权"溢于言表",或报纸、或广播、或电视、或主体网络,摇旗呐喊、煞神一般。难道这媒体"只为百姓说人话,不为帝王唱赞歌"民本理念真的确立了?我是不信,但"丢了面子失了色"而后为遮蔽自家面子,而说了几句"人话"我倒是可以理解。小民百姓倒是惯看红尘,笔者随机走访了十位小民,漠然无助和愤怒者十有八九,一位小民竟连戏代骂面如张飞的曰:听个鸟证啊,听也是涨,不听也是涨,,我操听证他个先人,糊弄鬼呢。"

  纵观郑州市集中供热价格改革和调整听证会前台操作和最后结果,确实诡异,并有让人如梗在咽的不爽之感。

  其一,从郑州市物价局,组织召开听证会的前期运作来看,首先是在全市征召消费者代表,这大概是按程序而为之吧,但据媒体报道,招来招去,在拥有近600万人口的大都市仅仅有64位热心人士报名,并从中随机选出了13名正式代表,这十万分之一的报名率不禁让人心寒,也让我想起了汉心先生的一篇檄文《大国何以造就寡民政治》的精妙论断。难道泱泱600万人的大都市,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公共事务、甚至可以说是关系到自家切身利益的公共事务,人们就如此的漠不关心吗?难道人们已经麻木到任人宰割、生死由"天"的如此地步?但事实的确如此。那么,在倒吸了一口冷气后笔者不禁自问:是什么让600万人们如此的麻木不仁呢?是什么让600万中国人如此的漠然处事呢?难道真如汉心先生"大国寡民"的妙论吗?这让我想起了一则坊间故事,说是,日本人侵略中国,占领一个村庄后把村里的男女老少千把人都集中在打谷场上,看管了起来,但由于前方战事紧张,日本人只留下两个士兵看守这千把人,其余的全部到前边继续打仗,第二天,到前面打仗的日本兵回来一看,这千把中国人全部都还在打谷场上老老实实的呆着,两个日本兵报告说一天来什么事情都没发生,只是一些中国人需要解手,但解完手就自己回来了,日本军官听了报告,哈啊哈的大笑。连声赞成中国人很懂规矩,说:"幺西幺西,中国人的很聪明,很懂规矩"。我听了这个故事,想起自己也是中国人,顿时无地自容,难道我也是很聪明很懂规矩?难道我也是任人宰割到如此地步吗?这与猪狗何异?

  其二,从听证会代表组成来看,十二名非消费者代表(搞不清是如何产生按何种程序产生的) ,其中四位是郑州热力总公司的干部,五位政府官员(方新 郑州市财政局副局长、孟宪良 郑州市财政局主任、李文德郑州市法制局副局长、范宏涛 郑州市消协科长、常庆生河南省建设厅职工),一位法律界人士(郑州大学法学院副院长)还有一位叫秦自成的郑州市服装协会会长。共计12人全部投了赞成暖气涨价的票,加上据说是"反水"的四位消费者代表,郑州市集中供热价格改革和调整听证会以16:8的比例"准通过"了涨价的方案。之所以说"反水"是因为会后消费者代表包洪恩先生爆料说,1、本次听证会之前还搞了个所谓的"预备会"或者叫"预演会",当时那十二位非消费者代表除热力公司的四位外,其他八位均讳莫如深,扭捏作态,而那几位消费者代表是持反对涨价意见的,不知怎么的正式会上就改变了立场,2、是作为本次听证会的消费者代表,遭遇了郑州市热力公司多次恳请上门拜访的"礼遇"等,被包先生婉言谢绝。3、其他消费者代表是否被"礼遇",包先生说不敢说,不能保证有没有,倒是郑州市热力公司的一位大概是负责人之类的人物在电视镜头前,一脸"伟光正",并脸不红、气不短的说"绝无此事"。真不知是包洪恩老先生说谎,还是那热力公司的"伟光正"无耻。                   之所以将同意涨价的名单拿出来晒晒,一是因为对这些人等作为参加听证的资格,大惑不解,根据他们的身份,到底是代表消费者呢?还是代表当地政府。至于热力公司的四位代表,一定是代表热力公司的利益了,问题是这郑州市物价局一下子让热力公司弄了四个代表,真不知居心何在,如果你物价局一下子弄了10个20个要求提价的热力公司的代表,那你还听个鸟证啊。干脆直接涨不就成了,还拿啥子听证会糊弄老百姓。再者,那五位政府官员,更是让人不解,如果你是代表政府来的,你应该站在政府的立场上,倾听已经沸腾了的民意,我就不相信你的耳朵里塞了驴毛了,听不见在你生活的周围老百姓们坚决反对暖气涨价的愤怒之声?抱怨之声?无奈之声?。你"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这一古代官员都明白的朴实为官理念,难道你们都没有吗?更谈不上你会有"心为民所想、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党中央最高领导人提出的为官原则了,民怨沸腾可是不利于和谐社会和稳定的大局啊。搞不好给你弄个为虎作伥的帽子带带也未可知啊。或曰,你只是代表消费者参加听证会的,那么我辈首先怀疑,你是如何成为听证代表的,你的代表资格符合一般程序吗?你的代表资格合法吗?你代表谁?其次,在当前物价飞涨,民生维艰的时期,难道你是家财万贯的地主老财?难道你是吃穿用度不尽的大资本家?如果两者都不是,那你必定是一贪官污吏害民贼吧?钱来的煞是容易。亦或热力公司"礼遇"不收你家的取暖费用?否则,你咋就一点都不心痛你的钱袋子,你回家咋给你的老婆孩子父母丈母娘大人交代呢,难道你会说由于如此这般原因,你昧尽了良心?让包括你自家在内的老百姓要多掏血汗腰包,度过寒冷的冬天了吗?你这人民公仆咋就不和人民一心呢?。至于弄个服装行业协会的会长来听证会暖气调价更是把人弄得一头雾水,难道是服装行业还兼用暖气烫熨产品不成?

  其三,针对郑州热力公司究竟应该不应该涨价,其关键就是看热力公司是否真正如其所说的20多年来一直亏本,(20年亏本的企业屹立不倒,上帝听了都目瞪口呆,惊曰:中国同行老天爷真的佛法无边啊),因为公共服务行业的经营原则应该是"保本微利";而核算热力公司是否真正亏损的关键是看其成本核算是否真实合理,政府公共财政补贴是否到位并用到热力供应的运营当中。而正是这个关键中的关键问题,郑州市物价局和郑州热力公司相互扯皮,互相推诿,(或者说互相包庇演双簧更为恰当)。当消费者代表提出必须核算热力公司的运营成本时,有关人员便开始了娴熟的"踢皮球"专业技能。郑州热力公司的有关人员竟称"成本核算与调价无关",甚至说"涉嫌机密无法透露"。笔者实在难以理解,一个公共服务单位的成本核算到底涉及什么机密。同时据有关媒体报道,郑州市审计部门在今年对郑州热力公司的审计中已经"挤出"了5000余万人民币的虚假成本,另有报道说郑州市热力公司平均每天的招待费竟高达2500余元,每年只需要上四个月班的职工(郑州市每年供热时间为120天),发的是全年的工资,且工资水平即便是一般工作人员都在3000元/月左右,高于郑州市普通公务员的工资。同时媒体还透露郑州热力公司虽然是一个国有公共服务行业,但给热力公司供应煤炭的可全是私人老板,所供之煤不但价高,而且不是谁不谁都能供的,有未经证实的消息说,有的私人老板供的煤,不但质次而且价高,有的甚至一车煤能卖到两车煤的价钱。听起来实在是如雷贯耳。最终消费者代表在没能看到并进行成本核算的前提下,赶鸭子上轿似的给那些利益共同体当了一回"演员"。虽然八位反对者愤愤不平,甚至有被"强奸"的感觉,但又耐他何?

  其四,在消费者代表的选择上,笔者亦是大不以为然,首先,近600万人的大都市,只有区区64人报名愿意充当"演员",不具代表性,但笔者对这64位"铁肩担道义"的公民还是敬佩之至,问题是,这些自愿者,和后来被确定的13为代表的"听证"能力如何?他们是否能够依法依规进行"参听议证"。他们的表述能力如何,他们能否透过现象看本质,有良好的"参听议证"能力代表消费者的利益。我们知道,一个合格的律师,必须具备良好的个人素质,全面的法律知识,雄辩的口才,善于捕捉关键问题的能力,才能够在法庭上滔滔不断,替当事人争取最大的利益。而一个未经训练的普通公民,恐怕不具备此种能力(天才除外)。否则,我们还在大学里设置什么法律专业干嘛,否则我们还进行全国性律师考试干嘛?甚至是一些通过专业培训和考试的人士,还因个人表述能力和其他相关因素,无法但当律师出庭支持诉讼的角色。更何况从未进行过相关角色训练的普通人呢?其思辨能力和责任担当的能力比之郑州市物价局和郑州热力公司指定或派遣的人的能力恐怕深可怀疑。更何况郑州热力公司被爆料有"礼遇"代表之嫌。那么究竟该如何选出代表呢?这让我想起了200年前的1787年5月25日至9月17日在费城召开的长达116天的美利坚合众国的制宪会议,当时参加费城制宪会议的55名代表,有25人是从事法律业务的,他们学识渊博了,精通法律,经验丰富,热衷立宪工作,且大都是洛克、孟德斯鸠学说的信徒,这为宪法的制定奠定了深厚的思想基础。制定者将洛克的天赋人权和有限政府理论,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观念,创造性地与北美殖民地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终于诞生了这部西方宪法的典范之作。奠定了大洋彼岸美利坚合众国今天代表人类发展的伟大与辉煌。那么当时的美利坚合众国是如何和用何种程序将像乔治.华盛顿、本杰明?富兰克林、麦迪逊、法学教授韦思、律师汉密尔顿、律师平克尼等这些当时合众国的精英选出来的呢?难道真的像欧文.柏林最成功的作品之一《上帝保佑美国》吗?

  其五,郑州市物价局有狼狈为奸之嫌。据大河报(2008年10月22日A09版)报道。一名叫赵正军的市民在屡次要求郑州市物价部门公开郑州市热力公司运营成本遭到拒绝后,更发现郑州市物价局10月20日所举行的听证会程序违法。一是赵正军先生根据《河南省政府价格决策听证办法实施细则》第十一条规定指出,价格听证组织机构的主要职能是:受理申请人提出的申请,对听证申请进行初步审核,经与有关部门协调后作出是否听证的决定。而郑州市物价局的的做法与规定相悖。首先是郑州物价局作出的"初审意见"是9月28日,而郑州市物价局在还没有接到郑州热力公司的调价申请、更没有作出"初审意见"的前提下就于2008年9月21日在媒体上发布了此次准备进行热力价格调整的听证会公告。二是郑州市物价局提供给听证会代表的郑州市热力公司的关于《集中供热价格改革和调整的申请》的申请时间为9月27日。按照《河南省政府价格决策听证办法实施细则》第二十七条规定:政府价格主管部门认为申请人提交的有关财务状况的说明材料需要评审的,可以指定具备资质条件的评审机构出具能证明材料真实性和合理性的评审报告。然而从郑州市物价局的成本监测所《价格成本监审报告》披露的信息表明,该所从2008年8月25日就提前对郑州市热力公司提供的材料进行了监审,并在供热企业提出申请的前一天,即2008年9月26日作出了监审报告。赵正军先生说:"申请调价企业提出的申请在后,物价部门作出的价格听证、初审意见、成本监审在前,这样严重颠倒的程序能保证价格决策实体的公正吗?依据《河南省政府价格决策听证办法实施细则》第四条、第十八条、第二十条规定,物价局应当在接受调价申请并交由评审机构评审后,认为符合听证条件的,才做出听证决定。"该报还报道说赵正军先生已就郑州市物价局的"程序违法不能保证实体合法和不能保证结果正义"的事实向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而郑州市物价局方面先是扭扭捏捏不愿接受采访,而后又色厉内茬的指责赵正军先生,捏造事实,希望和该报采访部门直接沟通。但该报采访部门一直到当天下午6时才接到郑州市物价局方面的电话回复说物价局将择日召开新闻发布会,今日暂不答复。据说把当值的记者鼻子都气歪了,外加一头的雾水。

  纵观郑州市物价局和郑州热力公司的双簧式拙劣表演。笔者突然想起了相声大师侯宝林先生生前的一段相声,说的是一个毛贼到一家院子里行窃——偷搭在院子里女主人凉晒的衣服。大嫂子!晾几件衣服在门口又怕丢!也不能老是看着还得做饭呢!还得上屋里做饭干别的活,于是告诉孩子:小虎啊,在门口玩会看着咱晾着衣裳呢!别让小偷偷了去,于是这娘们屋里干活去了!一会儿, 小偷过来了,跟孩子搭腔,小虎说不认识!于是贼说不认识没关系啊,咱两在一起玩,行不!我叫逗你玩,记住了吗?小虎,答应,于是小偷便把凉晒的衣服拿了下来偷走了!小虎赶紧喊:妈妈,他拿咱衣服啦!妈妈问:谁啊? 小虎答:逗你玩.于是妈妈说这孩子你老实看着要不我揍你。呆会妈妈出来一瞧! 衣服没有了,就问小虎,衣服呢?小虎答:人家拿走了,妈妈问?谁拿走了?小虎道:逗你玩!于是当妈妈的狠狠责骂了孩子一顿,说人家都把咱的衣服偷走了你还说"逗你玩",唉!真是个傻孩子。

  2008年10月22日

2008年10月23日 星期四

冰山兰:我们是不是应该对范美忠宽容一点?

  由成都市都江堰市光亚学校教师范美忠引起的轩然大波,引起一场精神层面的大地震,一时的暄嚣让我们整个社会意识形态处于一片混乱之中,如今余波渐息,这场争论也到了结束的时候。相信冷静下来之后的梳理会让我们回归理性。

  有人说,教师在地震发生后,应首先掩护学生,自己最后一个撤离。我觉得此观点有待商榷。地震是标准的不可抗力,在所有的合同里不可抗力是可以免责的。人是动物的一种,在大灾面前的逃避和求生是自然属性的"人类本能反应",这种反应是不以人的意志力为转移的。震后许多地方都制定了中小学校学生人身伤害事故预防措施、归责原则、责任认定、处理途径等法规和条例,如合肥市制订了《合肥市中小学校学生人身伤害事故预防与处理条例》。在制定过程中汲取四川汶川大地震所带来的教训,充分体现了"优先保护学生人身安全"的原则。我想这些规定有肯定比没有好,是一个进步,但其效力也主要体现在公共卫生事件、社会安全事件等具有缓冲余地的公共事件上,但在突发自然灾害面前能否发挥作用就不好说了。

  我们大多数人实际上抱有一种"做了不能说"的心态来看待这件事,也正是持有这样心态的人,很多成了范美忠的支持者。我认为起码范美忠有两点是值得肯定的,第一,范先生是真诚的,他说的都是心里话,没有假大空的那一套。我为他鼓掌,因为真诚在目前的中国是可贵的。多少贪官台上讲廉政,台后大肆贪污,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再问一个生活中常见的问题:如果你遇到歹徒正在持刀(枪)行凶(之类),该怎么办?答案也许是慷慨陈词的,但现实呢?真诚是第一位的元素,没有真诚来支撑的任何口号誓言和说教都是空洞的,不足以服人。如果让我们在虚假的伟大和真实的渺小之间作出选择,我们宁愿选择后者!第二,范先生是有勇气的,他把本自己的心里话,拿出来说给了大家,说明了一个人光明磊落的性格。他的言辞,在国家悲恸世界动容的特殊环境下的确有可质疑、可批评之处。若是在平常日,可能就无人注意了。大部分的中国人在平常日都是什么样的品格呢?我们大部分只在乎亲属的生活好坏,对与自己毫不相关的人所遭受的苦难则视而不见。这种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道德观导致了自私,冷酷。想想资本家工厂里的打工仔、打工妹,他们洒尽青春和血汗,最终能换来几块大洋?资本家们打着与国际接轨的口号,毫无保留的接受资本主义的阴暗面,无止境的追求利润,忽视人的尊严,却对西方管理文化所强调的坦率,直接,诚实这些品质漠不关心。多少家庭为了一套房子几代人共同拼搏,多少病人躺在家里无奈的等待上帝的召唤……真是"一富成名万民哭"。如果我们都像要求范美忠那样去舍己为人,这些不人道的事情在我们国家会出现吗?这说明我们的社会道德水平并没有达到一定的水平,只是说在灾难的刺激下,暂时的出现了一个道德的大波峰,而范先生很不幸的被波峰所击中。

  我们中国人是很讲究"面子"的,可以说"面子"是我们中国人心理最基本的组成部分。范美忠事件的一个积极意义就在于它证明一部分人已经克服可这个障碍,敢于正视自己心理的阴暗面,敢于坦露自己并不"光明正大"的行为。这是社会的一种进步!但代价是什么?是被人骂做无耻,被称为"范跑跑",被学校解除职务,身心疲惫……

  我们不要再嘲笑辱骂范美忠了,我们应该有更大的包容心,这样社会的肌体才会更加健康。这里有一个故事。有一次,耶稣看到一对男女因为通奸,正在被广大人民群众兴高采烈、热火朝天地用棍棒石头海扁——喜欢热闹和偷窥的中国人不难想象他们的热情,耶稣对他们说:如果你们谁没有犯过错,就可以继续打他们了!结果那些人一个个都走掉了!这个故事说明了两个问题:那些群众还是有些善良和诚实的,不然他们会继续打下去,以便证实自己的清白和纯洁;同时也说明,这个世界如此繁杂,根本就没有没犯过错误的人!只不过犯错误的地点方式处境不同罢了!

  我们是不是应该对范美忠宽容一点?

时寒冰:首付和利率调整难阻房价下跌

  10月22日晚上,财政部宣布:从2008年11月1日起,对个人首次购买90平方米及以下普通住房的,契税税率暂统一下调到1%;对个人销售或购买住房暂免征收印花税;对个人销售住房暂免征收土地增值税。地方政府可制定鼓励住房消费的收费减免政策;金融机构对居民首次购买普通自住房和改善型普通自住房提供贷款,其贷款利率的下限可扩大为贷款基准利率的0.7倍,最低首付款比例调整为20%.同时,下调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各档次利率分别下调0.27个百分点;加快廉租住房建设,加大实物配租力度,扩大廉租住房租赁补贴范围,推进棚户区(危旧房)改造。

  几乎同时,人民银行决定:自2008年10月27日起,将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的下限扩大为贷款基准利率的0.7倍;最低首付款比例调整为20%.一是金融机构对客户的贷款利率、首付款比例,应根据借款人是首次购房或非首次购房、自住房或非自住房、套型建筑面积等是否系普通住房,以及借款人信用记录和还款能力等风险因素在下限以上区别确定。二是对居民首次购买普通自住房和改善型普通自住房的贷款需求,金融机构可在贷款利率和首付款比例上按优惠条件给予支持;对非自住房、非普通住房的贷款条件,金融机构适当予以提高。三是下调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其中,五年期以下(含)由现行的4.32%调整为4.05%,五年期以上由现行的4.86%调整为4.59%,分别下调0.27个百分点。

  从地方政府纷纷救市,到建设部、发改委部分官员的奔走呼吁,一直到今天财政部、央行出台政策,"组团"救市的阵容越来越强大了。楼市中的既得利益集团,在关键时刻,展示出了强大的力量。那么,应该如何解读相关政策的调整呢?

  从内容来看,降低契税和免征印花税、暂免征收土地增值税,有利于降低住房的建设成本和交易成本,有利于促进房价的理性回归。同时,"加快廉租住房建设,加大实物配租力度",也有利于扩大住房供应,促使房价的理性回归。但是,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却存在明显漏洞。根据央行10月22日晚上出台的规定,"金融机构对客户的贷款利率、首付款比例,应根据借款人是首次购房或非首次购房、自住房或非自住房、套型建筑面积等是否系普通住房,以及借款人信用记录和还款能力等风险因素在下限以上区别确定"。

  问题是,商业银行在逐利的驱使下,是否愿意是否有动力对"借款人是首次购房或非首次购房、自住房或非自住房"进行区分呢?商业银行是否愿意并且能够承担得了由此增加的成本呢?尽管央行规定,"对非自住房、非普通住房的贷款条件,金融机构适当予以提高",但是,在各商业银行对业绩的追逐依然强烈,市场的竞争比较激烈的情况下,这项规定得到执行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政策给一些人画了一个美丽的大饼,而给另外一些人一个真正的大饼。

  另一方面,有关部门提出"加快廉租住房建设,加大实物配租力度",但这项政策能否落实到位是一个未知数。而且,这一政策发出的信号很容易被相关利益主体误读,一些开发商会重新拒绝打折、降价,一些地方政府会拒绝降低土地出让金收入,这些利益主体会继续带着暴利和掠夺的心态与民众博弈。这将使房价刚刚出现的调整迹象暂时被中止。由于我国住房交易量下降的根源是房价远离了民众的实际购买力,如果房价不跌,交易量萎缩的状况很难有明显的改变——短期看或有所回升。如果开发商误读这项政策,有可能暂时阻止房价的自然调整,使房价出现一个短暂的回光返照般的快感,使泡沫进一步累积,而这必将引发破坏性更强的调整。这是值得警惕的。

  由于房价连年上涨,住房的供求关系已经发生明显变化。高房价不可能维持下去。有些很像开发商的官员经常说推动房价上涨的是刚性需求,后来我发现这些人不学无术,根本没有弄明白什么是刚性需求,或者说,他们是把刚性需求与潜在需求混为一谈了。所谓刚性需求,是相对于弹性需求而言的,是指商品供求关系中受价格影响较小的需求,或者说,对价格不敏感的需求。当住房远离民众实际购买力的情况下,民众对价格是非常敏感的,此时的价格严重扼杀了消费,使得潜在的需求无法变成实际需求。

  目前,由于房价高企,能够买得起房的人越来越少,潜在需求无法得到购买力的支持。另一方面,住房供应却在急剧放大。我在上篇文章中举了北京的例子:根据媒体的公开报道,今年下半年,北京市大量的保障性住宅将陆续供应市场,预计总供应量将达600万平方米、7万套;与此同时,今年新增供应市场的普通住宅面积大约1800万平方米,15万套。加起来已经是22万套,如果再加上此前没有售出的存量住房,及炒房客由于预期房价下跌抛向市场的住房,北京市场的存量住房在下半年将远远超过30万套,而北京上半年的住房销售才3万多套!供大于求的趋势日益明显!

  有人会说,北京是全世界的北京,全世界都到北京买房。这是一种类似于夜郎自大的无知下的荒唐幻觉。如果了解国外同类城市的宜居状况,就不会对北京的宜居性作出如此离谱的判断了。

  实际上,北京的房价在形势逆转的情况下更缺少支撑力。我们知道,北京是政治权力中心,许多单位仍然在建福利房,他们根本不用到市场上买房。支撑北京房价的最重要的力量是山西等地的炒房客,这些炒房行为在房价上涨预期发生变化时会消失,跟风性购房也会消失,投资性住房也大幅减少,只有急于结婚的夫妇的需求减幅会小一些。而本应成为购房主体的北京居民,由于房价太高,已经被边缘化。联合国和世行规定的房价合理标准是,房价为家庭收入的3到6倍,而北京四环内房价已经是北京人均收入的30倍以上。根据9月24日,中国人保资产管理公司发布的报告,中国的房价是有史以来泡沫最严重的时期——中国楼市的"泡沫"程度甚至远远超过了1991年的日本和1929年的美国,更是超过了1997年的香港和次贷危机爆发前的美国。

  因此,北京市场所谓的"特殊"性,并不能掩盖其泡沫严重的状况。北京的状况类似于现在的深圳,在未来的某一时刻,北京的房价会像深圳的房价一样,步入自由下滑轨道。在供求关系逆转的情况下,什么力量也难以阻止它。由于房价高企,蚕食民众购买力,支撑房价的基础已经不复存在。在这种情况下救楼市,不仅会恶化住房民生,令公众寒心,而且,会给中国经济带来更大的伤害。由于对未来的房价预期已经发生变化,试图通过救楼市来维持高房价的企图是不可能得逞的,也不可能促使成交量的上升(尽管短期有这种可能性),并且,高房价也不可能维持下去(尽管有极其短暂的回光返照的可能)。实际上,各方迫不及待救楼市的焦躁感,正反映出他们对楼市即将深度调整的恐惧和担忧,民众不是傻子——过去曾经是,现在不再是了。以掠夺和蚕食民众财富为基础搭建起来的房地产繁荣,在民众觉醒之后,也已经走到了穷途末路。中国经济要健康发展,必须从房地产的绳索下走出来,让房地产变成有益民生而非损害民生的产业,变成微利而非暴利的产业,将被高房价蚕食的消费释放出来,让民众久违的笑容回到心中,让年轻一代被住房捆绑住的理想和奋斗精神解放出来,找回被摧残的信心和活力!

  于2008年10月22日

杜兆勇:司法的进攻性使我深怀忧虑

  ——回应南都双十社论《放开毒奶诉讼确立司法公信》

  近来,近年来,来自司法的进攻性越来越强了,我对此深表忧虑和不安。这不是法治,因为法治不是进攻性的,而是保守主义的,对上对下都是保守主义的,这样才可能乐为上层和下层接受并不会感到恐惧。英国法治的权威正是来自王权,是得到王权认同并从中拆分出来的。

  进攻性的法治因着这个路径建立起来也将转瞬间被毁弃,就像赤化运动摧毁私有制一样,就像法国大暴乱摧毁民主制一样,就像推翻一人暴政迎来多数人专政一样。我提醒法律共同体注意,不要因着自己擅长法律而发动攻击。怀璧无罪,犹可自赏;身怀利器,杀心自起。法治不是武器,尤其不是进攻性的武器,而是和平的力量。中国不需要、从来不需要"变法",变法自古没有善终,始终需要的是"法变"。

  你们不能改变历史的轨迹,你们不能改变我们的信仰,不能改变我们的传统,就像我们不能改变我们的肤色一样。今天的中国,需要龟井胜一郎一样的人物来坚持自己的传统,否则我们将失去一切。你们遭遇的阻力不是来自政府,而是来自你们自己的文化,你们不可能送法下乡,如果田野不需要法律的话,你们敢说中国的田野像美国需要土地测量员一样需要你们吗?法律不可能被送给,甚至不能被人为牵引,只能被信仰,这要靠长期的培养。这种培养需要自然的环境,急风暴雨式肯定不能奏效。这样的进攻,到后来连你们自己都会被葬送掉,就像知青总是在诉说痛苦一样,就像中国历代改革家在诉说痛史一样。革命总是悲剧,到头来都是悲剧,因为这不是正常人所要求的,因为它摧毁了一切法统,摧毁了一切正常人的生活。尤其对中国这样一个无法分清革命和暴乱的国家,外在的一切变革都是她不能接受的,都不可能成功,如果成功那么灾难就会更大,就会像今天一样,法治成为虚无,因为大功不是靠法治建立起来的,自然不会对法治充满敬畏。在不能建立土地私有制的时候盲目建立土地私有制,也将会被新的赤化运动所摧毁,十七届三中全会显然注意到了这一点。自然生长的秩序才是美的,稳固的。

  事件营销,捆绑公共事件进行法律行动,很快你们就会溃不成军,因为你们不是在提供法律服务,而是在搞社会运动,这是死胡同。请你们仔细回忆一下美国公益诉讼是怎样进行的?也请传媒的精英回忆一下自身在公共事件中的定位是否失衡?近的不妨可以回忆一下宝岛的杂志运动是如何在社会转型中发挥作用的。

  一些人,甚至今天最进步的报纸也在呼唤大审,呼唤集团诉讼,请你们仔细看一下条件是否成熟?拿韩国和台湾地区过去的大审来看,我看为时尚早。过去我们过于强调维辛斯基式的审判,过于强化审判者的意愿,通常没有考虑或很少考虑到被审判者的接受能力和意愿,这不是审判,只不过是胜者对败者的清算。

  到今天为止,中国仍然是一个内核式的国家,一切外延式扩张都对她毫无用处。唯一可行的道路,就是内核能量的聚集,这是中国式的核反应,是自然的裂变,一切外在的氢弹都无法引爆她,也不可能引爆她。甘地放弃律师的职业,拿起印地民族魂,他成功了。别的道路对他来说都是死路,我指的是煽动暴力或所谓的变法,倘若他个人侥幸成功,对印地整个民族来说将是莫大的灾难。我们再来看韩国转型之父朴正熙,其著作充满了不容置疑的对本民族的绝对认同。我们再看战后日本历届首相的著作,哪一个又是例外呢?

  防守式的法治对这个民族心理不会形成打击,反而是可以接受的,这也是唯一可行的法治进路。法治应该给我们带来的是安全,而不是被视为异己力量。法治精英群体必须内在地寻求生存之道,这可能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可能在很长的历史时期法治都不能进入社会主流,中国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都是大政治小法治的国家,这是由人治到法治的艰难抉择。不求急功,不逐近利。修我山河,日久见功。

  当你看到更高层次甚至最高层次的人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法律,那是法律真正发挥作用了,很遗憾我还没有看到这点。这说明我们这个民族骨子里的法治是有限的,未来我们这个民族的法治也可能是比较有限的,这一点可能类似于今天的日本,东方民族之法治国家大体现在也是类似的情况。

  自我之外不会产生权力,也无从产生权利,这是法哲学的常识。法治不可能完成不是她的任务的任务,更不可能超额完成任务,不必使其超载,负重必不能致远。为了使悲剧不再重演,我呼吁慎重对待司法的进攻性。

  中国民主建国会会员

  北京市京鼎律师事务所顾问

  北京联合大学应用经济与管理研究所研究员

  作者MSN: xiaomiandu(at)hotmail.com

2008年10月22日 星期三

林云海:司法史上的最大笑话

  随着上海袭警案尘埃落定,一个司法史上的最大笑话诞生了。

  一个精神正常,且二十几年来一直遵纪守法,堪称楷模的人,仅仅因为警察依法盘查就对警察的同袍大开杀戒以作报复,照此推断,那精神正常的十三亿人岂非都是潜在的凶手?

  在判决书中,警察没抠打过嫌犯的"事实"作为嫌犯有作案动机的证据,被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嫌犯没被警察抠打过竟然成嫌犯有作案动机的关键证据了,天,看来这事千错万错就错在警察当日没抠打嫌犯!

  控方说警察没抠打过嫌犯,恰好可以作为嫌犯辩称没想过要杀人的佐证,而嫌犯指控警察抠打过他,又恰好可以作为控方指控嫌犯起意行凶报复的佐证。天,不是我不明白,实在是这个世界太变态!

  一审时,是嫌犯传说中的母亲替嫌犯请的辩护律师,一审后,该辩护律师也成传说中的了,怀疑大家可能是白日见鬼了!

  二审时,嫌犯自己请的律师声称嫌犯有精神病,看来要不是嫌犯有精神病,就一定是嫌犯请的律师有精神病了!

  嫌犯不等于就是真凶,为什么没按无罪推定原则,第一时间怀疑戴面具者非嫌犯本人,倒是无论是嫌犯传说中的母亲请的传说中的律师,还是有精神病嫌疑的嫌犯自己请的有精神病嫌疑的律师,都第一时间预设了嫌犯就是真凶?连嫌犯的辩护律师都这么先入为主地排除嫌犯因为适逢其会而被人利用,被人嫁祸的可能,是不是太不合常规了?

  控方所坚持的案件背景跟他们所需要的作案动机自相矛盾,再加上案件情节上的诸多疑点,如7秒杀4人之类的,如果嫌犯能请到对他有利的辩护律师,本来是大有可为的,为什么他偏偏就请不到一个能恪守无罪推定原则的辩护律师呢?难不成那些能恪守无罪推定原则的律师都死光了?

  一边对支持嫌犯的社会大众承诺公开、公平、公正,一边为保险起见,嫌犯自始至终都被一心欲置其死地的各色人等包围着,为了让嫌犯只能坐以待毙,甚至不惜弄出拒绝让嫌犯证人出堂作证,拒绝嫌犯与控方证人对质的闹剧,这是何等的司法奇观?

  当然,最诡谲的还是,为什么嫌犯的母亲会成传说中人物,连同接触过她的律师后来也成传说中人物?莫非嫌犯的母亲是鬼魂,而且还是那种会将活人变鬼魂的凶灵?

  终审判决出来了,回过头去看,赫然发现,那个被抓的造谣者第一时间造的谣,仍然是到目前为止唯一一个符合逻辑的"真相",是不是很有讽刺意味?

  2008年10月22日

丁学良:利益集团绑架国家政策

  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政治领域里最重要的进步就是逐步的制度化。它最突出的体现就是最高政治权力的交接越来越按照事先规定的程序进行,有一个大概的时间表。这就是说,中国的老百姓越来越肯定地知道,大概到哪一年,在开什么样的大会时,什么样的领导位子将会传给谁。

  这种制度化虽然不是民主化,其历史意义却不能小看:这样的制度化不仅是1949年以后在***的体制下,在中国二千多年的历史上都是很重要的。因为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状况就是:皇帝不能退休,因为皇帝是天子。他要么是在位子上一直坐到死,要么被人推翻、改朝换代。

  从1990年代末以来,正因为有了最高权力交接的制度化,以及与此相关的重要会议的定期化(这也是制度化的一部分),就使得在中国社会里面,每逢新一届高层领导接班前后,或有什么重要的会议召开之前,公众就会有很多的期待。期待什么呢?期待有什么重要措施出来,期待即将出来的政策更加附合他们的利益;一句话,民众期待着"大动作"出台、改革开放政策有"大的突破"。

  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这已成为一种不断重复的期待。可惜,与这个不断重复的期待对应的,就是不断的失望。过去这些年来,每当高层有人事变动,中国就会有各种各样的传言;等到权力的转移完成、新领导班子接任,或重要的会议结束了,大部分时候中国民众的大多数又相当失望。

  这种现象折射了一个深刻的问题,即中国的民众对于每届新领导的政策创新的期望,大部分时候都太高,对重大的改革开放措施的出台都期待过高。期待过高的原因,是它们建立在一个根本的忽视上,即忽视了在改革开放的30年进程中,中国的政治和行政系统里面,已逐步形成了一些相对稳固的特殊利益集团。这些特殊利益集团一开始时,力量还不够大,对整个的改革开发大局势还看得不很清楚,但是时间长了,他们就看得越来越清楚了。如今,他们已经能非常清楚地知道在什么时候、在哪个部位上做什么和怎么做、讲什么和如何讲,才能使自己集团的特殊利益相对最大化。

  我仍记得15年前,我一位在体制内做事的朋友说的一番话。我出国留学后第一次回国,聊天时这位朋友讲:"你出国快10年了,回来以后对中国问题的观察可能要换一副眼镜了。你出国时,还是改革开放初期,大的争论多是和意识形态相关,现在不同了,大家越来越搞清楚自己的实际利益在哪儿,所以现在的矛盾都是不同的特殊利益集团在搏斗,意识形态问题变得很次要。"

  这句话现在回过头来看,真是一个非常清醒的明白人的观点。当然,现在有这种认识的人越来越多,但在1993年秋就有这样的看法,确实是判断准确。

  我的这位朋友当年的判断是站在体制内经验的立场上获得的,如果我们从理论的角度分析,会有更深刻的启发。我在读博士时读过的书里,有几十本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其中一本,是美国马里兰大学讲座教授奥尔森(Mancur Olson)的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Nations,《国家的兴起和衰落》,1982年出版。他这里用的"国家"不是state(国家政权),而是 nation,表达最符合我们中国人定义的国家,既包括政权,也包括人民。这本书出版两年后即获得美国政治学会的大奖,也吸引了诸多学者的关注和书评,其中就有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萨缪尔森,和以"寻租理论"而出名的经济学家 G.Tullock .

  这本书的要点是,任何一个国家,只要有足够长时间的政治稳定,就会出现特殊利益集团,而且,它们会变得越来越明白、成熟、有技巧。然后它们就会对这个国家最重要的公共政策,国家的经济发展、社会发展、政治机器,尤其是行政和法律,会越来越知道该怎样操纵,懂得在操纵时怎样找到好的理由。由于他们的技巧越来越娴熟,因而获得的利益也就越来越持续、越多。最终慢慢导致这个国家的经济、社会、行政、法律等方面的体制、政策、组织,变成最符合特殊利益集团的安排,使得该国发展的新动力越来越被抑制,各个部门越来越僵化,这必然导致国家的衰落。

  此书的案例非常丰富,包括英国、美国,以及二战前后的德国、日本。今天,如果把奥尔森的理论运用到对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某些大的方面的观察,也是非常契合的。

  毛泽东时代从1949年到1977年,在中国很难找到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特殊利益集团(有一个例外,以后再专文论及),因为毛不让国家体制稳定,过几年就搞一次运动。毛的运动伤害的人太多,必须否定,但客观地讲,这种没几年就翻天覆地大动荡一下,确实不易形成稳固的特殊利益集团。当然,有人会说毛自己身边也有一个利益集团,但毛不是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利益瓜分者,他是最高统治者,两码事。

  从政治经济学的意义上讲,特殊利益集团只有在相当长的政治稳定性之下,才能慢慢形成巩固起来。中国进入邓小平时代,大的动荡越来越少,尤其是1989年风波以后,保持了20年的基本政治稳定,为利益集团的形成提供了大好气候。

  任何一个在中国工作了一段时间的人,只要有一定的观察力,就会数出来有哪些特殊利益集团。比如说,在中国常听到水电系统是重要的利益集团,它强大到了不仅把中国的大江大河,而且连中等的江河,都圈过去了,建电站大坝,每个项目都有几亿、几十亿、几百亿元的资金。许多中国人也能讲出来谁是该利益集团最重要的代表,有前水电部长、前总理等,当然还有那些总是设法找到科学技术的"理由"来为该集团上项目论证的"专家"们。

  此外,在这20年中新出现的房地产业,也是一个特殊利益集团;能在中国做房地产的都不是一般的人,因为土地资源非常稀缺,特别是在大城市。

  更不要忽视,中国的计划生育系统也是一个特殊利益集团。中国的人口老化非常快,国内外很多学者测算,到了2030年,如果目前人口控制的趋势不变,中国的在职劳动力和退休人员之间的比例,会出现根本的转折点,上班人口支持不了退休人口的负担了。既然已从数据模型上测算出来,距离那个转折点也就是2030年,还有一代人的时间,那现在就应该对计划生育政策进行重大调整,乃至废除。国际上很多研究证明,一个社会要想长期有效地对生育实施控制,最文明的办法是大幅度推动免费的基础和中等教育,尤其是在农村和妇女中间——世界上凡受过中等或更高教育的妇女,就会自愿减少生育。这远比中国现在采取的强制手段好得多,后者导致了很多悲剧的发生。强制的人口控制,也导致了男女失衡。

  但是,为什么在其他国家和地区被证明有效的以普及免费教育促进自愿节制生育的政策,没有被中国政府所接受?原因就是"计划生育"政策在过去几十年中,已经造成了一个特殊的利益集团——全国至少有几十万的干部,或者更多,就是靠着"计划生育"当官、掌控钱和权。

  在中国,人们多半能讲出那些特殊利益集团之后,各自有哪些人脉?因为每个利益集团都不只需要在经济资源上运作,更重要的是要有政治上的保护。特殊利益集团必须是政治资源与商业资源的结合体。

  今天中国的普通公民,哪怕对这些特殊利益集团再不满,也没有办法对付。而特殊利益集团绑架公共政策特别是国家的发展政策后所造成的负面结果,却是要全社会、尤其是弱势群体去买单。利益的大头是他们承包,而代价的大头却主要是普通民众承包。因此,在这样的格局下,每当高层领导换届、重要会议举行时,中国的公众就会对"出台新政策"、"推出好措施"有很高的期待,但这类期待往往很快就变成失望。

  客观而言,特殊利益集团并非中国独有,这是进入工业化、商业化之后,人类社会普遍遇到的现象。在美国、西欧的体制下,也可以列举出一些利益集团,比如美国与石油有关的、与金融业相关的利益集团等。在美国的特殊利益集团中,被人们指责最多、主要是被美国的中左派咬着不放的,是军方-产业集团,这个利益集团总是渲染别国的军事力量在突飞猛进,对美国的安全提出了挑战。军产集团只有不断把针对美国的军事威胁讲得很大,才能在大饼中分到更多的份额。

  我本人认定,在美国另一个大特殊利益集团是律师,该群体虽然没有军产集团显眼,但对美国社会潜移默化的影响更大。因为美国是一个法律至上的社会,这是它的长处,法律是如此重要,所以吸引了很多聪明人进入这个领域。当律师的也可以从政、从商,都有非常明显的优势。

  虽然在美国、西欧也存在特殊利益集团,但它们的大环境体制与中国的非常不同。在美欧的体制下,那些利益集团虽然可以影响法规政策,却没法一手遮天。第一,没有哪个特殊利益集团可以长期操纵选举行政首脑的全过程,尽管会影响它。否则,我们就无法解释美欧的全国大选中,常有异军突起,比如目前的奥巴马,就是明显的例子。

  第二,特殊利益集团也无法一手操纵全国议员的选举,尽管当中确有一部分是它们的游说者,但它们不可能把国会的两院操纵在手。这就是为什么美国有关军产利益的政策辩论时,两边吵得翻天覆地,有利于军产利益的方案也会被否决。

  第三,特殊利益集团也不可能一手操纵全国的媒体,尽管会影响其中的一部分。没有一个利益集团能在美欧的体制下,控制全国所有的重要媒体——公共政策辩论的平台和揭发官商勾结的战场。比如在美国,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斯蒂格利兹和克鲁格曼,都把在主流媒体上批评小布什政府的内外政策,当成自己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要务,其批评的力度,连很多欧洲学者都觉得太猛烈了。

  第四,美国和西欧也是全球化程度非常高的地方,始终处于激烈的国际竞争。无论从历史还是从理论看,一个介入高强度多方面国际竞争的国家,其利益集团时时会被迫作出妥协。

  上述四种制约,使得美欧的特殊利益集团,并不能长期绑架国家的政策和发展战略,尽管会影响一时或一处。然而,这些制约条件在中国现有体制下,要么不存在,要么非常脆弱。这才是值得我们高度关注和担忧的理由。

  中国的行政领导,不是经过公开透明的程序竞举出来的。中国的人大和政协委员也不是民选出来的,各级人大里面一半以上的委员都是现任的或刚退休的官员,这给特殊利益集团巩固自己的网络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同时,中国尽管有很多媒体在一些问题上能揭露部分真相,但在大部分时候和大部分重要问题上,受到全国一致的有效控制。

  相对令人鼓舞的变化是,中国在这30年中的国际化趋势,比以前有了极明显的进步。在这个领域,有时会把特殊利益集团试图一手遮天的状况戳一个洞,露出一缕光线,甚至迫使它们在某个具体问题上不得不退让屈服一下,使中国社会的整体利益得以进步。比如,中国的卫生系统也是特殊利益集团,SARS"非典"出现初期还想一手遮天,结果是国际化的原因,它经由香港传到多国,才导致失责官员撤职、公开抗疫的良性局面。这次的三鹿奶粉也差不多,要不是新西兰总理让其驻北京的大使馆跟中国政府高层把事情戳破,隐瞒还可能延续下去。

  所以,我强调的是,那些普遍存在于美欧的三个制衡因素,在中国要么不存在,要么很脆弱,惟有国际化还能发挥较大作用。

  我们回头看一下相关的历史。在前苏联,最大的利益集团就是军产集团,它把国家的政策和发展战略绑架到什么程度,绝大多数苏联人并不清楚,甚至连戈尔巴乔夫一类,在没当上最高领导之前,也差不多。戈已当了好几年政治局委员了,都不知道苏联的实际军费是多少。一直到他当了总书记后,才看到实际的军费是官方公布数字的近4倍。而到那时他才知道,这个真的数字,只有总书记、总理、国防部长、计划委员会一把手才清楚,其他政治局委员都得不到真情。所以戈当了总书记后,就得出一个简单、清醒的结论:苏联必须终止和美国的新一轮军备竞赛,凭着苏联的经济实力再和美国搞下去,就会把国民经济完全拖垮。

  从目前解密的资料可以看出,当年苏联军费为何能在那么长的和平时期保持那么高,基本原因就是特殊利益集团——用当事人的回忆录讲,他们控制了最高领导人的耳朵和眼睛——苏联没有自由媒体,也没有多党竞争,议会也不可能进行公开辩论,所以只有内部信息渠道,这个渠道是被军产利益集团所控制的。送到最高领导层耳朵和眼睛那里的信息,很多是夸张或伪造出来的,诱使高层在重要政策上,长期严重偏向军产集团。苏联的垮台有多种原因,但从1993年到现在解密出来的资料看,特殊的军产利益集团对国家发展政策的绑架,使其在军备竞赛路上全速奔跑多年,是垮台的一个基本原因。

  当然,这完全不是说今天的中国和当年的苏联一样。但在中国的体制下,在相关制衡条件缺失的前提下,即使新一届领导人也想老百姓之所想,意欲有所作为,当他们接班之后,想推出一些有开创性的举措来使国家更良性发展,使政策更公平、更有利于国家民族的整体利益时,他们手中都不具备能够对付强大的利益集团、迫使其做出重大让步的权威。

  毛泽东当然有这样的权威,所以他隔几年就翻天覆地来一下。毛之后,只有邓小平有类似的权威。我们再回顾一下,改革开放初期,只有邓才能让中国的军费控制在相对低的水平,并大幅度裁军。没有邓那样的权威,任何人都不可能迫使军队、军工做出那么大的让步,释放出更多的资源到中国的民生与经济发展中去。

  1989年夏秋之后,邓越来越不过问具体的政策。那时候成长的利益集团,他也不怎么去干涉了。之后,这些利益集团慢慢地愈益强大。在未来这些年里,除非出现非常情况,使任何领导人用老办法都不能有效处理,只能推出非常手段来解决非常的挑战——只有到那时,新的、高度的权威才能形成,才能迫使特殊利益集团大大让步。

  目前的中国高层确实有不同于过去的施政设想;再过若干年,中国的高层领导班子又要换届了。我觉得,现在的和下一届的领导人,即使他们内心里想做一些大动作的改革,但是因为他们尚不具备像1980年代初邓小平那样的权威,就没有办法迫使强大的利益集团做出大的让步。这将是未来很多年里的基本格局。

  所以,要想使得中国不至于国家的发展政策、公共政策在太多的时候被特殊利益集团"绑架"得太过分,我们只有坚决稳步地推动中国进入更多方面的国际竞争,这才是比较实事求是的思路,比较现实的选择。

梁丁:“杨佳案”的赢家是谁?

  上海袭警案,演化到今时今日,公众看到的是一个多输的结局。

  审判程序上的明显瑕疵,辩护律师的问题,是否公开公正审理的问题,广受公众和舆论诟病,这些都让本就信誉并不上佳的司法系统,受到了民众更严厉的质疑。

  杨佳作为行凶者,杀人嫌疑犯,也因为程序正义的瑕疵,并没有完全享有宪法和法律赋予其作为一个嫌疑犯的不可剥夺的权利。

  辩护大律师,无论是谢有明还是翟建,两人在全国民众面前信誉扫地,丧失职业精神,沦为大多数民众眼里的无耻无良的"律师典范"。

  杨佳的母亲,消失不见这么久了,真是个奇迹,杨佳的父亲和阿姨,悲凄的祈求律师和司法机关,能够给予杨佳"公正"的对待,却只是镜中水月。

  六名被杀警察及其亲人家属,几乎被遗忘,或沦为警察机关的同构物,甚少有人对其同情,可以想见,仇恨已经在其家人和孩子心里蔓延。

  其他的执法者,内心肯定充满憋闷,死的是自己人,可是杀人者却受到了广泛的同情,民众依然还怒火中烧,矛头指向的仍是警察。

  高度关注此案的民众,希望杨佳能够得到合乎程序正义的对待,以加强自身对执政者和政府的信心,以及大大小小的进行呼喊奔告的有识之士,希望改善目前的高度绷紧的体制,建设法治社会,达至和谐,无疑也受到了重挫。

  即使将事件拔高到执政的合法性而言,其加深了民众与政法系统,司法系统的对立,扩大社会裂缝,这对于旨在打造服务型政府,完善法治,建设和谐社会的执政党,无疑也是一个很大的"利空"。

  说到这里,自然就产生了一个大问题,公众看到的是,大家都输了,那究竟是谁在其中"盈利"了呢?所谓真相的价值,正在于此,倘若真相一样如同迷雾般遮掩,我们就只看到,这块土地竟然能够炮制如此奇案,一个"所有人"都输了,没有"赢家"的大事件!因为我们看不到究竟谁是"赢家"。

  若有"赢家",则我们得感叹于这个"赢家"力量之浩大,非但可以操控执法和司法系统,更不可思议的是,可以在一场公众看到的多输的事件中,极好的藏匿自己,不露庐山真面目。

  若无赢家,则我们就得感叹于其依赖体制运转的堕落惯性,竟然可以沦落于斯,运转出"专门不利人,竟然不利己"的大事件出来,如此,则可以判断,其执政效能不足,竟然到了何等乏善可陈的地步?

  杨佳案有"赢家"嘛?若真相一日不完整浮出水面,这还只能是一个"天问"!

2008年10月21日 星期二

薛涌:全球经济衰退给中国提供的机会

  华尔街的危机,已经演化成全球的金融恐慌。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全球经济将陷入衰退。七国集团首脑已经表示采取联合行动,拯救这次的总崩盘。中国虽然不在七国集团之内,但作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也格外引人注目。西方国家盯着中国两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中国出手救市的呼声,在海内外都渐渐升高。《金融时报》最近发表一篇文章,竟然狮子大张口,开出五千亿美元的中国救市价码。理由是美国是中国最重要的海外市场之一,中国不能看着这个市场的崩溃而见死不救;救市旨在维持中国的出口势头,符合中国的长远利益。

  在全球化的经济体系中,这样的推论并非全无道理,可惜过于天真。还是不久前《华尔街日报》发表的一篇文章比较冷静。该文回顾历史,称二战后英国作为获胜国,其金融体系已经被拖得精疲力尽,最后是美国出来救局,条件是英国出让其多年经营的殖民地的利益。如此一来,大英帝国和平解体,美国主宰了全球。难道历史又到了这样一个权力交接的时刻吗?显然还没有。美国需要外国资金的进入,但是其市场并不完全开发,特别是对"主权基金"戒备重重,没有足够的动力请足够的外资进入。中国一来没有力量去拯救华尔街,二来把钱用在这个地方也不符合中国的利益。

  不过,这次金融恐慌乃至所导致的全球经济萧条,确实也给带来了机会。毕竟,中国过去四分之一的经济增长,使国家有巨大的财政盈余和外汇储备。拿着这笔钱,就应该想着"股神"巴菲特那句著名的话:"当别人贪婪时我们恐慌,当别人恐慌是我们贪婪。"意思是,当形势大好、股市飙高时他担惊受怕泡沫崩溃;当股市跌底时,他则看到的低价买进的赚钱机会。

  买进的机会在哪里?我不禁想起十几年前刚到耶鲁读书时在校园参观的情景。当时我看着学校中心图书馆的雄伟建筑以及堂皇的研究生院惊叹不已。这些建筑的气象,几乎已经盖过了"老校区",成为学校的代表性景观。听导游解释,这些建筑,都是大萧条时所建。最初的计划不过是盖个图书馆。可是,因为大萧条时期价格实在便宜得出人意料,盖完图书馆后预算里还剩了一大笔钱,索性一鼓作气把钱花完、再盖个研究生院,使学校在以后的几十年受益无穷。在正常的经济环境中,这些建筑因为过于庞大考究,连维修都构成了巨大的财政负担,使学校不得不一拖再拖、四处化缘。我读书时正赶上学校为此发愁。由此也不免想到:没有大萧条,也许校园就没有今日的这种气派。

  这一例子虽小,却直观地向我们展示了经济衰退给中国提供的机会。经济衰退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通货膨胀的压力减小,从石油到金属矿产等等能源和原材料价格都急剧下跌。而中国还属于发展中经济,许多基础设施建设远没有完成。政府受益于前几年的经济强劲增长,手里还有可观的财政盈余。现在正是个为未来的发展创造条件的机会。

  怎样利用这一机会?我看主要有两点。一是建设必要的基础设施。一是完善医疗保险、退休金等社会保障制度。

  要知道,能源和原材料价格的下跌,仅是世界经济衰退的短期现象,并没有根本上改变长时段的供求关系。当世界走出衰退时,中印巴等发展中经济可能会展开新一轮的跃进。能源原材料的价格可能比今年早期顶峰时期还要高出许多。中国发展所需要的基础设施,现在正是个廉价建设的机会。现在不建,日后的造价就可能翻倍。

  同时,在建设这些基础设施时,也必须把日后经济反弹后的成本计算进去。比如,现在油价降了下来,车相对便宜了。这很容易给人一种幻觉,夸大汽车发展的前景。殊不知,如今大体天下太平,原油供应稳定。日后经济恢复,产油国再发生若干动荡,原油价格从现在每桶九十美元以下的水平跳到二三百美元也绝非天方夜谭。到时候,一辆SUV灌满一箱油要一千人民币以上。在这种价格上,汽车社会能维持吗?所以在我看来,趁着现在低价的机会,中国不仅要大力推动基础设施的建设,而且要集中精力发展过去一直滞后的公共交通体系、铁路体系、再生能源体系。

  社会保障系统则是中国长期发展的另一块心病,既关乎社会稳定,又涉及国内市场的规模。现在中国的经济过分依赖出口,国内市场还十分疲软。这就使中国在世界经济衰退面前缺了一项自卫的武器。内需不足的原因,一是老百姓没有从经济发展中普遍、充分地受益,导致消费能力滞后;一是因为缺乏基本的社会保障系统,使人们手里有钱也不敢花,要存起来以备不时之需。美国这次的危机则基于相反的原因,那就是美国人超前消费已经到了离谱儿的地步。不过,我们也应该看到,超前消费过分固然不好。但这种现象也说明人家的社会保障体系比较健全,使老百姓花起钱来更有信心。

  如果中国有了良好的医疗保险制度,有了坚实的退休金制度,人们生老病死有了基本保障,就有信心把刚刚挣到的钱拿出来消费,使经济增长所产生的资金及时回馈到经济发展中,使中国有强劲的内需,更有能力抵御世界市场低迷所带来的冲击。用中国的钱拯救华尔街的思路,其实是要让中国经济永远依赖于海外市场。从长远的发展眼光看,这正是中国应该极力避免的。要知道,这次金融危机来势汹汹,但过一两年也许就成为历史。中国政府有钱,应该考虑得更长远些,为未来几十年的发展奠定基础。

冉云飞:毛泽东一封恶狠狠的信

  四九年后公布了几批战犯,其中有不少是大文化人,如胡适、王云五、傅斯年等人,现在看来,不仅愚蠢成笑谈,也是颟顸而虚弱。四九新鼎后,有许多不及逃,或者仍抱幻想的知识分子,都各自在为自己将来的生存作打算。这种生存无论是怎样的苟存,都应该受到尊重、值得同情。我无意也无权嘲笑任何在专制制度下所作的多种生存之努力,我们回忆历史,是为了对当权者之残酷无人性,制度之无良,加以检讨,结束这种没有真正人权保障的日子。

  这些为自己苟存的打算中,有巴金在文代会上自我检讨的痛哭,有沈从文日夜不安欲图自杀,给国民党上过课的冯友兰自然也深知此中厉害。于1949年10月5日写封信给毛泽东,大意是说,"自己在过去讲封建哲学,帮了国民党的忙,现在决心改造思想,学习马克思主义,准备在五年之内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重新写一部中国哲学史。"(孙琴安、李师贞《毛泽东与著名学者》P306,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11月版)。10月13日,冯友兰收到一位骑着摩托车的军人送来的一封毛泽东恶狠狠的信:

  友兰先生:

  十月五日来函已悉。我们是欢迎人们进步的。像你这样的人,过去犯过错误,现在准备改正错误,如果能实践,那是好的。也不必急于求效,可以慢慢地改。总以采取老实态度为宜。此复。敬颂

  教祺!

  毛泽东

  十月十三日

  这是毛对冯友兰也是对留在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一个下马威,新鼎初得,可谓狰狞毕露。后来毛泽东当然也接见过冯友兰几次,1964年冯友兰作为政协委员被毛泽东接见,回来后即赋诗:"怀仁堂后百花香,浩荡春风感众芳。旧史新编劳询问,发言短语谢平章。一门亲属传佳话,两派史论待衡量。不向尊前悲老大,愿随日月得余光。"真是谦卑已极。但毛泽东这种笑里藏刀的权谋搞法,一直是他百用不疲的。笑容背后的滥用权力,对个体生命的践踏,是贯穿毛泽东斗争哲学的始终的。联系到这一切,联系到冯友兰的颤颤惊惊,对于他四九年后一系列的输诚之辞,以及在文革中写批林批孔文章的所作所为,可以有同情之理解,先理解后批评。翦伯赞自杀(自杀时遗言是"毛主席万岁!万万岁!")、老舍自杀,不少人自杀后,冯友兰特别害怕,于是冯友兰在谢静宜来看他后,他请谢静宜转一首诗给毛泽东:"善救物者无弃物,善救人者无弃人。赖有东风勤着力,朽株也要绿成荫。"自贬已极,只差说自己猪狗不如了。想来冯友兰是永远不可能忘记1949年毛泽东那封恶狠狠的信的。

  但冯友兰虽然在四九年后受到了这样的惊吓和侮辱,在毛泽东已死后,他还是不忘对毛泽东有种近乎惧怕的感情,把恐吓威胁训斥当成"春风化雨"的诗作,继续一贯输诚:

  神州悲痛极,亿兆失尊亲。一手振中华,百年扶昆仑。不忘春风教,长怀化雨恩。犹有鸿文在,灿烂照征尘。(1976年9月9日)

  纪念碑前众如林,无声哀于动地音。城楼华表依然在,不见当年带路人。(1976年9月)

  像冯友兰这样深受独裁重压而输诚的知识分子,自我贬抑自我丑化,而又无所不用其极地歌颂毛泽东的人,绝不在少数。这不仅是作为人的耻辱,也是对汉语的玷污。我的重心不在批评写颂毛之人,而在批评毛及其跟随者所创造的罪恶制度,当然这创造中有颂毛知识分子一份功劳,这是无论如何不能因此抹杀的,所以像冯友兰这样的知识分子是无法摆脱恰如其分的批评的。以后我会陆续将一些著名知识分子的颂毛之作辑录出来,冠以《独裁是如何炼成的》之名,作一番阐释,希朋友垂注与补充。

  2008年10月18日9:02分于成都

时寒冰:股市不作为维不了稳

  次贷危机从露出苗头到现在,美国、日本及欧洲各国,一直在忙着救市,尽管救市举措无力阻止次贷危机的恶化,但这种积极作为的态度,至少在重塑市场信心方面,发挥着一定作用。

  中国资本市场需要实实在在的行动,而不是喊口号或变着花样玩新概念。否则,失去根基的中国股市就只能唯美股是瞻,像只蹩脚的跟屁虫。称其蹩脚,是因为它连跟屁虫也做不好,经常是跟跌不跟涨:美国股市涨,我们的股市小跌;美国股市下跌,我们暴跌。由于失去重心,中国股市一直很累地活在美股的阴影下,跟美国股市比看谁更惨很有意思吗?

  实际上,在全球忙着救市的情况下,维持好自己的资本市场稳定本身,就是对全球的巨大贡献。中国股市的稳定本身,就能向世界传递出自信的信号,而这种状态,在当下次贷危机蔓延的情况下,是极其宝贵的。

  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应该首先维护资本市场的稳定,让广大投资者从惶恐不安的阴影下走出来。这种维稳之举,不能一味盯着美欧股市——每当美欧尤其美国股市大跌,我们这里就会出现有关部门紧急维稳的消息。维稳是自己的事情,不是别人的事情,应该把目光盯着自身的问题,而不是随美股起舞,茫然无措。

  管理层多次强调,中国经济依然在健康发展,中国不具备发生次贷危机的条件,那么,监管层是否应该对中国股市惨烈程度世界第一的现状进行深入反思?为何没有发生次贷危机的中国,反而更脆弱?

  中国资本市场需要重塑一种自信,并且,需要把这种自信通过相关政策的调整及对现实问题的根本性解决,传递到每一个人心中。

  监管层多次强调,中国资本市场不缺资金,缺的是自信。问题是,广大投资者的这种自信,是建立在公平的制度之上,是建立在重回报的市场之上,是建立在言行如一、扎扎实实地解决问题之上的,而不是无视问题的存在,甚至,采取与维稳基调相反的行动。

  以大小非问题为例,在股改时的存量大小非问题尚不能很好解决的情况下,新增大小非次第粉墨登场,已经远远超出了股改时产生的存量大小非。这种过于急切的融资行为与圈钱何异?与维稳的宗旨相符吗?

  竭泽而渔的结果,只会令市场变得千疮百孔。

  一组数据充分说明了这一点。美国股市扩容到800只股票,整整用了100年时间,平均每年8只;香港股市扩容到800只股票,也用了33年,平均每年24只。而中国股市扩容到800只股票和1200只股票,分别只用了8年和10年,平均每年100只(截至2008年10月17日,沪深股市已有1661只股票上市)。今年前6个月,我国共有59只新股发行上市,平均每月近10只,而在这一过程中,A股一直处于慢慢跌势中。

  存量大小非、新增大小非及再融资,不断增加着市场的供应,而资金却没有同步增加。中国股市因供求关系的扭曲和失衡,是所有投资者的心病。

  中国股市要走出次贷危机的阴影,首先应该走出自己的阴影。维稳体现在具体的行动中,市场最能感知得到,投资者更能感知得到。一个独立的自信的市场,才能重塑信心,为世界资本市场的稳定作出贡献,也才能赢得世界的尊重。

  监管层应该认识到,不作为永远维不了稳。在全球金融市场动荡不安的大背景下,监管层应该下决心,解决困扰中国股市发展的根本性问题:大小非、提高交易透明度、根除老鼠仓、严惩内幕交易、勒令垃圾股退市、勒令弄虚作假欺骗投资者的股票退市、严格限制新股发行、彻底取消重复征税的红利税、降低券商手续费……这将是重塑市场信心的最重要前提。这不仅是对中国的广大投资者负责,也是对全球资本市场负责。

茅国雄:在第三次思想解放的浪潮中重组工会

  ——论工会改名(重组)为"劳协"之必要

  鉴于工会和工会主席在保护劳动者合法权利方面的表现远不如消费者协会("消协" )在保护消费者权利方面的表现,笔者强烈呼吁,将现在的工会重组为"劳动者协会"( "劳协")以期获得与"消协"相同的地位, 发挥与"消协"相同的作用。

  劳动者及其代表"劳协"与消费者及其代表"消协"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具有可比性:

  第一.当企业对外时,它被称为经营单位,主要与消费者结成权利义务关系;而当企业对内时,它又被称为用人单位,主要与劳动者结成权利义务关系。劳动者与消费者的虽然不是同一个概念,但两者在数量上有着最大的交集;

  第二.一般而言,面对经营单位,消费者属弱势群体,面对用人单位,劳动者属弱势群体;两者同属弱势群体;

  第三."消协" 要维护的是消费者因购买商品和服务而可能遭受到的违约和侵权:"劳协"要维护的是劳动者在工资和安全等方面可能遭受到的违约和侵权,两者维权的内容都是就事论事的具体的民事权利而非国体、政体上的诉求;

  第四."消协"代表消费者主张权利的对象是"经营单位", "劳协"代表劳动者主张权利的对象是"用人单位",两者主张权利的对象都是具体的市场主体、民事主体—企业而非政府更非政权(但不能绝对排除个别高官因诸如假药、毒奶粉、矿难……而落马的现象)。

  鉴于两者的诸多可比性,又鉴于现在的工会在保护劳动者权益方面的表现远不如"消协"在保护消费者权益方面的表现,所以,劳动者维权的主体模式应当采取消费者维权的主体模式:将现在的工会重组为"劳协",以便"劳协"随时随地向"消协"学习(虽然"消协"自身也有许多问题,但不是本文的议题)。

  "消协"的维权模式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值得"劳协"借鉴:

  第一."消协"的名称具有更大的包容性。 "消费者"这一概念之大无需多说,因此"消协"不属于任何一个阶层,也不可能成为某一阶层的代言人,更不可能代表某一阶层提出政治诉求。再看现在的工会。《工会法》表明:一切以工资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都有权参加工会。(第三条)。 从工会参加者的主体身份看,将工会改名为"劳协"更名副其实,从而使更广大的劳动者有归属感;从实践"三个代表"的高度看,"劳协"显然要比工会具有更广泛的代表性;从建设和谐社会的深度看,将工会改名为"劳协"有利于淡化现在工会的阶级属性和政治属性;

  第二."消协"设在企业外。试想一下,如果将"消协"设在企业内,消费者的维权肯定象现在的劳动者维权一样举步维艰。因此, 建议将"劳协"设在企业外, "劳协"在企业内部设立一个"劳协信息联络委员会"之类的基层团体即可。这样做的好处至少有三:1."劳协"维权时不必再顾忌老板的脸色;2. 遍布各产业、行业、大口、板块及区域的"劳协"既能大大方便劳动者的维权诉求(为了防止"劳协"的衙门化、官僚化,各"劳协"互不统属),又能使政府的劳动监察部门如释重负,符合小政府、大社会的现代行政理念;3. 劳协信息联络员不必象现在的工会主席出面直接与老板"对话"、"博弈",有助于提高他们的就业安全指数。

  第三."消协"没有任何一个政治集团领导。领导在和不在一个样、领导有和没有一个样。即使没有任何一个政治集团领导,也从未见"消协"有政治上的"越轨"之举。由此可见,在一般的民事法律关系中,在私权领域中,政治集团的领导不一定是非要不可的。反观工会。现在的工会与用人单位这两个"平等民事主体"之间关系的严重失衡,以及随之而来的劳工生存状况的日益恶化和频发的群体事件可能引发的社会动荡,迫使当局在前不久颁布施行的《企业工会主席产生办法》中规定了工会负责人的任职资格的消极条件:"企业行政负责人(含行政副职)、合伙人及其近亲属,人力资源部门负责人,外籍职工不得作为本企业工会主席候选人"(第六条)。但是,让老板及其亲属退一步的代价是对工会及其负责人五步更严厉的 "进逼" : 1. 企业工会主席产生,应坚持党管干部的原则(第三条)、2. 企业工会换届或新建立工会组织,应当成立由上一级工会、企业党组织和会员代表组成的领导小组,负责工会主席候选人提名和选举工作(第七条)、 3.企业党组织和上级工会应对企业工会主席候选人进行考察,对不符合任职条件的予以调整(第九条)、4.企业工会主席候选人应报经企业党组织和上一级工会审批(第十一条)、5.企业工会主席由同级党组织与上级工会双重领导,以同级党组织领导为主。(第二十条)。本来,第六条让老板及其亲属亲信退出工会负责岗位是为了防止老板们对工会维权活动的干预、妨碍和操纵。但是上面列举的五条又把老板们请了回来。殊不知,这五步活生生将工会及其负责人"五花大绑";这五步是横亘在劳动者维权道路上的"五步蛇":一方面,企业工会主席候选人仍需经企业党组织提名、工会仍由企业党组织领导;另一方面, 党的大门已然向老板们敞开(其中不少人本来就是先有党票再变身为老板的)、以培养党的各级负责人为己任的党校也已然向老板们敞开。 从理论上讲,老板们担任企业党组织的"一把手"已无政治上的障碍;也完全可以在企业基层建立由其本人、近亲属,人力资源部门负责人等组成的党的"战斗堡垒",从而将工会始终纳入"正确的政治轨道"。 对《宪法》、《工会法》、《工会章程》尤其是《企业工会主席产生办法》的精神融汇贯通后,一切胸怀将工会始终纳入"正确的政治轨道"的远大抱负的老板们一定会激动得一边高唱"世上只有妈妈好",一边象投入母亲的怀抱一样投身党组织。但是对劳动者维权而言, 这种制度设计比老板们直接担任工会主席更具欺骗性,进而埋下了更难以破解的根本性障碍。因此,笔者强烈呼吁:在第三次思想解放的浪潮中、在工会重组为"劳协"的进程中,还"劳协"一个"自由身 "。

  第四."消协"既无历史的重负也未被涂抹政治油彩。"消协"诞生于改革开放之后,是市场经济的产物、法治社会的产物、市民社会的产物。由于既无历史的重负也未被涂抹政治油彩,"消协"在维权的道路上虽说也不是一帆风顺,但从未招致任何政治上的疑忌和防范,因而其维权活动反而远比工会放得开手脚。反观目前的工会,其"软骨病"实在缘于上世纪20至40 年代的一段特殊"身世",这段特殊"身世"是任何执政集团都闻之色变、闻风丧胆的;更令人遗憾的是,因受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波兰团结工会一度崛起的过度惊吓,使本来就在政改路口迟疑不决的执政集团更不敢丝毫松懈对工会政治上、组织上的钳制。这种近乎窒息的钳制,从一开始就将工会残化成一个"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而一个连"真实意思的表达"都无从谈起"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遑论充分保护劳工的合法权益!

  正如一位著名学者指出的那样:"工人"从来不是一个自觉的阶级。当二十世纪前半叶人类历史上最后一次以信仰为旗帜鼓荡起来的烟尘终于烟消尘散时,工会理应褪去被虚冠的政治光环、理应洗净被涂抹的意识形态油彩、理应卸下被强加的历史使命而回归到其本应有的恰当地位和身份:一个绝无政治诉求、极其普通、就事论事地保护劳动者具体民事权利的非政府、非政治民间社团。因此,将工会重组为"劳协"实属顺应历史潮流的一次身份回归和重获新生,同时,也将解除执政集团对在中国产生"瓦文萨"的恐惧。

张辉:秦制千年到红朝

  我们的中国,传统文化日渐式微,文化传统却僵死不变。新文化不断更新旧文化,花样翻新很快,健康的和腐朽没落的一并杀来,使人应接不暇,而文化传统依然是专制。谭嗣同说过:"两千年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两千年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他又说:"唯大盗利用乡愿,唯乡愿工媚于大盗,二者交相资,而罔不托之于孔"。

  毛泽东也有一句话:"百代皆行秦政制"。百代都执行的是秦始皇的政治体制,所以文革的时候要为秦始皇翻案,要美化秦始皇,说他搞的这一套就是好,就是能够使国家强大,就是能够使国家稳定。毛泽东又对民主人士说:"你骂我们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骂我们是秦始皇,是独裁者,我们一贯承认;可惜的是,你们说得不够,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说完后,自己哈哈大笑。

  100年前谭嗣同没有说错,50年前毛泽东又充分证实了他说的没错。历史发展到今天,虽然遍地洋楼,满街名车,虽然庙堂之上总在高调民主法治,但中国的文化传统在骨子里依然是专制的精髓。抛开那些西式婚纱、蛋糕和舞曲,抛开喧嚣于世的浮躁,我们比较目前红色皇朝和大秦皇朝究竟还有多少相同的地方,真是越比较越吃惊,吃惊到汗流浃背。

  其一,"朕既天下"没有变。秦始皇说天下是他一个人的天下,他是天子,代表天意,永远正确,现在也是一样,某党的领导是立国的根本,亡党就是亡国。当初毛泽东有四个伟大:"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后来某人又搞了"三个代表",要代表大家的利益,而且是根本利益。总之一句话:中共党,必须领导一切。

  其二,"以吏为师"也没有变。秦始皇就不许别人来教育他的百姓,必须"以吏为师",当然了,"吏"要以他为师。中共也是这样的教化,要求人们多学习,学习领导传达下来的精神,小领导当然要听大领导的话。"两报一刊"就是学习资料,新华社通稿就是学习资料,政治局会议就是学习资料,其他都要以这些为准,离开了这些东西的指导,一定要犯思想错误。

  其三,"焚书坑儒"依然如故。秦始皇杀了一些儒生,烧了一些六国书籍,留下了"千古暴君"的美名。中共毛泽东要超越他,公开笑话他杀的文人太少,烧的书籍也太少,于是有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后来,邓公把"文化大革命"的形式彻底否定了,但是,并没有否定"文化大革命"的灵魂,于是,由杀人改成了囚禁,由烧书改成了禁书。"文化大革命"之后的几十年,每年都有人因为言论进监狱,每年都有一大堆的书籍被查禁,不被允许出版的就更加不计其数了。

  其四,世袭制和秦朝并无二致。毛泽东先后为自己指定了刘少奇、林彪和华国锋等几个接班人,邓小平认识到世袭的危害性,宣称自己不指定接班人了,结果,他做得更离谱,更换了两个总书记,指定了一个江总书记做接班人,然后又隔代指定了江总书记的接班人。此风弥漫之下,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太子们,浑水摸鱼,逆江而上,占领了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海拔的制高点。

  其五,株连九族花样翻新。秦朝实行连坐法,一个人犯法根据轻重不同,要株连亲属的范围也不同。1949年之后这个国家也做了很多类似的事情,先抓历史反革命,你现在没有反革命不行,你历史上曾经反革命,也要抓来枪毙;然后划分社会成分,你老子是富农,你一家人几十年抬不起头;然后斗右派和走资派,当然不是斗一个人,是一家人都不放过;发展到今天,连坐的办法更是出类拔萃,要拆你房子,你得配合,要不你一家人,包括亲属都别想安生,要么停职,要么开除,反正不做通你的工作并主动把自己房子拆了,他们别想好活。

  其六,郡县制和秦朝非常类似。地方领导是由更高一级的人来任命,更高一级的人有最高级别的几个人来任命。虽然表面上玩着地方民选的花招,其实所有的干部全是来自中共党委的空降。这里假装民选出了个省长,明天那里有用,就可能调走,那么缺个省长怎么办?好办,立即可以安装一个代省长,然后肯定就是省长。省长是这样,各级长官都是这样,选民嘛,那是在逗你们玩呢,别太认真。当你要问:地方自治为何物?联邦制度为何物?有人会告诉你:那些东西百害而无一益。

  其七,监军制和秦朝有得一比。秦朝大将蒙恬率30万大军戍边,秦始皇让大儿子去做监军,监军就是监督军队的一个职务。这个也不难理解,秦帝国的百万大军都是老秦家的私人军队嘛!不监督的话,万一心向老百姓可就麻烦了。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军队有一句响亮的口号:"人民军队忠于党,人民军队爱人民",而且"忠于党"在语言顺序上必须先于"爱人民"。从技术细节上看,政委和指导员代替了秦朝的监军,而且监军早已泛滥化了----"支部建在连上"。

  其八……其九……

  人类学家说,中国人的血统并没有真正传承;社会学家说,中国古代的习俗也转换完了;历史学家说,中国可考证的历史不到3000年,不算文明古国;今天我也说,以专制为特征的中国文化传统确有2000多年,至今沿袭,并得到发扬光大,创造了人类专制文化的极致。从这个角度上说,中国是专制文化的活化石,确实是最有资格的文明古国,其他国家在这方面没得一比。

  2008.7.17

张辉:新的三座大山,精英之祸成了国之大祸

  以前,中共常说"旧"中国有三座大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买办资本主义。现在我说,"新"中国也有三座大山:经济精英、文化精英和政治精英。平常人们说的上不起学、看不起病、养不起老,还说生不起、活不起,也死不起,这些困境上面都有这新的三座大山。

  首先,说说经济精英这座大山。

  邓小平先生发起了一场改革,鼓励一部分中国人率先致富,然后带动全体中国人共同富裕,还说,如果不能共同富裕,改革就算失败。

  30多年来,中国在走出贫困的同时,也以世界上最快的速度制造一个又一个的超级富豪。从万元户——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亿万富翁,中国式资本积累的速度超过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2003年,中国共计有三千位身价超过一亿元的亿万富豪。现在是2008年,估计更多了,亿万富翁以超越社会发展的速度被制造出来,无数暴发户一夜间积累的财富连世界上最富裕的美日等国的超级富豪们也瞠目结舌。多少年可以成就一个贵族,多少年可以让亿万富豪的人数从3千到5万,在当今中国通常只需要两年多一点的时间,甚至更短。

  中国最穷的省份之一山西省,竟然有人出手就买回20辆悍马。中国人刚刚越过1000美元的温饱线,可却是世界上的奢侈品消费大国。100多万元的劳力士手表,30万元的卡地亚胸针,500万元的钻石……林林总总的国外奢侈品越来越多、越来越快地进入中国。中国富豪喜欢奢侈品,且气魄之大、出手之阔绰,连世界首富洛克菲勒也自叹弗如。法国产的"人头马"主要消费市场是中国;泰国的色情服务业是该国旅游业的支柱,光顾色情场所的中国富豪是出手最大方的客人;缅甸赌场为该国提供大宗财政收入,但这个国家的赌场主要设在中缅边境,在里面一掷千金的大款主要是中国富豪。

  当中国先富起来的大款们一掷千金时,他们有意识带动中国人共同富裕吗?没有。当美国的超级富豪洛克菲勒一边啃着三明治面包一边匆匆赶往学校和慈善机构捐款时,中国先富起来的大款正在五星级酒店里喝人头马吃保护动物泡小情人。当亨利.福特成为美国数一数二的超级富豪时,他想到的不是如何拿赚来的巨款挥霍享受或是买个大官作;而是想到要让他的工人能买得起他们公司生产的小轿车,于是他给工人发高工资,还创造了流水线的生产方式,使汽车成本大幅降低,于是他的工人都能乘福特车上下班。

  中国是一个传统的不公正特权社会,富豪集团的财富绝大多数是靠不公正手段取得的,真正有远见的富人不多。富人的健忘表现在那些从底层社会起来的部分人忘记了早期的艰难岁月;短视表现在不愿用多余的财富回报社会,以为自己压榨下去,就可以永远地富下去。当然,也有不少人知道自己不可能永远富下去,于是压榨到一定时期,就很聪明地携款出国,到西方文明世界去了。

  正因为中国有有这样的富豪,所以中国人有更多的仇富心理,所以茅于轼先生提倡保护富人的时候被众怒所抨击,所以中国历史上才有那么多杀富济贫式的平民起义,所以,中国富人的寿命也很少能够超过一百年的,所以才有"富不过三代"一说。

  英美等文明国家即使有穷人杀富人的现象也是个别的,通常不会酿成全社会性的贫民暴动。大部分英美式富豪有远见,也不乏善心,他们把赚来的大部分财富用来回报社会,比如比尔.盖次先生就是这样。这样的富豪,谁还会想到要杀他们呢?如果说中国的平民起义源于国民的仇富心理,但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心理,富人难道不是始作甬者吗?

  其后,说说文化精英这座大山。

  自董仲舒尊孔以来,中国历史大部分时间是崇文息武,文人之多,形成一祸,至今尤烈。文人身上寄托着社会的文明理想,知识分子在任何国家都是走在社会最前端的先进群体,怎么能成为祸害呢?因为中国的文人喜欢自诩知识分子,但其不可能是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所以,我写文章谈到中国的文化人通常回避"知识分子"这个概念,而多用"文人"。如果有人因为我写过文章出过书,就称呼我为知识分子,我也常有羞愧之感觉。

  现代意义的知识分子就是指那些以独立的身份,依靠知识和精神的力量,对社会表现出强烈的公共关怀,体现出一种公共良知、有社会参与意识的一群文化人。它与一般的技术专家、技术官僚以及职业性学者是很不相同的。这叫做公共知识分子,也就是西方一般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从这个公认的概念可见,中国有很多文人,他们可谓文化精英,但绝不是真正的知识分子。

  何谓"良知"?"良知"就是强烈的社会责任心和捍卫真理、正义的勇气,以及不为眼前的"功利"所引诱而被世俗势力所"收买"。可是,中国的文化精英都做了些什么呢?以前,他们长袖善舞,喜欢做帝王师,现在更加无畏无耻,他们为了一点小钱给贪官炮制涂脂抹粉的"假新闻",在给国家蛀虫写传记,以"知名人士"的身份为了那顶在眼前晃动的官帽子放弃原则,也有更多的三流写手在编写"名人录"、"专家录"、"艺术家录"……;同时,有好多"医学专家"在堂而皇之地拿"药品回扣",有好多"高级教师"在巧立名目地从学生口袋里掏钱,有好多"经济学家"为了财阀的"红包"在权威职位上说混话,有好多文痞把黑社会头目吹捧为大企业家……..

  当生活在底层的老百姓遭到暴政权力迫害的时候,当异议人士遭到丑恶当局打压的时候,当自由主义者倡导普世价值而遭到精神身体上双重围剿的时候,到处都有所谓的"文化精英"活跃的身影,但是,当权力应该遭到质疑的时候,他们一概哑口无言,似乎是一群吐信的蛇把狰狞的面孔收敛起来突然变成了温顺的乌龟,好象突然间患了"集体失语症"!几十年前,有著名大科学家钱学森为亩产10万斤论证,有郭沫若这样的大诗人为刽子手高唱颂歌,现在又有余秋雨、司马南之流忙于为专制体制涂脂抹粉,但偏偏这些人被"年轻一代"称做中国的良心,这恰好是中国主流文化精英深度堕落的真实写照。

  鲁迅为了医治中国人精神上的疾病,医治中国人思维方式的"劣根性",不顾绝大多数国民"爱听好话"的毛病,不惜冒着和整个中国社会对立、抗衡的危险,出于对中华民族巨大的责任心,将文笔化作刀剑匕首,勇敢、执着地揭露中国国民的劣根性……。即使放在今天,鲁迅先生的思想也一点不落后,因为鲁迅所抨击的一切丑恶在今天都变本加厉地更加丑恶了。今天的文化精英比谭嗣同、鲁迅那个时代要多出百倍,可有几个文化精英拥有鲁迅那样的民族责任心和道德勇气?有几个不在"利诱"面前抛弃人生的准则?有几个拥有真正的"良知"?

  今天的中国确然有很多坚守"良知"的知识分子;但这些人在文化精英这个庞大集团里只能算"一小撮",而且是被广大文化精英羞辱的"一小撮"。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李慎之,刘晓波,贺卫方,胡星斗,等等,这些不识相的家伙在当局眼里太讨厌了,在文化精英眼里也太多了,但是,在中国实在是太少了。

  然后,再说说政治精英这座大山。

  中国是一党制国家,政治精英主要就是中共内部的"一小撮",广大党员算不上什么,只是政治符号和一堆数字而已。在这之外还有次要的,就是中共的八个民主党支部,他们与中共党内的政治精英遥相呼应,共同构成了中国的政治精英。

  中国的政治精英来源于革命,是革命的成果,又固守革命的成果。前30年,他们以革命的名义掠夺,掠夺公民的权利,掠夺国民的财富,掠夺人民的精神;后30年,他们以改革的名义瓜分,瓜分公民的权利,瓜分国民的财富,瓜分人民的精神。公民、国民和人民,他们成了什么?他们成了"草民"和永远的老百姓,成了国家机器上的螺丝钉,没有自己的权利,没有自己的财富,没有自己的精神。

  有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就有什么样的权利结构,就有什么样的利害关系,就有什么样的文化,和什么样的人性。有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就有什么样的政治精英。反过来,这些政治精英是既定制度的既得利益者,又会死命地维护这个制度,于是就会营造相应的文化氛围,培养相应的国民性格,扭曲正常的人性。

  中共元老陈云说,权力只能交给革命者的后代,革命者才是安全的。没错。目前中国的各级政权都在各级太子党的手里,他们盘根错节,利害攸关,确实是少有政治精英出来挑战政治权力和政治格局。看着各级大员都和前朝大员有血缘关系,又和本朝大员有姻亲关系,于是,有人说,所谓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其实只是少量的代表中国人民的人站起来了。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以前,陈胜和吴广问过这话,现在似乎又有人问了。有官员去农村调查,问农民:你们缺什么?农民回答:我们缺陈胜和吴广。中国历史的治乱循环就是因为草民没有权利,导致官僚为所欲为,然后掀起革命,毛泽东曾经说民主可以走出这样的治乱循环,但是很明显,中国还在这样的循环中难以自拔。

  三座大山压跨了中国和中国人民

  吃人的,究竟还是人。三座大山,不是山,是少量的人。建政60年来,精英们通过前30年的继续革命巩固了对权力操控、对财富掠夺和人格的蹂躏也践踏,通过后30年的摸石头改革进一步彻底瓜分了社会财富、国家权力和人的人格。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文化精英,他们三位一体,相互连带,相互重叠,相互捧场,绑架了中国的国家公民价值观、公民利益和国家道德。

  革命者的后代继承了革命的成果。龙生龙,凤生凤,革命的后代玩权玩钱如玩命。老一代革命家的后人,我们都知道他们做多大的官,也知道他们发多大的财;新一代的改革领袖,那些核心的后人亲属也不甘示弱,后来居上,一个个都在权力场和金钱场赚了个盆满盂溢,又在文化场混了个趾高气扬。

  云南省原省长李嘉廷之子李勃的一句名言:"高干子弟哪个不做生意,没个千儿八百万就干脆别在"太子党"里混,别的高干子弟也瞧不起你"。省长之子如是说,市长之子也如是说,县长乡长局长的孩子们都在如是说。有哪个省长市长县长乡长局长的孩子们在社会的底层呢?没有。我本人人微言轻,了解的大官无非就是一些市长县长乡长和局长,我知道他们都是更大的官的亲人亲属或者马仔,而且我知道他们自己的亲人亲属都是各级官员和商界骄子。一般最底层的百姓都能看到,乡长局长们的孩子都不是一般的料,他们只能感叹自己的血统出了问题,只能埋怨先祖不去参加革命。

  如此一些权贵用权力、金钱和文化把自己相互捆绑在一起,然后有用亲情使大家血浓于水,厉害攸关,共进共退,这就形成了一个权贵集团。这个权贵集团凌驾在90%的国人之上,垄断了权力、金钱和国运。更可悲的是,在权贵一脉相承和血脉相传的同时,下层百姓的贫穷也在世袭。穷者恒穷,富者恒富;弱者恒弱,强者恒强,这是最大的腐败,这是最恶的腐败,比皇上复辟还要腐败。

  建国以来的第一代穷人在继续着自己的贫穷,第二代穷人已经在"世袭"中形成,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年代里,被隔离在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主渠道以外的贫困劳动者已经有了后代。不要低估了他们的人数,单是一亿农民工,就可能撂给社会五千万个第二代穷人,还有千万的失地农民,还有千万的失业工人,还有千万的破产创业者,他们都在形成一个中国贫穷大军。

  历来的科举制,都是贫寒家庭孩子融入中上层社会的重要途径。皇上们对科举舞弊抓得很严,要掉脑袋的。当这一制度被历史的进程淘汰以后,本该引进西方先进的选举制度和个人创业制度,可是我们没有,最高领导人被一代代指定继承,最低领导人也一样在指定继承中延续。结果,只有权和钱的子女是人才,是未来国家的栋梁,如此这样,不肖说十几代,几十代,两代之后,再看我们的老大中国,不是被倭寇灭了,而是被我们自己灭亡了。

  要维持社会生活的和平有序,必须促进社会普遍公正!没有公正的支撑,不仅穷人度日艰难,富人的财富和权利最终也很难保全。最原始、最落后和最野蛮的权贵资本主义已经给我们带来了极大的动荡危险。毛泽东对青年人说过:"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终究是你们的",或许有一天,中国90%的穷人和他们的孩子也会仰天说:"世界是你们的,不是我们的,但总有一天会是我们的,也是大家的"。如果人们这么说的那一天来临了,危险也就迫近了。

  2008-8-27

2008年10月19日 星期日

施卫江:以“和谐”的名义拒绝和谐

  当今中国,有个响当当的县级小城:昆山市,笼罩在它的头顶上有许许多多的光环:什么"昆山之路"、"百强县之首"、"千强镇之首"、"县级市综合竞争力之首"、"城市创新能力第一",荣获"国家生态市"、"国家节水型城市"、"绿色小康市"、"投资潜力中小城市百强第一"、"最具影响力旅游名城"、"魅力城市"、"全国社区红十字服务示范市"等等称号,可是在这些光环的底下和背面,在阳光晒不到的地方,当地的居民为城建做出了怎样的牺牲呢?人们不得而知。

  今天,我作为居住在昆山市的市民,总算领教了该城市的某些阴暗角落。

  我居住的小区叫做"新城.域花园",坐落在昆山城南的312国道与长江南路的交界处。最近小区里的业主纷纷获知:就在小区出入口的通道贴近旁边马上要建立起一个110千伏的"青凇变电站",我昨天刚查阅了昆山市规划局的相关文件,称该变电站距离最近的一幢居民楼仅为41米,第二近的居民楼仅为62米。这个小区的居民大都是受过良好教育的,深知这个高压变电站的周边会有强磁场存在,而人长期生活在强磁场里,会对身体健康有不利的影响。

  当初,业主们在购买该小区房屋时候,并未得到有关变电站的信息,也就是说没有获得知情权,只是看到房产开发商散发的广告宣传品,上面标着在小区边有一个大型超市的图样,可是一年已经过去了,大型超市始终没见施工,取而代之的却是个变电站!

  进一步地,小区的业主还了解到,现在正在施工变电站的建筑工程队其实根本没有施工许可证,也没有昆山市环保部门颁发的环保认可证书,可是该施工队照样在日夜兼程工作不误。

  为此小区的不少业主走访了昆山市政府的信访办,进行交涉,可是令业主们非常失望的是,信访办并未给予业主以明确的书面答复,而是采取中国特色的一贯作风:"踢皮球",以及"拖延战术"。

  此外,业主们在昨天还与小区的物业公司交涉,该物业公司是隶属于房产开发商的,当然为自己的上司辩解,结果物业管理人员大概以为自己的背景比较硬朗,情绪激动起来,叫来工地上的施工人员,殴打了进行交涉的其中一个业主。

  有鉴于自己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小区里的业主们决定联合了起来,集体上访市政府。今天上午9时正,大约有100名业主聚集在昆山市政府的门口,手持小纸片的标语,纯粹以和平的方式进行上访、抗议、声诉,结果这样的场面却不能为昆山市政府所容忍,市府官员不断调动大批警察来增援、包围上访人员,然后扩音器里不断播放公安局的治安条例和刑法条例,到了12时正,突然从市政府内部涌出大批防暴警察,冲击、驱逐上访人群,并且粗暴地带走了三名上访的青年男子!12时30分,我看见有警车从市政府内开出,估计将三名上访男子带到别处去了,政府官员以为如此做法便符合了"和谐社会"的要义了。

  呜呼,我今天终于看到有这样一个强暴场面,我想起了著名学者秦晖的断言:"中国的极速增长是以牺牲人权为代价换取来的"。可是牺牲人权为手段还能保持住多么长久的可持续性发展呢?!作为一个红得发紫的明星城市其人权保障况且如此,那么一些默默无闻的城市的人权状况又如何呢?我思索着。

  作者施卫江是中国民间重量级的思想工作者

  2008-10-12下午发自江苏省昆山市

  作者Email: weiganc(at)online.sh.cn

董桄福:中国人的生命不如美国的猫狗吗?

  据英国广播公司(BBC)报导,美国联邦法官希尔曼星期二(10月14日)作出的裁决:因宠物食品遭三聚氰胺污染而导致猫狗宠物死亡或生病的美国人将可获得2,400万美元赔偿。

  眼下,无以数计的中国婴儿因使用三鹿等品牌奶粉中毒,超过5万名婴儿已经确诊受三聚氰胺影响,得了肾结石。官方公布至少有四名婴儿死亡。

  现在,这种明显的毒害影响已经扩大到液体奶。食品安全已经影响到每个人,除了日常有权利和金钱使用"特供"者以外,没有家庭能够例外。

  来自美国法庭的这则报道开始以震撼人心的力量挑战每一个中国普通民众,挑战那些伤心的受害者的神经:我们自己的国度,那些因此死亡,受伤,还在疾病折磨中苟延残喘的孩子,即便律师协助维权也被以种种方法,层层障碍阻止。征订我们的所有受害者求告无门的时候,地球另一端的美国法庭给受害的猫狗裁定了高额赔偿的判决。

  这是怎样的一幅对比的图画。同是地球公民,不过社会体制不同而已,不过地处东西半球而已。一个号称文明大国,礼仪之邦的国家政府却不能对自己的后代否则,对那些毫无防护能力的婴幼儿给予呵护。那些天天被我们辱骂的美国人却为家养的猫狗开出了巨额的赔偿代价,以此来承担对生命的责任。

  难道,我们国家的孩子真的不如美国的猫狗吗?

  难道,一个国家的政府真的要以自己的推脱责任来证明自己的猫狗不如的地位吗?

  这样的裁定无异于一个耳光,打在尚存的良知上。也打在一个国家,一个政府的脸上。

  花费巨资,举办种种争面子的活动,开展种种花里胡哨的政绩工程,从奥运会到神七上天,虽然真真假假,但是,为了面子却是不争的事实。不过,当自己的孩子被毒害至此,仍然没有任何承担责任的意思,受到的待遇甚至不如另一个遥远国度的猫狗的时候。我们到底想用什么样的价值观让脸面生辉?

  美国法庭在裁定受害的猫狗要得到高额的赔偿,我们的法律却开始制定牛奶含毒的合法性,规定所谓"标准"。两者对比是怎样的一幅漫画?

  在别人清算害人要付出代价,害猫狗也要付出代价的时候,我们的法律却将害人合法化了。企业不赔偿,法律规定含毒标准,只要不致死就是合法的。至于死了的,谁知道你到底吃了什么?与我无关。

  中国人的命贱,从地位到价值,不如美国的猫狗。

  到底是什么缘故呢?

  是因为不如猫狗的人在管理,治理,以至于武大郎开店,不能容忍体现更好的生命价值呢?还是所有的价值都被几个当权者代替了,别的人就成为了可有可无的陪衬了呢?

  想不明白。

  在大大的国度,在窄窄的"独家讲坛"上,能想明白的人恐怕不多。

  对不起孩子,爸爸妈妈将你们生下来,似乎是犯了大错。居然没有能耐为你们争取到美国猫狗拥有的权利。

  如果有一天,能像美国的猫狗一样,堂堂正正的做猫做狗,所有孩子也堂堂正正的做孩子,得到应有的呵护而不是毒害,如果偶然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还有人帮忙说话,有法律条文裁定,那才算勉强过上人的日子。

  这样的中国可以期待吗?

  永远有多远,这个童话故事就可能有多远!远到几乎不敢期待的地步。呜呼!

  2008年10月16日星期四

董桄福:罪孽与拯救

  几十年征战沙场,数十载欺男霸女。一直忙于巧取豪夺,车马轻裘,居然忘了洁净自身。猛然觉察似乎全身味道太浓。虽然也一直不断的涂脂抹粉。但是,不洗衣服,不洗澡,再是如何涂抹又能如何?终日同在的各色人等终于还是闻到了难以掩饰的恶臭。

  因此之故,私下悄悄的脱得一丝不挂,赤裸面对,猛然发现,这下身早已因为作恶太多,脓疮涨大到几欲崩催,整个裆部更是蛆虫云集,无物可比其臭。这面子虽然自以为一直做足做够,做大做强,也还是被彻底影响了。故领悟了"爱面子丢了里子"那句撼世箴言。

  于是乎从博大精深的中国汉字中挑选若干,组合一联以自况:

  藏污纳垢  吃里扒外  作奸犯科  男盗女娼  坏事做绝  天下无屎比裆臭

  涂脂抹粉  欺上瞒下  巧言令色  人面兽心  好话说尽  厕中有粪共脸脏

  最近日子难过,莫不是因为这又臭又脏的情状?还有拯救的希望吗?请教了不少达人,皆云:没有。

  唯一的出路是死后重生。所谓凤凰涅槃。

  如果这样的话,还可以在一个新的纪元,新的世界重新开始,或许可以让民生多一些幸福,人生多一些希望。

  那达人说,教育,文化很关键;但是,给每个人尊荣,维护信仰才是更重要的。也才能因此摆脱现有的荼毒状况。

  因此之故,又记下那一段教诲。还是以联句形式,管他什么形式,重要的是多少还有一条重生的小路。

  尊荣未可轻  百姓显善  教育育人  师者更觉波心荡

  信仰当倚重  万卷明德  文化化气  学人方悟菜根香

  呜呼!玩火者自焚,难道真的到了自焚的时候?

  还好,看到一点火光,火除了焚烧,也可以点燃和照亮。

  正是这一点,让柔软的尊严继续的挺立着!

  2008年10月10日星期五

韦大林:科学发展与官场经济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在邓小平的强力推动下,我国挣脱姓"资"姓"社"的意识形态羁绊,走上了市场化改革的道路。但是,由于政治改革未能同步进行,传统的全能政府使市场导向扭曲为权力导向,市场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变形为官场经济。

  官场经济不是中国经济的全部现象,而是在市场经济背景下对中国经济具有深刻影响的一种局部现象。官场经济既不是完全的市场经济,也不是完全的权力经济(命令经济、计划经济),而是政府利用其垄断和控制一切重要资源的优势,直接参与市场活动,成为市场的中心和主体,并使市场最终按照权力意志和官场规则运行的经济。官场经济包括政府直接管理的国有经济和政府权力可以微观操控的非国有经济。

  官场经济对于集中力量推进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种种经济、社会和生态问题。

  科学发展与官场经济的区别在于:前者是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后者则是片面强调经济发展,而忽视了经济与社会、城乡、区域、人与自然、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之间的统筹发展;在经济发展中又片面强调速度和数量,而忽视了质量与效益、资源节约与环境保护,忽视了投资、出口、消费之间和第一、第二、第三产业之间的比例关系。更为根本的区别是,科学发展是以人为本,而官场经济则是GDP至上,忽视了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我们发展的根本出发点和最终目的,同时也就忽视了与人的基本权利相联系的民主宪政建设、财富公平分配以及公共服务、社会福利和保障的均等化供应。

  科学发展是一种以市场的平等竞争和利益博弈为基础,实现效率与公平有机统一的经济社会发展方式。平等竞争产生效率,利益博弈(享有同等话语权的不同利益阶层和集团,如劳工与资本、公民与政府在法制秩序内的诉求、谈判、妥协、问责和制衡)实现公平,两者互生互补,相得益彰。官场经济垄断经营、独霸话语,既排斥平等竞争,也拒绝利益博弈,不仅使效率缺失、公平不彰,更造成官商勾结、贪腐公行、贫富悬殊、经济失衡、生态恶化、世风日下,人皆沦为权力和金钱的奴隶。官场经济从根本上破坏了科学发展的基础。

  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年均增长9.8 %以上,至2007年达到24.6万亿元人民币,居世界第四。人民生活水平也从温饱不足发展到总体小康,民主法制建设和人权状况也有很大进步。我们每个人都能亲身感受到中国发生的巨大历史性变化。同时,我们也不能回避发展代价极为沉重和发展成果分配明显不公的严重问题。

  我国的人均资源相对贫乏,人均耕地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1/2,人均淡水不足其1/3,人均林地不足其1/4,人均矿产资源不足其1/2.但是,粗放式的官场经济已使我国水土流失占国土面积的37%,荒漠化占其28%;每年向江河湖泊排放的工业废水总量达500亿吨,我国大中城市的地表水已全部被污染,全国约1/4的人得不到清洁的饮用水,每年全国有40万人死于废气引发的疾病,全球污染最严重的20个城市有16个在中国,中国在成为"世界工厂"的同时也正在成为世界的垃圾场;我国的森林被大量砍伐,仅生产出口日本的一次性筷子,每年就要砍掉200多万棵树;由于生产效率低,2005年我国的GDP只占世界GDP总量的5%,而消耗的煤炭却占世界总量的36.9%,钢材占27%,水泥占50%,我国生产同样价值的产品,消耗的能源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1倍,是美国的3.2倍、日本的8.7倍。据国家环保局测算,我国每年的环境损失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0%,几乎与经济增长率相当。

  如此自毁家园、祸延子孙的自杀性发展,且不说是否合算,其成果的分配不公更让人难以接受。

  据世界银行的统计,中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已由改革开放前的0.16上升到目前的0.47,不仅超过了国际上0.4的警戒线,也超过了世界上所有发达国家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水平。

  《亚太财富报告》显示,在2007年底,中国共有平均资产达到510万美元的富豪41.5万人,其中资产超过3000万美元的超级富豪有6000多人。而据世界银行统计,中国同时存在每天平均消费不足1美元(联合国标准,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贫困人口1.35亿。

  由于权力不受监督和制约,占全国总资产76%的国有资产名为"全民所有"实为少数官僚权贵所有。在权力的保护下,官有经济的垄断经营、制度性权力寻租和非理性扩张,是导致中国贫富两极分化和自杀式发展的根源。

  官场经济片面强调GDP的增长,是与统治集团的政治经济利益相关联的。

  首先,GDP代表一个国家一年创造出的财富总量,GDP的持续快速增长可以提高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增进国家的执政合法性,巩固国家的执政地位;其次,在中国的资产总量中,国有资产占3/4强,民间资产占1/4弱,GDP增长的收益按资产比例分配,绝大部分被政府拿走了,同时,政府的财政收入还以远高于GDP增长的速度大幅增加,GDP的增长既充实了政府的经济实力,也增强了政府的行政力量;第三,GDP是考核官员"政绩"最重要的一条标准,GDP的增长使官员既可升官又可发财,GDP及财政收入的增长还能使官员们不断提高工资待遇,使少数权贵更有条件谋取特权利益(各种工资之外的特供、保健疗养、高档娱乐、豪华别墅、灰色收入、包养情妇、接收贿赂等等)。

  耶鲁大学教授陈志武指出:从1995到2007年,中国的GDP年均增长10.4%,而国家财政收入年均增长高达16%,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农民纯收入年均增长分别只有8%、6.2%.2007年的国家财政收入(5.13万亿元人民币)等于3.7亿城镇居民一年的可支配收入或12.3亿农民一年的纯收入。另外,国家除了有近两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每年还有约10万亿人民币的资产性收入。

  巨额的国家财政和国有资产收入是如何分配的呢?我国政府的行政成本占财政收入的比例约为30%,名列世界第一。官员们每年公款吃喝、公车消费、公费出国旅游的花费超过一万亿元人民币,官员们有时一顿饭就可以吃掉一个农民几年的纯收入。而国家用于13亿人的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就业福利等民生方面的开支,2007年为7300亿元人民币,仅占财政收入的14.2%,其中医疗卫生方面的支出,大部分被领导干部享用,医疗、教育、住房已成为压在老百姓头上新的"三座大山"。于是我们看到,即使在一些贫困县,官员们也开着宝马车,住着小别墅,每天酒宴不断。我们还看到,一边是一座座"豆腐渣"教学楼在地震中轰然倒塌,成千上万名孩子死于非命,另一边却高耸起耗资12亿元人民币的超豪华成都市政府办公楼。

  著名国情专家胡鞍钢的研究更令人震惊:我国每年制度性的腐败金额高达1万多亿元人民币,占GDP总量的13%-16%,超过GDP增长额。巨量国有财富如同大搬家一样滚滚流进了贪官们的口袋。

  据美国《世界日报》报导,很多出逃的贪官和国内贪官的子女在美国和加拿大的一些城市,购买数百万美元的豪宅都是现金交易,一次付清,致使当地的房价一涨再涨。

  2007年底,世界银行发布的《世界经济状况报告》也指出,在1999至2006年期间,中国的经济总量翻了一番还要多,财政收入增加了近两倍。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全社会的工资总额占GDP的比例却不断下降,社会保障也几乎消失,更有占13亿人口10%的贫困人口实际收入下降了2.4%.

  庞大的官有资本要求不断增值,就产生出强烈的投资冲动,使中国的投资占GDP的比重不断攀升,2003年为40.9%,2006年已达52.4%,不仅远高于大多数国家的20%,甚至也大大超过日本在经济增长最快时期的34%.官有资本大多投资于冶金、石化、交通、能源、基础设施等行业,不仅造成严重污染,而且由于产能过剩,投资收益率低,也使银行增加大量不良资产,甚至可能带来金融和经济风险。

  大量的贫困人口会造成社会不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内需不足,同时也是制约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瓶颈。贫困人口主要存在于农村人口和城市失业人口中,城市就业对于中国来说既是民生之本、社会稳定之本,也是扩大内需发展经济之本,是工业化和城市化之本,是缩小贫富差别、城乡差别之本。以人为本首先应当以城市就业为本。

  民营中小企业多为劳动密集型企业,能够大量吸纳就业人口、转移农村劳动力。官有资本投资的都是资本密集型企业,对于提高就业率的作用很小,而官有资本大量占用银行资金和其他各种资源,却挤压了民间中小企业的发展空间,阻断了城市失业人口和农村人口的就业通道。官有资本和官场经济实际上已成为内需不足、投资与消费失衡,贫富差距、城乡差距扩大,工业化和城市化受阻的重要原因。

  GDP如同官员们的一场盛宴,人人都想从中分得一份美味佳肴。正是GDP背后隐藏的巨大政治经济利益,推动各级政府和官员们对GDP增长的追求如醉如痴、欲罢不能。至于环境污染、资源枯竭、民众贫困,当然也就顾不了那么多了。

  资本是私品,权力是公器,两者的界线不容混淆。资本的本性是追逐自身的利润和效率,要求不断增值和扩张,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权力的职责是维护全社会的公平与正义,保护公民平等的自由和权利,实现全社会的和谐、稳定、安全、秩序和公共福利的最大化。

  资本追求利润使它自然地倾向于减少支出和垄断经营。在没有市场竞争、利益博弈和政府监管的外部压力时,资本为了垄断经营、降低成本,就会不顾社会利益和工人利益,拒绝技术进步、设备更新,严格管理、减少污染;拒绝提高安全生产标准、增加工人工资福利;拒绝扩大生产、降低价格,提高产品质量和售后服务,承担社会责任。

  权力要维护公平正义,就必须切断与任何资本的利益联系,接受全体公民的监督和问责,受到宪法和民主制度的制约,以防范权力成为掌权者为自己或某一利益集团谋私利的工具。

  权力与资本,分则两全,合则两伤。

  然而,官场经济恰恰就是权力与资本紧密结合,官与商相互勾结利用的产物。在官场经济中,权力不是依法监管资本,防止资本侵害工人和社会利益,促进资本在市场竞争中走上技术创新、结构优化、集约发展,符合社会进步和公共福利的轨道,而是为资本提供保护,使资本成为欺行霸市、阻碍创新进步的垄断资本,成为不顾工人利益和死活的黑心资本,成为污染环境、造假投毒、危害公共利益的缺德资本。同时,资本也向权力输送利益,让权力分享垄断资本的超额利润,使权力从社会利益的代表者、公平正义的维护者沦为垄断资本的工具和打手。官场经济的实质,就是权力与资本相结合的垄断性官僚权贵经济。在那些江湖污染事件背后,在那些严重矿难、血汗工厂、黑砖窑背后,在云南孟连事件、娄烦滑坡、襄汾溃坝以及震惊海内外的三鹿毒奶粉事件背后,我们都可以忽隐忽现地看到官僚权贵经济的身影。

  科学发展的问题,不仅仅是一个学习文件、转变观念的问题。如果我们不能从根本上建立有效制约和监督权力的宪政民主制度,切断权力与资本的一切利益联系,使党政分开、政企分开,媒体独立、司法独立;如果我们不能恢复市场平等竞争、优胜劣汰的功能,恢复政府监管市场、服务社会的职能,那么,中国就永远只是少数权贵们的"天堂","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就只能是"水中之月"、"镜中之花","发展的成果由人民共享"也将与我们渐行渐远。

  本文作者系中共安徽省委党史研究室工作人员

  2008.10.12

蔡成杉:从荷兰的郁金花到美国金融衍生品,谈全球金融危机

  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美洲后,欧洲各国纷纷向海外掠夺,谋求财富。当时,造船业发展迅速,海运非常发达。

  由于荷兰造船技术先进,造船费低,所以荷兰船运费用低廉。再加上荷兰船主信用良好,所以荷兰商人逐渐垄断海运,独占船运鳌头。

  由于船运的收入非常丰富,人口不到二百万人的荷兰,社会繁荣,商业发达,人民非常富裕,国富民强,荷兰是当时的经济强国,像今天的美国。如此繁荣的社会才会发生郁金花泡沫事件。

  荷兰的郁金花泡沫

  1593年,一位荷兰商人 格纳(Guesters)从土耳其康是坦丁进口第一颗郁金花根,将它种值,由于这种花是进口货,非常罕见,因此拥有一朵郁金花便成为有钱人的荣誉,也是向人展示财富的象征。(注1)

  1630年,荷兰的一朵郁金花根售价约今天的76000美元,比一部汽车还贵,真是不可思议!

  1634年,买郁金花的热潮慢慢蔓延到荷兰中产阶级,最后变成全民运动,大家都来买卖郁金花了,炒家看到买低卖高,利润可以滚滚而来,于是荷兰全民都变成郁金花的炒家。1000美元一颗郁金花根,买不到一个月之后,它就值得二万美元了。如此轻易获得暴利,难怪荷兰人都冲昏了头,可以正事不干,人人每天忙于郁金花的买卖。

  到了1636年,郁金花在阿姆斯特丹及鹿特丹股市上市,附近欧洲有些股市也开始交易郁金花。进一步发展,有些股市竟推出郁金花的选择权,同时将一股分割成许多细股,降低投机者的投机门坎,使得投机者可以买到几分之一的郁金花,增加交易的容易度。由于选择权的推出,所以它的价格可以往上推。本来通过实际购买,一个月之内,可以获利20倍,透过选择权,获利可以增加到100倍。当疯狂达到最高点时,有一位大户全数卖出,赚了大钱。同时荷兰政府开始采取煞车的行动,由土耳其运来大量的郁金花,忽然之间,郁金花并不再那么稀罕,瞬间郁金花的价格马上往下滑,在短短六个星期内,竟下跌了90%.终于哀鸿遍野,财富梦破灭,此时不管政府怎样护盘,郁金花的价格还持续探底,许多股市的交割无法完成,所以荷兰政府不得不宣布这是一件赌博事件,豁免交割,结束了这一场疯狂的郁金花泡沫事件。

  从此之后的十年,荷兰的经济创伤才慢慢复原,这次郁金花泡沫是人类史上有纪录的第一次股票泡沫事件!

  再加上荷兰政府没有强大的海军保护其海运,不久荷兰人便失去海运垄断权,它也失去了海上霸主、经济强国!

  美国的"郁金花"——金融衍生产品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代替英国成为全球新霸主,科技发达,经济繁荣,占全球人口不到五巴仙的美国人竟消费全球资源四分之一。廿一世纪后期,美国成为全球经济霸主,军事独霸全球。出兵阿富汗,占领伊拉克,美国频频对外发动战争,恣意横行,毫无肆忌,最近还想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美国军事费用庞大,国债当然加重!

  美国人民好逸恶劳、奢侈成性,挥霍无度,喜欢用未来钱。今天美国国债已超过十兆美元。如此贪婪的社会才会产生如此巨大的金融风暴。

  当美国FED前主席格林斯潘将美国利息降到一巴仙时,造成房产业繁荣,屋价大涨,许多银行乐意贷款给没有收入的失业者,贷款者不必偿还利息,因为银行希望他们将屋子卖后,会偿还贷款和利息。

  1999年后,华尔街精英将企业贷款、屋业贷款、个人信用贷款和垃圾级贷款等等包装成金融衍生产品,从衍生产品再制造衍生产品,再由评估公司加以评估,评为优质债券,如债务抵押凭证,被美国金融界称之为CDO(collateralized debt obligation) ,证券交易商将有些CDO,由保险公司担保后,称它为CDS(credit default swap) ,证券交易商把它推销给全球投资机构和投资者,据美国金融界报导今天全球金融界存有的CDS约55至62兆美元,如此巨大的金融衍生产品,一半留在美国本土,其余一半推给其他亲美国家。

  看美国如何推销其"郁金花"

  美国政府和基金经理利用政治和经济影响力迫使许多亲美政府开放其金融界,如果它们不开放,美国基金便不鼓励美国资金流入。

  亲美政府如英国、欧洲各国、日本、星加坡、韩国和香港等地纷纷开放其金融界,希望该国主要城市会成为国际金融中心,所以让美国证券交易商设立分行,同时,让它们纷纷推销其金融衍生品,许多外国银行和投资机构都买到这类金融衍生产品。

  这一次受美国金融危机所影响的国家都是金融比较开放的国家,它们迷信金融开放会导至外资的流入。

  这些国家的政府并没有监督其银行和证券交易商参与美国的金融衍生品的买卖,没有照顾该国投资者的利益,让美国证券商可以为所欲为,才会导至今天恶劣的局面。

  这些国家的金融机构与美国证券交易商联合推销这些产品时,并没有告诉投资者购买这些金融衍生品的风险。

  现在许多投资者买到这类的金融衍生品,欲哭无泪,这是谁的错?

  为什么我说金融衍生品是"郁金花"?

  华尔街的精英包括有些数学家和经济学家设计和研究如何将不良的债务美化,重新包装成为有价值的证券,然后与评估公司评估这类的金融衍生品。当他们设计这类金融衍生品时,有许多先决条件,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假设是美国经济必须永远是荣景,同时,许多美国债务人不会违约,能付利息。有些产业的价值如果无法由市场决定,华尔街的精英便用数学方程式来决定。真是荒唐到极点!

  这种环环相扣的造假行为所生产的金融衍生品,连美国总统什希都说他不了解。我们需要一位天才数学家才能了解美国证券交易商所卖得是什么东西!其实美国金融衍生产品是虚拟经济的抽象产品,既看不见其真实性质,也摸不到它是什么东西。它有点像电脑里的虚拟世界,玩电子游戏,很好玩,所以许多外国银行的主管为了盈利很喜欢它,现在这些银行都中枪!

  当美国不景气时,屋价大跌,房屋贷款者不能还利息,许多贷款者开始违约。再加上许多原本是垃圾级的债券当然没有价值,许多金融衍生品也没有价值!美国金融界现在把这些不良的债券称之为有"毒"的债券,唯恐避之不及。现在这些有"毒"的债券没人要,只好让美国政府间接收回。

  所以我说这类产品是美国华尔街精英所制造的假"郁金花",当时的真郁金花只卖到荷兰全国和欧洲部分国家,而今天的假"郁金花"则卖到全世界。所以假的"郁金花"的破坏能力比真的郁金花更甚!因此有这什多的银行出了问题。

  谁是罪魁祸首?

  这类金融衍生品完全没有受到美国政府的监管,当对冲基金经理索罗斯认为没有监督的金融衍生品会破坏美国金融市场,希望美国政府加以监管,他遭到时任美国FED主席的格林斯潘反对,格林斯潘认为这些产品应该由市场自己决定。

  人心的贪婪是无穷无尽的,人会把利益留给自己,把风险推给别人。现在美国人己经成功把一半的烂账推给全世界,美国精英所撞下的祸要全世界的人民来买单。所以我说美国华尔街精英是高级知识骗子!

  这次全球金融危机罪魁祸首是格林斯潘!他的失责使华尔街崩溃,也使全球陷入空前的经济风暴。

  看危机为转机准备

  这次全球金融危机不易处理,许多外国银行都买到有"毒"的金融衍生品,各国政府必须拯救其银行,整顿其金融体系,还有许多外国银行会倒闭。各国政府现正在尽力挽救其金融体系,让投资者对银行和金融体系有信心,使投资者重返股市。这些救市行动需要一段时间才会见效。投资者信心的重建也需要时间。

  不要把这危机看成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大萧条,因为当时各国政府不会处理金融危机,不会拯救银行,只会缩紧银根,所以各国金融体系崩溃,导至许多企业因银根紧缩而倒闭,大量工人失业!

  这次金融危机过后,投资者可能有一段好景。然而美国经济问题还没有找到解决之道,投资者必须小心谨慎,警惕另一次风暴!

  小心等待,细心评估时局,投资者应把这次危机看成转机的准备(注2).

  注1:郁金花资料采用《粤港信息日报》的一篇文章《荷兰郁金香泡沫》

  注2:在此我声明我无意教导读者买卖股票,因为我的见解不一定正确,本文写在华尔街股市大反弹之前。

汉心:“文明”就应当让人性有光照

  ——作家张宗铭先生"肃反"系列长篇小说《女人与土匪》《远山苍茫》解析

  文明是人类在应对各种自然与社会难题时熔炼出的精神救赎,是人的命运遭遇困境时生发的情感体贴和心灵共勉,也可以说,它在本质上都内涵着直抵人性深度的同心同德、相互珍惜,从而形成互利共荣的爱与协力。因此,就文明的属性而言,虽则有其生成环境或话语表达上的不同而出现某种差异,出现另类景观或别样的特质,如囿于观念(如极端权力或宗教意识形态)等误导而产生理解上的偏颇,或者因地域、族群和各自经验与情境的不同而表征某种文化与道德相对主义,从而造成彼时彼地正确与错误的定义和分野,但基于"天不变则道不变,道不变则德性不变"的客观事实,举凡文明所体现的基本精神都应当具有同一性,都应当具有"循天理至良知",直抵人的意志、情感和心理层面的普遍关怀与大爱,比如都强调克己忍耐、悲悯苍生的主体自律,都反对侍强凌弱、祸己害人的丛林主义。

  总之,无论何种文明,只要能够入住人心并在特定处境之中生根发芽,能得到共同体多数人的维护而且能够发扬光大,其成因中就一定有顺应天时地利的苍生顾恋和人性体恤,就必然有适于其各生态持续发育与繁荣的活性因子。因而便会自然形成适应其生长发育的光热水土,并且在机能上具有强烈的排异性。所以,它们本能地拒绝干预、抵制侵权,更是近乎顽固地抗拒着出于政治统辖的"国家社会主义"改造。基于文明本身的属性和社会功能,无论其依赖于何种不同的生发路径和历史传承,抑或囿于如何迥然相异的宗教、国家背景和主义观念,其无疑都要让人活出尊严、活出意义,活出置身天地之间应然的气派和风采。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就应当有对一切文明主体的尊重,就应该承认,凡是能够长期承传的社会关系和文化习俗,就都有其合理性,就一定有其值得肯定的文明内涵,且都蕴蓄着关于美和善的人性品质,从而让我们抱一份端肃与爱惜去检读那些曾经有过的人间情事。倘能如此,便可以从中品味到伦常人情内涵的悲欢离合,领略出人为的历史"塌陷"之处也有别样的世道风情。于是,我们便能透过冷硬的意识形态话语去触摸、去感受那些鲜活的人事,去叩问那些曾经被协迫、被改造,被羁押着参与"公共事务",从而轮番演出一系列"荒诞主义"政治把戏的人物悲情。

  基于这个维度,作家张宗铭先生所著反映中国"肃反"运动的系列长篇小说《女人和土匪》、《远山苍茫》等,无疑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而颇具开拓性的叙事文本,关于发生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国公共领域的暴力主义和血腥记忆,我们或许有过诸多历史学和社会学意义的审视与诠释,也不乏基于政治和策略考量,避重就轻"走过场"式的检讨和反思性文论,但通过艺术化描述并将个人和家庭的命运置诸宏大历史,进而全景式展开各色人等与中国一系列政治事件之间,诡异而颇富戏剧性的离合关系,张宗铭先生的文学努力应当具有某种先锋性特质和意义,至少,仅就个人的阅读经验而言,能真切到可以反刍历史的败坏之处,让人触摸那些罹难者灼热的心跳,从而领略到耽于杀伐的"政治江湖"之中,竟然也能留存着如许优美,如许烂漫的人性光亮,还真是荒疏太久了的感觉。或许,缘于作家本来就与那段并不"如烟往事"有亲近感,有直接的心理和情感体验,并置身于一系列乖谬而颇具反讽意味的情景之中,才使得其作为亲历者和叙述者,常常能以全新的视角引领读者逆向审视我们的历史,检索曾经有过而且至今依然铭心刻骨的带血影象。

  回望家国沉冤喋血的历史!反思那些激情燃烧的岁月,或许,由于我们太迷信破旧立新的社会革命,太胶着于国家主导的"幸福"想象,并为此虚拟了一系列令人眩目,让人兴奋的主义和政治图景,因而才如此属意于高度组织化的国家主义整编改造,从而心甘情愿地领受威权主义的剥夺和"改造", 还以为这样便可以问鼎江山庙堂,可以在"美丽新时代"当家作主。盖缘于此,我们才自动放弃了主体的认知和个人化的选择,让思想枯萎、让头脑简化,并长期沉湎于"诗性政治"预设的各种光荣与梦想,然后不念亲情、罔顾伦理,动辄在人与人之间设困局,搞内讧"挑起群众斗群众"。如此一路折腾、一路忍气吞声,让暴力和复仇的心性颐指气使、泛滥成灾。其结果是要么"播下龙种收获跳蚤",将人性导向黑暗与罪恶的渊薮; 要么"等待戈多"而又一次次被戈多所嘲弄。正如奥地利作家茨威格在检讨"纳粹主义"时所看到的那样,"所谓国家意志,民族主义等宏大主题,由于其语义指涉含混而且没有明确的主体,因此最容易被极权主义挟政治正确和国家光荣的目标,对公民实施合法性伤害,这种后果必然产生对个人的整合兼并,乃至精神和肉体上的消灭,其危险性在于它们都有一种简洁而内含丰富的表述,再加上言辞内在力量的煽惑鼓动,因而便可以随时转化为灾难性的行动"。

  正是导源于人性都有伤害取乐的癖好,都蕴蓄着破坏性的本能并快意于暴力抒情。因此,当一种基于仇恨与宣泄的主义或目标凌驾于人们的头脑,并获得国家行政许可,那些平日里庸俗无聊的人们似乎在一夜之间,便都可以为了某个神圣的目标而不在乎等级贵贱和身份差别,以及和平社会中养成的秩序感和道德自律。这时候,所有人都仿佛一下子感觉到自己终于被国家重视起来,都可以因此而超越平凡而问鼎英雄的事业。于是,平常潜伏着的卑琐、畏怯,以及迫于法理和道德约束之下假扮的教养和端庄,似乎都可以转化成构陷异己、攻伐对手的壮举。这时,人性中平素压抑的破坏性元素就会被扩充、被激活,被明确而光荣的主题所召唤。不仅如此,还因为"热闹而喧嚣"的生活会让人觉得特别有意义,有引人注目的价值感, 如此, 即便是胡作非为、乘火打劫, 人们也会以为可以法不责众,可以淡出罪孽而无需顾虑良心追讨,更何况还有目标"正当性"的支持而享有司法豁免权。这既可以满足人们激情表达的需要,又能获得国家认可。这时候,任何形式的冒险蛮干都伴随着"成就感" 的催化而让人得意忘形,从而将人们集体绑定在国家意志主导的目标上。于是,杀戮不仅满足了人性喜欢呈强好胜的乐趣,同时还使庸常乏味的生活有了浪漫而又奔放的新鲜体验。所以,有学者指出:文治武功一旦有"集体主义"的"魅力"的支持,就必然会促使人们积极投身于社会化暴力事件而且有恃无恐。

  面对一系列被历史强迫,被政治极端主义激发全民参与,并在相当长时期内导致中国社会深陷于相互倾轧,彼此寻仇的"残酷游戏",导源于权力轮班引发的历史"坎陷", 就政治层面而言,或许始作俑者仅仅站在所谓"讲政治"的高度,因而看不到(抑或不愿看到)基于权力斗争和政治"洗牌"必然对社会的伤害。综观那些高歌浪进的历史情景,对于习惯于阴攻阳伐在斗争中处于强势的"赢家"来说,或许,浴血政治彰显的破坏性抒情和革命英雄主义着实让人心花怒放,但狂飚突进的暴力渲泄之后留下的社会悲情又何止万千!那一次次对中国社会无所不用其极的全面"整肃"所造成的伦理摧残自不待言,而长期性的暴力意识形态教育对人欲恶习的放纵和宽恕所造成的异化和误导,则足以给传统中国文明依存的精神血脉造成致命的硬伤!不过还好,张宗铭先生的文学叙事似乎不想太多触及那些"革命遗产"造成的恶劣影象,也不局限于对那些刺心扎眼的社会罪孽和人间苦情,作简单的政治与历史学疏理。因此,我们在他其几乎冷态,抑或不动声色的叙述之中很少看到作家激情澎湃地为受难者鸣冤叫屈;也没有流于一般的说故事或人物排序,从而展示深陷于权力恐怖主义之下的众生苦相和社会恶行, 而是直抵一个个明确鲜活的人性主体,彰显其丰润的内心和情感质地, 然后以细腻的笔触着力于其原生态的本相描述, 尽量不让险象环生的权力之争和政治病毒与其主人公有太多"交叉感染"。即便是处于权力中枢而且身份明确,因而其立场俨然应该毫不含糊的"大人物"鄢正甫等,一系列本来应当有革命家或革命追随者(如杨永春等)"纯洁性"特质的人物,他们尽管也有被协迫而不得以参与坑人、整人的"游戏",但他们都似乎本能地抗拒着政治全能主义对其人间本相的篡改和整饬,以近乎冥顽的"排异功能"捍卫着其做人的基本伦理和道德自律,尽量将政治置于个人主体之外,从而以其戏剧化的"骑墙主义"哲学,着力于在天使的拯救与魔鬼的试探之间寻求平衡。

  面对反智运动甚嚣尘上造成的人性大面积坍塌,作家以其孩童般的纯真一次次发问,我们何以总是耽于恶劣的想象虚构对手,!为何要无中生有制造人间情殇!是什么样的政治或主义一定要驱策同胞相煎、与人为敌!要将如此深重的历史悲情,宿命般郁结于那些与"宏大主题"毫不相干的伦常人物。他们可都是良民、顺民!都无意于问鼎公权,而且疏离于政治事务,但却又都难逃劫数而被围猎、被吞噬,被卷入汹汹而来的"权力火湖"而不能自拔!尽管他们和她们一路退让,一路忍气吞声且仅仅自足于饮食男女之间平安度日,但还是无法置身事外,无法摆脱权力暴戾主义咄咄逼人的协迫追讨,从而成为那个沉沦时代的一系列悲剧事件的承担者!透过作家文本讲述的陈年旧事,再一次走近那些似乎荒老的历史遗存,凝目于残存的瓦砾之间淡褪了的斑驳血痕,那些渐渐靠近的影象依然是那样亲切而且历历在目,我们随着作家一路铺陈讲解,似乎都能屡屡触及到作者倾情眷顾的人物富有质感的人性体温。他们和她们,如革命家鄢正甫,虽然被置于波云诡谲的权力中枢而且执一方牛耳,其投身政治变革的历史也不"纯洁"而且颇有反讽意味,但他却没有因此深陷于权谋江湖而修得圆融老道,从而异化为惯于上下棋手、见风使舵的冷血政客,而是介乎传统中国人基本伦理与政治原则之间保持某种平衡。因此,他总能处变不惊、气定神闲地游弋于人间与魔道纠结的临界点,从而以其过人的政治谋略,尽其所能地做到在"权力洗牌"上不作为"或少作为,将纷至沓来的"整肃"扩大化可能带来的人道灾难降到最低点。无论是基于统战意图与张云轩的互动"合作",抑或是屈从于政治大局的"肃反"与张氏分化, 乃至不得以去逼迫,他都尽其所能地持守人伦常情,并力求让冷硬的权力"剑走偏锋"从而少伤或不伤及无辜。尤其在应对"双溪坪造反事件"如此具有重大影响,乃致可能伤筋动骨、惊动高层的"逆天大事",其在息事宁人、"平叛镇反"上所表现出的从容淡定和运政能力,则是我们以往乃至当下的政治人物都难以望其项背的。也正是作者匠心独运并调度了一切与鄢正甫相关的各种元素如身份、处境、情感和意志等全方位填充组合,才使得这一轴心人物的政治作为与处世态度具有逻辑和常理上的亲切感和可信度。

  对投诚将军张云轩,作家似乎一直避免将其政治化,并淡出他作为军人应有的英气和干练,而是着力于其文人优雅气质的渲染,以便突显中国传统书香人士含英咀华、怨而不怒的谦谦品格。尤其将军夫人唐维琦,作家似乎特别心有所仪,因此倾注了太多的柔情并用温婉调和的色素与笔法,再辅之以咏叹调与叙事曲相互配置的合弦调性,既融入了拉斐尔式古典主义端庄圣洁的慈祥仪态,又包涵了浪漫派超尘脱俗的诗性美,从而赋予其润泽而饱和的女性魅力,并将这种柔性与其家风遗脉、宗教信仰和知识内涵混装组合,全面而又饱含热情地展现其贤良淑德的品性,张扬其天使般晶莹的高贵气质。对于唐维琦,作者虽然也投以足够的同情与怜惜,并关注她作为将军夫人的特殊身份,从而以相当多的剧情描写她被权力系统围追堵截,被肃反扩大化轮番折腾的一系列暴烈事件,但作家更属意的是她作为基督徒的虔诚、忍耐和对真理的绝对顺服,以及那种植根于灵魂深处坚如磐石的圣洁品性,那种身临绝境也要"顶风"敬拜的信仰精神。如此的叙事和安排,不仅彰显了基督徒的绝对良善与渎神主义者的绝对专横之间在本质上的不兼容和冲突感,同时也塑造了唐维琦等这样一些虽然忍辱负重、屡遭逼迫,但却依然透着美好人性,并始终如一地实践着耶稣基督为人子祭献的精神,传递着普世之爱的"文明典范"。即使她们出于无奈而被抛掷于险情密布的历史岔口恶道,她们也依然顽强地挣扎着,抵制着反智主义对人类基本价值的侵害,坚韧地捍卫着做人的尊严和足够的教养,从而以其谦卑、善良和极致的忍耐,见证了圣洁的人类之爱,彰显了明媚的人性之光。作家之所以这样的组织与叙事,一方面不仅强化了唐维琦命运的悲剧气氛从而让人扼惋、让人长太息兮以掩涕,并给予人以椎心的悲悯之痛。同时还能由此指控极端主义人道伤害难逃其咎的历史罪愆;另一方面,也给予那些深陷苦难、备尝煎熬而几近绝望的人们一种盼望,一种直抵心灵深处的慰藉和救赎,从而为"土匪"刘礼靖、地主婆戴敏等这类被"铁定"不可宽恕、不能赦免,必须下地狱的"阶级敌人"一线生机和希望,为他们能够突出重围并最终在《远山苍茫》中"入伙"双溪坪,与草根英雄岑林山、干柴棍等,共同构建"另类的和谐世界"设置了逻辑上的可能性,从而使远避尘嚣的"双溪坪"与纷乱省城之间,无论在叙事结构和人物命运的关系上, 都形成了合情合理的有机连接。

  我们在前文中在说过,任何人类文明形态,在本质上都内涵着直抵人性深度的同心同德和相互珍惜,都有符合其在特定环境之中生长、发育,相互依存的社会与自然伦理机制。因此,只要是人组建的社会,就应当顺服天理人道,回应人与万物生息交感的自然启示。从而追本溯源去洞察,去营造人与人,人与社会及自然关系的最佳结合状态。正是基于这一祈盼,作家才不想让人绝望,不想让权利屠场的幽魂魅影遮蔽人性对光明与美善的期待。或许,是基于作者内心的仁慈和"不忍",因而一定要给在社会"肃反清场"中折腾得家败人亡、血本无归的落魄者留一条"退路";抑或是举凡优秀的作家都得有源自苍生体贴的人道情怀,有为人寻找希望的理想规划,因而总是要给那些被各种社会罪孽推残致伤(如英国人亨利),被恶劣的卫道礼俗抛弃的"零余者"如阿彩们留点盼头,由此唤起他们活下去的信心和耐力。所以,在作者的事叙和艺术构想中,无论他们如何疲于世道倾轧,如何数度横遭劫难并一次次身陷绝境, 但作者都对之抱以深度的同情, 并着意"引领"他们逃出名利喧嚣的城市,远避浴血火拚的"主流文明",从而一路走近"远山",走入不惹红尘俗念的《远山苍茫》之中……。

  至此,作家出于浪漫主义"规划"的人道救赎和美好愿景,在双溪坪便一幕幕展开,围绕着基督徒亨利与阿彩的恋爱传奇和婚姻生活,双溪坪"土著"岑林山、干柴棍、杨老金……,以及灵姑等,他们避居南国渺远深山,执守着与世无争的"惰性"与冥顽,或依天循命逐水草而居,或代代相传在林木深处养儿活女,由于得益于"造化"经年累月的涵养滋润,沐浴于天赐恩泽化育而成的风花水月,双溪坪人都是那样澄澈清白,那样灵秀而又蕴蓄着本真, 并一例透着少有的"土气"与野生性。由于远离尘缘俗道,因此他们都能心领神会并自足于天人合一、物我交融的陶醉与忘情,虽也有呈强斗狠得理不让人的纠结与纷争,但都能迅速化解而且一笑抿恩仇,即便是屡遭权灾匪患的无端侵犯和骚扰,双溪坪人也仿佛能得"神判" 和天助, 所以, 总是一次又一次地逢凶化吉拒敌于寨门之外。这时候的双溪坪,英国传教士亨利的普世之爱与本土乡俗礼制(如神判等)之间,虽然由于文化观念上"陌路相逢"而有隔阂,有理解和对接上的困难和障碍,因而也曾有过几则戏剧化的对抗性情节,但因为双方都立足于尊重生命,懂得谦让和宽恕等,最后都能将矛盾化解并逐渐消除歧异而走向合作。如此一来的双溪坪,不仅成为各种受难者消灾避祸、颐养天年的世外桃源,也成了消解"外邦"仇恨和各种社会罪孽的人道乐土。正因为如此,则无论是被驱逐、被猎杀,从而试图负隅顽抗作困兽尤斗的旧官僚、旧军人,以及一切有伤害性劣迹的人(如土匪强盗),甚至连曾经被革命裹挟而弑父杀兄、手刃妇婴也不会心慈手软的"前土匪"阿松(刘礼靖)等,一干被暴力驱遣、被数十年噬血政治长期摧残,从而人格心性彻底病变的人物,也都得益于双溪坪人一以贯之的苍生顾恋和人性体恤,从而日渐恢复其人性弃恶向善的良知本相, 明白了彼此兼容、惺惺相惜的怜悯与关切! 总之, 透过发生在双溪坪的一系列有关"社会与人类文化学"事件的解读,我们似可以感觉到,在作家的人生取向和文学理念之中,人性在本质上没有善恶之别,文明没有孰优孰劣之分。只要我们都能心存敬畏,然后理解并承认客观上文明的多样性,从而突破狭隘的国家主义和意识形态决定论,消除"普世之爱" 光照人间、普渡苍生的精神与情感障碍。由此,我们便会少一些指令性、剥夺性的专横主张,多一些温和的交涉与对话,从而不排斥、不歧视,不居高临下对任何人进行"整肃和改造"。我们便能修得通情达理然后谦卑处世,学会宽容,并承认各自不同的文明形态都有价值、有意义,从而在理智与情感上肯定每一个人都具有其不可替代、不可篡改的唯一性。正是基于对普世价值的坚守,英国传教士亨利和草根英雄岑林山、土匪刘礼靖,以及革命家鄢正甫等, 虽然侧身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中国, 但却能够在铁血政治大排序、大清洗的间隙, 寻一处清净世界合作演出"残酷时代"少有的人道主义温情剧,让苦难中国山民与"日不落帝国"有了一场文明的"对话"。如此, 无论是基于历史事实 ,抑或是作家的浪漫主义虚构,我们都愿意从作家演义的一系列双溪坪"人道救赎"事件之中,看到那些落荒而逃的主人公有这样一个归宿。这或许是耶稣基督与远东荒老"遗民"的一次旷野"约会",是上帝之爱对中国"草根"人群的一次温情的眷顾,其中蕴蓄的文化意义和"精神元素,昭示了"文明冲突论"和极端意识形态的傲慢与偏见。至少,这当中隐含了一个不言而喻的事实:即"大爱无国界"。

  二 0 0八年十月九日完稿于贵阳寓

2008年10月17日 星期五

唯三:开发商盼望的“春天”是个什么样的春天?

  今天从媒体上看到两则消息,一是"国家发改委官员证实国家将救楼市",二为"开发商自称春天将很快到来"。

  据开发商许荣茂先生讲:"过去政府的宏观调控是基于房地产价格涨幅太快的背景。"而"随着房地产价格出现增幅回落以至房价下跌,这一政策已经不适应现在的市场情况。"许先生虽说是个香港商人,但在赚取内地老百姓血汗钱一事上想必与诸如任志强等人并无二致。所以他的心里话也就是那些黑心开发商特想说的话。

  中国的楼市是否真如开发商们所说的已经到了非救不可的地步?我想真正想改善自己住房条件的自住型购房者最有发言权。但似乎在我们的政府主管部门口中,却很少听到为这些人发出的呼声,而更多的却是为那些"房地产开发商"频唱的赞助声。过去几年来房价上涨时,没见到上面有什么真正"抑止房价过快上涨"的有力措施。而始于去年年底的"房地产价格出现增幅回落以至房价下跌"刚刚让老百姓看到点儿"希望的曙光",指望着在政府的宏观调控下能稍稍改善一下自己的住房条件,买到以现在的收入能买的起的或是贷得起的房子,却又传来"政府要救楼市"的"噩耗"。这"噩耗"不仅再次扼杀了民众购房的希望和信心,也让开发商们真正感到以前花在各级政府官员身上的钱没有白花,终于派上了用场,结出了果实。而政府在中国民众面前,更是显露出同以往一样的"言而无信"和"不负责任"。

  中国的房价到底贵不贵?已经无需多言。至于中国的老百姓为什么买不起或住不上甚至租不起房子,归根到底是那些大大小小的政府官员们早已分上和住上了自己想住、能住的房子。老百姓嘛!农民不都有自己的宅基地吗?城里人也没见他们住到马路上去啊?老百姓哪儿来的那么多想法啊!有点儿地儿能蜷着就凑活着活吧!在他们心中,想的更多的是如何保住头上的乌纱帽,怎么能在任期内利用职权多捞点儿钱。

  说到发改委,不由得让人想起前几天网上一条未经官方证实的消息,说是"位于北京六里桥西局有八栋共1074套豪华住宅即将竣工",一梯两户,均为"明厨明卫飘窗精装修"。此房如果是开发商的商品房,却一反常态不见卖房的广告;如果是为老百姓建的廉价经济实用房,但又名不符实,更未见应有的摇号配售。有好事者透露:原来这些房子是负责审批、监管和政策制订的最大权力部门,北京市建设委员会和北京市发展改革委员会的职工住房。据说当初建房时打得是"经济适用房和住宅合作社自建房"的招牌,卖给自己职工均价为每平方米4000多元。再看看如今周围商品房价,已经高达每平方米14000元;而比这个位置差的经济适用房销售价格是多少呢?每平方米6000多元。真是"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

  这八栋豪宅,据说是在2006年前以"住房合作社"的名义立的项,但并没有一个社员入社,也没有交纳一分钱的社员建房款。而2006年建设部、监察部、国土资源部三部委曾联合发布了一个《关于制止违规集资合作建房的通知》。通知中要求,"自本通知下发之日起,一律停止审批党政机关集资合作建房项目。严禁党政机关利用职权或其影响,以任何名义、任何方式搞集资合作建房,超标准为本单位职工牟取住房利益。" 据此通知以及此前没有社员也没有人集资的既成事实,这个"住房合作社"项目理应属于自然放弃。但发改委是干什么的,人家多牛啊!谁还怕你个小小《通知》啊!这个事实上没有社员没有集资的项目居然起死回生了。地照平,房照盖,人自然也是要照住了!我想如果此事属实的话,不知咱们人大啦,监察局啦,还有什么"纪委"、"反贪局"之类的部门该对此事作何"处理"?这八栋豪宅里面到底隐藏了多少不可告人的"猫腻儿",有无违法、犯法的事实?在如今天天标榜、自诩的胡温新政下,是否应该给北京老百姓一个稍稍象点样的交待?要知道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而纸里也终归包不住火。

  春天,在文学家的笔下原本是个极美好的字眼。最著名的莫过于英国诗人雪莱的那句"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在亿万中国民众的心中,购房梦的春天会是个什么样的日子?面积大小适宜,地点交通方便,环境优美环保,价格和收入相比适中。一句话,买的起的房子的日子,就是咱中国老百姓圆购房梦的春天。

  那开发商盼望的"春天"又会是个什么样的日子呢?房价高高再上,暴利滚滚而来,房奴心甘情愿,臭名私利双收。而这样的"春天",不仅对中国民众来说无疑是场"灾难",就是对整个国民经济来说,更是一场"灾难"。你想想,房子盖好了老百姓买不起空在那里;而盖房子的钱原本就是从老百姓身上榨取来的,结果到头来又变成了开发商囊中的暴利。官员们、开发商口口声声称:"房地产低迷威胁国家整体经济,你们怎么视而不见"高高再上的房价威胁中国老百姓整体生存质量"啊?

  中国经济的发展,不能靠所谓"房地产这根支柱"来撑着,中国的金融服务也不能为房地产开发商所左右,中国的政府施政纲领,更不能被房地产开发商利诱、绑架,中国的民众利益更不能继续被开发商肆无忌惮地掠夺。中国房地产事业的发展,应该是一个和老百姓收入相匹配的、多种开发模式的、利润合理而透明的进程。"扩大内需"不是靠空喊口号就能奏效的,要想让房子卖出去,只有一条路"降价"!降到老百姓能承受的价格为止。到那个时候,用不着你地方政府出台什么逆民意而为的所谓"救市措施",银行的房贷更安全、优质了,开发商的暴利被彻底埋葬了,中国的内需也自然而然地扩大了,而中国民众的市场消费信心必然会随着各方面经济的好转而变得日益强大起来。

  最后套用几句雪莱《西风颂》中的诗意做个总结:从天穹最遥远而模糊的边沿直抵九霄的中天,到处都在摇曳房子降价雷雨的卷发,对濒死的房地产暴利你唱出了葬歌,而这密集的黑夜将成为它广大墓陵的一座圆顶,里面正有中国购房者万钧之力的凝结;那是我们的正义反暴利之气,从它会迸涌维权的雨,高房价崩溃的冰雹和断送不义之财的火焰:哦,你听!听到你的声音,开发商们已吓得发青:一边颤栗,一边自动萎缩:哦,你听!这一篇符咒似的诗歌,就把我的话语,像是灰烬和火星从还未熄灭的炉火向人间播散!让预言的喇叭,通过我的嘴唇把受了开发商忽悠的购房者唤醒吧!要是降价的冬天已经来了,购房者的春天还会遥远吗?

  2008年10月17日于北京

袁剑:中国的财富都到哪里去了

  2004年8月27日,美林集团亚太地区负总裁马蓉在"2004年中国财富管理论坛上"发布最新报告:2003年中国百万(美元)富翁已经接近24万,比上一年猛增12%。这个增幅不仅大大超过中国9.1%的经济增长率,也顺利地为中国赢得了又一项世界第一:全球百万富翁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

  正如这份《全球财富报告》的名称所要显示的那样,美林显然是想借此说明中国正在成为全球财富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这个特别能够满足虚荣心的头衔也正是许多中国人特别想得到的。而这种虚荣心由一个国际投行巨头所赐予,则更显得其确凿无疑。然而,就在这个令人陶醉的报告发布前几天的8月24日,在离我的住宅不到30米的地方,一位46岁的男人跳楼自杀了。原因是:他每月300元的下岗工资已经无力支付他女儿的学费。几乎是在同一天,南京市区的另外一个小区中一对父子因为同样的原因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或许,我们很难将上面两起悲剧归结为某种单一的因素,但不管如何,贫困以及贫困所带来的人类尊严的丧失肯定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因素之一。

  自90年代中期以来,此类悲剧事件屡见不鲜,已经很难成为轰动性的新闻。但上面两起自杀悲剧的独特性在于,它发生在中国南京——中国最发达的长江三角洲地区。这说明,由于贫困所导致的自杀现象已经开始向中国的城市蔓延。这个趋势与近年来中国不断攀升的自杀率相吻合。很清楚,这类耸人听闻的自杀事件已经不再是中国下层阶级出于生存恐惧所杜撰出的预言。

  如果美林的《全球财富报告》渲染的是一个财富不断膨胀的中国,那幺,上面两起自杀事件则以令人难忘的方式呈现了另外一个中国——一个马尔萨斯式的古老世界。千真万确的是,它们同时发生在同一个国家、同一个城市。我们不想在一部分人的暴富和另外一部分人的绝对贫困之间建立必然的因果关系,但这种几乎天天发生的让人难以安枕的人道主义灾难,却不能不让我们去思考:在中国财富分配的黑箱中究竟发生了什幺?

  一、滚烫的土地

  及至1990年代初期,阶层分化和贫富悬殊,还仅仅是徘徊在书斋中的不详推测。但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这个幽灵开始悄悄步出书斋,啃噬中国社会。短短的十多年之后,贫富悬殊已经变成一只巨兽,成为中国社会挥之不去的噩梦。反应在资料上就是中国的吉尼系数在1990年代之后开始急速攀升。从改革前的0.28急剧攀升到0.46左右。据长期研究这一问题的中国学者杨宜勇等人预测,2005年,中国的吉尼系数将迅速逼近0.47.对此,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如果把非货币因素考虑进去,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堪称世界最高!"。在所有对中国吉尼系数的估计中,杨先生的估计幷不是最严峻的。有更严峻的估计判断,中国的吉尼系数在近几年已经超越0.50.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这意味着中国已经快步进入贫富差距最为严重的国家行列,成为所谓"收入差距悬殊"的国家。由一个整齐划一的平等社会,转瞬之间完成天壤之别的角色巨变,是中国1990年代创造的又一个世界级奇迹。不过,与那幅已为世人熟知的经济奇迹的炫目图画相比,这个奇迹带给我们的却要阴暗得多。在这幅图画中,在绝望中挣扎的底层与志得意满,奢侈挥霍的上层构成了中国颜色的两极,仿佛来自不同世纪的人群突然聚集在一起。"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曾是这个民族对两极社会最深刻的历史记忆,不幸的是,21世纪的中国真的在开始演绎这种历史记忆的现代版本。的确,当人们发现中国的官僚们动辄用下岗工人一年的工资轻松的打发一顿饭局,同一个小区中的人们收入可以相差数十倍甚至上百倍,为数众多的不幸"落伍者"在生存底线上下沉浮的时候,我们相当确信,中国现实中贫富悬殊已经极具爆炸性,它远远不是冷静客观的吉尼系数可以描述,它正在展开的,是一场规模宏大的历史活剧。有必要询问:中国人20多年创造的财富究竟跑到哪里去了?

  有理由相信,中国在1990年代尤其是1990年中期之后出现了严重的分配问题,而这个分配问题的性质已经与改革前期截然不同。这就是说,从这个时候开始,中国的经济分配已经呈现出明显的零和博弈现象。中国经济学家特别喜欢用帕雷托改进来描述中国改革,但实际上,这个令人愉快和怀念的时光已于90年代中期嘎然而止。当人们仍然沉浸在改革初期代给我们的历史幻觉之中时,中国改革和经济增长已经为一种新的逻辑所取代。这个逻辑就是,一部分人财富增长是以另外一部分的绝对损失为代价的。这与我们1990年代中后期所观察到的现实相当吻合。在这一时期,一部分中国人的生存状况开始在绝对水平上恶化,但非常不协调的是,在这一时期,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富豪也不断涌现。这表明,部分中国人不仅被排除在经济增长的果实之外,而且还受到了蓄意的剥夺。

  检视1990年代中国的财富流向,中国的贫富分化实际上有迹可寻。这首先表现在财富从农村向城市的转移。与毛泽东时代通过统购统销,人为压低农产品价格对农民实施的剥夺不同,改革时期农村财富向城市的转移主要是通过以下三种途径实现的。一是深入农村基层但实际上代表城市利益的官僚体系对农民所进行的收刮,这一点由于各种发生在中国农民身上的残忍事件已经广为人知。但事实上,在财富由农村向城市转移的过程中,这种最为著名的剥夺却可能是最不重要的剥夺。第二种途径,则是通过对流入城市的民工实施制度性剥削来实现的。通过对数量庞大但政治权数几乎为零的农民工实施制度性剥削(压低、拖欠工资、户口限制、子女教育歧视、公共医疗的不平等分配等等),城市获得的财富数量相当惊人,有学者估计,仅仅压低工资一项,城市地区就从农民工身上每年卷走财富4400亿。在中国吸收农民工最多的房地产行业中,劳动力成本在总成本中所占的比例出奇的低,就是这种财富转移的一个力证。财富有农村向城市转移的第三种途径,是通过对农民土地权利的剥夺来实现的。这种财富转移一直存在,但从1990年代后期开始加剧,在最近几年中,随着城市化进程的突然提速而进入高潮。城市化和工业化带来的一个直接后果是土地的巨大升值收益,这本来是中国农民融入城市化进程的一种巨大的潜在资本。然而,在现行农村土地征用制度下,城市当局可以用极低的价格从农民手上征用土地,然后高价出手,其中差价可以达到几十倍之多。中国国土资源部一项调查说,在浙江省上虞市,"2000年土地出让收入为2.19亿元,其中征地补偿费只有591万元,仅占卖地进账的2.7%。"有资料估计,近三年来仅此一项,城市就从农民手中取得9300亿元。

  而这些土地收益除了被官僚体系中饱私囊之外,全部流入了中国农民完全无权享受的城市基础建设之中。如果将历史时期拉长到整个改革开放时期,通过土地流入城市的财富就更加惊人,统计表明在近20年以来,农民承包地被征用的数量达到9800亩,以每亩地农民被剥夺财富10万元计,那么近20年,农民光通过土地征用被剥夺的财富就接近10万亿。这个数字远远超过改革前23年通过"剪刀差"从农民那里剥夺的8000亿。不过,中国农民的损失不是用静态的数字可以衡量的,因为这实际上是关闭了中国农民进入现代化的大门。完全可以预料,对农民工的剥削以及对农民土地权利的剥夺,将是未来农村财富向城市转移的主要形式。作为中国弱势农民所拥有的要素,剥夺了农民劳动力权利和土地权利,也就彻底剥夺了农民在未来市场活动中最重要的两种潜在资本。这就从根本上将中国农民排拒在经济发展的果实之外。而这一剥夺可能导致的更加危险的后果在于:它剥夺了中国农民以主体身份(而不是客体)参与现代化的可能性。这等于人为的制造了一个庞大的社会底层。在这个意义上,后面两种隐蔽的财富转移要比第一种形式远为紧要。因为在现有制度安排下,这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尤其是土地的丧失),换言之,农民的财富损失可能是永久性的。

  有受损者,就一定有受益者。这两年,夹杂在"经营城市"的喧嚣之中,某某或某某的朋友突然成为亿万富翁的故事又开始绘声绘色的流传起来,其中大多数都与土地投机相关。这与1992年之后的市井故事具有结构上的相似。与此对应,中国城市中又出现了一次高温度的繁荣。不过,深入在这背后的土地故事,我们就不难了解这种城市繁荣是建立在什幺样的基础之上。

  中国的贫富悬殊首先表现在城市与农村贫富悬殊上。这种差距在1978年到1984年的短暂时期一度缩小,不幸的是,这个短暂的历史现象将中国改革者麻醉了长达20年之久。与中国众多改革者们的想象不同的是,改革之后财富在农村与城市之间的转移实际上幷没有停止,而是以更隐蔽的方式、更大的规模、更加迅疾的速度在持续进行。知道这一点,我们就丝毫不会对中国城乡差距持续刷新世界之最的事实感到惊讶了。

  长期以来,中国的政治领导人为缓解城乡差距做出了不少的努力,但这些措施基本上都是短期性的治标之策。2004年之后,中国各省政府纷纷推出减免农业税的试点,以提高农民收入,降低城乡差距的爆炸性。但诚如我们上面所分析的,这幷不能消解中国农民人力被剥削、土地遭剥夺的困境。2004年10月,中国四川省汉源县发生中共建政以来最为严重的农民暴动事件,其起因就是土地问题。我们不能确定,具有明显古典"农民起义"性质的汉源事件,是不是预示着农村土地财富转移过程已经进入了白热化的时期,但它的确将这个问题上升到了一个相当紧张的高度。如果不能将土地升值收益以某种形式(例如以各地方政府的卖地收入成立土地基金)转换为农民的投资,从而在根本上解决农民在现代化中的主体性问题,中国的城乡分配差距在未来十数年中将长期处于燃点状态。

  二、向市场阶级寻租

  财富在城乡之间的转移只是造成中国贫富差距持续扩大的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原因是,财富在多数人和少数人之间的转移,或者说财富从社会不同阶层向官僚利益集团汇聚。这主要通过以下几种形式完成。一是官僚利益集团对市场阶级的剥削。改革以来,由于市场化将绝大部分中国人口卷入其中,形成了主要依靠市场交换获得收入的庞大人口,我们姑且将称之为市场阶级。正是这个阶级创造了中国改革以来的绝大部分财富。然而,这些财富中的相当部分却流入了官僚利益集团的口袋。

  以北京的出租车行业为例。有记者曾经计算过,如果北京的出租车司机按照中国现行《劳动法》规定的时间出勤,每月收入约6450元,但其成本却达到7000元,这意味着出租车司机工作一个月下来,不仅不能盈利,还要倒贴550元。如此,为了维持生存,出租车司机唯一的办法就是"自愿"延长劳动时间,"今天拉10趟,明天就拉11趟",以至于北京出租车司机的每天工作时间普遍在13小时以上。基于这个原因,有人将出租车司机比喻称"现代包身工"。那幺究竟是什幺让出租车司机们沦落为"现代包身工",简单的答案是成本。然而,在北京出租车司机的7000元成本中,"份钱"却占到了4800.而在这4800元的"份钱"中,出租车公司及其相关利益者获得的特许权收益(净利润)达到3300元之多。很清楚,这种特许权利润流向了围绕出租车管理部门以及出租车公司所形成的利益集团手中。"份钱"的确是一个相当形象的名词,它象征着官僚利益集团特许人们进行市场活动所收取的那一份租金。有人曾经计算:北京近20万出租车司机每年要为官僚利益集团创造特许收益261.6亿元利润,而他们所获的工资则仅仅为60亿左右。这种劳动力收益与特许权收益的对比,无疑是触目惊心的。

  这种对市场阶级的剥削不独于北京,也不独于出租车行业。另外一组资料可以从宏观上印证这种深重的剥削。根据仲大军先生一篇文章提供的资料,在2002年中国10万亿的GDP中,"城乡居民分得5.6万亿元,而其中工资总额只有1.2万亿元,其余的4.4万亿元都是通过非正式的分配渠道流入个人手中的"。这本来应该分配给劳动者但却流向了少数人群的4.4万亿中,有多少是属于上述北京出租车行业的特许收益,我们不得而知,但肯定不是一个小数目。劳动收入阶层的收入与"其它"收入如此悬殊,难怪有人直指,中国存在一个负价值的白领阶层。白领是一个打击面相当宽泛的说法,在中国,这个负价值阶层更准确的称呼应该是官僚集团及其市场代理者。

  在中国西部的四川万源市——一个每年财政赤字高达1.6亿元的贫困县级市,官方为了举行一场所谓"纪念万源保卫战胜利70周年"的演出,竟然集资2000万元。所谓集资,不过是以红头文件的形式强行向下摊派价格奇高(最低150元)的门票而已。在这个贫困县,普通公务员的工资不过区区400多元,而在这次演出中出场的一位明星获得的酬金却达到42万元之多。在这个案例中,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财富士如何通过政府权力向少数人手里集中的。

  像上述北京出租车行业的市场特许权收益以及万源的集资演出等等案例,虽然纯属敲诈勒索,但毕竟是"半合法"的。相较于此类对市场阶级的"半合法"剥夺,财富向少数人转移的另外一个信道则要赤裸裸得多,这就是在中国泛滥成灾的官员腐败。有学者估计,自从1990年代以来,中国官僚利益集团及其代理者每年所获得的法外的"腐败收益"高达1万亿左右,占到GDP的10%以上。与上述对市场阶级的直接剥削不同,腐败收益主要是通过对国有存量及流量资产的侵吞,通过对财政资金的巧妙贪污,通过对属于社会公众的银行资产的盗窃而来。这种腐败收益是通过"负性"的政治机制来实现的,而其代价则表现为"中性"的银行坏帐和日渐深重的税收负担。2004年,仅181家中央企业申报核销损失就达4000亿之巨,占中央企业净资产的10%以上。毫无疑问,这些在企业损益表上表现为损失的财富相当大部分已经转变为某些特殊利益集团的个人收益。在中国,各类"化公为私"的技法虽然层出不穷,但大多是打着改革的旗号出笼的,以至于有人愤激而讥称:"改革即分赃"。对于此类假改革之名行分赃之实的手法,大多数人早已了然于心。需要指出的是,当权贵们的盗窃和抢劫在事实上合法化的时候,社会财富迅速向少数官僚上层汇聚,就是一个难以避免的后果。

  在解释"中国人为什幺勤劳却不富有"这一问题时,华裔学者陈志武先生的回答是:中国现存制度设置了高昂的交易成本。我们在上面所讨论的北京出租车行业的案例是这个解释一个非常贴切的例证。不过,陈先生的观察中遗漏了一个重要的现象:幷不是所有的中国人都勤劳而不富有。事实上,部分中国人的富有已经达到让发达国家都瞠目结舌的程度。在美国,在澳洲,来自中国大陆的神秘富豪在置业时一掷千金的故事早已不是什幺新闻。一位在华尔街顶级投行服务的朋友曾经告知,一位自称"没有什幺钱"的中国大陆客户一次拿出的理财金额是1000万美金。这给这位去国多年见识过不少发达国家富人的朋友留下了极其深刻甚至是具有震撼性的印象。如果说,大部分中国人的贫穷是因为制度为他们设置了昂贵的交易成本,那幺同样的道理,少部分中国人的速富则是因为制度让他们的交易成本降低到了几乎为零。进而言之,中国的官僚利益集团一手为中国市场阶级的交易活动竖起了高高的壁垒,另一手却放任和鼓励内部人进行盗窃和抢劫(在科斯的世界里,这实际上是交易成本为零的一种至高境界)。这无疑是科斯定理在现代中国一种最具有黑色幽默意味的演绎。一边是交易成本为零,另外一边则是交易成本高昂,在这种不平等的条件下,中国不出现急剧扩大的贫富鸿沟那才真是咄咄怪事。在中国,少数人贪索敛聚,富可敌国的故事几乎每隔一段时间就要上演一回。今天,当中国人自以为自己的时代充满了现代性的时候,我们却从那一扇从未封闭过的后门回到了过去。

  三、宁赠友邦

  在一次会议上,有一位公司领导人向新加坡总理吴作栋发问:"中国的一些城市提供免费的水电给外国投资者,新加坡政府能否在地产出租和水电费方面也同样给予一些减免?"吴作栋的回答非常干脆:"我们不能进行这种以提供不计经济回馈为基础的竞争。假如我们要求新加坡能源公司提供免费的水电,新加坡能源公司从哪里取得资金?它会向政府拿钱。然后,我们再和另一个人在很不经济的基础上竞争,最后,我们就破产了。"吴作栋强调说,"政府必须计算过后,使竞争在一个可行的长远的基础上进行。"

  与吴作栋的"吝啬"相比,中国的政府官员就要显得阔绰和大方得多。

  在中国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资活动中,贱卖土地(几乎相当于白送),减免税收直至水电增容费用的免收,已经成为各地政府竞相使用的手段。这颇有点像货币的竞争性贬值过程。甲市将开发成本20万元的土地以每亩5万元卖掉,乙市就可能以3万元卖掉。在中国某城市,地方政府甚至以"优惠政策是推动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为口号。当有记者问该市领导"优惠政策有没有底线?"时,这位领导的回答与吴作栋总理的回答同样干脆:"没有"。

  两种回答虽然同样干脆,但却将那位中国地方官员的荒唐衬托得一览无余。不过,放在中国的具体背景中,这位官员的荒唐却是一种理性行为。因为对于这位掌握了辖区土地控制权的地方官员来说,土地是一种无价格的要素,却是毫无价值的东西,是一种毫无价值的"闲置资源"(至于为什幺会这样,则是一个需要篇幅讨论的问题,在此不赘),但如果卖掉,哪怕再廉价,土地价值就进入了核算体系,就能导致GDP的净增加,然后引进投资,又可以增加一次GDP.这样算起来,廉价卖地甚至白送,就是一桩合算的买卖。不过如此一来,流进来的是短期的GDP,流出去的则是真实的财富。很难确切的计算这种以"优惠政策"的名义送出去的财富,但考虑到中国一年6~700亿美元的FDI,数目恐怕相当惊人。按照摩根斯丹利的经济学家谢国忠先生的测算,这些优惠政策所带来的财富损失相当于人民币升值20%。送出去那幺多土地,土地自然就越稀缺,国内居民用于住房的土地价格自然就越是高涨;送出去那幺多税收,加诸于国内居民的税赋自然就越重,贫困阶层的社会保障和福利的资金来源自然就越少。在中国的政治现实中,很容易推论,任何财富流失都将最终传递给中国的弱势阶层。

  除了对"友邦"的直接馈赠之外,中国向外输出财富的另外一个通道是对"家奴"的出口。在持续增长了26年之后——据称这是世界经济史上最了不起的经济奇迹之一,中国的劳动力工资水平仍然只相当于美国和日本的1/50.经济学家们几乎众口一词的将此理解为中国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所谓比较优势,但大量来自中国出口工厂中的新闻报道则证实:这种所谓的比较优势实际上是一种可以自由使用奴隶的比较优势。据《华尔街日报》记者王必得(PETER WONACOTT)发自中国南部的一篇报道称,在那里的一个中国出口工厂中,许多工人每天经常要工作18个小时,而他们每月的工资起薪仅仅为32美元,这甚至比当地极不人道的最低工资标准还要低40%。显然,无论与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相比,还是与出口产品的总成本相比(劳动力成本经常只占出口产品总成本中的10%),中国的劳动力价格都被严重低估了。不管这种低估的原因是什幺,严重低估的劳动力价格都意味着财富的巨大流失,对中国这样一个出口导向型的经济体而言,就尤其如此。生产越多,出口越多,财富流失越大。无法估计中国由于劳动力价格低估所造成的财富流失,但以中国现在每年5000亿美元左右而且还在不断增长的出口规模来看,这个流失不仅巨大还会越来越严重。人力资本之所以是一种最重要的要素,乃是因为它是可以重复使用,最能动的要素。如果将"人"贬低为一种自然资源(甚至"贱"于自然资源),并作为一种值得炫耀的"比较优势"加以出口,不仅是一种最大的财富流失,也意味着这个经济体长期竞争力的丧失。从历史的常识出发,我们似乎从来还没有看到过那种依靠虐待本国人民就能够发达起来的国家。然而,问题的诡异之处在于,这种以财富流失为主要内容的外向型经济,似乎正在成为中国经济得以正常运转的一个决定性条件。这很可能说明,无论在经济结构上,还是在要素有效率的组合上,中国都已经出现了严重的障碍。引进外资、加大出口,在中央政府那里是一种国家战略,而在地方政府那里,则成为扩张地方财政能力和创造政绩的最快捷手段。在整个改革时期,只有在外向型经济方面,中央和地方始终保持着高度一致。两股力量合在一起,终于使这个战略扭曲到不计成本的地步。

  四、锈蚀的团结

  在经过26年的改革之后,中国虽然形成了以一个以市场交换为主导的财富创造机制,但具有强制性分配能力的政治结构却纹丝不动。与计划体制相比,市场机制的财富创造能力成级数放大,于是,传统政治结构所导致的财富分配差距也就同步呈现级数放大效应。这毋宁是说,中国的政治体制不仅没有阻止贫富分化,而且主导和加剧了这种分化。这实际上是中国1990年代后期以来贫富剧烈分化的内里乾坤。

  19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由旧式政治结构主导的"新"的分配机制趋于定型化。我们现在看到的,只是这个机制初步发作的社会后果。也就是说,今天中国愈演愈烈的贫富分化不是一个阶段性的偶然现象,而是一种体制化的结果。在这种体制中,那些被排斥在正式的政治分赃结构之外的庞大人口,随时都有可能被抛离于游戏之外,而这个体制为他们设置的"保障"竟然是一种仅仅能(甚至不能)维持简单再生产的标准。中国各省设立的所谓"最低保障线"实际上就是这样一种近乎残忍的标准。如果中国的政治领导人以及精英阶层继续对这种危险的社会分化熟视无睹,一遇天灾人祸或者经济危机的洪流,中国庞大的底层人口将径直被驱赶到只能铤而走险的生存绝境。事实上,一个社会贫富分化的危险性从来不在于富人有多富,而在于穷人有多穷。当有人一点都不脸红地吹嘘自己在扶贫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的时候,中国为穷人确立的贫困标准竟然是每年每人收入637元到882元。这个标准只是世界银行每人每天1美元标准的1/4左右。撇开世界银行的这个"国际标准"不谈,任何在中国生活过的人都可以想象,一年

  637元到882元的收入,离饿死还有多远?而这正是当今中国贫富问题最为凶险之处。在中国的都市人口及上层精英那里,经济繁荣不但习以为常而且理所当然,但在那些主流媒体看不见的底层那里,生存危机却无时不在,随时都可能不期而至。分化至此,这个社会实际上已经非常脆弱。不幸的是,这个社会的主流却仍然生活在"繁荣永无止境"的幻觉之中。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中国的贫富差距已经达到极其险恶的程度,并且马不停蹄地不断刷新经济史的记录,中国经济学家邹恒甫甚至转引民间调查机构的数据认为:"考虑到高收入家庭有隐匿收入的倾向,有些民间调查机构甚至认为目前中国的基尼系数已达0.59."按照一般的标准,0.4以上的基尼系数就属于分配极不平等的国家,中国0.59的基尼系数很可能意味着一部分人已经陷入人间地狱般的身存灾难。对于亚洲的经济奇迹,克鲁格曼先生曾经有形象的描述:亚洲的奇迹主要是靠汗水而不是靠灵感创造的。如果这个说法的确是准确的话,那么以血汗浇灌中国经济神话的"汗水阶层"应该是最大的受益者。然而,结局却非常讽刺,他们获得的回报被压缩到了仅仅能维持简单再生产的最底线。

  更加值得我们警惕的是,中国的贫富悬殊正在以代际的形式向下迅速传递。位于中国城市武汉的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一名贫困女生,2004年一年的饭卡消费记录只有8.35元。在长达两年的时间之中,没有人发现这位女生是以捡剩馒头才能勉强度日的。这个故事曾经震惊了许多人。然而,这个看上去似乎十分极端的故事并不孤单。有资料披露,从1998年到2002年的四年间,中国首都某大学月生活费低于150元的贫困生的比例从16%激增到41%.作为新一代人的一个抽样群体,大学生中的贫富差距不仅反映了1990年代末期以来整个中国社会贫富差距急速扩大的现实,也是对中国社会未来阶级图景的一种勾画。如果这个趋势持续下去,那么未来的中国社会将肯定不是变得更加理性,更加温和,而是更加暴烈,更加激进。

  中国的严峻的贫富悬殊问题,并不仅仅只是在危机时刻才会显示出它的政治打击性,经常的情况是,它只是给一个脆弱社会结构的最后一击。而在这之前,它往往会以一种不那么具有爆炸性的经济形式表现出来。在中国,它就是消费能力的长期低迷。自从19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经济长期为"原因不明"的内需不足而深感困扰。表现在宏观上,则是消费率长期低于正常水平。更为反常的是,中国的消费率不仅没有追随经济发展而提高,反而不断显著下降。到2003年,中国的消费率已经下降到只有55.4%的超低水平。这个数字不仅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80.1%,而且也远远低于发展阶段相似印尼、菲律宾等国。现在,那个"不明"原因终于开始浮出水面,许多人开始恍然大悟:中国内需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源自于中国财富分配的严重不公,源自于中国存在着一个庞大的几乎没有消费能力的底层社会。这个在改革时期创造了最多财富的底层,被不由分说的剥夺了应得的份额,成为在消费上无足轻重的阶级。

  在一个国家,当GDP的1/4供养着99%的人口,而1/3的GDP却被仅仅1%的人口占有的时候,这个国家低得离谱的消费率就不是什么难以索解之谜了。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逆向异动的服务业比率(这个比例在2003年是33.1%,只有世界平均水平64%的一半左右)也就很好理解了。因为穷人是消费不起什么服务的。对于中国低迷的内需和畸形的经济结构,一向喜欢发表惊人之言的中国学者王建解释到:"中国从产值比重的特征看已经是人均3000美元GDP的国家,但是从劳动力和农村人口比重看,还是典型的人均500美元以下国家的特征。产值比重代表社会供给能力,而劳动力比重则代表购买能力,如果社会的产出能力已经可以满足人均3000美元国家的需求,而人口的主体还在农村,只能吸纳人均500美元的产出,社会的总供给与总需求就始终面临着巨大的供求差距"。王建虽然将这个问题表述为更具有中性色彩的"就业结构和产值结构的矛盾",但在我们看来,它与收入差距指的几乎就是同一回事。在这里,人们可以看得非常清楚,分配结构的失衡在先,消费率的低迷在后。分配结构决定了消费结构。在如此低迷的消费率之下,要想维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便惟有像吸食鸦片一样地不断提高投资率(包括不计成本地吸收FDI)。这进一步扭曲了投资和消费的比例关系。而提高投资率虽然能够在短期内维持速度,但会形成更加庞大的过剩产能,而为了推销这些过剩产能,就只能以剥削本国下层人民以及掠夺本国自然资源为代价,用极其低廉的价格向国际市场倾销。这又加大了中国经济对外部市场依赖程度。可见,中国目前建立在畸高投资率,畸高外贸依存度基础上的经济增长,实际上是一个极其脆弱的恶性循环过程。而其总源头,则是中国国内财富分配的极端不均衡。换句话说,中国怪异的产业结构不过是中国国内异常分配结构的外在表现。显而易见的是,中国主要以政府主导的高投资率已经被推至极限位置,低劳动成本以及剥削本国自然资源和环境的所谓比较优势也已经被挤压至极限位置(中国2004年几乎是一夜之间突然发生的"民工荒"现象说明的就是这个问题),这提醒我们,持续了20多年的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在一片喝彩声中正在迅速冲击它的终点。而最近两年中国经济令人诧异的强劲表现,很可能就是这种模式盛极而衰之前的最后一缕光芒。深刻而痛苦的经济调整近在眼前。然而,正如我们已经揭示的,在中国,这种经济调整将首先意味着作为源头的分配结构的调整,意味着与分配结构共生的政治结构的调整。没有这种调整,中国经济结构就很难有实质性的调整。在20多年的改革中,中国的分配结构按照官僚集团的政治"意愿"被不断深化,已经相当体制化。对这种分配结构进行外科手术,无异于又一场革命。近20年来,中国的政治领导人在各种场合不断发誓,要调整中国的经济结构。但无论从产业结构还是从增长模式来看,他们非但没有取得任何进展,而且让中国经济深深的卷入了一种无法退出的结构锁定状态。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还远远没有理解这样一个隐蔽的线索,即:在相当程度上,政治结构决定了分配结构,分配结构决定了经济结构。严重的贫富悬殊以及由此引起的经济结构畸形只是政治不平等经过一连串中间过程之后,所呈现出来的最后结果。当现存的经济结构无法支持进一步的经济增长的时候,经济对政治的倒逼效应就会开始。这种倒逼效应是以激烈还是以温和的方式展开,则取决于政治结构的适应能力。在这一点上,我们无法乐观。

  严重的分配问题不仅仅从经济结构上扭曲着中国经济,也同样从动力上瓦解着中国的经济增长。20多年以来,中国的主流经济学杜撰了一个非常牢固的谎言。他们将平等和效率描述为一对天生的敌人,言之凿凿地认定,平等会导致效率损失。仿佛平等多一点,效率就会少一点。这个可疑的理论假设不仅非常流行,而且被官僚权贵们蓄意解释成,只要是效率的,那么抢劫和盗窃就是应该允许的。它甚至被含蓄地推倒了这样一个极端:不平等是经济增长的条件。按照这个逻辑,为了达到经济增长,我们不仅应该容忍不平等,甚至应该主动地去制造不平等。然而,早在四十年之前,缪尔达尔就在《亚洲的戏剧》中断言:"均等化的增加将比在西方国家更多的帮助发展,而不是阻碍发展"。而中国学者秦晖也曾经以中国早期农村改革为例证,雄辩地证明过,公正和平等是经济增长的巨大动力,是中国早期农村改革之所以成功的关键秘诀。事实上,凭借常识,我们也能够推论:一个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游戏规则一定会比一个建立在不平等基础上游戏更具有效率。其中道理非常简单:平等可以增进信任,信任可以促进合作。没有潜在的基本信任作为基础,合作不可能,竞争也不可能,甚至连社会本身都不可能,更遑论从这种竞争或者合作中取得效率了。抽去了正义,一个社会就从核心处被抽去凝聚力,被抽去了团结。如果大多数社会成员不能从他们置身的那种秩序中获得他们认为基本公平的回报,他们就不可能信任这种秩序,而当他们不信任这种秩序的时候,这种秩序就绝对不会是有效率的。除非他们受到了某种强制。而强制的秩序,不管是计划形式出现的,还是以某种受到操纵的市场形式出现的,都不可能表现出长期的效率特征。相反,它所激发出来的破坏性则可能是长期的。在中国,严重的贫富悬殊和无处不在的政治腐败所培育的,正是这种对社会信任具有毁灭性的阴暗文化。这种文化足以消解任何一种合作或者竞争秩序,从而使它们趋于无效。在当今中国社会,对在改革中确立的竞争和合作秩序的普遍不信任情绪正在广泛蔓延,逃避、消解、抵抗这种秩序的现象随处可见。就此而论,中国的经济增长动力正在从最基础的源头上遭到瓦解。令人奇怪的是,当严重的不平等已经将中国社会锈蚀、离析到如此地步的时候,"中国经济还可以高速增长20年甚至50年"的高谈阔论却仍然在被四处传播,我们很难理解,这些"中国奇迹"的传教士们的信心究竟从何而来?

陈鸿仪:道德不是万能的,没有道德是万万不能的

  最近由三鹿毒奶粉引发的奶品危机,震惊中央和国人, 也震惊了全球。联想起以往频频曝光的不胜枚举的有毒食品和伪劣商品,以及有权的人贪污受贿、腐化堕落和无权的人坑蒙拐骗、偷盗抢劫的事件,乃至时有披露的政治和经济的丑闻,人们不禁要问:我们的社会怎么啦?虽然我们的经济发展了,生活提高了,政治也有了一定的进步,但是人们并不感到踏实,因为我们的生活缺乏安全感,隐患无处不在。这一切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的道德滑坡了,或者直率地说道德堕落了,社会道德的底线被突破了。道德滑坡问题曾经有过争论,但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否定并掩盖了。现在如果再不正视这个问题,再不重塑和建设我们的道德体系,不但不能建设一个安宁而和谐的社会,而且我们每个人都将成为受害者,我们的当政者也将成为历史的罪人。这绝不是危言耸听。

  有人曾戏言,钱不是万能的,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 我以为这样说也许更恰当:道德不是万能的,没有道德却是万万不能的。为什么?道理很简单,实践也已经作出证明。因为人是活物,有生理需求。生理需求与生俱来,是一切生物的本能,只要是人,谁都希望自己的生活尽可能的舒适、惬意,于是生理需求决定了人的本性是自私的,恶的。为了社会的安宁和和谐,必须对恶的人性加以约束。怎么约束?办法是两个:法律和道德。西谚说:人是半兽半神的怪物。法律就是约束人的兽性的,而道德则是帮助人具有"神性"即美好的品性的。不过法律是外在的硬约束,它不但冷漠无情,而且执行的成本也很高。(这一点往往被人忽视而不计,需要强调一下。且不说我们有多少政府管理人员,只要看看满大街的警察、保安、城管和清洁工,他们从事的只是防御和善后工作,如果我们大家都遵纪守法讲道德,他们中的大多数就可以去从事实质性的生产活动,这一进一出该消耗或增加多少社会财富?)再说,即使法律再严密,也会有疏漏,宵小之徒干坏事,也总抱有侥幸心理,事后查处和弥补,有的损失,如受害人的生命,不可再生性的资源等也无法挽回了。如果我们能够运用道德这个软约束,让道德修养成为每个人的精神需求,自觉约束自己的言行,自觉遵纪守法,我们的社会该会是多么的安宁、和谐和美好。遗憾的是,我们的道德滑坡了,相当多的人已经没有道德观念,使我们生于盛世却有乱世之感。过去,我们既要愁吃愁穿,又要担心什么时候被批被斗;如今,经济状况是有了改善,但是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被偷被抢,什么时候会被骗被刷,什么时候又会吃了不合卫生要求的甚至有毒的食物和用了不合格的药品,还有什么广告和商品可以相信,整日提心吊胆,惶惶不安,安全都无保障,遑论和谐?这样的现状若是再不积极地及时地加以改变,不但当政者将成为历史罪人,我们每一个人也逃脱不了自己的社会职责。

  怎样重塑和建设我们的道德体系?下面我谈一些粗浅的认识,供大家批评。

  一、经济是道德的基础,发展经济能保障道德习得的养成。古人早就说过:饥寒起盗心;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不过发展经济必须公正而有序,分配财富必须公平而透明。否则,地区差距不断扩大,行业收入十分不公,贫富差别日益悬殊,经济的富裕反而会加速社会道德的滑坡。当今一些暴富人群的骄奢淫逸,公职人员的堕落腐化,极大地败坏了社会风气。其实富裕了,更需要用道德约束自己的,更不能忘记"富贵不能淫","生于忧患,死于安逸"的古训。

  二、国家领导人和各级党政领导,不仅是杰出的政治家,精明的管理者,也应该是道德的楷模和垂范者。西方民主国家对其领导人的道德要求是非常严格的,稍有绯闻,立即会遭到质询并下台,更不用说政治和经济的丑闻了。有人会说:克林顿出了"拉链门"事件,不是还当总统吗?原因当然很复杂,不过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克林顿坦然承认了错误,并勇于改正,因为诚实是人最重要最可贵的品质之一。正是这一点,克林顿获得人们的谅解和信任。  但是克林顿从此雄风顿减,个人魅力大不如前。所以,对于领导人,我们一定要求德才兼备,决不能有半点含糊。为了实现这个目标,领导人必须公推公选,并时刻置于公众的透明的监督之下。

  三、一个社会应该有一批道德标杆和中坚,这些人就是公务员、司法工作者、记者、作家、教师、医师、企业家和演艺明星,他们必须具有良好的社会公德,以及师德、医德和艺德等职业道德。如果这些有公职、有文化、有地位的人群都见利忘义,放松对道德的自律,那这个社会一定乱了套。然而我们的现状是令人堪忧的,我们决不能等闲视之。其实大而言之,社会的每个从业人员都应该坚守自己的职业道德,否则,不知什么时候你自己就会成为受害者。上个世纪50年代匈牙利有部影片《废品的报复》,讲的是一个不负责任的缝纫工,凑巧购买了自己缝制得很马虎的衣裤,他穿上新衣裤参加周末舞会,结果在女友和大众面前出尽洋相。影片的有力嘲讽,主角的尴尬窘相,观众的捧腹大笑,令人记忆犹新。所幸的是主角不过是掉了纽扣,绽了腚线,出点洋相,如果是吃了有毒食品,有生命之虞,我们还笑得出来吗?羼三聚氰胺的人是不吃自己的奶的,如此昧良心,就不仅仅是道德问题了。假如社会的从业者都不讲职业道德,我们真不知如何面对生活。职业道德或者说整个道德体系的核心是什么?是诚信。可以不客气地说,当前我们社会的最大危机就是诚信的缺失。任其发展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四、进行道德建设最省力最有效的途径是抓好各级学校的道德教育,尤其是中小学,即从孩子抓起。问题是我们的教育方针虽有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一说,但实际上是智育挂帅,智育第一。为了提高升学率,智育可以冲击一切。在学校里,只要成绩好,一好可以掩百丑,为了学校的功利需要,教师甚至可以为成绩好的学生作假,影响之坏毋庸赘述。因此教育改革刻不容缓,尤其是德育教育一定要落到实处,要有具体的措施,要有一套完整的道德修养的教材,教师对学生的思想教育工作,不要就事论事,要提高到培养学生的道德意识上来。特别要强调的是校长、教师和家长必须是学生的道德榜样,一定要起表率作用。表里不一,言行背离的人是不能为人师表的。

  五、进行道德建设最生动最有力的工具是文艺作品和影视戏剧,寓说教于生动活泼的形象之中是人们最乐于接受并潜移默化的。因此作家和艺术家们不要忘记自己的社会职责,要努力创作好作品,赞颂真善美,鞭挞假恶丑,为道德建设尽一分力量。作品是要流传于世的,历史会作出公正的评判。令人遗憾的是我们的文艺现状不容乐观,在市场化商业化的运作下,有的文艺家迷失了方向。这不是市场化的错,正好说明我们的道德建设不力,使有些人失去了应有的定力。当然文艺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不是一两句话可以说清楚的,这里不过是寄托厚望而已。

  六、要实事求是地深入地检讨我们过去的思想教育工作。我们党历来重视思想宣传教育工作,效果如何,有目共睹,不敢妄议,但是有几点是大家清楚的。

  1、过去我们的思想工作是为政治斗争的目的服务的,重点并不在进行道德建设。相反的,历次的政治运动都是对以忠孝仁义礼义廉耻信为内容的传统道德的冲击和批判,然而以斗争哲学为核心的所谓共产主义新道德并未能建立起来,致使老年人无法适应,青年人无所适从,陷于概念混乱,道德真空之中。

  2、大多数思想工作者是政治斗争的勇士,并非社会道德的楷模,他们之中不乏有人说的冠冕堂皇,行的男盗女娼,言行背离的后果只能是使人感到受骗上当,从而更加逆反。

  3、道德标准定得太高。一讲道德,就要求舍己忘身,忠于领袖忠于党。做工作要忘我,要奋不顾身,要自我牺牲;为人民服务要全心全意,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对自己要斗私批修,狠斗私心杂念一闪间;对敌人要冷酷无情,不屈不饶,斗争到底。树立的榜样是雷锋、张思德、刘胡兰、黄继光……都是光荣牺牲的烈士。这样的标准不是一般人能学习能企及的,于是宣传、号召和学习往往流于形式,走过场,一风刮,然而更坏的后果是人们迫于政治压力,会上口头说的是一套,会后实际做的又是另一套,人人都被逼成了虚伪的两面派,道德的沦丧也就是必然的了。

  七、制定合理的道德规范和标准,这个标准人人应该做到而且能够做到必须做到。制定标准的目的是要实施,因此一个合理的标准应该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必须做到,否则就有害;二是稍作努力就能够做到。如果大家都做不到,这个标准也就没有实际意义。我们对人们的道德水平应该作什么要求呢?我们不妨回顾一下历史。我国是礼仪之邦,统治我国社会二千年的儒家思想历来也十分重视个人的道德修养,但是结果如何呢?稍微翻一翻历史就可以知道,真君子少而伪君子多。原因何在?标准太高也。理学家提倡"存天理,灭人欲",如果把"人欲"理解成人的生理需求,"灭"掉这个"人欲",这又有谁做得到呢?根据人的本性,社会的实际和历史的教训,我们可以把道德分为四个层次:大公无私,舍己为人是第一等;先公后私,先人后己是第二等;公私兼顾,利人利己是第三等;损公肥己,损人利己是第四等。第一第二等是道德的高境界,是道德修养的方向,但并非人人都能做得到,尤其是终生如一日这样做。但是坚持第三等,反对第四等,这是必须做到的,也是一定能够做到的,否则我们的社会生活就不能正常运作。在道德重塑和建设的初级阶段,坚持第三等,反对第四等,可以作为我们的道德要求。这样,人人必须做到,可以做到,也乐于做到,全社会的道德面貌可以很快焕然一新。也许有人会说:"取法乎上,得乎于中。"如果把标准降低了,做不到岂不是更糟糕?如上所述,标准不在于高不高,而是一定要合理,标准过高了,脱离了实际,作不到也是枉然,甚至画虎不成反类犬,结果会适得其反,这样的历史教训早就摆在我们的面前。其实我提出的道德要求可以拿孔子的一句话概括:"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西方也有类似的提法,可见这也是先哲们的共识。如果人人都能把孔子的话当作日常行为的指南,我们就可以生活无虞。让人人做圣人,既是空想,也没有必要。至于损公肥己,损人利己,这是一定要坚决反对的,对这种人和这种行为,人人见了都应口诛笔伐,不让它有容身之地,违背社会公德而造成严重后果的还必须负法律责任。如是,我们的社会一定会安宁和谐。再打个比喻,第一等道德是海鲜熊掌茅台酒,第二等道德是大鱼大肉荞麦烧,第三等道德是青菜豆腐大米饭,第四等道德是受了严重污染的烂干菜。我们的生活可以没有熊掌海鲜茅台酒和大鱼大肉荞麦烧,没有了我们的日子照样过;但是我们不能没有青菜豆腐大米饭,否则我们就无法生存;至于受了污辱的烂干菜,我们不但要丢弃,而且要设法不能让污染再扩散。道理就这么简单。

  八、道德必须强调自律。道德的最大特点是自律,即自觉实践,道德的神奇力量就在这里,它的实践难度也在这里,这也许是我们的先哲讲究"慎独"的道理。我们的古人为了保护自然资源,提出"数罟不入侉池,斤斧以时入山林",古人曾自觉执行,如今却要依靠法律和行政力量才能做到,不信,请看看我们现在吃的带鱼有多大?据说新西兰淘波湖边的当地人,钓到鱼必定先量大小,小于一定尺寸的就放回湖中,这既是乡规,也是大家的自觉要求。还有一个更突出的例子,二次大战后期,德国有一群流亡者避难在黑森林边,严冬来临,需伐木取暖,但伐木需要政府的批准,时当战乱无法找到有关部门,这批德国人就硬是不砍一根树木,宁可活活冻死。为了表示纪念和崇敬,当地人给他们修了墓,立了碑。这个故事我们听来有点像神话,却是完全真实的。这样的民族这样的国家怎么不令人肃然起敬?我们要抓住道德这个特点,把道德当作一种信仰一样来崇敬来树立,把道德化为内心的需求,并从小加以灌输。道德一旦成为至高无上的信仰,人们的道德的境界自然就高了。

  九、道德建设的成败决定于民主政治的建立。道德很重要,但也不是万能的,更不是孤立的,经济是他的基础,法律是他的后盾,政治是他的保证。一般地说,在一个经济发展,法制完善,政治民主的社会,人们的道德风貌也一定是好的。这里我们特别要强调民主政治的重要性,只有政治真正民主了,人们才会有主人翁意识,才有可能积极提高自己的道德水平,才会努力去建设一个和谐而美好的社会。因此,政治的清明,既是道德建设的保证,又是道德建设的前提。如果政治腐败,人们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甚至朝不保夕,谁还会有能力去照顾别人,还讲什么道德不道德呢?反过来说,道德也是政治的风向标,是政治清明的试金石,从一个社会的道德面貌完全可以推测这个社会的政治状况。我国古代帝王有派遣官员下民间采风的制度,其主要目的就是了解自己的政治状况清明与否,有作为的帝王就会采取积极的措施。如今我国岌岌可危的道德现状向我们亮起了红灯敲响了警钟,各级领导亟需警惕和深入反思,加快民主政治的建设,积极推进各项政治改革,彻底清除腐败,已是刻不容缓的了!

  2008-9-21

2008年10月16日 星期四

张宏良:美国金融危机以及对中国的影响

  一,这场金融危机的性质

  1,危机的性质是信用危机。用预期收益向银行抵押贷款;银行再把贷款转让给证券公司;证券公司再打包成抵押债券,向投资者发行;金融机构再向投资者提供避险工具;避险工具再打包发行,形成违约掉期交易。这一系列的买卖完全是建立在未来预期收益的基础上,没有丝毫实际资产做基础,由于每个环节都具有收益,有收益就具有资本性质,就可以在资本市场上买卖,于是形成了庞大的虚拟经济。虚拟经济的预期是真实的,就没有风险,并且对于个体来讲随时可以变现为实际资本。如果预期收益是虚假的,信用资产就是纯粹泡沫,随时都会化为乌有。

  2,预期收益抵押贷款替代固定资产抵押贷款是人类历史上伟大的变革。固定资产抵押属于富人金融,因为穷人没有东西可抵押;预期收益抵押则属于穷人金融,穷人只拥有未来。可以说,与证券市场相联系的抵押债券、股份制和衍生金融工具等,是人类经济发展史上最伟大的创新,奠定了世界一体化的大同基础。股份制实现了资本社会化,实现了经济协调发展,实现了利益共同体,实现了无成本调节。衍生品市场把风险变成了可控产品和产业,让人们能够调节未来供求关系,在生产过程之外实现资源配置,避免了配置失调的资源浪费。所有这一切,都构成了大众经济的基本内容,并迫使社会开始向大众政治转变,是继农业革命、工业革命之后的人类历史上第三次伟大飞跃。

  3,这场金融危机是大众经济和现有制度发生冲突的必然结果。一方面就经济基础来讲,与精英统治制度发生了矛盾,大众预期和大众资金决定金融资产的变化,可是操控大众预期的却是不受约束的少数精英,现有的精英控制社会必然把大众经济变成了欺诈大众的经济。另一方面就经济管理方式来讲,与人类原有经济管理方式发生了矛盾。如同进入工业社会以后人们仍然用填饱肚皮的原则管理工业经济一样,现在人们仍然在用实体经济的逻辑来管理虚拟经济。当初农业社会的逻辑是只要老百姓能填饱肚皮社会就会稳定发展,进入工业社会后人们仍然沿用这个逻辑来管理经济,把老百姓限制在填饱肚皮的范围年内,压制老百姓的消费能力,结果形成了生产过剩危机。生产过剩危机迫使人们开始用供求平衡原则来管理经济。当信贷消费出现以后,信用本身就是在增发货币,把未来需求全部变成了现在需求,需求不再只是现实需求,变成了建立在预期收益基础上的需求,这就造成了需求的极度泛滥,特别是滥发美元加剧了需求的无限膨胀,为了避免滥发美元造成供求失衡,就创造了庞大的资本市场来买卖美元,目前世界货币的98%以上在用来买卖货币,而不是买卖商品。货币和信用的无限膨胀完全建立在未来预期收入上,当人们所能预见到的预期收入枯竭了,大量信用产品自然变成了纯粹的资产泡沫,金融危机也就爆发了。可以说,欧美国家近20年的高消费就是建立在透支的基础上,一是通过信贷消费纵向透支未来,二是通过滥发美元横向透支世界。主要是透支中国,透支了中国的资源,透支了中国的福利,透支的中国的收入,透支了中国的健康。从本质上来讲,美国等西方国家建立在金融重新基础上的虚拟经济纯粹是一种欺诈经济。

  4,金融危机爆发之猛烈是由价格决定供求的原理决定的。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不同,实体经济是供求决定价格,虚拟经济则相反,是价格决定供求。股票市场就是典型,价格一跌,人们就恐慌抛售,此时股票供给无穷大,需求就无穷小;相反,股价一涨,大家只买不卖,又会造成需求无穷大,供给无穷小。这就决定了摆脱危机也要依靠公众预期,只要大家预期明天会更好,所有金融产品就都会稳定。这就要求必须实行大众政治,要由公众直接管理精英管理政府。

  5,如同生产过剩危机是私有制的丧钟一样,金融危机则是精英统治的丧钟。本来股份制和金融衍生品市场是人类经济发展史上的伟大革命,可是在精英统治下却给人类带来的巨大灾难,如同工业社会本来是伟大革命,却给工人带来巨大灾难一样。比如预期收益决定价格,把时间纳入财富再分配过程,都是大众经济的伟大变革,可是在精英社会却变成了少数人掠夺大众财富的金融手段。站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角度来看同样如此,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必然会形成财富的统一分配,现代证券市场也为这种统一分配创造了条件,可是现在却成为少数国家透支世界多数国家财富的一种掠夺手段。大众时代与精英统治形成了越来越尖锐的矛盾,人类已经进入大众时代,仍然采用精英统治方法,必然会带来一系列的危机和动荡,虚拟经济本质上是大众经济,只有采用大众经济制度和大众政治制度,才是摆脱危机的唯一出路。这场危机是虚拟经济时代的第一场危机。

  二,这场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

  (一),危机的双重性影响。这次金融危机是世界历史转变的标志,站在世界历史的角度看,危机对所有国家特别是对中美2个国家具有双重性影响。

  就美国来讲双重性表现为:一方面如果处理得好,是金融产业的泡沫压缩,如同2001年纳斯达克暴跌形成的生物产业和信息产业挤压泡沫一样,泡沫压缩后美国将会更加强大。另一方面如果金融体系全面崩溃,美元信用的崩溃将结束美国的世界霸权地位,如果出现这一局面,帝国的最后疯狂必然导致世界大动荡和大规模战争。

  单就目前情况来看,后者出现的概率不大。美国金融体系的欺诈性质,决定了这场危机在客观上是一场赖帐运动,作为债务人的美国,遭受到的伤害并不很大,宏观微观都是如此。从宏观来看,美国破产的都是经营别人资产的金融公司,破的是别人的产,自己只是名义损失。这就是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区别,实体经济破的是自己的产,虚拟经济破的是别人的产。从微观来看,美国老百姓和银行的关系与中国完全相反;美国是老百姓欠银行的钱,破产对美国老百姓危害不大,所以美国最大的储蓄银行互助银行破产后没有引起社会任何反响;中国则是银行欠老百姓的钱,银行一旦破产老百姓就会造反。无论美国人实际上是怎么样,这场赖帐运动在客观上帮助美国形成了风险和财产相分离的状况,美国透支消费了世界各国主要是中国的财产,现在却通过破产把风险转嫁给世界各国特别是中国。现在回顾美国今年4月完成的金融改革法案才发现,美国之所以4月份建立起有史以来最强大的经济防火墙,就是为了在金融危机引爆后防止别国收购美国实体经济,维护美国的经济基础。

  就中国来讲的双重性表现为:一方面,经济殖民化陷阱造成了中国"双空"结局,资源和美元都是两手空空,财富被掠夺净尽,弄不好甚至会造成大崩溃大动荡大分裂甚至大残杀。另一方面如果处理好,就能够带领世界步入大众时代,实现东方文明的复兴和中华民族的崛起,世界中心再次转移到中国,人类包括中国在内同时完成正、反、合的发展周期。

  (二),向中国转嫁危机

  全世界唯独中国号召赴美救市;全世界唯独中国舍弃自己股民去美国救市。家族利益决定的,家族利益超过阶级利益,阶级利益超过民族利益。这不是认识问题,是利益问题,左派只能等待收拾残局。并且国民的麻木是重要原因,汉奸言论公开化既不是政府的问题也不是制度的问题,而是国民的问题。偷偷耍流氓是个人品质决定的,公开耍流氓就是公众品质决定的。那么多人公开为贱卖银行辩护,说明他们知道无论怎样公众仍然会追捧他们,否则是绝不可能公开裸奔的。让人均1千多美元的中国去人均4万美元的美国救市,所有中国人无不感到悲愤莫名。

  这场危机是信用危机,主要是2个国家最厉害,美国和中国,美国透支未来收入,中国透支未来资源;美国是虚拟经济领域的欺诈,中国是实体经济领域的欺诈。结果就是美国虚拟经济破产,中国实体经济破产。所不同的是,美国是为本国人民高消费透支了未来,中国则是在压缩本国人民消费的基础上为美国透支了自己的资源。虽然美国和中国都是世界上最大的透支国家,只是美国透支了别国人民未来的收入,中国则是被别国透支了自己的资源,还透支了中国人的福利,中国人的健康,中国人的环境,所有这些透支最终都要由中国人自己偿还,如果现在把透支资源换取的一点财富再拿去美国救市,中国最后依靠什么偿还?如此的经济开放使中国人的存在没有了任何意义,完全是为美国而存在:中国资源存在的意义在于能为美国提供廉价消费品;中国劳工存在的意义在于能让美国人有更多时间在夏威夷海滩尽情嬉戏;中国企业存在的意义在于能为美国创造高额利润;中国赚取外汇的意义在于能让美国人信用卡上可用金额更多一些;中国引进外资的意义在于能让美国控制我们的民族产业;甚至为了防止工人抵抗外资压低工资,专门修改宪法,取消罢工自由。结果是美国在透支我们资源的基础上玩虚拟,玩预期,玩透支游戏,我们还傻乎乎地遵守这种游戏规则,按照美国人制定的游戏规则进行全国大检查,凡是与美国游戏规则冲突的所有规定和政策统统作废,把中国变成了美国的海外经济基地。

  中国九十年代外向型经济发展的过程,就是美国九十年代大牛市的过程,中国创造的财富长江大河般流入美国,支撑了美国的消费和股市,自己却是人死在医院外面,钱葬送在股市里面,形成了历史上罕见的一场又一场股灾。中国开放型经济体制变成了一个财富黑洞,如同科幻电影中的时空转换器,所有财富都会瞬间变成美国的财富,中国的青山绿水变成了西方国家的财富,换来美国印刷厂印制的一堆名叫美元的纸张,最后连这花花绿绿的美元也送还给了对方。中国变成了21世纪的杜十娘。中国出口的所有东西都贬值,中国进口的所有东西都涨价,包括中国具有绝对优势的产品都没有定价权,为什么?汉奸买办里通外国。我们的资源变成了美国的廉价商品,我们自己却是资源掏的越多,换来的美元越多,国内投放的货币就越多,就越是通货膨胀;通货膨胀反过来又紧缩,越是紧缩老百姓工资就越低,老百姓就越倒霉。马克思曾经讲,当初工人因为创造的财富太多而贫困,中国人则因为资源卖的越多越贫困。

  本来制造业向中国转移给了中国一个机会,中国拥有实体经济,美国拥有虚拟经济,一旦冲突,美国倒霉。可是现在美国却控制了中国的实体经济,先是把中国钉死在产业链低端,耗光中国资源,整个世界20年在享用中国资源。然后再把中国资源换取的美元回流美国,把虚拟经济的灾难转移到中国。与此同时,还用资本和品牌把中国的低端产业再控制在自己手中,让中国最终两手空空,高端低端产业全部控制在对方手中。世界形成两个极端国家:创造财富的贫穷国家和创造品牌的富裕国家。前者资源耗光环境崩溃,后者山清水秀不付任何代价。结果是实体经济的生态灾难和虚拟经济的泡沫灾难,全部砸在中国人头上。这就是所谓世界规则和市场规则。

  建立如此一套经济体制把国家和人民推向极端灾难,放在任何一个国家的任何一个时期都要处以极刑,可是在中国却成为伟大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精英创造了一个财富时空转换器,把财富转换成美国财富;为了逃避责任,中国法学精英创造了一套流氓法律,损害一个人违法,损害一群人和一个民族叫自由。强奸一个人是犯罪,强奸一群人是开放。中国成为家乐福的缩影,中国人创造财富,然后存入外国人账户。生产目的就是美元,为了掩盖掠夺式经济,新自由主义的政治领袖赵紫阳80年代就把国民收入改成为GDP,在GDP的指标下,即便外国人把中国经济全部占有了,仍然显示是中国的GDP在增长。GDP加美元标价,中国的财富便不再由中国人来掌握,西方发达国家之所以至今仍然欣赏赵紫阳和胡耀邦的奥秘就在这里。

  现在美国向中国转嫁危机的主要途径是:

  1,逼迫或诱使中国外汇资产投资美国国债和金融公司。金融危机期间不能投资金融,这是基本常识,巴菲特身为美国人最近大肆投资协助政府救市,但是他只投资实体公司,绝不投资金融公司,只有中国在投资虚拟公司。虚拟公司只有泡沫没有底。7000亿救市不是美国政府拿钱,而是美国政府制定一个救市计划,由各个国家掏钱,在G20会议上,美国带头西方国家一起高喊,必须让中国掏钱。现在各种统计口径不一致,有的统计数据说,包括两房3700亿美元在内,中国已经投入美国的外汇资产超过1.2万亿,这等于是把中国三分之一的经济调往美国救市,投入了无底洞。中国投入美国的资金超过了当初美国振兴欧洲的马歇尔计划的2.5倍,把中国变成了美国的免费提款机,就在前两天的本月8日,美国助理贸易代表傅瑞伟就表示,现在"中国是美国的银行",如果中国这次不伸手协助美国解困,"美国会死得很惨"。但是他没有说,如果中国帮助美国解困救市,把危机转嫁到中国,中国也会死得很惨,甚至死得更惨,因为美国至少还拥有丰富的资源,而中国的资源已经被美国等西方国家几乎透支干净了。

  2,通过腐败等手段迫使中国继续贱卖银行和国有资产。把中国的金融资产和国有资产廉价卖给外资,已形成西方国家向中国转嫁危机的重要通道。仅2007年一年,几家银行股份贱卖损失就超过一万亿。中国资产正在通过两个差价流向西方发达国家:

  一方面就国内而言,同样的国有资产股票低价卖给外资,高价卖给中国老百姓,通过这种买卖差价把财富送给了西方发达国家。中国银监会和证监会自发地形成了买卖分工,银监会把金融股票低价卖给外国人,证监会把金融股票高价卖给本国人。并且各执一词,银监会叫喊中国资产不值钱,几毛钱卖给外国人并没有贱卖;证监会则相反,叫喊中国经济世界独秀,几十元卖给老百姓价格并不高。中国金融学者也变成了双面人,在替银监会辩护时,他们说中国银行坏账太多,几毛钱卖给外资价格并不低;在替证监会辩护时,又说中国银行前途无量,几十元卖给本国人价格并不高。就在中国金融学者的这种双重辩护中,中国的财富源源不断地流向了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中国国有资产到底有没有贱卖,前不久美国可口快乐收购汇源做出了回答。可口快乐收购汇源的价格超过汇源股票市场价的3倍多,这说明中国资产还是很值钱的。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同样的中国资产,国有资产卖给外资价格只有市场价的几十分之一,私人公司卖给外资的价格则高于市场价几倍?除了了买办卖国的解释之外,找不到任何理由。

  另一方面就国际而言,中国买进外国股票都远远高于市场价,中国卖给外资的股票都远远低于市场价。同样通过买卖差价把中国财富转移到了美国等西方国家。如果说在此之前用高于市场价的高价购买外国股票还有解释的话,在金融危机已经爆发的情况下,仍然高价购买西方国家经营困难的公司就不可理解了。中国银行向外资转让20%的股权,价格相当于当年利润的70%,而收购法国洛希尔公司20%股权的价格,则相当于洛希尔公司当年利润的2.3倍;中国石油卖给美国人的价格是1.16元,相当于中国石油市场价的40分之一;可是这次收购加拿大油气公司的价格却超过市场价2倍。这种极其悬殊的巨大差价,如同一架硕大无比的财富抽水机,把中国的财富越来越大规模地抽到了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大家把最近美国危机中破产公司和活下来的公司列一个名单就会发现,凡是活下来的公司,如美国银行、摩根公司、巴克莱银行等都是在中国发了大财的公司,相反都是在中国没有发大财的公司。

  3,继续扩大控股中国实体经济。这次危机的欺诈性质,决定了美国破产的是虚拟经济,中国破产的是实体经济。美国是在破别人的产,中国是在破自己的产。这就形成了一个对中国威胁很大的现象:中国购买美国的是虚拟资产,美国购买中国的是实体资产。这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之间的一买一卖,就把美国虚拟资产的泡沫转嫁到了中国,而中国的实体资产则被控制在了美国手中。一旦危机退去后就会发现,凡是在危机中能够活下来的国家,都肯定是拥有实体资产的国家,而只拥有虚拟资产的国家,肯定必死无疑。目前这方面最大的忧虑就是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的品牌控制,通过品牌控制中国产业,通过超市控制中国市场,把中国整体上变成21世纪美国的国家奴隶。

  4,直接在中国发行股票和债券,把资产泡沫卖给中国老百姓。在是让中国老百姓为美国金融危机买单的最直接的办法。目前中国银监会和证监会已双双同意美国等西方国家可以到中国发行有价证券。由于中国证券法是全世界唯一没有赔偿条款的法律,这就为外资无所顾忌地掠夺中国投资者准备了有利的法律环境。

  5,继续维持中美之间的殖民经济循环圈。美国诱使中国发展市场经济的目标,就是在中美之间建立一个殖民经济循环圈:用美元把中国的资源变成美国的廉价商品;再通过美元贬值让美元回流美国,投入美国金融机构;美国金融机构拿了中国的钱向美国老百姓发行信用卡;美国老百姓拿着信用卡再去购买中国廉价商品;结果是美国老百姓拿着中国的钱购买中国的商品,用于自己消费。这就是美国人不用干活却能过好日子的奥秘。如果仅此而已也就罢了,中国人充其量只是白干,更可怕的是美国等西方国家为了保证永远获得廉价商品,用压低收购价的办法,迫使中国企业拼命压低工资,降低成本,把美国物价长期维持在低水平上。目前美国金融危机之所以还没有引起社会动荡,就在于物价仍然比较低,要继续维持低物价,避免社会动荡,就需要中国继续提供廉价商品,于是一反此前强迫人民币升值的办法,转而压迫中国降息,刺激出口企业扩大生产,向美国提供更多廉价商品,帮助美国维护社会稳定。对中国的影响则是灾难性的,美国金融危机已经造成了中国外汇的巨大损失,继续用资源和人民的福利健康换取美元,无疑是疯狂的自杀行为。

  6,是用衍生金融工具等手段套取中国资产。世界越来越眼花缭乱的各种金融创新,特别是金融衍生品的创新,已经越来越脱离金融衍生品的原有避险功能,转而成为摆脱各种市场监管的金融工具。由于各种金融衍生品本身就是为逃避监管创设的,对于国家金融监管来讲,要监管这些金融衍生品完全是狗咬刺猬——无从下口。这就决定了利用各种金融衍生品转移财富可谓是易如反掌。英国巴林银行是一笔期权交易被输掉的,在新加坡上市的中航油公司也是一笔交易输掉的,最近法国兴业银行的交易员又一笔输掉了70亿欧元。如果有一天早上中国人醒来,发行所有被外资控股的银行和吸饱了中国储蓄的外资银行,突然象巴林银行那样宣布因投资失误而破产,由此形成的巨大灾难是中国根本无法承受的。

  7,变现中国资产,热钱撤离中国。目前危机的主要任务是把中国外汇资产调往美国救市,虽然摩根等公司已经开始变现在华资产,但是还不到大规模热钱撤离的时候。一旦把中国近2万亿外汇资产折腾干净,到时候1.7万亿热钱就会撤离中国,完成对中国的最终绑架和最后打击。用美元换取中国资源是第一重绑架;用美元贬值迫使中国外汇资产回流美国,是第二重绑架;中国外汇资产回流美国后,通过金融危机迫使中国赴美救市,是第三重绑架;当把中国外汇资产折腾干净之后,在中国房地产市场和资本市场已经吸足了血的大规模热钱再一起撤离中国,迫使中国因为拿不出美元支付外资而陷入金融破产,拱手把全部资产送给美国,完成对中国的最后一次绑架。

  8,通过经济买办和汉奸学者加强对中国的规则控制。我们一直在讲,当今人类社会进入了规则时代,规则已经成为国家间争夺的主要对象。农业社会财富和土地相联系,国家间争夺的主要是土地;工业社会财富和市场相联系,国家间争夺的主要是市场;目前财富主要和规则相联系,国家间争夺的主要是规则。谁制定和主导规则,财富就归谁所有。所以美国一方面立法规定,当国际规则与美国国内规则冲突时,以美国国内规则为准;当国际法与美国法律冲突时,以美国法律为准。另一方面,又通过收买对方国家特别是中国的学者,大肆宣扬要"遵守世界规则""与国际接轨""保护知识产权"等,把规则变成美国等西方国家控制中国的手段。WTO本来只有2个局:商品贸易局和服务贸易局。后来一听中国人要加入,立刻增加了一个知识产权局,专门对付中国的。可是中国的学者不仅不帮助政府抵制这个东西对中国的侵害,反倒帮助美国等西方国家欺骗中国人,说成是世界早已有之的规则。现在几乎形成了一个规律,只要西方国家欺负中国人掠夺中国人,国内宣传机器马上就会高喊这是国际规则;相反,凡是中国人避开陷阱和避免掠夺的方法,就是违背国际规则。中美之间的殖民经济循环圈就是与国际接轨的产物。在这个过程中,少数学者和买办发了大财成就了大名,只是国家付出了巨大代价。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应该向美国学习,在国际问题上只承认一个规则,就是国家利益,此外不承认任何规则。

  9,采用各种手段把中国金融完全变成独立王国。目前中国金融领域呼风唤雨的人物,大多数具有美国背景。在所谓干部专业化的旗号下,金融领域越来越成为一个独立王国。许多事关国运的重大金融活动,不仅老百姓不知道,甚至党中央也不清楚。就拿允许外资控股中国银行业来说,翻遍全国历届党代会、人代会的文件,翻遍所有中央领导人的讲话,都找不到其中任何一个字的决定。3700亿美元投入美国两房公司,完全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全国闹得沸沸扬扬,至今拿不出任何来自于中央的批示。这可是2.5万亿资金啊,按照2006年全国财政医疗卫生支出总额1311亿计算,相当于全国20年的医疗卫生支出,就这样白白送给了美国2家房贷公司。把中国金融变成独立王国由美国支配,是中美金融战的中国最大死穴,这个问题不解决,美国向中国转嫁金融危机就是条条大路通罗马,没有任何实质性障碍。

  (三)中国有可能进入大的历史动荡期。

  一方面,金融危机将加剧国际国内各种矛盾。就国际而言,历史上任何大危机的结局无一不是动荡和战争,目前只是冰岛一个国家经济破产,冰岛只是一个小国,不会对世界造成太大影响,如果经济破产这种事情发生在中等国家之间,肯定会导致战争。目前西方国家的金融危机将会形成多大规模的冲击,将会导致多少国家经济破产,现在还有待观察,现在危机还刚刚波及到实体经济,到引发实体经济也爆发危机时,危机的真正后果才会露出水面。那时世界会动荡到什么程度,能否避免战争,只能看美国等西方国家到底透支了多少财富。如果透支太多,动荡和战争将不可避免。就国内而言,中国的权贵资本、买办集团和汉奸学者,在国家财富损失过程中发了大财,并且大多数的财产和子女已经或正在转到美国等西方国家,他们为了保证子孙后代永享财富,肯定会利用危机打倒共产党、解体共和国,以确保海外子女和财富的绝对安全。目前,利用股市打倒共产党、利用金融摧毁共和国的政治苗头已经出现。美国利用陈水扁案也在敲打中国买办集团,逼迫中国买办集团无法回头。再加上台独藏独僵独等分裂势力和以及民运等动乱势力的威胁,一旦全面爆发经济危机,各种力量会立即汇聚成动荡旋涡,把中华民族推入危亡边缘。最近美国在向台湾出售先进武器问题上对中国的极端轻蔑就是例证,布什在目前金融危机如此需要中国帮助的情况下,竟然声称处理台湾问题"不必考虑中国感受",美国的极端自信在客观上反映了中国的极端危机。

  另一方面,危机唤醒了人民,人民将拯救危机中的祖国!

  三,目前中国防止西方转嫁危机的对策

  1,建立能够有效约束精英集团的大众政治制度。虽然目前看起来这个问题好像大而无当,但却是战胜金融危机的根本条件。如同解决生产过剩危机的根本条件,是增加社会公众需求一样,解决金融危机的根本条件,就是赋予社会大众以金融监管权,不能让金融活动继续控制在少数精英手里,否则问题永远解决不了。解决这个问题,不仅是中国的问题,同时也是世界摆脱金融危机的根本出路,中国通过建立大众经济制度和大众政治制度,为世界开辟出一条虚拟经济时代和谐发展的道路,将是中华民族对世界的重大历史贡献。一个民族的崛起必须能够为世界提供先进的政治文明,这是一个民族崛起的先决条件。建立大众时代的政治文明,就是中华民族崛起的历史特征,这就是我们经常讲的中华民族的崛起和东方文明的复兴将是同时进行的根本原因。

  2,在金融领域建立爱国主义防火墙。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上,中国一直是先进国家,只是最近一个半世纪才发生了变化。其根本原因不是经济科技落后,而是汉奸文化。目前中国金融领域问题的根子也在这里。以应对金融危机为契机,效法今年美国的金融改革法案,成立中央经济安全委员会,向所有金融机构派驻安全督察组,进行全方位严密监控,防止出现"突发性"的重大金融损失。目前中国最大的危险,就是中国利益集团与美国利益的一致性,这种利益的一致性是中国未来巨大灾难的总根源。必须采取非常措施切断美国操控中国金融活动的这个组织通道,否则所有措施都只能是虚设,美国金融危机的灾难肯定会砸在中国人的头上。现在已经看得很清楚,美国是在今年4月建立好经济防火墙之后才引爆金融炸弹的。现在我们应该按照美国方法来一场真正的"全盘西化",着手建立中国的经济防火墙,对金融领域的人员和政策进行全面审查,美国不仅对本国人员进行审查,甚至对外资公司的人员都要进行审查,要"西化"就西化这个东西,30年来中国精英一直叫喊全盘西化,现在才发现他们并不是全盘西化,而是要全盘都听西方人的话,按照西方人的要求去做,并没有效法西方人的做法。结果把一个好端端的中国,几乎要变成西方国家的经济殖民地。

  3,停止赴美救市,外汇投资由投资虚拟资产转向投资实体资。

  买办汉奸为赴美救市包装了一个漂亮借口,即所谓海外抄底。虚拟经济没有底,只有实体经济才有底。这场金融危机的欺诈性质,决定了虚拟资产的绝大部分都是金融泡沫,根本无底可言,目前仅美国发现的金融泡沫就超过60万亿美元,滥发美元造成目前98%的美元都是用来买卖美元,没有任何实际财富支撑。如此巨大的无底洞让中国去救市,即便把中国的财富都砸进去也无济于事,全世界的产值才60万亿美元,中国不过区区3万亿美元,如何能救得了市。可见所谓赴美救市,完全是祸国殃民、丧尽天良。美国过度消费,现在让中国买单。况且美国破产损失的是别人财产,中国赴美救市损失的是本国老百姓的财产。如果不是存心亡国,是不会提出赴美救市的。现在没有一个国家提出赴美救市的,欧洲没有,日本没有,加拿大澳洲等都没有,甚至连美国国会自己最初都不同意美国政府救市,中国却要去救市,不是要亡国又是为什么?

  目前金融危机为中国提供了重新布局海外投资的机会,就是停止投资虚拟资产,已经投资的虚拟资产要尽快脱手,把主要投资方向转移到资源和能源上来。中国外向型经济已经形成,即使产品向内需型转变,资源和能源的对外依赖性短期内也难以改变。资源和能源的供应,是未来国家经济安全的根本保证,也是中华民族崛起的必要条件。我们必须趁此机会构筑中华民族未来崛起的经济基础。

  一是停止对欧美虚拟资产的投资,投资转向中国周边地区,特别是中亚地区。中亚是资源和能源重地,美国现在陷在中东,欧洲鞭长莫及,俄罗斯无暇顾及,从而使中亚宝地成为势力空白。中国应把美国资金调往中亚地区。控制了中亚地区,可以说是一石多鸟:既能获得中亚地区的资源和能源供应,又能连接中东和里海2两大世界能源基地,同时又能打破美国对中国的战略封锁,解除来自西部的威胁,还能断开美国对藏独和僵独的地缘联系,彻底解决藏独和僵独问题,实现西藏和新疆的永久安全。在打破美国铁桶包围、巩固住西部边陲以后,再掉头东进,把日本逐出东海领域,巩固东海资源的安全。届时,台湾问题将自行解决。拥有了西部、东海和南海资源支撑的中国,将至少能保证未来50年到100年的资源和能源需求,完全奠定中华民族崛起的经济基础。

  二是借美欧危机期间国有化浪潮趁机收购中国战略产业和银行。这次金融危机完全暴露了美国的所谓市场化改革完全是一个阴谋和陷阱。此前世界各个地方发生金融危机,美国等西方国家开出的唯一药方永远都是:全盘市场化。可是这次美欧爆发金融危机,却没有一个人再提全盘市场化,而是坚决的国有化和政府干预。可见此前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国家的私有化改革,完全是经济殖民化的陷阱和掠夺别国财富的阴谋。中国必须立刻停止金融领域私有化和市场化改革,收回已经落入外资手中的股权,对战略产业和银行实行国有化改革,切断西方金融危机向中国转移的金融通道。对战略产业和银行国有化改革的资金,既不用人民币支付,也不用现汇支付,而是用中国手里的美国垃圾债券支付。目前那些参股控股中国银行和中国战略产业的外资公司,正在被美欧国家国有化国有企业,既然对方已经是国有企业,就应该接受他们本国政府发行或担保的垃圾债券,美国企业接受美国政府的信用,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必须强制外资公司接受,否则就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主权的侵害。这样可以一举两得:既能消化掉中国手中的数千亿垃圾债券,减少损失,对中国人民负责;又可以把丢掉的战略产业和银行股权重新收回。最近冰岛国家经济破产,遭受损失的英国就没收了冰岛在英国的银行用来抵消投资损失,理由就一条:对英国人民负责。类似美国3700亿两房债券,就可以用来收购战略产业和银行股权。

  三是用我们手里的美国国债做抵押收购海外实体公司。不仅美国的垃圾债券不能留在手里,美国国债同样不能留在手里,必须尽快消化掉。这不仅仅是减少贬值损失,更重要的是不能让美国用我们的钱来收购我们的产业和资产。过去有句话,叫"购买国债,支援国家经济建设",现在我们购买美国国债,就是在支援美国建设。我们购买美国国债把钱送给美国政府;美国政府把这些钱交给美国企业;美国企业再拿这些钱来收购我们的公司;我们把卖公司的钱再去继续购买美国国债——循环往复以至无穷,中国永远是为美国打工。因此美国国债也必须尽快脱手:或者通过直接抛售收回美元,用来收购海外实体公司;或者通过抵押套现获得美元,用来收购海外实体公司。总之,手里美元越少越好;收购的海外实体公司越多越好。

  4,不是用信贷而是用外汇解救出口型企业,以此实现向内需经济的转型。前面讲过,使用通货膨胀的办法刺激出口型企业,完全是亲者痛仇者快的愚蠢政策。这种所谓市场化的害人逻辑连美国自己都抛弃了,中国绝不能继续奉行这个自杀逻辑。目前这种放松信贷、通货膨胀的办法刺激出口型企业的发展,是美国迫切需要的事情,通过中国提供更多廉价商品稳住美国消费市场,避免美国消费者遭受更大损失,防止金融危机演化为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但是对中国来讲却是灾难性的,只能是更大规模地循环经济殖民化悲剧。所以,必须立刻停止放松信贷刺激经济的办法,继续收紧信贷,避免通货膨胀,因为中国老百姓承受通货膨胀的能力是世界最低的,中国历史上许多政权都是垮台在通货膨胀上。

  所以要用外汇政策替代信贷政策,用外汇扶持出口型企业的发展。国家用外汇收购出口型企业的产品,弥补西方国家订单减少的缺口,让出口型企业正常生产。国家把收购的产品投向国内市场,压低物价,满足国内人民的需求,弥补历史欠账,让人民享有经济发展的成果。那些出口型企业拿到外汇后,可以购买国外各种原材料,继续进行生产。这样,既可以保证出口型企业的正常再生产,又能够实现向内需型经济转变,同时还避免了美元的损失,避免了继续"为他人做嫁衣裳"的悲剧。

  5,改变对外贸易制度,设置价格极限,使用人民币结算。西方国家针对中国设置的经济殖民循环圈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形成了一套掠夺中国财富的国际价格机制,主要表现为:凡是中国卖出的都是低价,凡是中国买入的都是高价。中国买什么,什么价涨;中国卖什么,什么价跌。这主要是大大小小的买办里通外国,与外资合谋竞相杀价抬价造成的。要对大宗外贸产品、战略资源产品和影响国家经济安全的产品设置价格上限下限,擅自"放水"者严惩不贷。美元的泛滥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灾难,必须结束美元的霸权体制,建立主权货币,对外贸易统一用人民币计价和结算。有人担心人民币自由兑换是否会导致汇率风险,这个担心没有必要。目前人民币自由兑换的风险,是来自于美元结算,人民币完全是被动的;如果用人民币结算会立刻形成对人民币的巨大需求,导致人民币加速升值,国民的收入会大幅提高。人民币升值的危害同样来自于用美元结算,如果用人民币结算,人民币升值越大就越好。

  6,用经济民族主义代替贸易保护主义。经济民族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表面看上去好像完全一样,都是在保护本国利益,其实二者之间有根本区别,经济民族主义保护的是强势产业,贸易保护主义保护的是弱势产业。只是这里的强势产业不仅仅是指本国的强势产业,更包括世界的强势产业,哪个产业在国家竞争中作用最大,就保护哪个产业。至于中国农业,可以作为特殊产业放在一般产业政策之外。保护强势产业,必然会遇到所谓国际规则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一定要不折不扣地效法美国:世界上只有一个规则,就是国家利益。

  电视里正在传来中国官员关于金融危机的讲话,声称美国金融危机不会对中国影响太大。让人听得心里阵阵心酸,其实,如果站在老百姓的立场上来看,目前中国的财产损失超过了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股市下跌已超过70%,绝大多数股民损失超过80%,而金融危机最严重的美国,股市下跌也不过才30%,中国老百姓70%到80%的损失还不算危机,哪究竟怎样才算是危机呢?可见,在许多官员眼里,老百姓根本就不是人,因此老百姓的损失才不算损失。在他们看来,只要银行不倒闭,只要开发商不破产,只要官员还能大吃大喝,哪怕是老百姓财产损失净尽,也仍然不算是金融危机。这就是许多中国官员脑子里金融危机的概念!

王志安:半个黑瞎子岛回归的启示

  昨天,也就是10月14日上午11时,中俄双方在黑瞎子岛上举行了"中俄界碑揭牌仪式",这标志着中俄之间长达4300多公里的边界线全部确定。也标志着,黑瞎子岛这块脱幅近八十年的国土,其中的一半正式回归中国版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先后和前苏联,印度等国家,因为边界争端发生过局部战争。而放眼即当今世界,由于领土纠纷大动干戈的例子亦数不胜数。在这种背景下,我们该如何看待半个黑瞎子岛的回归?

  2004年10月,俄罗斯总统普京访华,中国外交部长李肇星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代表中俄双方签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中俄国界东段的补充协定》,该协定规定,350平方公里的黑瞎子岛一分为二,中俄两国各得其中一半。尽管该协定很快得到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俄罗斯杜马全体会议和俄罗斯联邦委员会全体会议批准,但中俄两国国内对这一协定一直有不少批评的声音。中国部分民众认为,黑瞎子原本就属于中国,现在俄方只归还其中的一半,这是不折不扣"割地"行为,而俄方也有媒体评论说,归还给中国黑瞎子岛,是"不可容忍的妥协"。

  中青报驻莫斯科记者关健滨黑瞎子岛回归后写到:""黑瞎子岛模式"将为21世纪的现代中国解决外交和领土争端提供一种新思路:即在尊重历史的前提下,通过和平谈判的方式,最大限度地保护国家利益和领土完整,同时对目前已经造成的现实问题给予一定的承认。"笔者深以为是。但需要强调的是,上述观念的确立,需要对"国土神圣"观念进行必要的检讨和反思。

  长期以来,在历史文化和现代国家的形成过程中,"国土神圣"的观念深入人心,所谓"宁死十万兵,不失一寸土"描述的就是这种心态。从国家利益上讲,维护领土的完整和不受侵犯,当然是责无旁贷的义务,但是,现代国家还有维护国际和国内和平发展的目标,如果两个目标相冲突,就需要对领土的"完整"做仔细的研究:如果外国入侵,危害民族生存,全体国民当然不惜代价背水一战。但如果是复杂的历史形成的领土争议,动用战争手段来解决,就不是明智的选择。我们放眼看一下在今天的欧洲,通货逐渐统一,人口自由迁徙流动,现实中边界已经相当模糊,边境管理也基本取消。可倒退一百年,法国和德国,德国和波兰等国家,曾经因为边界问题发生过无数次战争。上述事实告诉我们,通过战争只能增加国家之间的仇恨,而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领土纷争,共同的发展是超越边界划分和管理的理想途径。从大的历史尺度来看,国界的消失恐怕是人类社会发展不可逆转的趋势。在这样的历史规律下,边界和争议性领土的神圣性,必将随着这一趋势而逐渐淡化。如能确认这一点,在面对复杂的历史形成的边界争议之时,和平谈判应该成为唯一的方法。而谈判要想得到双方的认可,就必须妥协和让步。如果我们认为某一块领土历史上曾经属于中国就坚持不让步,那谈判解决就无望,而长期的领土纷争,无论对那一个国家来讲,需要付出的代价都十分沉重和高昂。

  事实上,近些年从中日东海划界,到中越边境的全面划定,中国政府在领土问题上采取的灵活姿态,都集中体现了超越历史和现实的政治智慧,也为此赢得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赞誉。半个黑瞎子岛的顺利回归,中俄两国跨越几百年的边境问题全面解决,也再次印证这一边界谈判模式的有效性和前瞻性。

  更重要的,这一模式如果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可,将会为国家和国家之间边界纷争开创一个良好的范例。仅从东亚国家来看,日本和韩国之间,俄罗斯和日本之间,中日之间,还有环南海国家之间还存在着大量的边界争端,面对这些复杂的历史纠葛,各国均有为领土不惜一战的极端声音,但有远见的政治家一定能清醒地看到,各国之间和则两利,战则两害。和平解决边界纷争,应该是首要的双边原则,此外则需要类似中俄双方这样的远见卓识和各退半步的政治智慧。

2008年10月15日 星期三

张辉:反对派与中国公民社会的未来

  "左派"(或左翼)、"右派"(或右翼)来自法语。史学界普遍认为"左派"和"右派"这一对词语诞生于18世纪末的法国大革命。 在1791年的制宪会议上辩论时,拥护激进革命的人恰好坐在议会的左边,而主张温和的保守派(立宪派)恰好坐在主持人右边,于是,人们习惯上将革命的一派称为"左派",反对革命的一派称为"右派"。

  历经一个多世纪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因为这个运动一直在运动中,并成为国际政治运动中举足轻重的力量。所以,在这个运动所影响下,左派在世人的心目中一直是倾向社会变革与革命的派别,而右派是指思想落后于实际,不能随变化了的情况前进,企图开历史倒车的思想和行为。在政治上往往表现为或是反动的,投降的或是悲观的、保守的。

  苏联和东欧巨变前后,自由民主运动在趋进,共产主义运动在退潮,什么是左派,什么是右派,这些概念在很多场合已经发生了变化。在共产极权国家和其他独裁国家里,左派成了顽固坚持独裁的思想派别,右派成了力求自由、民主和宪政的思想派别。这里面就揭示了一个道理:当社会越来越右倾的时候,真理就越来越靠左边了,坚持真理的人就成为了左派;当社会越来越左倾的时候,真理就越来越靠右边了,坚持真理的人就成了右派。

  根据后极权方面的理论,后极权时代的特征是:一方面, 统治效力日益下降,统治者在合法性危机中要拼命挣扎,为了维持,抛弃了一切主义的光环,根本没有原则可言;另一方面,人们的社会精神已经具有「犬儒化」特征,没有信仰,言行背离,心口不一。很明显,当局统治下的中国就处于这样一个后极权时代,统治者一会一套理论,尽管三言两语,却想发挥拆东墙补西墙的神奇功效。这些理论既不符合传统的共产主义理论,也不符合现代自由民主的宪政思想,完全是特色极权的特色发挥。那么,中国就出现了和传统不相符合的左派和右派,左派倾向保守,右派倾向激进;那么,中国就出现了不同凡响的自由派,这些自由派通常被人们归为右派。

  在公民社会里,自由派一般被称为中间派,不是左派,也不是右派,但是在后极权的中国大陆,自由主义者被民间称为右派,被当局称为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那么在大陆当局眼中的左派是一些什么人呢?就是那些具有传统的共产思想的人,或者是用新思想伪装起来的共产分子。那么,当局又是什么派呢?当局根本就没有派,你叫它啥派,就算啥派。当局就是独裁者,为了独裁,它没有什么底线。对后极权时代的臣民来说,真理就是淫液,舒服了就是真理;对后极权时代的统治者来说,真理就是屁股,坐稳了,就是真理。

  于是,不管你是左派,还是右派,只要你影响了龙椅的稳定,一概都是反动派。于是,中共左派领袖邓力群虽然两度差点就做了总书记,但就是因为没做得了,所以想倾家荡产办份杂志都不被允许。于是,民间左派分子周群先生博客搞到那里就被封到那里。于是右派,也就是自由派,因言获罪更成常例。于是,保钓分子爱国也不可得。于是,愤青只能奉旨爱国。于是,当局之外,除了奉旨爱国愤青,全成了反对派。于是,想做一个真正的公民而不可得的人,全成了反对派。

  在公民社会与独裁社会的冲突中,统治者的词汇里只有空洞的"人民"和"群众",你看那些领袖在镜头上吹牛的时候,哪里敢把"公民"一词经常挂在嘴上?不敢啊!统治者不希望人们拥有任何权利,他们需要的是顺从的奴隶,而不是渴望自由的人——现代公民。鲁迅是现代愤青的鼻祖,但鲁迅是反专制的,也是反奴性的,而现代愤青则不然,现代愤青遭受统治者凌辱的同时,与统治者沆瀣一气,喜欢在专制与奴性中分一杯羹。于是,在公民社会与独裁社会的冲突中,反对派与独裁者的冲突成了一种形式,反对派对愤青的挽救和冲突成了另一种形式。

  王明,熟悉中共党史的人都知道这个名字,他曾经是著名的《八一宣言》的执笔人,在中共内讧中被边缘化以后,他依然可以存在。不仅他如此,中共右派也有合法存在的先例。尤其是苏共左派和右派甚至曾经有过长期并存的历史,其他共产党历史更是如此。但是,后极权时代的现在就不一样了,除了独裁者,谁也不能做为派别合法地存在,一切妨害独裁的派别都是异端,都在监视与处置之列。于是,在经历了苦痛以后的左派和右派,他们都说:我也看不惯那种用一个思想,一个主义,一个领袖来剥夺人民自由,禁锢人民思想的做法,他们都赞同"和谐社会是建立在公平公正与民主法治的基础上的,不是建立在少数权贵为所欲为和多数百姓遭压制的基础上"的说法。于是,左派和右派都有一个共同的基础,就是反对派。于是,两种反对派都在崛起之中,都是未来公民社会主要的政治基础。

  有时候左派分子攻击右派分子,认为对方一旦上台,就会形成另一种独裁,同样,右派分子也这样攻击左派分子。在这样的背景下,当局和愤青乐乐然昭告:你们谁上台都会比现在更糟糕,你们谁上台社会都会更乱。于是,人们就以为,象中国这样的传统专制国家注定走不出独裁的怪圈,很难迈向宪政国家与公民社会。在这里,很多人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就是世界潮流,就是以自由、民主和宪政为特征的公民社会正在全世界形成的这样一个潮流。在这样一个潮流下,独裁政权只要出现变局,任何一种政治势力都不可能抛开公民力量所形成的反对派而形成新的独裁。政治变局的结局只有一个:以中国的方式走向公民社会。

  中国走向公民社会,不能指望统治者良心发现,也不能指望"稳定"前行,必须依靠公民觉悟逐渐启蒙和公民力量的逐渐崛起,其中反对派的振作是最重要的和最关键的。中国的变局有一种可能是政变,有一种可能是街头运动中反对派取得政权,还有一种可能是反对派振作以后与当局形成妥协,从而开辟走向公民社会的道路。说一千,道一万,公民觉悟逐渐启蒙和公民力量的逐渐崛起,反对派通过某种方式振作,这个太重要了。在反对派振作起来之前,大陆政局很难有大的变动的。苏东巨变,里面就有成熟的反对派成熟在先。中国的反对派还需要振作才行,离开这个,谈宪政,谈公民社会,都太困难了。如果利益集团内部发生较量,也会开启宪政,只要出现变局,没有一种力量能独立地站住脚,要想站住脚就要和各种力量妥协对话。只要妥协对话的机制一出来,宪政和公民社会就算是来了,可是这里还是一个反对派振作的问题,你自己不振作,没人会找你对话,这就是政治。

  1979年中共党内和民间都有人存有幻想,或者叫错觉,以为当局能自行推广民主。1989年还有人在为民主运动据理力争。现在是大不一样了,政治、经济和文化,三位一体的权贵阶层已经形成,当局内部也已有共识,利益是大家的,民主了则什么特殊利益都没有了。有良心和有才干的人都在提拔时被过滤了,上层,其实没政治能人,也没经济能人和文化能人,都是在那里瞎凑合,靠惯性。当局现行的体制改革,表面上还在宣扬,其实已经很多年没有实质的进展。体制本身,已经成了一个硬邦邦的乌龟壳子。越僵化的体制,越容易出现不可预测的变局,越独裁的政权,越难以琢磨其后果。乌龟壳子捂得越紧,缺口有时候也越容易出现,现在的体制只要打开一点缺口,它就完蛋了,这个很多明智人士都能看得出来。

  独裁者的利益只在独裁,独裁者的利益也在全球化里面,这是全球化强加个独裁者的。全球化,这个东西要深入思考。独裁加全球化,独裁就会改变一些方式,有时候就会有一些伪装。但是独裁本身是全球化的敌人,这样一来,全球化的经济和文化都会成为反对派的同盟军。反过来,也只有反对派的强大,才有可能使当局认识清楚全球化的大趋势。政治、经济和文化都要全球化,人类的文明和价值也要全球化,这是一个必然的过程,这就是大趋势。

  独裁在坚持,反对也应该坚持,这里面就凸显了反对派的责任。独裁坚持到一定程度,随着危机的逐步降临,它总有一天顶不住危机,政治危机,社会危机,甚至自然灾害带来的危机,它们都有可能顶不住。既然独裁当局随时都有可能顶不住压力,所以目前应该做的是压力的积累,以使反对派更加成熟。在后极权时代,反对派表面上是少数派,其实随时都有可能转化成多数派,现代愤青一类人,不管谁能占领主流言论渠道,他们都觉得有道理。所以反对派没什么理亏的,应该挺起腰板,振作起来,通过自我的振作和强大促使公民觉悟逐渐启蒙和公民力量的逐渐崛起,时刻准备迎接新时代的到来。

  2008.6.21

张辉:做一个光荣的反对派

  最独裁的人都知道:"党内无派,千奇百怪,党外无党,帝王思想"。 在这个世界上,人类只要构成社会,还有政府存在,那就有不同的思想会存在的,而且是必然存在的。有一些人是统治者,他们相信自己的统治是合理的,这很正常;有一些被统治者相信统治者是合理的,这也很正常;有一些人不相信统治者是合理的,就构成了当局的反对派,这也是合理的。有一种治理方法,就是统治者打倒并试图消灭反对派,然后自己的阵营里又会分化,形成新的反对派,然后再打倒,然后如此往复,就形成了个人的独裁。还有一种治理方法,就是统治者通过一种大家都认可的秩序成为统治者,但是他们能够保护反对派,并充分尊重反对派,然后如此循环,就形成了广泛的民主。

  一个人有左手和右手,算是一种健康,一个社会有统治者和反对派,也是一种健康。一个社会对反对派千方百计进行迫害的时候,它必然不是一个健康的社会。统治者再英明,起码也有万分之一的错误吧?所以,连古代的明君都知道设立谏官制度,目的就是要防范和纠正这万分之一或者更多的错误。现代社会文明程度远远超越了明君时代,连最荒唐的独裁者也不在明面上反对民主。而,民主与否的试金石,就是对待反对派的态度。

  这次发生在中国的512大地震,造成的人员伤亡太大,财产损失也太大。如果从救灾的角度讲,这次可谓举国同心,举世协力,上至胡温,下至乞丐,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救灾工作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效。但是,救灾过程中,也明显形成了当权派和反对派,并且各自都有明显的表现,当权派的表现是边歌颂边救灾,反对派的表现是边批评边救灾。当权派虽然对反对派进行了少量的打压,但总体来说还是比较宽容,积极洗纳反对派的意见,最后形成了适量的双赢。

  这次大灾难,反对派通过网络形成强大的舆论压力展现了自己的声音,当局积极接纳反对派的意见,这其中有好多例子值得称颂。其一,救灾前期,当反对派抨击救灾进程迟缓的时候,当局迅速协调各方力量展开工作,并在适当的场合承认了前期筹划的不足;其二,当反对派通过网络呼吁全国哀悼的时候,适逢秘鲁政府提前决定为中国死难者进行哀悼,当局对此立即做出反应,决定5.19—5.21三天全国哀悼;其三,当反对派问责学校建筑质量的时候,当局迅速表态,要彻底调查;其四,当反对派质疑当局婉拒外国救援队的时候,当局终于同意外国救援队的参与;其五,当反对派声讨当局的CCTV搞加捐款的时候, CCTV迅速做出必要的道歉;其六,当反对派批评当局的红十字会截流善款的时候,红十字会积极表态,减少留取活动经费;其七,当反对派抗议银行收取善款手续费的时候,银行方面也迅速改正;其八,当反对派提醒歌功颂德的声音太多的时候,当局及时降低了自我表扬的声调;其九,太多了……。可见,救灾工作的成绩是国人的成绩,是当局的成绩,也是反对派的成绩,反对派在救灾工作中功不可没。

  我在地震的第三天,写了《我捐款,我救灾,我问责》一文,发在某论坛,很快有人做了如下回复:"张辉去死,破坏救灾,某某党万岁"。看看,这就是反对派的下场。好在,张辉不会马上就死,某某党也不会万岁。这个社会应该是:多一些人话,少一些党话;多一些人性,少一些党性;多一些人道主义,少一些民族主义。其实这些天,网络上不断有一种声音出来,说是不让批评,大家都配合政府救灾,如果一定要批评,也等救灾结束以后,我当时就说,边救灾,边问责。现在看来,边救灾边问责,出现了良好的结局。

  我一直提倡做一个公开而理性的反对派,在我看来,一个理性的反对派也是对社会有益的建设性力量。目前,中国大陆这个地方,不缺歌功颂德和阿谀奉承的人,就缺少反对派,尤其缺少公开的反对派。做一个当权者很容易,做一个为当权者歌功颂德的人也很容易,做这样的人还有很多升官发财的机会,但是,做一个反对派就不是这么简单了。在这片土地,做一个反对派,要承受当局的戒备和打压,要承受走狗的谩骂和羞辱,要接受普遍不理解所带来的孤单感,这就是反对派的艰难。

  人人都有爱国主义情怀,爱国主义不需要启蒙教育,但是有一种东西非常缺少,也非常需要,那就是人道主义。反对派虽然常常为人诬蔑为汉奸,但人们最终会发现他们也是堂堂正正的爱国者,同时,他们不是空喊爱国口号,而是更爱这个国里的每一个人。请每一个反对派坚定一些,也请当局对反对派再多一份宽容,这对我们这个社会的和谐发展是很有益处的。

  中国的反对派如痴行者,如苦行僧,任重而道远。这个社会并不是最美好,它对你有一种需要:做一个光荣的反对派。

  2008.5.26

张辉:从诚信的宪法到公民社会

  中国农业银行把一个资不抵债的欠款企业收归己有,这不算什么;这个企业被中国农业银行收归己有以后成了银行方面的不良资产,这也不算什么;中国农业银行把不良资产剥离出去卖掉。这也不算什么。

  可是,后面的故事就算点什么了。中国农业银行为了弄点钱,给这个不良资产注入了885万的"债权",而注入这个债权的手段是私自刻了一枚欠款企业的公章,然后造假出来一个假债权。事情到这还不算完,他们又把这个子无虚有的"债权"卖给了湖南衡阳的商人冯卫东。冯卫东花35万元买下一家倒闭工厂885万余元的"债权",本来以为会赚一笔,后来他发现他所拥有的"债权"并不存在,是银行方面"造"出来的。按照农行的说法,"只是为了完善资料,为了更好地符合剥离条件"。换句话说,也就是为了把自己的不良资产"合法"地转嫁出去。这就不能不算什么了吧?

  山东济南一位5岁的女童逛街时和家人走散,蹲在街头哭泣。民警前来相助,她不断"盘查"民警,"你真是警察?""身份证给我看看!""你这证件是真的 吗?"几乎把民警"问倒"。孩子的家长表示,平时他们经常教育孩子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以防被骗,而且还告诉过孩子,有时候坏人会假冒民警。因为这些事情太多了。

  曾经,最信赖的人就是警察,那身警服简直就是安全的代名词。有困难找警察,哪怕只是捡了一分钱,也要"交到警察叔叔手里边"。现在,面对前来相助的警察,5岁的小女孩清澈的眼睛里为何写满不信任,要连珠炮般地诘问?可以想像得出警察当时那哭笑不得的表情。孩子"怀疑一切"的精明和谨慎,让人不敢相信她竟然只有5岁的孩子不相信世界上还有可信的东西,这也不能不算什么了吧?

  可是,这算得了什么呢?

  中石化说亏损;小姐说俺是第一次;老板说我亏不了你;新闻说干部大多数是清廉的;报纸说群众的生活年年都是上一个新台阶的,"大忽悠"说中国是又一盛世;税官说中国税负比较低;领导说好好干有机会;共产党说反腐;政府说为人民服务。最近又有众多网民在怀疑陕西省林业厅信誓旦旦下的老虎照片是假的,又有人怀疑绕月亮飞的卫星是假的。

  那么,这就不能不算什么了吧?

  诚信,就是诚实和互信。诚信社会就是社会成员相互之间表现为诚实并相互信任。学生不信任老师,老师不信任家长,百姓不信任官员,官员不信任下属,司机不信任交警,员工不信任老板,买家不相信卖家,卖价也不相信买价,总之,这个社会现在是谁也不相信谁,最后人们没有自信,连自己都不相信自己了。

  以人为本,人的诚信是这个"本"之上的一个重要环节。因为诚信,人们互信,因为诚信,人们自信。当人之间失去了互信,当人自心失去了自信,人就更多地把自己的部分人格异化出去,连一个基本完整的人都算不上了。人不是人,以人为本也就完全是空谈与意淫,也成了一句流于口号的骗局,也会被怀疑的人拷问,比如我。

  有时候在网吧里上网,感觉中共对网吧的打击近乎危言耸听,好象对待过街老鼠一样,摆出一幅不把它打死就誓不罢休的架势。结果管理部门觉得头大,打死太难,就算打死了,也死而不僵。网吧的老板们,到处送礼,到处求情,送了礼,求了情,还要大骂官员的腐化和堕落,连网民也跟着怨声载道。管理部门、网吧的老板、上网的网民,都是弄虚作假,谁也会把诚信拿在手里把玩。

  再比如说收税,还有乱七八糟的什么收费,社会的管理部门和强势力量说收多少就收多少,几乎不和对方商量。收的一方难收上来,就好象黑社会,打砸抢,无所不用其极。被收的一方,没有赚到足够的钱上交,就抵触、逃避、贿赂。古话说:"匪来如梳,官来如剃",假如这可以类比,那么,剃头的人诚信在那?被剃头的人诚信又在那呢?

  又比如说义务教育,说是不收学费了,还要靠立法来落实。大家听了都高兴,连倡导者自己也高兴,皆大欢喜。但最终学费是不收了,其他的名目却出来搜刮学生和家长的血汗钱,比义务教育之前多收了好多。以前交点学费还能上得起学,现在好了,上不起学了,童工倒成了更加廉价的劳动力。你的诚信就这样?这样的诚信能培养出诚信的学生?这样的学生能成长为诚信的公民?

  诚信问题,归根结底是政府的问题,出问题就一定是政府出了问题。古代秦国的商鞅往这个城门立一根木头,昭示天下,说谁能扛到另一个城门,就给很多钱,全京城只有一个人相信,并抗着到了另一个城门,结果商鞅出人意料地就给人家兑现了。商鞅就是从这么简单的一个诚信范例开始,开始了变法,也开辟了秦国昌盛的基业,给秦始皇统一天下做实了基础。

  曾经人们以为银行是最可信的,现在人们不得不问:银行还可信吗?曾经人们以为警察是最可信的,现在人们不得不问:你真的是警察吗?这些问题,都让人们张口结舌之余感到汗颜。现在是中共党执掌政权,诚信如果继续这么滑坡,总有一天人们会问:世界上还有共产党吗?

  倡导诚信,首先要加强政府的诚信,其次要加强强势力量的诚信,这样,弱势力量就自然有了诚信,因为弱势力量本来就缺少不诚信的本钱。政府总欠人家企业的钱,企业就不容易准时给职工发薪水,职工又只好去静坐和示威来骚扰政府,造成恶性循环;政府说是搞选举,亲自组织选举委员会,可是好多人没见到选票,被选举人也不知道怎么就成了被选举人,大家也不知道他们都长什么模样,有什么能力,可还是就那么被"选举"上了。一个是盗用了一些公民的选票,一个是利诱一些公民参与假选举,这么一来,被选举人、有选票的选举人和没选票的选举人相互之间只有怨言而没什么诚信可言。

  诚信问题,归根结底是政府的问题,政府的问题其实就是体制问题,而不是政府里那一个人的问题。不能说毛时代没诚信就是毛个人问题,也不能说邓时代没诚信就是邓个人的问题,要找根源,根源就在体制。体制是什么?体制的核心就是宪法。所以说中国诚信的问题,是宪法的问题。

  一九五六年的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刘少奇作了个政治报告,提出:"革命的暴风雨时期已经过去了,新的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完备的法制就是完全必要的了。……必需使全国每一个人都明白,并且确信,只要他没有违反法律,他的公民权就是有保障的,他就不会受任何机关和任何人的侵犯。如果有人非法地侵犯他,国家就必然地出来加入干涉。"

  太多人都注意到了这段话,都表示满意,但是,包括刘少奇在内的太多人都忽略了一个问题:宪法明文规定中国是在共产党领导之下,如果中共认为某人反对它,那么此人是否违反了法律?刘少奇宣布保障公民权,前提是"他没有违反法律"。所以,这个问题不搞清,刘少奇的话就等于白说。因为包括刘少奇在内的太多人都没搞清楚这个问题,所以刘少奇后来做为国家主席被打倒、被揪斗、被迫害致死,也就不足为怪了。

  中国宪法的诚信连国家主席都保护不了,谁能保证它就善于保护全体公民的利益?谁也不能,这里昭然若揭的基本结论就是,中国的宪法本身就是不可信的,是一个违背诚信的骗局。因为不可信,它是违背诚信的,因为不可信,它是骗局。

  中国宪法的序言用绑架的语气确定中国人的信仰和领导者,一切以枪杆子为准,一切以既成事实为准。共同纲领是一个党带着几个花瓶党合谋搞出来的,后来起草宪法又说是根据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来起草宪法。先有政府结构,后按政府结构起草宪法,这算那门破事!中国全部的破事,几乎都是这个破事带来的。

  第三十五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

  第三十六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

  第三十七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

  第三十八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

  第三十九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搜查或者非法侵入公民的住宅。

  这些条文基本算是中国宪法中关于保护公民权利的基本条款。比照现实,没有人能从这些条款中找到诚信,每一个公民都会感觉到它们的虚伪。一句话说不对,就是煽动罪;写了文章必须政治审查才出版;集会通常性质都不批准;结社就抓人;游行通常性质也不批准;示威就放狗咬;家庭宗教送劳教;人身自由也别谈,劳教加双规;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成了官员治理"刁民"的有效手段;住宅不受侵犯,街头流浪狗都不相信。

  总之,这样的宪法既保护不了国家主席,也保护不了普通公民。因为宪法规定大家只能爱一个党,所以它能保护的就是一个党,但不是保护每一个党员,甚至不是保护党的主席,而是保护党的实际主宰者,也就是党的教主。先是保护共产国际领袖,后是保护毛泽东,再然后是保护邓小平,再然后是保护江泽民,再然后,中共党将没有一个单一的教主,宪法就成了保护集体教主的合作与内斗, 再继续下去……中共宪法将在教主光环暗淡之后退出中国的政治舞台,而代之以新的诚信宪法。

  世界上本无诚信宪法一说,但为了中国未来的诚信,只能这么先幻想一个关于诚信的宪法。

  通过幻想,希望将来中国出现一部对每一个公民都讲诚信的宪法,在这个宪法下的公民权利不被一个"必然的"枪杆子里的政权所挟持,每一个公民都是平等的,每一个公民与其他社会组织也是平等的,每一种权力都被另一种权力所制约。这样一个诚信宪法,距离每一个公民和公民组织都一样远近,是一个中立的社会总纲,那么,真正的公民社会就形成了。

  2008年元月

2008年10月14日 星期二

路平:融资?融券?汝今敢试否?

  "融资融券"终于"面世"了。早在今年上半年股市下跌到4000点时,不少人就呼吁管理层赶快推出"融资融券"。今非昔比,时过境迁,在全球被华尔街金融风暴席卷"四面楚歌"之时,被当作"利好",而且还作为"救市"措施来推出的"融资融券",也黯然失色。然而,"融资融券"究竟是不是个"利好"呢?它居然还能起到"救市"的作用?

  "融资"和"融券"是两回事,得分开来说。"融资",顾名思义就是"借点钱来炒股票",中国股市十多年前就有过,那时叫做"透支",不好听,但其含义和如今的"融资"差不多。只不过那时疏于监督,管理混乱,导致市场投机成风,有"本事"的人,一分钱没有,却照样可以靠"透支"打股票而发财。最终被管理层叫了停。

  "融资"的最大好处就是能够成倍放大炒股的"财富效应",在市场趋势不变的情形下敢于做"融资"交易的话,那你所得到的收益真是应了所谓"一本万利","借鸡生蛋","四两拨千斤",好听的词儿一大堆。这种致富途径确实能让人垂涎欲滴,两眼通红。不过,收益放大了,风险也就随之而伴。要是你在牛市里"融资"买了一大把股票,满心盼着继续上涨,坐收渔利,可一不小心,突然来了个大"利空",你未及抽身而逃及时了断,股票账户被证券公司断然强行"平仓"的话,那血本无归是可想而知的了。想当年,多少"透支"致富的"大户"在股市风云中最终"打爆仓位",从腰缠万贯的富翁瞬间变成了一文不名的穷光蛋。

  笔者曾经有一位知交,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凭着"赌一把"的胆略和勇气,天天"透支"炒股。那时股市还有T+0,不设涨跌停板,因此他买进卖出,卖出买进,一天的成交量从几十万到几百万,短短半年内竟然从散户做到被证券公司"请"进一人享用单间的大户室,从一个小职员变成一个进出有专车,顿顿上酒楼的"款爷"。他的发迹史让人人都惊羡不已,跃跃欲试。可终于有一天,他突然失踪了,谁都没能找到他。我只听人说,证券公司通过法院"抄"了他的家。

  现如今管理层既然推出了"融资融券",那么看来"T+0"就早晚得配套跟上了;然后,既然"融资融券"和"T+0"来了,那么接着"取消涨跌停板"也就为时不远了。因为这是相辅相成的"三兄弟",否则市场就活不起来。

  再说说"融券"了。"融券"也好理解,就是"借点股票来抛",做个"倒差价",这当然是好事一桩。现在舆论和市场对"融券"的解释,大多是指在股市疯狂上涨的时候,"融券"机制就可以发挥抑制过度投机的作用,这当然是不错的。但他们有没有想到过另一方面,如果股市的趋势朝下确立,加上人们都玩熟了"融券"手段,再加上日后推出"T+0"、"取消涨跌停板"这两个好"兄弟"来帮一下忙的话,大伙儿一起来"砸盘",那这股市跌起来的样子就不是我们今天能够想象得出来的了。更要命的是,如果中小散户也大玩 "融券",一旦看错趋势,或者突然来个大"利好",那么同样的放大效应也会瞬间造就出一大群"杨白劳"来。

  所以,"融资融券"的突出特色就是:短线+投机,脚底抹油,快进快出,在股市的"多头"和"空头"之外,造就出一大批"滑头"。"融资融券"只能是培养赌徒的温床,是滋生投机的催化剂。凡是要想"融资"或"融券"炒股的人,其结果往往是赢了9次,身价百倍,"信心"越来越足,胆子越来越大,赌注越下越多,但最后只要1次就输得让你家徒四壁。令笔者困惑不解的正是,在这几年大力倡导"坚定信心",价值投资,鼓励长期持有的今天,管理层推出"融资融券",甚至把其当作一大"利好",其用意究竟何在?这种措施也能够"救市"岂不滑天下之大稽?

  有人为"融资融券"大声叫好。他们说,特别是这个"融券"的推出,就能"缓解大小非的减持抛售的压力"了。这个意思是,大小非们可以通过把手上解禁了的股票先"借出去",然后再"收回来",从中获得一定的出借股票的收益,这样一来,大小非肯定就"不想抛"了。真是不得不佩服这样的想象力。大小非是没有抛,可是别人把它的股票"借"来抛,虽然每次借了大小非的股票抛售后都要买回来还给大小非,赚了差价大家"三七"、"二八"分成,这一组动作难道就不算是在二级市场里"抛售"盈利啊? 而且这么做的话,还给大小非创造了1次,2次,3次乃至N次的抛售机会,使其在原先低廉的本金成本、丰厚的基本盈利预期不变的情况下,又多了一条生财之道,可以在"融券"中"鸡生蛋、蛋生鸡"循环往复地赚足二级市场的钱,然后哪一天大小非它"玩腻了",再把"鸡"给彻底杀了(指全部抛掉),最后再狠狠赚上一笔。这真是一项绝顶聪明的"制度建设"。要是管理层这次推出"融资融券"真的就是如此意图,那我说,出这点子的人,他祖上绝对是生产"鹤顶红"的世家——剧毒呀!

  中小股民们,警惕啊,"融资融券",说穿了是给大机构、大庄家和大小非的手中又多了一把"宰杀"散户们的刀。

  2008年10月12日于上海

刘子龙:刘子龙律师的控告书

  控告人:刘子龙,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律师

  执业证号码:19020711009209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应勇院长:

  我国《宪法》第4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据此,控告人向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的领导控告上海市公安局、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在侦查、起诉和审判杨佳袭警一案中的种种违法办案行为,请予以调查,依法撤销原审判决,提请最高人民法院指定异地人民法院公开审理。

  一、该案从案发就受到了上海市委某部门负责人的非法干预,为暗箱操作留下隐患。

  2008年7月1日,杨佳袭警一案发生,整个社会为之震惊。社会各界纷纷关注发生如此血案的原因和背景,据媒体透露,上海市委某部门负责人向上海市及闸北区公安分局下达了"速报事实,慎报原因"的指令,不允许办案机关向媒体和社会透露案件发生的原因和背景,以掩盖上海市警方一些警员欺压百姓导致对立加剧的真相。其非法干预行为违反了《刑事诉讼法》规定,直接导致了该案件在侦、诉、一审判决中出现数不胜数的违法和程序失当,为上海市司法机关公正裁判此案制造了障碍。

  二、上海市公安局拒不公布杨佳此前对闸北分局部分警员的投诉内容,拒不公布及提交2007年10月5日把杨佳滞留在芷江西路派出所6小时的全部录音录像资料,仅公布开始4分钟的内容,检察、审判机关对此重要情节讳莫如深,极力掩盖激起杨佳愤怒导致袭警发生的前因,掩盖闸北警方的过错和违法在先的事实。

  2007年10月5日,杨佳到上海旅游,因骑租来的自行车在街头遭到闸北民警的盘查,因杨佳对无端之盘查具有抵触情绪而产生语言冲撞,杨佳被带到芷江西路派出所审问滞留,直到次日清晨才离开该派出所。在这滞留的时间里发生的事情即纠纷产生和血案产生的原因。之后杨佳采取网上、信件方式多次向上级公安机关及闸北分局投诉,要求赔偿和处罚有关民警。闸北分局为此曾两次派员到北京与杨佳及杨佳母亲协商赔偿事宜。因对上海警方处理此事的方式及处理结果不满,杨佳开始怀恨并计划行凶报复。

  对此至关重要的事件起因,上海闸北分局只拿出了警方在街头开始盘查杨佳的一段四分钟时间的对话录音,而对其余内容拒不出示及提供;从所出示的四分钟对话录音来看,杨佳的行为、态度并无不妥之处,反而是盘查警察居高临下、盛气凌人;杨佳骑租来的无牌自行车也构不成滞留的理由,杨佳租车凭证携带在身却被拖到派出所长时间滞留是明显的违法行为;而对接下来关键的六个小时时间内发生的事实及经过的录音录像资料,上海警方却拒不向公众出示,这是故意隐瞒事实真相的行为,检察院、法院在审判中也拒不对此关键情节进行调查、认定,是严重的掩盖真相做法,造成此案审判后事实不清,判决无公信力。应撤销原审判决,指定异地法院重审。

  三、上海市闸北区公安分局、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及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均应主动回避此案的侦、诉、审而未能主动回避,违反了《刑事诉讼法》的规定。

  《刑事诉讼法》第28条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自行回避,当事人及法定代理人也有权要求他们回避:……与本案当事人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公正处理案件的"。

  本案中的11名被害人均为闸北分局的警员,如果说在案发现场闸北分局警员介入此案仅仅是制服杨佳则无可非议,但接下来的介入审讯及介入审查起诉过程中则应向上级请示,至少在程序上也应有回避的请示提出;而我们看到闸北分局却是一直是怀着深仇大恨地在审讯杨佳,接下来连闸北区检察院也毫无依据地介入"共同审讯",可以看到,我们面前的闸北分局、闸北区检察院都没有自动向上级提出回避的申请。可以想象:审讯杀死同事的凶手的心态与审讯其他普通案犯不可能没有区别,因为他们是带着仇恨、怒气和杀机来审讯杨佳的,某些人恰恰又是杨佳要刺杀的对象,让这些人审讯此案不可能有公正性可言。由于上海警方未能依法执行《刑事诉讼法》关于回避的规定,影响了案件侦查的客观性和公正性,玷污了证据,影响了证据的效力;作为同一个"政法委"领导之下的检、法机关接下来的起诉、审判,均应回避而未回避,起诉及审判行为的客观性、公正性都必然受到了影响。

  四、上海市公安机关为杨佳聘请律师的做法明显违反了六部委的规定。

  六部委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规定:"在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聘请律师的,可以自己聘请,也可以由其亲属代为聘请。……犯罪嫌疑人仅有聘请律师的要求,但提不出具体对象的,侦查机关应当及时通知当地律师协会或者司法行政机关为其推荐律师。"

  此案中,当杨佳在案发现场被控制后,他拒绝回答警方问话,提出要有律师在场,但提不出具体的聘请对象。此时,闸北公安分局应当按六部委的规定,通过当地律协或司法局为其推荐律师。而事实是:闸北分局和闸北检察院却越俎代庖地把他们熟悉并信任、有密切合作关系的闸北区人民政府的法律顾问谢有明律师召唤到了现场,但并没有告诉杨佳谢是闸北区人民政府的法律顾问这一事实,事实也证明谢有明律师没有辜负闸北分局和闸北检察院的举荐,说出的都是侦、检机关想说而没有人相信的话。

  非常明确,侦查机关(当然也包括检察机关)没有依据为犯罪嫌疑人聘请律师或推荐律师,不但没有通知当地律协或司法行政机关推荐,还借机推出了他们信任的律师。该推荐行为严重违反了六部委的明文规定,是一个违法且无效的行为。

  五、谢有明、谢晋律师担任杨佳的辩护人违反了《律师法》及《律师执业规定》,其辩护行为无效,应视为杨佳没有得到辩护。

  《律师法》第39条规定:"律师不得在同一案件中为双方当事人担任代理人,不得代理与本人或者其近亲属有利益冲突的法律事务"。该法第31条规定:"律师担任辩护人的,应当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犯罪嫌疑人、被告无罪、最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根据闸北区人民政府2008年1月8日《闸北区人民政府关于组建上海市闸北区人民政府第三届法律顾问团的通知》公告,谢有明乃闸北区人民政府第三届法律顾问团的成员,而杨佳袭警的对象就是闸北区人民政府的公安部门,谢有明作为闸北区人民政府法律顾问,又去给袭击其任法律顾问的闸北区人民政府公安部门的杨佳辩护,具有明显的利益冲突,明显违反了《律师法》第39条的规定。谢有明律师因为是该所主任,谢晋律师的辩护身份同样违反该规定。

  谢有明在7月6日接受媒体采访时讲道的"杨佳精神状态正常"、"杨佳十分冷静,头脑清醒,逻辑思维清晰"、"具有较强的法律意识"、"不出意外的话,估计是死刑"等等说法完全是站在上海警方的角度在讲话,讲的全是上海警方想讲而没人信的话,所讲的话没有一句是维护杨佳权益的,证明其在为上海警方服务而不是在为杨佳维护权益,谢有明的行为明显违背了《律师法》第31条之规定。

  上海公安机关安排谢担任杨佳的辩护人,除了直接违反了六部委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的规定之第10条的规定外,其身份也同时违反了《律师法》的规定,其所作所为更是直接损害了杨佳的权益,充当起了编外公诉人;据看过宣判录像的人士讲,宣判后谢有明律师一言未发,连杨佳是否上诉都没有问,证明上海警方安排谢有明为杨佳"辩护"是假、配合掩盖真相、配合制造黑箱死刑案是真。其乐意接受上海警方安排、配合上海公检法机关剥夺杨佳权利的目的得到了证实。

  六、上海市公安局、上海市第二检察院、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