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青年人因为故意杀人，获罪受刑；民主人士抓住了一条大稻草，在网上留下千言万文。如果杨佳生前确实在怨恨报复，那现在确实死得其所了。
"连杀六人"确实是轰动一时的大新闻值得关注。再恶劣的事件，在中国人的心中也会慢慢平息，但这件事有这么些人一直在搅动余波。幸好事实让这些人只能喊口号一般生拉硬般一些诽议，没抓住什么实质，不然岂不是要翻云覆雨。
那六个警察就是鱼肉百姓之徒？ 我在闸北火车站地区，因为骑着二手自行车。被闸北警方盘问过无数次，车都扣过。我是否应该做一回某些人眼中的"英雄"，也来一番手起刀落的连击？杨佳伏法，"英雄"也要看作懦弱，比较起来我根本懦弱得无地自存了。
整体事件看过去，网上芸芸众生瞧过去，中国民主之路越来越望不到了。无论赞成什么，反对什么，中国人还是这帮中国人，思想都是外壳，心魄才是内核。
今天看到一篇据说是位叫童大焕的资深评论员写的文章，文章名为《让愤青绑架了的住房政策》。看了之后，觉得童先生作为一个以笔为生的人，可以对这世上任何事情作出自己的评判，这是他实实在在的"自由"。尽管这"自由"在目前的现实语境中是很有限的，而非他在文中最后所强调的"权利自由"。但对他文中的一些论点，实在是不敢"恭维"。
如他居然无视或有意歪曲，将国内大中城市房价高启的原因总结为"网络愤青们往往把房价高的原因归咎于有人买了二套以上的房屋。"而"网络言论的主力是青年大学生或青年白领，他们急于买房，又属于最接近、最有希望买房的人，于是他们不管三七二十一，一切只希望把房价降下来"。他还抨击所谓"网络愤青"中的言论领袖"把一切希望寄托于政府，要求居民只能拥有一套房，要求政府建经济适用房"。
试问童先生，中国的房价之所以"据高不下"的原因，你到底清楚不清楚？明白不明白？你是做过详细的调查研究，言之有据呢？还是揣着明白装糊涂，为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信口雌黄呢？高高再上的房价降下来，降到大多数老百姓能承受得起的价格，对中国这样一个已经是"贫富悬殊"达到相当程度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有什么不好吗？有什么妨碍"和谐社会"的不妥之处吗？不是碍着你什么"痛处"了吧？或是影响你的"帐外收入"了吧？但愿不是！
你口口声声称："中国正处在中外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城市化进程中，日本、新加坡、中国香港这样一些城市型政府和城乡差别不大的国家和地区的住房政策都不适用于中国。要想解决好中国人的住房问题，关键字只有四个：权利自由"。真的是这样吗？难道只有让那些黑了心的开发商，把中国老百姓辛辛苦苦挣的不多的钱都塞进他们钱包的"住房政策"才是适用于中国的政策吗？我想你肯定是有房住而且不缺大房子住，要不你公开说说你住的房子是个什么样的房子？可以吗？不过上述话中倒有一句话说得还在理儿："要想解决好中国人的住房问题，关键字只有四个：权利自由"。当然，这个"权利自由"要看是谁的"权利"，谁的"自由"才行。中国的住房建设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是该还给广大民众早应享有的"权利自由"了。那就是享有一套买得起或租得起房子的权利和能在政府公共政策中拥有一席发言权的自由。
童先生说现在是"愤青绑架了我们的住房政策"，姑且不论"愤青"的叫法是否有理，但"愤青"们真有那么大的能量和作用吗？他们是有钱呢？还是有势呢？如果有钱，犯不着当什么"愤青"，如果有势的话，更用不着在网上发什么"愤"了。既无钱又无势的他们要是真能把我们的住房政策给绑架了，大概我们的各级政府早就"民主"得不得了了。倒是前一阵听到过"房地产开发商绑架了政府"的说法，由此才造成了中国房价越来越高的畸形房地产市场。那时，怎没见你童大评论员出来为买不起房的老百姓说句公道话呀？现在政府刚说要改变一下政策失误造成的不利局面，切实改善一下老百姓的民生状态时，你就义正词严地站出来说话了，而且还把批评的矛头指向了受害者――想买房却买不起房的老百姓。其实你童先生，才真正属于你自己所说的"不用头脑去思考，而是用屁股指挥脑袋"的那类人。不是吗？
童先生告诉我们："不强制，保障市场最大的自由，就是社会最大的文明最大的福利保障"。对，但不全对。市场的自由，仅仅是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一部分。保障我们每个公民生来就应享有的各项权利，包括人身的，精神上的，生活、学习、工作中的权利，才是人类文明社会最大的福音和福利。
童先生又告诉我们："一个人30岁以前不愤青，他的心灵有病；30岁以后还只是愤青，他的头脑有病"。错！问世间愤为"何物"？人又为何而"愤"？过去有句老话叫"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拔刀相助是一种愤怒，拍案而起也是一种愤怒，同是愤怒，皆因事不平，社会不公。如今讲究法制社会了，遇见不平事，不能拔刀也得让人说说话，表达一下心中的愤怒、愤慨吧！如果我们这个社会真的的是那么"和谐"了，那我们的政府、我们的党还号召大家创造、构建什么"和谐"社会呢？对于政府及执政党的失误、过错，每个公民都应有一种"愤"的义务和责任，都应该有表达自己意见、看法和批评的权利。就像鲁迅先生一样，一生至死都对邪恶、黑暗以及落后、反动势力保持了无畏的、决不妥协的愤怒批判之情。你能说鲁迅先生是个"愤青"、"愤中"甚至"愤老"吗？对不符合民意的事情表达出我们的愤怒并提出我们的要求，没有年龄上的区别，只有正确与错误的区分。在这一点上，我看有病的不是别的什么人，恐怕正是童先生自己，而且还病得不轻。
前天在北京晚报上看到苏文洋先生写的一篇经济评论，大意为"世界是凹的中国房价是凸的"。不知童先生看过后会作何感想？仅就房价而言，在苏先生眼中：一片哭跌之声。放眼望去，四处惨绿之色。当然，"万绿丛中一点红"，这个"红"就是中国的房价。而针对所谓官方的一份《2008年前三季度中国房地产市场研究报告》中透露出的乐观观点，即房价越涨，认为"负担不起"的居民比例反而下降了。苏先生作出了自己的结论：如果不是报告人的精神出了毛病，我大概该去精神病院好好自查了。我想，尊敬的童大焕先生如果有苏先生自知之明的万分之一的话，是不是也应该去医院好好查查了？晚安！
2008年11月26日于北京
我早就有心记述一些当年无辜的青年学生右派们独特的、心灵的苦难中那一些难言之痛，这涉及到个人隐私，都是不愿提及的话题，所以一直未能动笔。近日读了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顺长江，水流残月》一书的作者章诒和自序《我所悲兮在远道》说："我只写章伯钧、罗隆基两个人。他们是大右派，而受苦最深的是那些小右派：十几岁就被开除了的学生，二十几岁就没了工作的职工，还有被关押的，送了命的。要记住他们！记住他们，也就是记住了历史。包括自己在内，我们也都未必敌得过时间的消磨，为了对抗来自天然的和人为的耗损，一定要用文字刻写下来，使之成为民族的记忆"。文末引吴梅村诗"猩猩啼兮杜鹃叫，落日青枫山鬼啸。篁竹深岩不见天，我所悲兮在远道。
我亲历了这次四川大地震，老人们都感到即使我们遇难了，也算活了大半辈子，最为痛惜的是那些遇难的孩子，他们还刚开始人生，还是含苞待放的花蕾啊！一棵大树，即使全部砍掉，只要根在，日后也会再发，可对一株幼苗，若是折断，则难再生，怎么不痛心啊！当年成年人被划为右派只是毁了他的半生，而这些学生被划为右派后则毁了他的全生；仅管在二十余年后同样的改正，可改正时前者大多有原职、级得以恢复，而后者却只能是把四十多岁的人当作初参加工作的青工；这人间之婚恋，除去情之外，要的更是现实的生活，所以自古就有门当户对一说，现代更是等价交换，可这贱民之身份，自然就难找对像了，何况这又是一个赶青春之活，而划右派则是一个看不到头的无期徒刑，在交换的砝码上，其资本仅为负值，手拿负值之钞还能在市场上购物吗？只能望洋兴叹徒让青春空渡！所以说，毁掉了后半生还有前半生的正常生活，而毁掉了前半生时这后半生也就烙上了阴影，就只能称为"残生"；毁掉了事业，经晚年的努力尚可弥补些许，可是毁掉了青春，则是无法再来，他们成了被阉割了青春的一代人，就像受过宫刑的阉人，古代宫刑毁掉的是动物的"性的能力"，而现代宫刑消灭的却是人间的"爱的感知"，前者只施于男人，而后者却男女都可施；一样的宫刑，一样的以灭绝人性而记入史册，后者则其毒更甚。
当年被划的那一批在校读书的学生右派，当时都正是16-25岁之间的男女青年，他们的生活还来不及开始就被网入深渊，他们不解政治之凶残，他们不谙社会之黑暗，他们无论怎么挣扎、哭喊，也无济于事，由于他们年青，除了遭受所有右派那些苦难外，他们还得承受因"青年"而来的特殊的心灵折磨以至终生，这是无法改正的，青春是无法再回来的！这个话题，真是难以言说：划右时他们大多还来不及恋爱、结婚，正当恋爱的季节，这时入了另册，就与恋爱绝缘了：他们的人生之爱被中断于萌芽（甚至是还来不及萌芽的的憧憬）之中，他们的人间之情被扼杀于燥动的母腹之内，这是何等的人世之悲伤啊！此后数十年虽也在人间行走，可他们是既不敢恨，也不敢爱；他们不敢去爱他人，也更不敢去接受他人的爱！流行了上千年的"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对他们来说也不适用了！这还是人间吗？这还算是人生吗？这一划就是长达二十多年，到改正错划时，多是40岁以上的中年，青春早已永去。
我所知道的同学、校友与同事中，这类情形比比皆是，历历在目：个别已婚的在划右之后也多是妻离子散，如贵州都匀的姜××，川师的周××，……，有的后来到改正后也没有再嫁娶，而是孤身终老；有不少是在改造的折磨下还是童子就死了的（如同学廖××，王××），而大多数未婚男女则是作为非正常的大龄青年渡过了二十多个没有春的岁月，七千多个没有家的长夜，到四十多岁才能有个家，虽也多为再婚组合，有的又反复离异（如我的几位四川、重庆的同学Qi、Da等，还有与后来两处的同事Za，Zh，Ho等），这大龄婚恋的现实、再婚结合的多事与右派家庭环境都是"各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其中琐碎难以尽说，何况还属于隐私呢……，更有不少人是从此独身到老（如后来同在一城工作的校友Zu），其中有一位同学Qi曾悲叹曰：我们真是"断子绝孙"啊！听后令人暗泣，对女青年来说，就更有别样的少女之悲心……；像我这样幸运，能遇到爱上摘帽右派的女孩总是少数，但我在此前的十年大龄青年生活，在我的回忆录《岁月留痕》中的专章（第四章"苦难的大龄青年"）记述自不待言了，就是后来我们认识结合之艰辛，也如电影中一付对联所说的："两个狗男女…，一对黑夫妻…"，生活之困苦，社会之白眼，街妇的绕舌……连我的兄弟姐妹也都是划清界限了的，真一言难尽（第五章"艰辛的中年"……我永远对不起我的妻儿，对于他们因我而受的株连与困苦……）；比我好一点的如同学张××与女友李××划右后也坚持不散，在陕北结婚，可婚后的白眼与艰苦也是少不了的。……
下面再记名几件真实小事以见一斑：
1，何坏之有？：西师一右派学生，后到四川某县中学改造，文革前就因与一女学生恋爱而加划为"坏份子"，备受批斗不已……，请问，何坏之有？
2，棒打鸳鸯：西师数学系58级乙班曾xx， 鸣放时一言未发，运动后期(58年)凑任务，以曾说过"没吃饱"等为由，划为右派，下放农村劳动改造。与其恋爱几年的女友，被迫划清界限，洒泪分手。迄今曾年过七旬仍孤家寡人，终老一生。会拉二胡，经常拉出当年的一首主旋律歌曲中的唱词 ："自己的婚姻为啥不能作主，自己的爱人为啥被迫嫁别人……"的哀调。
3，摧人泪下：胡xx，高师之翘楚(叶乃膺教授评语)，学业优异。运动中在劫难逃。划右后历经折磨，后派去合州县工作，所教班连年高考列专区第一，声望甚高。62年从西师下放来了一位青年未婚女教师，二人同教一门课，相互切磋，朝夕相处，渐生情愫，拟申请结婚(当时女方已有孕).这时领导找去谈话，说是你一个共青团员是不准与一个摘帽右派恋爱、结婚的。现在你只能把胎儿做掉，与他断绝关系。否则，你将受到严厉的处分。立即，组织上一纸调令将胡某调到一个偏僻山区学校去了，(同时受到行政记大过处分，据称这已算从轻处理了)，……后来听人说，分别时他们悲愤地唱着电影<<天仙配>>的片尾悲歌："不怕天规重重活拆散，我与你天上人间心一条"，15年后，由于两人大概都卓有成绩，二人竟在全省的一个教学研究会上不期而遇，相见之下，抱头痛哭……。
4，断子绝孙：西师一右派学生Qi，分到重庆某县重点中学，教学认真负责，小有名气，师生爱载，后评为特级教师，但却婚姻不顺，失去了恋爱季节，初婚时已是改右后的四十多岁，女方为一小厂之职工，其前夫因罪入狱留有子女无人供养才嫁给他，婚后一直虐待Qi，并拒绝生育，有胎即堕，前夫出狱后，又与前夫勾通，Qi不堪其虐，闹了多年后，方与之离婚，此时Qi已老矣，私下常与友人叹曰："断子绝孙矣！…"，于去年（72岁）病逝；
5，壮汉之死： 文革时住我家对面的赵××（男，未婚），是某地质队下放回来的青年摘帽右派，为一壮汉，以做临工为生，劳动之余，同院小孩常爱与他玩，忽一日，院内一妇女王×指责说赵玩耍中有猥亵她的女孩（约4-5岁）之小动作，小街的治安主任蔡××（实乃一文盲村妇，隐匿了曾加入一惯道之历史，嫁进城来，好吃懒做，游手好闲，混入运动，专司整人之女混混也）没有任何调查询问，立即召开对赵的就地批斗会，会上悍妇蔡竟突然上前，把赵从所跪的板凳上一耳光打翻下地，赵不堪其辱，会后便悄声投嘉陵江自尽，堂堂七尺男儿竟这样无声地死于一悍妇之辱，改右时原单位专门来人慰问其老母，其状甚为悲痛，街坊无不感慨……，天理安在？
"右派"原本是西方政治中沿用的一个指派的术语，偶然间于1957年被上皇又派上了大用场：用来指称数十万被认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份子人，称为"右派份子"，简称"右派"，当时我还是正在校读书的一个大学生，并且是共青团支书，为响应党的号召而突然被打为了"右派份子"，当时我还不满二十一岁，不明不白就与这"右派"二字沾上了，二十一年后，说这是"错划"，说来真是有趣，这一错就一辈子也甩不掉这 "右派"二字了，这真是"御赐之名"。
按大英百科全书的世界通行的解释，"右派份子"是指 "当时在中国要求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实行民主的人"，这些是被中共认为是敌人。表面上说不用法律手段而用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处置（实际是任意作非法处置），并列为"地、富、反、坏、右"的五类份子，加以专政、改造。这是一个倒霉的名字，谁也不想要它，不过百姓们从实际中也有不少人认知是"右派并非坏人"，朋友、熟人们当面是决不称呼它的，只中说"曾举了右手"，或用右手示意一下，或只轻声说一个"右"字，我在这样的屈辱中埋头渡过了艰辛的五年，党决定对其"改造"好了的于以"摘帽，不再视为右派份子"，于1962年未宣布摘了我的右派帽子，我当了五年（21岁26岁）右派份子。
此后我满以为真的"不再视为右派份子"了，可却还是被称为"摘帽右派"，其处境不仅没有丝毫改善，反而借压缩之名，竟用欺骗之法把我骗回原籍令其自谋生计，这使我感同身受，原来这"摘帽右派"仍是"右派"啊！不过按老百姓中实感"右派并非坏人"的人越来越多，我也于1966年遇到了爱上我这个"摘帽右派"的姑娘，并结婚生子，她还说"下辈子你如果还当右派，我们娘儿仨还愿意跟着你！"（这是最为动人的情话）。在历经长达二十一年的折磨后，于1978年冬党又决定：这些人的绝大部份（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九）都是被"错划"，他们并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份子，应给以"改正"，我也属于错划之列，结束了我又当了十六年的（26岁到43岁） "摘帽右派"。
恢复了工作，又做了教师，当年的难友们都戏称为"五七同胞"、"五七同学"、"五七友人"、"五七难友"、"五七进士"、"丁酉进士"……就是避开这个不祥的"右"字，既然党也公开决定并一一发文，认定为"错划"，就是说原就不是"右派份子"，是划错了的，这改正后，便与"右派"无关了（正如乘火车时上错了车箱，本是8号车葙的，却上了6号车葙，这时，只要离开6号车葙回到了8号车葙后，便与曾上错了的6号车葙无关了），可这时在官方的意识下又称为"改正右派"，仍叫你离不开"右派"二字，总是要留个羞辱给你，因为这总是一个需要保留并不断制造对立面以供打击与批判用来维持其统治的制度，所以口头上说是改正，其实是没有认真认错下的不得已之为，所以也就没有相应的道歉与赔偿，这样就是在事实上认同了这"改正右派"之说，就这样不明不白（官方禁止，民间却私议）过了近三十年（从43岁到如今七十多岁）的"改正右派"的日子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真像的大量揭开，人们认识到了当年的"右派份子"都是推动社会前进的先知先觉，（大量的即使是错划了的右派，也是当时多有接近右派之言行，并在长达二十多年的坚持中，是多么的不易与坚强，这叫难能可贵），今天的许多有益的言论与举措都比当年的"右派"还"右"，这"右派"二字又成了光荣之语了，大右派章伯钧的女儿章诒和在回忆他父亲的一篇文章中写道："我希望右派这两个字永远保留下去，它永远属于章伯钧，属于我最亲爱的爸爸。"（这是在得知当局仅仅为了使运动正确一说存在，必须保留几个右派不改，其中又必须有大右派，于是决定对章伯钧不改之后写的），更有大量颂扬右派的文字在海内外广为传播。
当年官方用这二字意在羞辱，妻子用这两个字意在深爱，而今民间用这二字却意在褒扬了，近日（2008年3月4日）张耀杰在《博克中国》上发《我所尊敬的右派老人》一文中，竟列上了我的名字，使我又公开成了"右派老人"而被"尊敬"，五十多年了，已是风烛残年之人，仍摆不脱这"右派"二字！一辈子也甩不掉这有关这"御赐"之"右派"二字，真有趣。
爱杀就杀吧，可以痛快点，多大点事啊，没有人会在意的，放心大胆的做吧。灭掉个吧生命，既不是第一千一万次，也不是最后一次，当战车碾过年轻人的身体时，你们一个都没犹豫来着。
既然你们早已清楚地知道罪恶不会带来丁点的惩罚，既然谎言是唯一的方式可能延缓死亡，既然在这片荒原上永远长不出正义的草来，那就再没有什么理由可以真正阻挡住你了。想通过"合法的渠道"与最高人民法院要"事实真相"，谈"公平与正义"，那是与虎谋皮令人耻笑。今天有谁能够说出，国家与贼有何区别，如果说公检法是婊子，那是对卖身服务行业的污蔑。
你拥有全部的权力和财富，河流山脉，拥有这块土地上可以看得到摸得着一切，一切的光荣和欢乐都属于你，你不会郁闷的。为了百年千年天荒地老的宏图大业的长治久安，痛快地抓，痛快的杀吧，不要再告诉人们你释放了多少西藏人，不要再说分赃大了点，几万个亿就 "一定要有透明的民主程序"。还有谁会相信废话。在这里除了十恶不赦的权力，剩下的皆是傻逼，这是一个关于共和国的完整的版本。
杀吧，不要用正义的名义，那是在羞辱一切。没有一个政权会在意它将会被轻蔑地记住。
来源：艾未未博客 http://blog.sina.com.cn/aiweiwei
前段公司换了08版的PKPM，今天计算基础的时候发现了问题。输地质资料的时候，发现极限侧摩擦力和极限端阻力两个概念，因一般地勘报告提的都是二者的特征值，而极限值和特征值的关系，JCCAD是否采用了规范所用的2这个系数呢？按PKPM的咨询电话打了过去，接电话的是位女士，我扼要的提出了自己的疑问，人家说等一下，然后等待的音乐响起，音乐停顿，我正待洗耳恭听，一阵忙音后，电话挂断。诧异之后，再次拨通，这次接的是另外一位，还是女士，我再次简要提出了问题，女士说等一下，可能电话转给了别人，然后我就听到一个老先生的声音，心想老先生可能是权威吧，就抛出问题，得到的依然是等一下，最后，接电话的是个中年男士的声音，我再次提出问题，他说不输也可以，算桩基的话输五个常见参数即可。追问他极限值和特征值的关系，得到的回答是2.虽然几番周折，总算是得到了正确答复。不过想起了以前问过他们关于斜梁计算的问题，问了几个人，始终没有得到肯定的答复。建研院在结构计算领域，代表了国内的最高水平，怎么他们出的产品，以及产品的后期服务，怎么这么差呢？
十一期间从天津返京，去天津站南售票厅买票，3号下午四点多去的，被告知晚上八点多有到丰台的，无座，问有无城际票，窗口回答说5号的都没有了，问为何城际都没有票，窗口不予解答。后来看到站外有到京的汽车，就去退票，30多个窗口，仅一个退票，退票的人排起了长队。看看其它售票窗口，买票排队的长度也就退票排队的三分之一，怎么就不能再开一个退票口，方便旅客退票呢？想想每年黄金周和春运期间铁老大的丑恶表现，不仅让人心中愤怒。
其实这只是两个小小的例子，我们付出财力之后得到低品质服务的情况，比比皆是。我们的电信、银行、航空、电力、邮政和石油石化企业，这些垄断巨头给我们提供的，是质次而价高的服务。世界上双向收费的电信服务估计也就中国有；银行ATM出错多出的钱，你取走会被判无期，当然从ATM取出假钱银行是没任何责任的；电力企业员工的工资从来都是令人羡慕的，虽然可能不是人家的服务值不值那个价要另说；邮政的邮寄慢且贵，最奇怪的你自己根据估值多少，另外交费以便物品寄丢后给你相应的赔付，这相当于告诉你可能物品会被寄丢，不另交费就没有任何赔付。石化双熊历来就是只涨价不降价的主儿，另外还可以从国家领取大红包，以补助他们的亏损，虽然二者掠取财富，速度胜过强盗剪径而风险低于官员放屁。我们的税负世界最高，而得到的公共服务却世界最差，普通老百姓跟公家打交道，谁没有"衙门深似海"的痛苦体会呢，谁没有领教过官员的傲慢和白眼呢？
最近一年我们国家可谓天灾不断，先是南方百年一遇的雪灾，再是洪水和汶川大地震。可是我们受的伤害远不止这些，近期的毒奶粉风波，殃及数万名儿童和他们的家庭，一万多名儿童因而住院。在这期间我们看到了许多丑陋的表演。官员们先是堵塞媒体舆论，被曝光后推给下属，自己则继续伟大光荣正确。而企业则将责任推给弱势的奶农。而这离问题奶粉造成的大头婴儿事件才短短4年啊？是谁让我们付出了，却得到了这样低品质的东西？我们的食品安全问题，就像矿难，发生过一次灾难，临时管制一段，然后有时更大的灾难发生。迄今已有多少丑闻和危机？什么时候我们的食品才能安全？当然了，我们还是有优良的食品的，特供啊！
我们的食品、卫生医疗、公共产品服务甚至各种商品等，已经以质次价高傲视全球。当你喝着含三聚氰胺的牛奶，吃着苏丹红鸭蛋，吃着洗衣粉油条，在餐馆吃着地沟油炒的菜，吃着陈化粮米饭，吃着硫磺熏白的馒头……当你要开刀必须先向主刀医生塞红包，否则可能有什么器械留在了腹腔内，或者看个感冒就要付出万儿八千，万一得了什么绝症就要面对天文数字的手术费从而基本听天由命，临时急病却因手头没钱被拒诊从而可能一命呜呼……当你受了冤屈要叫天不应，入地无门，上访又被驻京办抓到小黑屋，当你拿着二千一月的平均工资，却要面对均价五六千的商品房，从而不得不花费租房时，你不得不感叹中国从来不乏奇迹，因为在这样低品质产品横行的社会里，能活下来就是个奇迹！！！
要说中国人能活下来，还真的归功于我们悠久的传统，中国普通百姓，历来受执政者的残酷盘剥，但又总是在艰难的生活中顽强生存。正是我们传统的韧劲支撑着我们活在当下，并认为活在盛世。我认为我们国民总体的生活水准，在世界上历来是偏下的，最多也就南方发达地区偏上一些。仅看看东西方餐具的差别，就可看出高下。西方餐具多为金属制作，而我们多用瓷器或竹木。显然西方的餐具更贵，使用也品质更高。看中华历史，几千年的帝国体制，始终是跳不出治乱循环的怪圈，这个直接导致了我们近代的落后和诸多耻辱。历朝历代都是最初最高领导能够励精图治，政治清明，从而百姓能安居乐业，仓廪实衣饰暖则为盛世；然后就是领导层腐化堕落，政治腐败，民不聊生，百姓纷纷揭竿而起，再立新朝，然后又一轮治乱循环开始。当政者多为读书人，以精英自命，不事稼穑，却掌握了各种暴力机关，生杀予多一念间，更何况多吃多占？生产者多为生斗小民，命若草芥，从事农林牧渔手工，势单力薄，又被君臣父子的封建道德愚弄，但求温饱，能忍则忍。除非是被挤压得超过了生存底线，才反上梁山。故有史以来我们一个老大帝国，少数人奢侈享乐，多数人饥寒交迫，当政者少怜民惜民之心，生产者多挣扎求存之念，一个庞大的人口集团，以总体品质较低的生活水准苟存。
自共和国立国以来，但见集权，未见共和。想当年毛泽东面对黄炎培提问时，意气风发的给以"窑洞对"，今天看来几近儿戏。三反五反大跃进人民公社文革，舵手带领下的航船，险些倾覆，幸好还是有头脑清醒的改变了航向，人民过了段温饱日子。但是，好日子不长久，如今又前景不妙，搞不好会使卅年改革成果毁于一旦。自胡温新政以来，初期轰轰烈烈，百姓叫好不断，似乎前景一片光明，但现在我却想起了李隆基。
什么时候，我们的生活品质能高点呢？
上海袭警案，以杨佳生命的终了而结案。
四个多月来，为案件真相和司法程序的纷争，也开始慢慢地趋于沉寂。
对这起惨案的发生，仅追究杨佳的法律责任是不够的，还应当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有人驳斥我说，法院判决和裁定均认定执法有据，没有殴打过杨佳，还能追究谁的责任呢？
杨佳遭盘查后，经过了长达九个月的投诉，始终没有得到妥善解决。是杨佳胡搅蛮缠不作让步吗？肯定不是的，杨佳一直没有上门去纠缠过，只是用电子邮件、电话等方式作了投诉。
杨佳和王静梅都说，要"说法"不是为了要钱，而是要一个书面"回执"，即处理此事的书面说法。
杨佳也是一个"访民"，他向上海公安机关投诉过，也向公安部作了投诉。他的投诉，最后还是回到"原地"，转给了被投诉单位——芷江派出所来处理。可想而知，能得到合理、公正的结果吗？把投诉下转，明显违反了《公安机关信访工作规定》。对此，我写过一篇《用信访规定，看警方处理杨佳的投诉》进行质疑。
由杨佳袭警案引发了王静梅"失踪"事件。如今失踪四个多月的王静梅现身了，莫明其妙地入院，又不明不白地出院，她被变相控制四个多月，也不见哪个部门给一个说法。
一个单身母亲，因为儿子的案件受到株连，被送到安康医院接受长达四个多月强制治疗。在家属报了失踪案后，竟还蒙骗"自行离开了派出所"。
王静梅到底有没有精神病，医院没有给家属诊断证明书，也没有给相关治疗病历。如果王静梅没有精神病，那送她去接受强制治疗，不是在变相限制人身自由？不是在变相控制证人吗？
尽管杨佳案还有很多疑点没有解开，还有诸多司法程序问题无法纠正，但这起可以载入中国司法史的案件，最后还是草草地结案了。
案件已了结，是不是该问责了呢？
虽然难以追究相关官员法律责任，但行政责任他们总该承担吧？如果不对相关官员问责，也是对不起死去的六个无辜警察。
作者：北京市忆通律师事务所刘晓原律师
来源：刘晓原博客
26日，罪犯杨佳被执行了死刑。广受社会关注的杨佳袭警杀人案，终于尘埃落定。杨佳于2008年7月1日上午闯入闸北公安分局办公大楼，持刀行凶，致6名民警死亡、2名民警轻手伤、1名民警和1名保安员轻微伤。杨佳为泄私愤而报复杀人，犯罪段特别残忍，犯罪情节特别恶劣，后果和罪行极其严重，社会危害性极大，应依法惩处。如今，正义得到申张，执法者受到法律的保护，十分必要。
警察是阶级社会统治阶级实现专政的重要工具之一，是国家机器的组成部分，是国家意志的执行者。 警察是维护社会秩序重要力量。 预防、制止和惩治违法犯罪活动。严厉打击各种违法犯罪活动，是警察力量在社会管理活动中职能的具体体现，是国家维护社会安定，维护正常的工作秩序和生活秩序的重要手段。警察针对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违法、犯罪人员予以严厉打击和制裁，目的就是为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面貌及工作、生活环境，从而进一步巩固统治阶级的统治地位。没有人民警察，我们的国家将不成为国家，我们的人民就没有安居乐业，更谈不上和谐发展。袭警行为，实际上是一种反社会的行为，损害的是全体社会成员的公共利益，理应受到严惩。
诚然，警察之中，是有那么些害群之马。但是，一些人极端地将警界中个别败类的所作所为扩大到整个警察群体，或者说是无知，或者说是别有用心。接受舆论监督，无可厚非；但是，那么多不恰当的误解，却让人感到委屈难受。现在许多民警在与违法犯罪分子作斗争时，往往孤立无援，且经常受到成十成百的人围攻，民警遭殴打侮辱，甚至伤残牺牲，犯罪分子更加甚嚣尘上，肆无忌惮。一些民警个人的普通民事纠纷动辄被肆意夸大，歪曲炒作，非搞垮搞臭而后快。导致许多民警工作起来缩手缩脚，心惊胆颤。这一现象，令人痛心。长此以往，无异自毁长城，让人民群众受害，犯罪分子嚣张；让亲者痛、仇者快。其实，绝大多数地方基层的警察有多艰苦，承受着多大的负荷，大家心里清楚。为了社会的安宁，为了法律的尊严，无怨无悔。警察也是有血有肉的普通人，也有欢乐悲伤，也有妻室儿女，也要奉老伺幼，并非不食人间烟火的圣人。公正是属于全社会的，在扫除个别警察败类的同时，也应当公正地评价、公正地对待整个警察队伍，中国警察绝大多数是善良正义的，他们付出血汗，奉献社会；吃的是草，挤出的是奶。
全社会都要尊重警察。尊重警察就是国家和人民，就是尊重社会、尊重我们本身。给警察多一分理解，多一分尊重，多一分爱护，他们才有力量和勇气完成国家和人民赋予他们的光荣使命；他们才能在沥风沫雨、放弃节日与亲人的团聚时无所忧虑，在面对黑社会恶势力的屠刀枪口时无所畏惧，在流血牺牲、抛下头颅时从容无悔！
来源：中国警察网 http://www.cpd.com.cn/gb/newscenter/2008-11/27/content_1057421.htm
无论我们怎么努力，如何的妙语惊人，杨佳我们是写不活的。在这个国家回天乏术，既是一种残酷的现实，也是许多人屈辱经历最终的必然结局。已经有很多人，在说我这种书生气的努力是没有用的。虽然，我早已悟透在一个污烂的社会里，"有一种毒药叫成功"的把戏，并不踵武"有用"的脚步，但还是感到强横而庸俗的实用主义在中国的强大。自然，不管怎么说，我还是坚持自己的价值原则与伦理底线，既不奉有奶便是娘作为生活大纲，也不尊成功才是硬道理的伟大教导，更不尿"成王败寇"那一套。但你说一点挫折感都没有那是假的，是人都有希望自己认为有道理的事，所做的发扬光大的努力，能得到一点哪怕是些微的肯定。
昨晚有位在京的记者小朋友发来短信说，刚从杨佳家里出来，他妈说快要崩溃了，她说自己也郁闷到要崩溃。人是情感的动物，别人说他的家人将会忍着丧失亲人之痛，将会忍受死得不明不白的屈辱，就是我们这些仅仅要求杨佳的审判过程有一点像样子的公正程序的人，也受到巨大的挫折。虽然我们深知中国的黑暗，知道他们会怎么来颠倒黑白，但在目前这种积重难返，污吏横行的时代，理性的公民的力量是微弱的，或许只有像杨佳一样鱼死网破，才能求得一种释放与解脱。其实，这是整个社会的悲哀，也是整个社会为此买单而埋下了巨大的定时炸弹。我并不认为杨佳袭警（如果袭警是真实的，因为这一点现在都有疑问了）是对的，我认为如果袭警是事实，那么他应该承担他的罪责。但他的罪责，不能免除没有独立之权力的公检法在当今这个社会的罪责，更不能够免除直接办案人所承担的一系列责任，尤其是那些将杨佳母亲拘禁送进精神病院的公安，包括那些曲为官方辩解的律师。没有真相就没有公义，这是一次永远没有公义的死刑判决。如此明目张胆地不公，对程序正义和法律的公然践踏，却公行于中国社会，杨佳一案必为社会动荡，进一步之酵母，这是可以肯定的。我当然痛惜杨佳的冤死，死得不明不白，我更痛惜他之死增加了许多再也不相信中国法律的人，这才是整个社会向良性发展的障碍与悲哀。
至于"钱烈宪发言"，我不知是何时读上瘾的，只是觉得这个老几（川语，意为家伙、哥们儿）太有才了。他是我们这个时代精神上的"下水道专家"，因为他运来许多"伟光正"们的不传之秘，经他妙手点化，便让你觉得"伟光正"的确是它的近亲"假丑恶"。再者，他又像中宣部的千次方，相当于中宣部的万世祖一样，将许多陋丑的东西，放大到更为可笑更为可鄙更为可耻的地步，让你一见莞尔不置。一方面做勤奋的精神上的"下水道专家"，扒粪不辍；另一方面又岿然做起宣传机器的老祖宗来，且说"内部交流，供造谣用"，真可谓上下其手。有网友问莫之许兄，为何你的博客还在，而钱烈宪却被割了呢。莫之许兄幽幽答曰：事实比评论更可怕。诚哉斯言，真相是专制者的天敌。
老实说，精神上的下水道专家和宣传机器的老祖宗，都还不足以罄尽钱烈宪的精髓。前不久拿到他送我的新书《想像中的动物》，我才觉得他真是"想像中的动物"。一来我们至今没有见过面，如何的玉树临风，那是美女们感兴趣的。再者，我深感他转帖实在有十八般兵器，所谓眼观八路，耳听四方，简直像神物集合体，只能想像中得之。他耳目广泛，线人多多，和明朝的东西厂与今天的国保有一拚，给他报料的人络绎不绝。我想他的邮箱一定像当今的信访局，包龙图的开封府，喊冤鸣鼓的十分多，弄得他一天"要发炎"好多次。《想像中的动物》读了数篇，奇诡怪异，敏慧细腻，刺人脑皮，又可谓上下其手。多年前诗人钟鸣兄在其家中办《象罔》民刊，我助他小力，得以翻看博尔赫斯《想像中的动物》，所以深知他与古怪动物搞在一起的秘密通道。你可以不喜欢钟鸣兄随笔的古怪，但他自开一路，我想你就是再反对也得承认的。《山海经》、《博异志》、《酉阳杂俎》（似乎也有些卡内蒂《耳证人》的意味）之类稗官野史和史料笔记，当然是徐兄师承的对象，但我不知徐兄是否受博、钟二位的影响，但其间的精神之脉，似乎是有些路数可寻的。至于详情，待我读毕来向大家"发炎"。
我不是因果报应论者，也不会天真地认为行恶之人必遭惩罚，我甚至认为我们还要过许多年没有尊严暗昧难熬的日子。但我还是不无信心地认为，社会滚滚向前，文明虽经玷污，其光华却不可阻挡。杨佳其命不佳，其运堪悯，但将来我们返过来看此一事件时候，却也认为它不无记载中国司法耻辱史的意义。耻辱不可能必然导致我们这个国家质的改变，但也许杨佳一案只是群起反抗不公的开始，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个案件在灾难众多的2008年，也有其特殊意义。杨佳不佳，好在钱烈宪还在发言，他那些充满睿智的"造谣活动"，使我们这个很少有真正幽默，只诞生大量冷嘲的专制国度的人们，充满悲不胜情、愤不胜怒的欢笑与诅咒，使我们不至于被那些"伟光正"的崇高言论弄得便秘。在此我谨祝我们这个时代精神上的"下水道专家"更加上下其手，让民众从下半身到上半身包括脑子都不再便秘。
2008年11月26日8：45分于成都
设计缺陷还是施工违规？造价压低还是符合指标？工期缩水奉谁之命？杭州地铁施工现场塌陷事故后，围绕事故责任归属，施工方中铁集团和业主方杭州地铁集团各执一词互不相让。中铁隧道集团副总工程师、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梦恕觉得很委屈，他本想"大事化小"，哪曾想杭州方面"不领情"，于是他只能"你不仁我不义"，把"谁都跑不了"的实话一吐为快；而杭州方面也确有苦衷，温家宝总理亲自批示，"压力太大了"，他们绝不允许"私下处理"。口水仗由此升级。是可谓："兄弟本是同命鸟，大难临头各自飞"。
施工方：中铁集团
业主方：杭州地铁集团
距离事故发生已经过去12天，杭州"11·15"地铁塌陷现场的挖掘作业正在进入最后阶段，而事故责任的最终结论，相比现场抢险，却更加难以收尾。
究竟谁该为冤死的21条冤魂负责？在人们等待结果时，未曾想到有关事故责任的争论突然爆发，终究酿成比事故本身更令人关注的一场舆论大战。
"顾全大局"的初衷
王梦恕承认，这样的结论确实有"把大事化小"的味道。"我说你不要把这个问题扩大，扩大对你们没好处。"
这场争论发生在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梦恕和业主方杭州地铁集团之间。
"我是迫不得已，不得不站出来回应这事。"11月24日，在南京出差的王梦恕主动约见南方周末记者时说。
一开始，双方的合作还算愉快。王梦恕回忆，他并不曾想到事情会演变成这样。
11月17日，王梦恕第一次勘察现场。作为中国地下工程权威，他很快得出了自己的结论，"我到现场一看，就明白了问题出在哪里。"
王梦恕很快给熟识的杭州地铁集团董事长打了电话，"我说丁董事长，这个事，根本问题是你们的问题，但现在大家先不要说。"
王梦恕解释说，他如此表示纯粹是出于"好心"，站在业主方的角度考虑问题。"我说你不要把这个问题扩大，扩大对你们没好处。"
11月17日当天，王起草了有关事故原因的一份报告。王向南方周末记者转交的这份意见书草稿显示，在这份报告中，他分析了诸多原因，但最终得出的结论，却是"突发性自然事故"。
王梦恕承认，这样的结论确实有"把大事化小事"的味道，但他认为，这同样是出于好心，"我这样写的问题是，是从顾全大局角度出发，内部责任我们要追的，但对外差不多就行了。"
"顾全大局"的结论很快为施工方所接受。
11月17日，中铁四局杭州地铁一号线湘湖站项目部常务副经理梅小峰首次向媒体通报时，采用了王梦恕的观点，将之归结于特殊土质原因。面对媒体，他悔恨万分地说，这属于突变情况，之前真的是没有预料到。
但出乎意料的是，对于王梦恕伸出的橄榄枝，杭州市政府却并没有领情。
"他们没理解。"王梦恕说，"我现在是好心没好报。"
"不领情"的业主方
"压力太大了"，这么大的事谁也不敢瞒；施工方"就怕钱拿不到，以后再也不能在杭州中标"；王梦恕怒骂施工负责人，"你们太懦弱"，"将熊熊一窝"："你不仁我不义，一说实话，谁都跑不了"
事态的发展早非人力所能控制。事故援救展开的同时，问责也在同时进行。面对事故第二天即已2死19人失踪的巨大灾难，地方官员早已处处小心。
塌陷后第二天，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齐骥、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副局长赵铁锤就先后赶到事故现场。而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和两位副总理李克强、张德江的分别批示，更是让大家感到此事的重量。"压力太大了。"杭州市一名官员感慨。这么大的事谁也不敢瞒，想瞒也瞒不住。杭州市政府决定采取与以往许多地方不同的舆论策略。
11月16日，在召开的地铁工地塌陷事故第一个专题会议上，杭州市委领导对外宣布，"在信息发布上，杭州必须承诺公开、透明、实事求是，不瞒报、不漏报失踪、伤亡人数。……杭州市委、市政府绝不允许出现瞒报、漏报或'私下处理'等现象"。
"不瞒报，就注定要有人对此负责。"这名官员评价说，从决定公开信息开始，对于王梦恕院士的"好心"，杭州市方面注定已"无福消受"。
矛盾由此产生，"我们既然认为自己没问题，当然就是施工方的责任了。"
王梦恕敏锐地观察到，本该和谐的风向开始慢慢转变。舆论的矛头很快被一边倒地"引导"向施工方面。
11月16日，先是赵铁锤怒批施工方负责人的画面在当地媒体反复播出。然后，杭州市党政机关的领导人也开始在多种场合表示了对施工方的谴责。
11月19日，杭州市委领导更是在杭州市委常委扩大会议上表示，对责任单位、责任人的处置一定要到位，"必须杀一儆百，挥泪斩马谡"。
"没想到杭州方面，在专家的方案没拿出来以前，就说是施工单位的责任，说得很绝。"王梦恕说。
作为中铁隧道集团的副总工程师，王梦恕承认，施工方对这样的说法也颇有怨言，但却顾虑重重，不敢开口，"就怕钱拿不到，以后再也不能在杭州招标"。
对于施工方的做法，王梦恕觉得很是"怒其不争"，"我就给李长进、白中仁（均为施工方的领导）说，你们中铁太懦弱。你们也是副部级单位，你们这么搞怎么行。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
"他们不敢说，那就我来说。"王梦恕说，"你不仁我不义"，"我目的是给你开脱的，你非要把这事推给别人。那就只好实话实说了。一实话实说，谁都跑不了。"
责任到底是谁的？
中铁："地铁设计存在严重缺陷"，"施工单位按图施工，无明显失误"；杭州："设计尤其适用于地质环境条件恶劣的地区"；王梦恕："违背事实，混淆视听，干扰了现场施救和事故处置工作""我说这不对，你规划风险、设计风险怎么能都推到施工单位身上？应该是分摊，大家都有责任。"王梦恕说，他很快公开了自己的真实看法。
王梦恕随后以院士身份接受中央电视台电话采访，称"拍脑袋"、"图便宜"、"赶工期"、"领导意见替代科学决策"等因素是导致杭州地铁工地事故的问题所在。"首先是设计方面的先天不足。"王梦恕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我当时一来看，就说方法没选对，违背了一般的设计规律。"
王梦恕解释说，江南的地质比较差，如杭州地铁这种开放式明挖的办法，最容易造成群死群伤。在地质很坏的情况下，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一塌就一大片。更可怕的是，在湘湖站附近还有湖、河流和主干道，"完全不具备开放施工的条件"。
王梦恕说，按照地铁施工惯例，设计的时候一般要求是封闭的，从此次塌陷地的设计图分析，应该也是没有考虑通行问题，"我看它就仅有0.8米的防水墙，在本该放横撑的地方加了块钢板，显然没考虑到（开放施工）这个问题。"
"如果一开始设计通行的话，就必须要设计挡土墙，那样的设计方案就必然大不同。"王梦恕说，挡土墙起码得1.5到2米厚，同时还须每隔三四米打一个桩，"先做桩，桩上再做挡土墙，而且连续墙后面要有水平的腰梁，每隔3米还要有很多横撑。连续墙6米一个接头，每隔3米要有横撑。""未封闭施工的先天不足，长期下雨，再加上下水管渗漏，造成了一个滑动面。这个滑动面，在四车道的压力下，往坍塌处挤压。由于设计的是防水墙而非挡土墙，最后才发生了管涌现象。"王梦恕总结说，"如果没水，下雨小点，还能碰大运。但现在有动荷载，就不行。迟早会出问题。"
王梦恕的观点并不孤单。虽然不便公开出面，但中铁的声援一直在悄悄进行。
在百度"杭州地铁吧"中，充斥着替施工单位抱屈喊冤的声音，更有人替王梦恕打抱不平，"学术永远不是政治的对手，悲哀！"
从语气明显可判断出是中铁员工的人们，借用内部人士的话说，"杭州地铁设计单位北京城建设计研究总院19日内部会议已经承认设计方案存在严重缺陷，主要问题是地下连续墙设计埋入土体深度严重不足，不能有效抵御大量的车流活载以及土体遇水饱和度等，造成整体坍塌。施工单位按图施工，无明显失误。"
11月19日，一封以杭州地铁1号线湘湖站项目部常务副经理梅小峰名义写给央视主持人张泉灵的公开信在网络上迅速传开。
公开信否认了自己说过"责任在我们施工方"这句话，也从没表示过"责任在我们施工方"的任何意思。他"呼吁全国人民支持我维护我正当的合法权益，呼吁全国人民对部分媒体睁大眼睛，分清是非"。
但杭州市政府对这些说法予以坚决反驳。他们评价说，王梦恕院士的言论"违背事实，混淆视听，干扰了现场施救和事故处置工作"。
11月21日，杭州市官方组织了一个小范围的驻杭媒体负责人通气会。会上的内容，"一方面是希望各媒体今后报道时有配合的意思，另一主题就是猛批王梦恕。"参会人员说。
在业已被媒体公开的一份材料中，杭州方面针锋相对，措词严厉。他们反驳说，相关方案均通过国内知名专家的现场踏勘和深入论证，决不是"随便"的方案。"采用连续墙作为围护结构的明挖法，其最大的特点是围护结构施工容易、工艺成熟、支护刚度大，尤其适用于地质环境条件恶劣的地区。"
杭州方面并举例说，类似的办法，在上海、广州建设地铁时也取得过成功，"明挖法对环境的适应性是较强的，可有效避免城市中心区域的'大拆大建'。"
"你不仁我不义。你不讲道理，我就只好说实话了。"王梦恕回忆说，11月19日，他再度面对公众，就开始"客观全面地评价"了。
但王梦恕此时发现，他的发言突然不再权威，由于他出于"好心"宣布的突发性自然灾害事故说和他被公开的中铁隧道集团副总工程师身份，王梦恕业已成为网络上的众矢之的。
一家中央驻杭媒体在报道中直言不讳地抨击说，"事故现场的群众不理解了，明明地上早已摆着的大裂缝，怎么就被专家'忽悠'没了？"网民们顺藤摸瓜，还检索出"这位专家除了院士、教授的头衔，原来还是中铁隧道集团副总工程师，和杭州地铁施工单位中铁四局属于同一家企业"。"在我国的经济社会生活中，常常可以看到一些学者，以院士、教授、博导等身份出面。但是一些'专家'还有另外的身份，或者是一些大财团、大企业的董事、顾问，或者就是某某咨询公司的老板，在行业中分享着巨大的利益蛋糕。这些'专家'的言论，有可能完全出于学术良心，也有可能并非如此，需要注意鉴别。"这篇报道分析说。
王梦恕认为，类似的报道，都是因为杭州市政府说理说不过他，刻意操纵的结果。"中铁的副总工就是一顾问性质。我是顾问，但我是客观讲话的。我也没包庇施工方。你说我说的哪些不对，咱可以谈，就事论事。说理说不过，拿身份说事。那不是无赖嘛。"王梦恕说。
为了表示自己的客观，他向南方周末记者同样分析了施工方存在的问题。"市政府不懂，也不能怨他们。作为施工方，没把严重性说清楚，还在那施工，也有问题。""说实在的，他的施工流程有问题。开挖一段，大概15米左右，就需要马上做底板。但可惜的是，为了赶工期，底板没及时做。"
但这并非不能避免，"即使设计做得有问题，只要有经验，也能避免。"王梦恕举例说，他在南京曾有过成功的经验。在离玄武湖不远的一个地下通道，当时"挖了不到5米、深度不够，但已经快做完了"。他立即建议，"在开挖的时候，一次只做十米。不断加固底板。最终令工程得以顺利完成。"
另外，地铁施工特别要注意人少上，要机械化挖土。"下面扎钢筋的人要少，随时要注意观测。"而这次开挖得太大，面积大、人也多，"开挖六十多米、七十多人在下面"，这样的情况，最终才死了那么些人，"已算碰大运"。
但"根本问题还是在前面，公路一挪什么问题也没有"，王梦恕说。
从造价到工期，争吵全面升级
工程造价是否被一再压低？缩短一半的工期到底是谁的命令？施工方声称被"逼良为娼"，杭州则拿出了国家发改委审核肯定的指标。
争吵进一步升级。杭州方面承认，选择明挖法是因为其"造价相对经济"。
"暗挖的成本造价要贵30%，工期要慢近一倍。"王梦恕认为，除了经济原因，赶工期也是悲剧发生的罪魁之一。
"又想赶工期，又想成本低。我一看，就是因为你考虑省钱，不合理工期不合理造价。这样要防止也难。"王梦恕指责说。
王梦恕说，不合理工期、不合理造价的问题在全国很普遍。业内所有的人都知道。没有一个不说他是造价最低，"他就知道不断压价，而且选最低标"。
王举例说，像盾构区间的成本，现在3万元每米都有点不够，但杭州一些地方甚至不到3万一米，而在像比较合理的广州，就是4.5万。
"地铁最少也要在5亿每公里以上，其中机电设备，不能超过40%，土建不能少于3个亿。这个价钱还是10年前的，现在物价上涨，价钱还要更高。"
而在杭州，（出事的）车站是折返式车站，一个车站就将近900米。而在平时，250米的车站造价，少说要1.5亿元。"现在一个车站，差不多就占了所有费用。"
"施工单位有时也很无奈，他们不单是责任人，有时也是受害者。"王梦恕说，依照惯例，整个施工应以施工单位为主体，施工单位所提的方案建议应在建设方主持下由施工方监理方参加进行补充完善最后必须由施工单位认可。"因为施工单位懂行，业主单位不懂行，施工单位长期在现场，最了解情况。"但包括此次杭州在内的做法，恰恰与之相反，"是外行领导内行"。
王梦恕介绍说，根据中铁方面的介绍，施工单位说本来合同是3年建成，后来定的时候是2年。但结果2年的时间，由于拆迁遇到麻烦，进场时间又拖了半年，实际就是一年半时间。
"这叫逼良为娼。"王梦恕说，在此情况下，施工方只能加快进度。而低价的结果，找农民工也好，包出去，都成了正常的选择。
但杭州方面针锋相对，再次否认了相关指责。
他们认为自己的工期安排科学合理，不存在"3年半建成一条地铁线"的问题。杭州地铁1号线工期为5年，计划用3年时间洞通，两年时间轨通、电通、车通。"虽然湘湖车站的长度较一般地铁车站长，但只要施工组织合理，24个月左右的工期是完全可以实现的。"
而对于造价，杭州市政府则澄清说，和想象的不同，地铁1号线是一条既有地下，又有高架和地面线，且以明挖为主的线路，22公里中，有6.2公里的高架线和0.5公里的地面线，而高架线的造价一般仅2亿-2.5亿元/公里。因此，杭州地铁1号线约4.6亿元/公里的造价是比较适宜的，国家发改委组织的可行性研究评估及初步设计审查也肯定了这一经济指标。
"工程费用是由施工单位自主报价，不存在压低费用问题。"
"推卸责任显然不是负责的态度。"王梦恕听闻这些批驳说，根据他从中铁的总工处所证实的说法是，施工方8月份就提出了问题，要求业主方封闭施工。但业主方一直置之不理，没有重视。
"他们有过资料，还有过传递资料的记录。这总是事实吧？"王梦恕说，"地下工程要求对施工反映的问题要迅速处理，绝不能拖。"对此，杭州方面又将作何解释？
11月25日，南方周末记者向杭州市官方核实该消息的真假时，遭到了拒绝。"此事再争已经没什么意思"，相关负责人解释的回应至少给这场争吵定了个性，"我们不希望继续沦落在口水仗中。"
惟一可以确定的是，已致21人死亡的杭州地铁施工塌陷的事故责任结论，至今只淹没在纷飞的口水之中。
来源：南方网
仅仅在中国新华社报道"上海袭警案"元凶杨佳在上海被处决的数个小时之内，海外主流媒体路透社、BBC、法新社等国际著名媒体，也都第一时间转发了中国这个普通刑事案件主角的死亡消息。除了"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中国革命领袖的去世，似乎这是近代以来中国唯一的一个普通民众之死，所受到的最广泛的关注。
杨佳死了，那个在2008年7月1日，孤身闯入上海公安闸北分局，单刀挑死6位、挑伤4位警察的孤胆汉子、北京男人，于2008年11月26日星期三，在上海被处决。一时之间，互联网上、哀声滔滔，长城内外，唯余叹息，大侠杨佳，从此别过这个红尘世界、花花人间。
自中国官方媒体7月1日报道了北京小伙杨佳孤身一人、单刀一柄杀入上海警局被擒获以来，海内外中文媒体、尤其是中文互联网上，引发了排山倒海的呼吁和声援，希望中国那个并非司法独立的司法，能够网开一面，给予杨佳一条活命，而给天下英雄一丝豪气、给这个民族一点骨气，也给目前当政的党派留一条未来的活路。
其实，绝大多数的呼吁者，也包括许许多多的中国执业律师，都很清楚，杨佳一案，死伤惨重，杨佳以命作陪，理应如此，但杨佳一案所反映出来的警民矛盾和对立，却是中国这个社会最黑暗的隐私；万千的呼吁留杨佳性命，更多的是让这个社会、这个政府能够感受到这个危机的存在，并努力改正，减缓危机和对立，促进社会的和谐。
4个多月来，国际媒体和中国的民间舆论，丝毫没有放松对于杨佳一案的关注，从案发之后引发的公众赞赏，推崇杨佳为当今时代的"大侠"，到一审因律师问题引发排山倒海的批判，以及二审期间百名民众在审判庭外的抗议，杨佳一案，成为21世纪之初最著名的奇案，史书上成为百年名案，当属必然。杨佳个人，成为百年不出的大侠，也属必然。
中华民族逆来顺受的缺点，已经成为丑陋的中国人最大的特点之一，从满清的"留发不留头"杀净汉人骨气开始，到孙中山前后投靠日本和苏联图霸中国，及至国共两党争霸中国、误杀无数青年，到共产党一党专政、三反五反，中国人、中华民族就是那权势屠刀下的鱼肉，任人宰割而无从抵抗。
八国联军一小队人马可以镇压中国一个县城，大日本皇军百名士兵，可以开展"万人大屠杀"，国际共产党一个中国支部，可以最终统御亿万人而为之所驱，这就是中国人，一个用生殖能力替代英雄气概的民族，一个忍气吞声、随遇而安的文化。
所幸，百年之后，我们有了一个血性的男儿、血色的浪漫、血腥的抗争，杨佳的拼命，是一场暴力的抵抗运动，是一个士刻忍孰不可忍、忍无可忍的个人权利抗争；杨佳的愤怒，其实也是天下百姓的愤怒，杨佳所受到的同情和垂怜，正表明了天下百姓的钦慕和敬仰。
杨佳伏法，是中国法制的胜利；大侠杨佳名传千古，却是中国民间社会的胜利。杨佳，一个穿越了红尘的传奇，一个百姓心目中的英雄，天下无双！
来源：万维读者网
今天的中国，虽然离开了极权时代而进入了后极权时代，但奴役人的制度尚存；权力的暴虐性表面上有所减弱，但权力的专横实质依旧；计划经济已被迫放弃，但离现代资本主义仍然遥远；意识形态操控不再有效，但利益操控却无孔不入；文字狱依然时有发生，革命文化已经远去，但大众文化又变成新的麻醉剂，为骄横的权力带上一层温柔的面具，使奴才们可以向权力撒娇，贫富分化已不可逆转，权贵阶级已经形成并日益壮大。
本来，中国人就是功利的、浅薄的、冷酷的，现今的一切向钱看更把中国变成了只有（没有记忆，也没有思想）的"经济人"的畸形社会，一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被实用和计算所主宰：没有了信信仰、理想与道德观念，有的只是现实的利益；没有了过去，也没有将来，有的只是今天，今日有酒今日醉啊！
没有了真正的友谊，没有了共同承担苦难的心心相印，有的只是共同消费享乐的哥们；没有不计功利的爱，只有互为工具的利用；大家通常只在餐桌上嘻嘻哈哈，酒足饭饱后就形同路人。
酒宴与卡拉OK成了人们交际的主要空间，休闲的公园与活动室里，处处只剩下了麻将桌，人与人之间的友谊变成了一种消谴，一种琐碎而甜得发腻的闲暇，友谊也像商品一样供人消费，历史早被尘封，甚至昔日的苦难也只是一种消费和闲暇的点缀，那些所谓的同学聚会和返乡寻根，至多是一种暴发户对自己贫乏过去的补偿，他们想衣锦还乡，他们想在老同学、老乡里光鲜一翻，是以加倍的炫耀向社会展示苦难的诱人美丽，一种类似丰乳霜的功能性装饰。
四川大地震震醒过的短暂的人性回归，很快就被权力的庆功宴所淹没，腐败变本加厉地膨胀开来；一边是贪婪的血盆大口，一边是苍白的灵魂。至于读书与做学问，那早就是无人问津的事，远不如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就连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也不如啊，大学早已失去了灵魂而沦为政治与金钱的附庸，科研也浸透了利益的得失，历史早就没有了，制假与腐败已浸透了社会的各个角落，……这一切还正在疯狂地运转下去呢！
——在清华大学宪法与公民权利中心、北京义派律师事务所主办的"小产权房与公共政策研讨会"上的发言
一、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为小产权房合法化铺平了道路。
不久前召开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决定进行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提出"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允许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不仅是承包土地的转让，这次会议还强调"依法保障农户宅基地用益物权"："改革征地制度，严格界定公益性和经营性建设用地，逐步缩小征地范围，完善征地补偿机制"："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我认为，这次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是一个转折点，标志着中国开始了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建立城乡统一的经济体制和社会体制的征程。这次土地改革的直接目标是实现农村土地的市场化、资本化、商品化、合作化，其间接目标是打破二元户籍、土地、社会保障制度，建立现代化的一元体制，当然包括建立一元的房地产体制。
二、小产权房的天然合法性。
小产权房是农民参与市场经济、打破垄断性歧视性房地产制度的结果，它有利于农民的土地开发自救，有利于提高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距。
长期以来，中国农民为工业化、现代化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包括在改革开放之前通过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义务交粮等奉献了七千亿到八千亿元，至少相当于现在的十万至二十万亿元；改革开放之后，农民由于工农业产品的比价关系失调、政府人为地压低农产品的价格、土地被征收、农民工被盘剥等原因损失了数十万亿，据学者研究，仅每个农民工每年创造的剩余价值在1.9万元，2亿农民工，每年为国家贡献了近4万亿元。
中国城市的繁荣是以农村的萧条为代价的。人们常说，现在该是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帮助农村的时候了，而我说，不需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帮助农村，只要还农民平等权利就行了。为什么只有城市人可以进行房地产商业开发，农村人不行？为什么只能政府征地、然后把土地卖给开发商，而农民不能直接把土地卖给开发商、农民也不能对土地开发建设？符合了土地利用规划也不行？
这些只能说明，我们生活在不平等制度之中。户籍制度、土地制度、社会保障制度、金融制度等等，太不平等了，制造了城乡鸿沟，制造了农民贫困。我呼吁中国应当开展平等权利运动，废除歧视制度，建立公平市场经济。
所幸的是，中国农民并没有被歧视性的制度所困死，他们就像当年小岗村冒死实行了承包制，现在他们搞起了小产权房以自救。
可是，这种自救被叫停，被说成"不合法"。
房地产大鳄任志强曾经说，小产权房违法，违法就应当全部炸掉；他说有了红绿灯，公民能够闯红灯吗，不能够闯，闯红灯者就要被处罚。这话听起来有道理，但是却存在两个方面的混淆是非：第一个方面，小产权房目前在中国只是处于法律灰色地带、模糊地带、模棱两可地带，并没有明确的禁止性法律。就算存在某些法规，说小产权房违法，不合法，也是不符合"恶法"、落后的法、歧视性的法、既得利益者自我制定、没有经过听证和全民讨论的法。中国的改革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地突破恶法、旧法的过程。小岗村的农民当初是违法的，有的人认为邓小平的南巡谈话在当时也是违法的。第二个方面，红绿灯属于文明世界共同遵守的规则，和小产权房不一样，目前中国实行的二元户籍制度、二元土地制度本身就是违反现代文明规则的制度，当然应当突破。
小产权房的合法化才符合现代文明潮流，即打破城乡分治、二元隔离制度，走城乡一体化、城乡互动、城乡均衡的发展道路。如今在发达国家很多城市居民住在了乡村。城市化并不能够仅仅理解为农村人口到城市生活和择业，还应当包括很多的城市居民到农村居住，甚至创业、投资，这是城乡人口互动交流的双向的过程。这样才能带动起农村的发展。
其实，既得利益者反对小产权房，是由于威胁到了他们的利益。任志强说小产权房就是"偷"，偷取了房地产大鳄的利益。而我说小产权房是正大光明地"拿"，拿回早该属于自己的被人霸占的利益。
小产权房如果合法化，农民得利，城市居民得利，城市房价可能下跌30~40%，但垄断的房地产大鳄以及与他们勾结的权贵集团会失去霸占的非法利益。
三、小产权房的现实合法性。
最近，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也说， 小产权房的产生是违法的，因为它违背了城乡土地规划利用的总体布局，也违反了关于农地转为城市建设用地的法律程序，所以它本身是不合法的。
但我认为，按照《宪法》："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这次三中全会也确认了农村土地的转让。《物权法》中也删除了草稿中"禁止城镇居民购买农村宅基地"的条款，说明法律已经为小产权房合法化预留了法律空间。法律没有限制宅基地只能卖给农村人，不能卖给城里人。
至于违反了"农地转为城市建设用地的法律程序"，可是小产权房并不是转变为城市建设用地呀，难道不能有农村建设用地，商品房一定要建在城市？《土地管理法》中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进行建设，需要使用土地的，必须依法申请使用国有土地；但是，兴办乡镇企业和村民建设住宅经依法批准使用本集体经济组织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或者乡（镇）村公共设施和公益事业建设经依法批准使用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除外"。也就是说乡镇企业用地、乡村公共设施用地、村民住宅用地是可以不通过征地程序的，法律上也没有限制乡镇企业进行房地产开发。王卫国教授说过，以企业名义拥有土地以后的流转是合法的，这就为将来农民以企业或公司的形式在集体土地上开发小产权房找到了法律依据。
四、小产权房合法化可能产生的问题及其解决办法。
（一）问题：小产权房合法化会危及耕地安全。这是坚持小产权房不能合法化的最主要的冠冕堂皇的理由。其实，我主张小产权房主要在宅基地、荒地、山地、林地上开发，不会影响耕地安全、粮食安全。山地、林地上开发也要经过审批，要符合规划。少数的小产权房在经过批准的由农用地转变而来的建设用地上开发。
总体上来说，土地市场化、资本化只要管理得好、规划得好，反而会增加耕地，"创造"和"新生"出大量的耕地，农民会保护爱惜耕地，开发利用荒地。而土地的产权不清、模糊所有、总体所有，才导致了土地的荒芜、浪费与肆意侵占。
（二）问题：小产权房合法化会冲击现有的房地产市场，影响金融安全。潘石屹就曾宣称，小产权房和二手房可能成为楼市"大小非"，一旦"解禁"，会对房地产市场造成巨大的冲击。但我认为，解禁后，房地产的价格固然下跌，银行的贷款固然会增加一点坏账率，但未来房地产的需求更加旺盛了，房地产开发的基础更加雄厚了，政府的税基也更加广阔了。
（三）问题：小产权房合法化会减少地方政府的收入。这是地方政府最担心的，土地出让金会减少。解决办法有三：一是尽快出台不动产税，也就是所谓的物业税，西方国家的地方政府的收入主要靠不动产税。二是出台法规，从小产权房的合法化收取一定的集体土地建设费，类似于国有土地出让金，但数额要小得多。三是改革分税体制、财税体制，调整收入分配机制，保障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目前中央税收占58%，地方占42%，地方是四级政府，加起来才42%，太少，所以他们要征地获利。
（四）问题：小产权房合法化与现有的土地法律和政策相抵触。其实，对于宅基地、荒地、山地、林地上开发商品房，没有什么禁止性的法律，如果有规定，废除落后的规定就行；对于改变耕地的用途建设小产权房，则要经过审批、符合规划。《土地管理法》目前正在酝酿修改，《承包法》也要修改，还要出台《住宅法》，以使小产权房合法化，保障集体土地上建设的商品房的购买、登记、流通、继承有章可循。
（五）问题：小产权房合法化会导致大量的有钱人进入农村收购宅基地，农村将成为城市富人的乐园。
农民变卖宅基地必须有限定条件，必须他已有商品房、已迁出农村，所以不会出现大量的宅基地被收购的情况；同时，应当允许城市人到农村购买住房，投资创业，只有这样才能带动农村的发展。
像现在这样，实行城乡相互隔离的制度，农村人到城市受到种种歧视，享受不到国民待遇；城市人不能到农村购房创业，农村的幼儿园学校医院及基础设施都无法被带动起来，城市的高房价无法缓解，农村的投资缺乏、融资困境、基础设施落后无法解决。只有打破城乡隔离制度，形成城乡交流、良性互动，才能缓解城市居民的民生（住房、生活等）困境，有助于建设新农村，实现缩小城乡差距的目标。
（六）问题：小产权房合法化会导致农村的无序开发和村干部的严重腐败。这种担心是由于对政府的规划能力、管理能力缺乏信心。美国乡村到处是别墅、漂亮的住宅，规划得井然有序，不像中国农村的住房杂乱无章，走到中国各地，见到的都是地方政府的不作为、住宅规划的混乱无序。以后，小产权房合法化了，地方政府的治理能力也要提高。不能因为地方政府的不作为就阻止村民致富的道路。对于村干部从小产权房寻租，则还是要完善村民自治制度，土地的开发利用、商品房的建设要经过村民大会，财务帐目及收支细节都要强行公开，接受监督，否则就应严厉查处。
2008-11-15
"胡星斗中国问题学、弱势群体经济学"网站： http://www.huxingdou.com.cn
不久前日本发生的袭官案象一阵凉爽的秋风吹进了神州大地。就在几天前，反伪科学泰斗司马南同志煞有介事地写了一篇雄文，将日本那位"投案自首"的小泉毅定性为"日本杨佳"，厉声质问南方周末那些泛政治化的混蛋们：日本杨佳杀人为何不是制度问题？然而讽刺的是，直到司马南同志发文时止，日本的无论官方还是民众都没有因为小泉毅"自首"就认定小泉毅是凶手，司马南同志这么急于坐实小泉毅杀人是要掩盖什么呢？日本警方有破案压力都没有这么急，本应事不关己的司马南同志到底有何压力，以至比日本警方还急呢？
小泉毅否认"自己的"袭击行为与养老金记录有关，坦白交待"作案"动机："因为公共卫生中心曾经杀死了我的宠物，所以我很生气。" 对此，急于坐实小泉毅杀人的司马南同志老实不客气地全盘接受了，然而，日本的无论官方还是民众都认为这样的作案动机不合理，我们的司马南同志又一次热脸贴冷屁股。
司马南同志振振有词地质问："从34年前小狗被毙命，到今年小泉毅被迫行凶为宠物报仇，小泉毅从一个守法公民到一个犯罪嫌疑人，这中间给过你们多少补救的机会？事情的结果为何丝毫没有向好的方面发展？你们为什么'迫使'一个公民作出最坏的选择？"然而，面对如此掷地有声的质问，日本的无论官方还是民众除了沉默，还是沉默，倒不是因为我们的司马南同志的质问有多尖锐，而是人家觉得，不应该跟一个发高烧烧到神经错乱，错把犯罪嫌疑人跟犯罪真凶混为一谈，而跟守法公民对立起来的病人计较，那是一种礼貌的沉默！
我们的司马南同志之所以一再出丑，说到底是因为他根本不了解民主日本的国情。
司马南同志只知道，有人自首，警方就该如获至宝，却不知民主的日本，警方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避嫌，要是让大家觉得警方有拿自首者当真凶办的嫌疑，那就难免会让大家怀疑所谓的自首是不是警方在自导自演了。
司马南同志只知道，哪怕犯罪嫌疑人矢口否认有作案动机，我们的无论官方还是民众也该热情主动地编派一个栽给他，却不知民主的日本，哪怕犯罪嫌疑人是投案自首，自己坦陈作案动机，无论官方还是民众还会质疑其合理性，推三阻四的，如果作案动机说不过去，甚至还会因此严重怀疑自首者是真凶的可能性，尽管自首者带上了貌似是作案工具的凶器为自己作证也白搭。
司马南同志只知道，哪怕犯罪嫌疑人表示对案情毫无印象，并强烈质疑凭什么说凶手就是自己，我们的无论官方还是民众也该想当然地认为那只是他的态度问题，却不知民主的日本，哪怕犯罪嫌疑人是投案自首，自己坦承作案经过，无论官方还是民众都决不会排除自首者是被幕后真凶收买，胁迫，操纵的可能性。
司马南同志只知道，只要犯罪嫌疑人大致可以完成作案任务，我们的无论官方还是民众就该承认他有完全的作案能力，却不知民主的日本，无论官方还是民众都不容许在细节上打马虎眼，只要发现有一个细节属于犯罪嫌疑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那么不管有多少别的所谓铁证，也不管犯罪嫌疑人是属于那种多么相信自己是真凶的自首者，这时候都不得不承认他没有作案能力，他不可能是凶手！
司马南同志只知道，犯罪嫌疑人忘了自己杀过人不足为奇，却不知民主的日本，无论官方还是民众都只会把自首者可能臆想自己是凶手当寻常事，那种诱导犯罪嫌疑人，让犯罪嫌疑人相信自己真的杀了人的行径，只能以荒唐、无耻、邪恶称之。
司马南同志气不过有人把犯罪嫌疑人定性为大侠，将大侠论者斥之为"反体制的价值取向"，却不知民主的日本，人们不是不欢迎"反体制的价值取向"的大侠，而是不会为了满足自己的大侠诉求而搞大侠推定。大侠推定等于是变相的有罪推定，给人家一个"大侠"的虚名，就以为能让有罪推定变得神圣，变得冠冕堂皇，那其实是很不道德的。
最后，司马南同志疯狂地攻击"不放弃，不抛弃；固执、执拗、偏执、执着"是所谓的"两不四执型"的病态人格，就更是对全体日本人的侮辱。司马南同志仇恨日本人的历史罪债，这完全可以理解，但仇恨日本人的较真就太不可思议了。日本人的较真难道不是最为全世界所称道的吗？司马南同志何以要用"较真较到拿生命赌气伤天而害理"来诋毁日本人的较真？很显然，我们的司马南同志已经有点丧心病狂了，他已经忘了，他自己的"反伪科学"凭的不就是较真吗？
何其幸啊，小泉毅是生在民主的日本，所以他没有被日本的司马南们直接从犯罪嫌疑人升级为犯罪真凶，没有被日本的司马南们直接剥夺守法公民的衔头，没有被日本的司马南们直接扣上"反体制的价值取向"的帽子，没有被日本的司马南们直接裁定为"较真较到拿生命赌气"，尽管他是自己"投案自首"，他本人决不会对日本的司马南们的言论有异议，但社会的公正，司法的公正仍然很好地保障着他的公民权，我们的司马南同志有一点说对了，这确实是制度问题！
2008年11月27日
几乎是一个模子出来的，陕西华南虎案的审理过程和上海杨佳袭警案如出一辙：多位愿意免费代理的外地律师均被地方当局和法院拒绝，得到地方官方认可的当地律师则从一开始就对当事人做有罪辩护，而且事前事后都发表明显对当事人不利的言论。尽管谁都知道"周正龙不可能是一个人在战斗"，但"我们认为指控周正龙诈骗罪和非法持有弹药罪是成立的"，居然是张勇这个辩护律师为周正龙在法庭上做的第一句"辩护词"。而且，该律师在一审结束后接受央视的采访中也认为，两年半的刑期已是"减轻"处罚，而周正龙并无可从轻或减轻处罚的情节，因此，一审结果可以接受。
因此，尽管连法庭也进不了的周正龙妻子罗大翠面对一审结果，公开发出"即使判一天也要上诉"的抗议（没有周正龙本人签字，她的这个意愿多半达不成），但周正龙"把所有责任都自己扛"的"英雄壮举"，倒更像是法庭上与律师、地方政府联合演出的一场双簧戏。
优秀的律师群体，是把社会冲突引入可控法律轨道的重要推动力量，法律也是公民权利的最后屏障。但是，如果当事人及其家属连最基本的聘请律师的权利都被剥夺，如果律师被迫或者主动与公权力结盟，那就意味着法律成为行政权力的奴仆，不仅公民权利将荡然无存，而且政府、律师、法院的公信力都将荡然无存。当这个社会信任基础崩溃，民众除了相信自己、相信非法治、非正常的力量，还能相信什么？
地方当局总想用"一切尽在掌握"的办法，既不愿意公开承担政府和官员责任，又妄想"速战速决"让百姓都得上健忘症。天下没有这样免费的午餐！人民是不会健忘的，如果政府、律师、法院的步调高度一致，人们对社会基本体制构架的信任基础就会坍塌。在信任崩溃面前，政府和公众，没有谁不是受害者。而始作俑者，又是谁呢？行政权力"一切尽在掌握"，其结果必然也成为"一切矛盾的焦点"。
在此过程中，律师虽然也是牺牲品，但是，律师群体有权利、有责任不随波逐流同流合污，通过有效的行动"清理门户"，保护自己。而在律协民主实现之前，律师们一样能够有所作为，通过各种方式，给不合格不称职的律师以压力。比如北京八家律师事务所的16位律师就曾联名请求对上海谢有明律师代理杨佳案件中的违法违纪行为进行紧急调查处理。
每个人、每个群体都是"社会"的一分子。即使在最恶劣的社会环境面前，行业的自净功能都必不可少，它是使自身和社会免于彻底沦陷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者系资深评论员
来源：珠江晚报
有谁能亲历一个有数千年文明传承的民族在短短的几十年间发生的天翻地覆变化：在全民都被愚弄而狂呼"万岁"声中其文明的沉淀也随之断裂与消溶，制度成功地扭曲了人性，这样一个撕心裂肺的过程呢？更为可悲的是待你醒过来时，国家与民族已被曾经认为的"大救星"所创建的万世执政的D（一个成熟的权力、财富与利益集团）所绑架，民间精英与民族之魂早被消灭干净而代之以经济与物欲的疯狂，正在加速度地运转着呢！这就是我七十多年亲历的梦魇。
人类文明主要体现在人类的思想、意识、观念、追求的长期磨合，日久月累所沉积下来的传统、习俗与信仰，是以摆脫兽性、体现人性为其核心。它是数千年人类生活长期积累和沉淀下来的，中华民族与所有其它民族一样形成与发展了数千年，一次又一次与自然作抗争与磨合，一次又一次历经战乱、改朝换代与兽性抗争，渐渐形成的民风、民俗、道德与良知体现了人性的光辉的"天地良心""仁义温情""琴棋书画"等等在民族的生存与发展中一直没有间断过，这就是几千年不断的民间的中华文明（我这里指的并不是什么孔孟儒学，有人以它作为中华文明之代表，这是不对的。我这里指的中华文明是指民间的民族的人类文明，它的核心是克服兽性、体现人性，当然它也有根深蒂固的缺陷、瑕疵与不足，这就需要通过与世界交流、引进与学习来溶合）。
1949年的改朝换代，与以往任何一次改朝换代不同，它真是彻底地改天换地，它打破了原有的一切传统，也撕裂了中华文明。开国之初不仅砸碎了所有的旧的国家机器，就连学校、宗教等文化设施也全部推倒重来的，就是几千年的汉字也改头换面，连民间堂屋里的神龛与宗祖牌、厨房里的灶神、山坡上的祖坟乃至家装、服饰、用品、习俗均在改变之列，连祖国的生日，也就从这年十月一日算起了。我生于1936年秋，正是全民抗日战争之年代，幼小即目睹国家民族之灾难，抗日烽火中民族精神的闪亮火光，在我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永恒的难忘，抗日战争胜利的兴奋使我对国家富强抱有强烈之期盼，可是紧接着目睹了国民党政权的腐败无能与民生之艰，1947-49年读初中时，更是热望一个新中国的诞生，共产党动员并许诺民众，要建立一个自由民主的新中国。1945年9月毛泽东回答英国路透社驻重庆记者甘贝尔说："自由民主的中国"将是这样一个国家，它的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是由普遍、平等、无记名的选举所产生，并向选举它们的人民负责。它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按：指美国总统罗斯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提出的"言论和表达的自由"、"信仰上帝的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它将保证国家的独立、团结、统一以及与各民主强国的合作"。
1949年冬我的家乡（四川一个古老的县城）解放了，我们热烈地欢呼，热烈地拥护共产党！随之考入了全新的县城中学读高中，参与了捣碎城隍庙、清匪反霸与土改，亲见了运动中一次次声势浩大的公审大会在原公园举行，有一次即枪毙了四十多个，真令人心大快，1951年我入了团，后来又当了校学生会主席。更为根本的是经过土改、一化三改造……等大搞群众运动从经济上把原有所有制彻底改变，不允许民间任何"私有"，到极端时连家中锅灶也不准私备。我家为工商业兼地主成份（那时还是按解放前的经济状况定成份的，后来才是以关系与意识形式态为借口由党组织认定），没收了土地、私改了资产，我是拍手称颂。1953年我考入了著名的一所师范学院数学系，更是兴奋不已，努力学习，一直任团支书。 1957年毕业前在大鸣大放中，我真诚地讲了题为"学会尊重人，把人当作人"之话，反右初我还是"班三头"进入领导圈子呢，可后来却划我为右派，开始我很想不通，在不讲理的高压之下也不得不服，在"党总不会有错的"的信念下接受了这一切，认为严格批判只为自己好，后处理为工作考查两年，到了重庆某中学，我认真努力改造，还交了入党申请书呢！不管是如何侮辱与艰苦，我都是努力拼命去完成，这个期间，我亲历了大跃进、打麻雀、大练钢铁、人民公社化等荒诞闹剧（我所在的学校就曾划入第一个城市人民公社——重庆七星岗人民公社），紧接着便是全国大饥荒，知名的解放碑和平餐厅也只能供应出代食品，从打杂、扫公厕、拉板车、种地、养猪、放牛、放鸭、孵蛋……到埋死尸，我都干过，后身患水肿到腹水数度住医院，亲见一个个死去，而我终于活过来了。
1962年摘了右派帽子，但却总是受到另眼"优待"，到1963年夏，更以花言巧语、假许诺等手法骗我回原籍，而实际则是无端除去公职清洗出去，让我自谋生计，对我的多次据实、据理反映（一直到"改右"后还多次反映），更以欺骗、不理加威吓对之，我也是经过长期交往才看穿这些无耻的做法，但还以为只是个别人所为，代表不了我心目中的光明的党。解放后更消灭了所有民间的一切组织与机制，断绝了一切民间关系（甚至血缘亲情）与交往，所有的人（包括少年儿童）都被纳入各种组织之中，都分出先进、后进或改造之差别：有层次地分为掌权者、执行者、极积份子、培养对象、先进群众、一般群众、落后群众、可教育争取之人、暗管份子、管制份子、劳教劳改人员，到监禁、枪杀，并通过各种政治运动时时调整着这些划分，用最严格的户籍制度与口粮管理把全国真变成了一个大铁笼，社会是铁一般地稳定，治安良好，堪称太平盛世。在意识形态方面，更是经过了思想改造、批这批那，过关交心到狠斗私字一闪念，消灭了一切异端。读书期间就目睹了老师们历经的思想改造过程，更见过大学教授们受辱，紧接着是旷日持久的"反右"运动（实际上都是左派，应叫"反左"运动），抛弃了国家、政府、法律乃至宪法等一切繁文缛节，开创了由D组织公开、直接定罪与处理公民的规矩，不仅背信弃义剪除了夺取政权时的一切盟友与同路人，封堵了言路，只许说好不许说不好，从此再也听不到任何杂音了，这就断绝了一个政权进步与纠错的渠道。更为可悲的是：从此，说真话的倒霉，说假话才能活命，信义在中华大地死亡，开创了一个大说假话的新时代。于是便确立了D的、永远领导的、永垂万世的、党指挥枪的无产阶级专政！
我于1963年秋被骗回原籍自谋生计，拜师学艺从头做起，当了十五年泥瓦匠，历经了穷困、生活艰辛、家族冷眼与社会的遗弃，也经从高楼跌落成重伤致残，亲见古城众多古迹、文物被毁，古庙的铁狮、封存起来的千年铁塔也被砸，连民居院落房脊上的"福"字，门窗上的花雕也未能幸免。我也目睹了文化大革命的全过程：上山下乡、四清、造反、夺权、大破四旧、天天读、红海洋、忠字舞、革委会、抄家、游街、示众、枪杀以至武斗，不少人无辜惨死到清队、批林批孔等等愚昧、疯狂、原始而野蛮的万般景象。在这以破字当头的动乱中，从另一方面看，我也见过了民众在"四大"中，对当权派的斗争的"造反有理"之光。我也就是因为曾向我们的大救星写过反映信，在清队中我也蹲了半年牛栅，增长了见识。在这大动乱期间，活不好找，只好外出下乡找活谋生，更有机会亲见民间底层生活：乡下农民一个全劳力一天工分竟只合人民币八分钱（只当一个平信邮资），吃的是胡豆叶啊！我在社会最穷困的生活中渡过了配给品的票证年代，过着缺吃少穿的日子，吃的是配份的高粱红署，没燃料就吃冷饭，穿的是日产尿素口袋改作的裤子，过年了，三十夜全家只有四分钱……。就这样疯狂了三十多年真使全民一无所有，实现了最为干净的一穷二白，"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
究竟画出了一幅什么样的图画呢？那就是：建立了由D所认定的阶级成份，与阶级关系（它并非马克思原意的阶级划分），排斥了知识份子，不要知识与文化，使一些无赖、村妇、地痞、流氓、二流子，投机者、告密者、变色龙……有机会执掌大权（我目睹了大大小小的不少这类人掌权之趣事），"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与人奋斗，其乐无穷"！那就是：民间一无所有，连思想也不要有，人只是行尸走肉，只是D的驯服工具，知识与文化灭绝，物资奇缺，三千万人饿死，上千万人被打入另册成为牛鬼蛇神，知识精英连同宗教、艺人均被清除干净，大地白茫茫一片，真干净！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民族、国家、宪法、人大、政协、政府、法律乃至党章，都只是一个装饰，只有一个强大的、组织严密的、帮派式代代传承的D还在，书记、政委就是各级最大最有权的也是唯一的官，真被当年大右派不幸而言中，实现了"党天下"，并在消灭了一切对手与异己之后还更为壮大！真是如歌中所唱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走到了尽头之后，才来一个"改革开放"，八十年代初的拨乱反正与思想解放，已经有了曙光初现的历史机遇，我也经过1978年改右到县城师范学校任教，感受了青年们渴求学习的热情，全民对未来的希望，我加入了民盟，开始在报刊上写点数学论文，评上了讲师（当时还是县团级待遇呢），又当了县政协委员，我爱人十七年前的受冤假案，虽经长期顶住压力的二百多次申诉，到惊动了知名的人大副委员长史良后，总算得到了平反，从中也领悟了D的法制、信访与领导之味道深长与一言难尽。这时期也有不少高校邀请我去任教，但一直是原处不放人，在多次交涉中我才第一次知道：即使不是党员，人事工作也须由党的组部门直管，同时获知确实有规定，所有大小组织、单位、部门其一把手必须由党员担任，不过我从无心当什么官，所以从不在意这条。后来又借到省上编写教材，也走了一些学校，1987年调到四川某教育学院，后升副教授、教授，期盼国家与教育能走向进步发达，政治能更加清明，可却突显出"官倒"与腐败，大学生们起来要求对话，这本是很正常的事，可是，真想不到，法西斯的本性在八九枪声中显现，令世人震惊，这才体会到党管枪的绝妙！改革进入了异化。我所供职的学院，根本不谈任何学术甚至教研也没有，正直的、有责任心的教员们只能是个人尽其所能而为，左右不了领导，这完全是一所任人唯关系的走形式的学衙，一直到它的结束，无奈我也只好自己努力，1990年到国家某重点师大作国内访问学者进修，后又到省上编初中数学教材，参与了国内一些学术活动与外地讲学，走过了一些学校，也接触了不少同行，深感做学问之艰难，难就难在这个官本位子的体制上。后应聘于凉山大学，只有这一所民盟办的大学，还稍有一丝尊师重教的风气（可它不久便短命了）。1997年退休后，又各处应聘在讲台上站了四年，完全退下来之后，就只有旁观这个社会，可就是退休还有幸品尝了民众房屋被拆迁的整套无奈、无助的艰辛的维权全过程，过着退休后这弱势群体的清贫生活，只好"拾薪煮药挽颓顏"。 这几十年来常感：以前就连一个中小学校长，也得是学有所长的社会贤达，是有一定道德要求与民间知名度的，而现在一个不学无术、只要会吹拍、能紧跟的就是校长（甚至是高校）了，还要处处向教师们作指示呢！还有什么学术头衔呢。考试做假，学术腐败，文凭贬值成灾，学校早已失去了灵魂而成为官衙与黑店。至于甚么统战、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等，我也坐在一旁"听"过一些会议，最生动的不过是传达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的名言："参政不许越位，议政不准添乱"了。我惊异：党组织可以越过人大、政府直接发行政性命令与决定，甚至公开规定由各级党的书记兼任大大主任，政法委凌驾于法律之上，党军取代了国家军队，党的经费也由全民无限制地供给，会议与选举从来是走走过场，只是贯彻领导意图之工具而已，宪法与党章更是一纸空文（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存废也由一人的最高指示说了就算数，且终身有效）。
这几十年来，也接触与知道了不少官场之事，作为小人物，自然见不到大官，只能见过一些小之又小的官，他们的作为平凡而细小，上不得报导，一般也不受处分，可是从他们的无耻、无奈、钻营、作威作福、谋私、贪婪、腐败的种种作为上也领略了什么是"先进"与"代表"，习惯忍受被领导设下的各式各样的小鞋，更看出了今日无官不贪的严重程度，在这个腐败大军中也有更多的人是被体制的潜规则所裹胁。当然也见到过不少的好的、有正义感的领导，但大多因而被排挤、难有实权而终，基本上就没有升迁，更有不少努力工作、堪称表率的党员，他们在党性原则下，常常只能是无言，也体验了更多的一切正直、认真说话、做事的人，总是受到冷遇、排挤、必须层层地服从贯彻这个可悲惨的社会规则，是体制在扭曲着人性。
几十年来我也参与了不少政治学习，也听了不少报告与许诺，作为公民参加了若干次民主选举｛在我的记忆与经历中我所遇的各种组织与场合下的各级、各种领导（包括小组长）无论优劣，无一不中上级派下来的｝，开会总是学习与传达，只有领导按坐次讲话，而我们总是受教育者，这一切都是做戏，是当不得真的，更兑不了现，这也就习惯了，更厌倦了。在意识形态方面，"破字当头"，旧道德彻底地破除了，愚民的口号、人为的假样板一个个被其种种作为而揭穿后，新的道德却建立不起来，"立"并没有"在其中"，倒是培养出了全民说谎、不讲诚信、一切向钱看出的社会大毒瘤，人性早已被成熟的制度所扭曲乃至消溶。是制度泯灭了文明，才导致腐败横行，经济畸形发展期，生态环境破怀，治安恶化，民生为艰，天灾人祸不断……，
用一贯使用的成功致胜的法宝——强权高压加谎言欺骗，在经济上虽放弃了公有制，一步步加入世界经济体系，但却成功地化公有为权贵者的私有，腐败是在反腐声中发展与壮大起来的，已到了不可收拾之境地。这些成功都是用欺骗民众，让民众忍受阵痛付出巨大的牺牲才换来的贫富分化与一个新兴权贵阶层的形成，广大百姓又一陷入新的生存困境，民生问题突显尖锐。在政治上，表面上停止了用阶级斗争等口号，但仍坚持着若干"基本原则"：说的是"批评与自我批评"，行的是不准批评更无自我批评；说的是"既有民主，又有集中"，行的是只有集中而毫无民主；说的是"百花齐放"，行的是"只许我一花独放"；说的是"百家争鸣"，行的是主旋律独鸣；说的是"多党合作"，行的是一党统治；说的是"马列主义"，行的是法西斯主义.举目一望，处处都有人民二字：人民专政、人民代表大会、人民政协、人民政府、人民军队、人民法院、人民医院、人民教育、人民警察、人民银行、人民币、人民……等等，运用高妙的代表理论，人民被党全权代表，实际是"党"字取代了这所有的"人民"二字，成了党的……一切。"中国人民站起来"终于是D取代了"人民"而"站起来"了！这后三十年的改革，不仅没有实质上的改变与进步，反而是与时俱进地强化这"党国体制"，在意识形态上过去使用的阶级与阶级斗争有关的口号虽不用了，但并没有认真彻底批判，同时设置了重重禁区封杀历史，不许讨论，更以其"理论"、"核心"、"代表"、"稳定"、"和谐"等口号加强了言论与新闻管制，强化了"保持一致"地"高度统一"。经济上的成功与发展使之成为一个活生生的财大气粗的流氓暴发户，有意误导出一个全民向钱看的物欲横流的社会，软硬兼施地收买了知识阶层，这使政治上的保守更能成功。长期的一D独大，已根绝了任何民间力量的萌芽，成功地实现了一D 绑架中国，在国际上也用外汇与贸易收买各国政客，用大办豪华奥运来展示D威，真是"有钱能买鬼推磨"（洋鬼更爱钱也更会推磨，金钱外交一词就是这样来的）。人们也曾对四川大地震时所反映出的人性回归又寄予一线希望，可是短暂的幻想很快就在当局推诿人祸责任、"丧事当作喜事办"的庆功宴中破灭。准确地说现在就是一个成熟的、成功的权贵阶层集团绑架了中国，正在疯狂地前进！
回忆我这走过的这七十多年，前十年儿童与少年时期在国民党政权摇摇欲坠的统治下看见了它丢失大陸逃去台湾，接着是在共产党统治下的六十多年，这又分两段：前三十年是在毛××帝国下过了青年到中年，后三十年是在邓××帝国下从中年到老年，国民党政权到台湾后又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近日两岸也出现了和解之曙光，中国究竟往何处去呢？
在电影《大话西游》中，唐僧对看守他的妖精做政治思想工作，导致两位刚刚走上工作岗位的小妖先后自杀。唐僧说："人和妖精都是妈生的，不同的是，人是人他妈生的，妖是妖他妈生的……所以说做妖就象做人一样，要有仁慈的心。有了仁慈的心，就不再是妖了，是人妖。"
当初不知道这段台词到底经典在哪里，现在我知道了。
有关燃油税的消息，早已经铺天盖地。作为一个长期呼吁以燃油税替代养路费、过路费、过桥费等费用的人而言，这应该是一个好消息。可是，我却高兴不起来。为什么？不仅央视记者这样问我，许多博友也在留言中表达这样的困惑。
我的回答是："我想娶媳妇，有关部门却送来一个人妖。"从现在媒体披露的信息来看，有关部门弄出来的燃油税，绝非我苦苦呼吁的燃油税，尽管他们也许"有了仁慈的心"，但也充其量只能是口口（此处删去两字）。
不是吗？
从已经披露出来的信息来看，所谓的燃油税改革的核心内容，是取消公路养路费、航道养护费、公路运输管理费、公路客货运附加费、水路运输管理费、水运客货运附加费等六项收费，撤销政府还贷二级以下公路收费站点，实施燃油税费改革。我要说的是，发改委等部门闭门造车，做出来的燃油税根本不是公众期待中的燃油税，而是一个非人非妖的东西，按照唐僧的说法，就是人妖了（我可没有说有关部门也是人妖）。现在讲具体理由：
其一，公路客货运附加费与水运客货运附加费，是附加收费，我查询了多个国家的燃油税，没有看到哪个国家把附加类的收费纳入到燃油税中（如果谁看到了请告诉我，我请他吃甜饼，并且，想蘸白糖蘸白糖，想蘸红糖蘸红糖）。公路客货运附加费与水运客货运附加费本来就是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早就应该取消了，如今，却把它们趁燃油税出台之机，合法性、永久化，是典型的"借壳上市"。
以公路客货运附加费为例。计价管［1998］1104号《关于规范公路客货运附加费增加公路建设资金的通知》是这样表述公路客货运附加费的："决定在清理整顿现行地方公路客货运输环节征收并用于公路建设方面各种收费的基础上，统一规范公路客货运附加费，同时适当提高公路客运附加费征收标准，以切实增加公路建设有效投入。"
显然，"公路客货运附加费"是"各种收费（包括乱收费）"的集合体，属于非人非妖的东西（我可没有说它是人妖）。
我们知道，我国的公路建设尤其高等级的公路建设，资金投入主要是政府财政投入、银行贷款和社会投入，而且，几乎全部的高速公路都是收费的，体现出来的是纯粹的经营性特点，而非公共产品的特点。说得再明白点，如果公路是收费的，就不应该征收公路客货运附加费。就好比开饭店，是以盈利为目的的，无论租或建饭店都是必须的投资，你弄个"饭店建设费"向消费者征收，每天不被人揍得遍体鳞伤绝对是万幸。机场建设费同样如此。既然如此，客货运附加费的合理性及合法性都已经不复存在。
并且，根据规定，公路客货运附加费作为公路建设基金，要按照《国务院关于加强预算外资金管理的决定》（国发［1996］29号）的规定，统一纳入财政预算管理，全额用于公路建设，并按照财政部《关于养路费及公路建设基金纳入财政预算管理的通知》（财工字［1996］300号）规定执行。严禁征收单位坐收坐支；不准用公路客货运附加费修建楼堂馆所；不准用公路客货运附加费弥补征管单位经营亏损。各级交通主管部门要严格控制各项开支，精简人员，杜绝浪费，严禁挪用，确保公路建设资金的投入。
但是，负责对公路客货运费使用监管的是"各级财政、交通主管部门"，很难起到监督作用，再说了，以现有体制，莫说预算外资金（公路客货运费属预算外部分）的管理，就是预算内资金的管理何曾让公众放心过？
综上，如果出台燃油税，公路客货运附加费与水运客货运附加费必须取消，而不能纳入到燃油税中合法化和长久化。
其二，把"撤销政府还贷二级以下公路收费站点"作为实施燃油税费改革的前提，是有关部门在脱裤子放屁（这是只有达到人妖级别才会犯的错误），看起来是让利于民，实际上是大忽悠。
2004年8月18日国务院第61次常务会议通过，2004年9月13日国务院令第417号公布，自2004年11月1日起施行的《收费公路管理条例》第十八条第（三）项明确规定："技术等级为二级以下（含二级）的公路不得收费。但是，在国家确定的中西部省、自治区、直辖市建设的二级公路，其连续里程60公里以上的，经依法批准，可以收取车辆通行费。"
显然， "技术等级为二级以下（含二级）的公路不得收费"是法律早已经明确了的，收费的必须取消。即使是"中西部省、自治区、直辖市建设的二级公路"，也必须符合"连续里程60公里以上"的条件，并且"经依法批准"，才"可以收取车辆通行费"。
而我国的收费公路，主要就是指的一级公路，不对一级公路停止收费，而弄一个取消二级以下（含二级）的公路收费作为出台燃油税的幌子——甚至还可能利用这一点提高燃油税税率，有关部门实在太有才了（我可没有说他们是人妖）。
其三，我国税种的设计，经常是重叠的，存在着重复征税。比如，我们国家还没有开征物业税，但是，我们国家开征的土地增值税，课税的依据是转让土地使用权、地上建筑物、附着物的增值额，也就是说，在征收该税种时，不仅要计算土地自然增值额，还要计算土地使用者个人开发所得的利润。这种征税方式与国际上通行的对土地和房屋合并征税非常接近，只是，我们所认为的土地价值是土地使用权的价值而不是土地所有权价值。说得明白点，物业税与土地增值税本身有重叠部分。另外，中国现在开征的房产税不仅跟国际上通行的以价值征物业税的做法相同，甚至连征收周期都与物业税的特征都相吻合。
现在回归正题。我国虽然没有开征燃油税，但带有燃油税部分特征的燃油消费税早就捷足先登。根据2008年11月5日国务院重新修订发布的《消费税暂行条例》，在成品油消费税中，含铅汽油征收消费税0.28元/升，无铅汽油0.20元/升，柴油0.10元/升。看起来不多，但累加起来一年也2000多亿元。如果开征燃油税，就不能对燃油消费税装糊涂，必须取消它。
其四，国际油价在2008年7月11日达到每桶147.27美元的最高价后，就一路下跌，已经跌去100美元！注意，是100美元的跌幅！而那些在国际油价上涨时声泪俱下、声情并茂地向有关部门诉苦，要求提价的既得利益集团，连影子也看不见了。国际油价暴跌，我国油价基本维持高位，时间每拖延一天，就是数亿元的利润，简直比抢劫来得都容易！在这个节骨眼上，传出的所谓燃油税传闻，在客观上起了烟雾弹的作用，它转移了民众的注意力，为维持高油价提供了一个天然的屏障。如此鬼魅的智慧，是人能想出来的吗？是妖能想出来的吗？那是口口口口口口口口（此处删去8字）
拨开迷雾，现在，最要紧的是降低油价！我国的油价早在2006年，实际上就已经超过了美国同品质的包含燃油税的油价！而美国的人均GDP是中国的30多倍（以2007年两国的人均GDP对比），一个中等美国家庭，包含燃油税的用油消耗，占其收入的1.5%，而我国，不包含燃油税的用油消费，占到中等家庭收入的10%以上。在这种情况下，在拉动内需的口号喊得震耳欲聋的情况下，有关部门却继续维持高油价，是在牺牲大局而照顾既得利益集团，这显然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八荣八耻和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
燃油税的目的在于促使人们节约，而非增加民众负担，更不是维护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
其五，与美国不同，在我国道路通行成本中，过路费、过桥费占相当大的比例，这部分费用不纳入到燃油税中，等于我们的燃油税并非国际上通行的燃油税，是不彻底的燃油税。如果不纳入也可以，但必须大幅度削减收费公路，将公路的公共产品特性还给人民，而不是打着公共产品之名行掠夺之实。美国用燃油税支持的联邦公路信托基金负担了绝大多数州际高速公路的修建，全美9万公里高速公路中只有8000公里收费路段，事实上，美国的高速公路的英文名字就是Freeway（免费公路），如果燃油税与密密麻麻的收费公路共存，不仅降低资源配置效率，加大区域间的物流成本，也加大了民众的负担。而且，我国的许多收费公路收取的费用，已经数倍于建设成本，仍然坚持收费，不还路于民。以首都机场高速公路为例，国家审计署于2008年2月27日发布的2006年18省市收费公路建设运营管理审计公告提到：由北京市交通局利用财政资金和部分银行贷款建设的首都机场高速公路，总投资11.65亿元，其中银行贷款7.65亿元，从1993年开始收费。但在收费3年多后，机场高速被转为上市公司在香港上市，同时重新核定30年收费期限。至2005年底已收费32亿元，估算剩余收费期内还将收费90亿元，这一金额远远超过了当时的投资，审计署随后将其定性为"不合理，但不违法违规"。类似的这种情况的存在是典型的掠夺行为，像这类高速公路不停止违法的收费活动，人耶、妖耶、人妖耶？
其六，燃油税牵涉到民众的切身利益，无论党中央还是相关法律，早就要求，信息公开、决策民主，而现在，几个有关部门，悄悄地聚在一起研究燃油税，就有关细节讨价还价，民众对细节一无所知，更无权参与其中，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一个如此重要的决策，有关部门竟然搞得像偷情一般，公众什么都不知道，以至于谣言四起，不明事实真相的人（满大街都是不明事实真相的人）囤积成品油，打算在燃油税出台后捞一把，出租车等群体，更是惶恐不安。燃油税在这样诡秘的背景下出台，会公正吗？会科学吗？
再回到唐僧的那句台词，"人和妖精都是妈生的，不同的是，人是人他妈生的，妖是妖他妈生的"，那么，人妖是谁生的？有关部门可否毫不脸红地告诉我？
后记：最近，许多朋友问我，为何不写燃油税。我其实一直打算写，但精力和时间不允许。书写完后，就几乎要累倒，有时候坐着就能睡着。我深知自己的弱点，为了避免书中出现情绪化的宣泄，避免专业硬伤和对美国实际情况的误读，我请经济学家王福重（金融专业）、博士生导师曹建海（投资）、广元（美国，投资和实业）、周缨（美国，艺术）等近10位朋友通读全书，提出具体修改意见。仅王福重先生的建议，就达200多条，连极细微的不够全面和精确的表述、及情绪化的表述都一一列举出来，令我非常感动！同时，对事关美国部分的表述也更严谨一些。比如，次贷危机发生后，美国的一些还不起按揭的人不得不住进庇护所。此前我是引述国内媒体的说法，而根据周缨的建议统统改为"庇护所"。再加上出版社极其详细的建议，使得本书的修改和完善过程，又是一个创作过程。所以，时间一直非常忙碌。有些事情顾不上评论，亦请见谅。
另外，关于书名，出版社的朋友，看了我们的博友提出的建议，认为非常重要，他们经过开会讨论，决定将书名改为《当次贷危机改变世界（副标题）——中国怎么办？（主标题）》，因为书是以利益分析法为分析主线，剖析原因并提出对策的，以此为书名，他们认为更切合书的内容，也更符合博友们的建议。出版社同时要求我再补充两个章节，对企业和个人在次债危机时的投资选择作出具体建议。关于印量，出版社已决定首印1万2千本。
关于我不授予出版社海外版权问题，有几位非常亲近的朋友对我提出批评，认为这是狭隘的民族情绪，会制约我的思路。这是我的一个缺点。我其实一直在竭力避免这一点，我请王福重等几位朋友帮助全文审阅书稿，也在避免这一点。生于这片土地，很多东西是植根于灵魂的。我会努力做到理性，抛砖引玉，促使大家深入思考，而不是肤浅的宣泄——这种宣泄对读者是不负责任的。书不仅应该可读性强，更应该扎实理性，有学术价值。我希望得到更多的批评。人身上都有很多毛病，需要一点点改正。我幸运的是，我有多位直言不讳的朋友，给我亲人才会给予的批评和建议，让我认识到自己的缺陷并改正，感恩之情深怀于心！书出来我会请这些朋友聚一次（不吃甜饼）。
我非常感谢朋友们的关心！祝愿各位朋友和家人永远健康！平安！快乐！——暖之
于2008年11月25日
国务院抛出4万亿经济刺激方案后，中国的"摇尾系统"吹响了集结号。一周之内，各地大员抛出大规模投资项目：上海5000亿，吉林4000亿，海南2070亿，安徽3890亿，浙江3500亿，河北5889亿，江苏9500亿，河南1.2万亿，辽宁1.3万亿，重庆1.3万亿，广东2.3万亿……
一点名词解释。"摇尾系统"来自柏杨历史，指跟在皇帝或权臣后面，用"忠诚"换取利益的官僚集团。
当然，不是说所有的投资项目都能得到批准，最终能不能拿到中央政府的资金还要看能不能"跑部钱进"。拿不到央资，项目就没有希望。为什么呢？因为地方政府没钱。房地产市场，也就是地方政府的摇钱树，正在枯萎，而且形势的严重性已经让它们纷纷先斩后奏，开始绝望地营救楼市。
地方政府提出的项目有多少是真正能够改善民生，提振内需的呢？国务院提出的十项措施（"国十条"）其实有一些好的东西，或者说一些欠中国人民已久的东西，比如说第一条，加快建设保障性安居工程，第二条，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第四条，四是加快医疗卫生、文化教育事业发展，第五条，加强生态环境建设，第六条，提高城乡居民收入。但是从已经披露的信息里面，我能看到的很少。上海的项目以公路和工业园为主；浙江省的项目以铁路为主；山东以铁路能源制造业为主；重庆以工业和基础建设为主……
当然，项目的审批权在发改委手里。发改委就是"跑部钱进"的"部"，其所在的北京三里河，宾馆酒店已经全部爆满。一场盛况空前的万官"跑部"运动业已展开。在各各都"很好很强大"的千万个项目里，发改委有没有能力选择合适的呢？我很怀疑。为什么？在中国这样一个泱泱大国里能做到这一点，苏联恐怕也不会倒。发改委有没有来自上峰的压力去选择合适的呢？没有。因为温家宝大人已经发话了，这次要"出手要快，出拳要重，措施要准，工作要实"。"快"和"重"摆在前面，"准"和"实"摆在其次。又快又重，就不可能又准又实。
"摇尾系统"如此用力地响应，温大人一定感到欣慰。但是如果温大人真的为天下民生着想，他也应该感到一丝忧虑和悲凉。忧虑的是，一场声势浩大的投资大跃进给中国带来的恐怕只有浪费和更加严重的腐败。悲凉的是，当他呼吁提高农民收入，关心环境保护的时候，"摇尾系统"从来没有这么热血沸腾。
"摇尾系统"并不弱小，温大人小心被尾所摇！
写于2008-11-21
没有草根吃，为什么不喝肉粥呢？
历史总是这样的无稽，很多时候我们嘲笑晋惠帝的时候，却不知道自己在这个时代也同样遭受那个时代的待遇。发改委又出重大政策了：明年要给国民加薪。看到这个新闻，我笑了，在这个国家生活这么久，了解又一次盘剥牲口的阳谋出台了。大概是拿破仑猪觉得下面的动物吃饱喝足了，内心蠢蠢欲动，妨碍了它英明伟大的统治，于是出台一出阳谋，既显示自己的英明伟大，又让牲口们被生活逼迫得失去尊严，匍匐在它的脚下。
2008年上半年，拿破仑猪统计我们的人均薪水上涨了18%，90%的网民声称没有达到这样的程度，后来才发现公务员加薪挟裹了大家一起过了一把薪水直升的瘾。2009年，发改委声言要给全国人民加薪，据我所知在深圳这样以出口为主的城市大多数企业都准备过冬的时候，减薪，节减成本，开源节流成为主流的时候，晋惠帝告诉我们，他准备给我们加薪，促进消费。晋惠帝从来没有给我发薪水，相反，我的1/3以上的薪水通过消费税等落入他（国家）的荷包。据统计局预言，这几年"我国"税收收入还会高速增长，也就是说我们还有机会为晋惠帝的奢侈贡献自己血汗。
"嗟乎！一人之心，千万人之心。奈何取之尽锱铢，用之如泥沙？"读《阿房宫赋》，仿佛在照镜子，看我们这个强大的秦国发展轨迹。"呜呼！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历史总是一遍一遍地重演，或者不久之后有人会为我们这个国家那些宏伟的建筑写下同样的词藻。当广大的农民工在昔日最忙的季节开始返乡的时候，没有人统计他们的失业状况。2009年，当然也没有人会给他们加薪。他们是处于这个国家最底层最弱势却是最为庞大的阶层，没有人关注他们的就业状况，他们从来没有在国家的统计数据里就业，何谈失业！当深圳提前出现退社保潮的时候，我们的精英人士给出小贴士：退保是不明智之举。当社保不能在这个国家流动，靠气力吃饭的农民工不退保难道将来在深圳买过万元每米的房子养老？当我们的院士呼吁征收呼吸税的时候，我不清楚他是那国的精英，估计在国务院特供食品的精心滋润下，脑袋已经变异到火星了，以为中国已经生活在22世纪。
曾经看过一个黑色幽默：我有10平米的居住面积，我的邻居有90平米，我们的人均居住面积50平米，后来我仍然只有10平米居住面积，邻居有190平米居住面积，我们人均居住面积成为100平米，社会大大地进步了。现在那些最弱势（30年的改革开放培养出来的）的阶层已经没地方出卖自己的劳力了，他们的收入从100块降低到0，而我们的特权阶层会严格按发改委的指示从900块涨到1200块，相信明年的统计数据出来，我们的人均收入又上涨20%.加薪之后，由于货币供应出现大规模增长，首先出现通货膨胀，同时由于基本生活用品市场的萎缩，按照经济规律，资本会向奢侈品制造转移，基本生活水准会进一步下降，农民工和中国大多数的所谓白领好容易用几年血汗换来的积蓄双重贬值，这或者就是最新有中国特色的幽默。
没有草根吃，为什么不喝肉粥呢？晋惠帝说这些话的时候，曾经一统三国的晋国陷入八王之乱，最后偏安一隅，苟延残喘。而我在这个时代看到同样的征倪，当城乡差距按2002年时任国家统计局局长的说法已经达到1比6的时候，当听故乡的母亲说今年的种庄稼由于高成本而普遍折本，当众多农民在外面找不到工作机会纷纷返乡，而且由于短期内面向出口的制造业不可能再接纳如此之众的劳动大军，他们无所事事的时候，当我们伟大的发改委又下一剂猛药的时候，相信我们又会重演一遍历史了。
刚才来的时候有读者问我，你写的书每一本都是既没有前言也没有后记，你的书是怎么写出来的？我先简单地自我介绍一下：我原来是嗡嗡嗡时候的老三届，我是老初二，以后赶上嗡嗡嗡，成了黑五类，嗡嗡嗡中在工厂当了九年工人，当到三级工。1977年恢复高考的时候我考本科，结果我家政审还没有落实政策，没有被录取。接着1978年第一届招考研究生，我就考到山东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专业硕士研究生，学魏晋南北朝隋唐史，我的第一位硕士导师是王仲荦先生。毕业以后我留在山东大学历史系，当时王先生主张我再开拓一下眼界，继续深造，于是我1985年考上了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跟谭其骧先生学中国古代历史地理。人一辈子如果能够碰上一位名师就是很大的幸运，而我碰到了两位名师，非常幸运。毕业的时候想回北京，当时正好中国军事科学院需要研究人员，就把我招去当兵了。
到了军事科学院以后跟我坐对桌的就是一位年轻的少校茅海建，他虽然比我年轻，但他是老兵，他当兵的时候就在东海舰队，1982年硕士毕业以后就到军事科学院，而我是一个新兵。他向我介绍，军事科学院是叶帅创建的，军事科学院里的宝贝就是叶帅当年积累保存的战争档案。茅海建是中国近代史专业的，他没时间读解放军的战争档案，他建议我把这些东西好好地读一读。后来我就到图书馆借这些战争档案看，使我非常震惊，这些东西太好了。一边读着档案，一边向军事科学院的老同志请教，这些老研究员有两种成分，一种是解放战争时期四大野战军的老参谋，还有一种是建国后大将元帅的秘书，他们喜欢给我讲一些故事，那个时候我才明白原来我们党的历史有两种，一种是教育群众用的，比如高中的教材、大学的党史课等等；还有一种是真正的历史，那是藏在我们的档案里，或是当事人口口相传的。我看到这些以后，就下了决心，不再搞历史地理了，改行做现代史、军事史。
我最后一次见到谭其骧先生是1990年，他中风前的半年，他到中国科学院开院士增选会议。我跟他说起我在军事科学院看到的一些东西，谭先生非常激动，当时便站起来说："你要把这些东西都记下来！"既然导师允许了，我就自己改了专业，在军事科学院一蹲15年。这期间主要写了三本关于解放战争的书，都是在人民出版社出的，写了一本长征后期毛泽东与张国焘斗争的书《北上》，三联编辑看了这些书以后希望我再拓展一些视野，把国民党和共产党放在平等的地位上做比较，然后再挖一些深层次的东西，于是我就写成了《中国的1948年》。写了这本书以后还是觉得意犹未尽，因为有些东西也不可能放开来写，总是要在表述上比较婉转，内容上也是要有所保留。但是我还是希望，凡是在我书中提供给读者的都是真实的，真实到什么程度那要看社会发展和国家开放的情况，也许今后要不断的修订、补充。
我今天讲"1948背后的故事"就是想给大家澄清一些误区，讲一些真实的历史。我们现在改革开放20多年，可以说在战争题材上也比较开放，但是不管怎么开放，给大家总是有这么一个印象：我们共产党、解放军的形象曾经塑造了两个代表性人物，一个是电视剧《激情燃烧的岁月》里的石光荣，一个是《亮剑》中的李云龙，这其实是文人写的军人，不是真正的解放军。如果解放军的将领都像石光荣和李云龙这样满口的粗话、不管三七二十一，打仗能打过国民党吗？国民党将领许多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是留过洋的，而且人家一开会的时候都是军装笔挺、将星闪耀，咱们解放军的干部开会有的蹲在凳子上，有的叼着烟袋，什么样的都有，这么土里土气的共军怎么能把国民党打的落花流水，这里必有非常重要的原因。国民党将领的回忆录，一提起三年的解放战争，几乎没有一个服气的，像胡琏，国民党五大主力之一，18师的师长，在华东战场几次跟粟裕较量，在淮海战场上只身逃脱。最后胡琏打胜的一仗就是金门。胡琏说共产党打仗是人海战术，前面一群老百姓拿着手榴弹往阵地上冲，我们能忍心开枪吗？我很负责任的对大家说，我查遍了解放战争的档案，可以说解决战争重要战役的档案我都看了，但是没有看到一个战例解放军是这么打仗的。胡琏可能是一种误解，因为我们解放军当时装备、服装肯定不如国民党军，有很多战士是装不上正规军装的，所以胡琏的这种说法没有根据。
另外，我对国民党没有那么深的成见，我还是能比较客观地看国民党的战争档案。看后我有一个感觉，蒋介石不像是我们书里描写的样子，专横跋扈、一意孤行、心胸狭隘。
我看了蒋介石的全集，尤其是跟共产党决战几年中他一系列的讲话、决策，我发现他的想法大多数都是对的。早在1948年初他就预感到东北守不住，于是让卫立煌把东北的精锐部队全部撤到关内，应该说蒋介石当年的这个决策是对的——如果卫立煌把60万部队及早撤到关内来，那么解放战争要打多少年还说不定。第二个重大战略决策是，在卫立煌守不住的时候，蒋介石做傅作义的工作，让他放弃北平天津，把华北的50多万精兵撤到长江以南。结果傅作义也没有答应，如果他按照蒋介石的指示做了，那么我们的平津战役也找不到战机了，不能在黄河以北歼灭国民党军的主力，那我们国家说不定真要出现南北朝划江而治的局面。但是蒋介石两大决策都没执行，是什么原因？主要是国民党里面派系林立，各有各的盘算。卫立煌想，蒋介石一贯嫁祸于人，万一出现问题，他到时候把责任推给我我就完了。傅作义想，我本来是华北人，华北是我的天下，我到了江南我算什么？一个地方军政的长官怎能没有根基。蒋介石的种种决策都是因为下面的扯皮、推诿不得以实现，所以蒋介石才越来越着急上火。
蒋介石在战略上是有预见性的。在1949年2月蒋介石已经秘密命令上海和南京的官员把上海银行里所有的黄金、白银、银元转移到台湾，而且从那时候就开始修舟山机场，准备把国民党大批的官员、难民撤到台湾。解放军还没渡江之前蒋介石已经料到这一步了，所以他能从容不迫地把南京故宫博物院的国宝运到台湾。但是蒋介石最终还是失败了，把大陆丢了。在过去我们把蒋介石的失败都说成是腐败——国民党腐败、不得人心，但是真正打仗的人、真正在战场上的人心里明白，战场上是你死我活的较量，容不得双方有半点的犹豫，更别说腐败了，所以在战场上，无论是国共双方都是真刀真枪的较量。如果要说一次两次战役的成败或许有偶然因素，但是整个战争的失败是不会偶然的，还是有许多必然的因素。这就是今天我想给各位读者解释的事情。
我们正规的历史里对毛泽东同志过去达到了歌颂和迷信的程度。我们的历史上写到，抗日战争结束之后中国共产党为保卫自己的胜利果实和国民党展开了较量，是不是说抗战一胜利共产党就想跟国民党争天下？现在越来越多的历史披露出来，尤其是《胡乔木回忆毛泽东》这本书出版以后，还有《毛泽东传》的出版，让这段历史基本上清楚了，没有疑问了。在抗战刚结束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并没有打算跟蒋介石争天下，而是希望在国民政府里拥有一席之地，因为抗战刚结束的时候蒋介石的个人威望达到了顶点，他是中国抗战的领袖。而且根据共产党当时的实力，虽然有了一亿人口的根据地、90万人的军队，但是相比国民党还是差得远，所以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就是希望跟蒋介石谈出一个和平来。当时双十谈判协定规定给共产党提供几条，一个是华北五省的主席由共产党担任，另外全国军队缩编成100师，共产党可以占20师的配额。毛泽东对这个结果是相当满意的，回到延安跟胡乔木和中央负责人说，蒋介石并不反共。当时中共中央确实想和国民党搞联合政府，毛泽东曾一度想把首府从延安迁到淮阴，淮阴离南京比较近，去开会很方便。但是蒋介石积20年的反共经验，是绝对容不下共产党的，所以当双十协定要实施的时候国民党不断向共产党施加压力，并且派遣大军从大后方源源不断地向华北、东北扩张。
中共当时要跟蒋介石争夺内地是不容易的，但当时东北是一块空白，国共双方在那儿都没有基础，于是共产党就占着地利之先，十万大军挺进东北。这一下蒋介石非常着急，因为东北是中国的工业基地，蒋介石必然要占这块地方，所以蒋介石派了缅甸远征军最精锐的部队在杜聿明的指挥下开赴东北。解放军十万大军闯东北，林彪指挥的部队可以说是五湖四海，哪个根据地的人都有，毛泽东指示林彪在四平跟蒋介石打一仗，要是把国民党打赢了你就得承认我在东北的合法性，要是打输了再说。国民党对四平这一战也是非常重视的。所以1946年5月的四平保卫战也是林彪和杜聿明之间真刀真枪的第一战。我们的东北民主联军当时是各地的部队集合起来的，林彪当时到了那儿以后这个也不认识那个也不熟悉，可以说是仓促打了这一场正规战。国民党进东北的口号是"接收东北主权"，所以这些军队进去以后士气也是相当高，四平这一战林彪因为武器不行、兵源不行、指挥也不
协调，守了一个月最后败了，林彪当时是最难受的一段时间，兵败如山倒，退过松花江，就剩下哈尔滨、北满那一块地方。蒋介石四平这一仗打赢之后，下定决心非要消灭共产党不可了。
毛泽东跟国民党打还是不打，胡乔木说毛泽东苦苦思索了三天三夜，最后决定跟国民党彻底决裂，打。但是打的赢打不赢，当时共产党的将领中几乎没有几个人认为在当时的条件下能打赢国民党。当时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李富春、黄克诚给中央写了一封长篇报告，说二次大战以后苏联受了很大的伤害，不能马上支援我们，国民党现在得到美国的支持又是那么强大，我们现在经过四平这一仗，要认识到以目前的实力不具备与国民党对抗的条件，所以我们现在要忍让、积蓄力量等待国际时机成熟的时候再起来反攻。这份报告可以说是代表了当时中共党内高级将领的普遍思想。
毛泽东写了一个答复，他说报告说的都是真实情况，但是有一个缺点是对蒋介石的困难估计不足，二次大战以后国际进步力量不是下降了，而是上升了，我们如果坚决斗争，可能比退让要好得多；如果没有斗争精神，结果将极坏。毛泽东这个指示发表在毛泽东的军事文集和毛泽东文集第四卷上。我当时看了以后觉得这是一个很奇特的结论，蒋介石比共产党还困难，谁相信呢？结果事实证明蒋介石就是比毛泽东困难，毛泽东当时就是要占地盘、扩大根据地、扩大军队，但是蒋介石作为国民政府的领袖有好多事情要做。
第一是恢复沦陷区，伪军日本占了那么大的地区他要接收，要把一个一个城市的政权恢复起来，还要养活沦陷区的老百姓，还要处理伪军和日本的战犯，还要把日本的几百万军人和家属遣返回日本，国民政府要干的事情多了。所以毛泽东这个论断就是说不要光看到我们自己有困难，你要看到蒋介石比我们更困难，这就显示了毛泽东作为一个战略家的远见。解放战争在1946年7月正式揭开战幕，三年打下来，居然是国民党一败涂地。这个过程相当的复杂，但是我们说在战争表象的背后必定有一些条件，共产党能够做到的但是国民党做不到。这些条件是怎么转化的，为什么越来越有利于共产党，越来越不利于国民党呢？我看了解放军的战史和解放战争的历史，我觉得过去的结论都过于标语口号化，像国民党代表反动，我们代表正义；我们得人心，国民党不得人心；我们解放区是阳光灿烂，国民党是一片黑暗。我觉得这里面需要好好地研究。我从个人的研究中悟出来几条，共产党能够得天下、国民党最终走向失败的原因。
国民党之所以失败、共产党之所以胜利，第一条就是共产党解放军能够集中优势兵力，敢于大踏步的前进和大踏步的后退，不在乎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国民党处处受到牵制，有优势，但是无法集中兵力。为什么这么说？国民党每收复一个地方就有守土之责，比如占领沈阳、长春要留下一个军，占领张家口、鞍山得留下一个师，占领一个县城起码得留下一个连，国民党越前进、占的地方越多，八百万兵力就越分散，把部队都分散开了，越前进则可以集中的兵力、可以用于前线作战的兵力越少。共产党则不同，毛泽东的原则就是集中优势兵力，所以丢多少地方他不在乎。像解放战争刚开始的头两个月，共产党丢了106个城市，像样的城市都丢光了，像延安、临沂、张家口、四平等等，大踏步地后退，但是共产党丢了那么多地方兵力损失了多少呢？没损失多少。他走了以后，老百姓可以就地掩蔽，该怎么样怎么样，反正国民党来了以后，他是政府，他也不能大屠杀，共产党可以把自己的兵力调来调去，在不利的时候就大踏步地后退，甚至后退到什么程度呢？这里可以举个例子。四平之战之后，杜聿明大举进攻，林彪带着军队全线退过松花江，国民党的军队到了松花江边上突然停止前进了，当时林彪做了最坏的打算，哈尔滨准备放弃了，他带着主力部队到北满的树林里打游击。但是杜聿明到了松花江边上不动了，蒋介石也很着急，为什么不前进？不是不想打，而是兵力不足。只有一个军过了松花江，那么大的地盘怎么打？所以他被迫停止了前进的步伐。而南满当时是肖华指挥的部队，国民党进攻的是刘玉章的52军，共产党的军队节节后退，一直退到安东，国民党军队眼睁睁地看着共产党的部队从鸭绿江大桥上跑到北朝鲜去了。国民党军队过不去啊，他是政府军，要出国得有外交手续。大家看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最后南满就剩临江县一个据点了，南满部队后方伤病员全都在北朝鲜，当时鸭绿江冻住了，所以共产党的军队在北朝鲜境内往来自如，养好了伤、准备好武器再打过来。看着共产党是处于绝对的劣势，但是共产党这个办法国民党学的来吗？所以共产党在战争初期表现的相当的灵活，就是不在乎一城一地的得失，能往哪儿跑就往哪儿跑，但是国民党的行动就受到种种牵制。
过了一年，共产党能够反攻了，蒋介石集中起兵力来跟共产党决战还是不行，共产党想打哪儿打哪儿，蒋介石又处于被动状态，因为他的部队在全国散开了，哪个城市都要守，共产党就抓住蒋介石全盘散开的机会集中兵力一个城市一个城市打。比如1948年3月粟裕打开封，本来粟裕是想在陇海线跟国民党进行决战，但是一看国民党摆开大军不好打，怎么办？找防守薄弱的地方打，开封当时是河南省省会，只有一个师的国民党军队保卫，粟裕避实就虚打开封，一个师怎么能挡得住华东野战军三个纵队（相当于"军"），一下就打下来了。当时正好南京在开国民大会选总统，一听说开封被打下来了，河南的代表们连夜跑到总统府，有的下跪有的痛哭，非让蒋介石把开封收回来不可，蒋介石没办法，下令五大主力之一邱清泉的5军把开封收回来。邱清泉本来在商丘摆好阵势等着粟裕，明明知道开封是一个空城，毫无价值，但是他也得执行命令把开封收了回来。然后国民党登报纸"国军收复开封"，其实粟裕绕到邱清泉的背后，又把区寿年兵团一口吃掉。与此同时陈赓打洛阳，洛阳守军也是一个师，而且这个师是学生兵，更守不住陈赓，陈赓把洛阳打开了，国民党赶紧叫18军从驻马店向洛阳增援，结果胡琏到了洛水边上，眼看着洛水涨水过不去，等胡琏过了洛水共产党又走了。国民党总是集中不起兵力、总是被动分散。1948年以后蒋介石终于醒过来了，组成重兵集团准备跟共产党进行决战，但是为时已晚，因为当时共产党的优势已经形成了。毛泽东在十大军事原则里把集中优势兵力列在第一条，蒋介石懂不懂集中优势兵力？当然懂，但是他作为一个国民政府受到太多条件的制约，他是心有余力不足。
共产党打天下的第二个绝招就是善于化敌为我，说白了就是改造俘虏兵，这是陈毅先发明的。1947年5月孟良崮战役，消灭了国民党五大主力之一的整编74师，说是歼灭3.2万人，实际上打死的不到一万，俘虏74师8000多人，当时把74师的俘虏集合起来分俘虏，结果华东野战军的各个纵队都来抢74师的俘虏，因为74师士兵素质特别好，是模范师，受过非常正规的训练，每个士兵起码都有高小文化水平，解放军里的连长都不一定有高小的文化水平。74师8000多俘虏被分到华东野战军的各个纵队里，陈毅说这些俘虏兵真顶用。1947年底陈毅从山东解放区到陕北见毛泽东，沿途路过晋绥军区，当时晋绥区的同志说华东野战军打仗打的好，请陈毅做报告，陈毅总结了一条经验，我们华东野战军为什么迅速壮大？就是会用俘虏兵。俘虏兵是好东西，战术素养非常好。我们要是招翻身农民当兵，得训练他打枪、扔手榴弹，然后才能打仗，俘虏兵来了就能用，而且在战争里表现相当不错。有一次打敌人一个据点，连长冲着机枪手说"打打打"，机枪手是一个俘虏兵，说"你让我往哪儿打"？连长说不知道。俘虏兵说怎么怎么打，连长说好，就这么打。陈毅讲，"你看，俘虏兵就是比我们的连长水平还高"。解放军过去缴获国民党的炮，当时主要是山炮，打仗时把山炮和步兵一块儿推到阵前，推到离前沿还有二百米、一百米的地方，人从炮筒里往前看目标，叫"直瞄"。被俘虏的国民党炮兵看着解放军的炮兵笑，说你们这是拿大炮拼刺刀。他们把炮拉到3000米外，算好射程，没有射不准的。这样的经验一推开，中央就下文件，以后各个部队凡是抓到国民党俘虏，除了重伤还有患传染病的，其他的一个不许放，统统补充到解放军的部队里。
我们可以算笔账，国民党、共产党一边5个人，把国民党军打了一个，就是5：4，可是如果把国民党的俘虏抓过来自己用了，就变成6：4.共产党这么多兵是从哪儿来的？大部分都是俘虏兵。国民党的俘虏兵凭什么就转过头为共产党卖命？共产党有本事。俘虏兵被俘虏之后先开会诉苦，进行阶级教育，国民党兵大多数也是穷人，于是老战士先上来诉苦，地主怎么压迫我，我们打天下为穷人翻身谋解放，启发俘虏兵的阶级觉悟；然后把俘虏兵下放到各个班，但是有一条，肯定这个班里老战士占多数，俘虏兵新战士占少数，班里不能歧视虐待俘虏兵，俘虏兵被叫做"解放战士"。行军的时候班长替他们扛枪，宿营的时候班长给烧洗脚水，从人的情感这方面来说特别容易感动俘虏兵。国民党官大一级压死人，但是共产党的官不像官，班长、连长都来关怀战士，从感情上来说俘虏兵也容易被改造过来。
在立功方面，俘虏兵和解放军的老战士一视同仁，这样就大大激发了俘虏兵的积极性，打好了一样立功。当时刘伯承培养了一个战士王克勤，原来是国民党的一个机枪手，俘虏过来以后补充到部队里，很快立功升了班长，他特别会带兵，他带的兵不但会打仗，而且在作战中伤亡很少，刘伯承看中了这个人，表彰为二野的战斗英雄，后来王克勤在战争中牺牲了，刘伯承还特别的悲痛，王克勤就是国民党俘虏兵里一个优秀的代表。
到了1948年初，共产党熔化改造俘虏兵到什么程度？华野当时总结了经验，叫"即俘、即补、即战"，也就是上午俘虏，中午补充到解放军的部队里，下午就参加作战。国民党怎么也比不过共产党，国民党抓来壮丁以后整训，然后整编，然后上战场作战，这个周期最少大半年，刚打一仗就给共产党送了礼了。这个仗国民党越算越赔。74师是1947年5月在孟良崮被华东野战军歼灭，蒋介石非常伤心，保留74师的番号，在江南重新组建，最后组建成74军， 1948年10月74军拉上淮海战场，到1949年1月陈官庄之战74军再次被共产党消灭了。蒋介石辛辛苦苦训了一年，好不容易上战场了，几天就报销了。共产党用这种方式不断地补充自己的兵源，在一年多之内就跟国民党的兵力达到了相当的程度。所以毛泽东说我军人力、物资的来源主要在前线，就是靠俘虏国民党的俘虏兵、缴获国民党的枪炮来壮大解放军。
当时战争打的相当残酷，淮海战役第一阶段，粟裕的主力跟黄百韬兵团在碾庄打，这是淮海战役第一阶段，打了将近有一个月，结果华野歼灭了黄百韬兵团7万多人，但是也付出了伤亡5万多人的代价。当时华野有一个连报了220人伤亡，一个连满编才120人，由于不断冲锋不断补充兵源，所以伤亡竟超过了满编的人数。粟裕在1949年3月给中共中央写淮海战役的总结，说1948年10月济南战役的俘虏兵到1949年1月打陈官庄时有的已经提升为副排长了。共产党这么大的伤亡，都是靠俘虏兵一拨一拨更换，国民党是打一个少一个，有出没进。这样的话，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兵力对比变化能不快吗？
大家可能要提问题了，共产党能改造俘虏，国民党怎么不行呢？孟良崮战役之后蒋介石召开高级将领的军事研讨会，他沉痛检讨74师失败的原因，说74师之所以失败最大的失误就是用了共产党的俘虏兵。涟水战役中，74师把涟水打下来，当时守涟水的是华野六纵。六纵被张灵甫俘虏了300多人，张灵甫让共军的俘虏兵当辎重队，拉大炮、拉粮食，蒋介石说绝对不可以这么做，绝对不可以信任共军的俘虏兵，张灵甫说不要紧，不是让他们当战斗部队，他不当回事。孟良崮战役之前，国民党军10个师一线推开向北走，张灵甫自己带的一个师突出了两天的路程，他把主力部队驻在孟良崮，重炮部队安排在山下的垛庄，陈毅、粟裕抓住张灵甫突前两天的战机，一下用六个纵队15万人包围了张灵甫的3万人，扑垛庄的正好是王必成的六纵，俘虏兵一看自己的部队来了，立刻哗变了，张灵甫的炮兵阵地乱套了，华野很轻易地把张灵甫的重炮阵地占领了，掉转炮口向孟良崮山上轰。这时候张灵甫才知道自己犯了一个大错误，孟良崮是一座秃山，寸草不生，炮弹落地溅起的石头就能杀伤一片人。张灵甫最后坚持了三天，74师全军覆没了。陈毅、粟裕看到周边的国民党军围上来了，来不及打扫战场，连夜撤退。孟良崮地区的老乡说，战役打完之后三个月当地的老百姓不敢上山，漫山遍野都是尸首。蒋介石拿这个教训警告国民党，因此国民党用不了共产党办法。而共产党改造俘虏的经验每个野战军都有，抓住俘虏兵怎么办，抓住国民党军官怎么办，办法都是一套一套的。
化敌为我是共产党的一个绝招，共产党能做到什么程度？当年四野的后勤是最棒的，后来我就问四野的老同志，当时四野怎么有那么雄厚的后勤，有军医院，又有军工厂，还有军事院校。四野的老同志说，四野里面的技术人员基本上是日本人，我听了大吃一惊。抗战结束时四野十万大军闯关东，没有带后方，没有带医院，而且八路军那时候也没有医疗设备。四平战役之后大量的军队撤到北满，撤到哈尔滨、齐齐哈尔、牡丹江，那么多的伤员没人治怎么办？四野政治部下了一个九九紧急指示，就地征招医务人员组建军医院。伪满时期东北医院中主要的医生、护士都是日本人。当时四野后勤部长指示干部去接收日本人的医院，把日本人的医生、护士强行征入解放军。当时找到哈尔滨最大一个医院，要名单，从名单里看哪个人是医生，哪个人是护士，然后到遣返日本人的难民营里抓，从火车上向下拖。当时一共征了8000多医生、护士，这些医生、护士一开始是被逼来给解放军治病的，解放军一看怎么给我治病的都是日本人呢？最初在军医院里没有一个日本医生护士没有挨过伤兵打的，这些人忍气吞声。黄克诚一看不行，咱们得讲政策，这些医生护士只要肯为我们工作，不管他们思想是否进步都应该给予优待。共产党的干部吃高粱米，给日本的医生吃大米，共产党的干部没有津贴，但是日本的医生护士按原来的待遇发工资，这样把日本的医生护士都争取过来了，后来这些日本医生护士跟着各个野战军参加了辽沈战役、平津战役、渡江战役、衡宝战役，一直打到海南岛。
除了医生护士之外，还有军工。东北野战军迅速发展成为百万大军，而且华东野战军也需要炮弹，怎么办呢？于是在东北办兵工厂。当时解放军最大的军工基地在大连，大连当时是苏军占领的，国民党去不了，所以解放军在那儿秘密发展军工厂。我们都读过吴运铎写的《把一切献给党》，吴运铎说在东北建立军工厂就是在大连的甘井子，当年在那儿建立了一个炮弹厂。吴运铎说他和吴屏周厂长实验炮弹，有一发没爆炸，他们俩跑过去看，往那儿一蹲炮弹爆炸了，吴屏周当场被炸死，吴运铎受重伤。后来我到实地采访，看了当地军工厂写的厂史，我才知道那是因为我们的技术太差，这是一场严重的安全事故。因为当时我们这些土八路没有正规的金属加工技术，做的炮弹撞针有毛刺不光滑，所以拉不着。最后还是得用日本人，当时把在大连的日本军工技师集中起来，有的是制造火药的专家，有的是做炮弹壳的专家，还有冶炼的专家，把30多个日本专家集合起来构成了大连军工厂的技术骨干。另外，我们国家第一个航校，东北老航校，第一批王牌飞行员，包括后来的空军司令王海上将，都是日本教官教出来的，而且第一批女飞行员也是日本教官教出来的。所以不能不说共产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厉害，能把日本人都教育成革命战士。
这一段历史原来都是保密的，日本人大批遣返是在1946年，到新中国成立之后1953年又遣返一批日本人回国，其中大部分是我们共产党用的日本人，掩护身份让他们回国。回国的时候让他们把军装都脱下来，把档案都销毁，每个人得的奖章全部都收回。到了90年代，这些日本老兵陆续地回老部队探亲，总政治部下命令，重新做模子，给他们这些四野的日本老战士每个人发东北解放纪念章、平津战役纪念章、渡江战役纪念章，还要加一枚1955年授衔的时候发给营以上干部的解放奖章，重新发给他们。后来我采访这些日本老战士，他们都80多岁了，但是说起话还是40年代解放军的语言。对于解放军在解放战争期间化敌为我的能量、作用是应该刮目相看的。
第三条，共产党能够充分动员群众支援战争，也就是我们所谓的人民战争。一提起这个，大家马上就想到车轮滚滚，当时确实是这样一个宏大的场面。我们正史上都说淮海战役"60万吃掉80万"，60万解放军吃掉80万国民党重兵集团，历史上可以这么说，但是账不能这么算。淮海战役是共产党以少胜多吗？根本不是，而是我们以压倒性的人数优势战胜了国民党80万大军。国民党的将领18军军长杨伯涛在双堆集和黄维一块儿被俘，他被押下战场，后来他在回忆录里写，他看到解放军的后方到处都是老百姓，有的给解放军推车，有的给解放军治伤员，有的给解放军做饭，他说我们在战场上哪儿看到过这种场面，国民党的后勤都是自己办的，自己拿卡车拉辎重，哪儿有这么多老百姓来支援战争？淮海战役先后动员的民工220万人次，加上60万共产党的正规军，你说比国民党的80万人数多了多少？
共产党为什么能够动员这么多的人力物力？最重要的是共产党跟国民党根本区别在于，国民党是一个非常松散的组织，松散到什么程度呢？加入国民党很随便，可以集体入党；但是共产党不一样，共产党的组织渗透到解放区的每一个村庄，没有一点空白，每一个村子里都有党支部、村委会、民兵武委会、妇女救国会，最后还有儿童团，每一个村子里通过这五个组织把每一个老百姓都完全地控制起来，于是出民工都是组织上派的，而且各有分工。共产党能够充分利用民众力量组织起自己的战争机器。淮海战役、平津战役支援前线的民工都超过了百万。
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征兵。我们知道国民党主要是靠抓壮丁。有张照片是一个英国记者拍的，一个老头在国民党新兵里寻找自己的儿子。共产党这边都是骑马戴花、光荣参军，事实是否如此？后来我看了一些材料，感觉到人从本性上来说不愿意打仗的，农民更是如此。你看纪录片《人民的胜利》，说翻了身的东北农民在土改中获得了土地，他们志愿参军保卫胜利果实，骑马戴花参军了。后来我想还是不对，农民都是老婆孩子热炕头，分了地、分了房子、分了牲口，你叫他再去打仗，可能吗？从他个人来说是不会愿意的。后来看到一个材料，1948年初中共中央给东北局一个指示，要东北局在半年之内组建100个团的二线兵团补充东北野战军，因为林彪跟陈毅的情况不一样。在辽沈战役之前东北没有打过很大的仗，也没有俘虏过很多的国民党兵，所以毛泽东下令让林彪组织100个团的新兵，这100个团从哪儿来？从翻身农民中来。林彪当时下了一个指示，号召各地干部要当革命的兵贩子。怎么征兵？当时征兵的指标下到各县、各村，这个村里得征十几个兵，村支书、村长就把适龄青年叫到一起教育，这些青年都坐在炕上不说话、不表态，支书派人一个劲儿烧炕，炕上热的坐不住了，终于有一个跳了起来。好，这个算报名了，结果一个一个都跳起来了，就骑马戴花当兵去了。后来我看了张正隆的《雪白血红》，专门有一章"要当革命的兵贩子"，跟我写的一样，说明这不是假的。同样抓壮丁，为什么共产党的兵上战场敢打仗？解放军多打几个胜仗，这些新兵胆子就大了，就变成老兵了，人都是这样磨炼出来的。共产党在动员群众方面确实是有一套。
共产党动员群众进行人民战争不光是参军，还有更狠的一招。我们都知道1948年上海的日子最不好过，物价飞涨，民不聊生，要粮食没粮食，要煤油没煤油，老百姓在银行前挤兑金圆券。不是蒋介石想让老百姓这样，最根本的问题是物资短缺，没有米、没有布，所以才涨价，所以奸商才囤积居奇。为什么缺？1948年初共产党基本上控制了东北、华北、江淮地区，国民党仅仅控制着长春、沈阳、北平、济南这样的大城市，这是什么含义？也就是全国100％的煤炭资源、80％以上的小麦产区、80％以上的棉花产区全被共产党控制了。解放区当时也知道国民党的物价飞涨，法币、金圆券天天贬值，共产党采取最原始的办法——自然经济，不用货币。农民都是以物易物，拿粮食换鸡蛋，拿鸡蛋换煤油，抵制伪币进入解放区。共产党还规定各种各样的政策，开了几个清单，一个是许出口的清单，一个是不许出口的清单，一个是许进口的清单，一个是不许进口的清单。什么东西许出口？古董、文物可以输向国民党统治区，那年头古董谁要啊？粮食、棉布不许出口。煤油、纸张、药品可以从国民党统治区输往解放区，因为解放区不生产这些东西。而不许进口的东西就多了，奢侈品解放区都不要。这样一下就把国统区捏死了，这才是真正的"农村包围城市"。国民党大城市没有物资来源了还不涨价，还不恐慌？上海最后狼狈到家了，1949年1月蒋介石一下野，上海人就公推杜月笙给毛公写封信，请求用上海的工业品换开滦的煤炭，毛泽东照准，要维持上海，不能让上海崩溃。在蒋介石下野的几个月，上海和唐山的开滦对开轮船，把煤炭拉到上海维持上海人的生计。国民党还不垮？根本没有经济基础了。解放区控制了物资，而且共产党能够控制得如此严密。
共产党占了上海，上海商人又来劲了，不是物资短缺吗，我再涨价。结果陈云到了上海以后打经济上的淮海战役，知道上海的商人喜欢投机，陈云从东北、华北调运大量的粮食、布匹源源不断地往上海运，上海的商人一看大批的物资从公家运过来，敞开肚皮吃，没想到共产党用的是举国体制，用共产党那么大的解放区运那么多的物资进来供应上海，撑死这些商人。商人的资金都是有限的，把资金用完了，囤在仓库里等着涨价，但是共产党的布匹、粮食还是源源不断运进来，价格天天跌，跌到商人受不了的时候只好降价。共产党进上海之后给商人们一个下马威，叫他们知道了共产党的厉害。这不是政策问题，关键还是在于经济基础。共产党能够控制这些经济基础才能够打天下。
最后一条，共产党的情报、渗透、策反无孔不入。在战争年代，情报太重要了，谁有情报来源谁就能打胜仗，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道理。国民党输就输在组织太松散，既没有政审也没有档案，无论是什么政府机关、机要部门用人，只要朋友一介绍，那就进来吧。
所以在抗战期间，共产党就利用统一战线、国共合作的机会往国民党里派了大量的地下党、情报人员，那会儿任务是长期潜伏，不到关键时刻不醒。毛泽东转战陕北，当时中央可以走，但是毛不走，毛主席留在陕北，拖住胡宗南，说胡宗南也要听毛主席的指挥。后来有人写回忆录《胸中自有雄兵百万》，毛泽东在陕北坚持了一年多，其实毛是一个很谨慎的人。我参观毛的住处，最深的体会就是毛绝对不会拿自己的生命冒险。前一段我到甘肃哈达铺，毛泽东住的房子有一条小路直通后山，有情况随时可以掩蔽。西柏坡毛主席住的房子离防空洞最近，只要飞机一来一下就能进防空洞。毛泽东为什么敢于在陕北呆着不走？最重要的原因是，当时共产党有一个地下人员熊向晖，是安插在胡宗南身边的共产党情报人员。胡宗南身边的机要秘书是共产党，那还能有什么秘密？熊向晖在胡宗南进攻陕北之前就把作战计划通过情报网传到中共中央，所以中共中央对情况了如指掌，毛泽东就决定不走，转战陕北。毛泽东转战陕北的路线反其道而行之。胡宗南认为毛一定要过黄河，但是毛泽东却往西走，往安塞那边走，跟胡宗南兜圈子，为什么？这也是毛泽东算计好的。当时有这么几个条件，一个是黄土高原，那个地方最大的特点就是缺水，由于大部队一定要找有水的地方宿营，所以胡宗南的部队一出动，今天走几十里地在哪儿宿营是可以算的出来的，也就是必须要找一个有水的村子宿营。毛泽东的小部队昼伏夜行，就可以避开国民党的飞机侦查，而且电台保持静默，就可以避开国民党的技侦侦查。还有最重要的一条是，陕北老乡不会出叛徒，新区的老百姓闹不好就可能出叛徒，这是非常重要的。毛泽东是人，不是神，他是经过充分的酝酿考虑才决定在陕北不走。
先说了共产党的情报工作，下面说说策反。越在关键时刻，共产党在国民党安插的钉子越是发生作用。当时共产党的情报策反系统有完整的组织，为首的是社会调查部，负责的是康生和李克农，下面分到各个野战军的政治部里有敌军工作部，是专门打入国民党的内线；还有城市工作部，专门在城里弄情报的；还有联络部，共产党的地下联络站，送情报的。这三个组织非常严密。解放军最近编了两套大书《中国人民解放军联络工作史》、《中国人民解放军敌军工作史》。1946年3月莱芜战役，当时济南的王耀武让李仙洲指挥三个军与张灵甫南线配合要把陈毅、粟裕包围在沂蒙山区，结果陈毅、粟裕决定先打莱芜。国民党46军军长韩练成跟共产党有关系，他问打起仗来怎么办？我们的联络员就说打起来你就临阵逃脱。韩练成这一跑不要紧，他的一个军就乱套了，李仙洲的三个军一下就都乱套了。陈毅他们的主力部队仅用一天时间就把国民党三个军五万多人全解决了。王耀武听说莱芜战役的消息以后大骂，他*的五万多人一天就完了，我就是放五万条猪也够共军抓一个礼拜的。到关键时刻给你搅乱了，尤其是在战场上，一点办法也没有。过了几年轮到王耀武本人，济南战役打王耀武，我军策反吴化文，吴化文不是王耀武的嫡系，王耀武让他守西线。王耀武在城里，让吴化文在城外，吴化文说这不是拿我当挡箭牌嘛。共产党策反吴化文的老婆，济南战役一打响，他在外围起义了，王耀武外线一下就是一个大缺口，还没有来得及补这个缺口，解放军就开始攻城了，很快就拿下了济南。还有淮海战役开始的时候，把守运河大路的国民党第三绥靖区的副司令长官何基沣、张克侠是地下党，抗战时期就入党了，就是共产党埋在国民党里的钉子，到这个时候他们俩起义了，一下把运河大路让开了。粟裕后来给中央写报告，说战机就是四小时。如果何基沣、张克侠不起义，我们在运河耽误四小时，就没有包围黄百韬的战机了。
甚至在最高层，南京的国防部都有共产党的内线。共产党的情报厉害到什么程度？蒋介石还没撤退到台湾，我们的情报人员就已经到台湾了。当时最大的内线是国民党国防部办公厅的长官吴石。《老照片》公布过枪毙吴石前的一张照片。当时蒋介石到了台湾，国民党可以说是风雨飘摇，我们大量的情报人员已经渗透到台湾了。我看到的攻台准备的资料，一份是国民党军队驻防台湾一览表，还有一份是国民党高级将领在台湾住址一览表，当年国民党已经准备再次逃跑了，而且这些情报人员有的都半公开了，做高官的工作，策动起义，结果朝鲜战争爆发，我们攻台的计划搁浅了。蒋介石反过手来抓共产党，当时中共台湾党的负责人蔡孝乾叛变了，供出200多人，吴石这些人都牺牲了。我们的技侦、破译密码也非常厉害。早在红军时期共产党就有本事破译国民党的密码。后来毛泽东对军委二局的同志非常感激，在西柏坡的时候与他们合影，照片让中军委二局的同志站在中间，表示毛泽东对他们的尊重。当时这些破译密码的专家勤奋到什么程度？国民党的密码技术上非常复杂，但是有一个规律，即按照汉字的古韵排列，天天变化，为了掌握古韵，总参二局有一个干部能把整本的《康熙字典》背下来；还有一个干部为了研究蒋介石国民党军电报，都是文言文的，他专门研究明清的尺牍。谁说共产党里没有人才？
战争是多方面的较量，但是总的结局是有它的必然性。我写《中国的1948年》就是希望给大家提供一些真正的史料，以后我会继续修订补充。看了这本书之后，有网友评论，这本书史料虽然细致，但是还有在五星红旗下立正敬礼的感觉。大家听了我的讲座之后，你们说说，我是应该在五星红旗下立正敬礼还是应该在青天白日旗下立正敬礼？
作者是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教授
来源：凤凰网
因为毛泽东的那篇《别了，司徒雷登》，司徒雷登这个美国人曾经在中国家喻户晓。1949年8月2日，他黯然离开南京，告别这片生活了50年的国土。2008年11月17日，在他离世将近半个世纪之后他的骨灰终于在杭州下葬，这是他的出生地，他生命的第二故乡，他在这个城市度过了幼年和青年的14年时光。快60年了，时间改变了一切，时间又改变不了一切。司徒雷登这个名字连同他创造的事业，仍在历史的深处。我们这才可以理解此次的下葬之举，以及由此在新闻界引起的反应，连日来我本人就接到了不少记者的有关电话。
司徒雷登曾说自己是"中国人多于美国人"，决不是一句嘴上的空话，他用行动一次次证明过对中国的至爱。1926年，就在著名的"三一八"惨案发生前夕，因为停泊在天津大沽口的日本军舰拒绝中国军队检查，引起交火，包括美国驻华公使在内的八国向段祺瑞政府发出最后通牒。他和18位在华的传教士、教授联名写信给美国公使麦克默理，认为中国军队并非故意袭击外国军舰，向中国发出最后通牒只会激发中国的排外情绪，美国参与这样的行动是不明智的，只会损害中美关系。他甚至亲临美国使馆抗议，当面指责并告诫美国公使。当时几乎所有北京的英文报纸都站在了另一边，但他没有因此改变自己的立场。
他办燕京大学也完全是为了中国人，燕大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他的个人努力之上，在这所大学，他把中国化和世界化奇妙地结合起来了，"因真理得自由而服务"的校训激励了所有燕大学子，成为他们生命的动力。他一生的事业主要也是通过这所大学体现出来，那是他"实现了的梦想"。他在燕大的成就要远超过美国驻华大使这个职位。燕大在大地上的消失，并不意味着它的死亡，它永存在历史温暖而感伤的记忆中。难怪闻一多在《最后一次讲演》中要深情地赞美他是中国人民的朋友，是真正知道中国人民的要求的。可惜这段话在收入中学课本时恰好被删节了，所以并不广为人知。
此刻，当司徒雷登魂兮归来，我感到，比他的教育家、宗教家身份以及作为中美友好的象征更重要的是，他是一个世界公民，一个具有人类情怀的人，一个终生信仰并追求自由的人，他在回忆录中说："我强烈地认为，人身自由是每个人的基本权利和生存的条件，没有这一条，我们所追求的绝大部分利益——即便不是全部的——就毫无意义。……与人们一起同具一种信仰，坚持自由是一切人的权利，相信一切人可以通过自由而得到发展，这个原则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他创办的燕京大学就很好地显示了他的精神追求，其中的核心就是自由，思想自由、学术自由，他认为大学就是给学生以选择自由。他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做到了什么，他明确地说，"保持中国的民族自由及其优秀的民族文化与实现太平洋的和平及全人类的进步事业是绝对分不开的。"他为自己能把一生献给这一事业而骄傲。直到晚年晃荡在他脑际的还是燕大校园里的柳丝，他留下的遗愿，就是希望有一天把他的骨灰葬在燕园未名湖畔，与他的妻子一起。因20世纪后半叶政治风云的变幻，他的这个遗愿一直未了。
对于司徒雷登来说，最终能魂归杭州也许是一种小小的安慰，虽然与他的遗愿并不吻合。此外，他父母、弟弟的墓都在杭州西湖边的九里松，而他被葬在杭州北郊工业区附近的一处公墓，也不是没有遗憾。历史的有些页码翻过去就翻过去了，有些页码却是永远翻不过去的，他无疑是属于后一种页码的，历史的深处自有他的位置。同时，他也不是属于某一个国度的，他属于世界。从这两层意义来看，在地理上，他的骨灰安葬在哪里，美国还是中国，杭州还是北京，西湖还是半山，真的一点也不重要了。作为中国人，我只知道内心对他怀抱深深的敬意。
拙作《北京出手四万亿的经济分析》发表时，编辑先生加了一段按语：「中国政府昨天宣布，为了稳定就业局势，暂缓调整最低工资标准，变相冻结新劳动法。」此按不对。新劳动法的江山依旧，何来变相哉？暂缓最低工资的上调，或这里那里放宽一点，有小助，但正着是撤销，因为有影响力的最低工资存在，劳苦大众的生活不会好过。
最低工资在国内不同地区各顾各的存在了好些年，为恐打草惊蛇，我不说。当时的最低工资低，一般没有影响力，而偶有比市场低薪略高的，没有谁执行。新劳动法的引进强化了最低工资的执行，而法定的「最低」，这些日子的升幅一般高于通胀率。新劳动法带来的反效果是明显的：今天，收入最低的工人失业的失业，回乡的回乡，而还有工作的工作时间是愈来愈少了。为什么到了今时今日，网上还有读者支持新劳动法呢？
我在经济学作出的比较重要的贡献，屈指算来近两掌之数。其中自己感到最满意的，行内不重视，可能因为与传统的分析格格不入吧。逻辑上我不可能错，而对真实世界的市场观察了数十年，认识与行内的朋友差别颇大。我是写了出来的，一九八三年以The Contractual Nature of the Firm（《公司的合约本质》）为题发表于《法律经济学报》，是该期的首篇。二十五年过去，该文大有名堂，可惜行家们到今天还看不到其中要点。
该文说的要点，是经济学课本及课本之外的有关分析，永远把生产要素（如劳力、土地等）的市场与产品市场分为两个市场，课本一律在两个不同的部分处理，是大错。以我之见，市场是权利交换的地方，扩大起来只一个，其中的合约安排千变万化，各各不同，而不同合约安排的选择，一般是为了节省交易费用。后来我在其它文章补充：因为人的自私，或政府多加左右，提升交易费用的安排出现，可以是灾难。美国的金融合约安排是一例，中国的新劳动合同法也是一例。
我曾经提到一个尴尬例子。二十多年前被迫作评审，决定一个助理教授应否升级。见该教授专于产出函数研究，我问：「当你在街头让一个孩子替你擦皮鞋，擦好后给他一元。这一元是购买孩子的劳力呢？还是购买皮鞋给擦亮了？」他答不出来，不能升级。我也说过战后香港西湾河山头家家户户穿珠仔为生计的例子，拿开了中间人，劳力市场就是产品市场。在工厂见到的件工合约安排，略为复杂，但拆穿了跟穿珠仔没有两样。二战时在广西，每十天有「趁墟」之盛，农民带产品集中一处销售，既是产品市场，也是他们的劳力市场了。就是今天，周末到农村一行，在农地或路旁购买农作物，也是二市难分：基本上二者一也，分之蠢也。
既然二者一也，管一就是管二，管制劳动市场就是管制产品市场，法定最低工资就是法定物价管制。那些高举自由产品市场而又赞同最低工资的经济学者，是有点胡涂了。
离开了擦皮鞋或穿珠仔，合约的形式变化多，例如以时间算工资，或分花红，或算佣金，或送股票，或供食宿，或赐奖赏，或佃农分成……而又或者几项花式合并而为约。然而，无论怎样变，不管搞得如何复杂，皆可翻为件工合约的替代，穿珠仔之类也。从一方面看是雇用合约，是生产要素市场，从另一方面看是产品市场的替代，合约的形式有别，市场一也。
让我提出一个浅问题来考考读者吧。如果今天中国的劳动法规定最低工资是每天一千元人民币，严厉执行，失业会增加吗？答案是不一定。劳动市场可转用件工、或分红、或分成，等等其它合约处理。问题是政府约束一种合约的自由选择（这里指约束时工合约），市场选其它合约安排替代，一般会增加交易费用，而政府见工人一天赚不到他们意图的一千元，多半会左右其它替代合约。这样一来，雇主要迫着关门大吉，被雇的迫着回乡归故里，或到街头卖花生去。严格地说，行乞、犯案也是职业。
那所谓失业，是要有雇主及被雇的存在才出现的。失业主要是工业兴起的发明，工人被炒后一时间找不到其它雇主，自己无乡可归，一时间想不出卖花生之法，要再找雇主，找不到合意的，称为失业。炎黄子孙在地球存在了数千年，失业之声近二十年才听到。
为什么雇主与被雇于工业来得那样普及呢？两个原因。其一是分工合作，集中人手大量产出，每个成员分得的收入会远高于各自为战的产出方法。史密斯一七七六提出的造针工厂是好例子，虽然后来的实际经验证明史前辈远远低估了。其二是好些生产程序，因为交易费用的存在，需要监管。这监管促成了劳工有奴隶性质的形象，剥削之声四起也。然而，多年的观察，知道说剥削工人的人没有一个做过厂。在市场的竞争下，剥削工人谈何容易哉？
这就带来上文提到的问题：为什么新劳动法为祸明确，网上还有读者支持此法呢？利益分子或颜面问题不论，答案是有些人见到某些地方，或某些企业，最低工资及劳动法例是明显地提升了就业工人的收入。这里的重点是租值的存在。最低工资及劳动法例由政府推出，更重要是跟着加进了工会，一个有租值的工厂或企业可以被蚕食而使工人的收入增加。租值是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掌握得好不容易（见拙作《供应的行为》第二及第三章）。简单地说一句：租值是资源使用不受价格变动影响的那部分的资产价值。一家工厂大手投资购买了机械，转让出去不值钱的那种投资，工资被迫增加也要继续干下去，其租值是被蚕食了。一间因为苦干得法而打下名堂的企业，有值钱的注册商标，一间工厂研究有获，在发明及设计上拿得专利注册，等等，皆有租值，不是什么最低工资或新劳动法一推出就要关门的。他们有一段颇长的时日可以逆来顺受，但一旦遇到市场大为不景，租值全失，专利名牌就变得麻烦了。这是近今美国汽车行业的困境。庞大的租值被蚕食了数十年，几殆尽矣，怎还可以经得起金融市场的风风雨雨呢？
一般而言，蚕食企业的租值，是需要工会的协助才能成事，所以工会有工人的支持。工会操作的关键（先进之邦的工会，不是目前中国的），是阻碍工人自由参与竞争，因为工人自由竞争不容易蚕食企业的租值。
有幸有不幸，中国的最低工资与新劳动法是来得太早了。君不见，目前纷纷关门大吉的工厂，青一色是接单工业，没有什么租值可言，用不着什么工会对立老板就失踪了。这是不幸。幸者，是关门关得那么快，而又是那么多，其示范大有说服力，好叫有关当局知道容易中先进之邦的劳动法例之计。
可以阻碍工人自由竞争的工会今天在中国还没有出现，可能因为大有租值的企业目前在中国不多。新劳动法无疑鼓励蚕食租值的工会出现，但要等到中国的发展更上一层楼，大有租值的企业无数，这类工会才会藉新劳动法的存在而林立起来。真的吗？可能不会吧。聪明的老板会意识到只要新劳动法存在，有租值蚕食力的工会早晚会出现，不敢向增加租值的投资下注。
这就是北京的朋友要重视的一个关键问题。要搞经济转型这些日子说得多了，而所谓转型者，就是要鼓励增加租值的行业：研发科技、搞国际名牌，等等。有新劳动法的存在，企业租值上升，蚕食此值的工会随时出现，岂非血本无归乎？新劳动法来得那么早，一则是悲，一则似喜也。我这个老人家是怎样也笑不出来的。
在全球经济黑云压城之际，本月上旬国务院公布了四万亿旨在刺激经济的扩大内需方案。在我看来，这个方案是一个好的开始，它对刺激经济增长肯定会有实质性的帮助。不过就拉动内需而言，它还可以更加直接和有力。
根据经济学的基本定义，一个国家的GDP由四部分构成：消费（C）、企业和个人投资（I）、政府支出（G）和净出口（X-M）。在欧美实体经济普遍陷入衰退的今天，指望净出口拉动经济增长好比指望谢亚龙带领中国足球走向辉煌。政府支出虽然可以立竿见影，但它往往会向某些领域（如可能对环境带来较大伤害的基础设施建设）倾斜，对经济的刺激不够均衡；与此同时，政府支出大幅提高的时候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容易滋生更多的腐败。
因此，我认为我们应该把刺激经济增长的重点放到拉动消费和企业及个人投资上。换句话说，C和I比G更重要。而在这两者中，消费者敢于消费是投资人敢于投资的信心来源。所有的产品和服务（即便是那些面向企业的产品和服务）最终都是为了能够直接或间接给消费者带来价值。如果没有消费者消费能力和消费愿望的坚强支撑，在商业理性的驱动下投资人的投资心态和投资行为势必会趋于保守。
所以我认为，在全球经济陷入衰退、大洋彼岸坏消息层出不穷的今天，帮助中国广大的消费者树立信心、增强他们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是我们当前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拉动内需的关键在于拉动消费，居民消费是效率最高、损耗最低的GDP引擎。
拉动消费，其实无非就是试图通过影响供给和需求这两条曲线来影响它们的交点。影响供给曲线的核心在于降低企业的供给成本，让它们觉得降价销售仍然有利可图；影响需求曲线的核心在于诱导消费者在花钱的时候觉得物有所值，同时相信自己兜里有钱。
具体来说，能够影响供给曲线的举措包括：
1. 对企业减免税收
2. 降低土地成本
3. 下调贷款利率
4. 实施更加宽松的投资审批政策
5. 支持自主创新和科技进步
6. 鼓励产业整合
能够影响需求曲线的举措包括：
1. 增加公务员工资
2. 降低个人所得税率和提高个税起征点
3. 下调存款利率
4. 依靠平准基金振兴股市，增强人们对于市场前景的信心
5. 对有偿贷能力的（这一点十分重要，否则次贷危机的悲剧有可能在中国重演）购房、购车者提供更多的贷款支持
6. 大力发展消费者服务行业
7. 大力发展公共医疗和公共教育体系，鼓励高校设立全额奖学金制度。
拉动内需的核心在于拉动消费，而拉动消费的核心在于树立消费者和企业决策者对于未来的信心。在今天这样一个异常严峻的宏观经济环境下，让中国消费者树立信心、敢于把自己兜里的钱花出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不仅需要政府有关方面的得力举措，也需要媒体的积极配合。我们应该相信，虽然冬天可能寒冷而漫长，但天终究塌不下来。历史上任何一次经济危机都有雨过天晴、拨云见日的时候，这一次也不会例外。
唯一与以往不同的是，这一次，在过去二十年间一直保持高速增长、已经拥有一定体量的中国经济很有可能成为拉动全球经济走出低谷的火车头，而我们中国13亿的消费者正是这个火车头的强大引擎。
当然，只靠我们消费者多吃两顿饭、多揉两次脚或者多看两场电影解决不了GDP的大问题。从根本上说，我们还是要通过政策引导和宏观调控逐渐帮助消费者恢复在房地产、汽车、教育、旅游等领域进行大宗消费的愿望，提高他们消费时的心理舒适程度。
来源：王冉的Blog
从去年5月份以来，由中宣部主导的充满血红底色的大型专栏《永远的丰碑.红色记忆》，由人民日报、新华社、解放军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等多家中央新闻单位，和各省区市主要新闻单位一起，共同强档滚动推出了，大肆宣扬中共暴力革命，阶级斗争的"辉煌历史"。如今上述主流官媒又如法炮制，用同样的手法共同强当推出《经典中国、辉煌三十年》系列，为"改革开放"30周年成就大肆镀金，而将"辉煌"背后越来越伸长的阴影消除得干干净净。这就如同北京在以倾国之力举办奥运，为鸟巢上空绚丽耀眼的焰花人工消雨一样，掩盖着由瓮安冲突、杨佳袭警、惠州骚乱、孟连动乱，以及襄汾溃坝和三鹿毒奶等事件投下的深重国家乌云。为此本文的意义则正在于，用具体生动的事实与数据，还原中共30年改革开放"辉煌"神话背后的历史真相。
最近，国家统计局为了给中共30年 "辉煌"神话背书，发表一系列宏观经济数据，并且宣扬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似乎今日中国真的是一派繁荣景象：2007年国内生产总值（GDP）为249530亿元，比上年增长11.9%；在世界上的排名，由1978年居第10位，上升为第4位。2008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为130619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0.4%. 2007年消费价格指数（CPI）上涨4.8%，2008年上半年上涨7.9%，其中6月份比去年同期上涨7.1%，7月份只上涨6.3%，通货膨胀态势在趋缓。 据此，主流官媒一致宣称，从2003年至2007年上半年，中国经济是高增长、低通胀的黄金时期。由此来证明由30年改革"辉煌"导因的业绩。本文为还原历史真相，就用真实的荧屏透视一下这30年"辉煌"背后的沉重代价和深重阴影。
（一）生态破坏、环境污染
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官方一直贯彻邓小平"发展就是硬道理"的经济高增长模式，走着一条长期靠透资国力，断子孙饭的，以输出生态资源的高消耗、高成本，高环境破坏为代价，来维持的粗放型、掠夺性的自杀式经济增长模式的道路。就在前年德国举行的八国集团与发展中国家领导人对话会上，正当国际社会对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提出质疑的同时，中国无锡太湖爆发了由"蓝藻"事件引发的水源危机与人心恐慌，并由此敲响了中国经济高增长模式的警钟。30年来，中国长江呈现污染不断加剧的态势，上游、中游、下游的城市，由"发展就是硬道理"导致的化工、造纸、冶金等重污染企业蜂拥而上，长江污染加剧的报告以及周边城市老百姓的反映接连不断。其实，受到水资源污染的又何只太湖？五大淡水湖的其它四湖鄱阳湖、洞庭湖、洪泽湖、巢湖的污染也都已经非常严重，山东的微山湖基本已经废了，云南的滇池也都臭了……而在海河流域，更无原始意义上的水质，如今那里流动的多是污垢。北京、天津等大城市靠用水库蓄水，济南泉水几经干竭，青岛人喝的却是黄河水，河北的广大中小城市和农村靠的则是深层地下水，而这种地下水的补充非常困难，目前已经严重超采，人们喝的已是子孙的水了。发达国家在上百年逐步出现、分阶段解决的环境问题，而在我国30年改革"辉煌"如此短暂时间内进行掠夺式发展，就导致环境危机连连爆发。近些年来，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可谓突飞猛进。此据国家统计数据显示，从1990年到2001年，中国石油消费量增长100％，天然气增长92％，钢增长143％，铜增长189％，铝增长380％，锌增长311％，十种有色金属增长276％。这样的消耗速度，迅速耗尽了国内的资源。中国人口占世界21％，但石油储量仅占世界1.8％，天然气占0.7％，铁矿石不足9％，铜矿不足5％，铝土矿不足2％。到今天，我们已经不可能靠国内资源来支撑今后的发展。从消费总量看，到2010年，我国的石油对外依存度将达到57％，铁矿石将达到57％，铜将达到70％，铝将达80％。如此"发展就是硬道理"之"辉煌"所导致的生态破坏与环境污染，已达触目惊心的地步：水土流失、土地荒漠化、草场退化、森林资源危机、水资源短缺、生物多样性减少等。我国现有荒漠化土地面积267.4万多平方公里，占国土总面积的27.9％，而且每年仍在增加1万多平方公里；我国18个省的471个县，近4亿人口的耕地和家园正受到不同程度的荒漠化威胁；我国目前的废水排放总量为439.5亿吨，超过环境容量的82％；我国七大江河水系，劣五类水质占40.9％，75％的湖泊出现不同程度的富营养化；我国600多座城市中有400多座供水不足，其中100多个城市严重缺水；我国废气中二氧化硫排放量为1927万吨，烟尘排放量为1013万吨，工业粉尘排放量为941万吨，人民身体健康受到严重损害。根据《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中透露的数字，1994年中国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为40.6亿吨二氧化碳当量，2004年则达到了61亿吨二氧化碳当量。10年间中国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增长了20亿吨，年均增长率约为4%.而另有资料显示，我国1/3的国土已被酸雨污染，主要水系的2/5成为劣五类水，3亿多农村人口喝不到安全的水，4亿多城市居民呼吸着严重污染的空气，1500万人因此得上支气管炎和呼吸道癌症。有人计算，我国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的经济损失占当年GDP的15%.而根据世界银行按照目前发展趋势所做的预计，2020年中国仅燃煤污染一项导致的疾病，需付出的经济代价就高达3900亿美元，占当前国内生产总值的13％。其实，中共这30年以牺牲生态、环境、资源为代价的所谓"改革开放"的出发点，就是试图借高经济增长，来维护道义上已无法自圆其说的制度合法性。
（二）国资流失、工人失业
中国30年改革，的确给经济带来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以国民总收人为例，30年来，从1978年的3645.2亿元，到2007年的251481.2亿元，翻了巨大的69倍。然而，中国的工人阶级却并没有分享到改革成果。国家统计，2006年全国在岗职工平均工资是21010元，而中小国企职工最高的也根本拿不到这个数，实际能拿到10000元的都非常少，特别商业国企职工年工资能收入有6000元就了不起了，受挫最重的商企，足有三分之二的职工下岗，工资大打折扣，如果把这批职工计算进去，年平均工资达不到2000元。而在国企改革过程中，国有资产大肆非正常流失到少数权贵、贪商腰包里，全国人大代表金志国曾经指出，"国有资产每天流失一个亿"。如此同时，大批工人失业、下岗，无产者沦为无饭者。而那些尚在岗的工人们，却要受改制后新生企业主的盘剥，工资低得难以为继。国有企业改为股份制后，企业经营者不仅持有股份，并实行年薪制，年薪所得高于普通职工的十几倍、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由此可见，他们才是改革的受益者。目前，中国劳工群体同分散在全国各地农村中的广大农民一样，都处于当今社会最底层，饱受来自社会腐败，贪官污吏，杂捐苛税的贪婪性掠夺。面对自己随时有可能失去"饭碗"的生存威胁，他们与全国大多数劳动民众一样，亲身见证着执政者拒绝"政治改革"条件下的让"少数人先富起来"政策所导致的社会不公。现在公务员的工资是普通工人的4.5倍，政府还要假借各种名义给公务员不断涨工资，实行阳光计划后，他们又补贴了1万元多，而产业工人工资5年才涨了几十元。这是何等的社会不公啊！原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刘实在《谈当前中国工人阶级状况》中说："1998年以来，国有企业下岗职工达2700万人。此外，还有停产、半停产企业职工实际上失去劳动岗位，有些企业还搞了内退、终止劳动合同、有偿买断工龄。能够就业或再就业的却逐年减少。" 日前，国家发改委中小企业司有关负责人透露，全国今年上半年6.7万家规模以上的中小企业倒闭。作为劳动密集型产业代表的纺织行业中小企业倒闭超过1万多家，有2/3的纺织企业面临重整，导致超过2000万工人解聘。伴随着大量企业倒闭、停产、缩产，沿海地区以生态链条形式存在的产业群落也因此面临断裂的威胁，这将导致更大规模的企业倒闭，失业大军进一步扩大，弱势群体生活将进一步恶化。
（三）疯狂圈地、农民失田
中国30年"辉煌"改革以来，兴起了3波近似疯狂的圈地浪潮，全国各地数以千计的开发区、工业园，大学城等侵蚀了面积惊人的土地。而房地产业的贪婪性圈地运动，则更充满了资本原始积累的掠夺性。 这些年来，中国地方政府以经济建设为名，非法圈占违规批用土地，造成大量土地被少数企业垄断，大片耕地被乱占滥用，土地领域成为腐败重灾区。在这三波"圈地运动"过程中，一些地方采取"要地不要人"，甚至欺骗式、掠夺式的办法"毁农民的庄稼，扯农民的房子，挖农民的祖坟，占农民的耕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陈锡文曾公开指出："改革开放以来通过低价征用农民的土地，最少使农民蒙受了2万亿元的损失。"据国土资源部的统计显示， 2007年9月15日至2008年1月15日，全国土地执法百日行动共清查三类土地违法案件3.17万件，涉及土地336.4万亩。其中，"以租代征"1.87万件，圈占土地0.15万件，"未批先用"1.15万件。据中国建设银行发布的数据， 2001年初至 2007 年5 月，开发商累计购置土地 22 亿平方米，但实际上仅开发了其中的12.96 亿平方米，有近 10 亿平方米的土地仍囤积在开发商的手中，足够供应全国市场5 年的开发量。按照《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 2000年至2030年的30年间建设占用耕地将超过5450万亩。每征用一亩耕地，就要伴随着1.5个农民失业，这就意味着中国"失田农民群体"，将从前些年4000万人剧增至 2030年的1.1亿人。此据《中国农业统计资料》平均测算，近三年来，每天平均大约有57个村落从中国大地上结束了它的历史生命。大陆颇具影响的报纸《南方周末》，曾经发表了题为《 "新圈地运动"后遗症──四川自贡高新区征地调查》一文，追述了自贡失地农民抗争事件的来龙去脉。8年前，自贡市大安区红旗乡等地近8千村民被政府集体征地。这 8千失地农民中，大多生活面临困境，很多人捡破烂度日。失地农民一直在上访抗争，但屡次遭遇当地公安部门的镇压。这反映了当今中国失地农民的普遍现实。
（四）贫富悬殊、两极分化
这30年来，民生问题和社会公平问题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热点。特别是中国贫富差距迅速扩大，导致两极分化。对此国际有一个通用的衡量指标，即基尼系数，最小是0，表示所有人的收入都一样；最大是1，表示所有的财富都集中到极少数人手中。中国从上世纪 90年代中后期，开始贫富差距加大，已经达到0．50以上，表明中国的贫富差距已超过国际公认的两极分化警戒线。2004年8月17日，《光明日报》载文指出：中国的基尼系数已达到 0.53或0.54. 此据中共中央党校2006年春季学期进修一班学员的一项课题研究成果指出，目前中国收入分配相当不均，更为严重的是起点不公平。中国目前低收入及中低收入者占总人口的80％，中等收入者仅占 15％。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透露，中国已有百万富翁500万人，千万富翁14万人，亿万富翁数千人。50名富豪的财产，竟等于5000万农民的年收入总量。中国富人拥有的总资产已超过8 万亿元。按照前几年劳动人事部统计局和工商管理局联合调查150万人得出的结论，占人口8.6%最富有的家庭占有全部金融资产的60.47%，而另外43.73%最贫困家庭只占有2.9% ，这两组人群的平均相差是103倍。可见，如果我们把资产这部分考虑进去，贫富差距就更明显了。以上数据无可置疑地充分说明：中国30年来，正在发生着"两极分化的两极分化"，在富裕阶层一方，超级富裕者和普通富裕者之间的财富鸿沟已经接近甚至超过了富裕阶层和贫困阶层之间的传统距离。眼下中国改革开放、经济高速增长的利益，更多地倾斜于少数富人与权贵的腰包，广大工农弱势群体的收入，被以市场化过剩的名义大规模地压低，出现了官商勾结的极度暴富和工农弱势群体过渡贫穷和被剥削状态。 在社会广大劳工群体中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处于绝对贫困状态，他们甚至连最低的生活水平都不能维持。这其中有两种情况：一是只有最低工资收入，家庭生活难以为继；二是虽然收入超过最低工资线，但家人患病或遇灾害。这种绝对贫困家庭究竟有多少，政府从不公布数据，但我们可以从全国并不全面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2053万人分析估算，数据应是远远大于此的。这些家庭维持一日三餐都很困难，更难以承受"看不起病、上不起学、买不起房"的新三座大山的压迫。眼下，中国正处在一种"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现实中：一面是弱势群体深受住房、看病、上学新三座大山压迫，生活窘迫，无能为计；一面是中国高档购物中心过剩，被海外舆论称之为中国奢侈品市场在"爆炸"。据国际知名的投资银行高盛公司统计，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三大奢侈品消费国，占全球奢侈品消费总额12%——比5年前增加了12倍；高盛预测，到2015年，中国将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一奢侈品消费国。而在今年3月底举行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商务部副部长于广洲也做出类似的预测：到2014年中国将可能成为全球最大的奢侈品消费市场。有学者曾撰文称："号称社会主义的中国在两极分化方面超过了资本主义的美国。"这就是说，当下中国的社会不公，连维护中共体制的学者都看不下眼了。
（五）官民对立、警民冲突
中国30年"辉煌"造成两极分化事实正在割据中国，导致国民整体情感焦灼与不安，社会贫富对立，官民对抗，警民冲突不断。眼下，伴随胡锦涛"和谐社会理论"的提出，"无直接利益冲突"新语话正在横扫中国大陆的大街小巷，标示着一种新崛起的社会现象，正在冲击中共的执政基础。此据公安部统计显示，劳资关系、农村征地、城市拆迁、企业改制重组、移民安置补偿等问题，是酿成"无直接利益冲突" 类的"群体性事件"的直接原因。2005年中国发表的《社会蓝皮书》表明，从1993年到2003年间，"群体性事件"数量已由1万起增加到6万起，参与人数也由约73万增加到约307万。最近两年，群体性维权事件的复杂程度和政府处理难度都不断加大，已经被中共高层视为来自民间影响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的突出问题。此据公安部发布的数据，中国前年发生群体事件7万多起。而去年仅1到9月，就发生群体事件17900起，可见其激增的势态。最近，仅举办北京奥运前后期间，发生的重大事件就有：贵州省瓮安县上万人与警方激烈冲突事件、上海公安遭冤民杨佳袭击造成六死五伤事件、广东惠州群体骚乱事件、云南孟连"7？19"官方开枪打死两人事件以及昆明连环爆炸多起恶性事件等。中国30年拒绝政治民主的跌足改革"辉煌"，已经导致了社会的严重不公，贪污腐败，两极分化，官民对抗，警民冲突，加之现存社会整合机制已无法对社会结构的失衡、各种诉求变化做出及时反应，所以社会各群体、个人只能以非常规方式主张权利，表达诉求。
以上事实充分印证，中国30年拒绝政治民主之改革"辉煌"的沉重代价，就是生态破坏、环境污染，国资流失、工人失业，疯狂圈地、农民失田，贫富悬殊、两极分化，官民对立、警民冲突；就是以牺牲环境、能源与盘剥社会弱势群体利益为前提，来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邓小平路线做背书。在"发展就是硬道理"的这30 年来，中国政府一直不遗余力地追求GDP，为谋"发展"，从"消灭资本家"的一个极端，滑向媚资傍大款的另一个极端，以牺牲社会公平与正义为代价。政府的"政策屁股"，片面地坐在资方的立场上，因而拒绝工农成立自发组织，打压社会群体维权，使广大劳工群体失去了与资方平等谈判的资格，沦为资本市场上被任意宰割的羔羊，导致社会缺乏对资方贪婪发展的制衡力量。中国30年拒绝政治民主的市场化改革的根本问题在于：社会没有建立起公平的竞争机制，社会腐败、权力不公导致资源非市场化垄断分配；加之官商勾结，利用改革名义，大发国有资产不义之财。不民主、不平等的社会制度体系和政策，是中国当代社会走向两极分化的根本原因。
中国跌足改革的30年，引进资本家剥削，但不引进独立工会约束；只要政府管治，不要公民社会对治。这便导致了公权私谋与资本贪婪的紧密结合，并随着产权和经济体的私有化和自由化过程，共同参与了社会利益的博弈，加快了公权私谋与资本贪婪大肆鲸吞大众利益的进程。在这一进程中，公权私谋与资本贪婪得以联手通过合法名义修改游戏规则和不合法的掠夺手段来实现着私利和腐败。这就是今日中国官媒一致宣扬的《经典中国、辉煌三十年》的"历史真相"。
据《南方都市报》报道，2008年11月18日在广州举行的中国森林城市论坛上，中科院院士蒋有绪呼吁，政府可以考虑对企业甚至排放二氧化碳的市民征收生态税。蒋有绪认为，居民生活在地球上作为二氧化碳的排放者，应该为节能减排付出代价，"可以考虑让人们每个月买20块钱的生态基金"。"呼吸税"引来一片骂声，蒋有绪本人也成为网络红人。"呼吸税"，千古奇谈，比"周老虎"有过之而无不及。周正龙要的是钱，蒋院士不但要钱，还要命，简直是"谋财害命"。
天地风起云涌，万物呼吸相应，新陈代谢，完全符合天道的规律，从来没有听说连这个也要收税。谁要收税，谁就是鄙视自然规律。人类排放二氧化碳破坏生态平衡吗？动物吸氧气排二氧化碳，而绿色植物吸二氧化碳排氧气，这就是生态平衡，院士怎么连光合作用的常识都不懂？假如动物也像植物一样吸二氧化碳排氧气，整个空气层就成了氧气层了，不小心就会爆炸。所以说，我们呼出二氧化碳就是保护生态，不但不能向我们收税，还要给我们报酬才对啊！
真正破坏生态环境，造成温室效应的，不是老百姓，而是盲目追求虚假"鸡的皮"（GDP）的各级官员和浪费资源、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企业。蒋院士怎能把这些大人物混同于我们普通老百姓呢？普通居民和环境和谐相处了千万年，现在环境给污染、生态被破坏、蓝天被剥夺、碧水被换走，受害的是我们，按道理，是这些官员和企业应该赔偿我们的损失才对，怎么反过来要我们受害者买单呢？蒋院士不会是在"劫贫济富"吧？
"呼吸税"一旦被立法，蒋院士将成为人类大灾难的罪魁祸首。因为不纳税是违法行为，法院必定依法剥夺抗交"呼吸税"者呼吸的权利。尤其是低收入家庭，每月要纳100元左右的"呼吸税"，这不是要了他们的命？法官更为难：不执行，是不作为；要执行，难道就为了20元把一个大活人活活闷死？
作者单位：广东省 汕尾市 汕尾日报社
作者邮箱：gdwwr(at)sohu.com
下面《呼吸税之歌》表达的是对征收呼吸税的愤怒。最近中国城市森林论坛以新西兰对牛羊放屁征税为依据，建议在中国征收呼吸税，每年可增加财政收入超过3千亿。如此荒谬的建议自然引起了网络上的广泛关注，只是人们的注意力全都集中于征收呼吸税的建议本身，而很少想到为什么一个研究自然科学的垂垂老者会提出如此万民痛骂千古蒙羞的建议来？原因很简单，就是30年来中国精英集团已经造就了一种社会氛围和一种思维习惯：改革就是整治民众，发展就是掠夺百姓。只要举办政策性研讨会，无论会议主题是什么，也无论涉及哪个领域，核心任务永远只有一个，就是如何整治和压榨百姓。中科院院士蒋有绪这位慈眉善目的长者，之所以会在森林城市论坛上提出征收呼吸税这一毫不相干的建议，大概就是这种会议氛围和思维逻辑的必然结果。大家注意一下会议简报就会发现，出席会议的16名专家中只有2位头脑简单的自然科学家，其余10多个隐身者大都是主流学者和改革精英，蒋老先生被忽悠也就不足为奇了。
其实，梳理一下30年改革的基本思路就会发现，征收呼吸税（或许还会再附加放屁税）是把民众作为改革对象的改革的必然结果。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是从废除补贴穷人的价格倒挂开始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是从取消罢工自由开始的。经过30年的改革，在剥夺了企业、资源、住房、医疗、教育、罢工等基本权利之后，剩下还没有被剥夺的，就只有呼吸放屁这些连动物都有的天然权利了，于是呼吸放屁也就自然成为下一轮深化改革的攻坚对象。虽然呼吸放屁也征税听上去不太优雅，但每年3千亿的巨大蛋糕毕竟太有诱惑力了，马克思曾经说有300%的利润资本就会拼命，现在为3千亿去打呼吸放屁的主意自然十分正常。只是呼吸放屁是人最后的权利，是上苍赋予人们最后的一点儿福利，在征收完呼吸税放屁税以后，也就彻底失去了改革发展的最后一点儿余地，继续深化改革的路子下一步将怎么走？将成为中国改革精英再杀开一条血路去勇敢探索的重大历史课题。
此时，电视里传来富人对实行退税减税政策的一片欢呼声，财政在为富人减税，银行在为富人减息，可是老百姓所面临的却是呼吸也要纳税！
附件：
《呼吸税之歌》
作者：李钟琴 转自：天涯社区
院士专家多鬼魅，出口能令世人畏。
老而不死是为贼，此语原来谓此辈。
蒋姓院士名有绪，建言应征呼吸税。
人人都是污染源，活着即是犯大罪。
每人月交二十元，一年半吊并不贵。
交钱才有好生态，喘气合法亦无愧。
此言一出举世惊，坊间网上如鼎沸。
恂恂良民亦茫然，不知今夕是何岁。
自古放屁不纳捐，而今喘气竟收费。
若嫌二氧化碳多，把人杀光最干脆。
可怜灾民居无所，夏无单衣冬无被。
闻道喘气要收钱，全家默默空垂泪。
如若抗税拒不交，以身试法罪加罪。
掐死勒死都应该，免得国家有累赘。
牛羊憋气鸡禁鸣，鸦雀无声犬不吠。
大雁争相海外飞，皆怕官府来征税。
神奇之国事神奇，桩桩件件绝人类。
屁民唯有振臂呼：万税万税万万税！
注：2008年11月19日，在广州举行的中国森林城市论坛上，中科院院士蒋有绪呼吁，政府可以考虑对企业甚至排放二氧化碳的市民征收生态税。蒋有绪认为，居民生活在地球上作为二氧化碳的排放者，应该为节能减排付出代价，"可以考虑让市民每个月买20块钱的生态基金"。
第五届"中国森林城市论坛"报道：为期两天的第五届中国城市森林论坛，今天将在广州正式开幕。20多名广州市民将与来自国内城市的10名市长、包括两名工程院院士的18位知名国内外专家、港澳代表等600多名与会代表，将共同围绕"城市森林·生态文明"主题，进行深入探讨。
真相已成中国社会的命门要害与核心症结，已成为官民冲突的"战略要地"。没有真相就不会有公义，因为只有真相才能公正解决问题的基础，并且真相里面蕴藏着社会各方面的绝大利益。官方深知互联网的崛起和全球化的兴盛，必然带来信息洪水不可阻挡，必然带来权利意识觉醒的民众对探寻真相的不懈追求，因为这事关民众的生存与尊严，他们决不会就此罢休，或者等闲视之。
对真相的控制，是四九年后中国大陆官方所有社会治理和政治管制的头号任务。从各级政府部门对"机密文件"的滥用到基层居委会的大妈习惯打小报告；从"万人如海一身藏"的告密者到把支部建在村上（三人即可建一小组）；从繁华大都市到鄙野乡村，都用把人视为树桩的居民身份证，捆梆得非常死，即便你走到哪里，身上一定要佩带身份证这一"红字"，否则你便将寸步难行；从介绍信、票证的泛滥到如今的天网工程、金盾工程；从开动用纳税的钱办的洗脑传媒如央视、人民日报、新华社包括各级政府传媒，无不自我表扬到令人作呕的无耻地步，再到从小到大的教材的"颂圣"教育所进行无所不在的愚民，等等。所有这一切，无一不是将民众视为潜在的敌人来防范，官方就是如此"为人民服务"的。为什么称极权统治以及他们治理社会的方法为"铁幕"呢？其原因就是对真相的剥夺。
为什么要剥夺真相呢？因为真相里面有很大的利益。为什么中国冤案和群体事件如此频密呢？那就是因为掩盖真相，从而剥夺了民众的利益。以今年为例，任何群体事件，以及杨佳个案，官方传媒无不以"小披露，大掩盖"来搅混水为能事。"小披露"就是披露于官方有用的情节，"大掩盖"就是对民众有利而对官方不利的东西，这种有着巨大选择性的披露，在这两天官方以发布群体事件消息的速度，来掩盖更多真相上，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外电已经透露官方想用速度来代替真相的阳谋，真相与速度之间有关系，但没有绝对联系。速度不等于真相，你播出的速度快，只能表明你的选择性更强。换言之，你只说于你有利的一面，没有经过任何深入的采访，尤其是新华社和官方传媒，从来不见百姓的发言，一有百姓的发言就是他们被欺骗，被人利用了，感到悲愤与羞愧。这种"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欲盖弥彰的小伎俩，还自以为得计，真是小看你几十年愚民宣传，官方公信力的降低，以及民众对你愚民宣传所产生的"抗药性"了。
这个政府还相信他有公信力，还相信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这样的传媒有什么公信力，不是自欺就是自大，不是自我麻醉就是去了大势还充能人。可以毫不客气地说，不论是网上五毛或者生活中五毛，都没有什么傲人的智慧，就是现在官方能写点像样子文章的人都没有。你看看现在新华社、人民日报的社论，你可以看到官方连一个像样的写时评的人都没有了。你可能会说那个北晚的"文峰"，这样的水平，放在如今网络烽烟四起、思想起义的时代，他只能是献丑的大活宝。现在网民数量越来越多，他们对信息的掌握与分辨能力越来越高，他们在肉体起义前，已经在进行思想起义了。这种思想起义，官方还以为自己能控制，不是自欺欺人是什么？且不说"一小撮不明真相的群众"这本身就证明你掩盖真相的邪恶，就是"被少数坏人利用"这样使用频率一多，人们也会清醒地进行数学统计，为什么到处都充斥着"少数坏人"呢？这种自以为高明的玩"政治数学"的把戏，从毛泽东到现在，用得泛滥到生活中的各个方面，民众产生了严重的"抗药性"，他们也许惧怕你手中用纳税人养的警察与军队，你以为他相信你的连篇鬼话吗？
在一个民众越来越聪明，权益意识越来越高涨的时代，我认为政府应该与时俱进，你也应该学会更加聪明。也就是说，官方应该放聪明一点，而不是老调重弹、故技滥施，徒让民众笑话官方的智商。政府和民众都聪明起来，懂得制订大家都能接受的游戏规则，懂得妥协、谈判、理性发声，懂得要共存而不是要独占，懂得要互助互生而不是你死我活。那种还充满阶级斗争的在野党生存策略，视民众为寇仇的做法，在信息越来越开放的今天，是一种没有胜利者的双输格局。"承认纸包不住火"这个常识，对于官方来说，就那么困难吗？难道要烽火四起、群体事件不断时候，才知道玩火自焚是个什么样的惨相吗？如果你真爱中国，共产党、官方请你们拿出你们真正的诚意出来，解决在经济危机背景下很棘手的民意民生问题，难道硬要把一个好端端的中国弄得鱼死网破、满目疮痍才心甘吗？
2008年11月22日9：23分于成都
今天，大概谁都不会否认拉动内需对于振兴经济的重要意义了吧，然而，拉动内需有两种，一种是拉动一小撮人的内需，一种是拉动广大老百姓的内需，慷慨陈词的衮衮诸公要的到底是哪种呢？
老百姓的消费欲很强，之所以内需不足，最根本一点是老百姓手里没钱，所以尽管一小撮人富可敌国，广大老百姓仍然恨不得一角钱掰开两半来使，因为那一小撮人再富也不会富到要让老百姓帮他们花钱的地步；所以尽管国家把拉动内需的歌唱得震天价响，广大老百姓仍然无动于衷，因为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不过如果所谓的拉动内需是指拉动老百姓的内需，而不只是拉动一小撮人的内需，那么当下倒是有大多机会可以让老百姓有钱起来，就看国家是真情还是假意了。
第一个，把该赔的钱赔给老百姓
比如毒奶粉事件，受害者数以百万计，就算每个受害者只获赔一万，也有数以百亿计的金钱真正落到老百姓手里，然而遗憾的是，事件曝光至今两个多月，竟然还没有一宗索赔被立案，难道那些多年来靠直接赚取或间接收受黑心钱，积下偌大身家的既得利益者不该赔钱给老百姓吗？
又比如污染问题，有多少人因为"必要的代价"成为环境灾民，甚至生态难民？这些灾民难民难道不该从那些由"必要的代价"获得十足的好处的既得利益者那里获得必要的赔偿吗？然而遗憾的是，这些灾民难民得到最多的只是廉价的肯定：群众情绪很稳定！
再比如生产安全问题，有多少人在恶劣的条件下工作，最后落得一身病痛，甚至伤残？有多少家庭因为亲人死于死亡陷阱而丧失主要劳动力？劳苦大众为那些直接或间接的既得利益者疲精竭力，把自己的健康，甚至家人的命都赔进去了，难道不该得到巨额赔偿吗？然而遗憾的是，劳苦大众得到赔偿之少只能表明他们是贱命一条！
第二个，把该付的钱付给老百姓
比如工资拖欠问题，年关将近，有多少工人是被拖欠了几个月工资的？打工给钱天经地义，就算老板倾家荡产也得付，是不是？就算老板实在拿不出钱，老板背后的既得利益者也该付，是不是？
又比如拆迁问题，你是要拆人家的房子，不是要拆自己的房子，你就该付得起人家要的价才能拆，是不是？不顾人家的抵死抗拒，硬是把人家的房子强拆了，你跟侵略者有什么两样？
再比如四川大地震，各地各国捐的善款，国家拨的救济款，都是灾民应得的，捐款之多，拨款之大，也应是充分考虑到灾民所需的，灾民应该不虞匮乏才是，然而令人揪心的是，现在听到最多的却是担心灾民在缺少衣物食物的窘况下如何度过严冬，那么灾民的救命钱被人中饱私囊的情况有多么触目惊心就可想而知了！
第三个，把该还的钱还给老百姓
比如卖地，卖矿的钱本该是属于老百姓的，有多少通过权钱交易，官商勾结落进了奸官奸商的口袋里？坐拥宝山的老百姓本来可以通过开发资源脱贫致富的，现在倒好，宝没了，钱也没拿到，真正成了无产阶级！
又比如后浪追前浪的政绩工程，建了拆，拆了建的豆腐渣工程，它们既是腐败分子方便的洗钱工具，又是腐败分子眼中会给自己生金蛋的鸡，这洗的钱实际上都是通过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从老百姓手上抢来的，这生的金蛋实际上都是由一次又一次搜刮得来的民脂民膏凝聚成的，是不是该还给老百姓？
再比如所谓的全国体制，它本该是社会福利的别称，然而就因为多了这个别称，办义务教育没钱了，钱让科学精英名正言顺地拿了去搞神舟×号那些玩意了，发展大众体育没钱了，钱让体育精英名正言顺地拿了去搞金牌工程了，完善大众医疗卫生没钱了，钱让权力精英名正言顺地拿了去疗养贵体了，补贴低收入群体没钱了，钱让公仆名正言顺地拿了去花天酒地了，支助老人活动没钱了，钱让领导名正言顺地拿了去旅游度假了。都是老百姓的钱啊，不该还给老百姓吗？
第四个，把该老百姓赚的钱让老百姓赚
比如，现在国际的油价很低，而国内的垄断油价竟然比国际高50%，卖油卖到这个份上，还年年厚着面皮要补贴，要退税，这样的垄断企业是不是该属于汪洋同志口中的"落后企业"？如果由老百姓自己来赚这个钱，老百姓会让油价人升他升，人降他不降吗？需要年年要补贴，要退税吗？
又比如水果滞销问题，如果市面上的所谓果汁不是配出来的，而是用真材实料榨出来的，国内的水果生产会这么容易供大于求吗？就算出了柑蛆一类的事，会影响果汁生产厂家大量收购水果吗？因为假果汁，让果农果商少赚了多少钱？可以想像，那肯定是个天文数字！
再比如反腐败问题，有多少官场黑幕，司法黑幕，行业黑幕是"公开的秘密"？国家与其指望一群揣着明白装糊涂的关系户反腐，越反越腐，不如以提成的方式重赏那些眼睛雪亮，又敢于踢爆"公开的秘密"的群众，支持他们成为反腐专业户，说不定可以成就无数反腐万元户呢！
就目前来看，通过维护老百姓的正当权益完全可以让老百姓手里的钱多起来，而一旦老百姓有了钱，要拉动老百姓的内需自然不在话下，根本无需国家为之花一分钱，否则，别说砸四万亿，就算砸四万万亿，都不过是拉动一小撮人的内需，都不过是让老百姓不至于饿死，跟拉动老百姓的内需八杆子打不着！不过我很怀疑，如果真把该赔的钱赔给老百姓，把该付的钱付给老百姓，把该还的钱还给老百姓，把该老百姓赚的钱让老百姓赚，这国家也不会富得让全世界眼红了，大概这才是真正的问题吧！
2008年11月18日
2008年，雷锋同志为了更好地帮助有需要的群众，当上了光荣的人民警察。
这天，雷锋同志在出外办案的时候遇到了一位情绪很不稳定的知情女群众，这位女群众对执法有据的警察同志表现出愤恨、不满、焦躁、争辩、纠缠、易怒，甚至过激言行等心理刺激反应。据雷锋同志多日来处理上访群众的经验，可以断定这位女群众是患有精神病，而且正在发作中，如果不马上收治，对病人损害极大。雷锋同志素有做好事不留名的美誉，所以他二话不说就把病人秘密送进了单位设的精神病院。当然，全部费用都是雷锋同志自己出的。
女群众在病院里一住就是一百三十多天，由于得到病院的悉心照顾，期间除了在一份由雷锋同志促成的律师委托书上签过字，也没有受到诸如亲戚，朋友等闲杂人的干扰，终于清醒认识到自己一直是有精神病，现在已经好得差不多了，这次幸亏遇上了好心的人民警察，不然现在她都不知道会疯成什么样子了！她问病院的同志，那位好心的人民警察是谁？病院的同志告诉她，那位好心的人民警察说他的名字叫"人民警察"。病院的同志还告诉她，那位好心的人民警察让她安心在这里治病，住院的费用已经全帮她付了，那个案子的事也全帮她处理好了。女群众想啊，我可能是遇到了传说中的雷锋同志了！
2008年精神病人很多，据权威部门研究发现，上访的有受害妄想，上网的有受限妄想，当官的有受捧妄想，全都是偏执性精神病的易发人群，2008年，有雷锋同志忙的了！
2008年11月17日
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位小青年酷爱电脑，上中学的时候就猛学电脑，只对电脑有兴趣，对其他功课都没有兴趣。高中以后，他自然没考上大学，但是继续在家钻研电脑。他为此还参加了电脑培训班。现在，他的电脑水平更高了。他做梦都想有一台自己的电脑。但是他家没有钱给他买电脑。
有一天这位小青年得知没有什么文化的邻居王老汉有一台电脑。这是王老汉的在外高就的儿子给他买的。晚上，这位小青年就把王老汉这台还没拆封的笔记本电脑偷走了。邻居们都知道他爱好电脑，于是就首先怀疑他。他承认王老汉的电脑是他拿走的，还援引阿Q的例子，说是"窃电脑"不是"偷电脑"。一些主持正义的邻居就要求他把这台电脑归还给王老汉，这个青年实在是舍不得。他想，怎么样才能不还这台电脑呢？他想出了一个办法。于是，他对那些邻居们说："我问你们几个问题。如果你们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我很满意，我就还王老汉电脑。如果你们回答不出来，或者我不满意，这台电脑我就先用着。"那些主持正义的人很想听听他究竟有哪些"歪理"，就对他说："那你问吧！"
这个青年第一个问题是，王老汉会用电脑吗？大家都知道他的文化水平很低，并回答道，"不会！"青年很得意，接着抛出了第二个问题：王老汉会珍惜这个电脑吗？答案很明显，王老汉不会用电脑，也就不知如何珍惜电脑。但是有人提出，王老汉可以学电脑啊！小青年心里早有准备，更加得意，跟着抛出了一连串的问题：你们说他可以学，如果他学会了以后，沉溺于电脑怎么办？搞网恋怎么办？家庭破裂怎么办？如果电脑坏了，他不会修怎么办？如果用电脑不慎着了火，烧了房子，造成重大生命财产损失怎么办？青年问的问题又快又多，邻居们一时语塞。于是，小青年反问到，"那，这个电脑我还用还吗？"他紧接着又机智地抛出了一个建议："为了保护电脑，为了让王老汉不受电脑伤害，这个电脑最好还是归我。王老伯如果想用的话，可以随时来用，我免掉他的电脑税。"大家听了，更加愕然！
上面这个故事，很类似于最近关于土地财产权问题的讨论。反对农民拥有土地的一方，正是用上面故事中小青年的手法来进行论证的。农民不珍惜土地怎么办？农民把土地卖了无家可归怎么办？农民用土地种鸦片怎么办？农民把土地送情妇怎么办？……
小青年能用上述理由霸占电脑吗？不能！国家能用上述理由霸占土地吗？更不能！电脑与土地等财产的正当归属是正义问题！使用与善待财产是效能问题！用效能问题来偷换正义问题是绝对无效的辩护。
在中国，目前土地全部被国家度为己有。可是，国家凭什么占有所有的土地，不允许私人有一寸土地？有人说，国家占有土地依据的是宪法。中国的宪法是执政党制定的。这部宪法规定土地属于执政党领导的国家所有，并完全由执政党来使用、支配。如果上面那位小青年在窃得电脑之后马上发布一个公报，说王老汉的电脑从此属于他，这样的公告有正当性吗？能凭此就改变电脑的归属吗？有人说，国家这样做是认为土地重要，重视土地。那位小青年"窃"王老汉的电脑，不也正是因为他认为电脑对他很重要，他也很珍视这台电脑吗？难道因为你珍视别人的东西，就能成为占据别人东西的正当理由吗？
还有人说，土地之所以要归国家，就是因为国家能够比农民更好地利用土地。这种看法犯了两个错误。第一，使用财产的技能不能决定财产的归属。不能因为小青年比王老汉善用电脑就可以占据这台电脑。第二，国家比农民善用土地。这是计划经济的看法。现在，计划经济已经被国家和执政党公开放弃。而且，国家让农民承包土地这一点本身就已经说明，农民比国家和政府官员更善用土地。
也有人说，土地向来归国家所有。这不是事实。中国土地的全面国有制是从1956年开始的。在中国五千多年的历史，中国土地国有的时间仅占百分之一。历史反表明，土地私有是常态，国家全部占有土地是暂时。
土地是谁的？这个答案就像回答故事中的电脑属谁一样毋庸置疑：土地，不是国家的，不是执政党的，而是每个中国公民的！
樟木头是东莞下辖的一个经济强镇，曾以拥有中国第一家乡镇级的五星级酒店而名燥一时。众多登记为港资的劳动密集性企业和定居在这里的香港人，把这个南粤小镇变成了一个高楼林立的"小香港"。今年下半年来的几条新闻，又把这个小镇推向了舆论前沿。一条是珠三角一带最大的玩具加工企业之一、位于樟木头的合俊玩具厂倒闭；一条是房产新闻：香港人甩卖樟木头的房产，近一百平米的商品房，只卖9万元。
一百平米9万元，还不够买上海最贵楼盘的一个平米（大概是12万）。水落石出，冰冻三尺，中国沿海地带建立在出工加工业基础上的外向型经济的虚假繁荣，终于在樟木头这个地方率先露出了本来面目。遥想三十年前，冷战结束后，中国因为意识形态的原因和渐进改革的惯性，只能采取以增量带存量，以外向型经济带动整体经济发展的改革战略。以经济特区为起点，老大中国以其惊人的体量、迫不急待的姿态和自残式的低要价，加入了由西方主导的世界分工大体系。而今南柯梦一场，人去楼空，留下是满地鸡毛和900元一平米的楼价。
普通的商品可以流动，可以进出口，所以价格总体是趋于一致的。而房地产的价格，因为是"不动产"，在正常情况下，则是当地的经济、社会、人文、环境等各方面综合发展水平的一个写照。这个处于广州、深圳、香港、东莞等华南大中城市群的中心地带的经济重镇，莞深、广深、京九铁路在此交汇，三条高速公路贯穿全镇，号称"国家卫生镇"、"广东省文明村镇"和"中国麒麟之乡" ，怎么会一下子凋零到这个程度？
顾晓鸣老师在传习社的公益讲座上曾经举了一个简单的例子说明掠夺式发展和分享式发展的两种发展模式的不同结果。南美、北美的一个同样很边远很偏僻的地方，同时发现一个金矿。南美的矿主给工人100美元一个月，工人们仅够填饱肚子，维持一个最低的生活水平。七年、八年后，矿藏开采完毕，这个金矿就废弃了，成为一个鬼城。北美的矿主给工人1000美元一个月，工人有了消费力，金矿附近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典型的中产小镇，七年、八年后，矿藏开采完毕，大家很自然得发展起来了其他产业，继续建设这个小镇，直到小镇成为了大家美仑美奂的家园。
东莞是谁的家园？知情人告诉你，这种地方一般有三种人，一种是港台老板，一种是内地来的打工者（不可忽视的是庞大的性工作者队伍），最后一种是那些福从天降、无所事事、坐吃地租的本地人。无边无际的工业厂房、打工棚之间，点缀着装模作样的花园式住宅和星级酒店。老板和打工者，都不可能把这个地方当家园。说老实话，即使是在它的繁荣期，我对这种五星级酒店加打工棚组成的中国式繁荣的表面现象，就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厌恶。难道这就是我们梦寐以求的发展？难道这是一种可以持续的发展模式？一种建立在背井离乡、谁都不把这个地方当家、"生活在别处"的发展模式的最终结果是什么？
经济发展之于西方，是一种内生的现象，健康的公众意见表达机制使得他们能够尽量在在经济、社会、伦理、环境等各个方面的发展中实现平衡。所以中国人出国，印象深刻的不是他们的大都市，而是他们美如图画的各种中产阶级社区和中小城市，还有农村。普通的劳动者，工作之余，打猎、钓鱼、上教堂、听音乐会、去图书馆，享受自己的劳动成果。享受自己的家园。而我们这里，在这种荒不择路、先赚了钱再说、不管白猫黑猫的机会主义发展战略下，除了少数几个大城市还能聚集到一定数量的中产阶级，还能产生一点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外，多的却是这种迟早会榨掉最后一点使用价值，然后被无情地抛弃的樟木头式的城市。
其实，即使是这几个大城市，也在逐渐变成别人的家园。动辄上万、几万的房价，说明他们打开大门欢迎的是煤老板、铁矿石老板、港台老板、温州老板，而不是中产阶级。当然，如果没有文化、语言和护照的隔阂，这些老板更倾向与选择的是洛杉矶、多伦多和悉尼。所以，在可预见的将来，中国的沿海大都市与内地之间的差距将回拉得越来越大，在一个更大规模上复制樟木头现象：大城市成为车水马龙的五星级酒店，内地成为垃圾遍地的厂房和工棚，所谓"城市欧洲化，农村非洲化"。
樟木头的老板因为成本的低廉，像蝗虫一样集群而来，现在因为成本的提高，又像像蝗虫一样集群而去，留下一片焦黄干渴的大地。"城市欧洲化，农村非洲化"的结果是中国社会阶层、地域、城乡之间的断裂，不管是否民主政体，未来都将面临一种极复杂、极棘手的局面。这一轮外向型经济主导的经济增长，留下来不仅是环境成本、资源成本，最大是给中国未来政经改革埋下了难于估量的隐性成本。入不敷出，资不抵债之日，也许就是中国的权贵们又像蝗虫一种飞离这片灾难深重的大地的时候？
我给我的加拿大、美国来的老板班同学们讲这个逻辑的时候，他们耸然而惊，多半也是怕这帮蝗虫降临，把他们的家园也变成樟木头式的地方吧。上帝给我们的本来也是青山绿水，我们把它变成黄土高坡，还扯着嗓子唱，"不管是八百年还是一万年，都是我的歌我的歌"。天作孽，犹可违；人作孽，不可活。
来源：思维的乐趣BLOG
中国部分企业的道德困境，因为央视最近披露的百度竞价排名黑幕，进一步凸显。
百度的崛起，曾被视为数字时代的奇迹。但这奇迹其实没多少新意，无非主要借助非技术手段、非市场手段战胜对手，成就自己的江湖霸业。百度的胜出很大程度上是不公平竞争的结果，这是百度的原罪，注定其纵然体量巨大，却一直缺乏与巨大体量对应的道德人格；纵然不乏知名度，但一直缺乏美誉度，缺乏公信力。
如果说，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百度的这条崛起之路尚情有可原，那么崛起之后，百度无疑需要转型，需要重建自己的道德形象。但遗憾的是，百度始终无法挣脱路径依赖，以至所谓竞价排名成了百度的核心竞争力，久溺其中而不能自拔。
所谓竞价排名，无非是用人工干预改变搜索结果尤其是搜索排名，使之完全服务于自己的竞价目标。这样炮制出来的搜索结果尤其是搜索排名，当然是不真实的，不客观的，不公正的。它与奶业巨头用人为炮制的氮含量冒充蛋白质可说毫无二致，称它是电子三聚氰胺，一点不过分。
电子三聚氰胺立竿见影。你给的钱够多，什么样的丑闻都替你消音；但如果你胆敢不给钱，立马就会遭到恶意屏蔽。如此要挟之下，客户莫不听命，百度赚了个盆满钵满。但这种经济上的暴利，本质上不过是违反公序良俗的红利，本质上不过是对自身品牌的破坏性开采。它在快速催肥百度的同时，也让百度屡屡遭遇信任危机。三年前"大头娃娃"事件，一年前蕃茄花园事件，数月前三鹿奶粉事件，百度几乎无役不与。一直不能从丑闻中脱身，让百度付出了惨重的道德代价。
百度道德上的失足，固然有体制上的原因。但也不能据此推诿，百度营销模式折射的商业哲学尤须从头检讨。这种商业哲学很聪明，很精明，但就是缺乏智慧，缺乏对于宇宙关系的深刻体察。强势地位使他们很容易自我崇拜。什么真实，什么客观，什么公正，什么普遍的价值，他们统统不屑一顾。他们只相信自己，只相信自己的主观意志，于是迷信人工干预，以为人工干预真的无往不胜，可以搞定一切。
这无异于精神上的三聚氰胺。假如精神上的三聚氰胺没有浸入骨髓，那么纵然一度堕落，也还有救。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道德欠账造成精神压力，使自己始终处在良知的拷问中，有机会就要忏悔，就要赎罪，这在世界资本主义进化史上并不鲜见。但是假如精神上的三聚氰胺已经浸透了骨髓，蔑视信仰，蔑视价值，蔑视人心，冷酷乃至冷血成了一种性格，堕落就不知伊于胡底了。
不能说百度已经到了这样极端的程度。但是显然，长期未能迷途知返这一事实本身，说明百度确实面临着这样的危机。又岂止是百度，不道德而能强大，或者说因为不道德而强大，不道德构成强大的必由之路，现实生活中的这个隐性逻辑，已经通过奶业的集体癫狂，通过某些垄断行业的不断坐大，而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示。不作恶本来是对企业公民的最低要求，但作恶却是中国部分企业生存的前提，以至道德下行成了制胜秘诀，比诈术，踩底线，往往成了普遍现象，皆受其累却又乐此不疲。而这，才是最令人惊惧之处。
"企业家要有道德。"三鹿丑闻曝光后，痛心疾首的温家宝总理这样谆谆告诫。百度竞价黑幕再次印证，这忠告是何等必要。企业仅有体量上的巨大是不够的，必须完成道德上的即商业哲学上的提升。告别路径依赖，不以一己之利而过度干预自然演化，对自然演化抱有起码的敬畏，对公序良俗抱有起码的敬畏，对市场规律抱有起码的敬畏，相信自由竞争的力量、公平竞争的力量，这才是中国企业自我救赎的正途，也才是中华民族复兴的正途。
来源：南方周末
前两日新闻报道，深圳一名警察开枪击毙一名歹徒，当地政府举办仪式表扬他，并奖励了10万元现金。同一个报道说，东莞某地政府也奖励了一名开枪击毙歹徒的警察两万元。看到这样的新闻，我先是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于是连续看几遍；之后我不敢相信这样的事情真发生了，但确实发生了；接下来我感到震惊和一阵又一阵的悲哀。我只是想弱弱的问一声：这样的新闻报道你看到没有？你有什么感觉？难道我的大陆同胞生得和世界人民真的不一样？还是我已经不再是"中国人"？为什么我感觉如此强烈，如此不适应？
两则报道中歹徒都没有枪，但持刀，可是并没有伤到警察。当然，警察鸣枪示警了，歹徒不听，而且还有反抗的行为。应该说，在这种情况下，能够不开枪，能够不使用一枪毙命只有警察单方面持有的手枪是最好的，哪怕为此负点伤，冒点险，也是应该的。因为人民养育警察就是为了让你制服歹徒的，你平时应该多练习格斗和制服歹徒的技能，你拿到人民的钱练习，应该是强制性的，否则，脱下你的警服，走人。如果说一名警察徒手制服了一个歹徒，或者使用不致命的武器伤了歹徒从而让歹徒无法继续行凶，那么我认为政府部门应该表扬这位警察，表扬他的勇敢、机智，鼓励警察们平时更勤奋的练兵保民。
当然，开枪也不是完全不行的，有时，警察的力量处于弱势，例如身体和人数远远弱于行凶的歹徒，或者那歹徒简直是疯狂了，要去伤害周围的民众，警察应该朝他们不致命的地方开枪，但也许打错了，把他们打死了。这都是属于警察同志的工作。只要在杀死歹徒后，进行严格的现场勘查和验尸检查（以确定当时是否必须开枪杀人），对开枪杀人的警察进行心理辅导，也就可以了。
但是，请你告诉我，这个世界上，有哪一个国家的政府会对这样杀死歹徒的警察进行公开表扬，并奖励10万元？那个歹徒根本不是持枪对峙，你使用远距离可以毙命的手枪，本身杀人后就应该接受严格调查。可你杀了人，竟然马上奖励了10万元！奖励他们勇敢地用手枪杀死了持刀的？还是让我们看到，上海杀警察案不会重演？握有枪杆子的人民警察比只能握住刀把子的人民要"勇敢"得多？
人民警察，随时拔出你们的手枪，杀吧。放心，你们是安全的，枪杆子只掌握在你们手里！
让人激动的四万亿横空出世。这次出国路过几个国家或地区，发现每个国家都在给民众发钱，台湾拟给每人派3600元红包；澳洲发得更厉害，特别是老人，这次竟然给老人每人发了相当于两万多人民币的澳元给他们修补牙齿。所以呀，我到澳洲时，打电话给老同志们，他们都支支吾吾，因为他们最近都在修补牙齿，我差一点笑掉了大牙。
回到大陆，就看到出笼了四万亿，哇塞，多牛呀，果然是富裕的大国。不过，这些钱都分掉了，不是给民众，都是给了大企业。朋友聚会时哀叹道，这些钱不知道有多少能够到民众口袋。另外一个朋友说，很多垄断部门一边"跑部钱进"，一边开始策划自己的亲戚朋友能够贪污腐败多少了。
我则开了一个玩笑：也好，民众也许还是可以得到一些好处的，例如那些贪官污吏贪污了，不就要吃喝嫖赌，伺候他们吃喝赌的不都是民众？就算那些他们要去嫖的妓女，不也都是底层民众的女儿们！
我讲完了，大家却都笑不出，老子自讨没趣，想大哭一场！
今天新闻报道：公安部认为经济危机来了，社会治安有恶化的趋势。我想，人民警察，不用担心，你们可以从四万亿里多拿一点，可以用来奖励勇敢的击毙歹徒的警察，十万元杀一人，看那些"算个屁"民众谁还敢怎么样？
来源：杨恒均《老杨感悟》2008-11-19
半年多前，强调"稳健"，强调又好又快、好优于快；如今，重拳出击，抛出4万亿投资大馅饼，让本来就没冷却下来的发财狂们的狂野之心，骤然膨胀。
半年多前，决定要抑制投资过热，全国人大举手通过；如今，方向突变，出手空前，我们没有听到来自最高权力机构的任何声音，哪怕是象征性的。
在大洋彼岸，金融危机的发源地，全球经济的巨无霸，美国，在严峻的形势下，7000亿美元救市计划经历了几张纸到几百张纸的变化。它的议会里辩论激烈，全国辩论激烈，总统频频向全国人民发表谈话，竞选总统双方频频发表见解，普通纳税人充满警惕地盯着他们的政府。引起金融危机的华尔街则成了过街老鼠。
在地球的这一端，弱智的官员和专家们却莫名其妙地，带着恶意、至少带着看客的心态看着忙忙碌碌的华府，有人甚至认定中国做老大的机会到了眼前。
狂妄和无知是孪生弟兄。五十多年前，一直处在灾难中的中国，就在"世界老大"这个目标的指引下，在战火硝烟还在飘荡的背景下，直接将国家沿着战争的轨道开向既不知己又无法知彼、没有尽头的未来。当局或者说某个人无视国家处境的凶险，中国就这样被绑在疯狂的行军中，民众则在沿途杀伐的血腥中耗尽了和平的梦想。
是改革开放让那辆战车停了下来。在当局打开一小扇窗户之后，中国人开始了"生活"。将让后人回看今天感到不可思议的是，三十年后的今天，在GDP高速增长连年的时候，国内左右两派都对改革开放作出了强烈的否定，有一种声音还直接将今天的中国称为"后改革时代"。其中的原因，我想主要是出现了三个问题。
一是阶级分化严重。三十年改革开放产生了一个可怕的权贵集团，这个集团喊着比太平天国还动听的口号，脑袋里承袭着封建王公贵族"我们即国家"的意识，在最公的口号和最私的心驱使下，他们大口喝着国家人民的血。作为"肉食者"，居庙堂之上，他们并不以国家为他们的荣耀，他们喊着爱国主义，自己却"裸身"（为官为财）了。在全国，人们说最有权力的500个家庭统治着中国；在省、在市、在县，则可能存在着50个、10个、5个家庭控制一方的情况。同时，三十年艰难形成的中产阶级已在这些最有权力的人操纵下，一夜消失了大半。中国新的阶级分化到了历史上最严重的时期。
二是以钱为核心，中国丧失了理想，中国的统治集团丧失了理想，全体中国人民丧失了理想。统治集团倾向于一种观点，那就是宣称自中山先生始，到延安时期"我党"尊崇的，建政后历次宪法中明确表达的，当局签署因而应视为认同的联合国公约中明确体认的人类所有核心价值观不是普世价值，连慈禧太后都认同的一些人类共识，他们都不承认。
三是中国没有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中国经济象狼奔豕突的金钱怪兽，一路向前，检视自身，却发现自己原来是个建筑包工头，除了几个钱什么也没有。
这三个问题综合起来，就是文明在退化，方向模糊，持续发展无从谈起。还是那句话：在不能向世界输出价值观念前，中国无法成为大国。或者说，中国是个经济大国，却是一个文化乞儿。
当局无力改变这些问题。比如第一个问题，当局将发展的结果大头窃为己有，然后用这个钱来做点三农工作，提出工业要开始反哺农业了。但是，恰逢危机，你在4万亿"大手笔"中，在各级已紧急着手的2000亿国债项目中，你会找到百分之几的钱投向农村了呢（大家可以在各地发改委网站上看国债申报项目）？还有一个众所周知的"好"消息，温总说，农民可以增收1000亿，每个农民100元！100元，用林书记的话说，算个P啊！农民的未来，在权贵们看来，也只能算个P.温总又说了，有一个好的医改方案，没有宣传好。天知道好不好？做一点善事大喊大叫，执行起来还要大打折扣，百姓好象对医改没敢太期待，何况还是黑箱子里的方案而已。但愿出笼时，网友们不会说好个P.
再比如第二个问题，我们除了真理部念紧箍咒，还能听到什么？郭老师有理想，相当和平的理想，不久前还被人怀疑与我党太近，现在都"进去"了。
至于第三个问题，就和危机有关了。为了让暴发户有点素质，前面说了，去年以来说了要压数量提质量，年初人大可是庄严表决了的。各地搞政绩顺带搞钱的头头脑脑和红色资本家们正抓狂呢，一场危机拯救了他们！而且，他们将采取的姿态可不象华尔街，虽然他们搞乱了中国的楼市，搞乱了中国的股市，搞乱了中国的经济，搞乱了中国人的头脑，他们的罪错甚华尔街百倍万倍，他们一直是趾高气昂的，何况这次，他们将是响应中央号召，拉动内需抗击风暴登陆中国的英雄！他们将无比风光地花这4万亿、6000亿美金，当然还有小小的2000亿国债。
回到本次"重拳出击"。在中国经济"地倾东南"已久的时候，当局作出过正确的然而显然迟滞的决定：开发大西北。在布局阶段已注定干着急的西北，几千个亿正如人们预想的，除了青藏铁路外，只落下了几个漂亮的城市和一批富起来的官员、红顶商人和红粉佳人。今次这4万亿，又将要制造出哪些以权为本富且裸的官、以钱为本贵且粗的商和以色为本富且势的女人？这是观察者共同的担忧。
环顾国内，急功近利不是冷下来而是持续升温、集聚在发改委衙门内外的各方，我没有看到素质的提升。那么，在短短的数月内要确定6000亿美元的投资，还要做到"出手要快，出拳要重，措施要准，工作要实"，如何做到呢？这是观察者又一个共同的担忧。我所亲历的，是前些日子紧急申报2000亿国债资金项目。项目何来？来自各地发改委的"项目库"。其中有多少本来是被驳掉的，多少是压缩规模的，多少是将来才能老虎的，这次是统统"复活"，再加上二期、三期的名义，陡然增了规模！至于随后新编项目，多是草草编个项目简况，规模嘛，一言以蔽之：张开血盆大口，能张多大是多大！
我最担忧的，则是"政策"的出台过程。我不得不再说一遍"4000万亿，相当于6000亿美金"，本次金融海啸之后，美国之外最大的救市投入。如此重大的政策转向，没有辩论，没有人大的一纸文书，儿戏？
在强调程序重要性若干年之后，"最高层"全然不顾"最高权力机构"有无尴尬，全然不顾刚刚举起过的"森林般的手"。
也许这个决策是正确的，也许是及时的。在无良和无知的官员和专家们的误导下，作为大国总理，温家宝竟对来自彼岸的危机看得超级淡漠。也许他认真听了另一种声音；也许他知道，美国毕竟是这个世界的经济金融龙头，它可以容易地将危机的损失降到最小，或者直接说它会转嫁危机到全球经济体系。而所谓世界工厂的中国，因为融入并深刻依赖国际市场，如果在这个时候高卧并做老大的千秋大梦，最后受损失最大的会是中国。所以他在各个场合发表的相关言论不断升温，直至冷不丁地出来一个6000亿。
但是，必须要说，这是一个恶的先例。哪怕它是正义的，正确的。我为此担忧，加上前面二种担忧，我就不得不质疑。
至于与那个刚刚还以为打了分家弟弟全世界也奈何不了、没有想到报应如此之快的、这个世界最不可理喻的俄罗斯合作的担忧，不是本文要叙述的。只是忽然又一次感到，一个至少是幅员人口方面大国的中国，她的命怎么这样苦呢？她为什么总让爱她的人们有无尽的担忧呢？
本月九日新华社报道，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明年一月一日起实施十项经济项目，针对目前的经济困境，两年内的「额外开支」高达四万亿人民币！天文数字，我想不出理由反对，也即是赞同了。当然有很多问题，其中有相当复杂的，这里谈谈，北京的朋友或有可用之处。
首先要说的，是地球金融风暴之祸，单在金融那方面对中国为害不大，此乃一幸也。中国有钱，花得起四万亿而还可考虑减税，此乃二幸也。幸中之最幸者──我不反对的主要原因──是这次计划的大手推出，可不是走什么凯恩斯学派的路，而是把早就定下来要做的公共项目──主要是铁路与公路的兴建──早就算过而又有了工程设计的──提早及加速动工。早晚也要做，在目前的不利形势下提早及加速是正着。
看来又是炎黄子孙的发明，没有拜老外为师。奇怪，三十年来，凡是中国人自己想出来的经济政策大都走对了路，凡是从西方进口的皆害人无数！是的，这些日子凡是见到北京的经济政策没有洋水成分，就安心一点。好了，赞完了，转谈一些复杂的问题吧。分点说较为清楚。
（一）中国二○○七的总国民收入是二十四万六千多亿，四万亿是百分之十六。分两年，每年的政府额外投资是国民收入的百分之八。不明白为什么电视说会帮助国民收入的增长率增加百分之一点五（另一说一点八）。应该高一点吧。这类投资的增加对国民收入的增加的决定，要看花的资金从何而来（中央出钱与发行债券会有不同的效果，这些分担目前尚未明确），要看失业的实际情况（工人回乡潮急升，不易估计），要看抽税是加还是减，要看物价的变动（通胀或通缩的速度），等等。这些之后还有一个乘数效应（multiplier effect），而时间上也有问号。
纵观现有的资料与目今的经济情况，我认为这庞大投资只促长国民收入增长率一点八是低估了。这也是说，如果今后两年中国的经济增长保八，那么没有四万亿这一着增长率有可能是负值，应验了老人家的不吉之言（见拙作《保零也艰难》）。不管怎样说，北京要尽可能分清楚额外四万亿的效应与没有这效应的经济状况，因为此「额外」也，是过渡性的，不能无止境的玩下去。继续下去会走上凯恩斯学派之路，惨过败家！目前，我不担心北京会那么蠢。有三点。一、中国的政府已经够大了。二、国营企业的不堪回首，北京不会那么快就忘记。三、提早及加速算好了要做的项目，让劳苦大众落手落脚养自己，远比福利政策高明（美国三十年代时派面包，福利也）。
（二）在十项措施中，我唯一清楚地反对的是廉租房。这也是进口货，不吉不利也。是从香港进口的思维吧。五十多年前香港为了应付难民涌至而大手建造廉租房，三十年后财政司彭励治悔不当初，找我谋求脱身之计。我建议把廉租房以廉价全部卖出，给住客优先购买权。彭老认为是妙着，但利益团体激烈反对，脱身无从也。廉租房问题多：分配谁可入住引起贪污；审查居民的收入转变吃力不讨好；维修保养麻烦兼头痛；加租必吵起来；治安不善，贩毒流行……我自己认为最不妥的，是把穷人集中在一起，对儿童的心理与成长有不良影响──虽然我教过几位出自廉租房的学生很不错。
（三）这次推出的四万亿额外加速，广东省格外夸张，显示着中央上头知道广东是工业重灾区。然而，广东的一些主事者却全力维护新劳动法，说新开的工厂比倒闭的多不少，又说倒闭的应该倒闭云云。这些话老人家听得天旋地转也。
（四）国内通缩之势已成，不利。这方面，北京出手四万亿，对通缩的治疗大吉大利。国际形势极为不妥，中国宁要通胀，切忌通缩。加速算好了要做的公共项目，防止通缩比央行以货币政策处理高明。这是因为目前中国的货币制度有不少问题，而就是先进如美国，以货币政策调控物价出现问题无数。不是说以政府花钱或抽税是调控物价的上选方法，而是这次刚好有项目可以提早及加速的方便，只这一次，用之有减除通缩的能耐，用了再算吧。见通胀回升太急就减慢四万亿工程的速度吧。
（五）四万亿对股市是有帮助的，因为不少工程要用上市公司从事。对房地产只有小助，因为出手四万亿只是过渡性，不会引起楼房购买潮。
（六）论到上述措施的成本，有利有不利。利者，是原料之价目前正在急跌，而工厂倒闭那么多，雇用劳工容易。不利者，是凡赶工或提早，成本一定增加。这是五十多年前老师艾智仁指出的产出成本定律。我无从估计前者的成本下降与后者的成本上升哪边会胜出，但在这个时刻推出四万亿是难得一遇的合时决策。
（七）国内有一个定律，是凡有政府工程，必有贪污（这定律可不是神州独有）。在管理与设计工程那方面，赶工肯定会增加问题。这些是中央上头的职责，他们不可能不知道，我只是多口说两句。
（八）最头痛的问题——我要留到好意头的「八」才提出（一笑）——是政府的大手加速项目肯定会扼杀了无数的半生不死的私营（即民营）工厂的生存机会！对工业而言，新劳动法是「一剑霜寒四十州」，四万亿的政府工程是补加一剑︰私营工业的成本增加无可避免。一般而言，如果政府能成功地挽救经济，新劳动法会顽固起来，挥之不去。但四万亿这一着多半会协助此新法的撤销。这是因为如果不撤销，在四万亿的推行下，工厂的倒闭潮会一浪接一浪地出现。北京的朋友不可能不知道工业的发展是他们的米饭班主。
（九）中国今天有钱，花四万亿等于两年内完成十四个北京奥运项目。刚好有足够应做的项目可以提早及加速，是中国之幸。北京的朋友要饮水思源。他们今天有钱可花，在国际上吐气扬眉，主要是劳苦大众的血汗拼搏回来的结果︰血汗拼搏引进了外资，也把无数产品与高楼大厦制造及建立出来了。可歌可泣的故事说之不尽。这些令老人家肃然起敬的劳苦大众，因为人民币处理失当与新劳动法的左右，失业的失业，回乡的回乡，而整体来说他们的人均收入是明显地下降了。
少小时下象棋，喜欢走烈手炮。审时度势，北京选走烈手炮无可厚非。出手四万亿彷佛几着之后河头车二平六，守住六路。看似进可攻，退可守，其实是搏杀格！可不是吗？四子归边，有需要时中炮既可进四，也可平六，左马跳单蹄，随时兵九进一。这样的棋风大有可观，但着着皆险，北京的朋友要小心了。
又有平准基金的消息出炉，像是与投资者开玩笑，市场人气低靡之时，倒是传言疯涨之日。
平准基金能起到效果吗？有机构说能。如国泰君安说，只要成立3000亿的平准基金，就可能见效。希望如此，不过果真相信这种话，你就会成为搏傻游戏里最后的接棒者。
我们需要多大规模的平准基金？按照日本、韩国、我国台湾和香港地区的经验，最高占当时股市总市值8.9%和前一年总成交额9.0%即可，而我国流通市值只有总市值的三分之一，目前成交额不到一年前的六分之一，预测3000亿左右即可，约占股市总市值和前一年总成交额的2.2%和1.58%.
正是这三分之一与六分之一透露了玄机。我国流通市值三分之一，只能说需要托底的还有低成本的三分之二，这些股份不流通并不说明威胁不存在，躲在幕后的威胁也是威胁。而六分之一，说明要恢复到原先的点位，平准基金必须补上六分之五的成交量。
平准基金还是先替下跌中石油和海通证券买单吧，其实质是替制度缺陷买单，如果不能担纲买单的冤大头，平准基金注定劳而无功。
平准基金要解决中石油H股估价过低与A股价差太大的的难题，否则A股不会有起色。11月5日，中石油上市一周年，损失市值5.4万亿元，下跌80%以上，套住所有投资者，拖累上证综指20几个百分点。中石油H股发行价1.27港元，A股发行价16.7元人民币，是H股的13倍，这还是承诺"低价"发行的结果。目前H股较A股折价50%，中石油的H股目前市价较A股折价50%，为了稳定股价，中石油接连采取回购战术，香港联交所的数据显示，10月24日至10月28日，中国石油在二级市场上一连回购了3800万股，耗资约8000万港元。截至10月28日，中国石油香港公司已回购约2.721亿股，约占已发行股本的5.617%，耗资至少达6亿港元。即便如此，也没能够稳定H股股价，A股价格当然不会有起色。而中国石油集团曾经在今年9月宣布将增持旗下子公司中国石油6000万股，当然是雷声大雨点小，因为外围硝烟并未散去，A股的主心骨没有稳住。
平准基金是不是要继续花6亿港币到香港市场去替中石油托市，效果如何笔者暂且存疑，这笔钱首先充当了H股股东的解放军。
再说最近连累券商股一片惨淡的海通证券，这家券商有融资融券概念，有创新招牌，曾经与中信证券等一起成为券商股的上涨风向标，如今却成为看跌风向标。
海通证券的急跌再次印证了大小非能够谋杀股价这一事实。公开资料显示，海通证券最新流通股数为23385.92万股，而在11月和12月，海通证券将在年内增加35.18亿股，比现在的流通股数量增加15倍多。从本月21日起，海通证券流通股数量就将增加5.5倍。海通证券大跌之前，机构已经疯狂出货，50%左右改由散户持有，这在中国股市，就相当于判了某支股票的极刑。
11月6日海通证券12.86元的股价，相对于12月29日解禁的股改限售股份1元左右的成本，还存在巨大的赢利空间。导致的结果是每次反弹都成为投资者逃命机会，难道平准基金此时入市持有海通证券，填平巨大落差，稳定券商股？这难道不是充当了解救大小非的雷锋，以纳税人之钱慷大家之慨？再说，解救了海通证券大小非，那1.5万亿元人民币的大小非又该怎么办呢？考虑到大小非与大小限增量，考虑到扭转H股市场的国有股，中国的平准基金需要的不止是3000亿，起码要30000万，才能略有效果。
又有人举出大宗交易本月急速下降的例子，来证明大小非不可怕，这就像监管部门引证中登公司的数据证明大小非具有政治觉悟一样可笑，投资市场讲的是风险与赢利，而大小非的风险是既定的常量，不因为一时的多减、少减而有什么区别。
笔者从来赞成救市，政策市当然需要政策来救，但笔者同样反对慷纳税人之慨，将平准基金喂入原本就是既得利益阶层的狼嘴。要从大小非、大小限、全流通、上市流通比例、新股发行溢价等源头上来解决问题，才是正道。
前不久我写了篇《中国是个互害社会》，还有人不同意。其实一个社会各行各业处于一种互生状态，没有谁能够例外。百度作为新闻审查制度下毫不反抗的跟屁虫和不法商业利益极度的合谋者，它的问题不在于被动的因应，而在于主动的迎合与误导。误导不说，还共同设局，欺骗民众。互联网是个信息场，打着处理信息垃圾的名义，搞那种竞价排名的勾当，实在混淆视听。我意有几点，作为互联网消费者之权利必须得到保护。
一：利用处理垃圾信息，打压言论自由。在西方民主国家，这一点有法可依，可以最大限度地在处理垃圾信息和维护言论自由上找到一种平衡。而在言论不自由的中国，以处理信息垃圾的名义，自我阉割乃至主动迎合，成了一些互联网企业的生存之道。百度作为一个搜索引擎，在这方面不少劣迹，不劳遍举。谷狗在中国当然有屈服，但其涉及到敏感信能搜索到的程度，却显然比百度高很多倍。这说明百度的自我阉割，以屈从官方之意，才是他从中利用此点站领市场的因由之一。
二：打破信息特权，应该公平地使更多的搜索引擎良性竞争。我认为垃圾信息的出现，固然造成了民众搜索的成本，但视什么样的信息为垃圾信息，却应该是每个人自行的判断和选择，而不应该由一家公司或者所谓权威机构来替民众过滤。至少我是愿意增加时间搜索成本，能搜索到自己能看到的东西，而不是相反。事实上，你想看的东西，被他们以信息垃圾的名义处理后，你得翻墙到外网去了解，其时间成本也不比有众多垃圾信息的环境中了解起来更快。官方几十年来控制民众的思想，所利用的就是替民众屏蔽在他们看来是垃圾信息的东西，但他们看垃圾信息和独享真实的热情，比谁都高。看小众电影、看大参考、看黑皮书黄皮书灰皮书，以及看大字排的书籍，都是一种对信息占有的特权。
三：百度的市场份额有商业竞争排名的原因，也有在打压言论自由符合官方之意，带来的所谓的对公众利益有极大伤害的"安全营运"下，所赚的昧心钱。事实上，百度正是在这种情形下公开向官方告知谷狗有"不良信息"，从而让官方对谷歌进行打压（谷歌自然也有它的问题，这是论题，改天谈），这既是一种不正当竞争，更是对民众了解真相的伤害。在此点上百度和官方形成一种对不同言论的屏蔽和打压，从而使得竞争者在提供诸多民众想了解的真相信息上，没有更多更好的特殊竞争力，让他这位政权的特别迎合者占了大便宜。换言之，百度所采取的乌龟向官方告发兔子跑得太快的办法，来迎合官方，整治同业，伤害广大在中国特别需要知道真相的民众。
四：百度不是公器，却用公器的面目大赚黑心钱。百度利用政治上对言论自由打压的迎合建立起来的"安全环境"，再加上商业上昧心的竞价排名方式，将一些赤裸裸的虚假广告混诸种真实的信息，渔目混珠，欺骗消费者，博得消费者的信任，从而与黑心企业联合起来大赚昧心钱。这就像一些报纸的软文混入正版新闻（虽然这新闻也有问题，值得另题讨论）中，充当新闻一样，使得广告有了一定意义不用证明的公正性可靠性。百度是普遍地利用软文来充当新闻的典型代表。既是软文充新闻，那么百度广告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一种有赏新闻。有赏新闻对新闻的公正性、真实性之害之巨，可谓有目共睹。而百度在这一点上的杰出代表说，就是它著名的就是一些大型企业屏蔽于它们不利的负面新闻这样的销售模式。三鹿奶粉产生的大量结石婴儿，百度在其间是不可抵赖的合谋。
五：成了不良企业的合谋者和保护伞。竞价排名的模式，就是谁给钱多，谁就排名靠前，谁的负面新闻就会少乃至无。这种模式就是把自己的利益赤裸裸地建立在损害消费者利益基础之上，替企业挡驾，替企业屏蔽不利于他们而有利于消费者的信息，其实就是不良企业的合谋者和保护伞。如果用犯罪关系来比拟，百度成了许多不良企业这种主犯的从犯，犯罪频率之高，令人瞠目。
六：私企且是私器，不是百度免责的理由。说百度是一家私企没有错，说百度是私器，不完全对。私企追逐利润最大化是它不竭的原动力，这也没有错，但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边界在哪里？在不违法。但由于百度靠提供信息谋取它的利益，又使这私企有相当的特殊性。因为以提供海量的信息为赚钱的模式，就会包括垃圾信息、商业广告、新闻信息、诸多批评信息等，你如何分类，如何依法处理，如何最大限度地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以及对言论自由的传播权利，恐怕百度不能免除此种追究。此种限制即令在完全公开竞争的情形下，也要考虑其作为赢利之中的公信力。世界上许多的新闻机构，都是赢利公司和组织，但我们不能说，你为了赢利，你是私企且是私器，你就应该免责。新闻报纸不是天然的公器，它是在同等竞争和法律保护范围内，在消费者用脚投票的情形下，被逼成为公器的。
七：我们要逼百度成为公器，否则就让它倒掉。有人会说，你凭什么权利对人家一个私企且是私器的东西，指手划脚？当然它有不成为公器的权利，不成为公器，就用脚投票，就用法律手段来维护自己的权益。比如状告三鹿奶粉，你还要状告那些虚假广告的刊登者，以及屏蔽三鹿奶粉负面新闻的百度。各种虚假广告的受害者，应该联合起来状告对他们造成的伤害，这样有利于百度成为一个相对真实的"公器"。成为公器并不难，一是将信息分类，绝不渔目混珠，即新闻、软文、广告等区别开来，让民众一看就明了，如同看报纸和电视一样。但软文和广告也要符合广告的真实性原则，此点没有条件可讲。竞价排名位置的价格，其价格应该公布，就像各传媒的广告价格单一样，这不仅是知情权，而且是税收和各方面经济信息监督的凭证。
八：李彦宏和牛根生的同质表演。当一个企业靠打民族牌来忽悠消费者的时候，那个企业从根子里面烂到为自己推脱责任了，所以李彦宏不像牛根生那样打民族牌。李彦宏毕竟是海龟，不同于牛根生这样的本土人士，但他们在忽悠消费者利益这一点可谓异曲同工、殊途同归。但海龟并没有天然的伦理底线和免责权，网上所传的李宏彦致百度使用者的公开信，可以说是个推脱责任的典型范本，没有看出他任何要解决此种诚信危机的诚实度来。有人说中央台不是好东西，央视当然不是好东西，我希望这些不是好东西的东西在法律范围内互相竞争，互相扒粪揭短，这就是信息多元化中消费者真正福音的来临。同时，这个政府也必须放开言论自由，不违背宪法和法律，使得互联网包括搜索引擎的竞争，乃至整个社会的竞争，都处于一种良性竞争当中，民众才能真正获益而非受害。
百度和现今中国不少不良企业一样，都是缺乏商业底线伦理和社会责任感的公司，它们巴不得将马恩的话改头换面：全世界的恶政府、坏企业联合起来，让愚民们永世不得翻身！
2008年11月19日8：55分于成都
人口是文明的载体。人口政策是攸关民族长远发展的大事情，人口政策失误很容易导致民族萎缩。
希腊科学文明非常发达，希腊涌现了赫拉克利特、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阿基米德等大师。但先进的希腊却被落后的罗马所灭。罗马破坏性地继承希腊文明，在政治、法律、哲学、文学艺术、城市规划与建筑等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工商业的发达，带来了人类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的城市文明。出现了最初的人本主义精神，"人是万物的尺度"的思想非常普及，并且建立了共和政制。然后由于生育率低下，人口减少，被日耳曼蛮族灭亡灭亡，使得欧洲进入长达千年的黑暗的中世纪。经济大倒退、文化跌入低谷、人们的精神陷于愚昧和迷信之中。科学文明直到一千多年之后，才因为哥白尼、伽利略等人重新回到欧洲大陆，牛顿在物理、数学、天文学等方面的才能才超过希腊的阿基米德。
一些考古学证据甚至怀疑存在史前文明，这些数十万、数百万年前的文明高度发达，但是却没有延续下来。这些表明文明并不总是向前发展的，有时候会突然倒退，经过数百年、甚至上千年都难以恢复昔日的辉煌（比如近2千年后的牛顿时期才超越希腊的科学文明；中国至今没有恢复春秋时期的思想繁荣）。英国《新科学家》杂志2006年10月12日刊登文章，认为如果人类从地球上消失20万年后，将再也找不到人类曾在地球上生活过的痕迹，地球将会变回到史前蛮荒世界。另外一群原始人类（假如数量足够，并且也有足够的运气的话）需要经历漫长的时间才能达到现在的文明程度。
几乎与罗马帝国被蛮族灭亡的同期，中国西晋朝也遭受五胡乱华。从永嘉五年（311年）开始，匈奴、鲜卑、羯、羌、氐等少数民族趁机起兵作乱，开始了对汉人社会的大肆杀戮和抢劫，整个中原地区开始了中国历史上罕见的长达130多年的分裂割据、互相混战的动荡时期。部分汉族于公元317年在江南建立东晋。但是南方也刚经历蛮族张昌之乱、杜弢之乱，人口也减少。东晋的版图狭小，湖南、湖北等很多地方还未开发，人烟稀少，其疆域只比三国时期的吴国稍微大一点，吴国人口只有两百多万。《通典》载464年南朝户口数是：户九十万六千八百七十，口四百六十八万五千五百一。那么东晋建立的时候人口可能只有三百万左右。
留在北方的汉族也只有几百万。北方各族竞相残杀，人口减少（有些民族还几近灭绝），最后鲜卑族成为最大的赢家。鲜卑族地位高，从事军事，藐视农耕，结果在内讧中，人口减少；汉族地位低，从事农耕，有着顽强的生育文化，人口不断增加，重新获得人口优势，鲜卑皇帝北魏孝文帝不得不实行汉化政策。为了补充兵源上的不足，北方鲜卑政权不得不开始大量起用汉军，甚至把公主嫁给这些汉族地主势力以拉拢他们，这就为杨坚灭胡和隋唐的建立创造外部条件。加上南朝汉族政权的的主体汉族人口，隋唐的时候，汉族占有绝对多数，从而避免了"黑暗的中世纪"出现在中国。
中国人口众多，主要是生出来的，而不是同化来的。上海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研究表明：汉文化的扩散源于人口扩张而不是民族融合。这篇题为《遗传学证据支持汉文化的人口扩张模式》的论文在2004年9月16日出版的英国《自然》杂志上发表。
唐朝时期吐蕃（西藏）人口众多，非常强盛，当时苯教使得藏人勇而好斗，是唐朝的最大的威胁，唐朝只好采纳和亲政策。自七世纪后期起，西藏军队开始进攻中国唐朝的边疆地区。安史之乱之后，唐朝实力下降，人口降低到1700万；西藏人口有800万，西藏军队曾经于公元763年一度攻占唐朝都城长安。唐德宗采纳"北和回纥，南通云南、西结大食、天竺"的战略，使吐蕃四面受敌，吐蕃才无力大举攻唐。但是西藏后面喇嘛教兴起，大量人口出家为僧，人口减少，对中原政权不再构成威胁。2000年全国人口12.6亿，藏族人口541万。
萨满教不但使得蒙古剽悍，也使得人口增加较快，在元代鼎盛时期，蒙古族人口占中国人口比例曾接近1/10.但满清入关之后，为了保证北方退路的安全，对蒙古民族明拉拢实打压防范了两百年。重要手段就是利用藏传佛教作为柔服蒙古的工具，实行"兴黄教以安众蒙古"的国策，通过影响生育文化以减少蒙古民族的人口（乾隆帝认为："所系非小，故不可不保护之，以为怀柔之道而已"）。通过物质刺激鼓励人们当喇嘛，喇嘛地位高，清政府在其《理藩院则例》中规定"喇嘛辖众者，令其治事如札萨克"，使掌权的喇嘛有了与旗长同等待遇和权力，上层喇嘛享有与蒙古王公同等的优厚待遇，人们愿意当喇嘛（类似于现在的"少生奖"、"丁克奖"、"关爱女孩"）。为了尽快推广喇嘛教，不仅给喇嘛优厚待遇，而且清帝亲自从国库中拨出国帑修建寺庙。"修庙一座，胜用十万兵"，"家有二子者以一子当喇嘛，有三子者以二子当喇嘛"，喇嘛人口甚至占到了总人口数的1/3.经顺治至乾隆一个半世纪（数千年一遇的全球人口快速增加时期）的优礼，藏传佛教的地位日崇，影响很大，其势力已伸入漠北、漠南和西部额鲁特整个蒙古地区，拥有寺庙千余座，僧侣数十万人。喇嘛教的盛行，使得大量人口出家为僧而不事社会生产和人类生产，严重限制了人口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在其他民族人口快速增加几十倍的同时，蒙古族人口却不断减少。如鄂尔多斯地区，清初人口有40万，到清末下降到仅有8万左右。满清政府对蒙古族的"计划生育"使得现在蒙古族人口只占中国的1/220.
法国长期是欧洲政治格局的主导者，17世纪中期法国人口两千多万，中国清朝初年也只有两千多万（考虑隐匿人口，最多四五千万），但是由于法国后面采纳马尔萨斯理论控制人口，现在法国人口只有0.6亿，而中国却有13亿。随着人口比例的降低，法国也逐渐丧失了其在欧洲的传统霸主地位。而16世纪人口不到法国1/4的英国（人口400万），现在后裔人口（包括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等地英裔人口）却超过2亿，主导世界政治格局超过两个世纪，并且在可预见的未来还将主导世界格局。500年前英语还只是欧洲一个落后地区400万人口的方言，现在成为世界语言。法国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孔德感叹说，人口就是命运。
自唐朝以来，中国人口一直居世界第一位。19世纪初全球人口达到10亿时，中国人口有4亿，占全球40%左右。但是近代中国人口增长缓慢，占全球比例不断下降，20世纪初降低为25%，1950年降低到21.9%.解放后中国人口增长与世界保持同步，1980年中国人口仍占全球的22.4%.但是1980年独生子女政策以来，中国人口占全球比例再度下降，2005年下降到19.3%，并且下降达到势头很难遏止。即使停止计划生育并千方百计鼓励生育，中国人口占世界比例也很难维持在15%.以人为本，是历史的共识，没有足够的人丁，何来兴旺？随着人口占全球比例的减少，中国在国际上的发言权也将下降。如果拿中国与印度作对比，则中国人口的相对量减少得更快。1901年印度人口2.38亿，中国人口4.26亿；2005年印度人口是1901年的4.6倍（11亿），而中国人口只是1901年的2.95倍。现在中国每年出生女孩只有600万，印度却有1200万，意味着今后印度在人口再生产能力上是中国的两倍。考虑到中华生育文化破坏严重，而印度生育文化却相对保存的比较好，那么今后中国每年出生人口可能不到印度的1/3.虽然中国目前比印度要富强，但是几十年之后中国将是有4亿老人的极端老化、人口不断萎缩的国家，而印度却朝气蓬勃，实力将远超中国。
人口政策是千年战略，政治制度是百年战略，经济政策是五年战略。人口政策失误后果不堪设想。不能贪图五年战略的政绩而误了千年大事。比如现在抬高房地产，发展一些超前的高消费，虽然能够刺激经济，有利于"五年战略"；但是却让老百姓养不起孩子，误了"千年战略"。"五年战略"的功臣，可能是"千年战略"的罪人。韩国、台湾、香港的低生育率很大程度是因为房地产等的畸形发展使得民生压力增大。中国于1990年开始生育率从2.2左右直线下降，降低到2000年的1.22，现在连生育意愿也只有1.73了，这很多程度是因为1990年代以来在分配制度、住房制度不断畸化以及教育、医疗等的产业化，使得老百姓的养育能力不断降低。
评价一个领导人历史政绩不同时代有不同标准。长期以来土地资源是最宝贵资源，开疆拓土的圣君、名将名垂青史；近代政治制度成为发展的瓶颈，制度改革者让世人敬仰。但今后最主要资源是人力资源本身，最大的问题是人口本身难以持续发展，要是能在人口问题上拨乱反正，将是功近而德远。
政绩标准要用面向未来的新标准，不要着眼于过去的老标准（东施效颦）。比如台湾、韩国目前的政治制度依照几十年前的老标准算是成功的，但是这套制度却使得生育率降低到1.1，社会难以持续发展下去。
从政治角度看，相对来说拉夫桑贾尼算是伊朗比较开明的领导人，但是伊朗的生育率下降（现在只有1.7左右，预计还将继续下降）就是因为拉夫桑贾尼的"两个孩子就够了"的人口政策。一些伊朗有识之士认为拉夫桑贾尼总统的人口政策毁了伊朗的前途。当年铁托是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开明派领导人，但是他的民族政策导致后面南斯拉夫的分裂。
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改革出现失误还有弥补的机会，人口问题的失误几代人也承受不了，中国有句老话：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但现在学者和媒体似乎只关注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的改革，而忽视人口问题的严重性。现行计划生育政策所造成的恶劣影响将危害几代中国人。
人口问题是一面镜子，最能反映出战略眼光！
作者简介：仓廪实（富）而知礼节（贤）。网名水寒、中山水寒。湖南洪江市人。1988-1999年在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学习，获临床医学学士、药理学硕士、药理学博士学位。1999-2002年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威斯康星医学院做博士后。2002年起为威斯康星大学妇产科Scientist.通过大量数据分析，根本否定中国的计划生育，率先在海內外中文网络媒体掀起了反思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思潮，是民间计划生育政策讨论中影响最大者。文章整理成《大国空巢》一书，42万字， 可通过北京的银行邮购。
有人担心停止计划生育会出现大的出生堆积高峰。其实1960年代出生的妇女基本上已没有生育意愿或能力，补偿性生育得指望1970年代出生的妇女。1970-1979年这10年共出生11059万女孩，以每年死亡0.22%计算，到2008年的时候还剩下10235万。
国家计生委的数据显示，中国现有2.4亿育龄妇女，其中有48%的妇女使用宫内节育器，有36%左右接受了输卵管结扎手术，永久绝育。为了巩固这一"成果"，各地计生部门近几年来采用了更残酷的强制逼迫的绝育手段，类似广西博白县的强制堕胎、强制结扎事件层出不穷。他们层层下达指标，将计划生育工作的"落实情况"与官员的奖金、工资、甚至是升官晋级捆绑在一起，基层组织与计生委干部抓捕超生罚款、实施堕胎、结扎手术已到了疯狂的程度。
1970－1979年出生的女孩，估计有40％左右（以农村妇女为主）已经生育二胎或二胎以上（扣除不孕不育率，实际生育率在1.3 左右），根据极高的二胎结扎比例，农村一般超过90％，这部分妇女，即总人口36％已经基本上没有生育能力，毕竟输卵管复通手术愿意做的人很少，即使做了成功率也不高。已经生育二胎或二胎以上，本来就不大可能准备再生育。
因此，先扣除这部分36％的妇女，剩余64％中又有30%不孕（女性从27岁开始生殖力就明显下降，1970年代出生的女孩都已经算是高龄育龄妇女了），算下来1970－1979年出生的女孩只有45％（4600万）尚有生育能力。而目前生育意愿只有1.73，她们中的大多数已经生育了一个孩子，这4600万妇女还有再生3360万孩子的意愿。
现在年轻一代普遍晚育。2008－2012年以1970－1974年出生的妇女为抢生主力，2013－2017年以1975－1979年出生的妇女为抢生主力，平均每年抢生336万人，这已经是较高的估计了。十年之中，可能前几年偏多一点，达到五百万左右，后几年偏少一点，可能只有一、二百万。
目前平均初育年龄为25岁，1980年代出生的一代还只是生育第一个孩子，1980年代平均每年出生女孩1000万左右，由于不生育人群的存在，意味着今后每年每年生育妇女只有810万，1980年代初出生的有少数才开始生二胎，每年总出生孩子最多不过1200万左右。那么在"补偿性生育高峰"期间，每年最多只出生1700万左右孩子。1990年之后每年出生孩子急剧减少，到1990年代中期之后，每年只出生600多万女孩。
可见这三千多万抢生儿童，是中国缓解老龄化危机的唯一希望（日本战后三年"团块世代"婴儿潮奠定日本几十年的繁荣）。这宝贵的三千多万抢生儿童，不但可以缓解现在幼儿园、中小学教师的失业压力，尤其有利于缓解即将于2020－2030年期间爆发的养老危机，保持中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中国应赶抢"补偿性生育高峰"，如果这个高峰被耽搁了，中华民族从此走向衰败！
一、少生孩子节省的钱到哪里去了？——谁挥霍了我们的"人口红利"？
计划生育使得中国少生2亿多孩子，从理论上中国应该有一个"人口红利"时期。而笔者通过比较中印两国的人类发展指数，计划生育并没有为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做出贡献 [1].中国从1980年到2005年平均生育率在1.82（城市只有大约1.0左右），而印度为3.71，就是说印度每个妇女生育的孩子数是中国平均的2.04倍，是中国城市人口的3倍多。换句话说，相对于经济发展并不算很成功的印度来说，中国是以2-3倍的综合成本（不光是金钱）培养一个劳动力。那么中国少生数亿孩子所创造的"人口红利"到哪里去了？
经济学者认为，在美国这样的主流家庭养育三个孩子的社会，养3个孩子的花销只相当于养一个孩子花费的1.6倍，可3个孩子长大后为社会创造的财富却是1个孩子的3倍。可见中国独生子女政策少生孩子的"人口红利"被这种经济学规律而浪费不少。
对孩子的投入（包括精力、感情和金钱的投入）就像给庄稼施肥一样，需要适可而止。施肥过量是有害的。一方面危害庄稼本身：一个是容易倒伏，倒伏一旦出现，就必然导致粮食减产；另一个是容易发生病虫害，氮肥施用过多，会使庄稼抗病虫能力减弱，易遭病虫侵染，继而增加消灭病虫害的农药用量，直接威胁了食品的安全性。此外过多施用的肥料量超过土壤的保持能力时，就会流入周围的水中，造成水体富营养化和地下水硝酸盐含量增加。就是说不合理的过多施肥不但降低庄稼产量，而且引起土壤退化，对环境也有损害。可见高投入不一定高产出[2].
要是主流家庭有三个孩子的话，更加模拟社会的模式，孩子的性格比较健康，独立生活能力强。而独生子女家庭却由于多度溺爱，在家里是小皇帝，在外面却要面对激烈的竞争，反差太大，"众星捧月"效应往往培养出孤傲、狂妄、自私性格，缺乏社会和家庭责任心，不但不利于孩子个人的发展，而且给社会带来的损失。
有什么样的生产力水平，就有什么样的消费水平和消费心理，人类几千年历来如此。一个正常的社会就是主流家庭没有太多余钱，不然的话，没人愿意干活了，社会就不会发展了。只要老百姓家庭有闲钱，就会被人（政府或者市场）"盯上"。美国、日本这样的发达国家，主流家庭仍然没有太多闲钱，还得辛辛苦苦养家糊口。家庭的闲钱肯定会被人拿走的，关键是被谁拿走，有什么回报。假如家庭有1000元的闲钱，被一家电器厂"盯上"，该厂为了拿走你这1000元，想方设法提高洗衣机质量、降低成本，将本来1200元的洗衣机的成本降低到950元，拿走你1000元，工厂赚50元（部分用来研制你今后需要的冰箱），皆大欢喜，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要是你这1000元被娱乐场所"盯上"，那么你就会血本无归。那么中国少生数亿孩子所"节省"的钱被谁"盯上"、到哪里去了？
1、行政成本增加。
从1978年至2003年的25年间，我国行政管理费用增长87倍（远远高于财政总支出的增长和GDP的增长），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由4.71%上升到19.03%，且近年来还在以平均每年23％的速度增长[3].到2004年增加到5521.89亿元，而1978年只有52.9亿元，增加100倍。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总人口中财政供养人口的比例为600∶1，而中央党校周天勇教授认为现在中国的官民比实际上是18：1，中国公务员年平均工资15487元，光是工资这一项就不少。还有公款消费（公车、公款吃喝、公费旅游、高档办公楼等）、决策失误等。我国的行政成本不但远高于欧美发达国家，而且高出世界平均水平25％。一方面中国是世界上行政成本最高的国家，另一方面中国也是行政效率最低的国家。并且过多的行政人员，玉龙混珠，必然招致扰民，管了大量本不该管的事。
2、腐败。
中国国家财政的钱多了，人员杂了（比如一个县只需要一个书记，一个副书记兼任县长，两个副县长；但要是多增加两个副书记、三个副县长的话，不但增加人员工资，更主要的是这增加的5个人中只要有一个是贪官，其造成的损失就是巨大的），又没有强有力的权力制约，想不腐败都难。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李志宁教授的估算，在 GDP 中占1/4 左右，但养活了99％的民众；而腐败之款，在GDP 中约占1/3左右，由1%人掌握。中国近年"新增储蓄额"竟然超过"工资总额"[4].
3、税负加重。
行政成本高，意味着纳税人负担重。从2000年中国开始进入美国财经杂志《福布斯》的统计开始，中国的税收负担指数便一路上扬，2002年位居第三，2004年第四，2005年更是以160的指数"跃升"全球第二，仅在几乎年年位居榜首、具有着过于慷慨的社会福利制度的法国之后（而我国老百姓却没有享受到社会福利）。我国有100万税务干部，而美国只有10万人；美国收10元税，只有0.5元是成本，而中国收10元税，有4-5元都是税收成本[5].也就是说：税务部门收到的税款的一半，都被他们自己花光了！
4、工资收入占GDP的比重却在不断下降。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资料显示（新华社2006年6月17日公布），2000年国家财政收入是1.3万亿元，2004年上升到2.6万亿元。仅4年时间，财政收入就翻了一番，而工资占GDP的比例，1989年是16%，2003年则下降到12%.根据中国社科院经济所李志宁的研究，从70年代末以来，"工资总额"在GDP中所占比重逐年走低。以2002年为例，居民工资总额大约在1.2万亿元左右，占当年10万亿元GDP的12%，就是说国民的工资总额只是政府财政收入的二分之一乃至三分之一强！就在工资占GDP越来越低的情况下，大部分由普通工薪阶层负担的个人所得税，却从1994年以来成为同比增长最快的税种，平均增幅高达48%，远高于9%的中国经济平均增长率 [6].中国工资只占GDP的12%，加上农民收入（假设为工资）不到GDP的10%，老百姓工资总额不到GDP的22%.
5、中国在基本民生方面的投入占GDP比例之低居全世界第一。
由于由于行政成本增加和腐败等因素，国家无力在民生投入。《中国青年报》2006年7月5日载：中共中央党校社会学教研室教授吴忠民近日指出，中国在基本民生方面的投入占GDP比例之低居全世界第一。我国现在每年用于社会保障、义务教育、公共卫生等基本民生方面的公共投入在GDP当中所占的比例极低，在基本民生的投入占GDP比例比非洲贫困国家还低。而用于行政、豪华性公共建设的公共投入在GDP当中所占比例却是世界第一。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青年报》2006年3月6日的报道："仅仅2005年，我国各级行政机关公车消费3000亿元，公款吃喝2000亿元，公款考察旅游1000亿元，三项合计高达6000亿元，占当年国家财政收入的20%，相当于国防开支的3倍、全民教育投入的5倍" [7].
由于政府无力投入，在医疗、教育等领域，管理部门以"市场化"为借口，将民众抛向积弊丛生和缺乏约束的垄断行业。民众的基本民生需求，反而成为了部分政府机构及相关的垄断行业的滚滚财源[8].《中国青年报》2006年3月的一项调查显示，85.3%的公众感觉生活负担比十年前更重。市场化后医疗、教育、住房成了压在老百姓头上的新"三座大山"[9].
6、贫富差别拉大，消费率持续走低。
由于分配不公导致贫富差别扩大。近期，由财政部组织的一项课题研究成果显示，目前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46.这一数字超过了国际公认的0.4的警戒线[10].中国社科院的调查报告显示，中国城市与农村之间的收入差距位居世界第一。
工资收入占GDP比重过低造成需求不足，而贫富差别太大导致有消费能力的没有消费意愿（消费饱和）和投资意愿，有消费意愿的没有消费能力和投资能力，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以及教育、医疗的产业化后也导致人们不敢消费。消费贡献率已由"九五"末期的73%下降到45%，而发达国家平均为80%.从1990年到2005年，16年的时间中国投资增速年均增长20.8%，消费年均增速只有4.1%.消费的萎缩自然出现商品积压与生产萎缩，企业也就不得不裁员或者倒闭，失业者自然也就要增多。据李志宁的估算，2002年中国"库存积压商品总值"就已经高达4万亿元，相当于GDP的41%，而西方国家通常不会超过1%.消费的萎缩导致目前这种"无就业增长" 、"高增长与高失业并存"的怪事，从长远看也必将降低经济的增长。
二、目前经济问题的根源——计划生育既惯坏了孩子更惯坏了政府
从上面分析可见，行政成本增高是中国很多经济问题的根源，行政成本增高、官员过多、过杂，一方面直接消耗财政，更重要的是充沛的财政收入是滋生腐败的土壤，官员腐败所引起的社会财富大量流失，导致政府在教育、医疗等方面的投入不足。由于行政成本以及衍生的腐败成本增加，于是把成本转嫁到老百姓头上，这就形成了旷日持久的低工资现象。贫富差别日益扩大，老百姓不敢消费，储蓄率增高，继而引起就业不振，经济后劲不足。而为了刺激消费，又"盯上"老百姓的储蓄，教育、医疗产业化， 房地产市场化。
中国行政成本成为世界之最，其原因在那里？说是制度因素吧，古巴、越南等国行政成本不高；说是文化因素吧，日本、韩国、台湾等行政成本不高；说是中国特殊的发展阶段吧，当年发达国家在中国目前水平的时候行政成本不高，比中国发展稍前、稍后的泰国、印尼、印度等国的行政成本也不高。
那么导致中国奇高的行政成本的一个重要原因（假如不是唯一原因的话）就是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由于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家庭消费结构畸形，给中国行政、房地产、教育、医疗产业带来了丰厚的利润，增加腐败的空间。就是说我们少生孩子所"节省"的钱被行政、腐败、房地产、教育、医疗"盯上"了。
计划生育使得家庭缩小，只需要比较少的收入就可以维持家庭基本消费，降低了家庭的生存所需要财富的底线，国家获取太高比例的财政用来行政成本。政府不可能自觉约束开支，无限政府的钱永远不够花，这是经济学和现代行政学早已共同揭示的朴素真理。远的不说，从2000年到2004年，政府财政收入4年翻一番，由13万亿元上升到26万亿元，大大高于同期国民收入增幅，可政府还是连年闹赤字[11].
为什么民众对改革的反思直到现在才大规模出现？原因是198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处在一个发展上升阶段，虽然工资收入占GDP的比例不断下降，而国家行政成本和腐败成本增加幅度远高于GDP增长，更是远远高于老百姓的收入增加，但老百姓的绝对收入还是有所增加，老百姓本领地纵向比较，有种知足感。并且国家经济支出不透明，老百姓感受不到行政成本和腐败成本的增加程度，就像水煮青蛙一样，没有感到问题的严重性。等到近年教育、医疗产业化、房地产问题出现后，已经威胁着普通老百姓的生存底线，才发现我们的很多改革并不是十全十美，有些甚至是极不合理的。其实农民在1990年代中期就已经感到生存底线受到威胁，只是农民没有发言权。城市对威胁的滞后感受，一方面是城乡差别，城市普通百姓经济水平比农村高，另一方面是因为城市平均只有不到1个孩子，农村平均超过1.5个孩子。要是占有社会发言权的城市主流家庭一直就有三个孩子，家庭生存底线就会明显提高，行政成本和腐败成本增加的余地就不大，医疗、教育、住房等行业也就没有太多的利润空间，经济就会比较健康地发展。
最先感受到生存底线受到威胁的是超生农民，因为中国的主流消费和公共消费（如医疗、教育、行政等）是依照城市主流家庭的收入所设计的，比如农村的教师、医生、乡镇干部的待遇都是对照城市员工的收入而不是农民收入的。而城市主流家庭只有一个孩子，这样农村超生家庭养育两三个孩子的代价就比正常水平要高，就是说他们除了超生罚款外，还以很高的成本在养育两三个孩子。但是对于他们的先觉的苦难，城市人口往往加以嘲笑，说他们的贫困是因为超生。
经济活动的核心是人，是劳动力，那么我们从劳动力的角度看看行政成本增高的原因。
从理论上讲，劳动力价值就是劳动力再生产的全部费用。根据劳动力再生产的方式和层次，这笔费用必须包括以下几个基本部分：
其一，劳动力简单再生产的费用：劳动力日常更新的费用（这就是日常的衣食住行的生活费用，包括住房的费用）和医疗保健的费用（通过医疗保健，防止劳动力的丧失、促使劳动力快速恢复、延长劳动力的劳动时间）。
其二，劳动力扩大再生产的费用：教育的费用。这个费用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指劳动者本人劳动培训，另一方面劳动者子女的教育（劳动者过去的教育费用已经由其父母承担，给劳动者子女的教育等于补偿劳动者父母过去在劳动者身上的教育花费，是教育成本转移补偿）。
其三，劳动力完全更新的费用，也就是劳动者繁衍儿女的生活费用。劳动力的寿命是有限的，这就必须通过生育加以补充，劳动力的稳定是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根据人力资本理论，一个人人力资本积累的大部分是发生在家里，特别是在生命周期中的最初阶段。劳动者进入企业时候，这个成本早由父母完成积累，企业提供劳动者养育儿女的费用等于是生育成本的转移补偿（其中教育的费用与上面第二部分重叠）。
其四，劳动力丧失的风险保障（如失业保险、养老保险等）的费用。
这些费用包括劳动力简单再生产与扩大再生产的基本费用。
主流家庭需要养育三个孩子才能保证世代更替，才能防止今后劳动力数量不减少。计划生育减少孩子数，等于是政府和企业克扣劳动力用来养育子女的这部分工资。对城市来说，等于克扣了2/3的这部分工资。中国高昂的行政成本很大部分是从克扣这部分工资开始的，随着行政成本和腐败成本的增加，随着医疗和教育的产业化、，住房商品化、低价买断工龄，等于工资四个组成部分都被克扣，企业支付给劳动者的报酬甚至维持不了劳动力日常的简单再生产。企业和政府获取大量利润，有这个利润，就可以补偿其他要素的高成本（比如生产同样价值，中国消耗的能源是日本的9倍，泰国的3倍），导致粗放式的发展。就是说，政府和企业在获取劳动力大量剩余价值，有能力完成产业升级、完成技术改造，但却没有这么做的动力和压力。
从劳动力再生产的方式，可见现在城市和沿海的繁荣很大程度是廉价利用农村的劳动力积累，工资只支付了劳动力的日常再生产的费用。由于人员流动已经全国化，并且是单向的，国家需要通过税收等途径，筹免费义务教育等经费，返回农村和内地的劳动力再生产的的成本。
有人可能会问：难道一个家庭少生一两个孩子会有这么大的影响？想一想，社会是由人组成的，而家庭是社会的细胞。还有什么比家庭结构的畸变对社会影响更大的了？将一个人置于强烈放射线下，绝大多数细胞发生畸变，整个人难道还会正常（会导致多器官癌变的）？主流家庭的在被强制的情况下都出现家庭结构畸变，必然引起整个社会结构的畸变，首先表现在经济结构的畸变就不足为奇了。现在决定生产的不是供给能力，而是需求的多少。家庭消费是社会消费的基本单位，家庭消费畸变必然导致社会消费畸变，从而影响整个社会的经济态势。研究中国的经济，无视家庭结构的因素是不应该的。
有人说一个孩子就已经感到困难了，要是有两三个孩子的话，根本养不起，幸亏只有一个孩子。我们再仔细算一笔养孩子的帐：中国工资总额只占GDP的12%，加上农民的收入和合法的其他收入（如福利），根据中国社科院李志宁教授的估算，占 GDP的1/4，但是养活了99％的民众；GDP 的1/3 是腐败成本，被1%的人掌握。此外还有行政成本等其他开支。而其他国家光是工资总额就占GDP 的54%-65%.就是说中国老百姓掌握的财富太少了。假如中国老百姓掌握的财富从目前的25%上升到50%（这个要求不算高） ，意味着每个家庭财富增加一倍。假如现在财富单位为100，夫妻双方加上独生子女，平均每人33.3；增加1倍，财富单位为200，一个家庭养育三个孩子，共五口人，每人财富单位40，人均财富拥有量比现在还要多。并且主流家庭都养三个孩子的时候，养孩子本身的成本将会降低，总体生活水平比现在高多了。
而要是1980年不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并彻底停止计划生育，不过增加1.3亿人口（最夸张估计不超过2.2亿），只有1980年代初出生的大约三千多万（最夸张估不超过五千万）进入劳动市场的，相对于目前9亿多的劳动人口来说比例不高，对现在就业影响不大（并且，虽然全国总体劳动力并不短缺，单现在结构性劳动力短缺缺的就是这个年龄的劳动力），但是养育这1.3亿（2.2亿）人口减少妇女工作时间（根据联合国《2005年人类发展报告》，中国女性劳动参与率罕见地高，占男性的86%，在全世界排名17位），而这1.3亿（2.2亿）人口的本身消费又增加就业机会，尤其是消费理顺后增加大量的就业机会。因此，没有1980年代的计划生育，总体来说还能大大缓解现在就业压力，从物质上来说，现在养活13亿和养活14.3亿（15.2亿）没有太多差别，比如目前中国"库存积压商品总值"就已经高达4万亿元，相当于GDP的41%.
寒门出孝子，白屋出公卿。同样的道理，一个廉洁高效的政府也只能是逼出来的。计划生育不但娇惯了孩子，更惯坏了政府。"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奢华的行政成本要降下来不容易。
来源：光明观察 2006-7-19
——中国人口问题不是因为毛泽东鼓励生育
1、问题的提出
1979年8月5日，《光明日报》发表了一篇后来流传甚广的文章 "错批一人误增三亿"，意思是1959年毛泽东 "错批"了马寅初，从而导致"误增"了三亿人口。举国上下为此"严重失误"痛心疾首。在此背景下，经过先期试点，中国于1980年全面推行独生子女政策。从此之后，中国的一切问题都归因于"人口过多"。
"人口问题是个筐，什么都可以往里装"！在一般人眼里，中国的一切问题都是人多为患。
近年电力短缺、粮食短缺，人们将之归罪于人口过多，但其实真正原因是1998年以后的几年间电力投资锐减和粮食政策失误。
现在就业压力大，人们将之归罪于人口过多，其实人口决定消费，消费决定生产，生产决定就业。减少人口减少消费，哪里还有就业机会？巴西面积相当于美国的91%，自然资源丰富，气候良好，人口只相当于美国的60%，但巴西生活水平比美国差多了，失业率是美国的2倍多。生活水平比中国好不了多少，综合国力还不如中国。因此中国目前的失业率并不是因为人口过多，而是由于产业结构改变，减少人口并不能降低失业率。
很大程度是因为1979年以来的教育失误，教育投入之少世所罕见，全世界190多个国家中有170多个实行免费义务教育，但我国却没有（名义上有），近年高校又盲目扩招，导致大学生和低素质人找不到工作，技术工人却奇缺，结构性民工荒已经开始。
春运期间火车拥挤，人们将之归因于人口过多，其实真实原因是中国人均拥有铁路才5．5厘米，不及一支过滤嘴香烟长，在世界上排在100位之后，并且世界上有几个国家像中国这样经济发展不平衡，造成西部与东部之间世界之最的巨大人员流动，而且集中在春节前后一两周这样短的期间？
中国近年城市环境污染严重，人们也将之归罪于人口过多，其实任何国家在工程化过程中随着农村人口大量进城，都曾出现过城市环境污染，并且中国环境污染更主要的原因是粗放型的发展模式，是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后果（意味着中国现在的环境污染部分是发达国家转嫁过来的）。即便如此，近年来中国森林面积在持续增长，沙化土地开始减少。
有人认为，毛泽东鼓励生育造成人口过剩，1980年才不得不实行独生子女政策，是对毛泽东错误的人口政策的"补救"，要是没有毛泽东的鼓励生育也就没有后面的计划生育了。
总之，人们认为中国的一切问题都是因为毛泽东没有采纳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反而鼓励生育造成的，要是当年采纳马寅初人口论的话，中国生活水平早就赶上美国了，也没有就业压力，没有环境污染了。
中国人口问题真的是毛泽东鼓励生育造成的吗？要是当年采纳马寅初人口论控制人口会怎么样？接下来笔者将从多个方面探讨中国人口问题的来龙去脉。
2、人口迷雾的透视器——以人为本的HDI发展观
中国人口问题迷雾（"人工"成分比较多）重重，也正是因为有迷雾，一切社会问题都被或有意或无意地往这个迷雾里推。人口问题成了一切问题的遮羞布，"人口过多"的迷雾掩盖了无数失误。透视这个迷雾既有利于还原历史，更有利于展望将来。
在令人眼花缭乱的大量偶然现象背后，往往隐藏着必然规律。其实社会学也可以借鉴医学的思维。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就是找出与疾病正相关或者负相关的症状或体液指标，据此来诊断疾病、预测疾病的预后，相关系数越高，诊断越准确。生育率降低是"疾病"，但这个疾病可以用并发的"症状"来诊断。既然生育率随着社会发展程度的提高而降低，那么就可以用反映社会发展的指标来诊断生育率。笔者比较了联合国公布的多项社会发展的指标，发现多项指标都与生育率负相关，但只有人类发展指数（HDI）与生育率的相关性最强，相关系数高达-0.916，是诊断生育率的最好指标。
首先简要介绍一下人类发展指数：
长期以来，国民生产总值（GDP）是反映人类发展的一个重要指标，有些政治家将人均GDP的提高作为政绩的唯一指标。盲目追求人均GDP必然导致粗放型的发展模式：粗放式地利用自然资源、人力资源，粗放式地污染环境，忽略人的本身发展（比如舍不得在教育和科研等方面投资）。这种粗放型"以物为本"的发展观已经严重透支中国可持续发展的潜力，已经威胁到社会的和谐稳定。
对于西方国家本身来说，由于过度注重"物"，而不是注重"人"，生育率不断下降，人口本身的再生产都面临危机，这表明近代西方文明主导的"以物为本"的发展观已经陷入危机。
由于注意到"以物为本"的GDP发展观的缺陷，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等人开始积极倡导一种"以人为本"式的发展观，并于1990年发起了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HDR）》系列书籍的写作和出版，以倡导和推行这种新的人类发展观。这一系列的报告在新的高度上重新提出了古代思想家如亚里士多德等人的以"人"为发展的中心的思想，提出了经济发展为人的全面进步服务的主张。根据这种新的发展观，人类发展就是拓展人的选择的过程，其中最为重要的是长寿而健康、接受教育、享受到体面的生活，其它的选择包括政治自由、有保障的人权和自尊等等。Amartya Sen说："人类发展战略是以人为中心的发展战略，人类发展体现了以商品为中心战略的发展向以人为中心战略的发展的转变。发展的政策目标应当是增强人们的能力满足需求，而不只是GDP增长。"[1] 这种"以人为本" 的新型发展观近年来已经为我国政府所采纳。
从食古不化到食洋不化，经过近百年的痛苦实践到现在回归古代哲人的"以人为本"、"和谐社会"，表明中国式的道路探索已取得可喜的进展。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自1990年以来，每年发布《人类发展报告》，其中一个关键指标是人类发展指数（HDI），该指数由反映人类生活质量的三大要素指标（出生时预期寿命、受教育程度、实际人均GDP）合成一个复合指数，通常作为衡量人类发展的综合尺度。HDI的三个方面的指标：一是指人均收入，通常是指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国际美元值，反映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可资利用的物质财富的多少；二是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以反映卫生发展状况；三是总入学率和识字率，以反映教育发展水平[2].
由于人类发展层次多元化， HDI 将人类发展仅区分为三个维度，似乎太简化了。但 UNDP 认为在发展过程中，这三个范畴对人类而言是最必要的和最基础的，如果这些基本范畴无法获得良好的发展，其它的发展层次必然无法达到或没有意义。UNDP 经由主成分分析法（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分析后指出， HDI 的三个成分近乎等权重的线性组合解释了88%的一般化变异数，大大强化了 HDI 在此议题上的客观代表性[3].
联合国根据不同的发展水平将世界各国分为三类：一是低水平人类发展国家，HDI在0～0.5之间；二是中等水平人类发展国家，HDI在0.51～0.80之间；三是高水平人类发展国家，HDI在0.81～1.0之间。
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资料[4]，笔者比较了联合国2005年公布的人口超过500万的国家和地区的HDI（2003年）和TFR（2000-2005年），发现HDI越高，TFR越低，二者直线负相关，相关系数高达-0.916.低水平人类发展国家生育率都非常高。比如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的HDI在0.9以上，但平均总和生育率不到1.5；布隆迪、尼日尔、塞拉利昂等非洲国家的HDI在0.3左右，平均总和生育率在7.0左右。也大概就是民间所说的"越穷越生"（但越生不一定越穷，而是"有子穷不久，无子富不长"）。
虽然总体来说，HDI越高TFR越低，但是由于区域文化、宗教、民族心理等的差别，在同等HDI的情况下，TFR并不完全一致。
表3.1不同类型国家的HDI（2003年）和TFR（2000-2005年）
资料来源：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05年公布的2003年人类发展报告[4]
几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同等发展水平的国家中，中华文化圈国家和地区（韩国、香港、台湾、泰国、越南等）的生育率比其他国家低（在一个国家内部，华人生育率比其他民族低）；曾经是社会主义国家（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匈牙利、波兰、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等；但原苏联国家中的穆斯林国家除外）的生育率比其他国家低；拉美和加勒比海国家的生育率比其他国家高；穆斯林国家的生育率远远比其他国家高。后行国家达到相同的HDI时候，生育率要比先行国家当年要低。比如日本生育率只有1.29，台湾、韩国不到1.2，香港只有0.9；而欧美主要大国中，美国生育率有2.1，法国1.9，英国1.7.
笔者根据联合国2005年公布的人口超过500万的国家和地区的以购买力计算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国际美元值（2003年）和TFR（2000-2005）绘制相关图。发现人均GDP确实与TFR负相关，但相关系数只有-0.656 （即使$5000以内区域相关性比较好，相关系数也只有-0.74），相关程度不高；而HDI与TFR的相关系数高达-0.916，相关程度极高。可见用人均GDP研究人口远没有用HDI可靠。
3、社会发展水平决定了解放初中国的高生育率
中国人口在停滞了一百多年后，于1949年后再次快速增长，由1949年的5.4亿增加到1959年的6.6亿，1970年的8.25亿，1976年的9.33亿，再到1980年的9.87亿。一些人产生了恐慌心理，惊呼中国已人满为患了，并不假思索将人口问题归到毛泽东身上， "错批一人误增三亿"的谣言广为流传。中国大陆人口由1950年的5.52亿增加到1980年的9.87亿，增加1.79倍；与此同时中国台湾地区的人口798万增加到1785万，增加2.24倍，大陆怪毛泽东，那么台湾怪谁？1950年中国人口为5.52亿，全球25.2亿，中国占全球的21.9%，1980年中国人口为9.87亿，全球44亿，中国人口占全球的22.4%.说明中国人口增长与全球同步，中国怪毛泽东，那么全球怪谁？
上文已经提到人类发展指数与生育率高度负相关。纵向来看，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随着HDI的提高，进入中等水平人类发展国家（HDI 0.51-0.8）行列后，都经历过从高生育率向低生育率的转化（从"窗口期"进入S形顶端）。HDI 0.5是个分水岭，低于0.5的国家，生育率都在5、6左右，而HDI超过0.5之后，生育率都将快速下降。就像感冒，有高度规律性，只要没有严重并发症，没有必要特殊治疗，不用药七天好，用药也是七天好。巫师、庸医往往利用这个规律，贪天之功，将感冒的痊愈归功于自己的水平。
中国的HDI在1950年才0.159（印度0.16），经过25年的努力，在1975年HDI达到0.525（相当于美国1880年左右的水平、印度1992年的水平）。就是说中国在1970年之前属于低水平人类发展国家，在这个发展层次的国家都是6.0以上的高生育率。而1970年之后，中国已经步入中等水平人类发展国家，即使不实行计划生育，生育率也会急剧下降的。
世界上还没有哪个国家是凭减少人口提高HDI的。美国HDI从1870年的0.467（中国1960年代水平）增加到1913年的0.733（中国2001年的水平），花了43年；日本HDI从1870年的0.160（相当于中国1950年水平）升高到1950年的0.607（中国1987年水平），花了80年。
4、中国人口"过剩"是因为毛泽东鼓励生育吗？
新中国成立之际，美国艾奇逊暗示，中国政府解决不了自己的粮食问题，中国将永远是天下大乱，只有靠美国的面粉才有出路。艾奇逊的这些言论在当时中国的一些知识分子中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毛泽东针对艾奇逊的观点，针锋相对地指出："革命的发生是由于人口太多的缘故么？古今中外有过很多的革命，都是由于人口太多么？中国几千年以来的很多次的革命，也是由于人口太多么？美国一百七十四年以前的反英革命，也是由于人口太多么？"、"中国人口众多是一件极大的好事。再增加多少倍人口也完全有办法，这办法就是生产"、"革命加生产即能解决吃饭问题"、"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我们是艾奇逊反革命理论的驳斥者，我们相信革命能改变一切，一个人口众多、物产丰富、生活优裕、文化昌盛的新中国，不要很久就可以到来，一切悲观论调是完全没有根据的。"（《毛泽东选集》第四卷）
1980年代，毛泽东的上述观点引起了很大的争论，被一些人认为是毛泽东主张人口越多越好、鼓励生育的主要根据。
其实毛泽东的这些讲话只是为了消除艾奇逊言论的负面影响，并不表示真的鼓励生育。同样，针对核威胁，毛泽东也说过"不怕死人"的话。说什么并不表示做什么，要看当时说的目的。
并且毛泽东否定中国人口过剩的观点本身并没有错。三联书店在2000年出版了《人类的四分之一：马尔萨斯的神话与中国的现实》，作者为著名物理学家李政道之子李中清。在这本书中，作者用详尽的数据和严谨的分析，证明了中国在过去的三百年间，即使在清朝后期，也根本没有过"人口过剩"。马尔萨斯的中国人口观完全建立在对中国历史和现实极度无知的基础上。
18世纪全球人口快速增加的时候，中国妇女平均只生育6个孩子，说明中国妇女现实极限生育率只能在6.0左右。有人将中国人口问题归因于毛泽东时期鼓励生育政策。其实中国只在1953年之前鼓励过生育（战后大多数国家都这样）。但1950年到1953年中国妇女总和生育率仍然只有6.0左右（这几年分别为5.81，5.7，6.47，6.05），与1949年之前没有差别，也与当时的韩国、越南、泰国、巴西、印度、新加坡、中国台湾没有差别（这些国家和地区当时的生育率都在6.0左右）。难道这些国家和地区也鼓励生育了？可见中国当时鼓励生育成效不大（因为当时本身就接近极限生育水平，再鼓励也没有用；何况当时也没有明确鼓励生育和增加人口的政策和主张）。在1971年中国开始推行计划生育之前，中国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仍然只有6.0左右）与印度、韩国、越南、泰国、巴西相比仍然没有明显差别。1971年，以国务院批转卫生部、商业部、燃料化学工业部《关于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报告》为标志，中国开始推行计划生育，1973年全国城乡计划生育工作全面开始，允许生育两三个孩子，中国生育率从1973年的4.54快速下降到1979年的2.75（与现在印度差不多）。
可见中国人口"问题"并不是因为毛泽东鼓励生育。
此外，医学条件也不允许中国在1950年代就开始实行计划生育，当时中国连避孕套都不能生产，绝大多数妇女都是靠接生婆接生，只有顶级医院能做人工流产手术，总不能将育龄妇女都置于生命危险之中吧？总不能将生下来的孩子都掐死吧？在1970年代中国医学条件才开始成熟，避孕措施才有条件普及，才能比较安全地实行计划生育。要说毛泽东在人口问题有失误的话，就是不应该在1973年全面实行计划生育，虽然当时是允许生育两三个孩子，到他1976年去世，并没有少生多少孩子，但是为1980年代的极端计划生育开了一个很不好的头。
即便当时中国没有毛泽东，而是一个西方式的议会，马寅初的提议既违反西式的"人权"法则，又违反中式传统道德，有一丝一毫通过的可能吗？所以将人口问题算在毛泽东身上加以谴责是十足的诬蔑。
5、解放后中国人口快速增长的主要原因——社会发展超前于经济发展
既然不是因为毛泽东鼓励生育，那么为什么中国人口在解放后快速增长？
我们来分析一下人类发展指数（HDI）的三个指标。HDI主要用三个维度来评价人类发展：能否过一个长寿而健康的生活，是否接受很好的教育，是否拥有体面的生活水平。因此，这个指数不仅包括收入本身，而且包括预期寿命、入学率和识字率等其他指标。
毛泽东在人口方面并没有错
建国初婴儿死亡率、孕产妇死亡率、儿童死亡率都非常高。1949年以后，由于战乱的结束，并因为大力发展农田水利建设（袁隆平认为70年代的农田水利建设是历史上最好的）和建立农村医疗体制（经过2003年SARS的流行，中国政府重新认识到农村医疗体制的重要性，痛定思痛，决定重新建立农村医疗体制），医疗卫生等方面得到长足的发展（中国的医疗卫生和教育当时在发展中国家名列前茅），死亡率（包括婴幼儿死亡率、孕产妇死亡率）急剧下降，寿命显著延长，人均预期寿命从1949年的35岁延长到1976年的65岁，1981年的68岁（接近当时发达国家水平；印度当时只有54岁），再到现在的72岁，而世界平均预期寿命只从1949年的47岁延长到1976年的58岁、现在的67岁，中国人均预期寿命延长明显快于世界平均水平，这些足以说明当时中国的医疗体制的正确性。而印度预期寿命现在都还不到64岁。并且中国的这种社会进步主要是在1979年之前所取得的。可见当时社会发展明显超前于经济发展。最近世界银行仍然高度评价中国当时的医疗进步[5].
而根据联合国发展署2005年的资料，中国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社会发展（医疗、教育等）明显落后于经济发展。中国在发展方面取得的显著进步没有使贫困人口受益，特别是没有能够将创造的财富和提高的收入转化为更快地降低儿童死亡率。在废除了公费合作医疗体制之后，中国７０％到８０％的农村家庭没有医疗保险，这方面的缺失导致了婴儿的不必要死亡。在1970年代中国预期寿命比韩国长0.6岁，现在则比韩国短5.4岁。1981年 以来中国预期寿命只延长了4岁，而印度则延长了10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王慧炯在评述联合国报告时表示，虽然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经济发展很快，卫生医疗却是倒退的。
虽然中国妇女生育率与越南、泰国、巴西、印度等地区没有明显差别，相对于中国本国1949年前也没有明显变化，但由于死亡率降低、寿命延长，人口快速增加，中国人口从1949年的5.5亿增加到1970年的8.5亿、1980年的10亿。换句话说，1949年后中国人口快速增加，更大程度是因为"死的太少"（尤其是婴幼儿死亡率大为降低），而不是"生的太多"。
一定要将现在的人口压力归因于毛泽东的话，那只能怪他将一个发展中国家的死亡率降低太多了、将寿命增加得太多了。如果中国没有建立起赤脚医生制度，中国的婴幼儿死亡率与印度、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的话，那么现在在世的各位相当部分可能早在婴幼儿时期就夭折了。
其实毛泽东时代的那种将社会发展超前于经济发展的发展模式（提高教育和医疗水平，降低婴幼儿死亡率等），是不利于当时的生活水平提高的，因为要将婴儿抚养成人需要付出抚养成本和教育成本，"十年育树，百年育人"，这些投入需要20年才能转化为经济力。对当时的困难，熬一熬也就过来了，从民族长远利益来看，那些投入是战略投资。人口从来就是战略资源，只是很多人视而不见。中国人均GDP比突尼斯等很多穷国还少，但中国领导人仍然能够得到国际社会尊重，出访美国等国可以到一流大学演说，而非洲小国领导可以吗？海外中国人仍然感到祖国的强大。诚如仲大军先生所指出："改革开放这么多年来，中国与世界打交道主要依靠得是什么？（不是资金，不是技术，不是资源），实际上是人口，充沛的劳动力资源。就是仗着如此大量的劳动大军，中国成了世界工厂，成了世界生产基地。一旦中国人口这一宝贵资源减少，影响的将不仅是中国社会和中国经济，而是整个全球经济"。为政者将这个优势发挥到了极至，却说什么人多是问题。可以说，现在的经济发展很大程度是"吃祖宗的饭"，但现在的计划生育却是"断子孙的根"。
有人说国际社会谴责中国计划生育是为了增加中国人口，好剥削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其实西方国家都希望人民币升值，希望中国政府提高工人工资。人民币升值、工人工资提高的幅度是有限的，超过一定程度后，中国还有什么可与国际社会竞争？中国还有多少企业能够挺过去？企业挺不住，意味着更多的失业！
6、要是当年采纳马寅初人口论会怎么样？
1949年中国人口5.5亿，解放后中国人口迅速增长，1953年，中国进行了历史上第一次人口普查，结果表明，截止到1953年6月30日中国人口总计601，938，035人，估计每年要增加1，200万人到1，300万人，增殖率为千分之二十。历史上一直缺乏的人口一下子变成社会问题了。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先生提出了著名的"新人口论"，他说："中国人口这样发展下去，十年后有八亿一千万，五十年后多少？吓死人！二十六亿一千九百万"，他提出"一对夫妇只生两个孩子"的主张。虽然他一直说他的"新人口论"有别于英国政治经济学家马尔萨斯于1798年发表的《人口论》，但事实上仍然不过是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变种。1959年马寅初的"新人口论"遭到批判。
1979年夏天，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兼组织部长的胡耀邦在审阅有关马寅初的材料时，含着眼泪说："当年毛主席要是肯听马寅初一句话，中国今天的人口何至于会突破十亿大关啊！批错一个人，增加几亿人。我们再也不要犯这样的错误了。共产党应该起誓：再也不准整科学家和知识分子了！"。笔者对这种说法表示怀疑，因为胡耀邦以亲民著称，能够为在文革中被整倒的高干和知识分子平反，能够制定给少数民族的优惠政策，难道对数亿生命竟然如此漠视？
稍后《光明日报》发表了 "错批一人误增三亿"一文，指出1959年"错批"马寅初导致"误增"三亿人口。中国人口1959年6.6亿，1979年9.709亿。就是说依照马寅初的理论到1979年中国人口只能在6.7亿左右，这意味着中国人口在寿命大幅度延长的情况下零增长。"错批一人误增三亿"的谣言从此广为流传。
马寅初老先生关注的是人口数量和增长率而不是人口结构，是通过减少新生人口来降低人口总量，实现人口的零增长，他主张每对夫妇只生育两个孩子。笔者要提请大家注意的是，他那个时候提倡的生育两个与现在生育两个意义完全不一样，建国初婴儿死亡率为20%（现在2.55%），孕产妇死亡率为1500/10万（现在50.2/10万），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25-30%（2003年2.99%），我国人民平均预期寿命从1949年的35岁增加到现在的72岁。马寅初的主要思想是维持人口总量不增加，后面的计划生育政策与马寅初的新人口论是一脉相承的。事实上，除了马寅初外，当时主张计划生育的还有劭力子，劭力子见到人家生了一个孩子后，就说：不要再生了。马老先生提出的生2个，在当时是错误的（当时高婴幼儿死亡率、高孕产妇死亡率），在现在也是错误的（现在至少有12.5%的不孕人口，并且单身和丁克很多，只愿意生一个的不少，总和生育率连1.7都难以达到）。
在马寅初提出人口论的40年前孙中山担忧亡国灭种，在马寅初提出人口论的3年后中国人口还接近负增长。马寅初只看到1949年以来几年的快速增长，就提出限制人口增长；而毛泽东却从历史眼光看到中国自1800年以来人口增加缓慢（中华民族占全球比例自从1800年以来下降一半），而没有立即限制人口增长（并且当时国际形势不容乐观，谁也难以断言今后没有战争）。
第4次和第5次人口普查数据均显示1959年到1979年共出生4.57亿人口，按照光明日报的说法，不批马寅初的话，人口会少增加三亿，就是说要是依照马寅初的观点，其中3亿是不应该出生的。换句话说，2005年26到46岁之间人口应该为1.57亿而不是现在的4.57亿（65%的人口不应该出生）。这3亿人口大都已经结婚，1959年左右出生的妇女生育高峰在1984年左右，统计局资料显示1984年总和生育率为2.35；而1979年左右出生的妇女除了少部分没有生育外，大多数都已经生育，平均生育率可能还不到1.3.粗略假定这个群体平均生育率为1994年水平（当时总和生育率为1.56），就是说假设这3亿人口中的1.5亿妇女平均每人已经生育1.56个孩子，那么共有2.34亿孩子。这些所谓"误增"的三亿人加上他们已经出生的子女总共5.34亿人口，虽然只占中国2005年底总人口的41%，但却占了中国46岁以下（根据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和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1959年以后出生人口共9.3亿）人口的57%，他们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主力和可持续发展的潜力。
多出的这3亿青壮年人口，都是各部门各行业的主力！这意味着现在的劳动骨干有一大半本来是不应该出生到这个世界上的。没有这三亿年轻劳动人口，现在中国怎么发展？经济实力还能排世界第四？没有这"多出的"3亿及其2亿多子女，中国确实达到某些人宣称的"理想人口"7亿多的水平，但2005年60岁以上人口同样有1.45亿（都是1945年以前出生的），比例高达18.1%！现在国家只承担城市人口中四千万离退休职工的养老金，并且由全国人民纳税来支付（农民通过廉价劳动力支持国家基础建设，并且是义务兵的主要来源，要是没有2.5亿农民工所创造的财富，政府财政就无法运转）。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部长郑斯林透露：目前我国养老金缺口相当于我国近一年的国民经济总收入。没有这"误增"的三亿青壮年劳动人口，老年人怎么活？总理怎么当？中国今后怎么持续发展？现在（2007年）48岁以下的人在唠叨"错批一人误增三亿"时，可曾想到要是当年没批马寅初的话，你们中的一大半都是不可能出生的。想到这里，背后冷飕飕的，毛骨悚然！说严重点，马寅初的理论与马尔萨斯理论一样是反人类的。我不清楚当年批马寅初的具体动机是什么，但不论如何是歪打正着。不批马寅初人口论，天理不容！
减少这三亿人口真的能让中国富强吗？城市化和工业化是历史趋势。减少这三亿人口以后，中国人口总数仍然不少（到现在还会有近8亿），还是不能像中东那样靠出卖原始资源致富（俄罗斯人口稀少、资源丰富，并且人口从1992年以来就不断减少，但也没有靠出卖资源而发财），还得靠廉价劳动力起家进行原始积累，比如前些年的基础设施和重工业建设。城市化和工业化就会滞后，就业率不一定比现在高，经济就无法起飞，整体国力肯定是大幅度下降的。没有这三亿青壮年劳动人口，中国就没有劳动力优势，外国企业也不会像现在这样涌向中国。就算人均劳动力收入会有所增加，但与现在一样多的老年人需要赡养，实际生活水平不一定比现在高。人均养老比增加，意味着有相当部分劳动力时间需要花费在侍候老人方面，创造财富的时间大为减少。
有人因为现在的农民工收入不高，就以为他们创造的财富不多。事实上农民工的超低工资是不合理的分配制度所致。但作为国家，农民工创造的全部财富都是计算进了GDP的。没有那些农民工，现在的"富人"不会富，国家也不会富。
在1959年采纳马寅初理论后，即使到1979年后也一直依照马寅初的生育2个的理论，那么考虑到至少15%的不孕、单身、丁克等不育人口（其实光不孕家庭就占12.5%，并且正不断上升），不考虑婴幼儿和孕产妇死亡情况，那么生育率也只能在1.7.这1.57亿1959年到1979年出生的人口中有妇女7700万，生育孩子1.3亿。以妇女平均生育年龄为25岁计算，那么1954年到1958年出生的妇女生孩子也在1979年之后，这个年龄段妇女4363万，以1.7的生育率计算，生育7418万个孩子。就是说以马寅初的理论，从1979年到2004年只能出生2.05亿孩子。2000年人口普查显示从1979年到2000年出生4.239亿，加上国家统计局显示的2001年到2004年这几年出生的五千万左右，共出生4.8亿左右，比马寅初理论要求的2.05亿多出2.75亿。2005年初有13亿人口，扣去这2.75亿，也扣除1959年到1979年多出生的3亿，等于7.25亿，就是说按照马寅初的2胎理论，中国2005年初只能有7.25亿人口，确实是接近零增长。那么2005年中国60岁和65岁以上老年人比例分别为20%和14%（目前实际分别只有11%和7.8%），65岁以上老年人比例高于美国目前的12% （美国的养老金制度已经建立70多年），相当于日本（现在为15%）1996年水平（日本在1996年的时候人均GDP为38555美元）。
上面是粗测马寅初理论的后果，我们再分几种情况细测马寅初理论的后果。依照马寅初的理论，每对夫妇生育只能生育两个孩子，就是说政策生育率为2.0.光明日报的文章声称推行马寅初的人口理论从1959年到1979年会少生３亿，可能是考虑到当时的高婴儿死亡率、孕产妇死亡率、儿童死亡率。有人会说，即使有婴儿、儿童死亡，但还可以再生（其实生育时间是有限的，补生并不一定成功）。那么我们就分几种情况分析马寅初人口论的后果：
1、假设光明日报的说法是对的，将1959年到1979年出生的4.57亿按比例减少三亿后，1980年后仍然继续马寅初的"只允许生育2胎"（每个妇女最多只生育2个孩子）的政策，不生育人口（不育不孕症、单身、丁克）在1980年到2000年以10%计算，2000年以后以15%计算（现在光是不育不孕症人群比例就高达12.5%；但1980年代发病率要低一些，并且1980年代丁克思想还没有流行）。
2、假设光明日报的说法是对的，将1959年到1979年出生的4.57亿按比例减少三亿后，1980年停止计划生育，平均每个妇女生育两个孩子（由于有单身、丁克，并且一些只愿意生育1个孩子，就需要主流家庭生育3个孩子，另外一些人生育4、5个孩子）。关于这个方案需要说明：如果从1959年到1979年实行马寅初的计划生育方案，生育观念已经不可逆地改变了很多（比如中国1980年代开始的严厉计划生育，使得生育观念在1990年代就发生质的变化；越南1988年开始计划生育，生育观念几年后就发生质的变化），生育愿望肯定下降不少，而抚养比又显著增加，生育愿望就更加下降，1980年停止计划生育的话，即使1980年代生育率还可能稍微高于2.0，但1990年之后需要千方百计鼓励生育才能使得生育率保持在2.0.
3、1959年后一直允许生育2胎，不考虑婴、幼儿和孕产妇死亡情况，不生育人口1959年到1979年以5%计算（当时不育不孕症发病率只有2%左右，但仍然有单身），1980年到2000年以10%计算，2000年以后以15%计算。
4、在"误增3亿"和"独生子女政策"后，现在开始停止计划生育，平均每个妇女生育两个孩子（在目前的生育意愿下，需要千方百计鼓励生育才行）。
说明：生育妇女结构模拟1986年的偏正态人口结构，未知人口的出生性别比以105：100计算。根据马寅初理论，第1个方案是最悲观的方案（到1979年扎扎实实少生3亿），第3个方案是最乐观的方案（到1979年只少生2.2亿），最有可能的情况介于第1个方案和第3个方案之间。另外，还要考虑到马寅初时代的中国政治现实：那个时候农村也是集体经济，在政策压力下很少有超生（就像现在城市人不敢超生一样；1973年开始计划生育，允许生育两三个，全国总和生育率在1979年就只有2.75，1980年只有2.2了）。
1959年之后的不同生育方案下的人口总数预测
没有这3亿"误增"出来的人口及其子女，中国现在确实达到了某些人心目中的理想的7-8亿人口，但这7-8亿却是老年化的8亿，是不可持续发展的7-8亿（能够生育下一代的人口比例已经很低了，并且生育意愿很低）。
19世纪初中国占全球人口的比例接近40%，在20世纪初降低到25%左右，现在降低到20%.要是当年依照马寅初的理论，现在中国人口只有不到8亿，只占全球人口的13%；而世界人口到2050年却仍然会增加到90亿，中国人口占全球比例将急剧下降到不足8%.泱泱大民族就这样沦落为小民族了。
计生委资料显示[6]：2005年60岁以上老年人口1.45亿，65岁以上老年人1.01亿，分别是1945和1940年以前出生的；2015年的1.35亿65岁以上老人、2.13亿60岁以上老人是在1950年之前出生的，与毛泽东没有关系；2024年的1.95亿左右的65岁以上老人、2.9亿60岁以上老人是在1959年之前出生的，与毛是否采纳马寅初的理论控制人口没有关系。同理，2045年及以前的65岁以上老人都是1980年以前出生的，不受1980年代开始的极端计划生育所影响，笔者在《要是当年中国不实行计划生育会怎么样？》一章分析了没有1980年代开始的极端计划生育会怎么样。
要想证明马寅初理论是正确的，就得说明如何养这么多老年人。事实是按照马寅初的理论根本养不了这些老年人。
2024年及以前的65岁以上老人都是在1959年之前出生的，与当时是否采纳马寅初人口论没有关系，不同的方案虽不能改变老年人数目，但却通过改变总人口数目而决定了今后的老年人比例。
即使在1979年之前依照马寅初理论控制人口，而在1980年之后彻底停止计划生育，中国人口到2024年也不会达到8亿，如何养活超过25%的65岁以上老年人？即使退休年龄延迟到75岁（一大半人到死都拿不到退休金），社会也无法运转。由于持续的低生育意愿和低生育率，人口结构一步步老化，经济规模和人口数量在全球的份额也一步步下降。
目前是9个劳动年龄人口（18-64岁）对应一个老年人口，目前我国养老金缺口相当于我国近一年的国民经济总收入。依照马寅初理论，到2024年是2个劳动人口对应一个老年人口，怎么养老？
马寅初人口论错就错在在战后寿命延长的情况下谋求人口零增长。平均预期寿命从1949年35岁延长到1976年的65岁和现在的72岁，在这种情况下人口零增长意味着什么？等寿命平稳下来后人口结构会是什么样？
人们往往后悔没有做某事，其实更应该庆幸幸亏没有做某事。
1959年后不同生育方案下一个65岁及以上老人对应的劳动人口（18-64岁）数
任何一个命题都是靠历史鉴定的。打个比喻，一个工厂要长期存在和持续发展，就必须老中青三结合。师傅教徒弟时，要费心费时，甚至影响师傅的工作效率。要是只考虑当年的生产的话，就根本没有必要招收新徒弟。但要考虑企业的长期发展，必须不断吸收新的力量。否则人才结构会断代，那时候再招收徒弟就晚了（一方面有经验的师傅退休了，另一方面新手需要多年的训练才能真正成材）。
计划生育一方面省一笔费用（养育小孩的费用），另一方面母亲减少养育小孩的误工时间，理论上、表面上用这个时间工作可以增加社会财富，也就是人口学界所谓的"人口红利"。但是相对于没有实行计划生育的印度来说，计划生育其实并没有为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任何贡献，却透支了今后可持续发展的潜力。现在计生委用目前的"人口红利"来"检验"计划生育政策，说计划生育是何等的"正确"。十年育树，百年育人，人口问题本身是慢性问题，等真正的检验官"时间"来到的时候，计划生育的决策者和计生委官员已经享受完荣誉和利益后在另外一个世界"管他洪水滔滔"了。
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本身就会有就业压力（这个压力不是人口本身，而是社会发展模式的转变所固有的，欧洲、美国都曾经历过这段时间），计划生育使得中国妇女劳动参入率罕见地高，大大加重了就业压力、增加离婚率。经济学认为，养育3个孩子的花费只是1个孩子的1.6倍，这还不计算精力上面的节省。另一方面，却因为"独柴难烧、独子难教"，花了高额费用后往往难以得到预期的教育效果。独生子女政策搞了20多年了，少生了20多年的孩子，我们来看看：
孩子少了，上学应该更容易了吧，应该真正实施免费义务教育了吧？没有！
孩子少了，工作应该更好找了吧，收入应该更多了吧？没有！
孩子少了， 医疗应该更有保障了吧，看病住院不用担心了吧？没有！
孩子少了，住房压力应该更小了吧，人人有其屋了吧？没有！
孩子少了，环境美化得更好了吧，污染应该没有了吧？没有！
孩子少了，父母压力小了吧，大家应该都小康了吧？没有！
再来看看
孩子少了，学费更高了。
孩子少了，房子更贵了。
孩子少了，医疗更享受不了了。
孩子少了，环境更破坏了。
指望计划生育减少人口来提高生活水平、发展经济，搞这种全世界仅有的大试验纯粹扯淡！
北宋政治家和史学家司马光在写给他儿子司马康的一封家书《训俭示康》中，提出"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的著名论断。随着经济的发展，心理抚养能力反而是下降的，总抚养比是不断降低的，生育愿望是不断降低的，这也是发达国家不要小孩、家庭越来越小的原因之一。计划生育暂时地使中国由俭入奢，人为地增加社会培养成本。经济越发达，养育小孩的相对成本越高，计划生育使中国在低成本的时候限制对未来劳动力的培养，等今后高成本的时候中国又无力鼓励生育小孩。
总和生育率反映的是年龄结构，生育率在2.1左右才能保证下一代相对这一代不会减少也不会增加。1971年前我国的总和生育率有5.8左右（每个妇女平均生育5.8个孩子），2000年国家第五次人口普查结果（金指标）显示总和生育率只有1.22.5.8的生育率意味着我们这一代是上一代的2.76倍；以第五次人口普查的1.22的生育率计算，我们的下一代只是我们的58%.可以看出现在老年人多舒服，而我们的晚年又多么凄惨。少壮不努力（生两三个孩子），老大徒伤悲。
政府的职责是引导民众发展经济，尽量满足人民的经济文化需要。要是通过编造人口过多的谎言，降低人口的增长，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任何人都可以当政府领导，明朝末年的张献忠在四川就当过一次，他就是通过杀人来减少人口、利用已有财富。客观上中国的人口已经很多了，不可能像切蛋糕一样把现有的13亿在保持年龄结构不变的情况降下来，应该从这个客观事实出发，找出提高生活水平的办法（无论是人均土地还是人均耕地，中国都不比日本、韩国和欧洲很多国家少）。要是中国不算"地大物博"，还有几个国家算"地大物博"？
中国以前"地大物博，资源丰富，人口众多"的宣传本身就是一种自信的表现；但后面为了实行计划生育，却不惜隐瞒数据，灌输"人均不足"观念。要是连人口资源都不善于利用，对其他资源肯定也是粗放式利用。我国的资源利用效率远远低于国际水平，也低于印度、泰国等发展中国家水平。以这种粗放利用资源的方式，人口减少一半都不够。用"人口过多"来掩盖这种粗放型的发展模式，实在不值得！计生委在宣传"计划生育的伟大贡献"的时候，让人闻到了"焚琴煮鹤"的味道。
凡事皆有个度，过犹不及。1979年中国妇女总和生育率只稍微高于世代更替水平，通过发展经济就完全可以在短期内将生育率降低到世代更替水平附近，毛泽东的人口政策和经济发展已经将高生育率这条"蛇"打死，1980年代根本没有必要实行苛刻的计划生育政策，1980年代开始的计划生育是打"死蛇"。少出生1.3亿（最悲观估计也不超过2.2亿）人口，大大加重了今后的老年化。
作为一个年近八旬的老人，当时提出那个可以导致亡国的"新人口论" 从学术讨论上来说并不为过，但马寅初在接受了计划生育先驱者的荣誉的时候，就注定了要为这个事情承担历史的责任。历史和现实表明，马寅初的所谓的人口理论是错误的，以马寅初理论和宋健的"人口控制论"为依据的1980年代以后的严厉/极端计划生育政策更是荒谬绝伦。以减少新生人口为标志的独生子女政策是作为基本国策出现的，决策者竟然把通过降低新生人口的增长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基本国策！即使是穷疯了，也不能干断子绝孙的事情。以急剧压缩人口规模、催生畸形人口结构为代价提高生活水平，和过把瘾就死没什么区别。一票否决制否决的是民族的未来。强制结扎其实就是结扎中华民族的持续发展。
毛泽东的直觉胜过马寅初的学问！马寅初作为中国自由主义的象征，我不知道具体原因，但要是仅仅因为是在人口问题上用一个错误的理论与毛泽东争执，那只能说明中国自由主义的浅薄。最近二十多年的宣传也都同情马寅初，却无视3亿生命！
1980年左右多位学者提出中国最适人口为7亿，为计划生育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有学者甚至提出无婴年的方案。现在李伟雄、李小平等人仍然坚持要将中国人口降低到5亿、3亿。计划生育不就是民族自杀吗？鼓励个人自杀是犯罪，难道鼓励民族自杀反而成了功臣（一大批学者步步高升）？
毛泽东在一些方面可能做得不好，但在人口、医疗、高科技发展、能源开发、民族工业建立等方面是没有错的，我们要一分为二地看。要是在人口、医疗等方面反毛，只能说明反对者的浅薄。唐代杜牧说："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复哀后人也"。"后人复哀后人"，正好反映了中国历史在变中保持不变的宿命。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才能终结这种宿命。
1959－1961年大跃进中国人口非正常死亡既因天灾，也因人祸，但具体数目还有争议。但1980年代以来的计划生育却是减少了1.3亿（最悲观估计也不超过2.2亿）人口，姑且不谈这个。1980年之前中国出生性别比一直是正常的，但是现在公认的未来数千万光棍意味着什么？数千万女婴到哪里去了？这还只是被迫"自愿"的。还有更多的强制堕胎手术，这些都已经是有生命了的！
马寅初人口论无非就是照搬了一点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却被树为什么伟大的英雄。对马尔萨斯人口论，马克思批判过；恩格斯批判过；孙中山批判过；毛泽东也批判过，但中国1980年代还是采纳了马尔萨斯理论控制人口。
马寅初提出的"对只有两个孩子的父母加以奖励，而对超过两个孩子的父母要抽税。"这一明显带有"行政命令"与"计划经济"色彩的建议，当时并没有被政府采纳。很明显这是1980年代独生子女政策实施后，"独生子女费"与"超生罚款"的理论依据。
有人说：马寅初仅仅是一个学者，学者的理论是否会成为国策，取决于决策者是否采纳。如果采纳了，由此产生的功劳是决策者的，过失也应当是决策者的；让学者来负责，于法于理，都说不过去；学者的理论，只要不违反法律，就应当让人家"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如果要求学者的理论一定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才能发表，那以后谁还敢说话？马寅初的人口理论，仅仅是一家之言，过去批他，是政治环境和学术环境不正常的表现，现在，为什么又拿他当替罪羊？孔子认为君子有三患：未之闻；患弗得闻也；既闻之，患弗得学也；既学之，患弗能行也（译文：君子忧患的事有三件；未曾听说的事和知识怕不能听到，要通过多种途径听到正确的观点；听到之后怕不能学到，要努力学到；学到之后怕不能做到，要想方设法做到）。学者正确意见，决策者不能装聋作哑而不采纳；学者的错误观点，决策者不能不加辩白就一味采纳。要是马寅初的观点是错误的，决策者不采纳就是。既然决策者采纳一个错误观点，就应该由决策者负责，而不能由学者负责。
这些话确实有些道理，但决策者不是全才，对很多事情是外行，需要一些严谨的学者作参谋，需要一些正确的理论作指导。允许学者犯错误，但不等于纵容犯错误。涉及民族长远利益的学术研究需要非常严谨，至少方向不能错，但计划生育的几个理论连人口结构都没有考虑，老年化都没有考虑（就更没有考虑改变全球民族构成的问题），能算严谨吗？这些人能算人口学家吗？都让决策者承担责任也不太公平，学者就没有责任心了。学者不能光是想着凭借理论步步高升，而不想到后果。计划生育是专家误国的典型！
笔者说的是批马寅初人口论，不是批马寅初本人。事实上，毛泽东也只批了马的人口论，批马寅初是在1959年，马寅初于1960年自己到教育部提出口头辞职。这个时候的马寅初已经78岁了（哪个大学有80岁的校长？），后面一直仍留下一个全国政协常委的名义。马寅初仍享有很高的政治地位（比老帅日子还好过），1980年代实行极端计划生育政策的时候，马寅初担任人口学会名誉会长，享年100岁。
国际上人口学都还属于幼稚学科，远没有完善，比如联合国对于人口预测就从来没有准确过，说明人口学界缺乏新思维。中国在1980年代人口学起步时候将马寅初搬上神龛，采纳马寅初、马尔萨斯的观点建立起中国的人口学科（宋健研究人口最早起源于对马寅初的景仰；田雪原研究人口起源于为马寅初平反整理资料），导致中国人口学先天不足，一开始就走向了错误方向。苛刻的计划生育政策导致现在民族急性自杀的1.2-1.3的生育率，某些人口学者难辞其咎！
既然马寅初作为现行计划生育政策的象征，不批马寅初的新人口论，不澄清事实，就不会有为人口政策伸张正义的那一天，人口政策就难以拨乱。
注释：
1.刘志军.论人类安全的理念渊源.国际问题论坛. 2005年夏季号.
2.胡鞍钢， 熊义志.全面开发人力资源：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第一目标. "从人口大国迈向人力资源强国" 中国教育与人力资源问题报告课题组
3.吴隆杰. 我国人文发展指数的国际比较研究.中国可持续发展，2005，（1）：5-8.
4. 2005年人类发展报告.
5.中国农村卫生――简报系列. 世界银行
6. 2001-2050年老年人口和老龄化程度预测.国家计生委2003年
中国一胎化政策近年颇受诟病，"罪状"不少，比如加剧人口老龄化，导致新生儿性别比例失衡，等等。最近另有研究指出，过去认为计划生育有利于提高人口素质，可是该研究结果证明，计划生育条件下新生儿生理缺陷的比率反倒高出许多。因为生育本是最自然不过的行为，计划生育则打破了这一自然行为，从而导致新生儿生理缺陷比例升高。这意味着，计划生育不仅没有提高人口素质，反倒降低或恶化了人口素质，起码在出生时生理缺陷这个指标上。
更有论者指出，四川地震再次从社会层面凸现一胎化计生政策的负面作用。震灾中死难的许多孩子都是独生子女，而且他们的父母岁数已超过生育期或最佳生育期。丧明之痛同时也几乎等于终生无子嗣之痛，真是痛何如哉！
但是迄今为止，并未见人论及本文提出的这个问题，即一胎化政策让中国几乎不再有头生子。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怎么叫没头生子？独生子女难道不个个都是头生子吗？不，独生子女不等于头生子。我这里使用的头生子概念，是指第一次怀孕并生下的孩子，并非指第一个被生下的孩子。在实际生活中，独生子女，尤其是城市独生子女，更尤其是高学历、晚育的独生子女，几乎个个都不是第一次怀孕并被生下的孩子。按怀孕的次数排序，这些独生子女不是老大，而是老二、老三、老四、老N.在他们之前，其母亲已经怀孕数次，只是每次都被刮宫流产，未得经十月怀胎、一朝分娩下来。
我曾经随即访问过几个朋友，并从记忆里搜寻朋友圈中的例子，的确触目惊心。我们这些的孩子，看起来个个都是独生子女，实际上却个个都不是第一次怀孕生下的孩子。有的甚至是第四、第五次怀孕所得，此前怀的孩子全给"做掉"了。这些侥幸被生下的孩子，看上去胳膊腿儿齐全，出生时没什么视觉看得出的缺陷或残疾，但其生理品质比第一次怀孕生下的孩子要差很多。道理如下：孕育胎儿就象庄稼生长，如果同一片土地上，长一棵苗给锄掉了，长给一棵苗给锄掉了，数番之后，土壤肥力严重下降，再长出的庄稼必然先天营养不良。子宫壁就象生长庄稼的熟土，流产一次，子宫壁变薄一次，犹如水土流失一次，熟土层变瘠一次。最后虽然也收获了，也分娩了，但那籽粒、那胎儿，其看不见的品质实在已退化得相当严重。他们来到世上虽然风风光光被称为"小皇帝"，实际却是硗薄土地上长出的庄稼苗儿，十足的"胎里贫"。
在自然状态下，第一次怀孕的头胎孩子，无论身体健康程度还是心理、智力水平，都是最优秀的。可是如今在中国，相当大的群体里，尤其是在城市、高学历、晚婚群体里，几乎不再有第一次怀胎的头生子，这是非常可怕的。因为它不只是个人的问题或家庭的问题，长期以往，它必然降低整个国家、民族总体的身体和智力水平。
顺便说一件趣事。4月份我自英国去挪威斯塔万格市，为该市圣乌拉夫中学的学生介绍中国社会和文化。有位同学忧心忡忡地问："中国实行'一个孩子政策'（One Child Policy），那如果生了双胞胎怎么办？"我笑了，解释道："一个孩子政策"的翻译不准确，实际是"一次生育政策"。一个母亲一生只可生育一次，一次无论生几个孩子，都没问题，不算违法。孩子们释然了。
我们看各种出版物和新闻报道，在中外关系上，里面传达的几乎全是记仇，很少见感恩。只要是外国人，全是殖民者，全是帝国主义。两年前看《汤若望传》，觉得汤若望在中国的47年起伏跌宕，戏剧性很强，就自作主张，写一个名曰《西洋远臣汤若望》的上下集剧本。写好一问行家，说想拍电影根本没门儿。为什么？传教士题材不能制作影视作品。并说他们几年前就写成一个二十集的关于汤若望的剧本，德国那边资助拍摄经费。不行！
为什么传教士题材就不能拍摄成影视作品呢？传教士是文化侵略者，是殖民主义者或帮凶或前驱。汤若望者谁也？明末清初来华传教士，做过钦天监监正，对明清两朝皇室都自称"西洋远臣"，现在我们使用的阳历最初就是汤氏带来的，为此曾被判凌迟，可以说他为中国带来第一缕近代文明的曙光。他对中国社会的意义，远远高于鉴真之于日本，跟殖民主义毫无干系。
我说中国人只知记仇，不知感恩，直接感于9月21日的一条新华社消息。这条消息说，是日韩国足协将特制的功劳牌授予英国驻韩大使查尔斯，"请转交英国海军，感谢英国海军给韩国带来现代足球"。这是怎么回事呢？1882年6月，英国海军舰艇飞鱼号驶入朝鲜半岛西部沿海仁川济物普港。英国水兵闲暇时在码头上踢足球玩，时当朝鲜王朝国王高宗统治时期，当地老百姓看了感到新鲜，就跟着玩起了足球。朝鲜半岛现代足球就这样开始了它的历程。
我们不禁要问：朝鲜半岛出现现代足球，意味着北朝鲜也从此开始现代足球的历史，为什么只见南韩感谢英国海军一百多年前之功，却不见朝鲜的类似行动？我们恐怕不能以北朝鲜现在忙透了，核问题还顾不及，哪有心思纪念这破事儿之类理由解释之。1882年，按我们熟悉的解释，那是朝鲜半岛受西方列强和东邻日本"蹂躏"的时期，英国军舰到朝鲜半岛来干吗？难道是来传播友谊、传播足球的吗？纯粹是殖民主义强盗行径！这样以来，义正词严，恨还来不及，哪来的感谢。可是这样的一套说辞，不说准确不准确，只说它到底有什么好呢？
日本保存有鉴真和尚的许多雕像和胜迹，西方第一个到日本的传教士沙忽略也被日本人塑像纪念，视为文化使者。中国境内谁见过将佛教文化带到中国来自西域、印度的高僧大德的雕像？中国人有几个知道什么鸠摩罗什，什么安世高？至于后来把西方基督教和近代科学文明带来中土的利马窦、汤若望之辈，简直就是文化入侵者。我最近读一本《翻译小史》的书，是近年的出版物，里面仍然称利、汤那一拨西方传教士的翻译浪潮为"文化侵略"。如此的冥顽不灵，如此的排外口吻，实在是民族的罪孽！我曾经在另一篇文章中说，斯坦因本来是中华古典文明的追星族，是敦煌的第一知音，可是至今仍然被中国主流出版物称为盗贼。
中国从来只有一个感恩对象：浩荡的皇恩，别的谁都不配感恩。
中国皇帝从来都说我天朝什么都有，方物和美女都十分足够，一切都无须外求，你们爱来不来，只要来了，就得磕头下跪。费正清曾经说过，西方洋枪样炮实际上是对中国争取一个平等的国与国地位。可不就是吗？正如布什总统说，萨达姆只听懂炮声，别的都听不懂。过去中国的皇帝何尝不是如此，他不懂平等，只懂炮声。既然什么都不懂，只懂炮声，那就只能因材施教，懂什么让你听什么。
几千年的中国，只有二十世纪上半期中国人是谦卑的，甚至是感恩的。周恩来、邓小平那一拨人留法，被称为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说明我们东土大唐已经没真理了，只得到西方去。这是谦卑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这是感恩的。
到上世纪下半叶以后，西方再也没有真理了，他们的民主、自由、平等、人权都是资产阶级虚伪骗人的把戏，罪恶的渊薮，堕落的世界，历史中国的灾难根源，现实中国的头号克星。谦卑和感恩之心一闪而逝，记恨之心如冤鬼蛇蝎。
壹．联合国合法性程度的测算公式
上帝都已死了，联合国却还在先验地活着，而且还以国际社会的第一前提、第一准则、第一立法者、第一行为权力赋予者和第一道义源头活水的名义活着，这根本说不过去。自1945年6月26日50个国家的代表签字宣告联合国成立以来，联合国在维护世界和平和扶助弱小民族方面的确做了不少好事。可是同时我们也遗憾地看到，媒体上常常念叨联合国做的好事，实际上很多时候做成了坏事。比如联合国严格执行的成员国主权平等原则，就常常被当作联合国的好去念叨，可是实际上几十年主权平等原则这柄保护伞还一直庇护着一些反文明、反民主的独裁专制政府。我们眼睁睁看着一些好经在联合国的讲经坛上被占多数的歪嘴和尚念歪，眼睁睁看着一些文明、民主国家符合"三个代表"精神的意志在联合国集体大呼隆投票时被为数众多的落后、愚昧国家们淘汰出局。因而我们必须对联合国的合法性提出商讨和质疑，联合国也必须像人类历史上曾经的任何其他圣物一样接受理性的审判，并在这审判面前争取存在的理由，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
联合国何以会出现合法与否，或合法的程度如何的问题？这是由各国驻联合国使节或出席联合国各种会议代表的合法性之程度决定的。这是一个我们不能不承认的现实：当今世界上为数不少的国家，它的政府不是民选政府，它不代表民意，另有一些国家压根儿就是无赖执政的邪恶国家，有些国家的领导人根本就是不折不扣的恶棍，像印尼前总统苏哈托，既是巨贪，又是印尼人权、东亚人权乃至世界人权的特大害虫。一切非民选政府，一切恶棍总统把持的政府，都是非法政府。试想：一个非法政府，它派驻联合国的大使或代表怎么可能是合法的？一个恶贯满盈的恶棍总统，他的外交部长怎么可能是良民善类？他派往联合国参加会议的代表怎么可能会代表民意？各国驻联合国的使节或与会代表，是总统和政府肢体的延伸，总统和政府不合法，犹如爱滋病人血管里流出的血液，干净不了，健康不了。
一个靠走歪门邪道登上权力顶峰的人，一个以残酷、野蛮和邪恶的手段统治国家的人，他的外交部长、他的驻外大使（乃至他的整个官僚系统），都不可能由正人君子充任，因而也就不可能在国际舞台上真正为国民的利益说话。一国之民意尚且代表不了，怎么能代表50亿人类的方向？联合国成员国里有多少这样的非法政府？联合国成员国里有多少这样的恶棍型总统？我们天天在国际新闻里看到的那些西装革履、油头粉面混在联合国大小会议中体面风光的各国代表们，有不少就是这种非法政府、恶棍总统的腕足、吸盘和魔爪。由非法人物组成的组织也是非法的，非法代表的表决虽然合乎程序，其表决结果仍然是非法的。因而，联合国这个组织合不合法，它的各种决议合不合法，多大程度上合法，就完全取决于参加这个组织的成员国政府有多少是和多大程度上是真正代表民意的民选政府。假定联合国是200个成员国，其中民选政府是50个，非民选政府是150个，那么联合国只有25%的合法性。再以联合国的某次表决为例，假定有100个国家的代表参与投票表决，其中民选政府的代表是30个，那么这次大会表决的合法程度只有30%.这就是我设计的联合国及联合国各种决议、公约之类合法程度的测算公式。
贰．战争选举的有效期是多长
讨论联合国的合法性，需要引进"战争选举"这个概念。什么叫战争选举？古今政府的上台方式不外这两个：一个是通过战争途径，一个是通过民选途径。民众在战争中以实际行动支持各自所认可的战争之一方，双方经过战争较量，人心向背、智用长短等因素最终导致成王败寇之结局。成王一方建立起政权，这个政权就是战争选举产生的。通过战争胜负体现民意，我把它叫做战争选举。通过得票率高低体现民意，这就是众所周知的投票选举。
联合国最初的50个成员国，多数不是民选政府，但是它是经过二次大战洗礼的政府，其合法性还算差强人意。换言之，在二次大战的硝烟里，它们率领本国人民，打败法西斯，物竟天择，脱颖而出，因而即便不是民选的政府，也是当时最不坏的一股政治力量。进入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亚非拉掀起大规模反对殖民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亚非拉民众通过支持各自民族的精英人物，全民族戮力同心，赶走殖民者，建立民族国家，成为联合国的新成员。这些通过战争选举方式产生的新国家，在它们诞生之初的数年里，其合法性应当说大体也是不成问题的。可是这些由推翻殖民主义大山的精英和头羊们建立起来民族政府，其中许多是几十年一贯制的独裁专制政府，切实实行现代民主政治的国家少而又少。
这些国家的领导人，是那样热中于终身制甚或世袭制，有的一干一辈子，有的搞兄终弟及（卡斯特罗就在1998年确定他撒手尘寰以后由比他小那么一两岁的弟弟接着干），有的父死子继，有的在行将就木、舌僵神昏时胡乱钦定接班人，把国事民命当儿戏。他们以为，他们这些赶跑殖民主义者的功臣元勋们也可以连民主宪政、自由人权一同赶跑。他们从不曾真心搞过大选或培育大选的幼苗。几十年下来，他们的政府腐败不堪，早已与全体国民的意志毫无干系。他们政府的合法性早已超过有效期，蜕变成非法的反民意的政府。可是他们派出的驻联合国大使或参加会议的代表们却继续占据着联合国代表的席位，辱没着联合国的英名，致使联合国的合法性随岁月逾迈而递减其成色。
对此，任何一个对现代民主政治抱有热烈理想的人们，就不能不产生基于理性思考基础上的呵斥冲动："你们领导的那场打倒殖民主义的战争所产生出来的贵政府，它的有效期究竟是多长？你们准备什么时候把自由民主地选举自己中意的政府的权利还给民众？你们还要在这个位子上赖上多久？难道战争选举的政府务必要等到下一场战争选举才算到期吗？野人曰："放排场不排场，早晚混到丢人上。'你们觉得像苏哈托那样的结局，'敲罗找孩子，丢人打家伙'，很好玩，很尽兴，很体面，是不是？而齐奥塞斯库的'肝脑涂地'就更过瘾对吗？"
常见这些国家的代表们在联合国舞台上振振有辞，说他们的政府是民族自决产生的，因而也是合法的，可是它们避而不谈那一次"民族自决"的有效期应该是多长。一般现代民主政府的有效期是三到五年，三五年要大选一次；而你们日弄国家三四十年了，时间上已经超出常规有效期十倍去了，程度上已经把国家搜刮得民不聊生、山穷水尽，居然还从三四十年前的那一次"民族自决"中寻找政府的合理性，这世界上还有没有"羞耻"二字？那次"民族自决"赋予你们政府的有效期早就到头了，你们的政府早就是非法政府了。你们说你们现行的制度是人民自己选择的，请问是你们的人民什么时候选择的？你们的人民五千年前还选择过奴隶制呐，怎么着，你们当今也敢以"人民"的名义往奴隶制的方向猛造吗？
叁．联合国需要新的美丑观
这个世界已经依赖上了联合国，那么联合国应该怎么办？第一步，重新审查登记成员国的资格。民选政府是合法的联合国成员国，非民选政府是半合法成员国，半合法成员国在联合国的各项权利也要减办。在联合国投票时，半合法成员国的一票只当半票，半合法成员国代表的发言时间只有合法成员国代表的一半。第二步，联合国应该举起干涉主义旗帜。一个国家需要军队和监狱，联合国也不能只玩银样蜡枪头。国家内有歹徒国民，世界上有恶棍总统；歹徒国民祸害数人，恶棍总统祸害一国；歹徒国民有人治，恶棍总统无人管，这无论如何说不过去。合法成员国组成会诊小组和"手术"小组，对那些举世公认的最邪门歪道、残民以呈的政府厉行"拔钉子外科手术"。也可以国名的英文字母为序，一个国家一个国家地帮助或打压那些非法政府，将其改组成代表民意的合法政府。这才是对世界负责的态度和做法。增加一个合法的民意政府，就为联合国增加一份合法性，为一国人民开辟一个制度幸福之源。
主权必须重新赋予意义。国与国之间有主权；在联合国内，大家都要交出主权。过去和现在，联合国在主权独立、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下，对那些不能自爱、自重的政府采取"无为而治"、放任自流的做法，实际上是联合国尸位素餐不负责任。那些不自重的政府只会在压迫本国人民方面花样翻新，决不可能自动净化。国际社会常常听到的一句话是"要尊重伊拉克人民的自主选择"。其实这是对伊拉克人民的抛弃。试问："伊拉克人民他能自主选择吗？"在萨达姆同志的鹰眼之下，伊拉克人民怎么自主选择？他敢吗？2002年10月15日，萨达姆以100%的得票率再次当选伊拉克下届总统。至此你难道还认为萨达姆这人有救吗？因而那些动辄称"国际社会要让伊拉克人民自主选择"的国家，似乎是挺讲原则，实际是彻底的冷血动物，彻底的伊拉克人民的敌人，彻底的国际社会的敌人、人类文明的敌人。他们本身就与萨达姆是一丘之貉，兔将死，狐欲悲，所以才以如此冠冕堂皇的理由拼命反对对伊拉克实行"手术"。
主权是一柄双刃剑。对外，有时它是国民利益的捍卫者，如抵抗外敌，有时又是民族利益的出卖者，如出卖领土；对内，有时它是国民利益与安全的保障者，有时候又是国民利益和安全的最大侵害者，欺压、盘剥人民。凡是说某国发生了人权问题，必定是这个国家的政府对它的人民发生了大伤害。因而，所谓人权问题，实质就是政府对民众侵害和杀戮的问题。过去联合国的主权理论只强调了国家对公民利益保护的一面，而忽视国家对国民伤害的一面。主权对国民利多还是害多，取决于它是一个什么德行的政府：好政府，主权与人权大体吻合；坏政府，主权越充分，民众越遭殃，人权越糟糕。
自联合国成立以来，回首检点一下曾经的有关主权、内政的争论，我们发现，当时被骂作是"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之举，现在看来十之八九是侵犯对了，干涉对了。冷战时代，苏联、东欧就坚决反对别国干涉他们的内政，几十年过去，历史证明，它们的内政真是太需要别国干涉了。半个世纪的联合国历史告诉我们：那些在联合国论坛上"不许侵犯别国主权，不许干涉别国内政"喊得最欢的国家，正是内政最糟糕、主权最应该被干涉的国家。周恩来首倡"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其中包括"互不干涉内政"）之时，就正是中国内政最应该被干涉之秋。反右、大跃进、饿死人、文革，一连串几十年的内政，哪一项不该有人干涉啊？可惜没有人干涉啊！可惜听不进他人之言啊！哪里是什么"干涉内政"呀，其实多半是苦口之良药、逆耳之诤言。在国事上讳疾忌医，就什么都是"干涉内政"；人权上有瑕疵或有大缺，就必然风声鹤唳、杯弓蛇影，什么都是"侵犯主权"。联合国决不能继续再以尊重主权独立、不干涉内政之名，行冷血、袖手、不作为之实。联合国论坛上应形成以谈论"内政"、"主权"为耻的风气，联合国里只谈人权，不谈内政。哪个国家的大使或代表在那里大谈"内政"、"主权"，甭问，一准是那个国家内政犯祟、主权撞蛊了。内政犯祟、主权撞蛊的国家居然长期以来在联合国里义正词严、大言不惭地声言内政莫碰、主权甭管，真正是乾坤颠倒，瓦釜雷鸣。如此邪祟作乱的历史太长了，代价太大，该结束了。
北京常说，台湾、西藏和新疆问题事关中国的核心利益，即国家主权、领土完整，不容含糊。的确如此。但是国家的核心利益不只是主权、领土完整，政治制度也是国家核心利益所在。如果要排序，民主制度应该排在主权、领土完整之前。为什么这么说呢？
没有民主，主权越完整，人民苦难越深
第一，如果没有好的制度，主权越完整，人民所受的苦难越深重。北朝鲜的主权现在就很完整，连人民用手机的权利都完全被政府控制，主权够完整的吧？可人民的日子过得如何呢？全世界都知道，他们是世界上受苦受难最深重的国民之一，近些年二百多万人被饿死。古巴的主权也十分完整，卡斯特罗执政四、五十年了，美国丝毫影响不了它。请看古巴人民生活得怎样？收音机都不能听，平均几千人里面就有一个政治犯（这个数字现在记不太准确了，二○○七年春天在柏林我曾与被卡斯特罗政权驱逐出境的一位古巴电视记者谈论过这个问题，他也是德国笔会邀请的驻会作家），你说这人民生活得怎样？大清朝，一八四二年《南京条约》签订以前，主权也是百分之百的完整，对它统治下臣民，想砍头就砍头，想剥皮就剥皮，谁也管不着。相反，鸦片战争之后，随着殖民地、半殖民地程度的加深，换句话说，随着大清朝主权越来越不完整，其统治人民的残酷性也不得不随之降低。否则列强们看不过，不答应，驻华公使或公使夫人会向大清朝廷或慈禧太后提抗议.因而在制度落后的国家，主权越不完整，就意味着统治者越不能为所欲为，从而也就意味着人民享有的权利和自由越多。所以在国家核心利益排位上，民主制度应该放在主权完整前面。
没有民主，领土越完整，受苦的人越多
第二，如果没有好的制度，领土越完整，就意味着受恶制度苦害的人口数量越大。美国独立前，大英帝国的领土要更完整一些，可是我们能说为了大英帝国领土完整，所以坚决反对美国独立吗？同样，台湾与大陆合并，中国领土是更完整一些，可是如果这个完整要以台湾民主质量下降为代价，那么这个完整也是绝不可以接受的。如果大陆没有配得上她的好制度，就绝没有资格抱回台湾。领土完整不是国家最高目标，国家最高目标应是人民的自由、平等、幸福，而好制度显然是关系到人民自由、平等、幸福总体水准的第一因素。因而在国家核心利益排序上，民主制度应当排在领土完整前面。当然，纯理论上讲，如果领土被那些制度更落后的国家抢佔，则是另一回事。
有了好制度，主权就会完整
第三，如果有了好制度，主权自然就完整了。当今社会，所谓主权完整不完整，说白了就是西方干涉不干涉，不干涉你就完整，干涉你就完不了整。西方的干涉是可歌可泣的事业，西方只「干涉」那些实行专横制度的国家。民主国家，西方不会干涉其主权。苍蝇不叮无缝的鸡蛋，好制度就是无缝的鸡蛋。我们看到，当下国际政治关系中，凡是强调主权至上的国家，都是面临西方干涉问题的国家，而这些国家个个都是专制的国家。这样的国家，主权本来就不该完整。西方应理直气壮地「干涉」这些国家的内政，直到它建立起民主制度为止。
有了好制度，领土就会完整
第四，如果有了民主制度，领土自然也就完整，而无不完整之虞了。当今西方干涉别国已经超越领土概念，它们不觊觎谁的领土，只关心你领土上的人民人权状况如何。而在民主国家中，凡事照顾各方利益，有问题大家平等协商，即便有独立、统一之争，也无传统上的完整不完整之意了。专制国家之所谓领土完整，有一个前提，即那领土都是我的，你若拿走一块，我就不完整了。而在民主制度下，国土是每个人的，住在那块土地之上的人民若想另立一国，那是（领土）主权在於民族自决的体现，不是什么大逆不道。冷战之后，在捷克斯洛伐克一分为捷克和斯洛伐克两个国家的过程中，领土完整不完整就根本不是问题.现在看，凡是把捍卫主权、领土完整放在第一位，摆出你干涉我领土完整我就跟你拼命，你想独立、要分裂我就杀你个鸡犬不留的国家，都是制度落后的国家。民主国家已几乎不存在领土不完整的问题，即便一定程度存在，也不是恶性肿瘤，而是良性肿瘤，可以治癒，不会死人的。
鉴於上述诸点理由，我建议中国官方在有关语境中，不要再拿国家主权、领土完整的大帽子吓人、压人。须知世上还有比主权、领土完整更高级、更值得你们追求的概念和价值存在，那就是民主制度。民主制度才是第一号的国家核心利益。
在亚洲，跨国组织起码有这两个特点，一是数量很少，二是闭口不谈民主、自由、人权。当今世界，几乎所有重要的国际组织，都是由欧美发起和运作的；所有关心民主政治、新闻自由和人权问题的组织，大的如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小的如纽约的人权观察和巴黎的记者无国界，更是没有例外，全是欧美国家的政府或非政府机构在支撑。对全世界追求民主、自由、人权付出巨大代价的人士给以荣誉和抚慰的各种奖项，如诺贝尔和平奖、萨哈罗夫人权奖、甘迺迪人权奖、捍卫言论自由奖，等等等等，没有一个是在亚洲国家的土地上设立和颁发的。
为什么会出现亚洲国家不关心民主、自由、人权的局面？是亚洲国家的民主、自由、人权状况已经好到不需要关心，亚洲国家已经不存在人权问题，亚洲已无人权斗士用武之地因而他们也就不需要安慰和帮助了，还是亚洲国家的政府和政客都已泯灭天良？答案显然后者。亚洲有新闻自由度全球倒数第一的国家朝鲜，亚洲有全球被关押记者最多的国家中国，全球仅剩的四个社/会/主义国家，亚洲有其三，亚洲国家的监狱里仍然关押着数不清的政治/犯和良/心犯，人类历史上最野蛮的酷刑仍然在亚洲国家风行……灾难深重的亚洲人民多么需要民主、自由、人权精神的拯救，亚洲的良心犯们多么需要来自外国的关心、鼓励和抚慰！可是这一切，竟没有一个亚洲国家的政府愿意去做，也没有一个亚洲的非政府组织敢于关心他们。亚洲国家尽数堕落，亚洲政治家已丧尽天良！他们的眼已经退化到有眼无珠，他们的心已经野蛮到禽兽不如。
正当我在绝望地诅咒亚洲国家普遍堕落，亚洲政治家天良尽丧的时候，2004年12月10日中国大陆报纸《国际先驱导报》上的一则消息《朝鲜叛逃者在日筹建"流亡政府"》让我眼前一亮。这则消息说，五六十年代之后逃出朝鲜，在韩国、日本、俄罗斯和蒙古等国避难的朝鲜流亡人士，计画在2005年3月在日本建立朝鲜流亡政府，拥戴前朝鲜劳动党中央书记81 岁的黄长烨担任流亡政府代表。这则消息之所以给我带来亮光，是因为在我记忆里，过去只有欧美国家才给予别国的流亡者在本国成立流亡政府的自由；日本允许朝鲜流亡者建立流亡政府，这是我所知道的允许别国流亡者在本国建立流亡政府的第一个亚洲国家。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日本对西方国家极为开放，特别是明治维新初年，日本学校使用的教材和课堂教学用语都是欧洲语言，不用日本语。这既是日本从内心真诚以西方为师的体现，也是它能够在亚洲国家中迅速崛起的根源之一。与此同时，日本对亚洲国家，尤其是对东亚邻国，既有同情，又有野心。对亚洲和东亚各国的政治腐败和社会黑暗，日本是憎恨的；对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亚洲各国人民，日本是同情。以中国为例，日本无论对康有为、梁启超的改良派，还是对孙中山的革命派，都尽可能提供支持和帮助。日本成为康、梁、孙等进步中国人海外流亡的首选之地，也是改良派和革命派海外活动的大本营。
现在设想一下，如果当时没有日本政府的奥援，康梁哪里逃？孙黄（兴）哪里逃？戊戌变法失败以后，全国通缉维新人士，梁启超就是在日本驻华公使的全力帮助下逃出大清朝廷的魔掌的。他先是在日本公使馆躲避数日，又在日本公使的设计下剪发化装，混上赴天津的火车，最后在日本军舰护送下到达公海，远走东洋。梁启超流亡海外十多年，绝大部分时间都住在日本，日本不折不扣是梁启超的第二故乡，是比自己的母国还安全可靠的故乡。
"东亚共荣"后来成为日本吞并亚洲邻国野心的写照，实际上它的初衷包含有对当时腐败落后的东亚各国政府的否定，以及强烈的拯救东亚国家的愿望。1905年，早稻田大学成立清国留学生部，这是该大学第一次向中国官派留学生敞开大门。你可能想像不到，这一年，早稻田大学共招收了762名中国留学生，人数之众，至今令人叹为观止。就在这前后几年时间里，日本为中国培养了五万名留学生。1988年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早稻田大学》一书，序言是当时早稻田大学总长西原春夫写的。他说："早稻田大学很早以来就向亚洲各国开放门户，为各国培养许多真正为人民大众而活跃的人才。就中国来说，从向毛泽东传授社会主义的李大钊到廖仲恺、廖承志父子等等，在中国国民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领导人中间，有那么多早稻田大学的毕业生。"
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战败，它领土扩张的野心、救赎邻国的的责任心和同情心一并夭折。此后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今天的日本早已成为世界二号经济强国，谋取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席位，对朝鲜流亡者提供成立流亡政府的方便，这些都可以看成是其沉睡半个多世纪的东亚地缘政治角色和国际政治角色的苏醒。
亚洲有四五十个国家，其中真正的民主国家寥寥无几，是民主国家而又经济强大的，仅日本和韩国两家而已。因而，日、韩对亚洲政治生态的发展方向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两国不能只顾做生意，而无视亚洲民主与非民主政治力量的对比，放弃履行促进亚洲政治民主化的义务。
日、韩究竟能为亚洲政治文明的进步做些什么？笔者认为：
第一，日、韩应牵头创办亚洲或东亚以民主、自由、人权为核心诉求的国际组织。这样的组织亚洲和东亚至今一个也没有。
第二，积极接纳亚洲国家，尤其是周边国家的政治流亡者，为他们提供庇护所，就像当然日本为康梁孙黄辈提供的帮助那样，不要屈服于亚洲其他独裁国家或非民主国家（包括邻国）的压力。
第三，为他们提供经济上的帮助。据报导，建立朝鲜流亡政府在时间和财政上都面临着困难。笔者认为，对此日、韩责无旁贷。据称，朝鲜流亡者1992年就有成立流亡政府的打算，由于韩国政府采取与朝鲜"和平共存"的政策，美国也希望"维持朝鲜体制的软着陆"，因此没有哪个国家愿意在经济上施以援手，也没有哪个国家愿意提供可以让他们公开建立流亡政府的驻足之地。
第四，学习欧美，设立民主人权奖。
第五，放手和鼓励本国的非政府组织从事支援亚洲民主人权事业的工作，就像美国一直做的那样。现在交通的确要比康梁孙黄时代方便了，可以直飞美国，可是对于亚洲国家，特别是东亚国家的政治逃亡者而言，毕竟日、韩最便捷，交通成本最小，也最容易成功。据我所知，中国的政治流亡者基本都在欧洲和英语国家，在日本和韩国的非常少。我认为这是说不过去的。我们不能说日、韩对中国的人权状况麻木不仁，起码它们可以做得更多一些。
美国养活多少他国的政治流亡者？美国为别国的人权事业投入多少钱？日、韩应该思索一下这个问题。有人说美国这样做有它的长远目的，就是等到他们支援的政治流亡者回国掌权之后，他们将都是亲美的力量，这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有利。这是彻底的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实际上如果美国惟利是图，它根本无须收留这些政治流亡者，收留他们对美国只有害，没有利。中国政府的许多大生意，都给了法国、德国，而不给美国。为什么？因为美国太热心帮助那些中国的政治流亡者，太热心促进中国人权进步，按中国官方的说法是"对中国内政说三道四"。帮助别人而损害自己，这个世界上也只有美国才这么傻，才会这么做。日本、韩国应该学一点美国的傻气，以免这种傻气在人类世界绝种。
据报导，成立朝鲜流亡政府，"背后操纵这一切的黑手"还是美国，华盛顿内部正在秘密制订一套推翻朝鲜的方案。既然日本政府愿借宝地让朝鲜流亡政府栖身，那就索性走到前台，好人做到底，别让美国一家"背黑锅"。
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上半，亚洲国家都争先恐后选派优秀子弟到欧美学习民主政治，连中东的穆斯林世界也不例外。1900年2月1日，埃及《新月》杂志发表《建立埃及综合大学是我们最大的需要》一文："建立一所综合高等学府，教育埃及青年及人民懂得什么是民主，什么是独立，什么是爱国，什么是他们的权利，什么是他们的义务，以提高全民族的文化水准和觉悟。"1908年12月21日埃及近代史上第一所新型大学埃及私立大学（开罗大学的前身）就是在全民族民主、自由的呼声中成立的。
可是，这些国家独立以后，它们建立的政府几乎都成为独裁政权，有些民族国家的人民比殖民地时代生活更惨。几十年来，政治犯、流亡者和酷刑成为这些国家政治生活的常态。日、韩这些先期抵达民主政治的国家，对其他亚洲国家存在的人权灾难不能不闻不问。像印度洋大海啸这样的自然灾难固然应当慷慨救助，解救亚洲其他国家的政府制造的人道主义灾难更为关键，更为义不容辞，因为毕竟印度洋的海啸七百来才有一次，而非民主国家的政府人为制造的灾难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因而，帮助它们建立一个现代民主、自由的国家，才是功德中最大的功德，是睦邻中最好的睦邻。
亚洲国家和地区一直缺少自己的论坛组织。鉴于此，博鳌亚洲论坛应运而生。可是自2000年博鳌亚洲论坛举办筹备会到2004年第三界年会，从《论坛宣言》和《论坛章程》到每一次年会上各色人等的讲话、发言和新闻报导，没有一处提及亚洲政治民主/化的问题，没有一处使用过民主和人权这两个词。我们亚洲的人民不是猪，他们也需要文明的政治生活和自由的精神生活。亚洲各国想一遍儿，谁能为亚洲的政治文明鼓与呼？只有日本和韩国。谁有能力为亚洲的政治文明奉献一份力量？只有日本和韩国。假如日、韩不去做，谁还会做？日本和韩国不应该放弃改善亚洲政治生态的崇高职责。
制造人权灾难的国家是邪恶国家，不关心别国人权灾难的民主国家是无灵魂的国家！
进行得如火如荼的美国总统大选，终于尘埃落定了。奥巴马众归所望，以高票当选为四十四任美国总统，一年前，中国人有谁知道这位非裔美籍黑人？如果没有这一年的竞选活动、竞选演说、竞选辩论，突然让这位年轻且没有多大政治经验的黑人，进入白宫领导美国；我们会认为美国人疯了。可真是通过与希拉里、麦凯恩等多个竞争者的竞争，他所表现出来的个人能力、政治纲领、政治理念，让美国人真正认可他。同时也给世界的人民好好上了一堂民主课。
我记得读书时，对美国这种竞选的评价是：吵吵嚷嚷、互相攻讦、浪费精力和财力，是一种假民主。是啊，在政府的眼里，所有西方的民主是假的，只有中国的民主是真的。有人为了证明美国民主是假的，用2000年布什与戈尔的选票来论证。由于美国是实行选举人团制度。布什票数弱胜于戈尔，而全国的普选票戈尔多于布什30多万张，最后法院判决布什获胜。有人认为这是假民主。我把这事跟我老爸一讲，他用一个比喻就非常明了：就好比打乒乓球赛，规则是三局二胜，每局打21个球，如果甲赢了二局，输一局；且那一局输得很惨，总赢球数少于乙。你能说乙取胜吗？因此，民主的第一要素是对规则的遵守。所以，戈尔在得知已败给布什时，第一时间向布什表示祝贺。
打开中国近代史，我们知道：百多年前，孙中山学习西方民主，推翻清王朝的专制统治；到了国民党统治时期，专制依然。今天，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到底是怎样的境况？诸位自己去寻找答案。
自然界有着质量守恒定律，其实社会也一样。政府民主多了，人民民主就少了；群众自由多了，官员自由就少了。你看，尼克松的水门事件，克林顿的拉链门事件，无不说明这个问题。同时说明，中国共产党为什么死死抱着一党专政不放。因为在中国，他们有西方官员所享受不到的自由。你看，林嘉祥，在猥亵11岁小女孩之后，还敢在公开场合叫嚣："你算个屁，我就是干了怎样？我是中央下来，与你们市长是平级的。"真是一语道破天机。今天，我就借十个胆给布什，他也不敢说出这样的话。是的，他曾经在反恐时向全世界说过这样牛B的话：你们不支持我，就是反对我。为了打伊拉克，竟然把联合国抛开一边，就是这样一位世界牛B的总统，但对他的人民是服服贴贴。
文章写到这里，我知道，有人会用大帽子扣我：你那么崇尚西方民主，你的用心何在？你这不是颠覆政府，是卖国贼。我知道中国的卖国贼大多了，据我了解，焦国标是卖国贼，曹长青是卖国贼，冉云飞是卖国贼，胡佳是卖国贼。说真话，我现在连家都没有资格卖得了，何况如卖国？卖国应该是些什么资格的人。应该象慈禧太后、汪精卫、蒋介石、毛CD、江CM等。我们不过是宪法所赋予我们的言论自由。所谓自由，应该是：你有想当爱国贼的自由，我有想当卖国贼的自由；你有爱党的自由，我有不爱党的自由；你有向往闭关自大的自由，我有崇洋媚外的自由；你有想独裁的自由，我有想民主的自由。
十七大，政府提出解放思想，我不知道是解放哪些思想？反正，这也被删贴，那也被封杀。人家连美国总统都可以让非裔黑人当。说不定，在未来的某一天，美国也会出现一位华裔总统。如果这样，中国政府不知有何感想？
今天，美国总统大选到底给我们带来哪些启示？我认为：
一、"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句口号差不多提了将近60年，我想现在也要更新了。美国现在连非裔黑人敢让他当他们国家总统。难道我们中国人民就没有一点自信：不是共产党员，就不能当中国的总书记了吗？真的当了，就没有新中国吗？
二、"民主不适合中国国情"，这也是很多人的论调。这句话后面的潜台词："专制独裁符合中国国情"。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独裁，已经走了多次轮回，下台后的统治阶级没有一个善始善终。中国共产党能走出怪圈吗？香港是中国人种，台湾是中国人种，他们能实行民主选举，我们为何不行？
三、"台湾实行民主，你看陈水扁还是照样腐败"，是的，民主也是逐渐完善的过程。你看，腐败给他所带来的成本也够大的。民进党抛弃他，同时一家人，面临着进牢狱的可能。这不是给马英九起了一个警戒作用？其实美国的民主，也是不断完善过程。
四、民主不是说给就给的，这就需要我们有不断争取的过程。曾听说有一位中共高官说过："想要民主，先拿二千万人头过来。"因此，中国的民主之路将会是很艰辛的。
2008年11月15佘开晓写于珠海
史上最牛村庄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