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祖桦: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结

  几年前到美国访问,当时正值“炸馆”事件发生不久,国内掀起一轮激烈的反美运动和“说不”风潮,民族主义情绪随之迅速提升;与中外友人晤谈时局,多认为国内正在重新兴起的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两大思潮值得警惕,搞不好将会严重阻碍中国的现代化与民主化。2001年初的“撞机”事件使得中美关系更趋紧张,民众中的民族主义情愫进一步发酵。直到震惊世界的“九一一”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几千名无辜生命惨遭毁灭(遇难者来自86个国家),对这一灭绝人性的恶魔行径,世界舆论同声谴责,而在中国却出现了一些人为之叫好。在这一冷酷的事实面前,我们十分有必要追索其背后潜藏的社会心理原因及其与民族主义思潮的关系。本文以探讨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结为主要线索,兼论“九一一”事件后部分国人幸灾乐祸的社会心理原因。

  一、中国近代以来的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nationalism )是近代从西方传过来的一种社会思潮。一般认为,民族主义思潮最初发韧于十七世纪的西欧;也有人认为民族主义起源于十八世纪的英国和法国,以后推广到整个欧洲,并经过美国的独立战争扩展到美洲,到了二十世纪,则风靡到全世界每一个国家,其主要标志就是民族国家的兴起。

  中国古代只有家族、宗族和种族的概念,而没有民族的概念,“中华民族”这一概念是在非常近代的社会话语中才出现的。长久以来,中国处在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中,依靠黄河、长江和其它内陆河流的浇灌,很早就产生了稳定自足的先进农业文明,在此文明的基础上中国自然而然地发展出一种“华夏中心主义”的环宇观念。中国人一直以为世界只有中国及其周边国家,以为中华文明与周围向化之地即是全部世界。因此,直到1840年前后,中国只能以“天朝上国”、“君临天下”的态度去面对世界,去处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以后,西方列强纷纷入侵中国。腐败守旧的清王朝在列强的新式战法和坚船利炮的攻击下,屡战屡败,不断割地赔款,国家危机日益深化,被动地卷入近代化的潮流之中。正如香港中文大学的金耀基教授所指出的:中国的巨变并非始于自觉,而是在十九世纪末叶西方帝国主义坚船利炮的轰击下开始的。中国现代化是中国在西方“兵临城下”,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劣势下被逼而起的自强运动,这是中国有史以来所受最大的屈辱,过去一百年,即是中国的“屈辱的世纪”。天朝之败于“西夷”,是一屈辱,一败再败,国将不国,则是大屈辱,败于西夷,而又必须学于西夷,更是屈辱之至。故而,中国百年来之现代化运动,实是一雪耻图强的运动。[1]

  总之,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是一部充满屈辱的历史,这与它所拥有的号称“五千年辉煌灿烂的历史”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种情形给中国人——无论是普通民众还是社会精英心理上造成了严重挫伤和沉重压力,使得中国人在情感上与行为上很容易趋向极端——从妄自尊大到极度自卑、盲目排外。这一点是西方人难以理解的,我在国外访问时,与许多西方学者交换关于中国民族主义的成因,谈到这个情结,他们大都感到困惑不解。[2] 而了解这一情结对于了解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形成以及中国人对西方国家的感情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今之论者,多将辛亥革命作为中国民族主义的发端,而我认为可以追溯至此前十余年发生的义和团运动。1899年至1900年间爆发的义和团运动以贫苦农民、佣工、赤贫无产者等社会底层民众为主体,打着“扶清灭洋”的旗号,在清政府的暗中支持(实为利用)下,到处焚毁洋教堂,破坏铁道和电线,攻击外国传教士和教徒,直至围攻北京东交民巷的外国使馆,处死德国公使……,最后在清政府与西方列强的勾结下,在八国联军的武力进剿下被镇压下去。这一发生在百年前的大规模、跨省域的民众运动直接指向帝国主义的入侵,明显具有“爱国”、“反帝”的性质,因而对此后的民间民族主义的勃兴起到了直接的催生作用,对民族心理形成的影响也是长久的。但正如陈勤等人指出的,义和团运动的负面意义是不容忽视的:一是其“扶清灭洋”的口号表明其与封建专制统治者有着十分复杂的关系;二是其具有狂乱、盲目、非理性的排外主义色彩;三是其指导思想和意识形态中带有中国传统民间文化特别是戏曲文化与降神附体式的民间宗教迷信的浓厚色彩,显得极为原始。[3] 其中第一、二点至今仍像幽灵一样,在中国大地和互联网上到处游荡,第三点在中国民间仍广有市场。

  1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帝国的腐朽统治,并于1912年1 月1 日建立了中华民国,从而奠定了民族国家的基本政治架构。革命的主要领袖孙中山早在1903年就师法美国前总统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思想,提出了全新的政治主张——三民主义,其中之一就是民族主义。孙氏提出的民族主义初始的含义主要是“反满”,力求推翻以满清贵族为首的专制政权,所谓“驱逐鞑虏,恢复中华”。这主要是为了顺应当时的革命需要,但是明显存在大汉族主义和种族主义的倾向。孙中山本人后来意识到这个问题,在辛亥革命后提出“五族共和”的原则作为补救。他说:“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如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4] 其后于1920年又修正道:“这五族的名词很不切当,我们国内何止五族呢?应该把我们中国的所有各民族融合成一个中华民族”。[5] 孙中山还在1921年提出了“民族自决”原则,并将其载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为中国民族主义的产生提供了充实的理论基础。应该指出的是,孙中山提出的民族主义思想存在着一些严重的失误,如他将“血统”当作民族形成的首要因素、混淆“国族”与“民族”的区别、晚年力主“大亚洲主义”等。

  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在列强主持的“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遭到失败,日本取代德国强行获得在中国山东的特权。声势浩大的五四爱国运动于是爆发。为了解救中华民族的生存危机,五四运动提出彻底地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口号,主张进行社会革命、政治革命和文化革命,从西方引进“德先生”(民主)与“赛先生”(科学),以唤醒民众,救亡图强。五四运动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次最重要的思想启蒙与思想解放运动,可以说,经此一役,中国人的现代民族意识得到彻底奠立。

  如果说五四运动主要是民族精英的动员,抗日战争则是全民族的总动员。面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和亡国的危险,一个整体仍属前现代的落后农业大国,众志成城,地无分南北,人无分长幼,在短时期内动员起全民的力量,集合起规模空前的数百万军队,与装备精良的日本侵略军进行了长达八年的苦战,最后在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有力支持下,终于取得了100 年来对外反侵略战争的第一次全面胜利。抗日战争的胜利极大地提高了中华民族的国际地位,极大地增强了中华民族的自信心和自豪感,民族主义情结从此寄托。“从激发民族主义情绪的功用而言,中华民族符号系统里还没有超过抗日战争的。”[6]

  以上对中国近代以来民族主义的产生和形成作了一个简要的纵向的历史回溯,意在说明中国的民族主义是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情境中发生的,因而具有自身的一些特性与功能。这些特性和功能有的可能与其它民族相似,有的则源于自身的文化积淀。我把它们分为消极特性与积极功能两类。

  中国民族主义的消极特性主要是:

  1 、妄自尊大

  在中国文化中,中国就是“天下”,是世界的中心,其它地方都是“蛮夷”和“化外”,是围绕中国旋转和朝贡的,所谓“中央之国,四方来仪”。这使得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中深藏着天朝情结以及妄自尊大的心态。孙中山曾指出:“中国为世界最古之国,承数千年文化,为东方首出之邦。未与欧美通市以前,中国在亚洲之地位,向无与之匹敌者。即间被外族入寇,如元清两代僭主中国,然亦不能不奉中国之礼法。而其他四邻之国,或入贡称藩,或来朝亲善,莫不羡慕中国之文化,而以中国为上邦也。中国亦素自尊大,目无他国,习惯成自然,遂成为孤立之性。”[7] 鲁迅也一针见血地说过:“中国人向来有点自大。——只可惜没有‘个人的自大’,都是‘合群的爱国的自大’。这就是文化竞争失败之后,不能再见振拔改进的原因。”[8] 连自轻自贱的阿Q 也会说:“我们先前——比你阔多啦!你算是什么东西!”时至今日,仍有人坚持认为“中国文明至高无上”;中国文明可以拯救世界、拯救人类;西方的科学发明、民主、法制,中国古已有之;“二十一世纪是中国的世纪”;等等。

  2 、排外情结

  文化排外主义与文化自大主义是一对孳生兄弟。其主要表现是以正统自居,闭关自守,孤芳自赏,排斥一切外来的事物,蔑视国外的先进的东西,抗拒世界主流文明。中国落后不是从自己身上找原因,而是把问题都推给外国。从义和团运动中可以明显看到掺杂在爱国主义精神中的这种成分的落后性、反动性和破坏性。[9]

  3 、国民劣根性

  在两千多年专制主义统治的摧残下,中国人的性格存在很多不健康的成分,尤其是缺乏同情心、理解心,缺乏对公共事务的兴趣与热情,太多考虑私人利益。梁启超在《新民说》第五节《论公德》里说:“我国民所最缺者,公德其一端也。”[10]梁启超对中国人的私德评价也不高。他在《论私德》一节中,作了一个历代民德升降表,从春秋至二十世纪初,总的趋势是下降。孙中山和陈独秀都直斥中国人是“一盘散沙”。鲁迅对国民自私、愚昧、冷漠的劣根性更是痛心疾首,并在他的著作中给予无情揭露。他指出,中国的“看客”是十足的毫无血性的欣赏残酷的动物。杀头,有之已属不幸,但更不幸的是杀头在中国居然可以当成古董似的,可供看客们玩赏、过瘾和作乐,而国民却乐此不疲,在生命的悲哀处看出快乐和满足,在头颅和鲜血中得到娱悦和享受。[11]这种国民劣根性深深植入中国的民族性中,因此,出现这么多人对“九一一”恐怖大屠殺表现出幸灾乐祸的情绪也就不足为奇了。

  正是因为其消极特性的存在,使得民族主义在许多场合成为中国现代化与融入世界文明主流的主要障碍。

  客观地看,中国民族主义的作用并不都是消极的、负面的,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抑或将来,它同样具有相当大的积极功能。

  它的积极功能是:

  1 、民族聚合,抵御外侮

  民族主义是强化民族自尊心、自强心和自信心的最有力的工具,有助于争取与维护民族独立,号召国民维护国家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民族主义提倡英雄主义和牺牲精神,可以在社会中造就一种奋发向上、团结一心的民族情感和民族凝聚力。当中国面临外敌入侵的民族危机之时,只有民族主义能够很快动员起全民族的各种力量与资源,形成一种统一的民族意志,同仇敌忾,不怕牺牲,共御外侮。抗日战争就是这方面的经典范例。

  2 、保卫文化

  民族主义有助于保存民族的文化传统,丰富一个社会的价值资源和文化生活。民族主义强调自己民族在历史、文化、语言甚至物产上的独特性,因而有助于保存多样化的人类文化遗产。对中国而言,在一定程度上,民族主义有助于恢复和保存丰富而悠久的民族文化传统,特别是在这一传统由于受到长期的清洗和毁灭而几近消灭之际。[12]

  3 、追求现代化

  中国文化中素来有“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精神传统。近代以来,由于长期经受专制政体的暴虐统治与帝国主义的掠夺,中国积贫积弱,国民生活困苦不堪。因此,中国的广大民众以及各界精英无不渴望民富国强,“振兴中华”遂成为民族精神的核心,振兴之道是实现现代化成为人们的共识。实现现代化不仅仅是工业、农业、国防、科技“四个现代化”,而是经济、政治、社会、文化与人的全面现代化,通过改革、开放、发展实现全面现代化是我们最大的民族利益。在中国实现全面现代化的进程中,民族主义比任何其它的意识形态具有更大的社会动员力量,可以有效地凝聚民心,充分调动各种社会资源。

  对于中国的民族主义,我们应秉持理性、清醒的态度,注意克制其消极特性,发扬其积极功能,以促进中国的现代化与民主化。

  二、中国新民族主义的崛起

  1999年11月哈佛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和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召开了一次讨论中国大陆与台湾两岸民族主义的专门会议,对海峡两岸民族主义的一些主要问题进行了研讨。出席会议的学者提交的论文认为:1990年代以后中国大陆正在崛起的一波民族主义浪潮与五四运动为代表的民族主义浪潮的主题并没有多大差别,都是追求富强。但和五四运动时期的民族主义相比,新一波的民族主义显然面临全然不同的制度文化背景,因此也具有了不同的意义,故而将19 90 年代以后崛起的民族主义称为“新民族主义”。[13]与会学者指出,在内政问题上,和五四运动时期那一波民族主义相比,新民族主义显现出非常的保守主义性质。如果说五四运动时期的民族主义是对现存中国政治经济体制的激进批判,那么新民族主义则是对现存体制的认同。这种认同在很多人那里已经到了非常高的程度。在国际层面,新民族主义具有相当的进取性,其目的在于改变现存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建立一个符合中国民族主义情怀的和中国国家利益的国际新秩序。

  到目前为止,新民族主义还不是一种统一的意识形态,它的内容与成份相当芜杂,具有许多不同的版本,官方与民间的认知也存在着一定差异。官方的民族主义对外宣称叫做“爱国主义”,其主旨是要求人民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民间似乎不太在意称呼什么,叫爱国主义也罢,叫民族主义也罢,反正是呼唤中国强大,反对美国和西方国家主宰世界。近年来,知识界有部分人认为民族主义有排外之嫌,也主张以爱国主义代之。在诸多的民族主义分支中,表现得最为激进的一支是为“说不派”,他们在《中国可以说不》一书中大声疾呼:我们的青年应拥有这种自豪感:“我们要准备打仗。”“小打不如大打,晚打不如早打。”[14]王小东更提出,在新的極權主义统治这个世界后,李白诗中“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侠客行》)的那种侠客精神,“乃是未来人类的唯一拯救”。[15]明眼人不难看出,他们的极端主张与本. 拉登和塔利班的“圣战”理念颇有异曲同工之妙。

  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与国力的增强。自1980年以来,中国经济以平均每年9%左右的速度持续高速增长。2000年中国GDP 首次突破一万亿美元,跃居世界第七位;对外贸易总额达到474 3.1 亿美元,同样居世界第七位。截止2001年10月中旬,中国的外汇储备达到创纪录的2000亿美元,仅少于日本,居世界第二位。2001年11月,在卡塔尔多哈举行的世界贸易组织第四届部长会议上,中国获准加入WTO ;在体育方面,中国还获得2008年奥运会的举办权;并入围2 002 年足球世界杯决赛阶段的比赛。这些指标与事件,意味着中国的综合国力与国际地位得到很大提升,大大刺激了中国民众及全球华人的民族自豪感,强化了国人的“大中国”情结。

  在中国渐趋强大的背景下,中国精英层提出了“大中国”构想,这一构想包括“政治中国”、“经济中国”和“文化中国”。政治中国是指拥有国家主权的、有领土界定的中国;经济中国指分布在世界各国的华人,他们以经济、商业为纽带所连接的共同体;文化中国指有儒家文化传统影响的地区。“大中国”的构想强调,二十一世纪是太平洋的世纪,在环太平洋国家中,中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21]中国新民族主义不再满足于扮演自给自足、偏安一隅的角色,他要在更广泛的国际事务中发出不同凡响的声音,在世界政治舞台上争取更多的权力和权益。

  在中国国内,也有人对新民族主义的崛起持怀疑态度,并直斥为伪民族主义。朱智勇即指出:真正的民族主义应该具有价值层面的信仰与绝对的忠诚。而这种意义上的民族主义在中国是十分稀缺的,至少在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汉民族中是比较少有的。中国人历来是非常个人主义、注重私利与讲求现实的,从古到今为了某种价值而忠诚信守者都不多。在于己无害的情况下,人人都可以表达或渲泄一下民族情绪;一旦出现某种风险的时候,许多人会立即逃之夭夭或噤若寒蝉;而当有某种好处来临之时,如出国留学、国外定居、外企任职,则趋之若骛,去无反顾。因此,这种所谓的民族主义是很不可靠的和多变的,并没有多少真实的力量;与其说是新民族主义,不如说是伪民族主义。

  1990年代以来中国民间的“托派”(指参加托福考试)人数呈直线上升之势,许多在校学生在声讨完美国霸权之后,立即投入托福考试,千方百计争取到美国留学。申请到美国和其它西方国家定居的人数也在迅速增加。据网上披露,1998年6 月29日克林顿到北大发表讲演时,当面抨击美国内政外交的几位“学生代表”如今多数都在美国生活,其中词锋最利的一位女生据说已嫁到美国,成为身体力行的国际主义者。

  王力雄在论述“九一一”事件时写道:西方国家不要被中国的民族主义表象所迷惑。“在我看来,当前所谓中国的民族主义只是一种‘足球流氓式’的宣泄——为己方球队加油助威和起哄辱骂对方球队而已,没有真值得世界畏惧的威胁。真正的民族主义是一种信仰,是要像‘九一一’死士那样为之舍生取义的。而经过百年翻饼最终坠入全民逐利的中国,早已失去信仰立足的基础,起哄时可以比赛踊跃,上战场则会找不到人影。一旦中国进入一个信息开放、言论自由的多元社会,中国今日展现在世界面前的不可理喻,很快就会发生变化。[22]

  三、健康的民族主义与病态的民族主义

  应该指出,“九一一”事件发生后,中国国内的反映并不都是幸灾乐祸的,有一批知识界及其他方面的人士公开发表声明谴责恐怖主义罪行[23]。国内颇有影响的报刊如《财经》、《南风窗》、《南方周末》等都发表了正面的意见。《财经》杂志全体同仁呼吁:“面对敌视一切文明一切种族一切社会的邪恶,全世界不同的民族、不同的社会、不同的文明,联合起来!”[24]《南风窗》国际问题观察员庄礼伟在文中写道:“恐怖主义不仅挑战某个政府,更挑战了人类社会的基本价值观。今天是美国人,明天可能是俄罗斯人、法国人、埃及人、巴西人、中国人,在无辜的的亡灵面前,恐怖分子的‘主义’和‘真理’显得非常狭隘、苍白、野蛮。‘九一一’事件使全世界有了一个明确的共同敌人:恐怖主义。”[25](发出正义声音的人士与媒体还有很多,本文无法一一列举。)反观那些“叫好者”,却鲜有署真名发表意见的,谈事实讲道理的也不多,绝大多数是匿名在网上乱骂一气。

  这种对垒分明的现象或许昭示着中国民族主义的分野。我们虽不能肯定双方营垒中的每个人都是民族主义者,但至少他们都自认为是爱国者。分歧在于何谓爱国?爱什么国?人权与主权孰最重要?以及对于自由、民主、人权、正义等基本价值的态度。尽管出现了象欧盟、东盟、独联体等各种形式的国家联合的趋势以及成立全球政府的呼声,但是在可预见的将来,整个世界仍将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因此,民族情感和民族主义仍将得以寄托。巴勒斯坦人、以色列人、埃及人、阿根廷人、英国人、美国人以及所有国家的人都有自己的民族情感与民族主义。同时,在可预见的将来,中国因其独特的文明史和快速发展的态势,其民族情感与民族主义不仅不会淡化,反而会不断提升。面对这样的现实,使我想到,在全球化与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时代背景下,十分有必要厘清两种不同性质的民族主义,进而以一种正确的态度去对待世界。

  国内有不少人自觉或不自觉地持有某些病态民族主义的观念,这种现象本身并不可怕,危险在于某些具有国家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倾向的人物或集团,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煽动和利用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把本国人民和人类社会引向灾难,就象二战时的德、意、日法西斯一样。德国法西斯主义“纳粹”的德文原文是Nationalsozialismus ,译成中文就是“民族社會主義”(缩写是Nazismus,故音译为“纳粹主义”)。希特勒用来欺骗与奴役德国人民、建造“第三帝国”、对外侵略扩张、并把全世界引向战争和灾难的主要工具就是“民族社會主義”。纳粹党人的口号就是“民族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希特勒说:“个人是短暂的,‘民众’,是永存的。如果自由主义的世界观在个人的神化之中必定导致‘民众’的毁灭,在必要时,民族社會主義则不惜牺牲个人来保护‘民众’。”[26]意大利法西斯头目墨索里尼是用“国家”、“爱国”的概念来煸动民族沙文主义。日本法西斯主义则是利用天皇权威和忠君爱国思想推行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朱庭光等编写的《法西斯体制》一书汇集了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对法西斯体制与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的关系作了深入地阐释。我们可以从中看到拉登与“基地”组织、阿富汗塔利班及世界上其它極權势力的影像。所以,病态的民族主义一旦被政治狂人操纵,就会演变成极端性、恶质化的民族主义——法西斯主义,就会对人类文明造成毁灭性的后果,二十世纪发生的两次世界大战已经再清楚不过地告诉了我们这一点。发生在二十一世纪初的“九一一”恐怖事件再一次提醒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一定要对病态的民族主义保持高度警惕!

  健康的民族主义是开放的、温和的、理性的、尊崇个人自决权的民族主义。对外它能与其它文明和平共处,并学习和吸收各种有益的成分充实自己;对内它接受多元的价值和文化,在自由民主和法治的制度架构内发挥作用,因而不致演变为盲目的排外主义。在经济和文化的交流与竞争中,任何国家都只有勇敢地打开大门,师人之长,弃己之短,摆脱宗法自然经济和专制政治的束缚,才能真正实现富强,捍卫自己的民族尊严。因此,对于一个尚未实现现代化的国家来说,英勇反抗外国侵略固然是爱国,维护与外国和平相处关系、开放自己的国家、促进与外国的经济文化交流、推动本国的社会进步,同样体现着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而且是更为复杂和艰巨的任务。[27]中国100 多年来落后挨打的一个重要原因,正是由于奉行专制主义的统治者长期实行闭关锁国政策。文革结束后的20多年,中国实行了对外开放政策,学习先进国家的现代化经验,引进各种稀缺资源,结果是一改一穷二白的面貌,使得社会经济发生了巨大变化,国家的综合实力得到很大提升。因此,对外坚持开放,对内坚持改革,努力发展经济,实行宪政民主,是古老的中华民族焕发新生与走向现代化的必经之路,舍此别外它途。

  健康的民族主义是珍视自由与和平的民族主义。不同的民族主义所奉行的价值是截然不同的,健康的民族主义一定是珍视自由与和平的崇高价值的。如同匈牙利的爱国诗人裴多菲诗中所表达的,“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而和平与自由是密不可分的,因为任何形式的暴力在破坏和平的同时也在摧毁自由的基础。尤其是针对无辜平民使用暴力,剥夺他人的自由与生命,更是不可饶恕的罪行。在当今世界,恐怖主义与極權主义已成为自由与和平的主要敌人,这两者相互勾结,狼狈为奸,对自由与和平构成了致命的威胁,他们一旦掌握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如核武器与生化武器),大搞“超限战”,将会对人类社会带来毁灭性的危险(塔利班的外交代表就公开宣称,他们没有掌握核武器,如果掌握的话,这次一定会使用)。因此,各国健康的民族主义应在维护自由与和平的道义基础上联合起来,结成强大的国际力量,共同制止恐怖主义与極權主义对自由与和平的危害。

  健康的民族主义是自觉汇入世界主流文明的民族主义。世界主流文明已经历了几百年的发展,汲取了几千年人类发展的历史经验,它决不仅仅是某一些国家和地区人们智慧的结晶,同时也可以说是整个人类几千年发展的积累和结晶。在它的发展过程中,曾经遭遇到一系列问题的挑战,而对于这种挑战的回应,大多数已经以经验,特别是以制度安排的形式积累了起来。而在中国进一步发展的过程中,类似于如何建立一种能够合理配置资源同时又具有自我发展动力的经济体制,如何建立一种以法治精神与法律体系为基本框架的社会生活的运行机制,如何建立一种能够有效地管理国家并能够有效地制衡权力、克制腐败的宪政民主政制,如何在保证社会总体进步的同时最大限度保护个人自由,如何建立一种使科学和理性的精神能够正常发育和存在的人文环境,所有这一切,迄今为止,还没有另外一种文明能够为我们解决这些问题提供更为成功的系统经验和制度框架。如果采取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排斥世界主流文明,搞意识形态的乌托邦,是没有前途的。[28]

  总之,中国的民族主义如果被导向健康的、开放的、追求自由民主和现代化的道路,那将是中国与世界的幸运。反之,中国的民族主义如果被导向病态的、极端的、恶质化的和法西斯主义的道路,则将是中国与世界的灾难。这是再清楚不过的事了。

  中国人啊!一定要用心去辨识和选择。

  注释:

  [1] 金耀基:《现代化与中国现代历史——提供一个理解中国百年来现代史的概念架构》,载罗荣渠牛大勇编《中国现代化历程的探索》,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8 —9 页。

  [2] 著名的未来学家阿尔温. 托夫勒夫妇在《创造一个新的文明》一书中写道:“许多高科技社会的人们很难理解极端民族主义者的动机。他们狂热的爱国主义激情使人费解。”上海三联1997年版19页。

  [3] 陈勤李刚齐佩芳:《中国现代化史纲——无法告别的革命》,广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120页。

  [4] 《孙中山文集》上卷,团结出版社1997年版485 页。

  [5] 转引自张磊:《孙中山思想研究》,中华书局1981年版39页。

  [6] 徐迅:《民族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142 页。

  [7] 孙中山:《建国方略》,见《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187页。

  [8] 转引自沙莲香主编《中国民族性》(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67页。

  [9] 王培元:《华夏中心主义的幻灭与近代中国爱国主义的产生》,《知识分子立场——民族主义与转型期中国的命运》,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302 页。

  [10]《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213 —214 页。

  [11]刘再复林岗:《传统与中国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版266—267 页。

  [12]刘军宁:《民族主义四面观》,《知识分子立场》13页。

  [13]参见林佳龙郑永年主编《民族主义与两岸关系——哈佛大学东西方学者的对话》,新自然主义股份有限公司2001年4 月出版。

  [14]宋强张藏藏乔边等:《中国可以说不——冷战后时代的政治与情感抉择》,中华工商出版社1996年5 月版41页。

  [15]房宁王小东宋强等:《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11月版375 页。

  [16]参见《简明社会科学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2年版524 页。

  [17]徐迅:《民族主义》,54页。

  [18]见2001年11月12日《报刊文摘》、2001年第11期《传媒》等报道。

  [19]林秉贤:《社会心理学》,群众出版社1986年版335 页。

  [20]刘晓波:《垄断舆论和灌输仇恨的恶果》,2001年11月号《争鸣》。

  [21]徐迅:《民族主义》,153 页。

  [22]王力雄:《武器消灭不了仇恨》,2001年11月号《开放》。

  [23]如包遵信、刘晓波、任不寐等人发起的《致布什总统和美国人民的公开信》,先后有近千人签名;还有朱学勤徐友渔秦晖等人发表的公开声明等。

  [24]2001年10月号《财经》。

  [25]庄礼伟:《“9.11”事件与全球变迁》,2001.11 上《南风窗》。

  [26]引自朱庭光主编《法西斯体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4 月版11页。

  [27]刘军宁:见[11]16—17页。

  [28]孙立平:《汇入世界主流文明——民族主义三题》,《知识分子立场》372 —380 页。

  (摘自士柏咨询网限于篇幅,本文有删节。本文为作者个人观点,仅供参考,不代表本站的立场。)

  作者:张祖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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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条评论 »

  1. 孔正义 说:,

    2008年09月02日 星期二 @ 10:19:52

    1

    砖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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