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泽新:对中国改革的政策建议

  摘要:中国经济现在面临着非常严重的危机。解决的办法是进行农村社会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的改革。在下放了罢免权的民主集中制的保障下,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会得到切实的执行。并由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带动,形成庞大的农村产业和市场,为当前的中国经济提供新的活力。

  前言

  本文将给出关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农村经济建设的政策建议。原本打算日后生活安定,把这些政策和它们的政治、经济以及哲学理论基础,完整地,作为一个理论体系,系统地写出来。但我刚刚看到,目前中国正在执行的经济政策可能会带来极其严重的社会和政治经济问题,甚至直接威胁到共和国的安全。由于这种问题的严重性和迫切性,所以这里不得不先推出与当前中国经济和社会最关切的两项政策,建议中国政府再次启动中国农村社会的政治和经济体制改革。

  这两项政策如能得到实施,中国社会将会出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那种局面,农村和城市经济呈现良性互动状态,整个中国经济体系在这种良性互动中进入一个相当长的稳定快速的增长期,与以前不同的是,这一过程甚至可能会持续三十年至五十年,并且影响更为深远。

  本文下面部分首先对中国当前经济状况作出一些分析,指出其中可能存在的各种问题和隐患,第二部分简要介绍一下这两项政策的理论分析,之后则给出这两项政策,并论述这些政策的意义和可能带来的影响。

  当前中国经济状况分析

  在见识张五常经济理论之前,就中国当前的经济政策我一直心存疑惑,为什么在清理完三角债以后,中国经济运行得非常健康的情况下实行现在的这种经济政策?前几天在网上看到一些文章,说有个叫张五常的人对中南海的经济政策有非常的影响,为了把问题搞清楚,就在网上找了一些他的文章看了一遍。

  我不知道网上的传言是不是真的,但是中国现在实行的经济政策所产生的各种现象来看,与他的理论非常吻合。如果真的确有其事,那么从他那轻率得让人难以置信的理论看,这项经济政策如果继续实施下去,那么它给中国造成的危害,与89年之前的中国经济政策相比,问题要严重得多。

  张五常的经济理论,实质上就是源自西方微观经济学的经济自由主义。这种经济自由主义就是通过牺牲工人的权益,允许企业自由雇佣和解雇工人,放手让企业自由竞争,以提高企业的竞争力来促进和刺激社会经济的发展,把竞争所带来的压力全部转嫁到工人头上。而中国现行的经济政策,国有企业股份化、破产制度、工人下岗制度等等,无一不是这种错误的经济观点的真实写照。

  我不知道中央决策机构是如何相信了这个政策建议的,也许主要是着眼于企业竞争力,完善市场机制和刺激经济增长等多方面的考虑,才选择了这项政策。在西方发达国家推行这一政策,并不会造成特别大的危害,但是在社会保障体系还没有建立健全,法制不完善,市场体制还没有完成,经济基础还非常薄弱和官僚机构腐败成风的人口大国推行这一政策,无异于拿整个中华民族和共和国的命运作赌注。

  问题在于,中国国有和公有制企业,它们的效率低下,贪污腐败等各种问题,并不是工人产出效率不高的原因所造成,也不是公有制企业固有的弊端所决定。中国公有制企业的问题,主要还是出在私有上,即公有制企业名义上的公有和实际私有,长期公有和短期私有的矛盾上。这一矛盾不解决,无论是下岗制度、破产制度和股份制度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国有企业的诸多问题,而实际上只是把那种矛盾所产生的恶果转嫁到职工和百姓身上,加剧了社会的两极分化。根本达不到推行此项政策所预想的那种真正完善企业健康机制和刺激经济增长的要求。

  实行这项政策,在缺乏社会创新机制,企业管理水平落后,矛盾没有解决的情况下,企业只能通过解雇工人,尽量使用廉价劳动力来提高它的运行效率,增强它的市场竞争力。但是由于上面所说的矛盾没有解决,贪污腐败和效率低下的根子依然存在,过不了多久,企业又会回到以前那种低效状态。使得整个企业陷入一种恶性循环中。解雇,利润提高,贪污腐败,效率降低,再解雇,利润再提高,再贪污腐败……,直至企业完全破产,职工完全失业。这种情况一旦发生,立即会在中国社会产生巨量的无法消化的失业人口,由于社会保障体系根本上还没有建立健全,这些失业人口会随着竞争的企业对更低廉劳动力的雇佣,快速滑向生存线边缘。同时,更为低廉的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大量涌入,使得城市人口的就业压力不断加剧,这些会给中国带来极大的社会问题。

  在农村,也由于主要劳动力的流失,再加上地方腐败势力的盘剥,农村经济一直处于一种停滞和退化状态,无法再给城市经济的发展提供市场动力。并且,无论是进行西部大开发还是进行赤字预算,最终都不能真正解决上面提到的问题,甚至可能会带来更大的隐患。

  这种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如果不停止,随着事态的继续恶化,那么,整个中国的经济和社会状况,与89年那时相比,恐怕要严重得多,甚至可能恶化到不可收拾的局面。

  本文下面的部分将给出两项政策建议,通过这两项政策建议,启动农村的经济体制改革,唤醒中国农村所蕴藏的无比巨大的产业和市场潜力,为城市经济的发展提供全新的动力,补救当前中国经济政策所带来的各种社会和经济问题。这两项政策,其中一项是关于政治体制的改革,另一项则是关于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这两项政策的直接思想来源还是毛泽东关于解放后的社會主義中国的建国思想,同时也吸收了西方的一些政治和经济思想部分。以下逐一介绍。

  政治体制改革理论简介

  东方的中央集权思想和西方的民主思想在实际生活中一直冲突的一个焦点就是选举权。在东方政治制度中,各级行政官员的任免是由上级来决定,而在西方政治制度里面,则是由该行政职位下的公民通过投票来决定官员人选。这两种政治制度似乎非常对立,不可调和,但事实并非如此。

  围绕着选举权展开分析,我们知道,在东西方的选举过程中,共涉及到了两个人和两股势力。其中两个人是指上一任官员和新上任官员,两股势力则是指该行政职位的上级官员或机构和该行政职位管辖下的公众。

  因此,在整个选举活动过程中,无论是东西方,实际上都涉及到了两种权力的行使,这两种权力分别就是上一任官员的罢免和新任官员的举任。我们看到,在西方政治制度中,上一任官员的罢免权实际上是自动行使,而在一个稳定的中央集权制度中,一般来说,官员的职位都被保留,也就是说罢免权被无形取消。

  实际生活中,无论东西方的政治制度,都存在着自己的缺陷。在中央集权制度里,一般政权由于缺乏监督机制,所以总会存在各种腐败现象。当中央有一项政策要通过这个机构实施时,往往由于各级行政官员在行使职权时不受监督,这些政策在推行过程中就出现各种各样的变质现象,政策实际上并没有得到真正执行。尤其是底层官吏的腐败,会导致政权机构与公众的对立,直接威胁着整个政权的存在基础。中国历代王朝的更迭,其根本原因都出在这里。而西方政治制度,却由于任免权完全下放,根本无法形成类似东方的行政机构的强大手段,从而各种社会问题也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尤其对现在的中国,这种行政机构可以说是能解决中国农村问题的唯一手段,市场机制解决不了农村问题。

  但是,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到,以前的选举权是由罢免权和举任权构成,也就是说这种选举权是可以分割的,所以完全可以通过选举权的分割行使来给出一种新的政治体制。这种新的政治体制能够将现存的这两种政治制度的优点兼收并蓄,同时摒弃它们各自的缺点。

  中国有两句话,结合起来可以恰如其分地说明新的政治制度:“相马还须伯乐”,“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从这两句话来看,伯乐(上级),一般而言,识人经验更丰富,大局观更强,同时也是行政上的需要,更适宜行使举任权;而群众对上一任官员的政绩更有切身体会,更有发言权,因而更适宜行使上一届官员的罢免权。

  新的政治制度具有以下一些原则:

  一,把人事罢免权下放,真正由群众掌握,由群众投票表决;

  二,上层机构保留举任权和行政罢免权。

  其中,人事罢免权必须得到切实行使,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官员被群众投票罢免,则下一任期内坚决不能平级或越级使用;其次,即使一个官员在群众的投票中没有被罢免,上级依然可以根据他对各项政策的执行程度,考虑是否进行行政罢免,举任新的人选。这样就构成了一种与东西方政治体制都不同,但优点兼收并蓄的新的民主集中制度。

  在这种民主集中制度下,由罢免权所致,各层腐败分子和平庸官员的清理工作一直进行,保证了整个行政机构的廉洁高效,同时,在罢免权的监督下,官员的危机感甚至比西方民主制度下更为强烈,整个中央集权行政机构与以前相比,运作起来更为自如,能够彻底贯彻中央政府各种政策的真正意图。这样民主集中制度下的廉洁高效的中央集权行政机构,是西方民主制度不可能具有的,最能体现社會主義优越性的强大社会手段,这种手段在贫穷和落后的国家里是解决西方政治制度下完全无力解决的各种社会问题的必须手段。

  随着新的民主集中制的提出,也从理论上化解了东西方政治思想冲突的一个核心矛盾,为中国的东西方政治和经济等社会理论界的各种思想的融合,提供了一个现实的基础。也为政治思想斗争阵地向西方世界转移,为马克思主义在世界的传播提供了一个现实的条件。此外,新的民主集中制的实施,通过不断地换血工作,会使共和国政权完全扎根于人民群众的基础之上,为共和国政权的长期稳定和中国社会的长治久安从制度上筑下了无比坚实的基础。

  在本文中提出这种新的政治制度,它的最迫切的任务,主要还是为启动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提供必须的政治条件。没有这种政治条件的保证,下文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就绝不可能得到贯彻执行,那么,整个中国的经济在现行的情况下,就可能再也无法找到自己的经济增长点了。

  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理论简介

  中国现在的诸多问题,如人口问题、经济问题、环境问题等等,归根到底就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不解决,所有的这些问题就不可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实际上,无论是西方社会还是社會主義各国,都有自己的农民问题解决方案,但大都不适合中国国情。

  早期以英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解决农民问题,实现工业化的主要途径就是圈地运动,利用资产階級的力量剥夺农民的土地,强迫农民变成无产階級工人。而美国在把印第安人杀得差不多以后,个体农庄实际上已经是产业化的雏型,之后向工业化国度不存在解决农业人口的问题。这两种血腥的方式显然不可能在中国实行。企图直接通过市场机制来解决农村的产业化和现代化问题也是不现实的。市场条件下,资金的流动都是为了寻求更高的利润,而不是救苦救穷。中国现在的农村,基础设施投入严重不足,资金缺乏,管理不善,地方官僚十分腐败,人口素质低等等各种因素都表明,市场条件下,中国农村根本就缺乏吸引资金流入所需要的基本物质和人文条件,因此这条道路同样走不通,改革以来的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虽然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农村实现生产承包责任制,中国农村经济取得了恢复性增长,但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农村问题,中国农村没有摆脱小农经济状态。后来党中央也作出了多方面的努力,如扶贫工作,科技下乡等等,取得了一些成果,农村贫困的状态还是没有得到彻底改变。

  回过头来,重新考察一下毛泽东同志建国初期关于解决农村问题的思路,既通过人民公社制度把农民组织起来,进行社会化大生产的模式,我们会有一些新发现。无论是斯大林的集体农庄,还是毛泽东的人民公社,在实践上都是失败的,这也导致了我们后来对这些模式的全部抛弃。但如果仔细研究一下其失败的深层原因,我们会发现,这些模式在当前的情况下,具有十分巨大的应用价值,其中包含的合理内容甚至可以说是解决中国农民问题的唯一道路。

  中国的人民公社制度失败的真正原因,并不完全是这种制度绝对不合理,主要还是在于,当时共和国拥有的生产力水平没有达到这种制度所要求的高度,不具备这种制度所要求的各项条件。要使中国的农业从现在的小农经济朝社会化生产方面发展,至少需要具备以下条件:人才,管理,资金,技术和市场机制。而这些在当时的中国几乎所有条件都不具备,推行人民公社的唯一力量只有强大的中央行政手段。而这些条件的缺乏,使得中国的人民公社,无法与当时的实际农村生产力水平相适应,不能进行有效地分工,进行社会化生产合作。所以,即便实行了这种制度,农村劳动还只是停留在简单合作的方式上,大家一起播种,一起收割,这在管理不善的情况下,即使与小农生产方式相比,效率也更为低下。

  但是,在第二代,第三代以鄧小平,江澤民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中国的经济实力得到了很大的增强,人才培养,技术储备,市场机制,管理经验等各方面都得到了极大发展。尽管中国农村目前还非常落后,但是从中国各方面情况来看,启动农村社会化生产改革的人才,资金,技术和市场条件已经具备。在市场机制不力的情况下,中央政府完全可以通过强大的行政手段,向农村输送行政和管理型人才,同时加大资金和政策倾斜力度,利用农村的劳动力和资源优势,启动农村产业化发展战略,由管理型人才带动,通过市场机制,逐步向中国农村输送企业经济型和科技型人才,由此培育整个农村的产业和市场,使得农村快速地朝产业化和现代化方向发展。中国经济在这种农村产业化发展的带动下,会再一次出现农村和城市经济互动发展的局面。而由于农村产业化潜力十分巨大,这会让整个中国经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一直都处在一种健康、快速、稳定的发展状态。

  政策建议

  一,取消现在的农村选举试点工作,在县、镇、村各级行政机构切实推行新的民主集中制制度

  现在的农村选举试点工作,由于人选基本上都是当地的农民,素质上得不到保证,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村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并且还会造成领导干部认为自己是民选的,就不服从上级命令,不贯彻中央和上级各项政策等诸多问题。

  在农村推行民主集中制,目前还要保持城市各级行政机构的稳定。这主要是因为,城市各级行政机构的效率对农村改革的影响不是特别大,另外,全面推行这种政治制度更会对社会造成过于剧烈的影响。所以建议目前保持城市政府机关的稳定,暂不进行这种政治制度改革,维持现状,集中精力搞好农村的建设工作。

  在农村,镇、村两级领导的罢免权应全部下放,由群众全权行使,同时选举产生村、镇委员会,监督首长责任制下的村、镇日常行政管理工作。县级领导的罢免权由县人民代表大会行使,但县人大代表应由在全县公开选举产生,除了保证共产党员占多数以外,不应过多预设其它条件。

  尽管新的民主集中制是非常良性和温和的,但在目前的农村推行,产生的震动恐怕还是非常巨大,甚至一锅端的情形都有可能发生。所以建议相关机构和部门一方面加强理论上的论证;另一方面在全国各省或某些省份的一些地区进行相关试点工作,以获取实际的操作经验,保证这种民主集中制稳定安全地实行。

  此项农村政治体制改革,是进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先决条件。如果它得不到切实贯彻执行,那么,中央的任何政策可能最终又变成一场盘剥农民和百姓的悲剧。

  二,提高待遇,向农村各级领导岗位上输送管理型人才,实行首长责任制,在罢免权的监督下,由他们负责落实中央的农村建设战略

  这两项政策一旦执行,那么中国的管理、企业、市场和科技型人才等的需求量是十分巨大的。中国政府应该尽快扩大自己的人才库,多方面加强各种人才的储备,一方面,加大这些方面人才的招生力度,另一方面,那些部分素质比较高的被罢免官员,在经过教育和培训以后,也可以重新加以利用。向农村输送的这些人才,应该执行国家的以下任务:

  1 ,切实执行中央和上级的各项政策。

  2 ,通过农村的产业化发展,就地消化农村人口,以减轻城市人口的就业压力。

  3 ,根据当地的情况,结合实际,组织农民产业化发展农业和各种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产业。

  4 ,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

  5 ,执行国家的人口政策和环境政策。

  6 ,普及教育,提高农村人口素质

  要完成以上任务,这些人才应具有以下素质和条件:

  1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2 ,热爱社會主義祖国

  3 ,对中国的国情有充分的认识

  4 ,对当地农民问题有非常清楚的认识,明确自己的职责

  5 ,有较强的管理组织才能,掌握一定的科学技术知识

  6 ,其它一些相关要求和素质

  三,其它的相关政策措施

  除了上面讲到的以外,还应加大对农村的资金倾斜力度,发展农村交通,通讯等各种基础设施,加强法制建设等。其它如贸易中心和科技中心等一些县级配套单位和机构也应一一建立,已有的则加强管理,以降低农业改革中的市场贸易和技术等各种成本。而城市的那些亏损非常严重的国有公有企业,也可以实行罢免监督制度,控制事态的进一步恶化。相关的这些政策和措施,也是保证农村改革顺利进行的必要条件。

  结语

  利用强大的中央集权行政机构推动中国农村社会的改革,是中国社會主義优越性的最好体现。在发展中国经济的问题上,中央和人民群众的意愿是一致的。而落实了民主机制的民主集中制所形成的强大监督力量是这个庞大的行政机构认真贯彻执行这项事业的先决条件。这两项政策得到切实推行以后,中国经济又会进入一个长期的、更稳定、更健康、更快速的增长阶段。这对于改善人民生活和中华民族在世界的崛起,其意义和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作者电子信箱:zxcao@yahoo.com

作者单位: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

  编后记:

  在中国实现完全的民主制度,是一个很高的台阶,我们既不能牺牲其它,集中全部力气来跳这个台阶,但是也不能借口这个台阶太高,而一拖再拖,不设法改变现状。

  我们可以把这个大台阶化为一系列小台阶,逐步拾阶而上。曹先生在本文中提出“把人事罢免权下放”,就是一个可以一试的方案。在目前中国的条件下,这是一个我们有条件、有基础、有力量上去、但又不会造成大的社会动荡和退步的一个“小台阶”。

  (黄佶 2002/5/22)

转载自《中国研究》

  作者:曹泽新

本文链接 浏览数

发表您的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