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台湾问题何以至今?

  从李登辉的海峡两岸是“特殊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即“两国论”)到今天陈水扁的“一边一国论”,台湾在走向独立的道路上似乎又滑行了一大步。

  不管各方对陈水扁的言论在做怎样的解读,一旦事件平息下去,这就成为陈水扁政治上的一大胜利。无论怎么说,陈水扁已经向整个世界表明,已经向他的政治支持力量表明,他要领导台湾向既定的独立目标前进。

  尽管陈水扁的言论并没有像上次李登辉的“两国论”那样导致一场危机,但对大陆来说,这次的后果反而会严重得多。李登辉是在要下台之前表明其独立的立场,但陈水扁是在其执政的当中这样做的,无疑是要表明台湾政府今后在两岸关系上的实质政策导向。

  实际上,继“一边一国论”之后,陈水扁又进一步宣称不惧“中国”武力威胁和国际打压,“对的信念绝不放弃,对的路,要继续走,不能停止”。

  陈水扁赢了一局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我们宁可相信陈水扁这样做是有计划、有步骤的,而非偶发奇想。“一边一国论”首先是台湾内政发展的产物。在成为总统以后,陈水扁在两岸关系的问题上还没有这样明确表示过他的观点。

  执政初期,为了巩固权力、减少在野党对他构成的政治压力、安定台湾的社会局面,陈水扁不得不在两岸关系上说些违心的话,显得温和一些。

  早些时候,陈水扁曾在“小三通”上作文章。前段时间,他甚至表达了“大三通”的愿望。无论是“小三通”还是“大三通”,说来容易,做起来难。这不仅仅是台湾执政党和在野党是否能够达成“共识”的问题,更是对陈水扁两岸关系真实意图的考验。

  陈水扁在两岸关系上说些好话,当然是有其政治上的考量的。作为总统,他必须对台湾的经济有所作为,对台湾的社会有所作为。

  走出台湾经济的困境,商界的支持似乎是必须的。当全世界商人的眼睛都盯在中国大陆的市场的时候,台商也不例外。这或许是陈水扁从“小三通”谈到“大三通”的背后动机。

  但是,陈水扁这样做至少在两个方面是在和“自己”的本质作对。第一是和其台湾独立的理念,第二是他传统上的政治支持力量。这种内在的矛盾,决定了陈水扁不可能在“三通”问题上全心全意,有政治决断能力。

  没有人会预期陈水扁会放弃台湾独立的理念,而来谈“三通”。“三通”言论始终很难表达成为政策,从而也没有为陈水扁在商界赢得多少的信任和支持。很多人认为他只是一个会说而不会做的政客。

  达到目的:台獨支持力量不会流失

  另一方面,陈水扁这种温和姿态,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他传统上的支持力量。倾向于台獨的力量不愿意陈水扁这样做,而要把陈水扁拉回“正常”的政治立场。扩展不了新的支持力量,原来的力量又处于动摇地位,这对陈水扁来说是致命的。

  在这种情况下,陈水扁必须在两岸关系上有所行动。“一边一国论”即是达到了其目标。此前,陈水扁还没有正式这样明确地表达他的台獨立场。现在,台獨力量大可放心陈水扁了。

  从今以后,为了选举政治的考量,不管陈水扁在两岸关系问题上表达怎样的“善意”,也不会流失台獨力量的支持了,他们心里明白,他们的总统在这样做的时候是不得己而为之。

  第二个重要的因素当然是中美关系。在这一点上,一些人认为,陈水扁这次的言论背景和李登辉当年发表“两国论”的背景类似。

  当年,当克林顿和江澤民的两次高峰会议“拉近”了中美两国关系距离的时候,台湾就不得不跳出来叫“不平”。很显然,中美两国关系的好转的另一方面就是台湾的国际空间的缩小。为了避免美国向中国大陆“出卖”台湾,李登辉就要出来表明台湾的坚定立场。

  这次也一样。九一一恐怖主义袭击美国本土后,美国为了发动全球范围的反对恐怖主义的战争,需要中国的帮助,中美两国关系因此又密切起来。所以,像李登辉一样,陈水扁也跳出来来表明台湾的立场。不过,细看起来,实际情况并不这样。

  阿扁策略:利用美敌视中国余波

  陈水扁与其说是对中美关系“紧密”趋势的反应,倒不如说是为了利用美国新政府“敌视”中国的余波。布什政府上台后,美国对华政策上“鹰派”崛起,对中国抱有敌视的态度。从克林顿对中美两国可以成为“战略伙伴”的默许,到布什仅视中国为“战略竞争者”甚至“敌人”,可见一斑。

  善于从中美关系的紧张状态中找到国际空间的台湾,对此当然是极其敏感的,也早在寻找机会推进美国的进一步倾向于台湾,只是苦于美国在反对恐怖主义战争中需要中国的支持,一直没有合适的机会这样做。

  但是,台湾也清楚地认识到,中美两国在反对恐怖主义战争上的合作,并没有改变布什政府对中国的看法。只要“鹰派”还在台上,中国依旧是美国的战略竞争者,依旧是美国潜在的“敌人”。

  如果布什政府对中国的认知不变,中美两国不可能在反对恐怖主义战争中结成有效的联盟。在最大程度上,美国是要把中国“中立化”。如果台湾做得得体,仍然是有很大的空间存在着的。美国政府对陈水扁“一边一国论”相对低调的反应似乎已经印证了这一点了。

  台朝野皆反对大陆打压台湾

  在外交战场上,邦交国瑙鲁的失去为陈水扁找到了一个合适的机会来表达“一边一国论”。不管在两岸问题上,台湾执政党和在野党之间有多大的分歧,反对大陆打压台湾、寻找更多的国际空间是多数党派所能达到的共识。

  这个时候是陈水扁表达台獨理想最理想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这次“一边一国论”出台后,台湾在野党并没有很激烈的言辞,也没有在台湾造成多大的恐慌,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台湾社会对大陆“打压”台湾国际空间的一种反抗。

  陈水扁明显赢了一局,大陆又如何呢?如同上次李登辉的“两国论”,中国大陆再次成为了受害者。大陆的反应实际上是预期中的,即口诛笔伐,甚至武力迫胁。

  小瞧了陈水扁

  但是不禁要问,在声讨陈水扁的同时,大陆领导人是否也要反思自己的作为呢?前面已经有了李登辉“两国论”的例子,为什么又静静地等来了“一边一国论”呢?很多经验教训是显而易见的。

  大陆领导人对陈水扁的研判显然是错误的。陈水扁是政治家,还是机会主义者,是政客?从大陆对陈水扁施行的“观其言、察其行”的策略来看,大陆是“看扁”了陈水扁,仅仅把他看成是一个毫无政治原则的机会主义者和政客。

  上面已经说过,在上台之初,陈水扁就两岸问题曾经有过温和的说法,甚至表达了愿意和其台獨路线妥协的态度。

  或许是这一点迷惑了大陆领导人。

  如果大陆研判陈水扁是个具有自己坚定信念的政治家,那就没有必要对他进行“观其言、察其行”的政策了。实行这一政策显然是假定陈水扁还有回头的可能性。如果陈水扁回头了,那不是什么问题也没有了?两岸问题如果得不到解决,也可以稳定了。

  这是政治天真吗?绝对是。在权力政治中打拼的大陆领导人,对机会主义和伟大政治家之间的分野,应当是有深刻认识的。任何政治家,不管其信念是多么坚定不移,也要考量信念的现实可行性。当权力还没有巩固的时候,当形势不到甚至不利的时候,任何政治家都要扮演机会主义的角色,像一个政客那样来行为。但当权力巩固了,条件成熟了,政治家又必须像政治家那样来作为。这就是陈水扁。

  太看重美国

  笔者在陈水扁刚刚当选的时候曾经提醒,在陈水扁权力巩固之时,在陈水扁整理出台湾政治主流派之时,也就是两岸关系的危机之时。

  陈水扁现在已经成为了台湾的政治主流派了。不仅政府、军队等各方面机构已经用上了民进党的官员,甚至是陈水扁自己派系的官员,而且陈水扁自己也当上了民进党的主席。

  在整个过程中,陈水扁似乎并没有遇到克服不了的困难。既然已经成为了主流派,陈水扁没有理由再“低三下四”地行为了。即使陈水扁纯粹是个政客,这种客观形势也为把他造就成为一个政治家的。

  不知道是谁提出“观其言、察其行”的?可以预期的是,提出者现在肯定感觉到非常的失落。这个策略让一个堂堂大国等待了这么多年,所得到的却是最不想看到的结局,即“一边一国论”。从今以后,大概再也不会有人提“观其言、察其行”了。

  在小瞧陈水扁的同时,又太看重了美国。任何人都知道,美国是解决台湾问题的关键。没有美国,就不会有台湾问题,台湾问题的解决当然也离不开美国。

  在台湾问题上,大陆和美国政府协调并没有错。问题在于“度”。在很大程度上,现在大陆的态度和政策取向,已经大大超越出和美国人协调的“度”,而到了看美国人眼色行事,甚至是背躬的程度。

  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并且是大国,不管从哪个角度来说都需要自己的原则。和美国协调也只有在这个原则基础上来做,否则只能导致国家利益的损害。

  美国现在俨然成为了两岸问题的仲裁者。一遇到什么问题,总想着美国人会怎样想,怎样回应?自己没有信心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把大希望寄托在美国人身上。似乎只有让美国人承认了“只有一个中国”,重申了三个“联合公报”才可放心下来。

  如果美国是个不涉及自己利益的公平仲裁者,那么这样做也无可非议。但问题是,台湾问题是美国国家战略利益的内在一部分。这一点谁都明白,无须多说。在这样的情况下,看美国人的眼色会有怎样的结果呢?

  更为严重的是,从前中国贫穷的时候,美国人似乎可以行一点“善”,但现在中国强大起来了,在一定程度上对美国构成了“竞争”,美国人就不那么扮着“善面”了,越来越像一个毫无顾忌的霸权国家。

  美根据己利摆弄中国

  布什上台以后对台湾态度的大转变,已经明显传达了这一信息。即使在反对恐怖主义问题上,尽管美国有得到国际力量支持的需要,但仍能奉行单边主义。美国根本不可能是个仲裁者,而只是根据自己的利益摆弄中国而已。

  在台湾问题上,中国看美国人的眼色能够得到美国人的善意回应吗?这完全取决于中国在美国棋盘上的分量。中国的分量有多重?不同的人可以有不同的估量。但从布什政府不想和中国结成中国领导人所希望的“战略伙伴”这一点来看,中国的分量并没有重到其可以在台湾问题上向中国让步的程度。

  中国太看重美国,美国又只关照自己的私利,结果中国是让美国牵着鼻子走。这还不要紧。美国是当今世界的老大,领导层中有些人对美国存有诸多幻想,愿意让美国人牵着鼻子走。

  但是,让美国人牵着鼻子走的严重后果,便是让台湾牵着鼻子走了。这也似乎是合乎逻辑的。中国看美国,美国看台湾。尽管台湾如果真的独立了引起中美之间的严重冲突,这不符合美国的利益,但两岸的统一更不合符美国的利益。

  权衡之下,美国宁可看到台湾往独立方向滑行,也不愿看到两岸向统一靠拢。(这一点对日本也适用。)美台关系的性质使得台湾可以大胆利用美国向台獨行进。不仅有《与台湾关系法》,而且美国政府中(尤其是国会中)支持台湾的政治力量也不小。

  在大陆、美国和台湾三方关系中,台湾作为“弱”的一方能够有恃无恐,充分利用中美关系的复杂性来追求其利益。多年的经验表明,不管台湾做“错”了什么事情,甚至是损害到了美国的利益,美国总会谅解和原谅台湾。正如“家长”对一个不听话的“孩子”无可奈何一样。

  相反,如果中国大陆对台湾做“错”了事,美国马上就会有强硬的态度,好像自己的“孩子”被他人欺负了一样。美国会视中国威胁了台海的和平,威胁了亚太地区的和平。

  所有这些情况都表明,美国不可能从中国的利益来考量台湾问题,因此也很难理解中国为什么把美国看得这样重。可以说,如果继续这样下去,大陆还会继续被台湾牵着鼻子走。

  台湾问题发展至今,不仅有台湾的内部原因,也与中国大陆对陈水扁、对美国的错误研判有关。这种错误的研判加上复杂的政治因素,又进一步导致中国大陆在台湾问题上使用错误的策略。我们可以从如下主要几个方面来看。

  传统统战策略的失灵

  传统统战策略实际上在国民党执政时代就已经失去效用。在李登辉时期,大陆领导人曾经尝试通过党对党的谈判造就新一轮的“国共合作”,借此来解决台湾问题,但没有什么成效。

  当时,领导人诉诸于文化、民族、经贸等软性因素来寻找突破口。这种诉求在“江八点”上表现得淋漓尽致。不过不仅没有拉近台湾和大陆之间的距离,反而最后导致了李登辉的“两国论”。

  “两国论”出台后,大陆方面应当进行必要的政策调整了。但是除了一阵子的文攻武吓外,并没有实质性的政策调整。

  民进党上台后,大陆推出了上述“听其言、观其行”的策略,实际上是没有任何政策,因为只是“观察”和等待。但对台湾在野党,大陆还是一如既往地实行传统的统战政策,即团结最大多数,孤立少数。陈水扁以微弱少数赢得选举,加上民进党内部派别林立,争权夺利,其政治基础并不强大。

  当时大陆的判断是,只要团结好新党、国民党等反对力量,就可以对陈水扁政府施加莫大的政治压力,从而迫使台湾政府在两岸关系上作出让步。

  但是,这个政策没有能够持久。倾向于统一的新党很快从台湾政治地图上消失。国民党和亲民党尽管和民进党在两岸关系问题上有很大的分歧,但并没有可能和大陆达成任何共识。他们即使没有独立的意愿,但也是要以他们自己的条件而非大陆开出的条件来解决两岸问题。

  实际上,传统统战策略在很多场合是适得其反的。本土化在台湾是个大趋势,任何政治家似乎都必须和大陆保持距离,否则就会被淘汰出局。倾向于台獨的一些政客(包括前总统李登辉在内)更是把一些在野党和“中共的同路人”联系在一起。

  这种政治联想看起来似乎荒唐,但是其政治效应很大。它对大陆构成一种两难的状态。越团结“大多数”,这个“大多数”就会变成“政治少数”,最后变成政治的边缘派。

  尽管大陆还是会继续使用各种传统的统战政策,但还是会一样的无效。对习惯于统战方法的大陆领导高层何时能怎样改变这种做法呢?

  香港和台湾问题分野的不明朗

  “一国两制”是大陆既定的解决台湾问题的方针。尽管“一国两制”最早是针对台湾问题而提出的,但是先用于解决香港和澳门问题。

  香港、澳门问题的顺利解决增加了大陆领导层的信心,对“一国两制”使用于台湾问题的解决深信不疑。从迄今大陆对“一国两制”所作的解读,实际上对台湾问题的“一国两制”和对香港和澳门的“一国两制”已经有实质性的不同。

  一句话,只要台湾不从中国正式独立出去,有个“象征性”的统一,什么样的事情都可以做。所以,很多人建议大陆干脆使用“一国三制”或“一国多制”的概念好了。

  对“一国两制”的灵活解说有好处。根据实际情况来调整既定政策的内容,似乎是大陆领导人的一贯做法,在内政上如此,在外交上也如此。

  但很显然,这种做法用在国家统一问题上似乎很成问题了。例如陈水扁就职时提出“未来一个中国论”,但大陆方面很本就不相信他。陈水扁就任以来,大陆方面一直坚持台湾承认“一个中国”是两岸谈判的一个前提。但是后来,当陈水扁连“九二共识”都不承认的时候,大陆就倒退了,公开提出大陆和台湾都是“中国”的一部分。

  这就变相承认了陈水扁早先提出的“未来一个中国论”。感到时间在自己一边的时候,对台湾的政策就硬了起来,但当感到时间不在自己一边的时候,态度又会软化。

  这种机会主义式的态度在统一问题上实在要不得。它使得人们怀疑大陆所指的“一国”到底是什么意思。台湾民众很容易感到,大陆方面会得寸进尺,我退一步,你就会进一步,因此不想和大陆展开任何正式的交锋,而专心于走自己的“路”。

  这也就是为什么无论大陆怎样解读“一国两制”,台湾方面还是断然拒绝“一国两制”,认为这只是一个“诱饵”。

  台湾和香港不同。在香港和澳门问题上,地方居民没有任何权利来参与统一的谈判过程,但台湾因为是个独立的政治实体,加上已经民主化,台湾的前途应当让台湾人民来决定。

  这种民主化的号召力极大,也是陈水扁推动“全民公投”的政治背景。大陆和台湾似乎各有各的道理。问题不在于还是用“一国两制”还是用“一国三制”或者其他的方法,而是一个要统一,一个要独立的问题。

  类似于“一国两制”的争论会没完没了,但对中国大陆领导人来说,情况发展到这一步,问题已经很清楚,即要台湾接受“一国两制”的方法没有很大的可能性,不能把和英国人、葡萄牙的谈判方式使用于台湾。

  更进一步言,这不仅是一种谈判方法的问题,而且也是一种认知方式。不改变这种认知方式,就很难产生新的思想和智慧来解决台湾问题。

  是促统一还是防独立?

  谁也不会怀疑大陆领导人的统一决心,但是人们所不明白的是迄今领导人所作的是促统一还是防独立?且不论大陆领导人的主观意志如何,从客观看,大陆的对台政策已经从早先的促统一演变到现在的防独立了。促统一无方,防独立僵硬。领导人一直坚持不放弃用武力来解决问题。这与其说是促统一,还不如说是防独立。

  尽管历史上,武力是国家统一的一种主要方式,但没有人会相信,大陆领导人已经做好了用武力达成国家统一的决策。更多人相信,使用武力只是防范独立的最后一招。

  这也是台湾内部大多数人的想法。在很多人的眼中,只要不是正式宣布独立,台湾还是可以往独立方向滑行。“轻共”心态在比较年轻的民进党人士,特别是那些倾向于台獨的人士中间是很普遍的。

  如果台湾正式宣布独立,大多数大陆领导人都会诉诸于武力。在两岸,除了少数强硬的台獨人士,大多数都会相信这会是真的。但是对于促统一的方法,大陆似乎缺乏锦囊妙计。台湾每每往独立方向滑行一步,就马上说要使用武力,除此以外,好像就没有别的途径了。

  碰到什么事情都要诉求于武力,就失去了任何灵活性。很多消极的后果没法弥补。首先,说多了,声扬多了,不仅别人不相信,自己也不见得相信,既麻痹了自己,也使得自己失去了公信力。

  其次,一次次武力威胁,一步步地“异化”台湾民众,促成了台湾称之为的“民族主义”,一种和大陆对着干的主流社会意识。稍为聪明一些的政客当然会因势利导,利用台湾社会的这种情绪,一次又一次地挑衅大陆,向独立滑行,同时又得到台湾社会的支持。

  再次,美国人可能很高兴,乐意见到大陆整天叫喊着要使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很显然,美国从中得到了充分的理由出卖武器给台湾,来遏制大陆的挑衅行为。美国人已经开始一步步地把台湾的防卫整合进自己的防卫系统了。

  可以想像,美国人是非要把台湾弄成东亚的“以色列”不可的。有了这个“以色列”,美国人在东亚的利益可以永恒了。

  一句话,“使用武力”是个圈套,自己给自己加上了枷锁,争脱不得。

  国家的统一问题是个“胡罗卜”和“大棒”的问题。如果说“一国两制”上的僵硬做法使得软性的力量不足够“甜”来吸引台湾的话,“使用武力”这类威胁性言辞的随便使用使得人们不相信这根“大棒”还是硬的。“胡罗卜”和“大棒”两者都失去了效用,统一问题当然就出问题了。

  高层的决策过程是不透明的,但是明眼人知道,除了防独立,在促统一方面高层并没有共识,更没有统一的意志。

  在对台的各方权力机构都有各自的想法和做法。军方有一套想法,经济部门有经济部门的想法,统战部门也有。各个部门都是根据自己的利益来看待台湾问题,来设想解决台湾问题的方法。如果领导层连这些部门利益都不能得到统一,还能谈国家的统一?

  尽管中国没有什么民主机制,但不同的利益却使对台湾问题的决策具有了高度的“民主性”。难道这是因为领导高层没有能力去整合各种利益,造就统一的意志吗?

  绝对不是。很少会有人相信高层领导的权力没有巩固。对台政策的决策权早已经高度集中,高度垄断。问题出在领导高层缺少政治决断力,至少外界看不到中国领导人的决断力。

  台湾方面是深知中国政治的这些倾向性的,也是在不断利用中国政治中的这些矛盾的。更为矛盾的是,使用武力看来是大陆能够使用的防台獨的方法,但是,如果不能跳出“使用武力”这个僵硬的思维方式,统一反而变得更少可能性了。

  等到陈水扁的“一边一国论”出笼了,大家才再次感到两岸危机的严重性。但这种危机不是第一次了。在谴责陈水扁的同时是否也需要检讨自身的台湾政策呢?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原载: 《联合早报》

  作者:郑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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