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学通:“和平崛起”的分歧、意义及策略

  “和平崛起”的命题提出之后, 国内学界产生了多种不同的看法。笔者希望从“和平崛起”的学术分歧、政策意义以及策略三个方面分析一下“和平崛起”提出后的客观效果。

  关于“和平崛起”的学术分歧

  有关“和平崛起”的学术分歧, 我认为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一是“和平崛起”的定义, 二是实现“和平崛起”的基本条件, 三是“崛起”与“发展”的区别。

  目前学术界对“和平崛起”的理解出现了分歧, 主要有三种不同的理解。第一种是将“和平崛起”定义为目的, 即“崛起”与“和平”都是目的, 两者要同时实现。认为中国追求的是一种与他国不同的崛起。第二种是将“和平”理解为手段, 将“崛起”理解为目的。认为中国争取“和平”不过是为了实现“崛起”的目的。第三种则反过来, 将“和平”说成是目的, 将“崛起”视为手段, 认为中国崛起的目的是为了维护世界和平。由于学术界对于“和平崛起”没有一个共同的定义, 就使得现在的学术争论变成各说各话, 无助于加深我们对“和平崛起”的理解。依据第一种理解, 当“和平”与“崛起”不可兼得时, 任何一个单独的内容都不是中国的政策目标, 因此两者都应放弃。依据第二种理解, 当“和平”不能实现“崛起”时, 就应放弃和平选择非和平方式实现崛起。以第三种理解为据, 当世界上存在和平或者中国崛起不利于和平时, 就应放弃崛起。笔者认为,要使有关学术讨论有意义, 首先应在定义上达成共识。

  “和平崛起”是有条件的, 主要有三点: 第一, 中国有能力让别人接受中国和平崛起; 第二, 中国无需借助于战争就能实现崛起; 第三, 在崛起的过程中无需用战争来维持生存。只有这三条都能够得到满足, 和平崛起的条件才是充分的。

  “和平崛起”中的“和平”, 不能定义为不使用武力, 而应定义为没有战争。如果将“和平”定义为“没有军事暴力行为的安全状态”, “和平崛起”就是绝对不可能的。但是, 如果将“和平”定义为没有战争, 绝大多数非战非和状态就都属于和平范畴, 小规模的军事行为也包含在这一范畴之内。因此, 用小规模军事行动维护利益或是解决冲突, 也有“和平崛起”的可能。

  还要区别“崛起”与“发展”的性质。有人建议以“和平发展”取代“和平崛起”, 这实际上是未区分“崛起”与“发展”的不同。“和平崛起”比“和平发展”更利于指导中国的外交和维护中国的总体利益。“发展”指绝对量的扩大, 是自我提高。而“崛起”是个相对量的概念, 指与他国差距的缩小。同期他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从1000美元增加到1万美元, 也不能否定中国增加到1001美元就是发展了。但是这种发展的结果将是中国与他国的差距越来越大。满足于自我进步, 对于一个国家来讲, 是非常危险的。

  提出“和平崛起”的政策意义

  “和平崛起”的提出具有正面的政策意义, 它结束了中国自1990年开始的“韬光养晦”的外交策略。1989年以后, 鄧小平提出“韬光养晦”的策略, 使中国有效地摆脱了国际孤立。但1994年之后, 这一策略维护国家利益的效力越来越低, 中国威胁论日益泛滥。

  其实和“韬光养晦”同时提出的, 还有“有所作为”。笔者以为, 依据今天中国面临的环境, 将“有所作为”的目标具体化, 就是“和平崛起”。那么,“和平崛起”的外交政策意义是什么呢? 第一, 从强调“美国为重中之重”转变为“周边为外交重点”。以美国为重中之重, 其结果必然是所有的对外政策都服从于改善中美关系。为了维护中美关系, 只好牺牲其他方面的利益。为了尽快摆脱1994年前受到国际孤立的状态, 这一策略是有合理性的, 但此后随着中国与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恢复了正常关系, 这一策略的合理性就需要重新考虑。而“和平崛起”可以引导中国外交突出周边, 推动区域化, 注重与欧洲合作, 有助于外交政策的平衡。

  第二, 中国外交政策将从“融入国际社会”转向“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当目标是融入国际社会时, 就得按照美国领导的国际社会提出的要求来调整中国的外交政策。2000年中国成为世贸组织成员, 标志着融入国际社会的任务基本完成。中国现在面临的主要问题不再是加入国际组织了, 而是如何在这些组织中扩大中国的发言权, 即制定国际规则的权力, 就是“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和平崛起”恰恰就是要求中国外交更主动地提高中国的影响力。

  第三, 外交要服务于国家的综合性利益, 而不能仅仅服务于经济利益。改革开放以来,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原则曾一度使得中国将经济利益视为外交政策的最高目标。于是出现了为经济利益而放弃安全利益的现象, 经济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主导了中国政策。国家利益是综合性的, 片面强调哪一方面都不利于整体国家利益。“和平崛起”的提出, 有利于维持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之间的平衡。溫家寶总理去年访美前提出“不惜一切代价维护国家统一”。这表明中国政府深知, 国家要先有安全, 然后才能进行经济建设, 经济建设大局也要服从于国家安全的需要。中共中央台办发表了以遏制“台獨”为紧迫任务的“5·17”声明, 为军事打击“台獨”奠定了基础。《人民日报》近来批评让“台獨”分子在大陆赚钱, 然后用这些钱帮助搞“台獨”的做法。这些都充分体现了“和平崛起”的政策意义。

  “和平崛起”在许多方面都比“和平发展”有着更为积极的意义。它为政府提出了更高的目标, 使政府不能满足于只是改善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中国人民的利益不仅是物质上的, 也有精神方面的。鸦片战争以来, 中国人民的最大利益就是实现民族复兴。提出“和平崛起”就是实现民族复兴的具体体现。一个政府如果只能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而不能提高人民的国际地位, 那么这个政府是不合格的, 因为它没能满足人民的两个最基本需求中的精神需求———国际尊重。中国人需要在国际上享有与所有国家( 包括最强大的国家) 同等的尊重。

  和平崛起的策略

  有关和平崛起的策略, 有两个基本方面, 一是崛起策略, 二是和平策略。崛起更多是内部政策的问题, 而和平则是对外政策的问题。这里将主要讨论对外政策问题。

  中国要实现和平崛起就得加强国防。当国防力量强大到足以遏制别人敢于用战争来遏制中国崛起时, 和平崛起就有安全保障。大陆需要学会用军事手段遏制“台獨”, 使台湾当局无法独立。中国和平崛起的策略还需要包括加快国内的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对“崛起”是非常重要的; 对“和平”而言, 政治体制改革也是重要的。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有助于改变中国的国际形象, 争取更多盟友。而盟友越多, 国际支持度越高, 超级大国与中国进行军事对抗的决心也越小。因此, 为了使国际社会接受中国的崛起, 中国也需要政治体制改革。

  关于用“和平崛起”的口号消除中国威胁论, 提比不提要好。1990年代的历史已经证明, 实行韬光养晦, 不提中国崛起, 中国威胁论照样泛滥。然而,如果从“和平崛起”提出后所产生的客观效果进行评价, 这一口号却产生了很多积极效果。中国表示要崛起, 意味着它有信心让经济实力超过其他国家, 很多国家就想搭中国这趟经济快车, 东盟就相信中国的市场可以提供经济机会, 所以会主动与中国改善关系。“和平崛起”的政策提出来之后, 中国威胁论在国际上并没因此而增加, 相反, 国际社会普遍接受这一提法。

  “和平崛起”还有一个政策意义, 就是表明中国外交将随环境变化而采取新的政策。“和平崛起”的提出, 表明中国政府准备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 采取更透明的对外政策, 更注重与周边国家及欧洲国家的关系。这可以减少别人的顾虑, 减少国际社会认为中国在搞阴谋诡计从而防范中国的心理, 因为人们只因他国的政策目标不明确而感到威胁。因此, “和平崛起”的口号中, “和平”两字可能起不到消除中国威胁论的作用, 但“崛起”二字却有利于消除这个论调。

  坚持“和平崛起”的提法, 有利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夙愿。

  作者是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 2004年第5期

  作者:阎学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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