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奇庄:执政的关键——搞清目的与手段

  胡总书记提出科学发展观后,无数专家学者乃至院士高官纷纷发表评论,予以高度评价,百度相关信息竟达七十多万条。笔者身为一介草民,站位低认识浅,所发言论当然没有资格登主流媒体大雅之堂。但我坚信,理论是否可行需要经过实践检验,老百姓切身感受得出的结论往往是最终判决。所以我从不妄自菲薄,更不会盲目跟风。

  胡总书记的科学发展观较之“发展是硬道理”、“抢抓机遇”、“可持续发展”等提法有了明显提高,但我认为,胡星斗教授提出的“健康发展观”更切合中国国情--如果国家在某个时期必须提出某种主导观念的话。笔者在此认识基础上还想提出一些补充意见。

  一、社会与人一样,最重要的是健康。

  人失去健康,百病缠身,痛苦不堪,生不如死,前途事业理想追求都会抛脑后。对于社会来说,健康更为重要。只有生活在健康的社会,人们才能安居乐业,为美好的明天和憧憬的希望努力奋斗。反之,社会若充满腐败堕落,不公不满,仇恨报复。世人牢骚满腹,怨声载道,尔虞我诈,哪还有心思谋划国计民生?

  二、健康社会需要明确标准。

  人的健康标准很简单,身体没有任何不适感觉,各个器官功能正常,能胜任各种脑力、体力劳动。社会是否健康要看能否调整好最重要的社会关系--官民关系。官民关系是否正常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能否有效地监督制约权力,使官员不能滥用权力;二是国民能充分享受联合国宪章和国家宪法赋予的所有权利;三是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国民有充分的社会福利保障。四是社会不公正现象能得到及时纠正。有人总是强调经济的中心地位,其实经济只是健康社会的副产品。有了健康社会制度,人尽其才,物尽其用,经济发展水到渠成。

  三、当务之急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常有人攻击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好像只有包治百病才是良医,包除百病才是良药。其实天下根本没有这等好事。对于患者来说,头痛能治好头,脚痛能医好脚就谢天谢地了。

  政府财政开支不透明,政府机关冗员多,执法经济、公款吃喝、公车浪费,官员公开接受服务对象高档消费……已成了几十年如一日的老生常谈。面对国情国病,不少人开出诸多药方,恨不得一下斩草除根,其实往往欲速不达。在我看来,最好是有什么病治什么病,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去年老百姓最满意的莫过于公安部下达了六条禁令。这固然不能解决公安存在的所有问题,但刹风效果立竿见影。一步实际行动胜过一打纲领。我们国家若有决心把上述顽症逐一治愈并不再反弹,社会也就实现健康发展了。

  四、社会有病应让官方感觉痛苦。

  患者花钱受痛接受治疗,往往是由于不堪病痛折磨。我国社会病之所以长期存在并日益严重,根子在于无关当局痛痒--没有建立社会有病,官方痛苦的机制。社会病痛都由社会弱势群体自己承受,有权势的官员们只管尽情享受灰色收入,黑色交易,红色吹捧,黄色消费……难怪当今中国千军万马争考公务员,难怪有博士发出这样的感慨“现在只有当官的是人,其他的人都不是人。”

  处在社会最底层的农民工,长期被拖欠几千亿工资,若不是极其偶然的机会一位农民向温总理反映,不知还要拖到何时。倘若农民工群体拿不到工资,城市主要官员也不能领取工资,恐怕事情早就解决了。近来披露了不少冤假错案,当事人无数次上访难以申冤。如果发生此类事情,媒体能及时跟进报道,民众齐声呼吁,官员如著芒剌,如坐针毡,不彻底解决就无法得到安宁,他们还会推诿扯皮吗?

  台湾的著名作家李敖前不久当选为台北市南区“立委”,他发出豪言:要让那些坏、贪、恶官们“官不聊生”。

  我国人大代表们什么时候也有这种勇气,当社会晴雨表,公众出气筒,使官员们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中国有什么时候有了大批李敖式的人大代表才可能有社会的健康,百姓的幸福。

  五、治疗社会病症需要公众参与。

  无数事实反复证明,不受监督制约的权力是万恶之源,乱世之首。社会若不能有效监督控制权力,政策定得再好也会走样,法律定得再多也会成为废纸,所有事情都会变味!省级干部韩桂芝能让负有两条人命的死刑犯逍遥法外,市委书记马德能让市内所有官员(除女儿、女婿外)统统花钱买官,其他例子还须一一列举吗?

  世界上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做到完全健康,关键是有了病症能及时反映,在公众的共同关注和参与下得到有效治疗。对此国际社会通常作法是,严格立法,确保人大之类的机构能够正常行使最高权力。建立独立的公共媒体,让媒体在不受干扰的情况下,客观的反映事实,与公众一起监督病症的治疗过程。

  我国宪法虽然规定人大是国家最高权力机构,但人大何时行使过自己的权力?中共纪委查处了诸多贪官,可各级人大多少年来从未弹劾过一个小官,这正常吗?

  中国社会之所以屡屡出现疥癣之疾酿成膏肓之患,给国家和人民造成极大伤害,重要原因之一是缺少独立媒体。大跃进的谎言很容易被戳穿,文革时期的违法违宪行为有目共睹。可是由于媒体只是当权者喉舌,只报喜不报忧,只为权势者推波助澜--国民经济到了崩溃边缘,领袖依然感觉甚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毛泽东文革语录)。

  近年来,不少主流媒体沦为贪官的吹鼓手,赖昌星走私时的厦门媒体、王怀忠在任时的阜阳媒体、程维高当政时的河北媒体,无不为做婊子立牌坊的贪官效尽犬马之劳,如此沉痛教训不知还要积累多少才能改弦更张?

  六、别把手段混同于目的。

  长期以来,当局总是把手段当成目的。文革时期到了顶峰:谁偏离了毛泽东的无产階級革命路线就是死路一条。以致闹出宁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天大笑话。其实近年来国家搞三讲教育、依法以德治国、提出叁個代表、科学发展观等等所有这一切无非是治国手段,目的是还不是为了社会健康发展。

  既然是手段是为目的服务,就应当承认条条大路通罗马,允许进行多种方法尝试。可是多年来,当局只认可自己的选定的方法。面对极其简单的病症,衮衮诸公顾左右而言他,专家学者媒体一如既往听风就是雨,引经据典告知民众除了首长的伟大理论任何办法都行不通(七十万条帖子就是证明)--恐怕这才是中国社会病中最要命的大病。

  大家不是都认可邓公的黑猫白猫理论吗?如果承认手段(当然是在宪法框架范围内)服从服务于目的,就应当以能否治好病作为衡量手段的惟一标准。在此笔者只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官方二十多年前就提出必须刹住公款吃喝风。可公款吃喝已从当年百十元一桌,狂增到今天的几千、几万元一桌,一条龙高消费更是触目惊心,为什么这些公然横行在中国的硕鼠越来越猖獗?为什么写进宪法的伟大理论解决不了如此简单的社会问题?我的结论是--方法混淆或曰取代了目的。

  这些年,经济固然增长了不少,可城乡差距扩大,贫富差距悬殊,上访民众剧增的现实足以证明:只有健康发展,才是中国社会的根本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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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田奇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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