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宏伟:浅论犯罪学与犯罪的预防和控制

  犯罪学是通过对犯罪现象的研究,找出犯罪的原因,从而为打击、预防犯罪提供科学的依据。人类的历史是人类人性不断发展变化的历史,人性的发展变化始终受外部的物质社会所影响,所以我们研究犯罪学,必须得从人的本性和形成及影响人的本性的各个方面进行。

  犯罪学的历史可以分为三个时期:18世纪的古典犯罪学派;19世纪的实证犯罪学派;20世纪中叶的现代犯罪学派。(一)古典犯罪学派:最主要的代表人物是贝卡利亚,其代表作是《论犯罪与刑罚》。他的犯罪原因观是:自由意志论。即一个人之所以犯罪,就是因为他要犯罪,是他基于理性而做出的自由选择。犯罪的原因只能到人的理性世界里去寻找,而不是从社会的角度、人的生理等状况中去寻找。他的犯罪预防观是:通过确立确定性(犯罪必受刑罚处罚)、均衡性(刑罚的强度和性质与犯罪的严重程度和性质相适应)、即时性(犯罪要及时受到惩罚)的刑罚制度和适用刑罚的原则,抑制人们的犯罪欲念,以达到特殊预防和一般预防的目的。另一代表人物保罗- 费尔巴哈的著名犯罪预防理论是:心理强制论。(二)实证犯罪学派:19世纪末叶,意大利人龙勃罗梭和他的两个学生菲利、加罗法洛一起创立了实证派犯罪学。该学派的主要特点在于它是通过实验方法和科学方法从犯罪人的生理、心理及其它相关方面探究犯罪产生的原因与预防对策。他们的三部代表作分别是《犯罪人论》《犯罪社会学》《犯罪学》,其中菲利的《犯罪社会学》对科学犯罪学起到了奠基作用和导向作用。(三)现代犯罪学派:20世纪60年代以来,犯罪问题在世界范围内日益突出,犯罪问题的研究也有了进一步发展,主要表现在:在研究方法上有了很大的改进,对犯罪原因的研究向“多元性”发展,重视了对犯罪类型和犯罪对策的研究。

  犯罪的危害:

  犯罪的真正危害究竟是什么?美国司法部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有个调查估计:公司参与的犯罪(如偷漏税、制造假的业务报告吞没投资者的钱、欺骗消费者等)金额要比街头交易(指一般的涉财刑事犯罪)的金额高出7- 25倍。而公众与司法机关的视线只放在了诸如在贫民窟的盗窃、抢劫、杀人、吸毒者等这样的犯罪分子,而不是身处企业高级主管的犯罪分子。另一方面也是公众没能看到的方面,社会问题造成的人员死亡、工伤事故致死的人数、污染夺去的人命的数字都远远高于谋杀致死的人数。如:由于种种的社会原因,中国每年约有28万人自杀,每两分钟就有一人自杀死亡,另外我国每年有200多万人自杀未遂,自杀已成为中国15- 35岁人口的第一死因。又如:2002年美国的煤产量占世界的20% ,我国的煤产量不到美国的一半,2002年美国从事采煤的相关人员死亡40人,而中国的死亡人数是1万5千人。

  只所以人们更加重视一般的刑事犯罪,而忽略危害本身比它们更重的公司参与的犯罪及其社会问题、工伤事故、污染等问题,原因是一般的刑事案件有两大特点,一是具有公开性,案件发生以后,周围的群众都会知道并且互相议论传播,如果我们身边发生的刑事案件过多,我们就会没有安全感,极易造成人们的恐慌心理,从而影响人们正常的社会化活动。二是受害目标的不确定性,一般的刑事犯罪针对的对象都是不确定的,无论你是穷人或是富人、无论你是平凡的人或是有着很高地位与名声的人、即使是犯罪分子本身,都有可能成为被侵害的对象,这就极易加剧人们的不安全感与恐慌心理,如果不能得到很好的控制,最终会使得社会秩序失控,这才是一般刑事案件的真正危害之处。如公司参与的犯罪虽然在金额上比一般的渉财刑事犯罪高的多,但是它所针对的对象是相对固定的,而且通过完善公司的各项制度对这类犯罪相对是容易预防和避免的,一般不会引起社会公众的恐慌。正如“非典”对我们人类造成的直接危害还不如流感的危害大,但因为它给人类带来的恐慌心理,使得人们无法正常地进行社会化活动,从而严重影响了人们的生活与工作,从这个方面所造成的损失才是真正巨大的。犯罪分子在抢劫、盗窃时的数额在很大程度上不是由犯罪分子所决定的,而是由被侵害对象所决定的,犯罪分子所选择的对象有一万元,犯罪分子就会拿走一万元,所选择的对象没有一分钱,犯罪分子就拿不走任何钱,而且我们在议论社会的治安状况时往往说的是谁家被抢啦、谁家被盗啦、周围发生的这些案件破案没破案,从而如何调整自己的生活与工作。虽然直接损失大的案件能在一定程度上增加案件对群众的影响,但是案件的数量与破案的情况对群众的影响却是更加巨大的,比如今天你周围的人被抢啦,明天你周围的人又被盗啦,即使没有被盗、抢走任何财物,也会对我们正常的社会化活动造成严重的影响,最终会使得整个社会生产的成本大大上升,从而影响社会的正常发展。我们的公安工作最大的目的就是保持对社会面的控制,维护好社会秩序的稳定,从而使得人们的社会化活动成本最小化。当前我国的改革开放与经济发展到了关键时刻,公安机关如何保持社会的稳定,从而降低社会生产的成本,是我们最需要创新的重要理念之一。

  犯罪的起因:

  人是一个理性的个体,一个人要犯罪必然有其犯罪的内因与外因,而且内因占主导作用,外因只能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也就是说一个人去犯罪必然要经过其理性的抉择。现在我从引发犯罪的三种情况分析一下犯罪的起因。

  一:基本需求无法满足引发的犯罪

  (一):生存需求引发的犯罪:当一个人的生存成了问题的时候,这个人为了生存可以去干任何事,犯罪只要能生存,他们也会毫不犹豫地去犯罪。当犯罪的层面属于生存需求引发的,其个人的道德约束、任何教育、刑罚都不能阻止他们为了生存而奋斗,当正常的渠道不能使他们得以生存时,他们会为了生存而去杀人、抢劫、盗窃。随着社会的转型和市场经济的确立,贫富分化就成了一种社会现象,贫困人群所占的比例很大,其中有很大一部分人已经贫困到无法正常生活地步,而且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目前很不完善,所以改革开放以来这类的犯罪开始快速增加。如:在我国经济发达的城市,案件有两个高发期,一是春节前的一段时间,这个时间段是外地打工者开始回家的时候,有的是没有挣到钱、有的是因为老板拖欠工资,他们为了能顺利回家过春节,走向违法犯罪的机率就比较高。二是春节过后的一段时间,这个时间段是打工者涌入到这些发达城市的时候,一部分人因无法顺利找到工作而没有经济来源,他们所带的可怜的路费已经无法维持他们的生存的,他们也是比较容易走向犯罪道路的。

  (二):生理需求犯罪:一些人由于种种原因在生理上得不到满足,长期的压抑会使他们去犯罪,这种犯罪多伴随着情感的压抑,他们才会去犯罪,生理需求方面的犯罪有先天与后天两种。先天是指一些人先天的生理不正常,国内外都有一些这方面的案例,他们多是基因突变及一些病理原因造成的,对于这方面的犯罪公安机关要通过扎实的基础工作,把这方面的可疑人员排查出来,与社区、居委会、基层村委会一起把这方面的人员进行重点控制。后天是指因为家庭、教育、社会等原因造成的一些人无法正常地满足自己的生理需求,这类人往往因为长期的精神压抑而伴随着情感的失衡,他们的犯罪有时候会有变态的倾向。

  (三):生活需求犯罪:人不是一个孤立的个体,人的生活方式是社会化的,一个人他有父母、爱人、子女、朋友等,除了最基本的养家糊口以外,还有许多方面的需求。一个人为了维护家庭的稳固与生存会付出很多努力,有时候甚至会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如2003年有这样一个事例:一位父亲为了能让考上大学的儿子继续上学,在没有任何办法的时候,选择了用自杀来引起社会的关注,从而能让自己的孩子上大学。当一个家庭的主要成员因为贫困而无法为年迈的父母看病、使自己的孩子无法受到正常的教育时,社会给予他的压力是巨大的,如果再加上他们本身又是因为上一代的贫困而造成的受教育的程度不高,外部的这些重压就会在很大程度上扭曲他们的道德观与价值观,在一定的条件下他们走向犯罪的机率就会很高。

  随着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会得到逐步地提高,而且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提高,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会逐渐完善起来,到2020年左右的时,当我国的人均GDP 达到4000美元时,我国的教育与社会保障机制将会得到完善,这类的犯罪将会大幅度地减少。但是目前我国这一类的犯罪还处于上升阶段,根据经济发展的规律来看,这种上升趋势将延长到2014年左右,到那时我国的人均CDP 将超过2000美元,教育与社会保障机制将会基本完善,这类的犯罪才会开始下降。

  二:情感需求失衡引发的犯罪

  (一):先天性情感需求失衡引发的犯罪:先天缺陷造成的精神不正常,这种人极易被外界的事物所诱发,这类人犯罪往往没有什么动机,他们一旦被外部刺激诱发所做的事是没有任何理智的。目前我国的精神病患者所占的比例在世界上是比较高的国家之一, 1982年对北京16个区县的调查结果是:精神病患者所占人口的比例是万分之12. 69,其中对社会危害程度大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占万分之5. 69,到了1991年精神分裂症患者所占的比例达到万分之7. 2,也就是说现在我国有超过100万对社会危害大的精神分裂症患者,但我国由于处于改革初期,社会保障机制还不完善,有许多精神病患者处于四处游荡的失控状态,存在着严重的社会隐患,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人们的安全感。现在我国精神病犯罪的案件占很大比例,而且基本上都是重大恶性案件,加强对这一类人的控制是全社会的事情,是公安机关一家无法完成的,国家要尽快完善这方面的社会保障机制。

  (二):后天性情感需求失衡引发的犯罪:

  孔子说过“人之初,性本善”,但人类心理的善,并不是无条件的、绝对的、永久的,我们甚至不能够说人类在本质上就是善的,只有在一定条件下,人性才表现为善,在恶劣的环境条件下,人们更容易表现出心理病态和恶劣行为。我们人类自身的活动要受到现实社会的限制与自己精神层面的监督、批判和约束,人类的精神层面是指人格结构中代表道德、价值观与信仰的部分,它是人们在成长过程中通过内化道德、规范、社会、文化等逐步形成的人们自身的价值观与信仰,它的主要作用是指导人们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来满足个体的欲望与需求,同时负责监督、批判及管束自己的行为。

  后天性情感需求失衡主要有三个方面:

  1:个体在社会化过程中出现偏差引发的情感失衡

  人们在成长过程中通过内化道德、规范、社会、文化等逐步形成自身的道德、价值观与信仰,当人们在社会化的过程中,许多事情会影响人们的正常社会化,如:不良的家庭与学校教育、社会、大众传媒的不良影响,特定事件上的重大打击等,它们在很大程度上使人们无法正常社会化,尤其对0- 18岁年龄阶段的人是道德、价值观与信仰逐步形成的阶段,其影响程度更加严重。这些影响使得一部分人在社会化中没能形成良好的道德、价值观与信仰,因此精神层面对这些个体的监督、批评和约束力就非常弱,一旦外部社会限制了他们自身需求与欲望的满足,为了满足自身的需求与欲望,他们甚至于不惜去违法犯罪,而且他们在犯罪时基本没有什么负罪感,因此他们犯罪的手段往往也是非常的残忍的。对待这一类的罪犯最根本的解决方法是重塑他们的道德、价值观和信仰,欧美发达国家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就有了心理医生,现在这些发达国家的许多部门与公司都设有专门的心理咨询医生,通过心理上的治疗可以帮助那些没能正常社会化的人走向正常,对经历重大事件的人进行心理疏导,防止在心理上留下阴影,如:在发达国家的警察在与罪犯发生激烈的对抗后,就会受到很好的心理疏导。

  但是人们在成长过程中总是受到来自家庭、社会、传统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制约,从而造成人们在成长中正常的社会化,如果在心理上不能得到很好的调节,在一定的条件和环境下,会引发情感上的失衡,就极易走向违法犯罪的道路。如不科学的教育方式的影响:西方发达国家在二十世纪初的几十年里,沃森和巴甫洛夫的著作开始进入公众的知识领域,做父母的为了增强孩子的生存能力,就奉行新行为主义,在婴儿要吃奶时不一定就喂,即使哭了也不去抱,很早就给婴儿断奶,避免过分的依赖性,从童年起就严加管理、强化教育,并且通过各种渠道锻炼他们的独立性,来期待他们在竞争越来越激烈的社会中成为胜利者。但却事与愿违,反而造成许多人的心理扭曲,成了严重社会问题。在这个时候弗洛伊德的思想如潮水般涌来,以他的精神分析学等思想为理论基础的心理分析家,帮助了无数的心理扭曲的人。弗洛伊德的思想也彻底变革了育儿的习惯做法,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后期,父母们第一次听说“幼儿的权利”和口头表扬的必要性,爱、尊重和宽容自己的孩子成了人人遵守的信条。目前我国的国民素质及科学认知的水平有限,这就造成我们在教育下一代上还有许多不正确之处,这势比造成许多人在成长初期就没能正常社会化,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的竞争加剧,许多家长为了能使自己的孩子在未来的社会中能成为胜利者,在教育上就急于求成,而使用一些不正确的教育方法,最后只会适得其反。随着社会的发展,当人们的素质与认知水平全面提高以后,人们的社会化过程就能更容易顺利完成,那时这类的犯罪才能真正降下来。

  2:成长受挫引发的个人情感失衡

  不同精神层面的人的需求与欲望也有所不同,心理学家马斯洛认为人的需要层次分为生存、安全、归属、自尊和自我实现五种基本需要,需要层次理论建立在满足——上升与受挫——倒退的基础上。较高精神层面的人的需要层次也就高,当我们的需求与欲望得到满足时,我们的精神层面就会发生升华上升到另一个更高的层面,它直接影响着我们自身需求与欲望的层次,使之上升到与精神层面相适应的层面来。当个体的成长过程被其自身以外的力量所阻碍时,个体就很可能引发自己的情感失衡,从而失去理智而走向违法犯罪的道路。

  人的各个层次的需求是互不一样的,同样在不同层次的成长过程中受挫时所引发的情感失衡是不一样的。如西方国家在二十世纪初的几十年里,那种严厉的教育方式,使人们从小就丧失了对归属感需要的权利,归属感缺失的人就很难达到自尊的需要层次,从而使人的成长受挫,引发情感上的失衡,因为不良教育其后果有一定的时间滞后,所以一直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因这类情感失衡引发的犯罪都比较突出。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后期,西方发达国家的父母们第一次听说“幼儿的权利”和口头表扬的必要性,爱、尊重和宽容自己的孩子成了人人遵守的信条。因此六十年代中期以后的社会群体情感失衡的主要原因已经不是归属感的缺失,所以以弗洛伊德的知识体系为基础的心理分析家就变得不合时宜了。到了六十年代中期,那些心理分析家变成了人们眼中的丑角人物,其原因是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的思想基础主要针对的是归属感丧失造成的情感失衡人群。

  人性的一个普遍表现,就是成长的渴望,即对于提高自我并且实现自我的冲动,以及发挥自己潜能的愿望。最根本的人类冲动是要向健康、完美和自我实现的方向发展。在二战结束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得到快速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而且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后期,西方发达国家的父母们第一次听说“幼儿的权利”和口头表扬的必要性,爱、尊重和宽容自己的孩子成了人人遵守的信条,所以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后期,成长受挫的层次主要集中在自尊和自我实现需要的建立上,如:西方发达国家普遍出现的“富豪子女综合症”,许多亿万富豪的子女精神颓废,吸毒、反叛、无节制地放纵自己。其内在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的父母要把他们培养成为合格的接班人好来继承他们的巨额财富,就会为他们设计好生活和成长的方式和轨迹,从而阻碍了他们对自尊和自我实现需要的建立,他们的反叛、寻求刺激的潜在目的就是寻找自尊和自我的一种外部表现。

  3:社会转型带来的价值观冲突引发的情感失衡

  我国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社会正处于转型期,这个时期新的社会的教育、控制与保障体系还很不完善,势必会有很多不公平的社会现象,就极易造成人们情感上失衡,从而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文化的核心部分是价值观,随着经济基础的重大改变,造成传统的价值观与现实社会的严重不相符合,传统文化逐渐丧失其存在的根本,文化的失根使得传统文化丧失了对社会应有的稳定作用。适应新时期的新文化价值观还在形成与完善之中,文化对社会的稳定作用暂时还达不到其应有的作用。也就是弗洛伊德所说的超我与原我、现实之间出现了严重的矛盾和冲突,在很多时候,当现实社会对人的限制阻碍了人们满足自身的需求与欲望时,人们就会在精神层面的监督与约束下调整自己的行为来满足自己的需求与欲望,当现实社会对个体的限制增大到一定程度时,在自身精神层面的监督与约束下的行为方式已经无法满足自己的需求与欲望时,人就会感到痛苦与焦虑,而且外部的环境条件越差这种矛盾和冲突就越厉害,人的痛苦与焦虑也就越严重。这时我们就会以某种方式来调整这种矛盾和冲突,使自身精神层面的监督可以接受,同时我们的需求与欲望又可以得到某种形式的满足,从而缓和焦虑、解除痛苦,其中一种方式就是通过降低自身的精神层面,来减少它的监督与约束能力,从而放纵自己的行为来满足自己的需求与欲望。所以情感类犯罪的人总能使自己的犯罪动机与行为合理化,这造成这类犯罪分子的负罪感很少,所以他们的犯罪多是系列犯罪,而且多是不计后果,手段残忍。

  价值观的形成在0——18岁,18——30岁是人们开始逐渐走向社会并进入职场的时间,是在不断验证与修正自身价值观的时期。30——55岁是人们去实现自身价值观的时候。55——70岁是人们反思自身价值观的时候。上个世纪的40年代末50年代初,是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犯罪率突然飞速上升的时期,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1945年二战结束后,通过一段时间的发展,集体主义与政府的控制力开始丧失,突显个人的自由主义开始成为社会的主流,一些人不能很好地适应社会的转型,造成精神上价值观的失衡,从而使得犯罪率大幅度上升,随着新的以信用制度为基础的自我实现为主题的价值观逐渐成熟,文化对社会的稳定作用开始显现,欧美发达国家的犯罪率也下降到空前的最低点。中国在改革开放后到了80年代初,由于社会的剧烈转型,很多人的传统价值观受到了现实社会的冲击而无法适应,社会治安开始出现混乱,犯罪率大幅度增加,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才有了83年严打。在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后,当时年龄在15——21岁的人正是在个人价值观初步形成并开始接触社会验证个人价值观的时候,年龄在27——33岁的人正是处在个人价值观的验证与修正基本完成并开始实现自身价值观的时期,而在这个时期社会发生了巨大的转型,这两个年龄阶段的人最难以适应这种变化,就最容易造成精神上的失衡,开始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这就是在83年严打时,这两个年龄阶段的人犯罪比率最大的一个主要原因之一。

  我国近十年来邪教出现的比率是非常高的,而且出现的种类繁多,我们多是用愚昧落后来解释人们为什么加入邪教。分析这些人员的年龄结构,我们就会发现他们的年龄层次基本上是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七十年代以后出生的人员很少加入邪教,而且这个年龄层次的人即使加入邪教也多是受其父母的影响,即家庭全员式信仰邪教。分析其原因:1978年以后我国开始进行了改革开放,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社会开始发生了剧烈的变化,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员正处于价值观初步形成,并开始去验证和修正自身价值观的时期,由于社会的剧烈转型,使得自身初步形成并在不断的验证与修正中的价值观与现实社会发生了严重的矛盾与冲突,现实是无法改变的,他们就得必须彻底修正自身的价值观,来适应现实社会,面对如此巨大的转变,许多人无法正确地修正自己,尤其是那些文化素质低下和改革开放中的受挫者,更是无法完成这种转变,最终造成他们价值观的危机即信仰危机。而我们改革开放初期,又因为保障机制的不健全,从而无法很好地帮助、疏导、修正他们。在超我与原我和现实之间存在剧烈的矛盾和冲突时,他们就急需用一种方式来调和这种矛盾与冲突,从而缓解他们心理上的痛苦与焦虑,这时邪教的一些思想趁虚而入,能在一定程度上调和这种矛盾和冲突,使人们能暂时地缓解心理上的痛苦、焦虑与压抑。所以这方面的违法犯罪思想上多是特别固执,是很难以改变的,他们重新违法犯罪的比率也最高,根本的解决方法是为他们重新树立良好的价值观。

  随着社会的发展我国的新文化价值观正在开始形成,在一些发达地区注重信用、以人为本突显个人价值为主体的新文化正在开始形成,正在为人们所接受,如:上海正在开始的市民的信用制度。文化的真正形成无法一蹴而就,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它本身要受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制约。所以从这一个方面我们也能看出,我国犯罪率的下降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我们公安机关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不断创新公安理论,来保障社会的稳定。

  三:基本需求与情感需求交融引发的犯罪

  我国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和经济的高速发展,刑事犯罪日益严重,当前社会各方面复杂的形势造成大部分的犯罪都是属于基本需求无法满足与情感需求失衡交融性犯罪,这类犯罪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1:负罪感极小,增强了犯罪的欲望,并且被打击处理后的重新犯罪率很高。

  情感的失衡再加上现实的不平等,使他们总能为自己的违法犯罪寻找到“合理”的借口,我们在工作中常遇到这类的罪犯,他们被判刑甚至在执行死刑时都不会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他们总是将原因归咎于别人和这个社会对他们的不公平待遇,因此他们的犯罪负罪感极小,从而增强了他们的犯罪欲望。在社会保障机制还不完善的今天,我们的监狱对犯人的改造方式也与现实社会有很大的脱节,这就造成这类的犯人很难从根本上得到改造,刑满释放后重新犯罪的比率特别高,这要求我们要创新监狱的管理理论,使之与外部社会有衔接点,结合外部社会的综合治理使刑满人员重新犯罪的比率降下来。严打专项斗争的理论基础之一就是:承担风险是一种成本,犯罪同样也要承担风险,如果犯罪所冒的风险越大,犯罪的成本也就越高,就会减少人们犯罪的倾向。但对于基本需求无法满足与情感需求失衡交融性犯罪来讲,用提高犯罪成本的方式即严打来预防犯罪所起的作用是很微小的,所以我们的公安工作急需理论上的创新,从而很好地维护新时期的社会稳定。

  2:对社会多是充满仇视,报复心理严重,作案不计后果,犯罪手段残忍,并且很难得到满足,多是疯狂作案。

  在改革开放中变成的穷人在很大程度上还能接受自己的贫困,因为他们是竞争中的失败者,虽然在竞争中有这样那样的不公平,但他们毕竟是参与了竞争。随着社会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拉大,社会不公平的现象更加突出,那些出生在穷人家的人,因贫困从小无法受到很好的教育,长大以后更因为出身的贫困而根本没有参加竞争的机会,如果他们再在维持基本的家庭生活的过程中受到不公平的待遇与挫折,他们的心理就会被严重扭曲,从而把自己的所有愤恨与不平转化为对社会的仇视,他们在作案时不光是为了满足自己对经济的需要,更重要的他们要满足心理的那种扭曲的需要,来缓解他们内心的痛苦、焦虑与愤恨。所以他们在作案时的报复心理严重,作案不计后果、犯罪手段残忍,即使能很顺利地完成自己的犯罪,也要附加额外的侵害,暴力与危害的程度会明显加强。另外犯罪会为他们带来额外的心理上的满足,所以他们的作案就很难得到满足,作案多是疯狂作案,有时会发展成为职业化犯罪,犯罪成为了他们的“事业”,即使他们有了很多的财富,他们往往也很难收手,因为这时候犯罪已经成为他们心理满足的唯一途径。

  随着改革开放进一步地发展,在未来的十年左右的时间中,那些因为自己父母贫穷而无法受到良好的教育的人即第二代穷人,开始逐渐走向社会,因受教育的程度不高再加上出身的贫穷,必然会有许多人成为生活中的失败者,而且这一群体的数量目前正在急剧增加,所以这一类的犯罪比率在未来几年中将会进一步增大,这要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犯罪的预防与控制:

  根据犯罪的起因,犯罪的预防与控制有内部遏制机制和外部遏制机制。

  一、预防和控制犯罪的内部遏制机制

  1:完善教育体系,使人们从小就能受到良好的教育,从而使人们形成正确的道德观、价值观与信仰。对人教育影响最大的主要有三个方面即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传媒对人们的影响,当前我国在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对社会传媒的监管上都存在着许多的问题,这将严重影响下一代的正常社会化。2004年我国全日制大学招收达到420万,使得我国的高等教育入学率达到19、6% ,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人民受高等教育的比率会更大,整体国民素质将会得到极大的改善,只有这样我国的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对社会传媒的监管才能真正走向正轨,犯罪率才能真正降下来。

  2:通过加强和深化综合治理,从根源上控制高危人群走向违法犯罪,从而达到预防和控制犯罪。建立良好的帮教与心理疏导队伍,主要针对没能正常社会化的及不能适应社会剧烈转型的人员进行帮教和心理疏导,帮助他们形成正确的道德观、价值观与信仰,从而从根本上预防和控制犯罪。西方发达国家在这些方面做的比较好,国家有专门的心理矫正和咨询公共机构,在各组织内部有专门的心理矫正和辅导医生,还有大量市场经济下的心理医生和心理咨询机构,他们在预防和控制犯罪上起了巨大的作用。而现在我国在这些方面还比较薄弱,随着社会变革的加快,无法很好地适应社会的人群将会越来越多,所以我国必需加快对这方面的建设,才能真正稳定社会。

  二、预防和控制犯罪的外部遏制机制

  1:通过严打专项斗争和治安巡逻防控来提高犯罪成本,从而达到预防和控制犯罪的目的。随着犯罪原因的复杂化,过去那种通过提高犯罪成本来预防和控制犯罪的作用正在逐渐减少,也就是说严打专项斗争的理论基础发生了变化,以前那种主要通过严打来预防和控制犯罪公安工作模式已经远远不能适应当前的形势。严打在以后的一个时期依然是公安机关预防和控制犯罪的重要措施,但是我们不能过大地夸大严打的作用,近几年来繁多的严打专项斗争已经对公安工作造成严重的冲击,并带来了很多负面效应,如何将严打专项斗争放在一个合理的位置上是公安机关最急需解决的问题。

  2:随着国家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逐渐完善社会保障机制,从而减少引发犯罪的外部诱因,来达到预防和控制犯罪的目的。

  作者单位:江苏省丰县公安局城东派出所

  作者电子邮件:fxlhw_123@163.com

  作者:李宏伟

本文链接 浏览数

发表您的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