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晓明:以平和心态对待军人干政

  刘亚洲最近发表了许多自己的政治见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王怡在《刘亚洲和大陆的军国主义危险》中对刘亚洲现象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本文是笔者看了王怡的那篇文章之后的若干想法。在王怡的文章里,充满了要摆脱军人干政的念头,我也不喜欢军人干政,因为自由主义的教科书里没有如何实施军人干政的内容。围绕着军人干政,我想了一些事情,比如当代职业军人的素质等等,想完之后,我发现自己竟然不象王怡那样对军人干政保持那么高的警惕。

  一、自由主义者对国家主义的态度

  一个人不能容纳另一个人,这样的事情经常发生,现在就有王怡不能容纳刘亚洲,这挺让人吃惊。王怡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刘亚洲是有自由化倾向的军人,他们的观念有相同的地方,比如都希望中国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通过改革建立民主政治。他们的观念也有不同的地方,王怡发现刘亚洲站在国家主义立场上,他说:“刘亚洲的思想一言以蔽之,认为民主是强国强军之途。是强国强军,而不是个人自由才是他的民主梦的实质。……在这种国家威权主义笼罩下的民主梦,就是与老百姓的自由梦为敌的。在国家的绝对神圣和军人的绝对服从之下,自由有利于强国就给你自由,自由不利于强国也可以随时翦灭。”(王怡刘亚洲和大陆的军国主义危险》)

  王怡认为刘亚洲的国家主义+ 民主的模式与自由主义是不相符合的,所以王怡告诉我们要警惕刘亚洲等人最近的政治活动,说这种活动会导致军人干政,并为军国主义占据统治地位营造基础。

  自由主义历来不排斥渐进的过程,在渐进的过程中,各种事物会慢慢地发生变化,一些结果会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发育起来。在渐进的过程中,丑小鸭不会因为其丑而被剥夺存在的权利。在自由主义的学校里,刘亚洲同学的考试成绩肯定不如王怡同学的考试成绩好,哈耶克校长能因此就开除刘亚洲同学、或者把他发落到慢班?只要刘亚洲同学能写“王、丁、二、一”,只要他知道1+ 1= 2、3- 2= 1,哈耶克校长就不会不教他。动不动就开除学生,这是专制的中国的大学的招数。刘亚洲至少不排斥民主,他比现在任何一个共产党官员都敢于讲真话,我们没有理由不欢迎这样的人物。他的存在有可能使我们的社会变得更加文明,而不是相反。

  自由主义者没有必要抓住刘亚洲的国家主义的小辫儿,这并不等于我们赞同国家主义。

  一般来说,自由主义者不先在某一时刻制订一个规划,他们不会根据这样的规划去衡量社会上的各种事物,你符合我的规划,我就允许你存在,否则你就一边呆着去。国家主义又不是某种致命病毒,我们没必要离它远远的。刘亚洲都能接受我们的民主,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先接受他的国家主义?明天会发生什么我们谁又能知道?既然自由化和国家主义自由化不能先恋爱后结婚,就让我们先结婚后恋爱吧。

  二、军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可能性有多大

  王怡警惕刘亚洲的一个理由是害怕中国转向军国主义道路。个人觉得这样的警惕有点儿奇怪。中国转向军国主义道路最便捷的方法是什么?就是在政治上原地不动,或者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退回到中国于1970年代所依赖的路径上。借着进行民主化的机会将中国拉到军国主义道路上,这样的作为怎么看都有点别扭,您不觉得想这样做的人有点儿太爱作社会实验吗?这样做所耗费的力量要远远地大于在政治上原地不动。只要借民主之路达到军国主义的目的在政治上存在风险,刘亚洲们就没必要冒这个风险,因为还有不冒风险就可以实现军国主义的途径。从现在的状况看,说刘亚洲们不冒风险是不合适的,因为刘亚洲的开明言论一出现,中文互联网世界中对他的批评就很强烈;另外刘亚洲们前些天计划召开日本问题研讨会也受到了胡錦濤的阻止。胡錦濤是不满意他在日本问题上的激进立场,还是不满意他在政治上的开明态度?从胡錦濤近来的政治表现来看,胡很难赞同刘亚洲的开明政治观点。总而言之,王怡的警惕实在是有点儿草木皆兵的味道,也许王怡生活在专制体制下的时间太长了,经常与警察打交道,神经难免常常处在紧张的状态下。

  中国到底需不需要军国主义?考虑了这个问题,我们就能知道中国成为军国主义国家的可能性有多大。这里所说的军国主义有两种,一种是内向型的军国主义,比如现在缅甸实行的对内实行高压统治的军国主义;另一种是外向型的军国主义,比如日本过去实行的对外扩张的军国主义。

  我们现在就来考虑一下中国能不能实行内向型的军国主义?在中国的历史上,普通民众非常顺从政府的统治,不用拿枪逼着他们他们都这么顺从,何必对他们舞刀弄棒?一个明智的统治者实在是没必要实行高成本的军国主义统治。只有中国发生了特别的变化,军国主义才会出现,比如发生了类似于缅甸民主选举时发生的情况,军方的势力不愿意看到异己的力量超过自己,于是发动军事政变。或者社会持续动乱,文官政府控制不了局面,军方理所当然地填补权力真空。古今中外没有一个军人政权能取得为世人称道的成就,有的军人政权一事无成,匆匆上台,然后匆匆下台;有的军人政权虽然在某一方面取得了成功,但是他们的存在仍然威胁着社会的全面发展,他们不得不退出政坛。古今中外缺乏军人执政成功的先例,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军人能长久地实行军国主义吗?埃及、巴基斯坦和缅甸的军人统治时间比较长,但这些国家一直没取得象样的成绩,那些做着强国梦和强军梦的中国军人敢于遵循这样的先例吗?现在是专业社会,不熟悉现代行政管理的军人难以适应管理国家的工作,军人统治与分工精细的现代社会难以融洽,有强国梦的中国军人看不到这点吗?因此中国实行军国主义的可能性不是很大,即使军国主义占据了统治地位,它的寿命也不会长久。

  现在要考虑的是中国能不能实行外向型的军国主义。在一个民主社会或准民主社会,是否有可能突然出现一股军方力量控制了国家的决策?这样的可能是有的,过去的日本和德国就是这样的。中国的军国主义者也可能走这样的道路,他们上台之后可能实行外向型的军国主义,到了这时他们就应该考虑一个问题,对外扩张的目的是什么?是抢掠外国的自然资源吗?中国要想对外扩张,首先遇到的阻力就是美国(当今世界军事第一强国)和日本(历史上中国最危险的敌人),2001年中国财政收入为16371亿元,中国官方公布的中央政府预算安排的国防支出1410亿元人民币(约合170亿美元),2001年美国军事预算是3054亿美元,中国军费仅相当于美国军费的5%左右。与日本相比,也只占日本军费的30%。美国国防部估计,中国的总军费为440亿美元到700亿美元之间。

  为了在军事上压倒这两个国家,中国需要多少资金投入和人力投入?这个投入是一个天文数字,花这么大的成本去得到一些无法再生的自然资源,这究竟值不值?经过两百多年的工业化生产,世界上自然资源的数量已经大大地下降了,它们枯竭的日期并不太远,中国花巨大的成本去争夺这些东西究竟值不值?与其投入巨大的力量去抢别人的东西,不如用这些建造军事机器的资金和人力来开发新技术,这样的技术开发出来,我们就可以获得新的资源和新的生存空间。这样一来,中华民族的生存危机就会缓解。军国主义者也许会在掠夺自然资源的同时掠夺对方的科技专家,这样就可以使自己的技术开发能力提高,进而占领科研制高点。这样做忽略了一个事实,这就是被掠夺过来的科技人员并不一定愿意为军国主义效力。二战结束后,德国的科学家为美国工作过,但是德国的科学家是从战乱中来到了和平的环境,他们当然愿意进行这样的转换。军国主义者在掠夺科技人员时所做的却是破坏了他们的和平环境,他们对此会非常反感,所以他们不一定能愿意为军国主义服务。

  我们还可以从可持续发展方面来比较军国主义模式与和平发展模式之间的成本。跟别人打仗就要制造武器,一旦打仗,许多武器就毁了,比如导弹、炮弹,以及被击毁的飞机、舰艇等等。军国主义者花费了巨额资金制造了一些不能重复利用的装备,他们用这些装备换来了他们所需要的物质。通过科研来获得新的资源就不会产生打仗时所制造的浪费。科研工具不象武器,它们是可以重复使用的,用它们可以创造出新的资源,它们却没象武器一样消耗掉,人们利用它们还可以创造出更新的资源。另外当今新技术研究正孕育着种种突破,这时候投入力量参与到新技术开发中绝对是一个好时机。走危险的军国主义道路来解决中国问题,不如走科学技术道路来解决中国问题,如此看来,外向型的军国主义道路实在是缺乏存在的理由。

  现在中国有这样一种观点,中美之间必有一战。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美国早晚会对中国发起军事进攻,所以中国要做好军事准备。这个观点在“愤怒青年”中很有市场。从历史上看,美国不到生死关头决不会与外人战斗到底,“韩战”、“越战”时的美国都是如此。与其说美国在准备与中国打仗,不如说美国在时刻提防着中国,只要中国完成了彻底的民主转型,美国对中国的军事提防自然会自行解除。一些人为了与美国开战而推行军国主义,这只能证明这些人对美国不了解。“愤青”们对美国张牙舞爪是情有可原的,参与国家政策决策的人也谋划针对美国的战争,这就太过分了。

  王怡认为,中国是一切大国中距离军国主义最近的。人们“可以轻易而举的,就能列出眼前无数的军国主义症候来。”但是这并不必然导致中国会走向军国主义,人们的思想状态和社会结构为军国主义提供了充分的条件,决策者不能仅仅依靠这些就转向军国主义,他们至少要在技术上分析成为军国主义国家的可能性有多大?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到,走军国主义道路不是最佳选择,这就使选择军国主义的可能性降低了。只有在一种状态下决策者才可能选择军国主义,这就是他们的思维混乱了,就象1958年的中共高层那样,情感压倒了理智。即便如此自由主义者也不必害怕,因为思维混乱的人是好对付的。1958年时的中共高层的思维混乱仅仅存在了两年,可见这种状态是难以持久的。

  三、职业军人的政治正确

  军人干政的事情能否发生?这取决于军人能否保持政治正确。中国的职业军人在关键时刻能否保持政治正确?考察历史也许会有助于我们得到结论。共产党建政之后,彭德怀是第一个对政治发表自己看法的职业军人,1959年,他批评了毛泽东的农村政策。事实证明,彭德怀的意见是有道理的。这件事证明了军人的判断是比较准确的。后来又发生了林彪参与文化大革命的事件,林彪在这个时期的表现偏离了正确的方向。但是1969年他的接班人地位被明确下来之后,他突然改变了自己的政治观点,他从一个毛泽东的拥护者变成了一个叛逆者,从一个狂热的革命者变成了一个务实的政治家,他也因此被毛泽东抛弃了。总的来说,在1979年之前,中国职业军人的政治判断并未出现比较大的偏差。

  我们仔细地看看当时军方领导人的出身就可以发现,在军方最高层中,职业军人所占的比重非常小。首先声明一下,中国军队里的政治工作人员并不是职业军人,因为他们工作的主要内容不是指挥作战和训练。军委主席鄧小平在军队中长期以政治工作者的身份来行使职权,军委常务副主席杨尚昆的情况与鄧小平大致相同,他先在红军中担任政委,后来是军委秘书长,建国后离开军队担任党内要职。军委副秘书长刘华清在战争时期长期担任政工干部和机关管理人员,他是在1958年之后才在海军担任军事主官。总参谋长迟浩田长期在军队中担任政工干部,这个任命显然有些奇怪。在军委领导层中,只有洪学智、秦基伟长期担任军事主官。有意思的是,反对进军北京的人里面绝大多数人长期担任军事主官。比如38军军长徐勤先、28军军长何燕然,以及更高一级的将军杨得志、肖克、张爱萍、叶飞、李聚奎、陈再道、宋时轮。

  军队里的军事主官的任务就是指挥作战和训练,战争关系到人的生死,任何小的疏忽都可能使自己付出血的代价,这就要求军事主官不能对工作掉以轻心,于是军事主官在做事情的时候都非常严谨,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尊重事实、尊重科学。长期在这样的环境里生活,职业军人就养成了求真务实的人生态度。所以他们中的佼佼者往往能发现现实中的谬误。正因为他们有了这样的素质,所以他们经常能作到政治正确。梳理一遍历史之后我反而觉得现在的中国职业军人干预政治的可能性并不大,或者说职业军人干预了政治之后,政治不会变得更浑浊。我们应该担心的是有决策权的军队中的政工人员、或其他人挟持军队干扰国家的正常运转。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刘亚洲能否作出干预政治的事情。刘亚洲是军队里的政治工作者,但是他与一般的政工干部又不太一样,因为他对军事技术非常热心,他在1980年代就关注世界军事变革的新动向,曾写过介绍现代化战争的文章,比如《恶魔导演的战争》等;中国和越南交战之时,他赶赴前线采访,并负伤;他还秘密登上金门岛做过实地考察。

  从这些事情中我们可以发现,他是一个比较尊重科学和事实的人。他的气质比较接近职业军人。了解这些对于我们判断他的走向也许会有一定的参考作用,至于他最终会不会干预政治,我们只能继续观察了。

  四、补充两点

  渲染军人干政对社会的和平转型没有好处。中国的法律并不禁止军人在政治上发表自己的意见,现在中共政治局里有两位军人,书记处里有一位军人,军人和文官相处的比较融洽。刘亚洲现在出来讲几句话,这就是军人干政的先声;如果文官系统形成这样一种共识,那么中国的未来只能更加凶险。这两大系统互相猜疑容易导致擦枪走火,文官系统的一个刺激如果导致军人的军事政变,那么未来的不确定性就会继续增加。在现在的体制下,由于缺乏沟通渠道,所以互相猜疑、互相整治是很容易发生的。本人虽然在政治见解上跟共产党主流意识形态有根本的不同,但是我并不希望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陷于混乱或战火。一旦发生祸事,生灵难逃涂炭。我们所希望的宪政也会离我们更远。

  中国的军人有一种优越感,高干出身的军人更有优越感,象刘亚洲那样高干出身的军队高级将领的优越感恐怕就到了最高点了,象他这样的人在共产党的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这样的人喜欢做大事,有一种天降大任于自己的感觉。现在中国有内忧,来自外部的竞争也非常激烈。觉得自己很有力量的军人,以及象刘亚洲这样的军官,眼看着自己站在原地不能行动,当然会产生强烈的改变现实的决心。刘亚洲等军官在政治上表现出强烈的进取姿态的原因是什么?大概是为了实现他们的自我价值吧。我推测事情的真相就在这里,于是我冒昧地建议中共高层的文官、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以及民運人士可以用一种平常的心态来对待刘亚洲的议政言论,不要轻易地排斥他。

  作者:田晓明

本文链接 浏览数

没有评论 »

  1. 游客 说:,

    2005年07月29日 星期五 @ 11:15:33

    1

    “只要中国完成了民主转型,姜国对中国的军事提防自然会自行解除。”作者这种观点是替美帝侵略扩张政策美化。这是汪精卫的逻辑。

    回复

  2. wyx_2005 说:,

    2005年08月07日 星期日 @ 22:47:12

    2

    激情澎湃立言、立行,心平气和论理、论事

    回复

发表您的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