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伟宁:西方的回教幻觉

  今年伦敦几宗爆炸案发生之后,许多观察者都担心英国社会里种族宗教隔离问题的渐趋恶化。几个年轻回教恐怖分子都是已纳入主流社会的英国公民,但他们却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成为异端,给社会带来极大危害。几个月后,法国巴黎又发生似乎是由种族宗教分歧所带来的不满与社会动荡。

  两周的暴动在欧洲许多报纸上都刊登为重点新闻,部分原因正是因为除了法国之外,欧洲还有许多国家(例如英国)似乎都隐藏着如同法国一样的种族历史(ethno- historical)导火线,所以许多学者、政治人物与公务人员都担心法国的暴动情绪会蔓延到欧洲其他国家里去,从而揭露他们自己族群不和的社会真相。西方回教徒所怀有的特殊情结与所面临的矛盾,笔者在此粗略概述。

  几百年来,西方一直有部分人把回教视为异类。从地理位置的角度而言,这似乎是对的,因为世上主要的回教徒都居住在非洲与亚洲。然而,这种简单的视角已经被复杂化,因为所谓的西方现在也容纳超过1000万回教徒。

  照回教的神学理论,迁徙到西方国家或在西方国家成长的回教徒应该与西方和睦共处。《可兰经》里就屡次强调阿拉的存在不局限于东西方地理界限的观点:“东方与西方都属于阿拉。无论你转向何处,你都看得到阿拉的圣容”(2:115)。

  因此,我们在设法理解回教与其世界观之前,就必须改用新的视角。回教与西方不是两种对立的概念,因为二者可以相提并论,前者更可以处在后者之中。

  历史的推动力与年轻一代

  欧洲的回教徒与他们民族的殖民历史有着难以泯灭的情结。大英帝国统治过英属印度区域(BritishIndia),故英国主要的回教移民来自巴基斯坦与印度,而法国与西班牙的回教移民大都来自摩洛哥与阿尔及利亚。

  德国与土耳其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有了特殊关系,所以德国150万回教移民当中,几乎全部都来自土耳其。意大利主要的回教移民则来自利比亚,而荷兰也有50万回教移民来自苏里南(Surinam)。

  尽管回教神学没有反对回教徒在西方国家里生活,但这些信徒还是在社会上与政治领域里面临各种困境。在一定程度上,回教在西方的浮现也造成了相当的社会骚动。

  英国回教徒诉请设立回教学校、萨曼·拉什迪(SalmanRushdie)的争辩与法国女回教徒戴头巾的诸多事件,早从80年代就给欧洲政府带来一定的时事话题。这样的社会反应也引来了欧洲人对欧洲回教移民的公然排斥,欧洲许多国家的移民手续也变得更为复杂。

  正当西方社会频频正面表示出对回教移民的反感,回教徒对自身定义的敏感度也逐步上升。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是阿拉伯国王开始以石油作为对西方施压的政治工具、伊朗的精神长老何梅尼(AyatollahKhomeini)与巴基斯坦的齐亚哈克将军(GeneralZiaulHaq)鼓吹回教的宣扬与极端化的时代。尽管这些变化并没有导致全世界的回教徒大动干戈,但至少它们让那个时代的回教徒充分地重新认识自己,对自己的回教身份进行反思。

  许多当今在西方社会成长的年轻回教徒便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长大的。在这群年轻人当中,有将近一半是在西方出生的,而他们的父母亲是在五六十年代搬迁到欧洲来。尽管父母辈一直都渴望着自己能够受到异乡的欢迎与接纳,但他们的子女辈却不然。

  笼统地说,年轻一代已不愿成为匿名无影的移民,因为他们实际上根本不应被视为移民或异类。况且,他们看到自己父母从数十年前就为了谋求生计而默默忍受歧视的痛苦与矛盾,所以他们选择表达自己的心声。

  再者,比起他们的父母辈,年轻一代总体而言也受到更好的教育。当他们看到西方人因为有好文凭而找到好工作、享有高收入时,他们也认为自己不应就因为自己的宗教信仰和种族根源而受到歧视。他们浸濡在竞争激烈、口头上强调种族宗教和谐的社会里,就更让他们觉得自己若被歧视,就应该站起来反抗。

  归属感西欧不比美国

  诚然,“西方”不是一个平面、同质的地理概念。就算把“西方”分为美国与西欧,这两个区域给回教徒所带来的生活环境也是截然不同的,而这些异处都能够让我们更清楚地了解美国与西欧历史发展道路的不同。

  先从社会与经济地位来说,居住在美国的回教徒大多都是中层階級人士,如工程师与学者。这样的身份地位给美国的回教族群整体来说相当的自信心与归属感。

  然而,在西欧的回教徒大体上仍旧处在社会的低下阶层,而他们在国内政治圈里大多是失声的受害者。尽管英国有将近200万回教徒,但他们在国家领袖的政治议程中却丝毫没有相对的重要性。

  西欧许多政府人员常强调少数族群(包括回教族群)学习西方的生活方式,却没有呼吁社会主流理解少数族群的习俗历史。这样的情况反映了西方国家与领导人的民族优越感(ethnocentrism),只会让少数民族感到与主流社会更为疏远。

  再者,西欧的回教徒居所、清真寺往往都聚集于某城市或某市镇,美国的信徒在各州里却有大体上类似的人口比例。英国的欧德哈姆(Oldham)、伯恩里(Burnley)与布雷德福(Bradford)都是出了名的亚洲移民穷人区,那里的居民都感受到了2001年的夏日暴动,但全国新闻报道却似乎没有什么重视这些冲突。后者的居民更在萨曼·拉什迪引发的争辩当中感到义愤填膺,险些就引发了血腥的暴动。

  回教思想里有巫么(ummah)的概念,即信徒的族群精神。这种精神可以跨越国籍、甚至政治信念的界限,以致当某国的回教徒遭受镇压时,其他国家的回教徒就更有可能因此而感到仿佛是自己受到了镇压。西欧回教徒也可能因为信徒居所、活动场所的聚集而导致外国回教徒身份与处境给西欧信徒带来直接影响。巴基斯坦里巴勒费希(Balveris)与地欧班蒂斯(Deobandis)间持久不休的宗派纷争几乎是完全被移植到来自巴基斯坦的英国移民信徒群内。

  美国的回教徒大多是自愿成为美国公民的。在他们眼里,美国充满着建立美好生活的机会。这种想法在西欧回教徒中是荡然无存的。许多欧洲信徒之所以居住在欧洲,往往只是因为他们父母被迫移民,而他们在欧洲国家成长当中又因为受到种族宗教歧视而一直无法找到翻身的机会,造成他们普遍性地感到失落、迷惘、与主流社会渐渐脱节。

  缺乏让回教族群说话的管道

  两个区域的近代史对当今信仰回教的国民也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美国黑人势力的逐步强大给国内的回教国民身份、自信心带来相当的催化作用。60年代著名的美国黑人代表如拳王阿里(MuhammadAli)和人权领袖马尔科姆·艾克斯(MalcolmX)不仅成了黑人的骄傲,更是美国回教徒的“政治明星”。

  相对来说,欧洲却似乎没有这样的仰慕对象,因为欧洲大多的回教徒都被主流社会冷落,他们往往既没钱又没势力,社会里也只有寥若晨星的几位学者和媒体人员为他们说话。

  另外还有区域外交政策所带来的影响。在2001年之前,美国大体上被世界视为公平对待回教信徒的国家。诚然,美国可谓反利比亚、伊朗,而近期又被视为反阿富汗、伊拉克,但同时它也与埃及和沙地阿拉伯有着深厚的感情。

  美国固不可以说是依据某国家的宗教信仰作为自己的外交政策指南。相对的,欧洲许多国家却没有美国那样积极与中东回教国家建立友好关系。真正原因究竟是什么,笔者不能一言以蔽之,但难以否认的是欧洲回教徒看到欧洲这样的外交政策也难免感受到欧洲领袖对回教与回教国家的不感兴趣,这样也难免让他们感到自己族群或宗教的备受冷落或歧视。

  九一一事件迄今已有四年之久,而事件发生后已有诸多学者和社群领袖呼吁西方政府重视自己国内的回教与少数族群所面临的种种社会问题。可惜忠言逆耳,许多国家(尤其西欧国家)都没有认真对待警告,国际媒介迅速的新闻传播又让许多忍受多年歧视的族群感觉西方近几年来陡然兴起了对自己宗教种族身份与族群自尊的蔑视。

  回教族群在2001年之前在某程度上已经被西方媒介异类化,而且西欧回教徒往往缺乏为自己说话的管道或能力,导致许多处在西方主流的人士没有好好理解回教徒与回教世界。法国的暴动应该让我们看到法国多年来隐蔽的社会思想分歧与不满,而我们也应透过西方与中东近代史的镜片看到西欧更大的社会问题。频频将社会里的不平之气撇开不管只是扬汤止沸,未能釜底抽薪。

  作者是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科学硕士,最近回国服役

  作者:杨伟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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