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慧君:“改革”会演化为“武革”吗?

  一、巴列维标本

  1979年1月16日,统治伊朗达37年之久的巴列维国王在梅赫拉巴德机场激动地向人民告别之后起程离开伊朗,前往埃及。国王临行前说:“我希望政府痛改前非,并成功地为将来奠定基础。”当两名国王的士兵跪下吻他的鞋时,他的眼里涌出了泪水。国王称这次离国是出国度假,然而民众怀疑国王返国的可能性。果不其然,电台广播这条消息后不久,德黑兰万人空巷,人们载歌载舞,尽情狂欢,这个有着2500多年历史的君主制国家倾倒瓦解了,取而代之的则是保守、封闭的霍梅尼的神权国家。

  伊朗伊斯兰革命震惊世界,部分原因在于仅用口号和传单武装起来的反对派竟然在短期内推翻了拥有强大国家机器和颇多国内外有利条件的统治者。在国王手中,有40万装备精良的军队,有庞大的宪兵部队和警察力量,有令人生畏的安全机构“萨瓦克”,有唯一的合法政党——御用的“伊朗复兴党”。就国际情势而言,当时伊朗不但边境平安,而且称雄波斯湾。几乎直到最后时刻,国王仍然得到包括两个超级大国在内的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1]。

  伊斯兰革命是在十几年经济高速增长的背景下爆发的。巴列维在短短的十几年里,陡使伊朗的人均收入由不足200美元猛升到2000多美元,摩天大楼、高级轿车、高速公路、超级市场、储运码头、电气化铁路像海市蜃楼般地出现,到1977年伊朗已是当时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

  巴列维王朝在情况似乎不错时突然覆灭一时成为难解之谜,各种解释随之蜂起。现在广为学者接受的解释是亨廷顿所说的“根本性的困境”。

  在其名著《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亨廷顿指出,致力于现代化的传统君主制国家的政治体制会陷入一种“根本性的困境”:一方面,传统君主为了追求合法性不得不进行现代化改革,其初期现代化改革的成功有赖于削弱本来能够促进政治参与扩大的传统机构,加强君主的权威;另一方面,初期现代化改革的成功削弱了传统君主制的合法性,而传统君主制却由于其自身内在的专制逻辑难以通过扩大政治参与获取稳定的现代政治合法性[ 2] 这种根本性的困境决定了现代化进程中传统君主制的脆弱性和过渡性。

  1950年代末期,伊朗经济形势不断恶化,失业率居高不下,社会和政治动乱频仍。在这种形势下,巴列维发动了伊朗历史上著名的“白色革命”。所谓“白色革命”,意即“不流血的革命”,主张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以防止自下而上的无益的革命”[3]。

  1963—1979年期间,正当白色革命轰轰烈烈之际,伊朗的石油收入急剧增长。白色革命和巨额石油收入为伊朗的迅速工业化创造了社会和经济条件。几乎与白色革命同步,国王依靠滚滚而来的石油美元,采取“进口替代”的工业化发展战略,实施雄心勃勃的经济现代化计划。

  巴列维笃信他的“白色革命”能使伊朗一天天地富裕起来,从而使他的统治坚如磐石。他曾一度想把伊朗建成“世界第五强国”,1977年,他还写了一本书,响亮的书名叫《走向伟大的文明》。

  尽管伊朗经济快速发展,但腐败和贫富两极分化严重[ 4].一小撮人发了大财,拥有豪华的西式别墅,过着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生活,而占人口半数以上的居民,依然处于最低生活水平之下,他们赤贫如洗,百病成灾 [5].

  伊朗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激起了嫉妒和不满,许多受过教育的伊朗人开始反对国王的政权,学生们尤其憎恶国王对自由的压制。1963年,伊朗95%的人投票赞成现代化,然而在现代化计划推行15年后,同样有95% 的人却投票反对现代化[ 6] .

  二、相对剥夺感

  美国历史学家克兰?布林顿在其1952年发表的经典论文《革命的解析》中,通过考察历史上美国独立战争、法国大革命等四次大革命,总结出一种模式,即每次大革命都发生在一个革命者不满所汇集的上升的、繁荣和改善时期[ 7].

  事实上,早在150年前,法国伟大的社会学家德?托克维尔在仔细阅读、研究了大量档案材料和历史资料后,就发现了一个明显的令人迷惑的现象,即“尽管路易十六统治时期是君主政体下最繁荣的时期,但这一极度的繁荣却加速了1789年革命的爆发。[ 8] ”

  托克维尔写到:“有件事乍看起来使人惊讶:大革命的特殊目的是要到处消灭中世纪残余的制度,但是革命并不是在那些中世纪制度保留得最多、人民受其苛政折磨最深的地方爆发,恰恰相反,革命是在那些人民对此感受最轻的地方爆发的;因此在这些制度的桎梏实际上不太重的地方,它反而显得最无法忍受。[9] ”

  “革命的发生并非总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最经常的情况是,一向毫无怨言仿佛若无其事地忍受着最难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压力减轻,他们就将它猛力抛弃。……人们耐心忍受着苦难,以为这是不可避免的,但一旦有人出主意想消除苦难时,它就变得无法忍受了。[ 10] ”

  为什么社会经济发展人们的生活状况改善了,他们反而会无法忍受呢?这是因为人们的快乐或幸福感是一种主观感受,它随环境的变化而不断改变。

  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逊有一个著名的“幸福公式”:

  个人幸福= 当财富与欲望一起增加时,如果财富的增加速度超过了欲望的增加速度,幸福感会增加,如果财富的增加速度低于欲望的增加速度,幸福感就会减少。详见图1[ 11]

  当然,人的欲望不断上升并不是什么坏事,相反,恰如鲁迅先生所说的,“不满是向上的车轮”,欲望是推动历史和社会前进的原动力。

  社会心理学家用期望曲线(图2)来解释经济增长对一个社会的实际影响。

  图中蓝色的实线表示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实际的经济变化——通常是向上发展的。红色的虚线表示人们的期望。在一个仍处于传统状态的社会中——实际的情况和人们的期望都很低。但随着增长的开始,期望值开始上升,并且快于实际经济发展速度。然后,可能会出现某种情况导致经济衰退——歉收、主要出口商品的价格下降、或过多的外债——同时,期望受挫。在人们想得到的东西和实际能得到的东西之间的一个大缺口突然张开了([ 12] )。“期望——收益比”变得无法弥合,从而产生一种由“不断增强的受挫感”(即“相对剥夺感”)所引发的革命。

  所谓“相对剥夺感”是指民众将自己与周围其他参照群体进行比较后,感到自己的应得利益受到“剥夺”而产生的一种不平衡的心理感受。

  学者指出,“经济的变革是最令人不安的。有关经济变革的最令人担心的事情是发展可能和贫穷一样危险。为什么会这样?有几个原因。当人们一直很贫穷并受到压制时,他们对未来没有希望;他们的生活很悲惨,但很平静。当事物发展了,他们会开始想象一个更好的将来;他们的理想被唤醒了。不再满足于他们目前所拥有的一切,他们想迅速地改变现状,甚至超过了正在增长的经济所能提供的速度。但糟糕的是,在经济繁荣的时代,一些人致富的速度会超过另一些人,这会引起嫉妒。某些群体感觉被经济变革抛弃了,由此变得极度怨恨。[ 13] ”

  因此,“最根本的问题不是贫穷而是相对剥夺感。非常穷的人很少造反,他们太忙于供养他们的家庭。一旦人们填饱了肚子,他们就会开始四处张望,并注意到一些人正过着比他好得多的生活。这种相对剥夺感会引起他们的愤怒、暴力,以及偶然的革命的发生。[ 14] ”

  不断滋长的相对剥夺感或对社会现实的不满心态,终将酝酿成社会骚乱或政治动荡。托克维尔写到:“在法国,随着我刚刚描述的繁荣的发展,精神却显得更不稳定,更惶惑不安;公众不满在加剧;对一切旧规章制度的仇恨在增长。民族明显地正走向革命。[ 15] ”

  “况且,后来成为这场革命主要发源地的法国那些部分,恰恰正是进步最明显的地方。……以至于有人会说,法国人的处境越好就越觉得无法忍受。[ 16] ”

  三、改革的悖论:变革引发危机

  所谓“改革悖论”是指,传统的专制国家,由于面临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其统治的合法性丧失殆尽,政府不得已用改革增加其合法性,改革给全社会带来生机,却因其不公正的游戏规则成为人们怨恨的对象。民众强烈要求实行宪政,扩大政治参与,公众参与的压力大增。政治参与的压力越大,专制制度的合法性危机就越严重,而政府为了维持专制制度就越强化国家对社会的控制。这种社会与国家之间的与日俱增的紧张关系达到临界点就会导致危机与变革。

  现代化进程是一个剧烈变动的过程,社会经济现代化运动一方面有赖于社会动员,另一方面必然引发社会变迁[ 17].人口爆炸、城市化、教育的普及使政治参与增加,结果是期望和需求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得到了增加,政治参与的要求对政治系统形成越来越大的压力,随着经济、社会和政治文化的变迁,很容易导致政治不稳定。

  政治系统出现危机或故障的根源是合法性的销蚀。简单地说,合法性或政治合法性指的是政治统治依据传统或公认的准则而得到人民的同意和支持。合法性是国民对政权的一种感觉:它的统治是正确的,它应受到普遍的服从。合法性高的地方,政府只需要极少的警察;合法性低的地方,它们就需要很多[ 18].

  亨廷顿认为,“社会及经济现代化对政治体制所起的破坏性影响有许多形式。社会和经济的变化必然使传统社会与政治集团瓦解,并削弱对传统权威的忠诚。[ 19] ”“经济发展使经济上的不平等越发严重,如此同时,社会动员又在削弱这种不平等的合法性。现代化的这两个方面合起来便产生了政治动乱。[ 20] ”

  而且,经济的变革并不是对一个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的唯一的压力。基于世袭的职位而无大众参与机会的政治体系也会过时。随着经济的发展,教育水平在提高。人们开始更加意识到“自由”“民主”这样一些抽象的观念。特别在知识分子和知识精英中,会滋生对专制主义的愤怒。农民憎恨这一体制是因为他们受到了经济上的压榨,知识分子憎恨它则是由于它压制了权利和自由。亨廷顿认为,正是这二者的结合——农民的“人数”和知识分子的“大脑”——造成了革命[ 21].

  知识分子是天生的反对派,他们在社会舞台上的出现,本身就意味着潜在的革命作用[ 22].对现存的社会状况,知识分子几乎是那里都有不满,他们接受过高层次的教育,了解各种各样的想法,他们中的一些人是理想主义者。这些因素使一些知识分子产生一种詹姆斯?比林顿所称的“革命的信念”,即相信目前的体制能够被某种更好的东西所取代。平民、普通的工人和农民,很少对知识分子抽象的意识形态感兴趣,他们要的是更好的物质条件。但正是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上的坚定信念为革命提供了使他们团结在一起的粘合剂、他们为之奋斗的目标和一个领导阶层[ 23].知识分子是革命的催化剂。

  革命是基于这样的一种信念,即通过取得国家权力,一个真正做事的政权能够改造社会,使它公平、公正和繁荣。这种感觉会在一个不公正的和苦难的社会中产生[ 24].

  四、庞大的弱势群体

  1992年以来,中国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社会分化的速度也大大加快了,结果是形成两个越来越大的集团,即强势集团和弱势集团。强势集团包括政治精英、经济精英、知识精英,他们已基本形成稳定的联盟。弱势集团或弱势群体包括农民、城镇失业下岗职工等。他们的境况悲惨:大量的工人和农民生活困苦;他们的基本权益难以得到切实有效的维护;其社会及政治地位在逐步下降,声音越来越弱,对于社会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小,逐步被边缘化了。

  城镇失业下岗职工包括老失业群体与新失业群体两部分,前者主要是指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失业群体,年龄在40- 50岁之间,人数已经到了最高峰。这些人的基本生存不成问题,但生活艰难。后者指没有在国有、集体企业工作经历的待业人员,仅有初中、高中毕业文凭,缺少基本劳动技能,以年龄18- 25岁左右的年青人为主,在数量方面,后者在一些地方已成为失业群体的主体,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越来越成为失业大军的主要组成部分。相对而言,新失业群体比国企下岗职工更为弱势,他们连养活自己的能力都不具备[ 25].

  农民占中国国民总数的75% ,构成了我国穷人的主体。2003年第6期《当代》杂志,发表了安徽作家陈桂棣、春桃夫妇耗时3年完成的报告文学——《中国农民调查》。该文首次用翔实的事实描述了中国9亿农民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状况,揭示了中国农村大部份人口所面临的贫穷、苦难、无奈以及不公平的税赋等问题。在引言中,作者悲愤地写到:农村“想像不到的贫穷,想像不到的罪恶,想像不到的苦难,想像不到的无奈,想像不到的抗争,想像不到的沉默,想像不到的感动和想像不到的悲壮”。

  按照中国社科院的调查,农民在我国财富总额里占的比例不高于4%.照此推算,农民人均财富拥有额仅为城市人口的1/ 72或1. 388%[26].内地农村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的凋敝残破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是无法想像的,许多农户家徒四壁,一贫如洗。农民一有机会就逃离农村,于是就出现了农村土地大量拋荒的现象。这已足以说明农民的生存境遇了。

  强势集团的精英群体之间的利益联盟,使公共管理失去了公共性,同时又使市场失掉了起码的公平性。政府决策为权贵所左右,政府有关部门成了权贵的代言人,公共政策被利益集团操纵而成为其自肥的利器,普通民众则成了任其鱼肉宰割的人质。改革愈来愈成为“零和博弈”——少数暴富者所得,即社会其他群体所失。

  对一个正常的社会而言,社会保障、义务教育、公共卫生等直接关系到基本民生的头等大事,应当放在公共投入最为优先的位置。然而,中国不仅在这些方面公共投入的比例小得可怜,而且强行把把教育、医疗这些涉及公民基本保障的公共产品给“市场化”了。教育医疗住房成了压在人们头上的“新三座大山”,有人精辟地将其概括为“房改是把你腰包掏空,教改是把你二老逼疯,医改是要提前给你送终。”弱势群体被榨干了所有的剩余。

  劫贫济富的政策造成了贫富之间的财富鸿沟,“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马太效应现象愈来愈严重。

  基尼系数是国际通用的衡量贫富差距的指标。按照国际惯例,若低于0. 2表示收入绝对平均;0. 2- 0. 3表示比较平均;0. 3- 0. 4表示相对合理;0. 4- 0. 5表示收入差距较大;0. 6以上表示收入差距悬殊,处于社会动乱随时会发生的危险状态。

  中国基尼系数已超过国际公认的0. 4警戒线。据世界银行的报告,中国社会的基尼系数已扩大至0. 458,这表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成果未能被社会各阶层共享,绝大部分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里。按中国国家统计局2005年7月的最新披露,内地最富裕的10% 人口占有了全国财富的45% ;而最贫穷的10% 的人口所占有的财富仅为1. 4% ;财政部官员曾透露,银行60% 的存款掌握在10% 的存户手里。统计局的报告并预言,贫富差距在未来十年还将进一步扩大[ 27].

  一般情况下官方公布的数字要低于实际的数字。如果考虑实物收入;特别是补贴收入,再考虑非正常收入;上面的系数只会更高。

  2005年5月,在北京举行的中国产业扶贫开发论坛上,中国扶贫开发协会会长胡富国说,到2004年底,全国农村没有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还有2610万。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杜晓山分析,如果按照低收入现行标准,即人均年收入低于882元(仅相当于全国农民平均收入水平的1/ 3),目前还有8517万人口也属贫困人口。如果按世界通行的贫困人口每人每天生活费低于一美元这个标准衡量,我国城乡绝对贫困人口还有2. 1亿[ 28].

  中国的社会结构长期以来都是“金字塔型”的[ 29] ,高居塔顶的极小部分权贵掌握了整个社会绝大多数的资源,而在塔底的绝大多数的人口却只拥有极少的生活资源,每天为生存而苦苦挣扎。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李强教授通过对我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的实证分析,发现当前中国的总体社会结构,既不呈“橄榄型”[ 30] 也不呈“金字塔型”,而呈现为一个倒过来的“T型”的社会结构。处在社会底层的庞大人群如同“T”字上的一横,而处于中层以上的不同社会阶层则是那长长的一竖。详见图3:

  图3按照ISEI值测算的我国社会经济地位结构[ 31].

  ISEI:国际社会经济地位指数。

  图中T型的一横(23分组)基本上是从事种植和养殖的农民,占了全部就业者的63. 2% ,比他们稍微强一点的(29- 31分组)是从事强体力劳动的建筑业、制造业、手工业工人等,其中许多是由农民转化而来的农民工、乡镇企业工人,占9. 1% ,他们的实际社会地位和实际生活水平与农民比较接近。这两类低收入人口加起来占全部就业者人数的72. 3% [ 32].如果算上其家庭成员,则他们在总人口中的占比只会更高。

  这样的结构要比“金字塔型”更严峻,因为其下层群体过大,社会关系处于一种很强的张力之中,更容易产生社会冲突。

  孟子云:“无恒产者无恒心”,由于弱势群体在经济上的低收入性和社会生活中的贫困性,使他们的心理压力高于一般社会群体。就业过程中的不平等和歧视,生活绝对贫困化,以及现实生活中的社会排斥等现象,都使得弱势群体这一庞大的人群中蕴藏着巨大的社会风险隐患,极易成为社会动荡的“火药桶”。由于人数的绝对优势,这种“火药”的当量大到足以使得天翻地覆、玉石俱焚。

  五、20年改革概述

  在过去的27年里,中国进行了两次性质不同的改革。第一次改革始于70年代末期,结束于1989年春夏之交,第二次改革则起始于1992年春天并持续至今。在两次改革之间是大约三年左右的停滞期。第一次改革,肇始于社会底层,随后得到改革派领导人的呼应和支持,从而形成了自下而上、上下结合、大面积地改变中国的改革潮流,无数普通民众在这里扮演了创造历史的角色,改革的主要阻力,则来自各级党政官僚的不同形式的抵抗。第二次改革(92改革)是由皇帝一般的人物所谓“出巡”所强力发动的,改革的基本动力是各级党政官僚。他们对于改革的巨大热情和积极性超过了社会上任何其它阶层,甚至超过了私营企业家阶层。民众不过是被动的接受者 [33] .

  在第一次改革中,农民既是改革的创始者又是改革的主要受益者之一。而在第二次改革中,一度“先富起来”的农民,在90年代再度进入相对贫困乃至绝对贫困的状态;从改革的结果看,第一次改革是削弱国家并解放农民,而第二次改革则是剥夺农民以支撑国家[ 34].

  第一次改革中,知识分子与国家在政治上既有张力又有合作,第二次改革,知识分子彻底分化,大多数选择与国家合作,成为官僚和资本的附庸,在与国家的“共谋”中追逐自己的利益,小部分拒绝合作者被市场与政治所排斥而迅速边缘化 [35] .

  在第二次改革中,一个崭新的社会阶层诞生并迅速取得经济、政治乃至话语权力,这个阶层就是资本,或者说是资本的人格代表。92改革成功地建立了一种人们现在所看到的权贵资本主义,其最大特点,就是官商一体。更准确地说,就是公共权力与私有资本一体[ 36].

  92改革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官僚、资本和知识者结成了神圣的三角同盟。当然,从本质上看,这个同盟主要是国家与资本之间的“共谋”(这样的共谋甚至伸展到了国际范围),知识者充其量不过是它们两者共同使唤的一个小听差[37].

  到20世纪末,中国已经形成了一个具有排斥性的统治格局,这个新的统治格局有三大特征:代表权力主体的政治精英、代表资本主体的经济精英和代表文化主体的知识精英,在共同“合法”地享受着社会主要经济成果的同时,实现了所谓的“精英联盟”;广大工人和农民因为贫穷被排斥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之外,成为社会弱势群体;这种二元社会的排斥性体制具有刚性稳定[ 38].

  对92改革,卞悟先生曾在《二十世纪末中国的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中进行了精辟的总结:

  1、整体而言,92改革类似于俄国1917年革命之前的斯托雷平改革——“政治铁腕统治与经济自由开放并行”。

  2、国有经济改革的核心举措是经济自由化,实行的是“卖方缺位”的“看守者交易”与“界定式私有化”,其方式是:在政府非有效监管下的无卖方产权转让,因此出现了本质上就是行政划拨的“界定式产权”,这种改革形式导致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大量国有资产被“界定”到私人腰包中。

  3、就GDP而言,中国经济出现了高速增长的特征,被认为是个奇迹,伴随而来的全社会问题则是贫富分化极端严重——表现为:(1)农村与城市之间的贫富差距加大,这是一种等级差别;(2)权贵与平民之间的经济地位差距进一步增大,这是階級差别。

  4、中国权贵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手段是“化公为私”与“化私为公、再化公为私”[ 39].

  国有经济改革的核心是公有制下积累的名义上属于全体国民所有的庞大的国有资产的私有化——用官方的话讲就是产权改革。产权改革中的一个悖论即“卖方缺位” [40] ,在逻辑上解决这个悖论无非只有两种途径,一是“分”,把国有资产公平量化给国民(如东欧一些国家出现的“证券分配法”)以产生初始“卖方”,然后由他们来交易;二是“卖”,建立以公共选择——监督机制(即民主机制)为基础的委托代理关系,使“看守者交易”成为合法的“代理交易”。而这就要以政治体制改革为前提[ 41].

  在国有资产“私有化”方面,中东欧各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无不经过一个利益有关各方反复讨价还价的“分家谈判”过程,工会、农会、商会、左派、右派、中派、国企、私企、外企、控股者、中小股东、经理人与雇员……无不直接结社或通过政党代理人提出诉求。许多企业的私有化谈判经年累月,旷日持久,尤其是与工会的谈判更为艰巨[ 42].

  然而在中国,堂而皇之进行的是“分”与“卖”之外的第三种方式——“界定式私有化”或“看守者交易”——无需授权也不受监督,其核心是“掌勺者私占大饭锅”[ 43].

  中国相对于中东欧的优势,集中表现为可以以铁腕来减少民主制下的讨价还价——所谓的“渐进改革”,其实是非常激进的,资本的原始积累一旦要搞,就是铁腕推进,很少顾忌。许多地方只要领导人一跺脚,立马就“全卖光”、“全送光”,产权马上就“界定”了。工人说赶走就赶走,资产想给谁就给谁,土地说圈了就圈了——降低所谓“制度变迁的交易成本”[ 44].

  “民主分家”虽然付出了相当的“交易成本”,从长远看它却完成了一个重要的使命:给“分家”的结果提供了合法性。这种合法性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起点公正,二是代理公正,三是协商公正[ 45].

  总的来看,中东欧国家已经实现了通过“民主分家”建立公正的产权结构并维持稳定的过程,这对未来的发展是极为重要的。事实上如今中东欧地区经济复兴最早最快、转轨“代价”总体上最小的几个国家,恰恰都是“分家”最民主也最公正的波兰、捷克、匈牙利等[ 46].

  虽然垄断了话语权的精英们三缄其口,中国的产权配置的合法性(包括法律合法性和道义合法性)存在严重疑问,中国的资本原始积累带有深重的“原罪”色彩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它必然成为痛苦折磨中国社会的一个反复发作的病灶。

  六、92改革的内在逻辑

  自1978年开始的改革,是在国家面临崩溃边缘的局势下进行的,其从一开始所显示的目的就是保证执政党的执政地位。由于几十年的高压统治本身早已耗尽其经济支持与政治合法性,因此经济改革就成为首选目标,最起码的举措就是必须在经济领域向民众有限开放,这是極權主义政权在维护自己的利益时必须作出的让步,否则执政危机将难以渡过[ 47].

  由于党权利益处于执政者关心的焦点,因此改革必然只可能是经济改革而不是政治改革即宪政制度的确立,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政治改革的核心对象是党权利益,其最重要而被公认为最有效的手段则是分权模式的小政府和多党制,其所达到的直接结果就是全面瓦解政党垄断权力的政府结构,从而将党权利益最大限度地驱逐出去,而这显然是与掌权的改革者群体改革本身的目的——维护和进一步巩固自己的利益——背道而弛的[ 48].

  第一次改革和第二次改革都是在一党专制的框架内进行的,都是以引进市场化、改造原有计划经济体制为基本改革内容,不同点在于第一次改革是试图冲击一党专制框架的市场化改革,而二次改革则是在一党专制框架内驯化了的改革。尽管第一次改革其内容也主要是经济改革,但是政治改革在这期间从来都没有丧失其动力,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之间的巨大张力构成了第一次改革的基本特点,也种下了其失败的种子[ 49].

  第二次改革的兴起,是中国专制政权为了避免走上苏联东欧道路而采取的根本对策,根本的考量就是要借助西方资本来支撑专制政权的一种战略,如此一来,在二次改革中,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关系就形成了一种大体可以称之为“两张皮”的关系:一张皮,在经济、技术、外交、社会等各个层面努力吸收西方资源;另一张皮,要在政治与国家的层面保持自我。在这样一个战略目标的指导下,中国就不惜一切代价吸引外国资本(而不一定是国际文明)。第二次改革所催生的中国,是一个专制资本的中国——以专制为骨胳,以资本为血肉,共同维护专制[50].

  对执政党而言,国家富强确实是改革开放政策的目标函数,但这有一个严格的约束条件,那就是永葆权力,要使特权利益阶层的地位和权力不受任何实质性的挑战和制约[ 51].

  因此,如果用一句话概括,92改革的内在逻辑可以表叙为“政治铁腕统治加经济自由开放”,改革的目标就是在保证执政党的执政地位的同时获得经济利益的最大化。

  92改革的内在逻辑,造就了中国特色的“跛脚鸭式”改革,这就注定了改革的轨迹不是直线而是曲线,由此导致:意识形态效力弱化;官僚集团的内聚力逐渐涣散,传统的“条条块块”官僚结构出现了严重的失衡和“中间梗阻”;权势集团与普通民众的关系逐渐恶化;以经济利益为纽带的区域性官商联盟不断壮大;正式权力日益衰败而非正式权力日益兴盛;基层权力机构逐渐与底层民间社会走向全面对立:“先富阶层”、宗族豪强、社会黑恶势力通过与官员(或其亲属)结盟的方式逐渐获得了愈来愈大的政治话语空间和政治活动能力,甚至以“非正式的”方式实际“接管”和行使一些至关重要的地区性公共权力[ 52].其后果有目共睹:法纪松弛、腐败遍地、贫富两极分化、黑社会横行、强者欺凌弱者,社会底线伦理被全面突破,差不多一切的不公正都可以招摇过市、大行其道。

  由于执政党控制着一切政治经济社会舆论资源,没有监督和制衡机制,自然逃不出英国阿克顿勋爵所言“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的腐败”的陷阱。腐败被称为“政治之癌”,它会自我强化,加速扩散。目前中国的腐败人数之多、行为之广、程度之深、规模之巨,几乎是全世界最严重的。现在执政党内外无人敢否论目前是中国历史上腐败最严重的时期,它已演化成系统性腐败,用“腐败遍地,货贿公行”形容也不为过。

  不受监督和制衡的权力,为人性的贪婪大开方便之门,可以说是对腐败的默许和纵容。靠自我监督和政治运动来治理腐败是治标之法,治本之策是引入异体监督和权力制衡机制,然而这会危及执政党的执政地位,执政党遂陷入“不反腐败亡国,彻底反腐败亡党”的两难困境。

  中国的贫富悬殊问题既不是历史造成的,也不是市场造成的,而主要是权力造成的。权力与资本联姻,共同争夺社会资源,其方式一是以牺牲环境和子孙后代的利益为代价的掠夺式的资源开发利用;一是迫使贫民做牛做马,建立在廉价劳动力基础上的全中国工厂化的增长。这两种GDP增长,成就了当今中国的“繁荣”!因此,穷人之穷,在很大程度上在于穷人的利益一部分被权力所剥夺,另一部分则被富人所掠夺。

  改革20余年来,中国经济以平均每年8—9?的速度快速增长,经济总量增加了4倍多。虽然主流的观点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是“成功”的,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怀疑这种高资源消耗、高能源消耗、高投资拉动、高环境污染、高金融坏帐、高外贸顺差、高外汇储备和低劳动力成本、低福利、低就业、低效率、低附加值的GDP增长的实质意义,甚至更进一步地提出质疑,这究竟是“谁的发展、谁在发展、为谁发展” [53] ?

  2004年中国人均GDP达到创记录的1000美元。国际经验标明,当发展中国家人均产值突破800~1000美元大关,即进入利益分化、甚至利益冲突的多事之秋。

  七、不定时炸弹:愈演愈烈的社会冲突

  中国所谓的弱势群体,不仅是经济地位上的弱势,更是权利上的弱势。他们连一些基本的生存权利都得不到保障,更谈不上参与制订游戏规则的权力了。既得利益者“身后有权忘缩手”,弱势群体“眼前无路想回头”[ 54] ,愈演愈烈的非法强占耕地、强制拆迁、屡治不愈的欠薪顽症,使弱势群体和强势群体之间势同水火,社会冲突由此进入了爆炸性增长阶段。

  2005年7月,公安部部长周永康告诉路透社记者,2004年中国发生了7. 4万起群众事件,也就是示威与骚乱。而2003年是5. 8万起,十年前只有1万起[ 55].

  在这以数万计的社会冲突事件当中,矛盾的制造者基本上都是强势集团。中国社会的下层民众,由于受历史、文化及现实的影响,可以说是世界上最驯服的人群,他们做惯了顺民,只要有口饭吃,对那些抽象的问题,比如政治自由、言论自由、公民权利等人的基本社会权利不感兴趣,因为他们意识不到这些权利是保障他们生存权的权利。从2000年开始,中国弱势群体的反抗多与当地政府与经济精英掠夺他们的生存资源有关。由于涉及到他们的生存资源被剥夺,这种反抗离以死抗争的底线就越来越近了[ 56].

  一系列的社会冲突事件可以动摇人民对政权的信心,很快消耗一个政权的合法性。并且,一旦社会冲突事件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就会形成巨大的“政治市场”,那时自发的社会运动就开始具有组织性,具有政治抱负的“领袖”自然会应运而生。如果演变到这个阶段,社会革命将是不可避免的了[ 57].

  对待愈演愈烈的社会冲突,政府奉行的是铁血理性政策:强化一党专制,箝制舆论,堵塞申诉渠道,用政治高压甚至黑社会组织消灭民众的反抗意志与一切反抗手段,希望将不稳定因素扼杀在未萌状态。

  2005年8月中旬,中国政府宣布在三十六个城市设置镇暴警察,以平息“暴乱”,也就是对抗所谓的恐怖主义威胁。其实除了在偏远的新疆有偶尔出现的维吾尔分裂分子参与的事件以外,大多数中国人对于恐怖主义闻所未闻[ 58].

  赤裸裸的暴力和恐怖即使暂时有效,也不可能获得持久的统治效力。高压政策在表面上维持了暂时的稳定,从长远来看,却使政府陷入更大的矛盾和危机——从道义上讲,如果一个政府以它自己的人民为敌,它就失去了合法性——今天的危局,正是以往高压政策积累下来的恶果,以高压政策来解救危局,只能是抱薪救火。

  如果只是从危机管理而不从调整财富公平分配的角度去考虑社会稳定问题,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采取高压手段压制和平抗争,那么只会在推迟矛盾总爆发的时间的同时产生和积累新的矛盾。鄧小平的遗训是“稳定压倒一切”。中国确确实实需要稳定,但是,套用李慎之先生的一句话:以坚持改革求稳定,则稳定存,以停滞倒退求稳定,则稳定亡[ 59].

  毛时代由于極權统治铁板一块,“黑五类”虽然人数众多、生不如死,却无人敢为他们倡言,社会也没有动乱之虞,而现在的弱势群体有许多人通过多种途径为他们鸣不平,“相对剥夺感”正在发酵,前景更凶险,以至于有人调侃说,如今的中国农村,什么都不缺,只缺陈胜、吴广。

  具体的事件与具体的诉求决定了弱势群体反抗活动的多发性和分散性。由于集体行动的困境[ 60] ,他们很难联合起来采取共同行动。但这并不是说,情况不会发生改变。未来处于社会弱势地位的工人、农民及下层知识分子很有可能实现联合,以对抗处于社会主导地位的精英联盟。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中国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受到的冲击无法用现存的意识形态修复。

  2. “反腐败”正在成为一个社会动员话语。

  3. 底层群体对身份共同性的认同。

  4. 农村中具有一定的社会关联及组织动员能力、人数十分巨大的复员退伍军人群体作为一种动员组织力量的客观存在 [61] .

  5. 知识分子参与弱势群体的维权活动。如广东番禺大石村等事件,都有自由派知识分子仗义执言,为民请命。(其实政府比谁都清楚知识分子与下层民众的联合意味着什么,因此,像郑恩宠、高智晟、郭飞熊律师等的种种遭遇就不足为奇了。)

  除了弱势群体的抗争活动,更大的隐患则来自被执政党视为稳定柱石的军队。

  2005年8月15日,新华社播发中央军委向全军颁布的《军队贯彻执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的补充规定》中的一部分。这个《补充条例》多达三十条,但惟一公开透露出的信息是:对擅自成立军队条例规定以外的团体、组织、参与宗教、迷信活动,编造或者传播、私藏有严重政治问题的信息,组织、参与或者支持社会上的游行、示威、静坐、请愿、串联上访活动的行为,坚决予以严惩 [62] .

  军队一直是执政党管制最严厉的部门,“新30条”放在各种媒体重点宣传,表明执政党对军队的政治控制力在直线下降,到了军心不稳、需要严加整肃的地步。这是比弱势群体的抗争更大的危险。

  只要不给民众比较的标准,即使赤贫,他们也会安分守己,以为生活在人间天堂,问题是,现在政府无法逆转经济和信息全球化的潮流,也无法让人民与自由流动的资讯绝缘,再者,大陆每年几千万人次的国民到世界各地观光旅游出差做生意,中国与世界发达国家之间的巨大差距自然会对他们造成震撼性的冲击,官方的政治说教和宣传成了笑柄。

  科技的进步、教育的普及、社会的发展已彻底终结了“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时代,中国人民绝不会仍像过去那样温顺。因为,“一旦群众被领出了洞穴,就不可能再永远剥夺他们享受阳光的权利” [63] .

  请留心托克维尔的忠告吧:“绝不能轻信法国人在他们最大的痛苦中经常表现出来的轻松愉快;轻松愉快只不过说明法国人相信他们的恶运是不可避免的,所以自寻开心,不去想它,而绝不是完全忘怀。给这些人打开一条出路吧,让他们摆脱他们似乎不介意的苦难,他们立即会朝那个方面飞快地跑去,势头暴烈,要是你挡住他们的道,他们连看都不看你一眼,就从你的身上踏将过去。[ 64] ”

  如果不从根源上解决矛盾,将民众本应有的权利还给民众,社会冲突就会“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况且,“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数以万计(平均每天200多起)的突发事件,只要一件镇压失败了,就可能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政府则有全面崩盘之虞——君不见,强大的大清帝国居然毁在了一个小排长手里[ 65].

  一旦局势失控,政府权威式微,乌合之众就会毫不犹豫地“为自己曾向一个已不复存在的权威点头哈腰而进行报复”[ 66].

  从1980年代末开始,中国的高级官吏们每年转移数百亿美金出境,把家产妻小搬到国外,早就是公开的秘密,他们为自己预留后路,表明他们早已不相信自己的执政能力了。所谓“大难临头各自飞”,如果发生暴力革命,整个官僚机器中有多少人会与中央“同舟共济”?况且,乱世正提供了掩藏其灰色收入的大好机会。在这个意义上,某些人可能对革命正求之不得。

  八、“改革”会演化为“武革”吗?

  1907年,俄国斯托雷平首相成立极右翼政府,开始了摧毁传统公社、实行土地私有化并确立资本主义产权制度的“斯托雷平改革”。用斯托雷平的话说,“国家是为强者而存在的”!他采用的办法是用权势帮助公社的“强者”(所谓“富农”)以“强迫动员”的方式将“弱者”赶出家门,实现对农民的“解放”。为此,当局以法令鼓励农民退出公社,再以法律推行“一户决定”原则下的强制性“土地整理”(只要一户要求,就可以打乱公社原有的条田分布,实行小条并大块以便设立独立农庄)。同时建立官办农民银行,一方面低价收购“弱者”的份地并转售“强者”,一方面向“强者”提供优惠贷款[ 67].

  短期看来,这样的私有化方式干脆利落、产权明晰,由于市场导向的农场经济比大锅饭的村社经济效率高,同时铁腕强权下的安定也有助于这种效率的发挥,于是产生了“斯托雷平奇迹”∶从1907到1914年间沙俄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俄国粮食产量一举超过当时西方三大粮食出口国——美国、加拿大与阿根廷的总和,俄国成了“欧洲谷仓”、世界最大粮食出口国。由于农业的拉动,整个国民经济也繁荣起来,斯托雷平改革的几年间(1907- 1914),俄国资本投资总额即从26亿多卢布增至51亿卢布,其中外资由9亿增至19亿多卢布,翻了一番。1913年与1900年相比,俄国人口增长22. 35% ,煤产量增长121% ,棉花加工量增长62% ,出口总额增长112% ,国民总收入增长78. 8% ,制造业国民收入增长83% ,农业国民收入增长88. 6% ,这些都是沙俄经济史上空前的[ 68].

  由于经济持续稳定增长,俄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经商热。俄罗斯人对政治的兴趣冷淡,人们只关心钞票,政府的反对派陷入尴尬状态。知识分子纷纷“告别革命”,一些昔日激进的革命者纷纷向政府“投诚”[ 69].

  当知识分子日趋保守,社会依然“稳定”的时候,大众却越来越激进。根据沙俄司法部门的统计,在二十世纪初,以“危害国家安全”而入狱的国民,知识分子比例越来越小,而工农比例却大幅上升。由于斯托雷平的改革以权贵为利益本位,机会与风险极不对称,社会表面虽然“安定”,但革命暗流汹涌。就在所有人都认为社会已经“告别革命”的时候,革命却突然爆发,毫无征兆。1917年2月,由于首都的几家商店进货不足与交通不畅,造成面包脱销。导致不满的居民上街,立刻引发骚乱。派去镇压的首都卫戍部队主要由农民组成,早对社会分配不公严重不满的农民军队率先哗变。仅仅七天,沙皇就退位了。极右翼的杜马立刻从保皇派转入革命派,此后社会不断左转,在极左的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后,最后这些“投机革命”的人也纷纷被杀,社会以血的代价完成了极右到极左的转变[ 70].

  可见,社会公正并不能通过经济增长来弥补。如果不能在转型期建立一个自由与公平的底线,那么迟早社会稳定将是无法维持的。

  中国的“先富者”,利用已经掌握的资源,把占人口绝大多数数以亿计的弱势群体挤压到连上学、就业、医疗的基本权利都无法充分享有的程度,这种靠掠夺穷人达到暴富的为富不仁的行为,已经危及到了穷人最起码的生存权。

  这是一个不祥的征兆。托克维尔说:“对享有特权者来说,最危险的特权是金钱特权。人们一眼就能看出这种特权的范围有多大,等看清楚时,便十分不快。金钱特权所产生的金额有多少,它所产生的仇恨就有多少。追求荣誉、渴望领导国家的人,为数不是太多,但是不想发财致富的人却少而又少。许多人对谁在统治他们可以不闻不问;但是对其私人财产的变化漠不关心的,却寥寥无几[ 71].”

  在总结法国大革命的教训时,托克维尔写到:“一场浩劫怎能避免呢?一方面是一个民族,其中发财欲望每日每时都在膨胀;另一方面是一个政府,它不断刺激这种新热情,又不断从中作梗,点燃了它又把它扑灭,就这样从两方面推促自己的毁灭。[ 72] ”

  权贵资本主义是权力和资本两个巨无霸的联姻,这是一辆没有刹车装置的火车,惯性导致的加速行驶只会使它最终崩溃;这是一个不被祝福的怪胎,它就像一匹骡子,虽然强壮却缺乏可持续发展能力;这是一个舍弃了弱者的社会,而弱者的优势在于人数。

  1905年9月2日,中国发生了一件震惊社会的大事——废除科举。由于此举堵死了社会下层精英制度化升迁的途径,各路英雄枭雄遂上演了一幕幕弱肉强食的戏剧,掀起一阵阵腥风血雨,搅得华夏大地几十年不得安宁。

  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是,目前中国不仅社会底层过于庞大、而且底层群体看不到多少上升希望。

  中国社会科学院2004年7月28日发布的《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研究报告表明,目前我国处于社会优势地位的阶层,其子女职业继承性明显增强,调查数据表明:“干部子女当干部的机会比常人高2. 1倍。[ 73] ”

  教育本应是推动社会公正的利器,为每个国民提供改变命运的机会,然而,在“教育产业化”的名义下,政府把高等教育开支转嫁给民众,贫民子女升学门槛大为提高,城乡高等教育机会差距达数百倍[ 74] ,“教育产业化”导致贫穷世袭化,增大了贫民子女向上流动的障碍。

  如今中国下层贫困家庭耗尽家财甚至负债累累供养孩子上大学,然而每年的大学毕业生有几十万人找不到合适的工作,不但产出和投入不成比例,也堵死了其向上提升的道路。一俟社会发生动荡,这些人的行为是不难想象的。

  当今中国正处在危险的平衡中。一方面,政治精英、经济精英、知识精英三者结成联盟,保障了当前的政治稳定,但另一方面,这些精英相互勾结,剥削和压迫老百姓,造成政治腐败与社会不公正,政治权威的合法性危机日益显性化[75] ,政府是靠经济增长来维护自己统治的合法性,“发展是硬道理”也就是通过经济增长获得政治合法性这一根本的盘算。

  任何经济都不可能长期超常增长,有经济学者相信,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期可能会在2006至2010年内结束,一旦经济增长放缓,许多原先被经济高速增长掩盖着的矛盾就会爆发出来,经济危机就有演化成社会和政治危机之虞。

  通常,经济动荡是政治不稳定的最有效的导火索。“经济持续的增长之后,如果经济陡然转向下坡路,往往就会爆发革命。[ 76] ”

  目前中国经济最大的问题是银行问题。按国际上金融系统经营不善的两个指标,坏帐比率和自有资本充足率,中国银行系统在技术上已达破产标准。中国加入WTO后的五年过渡期已经步入尾声,2006年11月就要向外资银行开放全部人民币业务,庞大的民间储蓄存款一旦被外资银行分流,国有商业银行不再拥有稀释其不良资产的手段,极有可能诱发金融危机。

  由于银行的坏帐实在太多,国家只能不断的注资冲销,无论是动用外汇储备,抑或动用财政收入注资,还是开动印钞机注资,其结果都是货币发行过量,造成通货膨胀甚至是恶性通货膨胀。

  1930年代初,魏玛共和国的恶性通货膨胀将希特勒送上了德国总理的宝座;1940年代末,中国的恶性通货膨胀终结了国民党在大陆几十年的统治。所以凯恩斯说,要推翻现有的社会基础,最巧妙、最有效的方法,莫过于通货膨胀[ 77].列宁也有类似的论断:搞垮一个政府的最好办法就是通货膨胀。

  对弱势群体来说,压垮他们的最后一根稻草是物价,当通货膨胀造成穷人生活无以为继时,革命就不可避免了。

  中外历史表明,当厄运来临时,坏事总是结伴而来。一旦大陆经济社会动荡,“台獨”就极有可能进入实际操作实施阶段。也许有人会选择战争以转移内部危机,且不说台海战争乃中华民族的巨大悲剧,在政府政治上负有巨额“道德赤字”,物质上没有必胜把握的前提下,战端一启,王力雄先生在《黄祸》中描述的发生核内战、难民像老鼠一样四处逃难的悲惨预言很可能会变成现实,始作俑者也会成为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

  九、“告别革命”只能靠政治改革

  改革前的中国是一个赤贫而平均的国度,绝大多数人所处的是一种“负帕累托状态”(人人无利,只有受损多少的状态),走出这个状态的任何变化都是一种“帕累托改进”(在不损害其他人的前提下,使某些人的利益增加)。改革之初,“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口号和政策不失为在计划经济一统天下的格局下引入市场经济要素提高经济效率的一种有效策略,然而,由于中国“跛脚鸭式”改革逻辑的限制,“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造成了严重的腐败和贫富两极分化,显然,这种改革模式过于强调效率而忽视了社会公平问题。

  前几届政府,腐败、贫富差距、分配不公、地区不平衡等社会矛盾也很多,但被经济的高速增长相对掩盖了,深层次的社会矛盾没有爆发,现在过去的各种隐性矛盾开始逐渐显性化了。

  客观地讲,现届政府已充分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并正在积极努力以矫正这些错误,它提出的一个口号就是建立“和谐社会”,主要的目的就是要缩小贫富差距,缓和贫富尖锐对立的矛盾。

  建立“和谐社会”无疑是一个良好愿望,关键是采取怎样的措施来达此目的。按官方的说法,建立“和谐社会”一个重要的考虑就是“改革必须兼顾弱势群体的利益”,从中可以看出其仍然未脱已有的改革模式的窠臼,因为既然“改革必须兼顾弱势群体的利益”,那么改革“主顾”什么群体利益呢?当工人、农民这些人数上占社会绝对多数的群体都已经沦为“弱势”,需要“兼顾”时,改革又变成了什么性质的社会变革呢?

  政府的一个基本目标是建立秩序,然而仅仅建立秩序还远远不够,秩序必须体现公正,否则人民只会效忠而不会服从。

  奥古斯丁在《上帝之城》中说:“如果没有正义,王国和大的抢劫集团有什么分别?[ 78] ”

  一切政治制度的正当目的应该是谋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 79].

  林牧先生在《读史随笔》中指出,二十世纪至今,中国经济有过四次高增长,第一次是慈禧太后被迫实行“新政”后的十年,第二次是中华民国建立以后袁世凯及其部属北洋军阀掌握全国政权的时期,第三次是国民党掌握全国政权的最初十年。以上这三次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都没有改革专制主义的政治体制,经济的高速发展都不曾带动整个社会政治、文化的全面发展和转型,也不能保持政治稳定和社会稳定。而且晚清、北洋军阀、国民党三个政权最终都覆亡了[ 80].

  中国已经处于极其微妙的处境,如果发生动乱,中国社会二千多年来的暴力革命与专制回归的历史宿命将再一次重演,对既得利益阶层的清算将如历史上的王朝更迭一样,充满血腥和残酷。动乱极有可能引发新一轮的公有制狂潮——“均贫富”的政治诉求是历代农民革命的社会动员话语,也是最吸引追随者的魔咒——社会从极右转向极左,动荡之后的国家则会重新掉进管仲陷阱[ 81] ,而将目前有限的自由献上祭坛。

  谁也无法预见革命到来的具体时间,而当革命到来时,谁也阻止不了。防患于未然最好的方法莫过于采取措施避免革命的发生。

  怎样才能避免革命呢?答案其实很简单:进行彻底的改革以终止孕育革命的不公正。古今中外的历史反复启示人们,在革命的感情被牢固树立以前应进行改革,在问题变得危险以前阻止它的发展[ 82].

  然而此事知易行难,因为这是一个痛苦和艰难的抉择。政治改革是权利与权力的较量,而中国政改的困境是只能“以权力改革权力”。权势阶层作为一个整体,是中国唯一可以迅速有效地动员起来的有组织力量,政治改革如果得不到他们的支持,便只能走向革命或动乱。但他们同时又是政改的最大延宕力量,名为“公仆”实为主人的权势人物和党政权力部门既在履行着政权的职能,同时也在经营和维护其个人与团体的独特利益。他们是一股强大的力量,现行制度使他们成为掌控最多公共权力、支配最多社会资源、占有最多社会财富、享受最多社会保障的既得利益群体。由于他们的独特地位,使他们有能力挫败任何损害他们利益的政治改革。这是中国政治改革必须面对的难题[ 83].

  没有人愿意与别人分享财富,也没有人或集团愿意自动放弃已有的财富和权力。然而,对执政集团来说,这又是一个两害相较取其轻的抉择。与其坐等革命到来,不如主动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以告别革命。如果不在情况变得不可收拾前明智地放弃部分利益,最终会失掉全部。

  政治是重复的博弈行为,而要使博弈可重复,就必然要追求双赢而不是双输。未雨绸缪、顺势而为是伟大的政治家与碌碌无为的政客的根本区别。回望历史,如果满清统治集团不是颟顸无知,如果他们足够明智清醒,君主立宪制的清王朝也许会延续至今。

  迄今为止世界各国的民主化成功过程总的说来无非是两大类:第一类,像拉美、南非、东南亚,民主化以前就是传统私有制、市场经济,民主化以后还是私有制和市场经济,不存在经济转轨问题,在民主化过程中为避免失序所需要的无非是一个政治和解,像2000年曼德拉与德克勒克一握手,南非的主要问题也就解决了。第二类,一些需要由“公”而“私”转轨的国家像前中东欧列国,在公共资产基本保持完好的情况下完成了民主化,此后的产权改革因而可以在公共参与、公共授权、公共监督的条件下进行,其产权的合法性与公信力成为社会稳定的条件[ 84].

  中国目前走的是不同于上面二者的第三条道路——斯托雷平道路——历史上还没有沿这条道路走向民主化的成功先例[ 85].

  中国的转轨之路同时面临两个艰巨任务:建立以财产私有制为基石的市场经济和以权力公有制为基石的宪政民主。因此,中国的和平转轨之路注定要更加艰难曲折。

  中国用一种渐进的方式完成了自己的资本原始积累。客观地说,没有一个国家的资本原始积累是干净的。但关键在于,在积累完成以后,该怎么做?

  当一个政府长期漠视弱势群体的生存、发展及健康需要,社会中的阶层对立日益严重,整个社会机器不断地摧毁原有的道德伦理基础,制造仇恨、妒忌、暴力时,社会秩序能够长久的得到维持吗?

  要维持社会的长治久安,必须促进普遍公正!没有公正的支撑,不仅穷人度日艰难,富人的财富和权利最终也很难保全。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未来中国的命运,取决于我们现在如何去选择。

  中国的根本困难在于,在这样一个没有宗教信仰传统和公民自由传统的超大规模社会,没有合法的反对派和自组织的社会力量存在的空间,政权无法以非暴力的方式转移。一旦社会的张力大于政府的强制力,导致政府崩盘,免不了天下大乱。中国王朝更替的传统就是农民革命,其实质就是边缘人群与统治阶层发生的置换反应。中国的社会生态不大可能产生像华盛顿那样功成身退,主动放弃权力,为后世垂范的伟人,但大大小小的毛泽东之流从来是车载斗量的。

  现实来看,几十年的政治高压与教化,从未经历过民主熏陶、习惯简单思维的民众发动“颜色革命”的可能性极小(如果发生“颜色革命”,我们该额手相庆了,因为相对于暴力革命来说,它的成本极小),一旦发生暴力革命,中国社会将不可避免地卷入一场巨大的浩劫之中,出现既得利益集团和普通民众双输的悲惨局面。

  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中国社会已经到了一个需要政治大变革的时候了。任何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局部性的变革都不足以消除积累已久的深刻社会矛盾。只有实行全面的政治改革,才能避免民族浩劫的发生,政治民主化改革是绕不过去的坎。

  改革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船到中游,在水中打转是可怕的。孙中山先生有句名言:“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全球化是世界潮流,市场经济是世界潮流,民主政治是世界潮流,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86].如果中国在如今经济周期的繁荣阶段能不失时机地启动民主进程,许多矛盾还可以由于“蛋糕不断做大”而缓解。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执政者如果能够清楚地估量形势,政治改革已经迫在眉睫,政治改革的条件不但已经成熟,而且已经“烂熟”了[ 87].

  今日之中国,恐怕没有人会相信政治体制无需改革。问题的核心在于,政治体制改革是不是叶公好龙!真正的政治体制变革,在于是不是真正认同平等、自由、人权、法治等普世价值观,是否认同宪政民主的制度方向;真正的政改必然是全面的政改,彻底改革党的政治功能、党政军之间的关系;真正的政治体制改革必须首先针对真正的大权力,必须将真正的大权和实权交给人民去选择、监督,而不是在没有实权、只有小权的地方兜圈子。只有从大处着眼,才能从小处着手[ 88].

  《古文观止》收集的汉武帝“求贤诏”,开头有两句话说:“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现在是考验中国人特别是执政者的政治魄力和道德勇气、人类良知以及历史责任感的关键时刻。真正伟大的政治家,必定是怀有悲天悯人的情怀、深谋远虑的智慧、坚忍不拔的意志、执着于理想、淡泊世俗的物质享受、抱定“苟利国家生死已,岂因祸福趋避之”(林则徐语)的牺牲与献身精神,并能将事业的原则性和手段的灵活性相结合的巨人。胎动中的中国呼唤这样的巨人,时代为其备好了舞台,唯有大智大勇者才能抓住这青史留名的历史机遇。

  注释:略

  定稿:2005年11月6日.

  作者:徐慧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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