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守道:《甲申再祭》探微

  刘亚洲先生的《甲申再祭》一文,是一篇内容丰富、观点新颖、风格独特的文章。作者对360多年前发生在中国的皇权更替进行了条分缕析,再现了当年中原逐鹿的热闹场景,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作者道前人所未道,言他人之未敢言,妙语联珠,石破天惊。有的给人启迪,有的引人深思,有的拨云见日,有的曲径通幽。笔者批阅数遍,感触颇多,顺手录下,并班门弄斧,稍加评点。现择其要者,以饷读者。贻笑之处,望方家不吝赐教。

  我们当然没有做李自成,但我们的脉管里有李自成的血。进城后,运动蜂起,斗争惨烈。革命吞噬革命,人民专政人民。神州又一次“陆沉”。

  我们当然没有做李自成,谁也没有做李自成。历史不会重演,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片树叶。但我们的脉管里确实有李自成的血。李自成何许人也?李自成是陕西的一个农民,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农民,也是农民中的聪明人。他自己是农民,当然懂得农民,了解农民。于是成了农民的领袖。他的脉管里流的就是中国农民的血。中国农民是一些什么样的人呢?是一些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长年累月脸朝黄土背朝天的以体力劳动为生的人。他们没有文化,生活贫穷,惧怕官府,崇拜权力,崇奉皇帝。他们的生存状况决定了他们的性格和志趣。他们盼望的,就是吃香的喝辣的。他们羡慕的,是“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他们中的一些典型人物,知道知识分子有用,也知道需要知识分子给自己帮忙,但他们对知识分子又妒、又忌、又怕、又恨。在自以为用不着知识分子时,便会把知识分子当垃圾处理掉。历史上兔死狗烹的例子,层出不穷,就是典型农民的典型性格的体现。李自成一伙一进入北京,便忙着搜刮金银财宝和美女珍玩,别无他图了。这样的人不要说他成不了什么气候,就是一时坐稳了江山,又能有什么作为?又能对中华民族和中国的老百姓带来多少好处?太平天国的洪秀全,比李自成要略胜一筹吧,最后又是如何?

  何为革命?古人云:“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命应该是一场促进社会进步的运动。真正的革命只会革故鼎新,是不会吞噬革命的。吞噬革命的只能是革命的反动。以革命的名义和打着革命旗号而妄图达到个人目的的任何行为都不是真正的革命。人民不会自戕,也就不会对自己实行专政。对人民实行专政的只能是以人民为敌手的人。把刘少奇、贺龙、彭德怀、陶铸、胡风、老舍、储安平、邓拓、田汉、傅雷、张志新、李九莲、遇罗克和许许多多的高级干部和知名人士人迫害致死的行为可以称之为革命行为吗?当然不行。这是真正的罪行。如果这种罪行可以称之为人民对人民的专政,岂不是被迫害者是人民,迫害者也是人民?其罪责要算到人民的头上?林蕴晖先生在《〈论党〉与刘少奇的晚年悲剧》一文中说:“文化大革命是领袖专政的典型表现。”可谓一语中的,道破天机。领袖专政与人民专政是有区别的。

  我们应该把革命和以革命的名义谋取私利区分开来,把人民与人民中的损人利己者区分开来,否则,我们就要上当受骗了。

  中国没有宗教,中国真正的宗教是儒教。儒教不除,君主坚挺。

  半个多世纪以前,胡适先生也说过这样的话。胡适先生说:“中国没有宗教,只有鬼神。”中国没有宗教,是从严格意义上来说的。意思是说,中国人没有宗教观念,心目中没有宗教徒对宗教的那份虔诚,没有对宗教的那份神圣感。从表面上看,中国是有宗教的。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以及近年来出现的巴哈伊教,不是在中国都存在着吗?问题是,这大多流于形式。一般的人或曰大多数人并不真正信仰教义、崇奉上帝(真主、佛祖)。中国是君权至上,中国的统治者不允许凌驾于君权之上或与君权平起平坐的另一种权力,哪怕是象征性的权力的存在。尽管从印度传入了佛教,后来张道陵又创立了道教(模仿佛教而来,增加了一些鬼神内容),但它们只能为君权服务,只能在君权允许的范围内活动。清朝末年,康有为提出把儒学作为儒教。但儒教不是真正的宗教,只能说是准宗教。把儒学作为儒教的目的,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强化皇权,维护封建专制的统治制度。儒教不除,君主的神圣性就难以动摇,在这里,刘亚洲先生一针见血地揭示了儒教的本质。必须指出,儒教不等于儒学。儒学,即儒家学说,是一门学问,任何学问都是可以研究、探讨、质疑和批判的,但对于宗教,在大多数情况下,却只能崇敬、皈依、臣服,是不能说三道四的。儒教与儒学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它们之间却有着本质上的不同。

  明朝亡在崇祯手里是历史的必然,亡得应该,亡得毫无悬念。

  这句话不仅适用于崇祯,也适用于所有的专制独裁者。一切专制独裁的政权的消亡,都是历史的必然,都是亡得应该,亡得毫无悬念的。无非是时间问题、速度问题。亡得早、亡得快的,应验于独裁者自身;亡得迟、亡得慢的,将应验于独裁者继承人的身上。中国是这样。外国也是这样,过去是这样,将来也还是这样。明朝的灭亡,表面上看,与崇祯的性格和能力有关系,但崇祯的性格和能力只是起了一点摧化剂的作用,真正导致明朝灭亡的是这个制度的反人民性,是专制者人心的丧失。

  数千年来,中国的社会形态不仅是人治,而且是“一人治”。

  独裁,当然就是一人治,多人治就不成其为独裁了。独裁者,由独一无二之人执掌全部裁决之权者。几千年来,中国流行着这样的“真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中国作为一个国家,其实不是全体中国人的国家,而是皇帝个人的国家,是皇帝的私产,是真正的家天下。中国实行森严的等级制度,皇帝高踞于金字塔的顶端。“君要臣死,不得不死”成了一条不成文的法律。供奉“天地君亲师”神位成了风俗习惯。没有几个人去质疑它的合理性,也没有几个人敢去质疑它的合理性。这一人治的形成,首先是因为独裁者本人有这样的愿望,然后有趋炎附势者的讨好和迎合,为之炮制自欺欺人的“理论根据”。刘邦当了皇帝,叔孙通为之定朝仪,刘邦感叹道:“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在中国,想当皇帝的人很多,像叔孙通那样的人也很多。皇权就是这样一步步确立起来并被推上顶峰的。中国号称是一个文明古国,中国文化号称博大精深,中国的典籍号称浩如烟海,但我们还从来没有在中国的典籍中发现过对皇权加以限制、约束、监督和制衡的著述。

  他(崇祯)的性格决定他的命运,他的命运决定民族的命运。

  这两句话之间不存在逻辑关系。一个人的性格固然对他的命运会产生决定性的影响,比如有的人因为生性懦弱,在弱肉强食的社会里,便会受到他人的欺凌和宰割;有的人由于生性刚烈,便不见容于权贵,招致横祸。但崇祯的命运绝对决定不了民族的命运。中华民族的命运并不因崇祯的兴旺而兴旺,也不因崇祯的死亡而死亡。崇祯仅仅是中华民族中的一个败类而已。崇祯早已化为了粪土,中华民族则至今屹立于世界之林,并充满着活力,崇祯的命运是决定不了中华民族的命运的。

  当然,在明朝灭亡的过程中,数以百万计的中国人遭到了清军的屠殺,但这只是池鱼之灾,与崇祯个人的命运没有太多的联系。这正应了一首古老的民谣: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皇帝的命运与老百姓的命运是永远不会相同的。

  人才不用,国家必亡。

  什么叫人才?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衡量标准。你认为是人才的,别人不一定认为是人才,你认为是奴才、狗才的,别人偏偏认为是难得的奇才。有的人,尽管知识丰富,学识渊博,品行高尚,公认是人才,但由于思想观念,兴趣爱好,价值取向与当权者不同,当权者就不愿用,不敢用。道不同,不相与谋嘛。

  一般而言,国家是一个地理上的概念,只要地球没有毁灭,世界没有实现大同,国家就会存在下去。国家就不会灭亡。灭亡的只能是一个政权或一个政府。因此,“人才不用”与“国家必亡”之间没有任何联系。明朝灭亡了,清朝灭亡了,但中国仍然存在,没有灭亡。我们决不能把国家与一个政府、一个政权、一个统治者相提并论,更不能把某一个政府、某一个政权、某一个统治者与民族、与人民相提并论。有的人爬到了权力的顶峰,便自称是国家的当然代表,人民的代表,这其实是强奸民意。不是人民真正选出来的代表,是无权代表人民的。一些统治者常常在国际舞台上大言不惭地说他代表全国人民,只能在历史上留下笑柄,希特勒、萨达姆、马科斯之流就是典型的例子。

  西方文化是制造天才的文化,中国文化是扼杀天才的文化。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本质上就是一部扼杀天才的历史。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天才者的地狱。中国人自古以来只崇拜权力,不崇拜天才。

  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在其起源上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都是从最原始、最简单的图腾开始的,只是后来发展的方向有所不同而已。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的最大区别,主要体现在思想意识和政治制度方面。西方文化朝着民主的方向发展,中国文化则朝着专制的方向发展。说中国文化是扼杀天才的文化,是因为专制不需要天才,只需要暴力和服从。在专制制度下,权力和暴力是最有效的工具,也是唯一被统治者看重并肆意使用的工具。有了权便有了一切,其它都在其次。在这样的制度下,能不崇拜权力吗?人才特别是有民主意识的人才是专制者的死敌。因为真正的人才是不会一味崇拜权势的,无形中对专制构成了威胁。自然就成了专制者的敌人。

  农民性格毁掉了一代又一代的领导人,包括毁掉了发誓不做李自成的人。

  中国农民是一个弱势群体,弱势群体的性格中一定包含着懦弱的成分。毁掉一代又一代的领导人的,显然不是,起码不完全是由于性格中存在的那个懦弱成分。那么,是什么性格毁掉了一代又一代的领导人,包括发誓不做李自成的人呢?应该说是目光短浅,骄横跋扈,刚愎自用,妒贤嫉能,心胸狭隘,惟我独尊] 为所欲为等属于人性的弱点的性格。而这些弱点,并不是农民所独有的,恰恰相反,不是农民的人,包括一些杰出的政治领导人,在他们的身上存在得更多,更明显,因而也就更致命。

  提不同意见,是在举国皆奴中成为自由人的最起码的先决条件,提不同意见,就是对狗才宣战,但往往失败。

  这里所说的不同意见,显然是对专制者而言的。在专制制度下,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价值取向是完全不同的。专制者只要奴才,只要服从。在专制制度下,除了专制者本人外,都是奴才,不愿意做奴才,或者不承认自己的奴才地位、奴才身份的人,专制者是不能容忍的。提不同意见,就是异己分子,就是向专制者叫板,等于是不承认自己的奴才地位、奴才身份,专制者当然是不能容忍的。只要专制者还在掌权,向专制者叫板的人就必遭严惩。专制制度之所以能长期存在,除了专制者拥有强大的国家机器外,还因为有奴才(狗才)这个土壤。这个土壤是历代统治者精心打造和培养出来的。当所有的奴才都意识到自己与专制者同样是人,自己也想做人的时候,这个土壤就要枯竭、就要裂变了。人权意识觉醒之日,就是专制制度崩溃之时。

  农民的革命性甚不坚决,李自成也不是一个彻底的革命者。

  这是一个伪命题。农民这个概念非常宽泛,它既不是一个階級,也不是一个阶层,更不是铁板一块的一个集团。按照毛泽东的标准,农民中既有贫下中农,也有富农。笼统地说农民的革命性坚决或不坚决,等于说世界上的花朵是香还是不香一样,是无法用一句话来回答的。事实上,许多大无畏的革命家就是农民出身。井冈山时期的红军,几乎全部由农民组成,当时的党组织,一度被人讥为农民党。笼统地说农民的革命性不坚决,不能令人信服。至于李自成,他无非是一个想取代明朝皇帝的造反者,李自成的所作所为,与现代意义上的革命是沾不上边的,革命应该是一种进步,是破旧立新,李自成既没有破旧,也没有立新,有人说李自成的武装活动是农民起义,是革命,完全是一相情愿,是对李自成的人为的拔高,是不符合实际的。李自成不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也就不存在革命彻底不彻底的问题。

  满清从不拒绝在他们看来是优秀的东西,这正是他们强盛的原因。这有点像今天那个最强大的、称霸全球的国家。

  这句话只说对了一半,另一半应该是:“满清也坚决拒绝在他们看来不好的东西,哪怕是众所公认为优秀的东西,这正是满清最后逃脱不了失败和覆灭的原因。”满清如果真的有点像那个称霸全球的国家,哪怕有一半像,它就应该在一百年或两百年以前称霸全球了。那个国家从建国到称霸全球,总共用了不到二百年时间,而满清建国比那个国家足足早了近两百年。

  现在,一流的人才在国外,二流的人才在沿海,三流的人才在机关,搞腐败。

  这句顺口溜听起来的确有些不是味道,但你能说它没有根据吗?我们一直与诺贝尔奖无缘,有几个华裔科学家倒是得到了这个奖项,但遗憾的是,他们不是我国的公民。未经我国有关部门的允许,他们甚至无权踏上我国的国土。我们的名牌大学的高材生大多去了欧美留学,其中相当一部分留学生成了打狗的肉包子,一去无回。西方的那个大国,以“人才收割机”自诩,吸纳着全世界的精英人才,“一流的人才在国外”,大概就是说的这个情况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突飞猛进,但发展得最快的,是沿海地区。这与沿海地区的人才荟萃是分不开的。近年来,在党中央反腐倡廉的号召下,全国各地侦破的官员腐败案件多如牛毛。这些腐败官员,无论是人品道德,还是知识修养,肯定都在三流以下,有的甚至可以说是不入流的。实际上,也只有三流以下的货色才会去搞腐败。一个堂堂正正的人,一个有崇高理想的人,一个有为人民服务的精神的人,一个愿意为人类献身的人,一个热爱科学和艺术的人,会去搞腐败吗?

  多尔衮身边簇拥着一个人才班子,也就是今天我们讲的精英群。那个当今世界强国的政府也有这样一个精英群。它是靠制度确保精英登上政权的宝塔尖的,多尔衮则是靠感觉把精英们拢到宝塔尖的。

  情况确实就是这样。问题是,情况为什么不是另一个样子呢?接班人的问题长期困扰着许许多多的伟大人物。他们苦心孤诣地寻找接班人,培养接班人,但寻找到的,培养出来的接班人,最后还是让他失望了。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们是凭感觉来选择接班人的。凭感觉有时也确能发现精英人物,但在大多数的情况下,感觉只能发现奴才和伪君子。如果有了一个好的机制,好的制度,情况就大不相同了。本来,只要不是君主专制的国家,接班人,即未来的国家领导人的问题,根本就用不着一个人或几个人去操心,将来的国家领导人自有人民去选择。国家不是你个人的,你操什么心?难道人民全都是阿斗?只有那些把国家当成个人的私产的人,只有那些认为除了自己,谁也无权选择国家领导人的人,才会煞费苦心地去为接班人操心。这种人认为只有由自己选中的人来接班,让自己选中的人来办事,他才能够放心。这是一种不相信人民群众的具体表现,是对人民群众心存畏惧的反映。也是对权力死不放手,死了还不肯放手的权力狂人的一种典型病症。

  正是在甲申年,克伦威尔率领着国会军在马其顿草原战役中取得决定性胜利。这次战役是英国资产階級革命成功的重要标志之一。西方资产階級以崭新的面貌登上世界历史舞台,中国却又一次以暴政取代暴政。中国的历史,从本质上讲是没有历史的,因为它只不过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任何进步都不能从中产生。

  资产階級最初是平民階級,是被统治階級,它登上历史舞台,(确切地说是政治舞台),就标志着封建专制制度的崩溃和瓦解。资产階級之所以能够打败封建贵族,是因为资产階級高举着自由、平等、博爱的旗帜,喊出了“人人生而平等”的口号,得到了全社会大多数成员的认同和支持。思想启蒙运动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人们懂得了“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这个道理。这是真正的社会进步。从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上看,中国比西方落后了三百多年。甲申年,我国的一个封建专制政权被推翻了,这本来应该是一个社会转型的大好时机。可惜的是,推翻它的人,不是为了推翻这个制度而推翻他,而是为了要继承这个制度才推翻它的。激厉人们赴死搏斗的,不是为了争自由,争民主,争人权,而是为了打天下,坐天下取而代之,贪图个人物质上的享受。在当时的中国人的头脑中,几乎找不到民主思想、人权意识的细胞。中国人之所以没有民主思想,人权意识,当然与几千年来,历代统治者的愚民政策有关。与封建礼教的长期浸染有关。

  甲申年明清鼎革战争中,中国唯一合格的领导者是多尔衮。

  清王朝的政治制度与明王朝的政治制度相比,没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没有任何真正意义上的进步。无非是拖着辫子的独裁者取代了不拖辫子的独裁者而已。中国人的奴才意识还是那么浓烈。那么深刻。与明朝相比,清王朝在专制的道路上走得更远,更彻底。多尔衮无非是成者王败者寇中的优胜者而已。专制独裁者只有聪明与不聪明、狡猾与不狡猾之分,没有好坏之分,更没有合格不合格之别。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不存在共同之“格”,统一之“格”,符合统治者之格的,必然不符合被统治者之格,人民之格,反之亦然。

  二百年后,英国军舰打到家门口,道光皇帝和他的臣子们居然都不知道英国在哪里。

  夜郎自大的绝好写照。封建统治者有很多常识性的东西都不知道。他们不知道,是因为他们觉得不需要知道那么多东西。他们有权,他们只知道有了权就有了一切。直到20世纪初,他们还不知道民主与科学的价值呢。

  满族最后全盘吸取了中华文化,继承了中华文化,但是吸收的却是中华文化中最糟粕的部分,因此结局也最糟。

  应该先搞清楚这个满族说的是满族人民还是满清政权。如果说的是满族,那么不能说满族的结局最糟。满族至今还是中华民族中的一个成员,它的结局我们现在看不到,将来的结局如何,谁也无法预料,要说它结局最糟,未免有失武断。如果说的是满清政权,那么,它不是全盘吸取了中华文化,它也不可能全盘吸取。它吸取的是它自以为有用的“好”的东西,而他们所吸取的这些东西,恰恰是中华文化中的糟粕和垃圾,也只能是中华文化中的糟粕和垃圾。为什么?因为统治者出于它的本性和自身的利益,不可能吸收先进的、革命性的东西,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价值取向是不可能一致的。《四库全书》的编撰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为了适合统治者的需要,满清政府阉割、篡改、毁弃了数千部古籍,许多著述被弄得面目全非。你能说它全盘吸取了中华文化吗?

  郭沫若在文章中祭的那个亡灵真是强悍,不仅在中国游荡,不仅在具有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东方国家游荡,甚至一度完全笼罩了我们北方那个庞大的邻国。古希腊创造了城邦政体,秦王朝创造了中央集权的官僚政体。

  什么样的人选择什么样的制度和手段。追求个人权力和个人欲望的人,必然选择专制和独裁;有民本思想、人道主义思想和民主意识的人,必然会唾弃专制和独裁。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历来如此。那个亡灵,至今还在世界各地游荡,笼罩着不少的国家。不过,被它笼罩着的国家已经越来越少了,应该相信,少则几十年,多则百余年,它就要寿终正寝了。

  毛泽东曾担心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那毫无可能。在中国复辟的只能是封建主义。过去是,如果根除不绝,将来也可能是。

  资本主义在中国从来就没有真正地以统治者的身份登上过政治舞台,复辟也就无从谈起。封建主义则从来没有退出过中国的政治舞台,无时无刻不在中华大地上游荡,它已经深入到统治者的每一根骨髓,浸透了统治者的每一条神经。并且毒化了许许多多的中国人,以至造成了久入厕所之室不闻其臭的状况,要在中国肃清封建主义的流毒,实在是任重而道远。

  21世纪,中国如果能够得到一个完整的百年和平来进行现代化建设,中国肯定将成为世界最强大的国家。

  仅仅有一个“完整的百年和平”是不够的,还需要脚踏实地的努力和真心诚意的建设。世界上许多国家,包括中国在内,曾经得到过不止一个“完整的百年和平”,建国以后也有大半个世纪的和平。但世界上真正建成世界最强大的国家的,到目前为止,只有美国。而美国从建国开始,到建成一个世界最强大的国家,还不到两百年时间。并且,这期间它还没有得到过真正的“完整的百年和平”,其中的原因是值得我们研究的。美国并没有得到上苍的格外恩典,它是从一个完全的殖民地起步,经过逐步的除旧布新、革故鼎新强大起来的。专制独裁在美国没有立足之地。我们这个曾经是世界最强大的国家,曾经遇到过多次成为世界最强大的国家的机会,但由于政治腐败,文化落后,同室操戈,骨肉相残,自己抛弃了这些机会。其实,机会对于任何人都是均等的。

  在中国,百年和平也确实难得,但打破和平局面的,常常不是外敌而是自己人。翻开中国的战争史,对外战争是屈指可数的,绝大部分的战争,都是争权夺利的内战。即使在停战期间,看似没有硝烟,勾心斗角的内耗依然不绝。当权者千方百计谋求的,只是自己权力和地位,哪里会想到去建设一个强大的国家?

  只要人民没有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人民仍然处于被统治、被奴役的地位,国家机器的主要功能是统治人民而不是服务于人民,那么。无论你怎么建设,建设的结果,只能是一个强大的国家机器,而不可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

  几乎和满清同时登上世界舞台的英国的几千人远征军,绕过大半个地球来打中国,清朝有常备军百万,竟被打得叫饶。

  让时光倒流两百年,情况就是另一个样子。那时候,满清的铁骑,不是也曾横扫亚细亚,直逼欧洲吗?就在不久之前,太平天国的百万之众,不是也被清军消灭殆尽吗?对外之无能,对内之凶狠,由此可见一斑。

  中国为什么会屡屡丧失历史机遇?最根本的原因还要从源头上寻找,那就是文化。回顾甲申亡国史,一个庞大的民族被一个弱小的民族所征服,其根本原因也是文化。

  在中华民族所遭受的任何挫折后面,都可以看到一只黑手,那就是儒教。儒教确立皇权,皇权确立独裁,独裁确立专制。专制是战无不败的。一个没有宗教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一个奉儒教为宗教的民族则肯定是要堕落的。

  中国文化的主流意识是儒家学说,简称儒学。儒学的主旋律是中国式的封建礼教。西方也有封建礼教,但中国式的封建礼教的特点是崇尚权力,压抑人性。以至有“皇权天授”、“三从四德”、“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怪论出现和以当太监为荣、以三寸金莲为美的病态心理。儒学本来是孔子创立的一个学派,是诸子百家中的一家之言,它问世之初,并不具有任何权威,与它大唱反调的人比比皆是。在孔子时代,儒学没有多少市场,这从孔子的潦倒身世可以略见一斑。在孔子死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推崇它的人也并不很多,秦朝还出现过焚书坑儒的事件。中国文化,儒家文化,儒学,儒教,不少人以为是同一个东西,其实不然。中国文化不等于儒家文化,儒家文化不等于儒学,儒学更不等于儒教。儒家文化只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当然,它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严格地讲,儒家学说最早指的是孔子的学说,现在被称作“儒教”的东西,是经过后人无数次的修补、歪曲、阉割、并塞进了许多私货的东西。与孔子初创的学说相比,已经面目全非了。儒学是历代统治者及其帮凶去其精华,取其糟粕,一方面不断地强化皇权、强化专制,另一方面不断地灌输奴才意识,一步步把它推上准宗教的神圣祭坛而成为“儒教”的。把儒学奉为儒教的,并不是中华民族的共识和诉求,而仅仅是统治者出于自身的需要。

  儒教全部学说的核心在于它的崇圣性:所有的思想到圣人那儿已经到头,不能再有了,所有的权力到君主那儿已经到头,不能更换。社会只存在一个思想,那就是君主的思想。只存在着一个声音,把就是君主的声音。在一个国家,某种思想一旦成为“惟一”,而且“法定”,这个民族就休想再有什么想象力和灵活性了。

  最早的儒学即孔子的学说的核心,并不是那么崇圣的,更不是单纯崇圣的。在孔子时代,儒学的经典著作是《论语》,其基本观点、基本主张都体现在《论语》中。只要认真看看《论语》,就知道《论语》是一部语录体的论著,内容庞杂而零乱,其中自相矛盾的观点,相互抵牾的说法时有出现,《论语》不是什么严谨的理论著作,儒学也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孔子之后不久,儒学出现了八派,其观点各有不同,每派都有它的核心。汉朝以后,儒学经过董仲舒、程颢、程颐、朱熹、王阳明等人的改造,才把崇圣作为儒学的核心,这是历代统治者运用手中掌握的舆论工具把儒学改头换面的结果。崇圣,是统治者掺进去的沙子和水分。正因为儒学中天命观、等级制等崇圣成分符合最高统治者的需要,汉武帝才会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把它推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在此之后,才有后来诸多的祭孔闹剧,才有“半部《论语》治天下”的欺人之谈,才会出现许多“皓首穷经”的现象。

  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一切真理都是相对的、发展的,都有它的局限性。任何理论,人为地把它推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只准让人顶礼膜拜,不准别人说三道四,更不准别人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并且用法律来保证它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只能是愚民的把戏。目的就是把人民永远置于奴隶的地位。这是一种非常恶毒的手段。因为这样一来,一切探索精神,进取精神,创新精神,改革精神都将被彻底扼杀。思想专制加深思想的奴化,思想的奴化有利于专制的巩固。这样的恶性循环形成以后,人们就很难跳出这个怪圈。

  有明一代,由于朱元璋的残暴,中国人“唯上性格”发展到了极致。举国皆是精神奴才。

  这是国家机器与思想禁固相结合的成果。正是封建统治者把这两样东西的作用,发挥到了极致,才有人们唯上性格发展到极致的结果。独裁者最希望的就是老百姓具有彻头彻尾、彻里彻外的唯上性格。造就了这种性格,就造就了一个合格的奴才,真正的奴才。真正的奴才不但物质上是奴才,精神上肯定也是奴才。

  封建与专制是有区别的。封建是一种社会制度,作为一种制度,是可以学习,可以模仿,可以改变,可以抛弃的。专制则是恶人的一种天性。它不需要学习,不具有这种基因的人,甚至想学都学不到。专制欲是人性中的一种恶的体现。一般而言,人性中的这种恶,源于兽性,是人类进化过程中没有完全淘汰的残留物。是与人性中的善相对而存在的,它将随着人类的进步和文明的发展而日益受到改造、压抑和排斥,逐步由善所取代。但在少数人群中,在特殊的情况下,这种恶不但不会收敛,反而会恶性膨胀和发作。搞专制的人,古代有,现代也有,中国有,外国也有,他们都是独立存在的,相互之间,没有什么承传的关系。

  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有什么样的领袖,就有什么样的人民。

  人民、政府、领袖,是三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他们之间没有逻辑关系。人民永远是人民,而政府可以是人民的,也可以是反人民的,要看它掌握在什么人的手里。至于领袖,完全属于个人性质,领袖无非是一个团体的头头。希特勒、墨索里尼都是领袖人物,他们是法西斯分子,但我们不能因为他们是法西斯分子,德国人民、意大利人民就全都是法西斯分子。

  上个世纪我们北方那个大国的崩溃,就是思想摧残的结果。它解体的直接原因貌似经济的停滞,其实正是长期的思想控制造成了经济的停滞。那个邻国的执政党几十年来孜孜不倦地做着一项工作:使人民丧失思想的能力。几十年只能造成二三代人的智力衰退。

  人的活力在于思想,国家的活力在于国民思想的自由发挥。那个邻国解体的真正原因,并不是经济的停滞,世界上经济停滞情况比它更严重的国家多的是。导致那个邻国解体的真正原因,是人民民主意识的觉醒,是人民对专制制度的唾弃。那个联合体的出现,本身就是铁腕政治的产物,它的解体,无非是“回归自然”而已。从那个联合体中独立出来的国家,很快就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承认,并且,直到今天,仍然得到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的尊重,充分说明了这一点。那个邻国的执政党之所以千方百计地使人民丧失思想的能力,是因为那个执政党的最高层是个既得利益集团,这个集团为了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只好采取的愚民政策。这与封建专制者的伎俩如出一辙。他们知道,人民越愚昧,越无知,他们的宝座就越稳固。叶利钦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有记者问:“你们为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奋斗了几十年,取得了一些什么成就呢?”叶利钦回答说:“我们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在我国,有一些地方,有一些人已经实现了这个理想”。记者问:“什么地方,什么人实现了这个理想呢?”叶利钦说:“在克里姆林宫,当上了总书记的人,都实现了这个理想——各尽所能,各取所需。”

  思想的专断必然导致权力的专断。在以毁灭思想为要务的时代,思想者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死亡,一是投降。

  思想专断是权力专断的最高表现。专制者要保持自己的专制地位和专制特权,就必然要钳制人们的思想。因为如果人们在思想上产生了人权意识和民主意识,认识到专制者的反人民、反文明、反进步的性质,就必然会群起而攻之的。

  在古代中国,国家为一家之国,一姓之国。既然国家是你一家之国,我凭什么拼着一腔热血去保卫它?保卫别人的东西?二十四史不过是二十四家姓史而已。帝王既视国家为私产,人民也视国家为商品。人民无主权,政权难持久。人民不把这个政权当成是自己的政权,而看成是当权者的政权;党员不把执政党看成是自己的党,而看成是当权者的党。

  国家为一家之国,这是古代中国人人想当皇帝的深层原因,也是汉奸层出不穷的原因。崇祯上吊之前的那一幕,就是一个极好的注解。孟子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水之滨,莫非王臣”,这个国家还有什么属于老百姓的?马克思说:“无产階級没有祖国”,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专制国家的非人民的本质。国家利益与人民利益的冲突和矛盾,导致了人民与国家之间的隔阂。只有在国家利益与人民利益相一致的情况下,人民才会把国家看成是自己的国家,才会像保护自己的财产一样地去保护它、捍卫它。一个政党如果不把政党的利益与党员的利益相结合,不与它所领导的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党员和人民也就理所当然地把它看成陌路人。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也没有无缘无故的爱。要一个人爱一个对自己毫无感情的人,可能吗?

  明朝从朱元璋到朱棣到朱由检,开创了屠殺大臣最多、最惨、最无理、最无耻的先例,明朝大臣也开创了所有朝代中最大规模集体投降的先例。

  君臣关系是一种什么关系?是主子和奴才的关系,是奴隶主与奴隶的关系。主子一旦失去了主子的身份,奴隶主一旦失去了奴隶主的身份,奴才和奴隶就自动解除了与他原有的关系,这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奴才只效忠于主子,奴隶也只效命于奴隶主。中国是这样,外国也是这样,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肯定还是这样。朱元璋在元末的军阀混战中,凭他的权术与心计,也由于他的运气,登上了皇帝的宝座,但权术与心计可以得逞于一时,但绝不可能保持永久的。到了朱由检一代,也就穷途末路了。明朝的臣民凭什么要效忠于朱元蟑及其子孙?难道他们不值得人们唾弃吗?

  在明朝受尽屈辱的大臣们到了清朝之后,一个个焕发了崭新的青春。在与自己同胞作战的时候他们表现出来的勇气、谋略和聪明才智,真令人叹为观止。

  同胞的说法,不知出自何处?口口声声把国人称作同胞的人,行为上是不是把国人当作同胞,是值得研究的。最起码主子是没有把奴才当作同胞的,奴隶主也没有把奴隶当作同胞的。成则为王败则为寇,是强权者的逻辑。中国人信的就是这个。在明朝受尽屈辱的大臣在明朝当然不会青春焕发,因为他们对明朝只有仇恨,只有怨气。到了清朝之后,他们或者有借满族人出气的心态,或者寄希望于满族人,把满族人当成了新的主子。此时的满族人已经为王,而明朝的皇帝已经是寇了。

  满族人在征服中华帝国的过程中,几乎没有付出任何代价,而由汉人中最勇敢的人替满洲人为反对他们本民族而战。

  在中国,有没有全民族的整体利益或共同利益?这是一个看似简单但并不简单的问题。在同一个民族中,只要存在主子和奴才,只要存在奴隶主和奴隶,就不存在全民族的整体利益或共同利益,因为主子和奴才之间,奴隶主和奴隶之间是没有共同利益的。在几千年的专制制度的高压下和在封建礼教的熏陶下,中国的老百姓只知道服从强权,服从皇上。根本就不知道国家利益、民族利益为何物。满族得势了,当然就投靠满族。有的还希望能在满族那里分得一杯羹呢。

  满清对这些明朝旧臣的最高待遇就是把他们统统放进了《贰臣传》。

  贰臣是什么意思?是褒还是贬?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做清朝的贰臣与做明朝的忠臣,具体地说做多尔衮的贰臣与做崇祯的忠臣,哪个更光荣?哪个更理性?哪个更符合国家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谁能回答这个问题,谁就能对“贰臣”一词作出合理的解释。辛亥革命时期的许多革命志士,不就是清朝的官员吗?这些人,在民国史中,是不是也要写进《贰臣传》呢?贰臣是封建统治者发明的一个名词,也是维持专制的一种手段,是愚民政策的组成部分。贰臣与贰民(如果加入他国国籍的人可以叫做贰民的话)有什么不同?今天当贰民的人不少,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看到过对这些贰民进行谴责和讨伐的文字。清朝统治者对这些“贰臣”先以高官厚禄引诱,目的达到以后,又把这些人称之为“贰臣”,予以人格上的侮辱,充分暴露了清朝统治者背信弃义的嘴脸。可耻的应该是那些统治者,而不是被列为贰臣的人物。

  专制也是一种意识形态。在我们的文化遗产中,这种由少数人百分之百控制多数人命运的残酷制度既脆弱又坚强。脆弱是因为其承受不起任何一次外力打击,坚强是因为每当外部打击过去之后,它总是枯木逢春。

  专制制度在刚刚出现的时候,还没有上升到意识形态的高度,只是在统治者把它一再地传承和强化以后,才逐步成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它之所以脆弱,是因为大多数人反对它,只要有人对它揭竿而起,就必然应者如云;它之所以坚强,是因为统治者喜欢它,老的统治者因它而死亡,新的统治者则因它而称霸。只要成则为王败则为寇这个强盗逻辑还有效,它就一定会死灰复燃,枯木逢春。

  专制主义最可恶的一个特点就是愚民政策。要做到这一点唯有高压。高压必造成顺从,顺从必培养奴性。中国的佛教、道教也反智,也愚民,但不如儒教来得猛烈。儒教已经把中国人培养得有受虐倾向了,对凌辱有极强的忍耐力。

  专制主义是最不得人心的,统治者要维持这个不得人心的东西,就只能采用高压政策,强迫人民接受它。为了保持高压手段,就必须付出相应的成本和显露出凶恶的嘴脸。这当然不是统治者所乐意的事情。如果能让人民自愿或比较自愿地接受它,对统治者来说,当然最好。有什么办法能让人民自愿或比较自愿地接受它呢?有。那就是把专制主义说成是一种理论,一种天意,让人民相信它是一个正当的、正确的好东西。当然,只有愚蠢的人才会相信这样的理论的。因此,人民越愚蠢就越容易接受这个理论,愚民政策也就应运而生。在中国,儒教就是一件最好的愚民工具。它打着孔子的旗号,穿着圣人的外衣,贴着天命的标签,容易迷惑人,人们很容易上当。专制统治者把自己的思想和愿望改头换面地塞进儒教,开动全部国家机器,动用所有的舆论工具,不遗余力地在全国推广,反复向人民灌输,三人成虎,谎言经过无数遍的重复以后,也就成了“真理”,老百姓便只能循规蹈矩,逆来顺受了。

  奴隶在奴隶主面前是奴隶,在外国侵略者面前就变成主人了?你做梦吧。

  奴隶只要奴隶的地位没有改变,奴隶的身份没有改变,就不管站在哪里,站在什么人的面前,都只能还是奴隶,不可能因为面前出现了什么人而突然改变身份,更不可能变成主人。即使变为主人的梦,奴隶们都不太可能做。因为他不会这样想,不敢这样想,那离现实太遥远了。

  专制社会下的人格多奴性,最少宽容精神。奴性越大,宽容精神越少。

  奴性不是天生的,奴性是专制制度锻造出来的、被扭曲了的一种畸形的人性。处于奴隶地位的人,为了谋求最低的生存权利,在统治者面前,不得不表现得卑躬屈膝,在这种情况下,奴性可以说是一种保护色。统治者最需要被统治者的奴性,最欣赏被统治者的奴性,有些人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便以奴性来取悦统治者。在这种情况下,奴性又成了一种有用的工具。因此,在专制社会里,奴性便广泛地存在着。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决定一个人的社会意识。一个人在社会中充当着什么角色,他就自然要进入这个角色。专制社会下的人,除了独裁者本人以外,都是独裁者的奴隶,人们的奴隶身份和地位,决定了人们自然而然地流露出他的本色——奴隶的性格,即奴性。主子在奴才面前不可能有奴性,奴才在主子面前也不可能有霸气。独裁者也是专制社会中的人,但独裁者的身上,是没有奴性的。不过,当独裁者失去了权力以后,他也可能是奴性十足的。

  在民主社会里,奴性是不会普遍存在的。

  宽容精神与奴性之间没有连带关系。奴性是在奴隶主面前,在强权面前所表露出来的放弃自己的尊严的奴颜婢膝的性格。宽容精神是对别人的过错、冒犯和恶行予以宽恕和原谅的宽阔胸怀。宽容精神与奴性都是相对而言的。它有自己特定的对象。在社会生活中,有的人在主子面前奴性十足,在别的人面前却没有丝毫的宽容精神,甚至助纣为虐,被称为走狗和帮凶的就属于此类;有的人,虽然没有太多的奴性,但也没有丝毫的宽容精神,古今中外历史上的暴君,就是典型的代表;有的人在某些人面前,特别是在善良的老百姓面前温顺得很,颇有几分奴性,但在另外一些人面前,特别是在那些恃强凌弱、欺软怕硬、弱肉强食者的面前却并不宽容,显露出一种截然不同的性格,鲁迅先生就是这种人的代表。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就是这种性格的写照。可见,奴性和宽容精神与一个人的地位无关,但与一个人学养、道德和人性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缺乏相互信任是我们这个民族一个源远流长的特点。这样的民族总是怯于公战,勇于私斗。

  我们这个民族不是铁板一块,并不是人人都是如此。在封建专制的社会里,皇帝把整个国家当成自己的私产,把人民当成自己的奴仆,全社会几乎没有什么公共利益可言,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共享,几乎没有任何“公”值得为之而战。所有的战斗,无一不是为皇帝而战,为主子而战。当然,在某些团体之间,地域之间也常有争斗发生,但这类争斗,往往与参与者的切身利益联系在一起,不同程度地仍然属于私斗。皇帝是一国之君,皇帝尚且只图私利,不把国家利益、人民利益放在眼里,老百姓又怎么会有公的概念呢?上行下效,人们当然只会以皇帝为榜样,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了。战争只是政府之间、当权者之间的战争,不论外战还是内战,都是如此。内战也好,外战也好,受苦受难的总是老百姓。

  孟德斯鸠讲过一句深刻的话:“统治中国的就是棍子”。有人认为此话有双重含义,一是说明统治階級的残暴,二是说明人民的残暴。这一点,在“文化大革命”中暴露得淋漓刚酣畅。

  “统治中国的就是棍子”这句话,实际上是对中国历史的总结。棍子是暴力的代名词,是对暴力的形象的说法。几千年来,没有哪个新的朝代不是用武力打出来的。毛泽东就直截了当地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句话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被奉为真理。不过,这也不是毛泽东的发明,在中国,“成则为王败则为寇”这句话已经流行了几千年了。这是强者的逻辑。“统治中国的就是棍子”这句话当然说明了统治階級的残暴,但由此得出结论说人民也是残暴的,那就未免有失公允。残暴只能是强者施加给弱者,弱者在强者面前是无论如何残暴不起来的。

  文化大革命中,的确有许多人(数以千万计吧)行凶打人,凶恶残忍,但这些人在总人口中毕竟只是少数,并且,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在被威胁、被强迫的情况下打人的,是违心之举。

  “一个民族只要干出大跃进和文革这两件事中的任何一件,该民族就能进入耻辱吉尼斯大全而永垂史册。可我们干了这两件还不够。

  大跃进是什么?是吹牛比赛,说谎比赛,胡闹比赛。这有当时的报纸为证。翻开1958年的报纸,其荒唐、无知、可笑的报道连篇累牍。作为一个中国人,读了这些报道,没有不感到汗颜的。亩产几十万斤粮食,亩产几千斤皮棉的牛皮,以铁器做原料,以木材作燃料,用黄土筑“高炉”,在门前屋后大炼钢铁的蠢行,让人笑掉大牙,的确丢尽了中国人的脸。那时候,吹而优则仕,吹得越大,吹得越响,吹得越令人无法相信的,就越得到升迁和奖赏。说实话,办实事的,无不被整得头破血流。文化大革命是什么?是十年浩劫,是大革文化命。烧古籍、砸文物、砸烂公、检、法,踢开党委闹革命,践踏法律、草菅人命的罪行被誉为革命行动;国家元首、开国功臣、学界泰斗、艺术大师和仗义执言的忠贞之士被污为黑帮:“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的歌声响遍全国。而这种种令人难以置信的、近于疯狂的行为,人们却是在一本正经地、严肃认真地进行着。这能不是国耻?但是,如果把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帐全部算在民族的头上,是有失公允的。人民群众的大多数,党员的大多数,以及党的领导干部中的大多数都是反对和抵制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只是在那特殊的年代,这些反对和抵制发挥不了应有的作用而已。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中,中华民族是无辜的,是受害者。进入耻辱吉尼斯大全的,不是中华民族,而应该是对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负有责任的少数人。林蕴晖先生在《〈论党〉与刘少奇的晚年悲剧》一文中说:“文化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奇耻大辱”,这个说法也有失公允。因为,事后,中国共产党对文化大革命进行了反省,平反了文化大革命中的全部冤案,并明确把文化大革命定性为“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正因为中国没有革封建主义的命,资本主义反过来就顶翻了所谓的无产階級。

  封建主义在中国源远流长,根深蒂固。尽管反帝、反封建的口号喊了近一个世纪,民主革命搞了几十年,但封建主义的确没有被革掉。被革掉的,仅仅是封建主义的外在形式,而它的思想意识,却深深地扎根在不少人的灵魂里。在部分人的头脑中,封建主义的思想意识,至今还根深叶茂。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是不相容的两种社会制度,在封建主义的地盘上,是没有资本主义的立足之地的。在资本主义占据的阵地上,封建主义则必然失去生存的土壤。资本主义是封建主义的天敌。资本主义正是在与封建主义的搏斗中成长、壮大和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催生了无产階級,又依赖于无产階級的存在而得以生存和发展。没有无产階級的存在,资本主义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根之木,就失去了生存的条件。在这一点上,资产階級与无产階級之间有着相互依存的关系。

  什么叫无产階級?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无产階級就是工人階級。它之所以叫做无产階級,是与资产階級相对而言的。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资产階級是一个拥有生产资料的富有的階級,是一个不劳而获的剥削階級。工人階級是一个贫穷的階級,是一个向资本家出卖劳动力的階級。资产階級与无产階級之间的关系是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它们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利害冲突。无产階級革命的历史使命,就是消灭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階級。

  然而,世界上的事物是在不断地发展和变化的,这就叫做辩证法。现在,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都叫做劳动,企业管理也是劳动,买卖股票、债卷,投资放贷,开办银行,也是劳动。大家都是劳动人民,都是工人階級。社会上除了领取养老金的人和受赡养的人以外,再也找不到不劳而获的人了。现在,企业家、银行家、董事长、总经理、总裁随处可见,唯独剥削階級难觅踪影。无产階級革命突然失去了目标和对象。而无产階級自己也不像无产階級了,许多响当当的无产階級先锋战士现在一个个建起了工厂,开起了银行,办起了公司,当起了老板,奋斗的方向转瞬间就迷失在经济的狂涛之中了。资本主义顶翻了所谓的无产階級,是耶?非耶?

  我们民族是否经得起另一场甲申风暴?我们的生活中充斥着太多的勾心斗角,明哲保身。

  甲申风暴?不就是一个新的专制取代了另一个专制吗?当然,除此之外,还有几千万人被杀。如果这就叫做风暴,那么,这样的风暴我们在历史上已经经受过多次,根据过去的经验来推测未来,类似的风暴我们肯定还能经受得起的。无非是我们的社会发展在遇到这样的风暴后,会再一次推迟和延误而已。这样的担心显然是多余的,历史决不会重演。甲申年的砍砍杀杀不会重演,文革也绝对不会重演。人类在进步,愚昧在消退,不可能再有那么多人去为了一个人的权欲而卖命了。武力夺取政权将成为历史。勾心斗角和明哲保身是免不了的,它还将存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因为这是历史的惯性。当政治透明化、公开化成了人们的共识,成了社会生活的规则时,勾心斗角就会逐步地为大多数人们所不齿,而明哲保身也就会自然消失。

  西方文化重视与自然斗,所以诞生了一个又一个思想家和发明家。中华文化重视与人斗,所以出现了一个又一个整人高手。中国是告密者的乐园。

  西方文化与中华文化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不同?这应该从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中去找答案。儒术者,奴术也。它的精髓,就是崇上,崇权。有权就有一切。有权就可以不劳动、不生产而直接夺取或占有他人的东西。西方也崇尚武力,也进行掠夺,但与此同时还注重生产和开发,他们发现,通过生产和开发,同样可以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因此,西方既重视与人斗,又重视与自然斗。自然科学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西方的那个大国,就其国力和军力来说,它可以战胜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吞并任何一个国家,但它没有这样做,不是它不敢这样做,而是它没有必要这样做。它完全可以用其他的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它每年花费巨额资金搞宇宙探测,动用自己巨量的石油战略储备用以平抑国际油价,投出巨款救助世界各国的自然灾害,可以说明问题。

  什么叫整人?讲道理不是整人,公事公办不是整人,照章办事、依法办事都不是整人,故意制造冤案才叫整人。整人有两个缺一不可的先决条件:一是手里掌握着权力,二是手中的权力不受约束。当然还要有权大于法,权大于理的政治气候。手里现成掌握着权力的人,他可以直截了当地整人,整了人,还可以公然告诉你这是阳谋,让你心不服,口服。手里没有现成的权力,或者手里的权力还不足以整人的人,就拉虎皮当大旗,借助上面的权力来整人,使你挨了整,还不知道真正的黑手来自何处。整人的目的,或者为了争权,或者为了夺利,或者为了争宠媚上,或者为了排除异己,或者为了图报复、泄私愤,或者因为妒贤嫉能。但大多数的情况是围绕着一个权字而进行的。整人术流传至今已有几千年。在这个行当里,可谓高手如云。帝王一级的就不去说他了,自赵高、来俊臣、秦桧、严嵩以降,到康生、四人邦,其手段、方法、技役,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中国历史上整人成风的鼎盛时期有三个,一是武则天当政时期,一是清朝康雍乾时期,再有就是十年动乱时期。整人现象之所以频频出现,愚以为与“资源短缺”有关。权力、利益、名誉、地位对于需求者来说,都是稀缺的,难以满足需要的,这些东西既不能生产,又不能开发,怎么办?唯一的办法就是夺取。用什么方法才能夺取呢?一是武力,二是权力。整人术于是应运而生。整人高手也就人才辈出了。

  一个国家或一个地方要成为告密者的乐园,一定要有相宜的土壤和气候。这就是没有言论自由的土壤和以言治罪的气候。如果有言论自由,什么话都可以说,说了也没有关系,自然就无密可告了。此外,如果告密者在告密后得不到奖赏或升迁,告密者得不到实惠,告密者也就不会去做这种无用功了。正是统治者把告密作为维持自己地位的工具,作为一项重大的工作,统治者鼓励告密,奖励告密,告密者把告密当成一项光荣的任务,把它当成生财之道,晋身之阶,这块国土才成为告密者的乐园的。但可悲的是,一个国家一旦成了告密者的乐园,它同时也就成了正直公民的地狱,成了道德沦丧的渊薮。

  儒家理论看起来最无私,其实最自私。帝王自私,臣民凭什么为公?一个自私的人是不会爱国的。从甲申年汉族的表现来看,这个民族的核心部分早已腐朽变质。

  儒家理论看起来最无私,实质上是化天下之小私为帝王之大私。帝王除了图谋自己的私利和私欲外,何曾考虑过公众的利益?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帝王不惜横征暴敛,穷兵黩武,什么时候把老百姓的生命财产放在眼里?一般而言,帝王是应该爱国的,因为国家是他自己的,他不爱,谁爱?当这个国家不爱自己的人民的时候,人民怎么会爱这个国家?人民从何爱起?爱它什么?在抵抗外国侵略者时,中国的老百姓也同仇敌忾,抛头颅,洒热血,这多半是因为外国侵略者的凶残和贪婪所激起的义愤。而不是为了皇帝的那个国。

  “这个民族的核心部分早已腐朽变质”这个结论是不怎么恰当的。中华民族的核心部分是什么?不是封建专制制度,不是最高统治集团,而是人民群众。中华民族是一头睡狮,它的核心没有腐朽,没有变质,它正在苏醒,还在成长和壮大,中华民族是有希望的。

  中国之落后,实际是一种文化上的落后。

  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是落后的,有些方面的落后还十分惊人。中国之落后,是文化上的落后,也许是的。但除了文化之外,还有什么不落后?除了文化之外,别的就不落后吗?在这个问题上多想一想,是不无好处的。文化这个概念太宽泛了,它几乎包罗万象。如果说,中国的落后,仅仅是文化的落后,有许多人就不会同意。在文化领域,我们经常挂在嘴上的所谓酒文化、茶文化、烹饪文化等等文化,据说至今仍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不但不落后,还要算先进的。怎么能算落后呢?中国之落后,实际上是思想观念上的落后,思想观念当然与文化有关。思想观念的落后是长期文化专制、思想禁锢、愚民政策带来的恶果。我们不应该做一个落伍者,我们应该急起直追。我们必须找出落后之点,落后之因,明确前进的路线和方向,找到追赶和超越的方法,然后塌塌实实地身体力行。总设计师鄧小平告诫我们:落后是要挨打的。我们必须认真记取。

  中国亡在满清手里是中国的幸运,满清统治了汉族则是满清的不幸。

  “中国亡在满清手里”这句话是说不通的。中国从来没有亡在满清的手里,亡在满清手里的是明朝政权。而明朝政权是不等于中国的,因为任何政权都不能等同于中国,代表中国。中国历史上曾经存在过许多政权,不能因此而说世界上曾经有过许多中国,中国曾经在同一个时期存在过多个政权,也不能因此而说同一个时期有多个中国。“满清统治了中国则是满清的不幸”这句话也没有足够的依据。满清是指满族还是指清朝政府?当然是指清朝政府,因为统治中国的是清朝政府,不是整个满族。满族的许多老百姓其实也是在清朝政府的统治之下的。清朝政府统治了中国,有什么不幸?它不统治中国就是幸运的?

  结束语:

  明清鼎革的原因,错综复杂,归结为统治者个人的素质,是不够全面的,甚至是本末倒置的。独裁专制的机制,决定了它不可能“万寿无疆”。经济学是人学,政治学也是人学,以人为本,兴旺发达,以人为奴、为牛马、为敝屣、为工具者,可以得计于一时,但终将被人民所唾弃。古今中外,无不如此。专制者的头脑不可谓不聪明,手段不可谓不毒辣,控制不可谓不严密,但最终都逃脱不了身败名裂的下场。在中国,崇祯无非是重蹈了前人的覆辙而已。在外国,希特勒、斯大林、萨达姆就是典型的例子。

  战争是统治者为争权夺利而发动的,它只能夺取别人的财富而不能增加财富的总量,相反,战争只会大量地消耗财富,给人民群众带来生命财产的巨大损失。因此,反对战争已经成了全人类的共识。为了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需要,应该发展生产,通过劳动来实现。

  鄧小平说,发展是一个硬道理。这个道理是颠扑不破的。

  甲申是一部玄奥的哲学,隐涵着许多事物的因果关系和发展脉络。甲申是一轴写实的画卷,浓缩着中国三千年的历史。甲申是一座金矿,有着丰富的伴生物,常掘常新。甲申的话题,还将继续下去。

  作者电子邮箱:zolotang@ yahoo. com. cn

  附:甲申再祭 http://www.china-week.com/html/02559.htm

  作者:汤守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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