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振坤:怎样才能振兴三民主义

  90年代台湾民主化后,台獨势力迅速崛起,一个让台湾走向自由、民主、均富的伟大思想三民主义,受到了台獨意识前所未有的排斥,国民党也陷入了旗倒党衰的困境。由于民进党政府抛弃了三民主义,台湾贫富差距迅速扩大,民生痛苦加剧,伟大的台湾经验有面临崩解的危险,这从反面验证了三民主义在治理台湾中不可替代的作用。

  蒋经国先生用实践丰富和发展了三民主义的思想内涵,台湾经验成为三民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台湾经验没有得到理论化,国民党人拿不出新的主体论述,使理论滞后于实践,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实践成果的巩固。导致李登辉执政后,就开始偏离蒋经国路线,蒋经国手创的台湾经验开始走下坡路。现在台湾朝野各界在重新制宪问题上达成了共识,但怎样制宪却有很大分歧,也没有明确的观点。我在《我对台湾制宪的看法》一文中认为,台湾重新制宪最主要的任务,应该是通过宪法的方式巩固台湾经验的既有成果,确立三民主义成为新的制宪基础。

  在20世纪下半页的50年中,台湾是中国唯一一个坚持三民主义的地方,大陆已经有几代人没有接触过三民主义了,而现在台湾离三民主义也逾来逾远,这使很多三民主义的真诚信仰者深感痛苦,因此弘扬三民主义的呼声越来越强烈,越来越迫切。

  孙穗芳博士是孙中山先生的嫡亲孙女,虽已年届古稀,仍不遗余力地为三民主义而奔走呼号。孙穗芳博士说“孙女也不帮他传扬,还有谁帮他传扬呢?”“我想退休,但是爷爷的思想由谁来推广?”这些感情至深的言论深深地触动了我们。作为三民主义理论家,我们可以告慰孙穗芳博士的是,三民主义后继有人,全中华民族都会是孙中山思想的继承者。尽管大陆长期禁锢三民主义,但也没有人敢说半句不好的话。其实人人心里都明白,在中国,只有三民主义才是最好的主义。中共领袖毛泽东就说过:“现代中国人,除了一小撮反动分子以外,都是孙中山革命事业的继承者。”我们今天仍然可以这么说。

  但今天怎样才能真正地弘扬三民主义呢?我认为目前关键不在于复述孙中山时代的思想,而在于三民主义要与时俱进。孙中山先生去世已经80年了,这个80年里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西方资本主义也出现了根本性的转折,从罗斯福新政,到战后日本民主化改革,发达国家的大量实践虽然和三民主义理论不谋而合,但很多新的思想是孙中山时代不曾有过的。三民主义需要迅速地容纳新的实践经验,得出新的具体结论,这样才能具有新的说服力。

  理论要深入人心才能具有活力,三民主义如果不能与时俱进,就会与时代脱节,就不能回答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各种问题,就难以凝聚人心,振兴三民主义的目的就不能达到。所以目前的主要工作,是培养三民主义新的理论人才和宣传人才,三民主义才能传之久远。孙中山先生活着的时候,就不断地更新自己的理论,所以今天重新解释三民主义,符合孙中山先生的思想,也符合三民主义的精神。

  从1992年到2002年,通过10余年的努力,我继孙中山先生之后,第二次对三民主义作出了全面的系统阐述,提出了政治五原则、民生国家、新五权宪法、都郡府县自治、六权分立、三大政策等一系列主张,完成了《政治五原则》一书,得到了各界的高度认同,被称赞为“三民主义解释并细化的最好的系统”,完成了重新解释三民主义的神圣使命。

  我这次依据时代潮流重新解释三民主义,是以三民主义的基本精神为基础的。三民主义作为一个思想体系,是开放的、无止境的、不断发展的。徐复观认为三民主义包括基本精神与具体结论两个部分,基本精神是永恒的,具体结论则可以改变,而且也需要改变。如果具体结论不与时代潮流结合起来,就会违背三民主义的基本精神,三民主义的基本精神可以说就是孙中山先生的两句话:“合乎世界之潮流,适乎人群之需要。”

  我对三民主义的一个最重要的贡献,就是首次完成了三民主义的原则化。三民主义原则化对三民主义思想体系来说是极其重要的,孙中山先生建立了一个很好的框架,但很多内容仍然需要后继者去完成。戴季陶提出民生哲学,陈立夫提出唯生论,对三民主义思想体系的建设都是有重要贡献的。这个例子也说明需要不断有人去对三民主义思想体系加以深化和完善,三民主义理论之树才能长青。

  三民主义原则化为三民主义司法化奠定了基础,使三民主义成功地转换成了制宪理论。宪法是以价值原则为基础的,它是以原则和规则所组成的一个司法体系,如果三民主义不能原则化,它就不能成为宪法基础。仅仅在宪法中写进三民主义四个字是远远不够的,因为政治口号和宪法原则是两回事。中华民国四七宪法写有民有民治民享六个字,但它并没有按照民有民治民享来确立规则和程序,所以就不能说是一部三民主义的宪法。

  我把孙中山先生的五权分立宪法革新为五项原则宪法是十分重要的,台湾民主化实践已经否定了五权分立,是因为五权分立有重大缺陷,这一点我们不需要为贤者讳。五权分立的构想是非常好的,但在细节设计上出了问题,缺陷是由细节设计不当造成的。五权分立分解和弱化了国会,造成行政一权独大,瓦解了分权制衡机制。我们应该清楚,宪政体制最核心的部分就是分权制衡机制,每一个国家建立不同的民主制度,其目的就是要在不同文化背景和历史条件下维护分权制衡机制,如果违背了这一点,就违背了宪政制度的精神。孙中山先生的错误就在于,用分工合作取代了分权制衡,这是孙中山先生在宪法理论上的重大失误和疏漏。

  我反对教条主义,教条主义对思想理论而言是最大的危害,是窒息理论活力的罪魁祸首,所以我们大可不必事事都要遵循孙中山先生的本意。既然五权分立有缺陷,就需要加以改进。在这种考虑下,我大胆地把五权分立发展为六权分立,六权分立既继承了五权分立的优秀思想,又弥补了五权分立的既有缺陷。六权分立是在五权分立的基础上增加货币权得来的,并且形成大三权和小三权结构。立法、执法、司法大三权是宪法的三大基础部门,而考试、监察、货币小三权是三大独立行政机构,独立行政机构和宪法基础部门是不一样的,不能混淆起来。小三权是从属于立法权的执行部门,与立法权同属一个系统,这样六权分立事实上成为2+ 4的三权分立模式,重新回归了三权分立构架。我们在大三权的基础上,增加小三权的目的,就是要在中国文化背景下,有效地维护三权分立的分权制衡机制。

  我提出以五项原则为基础的新五权宪法,对三民主义思想体系而言,具有重要的作用。因为新五权宪法事实上就是三民主义宪法,第一次使三民主义与五权宪法统一起来,简化了三民主义思想体系。对政治理论来说,内在的统一是十分重要的,不然就会割裂整个学说。在孙中山先生那里,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是并列的,这种并列弱化和损害了三民主义作为系统理论的功能。三民主义应该涵盖整个理论体系,不能够有和它相并列的东西存在。尽管五权分立宪法可以归纳到民权主义里面去,作为民权主义的组成部分,但这种归纳还是比较生硬,还是不能和三民主义有机地统一起来。

  三民主义是孙中山先生维欧美之精华,考察和总结了西方各国的具体制度和政策,以及联系中国的历史传统和具体国情而得出的一套理论体系。三民主义是中国唯一一个具有系统理论、唯一能称主义的政治理论,这是中国其他任何政治思想所不可比拟的。对政治理论来说,最核心的是制度设计和政策主张,没有形诸制度和政策,就不可能成为实践理论。三民主义是依托鲜明的制度构想和政策主张来实现其理论预期的,这是三民主义具有非凡说服力的关键之处。

  我们今天作出新的理论创新,始终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我们把三民主义这个思想火炬传承下来,而且要把这个火炬传给下一代,就需要我们不断地培养三民主义的经典作家。所以要振兴三民主义,需要“不拘一格降人才”,使三民主义永远与时俱进。

  21世纪必然是三民主义复兴的世纪,通过我们对三民主义的重新解释,和孙中山先生的既有基础,三民主义足以引领时代潮流。我们已经为三民主义的复兴奠定了理论基础,必然会有更多的人走到三民主义的光辉大道上。历史实践已经和必将证明,只有三民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三民主义才能兴中国。

  从孙中山先生提出耕者有其田的主张,到大陆和台湾的土改,到台湾经验,都证明了三民主义在中国历史上所起的伟大作用。大陆的土改,是在新民主主义政策下实行的,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是从孙中山先生的新三民主义那里来的,所以土改的成果是沿袭三民主义的结果。毛泽东抛弃新民主主义,走上社會主義之路,历史已经证明了这是一场前所未有的灾难。鄧小平的改革开放,事实上就是恢复以前的新民主主义政策,而且鄧小平将孙中山作为改革开放的保护神,说明了鄧小平在某种程度上的回归,这种一定程度的回归已经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进步。但这种回归是不彻底的,它并没有恢复到新民主主义的政策水平,这给改革开放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几乎将改革开放的正面成果全部抵消掉。

  鄧小平的改革开放因为没有明晰的制度措施,也没有远见与蓝图,靠摸着石头过河,为特权阶层混水摸鱼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而且特权阶层致力于长期维持这种混水摸鱼的混乱局面,以期在这种模棱两可的制度下捞到更多更大的好处,使腐败成为改革开放的不治之症。这带来了极其严重的后果,造成了严重的社会不公、两极分化、贫富悬殊和社会分裂,这和台湾在三民主义指导之下所形成的自由、平等、均富的民生社会构成了鲜明对照,这种对比有力地说明了只有三民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三民主义才能兴中国这个已为实践所验证的道理。

  没有三民主义,中国就不会有出路,而只会在恶性循环中不断地顿挫,永远也走不上重建之路。三民主义所提供的,是一个全盘的解决方案,没有一个全盘的解决方案,就不可能能够有效地解决中国所面临的各种问题。三民主义从社会、政治、经济三个领域都提出了自己的纲领性主张,我们通过汲取美国经验、日本经验、德国经验和台湾经验,进一步丰富了这些纲领性主张,使三民主义的主张更符合时代需求。我们需要建立一个符合中国文化背景的、有中国特色的宪政制度,我们需要建立一个符合中国实际情况、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制度。三民主义的宪政制度以分县自治、均权制和六权分立为基础,以缔造一个巩固和成熟的民主宪政。三民主义致力于建立一个以节制资本、耕者有其田和社会保障三大政策为基础的民生经济体制,这是中国走向良性循环所不可缺少的机制。民生经济体制以德国社会市场经济理论为基础,汲取了日本三大民主改革的成果,被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成就非凡的,这对中国而言是生死攸关的根本制度。我们只有建立一个以三大政策为基础的伟大的民生国家,才能实现民有民治民享的理论目标。

  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具有极其崇高的地位,在中国历史上,是地位仅次于黄帝的伟大人物,这是20世纪其他任何政治家所不可比拟的。我赞成称孙中山为“先生”,而不是为“国父”,“先生”两个字具有特殊的含义,因为这个称呼把孙中山先生置于民族导师的位置上,比国父的称谓更庄严、更神圣、更合乎事实。在大陆,孙中山先生的既有历史地位受到了人为的扭曲和降低,中国一旦民主化,必然会恢复孙中山作为现代中国之父的应有地位,而且孙中山先生的画像,必定会取代毛泽东像,挂上天安門城楼,只有孙中山先生才有资格挂在那里,因为只有孙中山先生才是中国和平、民主、统一的象征。

  我从新闻报道中看到,孙穗芳博士计划在中国3000个县市建立3000座孙中山先生的铜像,以此来传播三民主义,我倒大不以为然。因为孙中山先生不是立在街头,而是立在人民心中的伟人,中华民族世世代代不可能忘怀孙中山先生的功绩。应该用培养3000个信仰三民主义的人才计划来取代3000座铜像,这样才能在中国真正实现复兴三民主义的夙愿。

  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大陆人士公开站出来主张三民主义,尽管绝大多数人在極權制度下仍然把这种主张深埋在心中。但只要是真理,它必然会放出夺目的光彩,必然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去信仰它、实践它。極權和强迫信仰必然会绝种,只有那些具有说服力和号召力的思想,才能具有久远的生命力。

  理论先行,作为时代思潮的前锋,我们正处于历史的风口浪尖上。好男儿勇上涛头立,让我们的壮志和奋斗,为21世纪民主中国登上历史舞台拉开宏伟的序幕。看吧,一轮朝阳,一轮三民主义的朝阳,正在破曙而出,它的光芒必将穿透厚厚的云层,照耀着茫茫的中国大地。

  2004年11月6日于北京

  电子邮件:duanzhenkun@ yahoo. com. cn

  作者:段振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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