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斌:政治癌症:买官卖官

  三年前,我在一篇反腐败的长文中曾归纳类举了腐败犯罪的十大动向,其中之一的“买官鬻爵”现象,我称之为“最严重、最可怕的腐败”。从近年来披露的腐败案件看,这种现象有增无减,且有愈演愈烈之势,让人看后触目惊心,忧虑重重。这里,我想还是先从一些典型案例谈起。

  官职的价位

  1997年岁末,广东曝出一起令人不可思议的买官大案,乳源县社会人员蔡登辉在短短月余时间内,便由个体户瞬间完成了入党、招工、转干、提拔、调动、升级等一切手续,摇身一变而为乳源县经委正科级副主任,随即迅速调入揭阳市普宁华侨管理区,再变而为区财贸办主任,兼任区“政法委书记”。此案涉及乳源、普宁两地10多名领导干部,所涉的部门也有经委、人大、法院、组织部、人事局、管委会、财贸办等七、八个,蔡入党、学历、招工、转干的材料全系上述部门的有关干部积极主动地协助伪造,之所以能够如此顺利地办妥一切手续,纯系蔡登辉用钱财开路。

  广西陆川县原副县长吴耿岳是以其舍得出大价买官而知名全国的,此公原任县人行行长,其间他先后5 次向原玉林地委书记俞芳林行贿人民币90万元,终于买到一个副县长。为把县长前的那个“副”字去掉,吴耿岳绞尽脑汁,他听说河池氮肥厂有个叫徐永汉的认识某副专员,可以疏通关节,但需要108 万元巨款,吴耿岳一点没犹豫,立即指使人如数送去。后来又听说乌石镇的罗茂巧认识某要害人物,可以买到官,于是又指使人两次如约送去92万元巨款。正当吴耿岳梦寐以求的“七品官帽”加冕时,他以受贿660 万元被检察机关立案逮捕。

  河南滑县原县委书记王新康卖官案曾轰动全国、惊动中央,当时有中国“卖官第一案”之称。滑县有民谣曰:“官位要长,快找新康;位置要动,快把钱送。”王新康在滑县独揽组织人事大权,一手遮天,县委常委会形同虚设。据统计,在王书记任职的4 年间,全县共调动干部865 人,其中提升445 人,交流420 人,在一次干部调整中,王书记挥手写出让全县287 名干部调整变动的罕见大手笔。检察机关指控王新康利用手中职权收受40余名干部贿赂70余次,人民币金额365237元。当然,此乃查证落实的数据。

  河南曾是个卖官鬻爵的重灾区,早在王新康之前,安阳市就出了朱振江、杨善修两任腐败市长,这两任正厅级高官皆因卖官鬻爵“前赴后继”,锒铛入狱。而在河南的周口地区,原行署专员曾锦城也是一名卖官鬻爵的行家,他在自己的问题被查处过程中,一面给省纪委写信表白无辜,并假惺惺地咬破手指按上“血印”,以示清白,但与此同时,还在大肆收受钱财。河南省反贪局查证:曾锦城受贿33.2万元,参与卖官15起,其中处级以上6 人、科级5 人、普通干部4 人,另有其他权钱交易行为18起。最后,曾锦城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

  山东有个东明县,与河南兰考搭界,原县委书记卢效玉不以焦裕禄为榜样,却大肆进行卖官鬻爵活动。他在该县任职34个月,先后收受72人175 次63万余元贿赂,其范围遍布东明县18个乡镇、30多个委办局。这位卢书记心里还把握着一个价码:8 千元左右办调动,1-2 万元任乡镇负责人,3 万元左右提拔副县级。颇具讽剌意味的是,卢效玉此间竟被树为“廉政标兵”,不但在报刊上大肆宣传,而且还提升为副专员。案发后,这位“标兵”被判处无期徒刑。

  山西长治县原县委书记王虎林同样是一位卖官鬻爵的“大户”,他在离任前不到两个月的时间,调整批发“官帽”432 顶,其中提拔正副科级干部278 人,致使该县许多单位出现了官多兵少、甚至有官无兵的情形。长治人这样说:县委大院里除了聘用的司机和打字员外,剩下的全是领导干部!有趣的是,当一家报刊披露了王虎林的所作所为后,竟被王书记一纸诉状送上法庭,而在开庭时,王书记却未出庭,此事就这样不了了之。王虎林一案,有关部门正在查处中。

  再如宁夏的同心县,1991年至1998年,三任县委书记马勇、丁玲、肖金玉先后非法录用干部357 人,其中有140 人系伪造身份、假盖公章转干的。以丁玲为例,其侄女才十几岁,还在上初中二年级,就被招聘录用为计划生育干部,领着一份工资;而丁玲的次女,从没上班就领了1.65万元工资。

  除上而外,诸如广西自治区原政府主席成克杰,广西玉林地区原地委书记俞林芳,广东湛江市原市委书记陈同庆,江苏邳州市原市委书记邢党婴,安徽光明市原市委书记薛贤早,浙江富阳市原市委书记周宝法,山西汾西县原县委书记郑泽生,福建云霄县原县委书记郭育棋,陕西白河县原县委书记党致远,江苏响水县原县委书记李树春,云南洱源县原县委书记赵文根,浙江平阳县原组织部长董根顺,河北易县原组织部长杜梦林等等,都是弄权于股掌之间. 卖官鬻爵的行家里手。

  买官卖官现象的四大特征

  近几年卖官鬻爵现象的猖獗,标明了腐败仍在升级,分析这些现象,有如下四个特征:

  范围扩大化卖官鬻爵现象在九十年代初还是零星的、个别的,近几年来此风可谓愈演愈烈,范围越来越大:数量上由个别到多见,地域上由零星到普遍,层次上从县、乡到地市、省部,像瘟疫一样蔓延。其速度之所以如此快,原因是从贪官手中买官的官员必然也是个贪官,一旦官爵到手,他必然会以最快的速度、在最短的时间里捞回成本,而后以数倍或十几倍的利润来获取收益。譬如一个省级贪官卖出三顶官帽,那么获得官帽的三个地级贪官就可能卖出十三顶官帽,而又获官帽的这十三名贪官便可能再售出三十顶县级官帽–。笔者以为,这种买官卖官的腐败行为较之其他方面的受贿行为,对国家和人民的危害性更大,所以我称其为“最严重、最可怕的腐败”。

  买卖市场化所谓市场化,是指存在买方与卖方,随时可以交易,有淡季或旺季,成交价格因地域、时间、人情不同有所差异,而且这种买卖成交率颇高。一般来说,这个市场不存在节假日和礼拜天,也不像有形的商品市场那样到了下午六点就收摊儿关门,往往是节假日和晚上时间交易更火;交易的地点有时在领导的办公室,更多的是在领导的家中,当然也有在娱乐或其它场所;平常这种买卖也时有成交,但每逢换届时则是这种买卖的“旺季”;同一官爵,交易的地域不同、时间不同、人情交往不同,往往成交的价格也不同,甚至差异颇大,沿海发达地区相对价码高些,内陆落后地区相对便宜些,当然也不完全尽然。从近几年曝光的买官卖官案件来看,有一点需要引起我们警觉的是:这种买卖正快速由买方市场向卖方市场转化!

  方式多样化买官卖官虽以现金交易为主,但不乏五花八门的其它交易方式。有平时就注重“感情”投资者,逢年过节带些烟酒水果或土特产品登门拜访,日积月累在“感情”上便积薄为厚,最后弄个一官半职;有把领导的夫人和子女作为主“打”对象者,讨好买通夫人以吹吹枕边风,投资公子、巴结千金以在其父( 母) 面前讲讲情;有把着领导的脉投其所好者,领导爱附庸风雅便购置古玩古董呈上,领导喜欢舞文弄墨便求购名人字画奉上,领导好打麻将便以手“臭”为由故意输上,领导好色便高价挑选妖艳女子陪上。此外,诸如请领导出国考察、陪领导家属游山玩水、供领导子女出国留学,领导剪彩有“同喜费”、领导题词有“润笔费”、领导讲话有“讲座费”、领导途经路过备有“茶水钱”、领导的子女结婚及儿孙生日则奉有彩礼和压岁钱等等,总之,只有你说不出来的行贿办法,没有他做不出来的交易方式。

  数额规模化近几年来,单个的买官卖官行为已蔚然成风,一次三个五个地卖官鬻爵屡见不鲜,成规模地批发官帽现象也时有发生。如广东雷州市水利局长林某在1997年9 月30日获悉自己将被调离时,过完国庆节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召开班子会议,“研究”人事变动,结果在一个多小时内便通过6 项人事任免决定,涉及干部47人;山东东明县原县委书记卢效玉在34个月的任职期内,收受18个乡镇、30多个委办局、72人175 次、总额63万元的贿赂,大肆进行卖官鬻爵活动;江苏响水县原县委书记李树春调离前夕,用2 个小时的时间就“研究”变动了102 名科级干部;而山西长治县原县委书记王虎林在离任前共调整干部432 人,批发正、副科级“官帽”278 顶。这种在极短的时间里以极快的速度大规模地批发“官帽”的行为标志着腐败的升级,它说明了权力不受制约时将会如何地肆虐与猖狂!

  买官卖官者的四种心态

  不平衡心理在买官者的行伍中,有为数不少的人眼睁睁地看着能力庸庸、政绩平平的同僚或熟人在短时期内青云直上,飞黄腾达,眼睛直发楞,心里直犯嘀咕: 自己论学历比他高,论能力比他强,论政绩比他大,但为什么人家能上,自己就上不去呢?于是心理很不平衡。但“不跑不送,降职使用;只跑不送,原地不动;又跑又送,官运亨通”,这就是现状,你又奈何不了,你也无法改变。罢了罢了,人在官场,身不由己,你不跑不送谁会搭理提挈你?于是向上司送礼行贿便成为很自然的事情了。此外,在卖官的当权者那里,他的心理也不平衡: 妈的,我作为堂堂一县一地的一把手,干到这个地步,容易吗?可生活上竟不如一个经商的个体户充裕滋润,这社会成何体统?风气如此,只要做得诡秘些,不捞白不捞!于是以权谋私、卖官鬻爵的勾当也就自然而然地发生了。

  用公款铺私路近年来,用公款行贿的犯罪行为明显增多,有数字显示,司法机关近年来查处的贿赂案件中有80% 属于公款行贿,而其涉案金额占到贿赂总额的90% 以上。这些“公贿”有些是为了本单位的利益,更多的是慷“公家”之慨,为私人升官发财铺路。“公贿”较之私下行贿具有更大的蒙蔽性,行贿者可以“为公”的名义堂而皇之的公开进行,受贿者也可以不存顾虑地公开接收;“公贿”较之私下行贿具有更大的危害性,所涉的范围广、人员多,逢年过节、逢喜遇乐,车轮滚滚,人马纷纷,一方乐的屁颠屁颠地进贡,一方等着咧开大口笑纳,心照不宣,上下两好,损失的是公家,养肥的是个人,双方在“礼尚往来”外衣下,冠冕堂皇地完成了权钱交易。

  有权不用、过期作废这种心理多发生在即将离退休和即将调任的领导干部身上。一些即将离退休的干部多数有着光荣的历史,曾为人民做过不少好事,但在步入老年、即将退下来的时候,有的疏于小节、心怀侥幸,有的感叹世态炎凉、人情淡漠,因而便萌生了“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心理,于是不择手段,贪钱敛财,安插亲信,抢留后路,在站最后一班岗时,使自己身败名裂,大半辈子的奋斗毁于一旦。另一种情形是一些领导干部在即将调任时,对自己曾苦心经营的领地“眷恋”不已,离任之前多要“调整”一下各部、局、室的班子,好像不调整自己就对不起“父老乡亲”似的,似乎不变动接任者就无法开展工作一般。但这样一动一调,离任者便钱财滚滚而来,行囊鼓鼓而去!

  要想富,动干部这在一些领导干部尤其是“一把手”的心目中成为敛财致富的一条捷径。现在有些地方及部门,干部提拔调动的大权捏在一两个人手中,无民主选举可言,更无透明度可讲,暗箱操作,权钱交易,“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你还“不服不行”!江苏有个沭阳县,其东湖乡党委书记袁某向县委书记黄登仁提出想调任县计生委主任,黄答曰:“你的要求不高,但现在还摊不到你。”随后袁看到他人纷纷调进县城,于是又去找黄,黄漫不经心地说:“不要急,慢慢来。”袁终于明白黄书记是等钱,于是先后两次送上4 万元,等啊等,仍不见动静,于是又送上2 万元,这次管用了,10天后他接到县委组织部的通知。这样的事例俯拾皆是,不胜枚举。

  导致买官卖官的四大原因

  权力资源稀缺、“含金量”太高权力与职位是连在一体的, 如果把权力作为一种资源,那么这种资源是限量的、稀缺的,一个地区也好、一个部门也好,正职的书记或局长只能是一人,副职虽然可以多设几个,但编制上也有限制,不能有太大的突破。因此,权力这一社会稀缺资源便成为诸多人争取的对象。同时,我国权力的“含金量”太大,有了权随之而来的便是私人专车、宽敞住房、公款吃喝、公费娱乐、公费旅游、公费出国“考察”,还有诸多的福利、极至的荣耀、下属的唯命是从、他人的巴结逢迎,若是贼胆再大一些,金钱、美女及其它人生享乐均会随之而来。非但如此,有了权还可以泽及亲属四邻、可以五子登科、鸡犬升天。因此,权力的这种极大诱惑力和巨大的综合效益,便成为诸多仕途人士的追逐对象,于是,买官卖官现象的产生便应运而生了。

  权力得不到有效的监督制约这几年揭出来的腐败大案,几乎都是滥用权力所致,尤其是“一把手”的权力,几乎到了无法无天的地步。1996年被判处死缓的山东泰安市原市委书记胡建学有一句名言,叫做“官做到我这一级,就没有什么人能管得着了”,确实,我们的监督制约机制对有些人来说是形同虚设。即以监督而言,现行的有人大监督、纪委监督、监察和审计部门监督、民主党派监督、群众监督、还有舆论监督等等,门类不可谓之少,但这些监督有多少能到位,有多少真正起作用,腐败分子自然清楚,百姓心中也非常明了。再以目前最具权威性的纪委监督而言,纪委本来就是一级党委的一个职能部门,人、财、物的调配权属于这一级党委和行政部门掌管,因此,监督下级尚可,监督同级就勉强,而要监督顶头上司的书记或行政首长,不能说是玩笑,至少也是难于实际操作。由于现行的监督制约机制不能脱离地方或部委而独立运行,所以存在不敢、不能、不便进行监督制约的弊病。而权力得不到监督制约必然会腐败,于是近几年在有些地方或部门便出现了大肆卖官鬻爵的现象。

  官本位体制买官鬻爵现象之所以如此严重,官本位的体制是最主要的原因。我们现行的体制是以“官”为中心,企业向“官”靠,技术职称向“官”靠,军衔警衔向“官”靠,连演艺界的演员级别也要向“官”靠,总之一切都要向“官”靠。企业界的经理要有局级处级之分,学校科研院所评定教授和研究员也要有局级副局级之别,真不知道像比尔盖茨、松下幸之、帕瓦罗蒂、亚里斯多德( 若还活着) 之流来中国工作该给定哪个级别?各行各业向“官”靠的结果是权力高度集中,接踵而来的问题便是这些高度集中的权力得不到制约和有效的监督,于是,诸如买官卖官等腐败现象的发生便是水到渠成的事了。

  一把手独断专行这几年,在我们国家的一些地方和部门,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被严重扭曲变形,“一把手”手中的权力大的不得了,简直到了为所欲为、想干嘛就干嘛的地步。党、政、人大、政协“四套”班子成了“一套”了,“班长”当成“家长”了,副职成了摆设了,“群言堂”变成“一言堂”了。某省省会的市民曾戏言:我们市的派出所所长都是省委书记说了算。而某省的省长在一个公开场合就讲:咱们省要不要省长都无所谓,有某书记一个人就够了。确实,在人事任免等问题上,一些地方和部门的“一把手”天马行空,独断专行,要提拔谁或任命谁,都在他那个本儿上;要“研究”哪几个地方或部门的人事、什么时候“研究”、“研究”多少人,全由他说了算;什么组织原则、人事规章、党委人大,统统靠边去,在这个地盘、在这个领地,老子天下第一!于是,这几年便出现了大量的“一把手”卖官鬻爵案件。

  防范买官卖官的四项措施

  三年前, 我曾撰文从宏观的角度提出以“制约权力”、“重组权力”、“淡化权力”为内容的“权力三论”,并认为此乃反腐败的治本之策,这里就卖官鬻爵的现象再补充如下四项具体措施。

  一要还权于民将本属于民主决定和产生的干部任免权从个别人的手中收回,还给人民。人民、人民代表有权依据《宪法》和《选举法》选举和罢免各级政府的官员,党员、党代表有权依据《党章》和有关规定选举和罢免各级党委的领导,但近几年来,这些本应由广大民众和党员行使的权力在一些地方和部门被一个人或几个人所垄断,因而许多情况下民主选举成为走过场,这种现象必须改变。民主是惩治腐败最有力的武器,只有在权力赋予、权力使用、权力罢免中体现民主的力量,我们的肌体才不致于腐烂,我们的国家才会兴旺发达。因此, 要还权于民,要使每一位干部真正体会到:你手中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而不是某个领导赐予的,更不可能是从某人的手中买来的;你只能运用这个权力为人民服务,而绝不可以滥用职权或专权肆虐,否则,人民就罢免你!

  二要分解权力如前所述,现在权力过分集中、尤其是“一把手”的权力太大,已经成为社会各界有识之士关注而又担忧的一大问题,有问题就要解决,解决的办法就是分解权力。这一点李雪勤先生在一篇文篇中谈得很到位,兹予援引:即一是对互相监督的权力必须进行分解,不能由一个人掌握,不能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二是对集中于一个人或一个部门的权力进行分解,由几个人或几个部门共同行使;三是对集中于少数人的重大决策权进行分解,由人数更多的一级组织来行使;四是在一些岗位尽可能地减少人的因素,由电脑进行自动化管理。

  三要建立竞争机制现在我国各地实际上还普遍存在“委任制”,一个地区、部门或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基本上是由上级“委任”,很多情况下该负责人是从异地、异系统调来的,老百姓不了解他,他也不见得对该地区、该部门、该单位的情况熟悉多少,反正是上级任命的,能够在人代会或党代会上“顺理成章”地通过。这种人事任免究竟能代表多少民意,只有天知道。问题还不只于此,常常在人代会或党代会上“选举”时,候选人仅此一位、别无他人,没有竞争、没有比较,好也是他、差也是他,有能力是他、无能庸才也是他,过也得过、通不过时做工作再次选举也得过。我们应当革除干部任免制度中的这一大弊病,建立健全竞争机制,保证干部从上任伊始就置于民主的基础上。

  四要增强透明度除涉及泄露国家机密的问题外,要将政务公开化,置于广大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这几年虽然中央大力提倡政务公开,但在一些地区、部门、单位只能算是刚刚起步,权力运作过程透明度还不够。比如干部任免,在有的地区、部门或单位多是处于半明半暗的状态,有些地方还完全是暗箱操作,如本文开始提到的诸多买官卖官案件就是典型的例证。增强权力运作过程的透明度,对于廉政和防范党政机关的工作失误有着非同寻常的重要意义,同时也是一个国家走向法治、文明和进步的重要标志。

原载中国新闻社《视点》第八期

  作者:刘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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