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卫江:俯伏之民与天赋之权

  人权是具有普世意义的现代性价值观,当今全球化时代人权的观念理应普适而惠及全人类。中国的今天尚处于文明转型期,国粹依旧醇厚,国人集体无意识的传统在面对西风袭来的现代性理念时,常会穿凿附会,或似是而非,或食洋不化,或以古非今,或六经注我。在此作一番简要的陈述是有必要的。

  1)以人为本与人是目的

  人权就是回绕着人的权利做文章。

  中国语言的含糊、比附、意象性而每每引向歧义,却因此走向诡秘而圆滑,中国式思维主张“大音希声”。如当今中国大陆流行的“和谐”之类。“以人为本”也好,“以民为本”也罢,“还政于民”亦然,标语并不新鲜,儒家经典中多处洋溢着民本主义的价值原意。

  语言的用法在于其具体特定的语境之中。听其言观其行察其心,在此,作为本的“人”抑或“民”并非是以与“官”平等地位的享有对等权利的政治实体,而是臣民,蚁民,草民,甚而可弃之如敝屣。在工具性质上的可作可为运用,即为载舟之水,而在民一方还得须三谢其恩,方能领取其施舍。

  极左时代,“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招牌遍布各地随处,高音喇叭响彻云霄,假大空口号不绝于耳。可是一旦个人的权利被剥夺殆尽,由无数无权利者凑合而成的集体即成空架子的“人民”,个个地位卑微,成为了“公家人”人人都穿着“毛”式服装。在尼采眼中即为一堆瓦砾场,无权力意志的群体就是群氓无疑。文革高潮时,国人人人自危,相互残杀攻讦出卖进谗,即为例证。

  康德说,人是目的本身。从绝对命令出发,人的价值存在于绝对的价值之中,走向至高无上的目的王国,现代西方政治学的基本立论就在于此。

  2)民生与民权

  中共玩弄的愚民术之一,大谈“民生”,特演“亲民秀”。为何几十年谈论、演艺下来了,中国的民生始终是痛苦,幸福指数永远是低下?换汤不换药之举能否改善民生?“民生政治”能够皇恩涛涛惠及黎民百姓吗?

  诚然,民要生存,衣食住行是首要考虑的目标。然则生存于世上必离不开政治的要义,在下之民,其生存之中都得与权贵达成某种政治权利的默许,不管你愿意不愿意。因此,生存,怎么的生存,如何生存,都是与政治权利的默许有关的。政治学的基本原理是,凡是有权利者都要滥用权利,若无有效的约束的话,因此,民众若不去主动的努力,进行有效约束权利,那么权贵们不会主动给以民众多大的权利,因此,民众的生存权利必定非常有限。

  不要盼望权贵们会恩锡民众以权利,即使有恩锡的权利,也是非常有限的,根本不可能是基于对等地位的原则给以对等的权利。

  因此,民不聊生几乎都是由民权丧失引起的,凡是社会的各项利益都是靠政治权力来分配的。凡特权者辄倾向于滥用特权为己谋私利,此长彼消,无权、失势者则总是受欺受压,被剥夺的正当利益多多。羊毛出在羊身上,民生的资源原本是人民自己所生产,自己所创造出来的,为什么要由皇恩来福泽惠及呢?而现今确实出现这样的景观,其因之一,中国的民众下跪惯了,不知自己的正当权利的天赋所在。

  授鱼不如授渔,争民生不如争民权!

  3)均平与平等

  中国农民的集体无意识中积习着深厚的均平观念,“等贵贱,均贫富”比起任何其他进步观念更能激发起农民的革命欲望。60多年前,中共之所以能够用武力夺取政权,就是赖以“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俘获了以农民为绝对主体的国民人心。我们不妨作一历史假设:当时的中国若实行和平,举行全民普选执政党,那么打着“土改”招牌的共产党也必定赢得选举。

  “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孔子的话集中代表了中国民众的社会公平观及其利益诉求。其价值的意向,是指向结局的利益平均化,而非权利的平等,即开端上机会的均等。

  然则没有权利上的人人平等,焉得利益的公平分配?更幻想最终达成均平?享有特权者必将尽力利用特权为己牟利,这是人性所然。东方文化的世俗性仅限于现世的功利追求,必然缺乏精神性的高贵,以超越现世的功利去追求无限永恒的彼岸。而低贱性的均平主义,必然拖累了高贵的精神性,以超越于现世,使之整体走向低贱性,而低贱性却拖累了普世人权的确立,从而成为一个社会政治学的怪圈。

  当今中国涌现“愤青”现象,究其实质,愤怒情绪所蛊惑的,亦出自均平的情结。然则均平情结的危害在于掩盖了权利平等的原则。

  人权的确立,必然要求是人与人之间享有平等的权利,这是社会正义的内在本质要求。欧洲在启蒙时期提出的“天赋人权”,尽管不能在人类学上作确证,但是对于瓦解封建等级制度,大大推进社会历史的发展,是显然的。

  4)做人与为人

  中国人特别讲究“做人”。

  “做人要做这样的人”是样板戏《红灯记》中的著名台词,也是极左时代的经典话语,它突出了丧失个人利益的小我为原则,以换取群体利益的大我。道貌岸然的大我看似神圣无比,然则当个人权利丧失殆尽,群体大我的价值指向虚幻而十分可疑。红色皇朝高扬起旗帜:“集体主义”,为此全民都来“学习雷锋好榜样”,打造中国成为“满街是圣人”的景观。

  可是“好望角发现了,为什么死海里千帆相竞?”(北岛的诗)

  不仅庙堂之上倡导“做人”,普罗大众也热衷于另一套的“做人”。经历文革之后,作家王朔对于假大空的无情嘲讽,却走向了价值虚无主义,养育了痞子习气。当今的国人似乎看破了红尘,酷爱上“品三国”,其游世心态似乎为搏弈术中的狡诈、算计和阴谋所迷恋。

  儒家经典上写满了“仁义道德”、“仁者爱人”之类,被鲁迅一眼击穿:中国人从没有争取过做人的资格!

  庄子曰“我丧吾”——丧吾了,我的灵还在吗?有何种意义?且看生存在最低层的阿Q,他是怎么地“做人”,他的人生大限将至,游街示众行将砍头,此时似乎觉得,原来人生天地之间总不过如此罢了。

  罗尔斯在《正义论》中论证个人权利的优先性:当使得个人以失去自己的权利去换取社会福祉,那么这样的社会预示着混乱和灾难的社会。中国社会的无数灾难的例子都是可以验证的,即作为个人权利丧失的结果。

  弗洛姆说:为自己的人,就是真诚地懂得爱。爱自己才能爱别人。因此我们必须首先热爱自己,拒绝假大空的诸如“爱人民”之类。

  人的权利的本质是自由,黑格尔说,自由是不断地从自在到自为的历程。西方资产階級革命的旗帜上,大写着“人”,即个人,即自我。

  5)民主与民粹

  民主的运作通常是由投票人的选举来决定利益代言人。民众个人作为政治权利的主体得到确认。但是个人的政治权利的张扬又会与公民的其他权利冲突起来。

  民粹主义很像民主政治的诉求,他们极端强调人头数量上的优势,底层情结是惯常的思维依据,如认为:穷人天生就是善良,为富必恶。民粹让人误解民主,使之以为这必定是民主无疑了。诚然,民主政治中,底层人士也该有发言的权利,该有代言人。但是其代言、其言论不该因其人数多而上升为至高的唯一的道义立场。

  这景观在海外的民運队伍中颇为常见。因为海外民運生存普遍艰难,欲维持正常的运作,只得拉进来大批偷渡移民的人员来充数,并从中得到足够的资金来运作民運事业。而偷渡客的主要来源是中国农村地区和一些小的城镇,这些人士原本在国内就处在市场经济社会的边缘地带,思想和文化素质相应地较为低下。因此底层情结突出,有反知仇智倾向。民粹主义恰好为似懂非懂民主的人士来造势,以为自己是弱势群体,便是最最理直气壮!以为这就是民主的全部事情了!

  现代西方政治学普遍认识到,单纯的民主制度是有缺陷的,有关人的基本权利,如尊严、生命、私有财产,以及对于真理的争论等,是不能单靠人数上的选票优势来剥夺的。因此在自由民主制裡被選出的民意代表、以及多數人的民意在行使决策权力時必須受到法治的限制,通常是用一套宪法制度加以管制,以強調对于個人和少数派的自由和權利的保护。

  施卫江

  写于  美国纽约

  2013年5月7日

  作者:施卫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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