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亚洲民主化的吊诡

  传统上,亚洲国家和地区并没有发展出近代西方意义上的民主体制,亚洲的近代民主体制不是本土的产物,而是从西方输入的。历史地看,亚洲民主政体的产生主要有几种途径。

  第一、殖民地的遗产。很多亚洲国家曾经是西方的殖民地。在殖民地期间,亚洲没有一个地方成为民主国家,因为殖民地关心的仅仅是殖民者的利益。(香港的民主也只有在香港要回归中国之前,英国人才引入了英国人所界定的“民主”。)在殖民地结束后,殖民者留下了一些日后导致民主发生的政治因素,例如多党制、选举等有利于民主产生的因素。对大多数亚洲国家和地区来说,这些不是本土的制度因素。

  第二、西方对亚洲国家和地区的“占领”。二战后美国对日本的占领就是典型的例子。在占领期间,美国帮助日本发展出了日本形式的民主体制。当然,这里也不能忽视日本本土的一些有利因素。日本明治维新后,经过很多内部改革,已经开始发展出一些民主要素。但美国的“占领”的确使得日本在短时期内确立了民主。不过,这种通过他国“占领”而快速催生的民主,也给日本留下了无穷的问题。日本现在正在进行的所谓的“国家正常化”,无疑是要修正美国“占领”之下所确立的宪政政治体制。

  第三,在外压下的内部民主化。内部民主化是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政治动力结合的产物。这里的民主化主要表现为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统治阶层之所以要民主化的政治改革,主要是迫于外部地缘政治压力,通过民主化来继续求助西方和美国的支持。但同时,统治者也面临内部的民主化压力。一般的情况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内部中产階級不断成长壮大,产生参与政治的压力。韩国和台湾是典型的例子。

  第四,自下而上的民主运动。在这种情形下,民主化大多是一些政治理想主义组织的民主追求,香港正在发生的就属于这种类型。参与民主运动的群体很复杂,但往往是理想主义者或者政治功利主义者(需要另文讨论)动员起来的对现状不满的各个社会群体。

  无论是作为一种解决问题的制度安排,还是作为一种体现政治价值的制度安排,民主历来就是一种既具有生命力又非常脆弱的体制安排。在西方也是如此。说它具有生命力,是因为民主可能是最能体现政治本质的政治活动。只要有人的地方,就会有政治,而民主政治是一种比较文明(就是说公开的政治斗争)的政治形式。在这个意义上,民主为人们所追求。不过,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民主表现为妥协的产物。民主尽管表现为斗争和冲突,但其主体是妥协。有斗争,但必须达到合作;否则,民主就无法运作。竞争和妥协是西方民主的本质性东西。

  西方长期实行精英民主,为妥协提供了数量条件,因为精英数量的多少决定了民主竞争的可行性。当然,西方民主能够运作,不仅仅是因为民主的精英性,更是因为民主的有限性。西方提倡有限政府,体现在民主上,更是有限民主。民主是有限的,只限于那些政治人物的选举。民主不仅和官僚体制没有关系,和其他包括经济、社会和文化在内的领域也没有必然的关联。这些非政治领域是否民主化,不是国家政治问题。

  同时,民主经常表现为非常脆弱。一旦精英之间无法达成妥协,民主很容易出现问题,甚至解体。这样的案例在历史上比比皆是。妥协的政治文化是民主生存的前提条件。在妥协的条件下,民主是一场双赢游戏。

  西方民主的这种妥协性,在大众民主到来之后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参与政治的社会群体剧增,使得民主的机制不堪重负(这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过度民主参与”理论所关切的问题)。同时因为社会往往被整体动员起来,各政党都能得到相当规模的支持者,多党政治演变往往成为互相否定的“否决政治”。互相否决的出现,使得传统精英民主的“双赢游戏”演变成为今天的“零和游戏”。大众民主使得政府无法有效运作,什么也做不了,最后谁都会成为牺牲品。西方民主现在所面临的就是这样一种情况。

  亚洲的情况更为糟糕。亚洲并没有类似西方那样的“妥协文化”。亚洲盛行的历来就是“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不妥协文化”。传统上,革命很简单,只是意味着政权更替。这种文化在现代社会是否已经转型?经验地看,没有。结果,在没有妥协文化的情况下,民主出现“吊诡”,民主的结果往往是“反民主”。

  “反民主”至少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以“非民主”甚至是“反民主”的方式来追求民主;另一方面是追求民主的结果,使得民主本身所包括的价值流失。

  就追求民主的方式来说,政治斗争本身没有问题,因为民主本来就是一种斗争形式。但如果只有斗争,没有妥协,民主就会体现为“反民主”,也就是持续的斗争。在亚洲,民主往往处于不间断的全天候的政治动员过程中,并且政治动员往往求助于階級、种族、民族、宗教等一切可能的因素。即使社会不存在这些因素,政治人物和激进知识分子也会把这些因素创造出来。这样,民主化的过程演变成为泛政治动员。更危险的是,这种过度的政治动员往往把对抗“外敌”的方式(例如民族主义),用于对付其他社会群体(例如台湾的“本省人”和“外省人”、香港的“香港人”和“大陆人”的认同政治)。当然,在民主产生之后,这种现象同样会继续存在下去,出现“泛民主现象”。社会往往被高度政治化,政治没有限度,民主没有限度,可以进入任何社会领域。

  在社交媒体时代,过度的动员已经变得司空见惯。社交媒体拥有巨大的政治动员能力,能够在短时间内动员起足够的政治支持者、参与者和同情者。这很容易造成不尊重少数人、甚至不尊重大多数人的局面。“唯我独尊”是社交媒体的主要特征。社交媒体本应让人们更具包容性,因为人们可以听到不同的声音;但实际上刚好相反。社交媒体使得人们只选择自己需要的信息,而不会去理会与自己不同的观点。这样,对民主追求者来说,民主不是众多利益和价值的妥协,而是“我的价值的实现”。在这个过程,很容易把自己的价值无限道德化,而把别人的价值妖魔化,造成了一种“乌托邦主义”的局面。当然,民主的反对方也趋向于这么做。这样就很容易造成双方的公开冲突,甚至暴力。历史上,民主已经制造了无数的可歌可泣的英雄甚至烈士。这种情况今天仍然在继续,社会媒体以其特有的速度和方式塑造着民主英雄。

  如果民主是通过“反民主”的方式争取而来,所产生的民主体制也必然包含“反民主”的因素。为了反对而反对,已经成为亚洲民主的最主要特点。例如,亚洲民主制度设计的一大特点,就是无限度地限制掌权者的权力。这本身没有错,因为无限的权力会导致权力的滥用。亚洲的问题在于度。不难发现,亚洲民主往往体现为没有人负责的政治治理结构。

  民主走向了反民主也表现在民主化之后,原来所追求的民主价值的消失。如前面所说,在亚洲,民主的过程往往也是把其他一切领域包括经济、社会、文化等“民主化”的过程,造成了泛政治化。在一些地方,民主成为社会沉沦的根源,而非向上进步的动力。一些地方,民主的确是“典范”,但除了民主之外,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都被虚无化。

  反民主在经济上表现得最为显然。对大多数社会成员来说,无论什么样的政治体制,“讨一个生活”是最为重要的。在民主化来临的时候,很多人会成为支持者、参与者或者同情者,他们相信民主能够为他们带来这样那样的经济好处。但结果往往不是这样的。如果民主造成了经济上的不进步,甚至恶化。人们最后必然对民主失望。

  在欧洲和其他一些地方,在很长时间里,民主和资本主义同时进步。一方面,民主通过各种方式帮助资本主义的进步,例如法治的实施、社会的稳定、收入分配状况的改善、社会政策的确立等。另一方面,资本主义也通过创造更多的财富和维持庞大的中产階級,帮助民主的可持续发展。西方从早期的原始资本主义转型为后来的福利资本主义,这个过程并非资本本身发展的产物,而是包括民主化在内的政治改革的结果——民主使得资本主义“变好”。

  但在亚洲,民主搞得不好,就走向了反面。民主造成了社会的过度政治化,商业投资环境的恶化。很多附加值高的资本流出本土,去寻找投资环境较好的地方。民主一方面大大提高了资本的成本,另一方面并没有为资本提供更好的政治环境。因此,亚洲一些新兴民主往往走向廉价资本主义,也就是产业往附加值低的方向发展。

  资本历来不想被政治控制。在全球化状态下,政治也控制不了资本。一旦民主化影响了资本的运作,高质量的资本便会寻找海外市场,而低质量的资本无处可去,只能在内部发展。如果说在西方,民主提升了资本主义,造就了好的资本主义;在亚洲,民主在导致资本主义的沉沦,向“坏”的方向发展。最近台湾频发的食品危机(例如地沟油等),是具有深刻的政治变迁背景的。

  亚洲民主运动的“反民主”性,也表现在人们所追求的民主价值观,反而随着民主化的到来而消失。民主不仅仅是动员和选举。动员和选举只是民主的工具,而非民主的价值。当民主使得社会的经济状况每况愈下的时候,民主所包括的价值也会荡然无存。这对中产階級来说尤其如此。在很多社会,中产階級往往是追求民主的主体,但中产階級所追求的价值,往往消失在民主化过程之中。在这一点上,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对欧洲的民主有深刻的反思(见前一周本栏文章)。他讨论的是欧洲,但亚洲社会更是如此。

  这里,最近德国的畅销小说《看谁回来了》(Look Who‘s Back)(台湾翻译成《希特勒回来了》)值得人们阅读和思考。这本书自2012年出版以来,已经成为德国历史上最为畅销的小说之一。希特勒是德国民主的产物,是被人民选举上来的。为什么希特勒被选举上来?因为当时德国民主失败,无法解决社会和经济问题,希特勒几乎成为当时德国社会很多阶层的“救世主”。但希特勒上台之后,德国马上就演变成为专制。今天,那么多德国人开始“怀念”希特勒,和现在德国与欧洲经济状况的恶化有关,人们同样希望“救世主”的出现。当经济状况恶化的时候,民粹主义式的民主的机会就来了,因为很多社会群体,包括年轻的理想主义者、失业者、学生、穷人,都会支持具有无限魅力的“救世主”的出现。《看谁回来了》描述的就是社交媒体是如何动员这些社会不满要素的。不过,一旦“穷人”当道,民主必然走向专制。

  实际上,今天出现在很多亚洲社会包括香港和台湾在内的民主(化),也同样面临类似的问题。除了绝少数抱有政治理想主义的人物外,大多数民主运动的参与者,同样也是对经济状况不满和对自己前途感到渺茫,幻想着通过政治运动的方式,来改变这种情况而已。

  对这些社会的当权者来说,也可以看看当时的欧洲,是如何在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回归正常民主的。这里,不得不惊叹于美国马歇尔计划的伟大。是马歇尔计划重振了欧洲经济,为欧洲重新创造了一个庞大的中产階級。如果没有马歇尔计划,一个贫穷的西欧有可能倒向当时的苏联集团。不管怎样,当时的苏联是以“穷人的民主”(无产階級的民主)形式出现的,也受当时很多西欧国家知识分子,尤其是左派知识分子的支持。

  寻求质量民主仍然是亚洲最为艰巨的任务。如果找不到,民主永远会成为政治麻烦的根源。一旦民主促成了经济的沦落,本来已经是越来越小的中产階級,必然成为牺牲品。一旦穷人再次占据多数,民主也必然演变成为专制。这是历史的铁律,亚洲社会也很难逃避。

  作者为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作者:郑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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