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聿文:朝鲜无法实施中国式改革

  平壤派劳动党书记崔龙海为特使,展开对俄罗斯为期一周的访问。崔龙海向普京转交了金正恩的亲笔信,引起国际社会对朝鲜局势与半岛和平的再次关注。

  尤其是今年九月以来,平壤外交变得积极主动,加强了同美日韩欧盟和伊朗的联系,同俄罗斯打得火热,双方达成了多个经济协议。但与此同时,朝鲜和中国的关系依旧冷淡,在目前可以看作是平壤为摆脱对北京的依赖所实行的外交多元化努力。只是到目前为止,平壤外交攻势所取得的实质效果不大。

  在平壤的多元外交中,莫斯科是重要一环,其作用是来平衡北京的。然而,莫斯科虽有加强在朝鲜半岛的存在和作用之意图,鉴于其自身正遭受西方国家“围攻”,而不得不向北京求助的现实,故而不大可能明显配合平壤要求来惹恼北京。而且,不同于财大气粗的北京,莫斯科也没有足够实力来援助平壤。这点平壤无疑是清楚的。

  所以,很可能折腾了半天,最终平壤会发现,撇开北京来解开困局,是不可行的。

  平壤急于开拓外交局面,也反映了其对自身日益孤立处境的不安。

  客观而论,平壤的前途让人很不乐观,溃败是个大概率事件,只是时间早晚而已。无论是北京还是莫斯科,充其量可以减缓平壤政权的溃败速度,但不可能从根本上扭转其命运。能够改变这一命运的是平壤自身,如果平壤能够走正常国家发展道路,和当年中国一样实行改革开放,融入世界体系的话。

  包括金融大鳄罗杰斯在内的许多分析认为,环顾全球,平壤将会是下一个有待开垦的金矿。形成这一判断的前提是平壤会推行中国式经济改革和发展计划。

  表面看起来,两者确有很大相似性,但实际上,平壤在邪路上走得太远了,极难重回正常国家发展道路,实行中国式的改革开放。

  首先,世界范围内社會主義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合法性已大大削弱。中国在上世纪70年代末实行改革开放时,世界共产主义体系尚未瓦解,从意识形态上看,执政党的合法性还存在。但世界社會主義阵营不复存在,今天全世界的社會主義国家也就剩下几个,且除中国之外大多数发展并不好。即便在平壤改革开放后,支撑其政权合法性的意识形态因素也已大大削弱,让它很难如北京当年一样得到外部支持。

  其次,中朝开放的参照系不同,而且韩国之于朝鲜,比起台湾之于大陆,政治影响力完全不同。北京打开国门时,虽然海峡对岸的台湾经济比大陆发达,人民生活也更富裕,但信息的获取远没有互联网时代的便利,台湾在经济实力、面积、人口、军力诸方面都没法与大陆相比;更重要的是,控制台湾的国民党政权当年是被逼出大陆的,大陆一些民众对当初国民党政权的腐败还有记忆;此外,大陆和台湾中间还隔着一条海峡。因此北京实行改革开放,不用过于担心台湾和平演变。

  然而,平壤若实施开放,人民对朝鲜政权能有多认同和支持,将始终是个问题。因为朝韩是被韩战分裂成两个国家的,相对于韩国,朝鲜政权并不具有天然的正义性。韩国也不比台湾,无论国土面积、人口规模还是军事力量,都与朝鲜相当或超过朝鲜,且韩国是新兴的发达国家。加上韩朝两国领土接壤,可以预见,平壤打开国门后,一条“三八线”是无法阻挡人们南下的。在世界已进入互联互通的时代后,韩国这个同宗同源的参照系将成为对朝鲜民众的极大刺激,他们不可能再继续容忍现政权几十年的腐朽统治。这也是平壤高层最深层的畏惧。

  现在朝鲜民众之所以还对政权比较支持(是否真支持也是要打问号),根本原因是信息封闭,他们无从了解和比较外部世界,就像中国改革前一样,总以为全世界的人民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惟有自己最幸福。

  再者,目前亚太地区的地缘政治局势与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截然不同。北京当年能够实行改革开放的外部机会是美苏冷战,在中美苏的大三角关系中,美国为了争取中国共同反对苏联,对中国的改革开放持欢迎和支持态度。但这一条件在对平壤而言并不存在。虽然普遍预计中美是竞争对手,但冷战已经结束。中美关系也不再会重复冷战时期美苏之间的零和博弈。美国不会为了遏制中国而来扶持平壤这个长期被自己视为“邪恶”的政权。

  退一步讲,即使中美关系退化到当年的美苏关系,华盛顿为围剿北京全力扶持平壤,朝鲜内部也存在随着开放改革出现反平壤極權统治的因素和力量。中国有过前车之鉴。因此,最有可能的是,一旦平壤实行改革和开放政策,美国会联合韩国实施和平演变。平壤领导层不能不考虑这点。

  最后一点要看国内政治。七十年代的中国和目前的朝鲜面对的国内利益集团的阻力不同。北京是在文革结束的基础上实行改革开放的。文革不但使中国走到国家崩溃边缘,也使国内几乎所有的政治力量和阶层都成为受害者——除了一部分文革新贵和极左势力外。因此当鄧小平决定打开大门,走向世界时,当时的观念和利益集团是无法阻挡改革和开放的。在人人都几乎从经济改革中受益后,支持改革也就成为社会的主流。

  平壤则不同。目前来看,平壤改革和开放的发起者一定是这个政权的最高统治者,是自上而下的,但他同时又是现政权的最大既得利益者,这本身就会使这种改革陷入一种逻辑的悖论,导致实际的改革和开放步伐不会太大。另一方面,平壤实行的是“先军政治”,军队是这个封闭的贫困国家的实际主宰。在长期军队优先的国策中,早已形成一个庞大的军事利益集团。这个集团,尤其是军队的上层人士,是现政权的依赖支柱。这就决定了,除非在改革开放后这个集团的利益继续得到保证,否则,他们势必会反对。而从逻辑上而言,改革开放的推进必然会削弱军队的力量和利益。换言之,在改革开放和先军政治之间存在结构性矛盾。平壤的政权结构决定了金正恩不可能放弃军队对其的忠诚而推行大力度改革开放。

  平壤实行中国式的改革开放的条件实际上并不具备,但这并不是说,平壤不会推行有限度的经济改革,解决人民起码的温饱问题。平壤也可能会不得已打开国门,推行某些它视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变革。

  但平壤的改革只存在于技术层面,而难以达到制度层面,改革至多是为了解决由温饱问题而导致的政权生存问题。但当进一步改革危及到政权的生存时,它就会放慢步伐。所以,平壤的改革只能在这个狭小的空间里摇摆。

  问题在于,作为改革决策者的最高统治者能否做到对改革收放自如。以平壤政权的脆弱,和朝鲜本身作为一个小国的有限的回旋余地,很多因素是超出其掌控的,故而改革的平壤仍充满风险。

  北京改革和发展研究会理事 邓聿文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

  作者:邓聿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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