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亚洲思潮变化及其大趋势

  世界在变,人们的思想也在变化。思想的变化一方面反映了社会现实的变化,另一方面,变化了的思想,又会对现实产生巨大的影响。一旦人们接受了新的思想,就会影响到个人行为,无论 是把思想作为目标来追求,还是作为行为方式来跟随。在这个意义上说,通过观察近年来亚洲的思潮变化,人们可以预知今后一段时间的发展新动向。

  近年来,亚洲地区出现的最重要的思潮变化,概括地说,表现为三大方面,包括政治化和政治激进化、宗教思潮极端化和对经济新自由主义的反思。

  首先是政治化和政治激进化思潮。这里其实包括两个过程。第一个过程是政治化的过程,而第二个过程则是激进化的过程。就政治化来说,尽管很多问题实质反映的是宗教、经济、社会等方 面的问题,例如收入分配差异、社会分化、经济发展困境、就业不足、环境恶化等,但很多人希望通过政治化的途径来解决。一旦遇到这些问题,社会的压力一般上都是导向政府的。

  再者,一旦政治化,则往往导致激进化。泰国、柬埔寨、缅甸、香港、台湾等国家和地区接连出现的政治激进化问题,都有此类情况。但实际上,这类问题用政治化的方式是解决不了的。通 过激进政治来求得问题的解决,在很多情况下只是一种幻想。例如,在全球化时代,问题的实质更多的是资本而非政府。经济发展需要资本,而资本需要好的生存环境。如果一个社会单纯强 调分配,资本就很容易跑掉;但如果只强调资本的利益,百姓就会很不满意,政府因此必须在“亲商”和“亲民”之间达成平衡。很可惜的是,本区域所有的社会运动,无一不是以民主化为 目标的,无一不是针对政府的,希望通过政治的民主化来实现社会所希望的公正和正义。但针对政府的社会运动无一不是在弱化政府。一旦政府被弱化,就越没有能力来达到资本和社会之间 的平衡。

  更为严重的是,本区域的政治激进化的表现形式与西方也很不一样。近年来,西方国家尤其是西欧,也出现了政治激进化运动,有些运动甚至也很暴力,但是大多社会运动的表现是有限度、 有妥协的。而亚洲没有妥协传统,社会运动一般都坚持不懈,会持续很长时间。泰国很典型。并且,一旦发生社会运动,法治就失去了踪影,因为社会运动往往以道德自居,任意破坏法律。 一些地方以民主名义推展政治激进化,实际上是反民主的。在亚洲,社会运动非要自己赢了才算数,才算民主。把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与最近香港的占中运动作一个对比,就会很清楚。政 府和社会运动之间的这种恶性互动,最终导致政治的不进步,甚至倒退。例如,泰国的政治民主运动最后以军人政变收场;走了一个轮回,毫无进步。今天香港的情况也是这样。

  其次是宗教激进化思潮的继续崛起。亚洲很多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新疆,都出现了持续多年的宗教思想激进化。今天,宗教思想的激进化已经变成非常具挑战性的全球问题。在中东,激进宗 教思潮已导致无穷的政治冲突。失败国家的形成或者政府越来越没有治理能力,为极端宗教的崛起提供了机会。没有人会相信中东的情况会很快好转。随着中东宗教激进思潮的崛起,这种局 势有可能延伸到本区域,尤其是那些治理能力不高的国家和地区。较之于其他地区,本区域的宗教本来具有温和性质,但因为各种内外部因素,例如全球化、社交媒体、社会分化和收入差异 巨大,很多年来宗教呈现出激进化的倾向。内部因素和外部影响的结合,有可能使得激进宗教运动变得难以控制。

  反思新自由主义的弊端

  其三是经济新自由主义的传播和对这一思潮的反思。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过去一直深受西方主导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的影响。日本过去被认为是亚洲模式的领导者,“四小龙”随后。 1980年代之后,日本按西方经济模式来改革,但很不成功。今天,深受新自由主义影响的安倍经济学也已快走到尽头了。其他一些经济体,如香港和台湾也都在很大程度上受新自由主义的影 响,出现了严重的问题。新自由主义导致和恶化了“马太效应”,即富者越富,穷者越穷。在这样的情况下,各个经济体的政府就面临无穷的压力。在全球化时代,资本可以流动,但政府不 可流动,社会运动的压力自然指向政府,而非资本。

  幸运的是,亚洲很多经济体开始反思新自由主义对社会所造成的冲击。例如,中国在追求了数十年的GDP主义之后,已经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GDP的增长对经济和社会都很重要,但要实现可 持续发展,就必须实现经济和社会之间的相互平衡。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经济曾经是最公平的经济体,政府的合法性不仅来自于其推动经济的能力,也来自于其实现基本社会公平的能力。 现在,这些经济体的收入差异越来越巨大,社会分化严重。如果这些经济体不能改变这个情况,其统治合法性必然会受到挑战。

  当然,贫富悬殊并非仅仅是亚洲现象,而是一个全球性问题。目前的贫富悬殊问题是由资本启动的,始于上世纪80年代由资本推动的经济全球化。资本创造了巨大财富,但财富主要流向把握 资本的少数人,大多数人没有从财富的创造中获益,有些甚至成了全球化的牺牲品。正如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在其著作《21世纪资本论》中所论证的,在全球化进程中劳动者只得到 小头,资本得到大头,劳动者所得与资本所得完全不成比例。这是一个很危险的大趋势。

  从现在的情况看来,没有任何有效的机制来阻止这种趋势的继续;并且现在世界各地都出现了政治的激进化运动。正如前面所说的,这些社会运动主要是反政府,而不是资本。其结果是,政 府越弱,资本的权力就越大。资本、政府、社会三个权力之间需要达到均衡。但如何达到均衡呢?皮凯蒂认为,全世界政府要联合起来。不过,如同马克思当年号召全世界无产階級联合起来 一样,这个方法看似过于简单和理想化。尽管经济全球化了,但这个世界仍然处于主权国家的时代。如果人们不想放弃主权国家,每个国家都必须探讨如何实现社会公平的问题;否则,各种 激进化不可避免,社会变得更难以治理。

  经济治理制度的反思,也已成为西方和本区域的一大思潮。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后,西方出现了对自身制度、模式或治理能力的反思,其中对经济制度和模式的反思比较多,人们试图找到新 的解决问题的办法。在经济思想层面,人们提出很多有效的建议,主要是要提升政府在全球化时代管制经济活动,尤其是金融资本活动的能力。西方现在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如何产生一 个有效的强政府,来把这些思想转化成政策和制度实践。

  在现实政治生活中,西方的大众民主往往产生不了有效的政府。西方因此也开始从经济的反思,转向对政治的反思。这一点尤其表现在日裔美国学者福山的著述中。福山过去一直认为,西方 民主是历史的终结,会取代和终结所有其他的“专制”政体,成为统治世界的唯一政体。不过,近年来福山深入反思西方民主,分析西方民主为什么会导向无效政府。当然,这种反思是一个 大趋势,并不仅仅表现在福山的著述中。西方世界反思本身民主的文献在迅速增加。实际上,把世界分成“民主”和“专制”本来就过于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任何社会如果要实现社会经济 的发展,都必须具备基本的政治秩序,而这样一个秩序并非实现了西方式的民主就能保证的。在很多新兴民主国家和地区,西方式民主很难提供一种稳定的政治秩序,来保证社会经济生活的 正常运营。不过,尽管亚洲一些民主政治已出现了很多问题,但总体上说亚洲的民主化仍然方兴未艾。在对亚洲应当实行什么形式的民主政治,缺少理论上的思考和实践上的探索的情况下, 亚洲的一些国家和地区会继续在民主化的道路上付出很高的代价。

  不能盲目照抄西方

  当然,亚洲也有成功的非西方发展经验。包括亚洲国家在内的新兴国家,应该怎样得到发展和治理呢?福山强调的是三个要素,即国家能力、法治和民主责任制度。福山的观点现已在亚洲流 传开来。然而,福山所强调的仍然是西方的经验。从理论上看,这些要素并没有错,具有普世性;但如果要这些要素发挥实际的作用,就必须照顾到每一个国家和地区本身的文化条件。例如 ,在讲政治责任制度时,西方民主国家强调的往往是政治人物对其选民负责,因为他们是选民选举出来的,选票就是他们的政治合法性来源。但亚洲一些国家,包括一党独大的新加坡和一党 领导的中国,政治责任更多的是政府对民众的自上而下的责任。从经验上看,即使在西方,基于选票之上的合法性也已经远远不够。一旦经济形势转坏,政治人物很难作为。每个国家都必须 根据自己的国情,选择自己的发展和治理道路。

  实践上,照抄照搬西方模式,亚洲已经有很多的失败例子,反而那些有意识抵制和避免西方模式的国家,更有可能取得继续的成功。早先的日本是一个例子,今天的新加坡也是一个很好的例 子。尽管近年来新加坡也面临和其他经济体类似的挑战,但新加坡选择的是自己的模式,在不断寻找平衡资本和社会利益的手段,例如新加坡的政联企业和政府投资企业,在保障基本社会公 正和公平方面,扮演了有效的作用。

  另一个例子是中国和混合型企业制度。尽管经历了大规模的市场化和民营化,中国仍然保留了庞大的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已经成为社会和经济治理模式的重要一环。西方国家没有类似中国那 样的国有企业,在调节经济过程中,只有金融、财政两个杠杆,不足以平衡市场的负面冲击。中国和新加坡除了金融、财政杠杆之外,还有国企更为强有力的经济杠杆。现在越来越多人看到 西方的发展模式并不完善,任何模式都要随着社会的改变不断发展。中国的发展模式有其潜在的优势。不过,包括国有企业在内的经济制度,仍然具有巨大的改革空间。在目前的情况下,其 社会功能没有很好发挥出来。

  亚洲社会有自己的发展逻辑。亚洲国家和地区过去成功的经验,就是通过借鉴西方的经验来塑造自己的模式。今天,如果要继续取得成功,仍然需要在继续学习西方的基础上,继续放弃盲目 照抄照搬西方模式,寻求自己的发展模式。

  作者:郑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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