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中国外部崛起不可扭转性

  首先,随着中国内部的改革和发展,外部崛起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实际上,从世界历史经验看,在一个国家的外部崛起过程中,政府是一个角色,但并不是最重要的,资本的角色更为重要。今天人们把世界视为“地球村”,但这个世界之所以变成这样,从一开始是资本造就的,政府只是配角。从最早的“海盗”到近代航海大发现,再到最近一波的全球化,都是资本逐利驱使造就的。这一点马克思看得最清楚。诚如他所言,资本的本质就是盈利,资本会想尽一切办法、克服任何障碍,流向任何可以盈利的地方。

  中国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已经成功地把自身从一个资本高度短缺的经济体,转型为资本过剩的国家。从其本质而言,中国的资本和其他所有国家的资本都是一样的,都是要通过盈利而得到生存和发展。近年来,中国“走出去”的资本已经超越所吸引的资本。随着中国开放政策的深入和企业在全球的扩张,资本“走出去”的速度会呈现增长的趋势。资本的“走出去”是中国外部崛起的经济基础。除非再次出现明清那样的闭关守国政策,这个趋势不可阻挡。从现有的内外部条件来看,闭关守国几乎已经不可能。在资本大举“走出去”的情况下,政府要维持早期“请进来”和“接轨”阶段的“韬光养晦”政策,已经变得不可能。政府所能做的,就是辅助资本更有效及和平地“走出去”,而这也是多年来中国政府所追求的目标。

  近年来内部经济增长减速,也是资本“走出去”的重要因素。这也曾经是西方资本“走出去”的最重要因素,即由资本从国内市场扩展到国际市场。资本的国际扩张,是西方国家成为发达经济体的重要因素,这一点从马克思主义学派的论述中已经说得很清楚。但西方资本的扩张过程,演变成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过程,也就是说,政府以暴力(军事)征服的方式,对外倾销资本和商品,而置被殖民国家永远处于不发展状态。中国的资本要“走出去”,但必须避免老殖民地和帝国主义的方法;中国必须寻求自己的“走出去”方式。对中国来说,一个有效的办法就是通过资本的“走出去”,来推动资本接受国的社会经济的发展。

  中国资本“走出去”并不是资本的一厢情愿,而是具有资本接受国的客观需要。以“一带一路”为例,沿岸沿线大部分都是发展中国家,甚至是贫穷的国家。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间里,这些国家急需发展,摆脱贫穷状态。在所有大国中,只有中国才有能力实施大规模的发展计划,帮助它们发展。

  从当今世界的资本分布状态来看,这些国家缺少国内资本(如同改革开放早期的中国一样)。哪些国家可以提供资本呢?西方国家仍然掌握着对外投资的话语权,但实际上已经力不从心。美国经济有所恢复,但在实现结构再平衡之前,很难有像二战之后“走出去”的动力。实际上,美国的恢复走的是相反的方向,即资本和产业的回流,即“再工业化”。欧洲诸国仍然深陷危机,看不出能够在短时期内恢复到正常状态。日本经常处于和中国的竞争状态,但其资本“走出去”的高峰期已经过去,并且因为国内经济的不景气,很难达到从前的水平。同时,即使西方各国经济能够恢复经济常态,其资本也不见得能够大规模走到急需资本的发展中国家,因为西方的资本已经“民主化”,必须做到“政治上正确”才能到达发展中国家。现实的情况是,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很难达到西方“政治上正确”的水平。在很大程度上说,很多西方国家本身也需要外来资本。

  中国是资本过剩国家

  其他新兴发展中国家呢?人们关切的是所谓的“金砖国家”(中国、印度、巴西、南非和俄罗斯)。不过,在金砖五国中,其他四个国家的GDP(国内生产总值)总量相加,还远远少于中国一个国家的。同时这些国家仍然处于比较早期发展阶段,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主要是扩展国内市场,把资本“请进来”会是主题,“走出去”则相对不重要。在没有转型成为资本过剩国家之前,“走出去”没有实质性的动力。

  对中国来说,这些方面都存在着西方所不能比的优势。就能力而言,如上所说,中国已经是资本过剩国家,并且中国在很多方面产能过剩,也拥有了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的能力。无论是过剩的资本还是产能或者基础设施建设能力,都是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发展所需要的。也就是说,中国的“走出去”是一个和资本接受国互惠的过程,是一个共同发展的过程。

  这就涉及中国“走出去”的方式。中国要避免西方国家的帝国主义和殖民地主义路线,就必须寻求自己的发展国际经济的道路,那就是包容和共同发展。在西方,中国的“走出去”经常被视为是“新殖民地主义”。不过,实际上中国资本的行为方式和西方是很不一样的。老殖民地主义开拓海外市场,在经济层面主要有两个目标,一是市场,二是原材料,而这两个目标的实现,是通过对被殖民国家的政治统治来实现的。西方现在把中国和老殖民地相提并论,则是对它们自己那段历史的有选择的“健忘”。毕竟,西方殖民地的统治是一部血淋淋的历史,牺牲甚至屠殺了多少被殖民的人民,只不过现在西方人“方便地”把这部历史忘掉了。

  中国的情况是如何呢?尽管中国也有开拓市场和购买原材料的需要,但中国已经避免了老殖民地的方式。中国“走出去”不仅仅局限于贸易,而是通过资本“走出去”,帮助发展中国家建设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例如体育、医疗卫生、公共活动设施等),而这些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所迫切需要的。当然,中国也需要总结经验教训,例如早期中国倾向于雇佣本国的工人,而非所在国的工人,容易忽视环保问题等。但不管如何,中国并没有任何野心和企图,来实行早期殖民者那样的“殖民统治”。恰恰相反,中国所需要高度重视的就是,在没有“殖民统治”的条件下,如何保障自己海外资本的利益。

  在国内,中国资本“走出去”遭到了质疑是因为“走出去”遇到很多困难。这些困难无非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既得利益的阻碍。经过了几个世纪的西方殖民,西方利益已经扩展到世界各个角落。中国资本要“走出去”,势必构成和西方既得利益的竞争,遭到他们的抵制很容易理解。

  缺乏“走出去”的经验

  第二,受制于西方压力的一些国家。尽管这些国家有需要和中国合作,也在从中国崛起中获得巨大的利益,但来自西方的压力,使得它们不敢公开出来支持中国。

  第三,对中国崛起仍然抱有不确定的国家,对中国持犹豫不决的态度。

  第四,发展中国家的反对力量。对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大多希望和欢迎中国的资本。不过,很多国家都具有反对党或者反对派力量(包括一些非政府组织),其中也不乏受西方或者其他大国政治影响的政治势力。在反对执政党的政治过程中,这些反对力量都会拿中国说事,夸大来自中国的“威胁”。不过,一旦执政,这些力量也势必调整其政治话语。很现实的是,如果需要发展,外来资本是必需的。对很多发展中国家来说,中国已经成为最主要的资本提供国。

  第五,中国本身缺乏“走出去”的经验。中国“走出去”开始不久,较之西方国家,缺少有效的经验。这些不足很明显体现在例如上面所说的雇工、环保等问题上。同时,这和中国的“走出去”的规模也有关系。中国所承建的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尽管对中国来说是经济项目,但对很多较小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具有战略性,它们需要评估这些项目对它们的国家安全的潜在影响。

  缺少经验发生在中国本身的认知层面,最显著的就是所谓的“文化走出去”。为了克服外在的阻力,减少外界对中国的担忧,多年来中国的有关当局一直在宣扬文化“走出去”,以塑造软实力,让外界了解和接受中国。从宏观层面看,这并没有什么错误。问题出在文化如何“走出去”?文化必须“走出去”,但“走出去”的方式很重要。过分强调国家和政府在文化“走出去”过程的作用,反而会适得其反。一旦政府卷入,文化很容易成为官方意识形态。这就是这些年来,政府所推行的那些文化“走出去”项目,使得国家形象越来越成问题的根源。文化更多的是个体层面的事情,中国文化会随着中国的资本、企业家、旅游者等等而传播到世界各地。政府应该改变策略,把重点放到“走出去”的个体之上,而非用国家力量来推行文化。实际上,西方在这方面也有类似的经验,成功的文化推广发生在个体层面,而失败发生在政府层面。例如,西方的民主自由思想,随着西方个体推广到世界各个角落,而政府组织的推广,只要看看今天中东的局面就知道如何失败的了。中国必须避免西方失败的道路,而从西方成功的方面学到经验。

  中国的“走出去”的确具有很大的风险。不过,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减少和控制风险,而已经不是要不要“走出去”。说到底,所有大国的大国地位是斗争出来的,并非从天上掉下来。成功的例子有大英帝国和美国,而德国和日本则是失败的例子。这些国家都是通过斗争而成为大国的,但成功还是失败则取决于斗争的方法和方式的不同。在明朝,航海时代刚刚开始,中国有个大好的崛起机会,但放弃了。之后实行封闭政策,最终失去了海洋时代,演变成封闭的陆地国家。失去了这个机会之后,中国便衰落和积弱,受到了惩罚,而且是严重的惩罚,即被西方列强所征服。今天中国再次面临崛起的机会,尽管有困难和风险,但中国别无他路。选择只有一个,即在困难和风险中继续崛起。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

  作者:郑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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