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中国左右派的“文革思维”

  1980年代,“文革”刚刚结束不久,一代受害者感觉到“文革”的可怕,讨论着如何才能消除其余毒,避免死灰复燃。但久而久之,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深入和各种制度变革的开始,人们觉得“文革”已经成为过去,相信“文革”那样的事情既不会回来,也没有任何可能性再回来了。可是,最近中国意识形态领域和某些实践领域所发生的变化,使得很多人开始改变这个观念。尽管大多数人仍然觉得“文革”不会再发生,但同时也感觉到如果搞不好,“文革”还是有可能发生的。当然,少数人甚至觉得“文革”就在眼前了。这种观念层面的细微变化值得注意。意识是现实的反映,新意识的产生表明了中国内部的很多变化。

  是什么样的变化使得这些人开始有了这样的担忧?概括地说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文革”作为一种乌托邦理想,其影响力仍然存在。在文化意义上,“文革”所追求的无疑是一个巨大的乌托邦。但正是因为“文革”的乌托邦性质,其影响得以持续。任何时代,任何社会,人类都需要乌托邦的存在,既是对现实不满的表达,也是对未来的憧憬。“文革”所包含的诸多理想,例如大众政治参与、社会平等、反官僚等政治价值,对今天的人们仍然是需要追求的价值。因为在日常生活中,人们体验到的社会政治变迁的很多方面,并非人们想要的,诸如社会分化、巨大的收入差异、党政官员严重腐败等。在中产階級还没有成长到足够大、贫穷人口还占大多数的中国社会,仍然具有深厚的民粹主义社会基础,在条件成熟时很容易转化成类似“文革”那样的政治激进主义。

  第二,近年来执政党高层提出了“两个三十年互不否定”的理论意向,即毛泽东的三十年和鄧小平的三十年不能互相否定。客观地说,两个三十年的确不应当互相否定,因为两者都是客观的历史事实,并且各自延伸着巨大的影响力。不过,“互不否定”的理论尽管用意良好,但到了实践层面,则成了两个阵营的相互否定。“毛泽东阵营”和“鄧小平阵营”,在今天的中国似乎已经演变成两个敌对的阵营。至少,在意识形态层面,看不到两者有弥合的任何可能性。

  第三,原来“文革”的一些受害者的态度也在发生变化。“文革”刚结束的时候,他们中的很多人就批评“文革”,也曾经总结过“文革”惨痛的历史教训。但现在他们中的一些人因为对现实的高度不满,而转向同情甚至怀念“文革”。如果和1980年代、1990年代的“文革”论述相比,不难看到今天很多有关文革论述已经转向正面。这或许和有关方面的舆论导向有关,因为对“文革”的反思性论述,经常没有空间。

  第四,更为重要的是,“文革”精神契合了今天年轻一代中日益盛行的反建制主义(anti-establishment)。反建制主义可以说是“文革”的最主要动力。“造反有理”,起来造“资产階級当权派”的反、反官僚主义、反现存体制,是毛泽东动员文革社会力量的动力机制。1949年的新政权是毛泽东亲自建立起来的,但不久毛泽东就发现这个体制不是他所希望实现的体制。党内既得利益集团的迅速形成,和苏联东欧共产主义的演变,促动了毛泽东去发动社会力量来反对建制。

  反建制主义也使得“文革”具有了世界重要性(主要是对欧洲学生运动的影响)的主要原因。今天,反建制主义已经再一次成为世界性思潮和以学生为主体的社会运动的目标。发达欧洲的社会运动,参加的主体是年轻人,意在反对资本主义的建制。亚洲等非西方社会也往往在民主或者民主化的口号下,进行着反建制的社会运动。台湾的占领立法院运动和香港的占中运动,无一不是这场运动的一部分。中国的左派尽管总体上说是支持建制的,但他们中越来越多的人随时可以转向反建制,因为他们相信现存建制已经不能代表他们的理想或者利益。

  第五,这种复杂的现状,为左派机会主义者提供了极好的机会。左派机会主义指的是那些并不真正信仰左派思想,但会有效利用左派思想所提供的机会,来追求私利的那些社会群体。正如在“文革”期间,今天的中国,左派机会主义主要表现为两种。其一是为了“自保”。一些人觉得自己在目前的政治形势下不安全,因此要说些左的话,做一些左的事情,来保证自己的政治安全。尽管这样做不见得安全(例如今天“左”的思想和行为,已经难以“豁免”自己的腐败行为),但在以往历次左的运动影响下,“左的总是正确的”已经根深蒂固烙印在一些党政官员的思维里面,很难改变。其二是为了“博上位”,即在现存体制内得到提拔。这些人为数不少,他们总是在寻找各种政治机会来求得在体制内的上升机会。不管如何,左的思想和行为对他们来说实在很“廉价”,如果有机会,何乐而不为呢?目前的左倾思潮,和这些机会主义的推动是联系在一起的。

  正是这些现象的存在,使得人们担心起“文革”那样的政治运动再次发生的可能性。怎么办?人们的共识是要继续肃清“文革”的“余毒”。不过,事情并非那么简单。这里有很多问题需要回答:要肃清“文革”什么样的“余毒”?由谁来肃清?怎样肃清?对这些问题,执政党并没有思考清楚,也没有明确的答案。

  对这些问题思考清楚的、也具有答案的,是中国自称为“自由派”的社会群体。“自由派”也是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力量。但正是因为如此,人们便有可能担心中国会不会发生右派“文革”,即一场自下而上的社会运动的可能性,是由激进政治所造成的激进“民主化”。考量到今天亚洲社会激进政治和激进民主的现状,这种可能性在中国也是存在着的。为什么说右派“文革”呢?自由派所说、所做,除了话语和目标与左派的刚好相反之外,其思维和行为方式,实际上是左派的复制,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区别。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讨论。

  第一,自由派完全否定“中国模式”的存在。极端左派所想往的是“毛泽东时代”或者经过后现代主义解读过的“毛泽东时代”,即左派的“中国模式”。显然,左派所张扬的“中国模式”,实际上是对鄧小平时代以来所发展起来的“中国模式”的否定。自由派则相反,他们不仅要彻底否定与毛泽东有关的“中国模式”,而且并不认为即使是改革开放以后所发展起来的“中国模式”,可以存在下去的任何理由与合法性。和左派一样,自由派也是试图清洗人们的头脑,向人们灌输着诸如西方代表人类前途、西方代表人类真理那样的想法。用西方模式来替代中国模式,是自由派的“文革”的乌托邦理想。

  第二,从经验层面看,自由派总体上说,属于理想主义者。尽管自由派在中国并没有深厚的社会基础,但具有广泛的思想基础。这或许是中国近代以来的教育所致。尽管自由派到今天仍然秉持教课书式的理想,根本没有现实手段来实现这些理想,但近代以来持续的教育,已经使得人们广泛接受了这样一个概念: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等问题的存在,只有通过实现西方式的民主自由才能得到解决。迄今,自由派除了批评现实,并没有任何能够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法。尽管中国并没有真正实施过西方式的民主自由,但无论从中国近代的经验,还是亚洲其他社会实行西式民主自由的经验看,自由派的自由民主观充其量也是一种政治乌托邦,正如左派乌托邦一样。

  第三,当一部分当年“文革”的受害者开始转向同情“文革”的时候,剩余的受害者更加感觉到否定“文革”的紧迫性。在那些已经退休的党政官员中间,他们不遗余力地在否定“文革”,鼓吹自由民主,尽管他们经常发现他们的空间并不大。不管如何,追求自由民主也一直是他们的理想。从这个角度来说,他们也容易被视为是“自由派”的一部分,尽管他们中的很多人,并不完全认同自由派的民主自由观念。

  第四,自由派也同样是反建制派。这一点,自由派较之左派更为明显。左派因为和建制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反建制方面,情形比较复杂一些,更能迷惑人。而自由派基本上是体制外力量,他们从来不隐瞒自己的反建制性质。

  现实地说,较之自由派,中国的左派更具有现实社会基础,在手段上也更具有马基雅维利主义色彩。左派有两个非常有效的意识形态手段,即“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往往自诩为爱国主义)。在民粹主义下,左派可以用意识形态或者“道德高地”来攻击对方,可以把任何一种自己不能认同的行为,视为是“階級”(无论是经济上的还是政治上的)的意志表达;在民族主义下,他们可以把任何一个自己不能认同的行为,视为是外国“反华”势力意志的表达。正因为具有这些优势,左派里面的一些人,尤其是左派机会主义者,可以不择手段。另一方面,作为追求西方价值的自由派,其手段往往会显得“文明”一些(或者用左派的话来说是更“虚伪”一些)。不过,两者在使用手段方面没有本质的区别,只有方式的不同。

  在今天的中国社会,两种主义已经陷入了“内战”状态。人们可以从这种状态中,预测到中国未来民主化过程中所要承担的巨大不稳定风险。意识形态上的“内战”必然会反映到实际政治层面的内战。中国近代历史就是如此。到今天为止,执政党所采用的似乎是一种“机会主义”的方法,在不同的时空下,做不同的选择,即支持谁和反对谁。这不是一种有效的方法,反而在加速意识形态的分化,同时执政党本身也经常被两者所绑架。实际上,正如数千年历史所明示的,执政党是否能够把这两个极端的思想边缘化,取决于执政党能否提供一种代表沉默的大多数社会群体的意识形态或者说国家意识形态。这种国家意识形态的缺失,正是今天中国的执政党在意识形态领域最薄弱的环节。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

  作者:郑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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