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卫江:从欧洲难民危机看西方政治的短处

  当今欧洲各国穷于应付叙利亚难民,以及来自其他落后地区的难民,纷纷涌入欧洲,寻觅“欧洲之梦”。今天看起来,欧洲各国日渐趋于疲惫不堪,处处设防,却难以招架,不胜其烦。我现今洞明,这正是西方政治文明暴露出来的弱点无疑。

  西方现代政治的价值导向,至今还是依旧极大地由基督教的观念来推行,譬如,由“博爱”理念来解决时下发生“人权”问题,恰是不切实际的,因为这是一种静态的、短视的观点——一边在“解决”,另一边却在制造更多的更大的更甚的人权危机,西方人越是想解决人权,那么叙利亚、乃至阿拉伯整体,乃至整个非洲大陆,那边越是想产生出更多的“人权”问题来,其疗法就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其肤浅恰如中国李太白的诗云:“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销愁愁更愁。”

  今天西方的基督教博爱主义回避了难民问题本身的实质所在——解铃还须系铃人——理应是从事物内部的矛盾处去寻找答案。假如依此思路,那么势必得出的结论是,1)伊斯兰教的责任问题,尤其是当今的瓦哈比教派的问题;2)全体穆斯林的责任问题,尤其是处境在战乱之中的穆斯林,该去责问:为什么制造出残暴混乱的暴恐分子,其表现出的“圣战”勇气远远地超过逃难者们寻求“人权”的勇气?3)全体阿拉伯人的责任问题,尤其是叙利亚的民众,因为“历史是由人民创造的”这个真理。

  回避问题的实质就是在回避社会正义,社会正义极大地是由“权利和责任”伦理来推导的。之所以会发生一边在“解决”,另一边在制造更多的更大的更甚的人权危机,就是因为国际社会的正义发生了可怕的扭曲,“权利和责任”发生极大的混乱,既然发生了可拍的扭曲和混乱,于是就让低贱无耻之徒大肆利用之,因为彼等认为是存在着“有利可图”的必要性,所谓“有福共享、有难共当”即是。在西方的当代学术界,一般认为现代性的社会至高道义应该是“正义”,而不应是传统的“神圣性大序”,因为后者是一种“宏大叙事”,这对于处在人际高度竞争形态之中的现代社会而言,恰是一种大而无当的阴间之“魅”,空泛而无法兑现之“善”。现代性的德性应该是“去魅”、“脱魅”,以入世之善去注重于当下的效用。尼采早就悟彻了基督教德性的“善”,其实是教士们的隐忍,是希冀于来世兑现的“支票”。惜乎,知识界的思想成果并未现实化为现代国际政治之中的实质灵魂。

  二战结束之后,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提出了“德意志民族罪责”的问题,其实质是反映了“历史创造者必须自负责任”。德意志民族敢于担当,纳粹的罪恶史必然高度关联起德意志民族自身,其责任感反映在战后的政治文化经济的各个方面,西方的浪漫主义和工具主义理性也遭到了严厉的批判。可是在当今反映伊斯兰极端主义,以及穆斯林极端分子的恐怖主义上,这些问题所展示的罪恶性要超过70年前的纳粹主义许多倍,因为当今的恐怖主义分子所声张的价值观是全面地反西方和反现代性和反普世价值,鲜廉寡耻至极,暴殄天物无双,连当年的纳粹分子也自叹弗如。惜乎,世人今天实在难见有伊斯兰、穆斯林、阿拉伯什么的“民族责任”的问题存在着,其中一大原因是,创造了“该历史”的人民,通过“政治庇护”的方式,堂堂皇皇、简简单单又大大方方地得以躲避了该负的历史责任。

  当今西方政治和文化的另一大短处,便是难以认识到一个社会的生育率的高或低,对于该社会的生存和进步所起的影响和作用。基督教的“博爱主义”大大遮蔽了现代人类处于激烈竞争的生态实况,使得许多西方政客纷纷成为了政治视界的“近视眼”,只顾眼前的痛痒。

  一方面,当今西方社会,尤其是西欧各国的生育率超低,导致西欧各国本地人口的持续下降,却拿不出有效的对策来,其地的民众也未能有对于自身的繁育在于人生观上的意义问题有过多少的探讨和深思。可是现今有些欧洲的政客却想当然地把一些低级品位和劣等素质的外来人口当作是治愈自己的国民低生育率之病的“良药”,却无有“雀占鸠巢”之感,真是匪夷所思!

  另一方面,西方对于中国政府长期推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则极为反感,认为是“侵犯人权”,横加指责,却实在是难以洞悉:一国的国民人口的过多会造成怎样的人口生态危机?乃至诱发真正严重的人权危机?!西方的人权卫士思考过这样的问题吗?

  笔者看来,实况就是这样。在中国,正是因为政府长期以来推行计划生育法,使得有效地控制了人口的增长,才使国家能够以长期稳定又高速的经济增长的历程,这里的关联性是非常高的。进而,我还要着重指出,被重点执行计划生育的中国汉民族,其刑事犯罪率相对地低下,尤其是恶性的重大案件少——这恰是“人权”成果的一个重要标志!

  反观大力输出暴恐分子的国家和地区,笔者早就注意到,暴恐之所以盛行必定与该地该族人口的极高出生率,以及与伊斯兰教义的核心价值观“多偶制婚姻”有着极大的关联性。(参阅拙笔:《恐怖主义献身行为的社会生物学解释》)可是西方的政客们能够充分认识到这点吗?

  当代西方政治的另一个视力盲点是,难以认识清楚人类本性中的“领地”情愫,或者说,刻意回避之,如上述所说的“雀占鸠巢”即是,这可看作是权利意识的模糊。反而是稍微低级一些文明倒是清楚明白多了,譬如,这次东欧国家在面临汹涌而至的叙利亚难民潮的时候就冷静得多,尽力去挡住难民潮。作为一个世代欧洲的人,既然事先就被设定了这块土地上的主人,就是我的老祖宗所赋予了我的继承权利,这权利具有排他性,从而是独享的。至于阿拉伯人,你们的土地也并不稀少,既然你们的老祖宗传承下来的土地也同样归属于你,而无他,但更具排他性,极少有让他人来行使基督教、犹太教,以及伊斯兰教之外的其他宗教的权利,有没有让他人作为“人权”的理由来避难的?那么,作为公正意义的对等原则,为什么阿拉伯的土地与欧洲的土地上的精神气质异然有别,差距显著的呢?这必须要予以详细解释的,遗憾的是,当今世人只得听闻到沉默之声。(参阅拙笔:《恐怖主义猖獗的伦理学反省》)

  相传,古希腊哲学家泰勒斯在某个夜晚,边走路边仰望星空,沉醉于哲理的思考,不料,一脚踏空掉进了坑里,···我以为,这故事既然盛传至今,必定隐喻着人类的某种宿命,似乎就是“仰望”与“下掉”之间的高度关联性。这大概是由于顾此失彼,或是“用进废退”(拉马克)?黑格尔为此作了哲思:“只有那些永远躺在坑里从不仰望高空的人,才不会掉进坑里。”我再作了些延伸:那些整天正日仰望高空的人,是不是特别会掉进坑里?乃至于人的秉性和机遇都是如此?擅长于仰望高空的人,更易于掉进坑里?

  人权的维护原本是件极严肃而须认真的专项事情,然而今天的西欧土地上,“政治庇护”怎么会变幻得那么地轻松活泼的活儿呢?假设这已经颇具充分的正当性,那么还会有谁感兴趣去维护伊斯兰国、基地组织等的屠刀之下的人权事项呢?

  话归正题。信仰基督教乃是寻觅超升的天国,关怀于来世的彼岸,荣耀于上帝的关照,等等,这些岂不就是“仰望高空”?假如曰“是”,那么可推理,既然要沉醉于天国的幻想,也就易于掉进别人设定的显见的圈套,即“坑里”!且看那些无需投石问路,匆匆而来,直奔主题,不抵达瑞典和德国心不死的“难民们”,手段种种,花样百出,浑身解数用尽,吃奶力气使出,无不回绕这这个主题:好生活也哉!却毫不见证有那个稍微有点道德勇气的,站出来声明:自己与恐怖分子的界限何在?与极端分子的区别何处?

  施卫江 写于 美国纽约

  作者:施卫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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