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中美外交哲学竞争与亚洲国际关系

  在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2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菲律宾的马尼拉举行之前,中国外长访问菲律宾,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切。中菲关系近年来因为南中国海岛礁主权争议而陷入低潮,之前很多观察家估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不会出席这次会议,以示对菲律宾的抗议。现在习近平决定出席,表示中国不会因为中菲两国之间的岛礁争议,而影响中国和其他亚太国家的合作;同时中国也表示即使是和菲律宾的关系,谈判的大门也是敞开着的。

  不过,更有意味的则是中美两国对这次会议上,是否会讨论南中国海问题的不同表述。中国方面表示,APEC是亚太地区最重要的经贸合作论坛,不引入政治安全等敏感问题,是各成员国多年来所达成的共识,也是APEC机制得以存在和发展的重要前提。

  APEC不是讨论有关敏感问题的合适场合,也不应当为炒作敏感问题提供方便。但美国的表述则不同。尽管美国也认为APEC主要是经济论坛,南中国海问题虽不在菲律宾APEC领导人会议正式议程内,但仍然可能在会议期间讨论,并且美国同地区盟友和伙伴会晤时,也会讨论这个议题。

  有西方和区域内的一些人认为,这是因为中国想在国际场合避免讨论南中国海问题,以免自己陷入孤立的地位。中国努力不想把南中国海问题国际化,而美国等国家则竭力想把南中国海问题国际化,早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不过,从深层次看,中美不同的表述背后所反映出来的,则是两国两种不同的外交哲学,即中国的合作主体哲学和美国(和西方)的冲突主体哲学。

  中国并非一定要在重要国际场合,避免讨论国家之间所存在的冲突。实际上,今天中国越来越不回避在国际场合上讨论国家间所存在的冲突,即使在南中国海问题也是如此。不过,中国的确一直克制自己,在一些场合不谈或者少谈这些问题。中国担心一旦国家间的冲突占据国际场合的主导地位,国家间的合作就成为问题甚至被忽视。中国历来秉持求同存异的外交哲学。这种哲学承认国家间既有共同利益,也有利益冲突,相信如果国家间的共同利益做大了,冲突方面就会减少,分歧方面就可以得到管控,甚至最终的解决;但如果冲突方面增大,合作方面减少,最终必然导致国家间的冲突。

  这与美国(和西方)的冲突哲学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尽管美国也是要寻求合作的,但其经常的做法是张扬冲突面,希望通过直面冲突而解决冲突。这实际上也是西方近代主权国家之间“国际关系”所秉持的原则。所谓的“国际”就是列强们走在一起,讨论和解决纠纷的一个舞台。无论是解决列强之间的纠纷,还是它们瓜分世界其它地方利益,都在“国际”舞台上进行。不过,国际关系历史表明,张扬冲突往往走向最终的冲突。欧洲国家之间的一战、二战是最明显的案例。

  在很大程度上,今天世界所面临的很多冲突,是美国冲突哲学的现实体现。中东的乱局一直没有停止过,随着美国“大中东民主计划”的失败,没有人相信在可预见的将来,这个地区会出现一个稳定的秩序。中东秩序的失败也导致了今天欧洲的难民潮。美国的“大中东民主计划”是难民潮的主要根源,欧洲各国现在却要承担后果。欧洲也并没有因为前苏联的解体而出现稳定的秩序,北约和俄罗斯之间的矛盾依然存在,各种危机(例如乌克兰危机)随时都可以爆发出来。美国尽管对中国和其邻国的关系给予高度的关切,但美国和其拉美邻居的关系从来就没有顺畅过,和古巴的关系经历了数十年的对峙之后,直到最近才有改善,和拉美其他一些国家(例如委内瑞拉等)的关系经常陷入危机。

  无中生有的冲突

  更为重要的是,“国家间有无冲突”的定义权在美国。即使没有冲突,为了其国家利益(或者一些特殊利益),美国也可以“定义”(实际上是“寻找”)冲突。这些年里,美国到处制造的“颜色革命”就是明显的例子。在美国各种力量制造“颜色革命”的地方,实际上和美国并没有什么直接的冲突,很多地方被美国“颜色革命”,只是因为当地的政治体系和美国的不同罢了。

  回到今天亚太地区的国际关系,人们不难发现,实际上这个地区面临着中美这两种外交哲学的竞争。不管从哪个角度来看,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里,这个地区是世界上社会经济发展最快,也是最和平安全的区域。同时,在过去的30多年里,美国各方也一直没有停止预测过这个地区即将来临的冲突乃至战争。在美国人看来,一个崛起的中国必然要挑战现存秩序,从而发生战争。不过,美国的预测一直是失败的。在西方,大多数人似乎期待着亚太地区的冲突和战争,而很少有人去研究亚太地区的和平与安全是如何实现的,中国又在其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其实,研究和平是如何取得的,远较预测冲突要来得重要。

  中国自己一直在强调其和平外交哲学在其外交过程中的作用,也一直承诺会继续和平崛起。但也很显然,中国的话语并没有引起区域内各国的兴趣。这也不难理解,区域内很多国家不知不觉地接受了西方美国的话语。这些国家的政治人物和外交家大多接受西方教育,即使不是视西方的话语为“圣经”,也多半对西方的话语深信不疑。在政策行为层面,这些国家的政治人物和外交家,也动不动要使用西方的方法来解决区域内部问题,尽管这些方法在实际层面只会使得问题越来越复杂,越来越难以解决。

  这种情况既是中国所面临的挑战,也是亚太地区充满危险的地方。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很长时间里,经贸合作成为亚洲地区的主流话语。中国的经济改革、美国主导的全球化、东盟(亚细安)主导的区域一体化等因素,促成了这一主流话语的形成。在这个构架内,中国不仅和亚洲各国发展出了紧密的经贸关联,也化解了包括两岸关系在内的本来很难稳定下来的问题。可以肯定地说,亚洲地区目前的稳定局面和发展势头,是这一主流话语和这一话语主导的国家政策的直接结果。

  不过,这种情况在前些年美国宣布所谓的“回归亚洲”之后,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在本区域,有关防务和军事战略的论坛越来越多,防务和军事话语也开始占据主导地位,在很多场合甚至取代了经贸话语。在东北亚,尽管中、日、韩三国的经贸关系非常紧密,不亚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地区,但三国的关系似乎只表现为军事与安全问题,经贸合作要不被放置一边,要不被置于军事和防务的阴影里。在东南亚,尽管中国只和东盟10国中的四国(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和文莱)存在着南中国海岛礁的主权争议,但今天的军事和安全话语已经主导了中国东盟关系。经贸关系还在发展,但经贸话语要不被限制到了中国本土,要不被军事和安全话语所笼罩。

  在大多数国家,军方、外交部门和媒体从来没有像今天那样高度关切军事和安全,似乎冲突乃至战争已经变得不可避免。这也不难理解,这些部门可以说是“既得利益者”,军方和外交需要预算,而媒体则需要负面的新闻。这些部门合力推波助澜,一派热闹。人们观察到近年来亚洲各国民族主义的崛起。不可否认,各国民族主义的崛起,有具体的利益在背后推动着。

  面临这种不利的局面,中国有责任去改变它,因为这不仅不利于中国本身的可持续发展,更不利于区域的和平。近来,习近平访问了越南和新加坡。尽管中国和越南两国近年来也是因为南中国海问题而多次出现困难,但两国高层的互访并没有停止,中国并不想让南中国海问题影响两国其它方面的关系,因为南中国海问题毕竟只是两国关系的一部分,而非全部。即使在南中国海问题上,两国之间也在寻求合作。习近平也参加在菲律宾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会议,表明即使菲律宾在南中国海问题国际化方面扮演主体角色,中国也并没有放弃菲律宾。

  让合作哲学成为主流话语

  在安全问题上,中国一方面在努力改变一直处于的被动局面(实际上,在南中国海问题上,中国已经从被动逐渐转变成为主动),但同时也再三承诺和平,不使用武力来解决问题。在最近的香山论坛上,中国军委副主席承诺,即使在主权争议问题上,中国也不会首先使用武力。尽管这种承诺遭遇中国网民的攻击,但中国政府在这方面的态度不会改变。和平发展是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不会被一些所谓的民意所挟持。实际上,习近平在各个国际场合一直在作这种承诺,中国不会放弃主权,但处理主权的方法会是务实的。这也是鄧小平以来的一贯传统。

  不过,这样做还远远不够。一项更为重要的使命是,中国必须把其合作哲学塑造成为区域的主流话语,重新把经贸话语拉回并且成为主流的话语,而不能任美国主导的防务和安全话语继续主导亚洲。目前逐渐占据主导地位的防务和安全话语,在深刻制约着这个区域的经贸合作;一旦社会经济出现问题,这个区域就会出现真正的安全问题。如果类似中东和欧洲难民潮那样的局面出现在亚洲,那会是亚洲的悲剧。

  习近平在新加坡演讲时重新提出“亚洲价值”,这正是时候。中国之前提出了要建设“亚洲命运共同体”,而“亚洲价值”正是这个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基础。“亚洲价值”在上世纪80年代由新加坡的李光耀先生等亚洲领袖提出,曾经是亚洲话语的集中体现。在1997年至98年金融危机之后,亚洲价值话语逐渐淡出。现在随着中国的崛起,亚洲价值又趋于复兴。历史上,中国是亚洲价值最重要的来源地,尽管其他国家也有贡献。今天,复兴亚洲价值更可以成为中国软力量建设的有效手段。

  在亚洲,中国和美国的话语权之争既已经成为现实,也是不可避免的。中国必须具有信心。历史地看,在经济和军事之间的竞争过程中,经济必然会胜出。军事上的耀武扬威一定要有强有力的经济力量来支撑。最显然的例子就是前苏联在和美国的竞争中败下阵来,因为美国当时是经济为主,军事为辅,而苏联只是军事。

  中国要学习从前美国经贸为主军事为辅的政策导向,防务主要是为了国防和保卫国家核心利益,而经贸主要是为了建设区域秩序。从长远看,中国秉持的开放性经济区域主义经贸话语,必然会在和美国的防务军事话语竞争中取得优势,因为这既符合经济区域化和全球化的大趋势,更是符合本区域国家的根本利益。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

  作者:郑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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