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如何实现东亚的持久和平

  从很多迹象看,东亚正走上一条通往冲突乃至战争的危险道路。无论是域外大国还是区域内较小国家,大都把中国的崛起视为“威胁”。于是,各方都打着“和平”的大旗来对付中国。美国大张旗鼓地“重返亚洲”,说是为了通过“平衡中国”而维持区域和平。日本想通过“国家正常化”来抗衡中国力量,并在这样做的时候淡化甚至合法化其发动亚洲战争的历史。

  因为日本是针对中国的,无论是西方还是区域内的一些政治人物,俨然把日本的“国家正常化”视为正常甚至正义之举了。而区域内更多的小国家也可以随意拉着域外大国来平衡中国,在一些领域甚至挑战中国。

  很多研究发现,区域内军事化的速度正在加速,一场军事竞赛变得不可避免。不过,军事竞争最终必然是一场零和游戏。既然很多国家视中国为“敌人”,中国也必然会做出回应,并且发展到现在这个阶段,中国也有足够的能力来回应。这样,未来东亚可能会出现两种局面:要不是冷战,就像当年美苏冷战一样;要不是局部性甚至区域性冲突。无论哪一个局面,对东亚社会来说都会是灾难性的结局。

  实际上,在过去将近40年的时间里,直到现在,东亚地区既是世界上社会经济发展最快的区域,同时也是世界上最和平的区域。上世纪90年代初起,中东开始乱局,到现在出现越来越多的失败国家,恐怖主义力量迅速崛起,危害到世界各国。欧洲经历了从柏林墙倒塌之后的政治巨变,到东欧地区局部战争,再到今天的难民潮,而日益加剧的恐怖主义活动(无论是外生的还是内生的),使得往日世界民主典范的区域今非昔比。非洲和拉丁美洲不时发生这样那样的内部和外部冲突,而社会经济发展更是停滞不前,充满危机。

  东亚地区是如何实现和平的呢?这个问题是西方主流社会一直回避的问题。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学术界、政策界和政治界尽管表面上对东亚稳定表示了高度的关切,但似乎并没有什么兴趣来回答东亚和平的问题。但对东亚社会来说,必须回答“东亚和平是如何取得的?”这个问题,因为通过回答这个问题,可以意识到和平的来之不易和今天东亚所处的危险局面。至少如下几个因素深刻影响了东亚的和平。

  本区域的主流话语

  第一,全球化。1980年代开始,资本主导的全球化波及世界各个角落。美国在其中大力推动。日本和东亚“四小龙”本来就确立了出口导向型经济,自然成为东亚经济全球化的一部分。第二,自1980年代开始的中国改革开放政策,不仅使得中国经济成为世界经济的内在部分,而且中国也通过改革自己的体制和世界体系“接轨”。第三,在过去的数十年里,本区域内部各国政府都聚焦于经济社会的发展。第四,在这段时间里,经贸话语是本区域的主流话语,战略话语居于次要位置。

  在安全方面,在这段时间,中国不仅和平地解决了同俄罗斯、越南等国家的陆地边界问题,还形成了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和“六方会谈”等区域多边组织,加入了包括《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南中国海各方行为宣言》等多边协议。这些都有利于区域的安全。在经贸方面,中国东盟(亚细安)自由贸易区从谈判和缔结,带动了整个东北亚和东南亚的经贸关系,形成了东北亚三国和东盟之间的三个“10+1”体系及其“10+3”体系;同时中国和美国的经贸关系得到了飞跃般的发展,形成了一些美国学者所说的“中美国”。

  为什么没有多少年东亚局势就演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了呢?这里也有几个重要因素。

  首先是中国的崛起及其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力。这是一种自然的而非人为的结果。传统上,东亚社会形成了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区域秩序,即所谓的“朝贡体系”。这个体系就其本质来说是一个和平贸易体系。尽管它是封建的(“叩头”),但在当时是中国以牺牲自己作为一个大国的利益来维持区域秩序的,人们不能以今天的眼光来论述朝贡体系。

  不管这个体系的利弊如何,它毕竟存在了数百年。这一事实至少说明了一点,大国和小国之间尽管事实上不平等,但是可以和平相处的。大国和小国经过互相调适之后,形成了一个自然的区域秩序。数百年里,中国没有产生出类似近代以来西方那样的帝国主义和殖民地主义。中国周边那么多小国,没有一个成为中国的“殖民地”,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事实。

  东亚的局势变化是否是因为中国的外交从“韬光养晦”走向了“有所作为”,或者如西方所说的从“温和”到“咄咄逼人”甚至具有“侵略性”了?也不见得。中国的崛起自然会对区域秩序产生巨大的影响,这和中国领导层的意向没有多大的关联。在很大程度上说,本区域的现存秩序是近代以来,尤其是冷战以来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向东亚的一个“延伸”。近代以来,中国被帝国主义打败,失去了其大量的地缘政治利益;现在中国崛起了,又自然会影响其地缘政治的利益,和基于这种利益之上的秩序的形成。

  中国领导层所能做的就在于如何理性地管理自己的崛起过程。这方面,中国的领导层也一直是有高度意识的,早期提出了“和平崛起”和“和平发展”的道路,近年又提出了意在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即大国争霸)的“新型大国关系”的主张。随着中国的崛起,民间自发的民族主义一直高涨,但中国领导层并没有毫无责任地鼓动和利用民族主义情绪。即使在南中国海问题上,中国也一直处于被动应对的局面,直到最近才变得主动一些。实际上,任何中国领导层,如果要有效治理中国社会,就必须把民族主义的力量考虑在内,否则就没有任何合法性。

  当然,中国的一些做法是否最佳是可以继续检讨的。国际社会一直紧盯着中国行为的每一细节。对中国来说,这既是一种巨大的压力,也是好的压力,可以促成中国避免犯不必要的战略错误。不过,域外国家和区域内一些国家的行为更需要检讨,而这样的检讨到现在为止并没有出现。

  各国缺乏反躬自省

  在中国被普遍视为是“威胁”的情况下,域外大国和本区域其他国家的行为,往往在不被检讨的情况下被视为“正当的”甚至是“正义的”。实际上,东亚局面的出现是各国之间互动的结果。如果域外大国和本区域国家不能检讨自己的行为,就会犯重大的战略错误。至少可以从如下几个角度来检讨。

  首先是美国的战略误判。东亚局势在没有美国和有美国、美国是持中立的立场还是“选边站”的立场的情况下是不一样的。如果没有美国,或者美国持中立的态度,本区域国家就自然会知道如何向一个崛起中的中国进行政策调适,形成一个比较自然的区域秩序。

  尽管中国在崛起,但并没有任何迹象显示中国要挑战美国。中国并没有自己版本的“门罗主义”,没有想着把美国赶出东亚。恰恰相反,中国希望美国继续当世界警察,希望美国当一个好警察。不过,在中国看来,美国没有做到。中国和美国没有直接的地缘政治冲突;相反,中美两国之间至少在经济上高度互相依赖;并且在众多的区域和国际层面,具有巨大的合作空间。美国的问题在于其同盟战略问题。同盟是冷战的产物,是针对第三方的。冷战结束后,美国不仅没有改变同盟战略,反而开始把中国视为其竞争者甚至“敌人”,也就是同盟的对象。

  其次是日本统治精英把内部问题外部化,也就是把国内问题的困难转化成为外部问题。例如,小泉在其任总理期间多次祭拜靖国神社,但他当总理之前没有去,卸任总理之后也没有去。现在的安培也是如此。日本一直在指责中国1990年代初的“爱国主义教育运动”,认为这是导致中日关系恶化的根本原因,但日本的政治人物从来没有检讨,自己的行为是如何恶化中日关系(也包括日韩关系)的。

  其三,区域内一些小国家任意“挟持”美国,随意挑战中国。例如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尽管人们可以“同情”一些小国家包括菲律宾和越南,而谴责中国,但这改变不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这些小国家也同样负有责任,因为他们或者主动地或者受其他国家的鼓动,而挑战中国的事实。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尽管中国和这些国家一样,一直在主权问题上不让步,但自鄧小平开始的历任中国领导人,都持开放和灵活的态度来处理主权问题。但所有声索国并不理会中国的倡议,转而向域外大国的帮助来制衡中国。这不是问题的解决,而是问题的开始。

  其四,从外交政策的话语看,本区域的主流外交话语已经从以经贸为中心的话语体系,转变成为以军事防卫为中心的体系,这种转变也在深刻影响着各国的军外交战略。

  现在各国似乎已经走上了预防战争的阶段。但预防战争和准备战争又有什么区别呢?这里没有明确的边界。预防战争很容易演变到准备战争,准备战争很容易演变到战争。

  这也是今天人们对东亚局势普遍持悲观态度的主要原因。难道东亚的冲突和战争一定不可避免?当日本等本区域大国陷入西方战争逻辑的时候,中国则在拒绝和抵制,尽力避免陷入战争陷阱。如“修昔底德陷阱”所显示的,大国之间的战争是“常态”,而和平则是“非常态”。作为本区域最大的国家,中国的责任就是追求这个“非常态”。追求这个“非常态”,要求中国不能对环境做出简单本能的反应,而是要用大历史的眼光,以理性和耐心的方式来处理。

  对待美国,中国既不能学前苏联,也不能学今天的俄罗斯。中国具有来自其长文明传统的足够耐心。美国相对衰落已经很多年了,也很难挽回这个趋势。如果美国不改变今天这样的战略,其衰落的速度会更快。只要中国不直接挑战美国,美国就很难找到一个真实的“敌人”,其“回归亚洲”除了浪费巨大的人财力资源之外,不会有其他更实在的收获。中国所需要的仅是加快和强化国防现代化,保卫自己的国家利益。

  崛起到今天,中国更没有必要在意一些小国家的挑战,因为这些挑战构不成对中国的致命威胁。举个比喻来说,中国现在已经是大河上的一条大船了,大船就不能随意改变方向;如果随意改变方向,其它小船就不可能行驶了,搞不好会弄翻小船。中国这条大船应当稳步前行,让其它小船来逐渐向自己调适。唯有这样,中国的崛起会是和平的崛起,也是东亚地区持久和平的保障。

  作者:郑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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