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佶:两种革命——兼论不应该“高薪养廉”,而应该“高薪养年”

  “革命”是推翻一国原有政治体系的大规模暴力行为(小规模者为“政变”)。

  革命分为两种:

  1 ,有组织革命

  这种革命往往有一个意志坚定、才能出众的核心人物,他领导的组织不断发展和扩大,并且发动和动员大众参加,争取他们的支持,在力量积聚到一定程度以后,展开全面的军事行动,最后推翻原有政治体系。

  这种革命往往需要经过一定时间的发展,对原有政治体系的威胁是逐渐增大的,因此,原统治集团有足够的预警时间,采取各种手段,利用手中的资源,包括军事力量,进行坚决打击。

  因此,这种革命要获得成功,需要经过惨烈的斗争,革命者需要有严密的组织,更需要一个特别强有力的、具有巨大号召力和组织能力的中心人物,即革命的领袖。

  该领袖的上述素质是革命获得成功的必要条件,但是也为他成为新朝代的新独裁者,创造了条件。

  因此,不管历史上的具体情况如何,不管对已经发生过的革命应该如何评价,对于未来可能出现的这类革命,我们应该持反对的态度,不发动,不参加,不支持。

  2 ,无组织革命

  这种革命没有上述核心人物,甚至也没有什么核心组织。它没有发展过程,也就没有预警期。其特征是:原有政治体系的合法性基础——“民心”——雪崩式地在一夜之间突然消失,而且消失得无影无踪,于是,“失民心者失天下”。

  这种革命能够加以“防止”(“防患于未然”),但是无法“制止”(中途强行中止);这种革命可以使用非暴力的手段进行预防,但是无法使用暴力手段使之中断,因为它开始之时,即结束(成功)之日。

  爆发这种革命的原因一般是:

  大众对原有政治体系严重不满,但是每个具体的个人担心受到打击(“枪打出头鸟”),加之矛盾也没有上升到忍无可忍的程度,因此对这种不满持忍耐态度,也不进行串联、不去了解其他人的态度、不去寻找志同道合的伙伴(担心自己的行为被统治集团理解为从事有组织革命而受到打击),各个不满者的内心世界基本处于相互隔绝的状态。

  但是,某一突发事件(往往是在一般情况下根本算不上“事件”的小事情),会使某些人的不满和怨恨爆发出来,而使其他同样怀有不满的人突然发现自己绝非孤立,于是,“法不责众”的心理解除了最后的理性障碍、消除了最后的恐惧,使不满情绪彻底爆发出来。这一过程的传播速度极快,几乎是瞬时进行的,政府根本来不及进行任何疏导和解释工作。

  心怀不满者之间原来存在的分隔,一旦被捅破,他们的内心世界一旦被沟通,发现大家想的原来都一样,就会形成一种心照不宣,就会产生一加一远远大于二甚至大于一百的结果。这就好象原子弹的引爆一样:单独放置时非常平静的材料,放在一起时就会在瞬间发生连锁裂变反应,放出惊天动地的能量。

  如果把“有组织革命”形容为大厦基础中白蚁的逐渐侵蚀过程,那么“无组织革命”就好象泥石流:大厦下面的地基和岩石在一刹那间消失得无影无踪,使刚才还好端端的大厦顷刻之间成为无本之木、空中阁楼,一秒钟也无法立足。

  这种革命在结束以后,也会产生新的统治人物和组织,但是因为革命不是在他们的领导下发生和进行的,所以,他们没有成为独裁者的逻辑基础和现实基础。

  中国老百姓是非常不愿意造反的,他们的惰性非常大。当农田里的收获不足以交纳苛捐杂税时,他们极少甚至根本没有想到对抗这种苛捐杂税,对干部来牵牛砍树搬电视机,也持一种逆来顺受的态度,认为其行为是理所当然的,顶多以死(自杀)抗争,连“杀一个够本”的念头都没有。相反,他们努力寻找收益率更高的劳作方式,例如进城打工,用这一收入来弥补农业收入的不足,完成纳税任务。

  有历史学家指出:中国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的商业繁荣实际上是虚假的,农民为了完成苛捐杂税而不得不选择劳动生产率较高的生产方式,这种所谓“资本主义萌芽”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所得来的收益增长,完全被皇室和各级官员掠去,既没有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更无法进行积累以发展成真正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王家范:《中国历史通论》,上海,2000年)。

  中国老百姓造反甚至需要别人来“逼”。民谚曰:“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连造反也是听命于统治者的“不得不”进行的行为,中国的老百姓是多么的老实温顺啊!

  如果我们是现实主义者,那么多半会承认维持目前的一党执政是最符合中国人民利益的选择。但是,这个一党执政应该是由健康的党执政,而不是由生病的党执政。

  现在的中共党员,人民已经不奢望他们为某个崇高理想而献身了,也不奢望他们“先天下之忧而忧”了,只要他们在“先天下之乐而乐”的时候给老百姓留一条生路,就已经上上大吉了。

  这种情况是非常危险的。

  执政党现在有一个问题:进和出的门槛都太高,于是党内就成了一潭死水,下面必然会沉淀出许多垃圾:

       ←出       ←进违反党纪国法 |~~~~~~~~| 听话  贪污腐败 |        | 经常汇报思想  玩忽职守 |        | 主动打扫办公室卫生  自私自利 |  沉淀垃圾  | 积极靠拢组织  工作不力 | ====== | 要求进步  碌碌无为 └————————┘ 好人

  首先,“纳新”(入党)的门槛太高(见上图右),实际上只要愿意为人民服务、有一定工作能力,就可以吸收入党(见下图右),这样既可以网罗人才,又可以避免他们被“敌对势力”所利用。

  与此同时,“吐故”(开除不合格党员)的门槛也太高(上图左),很多犯了严重错误的人受到的处分不过是“留党查看”。结果,入了党如同进了保险箱,党内必然沉淀下许多垃圾(比普通群众还坏的人),损害了整个党的形象、声望和运作能力。实际上,只要不符合入党条件的人,就应该请他走路(下图左)。

                     | ~~  ~~ | 违反党纪国法 |~~ ~~  ~|  听话,经常汇报思想  贪污腐败 |        |  积极靠拢组织  玩忽职守 |        |  主动打扫办公室卫生  自私自利 |        |  有工作能力  工作不力 ←出       ←进 愿意为公众服务  碌碌无为 └————————┘  好人

    这样,党内必然充满活力,也不可能有垃圾沉淀。

  把进水口和出水口设置在水库靠近底部的地方,沙土就不容易沉淀。看来党的组织部门里也应该配备一名水利专家。

  现在最令人费解的是:最高领导希望稳定(我愿意相信他们的动机是高尚的),但是对下面的官员“逼”民造反的行为却坐视不管,或者仅仅限于“三令五申”,实际上连小孩子都知道,靠一纸空文,即使“百令千申”也毫无作用。

  如果最高领导层认为基层官员虽然有很多问题,但无论如何强过让自己不熟悉的、可能不听话的人来取代他们,认为维持现状比较有利于稳定,就大错特错了。

  人类社会和自然界一样,没有绝对的“稳定”,只有动态平衡的“稳定”。靠维持现状不可能稳定,倒是积极进取反而有可能实现真正的稳定。

  为了使官员廉洁,很多人在谈论“高薪养廉”。我认为这是一个错误的思路。

  中国官员目前的实际经济收入已经相当高了,工资以外的住宅、用车、宴会、出国和其它特权,都应该加以考虑。

  更重要的是,目前中国的官员是太多、而不是太少。如果作官收入低,贪污又要受惩罚,很多人因此而觉得作官不合算,不愿意作官,宁可去经商,那么正好,正中中国人民之下怀。这也可以引导大学毕业生不那么想作官。

  中国应该实行“高薪养年”,即:官员如果没有犯错误,顺利退休了,那么就可以得到很高的收入,维持很高的生活水平。即使没有专用车辆,但其退休工资使他足可以随时扬招出租汽车。由于不必看现任官员和单位司机的脸色、尴尬地等车,相信反而更受退休官员们的欢迎。

  这可以促使官员在任上廉洁奉公,越是年纪大(官也越大),越是谨慎。年轻官员本身拥有多种选择性(经商、执教),使他们“廉”需要很高的“薪”,而老年官员的选择性小多了,同样的“薪”效果要显著得多。

  官员的退休工资还可以和所在地区的经济情况挂钩,这样也可以促使官员在退休前挑选有能力的年轻官员接班,而不是为了自己将来用车方便,挑选听话的(往往也是低能或腐败的)接班人。

  中国有自己的情况,不应简单照抄别国的成功经验,而应该寻找符合自己情况的办法。

  中国的问题很多,很紧迫,也很复杂,但只要有决心解决,就一定能想得出办法来。

作者电子信箱:huangjib@online.sh.cn

  作者:黄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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