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哲学观

　　老子哲学是对先秦周易等哲学思想的批判和继承，而集中國先秦哲学之大成。

　　1、老子的“自然”观

　　老子的“自然”观就是“阴阳”、“变化”观。

　　对此，诸如，老子说：“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

　　老子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又说：“此两者{指”阴“、”阳“}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又说：“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绵绵若存，用之不勤{尽}”。

　　老子认为“无极生太极，太极变两仪，两仪变四相，四相变八卦，八八六十四卦，其中通阴阳”。

　　老子说“正复为奇，善复为妩”、“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

　　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等等。

　　其中，特别是在阴阳之变化“法则”上，老子更有独创见解，诸如“阴虚制约阳实”、“三个阴阳交合成卦象”等等，从而集中國先秦哲学之大成。

　　2、老子的“道法自然”观。

　　老子说：“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从中，老子明明白白的揭示出了“道”的三个层次，和三种存在形式：

　　一是“自然之道”。即为宇宙观。是为最高层次。这就是“阴阳”、“变化”之道。

　　二是“天地之道”。是为中间层次。它介于“宇宙”与“人”之间，揭示的是世界万物赖以生存、活动的关系。反映的是世界万物“生存、发展之道”。故这个道是“阴阳”、“变化”之道在环境、空间之中的反映。

　　三是“王道”。是为最低层次。因“人”即“社会”，而社会的表现集中反映为“王道”，即“为王之道”。故这个道也是“阴阳”、“变化”之道在人类社会中的反映。

　　可见，“阴阳”、“变化”之道贯穿于自然、社会、历史之中。

　　3、老子的“柔弱胜刚强规律”观。

　　老子基于“阴阳”、“变化”观出发，一方面，概括性的揭示出了“刚强”即“阳”，“柔弱”即“阴”的这对哲学范畴，并从中看到了“刚强胜柔弱”乃是“自然之道”、“天地之道”、“王道”之“普遍规律”。但是，另一方面，老子也看到了在一定的“条件”之下，也有“柔弱胜刚强”的时候。并且老子研究这些“条件”，概括性的揭示和引进了“无极太极”、“有无”、“动静”、“虚实”等等这些哲学范畴，从而使得“柔弱胜刚强”也成为了“自然之道”、“天地之道”、“王道”之“特殊规律”。

　　正是如此，老子揭示的“柔弱胜刚强”规律之革命性的意义是：不仅在于解释世界，而且在于改造世界。

　　正是如此，老子哲学以“刚强”和“柔弱”而终结了以“天、地、雷、火、风、泽、水、山”之“八卦”，和以“金、木、水、火、土”之“五行”来解释世界的认识，从而集中國先秦哲学之大成。

　　特别是，“刚强胜柔弱”与“柔弱胜刚强”规律，无疑的，其存在于道的三个层次、贯穿于自然、社会、历史领域。而这，就应该是黑格尔苦苦寻找而不得的“绝对精神”。

　　二、社会历史观

　　当老子将“刚强”与“柔弱”观用以去认识社会、历史的时候，便反映出了如下的思想：

　　1、老子的“社会”观。

　　在老子看来，“社会”也是“阴”与“阳”的统一体。其中，“阴”即“柔弱”，它表现为“百姓”：“阳”即“刚强”，它表现为“统治者”。正是这“百姓”与“统治者”则构成了“社会”。

　　2、老子的“斗争”观。

　　在老子看来，“阴”与“阳”的对立和矛盾，决定了“柔弱”与“刚强”的对立和矛盾，这也就决定了“百姓”与“统治者”的对立和矛盾。而这种对立和矛盾，就是“階級斗争观”的根源。

　　3、老子的“历史”观。

　　老子认为，一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绝非是一部“刚强胜柔弱”的历史，而其中，也有着“柔弱胜刚强”。

　　4、老子的“民本”观。

　　老子讲“柔弱胜刚强”，从中揭示出和肯定了“百姓”对社会历史发展的巨大推动力量，并认为，这是社会历史推动力的基础和源泉，从而提出了“爱民”、“顺应民心”的思想。这表明，老子一开始就站在了百姓的立场上。同时，基于老子“阴虚制约阳实”，即“百姓”制约“统治者”的认识。由此，反映出了老子的“民本”思想。

　　5、老子的“和谐推动历史”观。

　　老子认为，社会动荡不安，即造反、起义，和战争，并非能够推动社会历史的发展。而认为，人类社会的历史只有在“柔弱”与“刚强”出现“和谐”关系时，方才能够得到极大的推动和发展。由此，反映出了老子的百姓与统治者“和谐推动历史发展”的思想。

　　三、道德观

　　当老子将“柔弱胜刚强”视为“道”，即“规律”的时候，于是就对先秦的道德观有了批判的继承和发展。

　　1、老子的“道德”观。

　　老子讲的“道”，集中起来，就是指的“刚强胜柔弱”规律{在《道德经》中老子称之为“常道”}，和“柔弱胜刚强”规律{在《道德经》中老子称之为“非常道”}.

　　老子讲的“德”，即为“道”在“自律”、“民得”等方面的思想、行为规范。

　　可见，老子的“道”、“德”观，并非就是伦理意义上的“道德”观。

　　2、老子的“道德一统”观。

　　在“道”与“德”的关系上，老子说：“道生之，德畜之”；又说：“孔德之容，惟道是从”。从而老子提出了“道德一统”的思想。

　　3、老子的“以德治道”观。

　　老子讲“德高道高”、“德低道低”。从中，揭示出了“以德治道”的思想。

　　老子“以德治道”的思想表现在“得道”和“治道”两个方面。

　　从“得道”方面来看，主要指“柔弱胜刚强”之道，老子一是讲要喜欢道，“同于道”、“同于德”。老子说：“故从事于道者，道者同于道，德者同于德，失者同于失。同于道者，道亦乐得之；同于德者，德亦乐得之；同于失者，失亦乐得之”。二是讲要“图难于小、于易”，勤学苦练，做到循序渐进。老子说：“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又说：“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又说：“夫轻诺必寡信，多易必多难”；三是讲要善于研究和总结，做到“知人知已”，扬长避短。老子说：“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谓道纪”。又说：“故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国观国，以天下观天下。吾何以知天下然哉？以此”。又说：“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四是讲要不自满，不骄傲。老子说：“企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见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无功，自矜者不长”。老子认为，得道之人表现为“方而不割，廉而不刿，直而不肆，光而不耀”；五是讲要做到符合规律，精益求精。老子说：“众人皆有以，而我独顽似鄙。我独异于人，而贵食母”。做到符合“道”的规律，并精益求精，方能得到道。

　　从“治道”方面来看，老子一是讲“忘我”、“无私”。老子说：“{道}生之{德}畜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又说“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是以圣人终不为大，故能成其大”；二是讲“爱民”、“顺应民心”。老子说：“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又说：“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三是讲“契约”、“平等”。老子说：“和大怨，必有余怨，安可以为善？是以圣人执左契而不责于人”。又说：“有德司契，无德司彻”；四是讲“正义”、“公平”。老子说：“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其中的“道”，从老子的“道德一统”的思想去看，这里的“道”就是“德”。而其中的“德”，就是指的上述“忘我”、“无私”、“爱民”、“顺应民心”、“契约”、“平等”观。这些思想和观念，正构成了“正义”的本质内容，和构成了衡量战争是否“正义”的判别标准。同时，老子又说：“夫乐杀人者，则不可以得志于天下矣”。又说：“夫唯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又说：“杀人之众，以哀悲莅之，战胜以丧礼处之”；五是讲“无畏”、“不怕死”。老子说：“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在老子看来，有了“无畏”、“不怕死”的这种胆量和气魄，必然会表现出“道高”来，而“置于死地而后生”。

　　四、武学观

　　老子的哲学观、社会历史观、道德观反映出了“武”的思想和文化特质。

　　1、老子的“止戈为武”观。

　　老子清楚的看到，在“百姓”与“统治者”对立和矛盾的情况下，一旦统治者忙于“利已”，则必然导致“伤民”。而正是“伤民”，使得社会历来“武”、“戈”不息，甚至出现百姓的造反、起义，带来社会的震荡。从而揭示出了“武”、“戈”不息的社会本质。故在老子看来，要止息社会的“武”、“戈”，只有统治者做到“妥协”，并从“无私”、“爱民”出发，实行“无为而治”的政治，使之出现社会的“和谐”，方能解决好这个问题。而从中，也才能使统治者的“无为”变“有为”。这就是老子的“止戈为武”思想。

　　2、老子的“以武制武”观。

　　老子基于“柔弱胜刚强”的思想而缔造出了“武术”。以之成为了对统治者施行“霸道”、“暴政”的有力的物质批判武器，并以之成为了实现“无为而治”政治的有力保障。这就是老子的“以武制武”思想。

　　五、政治观

　　1、老子的“公”、“契”治世观。

　　在老子看来，“公”即“百姓”。而“为公”的思想，即“为百姓”、“为民”的思想。这个思想是与老子的“民本”思想一脉相承的。

　　在老子看来，“契”即“契约”，和“契约管理”。

　　老子的“公”、“契”思想乃是治世观的根本。

　　同时，在老子看来，由于“契约”和“契约管理”，其本质，在于将“私”规范于一定的范围之内，而只有在这个范围内之“所得”，方才为“利”。因此，“契”与“利”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故从这个意义上，也就可以说，讲“契”也就是在讲“利”，反之，讲“利”也就是在讲“契”。这是一个说法的两个方面。因此，也就可以说，老子治世思想之根本，也在于“公”、“利”二字。

　　2、老子的“无为而治”政治观。

　　老子的“无为而治”的政治思想就是由老子的“公”、“契”治世观决定的。因为，老子一是讲“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这就是“公”的思想；二是讲“有德司契，无德司彻”，这就是“契”的思想。

　　其中，正是老子“契”的思想，它不仅与先前圣人的“无为而治”即“愚民”政治划清了界限，而且也是老子提出“绝圣弃智”、“绝仁弃义”、“绝巧弃利”的必然。

　　故老子的“无为而治”，是突现“民心”和“契约”思想的反映，是统治者顺应民心的治世立场和态度，是统治者的政治立场向百姓立场靠近，甚至一致的根本办法和措施，是统治者消除“武”、“戈”的根本途径，是促进生产发展、经济繁荣的根本表现。

　　老子的“无为而治”，保证了统治者在“契约”关系中的“一般既得利益”，而杜绝，或者牺牲的是统治者超越“契约”关系而对“特殊利益”的追求。可见，在统治者与百姓之间，老子的“无为而治”，并不主要是反映的是一个“经济”问题，而更主要的反映的是一个“是否顺乎民心”的“政治”问题。

　　3、老子的“德治”观。

　　老子勾画出了如下的“德治”兰图：

　　老子从“忘我”、“无私”观念出发，认为，统治者不能将权力及国家机器据为专有和个人依赖，不能迷信“刚强胜柔弱”，并用“武”和“武力”来治国。而必须做到将手中的权力用于为百姓谋福利。只有百姓得到了安定和幸福，国家才会长治久安；老子从“爱民”、“顺应民心”观念出发，认为，统治者必须关心百姓疾苦，想百姓之所想，急百姓之所急，以民心为是而为是，以民心为非而为非，做到顺应民心，并身先士卒，勤奋踏实，忠于职守，带领百姓去谋利益。各级官吏是受到百姓爱戴而被百姓推选出来的人；老子从“契约”、“平等”观念出发，认为，社会的统治者必须按照“契约”原则去施政，方才能够做到“绝圣弃智”、“绝仁弃义”、“绝巧弃利”，方才能够杜绝“言出法随”、“政出多门”，方才能够做到言行一致，表里如一，方才能够做到以契彰德，取民于“德善”、“德信”；老子从“正义”、“公平”观念出发，认为，统治者要支持和坚持正义战争，反对侵略战争及一切非正义战争，并做到“杀人之众，以哀悲莅之，战胜以丧礼处之”；老子从“无畏”、“不怕死”观念出发，认为，统治者必须发扬不怕死的精神，并带领百姓去克服困难，争取胜利。

　　4、老子的“善恶”观。

　　老子认为的“善”是为“以德报怨”。

　　老子说：“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大小多少，报怨以德”。老子又说：“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正是在“不善良的人”变得“善良”，和“不诚实的人”变得“诚实”中，充分表现出了老子“善”的观念。这就是老子的“以德报怨”的思想。

　　而与“以德报怨”相反的是“以怨报德”。而这“以怨报德”，就是老子认为的“恶”。也就是说，在老子看来，“不善良的人”不接受“善意”，和“不诚实的人”不接受“信任”，甚至反目相向，滋事寻仇，这就是在为“恶”。这就是老子“以怨报德”的思想。

　　老子的“以德报怨”和“以怨报德”，无疑的，成为了立身处事，分清“为善”、“为恶”的判断标准和取舍根据。

　　六、武术观

　　老子以“柔弱胜刚强”为核心，但又不排斥“刚强胜柔弱”{因为“柔弱胜刚强”的最终实现是靠“刚强胜柔弱”最终完成的}而缔造出了“武术”。

　　1、老子武术的“打机”观。

　　在老子看来，“机”就是“有”{指老子认识论中的“有无”观，即为“空间”}、“动”{指老子认识论中的“动静”观，即为“时间”}、“虚”{指老子方法论中的“虚实”观，即为“弱势阶段”}的三者合一、三位一体。这种状况，是“刚强”变为了“柔弱”的表现。打此，则事半功倍，万无一失。

　　2、老子武术的“法则”观。

　　老子概括出了武术打法的七大法则。

　　它们是：一是见实{老子认识论中的实}则打和避实{老子方法论中的实}就虚的打法法则。这是由老子的“无极太极”、“有无”观，和“虚实”观决定的。它决定了打的对象；二是桩和桩法法则。这是由老子的“阴阳”及其“变化”观、“八卦”及其“变化”观决定的。它决定了打的形式和本质；三是动中求打法则。这是由老子的“无极太极”、“动静”观决定的。它决定了打的方式；四是以静制动及以动逼静法则。这是由老子的“动静”观决定的。它决定了打的一大方法；五是打在机前和打在机后法则。这是由老子的“虚实”观决定的。它决定了打的又一大方法；六是打无绝打法则。这是由老子的“阴阳”及其“变化”观决定的。它决定了打的变化无穷；七是无打法则。这是由老子的“阴阳”及其“变化”观的特殊情况决定的，即在“阴”、“阳”不交合的状态下，则无胜负、无打。

　　3、老子武术的“境界”观。

　　老子概括出了武术的三种境界。它们是：“微明”境界、“袭明”境界、“明”境界。

　　对于“微明”境界。老子说：“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是谓微明，柔弱胜刚强”。这就是打法上的“诈术”境界。是为低境界。

　　对于“袭明”境界。老子说：“善行，无辙迹；善言，无瑕谪；善数，不用筹策；善闭，无关楗而不可开；善结，无绳约而不可解。是以圣人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常善救物故无弃物。是谓袭明”。这就是在打法上，要熟练的运用打法法则，和懂得得失成败的境界。是为中境界。

　　对于“明”境界。老子说：“见小曰明，守弱曰强。用其光，复归其明，无遗身殃。是为习常”；又说：“含德之厚，比之赤子。蜂虿虺蛇不螫，猛兽不据，攫鸟不搏。骨弱筋柔而握固”。又说：“玄德深矣、远矣，与物反矣。然后乃至大顺”。这就是“以德服人”、“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境界。是为高境界。

　　作者简介：姚文俊，1948年出生，男，汉族，四川省资中县人。内江日报社主任编辑，已退休。盘破门武术名家。研究方向：老子《道德经》与中國武学文化。著述颇丰。代表作有论文《老子是中國武学及武术散打和文化的缔造者》、《论中國“物理”拳种的源流和意义》、《论老子“和谐”社会思想》等，并有专著《中國武功盘破门》、《老子武学与国学》、《盘破门与武术人物》。为立足中國武术、武学，新解老子及其《道德经》，开重新认识先秦思想之先河而独辟蹊径，研究老子及其《道德经》的中國第一人。

　　作者:姚文俊

中国报道周刊, 2011-07-18. | 添加评论 | One comment

原文地址 老子《道德经》的逻辑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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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质决定意识”，我们对馬克思这个唯物论哲学是多么坚信不疑呀。康德在他的《纯粹理性批判》开章也说过，一般来说，人类的知识，是经验后得出来的，没有经验，就谈不上什么知识。而经验的来源是什么？不就是客体给予我们主体的东西吗？没有客体进入我们的脑中，就无知识可谈。这也是唯物论者坚定物质意识的论调。可是，康德把话语一转，他说并不是一切知识都是验后的知识，他要说的知识，是验前的知识。康德这个说法，打破了我们惯常的两分法思维模式。康德称他的哲学为哥白尼式的反转（革命）。很多人简单地将康德归为唯心主义者，说康德不就是说出我们人类有一个天生会思维的脑袋而已。实际上，如果我们深入到康德的哲学，就会发现，康德已了解到人认识功能背后的形式（Form），这就奠定了我们的知识如何可能的理论基础。在康德的先验论还没有出来之前，人们要么怀疑我们的知识是否是真的，要么独断一切都是千真万确的。康德给我们的认识论来个突破，是一个伟大的哲学洞见。我们拿当今常用的电脑来说康德这个认识论，你就觉得康德是多么伟大了：我们每一个人生，就如打开的一台电脑，我们的知识，都是由客体输入到我们头脑中的东西。这样，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就争论不休了：是物质（康德称为“现象”）决定意识，还是意识决定物质？这个争论就如同“输入的东西决定电脑呢还是电脑决定输入的东西”？这时，康德的先验论就站出来说，你们不要再争论了。在现象还没有输入到我们的脑袋之前，我们为什么不研究研究一下脑袋有什么东西呢？就是说，当我们没有向电脑输入东西之前，我们要研究电脑有什么东西？我们一般会认为，我们没有向电脑输入东西，当然电脑什么都没有反应，也就想当然电脑什么都没有。康德的厉害就厉害在这里，他在没有知识里面看到有知识。他说还有一种知识是验前的，这就等于说，电脑没有打开输入东西之前，它本身就有一套程式在那里。康德的哲学，说的就是人脑思维的程式。在我们还没有接收外界事物之前，人脑本身就有一套程式在那里。所以我称康德为电脑发明的鼻祖。他的先验论，说的是我们的知识如何可能，也就是电脑如何可能的理论基础。原来，我们人能够认识这样那样的事物，是我们人的头脑有一个认识事物的形式（Form）。康德说“知性是自然的立法者”，这话是很有哲学意义的。早在200多年前，康德就指出人认识背后那个形式了。后来的馬克思主义者，不知为什么，捡起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唯物论，弹起“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反作用于物质”的论调来，我们生活在现代的许多中國人，也懵然不知，还在作辩证法的两分法，非此即彼甚嚣尘上，使得中國人生活在一个平面上，“宁左勿右”政治划线就是两分法的恶果。康德在他的《判断力批判》一书的一段注脚里说，“有人曾对我的纯粹哲学的划分几乎总是得出三分法的结果感到困惑。但这是植根于事物的本性中的。如果一个划分要先天地进行，那么它要么是按照矛盾律而是分析的，而这时它总是两分的（任何一个存在要么是A，要么是非A.）要么它就是综合的。而如果它在这种情况下要从先天的概念（而不像在数学中那样从概念相应的先天直观中）引出来，那么这一划分就必须按照一般综合统一所要求的，而必然是三分法的。这就是：1、条件，2、一个条件者，3、从有条件者和它的条件的结合中产生的那个概念。”（康德：《判断力批判》33页。人民出版社，2002年12月第二版）康德的哲学为什么总是三分法而不是两分法，其原因就是在现象和意识之间，还有一个先验逻辑的形式在那里。就是说，我们不能只看到是现象决定意识，还是意识决定现象，它们的后面还有一个先验逻辑形式在起作用。这对我们信奉黑格尔辩证法的中國人来说，不是当头一捧吗？康德在他的《纯粹理性批判》，“先验逻辑论”一章就对辩证法作出严厉的批判。他说，“古人在使用”办证术“这个名词作为一种科学或技术的名称时，不论其意义怎样各有不同，我们从他们实际使用这名词的用意来看，可以断言，就他们来说办证术始终不过是幻相的逻辑而已。这是一种诡辩的技术，使无知和诡辩手法有其真理的外形，其方式就是模仿逻辑所规定的、按一定方法所得到的彻底性，以及用逻辑的”辩论常识“来掩盖其主张的空洞性。

　　“现在我们可以注意下一点作为可靠而有益的警告：如果把普通逻辑看作一种工具，它就总是一种幻相的逻辑，即办证术的逻辑，因为逻辑所教人的并没有任何关于知识的内容，而是只规定知识和知性相一致的形式条件。而这些条件却不能告诉我们任何关于所谈的对象的东西。那么，想要用这种逻辑作为一种推广和扩大我们的知识的工具就势必以空谈为其结局——在这种空谈中，我们可以用某种貌似有理的话来坚持任何可能的主张，或者如果我们愿意的话，又来抨击任何可能的主张。”（《纯粹理性批判》99页，韦卓民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7月第二版）今天我们来回顾一下中共执政一甲子的乱源，不正是康德指出的幻相逻辑的办证术在中國横行霸道的结果吗？他要说刘少奇、林彪、趙紫陽反黨，证据确切，要为刘少奇平反，也可说振振有词；他要说黨如何把人民从水深火热之中拯救出来，黨的功劳大大的，他也可以罗列出一大堆事实来。翻云覆雨，指鹿为马，没有那个主张不是不正确的。正如人们调侃说的“领导讲话没有不重要的，黨的领导没有不正确的”。辩证法治国，国将不国！这就是康德指出的“办证术”悖论。

　　康德的哲学，不仅为人类的知识奠定可靠的理论基础，而且还指出人类理性的局限性。实际上，欧洲当今讲所谓的“宽容”文化，康德的贡献是很大的。康德在他的《纯粹理性批判》一书中就指出人在获得许多具体的知性概念以后，并没有结束他的求知欲望，纯粹理性会要求给出一个绝对的理念。康德称之为“无条件者”。就是说，人要有一个绝对的理念来统摄所有具体的知性概念。有神论者，无神论者都是如此。康德列出四大悖论来证明理性的二律背反。他说有神论者可以证明上帝的存在，无神论者也可以证明没有上帝。两者血战到最后还是分辨不出胜负，原因是理性这个总概念、理念都是由逻辑的三段论推导出来的。它是个假设的命题，用理性去推理证明是不能彻底解决问题的。由此我们就会明白，中國大陆很多唯物论者，觉得信上帝很可笑，可是他们不想一想，说世界是物质的也同样是可笑的。如果我们追问下去，“物质是什么？它又是哪里来的？”我们也找不到它最后的因子是什么？故康德说“所以在纯粹理性的领域内，假设只容许用作争斗的武器，而且只能为了捍卫一种权利来使用，而不是为了建立这种权利。但是我们总得要在我们自己里面寻找敌方。因为思辨的理性在其先验的使用上，本身也就是办证的；我们所惧怕的反对意见也就在我们自己里面。我们必须把它们寻找出来，正如我们在权利的诉讼中所做的那样，因为关于权利的种种要求，虽然它们是陈旧的，但绝不会丧失其时效，所以我们必须将它们寻找出来，以便使它们宣告作废，这样才可以建立一种持久的和平；表面上的沉默只是徒有其表而已。必须清除处在人类理性本性深处的那些骚扰的根苗。但是我们怎能除去这种根苗呢？除了给它以自由，给它以滋养，好让它发育长大，而显现在我们眼前，然后再予全部毁灭以外，此外别无他法。所以我们必须想出一些任何论敌所绝未想到的反对意见，实则将我们的武器供给他，并且让他有尽可能想要得到的最有利的地位。在这一切上面，我们绝不惧怕，而是大有希望；那就是，我们可以因此而获得以后再没有争论的产业。”（《纯粹理性批判》652页。韦卓民译，华中师范出版社出版，2004年1月版）所以，今天的欧洲讲民主、宽容，是有其文化理论根据的。你不要以为你的信仰就绝对是真，别人的就绝对是假。如果我们能认识到康德这个纯粹理性的二律悖论，我们就能宽容地看待一切争论了，非此即彼的绝对是不可靠的。而且我们也可看到那些原教旨的独断主义者何以如此猖狂妄作，容不得别人的意见和非议，就是那个理性观念在作怪，他把那个观念作为绝对是真的了。中國的愤青，其之所以如此嫉恶如仇，就是统治者把国家利益、民族利益高于一切的理性理念植于这些愤青的脑袋之中，他们看到别人不同的意见或是别国制裁中國的背后都隐藏着巨大的阴谋，绝对是没有好意的。这种人已失去孔子“反诸求己”的理性功能，这正是康德指出理性的要害。假如世人更多地懂得康德这个纯粹理性批判，就会变得宽容一些了。就不会像唐吉珂德战风车一样荒唐，为着那个假设的理念去浴血奋战。我曾经写过一篇批评黑格尔“绝对理性”的小品文，说黑氏不懂得哲学常识，并借叔本华的话说黑格尔是个“低能的哲学家”。有些读者不以为然，把我与叔本华并列一起骂。其实，我们单就宇宙无限和物质无限可分（物自体不可知）来说，你如何求得绝对呢？人认识事物，靠的是因果律，而因果律是在时空的形式下进行的。而这个时间、空间也是无限的，你如何找到绝对？黑格尔的绝对，也只不过是康德所说的那个假设推理出来的理念。然而，黑格尔所说的，并不是康德所说的那个意思，他的“绝对”是可以求得的。他在他的《小逻辑》一书说有“客观思维”、“客观思想”，如此来为其“绝对”打保票。思维、思想都是主观的，经黑格尔一办证，它可以变为客观的了。（他的名言“凡是现实的都是合乎理性的，凡是合乎理性的都是现实的。”也就是“客观思维、客观思想”的注脚）叔本华可能有点妒忌心而对黑格尔进行攻击，但他骂黑格尔为哲学骗子不是没有道理的。黑格尔做的，已超出哲学常识了。最近我重读黑格尔的《小逻辑》，我怀疑黑格尔根本就没有读懂康德。黑格尔是从感性上升到理性的办证，没有康德的知性。他在他的《小逻辑》一书中打个比方说康德的认识论是在教人如何游泳的法则，而人无论如何熟悉那些法则，他不下水去游泳，永远也学不会游泳。他的这番话，很大程度上曲解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康德是要打破怀疑论和独断论的枷锁，而黑氏的绝对理性，其实就是要回归独断论。绝对必然是独断的。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辩证法，是师宗黑格尔的辩证法而来，其所谓的“辩证法”，比黑格尔的辩证法更诡辩：当他说“物质决定意识”时，把意识说是物质的属性。而当他把物质与意识作办证时（意识反作用于物质），意识与物质又分属于两个不同的概念。今天我们重读康德，你就会觉得康德的伟大。他早于黑格尔就指出理性这个二律背反，而黑氏既重滔覆辙。当年德国人还很热衷于黑格尔哲学，十多年后人们才觉醒，觉得叔本华说得不错。如今我们中國人还热衷于辩证法，辩证法充斥于各个领域。今天我们重温200年前的康德哲学，你就会觉得，康德是个先知先觉者，他早就把辩证法的本质揭露出来了。后来的德国哲学家尼采、海德格都对辩证法很感冒。而我们中國人进入21世纪的今天，还在辩证法的魔匣子转，这不是显得很可悲吗？

　　康德的哲学，说他是一场哲学革命并不为过。他的哲学，开启了许多哲学新领域。康德说我们认识的是现象，不是“物自体”。这就开启了后来的胡塞尔的“现象学”以及海德格、萨特等存在主义哲学。康德的“先验论”，虽然不属心理学的哲学范畴，但他既点出心理学研究许多先天性的东西。我认为，后来的弗洛伊德“潜意识”哲学，也走不出康德哲学的范畴。当今很多的科学研究方法，如“系统论”、“解构主义”等，也有康德哲学背景。康德哲学的成就，不仅仅是在哲学领域，他在自然科学、人类学、社会科学等诸多领域都有贡献。甚至在文学艺术领域也有很大的贡献。德国诗人、艺术家席勒“美是现象中的自由”（见席勒1793年2月给克尔纳《论美》的信：Sch？nheit ist Freiheit in der Erscheinung ）的审美艺术观，就是从康德的先验判断哲学发展出来的。

　　我对康德哲学的认识，一个最大的感叹就是他对纯粹理性的批判。他讲认识论的那个形式（form）是很重要的，是那个形式决定着我们的思为。由此我联想到一个社会制度的问题：当今的中國，为什么会出现这样那样的弊端？为什么人欲横流、道德堕落、腐败歧生？这是因为那个制度架构——也就是康德所说的那个形式（form）所造成的，即形式决定着内容。中國的种种弊端，不正是这个制度所造成的吗？很多有识之士早就看出这个问题：解决中國的根本问题，必须改变这个制度。刚好德文的“改革”（erform）一词就是改变形式，把原来的程式改良。而中國的所谓“改革”，是不改形式（獨裁專制制度不变），只改内容。可想而知，这个改革是没有实质性变化的。因此，我们用康德的form（形式）来关照中共的改革，你就知道中共的改革是怎么一回事了。他绝对改不出什么民主政体来。

　　康德的哲学，有一个完整的体系。他自称他已解答了人类的三大问题：一、我能知道什么？二、我可以做什么？三、我能希望什么？第一个问题是关于认识论的。我们认识世界的权限有多少？康德都一一指出了，这对当今中國所谓的“科学发展观”有一个提神醒脑的作用。中國对“科学”与“伪科学”争论不休，就是他们看不清理性的权限。假如他们能认识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就知道科学能发展到什么程度？而对“伪科学”也会有一个清醒的认识；第二个是关于道德的问题。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就解答这个问题。二千多年前，我们的至圣先师孔子就对道德作了很多论述，康德在理论上作了充实。“我可以做什么？”反过来说“我不可以做什么？”这就是孟子提出的人与禽兽区别的道德问题。这对今天中國的道德重建是有惊醒的作用的；第三个是关于信仰问题。一个人没有信仰，生命就倒悬，人生无着落。康德提出的“目的论”是很有意义的，尤其对当今无神论的中國非常重要。中國很多愤青，把“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当作一种信仰去生活，其所得出的行为是非常极端和不可言喻的，因为他的反思判断力都以这个图腾为目的。从而我们也可看出愤青们是多么可怜和可悲，他们信奉的那个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是很肤浅的，对他“我能希望什么？”的个人安身立命目的是不能产生稳固作用的。就是说，那个图腾解决不了人生的终极问题。由此我们也看到极端主义的可怕：当他把某一东西作为信奉的对象，他的反思判断就围绕着这个目的思考了。我们看到中东那些自杀炸弹者不可理喻，他那么勇敢地献出自己的生命，就是他坚信他是为他们的神奉献的。文革时中國人对毛澤東的狂热崇拜，这种坚信不移的思维定势，就是康德的《判断力批判》所说的“反思判断力”在作怪：反思判断是调节性的，他会以他的目的性来调节他的反思。而其反思的结果当然是符合其目的性的。所谓“好的东西都是神所给予的，坏的东西都是属于魔鬼的”就是反思判断力调节性的结果。当他信仰某对象，把它当作目的性去思考，思维的见解就自动地（不知不觉地）调节为这个目的性服务。康德这个《判断力批判》可说把人类的思维固执性揭示出来了。为什么那些信仰者信誓旦旦地认为他们的神是真神，是最灵验的，就是他的反思判断都为着这个神作目的论而下的判断。而康德说“判断力”是天生的，是不能用训练教育出来的。而庸才常常是以实例进行判断的，离开了实例，庸才就无所适从。从而我们就看到，大陆的芸芸众生，很多人相信没有中國共產黨领导人民，中國就会大乱，就会亡国，就是共產黨提供给他们的都是没有黨的领导，社会就乱的实例。而他们又得不到其他方面的实例，所以他们的思维就跟着共產黨设下的实例转了。所以我们今天重读康德，其给我们的启示是相当深刻和有现实意义的。

　　作者:黄鹤昇

中国报道周刊, 2010-12-18. | 添加评论 | No comment

原文地址 康德哲学给我们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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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简单：“特殊”如联合国秘书长、各国总统、国家主席、省长什么“领导人”，倘若是你要走一般性通道，那么你当然就没有任何特殊的“豁免权”。这是放之全球各国而皆准的游戏规则。

　　至于“万里挑一”，也非常值得格外关注，因为这关系的“中國大师”、天才与的质量至关重要，关系到“大师”根源性一系列的黑红、多少、够市场使用等一系列原则问题；a）、中國大师，是按1/1万，还是1/10万、1/100万、1/1000万、1/10000万来历史性选择？b）、若按一万分之一供需来计算，那么中國每个省市的大师就有100万、1000万人之巨；若按千万分之一出大师，那么中國最多人口省份也至少有10位以上；若按亿分之一出大师，那么中华民族最少也有13—15个大师。C）、要多少大师才符合中國国情？即不多又不少、还管用、够用符合大师标准，真正有大师的风采而贡献于全人类？

　　“国学大师”，不是土豆番薯、不是羊肉、更不是芝麻绿豆，也不是一般的人类，却应该是具有驾驭千万人、亿人的天才和知识财富智慧。

　　至于“国学天才”剽窃与否，应当别论。

　　1、要什么样的大师？

　　陕西省招办拒绝投档，这绝对没有中國之任何过错。这是因为：若是陕西省招办“允许”投档了，那么13亿中國人的高考一直的“公平”又以什么尺度、怎样来持续13亿人整个国家招生制度完整性与公正、公平、公开的招生国策？很简单：既然是“天才”就要当然走“天才”的通道，而不能走常人通道，这是大自然区别“物以类聚”的基本通则。高考机制，是中國维护13亿“一般人”选择人才的一种常规机制；而“天才”则是需要走 “特别通道”的。一如钱钟书本身的出现、成为了大师，就是特殊机制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再如中國伟人孙中山、毛澤東、蒋介石等等“天才”的出现，都不是一般人才通道所能够行的路、能够走过去的事。

　　因之特别建议现代中國“人才”发现、实践机制中，除了大学破格录取人才机制而外，建议与国家教育部设立“国家‘人才’专业（招生）认可委员会”连审机制，免得“特殊人才”乱了“一般人才”的规则，以打破国家60年一统常规人才招生机制、建立多元化的“特殊人才”发现与招生、录取的游戏规则。将“普通人才”与“特殊人才”各行其道。否则全国上下的各级“招生办”怎么都能识别“国学人才”，“甲骨文人才”、“孔孟之道人才”、香花与毒草人才、狗学猫学人才等更各行各业的人才都来了，那么多“特殊人才”，谁来鉴定、认定是不是？谁又能将这些奇才、天才送进高校，进而炼成钱钟书大师、孙中山、毛澤東、蒋介石这样的天才？！

　　要不，把握失准，没有当然如大自然一样的科学依据，将中國人才炼成了李一大师、林彪大师、李鸿章大师等等不也成了中國人的一道道天灾人祸？

　　2、中國要多少大师？

　　公平、公正，当然要以国家大公平、整体公平，国家源头公正为生态环境。这就是说，一如“城镇人口”与“农村人口”，没有最基本的国家环境基础公正、公平，何谈“宁弃钱钟书也要公平”的公正之说？国家公民整体公正与“特殊人才”的发现与实践，是水火不相容的两回事、两种概念，一如钱钟书能做的事，是千千万万人都无法做、做不到的事，一如菲尔普斯拿下7项世界冠军，当今世界还有谁能够如是炮制？更何况：陕西省考生孙见坤，真是“宁损失一百个钱钟书，也要公平”那样的举世“天才”吗？这需要一个最起码的识别能力和一个专业机构确定和肯定负责。

　　中國是一个文明古国，中國大师远如星汉灿烂。远的有孔孟之道为代表的一代代圣杰，近的王国维、钱钟书、胡适、鲁迅、梁启超、蔡元培、章太炎、陈寅恪、冯友兰、季羡林、钱穆、饶宗颐、南怀瑾、章太炎等等，但就是没有眼前、新中國之后的大师。

　　3、破格大师与大师之源

　　大师产生、生长的环境非常重要、也是大师辈出的一种根源所在。1929年，钱钟书在清华大学入学考试中数学只得了15分（100分制。请注意他的分数），但国文、英文成绩十分突出。32岁的校长罗家伦做主破格录取了钱钟书（请注意校长的年龄和他做出的录取决定）。这可能部分源于这位年轻的校长对英才的惺惺相惜和准确无误的判断：1917年，刚刚从美国归来就任燕京大学教授的胡适，阅卷时认为自己发现了一个国学天才，在他的要求和校长蔡元培的默许下，这名数学成绩为0的学生被燕京大学破格录取（请注意录取人才的决定与程序，是在校长蔡元培默许之下，才为但是的教育部长）。

　　关于“国学天才”。在中國，先讲“国学”，若真是“国学”真有的话，那么很可能在5000年就存在于浩渺的中华民族的文化之中了，那么5000年来为什么没有将中國科学明白无误的分类分配出一条“国学”学科来？若是没有“国学”科目和这一宗源的话，那么“国学”的存在与终了就有了大自然一样任由风来雨去了。所谓的“国学”尚且缺少历史、中华文明的传承与支撑，那么“国学天才”的是与否就更应该审慎，既不埋没、也不能虚无，给一个年轻生命以当然的出路，那怕是一株毒草、一朵香花、一个动物、一个生灵，都是一个个美妙而平凡伟大的事。

　　100年历史已经证明、美好未来更加沉疴：不管是蒋介石、还是毛澤東这样的天才，都有人类、中华民族的致命要害与短缺。若要讲蒋介石这样的人才，昨天的新中國和现在的台湾就是不朽的杰作；若要讲毛澤東这样的人才，那么昨天的新中國和今日的中國崛起同样是不朽的杰作。现在却是两岸天各一方……但谁更能是历史的昙花一现？未来谁属？谁能够兼容这未来世界，怕不是蒋介石、也不是毛澤東思想，而是毛澤東蒋介石这些人才“聚合物”，一如234年美国的崛起，一如600年的大英帝国风流逝去、一代代今不如昔下去……

　　4、以小见大见大师？

　　60年、新中國真要炼出“中國大师”、“世界大师”？哪怕只要能炼出屈指寥寥的几个，也不负全球1/4人口的“先进性”和“四个代表”。中國真想出大师吗？那么就必须把毛澤東、蒋介石等一致同等来看待，因为这是中國民族、全人类生存发展的一个生生不息、一如人类大自然的生态环境，没有这样的生态环境，别说是60年、就是100年、200年也无法出产“中國大师”、“国际大师”！那么新中國60年至今出不了大师，不就是根源断层所在，还有什么历史、今天与未来的使然？否则，新中國“大师”只能是归零，因为新中國一直都没有发现、孕育、教育一代天骄蒋介石、毛澤東等人才的成长环境、更哪里还有国学大师、国际大师的成长环境？！

　　末了，再讲“国学天才”孙见坤因招生事件被国人关注后，其“国学”文章被一针见血的指出了无数抄袭之外，学界还以“无才无学无德”——以文证、书证、史证、法律与公正的系列论证，一一都列出孙见坤范文的出处。又因“口出狂言”指责中國教育体制说：“就我在国学上的水平而言，绝非是寻常泛泛之辈两三年可以达到的，没有天纵之才，不下十年之功是得不来的。”他更是语出惊人：“千载之后，我会是配享文庙的国学大师，而你们（指陕西省招生办）却难逃那如椽的春秋史笔：共和六十一年，夏七月，佞子祸学于丰镐”（见2010年9月3日《广州日报》《“国学天才”孙见坤卷入抄袭风波引发“案中案”》一文，作者 张强）。这真像是：新中國的第一代大师已经开天出炉，难道今又是大师出没、诸葛亮离去的星落时辰？

　　毫无忌言，不管是谁、都不得不承认：中國是需要贯通两岸、指点人类、中华民族文明崛起的一代代大师，而不需要共產黨或国民黨自己、一如蒋介石和毛澤東那样的“与天奋斗、与人奋斗”——“不共戴天”的那样“天才大师”。按100年来或是跨越历史的来看：中國、外国已出现的大师都已证明，几乎都是无一例外的跨越了国家黨政、国与国的纷争、政治派系的沟壑而闪耀着全人类的知识辉煌，这就是古今中外、历史与现在大师的真谛。           （作者系国情内参首席研究员）

　　作者:巩胜利

中国报道周刊, 2010-11-07. | 添加评论 | No com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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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70%的食品与日用品来自内地，人民币升值（暂且不计内地工资、租金上涨等其他因素）势必推高香港的物价水平。同时，由于美元贬值，能源、商品等以港币计价自然也要加价。

　　弱美元/港币，往往带来资产升值（reflation）的故事，周边资金涌往香港。人民币升值，令香港房价在内地富豪眼里显得便宜，内地热钱不断溢向香港，推高房价、推高租金。如果人民币、美元走势真如笔者所料，几乎可以预见，香港将陷入通货膨胀的煎熬，营商成本节节高涨，经济活力萎靡。港币联系汇率，势必成为市场的关注点。

　　港币联系汇率，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在稳定人心、安定经济、确保香港顺利回归上，功莫大焉。币值的稳定，与资金的自由流动和中國经济的崛起，将香港打造成世界第三的金融中心。尽管港币也曾在1998年受到投机客的狙击，利率因此不得不飚升，但是港府最终击退了对冲基金，捍卫了联系汇率。联系汇率，是香港过去30年经济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香港建制的一部分，是港人生活的一部分。

　　然而，近年联系汇率的缺陷变得越来越突出，部分更是结构性的缺陷。联系汇率的真髓是，放弃本币的货币政策自主性，来换取本币的可信赖度。换言之，港币是港元的票面设计，但是美元的信用度。

　　港币联系汇率在设计上有两个重大的假设：第一，美元具有高信用度、币值稳定；第二，香港与美国的经济周期大致接近，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周期在香港大致适用。然而，这两个根本性假设，近来均遭遇挑战。

　　首先，美元的信用已被普遍质疑，汇率乱象不断。美国政府为拯救经济，创下了天文数额的财政赤字，美联储则在量化宽松的名义下滥发钞票。美元，作为给港币提供稳定锚的大货币（senior currency anchor），本身失去了信用，变得不稳定了。

　　其次，香港经济与内地经济的联系愈来愈紧密，经济周期的步调和美国的周期不相一致，对货币政策的要求也不再一致。美国陷入经济衰退，银行惜贷，就业市场疲弱，房地产市场萧条，美国央行大放水喉救经济，是可以理解的；然而，香港经济运行良好，房地产市场甚至过热，却必须接受同样的超宽松货币政策。

　　香港的经济周期及货币基本面，与美国的经济周期和货币基本面之间出现一定的偏差，是正常的，时常出现的。挂钩的小货币，牺牲一些政策的自主性、灵活性，以换取被挂钩的大货币的稳定性与信用度，本是货币挂钩（currency peg）的承诺。经济与政策周期出现偏差，不必大惊小怪，经济系统自身可以进行调节。不过，如果这种偏差变成结构性的、长期性的，则势必带来更深层次的问题。

　　美国的量化宽松政策，在由紧急措施转化为常态性的货币政策，超低利率水平起码会维持5年甚至更长；高储蓄率、低储蓄利率、通胀升温，在香港势必导致银行储蓄流向楼市。人民币升值、人民币国际化、内地流动性泛滥，势必带来更多的内地热钱。在两大板块的挤压下，香港的通货膨胀、资产通胀一定升温，低端工人的工资上涨根本追不上房价，甚至租金的上涨。同时，营商成本大增，金融业、房地产业以外的行业生存空间受挤，最终就业环境受压。

　　人民币，应该是港币联系汇率的自然替代大货币。但是，人民币目前在资本项目下仍缺乏基本的可兑换性，暂时无法成为资金自由流通的香港的货币靠山。人民币不仅需要完全可兑换，而且必须成为具有国际信用的货币之后，才能支持港币联系汇率，这起码是十年以后的事情。

　　人民币国际化、香港发展人民币离岸中心，均为港币向人民币靠拢制造必要的条件，不过港币与人民币挂钩的时机目前并不成熟。另外，货币挂钩一向是进去容易出来难，在脱钩的时机选择上，涉及政治、经济、市场、社会、立法会、北京等诸多因素，当机立断颇不容易。

　　笔者对一国两制五十年不变充满信心，不过联系汇率能否存活五十年就难讲了。

　　本文原载于新财富，为个人观点，并非任何劝诱或投资建议。

　　来源：http://blog.sina.com.cn/s/blog_467a66b00100lofl.html

　　作者:陶冬

中国报道周刊, 2010-10-06. | 添加评论 | No comment

原文地址 港币的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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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废除户籍制度的方案必须切实可行

　　或许会有人并不认同笔者的方案，他们认为实际上很多专家学者以及提出了非常多的方案，可是政府就是不积极实施，因此才造成了户籍制度的改革难以实施。不过在笔者看来，问题并非如此。的确，现在是有不少人提出了户籍制度改革的主张，可是如果我们仔细来看这些主张，其实绝大多数仅仅是谈户籍制度改革的必要性，而不是谈如何来改革户籍制度，最近一些媒体所发表的敦促政府改革户籍制度的文章实际上就是在谈户籍制度改革的必要性，而没有告诉大家，如何来废除户籍制度。虽然也有一些人提出了一些改革的实质性建议，可是根本不具备可行性，也就是说，根本没有解决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a）    改革户籍制度的资金从何而来？如前所述，废除户籍制度，需要政府每年最少再投入1.6万亿，可是现在政府财政已经有赤字，在这种情况下，每年再增加1.6万亿，根本不可能。因此这１.６万亿资金如何解决？任何户籍改革的方案不能解决这1.6万亿的问题，任何政府都是根本不可能接受，因此都是不可行的。

　　b）    如何使13亿人都从户籍改革中立即获益？这就是说，任何户籍改革的方案都不能挖东墙补西墙，都不能以损害其他人的利益为前提——都不能损害目前人们已经获得的基本利益，不能降低目前人们已经获得的福利保障标准，影响他们的生活水平，否则这种改革的方案就会受到人们的抵制。就不具备可行性。任何户籍改革的方案，都必须是在给予农民待遇的同时，也相应地大大提高了城市居民的待遇，而不能仅仅照顾农民的利益，而忽略城市居民的利益。

　　c）    如何使政府减少开支，而不是增加开支？坦率地说，虽然中國经济最近三十年来发展迅猛，不过政府对于纳税人征收的税费，除了废除了农民的农业税之外并没降低，反而在日益增加。目前城市纳税人的税费负担，平均而言，已经占到了人们名义工资的三分之二。此外，政府还在通过其它的方法，变相地收取税费——土地出让金就是其中之一。这种税费的沉重，带来了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低收入和高房价就是这种社会问题的集中体现。改革户籍制度，不能使政府再加重这种税费的征收，而必须使政府可以进一步降低税费。否则就会消灭了户籍问题，却引起了比户籍制度更严重的其它社会问题。所以不能使政府减少开支，降低税费的户籍改革方案就是不可行的。至于建立在政府再增加税费的户籍改革方案，更是要不得的。

　　d）    如何将户籍制度带来的问题，转化为社会政治与经济发展的杠杆？例如通过户籍制度的改革，减少腐败，增进社会公平，促进经济的发展，而不是增加了腐败，造成了其它方面的社会不公平，阻碍了社会经济的正常发展。

　　e）    必须是全面的解决方案。例如现在很多专家学者对中國社会存在的贪污腐败非常憎恨，他们认为中國社会的问题都是因此而引起的，只要解决了贪污腐败，就可以节约1.6万亿的资金，户籍制度也就可以废除了。笔者非常支持肃清贪污腐败。可是即使按照一些专家学者的估计，中國的贪官每年贪污浪费了9000亿，那么肃清了贪官还是不能满足1.6万亿的户籍制度改革需要。所以切实可行的户籍改革方案，应该是可以解决这余下的7000亿资金问题的。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切实可行的户籍改革方案，还必须是可以立即肃清贪污腐败的（包括政府在内），而不是空谈肃清腐败，却根本考虑反对的力量极其强大，使得我们在短时期内根本不可能消灭腐败。

　　专家学者应该立即拿出切实可行的方案

　　必须指出的是，任何社会改革的方案，实际上都应该是来自专家学者，而不能仅仅依靠政府官员来想当然地拍脑袋——仅仅依靠政府官员拍脑袋，在很多的情况下连小事情都会出错。这种例子在中國社会已经出现得够多了，实在是不胜枚举。因此，要废除户籍制度，专家学者（哲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社会保障学家乃至媒体等等），不能仅仅是寄希望与政府下决心，仅仅敦促政府立即行动，而必须首先且立即拿出废除户籍制度的可行性方案来。换言之，专家学者应该对废除户籍制度进行非常深刻而全面的研究，提出改革的模式及其实施步骤——也就是如何在中國立即建立起一个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来取代现有的地方性社会福利保障，取代现在的户籍制度，使之可以与纯粹的户籍登记制度相分离，从而达到彻底废除户籍制度的目标，使得政府可以立即实施。仅仅是呼吁政府改革，逼着政府官员拍脑袋，想出一个废除户籍制度的方法来，再实施改革，显然是非常不够的。

　　更为坦率地说，要彻底废除户籍制度，问题的关键还是在专家学者（也就是哲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社会保障学家等等），而不在政府。如果专家学者拿不出一个可以化解无米之炊的、可以立即在中國建立起一个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的方案，使得政府可以从根本上解决资金问题，那么废除户籍制度无疑就是遥遥无期的。因此专家学者应该为户籍制度的废除，承担更大的责任——其实这也是专家学者不可推卸的社会历史责任。试问，如果做为中华民族的智囊的专家学者提不出这个方案，还有谁可以提出这个方案？

　　最后，我们再次强调，任何问题其实都具有两面性，户籍问题也是如此——也就是说，它一方面是一个非常严峻的社会问题，但另一方面也必定是中华民族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实际上中國彻底废除户籍制度所必需具备的各种条件（包括全部资金），均已成熟，只是我们的专家学者被传统的思维模式束缚了自己的思想，因此未能发现这一事实而已。所以，只要专家学者挣脱传统思维的桎梏，冷静地对中國社会的实际情况做深入而全面的研究，就一定可以在中國立即建立起一套新型全民的全面的社会保障体系，从而立即彻底废除户籍制度。关于这些，笔者将另文专述。

　　本文刊登与2010/3/4《东方早报》，但刊登时有删节。

　　作者:孔保罗

中国报道周刊, 2010-07-15. | 添加评论 | No comment

原文地址 专家学者应该立即拿出废除户籍制度的方案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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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压力维稳的主要特征

　　（一）重视事后处理胜过源头预防。

　　尽管中央文件再三强调从源头上预防和解决问题，但在实践中却相反。一些群体性事件之所以发生，其中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做好源头的预防和治理工作。以备受关注的贵州瓮安事件为例，2008年6月28日下午，当地部分群众因对一名女中学生的死因鉴定结果不满，聚集到县政府和县公安局。之后，一些人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冲击县公安局、县政府和县委大楼，“少数不法分子”趁机打砸烧，致使多间办公室和一些车辆被损坏。事件发生后人们从各方面找寻缘由的时候才发现，原来这次影响巨大的群体性事件在发生前已有很多征兆。据《半月谈》杂志披露，瓮安是一个矿产资源丰富的地方。近年来，经济社会得到较快发展，但在移民搬迁后期扶持、违章建筑拆除、矿权纠纷处理、国企改制中，出现了各种矛盾，沉积的有影响的重点信访案件就有20多起，各种矛盾纠纷没有得到及时化解。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在通报事件解决情况时也指出，瓮安事件表面的、直接的导火索是女中学生的死因争议，但背后深层次原因是当地在矿产资源开发、移民安置、建筑拆迁等工作中，侵犯群众利益的事情屡有发生。换句话说，瓮安当局的不当执政行为，积累了大量民愤，由于没有从源头上及时有效地疏导和解决，最终酿成了这次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

　　（二）重视基层，注重“实战”。

　　目前，我国实行的中央、省、市、县、乡五级管理体制已经越来越不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管治的需要。尤其是随着改革的深入，各种深层次问题逐渐暴露，各种矛盾凸显。在这种情况下，提高基层政府的社会管控能力就显得非常必要。俗话说，基层不牢，地动山摇。不过，由于层级过多，很多政策从中央到地方要经过层层过滤，致使很多政策到基层已经严重扭曲变形，失去了本来的治理效力。这就是人民群众常说的“中央政策是好的，到下面就走样了，是歪嘴和尚念错了经。”因此，为减少层级过多带来的信息流失，中央采取各种措施加强与基层的直接联系。比如让县委书记、基层公安局长进京轮训。邀请相关专家学者给这些基层官员讲解各种维稳知识，包括如何应对群体性事件等。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培训过程中开始减少理论知识的学习，逐步加强技术性、实用性处理方法的探讨和应用。

　　（三）政绩考核功能异化。

　　在中國，上级对下级的政绩考核是决定官员任免和升迁的重要指标。政绩考核的项目繁多，经济、政治、社会各方面都会涉及到。尤其是对一些重要指标实行“一票否决”，使得基层官员不堪负重。为了完成重大任务，地方官员往往会采取“人民战争”、“群众动员”的方式。这就造成了真正的工作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做，为了应付“一票否决”的事项整天忙得焦头烂额。以信访责任追究为例，中央一直强调把矛盾化解在基层，以减少北京和各省市面临的工作和社会稳定压力，逐级下达信访工作责任目标考核。面对中央的压力，地方政府往往并不是去解决问题，而是对上访群众采取的截访、销号、拘留、罚款、劳教、判刑、连坐等控制手段压制上访人员。当然，我们不是说地方政府根本不想解决问题，因为有很多问题确实不是地方政府能够解决的，也有很多问题是任何政府都不能解决的。实际上，有些时候基层官员也处于进退维谷，左右为难的境地：对上要承受上级政府的压力，如果硬性规定的“一票否决”考核事项出了问题，别的工作做得再好也没用；对下要应对民众的各种诉求。

　　（四）成本高，投入大。

　　“维稳工作”造就新的利益部门。很多时候地方政府迫于维稳的压力，不惜花费巨额经济成本。以当前中國信访实践中存在的拦截上访民众的截访为例，其所花费的经济成本已成为了地方政府的沉重负担。例如，十七大期间，为了保证所谓“零进京”，从9月28日到10月25日，河北省某个上访问题并不严重的县组建了驻京工作组进行截访和劝返，人员包括主管信访工作的县委副书记、县政法委书记、信访局、法院、检察院、公安局等部门的主要领导和工作人员25人。这个县4个有上访人员的乡镇，分别还派出2至3人到北京值班，全县到京接访的人近36人。据最保守的估算，这个期间，整个河北省进京接访人数达到了5000多人。全国像河北省这样进京上访较多的省近10个，加上其他省市，全国在北京接访人员近10万人。这么多官员和工作人员到北京来接访，对基层政府来说是一笔不小的行政开支。对此，山东一位基层领导曾坦言：“上面传信来要我们去接人，立即派出两三个人过去，连吃带住加汽油费，一次就花了一两万元。”截一个上访者的费用有时足以解决其实际问题。

　　（五）基于短期利益考量。

　　在中國的政治生态中，稳定是压倒一切的，其他任何事情都要以稳定为基本前提，任何工作都要给维稳让路。为了维稳甚至可以不惜给正常经济发展、民众日常生活带来不便和负面影响。同时，在“维稳压倒一切”的观念主导下，政府采取的社会管治方式总是简单化和绝对化。目前中國的“群体性事件”，实际上有许多是工人和农民、市民等群体为了自身的利益而集体上访等行为。这些事件并不是针对政府的，政府至多是调解者或中立方。但由于某些地方政府把这些行为定性为影响社会稳定的事件，而为了维护社会稳定，各级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就不得不采取各种维稳行动。因此，这种压力维稳是基于现实考虑远大于中长期利益的考量，有头疼医头，脚疼医脚之嫌。

　　二、压力维稳的主要原因

　　（一）现实的需要。

　　对社会稳定存在威胁和现实挑战的主要有这样一些方面：其一，恐怖活动的挑战，每次重大国际活动的安保工作都会成为维稳重点之一，如奥运会、世博会、亚运会等。其二，民族地区的“骚动”。如新疆、西藏等地区民族分裂分子制造的骚乱。其三，群体性事件，以征地、暴力拆迁引发的为代表。其四，信访活动，特别是进京访和群体访。其五，犯罪率攀升、治安问题日益严重。特别是暴力犯罪、黑恶势力犯罪、街头犯罪，以及社会影响大经济案件，如非法集资等。其六，邪教。以上这些分类并不严格，有交叉。

　　而在面对因为群体性事件引发的社会不稳定时，因为我们的领导干部任用机制等是几年一换，使其更希望在自己任内压制矛盾维持现状，而不是从根本上解决矛盾。这一点在基层表现的尤为显著，很多基层官员缺乏责任感，也没有化解矛盾的勇气和动力，对一些问题能推就推，能捂就捂，只要矛盾不激化，不影响自己的政绩，他们是绝对不会主动解决的。因此，很多官员不能用“平常心”来看待社会冲突，更不能认识到社会冲突具有缓解社会政治压力的减压阀作用，而是将稳定视为一切，为了维稳经常不惜代价。

　　（二）体制性原因。

　　当前中國的政治结构在制度层面上是高度中央集權的，然而，在现实政治操作层面上，往往是各级地方政府通过对中央政策的修正甚至反动来谋求其相对獨立的利益。例如，在一个县的政治舞台上，真正的主角是县委书记。在制度设计上，县委书记只是中央的一个代理人；在政治现实中，他却是真正的权力实施者。在制度设计上，县政领导的权力一方面来自中央政府的授权，另一方面来自县域民众通过人民代表大会的授权，因此他们的权力应该受到上下两个方面的监督和制约。然而在实际运行中，县政领导却可以有效摆脱两个方面的监督，在县的施政方面行使没有任何有效监督和制衡的权力。

　　三、压力维稳的影响和后果

　　（一）一段时间能得到部分民众的支持。

　　运用高压手段维护社会稳定，在短期内可能有效果，也能迎合那些出于种种原因支持“维持现状”人的需要。但是，这种压力维稳存在着巨大的风险，一旦出现问题就会不惜代价强行解决，难免会侵犯民众的合法权益，导致民众的心理认同感幻灭，支持率降低。因此，从长远来看，压力维稳不但不能保障稳定的长期延续性，也不能真正实现民众渴求稳定的愿望。

　　（二）基层官员不堪重荷。

　　中央和上级政府把维稳作为一项重要的政绩考核指标，试图约束基层官员的不当执政行为，但是这种约束不但没有发挥作用，反而异化为维稳压倒一切的现实考量。致使很多基层官员不得不疲于奔命于和维稳相关的事项，尤其是在国内外有重大活动的所谓“敏感时期”，基层官员更是得紧绷早已脆弱的敏感神经，广泛动员群众，把维稳作为头等重要的大事来抓。近日，一个在河北基层乡镇担任领导的人给我的一条短信道出了他们不堪重压的窘境。他说：“我们信访维稳压力非常大。只要有进京赴省上访就免职，您说好不容易争取到一官半职，容易吗？我现在年纪还不大，但从奥运安保以来，血压就高了，非常上火。信访是目前的大气候，尤其是个别闹访户，越是敏感期越是闹。您是专家，这种形势还有可能好转吗？基层干部都快被压死了。唉！”可见，当前的很多基层官员已经不堪重荷，面临着“对上扛不住，对下管不住”的尴尬局面。

　　（三）财政支出越来越大，影响经济社会发展。

　　压力维稳需要较多的财政支出和资金投入，尽管目前还没有权威的全国维稳成本统计，但仅就部分地区的情况来看，维稳支出每年以两位数增长，维稳经费相当于甚至超过政府的民生支出，似已成为普遍现象。据公开的信息，广州市2007年社会维稳支出44亿元，比社会保障就业资金35.2亿元还要多出许多。并且很多时候一些维稳经费是完全可以避免的额外支出，比如前面提到的为了拦截一个上访群众需要花费上万元，这笔钱如果用于解决上访群众的问题可能会绰绰有余，这样不但没有解决问题反而把资源白白浪费掉了。这不但增加了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而且使地方官员把主要的时间和精力都放在维稳工作上，疲于应付，这就背离了政府为了公共利益、为增加人民福祉而建立的初衷。不过，增加的财政支出并不由官员个人承担，而是由纳税人来买单。所以对基层官员来说，增加维稳支出虽属无奈，但也会尽力而为之。从长远来看，这种额外的维稳支出会对当地经济社会发展产生负面影响，而且压力维稳经常掩盖问题，难以从源头上真正解决矛盾。

　　（四）矛盾不解决总在那里，压力越大反弹越大。

　　在当前中國的政治系统中，压力是循着自上而下的路径传递的，但是底层民众的问题如果长期得不到解决，他们就会突破这个传递路径，直接向最高执政者诉求，这样就会打破官僚制的层级，扭曲压力的传导机制，最终形成中央压地方，地方压民众，民众压中央的恶性循环。纵观中國几千年治乱兴衰的历史，没有哪一个统治者能够长期掩盖和回避矛盾。

　　四、解决目前压力维稳的主要建议

　　（一）变刚性稳定为韧性稳定。

　　为了解决目前的压力维稳机制，需要适时推进一些重要的制度变革和制度建设。在我看来，首先需要进行一系列的社会改革，以使“刚性稳定”转变成“韧性稳定”，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建立公平公正的社会分配体制，让社会各阶层真正共享经济发展的成果。改变目前的行政压力体制，建立县级政治分权，并通过司法改革，树立国家的法制权威。目标是使中國县政建立在行政分权和政治分权基础上的民主自治，以此来解决威权政治的缺陷，使政治体制增加韧性。与此同时，国家还应该充分满足民众的参政意愿，切实保障公民的有序政治参与，这也是每个公民享有的基本政治权利。改进和完善政治制度，真正落实宪政体制下的公民权利，把公民的利益的表达纳入体制内，是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可靠保障。

　　（二）变静态稳定为动态稳定。

　　对于“动态稳定”与“静态稳定”的差别，政治学者俞可平解释说，“静态稳定”就是禁止做什么，比如老百姓有什么不满，禁止他表达，也就是以堵为主；而“动态稳定”就是有不满说出来，如果有道理就赞成他，并进行制度调整，即以疏为主。目前中國的社会稳定状况是典型的以压和堵为主的静态稳定，民众的权利意识正在逐渐觉醒，但缺乏真正代表他们的利益表达机制，民众的谈判能力弱小，还经常受到权力、资本拥有者等强势群体的侵害，在这种情况下，民众的不公正感和被剥夺感可能成为诱发社会不稳定的因素。因此，要解决目前的压力维稳机制，必须建立一套完善的利益诉求机制，要建立一个社会安全阀机制，让民众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让社会情绪得到宣泄，否则就会形成“蝴蝶效应”。

　　（三）变“维稳”为“创稳”。

　　解决目前的压力维稳机制，需要树立科学的维稳思维，变被动“维稳”为主动“创稳”。这首先要突破简单理解“稳定压倒一切”的思维定式，改变那些不计成本和后果，一切都要为稳定让路的做法。走出这种思维定势需要新思维，可以具体为三句话：面对目前的群体性事件，社会需要理智，执政者需要智慧，研究者需要品格。政府官员在对待涉及群众切实利益的重大问题时，一定要公平公正、及时合理地解决，坚决杜绝敷衍塞责、滥用职权等不当行政行为，从源头上减少矛盾纠纷和不稳定因素，达到主动“创稳”的效果。

　　总之，有矛盾和冲突并不可怕，关键是怎样对待这些矛盾和冲突。社会学家们认为，社会冲突本身也是存在正功能的。一个社会不可能没有矛盾和冲突，关键是要把它们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也就是说，一个国家最可怕的事情不在于发生什么问题，譬如群体性事件等等之类的具体问题，而是出现了社会冲突事件后，我们该怎么认识它、怎么管理它。正常社会有自动纠偏、自己解决社会矛盾的能力。与其像现在这样自上而下压力维稳，制造“高压锅”，不如将精力放在建设正常社会上。

　　来源：南都评论周刊20100404

　　作者:于建嵘

中国报道周刊, 2010-04-08. | 添加评论 | One com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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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西方价值观”自然有其长处；但是，这几十年来，中國人从西方学到的，只是是弱肉强食的法则，只是利益最大化的价值取向，而西方社会的的“诚信”“ 民主”和“法制”却被有意识的“扬弃”了，中國人的传统道德观也被无情的丢掉了。该“接轨”的接轨了，该“特色”的特色了；开放的中國人向极端自私的世界观急速蜕变，在经历30年的经济高速发展后，大部分人的道德水准急剧下降，人的劣根性得到了最彻底的发挥。

　　古老的中國曾经有过“礼义廉耻 ”的教育，“孔孟之道”的熏陶，有过“斗私批修”的灵魂洗礼，有过“雷锋精神”的伟大情操；我们既有过信仰宗教的历史，也有过信仰共產主义的年代，中國什么都学过，但是，在举国发展经济“致富最光荣”的浪潮中，“一切向钱看”让所有中國人都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唯有个人的利益才是最实际的，而道德、良心、信誉等等，统统被抛弃了。

　　于是乎，官场热衷于大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GDP崇拜——只要是能来钱的项目，无论是深度环境污染项目，还是明显的短视短期行为，不管三七二十一照上不误。任江河湖海污染、任青山秀水变色。至于只图眼前利益、一任政绩而大卖农田林地、大赚其钱的，更比比皆是。而所有这些，都会在冠冕堂皇的“公”字旗号下进行，有的还为此类行为罩上一层光辉的油彩和美丽的面纱。

　　于是乎，一些官员私欲膨胀，奉行“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信条，拜倒在孔方兄脚下，钻进钱眼里不能自拔。有些人以权谋私，权钱交易，贪赃枉法，贪污腐败；习惯于暗箱操作，醉心于权力寻租；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大权在握，公帑国库悉数成一己私产；置房产，买别墅，养小蜜，包二奶，不亦乐乎；挥霍浪费公款已是小菜一碟，中饱私囊实成家常便饭……这些人，名为官，实为蠹，早已沦为不折不扣的“钱奴”。

　　于是乎，恶商、奸商唯利是图、见利忘义、巧取豪夺、坑人害民：卖木耳的用福尔马林浸泡，卖火腿的用敌敌畏熏制，卖食盐的用工业盐充数，卖黄鳝的给黄鳝喂避孕药，三鹿奶粉更披着国家科技进步奖外衣坑害后代……。他们弄虚作假，作奸犯科，无所不用其极。黑心的房地产商上通贪官，下结地痞，哄抬房价，欺行霸市，牟取暴利，坑害百姓。至于黑煤矿之类的窑矿主，更是视人命如草芥，视黑煤如黑金，只要有钱可赚、有利可图，哪管他人死活？

　　于是乎，升斗小民见利忘义，地痞流氓肆意妄为，黑社会横行霸道。你要问个路吗，对不起，拿点“好处费”来！人与人，变成了冷冰冰的铜板关系！甚至在目睹有人落水之时，竟然毫不掩饰地大叫：“拿钱来就救！”还有诸如“笑贫不笑娼（黑、匪，诸如此类）”的论调也大行于世，一些人竟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人性在金钱面前黯然失色，良知在金钱面前霍然泯灭。甚至对那些伸出援手、助人为乐的善行，不以为然、冷嘲热讽，做阱陷害，敲诈勒索；以至操弄司法，为虎作伥。人人以金钱为衡量一事一物的取舍标准，渐渐地将这个社会推向邪路。

　　古老的中國尽管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宗教信仰，却有着强大的道德规范的约束，然而，当一个民族的道德观被彻底粉碎的时候，法律能够约束到人们心灵的每个角落吗？更何况在一个法律并不健全，又常常被强权破坏的国家里，那些层出不穷的“缺德”事件，仅仅暴露的是法制、管理上的问题吗？中國人常常说，“头顶三尺有神灵 ”，可那不过是一些受害者对不法分子的诅咒罢了，做缺德事情的人从来就是将自己的利益放在至高无上的位置上的。

　　回顾一下中國几十年来发生的那些缺德事，从工业酒精兑酒，到注水猪、瘦肉精，从苏丹红到地沟油，从大头奶粉到“三聚氰氨”再到毒疫苗，从南京徐老太到荆州捞尸人……中國人的良心已经堕落到连婴儿、死人都不放过了，而这些还只不过是冰山的一角。

　　于是乎，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大舞台上，时时上演着这样的悲喜剧：

　　——看到有人摔倒可千万别去扶，这一扶搞不好就是几万块钱的医药费；

　　——看到马路上有人偷东西可千万别吱声，你这一喊多半被小偷围殴一通；

　　——想要跳楼、跳河放心的跳吧，不会有人拦你也不会有人救你；

　　——如果遇到入室盗窃的，最好假装睡着不要高声呼救，以免遭到人身侵害；

　　——如果你与之搏斗，打不过你倒霉，打的过也不能打死打残，否则还是你倒霉；

　　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好事无人敢做，坏事无人敢管！这就是和谐国的生存之道。

　　这还是哪个有5000年文明史的古老中國吗？

　　曾经被祖先高高地供在庙堂之上的“道德”“良心”“正义”，今人还有吗？

　　两千五百年前，管子就把“礼义廉耻”作为一个国家立国的根基，“国有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一个丧失“礼义廉耻”的国家是不可能维持长久存在。

　　来源：http://wuweijie6.blog.sohu.com/147163227.html

　　作者:马小特

中国报道周刊, 2010-04-07. | 添加评论 | 2 comments

原文地址 中华民族到了最缺德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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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我们并不知道网络用语怎么就成了不良用语，其次，这些网络语言，怎么会成产生不好影响，以及会产生什么不好影响，这些问题是第一条件反射的质疑。然后再仔细分析，我们还可以发现一种长期存在的粗暴式解决问题的思维，而正是这种思维，对我们这个日益开放和进步的社会，构成了潜在的不良影响。

　　网络语言伴随着网络在中國从无到有，从有到成为最基本的生活一部分，因此，不知网络语言，甚至可以称之为新时代的“文盲”。这些词汇的流行，没有任何人的幕后推动，往往都是一些网友自发创造或者新阐释出来后，即可风靡开来。

　　从语言学上分析，网络语言有几个明显的特征，比如多是单音节、词汇重叠、读音缩减，如“华丽丽”“酱紫”“范跑跑”“怕怕” 等等，还有大量的“啊”“啦”“哈”等语气助词与在线、短信聊天常用词，而“3Q”“orz”“囧”“呆呆”等字母、数字组合与古词新用，就是利用初级语言的谐音或者象形语言特征，十分方便交流，以及形象有趣，这些特征，从网络走下社会，深刻地反映了一个时代的文化或者思想的变化。

　　当然，也很有人对于这种网络语言，缺乏欣赏的态度，在他们看来，这是糟蹋了文化与语言美。但是，我们应该明白，文字，其身上被赋予的各种象征与文化，都是后来人为添加与外在，它从人类发明或者使用文字的第一天起，本身就是为了交流沟通而存在的，而且一直在不停地变化着。就算这种生造字，存在着一些不良的文化伤害，也应该由语言学自身进行反思，来不断规范促进其改正。

　　而最重要的一点，我们应该看到，这种生造字的社会背景，正是改革开放以来，整个社会的包容性与开放性的增加之下的创新性变化。

　　一个开放的社会，是一种多元化的，包容性的，其中文化的开放性是最为活跃的领域，不能想象，没有开放性文化的社会，是一个开放、有活力的社会。

　　哲学家、思想家卡尔。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论述到，开放社会是好的社会，封闭社会就是不好的社会。那么，开放社会有怎样的特征？按照波普尔的归纳，开放社会是一个个人主义的社会，其变化和进步是零星的，而不是整体的、全盘的。这样的社会，是多元的、法制的，实行民主的。而这些受网民推崇的生造字，不正是零星的变化与进步吗？不能想象，没有开放性文化的社会，会是一个开放、有活力的社会。而且，文化的传承，需要的是一种引导，乃至是一种接纳，老一辈主动学习新生事物的意识，有这种态度，对于文化的代际传承是至关重要的。

　　那么，现在我们回过头来，就算这个代表更够证明开头的几个疑问，也不能构成屏蔽的手段的应用。只会屏蔽的粗暴式解决问题思维，对于扼杀文化与新生事物，是效果显著的，这才是值得我们警惕的不好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屏蔽犹如一堵看不见的墙，它把这个社会割裂了，形成了一种封闭性的社会，而只会动不动提屏蔽的人，正是这个开放社会的敌人！

　　屏蔽是消极的，正如鸵鸟政策一样，而且网络时代，什么是可以真正被屏蔽的呢？在冰冷的技术手段之下，带来的只是会反感与死气沉沉文化钳制。正视才是积极、应有的态度，开放社会，我们需要更多的包容与欣赏。

　　作者:张天潘

中国报道周刊, 2010-03-21. | 添加评论 | 2 comments

原文地址 只会屏蔽，才是开放社会的最大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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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来还不是想到这一层的，只因为上次坐火车，一个老头在和一个老师争论社会怎么赚钱，后面才说到民主和獨裁以及專制。老头53，很牛的人。声音很大，老师多少显得畏畏缩缩。其实老师的想法是很幼稚的，但今天讨论的是关于民主的话题，所以不想针对这个老师来讨论了。

　　老头说民主比恐怖主义还可怕，前面一时没明白，后面一想，对啊！因为他控制更多人的思维和思想，只因为在所有人那里是善的，因为人都是喜欢善的，然后为了善去用一些手段，却得到更多人的支持，破坏性更大。但又说有破才有立，中國乃至世界何尝又不是在这种破了立，立了破的循环中前行的。这么一分析，精辟，对。中國之所以不民主，只因为保守的力量还很大，但如果中國13亿人，7亿人支持民主，或说潜意识里。那就一定会有人跳出来说，我们要民主，然后就是会有人付出行动。那剩下6亿人，5亿人观望。因为中國是專制国家，所以不像共和国，是全民的事情与责任。在中國，国家的观念和民众对于国家的观念是很单薄的。就像封建时期一样，谁当皇帝又怎么样，我只管自己有田种。今天制度虽然有很大变化，封建变專制，但本身性质变化并不太大。所以中國人的思维还是明天谁当政跟我有什么关系，只要自己还有饭吃，只要他还是汉人。那么就不可能会有1亿人站在保守的位置了。那么这被“民主思想”控制的人或意识或潜意识中变成一股力量，与保守的力量必定会有冲突，而且会很尖锐。那社会生产是不是被破坏了，农业，工业是不是受到损害。答案是是，肯定是！这样一看，民主是不是变成了恐怖主义。

　　所以反过来一想，老头说的有道理。虽然老头很朴素，坐的和我一样是40多块钱就可以跑一千多公里路程的火车。这种火车在今天应该拉去回炉的。我坐过两次，冬天来了，晚上漏风，那不冻得死人。也就因为这样的价格。可想老头的身份和家资。但他谈的话也可以看得出绝对不是一般人。看得出他很正义。因为这个世道，只有正义的人正直的人才会坐这样的火车。53岁的人，有这么高政治觉悟，我在他面前都觉得有点汗颜。他如果受贿，收贿，绝对不坐这样的车，那气势，我相信，做个大市的某个重要部门的局长绝对没问题。他都说现在手上百多号工人，可见是个好人才会沦落到今天，才会坐这样的车。他以前若没当过官我绝对不信。

　　再说到民主，也就因为社会太多不公平，好官坐垃圾车，管那些穷得不能再穷的工人。好人得不到重用，坏人到处招摇赚骗还大把的钱花得心安理得，贫富差距如此拉得大，才会形成民主的温床。而民主其实就是一种恐怖主义，可以说他比恐怖主义危害大得多得多。因为恐怖主义无非就是制造一种社会恐怖气愤，说真的，得到支持的人很少，危害也就那么大，大不了死几个人，几十个人，最多百号人就算很恐怖了。可社会照样在生产，人民照样还是可以过日子的。可民主一来，那就不得了，如果像现在这样压得这么死，反抗力量那是相当大的。那就不是人民骂一两句娘就结束了的。一旦爆发起来，社会很严重的地区社会绝对会停止生产，人民，一部分人民会沦为难民，难民就会变饥民，饥民就会变暴民。暴民又会加入民主力量中去。颠覆性的。

　　所以我说民主主义是恐怖主义，比恐怖主义还恐怖主义，但也必定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只是希望今天政府当局，就是共產黨，放明白点，明白这后头的力量是什么，不要真有个什么火星子引发了之后闹到这一步。

　　作者:刘俊君

中国报道周刊, 2009-11-25. | 添加评论 | 10 comments

原文地址 民主是恐怖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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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今天社会上仍然流行这样的观点，认为：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任何事物都有这样的矛盾性，因此引起了事物的运动和发展。所以，事物内部的这种矛盾性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一事物和他事物的互相联系和互相影响，则是事物发展的第二位原因。

　　我把这一观点称之为“内因首位论”。也有人将之理解为“内因决定论”。

　　本文拟用辨证唯物论哲学的基本原理来对此进行分析，为的是继续发展和完善有关内外因关系的进一步认识。毛澤東曾今对此认识有过重大建树，并产生了广泛社会影响，但这应该不会成为妨碍我们在这方面继续探索的障碍。

　　我认为，所谓内因就是一事物内部诸因素的总和；外因则存在两个层面的因素，一是指与该事物直接相关的外部诸因素，是部分的外因存在；二是指该事物之外的所有因素，就是无限的外因存在，也是完全的外因存在。我们若从哲学上来探讨内外因的关系，就应当从完全意义上来进行。因为内因与部分外因的关系是无法确定的，只能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就不能算是哲学的探讨了。

　　举例来说，在一般情况下，若一个大人（内因）与一个孩子打架，那孩子（外因）一定不是对手，因为作为单项外因的这个孩子太弱小了（部分外因）；但是若孩子的父母也加进来（仍属部分外因），结果就不能确定了；再如果，若所有其他的外部人士（全部外因）都来与这位打小孩子的大人作对，结果就一定不同了。哲学所要探讨的应当是一般规律。

　　二

　　若从促进事物发展的内外因两个方面来说，尽管从表面看，外因中有的可能并不直接与事物内因相关，但在科学的揭示下，却可能发现它们与事物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因为事物与事物之间是普遍联系的，也就是说事物的内部诸因素与外部诸因素是普遍联系着的；事物的外部诸因素也是普遍联系着的。因此，内外因这两大部分才存在着彼此互相影响的关系，内外因之间也才能够构成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或者说成为一对矛盾。这个矛盾将区别于事物内部诸因素之间的矛盾，乃是更高和更广层面上的矛盾存在，因而是比单纯的事物内部诸因素所构成的矛盾更加强势的矛盾存在。

　　内因与外因这对概念，是人们运用来分析事物发展变化的重要方法，所反映的正是世间矛盾着的事物的一种普遍存在方式。这个矛盾就是在事物的发展当中，内因方面的矛盾和外因方面的矛盾的矛盾。这是两个矛盾之间的矛盾，即复合的矛盾。这两个方面的矛盾到底哪一方是居于首要地位的，我们必须运用科学的方法来加以分析并得出结论。

　　根据矛盾的法则，事物在发展中矛盾的双方都是必要的，是不可单方面取消的，否则这个矛盾也就不存在了。任何事物也是不可能孤立存在的，若取消了矛盾的一方面，也就等于取消了矛盾的另一方面，也就等于取消了该事物。一定的事物都是在与他事物的特定联系中存在和发展的，也就是说任何事物都必定在一定的外因条件下存在。所以事物在矛盾当中的存在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为此，我们在分析研究中就不能过分倚重任何一方面，更不能抛开一方，只谈自己主观认为的重要一方的作用。不然我们就可能得出错误结论。

　　三

　　鸡蛋孵小鸡是内因首位论一个很有影响力的，但却是错误的例证。内因首位论认为，鸡蛋因得适当的温度而变化为鸡子，但温度不能使石头变为鸡子。在这个例子中存在明显的逻辑和实证错误，这就是人们常常不自觉容易犯的偷换前提条件的错误，或者也叫偷换概念的错误——即把鸡蛋换成了石头，从而改变了原有内外因矛盾统一体中内因方面的性质，进而也就等于取消了原有矛盾的存在。

　　把鸡蛋换成石头，当然就不可能孵出鸡来，因为这已经不是在孵鸡了，石头的内因和鸡蛋的内因是完全不同的。

　　我们要证明矛盾的哪一方是起首位作用的，方法一定要正确。在孵鸡这个实验中，正确的方法应当是，我们通过变动双方因素，看谁更能影响对方。试想，如果我们保留鸡蛋，取消合适的温度，那么也是孵不出鸡子的。仅在鸡蛋和温度这一对内外因的项目中，鸡蛋的发展前途就已经被决定了。由于鸡蛋的内因是被限定了的，不可变动的，鸡蛋方面并不能有效改变外界温度，然而温度却可以有效改变鸡蛋的内因变化情况。

　　所以，温度的情况如何，可以决定鸡蛋能否孵出鸡来；甚至在高温条件下，鸡蛋还可以被化为灰烬。因此，在鸡蛋的发展变化过程当中，决定鸡蛋前途的矛盾的主要方面应当是在外因方面。正是外因方面的变化推动了内因方面的矛盾发展。在这当中，外因是主变量，内因是从变量。

　　四

　　内因首位论认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这话是有道理的，就好比孵鸡时，因为是孵鸡，外因就总要通过与鸡蛋的内因相联系才能发挥作用，而且外因也不能改变内因的特殊规定性或曰质的规定性，即无论温度如何，也不能把鸡蛋变成为一般意义上的石头（虽然经过数万年的外因作用，鸡蛋也可能成为化石，但这也仍然不能突破鸡蛋所具有的各种变化的可能性）。要把鸡蛋变成小鸡，外因的确必须通过鸡蛋的内因才能达到目的，而不可能通过与石头的关系来达到。这正是事物内因的特殊规定性所决定的，也正说明了矛盾的另一方面的不可取消性。但是这并不是说，内因就可以在达成自己所既有的各种发展变化的可能性上居首要地位。

　　因为，内外因的关系范畴所要探讨的是对于事物发展变化的影响谁居首要地位，而不是说谁决定了既定的事物本身。如果我们要探讨的是该事物为何为该事物而不是他事物，如果我们要为一个既定的事物定性，那么我们应当说，一事物之所以为该事物，正是因为其内因的既定特殊性质所决定的。就好比说，一个鸡蛋为何为鸡蛋？而不是石头。那么我们可以说因为其内因决定了它是鸡蛋而不是石头。但如果我们要探讨的是这个鸡蛋从何而来？将来又要发展变化为何物的动态过程，那就必须要看其外因如何来作用了。

　　在内外因的关系中，事物的内因具有不可取消的性质，事物的外因也是不可取消的。至少任何事物都不能逃避时间、空间和温度的外因条件而存在。如前所述，实际上取消了任何一方面，都等于取消了这个矛盾，我们就不是在说这个事情了。既说内也就必有外，否则就无需言内外了。

　　五

　　有相当多的人认为，变化的根据要比变化的条件重要。其实这是不正确的。没有合适的土壤、湿度、温度等条件，种子是发不出芽来的。各种外部条件如何，可以决定种子的发展变化方向，虽然种子是根据，但是条件如何却可以改变它的发展方向和发展程度，这是不难理解的。因此，我以为不能用根据和条件两者的不同，来说明谁在事物的发展中居首要地位，而是应当依据其现实作用来论证各自在事物发展中的地位。仍如前述，内外因的范畴要探讨的本来就是事物的发展过程，而不是探讨该事物为何为该事物。尽管该事物的内因也确实决定了其自身不是别事物，同时也决定了事物各种发展方向的可能性，而且说到底也就是内因的发展可能性。然而，决定事物或其内因朝什么方向发展，以及发展到何种程度的，仍然不可能是内因或事物本身来决定的。再说了，如果这是普遍规律，那就等于是说事物发展都是自我决定的，这样一来，那事物的发展与外因还有什么关系呢？或者即便有，也都无碍事物自我决定的发展方向和程度，外因都是由我所利用的，这其实就等于否定了内外因关系范畴存在的合理性，极其容易滑向唯心主义。而且，事实也不是如此的。

　　特别是，如果我们从总体上着眼就不难看到，由于宇宙的无限性，内因总是在一定范围内的存在，而外因却总是更广泛、更多样性的存在，甚至是无限的存在。这反映的是个体与群体（或小群与大群）的关系，因此在力量对比上，外因总是较内因更强大有力，并因此得以制约内因的发展变化。

　　六

　　谈到谁通过谁起作用。我认为，在内外因的对立统一中，作用都表现在二者的联系中，或者外因作用于内因，或者内因作用于外因，或者二者互相作用。如果我们强调的是内因的作用，即内因发挥作用，特别是在分析人的主观能动性的时候，那么这种内因向外作用，恰恰只能是内因通过外因而起作用。比如，一个人想要别人帮助自己，就只能通过影响他人而起到作用。如果他把自己同他人以及一切身外之物的联系统统割断，那么他连自己的存在都成为问题，自己的任何作用也就无从发挥了。

　　只有反过来时，当我们强调外因的作用，才应该是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比如教育，当受教育者得到了良好的教育影响时，我们说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了；当受教育者抵制这种良好的教育影响时，我们说外因不能通过内因起到作用。但这时是否内因就不受外因作用而自在了呢？不是，这时受教育者恐怕正陷于种种不良的外因影响之中，这反映的可能是我们的教育方法有问题。

　　七

　　内外因关系是一种哲学分析方法，具有相当的灵活性，人们的确在分析事物时很容易加进自己的主观倾向。这是我们要尽力避免的问题。而且事实上，我们在运用这对哲学范畴来分析问题时，从终极意义上讲其实都不具备掌握和认识完全外因条件的能力，所以我们几乎都只能是在运用部分的外因条件来进行分析。这可能是一种永远的无奈。

　　正如我们知道的，要真正使事物的内因保持不变，就只能通过封闭内因于一个特定的环境中，使之与外界隔绝。罐头食品之所以能够比较长的时间保持不变质，正是应用了这一道理。然而，如此使内因保持不变的特定环境本身就是一个外因，而且我们实际上也不做到封闭一个罐头成为完全的真空。这也说明了外因在促进事物变化中的首位作用。

　　直观的现象往往只反映事物发展的各个表面，而并不直截了当地向人们揭示出事物发展的原因。如果仅从表面看，鸡蛋变成了小鸡，人们就容易认为鸡蛋应该是起首位作用的，却忽略了众多外部因素的促成，而没有这些外因，鸡蛋也不能成为小鸡。

　　事物的内部矛盾就是该事物的生命，但这个生命不仅来源于该事物之外的存在，其生死变化也无不取决于其外部存在。生物之生命是父体和母体相结合后才赋予的；其存在和成长也是由于不断从外部接受养料。所以，内因实则也是由外因引起，并依靠外因存在，在外因的刺激下发展变化的。

　　绝对孤立的事物就是乌有，就是事物的死亡。导致如此结果的主要责任正是在于外因方面。我们通常所说的断了联系，一是指断了部分联系，而不会是所有与外界的联系；二是指断了良好的联系，产生了部分恶化的联系。恶化的联系仍然是联系。但如果一事物与他事物的全部联系都处于断绝或恶化的联系状态，实际也就具有了绝对孤立的意义，该事物也就开始走向灭亡。为什么馬克思会说，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如果一个人不与社会发生任何联系，那他就死定了。我国的改革开放为何是正确的，因为封闭必然导致落后。事物内外因之间不可割断的联系的重要性也在于此。

　　我们也要承认，不断地通过外因作用以达到内因的增强，特别是通过主动承接一切良性外因的影响（读者注意，这里开始有价值判断或是非判断了，内外因的划分常常会受其干扰），甚至化外为内，就可以使内因在一定范围内加强和扩展，乃至能够更多地克服部分不良外因，从而扩大内因的存在和活动范围，达到内因的良性发展，也就是事物的良性发展。但是无论如何外因的存在仍然是更广阔和无限的，内因永远不可能强过完全的外因存在，这也是更为宏观的既定前提，这个前提也为事物提供了无限的发展空间。物质不灭定律的存在也给我们提供了某种启示。

　　何为内何为外，这也不过是人们为了分析的方便，和自己所处的立场位置而划分的，在有些问题的研究中，原本就不是固定不变的，内外因这对范畴只不过是分析事物和观察事物发展变化的一种方法而已。随着社会或自然的变迁，认识的发展，我们可能把过去的内因诸部分归于外因，也可能将部分的外因部分划为内因；我们需要明白的是，从终极意义上讲，内外因谁也不能决定对方的存在，而只是互相影响而已，所以内因决定论或外因决定论都是不正确的。事物内外因的存在都是由更高层面上的终极创造力量决定的，甚至也包括其发展变化的过程。

　　（本文曾发表于「争鸣」杂志，江西省社会科学联合会主办，1987.1期，双月刊。以下文字内容有所删改。）

　　作者:江宜淸

中国报道周刊, 2009-10-28. | 添加评论 | No comment

原文地址 外因在事物发展中应居首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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