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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民族、文化及其爱国主义

chinaweekly — Wed, 21 Dec 2011 01:04:25 +0000

　　没有信心的民族，特能以历史来话事。先前我老祖宗如何伟大，如何光荣，创造了多少光辉灿烂的历史，尔等弱小、野蛮的民族，算个老几？有人说，这是民族自卑感的条件反射。就如一个人，他内心越自卑，其表现就越亢奋。如中國现在大谈爱国主义，说中國五千年文化，先前我祖先如何统治世界，如何四大发明，叮噹敲响，威震全世界。

　　要说爱国者无知，那也全然不是。他们引经论典，有证有据，光荣的史实并不能抹杀。愤青们睡在这个宏伟的爱国摇篮里，得到最大的满足和自慰。

　　可是如今突然半路杀出个程咬金——韩国的爱国愤青们。他们说大韩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他们的祖先多次打败中國的皇朝，中國的大半土地（长江以北）都是属於他们的；不仅如此，中华民族的文化也是他们创造的，汉字是他们创造的，《易经》是他们祖先写的，中医是他们发明的，儒家文化是他们创立的，等等。令中國的爱国愤青们愤怒至极，他们愤怒高呼：“没有一个民族，比这个民族更无耻的了！”

　　中國的愤青，与韩国的愤青，拱上了！

　　历史是那样的扑朔、迷离，让人难解难分。

　　韩国人说，他们是殷商先民。周武王打败商纣王后，他们逃亡到朝鲜半岛居住，他们实际上是殷商的后裔。而商朝，它确是一个文化辉煌灿烂时期。中國的典章制度，汉字的前身甲骨文、诗歌、儒学的理论基础，都可以在殷商时代找到历史足迹。孔夫子也说过，周朝的社会制度是因袭商朝的典礼制度；《尚书》也有说过“周虽旧邦，日日维新”1的话，这就是说，周朝的社会制度，很多都是沿袭商朝的东西。既然韩国人是殷商遗民，那在殷商时期创造的文化成就，就归属於他们了。韩国人是多么会阉割历史，假如整个商朝是他们的，那中华民族还有站立的基础吗？如他们说儒家文化是韩国人创立的。他们的理由是：儒家的理论基础，最重要的一篇经典着作《洪范》（九大理论范畴，都是儒家的理论根据），是棊子写的。而棊子是殷商的遗民，当年周武王打败商纣王后，把棊子从商纣王的监狱释放出来，并派他到如今的朝鲜半岛去做一个诸侯王管理那里的人民。韩国的历史学家就把棊子当作是他们祖先的一个智者，既然儒学的理论基础是《洪范》，那么作《洪范》的作者是韩国人，从而也就可以说，儒家文化是他们创立的。诸如此类的史实，他们屡试不爽。韩国的愤青是多么的精明与狡诈，他们把历史割断来为其大韩民族主义服务。最近韩国又抛出他们是清朝的满族人，大谈满清如何征服中國人。

　　相对於中國的愤青，他们就显得可怜与无奈了。想不到韩国人竟然如此诠释历史？他们除了愤怒还是愤怒，只好大骂人家“无耻”！可是人家说的是史实呀，你拿什么来驳倒人家呢？

　　愤青们，不要泄气！让我来教你们几招吧。

　　我中华民族从黄帝始，有尧、舜，经夏，进入商，再到周，所谓的“三皇五帝”，一脉相承。你们韩国人虽然说是殷商遗民，但只是殷商的一部分人。当时周武王打败商纣王后，只有一部分人逃到朝鲜半岛，还有大部分的居民留在原住国。如此说来，韩国人只是中华民族分裂出去的一支，从当时周武王派棊子去治理朝鲜也可说明这个情况。朝鲜半岛只不过是周王朝的一个诸侯国而已。就如现在居住在广东、江西、福建、台湾的客家人，据说祖先是中原人（河南一带的人），如果现在有一个广东的客家人站出来说，你河南人不是中原文化的代表，客家人才是真正的中原文化代表，那不是笑话么？人家中原人世世代代都住在那里，你分出去的一支就可以做代表，人家正宗的反而不能做代表？你韩国只不过是分裂出去的一支，自立为一个民族，在我们中华民族这个历史圈内来说，你们是中华民族的一支。更有甚者，棊子虽然是《洪范》的作者，但《洪范》所有的内容，早在尧舜时代就实行了。《尚书。舜典》中早就记载，这个“洪范”理论是皋陶提出来的。棊子也承认，说这个“洪范”是上帝锡禹，恩赐给禹治理天下的。这就说明，在舜时代，已有“洪范”的理论锥形；到禹时代，已完成其整套理论。而夏禹时代到汤武革命，已是上千年的历史。你说这个儒家的理论基础，是谁创立的呢？那当然归舜帝莫属。孔子也说过，周《尚书。周书》说，“周虽旧邦”，但其“日日维新”这说明，周王朝虽然是因袭殷商的制度，但其也在创新、革新制度。在周公、成王统治时期，中國的封建社会进入到一个辉煌灿烂的鼎盛时期。而当时的朝鲜半岛诸侯国，也是受到这个文化的洗礼。韩国人以历史来争正宗，争主臬，他是说不过去的。只要中國人坚守黄帝以来的夏、商、周是中國的朝代，那韩国就是诸侯的一支。只有天朝是主臬，是正宗。

　　可是，说来历史是源远流长的，在这历史的长河中，它会演变出多个民族或是民族合流。以历史来作话语权，只会让人落得话柄：你朝鲜虽然有过佔领中國领土的史实，但中國王朝也有过统治朝鲜的史实。如依韩国人诠释历史的手法，蒙古人也可说中國是他们的了，成吉思汗建立的元朝，曾统治中國，并建都北京，是个名副其实的中國统治者；越南人也可说广西大部分土地都是他们的，因为他们也有过统治中國西南的历史；中國人也可说越南、缅甸、蒙古、朝鲜等国是属於中國的，因为中國的王朝曾经统治过这些领土；甚至还有人说日本人就是中國人，他们是秦始皇统治时期，徐福带领三百对男女出海逃到日本诸岛居住的后代。历史能给我们一个国家的定位吗？今天中國大陆民众与日本争钓鱼岛我看了就想笑。说钓鱼岛历史上如何如何是属於中國的领土，历史能给当今的国家定位吗？其实，以前的琉球群岛是属於中國的，那个琉球王的姓都是中國人的姓，是从福建移民过去的。假如清朝一直强大，没有割让琉球给日本，那钓鱼岛还有争议吗？它自然就是属於中國的了。恰恰它坏就坏在历史上，琉球现在是属於日本的，他就出来争这个国际法定位模糊的钓鱼岛了。中國大陆很喜欢用历史来证明中國的领土所属，其实这与韩国人的手法是一样的。历史只能说明曾经有过，并没有说你可以永远拥有。最近中國与越南、菲律宾等国争南海主权，中國那些下三流的学者，又在用历史来说话，说南海诸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國的领土，还说在宋朝时中國人就发现南海诸岛了。宋朝能代表现在的中國吗？你有本事就多占领几个岛屿给中國人看看，靠那个历史有鸟用？阿Q说他赵家先前如何风光有什么用？俄罗斯占领先前属于中國的140万平方公里领土，你去争看看？越南人不服气，是你把南海的领海权划到人家家门口了，况且越南人精明，人家早早就占领了大部分岛屿，并派人在那里居住。你与人家争主权，在国际法上早就输人一着。用历史来证明领土权的归属，等于脱裤子放屁——多此一举，没用！假如说历史可以起作用，那蒙古人说北京是他们的，因为蒙古人曾建都北京。你中國人如何应对呢？中國人记念爱国诗人屈原也可变为荒诞的了，因为屈原只是当时楚国的一位诗人。他爱的只是楚国，并不是中國。弄不好，还有分裂祖国之嫌。

　　用历史不能证明一个国家的定位，但用文化既能证明一个民族的存在。孟子说：“舜生於诸冯，迁於负夏，卒於鸣条，东夷之人也。文王生於岐周，卒於毕郢，西夷之人也。地之相去也，千有余里，世之相后也，千有余岁。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节，先圣后圣，其揆一也。”2（《孟子》台湾智扬出版社，207页）如依孟子的说法，舜帝和文王，根本不是中國人。舜是东夷之人，文王是西夷之人，俩人都是少数民族出身。但为什么他们是中國历史上的圣者呢？因为他们“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节。”就是说，你在历史上统治过中國这块领土还不算数，你还要有文化的行为来“若合符节”才能算是民族之人。李白出生在今天俄国的一个地方，我们不能说李白是俄国诗人，而是中國诗人，就是因为他的诗是用中國的文字写的，他的文化教养是中國的。同样道理，康德出生在当今的俄国境内的圣彼得堡，我们称康德为德国哲学家，而不称他为俄国哲学家，就是因为他所使用的语言、文化教养都来自德意志民族的；他的哲学着作也是德文写的。这个约定俗成的东西就是文化的归属。有网络文章说，韩国有人考证孔子也是韩国人，固结论儒学是韩国人创立的。这不是闹笑话么？韩国人的吃亏，亏就亏在他们不是使用汉字，即不用中國文字。你考证孔子的祖宗十八代是你们韩国人也没有用，孔子的文化是中國的。

　　我们明了这个道理后，就知道，国家在历史上是经常变迁的；民族是带上文化的烙印的。拿历史来说国家事，只不过是骗取国民爱国热情的伎俩；鼓动民族主义，没有文化做根基，也只不过是黨天下而已。你爱国，你敢说越南是中國的吗？你敢说朝鲜是中國的吗？这些国家不都受过中國朝代的统治吗？你敢想一想为什么会有一个内蒙古、外蒙古？原来蒙古不就是中國的吗？你敢拿历史来说事，我就赞你是爱国英雄。拿个屁屎的南海诸岛来话事，算个鸟？

　　中共的执政者们，没有一点中國的文化素养，没有半点君临天下的气度，一股脑儿都是马列的酱缸东西，既拿爱国、民族主义来话事，他们说台湾与中國大陆同文同种，台湾自古就是中國的领土。可是你认马列做祖宗，没有中华文化做根基，你能理直气壮吗？有人出来说，美国不也是与英国同文同种吗，他们为什么就属不同的国家？你不坚持大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不讲“三皇五帝”到秦皇汉祖，不提宋、元、明、清一脉相承，没有孙中山说他是大中华的继承者，你继承的是马、恩、列、斯，如何能名正言顺地维护中國的主权呢？这种跛脚的民族主义和狂妄的爱国主义，只能教坏我国的国民，变成一个野蛮的民族。

　　作者:黄鹤昇

中国报道周刊, 2011-12-21. | 添加评论 | No com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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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代国学大师的师生情谊

chinaweekly — Fri, 15 Jul 2011 02:02:16 +0000

　　章太炎

　　现在的年轻人，知道章太炎（1869－1936）的，恐怕不多。章太炎是中國近代史上最具影响的国学大师，也是辛亥革命的重要人物。胡适说：“太炎先生是中國最后的朴学大师，自己虽然不是他的弟子，却受其影响最深。事实上，在章太炎所有的弟子和学生当中，没有一个人能够在旧学上完整承其衣钵，但是对于中國传统文化的批判性继承，章门弟子堪称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黄侃、钱玄同、许寿裳、朱希祖、周氏兄弟，他们或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锋，或是共產主义在中國最早的研究传播者。学生们后来的发展，已和老师的思想渐行渐远，然而，鲁迅却引用章太炎的话为老师正名，“（先生）视为最紧要的，第一是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第二是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

　　章太炎出生于书香门第，并且家庭富有，有藏书楼，家中还有医学家传。幼年受祖父（章鉴）及外祖（朱有虔，是汉学家）的民族主义熏陶，通过阅读《东华录》、《扬州十日记》等书，不满于满清的外族统治，奠定了贯穿其一生的华夷观念，并在后来与《春秋》的夷狄观以及西方的现代民族主义观点相结合，形成具有其个人特色的民族主义观。

　　1902年章太炎逃亡日本，寓梁启超《新民丛报》馆，并与孙中山结交，极力牵合孙、康二派的关系。同时通过日本的中介，接触到西方哲学、社会学、文字学等领域的学术著作。

　　1903年，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指斥清帝，又为邹容《革命军》作序鼓吹，遂发生震惊中外之“苏报案”，乃与清廷两曹对质，入狱三年。1906年赴日本参加同盟会，继任《民报》主笔，主持《民报》与《新民丛报》的论战。此期间，章太炎主张“以国粹激励种性”，“以宗教发起热情”，其《民报》上的文字，乃是以佛理说革命，主张“革命之道德”。撰有《中华民国解》，为“中华民国”国号的创始者。

　　章太炎与国民黨元老吴稚晖宿怨甚深，其时吴稚晖正在国民黨中任着高官。吴在1936年1月《东方杂志》上发表一篇题为《回忆蒋竹庄先生之回忆》的文章，吴说：“从1924年到今，我是在黨里走动，人家看了好像得意。他（章太炎）不愿投在青天白日旗帜之下，好像失意。我若此时去同他相打，终好像我仗势欺人。今后他也大名鼎鼎地在苏州讲学了。黨里的报纸也甚赞他的读经的主张了。说不定他也要投青天白日旗的下面来，做什么国史馆总裁了。那末，我也准备着鞋皮候他。”

　　章太炎终究没有去做什么国史馆总裁，也没有投在青天白日旗下，章太炎先生下葬时依然用的是五色爻（象征中华民国最初的国旗——五色旗）裹尸。章太炎先生逝后，国学会师生遵先生遗愿，决心把章氏国学讲习会和《制言》杂志继续办下去，可是吴稚晖此时在南京扬言：章氏国学讲习会既不是大学，又不类研究院，未经立案，应予封闭，并拟向当局提出。国学会全体闻之气愤，朱希祖、汪东、潘承弼、金毓黻、孙世扬、诸祖耿、徐复等二十人联名，致书吴稚晖，由朱希祖、汪东二先生送达。内有“如封闭学会和杂志社，当一同到南京与吴决战”等语。最后，吴未敢行事。（详见沈延国《章太炎在苏州》，载《追忆章太炎》第401页1997年，中國广播电视出版社）

　　章太炎之孙章念驰说：“我祖父一生呢，没有投到青天白日旗下面。他一生自认为自己是中华民国的遗民，中华民国是他致力于推翻清政府建立的中國第一个民主共和的国家，他非常忠诚于中华民国的国旗，就是当时的五色旗。”

　　章太炎逝世，章门弟子十人联名呈请政府国葬，由朱希祖先生领衔，马裕藻、钱玄同、许寿裳、周作人、沈兼士、汪东、曾通、马宗芗、马宗霍诸先生次之。国民黨政府曾发布“国葬章太炎令”。

　　朱希祖

　　现在的年轻人，知道朱希祖（1879－1944）的，恐怕就更少了。但是，学历史的，若不知道朱希祖，的确不应该，尤其读中國历史的，若不知道朱希祖，那非常遗憾。可以这么说，朱希祖是中國文史分家的第一人，他在北京大学主讲中國文学史，第一个在大学文科中创建历史系，并首任系主任。

　　朱希祖（逖先）是章太炎的弟子。朱希祖于1905年考取官费留学日本，在早稻田大学师范科研习历史。1906年阴历5月，章太炎先生出狱，孙中山先生派人迎接，东渡日本，主任《民报》笔政。是年8月，国学讲习会成立，章太炎为主讲人。朱希祖于这一年开始从太炎先生听课。1907与鲁迅、钱玄同等人正式受业于太炎先生门下。

　　章太炎的对朱希祖的评价是“逖先博览，能知条理”。

　　傅斯年

　　傅斯年（1896－1950）于1920年到欧洲留学，先在伦敦大学学院研习三年半后，转赴柏林大学。1926年10月，傅斯年应中山大学之聘回国，1927年任该校文科学长（文学院院长，并兼中國文学和史学两系之主任）。

　　朱希祖与傅斯年，朱希祖是老师，傅斯年是学生。在众学生当中，傅斯年是颇受朱希祖青睐的好学生。在傅斯年毕业两年后，朱希祖还在别人面前赞扬这位学生。1928年夏，中央研究院成立，傅斯年受蔡元培之聘，在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的基础上筹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7月，朱希祖受聘为该所特约研究员。

　　1929年夏，中研院史语所迁至北平，朱希祖聘傅斯年在北在史学系兼课；傅斯年聘朱希祖在史语所兼职。由此，他们从师生关系变成了同事关系，并且还互为领导——在北大史学系，朱希祖是主任；在史语所，傅斯年是所长。

　　朱希祖是著名的南明史专家，所以，对明清内阁大库档案的整理，傅斯年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仰仗朱希祖的。同时，作为中央研究院历史博物馆筹备委员会的常务委员长，朱希祖在征集文物方面也下了不少工夫，这在史语所这两年的年度报告中均有记载。至于傅斯年，在北大这两年的课自然也是十分叫座，很受学生欢迎。

　　……

　　荀况用“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比喻学生可以后来居上，超过老师。韩愈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又说：“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

　　看看这三位国学大师，他们的师生关系好像大家庭里的兄弟关系。他们，师生不但心理相容，而且心灵互相接纳。

　　师生关系，若没有这种真挚的“家庭”情感，也没关系，只要师生在人格上平等，就行。可怕的是，师生关系堕落成“博导”和“被导”的关系。

　　作者:谢盛友

中国报道周刊, 2011-07-15. | 添加评论 | No com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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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体汉字”果然很震撼

chinaweekly — Wed, 18 May 2011 03:46:50 +0000

　　5月8日，故宫博物院在展的香港两依藏博物馆7件金银镶嵌宝石的西式化妆盒失窃，估计价值数千万元。北京市公安局很快破案了，嫌疑人居然是一个临时起意的小毛贼。故宫方面为表达感激向北京公安送锦旗，由副院长领头送的锦旗上大大的错别字登上了媒体版面：“撼祖国强盛卫京都泰安”，一字之差，“捍卫”变成了“撼动”，二者近乎反义，令人愕然，莫测高深的文化单位出现如此低级错误，难怪网友要说“既丢物，又丢人”。

　　对于故宫失窃，北京市文物局副局长刘超英指出，目前博物馆安保技术已无懈可击，但最大的漏洞在于人员的意识和责任心。起初我天真地认为，“锦旗字”暴露的，也是一个责任心问题，可能问题主要出在锦旗店，相关经办人员责任心不强，没有发现导致。而一旦既成事实，锦旗拿回来后过五关斩六将也都疏忽过去了，毕竟“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相信自己的下属和工作人员嘛。但令人愕然的是，故宫方面居然于13日出面辩解说没错，写成“撼”字更厚重，与“撼山易，撼解放軍难”中的“撼”字使用是一样的！

　　零点调查公司袁岳不无揶揄地“微驳”故宫：“捍还是撼，这是两个不一样的字，但如果成一个字了，那是古宫体，懂不懂？古代受过宫刑的人用的语体和我们一般人是不一样的。你说那故宫不是古宫了，按照古宫体就没错。” 徐小平则披露：“国家博物馆把出口处的英文exit错写成export，故宫博物院把捍卫的捍字写成”撼“——而且不肯认错——这两件小事情说明一个大问题：代表国家文化最高水准的这两个文化圣地，显然在在管理上有明显漏洞。做好质量控制，显然两处有很多工作要做。”

　　更有人认为文化圣地有可能被文盲——不——很可能被文氓把持，这才是真正的文化之耻。虽然现在专做没文化事的文化官人太多，但我不觉得没文化的人把持着文化官位有多可怕，真正可怕的是我们整个文化中的媚骨与奴性——为尊者讳、为大人物讳，尊者即使是错了也是对的！今日故宫体撼字令人震撼，且坚决不改，毫不出奇。

　　大家还记得中國作协主席铁凝为《美文》杂志题词的“风流逸事”吗？那已经是2009年的事啦，时值《美文》创刊15周年，铁凝贺词中“《美文》杂志年方十五，风华正茂，英气逼人……”的“茂”字里多写了一点，草字头下面的“戊”变成了“戍”。铁凝究竟有没有写错别字，一时间成了热议的话题。最终，比铁凝更有文名但“官阶”更小的《美文》杂志主编、陕西省作协主席的贾平凹一锤定音，他说，他对铁凝究竟有没有写错别字这场争论感到“无所谓”，因为书法和书写是有区别的，在书法中，多一笔少一笔很正常，这不能算错别字。

　　前些日子跑了趟浙江，与文字有关的两件事也算颇有意思：一是宁波的城市口号集的是书法大师沙孟海的字：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文与字俱美，吞吐万象，大气磅礴。然那个“今”字，怎么看怎么像“令”字。更好玩的是那个全国迄今惟一的五星级旅游村——浙江奉化滕头村，一位前国家领导人的题字，“浙”字显然就是“淅”字。也许，这也是令人印象深刻的方式之一吧。

　　2011年5月15日星期日

　　来源：http://tdh318.blog.sohu.com/172908386.html

　　作者:童大焕

中国报道周刊, 2011-05-18. | 添加评论 | One com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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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卫视是公共电视吗

chinaweekly — Sun, 08 May 2011 02:15:58 +0000

　　日媒体报道，转型后的重庆卫视收视率大跌，甚至必须裁员减支。

　　今年1月，重庆卫视将黄金时段全部用于播出红色文化，以打造全国第一个“红色频道”；3月1日，宣布不再播出商业广告，以建设“主流媒体，公益频道”为目标。

　　对于重庆卫视的转型，重庆官员称：“由政府主导，而不再由市场主导，就充分体现了公益性。在国外，也有类似的广播电视经营体制，例如英国的BBC、美国的PBS、日本的NHK等，国家禁止这类公益电视机构播放商业广告。”重庆的目的是要“祛除商业文化浸染、革掉低俗文化侵袭”。

　　重庆卫视的收视率大跌引起对于所谓公益性和商业间矛盾的讨论。人民网说：“以收视率论高低同用金钱衡量人是一样的，不全面。重庆卫视作为第一个提倡红色文化的电视台，更多承载的是精神文明建设，收视率的下滑也反映了目前社会正需要提倡这种红色精神，简单的认为重庆卫视改版失败是不正确的。”

　　确实，以收视率来衡量电视台或者任何文化创作，是不全面的。各国公共电视的收视率也常常确实不如商业电视台，但这并不减低其价值。那么，什么是公共电视的价值？答案当然就是“公共”。然而，公共并不等于政府主导。

　　以节目内容来说，英美日或者台湾地区的公共电视，并不是宣扬政府主导的意识形态、政令或者主旋律的文化，而是更多地呈现一个社会的多元性，尤其是那些比较弱势的声音，所以，公共电视有更多文化性节目，更多深度报导。尤其，因为对弱势群体的关注，公共电视常常是对政府政策的批判者，或者与主政者价值是违背的。

　　例如在美国，PBS一向比较具有自由派的价值。几年前，美国共和黨的教育部长质疑PBS在儿童节目中传播同性恋观念，因为这是不符合共和黨的价值的；但对PBS来说，同性恋本来是这个社会多元文化的一部分，也一向符合PBS的理念。

　　而台湾唯一的公共电视台──公共电视（PTS），相比于一般商业台，其新闻部门最关注台湾社会运动，也在网络上设立公民新闻平台报导各地社区和社会运动。固定的栏目如“我们的岛”是关注台湾的环境与生态问题。公共电视可以说是对政府最具批判性的电视频道──虽然其董事会是由政府提名。

　　这更是问题的关键了：公共电视节目的多元与批判性，来自公共电视的运作机制。国外公共电视的财源部分来自国会拨款或者獨立基金（其他财源则是来自公众捐款），但是内部营运并非由政府主导，而是由专业者。公共电视的运营必须维持相当的獨立性与自主性，才能确保其所追求的公共性不会沦为黨派性。

　　重庆卫视与公共电视的争议，其实是整个当前中國许多问题的缩影。

　　公共与国家看似都是对立于市场的概念，但公共与国家绝非等同的概念。公共性是要调和市场社会中的私人利益，但公共性又不能为国家所吸纳，反而是要代表民间社会与国家对话，所以公共性必须有内在的多元性和外在相对于国家的自主性。

　　国家常常以“公共”之名来主导经济和文化生活，但如果缺乏真正的公民参与和獨立性，“公共”就只是一个空壳。所以，如果只是政府主导，千万别说这是“公共”。

　　来源：华尔街日报中文网专栏

　　作者:张铁志

中国报道周刊, 2011-05-08. | 添加评论 | No com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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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揭秘苏联》观后记

chinaweekly — Sun, 17 Oct 2010 02:15:18 +0000

　　昨天，我在纽约法拉盛接受了知识教育，影片《揭秘苏联》（The Soviet Story）给予我以相当的视觉冲击和思想启迪。

　　这部记录影片中，有大量的历史实景展示，在号称“苏维埃社會主義共和国联盟”的这块广袤土地上，曾经有过那么多的鲜血淋漓的屠殺场面、卑鄙低级的小人伎俩、肮脏无耻的良心出卖、冷酷无情的铁腕统治、饿殍遍野的种族灭绝，丧心病狂的虐待发泄，奴隶他族的肆意宰割、鎮壓异议的身心残害，肆虐无常的丧心病狂，实在是震撼人心，这些事实与中共一贯宣传的苏维埃革命、苏联共產黨、苏联社會主義是多么光芒四射、神圣无比；列寧、斯大林等领袖形象是怎样的高尚廉洁、完美无暇；以及人民生活是如何安居乐业、幸福美满、物产丰盛，共產和谐，可谓相距千万里。

　　对于生存在信息闭塞的国度，如中國来说，人民太需要了解这一类的历史真相了，国民受骗上当太多太滥了。国家的集權统治与愚民欺骗其实是表与里之间的相互促进和交互反馈。

　　影片中一再展示，苏维埃的组织形式、统治手腕、宣传方法上，与德国法西斯纳粹是多么相似乃尔，如纳粹集中营的大门口上方有“劳动使得你自由”的字样，而在苏联的古拉格，有“劳动使得你光荣”的招牌。正因如此，他们起初能够高度地联合起来，沆瀣一气，相互勾结，相互利用，一齐向自由的西方世界开战。在意识形态上，可谓一丘之貉，“本是同根生”，都是与馬克思主义的主张相关：为了理想、为了净化社会，为了大多数人的美好事业，就得须要根除另一部分人的生存。影片中，英国剑桥大学的研究员用馬克思著作的原始文本来告诉人们：通过階級斗争的屠殺来消灭一个階級的灭绝理论，其创始人，就是卡尔？馬克思这个人，这又导致了后继者列寧，开创出他的恐怖主义理论：“为了维护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即使杀害无辜也是在所不惜！”

　　在我看来，凡是社会历史性事件的宏大叙事，都是一项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从多方面、多层次、多角度去审视和考察。

　　一个社会中，人性之恶得以十分广泛的大肆释放，往往都是在群体主义/集体主义的背景之下能够获得充分的机会而实施，乃因“群体”-“集体”的表象之下能更好地掩盖住个人的罪恶。（莱？尼布尔的著名命题：“群体不道德”论）

　　“社會主義”一词源于拉丁文，一说由socialis（同伴的、同伙的）一词引出，一说由socius（喜欢社交的）一词引出，原有社会的、共同的、集体的生活之意。至于二十世纪人类社会实践中广泛推行过的“社會主義”的政治体制建构，其价值核心就是集体主义。由此去理解，“社會主義”体制的实践，为什么唯有在东方国度里，才会牢固地生根发芽？详析之，生根的牢固程度与地球上的经度从东到西的之间似乎成了一个等级梯度的正相关函数，大体上讲，地域越是往东方，文化上的群体主义价值观越是强烈，“社會主義”也就越能与东方群体意识所萦绕的民粹主义产生共鸣而找到最广泛的受众，从而滋润到肥沃土壤所提供的养料。反之亦然，譬如，欧洲中世纪时从经院哲学中产生出的具有个体意识的“唯名论”，也只有在最西边的英伦之地找到沃土；而那些最具个性自由意识的欧洲人，则远渡大洋至新大陆，建立起最为自由主义的美利坚合众国。至于创建共產主义理论的馬克思，是个犹太人，在欧罗巴人眼里，是个“东方人”，因此其血液中多少流淌着东方人种秉性的群体主义情愫。所以也难怪，现代犹太人中，左倾分子居多数。

　　我认为这与地理因素相关联。在东亚大陆上，有着广袤的大平原，其地人员来往方便，军事上能构成天堑的防御较少或很少，部落、族群之间很难獨立成邦，社会容易组合成极其庞大的群体，国民总是喜欢抱团成群，家国一体，黨同伐异，这样却不利于社会的真正进步，因为人类的进步应是分殊化的进程。

　　国民性是与其民族文化紧密相关的。俄罗斯文化，就象莫斯科克里姆林宫里的双头鹰标记那样，兼有东西方的双重秉性，是属于欧亚文化之间的过渡类型，俄国领导人经常自诩，俄国具有为东西方文化之间的“桥梁”作用，即为例证。

　　至于俄罗斯人所呈现出的强悍兽性和残暴冷酷，是其国民性格在历史长河中积淀而成的，也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密切相关。

　　位于西方的欧罗巴大种族（高加索人种），天然地具有个体性的意识，这只是总体而论的。而属于欧罗巴系统的东斯拉夫系俄罗斯民族，为什么会青睐东方色彩的群体主义、对于專制-奴性意识也有相当的钟情呢？这可运用历史积淀说来解答。在文明史的早期，俄罗斯先民不断受到来自东方的匈奴人和阿瓦尔人为首的好战游牧民族的攻击，于是一定程度上沐浴了东方文化，其后拜占庭帝国将东正教传入基辅罗斯公国，与传播于西欧的罗马天主教不同的是，东正教具有东方人种群体特性的“大一统”色彩，政教合一。到了公元13世纪，更是受到文明程度相当低下的东方蛮族部落成吉思汗大汗国的侵略和压迫，长达近三百年。其后在与东方文化粗俗性的长期交融中，俄罗斯人学习到了蒙古人的军事文化，使自己也变得强盛了起来，然后“以其人之道还以其人之深”，大举向东方扩张，如此便与突厥、鞑靼等东方阿尔泰语系民族过多地打起交道来，这样在文化互渗中，使得俄罗斯人的民族秉性里，深深地烙印上了东方人种的群体主义的人文遗传因子。

　　近墨者黑。可以理解，历史长河流经大草原这个地理环境，使得俄罗斯民族感染上游牧民族的秉性：杀戮和掠夺。因为人类历史的早期，人类自身的生产，尚未学会避孕手段，有效节制生育，游牧民族部落群族的人口膨胀到一定程度就必然使得生存空间狭小的本民族向外大肆扩张，热衷于杀戮和掠夺。

　　有证据表明，列寧和斯大林身上都有着一定比率的蒙古人血统。假如真的如此，那么他们的人格中有着东方游牧人种那样的特质，得到了更加有力的确证。

　　写于美国纽约

　　2010-9-26

　　作者:施卫江

中国报道周刊, 2010-10-17. | 添加评论 | No comment

原文地址影片《揭秘苏联》观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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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抛弃了儒家的精华吸取了糟粕

chinaweekly — Fri, 18 Dec 2009 01:12:17 +0000

　　传统中國是一个儒家文明的国家。中國在武则天以后的一千四百多年一直在坚定地走下坡路（唐玄宗的开元之治是短暂的回光返照），由生龙活虎一样使山河动摇的世界雄狮堕落成失去基本“常识认知能力”的东亚病夫，儒家文化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甲午中日战争出乎意料地惨败，中國人终于承认了自己的虚弱落后，并进而发现了儒家文化的可恶。

　　儒家文化自此噩运当头。

　　从“五四运动”一直到纹化大革命的六十年间，我们一直在毫不留情的讨伐儒家文化。文革“破四旧”则是对儒家文化的大清算，把绝大多数儒家文化的遗迹扫荡净尽。被历朝历代的达官显贵奉为圣地的孔庙，中國最大的儒家文化博物馆，也在1966年底被决心“彻底捣毁孔家店”的红卫兵砸了个底朝天。儒家遗产遭逢了最大的劫难，孔府、孔庙、孔林，共计有一千多块石碑被砸断或推倒，烧毁、毁坏文物六千多件，十万多册书籍被烧毁或被当做废纸处理，五千多株古松柏被伐，二千多座坟墓被盗掘……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口诛笔伐，儒家文化在“形式”上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令中國人始料未及的是：抛弃了儒家文化的中國，并没有取得多少实质性的进步。除了经济上令人眼花缭乱的“拔苗助长”外，在文明层面上我们依旧在大踏步倒退。

　　中國近十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和我的家乡某个家庭很相似。这个家是远近闻名的书香世家，虽然一直没有上升为富豪大族，可一直赢得远近乡民的普遍尊敬，在故乡拥有远超富商大贾的影响力。二十年前，这个家庭突然一朝发昏，决定跑步发财致富。为了“短、频、快”捞大钱，竟然放弃家训底线，鼓动男人开赌馆卖假烟假酒；女人下海做皮肉生意……在多快好省的大跃进致富模式下，这个家很快上升为当地的首富，在村头建起了一幢富丽堂皇的五层洋楼。

　　书香世家的致富效应是：乡民们常对着那幢洋楼直摇头，感叹这个家完了！没戏了！

　　我们的经济增长何尝不是那样呢？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我们都快失去了所有的精神财富：文化沙漠化、政权山寨化、人性动物化、事业无耻化、人情冷漠化……

　　在抛弃了儒家文化的招牌后，我们的文明因何不进反退呢？

　　使中國人错失历史机会的主要原因有两个。

　　第一：我们在拆掉“儒家文化”的旧房子后没有及时构建一幢适合“现代文明”的新房子。

　　一百五十年前的日本主流文化也是儒家文明。当日本人意识到儒家文化是日本闭塞落后被动挨打的罪魁祸首时，就毫不犹豫地投入西方“法治文明”的怀抱，用英美的平等、民主、人權、法治等现代文明的价值理念来重整日本民族的社会价值取向和精神体系，同时保存传统文化的合理成份。结果日本成功地完成了历史大转向，创造了世界文明奇迹，用短短三十年时间就走完了西方四个世纪才走完的路程，跃升为亚洲首屈一指的文明进步强国。

　　中國的对外开放比日本早十六年，可我们在现代化进程中一直首鼠两端半心半意，在“拿来”西洋物质成果的同时，却抛弃了真正能够使国家文明进步的精华内核（民本思想、法治理念、平等意识、人權观念、契约理论），同时“夸张性地吸收”了西洋文明的糟粕（详情请参阅拙作《中华文明体系中的垃圾桶基因》）。

　　结果我们在长达一个半世纪的时间内，一直没有成功地构建中华现代文明的大厦。在拆除儒家文化的老房子后，我们的心灵反而找不到归宿，我们的灵魂一直在荒野里流浪，除了不择手段满足物欲外，我们不知道自己存在的意义，也不知道自己向何处去，象一只迷失的羔羊在十字路口东张西望。

　　第二：我们在对儒家文化的处理过程中采取了完全错误的方式，不是去粗取精去伪存真，而是在吸取了糟粕的同时去除了精华。

　　儒家文化的精华部分是人的自身修养，是社会人的道德约束力，是自然人的精神需求，概括起来是“礼、义、仁、智、信、廉、耻”。虽然儒家文化的很多道德约束条款违反了最基本的人性，真正能做到的人只是凤毛麟角；但却为多数人提供了一个自我修为的标准和社会价值尺度，有效地防范了社会整体道德的沦丧和奸滑无耻成为社会时尚。

　　就算是“忠、孝”两项明显反文明的儒教道德尺度，如果理解得好一样有益于现代文明，简单式否定一样无益于中华文明的进步。儒教的“忠”指“忠君”，是基于“食君之禄、忠君之事”的人性常识。今天的中國人都明白官僚公务员是纳税人花钱养活的“公仆”，一样应该饮水思源，应该“食民之禄、忠民之事”。“为官食民当思报、事民临危合尽忠”一样是现代文明“民本思想”的精髓。

　　至于孝敬父母长辈，只要去掉“子不言父过”的愚蠢条款，一样是现代文明对人性的基本要求。一个不知道孝敬父母长辈的人，是不可能履行好自己的社会责任的。

　　中國人在清算儒家文化时，打击的火力恰恰集中在儒家文化的精华部分，对儒教的道德标准概而言之“扼杀人性”，因而予以全盘否定，好象生活在现代文明大厦里的中國人从此不要“忠、孝、节、义、礼、义、廉、耻”似的。

　　我的家乡是红四方面军的诞生地，因面成为全国著名的红色旅游区。在县烈士陵园里有一个“鄂豫皖苏区革命烈士纪念馆”，里面供奉着一个著名的革命烈士王秀松，他的最大英雄事迹就是带领游击队用残酷手段亲手杀死了自己的父亲？他父亲的最大罪行不过是“反动地主富农”？没有任何诸如欺行霸市渔肉乡里烧杀抢劫坑蒙拐骗的伤天害理劣迹。如此反文明的材料做为榜样来宣讲，参观者能得到什么样的教育意义？

　　…………

　　儒家文化的主要糟粕是“虚伪、厚黑、权术、官本位、特权思想、成功至上……”令人痛性的是，这些明显反文明的文化糟粕我们却毫无甄别地继承下来并发扬光大。今天中國的特权思想和官僚主义恶性膨胀，超过两千二百年皇权中國的任何一个时期。

　　有一位学者这样形容法国大革命：

　　“我们在倒洗澡水的同时，不小心把澡盆里的婴儿也泼出去了。”

　　我们对待传统儒家文化的态度则更进一步：

　　“我们毫不留情泼掉了澡盆里的婴儿，同时如饥似渴地渴下了洗澡水。”

　　韩国人在处理儒家遗产时比我们高明得多，把儒家文化的个人修养和西洋现代文明有机结合起来，构建了一个适合韩国特色的文明价值体系。中國有数以万计的韩剧迷。韩剧中再现的那种温情、宁静、简单、纯净、至情至性就是儒家文化的精华遗产。

　　中國向何处去？

　　天佑中华！

　　来源：辣眼时评

　　作者:熊飞骏

中国报道周刊, 2009-12-18. | 添加评论 | 4 com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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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和海瑞的阴暗面

chinaweekly — Mon, 26 Oct 2009 02:58:29 +0000

　　朱熹和海瑞是千古敬仰的大圣贤，一个是南宋时的大儒家、大理学家，《四书章句集注》的编纂者；一个是嫉恶如仇，刚正不阿，敢于为民请命的青天大老爷。朱熹死后，地位越来越高，不仅有“朱子庙”供奉，而且被称为“朱圣”，几与孔孟齐名。朱熹提倡“读经”，张扬“存天理、灭人欲”的礼（理）教，俨然正人君子、圣人模样。海瑞留下了不少敢于抗争权贵、为民请命的佳话。海瑞不仅为老百姓鼓与呼，而且一生清正廉明，堪称封建社会官员的楷模。

　　但是，圣人也有违背常理的乖戾行为，甚至有违反人伦的变态心理。如正人君子模样的朱熹，说的一套，做的一套，是个道貌岸然的伪君子、道学家。而海瑞呢，清正廉明的背后有一种道德上的洁癖，有着明显的自虐和他虐倾向，简直就是一个不通人性的虐待狂。

　　唐德亮在《朱熹的另一副行状》描述：朱大人当提官时，受人挑拨与台州太守唐与正有隙，特意到了台州把与唐与正有来往的艺妓严蕊抓起来，要她招认与唐太守鬼混，通过诗词唱和诽谤朝廷的“犯罪事实”。任凭被打得遍体鳞伤，体无完肤，严蕊还是咬紧牙关不愿屈服。朱熹看硬的不行，便来软的，通过狱吏劝说严蕊：“你何必那么死心眼，受这个苦？早一点承认了也不过是杖罪，朱大人说不定念你是个弱女子，年轻无知，为你开脱……识时务者为俊杰，这年头心眼放活些才不会吃苦头，我劝你把跟那位唐大人的事干脆说了吧！”严蕊义正词严地说：“是人都应该有良心，是人就该懂得是非真假，我不能凭空说假话诬蔑一个朝廷命官……我和唐大人有诗词往来不假，但他从没在词曲中有过诽谤朝廷之意，没有的事我不能昧着良心瞎说，就是把我折磨死我也不会诬谄好人！”这番掷地有声的言词，连狱吏听了都不由肃然起敬。朱熹恼羞成怒，于是密令继续严刑拷打，并用竹签钉进她的十指。严蕊尽管昏死多次，但仍然坚贞不屈，绝不以诬陷别人来换取自己的自由。严蕊的冤案震惊朝野，终于惊动了皇上，宋孝宗便把朱熹调离，并亲自宣布为严蕊平反。

　　朱熹不光折磨残害严蕊，还亲自下令逮捕数千名起义的农民，为报私仇，竟抢在皇帝大赦前残忍斩杀十八名“囚犯”。朱大人提倡“存天理，灭人欲”，但他自己却性欲泛滥。在武夷山上，他与学生丽娘就演绎出一场缠绵的婚外恋；其妹妹丧夫，他极力劝阻其守节，而自己却又纳两个尼姑作小妾……这真是“既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的典范！后世把理学家称为“道学家”，“道貌岸然”，正是朱熹这类人的活写真。

　　而海瑞，也是一个反差很大的人物，我们在看到他清正廉明的一面时，还应看到他那凶狠残暴的一面，这样的海瑞才是一个鲜活的人物。

　　在天涯海角之地，海瑞海青天手书大大的“忠孝”二字悬于门庭之上。虽从巡抚任上离职后，闲赋在家，海大人却既不忘经世报国，也不忘先圣千叮咛万嘱咐的价值信条。海青天是中國史上最有名的忠贞廉洁的儒臣，为了维持大明的江山、为了复兴祖制成宪，不仅敢提着脑袋犯颜直谏，更敢直接奚落批评今上。但是，就如忠的本质不同于公民责任一样，孝的本质亦非善待和赡养父母，孝和忠一样，骨子里以不平等的臣服为最高原则，在这一原则之下，精神可以被阉割、伦常可以被忽视、温文而雅的书生也可以变成禽兽。海瑞一生践行忠孝二字，为此不惜尽忠时如蝼蚁，尽孝时如禽兽。他结过三次婚，纳过两个妾。第一位夫人很贤惠，还为海瑞生了两个女儿，但由于和海瑞母亲性格不和，被海瑞一纸休书给休掉了。二夫人刚刚结婚一月，也由于同样的原因而逐出家门。那个年代被休掉的女人要面临着很大的生活压力和道德压力。第三位夫人命运更惨，她在盛年时令人可疑地暴死。另有一妾则于不久前自缢身亡。对待妻妾如此，对待亲生骨肉，也是毫无人性。

　　“海忠介公有五岁女，方啖饵，忠介问饵从谁与，女曰，僮某。忠介怒曰，女子岂容漫受僮饵，非吾女也，能即饿死，方称吾女。此妇即涕泣不饮啖，家人百计进食，卒拒之，七日而死。”虎毒不食子，世人很难把一个“爱民如子”的清官海瑞和一个逼死女儿的杀人犯海瑞联系起来。海瑞心里信奉的那个“道德观念”太过强大，所以可以无视任何人的生命。这倒真让人觉得不寒而栗。

　　以前我们都不知道朱熹和海瑞阴暗的一面，往往把他们树为榜样，没想到，他们这些经过理学教育的儒家代表，居然是如此地心狠手辣，其人性连妓女都不如。自古以来，社会上总把妓女不当好人，其实，妓女中不仅有不少好人，还有不少值得称颂的好人，像唐朝的薛涛，宋朝的李慧娘、王朝云、梁红玉、严蕊，明朝的李香君、柳如是等等。上世纪三十年代初，中共领导人向忠发被捕后即刻叛变，而一位妓女被捕后却一字不供，故周恩来愤然说：“向忠发的节操连妓女都不如。”而朱熹则是比娼妓更可怕的人物，不仅整人、杀人，而且以精神毒害人。

　　作者邮箱：gdwwr(at)sohu.com

　　作者:王万然

中国报道周刊, 2009-10-26. | 添加评论 | No com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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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中国的三大文化隐喻

chinaweekly — Sat, 05 Sep 2009 02:13:40 +0000

　　我们置身其中的是一种转型社会，它是混合政体，由多种社会形态拼贴而成，文化逻辑暧昧而混乱，总体上呈现为动态、多元和精神分裂的特性。我们被告知，它兼具了早期社會主義、器物资本主义和符号资本主义等多重元素，它们形成了历时性和共时性的织体。这种复杂景观不仅导致了价值判断的尺度错乱，也制造了文化阐释的障碍，令理论解读变得更加困难。

　　转型时期的二元对立事物的共时性并置，是文化结构中最引人注目的景象，它包括城市社会和乡村社会(代社会和传统社会)的并置、居民社会和流氓社会的并置、实存社会和匿名社会(哄客社会)的并置、富有阶层和贫困阶层的并置，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的并置，以及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的并置，如此等等。在这种并置结构中隐含着尖锐的矛盾与冲突。

　　以上各项事物的共生和对立，引发了文化领域的激烈争议。其中，文化的功用及其周边环境，是论争的一个重要话题。决定社会演变的主要动力，究竟来自文化，还是来自制度？文化决定论宣称，文化才是决定社会本质的核心要素，而制度决定论则认为，只要解决了制度问题，包括文化在内的任何社会问题都将迎刃而解。关于文化的生长环境，也出现过严重的理论分歧。弱经济论认为，文化是由经济不发达的社会如古希腊创造的(恩格斯).强经济论则坚持经济繁荣是文化发展的逻辑前提，而后者正是目前最流行的观点。

　　转型中國的文化研究，不仅要面对上述理论分歧，还要面对三种重要的文化隐喻。首先是布尔迪厄关于大写文化(Culture)到小写文化(cultures)的观点。他以字母的大小写为隐喻，要求知识分子从真理叙事、经典文本、高雅品位和神圣使命中解脱出来，转而关注大众的日常生活。在符号资本主义体制中，文化创造和消费的权利，不再被社会精英所垄断，而是向全体大众(中产階級)扩散。这不仅是一种权利位移，而且也是一次公共伦理和美学趣味的变革。

　　布尔迪厄的字母隐喻，似乎为文化产业提供了美妙的理论前景。中國拥有全球最大的人口基数，21世纪以来，以湖南卫视、各地都市报、类型小说和互联网博客为标志，文化的小写化运动已然发动。2005年，超女和芙蓉姐姐的联袂出演，开启了中國娱乐元年的全新历程，它意味着符号跃出知识圈层，成为大众消费的主要对象。一个庞大的符号市场正在形成，并且要对中國经济结构产生深远影响。

　　第二个隐喻来自近年的汉字争议。在经历了长达半个世纪的简体字岁月之后，人们突然发现，原有的“繁体字”比“简体字”更能表达符号的多媒体特征。以汉字“听”为例，简体字的“听”的组字原理不知所云，“斤”既不是义傍，也不是音傍，“口”作为义傍，跟“斤”之间没有任何关联。而繁体字的“聼”则完全不同，我们不妨把“耳”当做对耳朵和声音的喻示，把“罒”当做对眼睛和视像的喻示，把“心”当作对语义和思维的喻示，而这正是“形音义”的三位一体——— 多媒体符号的基本特征。

　　“听/聴”的汉字隐喻，阐释了作为消费对象的符号的基本样态。新的文化逻辑要求符号摆脱传统的单一维度(如传统文学)，而投奔针对多重感觉器官的多维媒介，以满足消费者的感官欲望。经历了上百万年的进化，人类的感官已经钝化，而欲望却在不断升级，向科技吁请着新的发明。20世纪下半叶以来，符号的灵魂开始从文学之类的二维平面上挣扎出来，向全新的多维度媒体逃亡，借助电影、电视和网络游戏，在21世纪初叶获得了重大胜利。没有任何一种文字像汉字那样，深刻预言了这场“符号逾越节”的降临。

　　我们要谈论的第三个隐喻，来自另一位法国思想家米歇尔·福柯(MichelFoucault，1926～1984)，他以隐喻的方式，谈论了垂直书写和水平书写的文化关系。福柯宣称，基督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都属于水平书写的文明，它们之间的区别在于由左到右，还是由右到左。只有儒教文明是垂直书写。福柯以明快的风格，解决了不同文明的分界难题。而更耐人寻味的是，一旦加快由左到右的水平阅读，就会产生摇头效应，而一旦加快垂直阅读，则会出现点头效应。依据这样的转喻，我们似乎可以把基督教文化称作“摇头文化”，而把儒教文化命名为“点头文化”。

　　经过逻辑演绎的书写/阅读隐喻，最终可以用来喻指东亚文化和西欧文化的差异性。中國作为点头文化的策源地，保留了跟“点头”语符对应的各种文化属性：奴性、附庸性、继承性、保守性、拒绝性等等，并由此构成晚期民族性格中的阴影。而在转型时期，它又显示为文化复制和抄袭，并且无视知识产权的节制意义。对于急需向文化创意飞跃的中國制造业而言，这是一场严重的自我挑战。

　　字母C的大小写、汉字“听/聴”的变异以及垂直书写和点头文明，这三种跟文字相关的隐喻，分别喻指了大众文化的兴起、符号叙事的多维特性，以及中國符号工业所面临的文化障碍。而这些都是文化研究所要直面的重大难题。（原载《南方都市报》2009年9月7日）

　　作者:朱大可

中国报道周刊, 2009-09-05. | 添加评论 | No comment

原文地址转型中国的三大文化隐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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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与胡适

chinaweekly — Sun, 23 Aug 2009 01:07:27 +0000

　　我喜欢胡适的平易从容，但我更喜欢鲁迅的孤独勇毅。

　　胡适要的是民主，这没错，他喜欢解决问题胜于提倡主义，这也很对。“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与“孤立隔壁王小二”一样，都是些口号。口号是什么？口号就是主义的表面化、庸俗化最后演成阿Q的精神胜利化。用杜威或者詹姆斯徒弟的理解：它不实用。

　　这就是实用主义。实用主义是怎么来的呢？从唯物与唯心的对立来，从一元或者多元的争辩来，从无神论与有神论的信仰危机来？但是实用主义告诉我们，一切都应该从经验来。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当胡适从哥伦比亚大学回国的时候，满目疮痍的中國让他发现了“五鬼”：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于是他用民主与科学作为武器来“捉鬼”，企盼五鬼灭亡之期，就是中國复兴之日。

　　詹姆斯在《多元的宇宙》里说过：“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这两个术语是什么意思呢？就这两者之间意味深长的差别来说，经验主义是指用部分解释整体的这种习惯，而理性主义是指用整体来解释部分的这种习惯。”前者比较审慎，而后者比较专断。但是詹姆斯还告诉我们“在像哲学这样的一种学科里，不和人性的原野联系起来，而且只按行规的传统来思考，确实是致命的。”所以，我们必须明白“一种哲学表示一个人发自内心的性格，因而宇宙的一切定义只是诸多人类性格对于宇宙经过深思熟虑而采取的反应。”所以，“唯物论的哲学和唯灵论（即唯心）的哲学是两个敌对的类型。这两个类型引起下列结果：唯物论这样解释世界以致把人的灵魂当作是留在世界上的外来过客，而唯灵论（比唯心涵义更广）则坚持与本质亲切而有人性的东西必定围绕残忍的兽性，而且是兽性的基础。”（商务印书馆《多元的世界》作者威廉詹姆斯译者吴棠）

　　所以，詹姆斯所谓带着实用主义色彩的“人本主义”可以用他要点的第一条简单概括为：一个经验，不论是知觉的或者是概念的，要成为真的，必须与实在相符。（商务印书馆《实用主义》作者威廉詹姆斯译者陈羽纶孙瑞禾）

　　而这就是我能想到的胡适实用主义的来源，他所有其他的思想（民主，科学等等）都是西方理性主义的传统，唯有这一点“经验必须与实在相符”才是他们思想的特质，或者说，整个实用主义的特质。

　　这个特质就是胡适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时至今日，这五鬼可在，可曾被胡适这个富于科学与民主精神的现代钟馗捉去？

　　他们还在，不管是他不负责任的中國大陆，或者他也有点影响的台湾，或者就拿他深受启发的美国，这些鬼尽管没有以前那么猖狂了，但是有些鬼还在，比如说疾病，最早源自非洲的艾滋病就是1981年通过美国的血友病人向世界辐射开来的，当然在民主社会的贫富差距要比專制国家小得多，像贫穷在美国基本上不成问题，疾病呢？也不能因为艾滋这个特例而否定他整个医疗体系的功绩，愚昧程度当然更是不在话下，比起我们的几亿文盲，或者读过书的半文盲，或者自命很能读书不能獨立思考的高级文盲，他们要优越得多。当然对科学的过度迷信也是愚昧的一种高级形式。贪污呢？这个根本就无须考虑，除了预算不能公开的国家，贪污只存在一些零星的孤例，好比文献学的孤证，不能对整体学说发出侵蚀肌体的腐化，不足为病。剩下来的只有扰乱了，如果你把黑人的街舞当作一种扰乱，又或者上课的不守纪律但能獨立思考当作一种扰乱，那么他们还未能尽善尽美，不过有什么可担忧的呢？如果我们希望他们都是一潭死水，“春风吹不起半点涟漪”。

　　但是在我看来，胡适还有一些不足，这个最大的不足还需要鲁迅为他补足。

　　什么呢？重团体而轻个人。

　　站在这个角度，鲁迅比他深刻得多。如果一种极端的个人主义可以导致类似无政府主义的混乱与偏执，但是温和而理性的个人主义不但是个人幸福的源泉，同时，在某种意义上，它也是民主的源泉。

　　相对于团体，个人主义更是“第一性”的。一个盛行温和的个人主义，一个把理智的（我是指獨立思考）个人主义摆在中庸位置的国家，一定会最终走向民主。但是一个集体主义的国家，除了集權以外，还有民主的可能，更有平庸化的可能与趋势。比如美国，就是一个多样性的统一。我们说他多样性，意思是他们崇尚个人，我们说他统一，就是他们用法律这根准绳把这种多样性的个人合理的、规范的、有效的纳入到集体健康的统一中。

　　但这还不够，我们还需要走得更远。物质的充足与身体的健康是幸福人生的前提，但不是全部。因为要想让一个社会充满活力与富有创造精神，就必须要走得更远。

　　为什么一个社会非要充满活力与富有创造精神呢？物质充足与身体健康不正是生活的目的吗？

　　不然，如果没有活力与创造精神，一个社会就会走向停滞，精神就会萎堕，如果没有活力与创造精神，人生就不会有根本的幸福，一切就会慢慢地被厌倦吞噬，这个问题上至总统下至清道夫都要面对，无法回避，也不应该回避。

　　怎样要一个社会富于活力与创造精神呢？成为一个异议，并拿出一个理由。

　　所以，让我们先来考察鲁迅的思想。

　　除了他的几封书信，还有几本学说著作，也许还有些古体诗，基本上算是领略过他的《全集》吧，其实我认为要懂鲁迅，对他的全部文学作品（我指《呐喊》、《彷徨》、《野草》、《朝花夕拾》）与论战文章（我指他所有的杂文）读过就行了，就是错，也不会偏颇得很厉害。同时我还要说，精深的辨析与繁密的考订（如当今某些“吃鲁迅饭”的）当然是走进你心灵深处的审慎办法，但如果要了解他的精神实质，而不是非要成为新一代的经院学者与御用专家，读完我所说的那些，应该可以说话了。

　　那么鲁迅最大的特点是什么？这个特点是如何形成的？根据在哪里？

　　我觉得鲁迅最大的特点是他的“个人主义”，而这个主义的形成至少有两个原因：一，当时中國内忧外患麻木不仁的背景。这是属于社会历史层面。二，他家庭的变故烙刻下的永恒创伤。这是属于个人心理的层面。

　　大家都知道，鲁迅的祖父卷入了科举丑闻，导致他的家道败落，这对他的家族影响很大。另外一个就是他父亲的病，让他饱尝了世态炎凉，老实说江浙虽是读书之乡，但国民性除了一些特殊时刻从来未见大气，所以当一个小孩子突然目睹家道从兴盛到没落的变故时，敏感的心将受到怎样的打击。后来鲁迅放弃传统读书世家的优越而去学“开矿”，去“学医”，实际上是选择一种介于传统读书人清高与市井师爷鄙俗之间的中间路线。但这个路线也可说因祸得福，因为他所有的关于科学与哲学方面所谓“新思想”，都是在这条路上走出来的。一方面他从易卜生的戏剧、叔本华尼采的书上，从嵇康等特立独行的人的命运里看到群体与專制对个人的限制甚至伤害，但另一方面，到日本留学接受的新思想又开阔了他的眼界，让他在绝对的个人孤独之外，还看到一个民族走向强大的必要与充足条件。因此，他陷入了不自知的矛盾，一方面他崇尚个人，极为推崇尼采，鼓吹对陈旧文化的挑战“向旧有之文明，而加之掊击扫荡焉”，对近代文明的抨击（“见近世文明之伪与偏”）及其对未来生活之展望（“然其为将来新思想之眹兆，亦新生活之先驱”），他赞赏尼采“张大个人之人格”，“尊个性扬精神”，（转引于台湾学者陈鼓应《悲剧哲学家尼采》“增订新版序”三联版所引鲁迅文字见其《文化偏至论》），一方面他又对达尔文的阐释者赫胥黎的“物竟天择”、二道贩子暜列汉洛夫的“馬列主義”抱有极大的期待。前者是纯从个人自强着眼，后两者则关乎整个民族的昌盛。因为他深深知道，尽管他对民族的劣根性从来持贬抑的态度（这正是他批判传统的动因），对群体意识从来抱着一种审视与怀疑态度。但是他也深深知道，没有整个民族的复兴。再伟大的个人主义也难以在一个衰颓的国土立足。所以，他呼唤国民素质的提高，这从他的《呐喊》与《彷徨》等小说中表现得非常明显，他批判吃人礼教，他批判封建科举，但是即使这样他内心深处还是对群体意识抱着深深的怀疑。像《孤独者》、《药》等小说篇目以及他的散文诗《野草》我们就可细心地发现，他本质上还是一个孤独的人，他的全部文学作品就是他的自述。他在进行没有创造的创造，他从来不善于虚构什么（包括《故事新编》也是旧瓶盛新酒），但他创造了一种重新看待生活的认识。而这，就是从事创造。他融入群体的欲望总会与他强烈的安特莱夫情结发生拉锯般的隐微冲突。他的《朝花夕拾》表层看是对童年美好生活的向往，实际上也是他的孤独感的一种回溯式投射。

　　但是国内的许多研究者对于这一点要么水平不够，要么视而不见。像孙玉石对《野草》的研究据说有了一些突破，但是我从孙郁舒芜包括钱理群这些专家那里从来看不到对之大张旗鼓的强调与讨论。偏偏美国学者孙隆基的那两篇《“世纪末”的鲁迅》以及《是否该被“吃”掉？——鲁迅承担政治的难局》（见广西师大2004年5月第1版孙隆基《历史学家的经线》）却与我多年的朦胧臆想不谋而合，他结合当时的具体历史背景，系统地梳理了鲁迅一生的思想轨迹，并用许多相当有说服力的论据作为证明。比如说“1936年冯雪峰为《鲁迅短篇小说集》捷克译本写序，涉及鲁迅所受的外国影响，冯基于政治考量强调写实主义对鲁迅的影响，特别是当时左派奉为大师的托尔斯泰和高尔基，鲁迅看过初稿后把他们两个名字涂掉，说：”他们对我的影响是很小的，倒是安德烈夫（安特莱夫）有些影响。‘“

　　为什么他们总是回避鲁迅的个人主义倾向呢？包括他的文学作品里的象征意识，谁都知道是基于政治考量，因为个人主义是專制最大的敌人，一个人是民主分子，但未必是个人主义，但一个人抱着绝对獨立的个人立场，他就比“一团和气”的民主走得更远，他超越了民主而走向独创，走向精神的自主，那么他就拥有比一团和气更具超凡意义的价值。

　　举个简单例子，从文学上我们就可看到，凡是倾向于绝对个人立场的人，基本上都是天才：像波德莱尔、爱伦坡、安特莱夫、萨德、卡萨诺瓦等等就是很鲜明的例子，哲学上则有斯宾诺莎、尼采、叔本华等人，

　　何以故？我的见解是凡是比较个人的人，都是孤独的，一方面因为高瞻远瞩而孤独，一方面孤独而更为眼光宏阔与众不同，这就超越了平庸的社会之平庸，

　　一个有獨立思想的人，永远是專制的敌人民主的同志，但同时民主不能够避免庸俗与市侩，但绝对獨立的个人主义就能够避免（只要它推而广之），而且由此形成的和而不同的群体将更具有创造性，因为一个有可能产生喽啰的制度就需要个人的獨立与自主去针砭。历史上许多高瞻远瞩的哲学家比如斯宾诺莎（见《政治学》)与尼采《见其全部著作）都是拥护贵族政体的，这说明什么？这说明站在普世立场民主当然是好选择，但如站在创造精神一边，民主未必比推而广之的个人主义（我知道有点二律背反，我知道）占优。老实说这个世界最优秀的东西从来都是少数人的专利。当然，我并非漠视大众要来一个“精神贵族”，其实我也知道我的想法有些理想色彩过浓。但什么好的思想不带一些理想色彩呢？（雨果说过，你说诗人是在云端里，可闪电不也是在云端里。）除了功利思想所有的思想都是需要把它悬为一个“鹄的”，来高山仰止不坠青云之志的。

　　现在我可以大略总结了。胡适的民主我们要追求，但鲁迅的个人情调我们也要葆有。说实话两者也是可以协调一致的，在凡是涉及到大多数的公众利益的时候，个人服从群体，要民主；但是在有关私人而并不损害他人的选择中，在对真理的探索与追求中，我们简直要绝对的个人，特立独行到不给庸俗鄙陋一丁点的机会。

　　所以，我们既要胡适，也更需要鲁迅。我知道要想真正地在现实社会中实现这一点，还有一些具体操作上的困难，比如当国家真正需要的时候，兵役制度与个体放任的协调，就是一个难题。但难题不等于就是死结。需要我们开动脑筋来群策群力。

　　一个伟人说得好，对于一个具有开创性思想的人物，他有权提出问题而不负责解答。我没有那么自大，因为我只说自己的话，而且也许还不太时髦，也就是落伍得很，有没人愿意听，我是抱着放任自流的态度的。尽管另一方面我也抱着很殷切的期待。

　　（限于篇幅，有些问题没有详尽展开，有些材料也没有过多的征引。但我的意思应该说的很清楚了，这一点希望有识之士予以原宥与包容。）

　　作者:黄慕春

中国报道周刊, 2009-08-23. | 添加评论 | No com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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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泰国经验看五四运动的错误

chinaweekly — Sun, 10 May 2009 02:20:04 +0000

　　从泰国、印度的经验来看，再加上日本、韩国的经验，当然还有美国等国的经验，可以说，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整个是一个错误，一个造成了无可挽回的损失的错误。

　　泰国红衫军连续大规模示威，导致东盟峰会无法正常召开，引来国内舆论的广泛关注。恰在此时，号称世界最大的民主国家之印度开始进行大选，舆论同样给予相当关注。

　　但其实，诸多发表评论的人士对这两国的情形，并无太多准确了解。比如，很多人感慨泰国的民主让民主丢尽了脸云云，这些人士可能不知道，泰国目前其实仍然处于宪政巩固时期，甚至又回到了转型期。泰国于1932年建立君主立宪制度，但保守派军人随即控制权力，此后一直是军人獨裁的威权政制。一直到1992年，才算建立起文人政府，进入宪政巩固期。但军人又于2006年发动政变，打断这一进程。所以，泰国乱局的祸首不是民主，而是军人獨裁。军人用非制度化手段解决政治问题，被军队剥夺权力的他信派也不能不同样诉诸制度外的街头政治手段。

　　相比之下，印度的宪政制度要成熟得多。印度自1947年獨立，即建立了相对完善的宪政制度。这套制度已经运转六十多年，除了东巴基斯坦獨立为孟加拉国之外，没有发生严重的宪政制度中断。因而，印度完全可以自豪地宣称自己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也是发展中國家中民主运转得最成功的国家。

　　从泰国政治乱象到印度民主的正常运转，至少可以得到一个启示：宪政需要传统。

　　考察这两个国家，立刻发现两者有一共通处：两国社会都相当地传统，尤其是都有十分深厚的宗教传统。这一点反而成为两国建立宪政制度的优势。

　　现代国家的基本宪法原则是政教分离，不过，就像智者托克维尔所说，这绝不等于说，宗教就与政治无关了。事实上，宪政制度的建立与正常运转往往需要宗教的某种支持，广而言之，需要诸多传统制度的支持。宗教、家庭、各种社团等传统社会制度，均有助于宪政转型过程的稳定，也有利于宪政秩序的正常运转。

　　道理十分简单：宪政制度是一套微妙复杂、甚至有点脆弱的制度安排，需要以基本正常的社会秩序为基础。没有社会秩序之皮，宪政之毛又将焉附？而社会秩序必须依赖宗教、依赖传统道德、依赖传统的社会制度来维持，离开这些制度，社会就没有秩序可言。

　　更进一步，宪政的运转并不需要文化、价值本身是自由的或民主的。世界上恐怕也就没有自由的、民主的文化这回事。把这两个概念扯到一起，本身就是头脑不清醒的产物。宪政制度的建立和运转所需要的，只是经过时间筛选的正常的传统、正常的宗教、正常的道德、正常的社会组织。所谓正常，就是指他们并不显著于有悖于人们关于正义、关于幸福的理解。

　　印度是幸运的，它就是在这种传统社会结构的基础上，开始其建国大业的。在印度争取獨立的领袖人物，不论是甘地，还是尼赫鲁，都具有伟大的人格，都是印度社会的“绅士”。尤其是伟大的甘地，全身浸透了印度的宗教精神。当年办过《观察》杂志的储安平曾预言，靠这种愚昧的宗教精神，印度人不可能实现獨立。但印度就靠着这种精神獨立了。而且，印度建国以来者设计了相当健全、为国家奠定长治久安基础、可以长期有效运转的宪制，其德性与明智可媲美于美国制宪者。

　　泰国的宪政制度虽然没有上正轨，但是，泰国宪政转型的历程还是比较平和的，至少，泰国没有发生过翻天覆地、血流成河的革命。即便是军人政变，也是相当温和的。转型过程的平和，恐怕是全民深厚的佛教精神有极大关系。我们可以设想，泰国的街头政治，放到没有宗教精神的国度，恐怕早就演变成不可收拾的暴力狂潮，进而引来同样血腥的军事鎮壓与军人獨裁了。

　　作为中國人，看了当下泰国、印度的事件，不由欷嘘，尤其是在五四将要临近的时候。时下，各方都在张罗着纪念五四运动九十周年，顺便地，人们也对新文化运动大唱赞歌。但从泰国、印度的经验来看，再加上日本、韩国的经验，当然还有美国等国的经验，可以说，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整个是一个错误，一个造成了无可挽回的损失的错误。

　　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新文化运动的前提就错得离谱：这场运动的领导人以为，中國当时正在进行的宪政转型之所以遭遇挫折，就是因为中國固有的文化、传统与现代的民主、科学不兼容，尤其是儒家——直到今天，还有人把中國落后的根源归于孔夫子。照此逻辑，中國要实现民主转型，建立宪政制度，就必须先摧毁自己的传统文化，尤其是要打倒孔家店，清除一切传统的思想、信念，塑造出一代新人。

　　然而，如此大全盘反传统，结果得到了什么？如余英时、张灏等先生所指出，是一浪高过一浪的思想激进化与政治激进化。新文化运动中的知识分子为在社会内部针对不同意见者、不同利益者大规模地使用暴力，提供历史的、伦理的论证。中國社会的基本价值因此而被颠倒：道德反而是虚伪，血腥反而是道德；高贵者最卑劣，粗鄙者反而最优美。

　　在这种颠倒了的价值支配下，二十世纪初的中國向着深渊一路狂奔：传统社会结构中的精英——绅士群体，被放肆地使用大规模暴力的群体刻意地消灭，中國社会、政治的领导权力一步一步地落入社会边缘人物手中。新文化运动还是大学教授们发号施令，到五四运动时就不灵了，国民革命是教授的学生们领导，后来，中小学生、大老粗也纷纷登场。于是，理性一路退后，政治伦理飞速堕落，政治趋向暴力化，以至于最终不可收拾。

　　那些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物及参与者，也成为他们自己所诱发的劣质化政治的牺牲品。黄苗子、冯亦代们的告密行径，正是他们的老师发动的全盘反传统运动的后遗症之一。

　　这样的新文化运动必然毁灭文化。二十世纪前半期真正的文化，普遍出自那些远离、甚至反对新文化运动的人士，如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张君劢、萧公权、吴经熊、钱穆、牟宗三诸先生。世界就是如此奇妙：没有旧，又何来新？不尊重传统的人，怎么可能有未来？因为他连自己是什么、在哪儿都不知道。

　　今天那些忙着纪念五四的人、高调为新文化运动唱赞歌的人士，似有必要好好研究研究日本、韩国，研究研究今日的印度、泰国。传统与宪政相安无事，甚至相互支持。糊里糊涂地为持续了百年的一种迷信招魂，不仅看不明白世界，也看不明白中國。

　　作者:秋风

中国报道周刊, 2009-05-10. | 添加评论 | One com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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