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16日，当溥仪等人乘坐的飞机在沈阳降落，准备换机时，被刚刚占领沈阳机场的苏联伞兵部队抓获，随后即被送往苏联赤塔“莫洛科夫卡疗养院”看押。不久，在东北被俘的一些原伪满洲国政府高级官员、将领也被送往此地。
而且由此推导出，任何历史偶然事件，都是人为故意的；人类历史看似是由一连串偶然事件组成，其实个个都是有预谋、有计划发生的；只不过大多数不被人发觉内幕和真相罢了。溥仪在准备换机逃跑时，被突然降落沈阳机场的苏联伞兵部队抓获，并押往苏联，这不是偶然事件，而是苏联政府命令情报组织和军队这样做的。
读者们通过电子搜索，查找满洲国的皇帝、大臣、将领们在苏联的待遇，会发现，苏联政府只是把他们软禁，并没有把他们当做战犯对待，甚至二战后普通苏联官员都享受不到的食物，满洲国的官员将领们却随便吃，尤其是世界珍贵美味鱼子酱，居然也供应他们。他们这是战犯么？不！他们是苏联留一手的保障，这样优待他们，是准备让他们继续统治满洲国，让他们成为苏联的潘属国，傀儡政权。只要蒋介石率领国民黨统一中國，对不起，苏联将鼓动满洲国继续存在。
因为中國共產黨逐渐在内战中，统一中國，所以苏联把溥仪交还给中國。如果是中國国民黨统一中國，那么苏联就会在武装占据中國东北后，培植溥仪继续当满洲国皇帝，通过这个傀儡政权，分裂中國，建立战略缓冲区。这才是苏联政府一定要抓住溥仪的原因。如果这一分析判断正确，那么接着可以推导出，新疆也将会成立傀儡政权，獨立于中國之外，因为当时的新疆地方武装，完全是苏式军事装备，各级军官由苏联人担任。毛澤東一再忽软忽硬地暗示苏联，不要把新疆当成苏联的一个加盟国，不要企图让新疆獨立。
读者按照这个的思维方式，思索下去，就又会发现蹊跷。二战中，新疆名义上是中國领土，归蒋介石的民国政府管辖，但实际上，在斯大林的操作下，新疆的地方武装，慢慢全装备苏式武器，各级军官全部是苏联人，也就是说，二战末期的新疆，实际上是在两股势力的控制之下：一是民国政府，二是苏联政府。
二战结束后，在苏联政府的指挥下，新疆地方武装屠殺汉人等各民族，并围攻、消灭民国政府在新疆的政府机关，并逐渐击溃了新疆各地的国民黨军队。新中國称之为“三区起义”，并大加赞扬，而疆獨组织则称这起起义，是獨立的开始。历史上的新疆，此时确实成立了疆獨政府，并准备彻底宣布獨立。这时的中國共產黨军队也好，败走的国民黨军队也罢，都不能阻止疆獨的行动，因为疆獨的背后是强大的苏联，而此时的美国政府根本无意干涉新疆獨立，实际上美国政府和军队也接触不到新疆。
这时的毛澤東当面叫斯大林爸爸，并且让全国人民叫斯大林“我们的父亲”，毛澤東到苏联后，因为斯大林拒绝接见，毛澤東连哭带闹，把自己关在屋子里面，导致世界都在传“斯大林软禁了毛澤東”，斯大林这才被迫面见毛澤東，在明着签了保障中國国家安全的协议后，暗中还签了一个暗中的中苏密约。这导致毛澤東提前跑回国，因为毛澤東受不了。苏联和斯大林就是想羞辱中國和毛澤東。毛澤東在苏联是唾面自干，甚至可能接受催眠调查，这才换来了苏联的安全保障，这种保障不仅是防止美国协助蒋介石的国民黨反攻大陆，更重要的是，支援中國工业设备、技术、人员，帮助中國尽快工业化。
在苏联时期，对中國最好的领导就是赫鲁晓夫，中國的原子弹都在他帮助下完成的。但毛澤東却和赫鲁晓夫的苏联彻底搞崩了，面对赫鲁晓夫的一切支持、帮助和友好举动，毛澤東一概无视，坚决与苏联翻脸。现在的中國人评价这段历史，有些人说毛澤東是想做社會主義国家的领袖，有些人说毛澤東是疯了。但李扬认为，毛澤東在苏联受斯大林的羞辱，在斯大林死后彻底爆发了。毛澤東最明白自己损失了什么，才换来的统一中國。但斯大林仍然警惕毛澤東，公开讲：
“毛澤東不是一个共產主义者，而是一个民族主义者。”
正因为毛澤東在斯大林面前忍受羞辱，丢尽脸面而仍然讨好斯大林，斯大林万般无奈下，也做了妥协，进行了让步。本来，在斯大林的国家战略规划中，新疆是和中亚一起，并入苏联领土的。这第一步就是鼓动新疆獨立，然后以加盟共和国的身份，加入苏联，中亚其它国家就是这样成为苏联领土的。但毛澤東做了保证，忍受了羞辱，所以斯大林同意中國共產黨收复新疆。怎么收复的呢？
读者们查一下史料。1949年8月27日，鼓吹疆獨的三区领导们，受毛澤東邀请到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这些疆獨的大头头们坐的飞机，摔到了地面。而9月15日，听苏联的话，支持毛澤東的三个新疆小领导，却坐飞机安全到了北京，参加了第一届全国会议，并宣布新疆正式归中國共產黨领导。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根本没能力在新疆起飞的飞机上，安装炸弹，如果他们敢这样做，被激怒的苏联政府马上就会鼓动新疆獨立；只有在苏联的同意和操作下，这些疆獨的领导们才能飞机失事。至于是哪三个新疆小领导，一跃成为新疆的省主席，读者一查就知道。
毛澤東连哭带闹地向斯大林要外蒙古，斯大林都不睬他。所以有些中國人骂毛澤東，责怪他丢了外蒙古。但如果不是毛澤東的努力，东北和新疆也会被苏联拿走。大量的历史资料，可以证明苏联的国家战略。读者们按照李扬的思维追查历史资料，就会发现这一切。公开史料中，有大量这类记载。因为是毛澤東领导的共產黨统一中國，所以中國才有这样大的面积；如果蒋介石领导的国民黨统一中國，那么中國早就被美国和苏联肢解、割裂了。苏联元首斯大林，曾公开告诉毛澤東领导的中國共產黨，也曾公开告诉蒋介石领导的国民黨，让蒙古獨立的原因，就是为苏联建立战略缓冲区。哪个中國人也没办法，世界就是谁拳头大谁说了算。
大连市西岗区公安分局治安大队 李 扬
2011年12月25日
作者:李扬
中国报道周刊, 2011-12-17. | 添加评论 | No comment
原文地址 毛泽东委屈求全，苏联放弃肢解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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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分类 历史长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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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提出中國没有西欧国家中世纪历史、即封建社会的看法后，友人要我对封建社会作出明确地界定，并能具体结合于中國与西欧国家中世纪的历史说明一下。
其实只用一句话便可以说明：即历史上封建主义社会大有区别。中世纪封建社会仅仅是欧洲一些国家的历史；换言之，既是西欧国家从奴隶社会过来，走向权利政治的法治社会史，更是它与其他国家分道扬镳，从而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史。其他一些国家奴隶社会后，却还是以权力为中心地强人、强权政治的人治社会文化历史，始终无法摆脱强权强人的奴役统治。所以，中世纪完全属西方文化概念，为西欧国家才发生的社会历史现象。当然，同时要看到西欧国家历史文化发展，直接影响了全世界，也正是世界历史其意义之所在了。这一结论决不是我个人能提出的，但在21世纪有必要再重论；历史就是于回头路认识的专门学科；更是人类社会文化文明不断发展进步的史实记载与里程碑。尤其是资本主义全球化时代强大的驱动力！
而且对我们来说必须明确地就是，西欧国家乃资本主义故乡，亦即馬克思理论之源；从理论上说资本主义是社會主義母体；甚至可大胆地预见性说，未来理想社会首先也将要出在西欧。因此我们讲资本主义社會主義，讲馬克思理论馬克思主义等就要讲西欧国家历史，尤其是中世纪与近代史，也是资本主义和社會主義史。社會主義、资本主义乃人类社会历史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不会从天上掉下来地；更不是由任何理论可以产生出来的，而是人类社会文化历史不断发展的新阶段。
为什么西欧国家会一直走在世界历史发展的前面呢？这就必须从历史上寻找答案。我赞成有学者提出的历史有两次诞生：第一次乃是史实，即人类的社会行动，成为了历史；第二次是对历史史实的沉思，这沉思使“一切历史都会成为主观的”。而历史必需要沉思抚摸、客观评价和体悟，才显现为人的过程，这就是历史的生命力。事实上所谓西欧国家中世纪历史（封建社会）的同时期，不仅中國、世界各国却完全没有过西欧这种历史文化文明发展：于11世纪，就有西欧国家开始主要在政治制度上逐渐地确立起人權意识，从13、14世纪及后便发生倡导人文主义的文艺复兴运动，并很快遍历性地在西欧国家都有一定反映和表现，建立起以人權为基础的个人所有权私有制社会，走向于民主立宪分权制衡与法治地法制化下法律平等，及其实行议会制等形式，至后能发展出全民公决地选举制度。实际在中世纪后期，西欧国家就进入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具有着资本主义的社会雏型。
可以说中世纪的西欧社会历史，已经走在趋向于“文化向下，文明向上”的政治良性发展与不断进步之途，文化与政治双向出现着其他国家还根本不可能去想像的事情来。这与西欧国家历史文化传统发展所分不开；其中基督教成为西欧封建社会统一的精神支柱，和西欧跨国家地最大的封建主——只有它中世纪就是西欧经济上跨国大地主，政治上亦为跨国地最大权力团体，教皇曾自称他有上帝所赋予的废黜帝王之权，更是西欧国家最高的封建统治者。“教会教条同时就是政治信条，圣经词句在各法庭中都有法律的效力”。这一点，恰与无神论者观点相反，宗教信仰使人们在精神道德上趋于理性化，起到过净化心灵与克服世俗上动物性的积极作用，成为人们战胜原始丛林态自然状况的精神武器，在人类社会初始历史阶段就有着无可代替地文化文明上的进步性作用，人们有了未来地寄托和美好追求；同时，宗教也能使许多古代文化遗产不可能不通过教会而得以保存下来的。
教会为了培养教士，扩大宣扬，兴办了教堂学校，仅管全部课程都贯穿神学内容，除此之外也得学习文法、修辞、逻辑、算术、几何、天文、音乐等“自由七艺”，使西欧国家最早有了实际上属于文化传播的学校，对传播人类文化有很大的意义，这是西欧国家中世纪社会与其他国家最大地区别之一，特别是在11世纪以后，由于工商业日益兴旺发达，市民对文化科学需要迫切，他们终于冲破教会的文化垄断，在一些城市办起不受教会控制的世俗学校——大学，不仅培养出社会人才，还成为社会上摆脱任何控制能獨立生存的学术殿堂，这在人类历史上更乃划时代地。13世纪出现为反对贵族利益的“行会革命”，使行会在中世纪就成为民间社会组织的雏型，是民间市民自发维权的行动。仔细研究西欧国家中世纪历史，确有很多东西都是当时非西欧国家所不敢想像地，甚至是绝对不可能的。
但必须明确指出的是，经济生产方式乃逐渐形成并经过不断地改良和推进；一般过程中往往不会是十分明显性地，如原始社会自然解体成奴隶制，以及奴隶制再到封建制等，都不是一开始就很明显的，封建制过程上封建生产方式不断出现后，政治上经常还是奴隶制，而确定地社会性质区别就具体表现于文化政治的结果上，更由于文化政治及其历史发展不同而前途不同。中古时期传统政治是人类社会自然原始态发展的结果，体现于统治政权的上层建筑及其意识形态方面：权力是绝对的！民众完全屈从于权力，这就是传统地政治文化。而且各个国家和地区民族文化上的差异，及各个国家地区的条件都不同等，但一般情况下，国家（社会）性质却在每一个历史阶段发展中，毫无疑义，都是明显地、主要的，绝对性地。
所以，中世纪（封建社会）一词只能适用于西欧国家，并没有世界历史上的普遍意义，也是西欧国家成为资本主义发祥地之独具历史文化。正如此，要看到在《世界通史》的分期上，就不能去采用西欧中世纪历史的这种划法，以示区别；近代亦有不同，各国与西欧国家也是完全区别的；中國史学界改称为中古史代替中世纪，来标示古代与近代之间的阶段；（根据教科书材料的有关知识——我是以人民出版社1962年9月第1版；1972年11月第2版周一良、吴于廑主编的《世界通史》为基础之；中世纪因袭大陆史学体系及其基本观点称为中古历史时期，应是很正确地；）乃为封建生产方式于全世界所不同形成、发展与衰亡史。“这种分期法从理论上说是完全可行的。”（见吴于廑：《世界古代史》总序）。
历史发展不平衡乃客观规律。无论是奴隶制、封建制、或是资本主义、社會主義，事实上任何国家与地区的历史进程，都不会是一致性和相同地。中古史时期，拉美等地却还是原始部落或其部落下奴隶社会状态；非洲国家却遭受到殖民者最野蛮残暴、惨无人道的杀戮掠夺，长期被殖民统治所奴役下，殖民地是人类最野蛮的文化政治形式。仅管有人说马、恩、列着作中都明确运用了中世纪概念，把中世纪视作封建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时期；以政治上的人權既个人所有权看，史实求是地说，还仅只是西欧少数一些国家而已；封建生产方式在世界各地区发展始终极不平衡态，事实上以中世纪西欧国家封建社会衡量，很多国家其封建社会都是于近代后化的。而中世纪后期至近代正是西欧国家殖民主义为害世界的历史——更是惨极人寰，完全灭绝人性地；话也得说回来，也正是有西欧国家人民的反对，人类才能取得反殖民帝国主义的完全性胜利。历史（社會主義）即文化文明，就是要改变人的动物性与人类社会原始野蛮状态，改变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
简而言之，仅只需几句话就能足以说明：西欧国家中世纪（Medium Ae-vum，曾被人轻蔑地称之为gothic，意即野蛮时期）最终完成的封建主义，受基督教文化等历史影响，是以人權（个人所有权）为基础地私有制的私有化社会，后才能发展成为原始资本主义——大家都习惯于统称之资本主义；完整的封建生产方式带给政治上的变革，是西欧少数一些国家历史发展上所特有的；也是我们过去并没有过具体认识地，更是中國没有出现资本主义时代的真实原因。当然，从世界范围去看，资本主义都是西欧国家历史文化的必然趋势，其他国家当时都不具条件。
所谓中世纪，源于15世纪至后意大利人文主义史学家们首先提出来的，因为他们是希腊、罗马古典文化的崇拜者，便将古典文化衰落后、至文艺复兴间称作中世纪；17世纪末，德国史学家克利斯托夫。凯列尔在所他着的《世界史》一书中，把人类历史划成了古代、中世纪、近代三个时期；后即被西方学术界长期沿用至今。古代史一般包括的是原始社会与奴隶社会史；中世纪就是封建社会史；近代则为资本主义社会史；正如唯物史观所指出的：历史过程是社会经济结构有规律的向前更替。这种分期本身是较科学地；但非西欧国家历史文化发展则不同。
世界通史用中古史代替中世纪，即指古代向近代史发展之间；则上承古史，下接近代，但它并非如西欧一些国家完全的封建社会史；因为除西欧以外，世界各国都没有完成过西欧国家以人權为基础的个人所有制地私有化社会，私有制没有个人所有权，顶多是半封建奴隶制社会，也就是说，完整的封建社会必须包括政治上的变革在内，它是以人權既每一个人的所有权为基础地私有制普遍形式（社会化）的；不可否认其中文化（如基督教等）发挥的作用力；这也是我们必须有具体认识的。历史（更指社會主義，因其是为资本主义社会后所发展的更高阶段）就是人类文化文明地发展史。西欧国家因有中世纪史，使其后近代出现原始资本主义的。
就此观点上看，中國当时还处于弱肉强食的原始态社会，虽有过封建主义文化，没有发展成封建社会政治，所以，中國没有西欧国家中世纪封建主义及其文化（如基督教等历史），这一原因等造成了社会不讲人權（既无个人所有权），私有制也并非个人所有制，还是皇权统治下的奴隶制国有化。史实上封建制程度不一，无法统一标准来考量，于此意义上说，人權、既个人所有权与其基础上发展成个人所有制的私有化社会，才是中世纪封建主义特征，从而与奴隶制相互区别，更是西欧国家发展资本主义的政治基础。中國至今始终没有个人所有权的个人所有制——私有制无保障，不利于社会发展，确为发展的根本问题。从馬克思主义而言之，事实表明，社會主義必须有每个人的权利，没有人權、既没有每个人的所有权，没有重建个人所有制，就不能充分地发挥每一个人的作用，决没有真正的社會主義。只有充分发挥所有人的自觉能动性与创造性地努力奋斗，才可能成为光辉现实。肯定说，社會主義与资本主义并非敌对行动，而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阶段地产物。
西欧国家中世纪后期逐渐形成的城市职能，即其资本初始化的市场集中趋势雏型，也要求必须是以人權，既个人所有权基础上的个人所有制私有化社会的，才有资本主义形式的后续不断发展地可能；这即西欧国家中世纪史，至近代为原始资本主义史；所有这些更与西欧国家历史文化发展有直接影响；除此之外，世界各国还是半封建制或奴隶制的中古史。这是我对西欧国家中世纪封建主义的认识，历史上中國等一些国家的封建主义没有人權既个人所有权，只能是半封建主义。16世纪后资本主义史也属欧美史，世界各国则确实属“中世纪”历史的，即开始以西欧国家为参照的近现代化变革，或由半封建奴隶制、或殖民地奴隶制向西方社会过渡；形成半封建奴隶制半资本主义地近现代化一锅汤，实际这些国家的近现代难分，專制民主制搅成于一体。也是近代史上西欧国家与亚非拉美中东欧国家所完全不同的事实；亚非拉美中东欧国家同时受到了殖民主义长期地野蛮侵略扩张和奴役，更是全世界人民反殖民帝国主义的历史，至二次世界大战取得胜利。
15、16世纪中世纪后期于近代间，西欧国家对世界的认识空前扩展以前，人类已知的历史都有很大地局限性，首先就在地理认识上的局限。哥伦布发现美洲，达。伽马开辟绕非洲到东方的新航路，及麦哲伦等人完成环球航行等，才把中古史推向了近代，西欧国家社会经济开始发生前所未有的根本变化。紧接着这种地理大发现后，便促发了商业革命与西欧一些国家向外拼命拓展的殖民扩张行径，“使正在崩溃的封建社会内部的革命因素迅速发展”；与海外扩张相同的是宗教性地另一种精神的动力——宏扬基督教于世界；同时，西欧人文主义思想对欧洲人向海外发展，也起了积极地促进作用。资本主义以其全新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出现在西欧的一些国家，尤其是英国通过工业革命，后起而居上，从而取得了对非工业化农本国家的绝对优势，西方资本主义挟此优势向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实行血与火的猛然扩张与掠夺。《资本论》就是选择英国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典范的。
西欧国家具备有征服世界的条件；所以，西欧中世纪最终把全人类都推进了罪恶与痛苦的深渊——所谓近代原始资本主义史，始终伴随着殖民主义犯下的滔天大罪，对亚非拉美等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人民，更是历史性灾难和永远地痛苦。这是很多西欧国家现在也必须要认识的。当然，它一开始即遭到西欧人民的反对。
但中古史、近代史与西欧中世纪、近代史相同的是时间——公元5世纪-16世纪前的中世纪时期，后为近代史——这与《世界通史》的中古史和近代史是相同的，也是西欧国家历史使世界历史被逼迫着发展地结果。例如中國近代史，就是反殖民帝国主义侵略掠夺、反半封建奴役專制统治的民主变革期，非资本主义史。
我是经过长期研究后得出该结论，现亦受独思者对私有制与国有制观点所引发的。从历史上说，中國社会的发展、包括世界上其他一些后发国家在内，比西欧国家晚了一个发展阶段，即没有中世纪及其近代。中國中世纪后期是近古代，还处在奴隶制向封建主义社会不断过渡态缓期，更没有资本主义。这即世界历史文化过程区别；更是私有制奴隶制封建制等、于国家地区及所有（人）权上根本区别。馬克思就曾经指出：“在英格兰，农奴制事实上在14世纪末期已经消灭了。当时，尤其是15世纪，英国人口的惊人的多数，是自由的自耕农民，尽管这些自耕农民的所有权，还由封建的招牌隐藏着”（见《资本论》第1卷第905-906页）。
肯定地说，就于西欧国家历史上恩格斯才指出：“在市民和封建贵族间的斗争背后是造反的农民，而农民背后是现代无产階級的革命先驱，他们已经手里举着红旗，口里喊着共產主义”。这正是西欧一些国家中世纪过来至后所出现的社会现象，少数人主宰却始终离不开绝大多数人——广大的人民群众，中世纪的世界性意义在于它用历史昭示；專制政治必然灭亡，已经走向自我埋葬的最终阶段。以人權为基础的平等自由民主的宪政权利社会时代，已经出现在地平线上。历史表明：没有民权的社会是不行的。人类社会以人为本！人權就是人类社会进步发展的未来与永远！在西欧国家早已兴起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仅管实际发端于人文主义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及思想解放运动等，但中世纪西欧就已经走向这条完全不同于其他各国之路。最根本的就在它确立了人權意识上法治地法制化社会体制。
（二）：近代史上西欧国家出现一个新兴资产階級引领着人类社会未来
讲世界历史我想指出的是，在中世纪历史的文化成果之中，人们看到了不断诞生地一个新兴资产階級，在引领着西欧未来；这当中包括后来的馬克思理论与馬克思主义者和馬克思主义，都是西欧新兴资产階級派别派生出来之一。马、恩、列本人曾经就是社会民主黨人。所以说，馬克思学说，馬克思主义与馬克思主义者，亦为西欧国家历史文化发展的产物，属于新兴的资产階級；当然，历史上也始终代表无产階級。资本主义与社會主義也都是西欧国家历史文化发展产物，馬克思学说以及对共產主义理想社会的论着，亦不能离开西欧国家历史文化的演绎发展，这是理论上我们应该把握的事实。理论必须联系实际，且决不能脱离历史。
中世纪历史还告诉人们，理论并非什么有那末或如此复杂神奇的东西，不是以理论去书写出历史的，而是历史发展产生出理论，创新着理论，理论更为社会即人类服务，决不能用理论去限制人们的思想、实践和社会发展。西欧国家中世纪曾有一个所谓经院学派现象，出现过很长时期，经院学派思想则完全与上述观点相反，使理论趋向于少数精英意识的主观方面上，一度完全脱离于社会客观现实与需要，甚至失去真实的价值。其最容易且一般难免地是、精英往往步入不顾实践与民众意愿的方向，最后造成事与愿违的严重恶果，为害社会发展；仅管这会是由当时一些现实所决定，却更一定要批判和予以高度警惕、及时防止地反动倾向。
生活中人们都习惯于以我为原则的自然意识地生活，经常产生唯我为是的一些本能性行为，并不免会要去依向于强势为主，以适之而存的趋炎附势和“跟风走”地行为，乃传统的权力政治使然之，权力特殊性自然成立，这就必然造成很多非理性恶果，为害着整个社会却让人们无可奈何地，甚至不以为非之。自然意识只能是难免失去理性地原始态社会意识，决非是现代社会的进步意识——这是现代社会历史进化发展地本质。史实求是！历史决非以任何理论为进程的，还原实践才能真正认识历史。西欧国家现代社会与其历史发展分不开。自中世纪就开始的权利政治与民主制议会道路是划历史时代的，从而有效地解决了权力政治下必然出现的特权与既得利益集团造成社会非常性的严重问题；经济发展亦能充分去发挥每一个人的作用，做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在法治的法制化下，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正当权利与自由，自己能幸福地为社会不断创造性地劳动。这是西欧国家自中世纪就已经在发展的社会必然趋势，因而，在世界历史中一直能独领风骚。
上是我们必须掌握的学术常识。读史使人明智。人类社会历史会有重复地相似，但历史决不是能复制出来的。橘逾淮则枳矣！上述中世纪西欧封建社会定义及其概念，我是以西欧国家中世纪历史发展事实结果认定的，史实求是！这决非欧洲中心论。只有中世纪这个名称才是欧洲历史分期里明确认定的，在西方史学界始终沿用至今。过去我们并不使用这个名称作为世界历史分期，改革开放后才出现。
所谓中世纪历史即封建社会，只有西欧国家真正发生和存在过；其他国家中世纪都未能出现；世界大多数国家，是在近代才建立起个人所有权的个人所有制私有化社会地，从而直接进入了资本主义发展时期，却与西欧国家中世纪历史过程完全不同，结果也不是在完整地封建社会里自然形成的，美日俄等国家就如此；西欧国家封建社会亦不是都一样，历史过程及其程度上并不相同。没有那个国家的历史会是完全相同的。应当说，除西欧国家之外，其他国家都属半封建（农）奴隶制社会，或殖民地奴隶制半封建社会而已，如亚非拉美中东欧等国家；在至现代社会之前的近代，都不是有每个人所有权基础的私有制封建制社会。美国就没有过封建社会，而是在英国殖民地统治下，后来由新兴资产階級所建国——主要以西欧国家移民为基础地，当时北美“新大陆”，已经成了从欧洲国家流放逃亡过来的新兴资产階級大本营（史称由英国首批到北美的移民签订组织“公民团体”之《五月花号公约》，这个公约的历史性意义，就在于北美新移民中清教徒社会民主主义的思想意识成为主流）；北美居民在开拓新生活的艰苦奋斗中，培育着一种勇于进取创造和个人努力提高的劳动解放性精神，在殖民地形成出一个完全新兴的美利坚民族。更没有西欧国家中世纪历史。（但美国是现代资本主义国家，近现代引领了现代资本主义发展。）因此，中世纪在世界历史上不具有普遍性，它不过是西欧国家历史，且产生出了原始资本主义与其殖民帝国主义，给全世界人民带来历史上永远痛苦的大人祸。
在世界近代史上，以西欧国家近代原始资本主义与殖民主义史，虽然时期完全相同，非西欧国家都不能算资本主义史，人们永远忘不了很多国家则是被侵略扩张所奴役的殖民地历史，即反殖民帝国主义历史。所以世界通史不能按西欧国家历史分期，正是西欧国家历史，曾经一度完全隐瞒了西欧资本殖民主义的罪恶行径。
周一良、吴于廑为主编的《世界通史》，是大陆史学界建国以来的重大学术成果之一，仍然具有学术指导性意义与重要作用，它把世界历史分为上古史，中古史（即世界古代史）及近代史与现代史（也可称世界近现代史，指16世纪至上世纪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为世界现代史），事实证明是正确地分期，值得学术界肯定。当然，在世界通史上，西欧国家中古时期还是应称为中世纪的，因为这也是历史。
但中古史与近代史除西欧国家外，可以说都不是真正的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美国资本主义社会是在英国原始资本主义殖民地上产生的，与英国不同，属于现代资本主义。问题在于对封建社会的具体定义上，其中还包括殖民主义历史与殖民帝国主义。从思想学术上说，我们过去有很多结论都需要再认识再结论的。
作为西欧国家中世纪封建主义，确立人權地个人所有权私有制私有化社会，是封建主义的根本标志，无疑地推动了人类社会进步，至今有着重大的历史作用，并一直走在世界的前面；没有人權（民权）就没有资本主义，也没有社會主義，这正是很多后发国家长期落后的历史结果，包括过去的社會主義；尤其是苏东欧国家历史及其剧变，肯定不是社會主義。我们对社會主義资本主义等概念上的认识，只能史实求是，用历史事实才能真正说明地，也是理论之树常青的生命力所在。
中國近代社会是由自身封建奴役制王朝，遭受到西方殖民帝国主义侵略（二次鸦片战争）进入近代历史的，没有经过资本主义发展时期；史称百年耻辱，落后挨打是中國近代历史写照；确切地说，其落后更是文化思想束缚，长期实行传统政治帝国極權统治奴役制，造成了国家积贫积弱。一部中國史，馬克思说其在古代实行的却是皇家私天下“普遍的奴隶制”極權政治，士人则依附这种强权统治为皇帝奴婢，从来没有过自我意愿和人權观念，更没有真正的以民为本；有学者指出：据考古发现，可以说龙山文化就确立了王权高于神权，乃皇权神授；如以春秋时期中國就进入封建文化的话，则后至秦汉首先在世界上进入到大帝国时期——这即秦始皇统一中國的事业，各国封建诸侯被强权所灭，归于封建帝王皇家奴役制的帝国强权人治时代，至近代后终引发出实质上以民主主义为基本思想特征的社会变革，更与西欧国家有关。
这里有必要指出的是，从历史文化传承与传统上看，中國社会中古时期与西欧国家中世纪根本不同，中國没有过西欧国家中世纪封建社会，因而中國没有发展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历史证明，西欧国家社会民主主义就是资本主义向社會主義发展的标志，产生了馬克思理论。战国时期最后秦始皇所统一的，不过是如同奴隶社会时期西欧古罗马帝国式事业罢了，汉以后使这种帝国主义奴隶制更为專制，文化也逐渐成为附庸，无法发展到西欧那种以人權为基础的个人所有制私有化社会，顶多为半封建奴隶制地所谓国有化社会，天下都属于皇帝的，人（老百姓）也是皇帝的子民，根本没有做人的尊严和权利，除少数皇家权贵以外，中國人都是奴才。历史上如此的帝国现象，正是原始社会解体后产生的强权（人）奴役制政治，不可能摆脱奴隶制性质，绝大多数人始终是被奴役压迫的；更是奴隶社会强权（人）政治的最高表现形式，以其雄霸天下，主宰世界为目的地，只是奴隶制稍有所改善而已。直到上世纪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虽然以武力称雄于世不可能了，但至今这种帝国现象还表现在很多地方，如以经济优势的金融帝国、高科技优势的产业帝国等等，即完全以占统治优势社会地位的霸道行为，没有权利政治下人權平等的国家或个人所有的基本权利（力）。上世纪60年代，中共领导下曾进行反世界霸权主义的正义斗争，毛澤東就指出说，苏联是社会帝国主义！中國坚决反对苏美两霸的大国沙文主义！并向世界宣布中國永远不称王称霸；因为我们是受到帝国主义长期祸害至甚的国家，对霸权主义，殖民帝国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深恶痛绝。所以，我们要对帝国主义有充分地认识，帝制是传统政治自奴隶社会就有的现象。
我们对历史究竟应该如何来看？现在对中國史学界确实是一大现实课题；其中有很多问题悬而未决，更需要学者们作出史实求是的公论。这里恕我直言，过去政治对学术空间有严重的影响，无法史实求是地。历史研究成果必须有自己的规范，不能只从政治上认识，并要有所区别。尤其是对社會主義等的再认识问题，更使我想起1949年5月，爱因斯坦曾发表了《为什么要社會主義》的文章，他曾指出说：“计划经济还不就是社會主義。计划经济本身可能伴随着对个人的完全奴役。社會主義的建成，需要解决这样一些极端困难的社会——政治问题；鉴于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的高度集中，怎样才会有可能防止行政人员变成权力无限和傲慢自负呢？怎样能够使个人的权利得到保障，同时对于行政权力能够确保有一种民主的平衡力量呢？”（见《随笔》1991年第五期62页；吴澄：《厂甸买书记》）
这确是值得我们思考的。今天再读到他这些话，结合过去至今的历史，可以说已由实践所完全证明了，怎能不对这位伟大的科学家而感到由衷的佩服和敬仰呢！
对于历史，以科学认识上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知道地球是圆的，人们可以互相往来，它带来了世界版图的变化。但这种地理大发现被西欧国家变成为掠夺新财富，发展资本主义的残酷历史，正是始于中世纪西欧国家的罪恶行径。尽管也加速了封建奴役制度向商业资本主义转变的过程，西欧中世纪历史上却没有殖民地史、与殖民帝国主义史的具体记载，这就因为过去的世界历史是以西欧国家历史、并由西欧国家所建立的。西欧国家主流学者曾完全抹杀了西欧国家这段罄竹难书的罪恶历史，而事实是永远无法掩盖得了的。但这在历史上，我们至今一直没有对此给予彻底地揭露。中世纪至后的近代，同时更是西欧国家殖民帝国主义的历史，亦正是我们必须认识的。而西欧国家所谓的世界史，过去竟对此事实却始终没有专门列入史实课题正本清源、进行彻底地清算，也是我要再指出来的。
当然从历史上去看，哥伦布开辟了新航路，使生产成本、运输成本大大降低；世界资源出现，促进了世界市场形成，且大量金银流入欧洲，扩大了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推动资本主义发展起来，改变了世界历史进程。从此以后，西欧国家走出了中世纪黑暗，开始以不可阻当之势崛起来，并在之后几个世纪里，成就了海上霸业；一种全新的工业文明成为世界主流，接着发生的工业革命，我们看到给整个世界都带来了巨大变化，但这却是新兴资产階級对历史的长期奉献与牺牲呵。
人类社会以人为本。要看到历史上在西欧中世纪后期、近代之初，已出现完成封建割据向文化文明发展的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等人性化、人文主义历史进程的运动，新兴资产階級不断地出现，成为引领人类社会发展未来的思想源泉，这即后来代表新兴社会力量的社会民主主义派别等，其中，包括馬克思理论与馬克思主义及馬克思主义者在内——因为他们始终代表无产階級，称为无产階級革命的共產黨，共產社会乃全人类理想，是馬克思在当时的社会思潮中作出的科学预言，鼓舞着人们为理想社会生活奋勇向前。所以，他们是与传统资产階級所完全区别的。
随着历史地发展与时俱进，可以说对无产階級革命，历史早亦作出了自己的回答，这正是理论在实践中的不断发展与创新。如果我们的思想不能与时俱进，这将对我们的事业和社会发展产生严重影响，馬克思主义也不是发展的理论了，而历史不会回到过去那种时代的。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都面临着历史的挑战，必须作出自己的选择，思想理论创新与社会进步，是需要我们作出准确地判断和决策的。
一言以蔽之，在学术上，任何理论都不能代表社会的实践与事实所证明；从西欧国家中世纪历史上经院学派现象中，我们都应该从思想上真正认识这一点。所以，过去的理论概念必须回到现实去接受社会的检验，以克服理论的局限性。社科理论决不会是一成不变地；与时俱进，就更不能只停留于在过去的一些理论概念上。因此理论必须回到生活中去，回到社会实践中去，这正是中國共產黨人的生命力。
准确地说，中國共產黨就是新兴资产階級政黨，代表着人类社会发展的未来；更是无产階級的最终归宿——无产者成为有产者——这是《共產黨宣言》明确提出过的，也是无产階級革命的最终目的。可以断言，人人成为有产者，就是共產主义社会的开始。社會主義作为资本主义更高的历史阶段，就是要使人人能成为有产者，共產主义也就是有产者社会，这就是共產主义必具的基础；所以，改革开放的政治改革就是建立以人權、即每一个人所有权为基础的权利政治下地法治社会，让权力回归于权利，黨权回归于法权，执政权不是无限权，政权就是法权，法权就是人權，人權在中國也就是民权——有每一个人的权利，实行依法治国，使黨的领导与人民当家作主有机地统一起来，把建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推向新的发展阶段。只有这样，我们才真正有可能不断地迈向于共產主义未来的理想社会。
（2011年4月26日完稿）
注：此文原标题《世界通史与西欧国家中世纪（封建社会）及近代史探究》，但确有文不对题之嫌，故改为《从世界通史的中古史与西欧国家中世纪说起》，特此说明。它不能在《求是论坛》见载原因可想而知吧，就在结尾我有这样的话：“准确地说，中國共產黨就是新兴资产階級政黨，代表着人类社会发展的未来；更是无产階級的最终归宿——无产者成为有产者——这是《共產黨宣言》明确提出过的，也是无产階級革命的最终目的。可以断言，人人成为有产者，就是共產主义社会的开始。社會主義作为资本主义更高的历史阶段，就是要使人人能成为有产者，共產主义也就是有产者社会，这就是共產主义必具的基础；所以，改革开放的政治改革就是建立以人權、即每一个人所有权为基础的权利政治下地法治社会，让权力回归于权利，黨权回归于法权，执政权不是无限权，政权就是法权，法权就是人權，人權在中國也就是民权——有每一个人的权利，实行依法治国，使黨的领导与人民当家作主有机地统一起来，把建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推向新的发展阶段”。
但我还是认为我说的没有错误，乃《求是论坛》之不是也！中國共產黨的最终目的，是为实现共產主义的伟大理想而奋斗！根据馬克思对共產主义学术论述，他指出那个社会的旗帜上写着：“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这八个字来理解，共產主义时代决非无产者社会，只有人人是有产者才有可能的。而共產黨这个名称，在《共產黨宣言》发表之前，马、恩等人都是社会民主黨人，社会民主黨实际上就是当时的社會主義派政黨，明确提出了社会民主主义等思想；更是共產黨的前身，后来才称或被改称为共產黨这个名称的。同时，历史事实始终证明，无产階級只是一个过渡态階級，一定会逐渐消失的，不说欧美等西方国家事实如此，我国也不可能在社會主義还存在和继续发展无产者，并使之成为一个未来地永远的階級的。这是我坚定不移的看法，完全由历史事实所证明的，更完全是正确地结论。
张小鼐——于2011-4-28
作者:张小鼐
中国报道周刊, 2011-12-13. | 添加评论 | No com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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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事变」和「南京大屠殺」分别发生在一九三一年和一九三七年，而在这两起事件发生之前，在我国东北地区，曾经发生过另一起骇人听闻的外敌入侵事件—— 「中东路事件」，但这一事件一直被刻意掩盖着，知之者甚少，尤其是青少年。这一事件的大致经过如下：
一九二九年五月廿七日，当时的东北地方政府，在张学良的指挥下，逮捕了正在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馆内召开的，「第三共產国际宣传大会」的共黨干部三十九人，并搜缴了大量有关策划暴動的机密文件。这个带有颠覆中华民国政府的政治性会议，竟肆无忌惮地在中國境内召开，可见苏联政府用心之险恶。据此，张学良提出，收回前沙皇俄国政府强行在我国东地区修筑的、被称作」中东铁路」的管辖权及所有权。张学良提出这一要求于法有据，因为俄罗斯在一九一七年推翻沙皇政府、成立苏联后，其领导人列寧于一九一九年曾公开发表声明，表示愿意无条件地放弃原沙俄政府依靠武力，与清政府签定的所有不平等条约。但列寧去世后，其继承人斯大林并不履行列寧的承诺，拒绝将中东铁路的管辖权、所有权归还给中方。苏方提出，如中方收回中东铁路，必须向苏方交付一百万银元的电话器材费用。从表面上看，苏方似乎有些道理，但仔细分析，毫无理由：其一，一八九六年和一八九八年，原沙皇俄国以武力相威胁，迫使清政府签定《中俄密约》和《旅大租地条约》，修筑长达二千八百公里，几乎覆盖东北全境的所谓的「中东铁路」的当下，雇佣了廉价的中國劳工，而所用的枕木、石料等材料均为就地取材，不化一分钱，仅就这些计算，沙俄所获得的利润何止千万计。其二，中东铁路建成后，沙俄政府从中國东北掠夺的各种资源难以计数。其三，一九零四年，日本和俄国为争夺在中國东北的控制权，爆发了「日俄战争」，以日胜俄败告终，俄方被迫将中东铁路长春至大连段（后称南满铁路）割让给日本，但并未向日方提出任何赔付要求，为何临到中方收回中东铁路所有权时，苏联却提出，要中方赔付所谓的电话器材费呢？这不是明摆着欺侮中國人，又是什么？其四，列寧作为苏联最高领导人，宣布无条件放弃原沙俄与清政府签定的所有不平等条约，斯大林怎么能不作数呢？
一九二九年七月十七日，苏联政府主动宣布，解除与国民黨南京政府的外交关系。八月六日，斯大林成立了「苏联红旗特别远东集团军」 ，原来号称「帮助」国民黨北伐，并曾担任北伐军总顾问的加仑将军，此时却摇身一变，成了这个所谓远东集团军的总指挥。苏军动用飞机、装甲车、舰艇，集中了八万兵力，向「中东铁路」区域展开立体式的进攻。在陆地，苏军占领了属于中國领土的满洲里；炸毁了中东铁路隧道，炸毁铁路，破坏铁路沿线的通讯设施。在海上，苏军击沉多艘中方战舰、扣留了正常航行的中方民用船只。
针对苏联的入侵，南京国民黨政府于当年的八月十七日，发表对苏交战宣言。
为了牵制国民黨政府向东北增派军力，以对抗苏军的侵略，斯大林亲自给中共中央下达命令，命令中共在各大城市，尤其是东北地区，以「武装保卫苏联」为行动纲领， 组织工人举行罢工、游行、暴動；在农村举行暴亂，武装割据政权。所谓的「共產国际」也于当年的十月份，给中共下达了「十月指示」，要求中共以「武装保卫苏联、 武装保卫斯大林」为囗号，在全国组织暴動。中共中央根据苏联的指示，先后发表了《反对国民黨帝国主义进攻苏联》和《动员广大群众反对进攻苏联》的决议，在行动上配合苏军对我东北地区的军事进攻。
由于交战双方的军事实力相差悬殊，加之国民政府忙于应付由共產黨引发的全国性暴亂，首尾难顾，抽不出多余兵力到东北战场，致使东北张学良部在对苏交战中损兵折将。据统计，这场战争，中方战死及被俘人员为九千余人，苏方则大获全胜。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六日，苏联逼迫张学良签定了被国人称作丧权辱国的《中俄伯力草约》， 草约规定，张学良必须将巳收归中方的中东铁路管辖权还给苏联。
古今中外，国与国之间，为了各自的民族利益而发生战争，并不奇怪。怪就怪在，这场由「中东路事件」引发的战争，明明是苏联攻占我国的领土，怎么到了中共那里， 反而被说成是中國「进攻苏联」？明明死伤的是中國军民，斯大林个人毫无危险可言，怎么到了中共那里，斯大林的安全却成了问题，需要发动中國人民去「保卫」作为侵略者的斯大林？这究竟是哪门子的理？不是黑白颠倒，又是什么！
中华民族历来痛恨外国入侵者，更痛恨引狼入室、认贼作父的汉奸、卖国贼。杭州有座岳王庙，供奉着岳飞的神像，神像下有两只跪着的秦桧夫妇的塑像。岳飞像前，终年香火缭铙，而秦桧夫妇的塑像，则被每日祭拜岳飞的民众用竹竿抽打。这是因为， 抗金英雄岳飞，并未战死在抗击金军的疆场上，反而死在里通外国、勾结金兵的汉奸——秦桧夫妇编织的「莫须有」的罪名里。将近七十年前，在抗日战争时期，汪精卫成立伪政权，投靠日本侵略者，被国人骂作「汉奸」。从史料上看，尽管南宋时期的卖国贼秦桧如何暗中勾结金人、出卖民族利益；尽管抗战时期的汪精卫如何打着「曲线救国」的旗帜、出卖民族利益，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之处，即不敢堂而皇之地号召中國人去保卫侵略者，相比中共在「中东路事件」中的表现，南宋的秦桧和近代的汪精卫恐自叹望尘莫及！
「九一八事变」和「南京大屠殺」作为爱国主义教材，巳深深铭刻在国人的记忆里，但中國大多数人只知道中國曾经遭受过日本的侵略，却不知道在日本公开侵略中國之前，苏联（以俄罗斯为主体）早就对我国东北地区实施过侵略行动，而这种侵略又是在中共内应、苏联外合下进行的。可叹的是，如此生动的爱国主义教材，却被中共严严实实地掩盖起来，没有多少人知道，尤其是青少年。
请问诸君：「中东路事件」的真相该不该告诉中國人民？！
作者:熊国昌
中国报道周刊, 2011-11-21. | 添加评论 | No comment
原文地址 中东路事件的真相该不该告诉中国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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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虽为武夫，却至为尊重文人，其内阁、省市县长官多为大学者、留学生、博士，其时教授的薪水是社会平均工资的二十多倍。那时新闻自由，言论自由，虽处战时，但成为中國两千年历史上文化最繁荣时期，那时大学一流，大师辈出，群星灿烂，直追先秦百家争鸣。蒋介石亡命台湾之际，首先想到的竟然是保存中國学术文化的种子，指示要把一流的学者抢到台湾。
蒋介石被赶到台湾后，在那岌岌可危、风雨如磐的年代，他仍然相信只有民主自由才能救中國。1950年他就开始进行民意代表、县市长直选，三十多年的民主训练后来终于结成硕果，用事实证明了中华文化并不与民主相悖离。1966年他对抗大陆的纹化大革命，掀起“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以至于现在新儒家的中心在台湾。正如他的诗所写：“一身当世界，双手扶中华！”
蒋介石的道路：从军政权威到宪政民主、从在大陆时的官僚国有市场经济（此经济一开始成功，有助于集中资源抗击日本，但到后来腐败不堪），到台湾时痛感官僚国有市场经济的弊端而主动转型为民营市场经济、文化上新闻自由言论自由（除个别事件、个别时期外，蒋介石基本上做到了）+复兴传统文化、建立公民社会、自由社会（1949年前，中國的民间组织、民营慈善、慈善医院多如牛毛；他废除了户籍制度、人民迁徙自由、那时中國人到世界上多数国家免签证、与美欧国家建立友好而平等、獨立的关系）是中國通向现代化唯一正确的道路。
尊重历史，重评蒋介石，重新审视未来中國的方向。
深切悼念蒋介石！怀念蒋介石！
作者:胡星斗
中国报道周刊, 2011-11-15. | 添加评论 | One comment
原文地址 蒋介石是中国现代第一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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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錦濤强调，孙中山先生是伟大的民族英雄、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中國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胡錦濤还指出，中國共產黨人是孙中山先生开创的革命事业最坚定的支持者、最亲密的合作者、最忠实的继承者，不断实现和发展了孙中山先生和辛亥革命先驱的伟大抱负。
两岸人都是百年庆典现在进行时。在台湾，中华民国百年庆典主委是苏进强，1996年作家开会，我与他“同居”一个房间，今天找出他的名片：苏进强（履强）《新台湾》（New Taiwan）总编辑。实话实说，履强的小说相当优秀和独特。履强坦诚：“我就是李登辉的追随者。”这位台湾云林县褒忠乡人，后来还担任过台湾团结联盟黨秘书长、主席和《台湾时报》社长。
马英九为什么任命苏进强当主委呢？他的竞争对手蔡英文为我们解答了这个疑难。蔡英文关于“台湾就是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就是台湾”的说法，不只是蔡英文个人与民进黨在政治立场上的重大转变，也将成为影响台湾2012年大选结果的关键变量。当蔡英文公开抛出“台湾就是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就是台湾”的说法、不再把“中华民国”视为“流亡政府”、“外来政权”的时候，“中华民国”已不再是国民黨专属的“政治禁脔”；或许，在某个时点上，当蔡英文高高举起“中华民国”国旗、在民进黨的群众场合“中华民国”国旗飞扬时，马英九的“连任”大梦大概就宣告结束了。
中华民国的版图早就已经不是 “秋海棠”了，但是，变成了各取所需的“政治禁脔”。1949年以来，尽管中华民国在北京眼中已经不复存在，但是，因为“中华民国”对于北京统一阵线的拉开，仍然具有利用价值，北京多少还容忍台湾 “中华民国”这块“番薯”。
孙中山先生历尽艰难，终于扳倒了腐败封闭的满清王朝，建立东亚第一个民主共和国。辛亥革命成功后的中华民国，至今100年，经历多少波折动乱，从军阀割据、日本侵略、二战到台海分裂，两岸在不同体制与意识形态下，各自经历不同的动荡、痛苦与成长。中华民国一路走来，仍然是反抗專制，逐渐建立起自己独特的价值体系，在中华文化圈里，建立起了深信民主、尊重人權、自由开放的价值理念。
“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理论是孙中山设计的政治路线图。1923年1月29日，孙中山于《申报》50周年纪念专刊上发表《中國革命史》一文，称：“从事革命者，于破坏敌人势力之外，不能不兼注意于国民建设能力之养成，此革命方略之所以必要也。余之革命方略，规定革命进行之时期为三：第一为军政时期，第二为训政时期，第三为宪政时期。”。孙中山较全面地整合了近代西方民主思想的重要成分，包括宪政民主，人民主权（选举、罢免、创制、复决），权力分立制衡，与社會主義等等。另加上其个人认为有必要保留的中國传统制度机构——监察权与考试权，形成五权宪法学说。对西方重要思想在中國的普及，具有推动者的作用，促成西化民主派和共產主义派对中國未来建设的深入探索。而孙中山在其中采取某种折衷立场，却坚持共和民主之宪政体制，至今仍有其价值。
这，恐怕就是大陆自由派宪政推动者最感怀的民国百年“政治禁脔”。
明天（2011年10月10日）德新社的记者要来采访，电话里他嘱咐我穿典型中國服装，准备拍照刊登于德文日报。什么是民国服色呢？我还真的是第一次想这个问题。自古以来，服色往往就是王朝的一张脸面，有怎样的王朝，就有怎样的服色。晚清末尽头是民国。中华民国成立以后，为实践人们所追求的自由、平等的主张，政府废弃了千百年以衣冠“昭名分，辨等威”的传统习惯及规制，仿效西方国家的服饰，颁布了《服制条例》，规定了男女礼服的式样，要求官吏士庶一律遵循。
但是，《服制条例》作为民众衣着的准则，该条例吸取民国初年所定条例不符社会实际的不足，只对男女礼服和公务人员制服作了规定，对于平时百姓所穿的便服，则不作具体规定。
民国初年，男人服装仍以中装，即长袍（长衫）和马褂为主。长袍与马褂多为圆领、窄袖，后来不少长袍是企领的。长袍为大襟，马褂是对襟。作为便服，颜色可以不拘。在初春或深秋，人们还喜欢在长袍外加一件马甲，代替马褂。
民国成立以后，清朝的服饰制度大部分被革除，20年代的女子流行穿着上衣下裙，上衣有衫、袄、背心；款式有对襟、琵琶襟、一字襟、大襟、直襟、斜襟等；领、袖、襟、摆等处多镶滚花边，或加刺绣纹饰；衣摆有方有圆，宽瘦长短的变化也较多。上衣下裙的女装后来一直流行，但裙式不断简化。旗袍本是满族女子喜爱的服装，20年代以后，汉族女子也开始穿着，它经历了无数次的变化，终于成为具有独特民族风格的中國女性的主要服装。旗袍的流行，原因有二：一是简洁；二是具有民国神韵。旗袍加上高跟皮鞋的衬托，最能体现出民国女性的优雅俊美。
2001年我的餐馆装修，让妻子回上海买一些能够代表中國的画，这位在大学里教德国人汉语的老师，从上海带回来几幅画，全是“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为背景的优雅民国美女”。妻子说：“这最能体现中國特色！”
现代人寻找民国符号，往往是南洋兄弟烟草公司、黄埔军校、商务印书馆、乡绅、军阀、买办、胡适、孙中山、长衫、旗袍、有轨电车、上海滩、百乐门等。海内华人海外华人承接了民国什么？
面对欧美的中國城，我第一次明白了，为什么这些中國城，建造成清末民初的样子，因为我们的祖辈离乡背井时，中國就是那个样子。
“秋海棠”中华民国，被我们这些海内华人海外华人各取所需，切成一小块一小块的肉，独自占有而不容别人分享，“尝一脔肉知一镬之味。”
（谢盛友， 2011年10月9日，德国班贝格）
作者:谢盛友
中国报道周刊, 2011-10-12. | 添加评论 | No comment
原文地址 中华民国不是秋海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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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先秦以来历代有各种各样的土地制度，比如公有制和私有制，有井田制、王田、课田制、均田制、官田制等。
1902年，孙中山在与章太炎的谈话中初步提出了“耕者有其田”的思想，即“夫不稼者，不得有尺寸耕土，故贡彻不设，不劳收受而田自均。”他明确地用“耕者有其田”这一概念是在1924年的广州高等师范讲解三民主义的演讲中。他说：“农民问题真是完全解决，是要‘耕者有其田’，那才算是我们对于农民问题的最终结果。”[1]
“耕者有其田”，问题是怎么让农民有土地。孙中山要让农民有土地，还要让地主也不吃亏。也就是说，国民黨的土改是和平的、双赢的土改。
蒋介石从孙中山那里继承下来“耕者有其田”的理念，但是，蒋介石在大陆的土改是失败的，为什么？因为国民黨当年在大陆的階級基础不一样，它代表地主和资本家的利益。这样的国民黨，怎么可能通过土改来改变自己的利益？国民黨在大陆有七大姑八大姨，这些利害关系阻碍了蒋介石在大陆的土改，到了台湾，他是外地人，跟本地的地主和资本家没有什么关系。
台湾土改分三步推进。第一步是“三七五减租”。从法律条例限定租额，地租不得超过全年主产品收获量的37？5%，减轻农民的负担。条例也保障地主利益，佃农按时纳租，欠缴两年地租地主可以解雇等。第二步是公地放领。从日本殖民者手中没收的公地，全部用贷款方式卖给无地农民，土地所有权改变了，农民成为土地的主人。第三步是“耕者有其田”。1952年7月，台湾政府大量征购地主土地。台湾政府颁布的《实施耕者有其田法条例》规定，地主可以保留政府法定田地数额，超过部分一律由政府征购转卖给尚未获得土地的农民。补偿地主地价以生产品全年收获量的2.5倍为标准。以实物土地债劵（7成）和公营企业股票（3成）搭配补偿。征购后地主保留的土地，只占耕地总面积的5%，自耕农成台湾农户的主体，封建土地所有制自然消亡。
台湾土改最值得称道的是“階級合作”式的办法。“地主、农民和政府坐下来慢慢商量解决土地问题的法子，叫农民得益，地主也不受损失。”地主的土地虽被征收，但从中获得大量的股票，摇身一变，成为新兴的工商巨头。
70年代台湾成为亚洲四小龙，实得益于50年代初之台湾和平土改的成功。
蒋介石在台湾和平土改的成功，奠定了台湾民主、人權，成为台湾政治昌明、经济发展、文化发达、社会稳定的基础。
这表示，孙中山在大陆所未能实现的“耕者有其田”理念，却在台湾落实。
90年代以前，台湾《土地法》第30条规定：“私有农地所有权之转移，其承受人以能自耕者为限，并不得转移共有，但因继承而转移者，得为共有。违反前项规定者，其所有权转移无效。”1990年台湾政府对此条款进行修订，调整私有农地所有权转移受让人必须为自耕农的限定，从而为土地流转制度的改革扫清法律上的障碍。其中的突破在于：一是放弃全面保护农场的立场，不再坚持优良农地不得变更为非农业用地的原则；二是同意农地变更使用从以往的供给引导，转为需求引导，开放农地自由买卖，严格监控农地农用，落实农地管理。
如果说，“耕者有其田”是民国百年的土地资产，我们有什么理由拒绝这份资产？大陆目前的“土地流转”政策是否可以借鉴台湾经验？
借鉴台湾经验，还必须拥有一个獨立于政府之外的估价机构。德国法律规定，德国土地价格和房产价格并不是由开发商或政府决定，而是由房地产估价机构指定，其评估工作獨立于政府之外。评估职业者在评估工作中只对自己负责，并不考虑政府、委托人及个人的经济利益，且评估职业者评估出的土地价格不需政府确认，但法院只承认评估师签字的评估报告。在评估职业者进行评估时，政府无权干涉评估职业者的工作，即使评估结果有损于政府利益。
各地评估委员会则根据销售价格总汇，每年制定地价图，提出各个区域的标准土地价格。在地价图中主要包含三种数据：用途、容积率和价格（每平方米）。每个投资者都可根据地价图计算房地产的价格、建设规模、投资收益等。利用地价图，德国创造了一个模式，城市可以自己决定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地价图目前已完全被德国市场接受，且在市场中通行。一般每年都会绘制一张新地价图，但当估价师按经验发现地价图与实际不符，或国家需要时，评估师会绘制新的地价图。地价图可帮助政府测算税收，目前德国政府都是依据地价图来征收地产税。由于特殊的地价图，德国房地产交易透明度非常高，这也为政府征税、城市建设等提供了诸多便利。
注释：
1.《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99页。
作者:谢盛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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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话千秋！2011年不仅中國在纪念辛亥革命百年大记事，美国此前却正逢“9.11”十周年；亦可说我们始终生活在一个永远变化不断地世界，对我们的思想，同样永远需要不断地思考。
100年前的1911年，中國发生了改变历史传统文化的辛亥革命，中國社会进入于百年现代化、可谓之翻天覆地的伟大变革时代至今。历史从中华民国走到共和国，对我们而言，“要彻底了解一个伟大的思想所需要的时间，也许要和孕育那思想一样多。”这话确实说得一点也不错。为什么如此讲呢？因为至改革开放发展的现在，我们对共和、專制还是有诸多地困惑与烦躁；民主、自由、獨立，民族、人民、黨团、国家等；没有一时能不争论地，世界却走向于全球化。
为纪念辛亥革命百年，中央电视台播放了大型历史剧《辛亥革命》。我觉得，辛亥革命就等于一个人——孙中山，他没有参战辛亥革命，却是辛亥革命的精神领袖；或者说，没有孙中山，可能就没有辛亥革命；纪念辛亥革命，就是纪念孙中山先生。正如张耀杰在《鲁迅笔下的孙中山》一文中指出的：“要评价孙中山在中國政治史上不可替代的历史贡献和历史地位，应该依据他作为同盟会创始人和国民黨最高领袖的历史事实，而不是‘足不履危地’的片面事实、以及‘在中國总算是好人’之类既难以量化又难以操作的道德判断。”史实完全如此。《辛亥革命》是为这百年纪念的时代花篮、我们社会文化事业一大收获，更乃思想政治上大进步。
百年前辛亥革命一举推翻满清政权并非仅是革命之力，实际上晚清政府因长期酷政地历史传统文化与帝王專制下，内外交困，朝不保夕，已经大限所至了。且自鸦片战争以后，外力下中國社会产生激变之事到处出现，此起彼伏，随时都会发生；而主要是思想观念更新的冲击，从上至下都已心存动摇，对视为天经地义的信条也开始怀疑，西向意识曾一度达到高潮。甚至由于长期生产力落后而造成民间崇俭抑奢之传统习俗，亦提出了异议；谭嗣同就认为崇俭抑奢阻碍物资的流通，结果“愈俭愈陋，民智不兴，”“转辗相苦，转辗相累，驯至人人俭而人人贫，天下大势遂乃不可以支。”梁任公亦进而指出，古代尚俭缘于当时社会生产力低下与物资财富匮乏，是“上古不得已之陋俗，”并后又反过来“导民于古，以塞地利。”他们对过去生产力低下，造成社会贫穷，而中國人不得不节俭度日的俗习，从现象上予以批判，直指社会发展落后；即当时西方国家社会兴盛，物资繁荣发达，生活美好很晌往和倾慕，也是西向思维的具体表露。（改革开放前外国人描绘中國人是清一色社会：军人黄色，其他人黑白蓝色。）东西方社会差异显见于方方面面，极其强烈而巨大，辛亥革命就是当时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毛澤東后来就总结说：“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习外国。”更是晚清朝野与近现代一切仁人志士的共识。西向成中國社会的现代化，孙中山先生由此胜出，更为辛亥革命特点。
辛亥革命时晚清立宪新政进入了规划实施阶段，却并不能使民众要求改朝换代的意愿得以更变，这是因为长期恶政早就失去了民心，不是及至而能果断去为之地。百年后再翻史载，曾几何时，那一幅表面看似举政得时、欣欣向荣的改革兴国画卷，一夜之间就被轰然而起的革命狂涛冲击得天崩地裂，飞灰烟灭，成了倾即而逝的浪花。这场自上而下的善政改革却因为一场自下而上的暴動革命所摧毁，正是我们百年之后也必须有认识的。二百余年的强权政府走到晚清，实际上这种和平改革中，朝野重臣都在拼命争权，品行卑劣，互为冰炭，尔虞我诈，从内部败坏了改革实施，且造成改革新政阶段目标不断落空，而变革中腐败现象始终不断，愈演愈烈，尤其是经费不足，要靠横征暴敛，并且变本加厉，岂能不加速天下之离心？更不要说由政策创新及至体制变革的完全转换了，这反而让老百姓只觉得是在挂羊头卖狗肉之。而新政风气一开，使民间积怨愤恨突涌如流，辛亥革命反促成臣民一致，城乡呼应的大哗变。孙中山的政治主张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为广大民众所拥戴，也引导着席卷而来的辛亥革命成功。
辛亥革命可以说就是孙中山思想的结果。反封建帝制与反列强强权政治和侵略，建立中华民族共和之新中國，乃孙中山一生的事业，也是国家现代化无尚光荣图谋；却因历史沉疴不断淤积，政治改革搁置太久，社会包袱不堪重负，一时是无法也不能有一个健康社会即时即兴地；而迫于时局情势所选取，1912年成立中华民国后，孙中山不得不让总统之位于袁世凯，但一个两千年的封建帝制终于坍塌，中國社会从此走向新政的伟大变革之路，这在历史上是划时代的。如果因此就认为其革命事业不成功，甚至是失败的，我认为这就是对历史强加于人；譬如至今我们还是在为民主、自由、法治的法制化等政治体制改革闹得沸沸扬扬地，不即问题吗？
孙中山自述说“文，爱国若命。”19世纪末，孙中山为何会成为一个举国拥戴者和中华民族英雄的呢？这即答案。是种民族的、与为民族奉献精神，乃爱国家，爱人民也！更是一个国家最根本的伟大凝聚力！孙中山的时代，中國正处于中古期进入近代历史之际，民族争斗战始终不断，鸦片战争之后列强入侵，晚清政府已穷途末路，四面楚歌，不过是死老虎不倒威地，太平天国、义和团等烽烟四起；再如孙文《檀香山兴中会章程》所写：“方今强邻环列，虎视鹰瞵，久垂涎于中华五金之富，物产之饶，蚕食鲸吞，已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强烈地爱国热忱和民族情怀，使孙不顾个人名利与舒适的生活环境，有种无私而无畏的品格操守，因此他能团结最广大的社会精英和民众，受到大家的尊敬与信仰，成革命先行者，中华第一人。
孙中山作为一个爱国民族英雄，跃进为中华各民族人民敬仰的政治领袖，是他有一般人难于达到的思想文化境界和情操，能始终站在时代最高峰；他生于忧患，死为国家；会聚集同志，前赴后继；不屈不挠，屡起屡挫愈奋，从来不顾个人安危，坚定地走在挽救中华民族与国家命运的最前哨；而他终其一生，所有的一切，都是为着要“振兴中华”，使中华民族复兴为目的；他要为中华民族更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以实现社会民主、自由、富强，人民生活幸福，去英勇献身，开辟出一条道路；正是从这一点出发，他晚年寻求与苏俄结盟，和中共合作，毅然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改组了国民黨，并重新解释三民主义，凝聚了所有的革命队伍——包括中共在内，形成了中國社会近现代最伟大的变革力量，从而把革命推向胜利的阶段。
辛亥革命狂飙席卷中國大地，清王朝很快土崩瓦解；建设新的事业必须有自己的文化。孙中山是中國社會主義者最伟大的思想政治家，首先提出了三民主义、即最早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学说理论，从历史发展上指引广大人民群众革命方向，使我们有了建设新社会的思想武器；鼓舞动员组织起中國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成为保证中國革命后来能走向胜利的历史根本动力，更是中华民国走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精神之源。毛澤東说过：中國共產黨人是最忠实的三民主义者，中國共產黨的一切胜利都是三民主义的胜利。三民主义乃社會主義！没有孙中山，中共当时很难成势；但国民黨改变孙中山路线，造成中國革命的困境，甚至导致国民黨在大陆的失败。民国虽已建立，国势政体一时并非易事，演变为新旧左右分派的权利争斗，实是文化自觉失善的历史极痛。而黨派为少数精英上层纷争，造成长期国家痛苦，更为倭寇侵华以机会；这种“窝里斗”反为阻碍中國社会现代化的顽疾，一直发展至今，也是百年历史猛省之至要。世界丰富多彩，五光十色，多元变化，永远不会是清一色地，这即人类社会恒定的自然规律。
虽说丁是丁，卯是卯，钉铆合榫，互为结构，才成用物；两者之间，相辅联系，方可成器。孙中山明确地说：民生主义就是社會主義！共和之生命力就在为民为国为中华复兴，更是三民主义真谛。从历史去看，与时俱进，不失时机地不断的推动中國革命，是孙中山先生思想中一大特点。而辛亥革命后实行的《国会组织法》与国会后公布了文官考试法等，标志传统政治更新进入于现代社会；历史上甚至西化过程中连袁世凯也看到过军队与政权弊端，曾想要推行民军分治，军队不得干预政治，在当时来讲确值得肯定的；可惜袁命数有限，很快就死去了，造成后来北洋军政时期的乱局，这也是对民国当有所认识的一些方面。不能否认北洋军阀曾为新政主要推动力量，在中國社会现代化过程中的作用，实际上超过洋务运动与戊戌变法。必须史实求是：辛亥革命没有袁世凯和北洋军阀集团，清政府不可能如此快就甘于退位，交出全部权力。孙中山之死也就是抱病北上，欲寻求中华南北共和，建设新中國之现代社会的。
孙中山先生“创造性地提倡‘民权’，把政治看成是合二而一的实体，即‘政’为大众之事，‘治’乃政府之事；民众应该有‘政权’，就是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权以监督政府；政府应该有‘治权’，就是立法、司法、行政、考试、监察五权来治理国家。”他“提倡民众问政与政府治国之间有所分工，并不是构筑一道樊篱，而是让两者相辅相成，循规蹈矩地和谐运作。”（参见凤凰网2007_10_12发表的谭中先生文章）现在看民国时期，有很多东西对我们今天的改革开放都还有参考和借鉴性，而百年改制，风云变幻，政治进步并不凸显；问题就在我们相互长期内斗不休，百年后至今，也未能实现辛亥先烈全部遗志，“窝里斗”害苦了国家和人民，这是我们今天必须有清醒认识的。革命实是不得已的选择，人民反对“窝里斗”。
王者以民为天，而民者以食为天；这既是中國社会历史文化传统，也是颠扑不破的真理。革命的根本问题是要解放生产力。孙中山就曾指出，中國要改变国贫民瘠的状况，必须清除愚昧落后，并把自己的这种理想和计划制定成纲领，构成民生主义的重要内容。孙退位后曾致力于经济建设，制定出了《实业计划》——包括西藏新疆等边陲在内的宏大建设蓝图，企图形成本国的工业基础，渴望速将革命目的变成现实，把祖国发展成繁荣富强的国家。他认为：“要解决民生问题，一定要发达资本，振兴实业。”且“必先从根本下手，发展物力，致民生充裕，国势不摇。”“机器可以灌输文明，可以强国，我中國如不速起研究机器，我四万万同胞俱不能生存。”并明确地说：“今急欲求发达，则不得不持开放主义，利用外资，利用外人，皆急求发达我国之故，不得不然者。”还特别强调必须在维护和保持国家主权与獨立的情况下借用外资，方法上可通过民间及私人往来等形式，以免引发国际纠纷，掣肘外交，丧失主权。
孙中山是中國革命的领袖，在他长期革命生涯中更与海外华侨始终连系于一起，堪称中國人民华侨革命首领和楷模，这也是中國革命与历史上第一个。而无论是国民黨或在中共队伍里，都有不少华侨直接参加；辛亥革命所以能“毕其功于一役”，就因为直接受到过发生于1911年3月29日的广州起义推动；当时孙中山远在马来西亚的槟城策划，决定派遣张振武、方维去湖北，遂有武昌起义并一举结束数千年封建帝制；史有“碧血黄花”的记载，在广州黄花岗72烈士陵园内，其中从海外前来参加革命的就有30多人，都是新加坡与马来西亚的华人；与随后所暴发的10月10日武昌起义更乃一脉相承地革命运动；中國历史上华侨居功至伟。
辛亥革命志士当年改变历史的壮举，有一大重要特征：就是爱国强化统一，反对任何人分裂祖国。中华民族历史上本来就“有统一之形，无分割之势”，“文字俗尚则举国同风”，“国情关切之感，国人兄弟之情，以日加深”。在创建南京临时政府时，孙中山即宣布新成立的中华民国“当成为统一獨立与兴盛之国家”。提出了对内要实现五统一施政方针：民族统一、领土统一、军政统一、内政统一、财政统一。当时国际上有人提出“划中國为二”，孙中山坚决反对，严正声明“我国人民的情绪是一致的”，强烈谴责制造这种谬论者乃“中國之仇敌”。
1906年孙中山面对同盟会分裂现象说，革命者不能“彼此相争”，“各据一方”，否则就会“往往弄到分裂一、二百年”的痛苦局面，号召人们去掉帝王思想，进行平民革命，要看到：“今日之中國，正是万国眈眈虎视的时候，如果革命家自己相争，四分五裂，岂不是自亡其国？近来志士都怕外人瓜分中國，兄弟的见解却是两样，外人断不能瓜分我中國，只怕中國人自己瓜分起来，那就不可救了！所以我们定要由平民革命，建民国政府。这不止是我们革命之目的，并且是我们革命的时候所万不可少的。”辛亥革命后，出现南北军阀分割的局面，他为了统一中國，又不屈不挠地领导了很多次的斗争，一再反复表示要“竭志尽诚，以求民国，破除障碍，促成统一”。正是为了维护国家统一，避免南北割据，他才辞去临时大总统职位的。
也有人提出过，中國应象美国那样，让各省先去搞好獨立，然后再实行联省的“联邦”制；孙中山在《民权主义》的阐述中，给予这种看法严厉地批驳，说“这种见解和思想，真是谬误到极点，可谓人云亦云，习而不察。”“美国之所以富强，不是由于各邦之獨立自治，还是由于各邦联合后的进化所成的一个统一国家。所以美国富强，是各邦统一的结果，不是各帮分裂的结果”。“而中國在历史上向来都是统一，不是分裂的”，“而且统一之时就是治，不统一之时就是乱的”。当时中國之所以不统一就是“武人割据”造成的。孙中山一针见血地指出：如不尽快结束分裂局面，“中國是再不能富强的”，“提倡分裂中國的人一定是野心家。”当时的孙中山就向世界指出：“中國是一个统一的国家，这一点已牢牢地印在我国历史意识之中，正是这种意识，才使我们能作为一个国家而被保存下来，尽管它遇到了许多破坏的力量。”
纪念辛亥革命百年，缅怀先烈遗愿，孙中山有关于三民主义思想学说理论，以及维护祖国统一、反对分裂的遗训等极其宝贵。正如他曾经所言：“统一是全体国民的希望，能够统一，全国人民便享福，不能统一便要受害。”毛澤東也指出说：“我们都是中國人，三十六计，和为上计。”鄧小平生前高瞻远瞩，在改革开放时代制定出“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的大政方针，推动着两岸关系不断改善，从三通到台湾大陆自由行，我们看到了统一的前景和光明的未来。中國人民“为中华民族的盛世再作炫放的准备”。孙中山三民主义思想学说，就是中國社會主義理论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我们纪念辛亥革命百年庆典，更当学习辛亥革命历史和先驱者的伟大思想与英雄事迹，为祖国和平统一，中华民族复兴，人民生活幸福而努力奋斗！辛亥革命结束数千年的封建帝制，缔造共和，建立中华民国，是改变社会传统文化的现代历史与胜利里程碑，更是建设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伟大事业的巨大财富！吹响了中國社会现代化的进军号角，把中國推进于世界历史潮流之中；中國革命是世界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民族走向了世界。
作者:吴丽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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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过来，皖省的革命，推动者中却有许多外地人。如今要说的，头一个就叫徐锡麟，没人不知道他。
赴日“镀金”
徐锡麟为什么会去安徽？
光绪三十一年（1905）八月，绍兴府学堂副监督徐锡麟联手陶成章、龚宝铨等人，创办大通学堂。看上去顺理成章：前一年朝廷准各地私立学堂，徐锡麟身为一府的教育主管，创办大通学堂，也算响应政府号召，足堪嘉奖。
内里却满不是那么回事儿。据陶成章《浙案纪略》记录，“锡麟开办大通学校之本意，原为劫钱庄匿伏藏获之所”，因为技术力量不够，“同志中无通驾驶术者”而作罢（也不知道他们原计划要怎么劫钱庄，还需要通驾驶术者）。既然搞不成窝点，徐锡麟就想鱼死网破了，“欲于开学日集绍兴城大小清吏尽杀之，因以起义”。
他让陶成章帮他通知浙江各府黨人同时响应。陶成章虽然人称“焕强盗”，与王金发齐名，倒还没这么热血冲动。他力劝徐锡麟说：浙江并非“冲要之地”，对周边地区辐射影响不足，“欲在浙江起事，非先上通安徽，并以暗杀扰乱南京不可”。
徐锡麟听从了陶成章的建议，将大通学堂改成了大通师范学堂，姑且培养人才。想必在两人的讨论中，去安徽—暗杀—起事—吸引南京注意—浙江同时响应，这样的想法，已经有了雏形。
徐锡麟是一位典型的实干家。一旦想好计划，马上丢下刚开学的大通学堂不管，一心盘算怎么去安徽起义。众人计议，最好能够进入陆军，掌握军权。大通学堂诸人，徐锡麟最大，已经三十三岁，陶成章也有廿七岁。然而徐锡麟说“不要紧”，他找了个富商许仲卿捐了五万两银子，给光复会五位同志都捐了官，他自己是道台，陶成章与另一人是知府，另外还有两个同知。
捐这个官不是为了“指省候补”，那样任用太慢，而且也进不了陆军。他们捐官是为了让浙江巡抚寿山送他们去日本学陆军，因为朝廷其时极重留学生，日本回来的人大都能得重用。要达此目的，光有官衔没用，徐锡麟又去求他的姻亲、前湖南巡抚俞廉三。他则答应帮俞活动浙江铁路总经理一职。俞廉三果然极力帮忙，不但帮他们说服寿山批准五人赴日学习陆军，还写信给驻日公使杨枢新，一力拜托。
日本之行并不顺利。陆军留学生监督王克敏怎么看这群人也不像留学生—一是年纪大，二是举止太土—便以“自费生”为由，阻止他们进陆军预备学校振武学校。徐锡麟又拍电报给俞廉三，俞廉三又电浙江，请巡抚致电驻日公使，证明他们是公费生。王克敏又在体检上做文章，结果五个人都不合格，尤其徐锡麟近视得厉害。
怎么办？陶成章等四人决定留下来学习法政或警务。徐锡麟倒不是不想留下来，但他的眼睛近视得太厉害，年纪又大，谁会取他？还是要回国。走之前，两位光复会大哥又讨论了一次。徐锡麟认为军权不可得，掌握警察权也不错。陶成章则认为要么直接统军，要么搞团体暗杀。两人说着说着争了起来，但也没争出个结果。
影视和绘画作品中的徐锡麟，用艺术的手法，分别描述他浴血奋战和英勇就义的场景。
安庆的外乡人
徐锡麟筹资捐官，动用俞廉三的关系，赴日留学，回国候补，花了偌大本钱，当然不只是为了刺杀一位安徽巡抚。
徐锡麟入安徽官场，是在下一盘很大的棋，重点在于长江中下游的易手。这也是光复会的一贯主张。然而徐锡麟归国后的一系列举动，甚是奇怪。一方面，他确是在尽力实现入皖计划，如六月赴京，改省分发安徽引见，徐锡麟在致友人函表示：“麟此次到京，奔走终日，无片刻之暇，大约安徽兵权或可到手”，他还请托在日某位朋友学造纸币，以备将来起义成功发行军用票，不容易被人造假。
另一方面，徐锡麟又多有歧动，比如同是六月，他又跑去保定，试图刺杀练兵大臣铁良，不成，又前往天津，打算刺杀直隶总督袁世凯，袁世凯“疑之拒不见”。徐锡麟难道不知，这两次刺杀，一旦发动，不管能否得手，筹划经年的入皖计划必成泡影？
更奇怪的是，徐锡麟八月往武汉访俞廉三，跟他大谈要在北京开报馆，请谁谁谁当主笔，又致函友人，称打算在奉天组织一间垦务公司，“寓兵于农”，资本需三十万至一百万。若说这些举动，都是为了迷惑外界，掩饰他入皖的目的，则徐锡麟十一月跑去杭州见浙江巡抚张曾敭，明显也有不轨意图，否则以徐锡麟曾贿赂前任巡抚寿山的交情，寿山焉有不拜托张曾敭看顾之理？可是张曾敭居然跟袁世凯的反应一样，“疑之，拒不见”。
徐锡麟屡次谋刺清廷大员，这才起程往安庆就职。但是他的表现，一点都不像是要去安庆谋夺军权，反攻江浙的样子。据吕公望回忆，徐锡麟在杭州白云庵告别光复会诸友时说：“法国革命八十年始成，其间不知流过多少热血。我国在初创的革命阶段，亦当不惜流血，以灌溉革命的花实。我这次到安徽去，就是预备流血的，诸位切不可引以为惨而存退缩的念头才好。”
徐锡麟去了安庆，恩铭委以陆军小学堂会办之职。这是光绪三十二年（1906）十一月的事。转过年，光绪三十四年二月，徐锡麟便将妻子徐振汉遣回绍兴家乡。陶成章后来解释说，徐是因为“每月所入不过数十金”，养不起妻儿才行此举。但后人大都认为他是在为行刺恩铭作准备，已经抱了必死的决心。
陶成章记载，徐锡麟在安庆初时非常不如意，官场的那套礼仪他没学过，常常在觐见酬酢时出乖露丑，被同僚笑话，想按起义计划去联络安徽的新军，又因为“口操绍兴土音”，跟新军弟兄鸡同鸭讲，无法像在浙东联络会黨那样见效。因而徐锡麟郁郁不乐，“屡思归浙”，在皖同乡都劝他不要着急，关键是上次张曾敭不肯见他，两人势同冰火，回浙江也未必有什么好果子吃。
幸或不幸，姻亲俞廉三在此时又伸出了援手。俞廉三与皖抚恩铭有师生之谊，前任浙抚寿山又是恩铭的连襟，故此在俞廉三来信“务加重用”的请托下，恩铭改派徐锡麟为巡警会办，加授陆军学校监督，还奏请朝廷，加徐锡麟二品衔，所谓“私恩”，确实不可谓不厚。
徐锡麟陡然蹿红，难免为安徽官场所嫉。便有人在恩铭面前说徐的坏话，大抵是在乡行为不端，曾经留日，不可不防之类的话。以恩铭与徐锡麟的连带关系，本不该对徐有所疑忌，但想必徐锡麟豪燥决裂的做派，实在不像个做官的人，不然何以袁世凯疑他，张曾敭也疑他？当安徽臬台世善暴死之后，徐锡麟谋升此职，恩铭没有同意，而是奏升了安徽首道毓秀，没有让徐独当一面。
这就埋下了一个隐患。徐锡麟谋划起义，此时能动用的力量，便是巡警学堂的三百名学员。这些学员均已成年，且每人配有一支九响的毛瑟枪，可算得一支武装力量。但徐锡麟只是巡警学堂的会办，相当于常务副校长，学堂的“督办”即校长例由臬台兼任。清末军队、警察中，顶头上司最有权威，徐锡麟以会办的副职，要让学员听从，颇有难度。徐锡麟供述誓言必杀恩铭，亦必杀毓秀，便是这个道理。
两个徐锡麟
在后来的记载与回忆中，实际上存在两个徐锡麟，一个深谋远虑，打算利用安徽的地当冲要，做一番大事，他时常于星期日，约教员学生，驰马郊游，暗中窥察安庆地理形势，以谋大举。他密刊木质印信一方，文曰“江皖革命新军总司令印”，并印就反清文告数千张，“先期暗结日本留学生、南洋革命黨及内地宁皖黨人”。
而另一个徐锡麟，仍然深陷冲动狂热之中，似乎在安庆的使命便是博浪一击。他虽然带着巡警学堂师生四处踏勘，但直到起义，知道他用意的不过陈伯平、马宗汉等二三人。陈伯平拟就了《光复军告示》，他只是在告示后加上几条“杀律”：
“满人不降者杀。反抗本军者杀。乘机打掠者杀。造谣生事，妨害治安者杀。仍为汉奸者杀。”
虽然徐锡麟提前发难，有革命黨人叶仰高在上海被两江总督端方拿获，供出有黨人已打入安徽官场的原因，但是否真的需要如此仓促起事，颇可商榷。
安徽巡警学堂的学生分甲乙二班，每班二百人，训练三个月为一期，甲班毕业后再训练乙班。徐锡麟的原计划是“甲班学生训练期满，把这批毕业学生分发到各军警机关工作，从事秘密活动，联系和发展革命力量，准备待机起义；等到乙班学生训练期满，再利用举行毕业典礼的机会发难”，如今连甲班的训练尚未期满，安庆的新军也不能说联络妥当，而由秋瑾负责响应起义的浙东会黨也未集结完毕。反过来说，虽然有人说此时恩铭对徐锡麟已经起疑，但从恩铭把缉拿革黨之事仍然交托徐，又欣然参加甲班毕业典礼来看，他对这位老师、连襟联袂推荐的下属仍是“信之不疑”，直到徐锡麟都在他面前掏出枪来，他还问：“会办持枪何用，岂要呈验乎？”
因为恩铭要去总文案张次山家贺其母寿，巡警学堂甲班的毕业典礼又被提前了两天。五月廿六日毕业典礼，前一天下午，徐锡麟召集少数学生讲话。很明显，这些学生都是他平日的亲信。徐的讲话大意是，“明天是本会办带领全体同学起义救国之日，师生都要同心协力，患难与共……同学有难，本会办当披发缨冠而救；本会办有难，诸同学也应当披发缨冠而救……”而这一番感人肺腑的言辞，因为“说的是浙江土话”，大部分学生都没有太听懂。
第二天上午，徐锡麟集合全体学生训话，要学生“行止坐卧，咸不可忘”“救国”二字，“反覆数千言，慷慨激昂，闻者悚然。然众学生均不察其命意之所在”—也就是说，还有三个钟点便将举事，整个安庆城内，知道徐会办今日要杀官举事者，只有他自己、陈伯平、马宗汉三个浙江人，这，这有点开玩笑了吧？
恩铭当然也不知道，他到了学堂，听到巡警学堂收支委员顾松通过臬台毓秀密禀说“徐道台不是好人，请大帅不要在这里吃酒”，于是辞谢午宴，于是，他的死亡也就提前了。
行刺成功，造反失败
徐会办呈上学生手册，突然大声说：“回大帅，今日有革命黨起事。”这是个暗号。恩铭刚问了句“徐会办从何得此信”，陈伯平扔上来一个炸弹，但没有爆炸。
虽然一直不断有人向恩铭密告徐锡麟是革命黨，但恩铭也许一直不太相信这种说法：如果造反是为了功名富贵，那么一个三十五岁的二品大员、受巡抚信用的红道台有什么必要造反呢？
此刻容不得他不信了，徐锡麟一面说着“大帅勿忧，这个革命黨，职道终当为大帅拿到”，一面掏出了双枪。可是，徐锡麟是个大近视，距离这么近，他居然看不清恩铭的要害，持枪乱放一气，恩铭身中七弹，嘴唇、左手掌心、腰、左右腿都受了伤，但无一致命。徐锡麟子弹打完了，跑进内室装子弹，手下的巡捕背起恩铭往外跑，陈伯平追上来放了一枪，这一枪要了恩铭的命。
徐锡麟装好子弹冲出来，发现恩铭已经不见了，只剩藩台冯煦还呆呆在站在堂上，似乎没回过神来。徐锡麟推了他一把：“冯大人你快走，不关你的事。”冯煦急急忙忙跑了。徐锡麟又去找毓秀，也已经踪影全无。
徐锡麟抓住了顾松，问他如何知晓自己是革命黨的秘密，顾松说，日本方面给会办的信都是用胶水黏的，有几封因为受潮，封口裂开了，我偷看了信，知道会办是革命黨—就算信封胶水受潮无法可想，秘密信件就不能整点密语隐文吗？
徐锡麟没有告诉学生今日要起义，只是派了一个人守住门口不让学生走，觉得刺杀恩铭后，一呼百应，自然学生们就会揭竿而起。他没想到枪声一响，场面大乱，一个人怎么拦得住汹涌的人流？大部分学生都随着省里官吏跑掉了。
谁都知道起义首要夺取军械，但徐锡麟并没有派人事先控制军械所负责人，结果负责人带着钥匙跑掉了，巡警学堂学生虽然占领了军械所，地下室弹药库却打不开，能找到的枪弹互相不配合，战炮上也缺少机铁。
徐锡麟倒是想到了派学生去跟六十一标的官兵联络，请他们进城来领子弹，共同举事，但这人明显派出太晚，占领军械所之后才出发，此时安庆四门紧闭，禁止行人往来，信根本送不出城去。
徐锡麟在军械所遇到了安庆巡防营统领刘利贞，未带军队，徐对刘说：“你是汉人，我们推翻满清是民族革命，你应当协助，现在请你到电报局去监视电报机，不准人向外发电报，起义成功之后，你自然有大官做。”刘利贞答应着走了。刘回去后立刻反水，组织巡防营向军械所冲锋，徐锡麟等无枪无人，力战被擒。
陶成章说徐锡麟“动与人忤，然性慈爱人”，真是没有说错。他不杀冯煦，轻信刘利贞，战事不利，陈伯平提议焚毁军械所，与清兵同归于尽，他认为这样会导致安庆城“玉石俱焚”。
此人自然极是汉子，在供词中承担了全部罪责：“众学生程度太低，均无一可用之者，均不知情。你们杀我好了，将我心剖了，两手两足断了，全身碎了，不要冤杀学生，是我逼他们去的。”别人问他是不是受孙文指使，他坚称“我与孙文宗旨不同，他亦不配使我行刺”。
面对伦理方面的指控，徐锡麟说出了惊世骇世的一段话：“尔等言抚台是好官，待我甚厚，但我既以排满为宗旨，即不能问其人之好坏，至于抚台厚我，系属个人私恩；我杀抚台，乃是排满公理。”他是在以种族规则为旗，与世俗伦理作战。
伦理反过来要惩罚他。恩铭的夫人希望按照“张文祥刺马”的逆伦案例，将凶手剜心后再斩首。如果是别的家眷，也不见得有人理会。但恩铭夫人是庆亲王奕匡之女，有司不敢不重视她的要求。藩司冯煦念及徐锡麟的活命之恩，暗中指使刽子手先杀人再剜心。
徐锡麟惨烈的死法，与秋瑾的被处斩一道，为上海中外报刊大肆报道。虐杀与杀女人，是西方现代文明中最不能容忍的做法。清廷在丁未年一役大大失分，为四年后的崩盘埋下了伏笔。
行刑前，循例为死囚摄影一张以备案，拍完，徐锡麟说：“面无笑容，怎么留示后世？再拍一张！”但不笑的、笑的相片，都没有能留下来。
来源：《南都周刊》
作者:杨早
中国报道周刊, 2011-10-04. | 添加评论 | No comment
原文地址 陈胜变了荆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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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分类 历史长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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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沉重不是我带来的，而是一百年中國的历史带来的，因为一百年给中國人带来的一切后果都是我们今天在承受着的。我们说房价很高、社会很不公平。我们这个社会有很多的问题，教育的问题、医疗的问题、体制的问题，马路上塞车的问题，这些问题看上去都很具体，都很孤立，似乎是各个方面单一的问题，但是它们在根子上都是有背后的问题，这个背后的问题不是今天产生的，而是一百年来、两百年来、四百年来，甚至更长的一千年来，造成的问题的总和。美国有一个历史学家叫史景迁，他写过一本书在耶鲁大学等大学里作历史教科书，叫《追寻现代中國》，这本书中國大陆也有中译本，但这个中译本只有薄薄的一册，我一开始觉得怎么史景迁写的书这么差，跟我说想象的史景迁不是同一个人。后来我在香港的书店里发现了台湾翻译的《追寻现代中國》，厚厚的三大本，看了那厚厚的三大本才知那薄薄的一小本只是删节后的一小点。因为史景迁的现代中國把起点放在1600年，终点放在2000年，他写了在这四百年中，中國人是怎样摆脱古代一步步走向现代这个过程。他写了1949、文革、1989……但是我们在大陆看不到，因为大陆的一本不会译后面部分，它只译到1911年，后面最重要的、写了两本多的都没有翻译。我看了那三本书，知道史景迁把现代中國的起点放在十七世纪初，也就是满洲人入关前在东北做准备的那个阶段，而不是我们现在所理解的从五四、辛亥以后开始的，他的时间尺度更大。
这些年来我写过很多关于变与不变的文章，其中有一篇叫《三十年来变与不变》，是2010年2月写的，我在其中提出了这么一个观点：什么是变？什么是不变？首先我要对“变”作一个界定，“变”不仅仅是“突变”、“巨变”，一夜之间的戏剧性变化，那么今天的中國大陆没有发生，甚至海峡对岸的台湾也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一次巨变，它也是渐变。也可以是另外一种变法，是“演变”、“渐变”、“缓变”。后者可能更是常态，而巨变、一夜之间的变化不是常态，我们更多看到的是渐变、缓变、演变。如果放在1911年10月10日到1912年2月12日隆裕太后下达诏书宣布退位的120天来看，辛亥革命是一次剧变。但是你把它拉到晚清70年，甚至近代中國一百年来看，它的变化是一个过程。就象一棵树被摇倒，中间有一个摇晃的过程，太平天国摇一次，戊戌变法摇一次，八国联军摇一次，立宪运动摇一次，最后辛亥革命摇一次，清王朝这棵树就倒了。所以我说“变”不是一个结果，“变”是一个过程。如果我们把“变”理解为一个过程，我们每一天都处于历史的变化当中，我们每一天都不可能踏进前一天，因为这一天已经过去了，它已成为历史，事实上我们每一天都在经历着变化，都处在深刻的变化当中，问题在于你如何去看这个“变”。这个社会当中有很多不同的人，因为扮演的社会角色不同、所处的社会阶层不同、掌握的社会财富不同，他们占有的社会资源不同、机会不同，对未来的预期也绝不会相同。掌握了既得利益的、大量资源的人一般来说他们不愿意变，他们希望保持不变、停滞的状态是最佳的，因为对他最有利。而处于比较贫穷的状态、比较失落的、比较底层的人希望变，他们希望大的变化给他们带来机会，穷人希望分富人的钱、分富人的地、分富人的财产，中國一贯以来有这样的传统。所以我们才会有一次又一次的农民暴動，一次又一次的改朝换代。但是每一次的改朝换代都只是复制了前朝的轮回，没有本质的变化，因为在制度上没有变化，没有生活方式的变化。一个时代最重要的东西是生活方式，它比制度更加本质。如果一个时代的生活方式变了，制度不能适应这种生活方式，这个制度一定是千疮百孔，一个指头随便一捅就是一个窟窿，很快就会出问题，今天不出问题，明天也会出，事实上每天都在出问题，不断地在出小问题。据统计，晚清最后几年发生的“民变”（就是群体性事件）到处都是，尤其长江中下游各省。我们今天比那个时候多多了。据官方统计，现在每年发生的都在十万起以上。因为中國大陆地方大、人口多，所以十万起的群体性事件看上去似乎也不多，因为洒落在各个角落，我们生活的范围也未必轮到一次，看上去似乎我们还能安静地生活下去。这种环境是一种没有安全感的。普通人不安全，富人也不安全，官员也不安全，人人都觉得未来没有安全感、不可预期。这是晚清时候人们对未来的一种判断。
对于辛亥革命，一开始我更关注大人物，尤其是革命派的人物。2004年我在写《主角与配角》的时候，关注的是大人物，包括孙中山、袁世凯、黄兴、宋教仁、蔡锷、梁启超、康有为、陶成章、章太炎，这些人都是当时的重量级人物。后来我逐渐发现，光是关注这些人物的作为，还是无法判断当时的历史到底是一个什么状态。我开始留意当时普通人的生活和心态，那个时代，大部分的人是以种地为主要的生活来源，从事工商业的只是社会的小部分，直到1949年我们的工业总产值在经济的比重中大概只占了12%，那时的中國仍是一个农业国，人们还是按照农业文明的生活方式。这个生活方式不仅仅是指私人生活的方式，更重要的是指公共生活的方式。从这一点来看，跟秦始皇时代没有根本上的差别。我们的私人生活方式是已经拥有了手提电脑、无线电话，拥有一切在秦始皇时代所没有的东西，但在非私人生活领域，人们今天所拥有的权利，所享有的公共生活空间跟秦始皇时代的陈胜、吴广、刘邦、项羽是一样的。很遗憾，人们只能跟2000年以前的古人一样生活在马铃薯式的生活当中。马铃薯式的生活是馬克思所说的，他说中國人的生活方式就象麻袋里的马铃薯，每一个马铃薯之间是没有关系的，因为马铃薯都是一个一个的，不会融合在一起。孙中山讲中國人是一盘散沙子，还是不够准确，沙子放在一个麻袋里还可以是沙袋，是一个整体。馬克思说中國人是一袋马铃薯很准确。马铃薯式的生活方式是说每个人是孤立的，在公共生活当中都等于零，每个人都等于零。这就是中國人千年相续的公共生活方式。
在一百年前的中國，辛亥那个时代，隆裕太后、摄政王载沣，还有幼儿皇帝宣统，他们面临的情况是社会矛盾积累到了非常严峻的程度，社会变革的呼声非常高涨，社会中最有思想、最有头脑的精英都在要求进行体制变革。历史教科书一般不提这件事，在1909年到1911年的春天，两年不到的时间内，中國曾经发生了四次国会请愿运动。国会请愿运动的推动者是当时的士绅階級。士绅階級是当时中國的顶梁柱，是整个社会的精英阶层，是读过书、家里有钱、有地的人。这些人的受教育程度，或是拥有秀才以上的科举功名，或是留学日本回来，或在国内的新式学堂毕业，换句话说都是有学问的新旧读书人。这些人在清朝垮台前的那些年，都追求一种与他们的祖祖辈辈不同的公共生活方式。他们最主要的一个要求就是开国会，把皇帝变成一个虚君，由国会来决定国家的大政方针。他们看到1905年在东北发生的日俄战争，小日本打败了大俄国，这对中國人的刺激特别大。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因为体制问题。俄国是沙皇制，就是帝王集權制，而日本是君主立宪制，明治维新以后确立的君主立宪制，天皇虚位，国会掌权，这样的体制是现代型的，是最有效能，最能动员资源，能够在经济上、社会上促进国家发展的一种体制。他们认为学习日本是最佳的。在这种情况下，当时中國的读书人——绅士阶层都向朝廷施加压力，要求开国会、实行君主立宪。而朝廷方面事实上已经作出回应。1906年，慈禧太后在离世之前两年，已经下达了一个预备立宪诏书。以往我们常听说慈禧太后的立宪是假的，是为了挽救统治者没落的命运，所以要搞一个假的预备立宪，是为了欺骗中國人民。相隔一百年，我们回过头来看，其实根本不需要去猜测慈禧太后的动机，不需要猜测是真的假的，因为诏书已经颁布了，改革的行动已经展开了。事实上各个省都已经成立了选举产生的议会叫咨议局，就是说地方议会已经成立了。国会虽然没有成立，一个具有国会雏形的资政院也已经成立了。它有一半的代表是由各省咨议局推选出来的，另一半代表由皇帝钦选，还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会。但咨议局是选举出来的，参加选举的人口比例虽然很小，只有相当于千分之四的人口具有投票权。为什么只有千分之四呢？这是有原因的，主要的限制条件和受教育程度或财产有关，要有举贡生员以上的科举功名，或在国内外中学堂以上毕业的；在本省地方有不动产5000元以上的营业资本或不动产的，或者在寄居地方有10000元以上营业资本或不动产的。具备这些条件之一的人才可以成为选民。中國人有一个习惯的观念就是钱财不可露白，如果要去登记要这张选票就要承认自己有多少钱，他们宁愿放弃选票也要保住家里的财产安全。真正去登记成为选民的人都是因为受教育的程度这条够得上，参加选举的人数很少，但是选举是真的。1908年各省咨议局议员的选举，选出来的那些人都是当时社会比较认可的精英，平均年龄只有40多岁，大部分人都受过良好的教育。这个选举大致上符合当时全世界的选举惯例，我们考察英国、法国、美国的早期选举都有财产和教育程度的不同限制，没有一个国家是一步到位的全民直选，都有一个一步步开放的过程。美国的这个过程经历了将近三百年，英国从1215年《大宪章》到妇女拥有选举权、被选举权，也经历了漫长的600多年。当时的中國能有这样一种技术性安排来逐步开放民主选举，让中國人有可能尝试一种新的公共生活方式，这是一件天大的事情。可惜我们以往很少留意这样的进步，对其重大意义缺乏足够的认识，我们在关注辛亥革命时也只关注革命黨人。
今天我们来看辛亥革命，最大的问题就是许多历史事实都还没有搞清楚，今天急迫的事情就是要重建历史叙事。因为以往关于辛亥革命的历史几乎是革命黨人单方面书写的，这样的辛亥革命史是不完整的，它只呈现了一个侧面，可能有夸张、有虚构，自我表扬的成分很大，由国民黨人书写的辛亥革命史，和后来由自称继承了孙中山遗志的共產黨人书写的辛亥革命史都是不完整的，因为它只说出了他们经历的那一面。今天看辛亥革命，如果只看革命黨人提供的单方面事实是不够的，因为它完全地排斥了当时的中产阶层、绅士阶层、官员阶层、新兴的工商业阶层对那个时代的贡献，它只强调了革命黨的贡献。其实，辛亥革命是一次有限革命。它的有限性就表现在它的局限上，以前我们总认为局限是个贬义词，其实局限是个中性词。有限革命在我看来比无限革命要美好，因为它是有节制的，破坏性不强。而中國社会经历了一而再、再而三的破坏，最不缺少的就是破坏性的天才，从陈胜、吴广、项羽、刘邦、黄巢、李自成、朱元璋，一直到洪秀全，一个比一个破坏性强。洪秀全只占了一个小县城永安，就分封诸王，老婆就有36个，打进南京，光是旗人至少杀了二万多人，六朝古都的文物古迹遭到严重毁坏，诸子百家、历代书籍都遭禁止、焚毁。这样的破坏性天才，中國几千年来都不缺，给中國带来的毁灭也是巨大的。中國缺的是建设性的人，像张謇、卢作孚这些建设性的人都是很有限的，他们能做的也是很有限、很局部。辛亥革命的有限，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没有把革命无限扩大到社会层面，没有把整个社会结构打得粉碎，它停留在政治革命的范畴里面。它只要达到一个目标，就是改变政治制度，换句话说就是改变中國人的政治生活方式，要把皇帝拉下马，换成共和制，这就是它的目标。达到这个目标，革命就可以不再往下。革命停止在1912年2月12日，因为这一天皇帝诏曰：要退位了，中國变成共和了。政治制度改变了，革命的目标就达到了。这个政治革命的结果是如何产生的，靠的是有节制的讨价还价，妥协、对话、相互让步，靠的不是暴力，更不是大打出手、血流成河，不是把整个社会砸烂了重新来过，最后达成一个双方都不是最满意，但都可以勉强接受的结果。南北和谈的结果是清廷退位，由袁世凯来做总统，革命黨人结束南京临时政府。这个结果双方都不满意，妥协的结果是谁也没有绝对的决定权，都要受到对方的制约。按照中國人的思维习惯往往会觉得很不过瘾，对于妥协产生的、没有绝对权威的、没有绝对权力的安排往往是不满意的，这样的结果太令人遗憾了。但恰恰是这种遗憾有可能能给中國人带来一种新的生活。当然，结果被逆转到了另一个方向上去，这不是我们今天讲辛亥的话题，那是一个更大的话题。
但是从辛亥当时来说，通过谈判、妥协打出一个政治革命，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这在中國历史上是破天荒的，既空前，到今天为止也还是绝后的。
从辛亥当时来看，站在清王朝的一面，他们也觉得自己非常的冤枉，它们认为自己对老百姓还是很好的，三百年来有很多的仁爱德政施给中國老百姓，凭什么要把他们赶走下台呢？他们不愿意接受这样的安排。袁世凯也不愿意，他手里掌握着中國最强大的陆军，他也想把天下打平之后一家独大。革命黨人更不愿意，他们更愿意用武力削平天下，成为了无遗憾的中华民国缔造者。没有一种政治力量满意这个妥协的结果。但是恰恰是这个妥协的结果对整个中國来说是最佳的。最佳的结果往往不是大家最满意的，而是大家都能勉强接受的。尤其是在政治上，在公共生活方式上。因为在公共生活方式上不能按照个人意愿达到利益最大化。这就是严复讲的“边界”。边界在哪里？规则在哪里？共和、民主就是规则。这个规则在辛亥革命的时候不是打出来的，是谈出来的。我说，辛亥革命的结果是建立了中华民国。这个民国不是打出来的，而是谈出来的，是对话出来的。它是通过南北和谈谈出来的。南北和谈也有两个，一个是面上的，一个是面下的，面上的就是伍廷芳和唐绍仪之间的谈判，是文人之间的。另外还有一个是武人之间的，北方代表廖宇春，南方黄兴派出的代表顾忠琛，他们私下达成了五条协议，决定让清廷下台，让袁世凯出山，中國建立共和体制。这是他们的谈判达成的。这些和谈在以往的中國历史中从来没有发生过。以往都是用武力解决的，最极端的是明朝末年，李自成、张献忠争天下的时候，因为李自成先进了北京城，先称了帝，张献忠认为自己的机会被夺去了，他非常生气，今天看来仍然令我们瞠目结舌。他要把四川人杀光，杀到后来，自己也被杀了。他的逻辑是既然自己做不成皇帝，也不能把这些老百姓留给李自成，这是中國政治文化中最典型的恶例。鲁迅多次提到这个例子，说明中國人还没有为一种新的政治生活方式做好准备，我们都是暴力文化、帝王文化、杀人文化，我们不相信、不喜欢、不追求暴力之外的方式，把暴力看成是至高无上的法则，只愿意用暴力来解决问题，所以我们才会总结出人世间最精炼的一句话：“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那时中國哲学的最高典范，这是几千年中國政治文化的经典表述。今天的中國如果不打破这句话，就永远不可能走出古代，至少我们的政治生活方式、公共生活方式要继续停留在古代。
我们看到100年前辛亥革命的那一刹那，在短短的120天当中，中國发生了许多陈胜、吴广时代、黄巢时代、李自成时代、洪秀全时代没有发生过的事，就是尖锐对立的双方可以坐下来，用和平、对话的方式来解决政治的出路，这是以前所没有的。在那以后有过好几次，但都没有成功。那一次是谈成了，这对中國来说太重要了。因为有了第一次就有第二次，这个开头就标志着政治文明的曙光开始照到这块古老的土地，中國同样有可能用暴力以外的方式来解决政治的纷争，解决不同政治集团、利益集团之间的分歧。不同的集团、派系存在着分歧，甚至尖锐的矛盾，这在任何时代、任何一个国家都很正常，关键在于用什么方式解决分歧、矛盾，这才重要。在古希腊就有公民大会，在中國只有杀人，每一轮杀人都是从精英开始。所以，为什么中國人过了多少年长进都不大，与我们民族的逆向淘汰有很大的关系。每一轮政治風波都是把最优秀的大脑从肉体上消灭了。辛亥革命也杀人，也死了一些人，但死的人很少，很少有满清大臣愿意为这个王朝殉道。当这场革命发生以后，清朝的封疆大吏、王公贵族们，真正愿意为这个王朝殉葬的人寥寥无几。这么大一个国家，这么多享受着高官厚禄的人到危机来临的时候，竟然只有那么凤毛麟角的几个人愿意与它共存亡，绝大多数的人都选择带着金银珠宝小老婆逃跑。第一个逃跑的是湖广总督瑞澂，第二个是湖南巡抚余诚格，大部分省份的督抚、将军都把逃命作为第一选择，真正愿意捍卫朝廷的只有守卫南京的张勋，还有一个退位的前陕甘总督升允，忠于清廷的人把他视为第一忠臣。清廷宣布退位以后他还不肯放下武器，战斗到了最后一刻。但这样的人实在太少了，所以，清王朝在垮台的时候是稀里哗啦一下子就倒了。那些官员往往是靠送礼行贿上来的，都是读书最差、德行最差的人，翰林恽毓鼎说过，一个国家依靠这样的人能不坏事吗？当时那些通过科举考上来的御史、翰林对这些封疆大吏都恨之入骨，但他们手中无权。凡是行贿上来的人掌权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巨额行贿的钱捞回来，而且要大大地捞回来，远远超过投入，因为这是一项投资。这个政权掌握在这样一些人手里，到了危机的时候是没有人出来捍卫它的。武昌首义的消息传到北京，摄政王下面就数庆亲王奕劻官最大，钱也最多，是中國第一大家族。他的第一选择是先到银行去提现款，这样一来金融就出现了问题。因为大家一看庆王爷都拿钱准备逃命了，大家都去取钱。这是当时发生的第一件事。第二件事就是逃难，不到两个月时间，从京城逃到天津或者南方的官员加上家属有四十万人，连货船都用来运人了，人都坐在煤堆上面，什么讲究、脸面都顾不上了。逃的路子基本上是两个，一个是往天津租界跑，一个是往上海租界跑。一些没有逃出北京的，就往六国饭店躲，或者干脆躲进外国人在北京开的医院，或者外国人租住的房子里。整个北京几个月之间乱成了一锅粥。当时汉人当中最有钱的人是盛宣怀，世人都认为这场革命是他引发的，因为他要把铁路收归国有，引发了四川保路运动，导致了武昌事变，资政院认为他应该被杀头。他的人头虽然被外国人保住了，他自己逃到日本去了，他的二女婿是个京官，却连路费都没有。因为筹不到路费，等了一个多月，最后好不容易弄到了三四百块大洋才逃出来。北京乱了，上海也乱了，整个中國就处于这样一种状态。乱到什么程度呢？胡适那时在美国康奈尔大学读书，他哥在上海工作，给他写了两封求救信，让他从美国借一点钱寄来。可见当时整个社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无论是孙中山领导的南京临时政府，还是北方在袁世凯控制下的政府都处于巨大的财政危机当中，缺钱是他们的第一个局限，没有军饷、粮食怎么打仗？第二个局限是双方的军队都没有足够的力量能把对方打败。这是军事上的局限。财政上的局限、军事上的局限，再加上其他方面的局限就决定了双方都没有一统江山的本钱、实力。既然没有，只好坐下来谈一谈。局限不是坏事，有时能导向和平。绝对的暴力常常会导致坏结果，如果某一方掌握了绝对的暴力，那么这一方就可以为所欲为，因为没有人可以约束它。
辛亥革命前后，我们可以看到中國向好的方面发展的轨迹，这种轨迹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从1860年代中國向外国人学习造洋枪洋炮开始的，然后开办工厂，制造日用工业品比如纺纱织布，开办新式学校，开办出版社、报社、银行，这么一路过来所积累的文明基础。从辛亥前的中國到辛亥后的中國所走过的道路，就是从农业文明社会向工商业文明社会演变的路径。农业文明社会的政治生活方式是帝王制，这是很正常的，全世界的农业国都是君主制，这种选择是正常的，农民需要一个皇帝，这样的制度与农业国家也许是匹配的。最早的民主国家都诞生在海洋文明国家，是以商业文明为主的。辛亥革命之后，中國逐渐向非农业文明演变，产生了辛亥革命，在政治上也是一次空前的更新，这跟当时整个中國的时代方向是吻合的。今天回过头去看，中國在政治制度的演变上可以说是失败了。虽然在辛亥革命这一轮我们创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后来从民国变成了军国到黨国，我们走了这么一条道路，从家天下变成了黨天下，政治上的道路我们失败了。但是晚清以来，在其他领域的实践都成功了。这五样东西可以充分地标志当时的社会转型是成功的。第一样是学校，从无到有，中國在1902年以前没有学校，只有私塾、旧书院，只读四书五经，完全是应付科举的。科举直到1905年废除的。但是1902年就有新型的学校产生了，为什么慈禧下决心废掉科举？其中有一个背景，科举不废除，老百姓不愿意让孩子去新式学堂读书，跟科举制度不接轨。在这种情况下，慈禧接受了袁世凯、张之洞这些人的建议彻底废除了科举制。
第一套成熟的新式教科书是1904年由商务印书馆推出的《最新教科书》，从小学第一册到高小都有，横跨所有的学科，完整，系统。大家可能知道，中國的教科书不仅是依靠中國自己的优秀读书人，张元济、蔡元培、高梦旦等，而且还靠日本人。我们的教科书参考了日本教科书的经验。曾参与编过日本教科书的人，和日本文部省审定教科书的的人都被商务请过来，一起参与编写了中國最早的教科书。所以中國受日本的影响是特别的深。深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我们今天使用的话语体系最终都没有使用严复翻译过来的体系，而是使用日本转译过来的体系，如“干部、群众、政黨、政治、逻辑、社会学……”这些都是从日语转译过来的。我们今天使用的语言、概念有许多都是日本转译的。严复是英国留学回来的，他用最古雅的话语对接西方文明。严复把“社会学”翻译成“群学”，“经济学”是“计学”，“权力”是“群己群见”，他独特的翻译可能更精确，但最终没有被广泛地接受。包括教科书都是，但是这套模式是成功的。尤其是到1922年，商务印书馆为代表的中國几大民营出版社所编辑的中小学教科书达到了成熟的一个阶段。《新学制教科书》没有任何的意识形态痕迹，跟整个文明世界是在一个水平线上的。从形式到内容，跟当时的社会和孩子的年龄都非常吻合。1922年，中國的教育走上了一个比较成熟的阶段，北京大学也是在这个阶段走向成熟。北京大学在京师大学堂时期很差，蔡元培当校长之前的北大也很差，也是在1922年前后这个年代成熟的。我们今天回看中國的教育传统，这个阶段是最美好的，也就是1904年到1940年代这半个世纪是最佳的，真正能成为这个民族栋梁的都是在这个时期受过教育的人。对最近十年以来获得过最高国家科技奖的得主的学历进行统计发现，几乎或者说大部分都是在1949年以前就接受过大学教育的人，极少数尤为年龄偏小没有在1949年以前受过大学教育，但已经完成了很好的中学教育，在1950年代初读的大学，大部分后来又去西方留学，获得过学位。这是在自然科学领域。也许只举一个学校的例子就足够了，西南联大，它培养了许多在各个领域最顶尖的人，汪曾祺、穆旦是文学上的，还活着的翻译家何兆武，自称是西南联大最普通的学生，经常在窗口听听课，他本来是学土木工程的，但他的最终成就却在翻译上，他只是到朱自清、闻一多、刘文典的课堂外面去听过一点点，但那一点点就够了。西南联大当时最好的就是可以随便听课，学文科的可以去听理科，学工科的人可以去听文科的。西南联大出来最有成就的人都是离开了中國大陆才能取得最高成就的。两个在文科上顶尖的在美国，一个叫何炳弟，一个是杨连生。何炳弟的学术水平比余英时还要高一点，但他缺乏社会关怀影响力不如余英时。但何炳弟是世界顶级的，他研究三百年的人口问题，光地方志就看过2500种，他的代表作就是研究中國问题的。这些人都是西南联大毕业的。西南联大哺育了一个人叫邹谠，他的爸爸叫邹鲁，邹谠在大陆曾经在八十年代非常有名，她是美国顶级的社会学家。西南联大出去的人里面当然也包括杨振宁这些人，还有在数理逻辑上成就非常大的王浩，在美国乃至世界上都是最顶级的，我们今天绝对哺育不出这样的人。不是我们人不行，而是整体的教育环境出问题了。要重建这样的环境需要非常漫长的过程。这就是在教育上，在民国曾经达到过一个巅峰状态。
在出版业上，民国时期几乎没有什么有大影响的官方出版社，官方出版业在整个出版业所占的地位可以忽略，商务印书馆始终是龙头，加上中华书局、开明书店、世界书局、大东书局基本上就垄断了中國的出版业，这几家通通都是民营出版社。中國的报业到《大公报》达到巅峰，是当年最好的报纸。以《大公报》所代表的中國传媒业在民国时代达到了一个最佳状态。那完全是以民间报纸主导的一个新闻格局，一次次的打压、关门甚至杀人都没有改变整个格局。民国杀了邵飘萍、林白水、史量才，但没有改变民间报纸占主导地位的格局。我们谴责杀人者，但我们不得不承认那个时代的新闻空间依然是民间主导、官方为次，无论是国民黨的《中央日报》，还是共產黨的《新华日报》，这些黨派报纸不是当时的主流，这是当时的一个真实状况。
在金融业方面，在国民黨掌控金融之前，整个金融业都是以民营为主。“南三行”、“北四行”都不是政府资本，从企业上来说基本上是民营企业一统江山，所以才会有荣氏兄弟、范旭东、卢作孚这些企业家，这些企业家当时都称王的，这个叫“纺织大王”、那个人叫“棉纱大王”、这个叫“火柴大王”，那个叫“化工大王”。那个年代你在哪一行做得最出色，社会就叫你什么大王，这些称呼的背后就是社会对这些人的尊重与尊敬。
从工厂、银行到报纸、学校、出版业，整个社会开始从古老的农业文明转向一个新式的现代文明，这一步到民国已经基本上完成。我们讲辛亥的百年之变，政治上是失败的，但在社会上没有失败，至少当时没有失败，是以后才失败的。上世纪50年代初，中國现代化进程产生的两个新阶层——知识分子和企业家被连根拔起，整个社会打回前现代去了。
一百年我们走了一个轮回，1979年以后，又要请资本家回来办企业了，知识分子也是生产力了，但仅仅是生产力而已，还不是他自己。余英时先生十年前写了一篇小文章，他把20世纪中國最大的问题概括成这么一句话，就是让中國真正的知识分子出局，让边缘人掌握了权力，成为新階級，然后摧毁几千年来中國社会的传统，和一百年来在西方文明影响下生长出来的，一个具有现代特征的民间社会，我们重新回到了什么也没有。在这个基础上面，中國要回到现代文明，余英时说在废墟上重建难度太大，“我不乐观”。中华民族在20世纪杀虐太多，流的血太多，死的人加起来在五千万到七千万之间，这个数字是比较保守的，光是1950——1960年就死掉了四千万，抗日战争死了两千两百万，文革和内战又死掉很多人，而且死掉的很多是民族的精华。就象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中的林觉民之类的都是留日学生、知识青年，一百年前拿炸药包的都是这个民族最有学问的人。绍兴的翰林蔡元培在上海学的一样手艺就是制造炸弹，汪精卫是留日学生的精英，写得一手好诗，又是一流的演说家、政论家，但他选择的行为是拿炸药包去炸摄政王，这事无论成败他都必死无疑，回来纯属意外，是清朝不愿意杀他。清朝不愿意杀人，所以它的下台也比较体面。我忍不住要赞美隆裕太后几句：隆裕太后简直具有高度的政治智慧，在历史的危机关头，既能考虑到她本家族的利益和安全，断然决定接受革命黨人与袁世凯的要挟，也能顾全中國人民的性命和财产安全，放弃统治权，接受一年四百万两白银的退位安排。古往今来，没有一个最高统治者能做到像隆裕太后这样，在她之前没有，在她之后也没有。如果说有也是在台湾，就是蒋经国，比她更体面。隆裕太后的这种选择就表明一个王朝有可能理性地、有体面地下台的，并不是要白刀子进红刀子出、一定以流血告终的。
以往我们看历史时，因为站在革命黨人的立场上去看，隆裕太后就是个庸人，当然这也不能说不对，跟慈禧太后相比，隆裕太后就是一个比较无能的人，但无能不一定就是坏事，有时也可以转变成好事。政治上不一定都要有能、有为，有时候无为就是好，该无能无为的时候就要无能无为。在历史的转折关头，统治者的一念之差，将决定历史的方向。隆裕太后下台的选择本身还是不容易的。
余英时先生接下来说了一句话：21世纪中國最重大的、最核心的题目就是重建中國的民间社会，重建被连根拔掉的那个民间社会，重建新的“商务印书馆”、新的“西南联大”、新的“南开中学”、新的“浙江兴业银行”、新的“大公报”……我们要更多的建设而不是更多的破坏，用更多的建设来开始民间社会新的道路，我们要对话不要对抗，我们不要暴力要和平，我们不要非理性而要更多的理性。我们每个人都会参与历史，但参与历史有三种方式，不参与也是一种参与方式，这是一种消极的参与方式，一种是积极的参与方式，还有一种介于积极与消极之间的，没有人能超越于历史之外。一百年来的中國历史不是由孙中山一个人写的，也不是蔡元培他们几个人写的，是的，他们很重要，这么重要的辛亥人物绍兴就出了四个——蔡元培、徐锡麟、秋瑾、陶成章，绍兴很不简单，在扭转历史的关键时刻贡献了那么多重要的革命黨人，还贡献了一个鲁迅。一个地域可以决定一个国家，一个人可以决定一座城市，江苏南通几乎是张謇一个人所决定的，所以，一个人如果积极地介入历史，作用可能很大，如果消极地介入历史，即不参与历史，虽然你的作用不大，但你也在改变着历史的生态。没有人能置身于事外，因为这块土地既属于你也属于我，没有人能超越于历史之外，因为今天发生的所有事情都将变成明天的历史。一百年后回望辛亥革命，我不再把目光锁定在秋瑾、徐锡麟、蔡元培他们身上，而是渐渐地把目光投向了当时的普通人，甚至连名字都没有留下的人身上，在我眼里，他们在历史上同样不是可有可无的。我提出了一个概念就是“群角”。中國畸形发达的东西就是主角意识，甚至连想当配角的人都非常的稀罕，更不用说一个人真心实意地愿意成为群众演员。其实舞台上没有群众演员这个戏是演不成的，群角、主角、配角放在一起，群角最重要，光有主角、配角的戏是演不成的，也是没看头的，还是需要很多的人来参与，因为历史更多是由群角来书写的。群角意识就是公民意识，这是中华民族最匮乏的一种意识。一个社会能否顺利地完成不流血、少付代价、不经过大规模动荡的和平转型，就是要依靠民间社会的进一步的发育，培育出大量的具有群角意识的新一代公民，只有这样的人才能真正地改变历史，支撑起一个现代制度。一个现代的制度、一种现代公共生活方式要靠我们每一个人去创造，光靠主角与配角是创造不出一个现代社会的。这是辛亥百年变局留下的一点教训。
「根据 2011年2月在绍兴南方书店讲座录音整理」
作者:傅国涌
中国报道周刊, 2011-10-03. | 添加评论 | No comment
原文地址 辛亥百年变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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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分类 历史长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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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前，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出现在中國，陌生的共和制几乎一夜之间从天而降，百年来这块土地是怎么消费它的？先是以北洋军阀十五年的方式消费它，接着是国民黨二十二年的一黨專政消费它，当然更是以六十二年来我们正在经历着的这个时代的方式消费它，这六十二年可以被分成无数不同的段落，每一个段落都有自己的消费方式，1957年之前是一段，1960年前后是一段，“文革”是一段（其中还可分位不同的几个小段落），1976年到1978年是一段，1979年到1989年是一段，1989年到1992年是一段，1992年到今天也可看作一段，这一百年的历史就是这样消费先辈曾经达成的民主理想。要成为民主社会合格的公民，我们还须锤炼，得来太易的果实我们肯定也享受不了，只有来之不易、千难万险得来的果实，我们才会珍惜，我们才会去呵护它、捍卫它，甚至用我们的生命和热血来捍卫它。今天，我们要有忍耐之心，这种耐心不仅仅是对个人，对整个民族也是如此。中國人是受得起苦难的民族，我们五千年都过来了，一百年都过来了，六十二年都过来了，我们还怕什么？当然不怕了。对我们来说，最美好的也许并不是实现并享受民主自由果实的那一刻，而是追求民主自由的这个过程。
不久前，有网友问我，“百年前的变法失败如果说是因为知识精英不靠谱，那今天的精英们有这个能力和见识吗？”我说，这是个很复杂的问题，百年前变法的失败也好，宪政尝试与实践的失败也好，不能简单的解释为“精英的不靠谱”，这样的解释是对历史的简单化处理，因为历史本身是很丰富、很复杂的，有很多的线索，并不是单一的线索，这样的解释不能真正找到历史的清晰脉络。至于今天的精英是不是有足够的能力和见识主导新一轮的社会转型，或者说完成百年未完成的转型，首先要澄清谁是今天中國的精英，这个问题不解释清楚，就无法回答这个问号。其实，对精英的概念存在着很多的分歧，也有不多的误解，我们往往把那些具有较高社会地位、较高学术地位、较大知名度的人叫做精英，或者把有钱或有什么头衔的人看做精英，这是对精英概念的窄化和表面化。在我看来，精英就是具有相当的文化教养，同时愿意为这个社会负责任，具备獨立思考和獨立行动能力的人。互联网上有大批这样的人，他们可能是编辑、教授、作家、律师、记者，可能是厨师、司机、民工。“心灵鸡汤”于丹是精英吗？“共和国脊梁”倪萍是精英吗？如果按照前一标准，她们肯定都是，她们很有钱、很有名，能不“精英”吗？我给精英做的这个界定，关键词是负责任，愿意为这个社会负责任，为未来负责任，而且有能力承担这个责任的人才是精英。我认为今天中國的互联网上，不说年长的人，只说80后、90后，已经产生了大批按照地位标准、学术标准划分都属于普通人，但他们符合我所说的几条标准：獨立思考、獨立行动的能力、愿意负责任而且有能力负责任，这样的人已经很多了，整个中國或许有几千万，我认为，今天的这些精英们完全有能力和见识承担起这个时代变革的重任。
我始终信奉和平转型的理念，这一点今天仍然没有改变。和平转型需要很多的社会条件，其中之一就是出现一个负责任的精英阶层，只有大批负责任的精英成长、成熟起来，理性的声音才有可能主导社会转型的每个环节，既能防止民粹主义潮流的裹挟，也能抵挡权贵主义的严密打压，在整个社会逐渐培育出一种温和、节制的氛围，为未来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对话、博弈、妥协创造前提，只有对话才能导向和平的社会变动，否则只能以暴力告终，不管是哪种形式。
一百年前，当大清朝脱轨，新的共和取而代之时，并没有出现大规模的流血，整个民族没有付出惨烈的代价，而是以相对较小的震荡、较为温和的方式完成了政权更迭，我们可以看到身处历史巨变中心的几种主要政治力量都是相对节制的、温和的，无论隆裕太后、载沣和袁世凯，还是孙中山，黄兴他们，最终他们在那个时代找到了一种解决政治危机的新模式，这套模式就是对话、博弈、妥协，这在中國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之前几千年从来没有一个时代用对话、妥协的方式来解决重大的政治危机，完成改朝换代这样重大的社会变动，有之，不过血流成河的农民暴動，或宫廷政变，说到底都是暴力决定。尽管隆裕太后、孙中山他们都是被动的，是被历史的、现实的逻辑推着走的。但是被动导致的妥协，让大清朝和平落幕，接受全新的共和制度安排。
辛亥革命最后不依靠暴力解决问题，而是各方相互对话、相互妥协，许多人对这样的被动很不过瘾，因为不彻底。而我觉得被动往往是正常状态，主动才是历史的意外。蒋经国主动交出国民黨政权，让台湾进入民主社会是主动，主动成分很大，但如果没有台湾朝野的民主呼声，前赴后继的努力，让蒋经国认识到民主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最终选择了主动，主动的背后还是有更多的被动（更不要说国际的局势、美国的影响等等因素）。被动并没有什么不好，在一个几千年的官本位根深蒂固的社会里，愿意放下权力，鞠躬下野，哪怕是被动，也是了不起之举。所以，我们要感谢他们各方共同的努力与妥协，可以说，他们各方都是被动的，但是化被动为主动，中國的历史就有了一次小小的进步。
回望百年前的中國，如果要真正看到历史的本来面目，既不能相信教科书，也不能相信主流媒体长期以来告诉我们的那些简单结论，我们应该相信经得起质疑、推敲、有大量史料可以证明的事实，回到历史的原点，在那里面找到百年中國的起点。真实是历史的生命，在历史中找到我们的明天，因为昨天是我们的历史，今天也是我们的历史，明天也将成为我们的历史，在历史当中我们才能找到真正的未来。中國的历史不只是某些英雄、伟人或统治者创造的，而是所有中國人共同创造的，只有每一个人具备獨立思考的能力和獨立判断的能力，我们才有可能创造出一个属于我们大多数人的新时代，一个比辛亥年更加美好的时代，那个美好的时代不在今天，而在一个不远的明天，而这些改变不能将希望仅仅寄托在黄兴，孙中山、袁世凯和隆裕太后他们的身上，而是要依靠所有黄皮肤黑头发的普通中國人，用自己力所能及的方式推动历史。
8月下旬，在北京“蓝色港湾”的酷热中，有读者问我，辛亥革命一百年了，我们还须忍耐多久？这是一个天问，当然不是一个我能回答得了的，我只能跟读者分享我非常私人的看法。我说，站在2011年，我们确实看不到任何和平过渡到一个更美好社会的迹象，从上流社会的举动看不到，在主流新闻媒体上看不到，似乎一点希望的曙光都没有，但是，我还是愿意未来交在上帝手里，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不相信人，我相信上帝。有朋友关于《百年辛亥：亲历者的私人记录》的书评题目就叫《上帝在细节中》，在人的背后有上帝看不见的手，中國经历的所有这些苦难也许都是上帝在熬炼中國人，这个老大民族经历了几千年專制集權的统治，如果没有一个相当漫长的磨合期，让它在历史转型当中几经折腾与纠结，一次次的绝望，甚至把它打入十八层地狱，而是突然之间把它带进一个美好的民主社会，中國人可能还没有福分享受。正如一百年前，我们不是曾得到过这样的民主制度了吗？结果我们已经看到，一百年了，民主还是一个未完成的梦想。套用孙文遗嘱：民主尚未完成，公民仍须努力。
作者:傅国涌
中国报道周刊, 2011-10-02. | 添加评论 | No com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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