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人都认为日本当年的明治维新很成功。我却有完全不同的看法。
也许从一个不太长的历史阶段来看，日本的明治维新是成功的，或者说从表面上看是成功的。但是，如果从更长的历史阶段上观察，我们就会发现，日本的明治维新不仅不成功，而且是极其失败的。
因为正是明治维新所取得的表面成功，使得日本在当年拥有了迅速膨胀的综合国力，于是到处寻求扩张，发动战争，想要掌控亚洲，作黄种人的领导者，进而称霸全球，并成为引发世界大战的祸源国之一。然而，最后却招致惨败，还结结实实地挨了两颗原子弹，成了全世界唯一被原子弹轰炸过的国家，差一点就亡种亡国，若再不赶快宣布无条件投降，日本国就面临被完全摧毁的结局。
日本在大约半个多世纪里，就经历了从骄横到惨败。当年许多日本国民的心情一定是极其绝望或极其麻木的，其他国家的民众未曾亲历是很难深刻加以感受和描述的。至今日本的北方四岛俄罗斯也未归还，国内仍驻扎着美国军队，自己并不能实现国家完全的獨立自主。反过来说，如果日本不能深切反省，真正有所改变，将来还仍有可能对世界具有威胁性，恐怕美军也不能离开。
而所有这一切的造成，差不多都可以归结到当年那场貌似成功的明治维新。正是那场维新导致了日本国一时的强盛，于是日本全民族都开始狂妄自大，以为大和民族不可一世，到处耀武扬威，不断向周边国家发动战争，最终走上了彻底失败的道路。日本的国民也应承担责任。
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几乎就没有消停过，不是在准备战争就是在战争。如果以 1890 年（明治 23 年） 11 月 29 日 施行《明治宪法》或曰《帝国宪法》为明治维新最终完成算起， 4 年后的 1894 年 7 月，日本就发动了侵略中國和朝鲜的甲午战争； 1904 年又爆发日俄战争； 1931 年 9 月 18 日 ，日本以武力侵占我国东北； 1937 年 7 月 7 日 ，全面侵华； 1941 年 12 月 7 日 袭击美国海军基地珍珠港，引发太平洋战争，直到 1945 年完全战败。
明治维新的一时成功，就好似给日本服用了兴奋剂，药性终归会过去，之后则是更加的疲惫不堪。如果从国民幸福的角度观察，即使在日本处于所谓的成功时期，也并没有给日本国民带来真正的福祉，常年的对外战争准备和战争，除了给日本国民带来极度的精神亢奋之外，更多的其实只是悲伤痛苦和异常艰辛的日常生活。
二、
所以，日本的明治维新实际上是一个浅薄的，犯了方向性错误的，未脱离社会封建传统的，不完全的社会改革。其中最大的问题和隐患就是明治维新极度强化了日本国民对天皇的崇拜，并导致了天皇的高度集權，使得日本政治比历史上更加专权，把教权 （ 神道教 ） 、皇权和政权三权合而为一（即大三权），都高度统合在日本天皇的身上。这就为日本后来走向灾难留下了祸根。
现代国家的社会都是教权、皇权和政权相分离的。我们姑且将其称为大三权分立，以区别于社会政治领域中的立法、司法和行政相分离的小三权分立。这里顺便提一句，有的学者常把教权说成是神权，这是不准确的，世界各种宗教的领袖，其实都并不能代表神或以神自居，有的宗教根本就与神无关，宗教领袖们作为人，他们所能够行使的最多也只能是教权。
日本自明治维新之后，在社会治理体制上实际是退化了。 12 世纪末，自幕府出现后，日本的天皇实际上并不能够太多干预社会政治，政权更多是由幕府掌管。这对天皇体制其实是有好处的。如果幕府在政治上出了问题，与天皇可以无关，日本社会换掉幕府就是了，民众不会怪罪天皇，所以作为国民崇拜对象的天皇可以长期存在下去。
在无意之中，日本社会的这种社会治理体制倒具有了某种先进性，即在社会的大三权中，日本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只有教权和皇权是合一的，但政权却是相对獨立出去的。这就为天皇似乎永远英明提供了很大空间，也为社会的相对稳定提供了国民崇拜的基础。日本天皇自出现以来号称 2660 多年不倒，这正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有书籍记载天皇制是世界历史上最长的君主制度，于公元前 660 年就设立了。天皇被日本民族奉为神之子孙。天皇主权出典于天孙降临的神话。天皇的权力由神所赐予，万世一系即与天地共存。天皇被崇拜他的日本国民认为是神圣不可侵犯。二战日本惨败，天皇的神话也被美军击碎，一些日本人对美国油然起敬。然而由于日本在战后继续保留了天皇体制，在社会普遍缺乏正确崇拜对象的日本，许多人也继续保留了对天皇和神道教的崇拜。所以日本社会的主流崇拜如今仍然是存在很大问题的，这对日本政治甚至国际政治都有很大不良影响。
三、
现代的社会结构应当是，教权、皇权和政权相分离的。有的社会没有皇帝或者被推翻了，皇权也就省了，美国和中國就是如此。但是任何社会都无法省略教权，人类社会必有崇拜，这是由人类特有的崇拜特征所决定的。皇权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个封建时代的历史遗留，现代社会是可以不需要的，他的存在也不会给社会带来真正的好处。皇族必然大量耗费社会资源，高高在上，成为社会的特殊成员。如果不是历史的遗留，如今谁有资格来扮演这个角色呢？当年袁世凯想做皇帝，结果落得个千古骂名，人也给气死了。
现代社会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政教分离，这可以有效防止政治獨裁和官场腐败。在日本传统的社会治理结构中，有些时候，多少有那么一些暗合了这一原理，日本天皇在历史上常常并不掌有实权，后来导致明治维新发生的 尊王攘夷运动其实是一种历史的反动，其实质只是尊王。而日本社会之所以能够发动倒幕尊王运动，并取得最后胜利，也更因为日本国民对天皇的普遍崇拜。但这是错误的崇拜，错误的崇拜使社会迷失正确的方向，也使所谓的维新运动最终归于不成功 .
所以，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建立起来的天皇高度集權的体制，封建集權特征反而更加突出，而绝非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君主立宪制。现代的君主立宪制是要剥夺 和限制 君王的权力，使之与教权和政权相分离，而不是相反。
当年的《明治宪法》规定，“万世一系之天皇”是主权者，天皇神圣不可侵犯。同时天皇为国家元首，总揽统治权，集立法、行政、司法及统率军队的权力于一身。天皇的地位至高无上。内阁只对天皇负责，不对议会负责，议会作用很小。天皇还有紧急敕令、獨立命令权及非常大权等。如此一来，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天皇就成了不仅集大三权于一身，也集小三权于一身的社会主宰者。任何事情，如果没有天皇的同意是实行不了的；天皇想要做的或支持做的事情，全民都必然会积极努力地去予以完成。天皇已经完全控制了日本国民。如此的社会治理体制反而是更加反动落后了。
仅以日本发动侵华和太平洋战争为例，虽然日本皇室竭力回避其在二战中的罪责，但随着尘封史料的逐步解密，以昭和天皇裕仁为代表的日本皇族在发动和组织侵略战争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正如天皇当年宣布无条件投降，日本全民就会放下武器一样。有学者甚至写到，日本民族是最没有道德感的民族，在美军进驻日本的时候，日本民众甚至挥舞着小旗欢迎他们。实际上这正表明日本国民是完全听命于天皇的，他们已经把天皇神化，天皇说什么他们就做什么。当一个民族把某个人或其他什么非神的东西当成神来崇拜，是这个民族最大的悲哀，因为这种错误的崇拜迟早会给社会带来巨大的灾难。中國的*革也是一个例证。
四、
在人类社会中，任何人都不可能没有崇拜对象。但在还没有正确的社会崇拜之前，社会必然处于错误的崇拜时期，这就是社会的蒙昧期。而在人们的崇拜状态不正确，还处于蒙昧期的情况下，社会还不可能建立起有效的大小三权分立的社会治理体系。强行建立起来的，也很难运行好。因为人们总是要把某个强人或其他什么假神当成真神来崇拜，当这个被人崇拜的人或者什么理论或主义等一旦出错，社会就会跟着出错，有时甚至就会是灭顶之灾，而且是越往后拖损失越大，当年的日本就是如此。
日本当年的社会崇拜状态，决定了日本的明治维新最终是不可能成功的，就好像中國的戊戌变法不可能成功一样。看似成功的，也是伪成功，终究要露相。这主要就是因为日本社会还不具备正确崇拜的基础。社会崇拜状态决定社会存在状态，这是一条总的社会定律。社会崇拜状态不改变，社会存在状态也无法改变。
我们从历史上稍加观察，就可以很容易看到，民主政体终归是基督教社会的运作管理方式。那些已经建立起民主政体的非基督教社会，总是存在这样那样的严重问题，运作得都不理想。有些甚至成为社会动乱的重要原因。在这些社会中，虽然建立起了所谓的民主政体，但实际上仍存在着许多假民主和不民主的成分，依法治国实际上并不能够普遍实行。我们能够看到的，更多倒是践踏法律的现象四处存在。
二战后，日本在美军的强制之下，构建了带有现代色彩的社会宪政民主制度，但由于日本国民，包括日本的领导人，仍然普遍不具有正确的崇拜对象，许多人仍然崇拜天皇，崇拜神道或其他什么，继续参拜他们的所谓国家神道的象征 —— 靖国神社。所以这个国家要真正进入现代政治，可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最终要看日本国民崇拜状态的变化情况而定。从目前情况看，南韩反而在现代政治的道路上走得更好。
其实早在 1946 年 1 月 1 日 ，根据美国占领当局授意，裕仁天皇就发表了《人间宣言》 （ 又译为“非神宣言” ） ，否定了天皇的神格，宣称自己是人，天皇的地位从“国家元首”变成“国家象征”。但是，在日本许多国民的心中，包括政治家，却并没有放弃对天皇的崇拜。确实，要人们放弃原有的崇拜对象并不容易，他人也不可以强求。这并不是一纸宣言就可以搞定的，其根本还在于人心的明白。所以日本的政治运作其实并不好。日本的政治人物多有家族从政传统，具有相当的社会政治垄断性；政治腐化也很突出，日本的黑金政治是全球闻名的。这在很大程度上，与日本社会错误的主流崇拜，以及它的所谓现代政治体系在当年是被勉强建立起来的有关，这样的社会治理体制并不完全适合日本社会，所以运作起来的问题也很多。然而有总比没有好，至少比起全社会都听命于一人要好得多。同时，外部世界也在促进日本进步，日本自己也在不断地改变。所以，日本政治终归算是进入现代政治了。这比起许多国家还是走在前头了。
但是，一个人也好，一个民族也好，一个国家也好，一个社会也好，他们的新生，都一定是从自己的崇拜向着正确的崇拜对象转变开始。只是人们一定要知道那确实是正确的，而不是自以为是的。否则无论社会制度怎样变化，也都只是外在的变化。然而，历史的新生过程要经过多长时间，社会自己却决定不了。
作者:江宜清
中国报道周刊, 2011-12-24. | 添加评论 | No comment
原文地址 日本明治维新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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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15日中午，日本天皇的“停战诏书”正式播发，宣布无条件投降。同一天，蒋介石亲临重庆中央广播电台，面对着麦克风，发表了《抗战胜利对全国军民及全世界人士广播演说》。蒋介石指出，我中國同胞们须知“不念旧恶”及“与人为善”，为我民族传统至高至贵的德性。我们一贯声言，只认日本黩武的军阀为敌，不以日本的人民为敌。
这篇讲话是蒋介石亲自起草的，可以说是他的肺腑之言。这个讲话后来被日本媒体称为蒋介石的“以德报怨”演讲，蒋在二战以后的对日政策，特別是放弃战争索赔，也都统统被称为“以德报怨”政策。
蒋介石日记的这个罐头被打开，里面是“空”的，根本没有“以德报怨”这四个字。
其实，蒋介石在广播讲话里，并沒有直接使用“以德报怨”这一词语。根据当天他的日记，放弃战争索赔，不是蒋介石“以德报怨”政策的一部分。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国民政府就开始为战后索赔做准备。抗战胜利后，紧接着国共忙于內战，由于国民黨军队节节败退，美国逐渐对国民政府失去信心，最终在1949年8月5日发表白皮书，将国民黨在大陆失败的责任，全部推到蒋介石和国民政府身上。
中日恩怨
一位研究捷克人文的学者认为，捷克民族是最容易投降的民族。无论在一战的时候，还是在二战的时候，捷克总共不也就这么几百万的青壮年男人、十几万军人，派去打仗都牺牲了，捷克就没有种子了。留得种子在、保存捷克文化，捷克民族就存在。存在就可以发展，发展就可以壮大。真正具有“占领”意义的武器是文化，而不是军队。他甚至断言，若日本侵略中國成功，也许今日的日本已经不是日本，而是中國。只要土地在、种子在、文化在，侵占不可怕，弄不好你日本就被我们中國人、中國文化同化了。
这位文化工作者的观点很有趣，不过，放在政治学、社会学、法学里头，根本无法站住脚。因为他忽视了行政“一刀切”以后的文化现象，比如强制教育。两个简单例子：一个是大陆人1956年以后使用简体字；另一个，1928年以后的土耳其人，以“国际”拉丁字母取代此前的阿拉伯字母。
如果日本侵略中國成功，今日的中國人恐怕已经不讲中文，都讲日语了。
余英时教授认为，中國之所以没有完成现代化的任务，最根本的原因是被日本人耽误。第一次是甲午战争中國的失败，第二次是抗战的耽误。在日本侵华战争中，日本侵略者对中國人展开了最凶残的屠殺，对中國的物质财富进行了疯狂的掠夺与破坏，对中國文化遗产进行了罕见的摧残与毁灭，大大地延缓了中國社会现代化的进程。
中日两国隔海相望，相互交往超过2000年。直至19世纪中叶，中日两国一直在以华夏文明为中心的东亚政治、经济、文化圈内长期共存、交流和发展。如果没有19世纪中叶的“西方的冲击”，中日两国的传统社会形态，及其发展进程，还将维持一定的历史时期。
清朝在鸦片战争中被英国人打败后，日本在为之震惊之余，迅速决定掉转船头，改学西方，而中國则迟迟未能作出这一转变。
日本在古代 2000年间，始终处于先进的大陆文化的边缘地位，形成了虚心学习外来先进文明的传统。曾长期学习中國文化的日本，在“西方的冲击”面前，没有中國人那样沉重的文化包袱和心理抵抗，得以迅速确立了“向西方学习”的观念和体制。日本人不因顾到空虚的面子，而拒绝模仿外国文化的事物。保全面子的要求，阻挡不住日本人模仿外国文化的要求。这是对现代化有利的心理条件。
所以，日本通过明治维新走上了“富国强兵”之路，跻身世界强国之列。
日本元素
大学同学、日语班班长，现在日本东京当教授，几次到寒舍雅会，他每次到德国，似乎有一种“回家”的感觉。他：“日本人对德国人佩服得五体投地！”我：“相反啦，德国人对日本人佩服得五体投地！”
日本人和德国人的确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打开德国和日本的历史地理教科书，都是在灌输一种“居安思危”：我们的土地面积狭小，资源缺乏，我们需要比别人更多的努力，才能获得一样的成功。
德国人和日本人希望做到“为知己者死”，他们至少有两样东西，是世人无法超越的，第一是读书求知。
国际图书协会每年公布的读书购书状况，中國大陆总是排名第一百名以后，富有的台湾、香港、新加坡也不先进。每年的第一名第二名总是由德国日本轮流坐庄。难怪德国人和日本人，在自然资源这么贫乏的情况下，也能成为世界经济强国。原来，人家读书长知识，有知识科技就发达，科技发达，国家民族就强大。
根据德国书商和出版商协会最新的数字显示，三分之一的德国人认为自己读书很多，平均每人每年至少读十八本书，每四人当中就有一人藏书200至500 本，14% 的德国人家庭拥有自己的“图书馆”。
第二是“呆板认真”。德国媒体报道，日本灾区民众仍然坚持垃圾分类，我读后感触良多。地震灾区，满地垃圾，而灾民丢垃圾时，仍然坚持分类，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公民文化？
我们一起来阅读，《朝鲜日报》驻日记者鲜于钲的现场报道。他说，从千叶到仙台的400公里公路，尽是挂着仙台牌照的汽车长龙，是归心似箭，要回乡寻找消息，担忧断绝家人的行列。但没有一辆车子插队，或超速行驶。他们依然保持沉着和循序。否则汽车一旦扎堆，整个道路就会瘫痪。
记者体验的是东北受灾最严重的地区。大部分加油站都已停业。由于炼油厂储油罐爆炸，加上交通瘫痪，汽油运输中断。一些还剩有汽油的加油站外，汽车排起了两三百米的长队。等加油需要一两个小时，一次只能加10公升或2000日元的汽油，等待加油的汽车，就只能像传送带般移动。但没有一辆车插队，也没有看到要求“多加点”的人。需要更多汽油的人，须前往其他加油站，再排一两小时的队。不仅是加油站，在限量供应饮用水的学校、限量出售矿泉水的超市、限时开放的厕所等等，随处可见排起数百米长队的人群。
德国人和日本人，“排队”成了一种文化，他们“为悦己者容”，排队就是为社会打扮。在德国和日本，人们早就有了共识：排队就有收获，排队等于希望。这是守秩序的前提，也是诚信的表现。人类经验证明，排队是公民社会的好习惯，也是自救的最有效办法。当然，这必须有个前提，就是有互信的基础。
不论是国家与公民，社会与个人，个人与个人之间，只要有互信的默契，社会就能井然有序，处变不惊，即使是遭遇天然灾祸，最终都能化险为夷。内存“互信元素”，外表终归会恢复健康。
作者:谢盛友
中国报道周刊, 2011-03-28. | 添加评论 | No comment
原文地址 “以德报怨”话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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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让我想起了发生在十年前的一件事。我那时候在上高中，负责班里的后黑板板报的更新工作。在美国发生了911事件后，我在后面写了一句话，具体是什么忘记了，大概就是希望平民不再遭受此类灾难，并希望美国人民度过难关之类的话。这次板报在班里引起了一些不大的争议，有些人不同意我的话，认为美国人是活该，不过大多数人对这件事情基本无视。对于后者而言，911事件对他们最大的影响是高考时事政治可能会出的题目。对这件事，我很庆幸，在自己还极端不成熟的时候，没有和脑残民族主义站在一起。
今天，十年前那一幕似乎又再次发生。当一个和中國有着复杂关系的国家面临灾难时，中國人总是能表现出千姿百态的模样。仇恨也罢，同情也罢，事不关己也罢，可又有几个人能够做到真正地思考？
我想就这件事说几句话。
第一句想说的话，世界上没有没来由的仇恨。
日本人和中國人，虽然是近邻，但却完全不同。日本是单一民族国家，生活在一个岛国之上，日本人给人的感觉是天生便有着强烈的危机感，做事谨慎认真，为人礼貌谨小慎微，人情世故较为冷漠，但很勤奋很团结。
在大海的另一边，中國则完全是另一个样子，中华文化最大的特点就是包容，历史上有人说“崖山之后再无中國”，也有人说从唐代开始，纯粹的汉民族就不存在了。不管怎样，中华文化是历史上上古时期几大文明圈唯一一个流传至今的文化。中國人多，中國人重人情世故，中國最重要的问题是杂——千变万化的性格，永远窝里斗的传统，做事做人都并不十分严肃认真。中國人身上有一种很奇怪的矛盾，这个矛盾来自于四千多年的文化传承和十三世纪之后，尤其是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中期的外族入侵，所带来的强烈的自大和自卑。再之后，几十年如一日的历史教育不断为年轻人灌输屈辱和仇恨的观念，不断将武力和斗争定性为历史的主流和前进动力，使得中國人成为了一个独特的种族。一方面，他们仍然是柏杨老先生所定性的“天下最大的顺民”，可以因为拥有一碗饭和一盘棋而甘心接受压迫和剥削；另一方面，又没有哪个民族是如此的暴躁和易怒，互联网上因为一两件事而引发的大规模骂战，呼应着每年十几万起的群体性事件，都在印证着这个矛盾。
在日本地震这个事情上，中國人的矛盾再一次体现的淋漓尽致。尽管主流媒体都在以悲剧的腔调报道这一事件，尽管理性的知识分子们一遍又一遍的利用文章和微博来呼吁人性，但仍然有无数的中國人在互联网上为日本遭受的灾难而欢呼雀跃。他们利用修改后的签名和状态抒发着内心的愉悦，在别人默哀的帖子下面写下“日本人是邪恶的民族”，还在灾难的视频前写下“老天开眼”之类的话。
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没来由的爱，绝无没来由的恨。
事实上，在1931年9月18日以前，中國人和日本人的关系还是不错的。尤其在更早以前的历史上，日本一直视中华文明为其榜样。直到今天，日本列岛作为中华文化圈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仍然保留着相当多（甚至好于中國）的中华烙印。
中國人对日本的仇恨有着最直接的来源，那就是1931年至1945年这十几年的侵略史。日本军队在中國所犯下的暴行，是中國历史上永远无法抹去的创伤。这一点，没有人可以否认。但是，这种被侵略的耻辱，可能并非导致中國人今日之仇恨的最大来源。中國人对日本的仇恨在几十年里连绵不绝，在时间面前毫不褪色，甚至历久弥新，这其实并不符合中國人健忘的特征。显然，在历史问题之下，隐藏着更多不那么明显，但却更加重要的因素，那些为日本受灾而欢呼的声音，正是这些因素交织在现实之中的投影。
首先，地大物博历史悠久的中國，长期俯视着他身边的小邻居们。天朝上国这样自大的封建观念其实一直停留在我们心里。我们可以接受被西方列强欺负的事实，但周围的小国们，诸如朝鲜、越南，包括日本在内，倘若对我们做出任何不敬之事，便会引起轩然大波。而被日本侵略的历史，和战后日本发达的经济一样，都是中國人心中抹不去的阴影，时刻敲打着我们那颗名叫“大国”的脆弱心脏。
还有，在统治者为其统治寻求合法性的过程中，隔着一条浅海的日本和另一些中國人，无疑成为现成的靶子，被年年宣讲，日日重提。倘若没有他们为中國人带来的灾难，也便无法体现现实的“幸福生活”了。
本来，中國人就没有基督教国家宽容仁爱的传统观念，喜欢一报还一报似的“英雄气概”。柏杨说过，“中國人打一架可以是三代都报不完的仇恨”，更何况几十年被侵略的历史乎？再加之被利用转移视线的民族主义情绪，被片面宣传蒙蔽的人们当然会认定，只要反对这个叫做“日本”的东西，那就可以称得上“爱国”了！
多么简单，不需要任何代价——不需要獨立思考，不需要上战场卖命，不需要努力学习发展经济，只要坐在电脑前面大骂日本人，只要上街砸一些日本车，就可以成为“爱国青年”。如此廉价的爱国，难怪有些人会对它趋之若鹜。
今天在网上为日本人受灾而欢呼的那些人，其实是很可怜的，他们以为自己爱着什么，其实只是一厢情愿的单相思罢了。这些看似挺有道理的仇恨，并不足以成为幸灾乐祸的论据，但言之凿凿的那些话语，似乎还挺理直气壮。
第二句话，“人性”什么的，最讨厌了。
人性，这个话题原本属于哲学范畴，不过现在拿出来讲，也的确是恰如其分。没有什么比灾难更考验人性了，即便是别人的灾难，也能在自己身上照射出或长或短的影子。
面对日本的地震和海啸，那些单纯的仇恨者表现还好，他们捍卫了自己鲜明的立场，作为旁观者，我大可以无视他们的存在，图个清静。但有些人，甚至可以说，大部分人，他们都在这个时候显得很纠结。心底里，他们觉得自己应该恪守“人性”的底线，认为幸灾乐祸是不对的，但长期教育又使他们形成了日本不好的固有观念，因此，他们的观点极近缠绵。
比如，有些人说他对的仇恨来自于日本的侵略和日本人滥杀鲸鱼和海豚，除了那些军国主义者和捕杀动物者，他都为之祈祷。还有人说，日本天皇最好震死，靖国神社最好震塌，但希望老百姓都能平安。还有的人对日本AV女优和漫画作家的关注超出常人，但对其他则一概无视，仿佛日本的苍井空和尾田荣一郎是他的亲人一样。
在这里插一句题外话，从最后一种观点看来，我不得不佩服日本文化的软实力。很多人可能不愿意承认，事实上日本的灾难对中國的宅男是一个重大的打击，而据我观察，这种宅男在中國年青一代占据了大半江山，绝不是什么小众群体。
以以上的几种人为代表，可以看出，中國人在了解“人性”的道路上还有漫漫长路要走。这些自认为很有道理的观点，其实无非是一些狭隘人性观的典型代表。这种把历史等同于现实，把片面等同于全面，把个人好恶等同于人类情怀的狭隘观念，不仅为他人，也为他们自己带来了极大的矛盾和痛苦。
这些人可悲地活在自己认为真实的世界里，不肯或者没有条件睁开双眼看看世界原本的模样。不仅如此，他们还时常为自己心里坚持的那些“人性光辉”，而把自己感动的一塌糊涂。在我看来，他们的纠结甚至不如简单的仇恨者来的可爱，不如事不关己者来的单纯。但是他们还有前进的空间，只要学会观察和獨立思考。
有的时候，狭隘的人性和狭隘的民族主义一样，真是十分讨厌的东西。
第三句话，与其掉泪，不如动手。
在面对地震和海啸时，日本人加藤嘉一的母亲，一个普通的老太太说：“发生地震再正常不过，我们没有资格把它说成天灾。自然给人类赋予的恩惠太多，太多……重要的是尽量预防，减少灾后的损害。政府、媒体、国民都要全力配合，保持稳重。国民还是冷静的，不会引发什么动乱。东北地方的亲戚也没事，你不用担心。对了，四川怎么样？我更担心那边。日本政府应该好好把帐篷等物品提供给他们，参加救援……”
我们惊讶于日本人的淡定，日本人的素质，日本社会的井然有序和日本为灾害做出的大量预防工作。如果我们仅仅只能做到惊讶和羡慕，那就错过了进步的机会。在汶川和玉树发生了地震之后，很多中國人都被灾难中的人或事感动得掉泪。很多人也在那么一段特定的时间里，为建筑质量、地震预防预报和救灾困难而感到愤怒。但很快，随着几个“哀悼日”的离去，生活再次步入正轨，周而复始，一年一年。
龙应台在《野火集》里，用看似温柔的语言劈头盖脸地拷问了中國人一番。她最先说的话，就是“中國人，你为什么不生气？”日本人的淡定，是因为他们为灾难做了最充足的准备，他们没什么可抱怨的。而我们在面对灾难时的不淡定，则是因为我们平时太过淡定。
日本是一个地震多发的国家，中國同样也是。国土资源部的报告称，中國有23个省会城市和三分之二的百万人口大城市坐落于地震高烈度区域。地震离我们并不遥远，二十世纪的几次最大地震都不是发生在中國，但几次伤亡最多的地震却都写着中國的地名。但我们为应对地震做了些什么？
有那么多“多难兴邦”式的感动，不如多做些工作，让更多的人在灾难面前可以有生还的可能。我们应该拍着自己的胸脯，问一下龙应台二十多年前问过的问题——中國人，你为什么不生气？
你为什么在面对建筑质量有明显问题的教学楼时，一点也不生气？你为什么在面对“让领导先走”的语言时，一点也不生气？你为什么在面对砖家叫兽的一派胡言时，一点也不生气？……
与其常年被感动，不如今日动动手，因为谁也不知道下一次灾难，会不会就发生在自己的身上。
作者:骆驼
中国报道周刊, 2011-03-25. | 添加评论 | 4 comments
原文地址 对日本地震想说的一些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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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难面前，人类一体。但我还是遗憾地看到，在网上（包括我的博客上），有些同胞表现出了幸灾乐祸。这种不应该的情绪当年也投射在美国“911”惨剧上。
这种情绪实则是“仇恨教育”的后果。日本曾经侵略过中國，美国对中國保持着警惕，这些都是事实。但是在不忘历史的同时，我们也应看到日本战后60年来官方对于当年侵华战争的反醒，而美国政府更是积极推动中國融入世界帮助中國改革开放。
具体到民间，我们更应该抛弃国家之间的恩怨情仇，怀着“人类一体，休戚与共”的心态去和世界人民友好交往。我曾游历欧美等国，深深感受到在人性上，无论东西，不分国界，都差不多，都向往自由和幸福。
这些亲身经历使我意识到，从小接受的“仇恨教育”是多么的不合时宜了，在这个地球村时代，国别越来越模糊，同为人类，应该相爱而不是相憎，更不能刀剑相向。基于此，我不仅关切国内同胞的人權，也关切千里之外的同类的人權。在我看来，不管是哪个国家的执政者，只要其对人民实行暴政，就丧失了以国家主权庇护自己的权利，全世界可以共讨之！
因此，发轫于突尼斯的“茉莉花革命”，以及随后引发的阿拉伯世界的连续震荡，在我这个中國人眼里，并非局外事。作为人类的一员，我对事态的发展始终保持密切关注。批评穆巴拉克的恋栈，声讨卡扎菲的暴政，是我应该做的份内之事。我认为，“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原则已落后于时代发展，宜做出重大调整，应强调人權高于主权！
从前些天联合国安理会针对利比亚的制裁决议案上，我欣慰地看到共识在达成。不少网友也说，中國政府这次顺应了民意，站到了历史正确的一方。卡扎菲铁腕统治利比亚40年，面对民众的抗议，不思己过做出让步，反而使用强力予以鎮壓，导致成百上千民众死于非命。此等暴行，严重侵犯人權，涉嫌反人类罪，已成人类公敌。
法国已第一个站出来承认利比亚反对派组织成立的全国委员会，欧盟其他国家也会相继跟上。我再次预言，不出多长时间，针对卡扎菲的国际行动就会展开，卡扎菲的垮台指日可待！
我知道，有些人不会认同我的观点的。那些“中國不是中东”的声嘶力竭的叫嚣，实质是“冷战思维”在作祟，还在进行“仇恨”和“阴谋”观的教育和传播。他们看不到，或者假装看不到此次阿拉伯革命，起因均是国内民众对执政者的强烈不满，并非“外国势力的阴谋和煽动”（连西方“带头大哥”美国开始都不知所措，后来才缓过神），更不存在所谓的“带路黨”一说。
他们这样做，其实也是公开背离导师馬克思的教导：事物的发展由内因决定，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
讳疾就医，并不能改变现状，只会使状况进一步恶化下去，以致不可挽救。先人的哲言，实在值得某些人好好反省。不要再逆时代发展，强调“中國特色”否定“普世价值”了，“五不”绝不是自己单方面说出来就可算数的。
还是那句话：违背人性的东西不会长久！即如卡扎菲的垮台，就是必然。
作者:章文
中国报道周刊, 2011-03-14. | 添加评论 | 14 comments
原文地址 告别“仇恨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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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在上个月不知从何种渠道传出的一封所谓刘霞致友人的公开信中，刘霞邀请一些朋友赴奥斯陆参加12月10日的诺贝尔和平奖颁奖式，并罗列了大约 145名左右的名单（多为学者、作家、维权律师及维权人士），这成了一连串中國人出境受阻事件的导火索。如果说，贺卫方、郝建、莫少平等人因其名字赫然在列，被阻止出境还算“顺理成章”的话，那么卢跃刚夫人和丁东之子被阻止出境，则实属株连。丁东、邢小群因此事在致胡錦濤、溫家寶的公开信中指出：“中國古代有株连九族的專制传统。文革中又流行过‘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改革开放以后，这种逻辑已被否定。今天一些部门不惜重拾株连之法，实属历史倒退。”
另据国内媒体报道，国家海关总署今年颁布的第54号公告，规定自8月1日起，入境居民旅客携带超出5000元人民币的个人自用物品，经海关审核确属自用的，海关对超出部分征税；对不可分割的单件物品，全额征税。据悉，该措施主要针对从国外购买的iPad产品，一台iPad要征1000元的税。对此，国家商务部向海关总署发出质询函，认为中國加入WTO后的重要承诺之一就是对各类计算机实施零关税，海关向iPad征收1000元进口税与WTO规则不一致，20%的税率过高，iPad完税价格被高估。该规定出台后，迅速在社会上“发酵”，尤其在海外留学、访学人员群体中反应强烈。有留学生说，5000元的个人自用物品上限过于苛刻，完全无视客观现实性，因为两个手提箱就要2000元以上。如果硬按此规定严格执行的话，以后回国将不得不用塑料袋托运行李；iPad就地处理，手机、电脑、MP4和相机全扔掉，然后——“裸奔”通关。非如此，则难以实现海关总署规定的硬指标。
与此同时，作为钓鱼岛撞船事件发生后中國对日反制措施的一环，稀土禁运成为中方对日所打的头一张重牌，且禁运对象从“始作俑者”的日本，扩大至美国和欧洲，引起西方的恐慌。凡此种种，给国人和国际一种强烈的暗示：所谓三十年河东河西，随着改革开放三十周年话语效应的退潮，情随景迁，“改革开放”已成 “过去时”。而就在曾几何时的改革开放即将迎来三十二周年之际，中國的国门即将关上，国家已不复是“开放”国家。
两年前，在围绕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的众多回顾、检讨、反思中，令笔者深以为然者，是一位上海学者的看法。他认为过去的三十年，与其说是“改革开放”的三十年，不如说是“开放改革”的三十年，因为我国改革在历次重要关头，都是以开放为先导的。正如到目前为止的中國经济是出口型经济一样，我国的改革也是靠开放主导、拉动的。而开放的“第一动力”，其实来自东邻日本。
1978年8月，在第三次复出、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并主持中央工作的鄧小平主导下，难产六年之久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终于在北京签署。两个月后，他前往东京，出席和约批准书交换仪式。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國领导人对日本的首次正式访问。日方高度重视，给予了事实上的国家元首规格的接待。在日本，邓做了“欢迎工业发达的国家，特别是日本产业界的朋友们对中國的现代化进行合作，这也将加深两国政治关系”的表态，像“起爆剂”一样，日政、财两届为之震动。
在邓访日行程中，有一个后来被反复提及的耐人寻味的细节。10月26日，一行人从东京出发，乘“光”号新干线列车前往日本历史文化名城京都访问。日本记者请他谈谈乘坐新干线的感受。他触景生情，一语双关地答道：“很快，快得像风，就像推着我们跑一样，我们现在很需要跑！”
后来发生的一系列实事表明，此次对日本的国事访问，如果不是催生了邓始终念兹在兹的“中國版”现代化构想出台的契机的话，至少构成了使其具体化、可操作化的直接动因之一：从日本回国仅一个半月，12月18日，邓即主持召开了被称为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从政治上清算了 “凡是派”，正式打出了“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政治路线。
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正因为在日本受到的刺激和“洗脑”，先是促成了邓自身从黨内“开明派”向现代化“总设计师”的转型，进而启动了中國20世纪最后一次，也是最重要一次战略转型。从那之后，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日本”即为国人心中“现代化”的代名词。随着中國改革开放进程的深入，中日关系也迎来了战后第一个“蜜月”期。1984年，受胡耀邦總書記邀请，3000名日本青年访华，为“蜜月”的高潮。
首先打破“蜜月”酣梦的，是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于1985年8月对供奉着甲级战犯灵位的靖国神社的公职参拜。而中曾根之所以这样做，应该说并不是出于其所谓“右翼鹰派”的保守主义立场，或与华为敌的思维定势，而是日本国内政治形势使然。而他后来回应中共方面请求，从翌年起停止参拜，恰恰反证了其不折不扣的亲中立场。据其在日本出版的回忆录《自省录——作为历史法庭的被告》中透露，令他作出停止参拜决断的，“除了对（日本）国内外的情势做出的伶俐判断之外，一个决定性的要因是意识到胡耀邦也许会因我的参拜而遭弹劾下台的危险”：
受中曾根个人之托，借商务访华之机，负有顺便打探“中方在靖国参拜问题上的真意”之责的日本“新日铁”公司前社长稻山嘉宽临回国前一天，清晨6点，时任书记处书记的谷牧、副总理万里两位“开明派”，“面带紧张神情来到了他下榻的酒店”，“……（靖国参拜问题）将给中國的内政带来巨大影响，会陷耀邦總書記和我等于非常困难的境地。请务必向中曾根首相转达停止参拜的希求。”正是出于对与其私交甚笃的胡耀邦为首的中共“开明派”的支持，中曾根做出了中止参拜的决断。事实上，作为保守派政治家，中曾根也为这个决定付出了代价：1986年8月，因其没有继续参拜靖国神社，首相官邸收到了寄自“赤报队”等极端右翼团体的子弹。
中曾根之所以不惜政治代价挺胡，显然是意识到胡已成中共保守派的攻击目标。如果胡被迫失足、保守派卷土重来的话，不但将葬送“半吊子”的中國改革，对日本和世界也没有半点好处。尽管如此，中曾根的良苦用心仍然未能“挽狂澜于既倒”：胡旋即被“老同志”集团搬倒，其余势还引发了“反精神污染”运动及 “八六學潮”。
至此，现代中日关系史上仅有的一段“蜜月”被打上了休止符。但日本自始至终没对中國的改革说过一个“不”字，并用行动证明了这一点。肇始于1979 年、历经日本二十余任内阁、总额高达3.3万亿日元（折合人民币约为1649亿元）的日本“政府开发援助”（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简称ODA），可以说全方位见证了两国关系从高歌“友好”的“蜜月期”，到各自进行战略调整、重新定位的“调整期”的整个过程，对中國改革开放事业可谓功莫大焉。
尤其在1989年“六。四”之后，中共经历了最可怕的合法性危机，在相当程度上靠吸引外资才好容易构建起来的开放经济体系濒临崩溃。而日本在西方国家中，率先宣布解除对华经济制裁，再一次为中國经济注射了强心剂。对此，中共相当感恩，作为回报，90年代初曾邀请天皇夫妇访华，这在当时被国际社会看作是中日全面和解，一个崭新的、面向21世纪的“战后”时代大幕开启的信号。回过头来看，日本所为，动机很单纯：除了其实用主义、无视道义立场的“经济动物”的一面，更主要的，恐怕还是想通过此举，促成中國向国际社会的回归，彻底斩断中國国内保守派清算改革、杀回马枪的借口，从而使中國“将改革进行到底”，以期从更长的时间轴上有利于日本的“国益”。
从某种意义上说，日本的期待并未落空，经济起飞的中國，反过来又成为日本的机遇。两国经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高度互补的现状，在强化“战略互惠” 的同时，应该说也为中日关系在21世纪的进一步发展夯实了基础。因此，即使在中日关系遭遇巨大挫折的小泉内阁时期，尽管出现了所谓“政冷经热”的结构性失调，但两国却生意照做，日本和国际主流舆也都把相当一部分关注的焦点放在“经热”上，“政冷”问题并未完全遮住舆论“向前看”的视野。而中國也以自身的表现，以北京奥运的华丽盛宴，向国际社会展现了“将开放进行到底”的姿态，事实上也挣得了一份差强人意的国家软实力。
回顾改革开放32年的历程，我们可以看到，中國迄今为止的全部受益，几乎全来自开放，甚至改革本身，也是开放的结果；而保住改革成果，并使其最大化之关键，是持续开放。北京奥运之后，一方面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经济出现萧条，另一方面遭遇了地震等自然灾害，内部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乃至出现了改革停滞，甚至倒退的局面——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所有这些问题，都应视为改革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其解决要靠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尤其是适时启动政治体制改革来解决，而不是走回头路，更不能伤及开放。
而近来对一些国内、国际事件的过激反应，已然给国际社会造成了不仅改革倒退，且开放已到尽头、国门即将关上的负面印象，很大程度上抵消了靠北京奥运等国家形象工程积累的软实力。更有甚者，甚至会损害到目前为止自由、宽松的国际贸易环境，从根本上制约下一阶段的经济发展，从而葬送改革开放的成果。这关系到每一个国民的切身利益。对此，所有国民，特别是政、财两界精英和知识分子，当保持充分的警觉。
《纵览中國》首发 http://www.chinainperspective.com/ArtShow.aspx?AID=8934
作者:刘柠
中国报道周刊, 2010-11-17. | 添加评论 | No comment
原文地址 中国还是“开放”国家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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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的疯狂之所以成为了疯狂的时代，就在于谎言千边成真理，中國的老百姓被灌输了太多的谎言，而中國的百姓向来缺乏自主的判断力，活着的中國人几乎都是虔诚的受众，只要感染上相当数量的非理性激励，情绪化思维就会膨胀起来，“爱国”热情大为激发，爱国捆绑爱黨，再捆绑上爱领袖。或倒因为果曰：圣人崇拜，三忠于四无限，爱屋及乌，再爱黨爱国。黨国复将受激化的民意劫持住，绑架上階級斗争的战车，于是乎，在“集体主义”道德“无产階級”化的善行至上表象中，将本土的个人罪行、黨派的恶行深深地掩盖起来。（莱？尼布尔：“群体不道德”）
时过境迁，风水轮回。天地之颠倒，拨乱须返正。四十多年已过去，文革时代所谓的“东风压倒西风”，到了今天该重新阐释了。
我们知道，八、九月份，对于中國东部沿海地区而言，是台风高发季节，在台风来临快要侵袭大陆的时刻，中國的东部沿海劲吹的都是东北风。在地理上，韩国位于中國的东方，日本又处于韩国的东方，任何参加演习的美军大都从位于日本和韩国的基地出发，这些东北亚基地背后还有关岛、中途岛、夏威夷等更加遥远东方的军事基地作后盾。所以说，每当美韩二国，或加上日本的三国进行的联合军事演习，针对于西边的中國必定有着相当大的威慑压力，这应该算是吹“东风”吧！“风”的形成原理就是空气从气压高的地方流向气压低的地方，美韩日三国加在一起的总体军事实力远在中國和朝鲜二国之上，由此构成硬实力“压力”；至于文化时尚方面，从韩国、日本飘来的东方“韩流”、“日流”，就更不在话下了，反过来，在韩日两国，倒是没有听说过什么“汉流”、“中國流”的“西风”飘来。至于政治自由等软实力世界排名，韩日远胜于中國数个档次。
近日里，中國人又一次听到了“战鼓擂”！9月初韩国和美国联合宣布，又要在黄海进行新的一轮联合军事演习，届时日本也将出动军力助阵。在紧锣密鼓的雷鸣声中，9月9日美国国防部证实，航空母舰华盛顿号也将要加入到10月份的演习中来，这不啻是对中共政权嘲讽。因为前一段时间中共多次放出声音，说是美国海军欲投入参与演习的航母给中國的东风导弹“吓跑了”。
上文已作了分析，现时期的“风向”应是从东北亚地区吹向中國的，而不是从中國起源，吹向东西方两边的自由世界的。然则换一场景，中共军方现今宣称，中國拥有“东风”这个家伙，即远程导弹的反威慑力量。但是这个武器系统恰如所凭借的名称那样，只是从过去年代以来所因袭使用的守旧名词，且已显得为档次落后的打击手段，而不是什么时新、强劲的“东风”了，构不成对美国航母有真正威胁。
据美国智库列克星敦研究所的专家汤姆森博士说，“中國至今为止，还没有进行过实际意义上的常规武器弹道导弹的实弹测试。更重要的是，人民解放軍没有有效的手段能够侦测到在大海中活动美军航母特混群。侦测不到对手，那么导弹瞄准谁攻击呢？”反过来，美国海军有太多的手段可以用来否决中國的反舰能力。因此，汤姆森总结说：“那些用东风导弹来危言耸听的人，是对美国的军事战备了解不深。”
“当然，假如真的一艘航母被击沉了，这将对美国民众的心理造成沉重打击，但是美国的回应必将会是暴烈的，中共当局很快会后悔莫及：中國外汇储备一万亿美元的价值会在一夜之间消失，中國进入世界上最富有的出口市场也将终止。中國的互联网络将在很大程度上停止运作。中國海上的补给线，从波斯湾石油到澳大利亚的矿产将被切断。这些还只是在炸弹落到中國领土之前的序曲。因此，虽然我们不可以绝对保证中國的领导人不会有朝一日做出攻击美国航母的愚蠢决定，当我们可以非常确定的是，他们将很快意识到他们犯了一个大错误。”
中國的宣传教育喜欢引用馬克思的名言：“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的东西只能用物质的东西来摧毁。”这是其唯物主义的一贯思路，用在军事思想上，它只是表明，军事对抗的胜负在人的感官上能直接显现出物质层面状况的只能是依靠双方军事力量的强弱对比来决定的规律，但是我还得说，军事实力较量表层的背后所较劲的还是在于全面的文明对抗，尤其是在当今信息化时代，战争已经成为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支撑着前线作战部队的背后有着广泛的文化和制度等软实力因素。在这个意义上，现今我们谈论的“东风吹”还是如极左年代所声张的一样，蕴含在价值层面上，首先是意识形态上的较量。当然，极左时期鼓吹的“东风”，尽管是妖风，妖孽歪理十足，却是非常强劲而蛊惑人心的。君不见1968年西方世界的学生造反运动？其时，还有不少的西方大牌知识分子来到北京“朝圣”、“敬拜”，更有日本共產黨还高举毛澤東像、手捧红宝书组织大游行呢！所以，那时候中共擂起“战鼓”来，恰有“借东风”之意。
风向和风力是由大气层的压力差所推动决定的，人类中各自的威慑力是由对抗者的实力差距决定的，而这最终落实在人的功能性素质和能力之上。
古希腊神话中早就萌芽着“人是使用工具的动物”的思想，美国的全能天才富兰克林率先把人定义为：“制造工具的动物”。馬克思主义哲学也主张把制造工具和使用工具看作人的最基本的本性。的确，动物的生存不需任何工具，连搏斗也如此，单靠自身躯体和器官就行；而人，不仅生产劳作需要工具，文化创造需要工具，娱乐需要工具，就连打仗也离不开工具，即武器。
武器，当然是由人制造出来的，而不是上帝创造的，更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武器就如其他的各种工具一样，其先进落后与否直接、简直地体现出社会的发展状况和文明水平，由此进一步推论出该社会中武器制造者，乃至使用者主体素质的先进性与否。一般情况是，制造者的创造力强、科技素养高，劳动技能高、生产组织水平高、社会的经济和政治制度等发展程度高，文化发达，那么制造出的武器就先进。反之亦然。
反过来，关于战争中人的打仗能力的强弱与否，空洞、抽象地谈论无甚意义，唯有以其制造出武器的先进性与否，以及使用武器能力的强弱，才可论及人的先进落后与否。通常，武器的制造能力及使用能力总是与人的战斗素质密切相关的，用概率论和数理统计语言描述，两者之间存在着很大的相关系数。在哲学上讲，人若与自身使用的工具无甚关系，则人失去了本质特征。
可是在红色中國，统治者一贯要愚弄百姓，尤其要蒙蔽军人、欺骗士兵。说什么，军人打仗，武器的先进性与否是无关紧要的，唯有人才是重要的，似乎“用小米加步枪去战胜飞机大炮坦克”才是红色军队的本色传统。为了继承发扬之，宣称：单单凭借人自身的躯体和思想就能体现出真正的价值来，而红色中國的军人官兵思想观念恰恰是世上最好，階級斗争意识最强，路线觉悟最高，所以战斗力最强，“战无不胜”云云，以此来偷换概念，转移视线，掩盖住黨国自身在社会制度、文化思想、乃至人的主体素质等各个方面的落后状况，从而欺世盗名，“增强凝聚力”、“团结在黨的周围”。
打仗、战斗，就如人的其他社会实践活动，是主体施之于客体的过程，作为能动的人的主体性素质其重要性当然要超过被动的客体的武器。上述分析了，人的先进性程度是与武器的先进性程度高度相关联的大概率事件。诚然，这里还存在着相对少见的反例，即有些落后国家也同样可以搞到先进的武器，因为可以从别的先进国家进口得到，这样，就成为了由落后国家中的士兵来操作先进武器的状况，那么他们同先进国家打起仗来，获胜概率如何呢？
我在此举例说明。1895年（甲午年）的那场中日黄海大海战中，双方出动的军舰吨位总数是接近的，大清帝国的海军中有2艘从德国进口的重型装甲军舰，是在当时的亚洲号称最为先进，战斗力最强大；尽管日本已经推行明治维新，进行了资本主义的全面改革，脱亚入欧，政治面貌焕然一新，可当时日本国的综合国力还不及大清国，没有进口最先进的军舰。战斗结果是，大清海军的10艘军舰中被击沉了4艘，而日本海军的12艘军舰全部返航，掌握先进武器的中國惨败给武器相对落后的日本。
十九世纪末，华北的拳匪闹事。1900年，西方国家组织了“准联合国”部队——八国联军，出兵前来平定拳匪的暴亂，而大清国的官兵也助桀为虐，一道参与拳匪的暴行，灭绝“洋鬼子”。八国联军从渤海湾登陆大沽后，一路进发，直扑天津、北京，势不可挡。当时的清王朝已经历了几十年的洋务运动，拱卫京师的部队是晚清新式陆军武卫三军，装备优越，远超过了远涉重洋劳师而来的洋人部队。可就是再装备精良也无济于事，被八国联军打的一败涂地。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入侵中國东北三省，其时蒋介石预感到中日未来必有大战，乃未雨绸缪，图精励治，花费巨资购买全套的德国武器装备，聘请德国军事专家来华训练国军，为国军的精锐打造成德国式全副武装的最精锐之王牌师。可是在1932年和1937年的二次淞沪战争中，这些最精锐的德国式师在与装备相对落后的日本师团交上手时候，并不占据上风，未起到应有的王牌作用，反而每次参战都损兵折将，损失惨重，最终消耗殆尽，事倍功半。
以上这些例子证明了，战争决胜的最终因素确实还是人，在于国民素质的重要性，国民素质又是与社会制度和文明开化程度密切相关的，而不是中共所宣传的那种空泛的扭曲的“优越性”，典例如“最高指示”：“中國工人階級大公无私、领导一切”。实际上，近现代中國历史中对外战争的胜负常规就是：“东风压倒西风”，所谓“东风”，是指从中國的东方，即从海上来进犯中國大陆的武装力量。因为从海上泊来的力量都是属于海洋文明，标志着资本主义精神的工业文明，必定要比西部内陆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农业文明来得高级、先进、强盛。
但是，人的先进性落后性与否是一个“高价”的价值判断。人不如其他的各种客体，如物质性东西那样具有相当确定性的客观属性。因为被判断的客体——人，作为对手，同时又可作为判断的主体，反作用于对手的判断，从而在各自的判断中，互相牵涉相互干扰，呈现出相当大的主观性判断来。有社会经验的人都知道一个常识，凡是人的生理疾病都能够被病人接受，但往往就是心理的、精神的疾病很不容易被病人接受。我以为，人的素质状况当与人的本质属性的工具能力相挂钩时候，其客观性就比较明确了，这是一种可取的思路。
对于军事我是外行，但这并不等于说，我缺乏最基本的军事常识。所以，我还是有能力利用我的哲学素养，来审察一番，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军事上的胜负规律与社会文明水准的关系。为此，我将人类社会的战争史阶段，依照使用武器的类型，划分为三阶段：冷兵器、热兵器、信息化武器。
在冷兵器时代，人类武力的较量极大地是以短兵相接为特征的，这种场面的拼杀以体力，勇猛，凶狠，野性，刚强，坚忍等等生理能力为极大的基础，是以野兽般的人格素质要求实施其中；另一方面，又不像动物的肉搏格斗，冷兵器毕竟是工具，熟练地运用需要学习，高超地运用还得研究武艺，这就用得上人的智慧和灵性，进一步地，人类的战争又都是以高度组织化的形式集团作战，须策划谋略，须运筹帷幄，为此得大大运用智慧。根据拉马克的用进废退原理，人的智力和道德发达了，就会变得温文尔雅，体力和野性就会衰退，反之亦然。所以，冷兵器时代的战争既要运用动物般的本领，又要运用人的智慧本领，这两者必然呈负相关关系，所以战争的胜负与人类社会发展的状况及文明水平的关系相当混乱，规律很不明显。人类文明史越早，规律性就越差。
当人类战争进入了热兵器时代，战场上士兵的杀伤极大地是借助于以火药为助力，将子弹头或炸弹爆炸的碎弹片打入敌人人体。这种场景，野兽般的本领需求大为下降，而是作为工具意义的热兵器则显得重要性陡增，于是，武器越是先进的，往往越是能赢得胜利。而制造出先进武器，则是社会制度及文化等先进性的反映。在哲学意义上，人的制造和使用工具能力的增强，就是人逐步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过程，表现出人的主体性活动能力的释放，体现在两军相遇勇者胜的较量中，力量的提升。
当今世界已进入了信息化时代。上世纪80年代，美国战略学家克莱因曾推出他的“综合国力方程式”，那是属于前信息时代的产物，到了现今显得陈旧落伍了，因为有了信息技术，大大激化了知识创新所能转换成的强大的军事实力。
现时代的信息化战争是非接触的战争。在信息技术头号强国的美国军方看来，凡是战斗中需要“接触”的事情几乎都可以由武器——机器——工具来取而代之，留下来不能取代的事情，就是“思想”而已。人的本质体现在工具制造和使用上被凸显出来。
如果说人类以往制造的工具仅是人类四肢躯体和感觉器官的延伸，那么计算机是代替人脑进行信息加工的工具，则是大脑的延伸，几乎是接近于人的本质的直接体现，因为“人是有思想的芦苇”，而信息技术是处理知识的知识，是高价的知识，有助于人的思想。尽管计算机还不能“思想”，但是自从有了计算机并借助于信息技术，人的思想需求——创造性被大大地激发出来。人们普遍知道，电子信息产品的更新换代之频繁和快速，远在其他产品之上，就是如此缘由。
人的创造与自由，乃至思想，都是属于同一事物性质的不同形态，而处在不同的侧面和层面上。没有自由就没有创造，此话就好比，不让马儿吃饱草，怎让马儿跑得快？创造天赋的培育，须有自由的心灵来滋润和灌注，而中國的学生从小学开始，到初中、高中、再到大学，需要多少次的军训来禁锢心灵的自由？更不用提课堂上的种种个性自由压制，当一个已经长大了、毕业的学生（甭谈军校的学生了！），经历了数千上万次的“向左看齐”之后，就会习惯成自然，以为“向左看齐”就是唯一的“客观”方式，就是人生的“正道”了，却不知道世界上还有右边的更加精彩纷呈的图像。既然“自由”这词，在红色中國的集權主义价值体系里，一贯属于异端邪说，是敏感词汇，划入理论禁区，该打入冷宫，那么我们怎么可以去想象：红色中國还拥有什么样的创造力，从而研发出先进的武器，以此充实底气与头号自由主义大国——美国去军事对抗，去叫阵：“究竟谁怕谁”？
美国纽约2010-9-18
作者:施卫江
中国报道周刊, 2010-11-06. | 添加评论 | No comment
原文地址 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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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面对中國民间大规模的抗议示威怒潮，日本政府竟敢顶风挑衅，悍然宣布开采东海油气田，其气焰之嚣张，态度之横蛮，莫此为甚！其他如教科书事件、靖国神社事件，钓鱼岛事件，将台海纳入其防卫圈事件，安理会入常事件，……等等，其实都统统不过传递着一个讯息：惹了你中國又怎么样？
甲午战败，中國向日本赔款２。 ３亿两白银，折合为３。 ６５亿日元。此外还割地台湾、东北。可是二战胜利以后，国共两黨政府受困于内战结局的国际承认，都先后轻率地放弃了对日索赔。可这慷慨与宽宏所换来的竟是对手的拒绝认罪、极度轻蔑和公然挑衅。若再对比战后德国赔款８８０亿美元、首脑下跪忏悔和全民族的反省，这云泥之殊的反差，又怎能不让国人倍感窝囊，倍觉屈辱？！
日本人的傲慢、放肆、猖狂和挑衅，难道不是以我中华民族两百年来的自卑、自大、自缚和自乱为前提的？而这一切，都最终铸成了、甚至还在继续铸造着彼强我弱。而弱、就说不起硬话，弱，就要被人鄙视、弱，就得受制于人。请看如下一些数据：
日本以其仅有中國１/ ２５的国土，１/ １０的人口，创造出今天３万美元的人均产值，这是中國９００美元的３３倍（２００２年）。按ＷＢ于１９９５年的新计算法，中國的人均财富仅名列世界第１６２位，为世界人均水平的１/１３。
而每１美元产值的能耗，中國为日本的１２倍。２００３年中國贡献世界经济总量不到４％，而能源和材料的消耗却占到全球总量的１/ ３
日本文盲率为０；中國为１０% ，１。 ３亿，超过日本人口总和。日本１９０５年适龄儿童小学就学率就达９６% ；而中國１９９７年则仅为６５% .日本的教育经费近１０年一直保持在国家总预算的约８- ９% ，而中國则徘徊于２% .我国的教育经费，只相当于日本的１９２５年，这在当今世界１５１个国家中，名列第１４９，落后于许多非洲穷国。
日本的森林覆盖率高达６７% （世界平均为２２% ），且已禁止作商业性采伐，木材全靠进口；中國森林覆盖率为１２% ，且仍大肆采伐供出口，如日本的一次性筷子全来自中國。在全球１０个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中，中國占４个，日本为０。
约两百年前即１８００年，中國ＧＤＰ是世界第一，占当时全球总量的３３% ，１９００年降为６。 ２% ，１９５５年降为４。 ７% ，１９９７年降为３。５% .在１９１３年，中國经济总量是日本的３倍，而到１９９５年日本则为中國的８。 ５倍。
２００４年全球贪污/ 清廉指数，在１４６个国家中，中國排在第７１位，日本则为第２１。这里还不包括我国每年天文数字般的决策失误和公款吃喝的浪费数据。
另外，日本是亚洲媒体自由度最高的国家，而中國则在１９３个国家中排名第１７３。
由此应当不难得出结论，我们中國人弱在哪里了。
直到前清，日本还不过被视为东夷海盗，疥癣之疾。日本文化，则不过是华夏汉唐文明的一个分支。既然我们中國人不懒不笨，那他日本人凭什么能后来居上？
凭什么？凭励精图治，凭优胜劣汰的制度优势。我们中國人这二百年来弱就弱在制度，输也就输在政治制度上。
当年，正当日本洞开大门迎接西学的时候，我们却来个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正当日本全民勒紧裤带追求船坚炮利的时候，我们却全国上下在把玩着鸦片烟枪。而今天，日本有哪一个政府官员敢用公款赌博和公款嫖妓或腐败曝光后执政黨敢不谢罪下台？而我们的贪官污吏则如雨后春笋，前仆后继。在今天这个信息时代，在这个谁站在信息科技之巅就站在全球之巅的时代，彼方是信息无障碍地交流、碰撞、激励和竞争，而我方则是绞尽脑汁地封网、过滤、钳制和内耗；彼方是最大限度地调动和激发全民族的创造力，而我方则是最大限度地将民间思想火花扑灭于萌芽之中。这彼我双方两种截然不同的人文社会体制，难道不最终都会反映到国民的综合素质上？难道不最终都会落脚到综合国力上？那种认为只要西方技术，只需引进硬件就行，那种将先进技术与产生这种技术的先进人文环境分离的思维，从当年的 “洋务运动”到今天的“改革开放”，已经一次又一次地被证明是一条将中华民族引向自甘落后、自取其辱之路，可今天却还是有人要硬着头皮继续走。
古人云：欲人尊我，必先自尊，欲人重我，必先自重。所以，我们要日本人不敢轻侮我们，首当其冲的是我们自己要自尊自强！既然世界各民族国力的较量，归根结底是政治制度的较量，既然政治制度的落后，归根结底要落脚到经济效益上，那么，我们今天就再不能坐视我们的政治制度再继续停滞落后下去了。因此，在这个日本右翼竟敢放肆向我们挑衅的时刻，在这个百年国耻远未过去的民族危难之秋，我们呼吁：
第一、全体国民，上上下下，都一道来反思导致中國落后、受日本人轻侮的深层原因，都一道来探索能最大限度地激励全民族创造性活力的制度环境问题，都一道来推动真正能使我中华民族崛起的中國政治体制的改革和转型。
第二、建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立法，立即无条件否决并废除此前中國政府所通过的任何放弃对日索赔的条约或承诺，必要时可考虑启动全民公投机制，赋予法源。
第三、全民支持政府强硬向日方交涉，不得染指我东海油汽田，必要时我军可派出舰队保卫祖国海疆。
第四、我国政府立即就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侵华战争罪行之战争赔偿与日本政府展开谈判。必须向日本政府强硬指出，战争赔偿是战争认罪的前提；并将钓鱼岛问题、教科书问题、参拜靖国神社问题和联合国入常问题，通通纳入这个谈判。
第五、创造一种机制，展开中國政府与民间力量之间的对话，共商国是，以形成全民共识，寻求一种有步骤、有秩序地推动中國政治体制改革的方案。
作者:刘亚洲
中国报道周刊, 2010-10-31. | 添加评论 | 5 comments
原文地址 欲人尊我，必先自尊，日本人为何对我猖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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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中國是个没有游行自由的国家，无所不在的变态维稳，非常私秘的小规模游行或者个人抗议之控制都易如反掌，更不用说要通过各种通讯或互联网联系众多人以组成的游行了。东京的反中游行来了个“事先张扬”，那么国内官方的学生会也在官方的授意和纵容下通过QQ和人人网来了个“事先通知”、“共襄盛举”。傻瓜都知道，游行如果没有得到官方的授意和许可的话，公安机关可以格抓毋论。但成都、郑州、西安等地的游行，警方虽然如临大敌，监控人数众多，依旧放任学生前去游行，这说明他们是在用一些听话的学生来“代表民意”。但在一个月前的9月18日，虽然有不少媒体报道北京会有公安局批准的反日游行，但最终不了了之，除了少数围观者外，根本没有什么游行队伍。这说明哪怕在中國官方抗议逐渐升级，在日本用国内法延长扣留船长詹其雄的剑拨弩张的时刻，只要官方不让你游行，你就没办法游行，因为格抓毋论，可以使反日游行者彻底歇菜。
一看你日本有自发的民意要反中，那我中國官方无论如何也要弄点“被民意”出来与你抗衡，不然无法向国内激起的盲目的民族主义情绪交待。因为你一方面信誓旦旦地说钓鱼岛是你固有的领土，但另一方面却不准民间保钓人士到钓鱼岛去表达自己的心声，如此公然的矛盾所积累的不满，没有一个发泄的渠道，对中國官方的统治合法性大有伤害。因此抓住一个日本反中游行的机会，趁机来个反日游行，以便收一石三鸟之效：让民族主义情绪浓烈的学生主体得到一个发泄和释放的机会、继续给日本一点颜色瞧瞧——你看我们的人民是多么反对你们，你们得小心点才行——同时也藉此转移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所引起的话题发酵和民间饭醉活动。由于中國没有游行自由，所有民众包括学生从来不曾有过正常的游行训练，在官方的放纵下，就时有打砸抢的行为发生。这种打砸抢的暴民行为，不仅让日方对其在华企业利益忧心忡忡，而且给官方以污名化民众游行并且继续阻止民众自发游行寻找借口。
还有更猛的料在后头。据近日《朝日新闻》旗下的周刊透露，六年前中日之间曾签订有钓鱼岛密约，其核心内容是中國不让保钓船出海、日本则不羁押人。大抵今年菅直人班子上台后，外交部门不知有此密约，日本人扣船扣人，致使中國官方恼羞成怒。中國民间保钓人士李义强在10月19日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说，他相信有这样的“密约”，并且从各方面来论证这个“密约”的真实性，这种变向承认日本实质性管理钓鱼岛的“密约”，被李义强这样的民间保钓人士视为卖国行为。由于日本没有“遵守”这个密约，中國官方因此短时间内高调宣布各种制裁办法，抱括取消许多交往，同时对稀土出口采取限制措施，日本只好先行软下来。但据说日本方面掌握了中國渔船先撞日本船的确凿证据，正等待合适的时机和方式公布出来，以正国际社会视听，看来中日这次纠纷远未到收场的时候。
虽然10月16日中國几座城市的反日游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为对日本反中游行的回应。但由于中國的政府运营和外交政策，在许多方面是暗箱操作，外人不得与闻，故对此次游行有多种揣测。因为10月16日中央正在开17届5中全会，在这个比较重要的时刻，居然有“不和谐”的游行出现，于是难免有中央派系斗争的说法出现，这样的猜测也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但派系阴谋论解释问题总有事实和逻辑上的不自洽。我认为，在二线乃至三线城市的反日游行，更多的是出于控制能力和后果上的考量。这次游行都在二线乃至三线城市，既没有日本使领馆，也没有太多的日资企业（如京、津、沪、穗有太多的日本投资），使得控制日资目标变得相对比较容易。但如此理性的游行算度，到底是由哪种级别的人发出，并且使其行之有效的呢？倒是令人颇费猜度。各处反日游行都有程度不等的打砸抢行为，自然并不出人意料，更令人搞笑的是，一些反日青年竟错把民族主义者崇尚的汉服看成是和服，并且勒令一位着汉服的姑娘当众脱下，以示羞辱。如此自取其辱，也可以反证出被煽动和控制的反日游行，其不理性到了何种可笑的地步。
维权人士陈云飞指出，既然有关方面授意和放纵几座城市的反日游行，那么这几座城市的相关政府部门，应该按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公开这些他们所掌握的游行内幕，因为这一切并不属于国家机密，公民对此应有知情权。至于说那些被打砸抢的日货及相关企业，是如何赔偿的，也请一并公开，因为不可以随便拿纳税人的钱去做赔偿的挥霍。鉴于2005年官方主导的反日游行，出现的财物损坏，最终为官方不经纳税人许可而让纳税人买单，所以此次民众对于事后的赔偿细节及资金来源，要求公开，自然在情理之中。老实说，在如今群体事件频发的多事之秋，官方为何在此时授意并纵容几座城市的反日游行，其目的并不完全显明。也许这些游行只不过是对10月16日日本反中游行的回应，但是否有考验公安机关控制群体游行能力的意图，以及其间是否有派系纷争在里面起作用，则不能完全确定。勒庞、赖希、霍弗等研究群众心理的学者著作，对我们更好地理解当下中國现实中的群体活动，并非没有借鉴意义。群体事件多了当然对社会并非好事，但“国家不幸诗家幸”，对于目下中國研究社会学、传播学、政治学等方面的学者来说，却也是难得的观察样本和机会。
2010年10月19日至20日凌晨
来源：https://ranyunfei.com/2010/10/1665.htm
作者:冉云飞
中国报道周刊, 2010-10-20. | 添加评论 | No comment
原文地址 官方为何操控反日游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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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和法律到底谁错呢？这个问题没有明确的答案。一位叫渡边正树的32岁男子认为首相菅直人对此负有责任，于是到首相官邸“持刀上访”，要讨个说法。但是执政的日本民主黨并不认同这种说法，内阁官房长官仙谷由人表示，放人是那霸地方检察厅的决定，首相官邸没有给司法机关下达指示。披露这个情况，眼下看来似乎无可厚非，可长远来看就有问题——如果将来有一天，中國外交部不再与“日方”交涉，而是直接对某个地方检察厅喊话，那日本政府怎么办呢？可见撞船事件后的日本处于何等尴尬的局面，正如中國国务委员戴秉国所说，日方从一开始就错估了形势。
所谓误判形势，最根本的问题还是误判了美国的立场。当撞船事件发展到紧要关头之际，恰好日本首相和中國总理都飞往纽约，分别会晤了美国总统奥巴马。据说，日方向美方表示，希望美方可以充当中日之间的调停人，化解冲突。美方出乎意料地明确拒绝了这一要求，而是要求中日通过对话解决问题。由于此前中方已经停止了两国部长级以上的交流，美方的要求就等于“放人再说”。没过多久，詹其雄果然被释放了，而美方随即对日方表示“赞赏”。美方的赞赏意味着，“放人”虽然得罪了日本全国，但没有得罪美国，情况还不至于太糟。
美国是日本的盟友，也是唯一有可能在中日之间发挥调解作用的国家。日本资源太少，如果美国置之不理的话，中國的制裁将使日本遭到沉重打击，根本无法应对。无论放人的决定来自东京还是那霸，相信均为考虑到美国态度以后仓促做出的。美国在钓鱼岛问题上的态度也很微妙：首先不承认钓鱼岛是日本的领土，但又承认钓鱼岛处于日本的实际管辖之下，但又不明确日本如何“实际管辖”，但又确认钓鱼岛适用《美日安保条约》，但又没有义务卷入撞船事件??????一连串的“但又”，使人无法说清其立场到底是什么。只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美国从其国家利益出发，就事论事地利用钓鱼岛问题在中日之间展开外交。这一次，中國强势出击，美国避其锋芒，日本损失惨重。
对于其他与中國有领土争议的国家来说，这不能不成为一个明显的信号。钓鱼岛毕竟是中方几十年前就宣布“搁置”的领土问题，这次中方虽然不是主动出手，但反制手段极为强硬，“搁置”的姿态有所变化。像钓鱼岛这样主权有争议的无人岛屿，在南中國海上有几十个之多，南海周边各国又都和中國有领海、专属经济区的争议，这些争议基本上也都处于不同程度的“搁置”状态。日本早有人指出，中國在撞船事件后对日本的强硬措施，再没有危机感的国家也会高度关注。所以，放人之后，日本民主黨青年议员的声明《这次事件对我国的国家利益造成的影响及其对策》中就有一条，“立即公开海上保安厅对中國渔船的非法行径进行的录像，诉诸东南亚各国为首的国际舆论”。据说还有一份议员集体发表的建议书，更是直接提出“远交近攻”，加强与俄罗斯、东南亚诸国、中亚诸国的关系，牵制中國。
不过，东南亚各国为首的国际舆论似乎并没有把中國怎么样。在中國强硬措施已经出台后的9月24日，在纽约召开了美国——东盟峰会，并发表了一份共同声明。这份声明的初稿中有一条，“反对任何争端国试图在南海争议中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这句话似乎有影射中國之嫌，但在随后的讨论中被删除了。泰国外长解释说，他们不想被外界解读为“我们在拉拢美国反对中國”。那么，起草了初稿，希望外界认为东盟在“拉拢美国反对中國”的国家是谁呢？
是菲律宾。这个国家坚决地反对使用武力，是因为自己根本没有武力可用。菲律宾海军有四艘主力舰，一艘是参加过二战的美制驱逐舰“拉贾??胡马邦”号，另外三艘是英军驻港部队撤走时甩卖的巡逻艇，其余舰艇几乎不能出港。这个九千万人口的国家还有一支空军，不过没有战斗机。至于有可能在南海上派上用场的伞兵和海军陆战队，要么醉心于搞政变，要么就和首都马尼拉的特警一样“精锐”，更多的是两者兼而有之。中菲之间存在着七个类似钓鱼岛的争议岛屿，菲方除了利用东盟——美国峰会之机拉拢一下美国之外，的确是做不了什么了。
有两亿多人口的印尼，情况和菲律宾也差不多。6月22日，印度尼西亚警备艇在该国纳土纳群岛西北方向150千米处扣押了一艘中國渔船“桂北渔 80105”。半小时后，中國农业部南海渔政局下属的渔政船出现在这片中國主张为公海、印尼主张为其专属经济区（EEZ）的海域上，强行驱赶了印尼警备艇。第二天早晨，印尼海军派出东德制造的炮艇增援，再次扣押了中國渔船。不久，四千多吨重的中國渔政船“渔政311”赶到现场，发出“如果不释放中國渔船，将进行攻击”的信号。印尼海军倒有大舰，可是不先修几天是无法出海的，于是这场海上对峙以印尼“无条件放人放船”而告终。对于中國渔政和海监部门来说，“桂北渔80105”和詹其雄的“闽晋渔5179”一样，只是今年“反抓扣”斗争中的两个典型而已。
中國能够制止其他国家对中國渔船的抓扣，其他国家却无法对中國在传统海域的执法权提出挑战。中國有“伏季休渔”的规定，要求北纬12度以北的南海海区在整个夏天禁止张网捕鱼，北部湾渔场不幸正好就在这一范围内。越南政府没有宣布休渔，但不敢向这一水域派出护卫船只，只能保证在渔民被中國方面抓扣时一定能提出抗议。于是，大部分越南渔民只好“被休渔”，在港口里度过整个夏天。南海上与中國领土争议最严重的三个国家，其表现无过如此，对中國的看法可想而知。日本青年议员们希望通过外交努力，使上述国家认同日本处于与他们相似的地位，继而建立“统一战线”，从方向上说无疑是可行的，至于能走多远，能对中國产生多少影响，那就不得而知了。
真正有可能主导“统一战线”的国家，只能是美国。自1973年撤出越南之后，美国一直追求一种局面，即以美国的军力、日本和台湾的财力、菲律宾和印尼的人力，在南海创造一种“均势”，阻止中國控制这一海域。南海是世界上交通较为繁忙的海域之一，又有丰富的石油资源，但这个体系的存在，使中國长期以来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活动，并坐视他国占领中國主张领有的部分岛礁。这个局面在2008年前后终于有了改变，不仅台湾政局的变化使中方能够腾出精力来关注南海，国际金融危机和反恐战争也用尽了美国的“行动点数”，使其在中國周边海域越来越有心无力。美国最近宣布从伊拉克撤军，其真实原因之一就是阿富汗局势吃紧，已经无兵可调。面对已经将南海视为国家核心利益的中國，美国不能不换一种思路。
既然美军不够用，那么首选方案无疑是增强盟国的军事力量。撞船事件后的9月19日，日本防卫省的一份增兵计划被披露出来。按照这份计划，日本陆上自卫队将进行1975年来的首次扩军，位于西南部的守军将增加十倍，达到两万人。尽管陆上自卫队战斗力肯定不如美军，但这次扩军至少可以把相当数量的美军从冲绳“解放”出来，派到其他地方去。但日本的扩军不是无限制的，该国面临着严重的少子化问题，大规模的扩军会加剧这一趋势，带来极其高昂的成本。韩国军力倒是发展很快，可既然美国已经认定朝鲜是“天安舰事件”的凶手，那么朝鲜半岛的美韩军力就不能随便调走。至于南海诸国，他们也未必愿意充当美国的马前卒，毕竟美国如此之远，而中國是如此之近。
如果盟军靠不住，美国还有可能在南海上重建军事基地，不过这也阻止不了中國。二十年以来，中國一直铭记着苏联的教训，在外交上尽一切手段避免可能爆发的军备竞赛，以防经济被拖垮。时至今日，军备竞赛仍然显得有些可怕，但未来却不见得如此。现在中國体制很特殊，既有计划经济时代留下来的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那一套体系，又有高度现代化的金融市场，可以“用明天的钱办今天的事”，融合了美国和苏联的优点。中國很快就会发现，自己根本不需要害怕任何军备竞赛，如果美国主动挑起竞赛的话，反而可以利用这个机会，释放一下世界最大工业国的过剩产能。
美国政府肯定是明白这种风险的，这正是他们极力推动人民币升值的原因之一。假如美国要靠向中國借钱来遏制中國的话，那这种“遏制”简直是可笑的。问题在于，美国已经在这样做了。事已至此，美国不得不在南海问题和中國周边的领土争议问题设立新的底线。对于日本这样的资深盟友，美国外交的目的应该是在中國面前“绑住”它，而且还不能刺激中國。而对于本来就算不上重要盟国的南海诸国而言，“芬兰化”或许是最符合美国利益的选择。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作者是北京一位“85后”獨立时事观察者
来源：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35037
作者:白鹤鸣
中国报道周刊, 2010-10-15. | 添加评论 | No comment
原文地址 从东海到南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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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政治家在国内受到的如潮抨击是他们应得的——可以说，从一开始起他们就不断误判：内阁官房长官仙谷由人最初决定将中國船长送交检察机关，企图按日本国内法律来处置有争议领土上发生的事件，这本来就应该预料到北京会作出强烈反应，因为“这显然是下了与中國产生摩擦的决心”（《东京新闻》9月25日文）。当中國真的采取报复手段时又开始嘴软，此时放还14名船员已经暂缓形势；如果在将船长拘留十天后在中秋节前放人，事态也不至于扩大，但此刻却又宣布将船长再延押十天（这是最高期限）。这一举动似乎意味着日本想要硬挺到底，真正激怒了北京，加大了外交施压，然而见到北京盛怒不已，日本却又再一次放软，宣布提前三天放还船长。
这种缺乏连贯、没有章法的决策，也激怒了日本的舆论。在放人之前《读卖新闻》还宣称：“如果中國人为能够通过强硬立场压日本就范，那它就错了。”右翼的《产经新闻》更鼓吹要“表现出坚决姿态”，声称“日本的司法绝不能受到外国政治压力的影响”。但最后检方提前释放船长时明确说到是考虑到中日关系，“继续拘押他并不值得”。由于这是在中國总理发话后才采取的行动，日本在外交上显得相当被动，《东京新闻》社论的标题还温和一点，说着是“遗留祸根的无定见判断”，《产经新闻》的标题干脆就是两个字：“败北”，称这是“日本屈服于中國的压力，犯下了遗祸千载的致命性错误”。前首相安倍晋三更直言：“这是一个极端愚蠢的决定。日本政治向中國的压力屈服了。”
民主黨上台以来的一年多里，中日关系像坐过山车一样，已经大起大落了好几次。鸠山由纪夫刚上台时意气风发，提出要建立“东亚共同体”，声称日本要重新重视亚洲（正如李光耀说的，“当我们提到亚洲的时候，常常是指中國”），疏远美国；小泽一郎率领一个庞大的议员代表团访华，其亲华姿态甚至被日本右翼指责为“朝贡”。这一姿态表明日本试图摆脱美国的影响，成为“普通国家”，甚至领导这个拟议中的“东亚共同体”。这当然不能不引起美国的警觉，在普天间基地搬迁问题上美国稍作文章，就使鸠山内阁不得不下台以谢国人，他提出的“东亚共同体”构想也迅速随风而逝。新上台的菅直人内阁最初对中日关系的观点可以从新任驻华大使的人选上看出：丹羽宇一郎原本是一个没有外交经验、强调中日经济关系的企业家，但随后日本政坛的右转却使他不得不处理经济议题之外的外交难题。
无疑，这一切的幕后主角是美国。美国在战后对日本政治的影响之深，不亚于当年苏联对东欧各国的控制。六十年来，在职较长久的日本首相无一不亲美。鸠山试图疏远美国而遭惨败，这已经再次提醒了日本政治家：日本无力主导东亚共同体，也无法摆脱美日同盟。2009年10月访日的美国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曾大动肝火，警告“如果日本违反与美国军事同盟关系，接近正崛起的中國，将面临严重后果。”天安舰事件后，民主黨被迫大幅修改疏远美国的政策，菅直人明确表示对美关系超过对华关系，随后又和小泽一郎共同强调钓鱼岛是日本固有领土。这种对华强硬的姿态与之前“亲华远美”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在很大程度上是做给美国看的。
钓鱼岛不仅是中日关系的一个焦点议题，也是美日同盟的关键点之一。美国在这个问题上一直保持着对自己最为有利的战略模糊。当普天间基地搬迁问题白热化的时候，美国通过非正式渠道释放消息：美国将不再表态说明钓鱼岛处于美日安保条约“周边有事”范围，这种模糊定位成功地要挟住了日本，因为这意味着一旦中日在钓鱼岛冲突，美国将袖手旁观。日本为此一方面强化西南诸岛防务，宣布38年首次扩编陆上自卫队，到2020年将琉球群岛的驻军人数从2，000人扩编十倍至20，000人；更重要的则是竭力拖住美国，办法之一就是对华强硬宣示钓鱼岛的归属——这也解释了日本为何选择在此时抓扣中國渔船。
美国在本次事件中并未露面，但其行为是最耐人寻味的。9月8日日本抓扣中國渔船，形成中日五年来罕见的政治对峙后，美国却表示表示“中立”，敦促双方避免事态恶化升级。到9月20日，美国副总统拜登表示：美国与中國改善关系的尝试必须“通过东京”，先塞一个甜果子给日本人。到日本决定放人前一天的9月23日，美国政要密集表态：国务卿希拉里称日美安保适用于钓鱼岛，即“日本管辖下的领土”受攻击时美国会实施保护；国防部长盖茨声称美国将对日“履行同盟责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迈克？马伦海军上将则说：“显而易见的是，我们非常坚决地支持我国在该地区的盟友日本。”同一天，国务院发言人克劳利表示：美国再不会在钓鱼岛归属问题上澄清立场；第二天日本放人后他再度表示：“我们认为，这是一项正确的决定”，将“大大缓解中日间的紧张关系”。
然而日本可以庆幸自己得到了想得到的保证了吗？未必。在这次争端时，曾获普利策奖的美国记者纪思道撰文说：“美国为了钓鱼岛这几个无人岩石而履行条约义务，机会是零。”美国没有理由为了几个“可能根本就是中國的岛屿”，而与中國发生核冲突。他说的或许是实话。美国副国务卿阿米蒂奇2001年曾对澳大利亚人明讲，“澳大利亚的小伙子和姑娘们愿意为保卫美国而捐躯。这就是联盟的含义。”没有理由幻想，美日同盟的含义是倒过来的。
这次事件意味着日本再次一头栽进美国的安全保护伞，用新加坡观察家黄靖的话说，“日本别无选择，只有进一步投入美国怀抱。”这也表明作为美日关系核心的那种深层次附属结构关系难以动摇——正是因为这种特殊关系，2003年日本政治家后藤田正晴将日本称作美国的“属国”（zokkoku）。因此，日本在此次钓鱼岛事件表现出来的实际上是日本的脆弱和对美国的依赖性，日本根本没有改变：它仍然像小泉纯一郎时代一样，在对美保持温顺的同时鼓吹排他的日本认同。早在2006年，右翼评论家西部迈就曾讥讽这是“通过变日本为美国的第51个州来保护日本的文化。”
因此，如果说这些事件有赢家，那么首先是美国：天安舰事件和钓鱼岛事件，让韩国和日本都加深了对美国军事保护的依赖，并自愿为美国在东亚的利益服务。其次是中國，因为东亚和东南亚各国都会将事件的结果理解为北京的外交胜利；但美国和日本也利用这次机会，将中國形容为一个强横的新霸权，以激起周边国家对中國的恐惧情绪，由此向美国靠拢。至于日本，自己尚且如此深深依赖美国，怎么可能领导东亚呢？从长远来看，这一事件或许标志着一百多年来中日对东亚领导权的竞赛中，日本在最后一次尝试后已放弃了争夺，此后竞争将在中美之间展开。
作者:维舟
中国报道周刊, 2010-10-01. | 添加评论 | No com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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