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有关资料，中國财政收入占GDP比重年年升高：1994年为10.39%，2008年上升至19.99%；如果算上土地出让金、社保基金等各项收费，政府每年实际收入大约占当年GDP的30%左右。此外还有政府经营性收入。
中华全国总工会公布数据显示，我国居民的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在22年间下降了近20个百分点。
当前美国、日本包含社保在内的宏观税负水平为25.5%和26.4%.但是人家的社会保障水平比中國内地高得多。中國内地几乎全面缺失。
二可器《俄罗斯经济为什么快速超越中國》：从1999年至2006年，俄罗斯经济总量增加了70%.然而，俄罗斯人的工资和人均收入却增加了 500%，扣除通胀后，人均收入实际增长超过了200%.八年间，俄罗斯的人均实际工资和人均实际收入的增长速度，比人均 GDP的增长速度，高出二倍。俄罗斯的老百姓，实实在在地分享到了经济增长的成果。
盛洪《垄断行业掠夺了多少财富》：可以发现，只要一个产业存在垄断，全社会，包括国库和消费者，每年就可能有数千亿元的收入被侵夺；十个垄断产业就会转移走数万亿的收入。这相当于我国一年GDP的若干分之一，也相当于每一个中國人收入的不小份额被垄断部门侵夺。这部分巨大利益，按照垄断部门的内部规则分配。
地震局公布近14亿元事务预算，用于预报预测仅270万（2010-06-30新京报）我估计地震局公布这个预算，是想多要点钱来“搞预报”：你看，预报经费这么少！但14亿元都养了人，养了官，而且是不事预报的人和官，养着这些人干什么？
江西抚河唱凯堤决口，政府官员承认堤防大部分没有达到标准，原因是缺乏资金。政府真的没钱吗？最近有消息爆出2009年抚河市政府花了4450万装修市委市政府接待宾馆贵宾楼，并投资2.2亿建造抚河市文化生态名人园，连抚河大道的景观工程都都花了3000万，而唱凯堤B标和C标加固工程只需300万即可。
这种取之于民用之于官的体制，税收再高也没个够，而且总是以“保障不足”或“投资不足”为由加重税收！
作者:童大焕
中国报道周刊, 2010-07-11. | 添加评论 | No comment
原文地址 御用专家是“血汗国家”的吹鼓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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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资集体协商已经推行好几年了，但直到现在还处在“试点”的阶段，而且进展非常缓慢。为什么？因为资方“不愿”甚至“不屑”和劳方谈——肖胜方先生可谓一语道破！
资方为什么不愿意谈？因为谈判对它们没有好处。劳方提出协商的要求，无非是想增加工资、提高待遇，这都是要资方“出血”的。这样的事情，资方当然不会心甘情愿。
“不屑谈”又是为什么？因为双方的地位不对等。正如那位专家所言，目前的中國确实是“强资本，弱劳工”，而且劳工们还是一盘散沙。名义上中國的企业都有工会，代表工人进行集体协商的也正是工会，但国内的工会都是由企业组建的，而且由企业供养，甚至工会的负责人还是企业领导班子的成员，既然如此，工会有什么资格向企业叫板呢？资方又怎么会把工会放在眼里呢？
可以肯定地说，世界上所有企业的资方都不愿意与职工或者工会“协商”，但在欧美的资本主义国家，劳资双方的谈判却是司空见惯的事情——资方不仅没有丝毫的“不屑”，而且在工会或劳方代表面前从来都是毕恭毕敬。这是为什么？因为工会是獨立的组织，非资方所能左右。更重要的是，工会的手中有一把“撒手锏”，那就是组织工人罢工！
中國的法律原本也曾明确地规定工人享有罢工的权利，但这一权利在法律修订的过程中消失了。虽然法律也没有明文禁止工人罢工，但这一权利被极大地弱化；在现行的工会体制下，工会也不可能组织工人罢工。前不久，日本本田公司在中國广东的几家零部件工厂发生了罢工活动，但这些罢工都是工人自发的，而不是工会组织的，官方甚至不承认这是“罢工”，而是以“停工”代称。
报道说，从今年4月开始，广州启动了工资集体协商春季邀约行动，计划到今年年底，在六成已建立工会的企业中建立工资集体协商制度。政府的努力值得肯定，但“邀约”能解决问题吗？谁若对此寄予厚望，那未免太天真了。
“劳工三权”，即组织权、谈判权和罢工权，是保障劳工权益的力量之源。离开了“劳工三权”，工资集体协商只能是“空中楼阁”。近年来，工资集体协商制度之所以没有实质性的进展，根源正在于此。因此，在保障职工工资合理增长、维护劳工合法权益等问题上，最重要的还是完善工会制度、落实“劳工三权”。
作者:盛大林
中国报道周刊, 2010-06-20. | 添加评论 | One comment
原文地址 资方为何“不屑”于工资集体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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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位岛内大学教授13日召开记者会，公布联署声明，表示，除了要求郭台铭开放龙华厂区，让学者进厂监督，也诉求停止台商剥削民工的行为，甚至有学者在记者会上，直指郭台铭是“台湾之耻”，台湾政府更是帮凶。
据台湾东森新闻报道，由台湾社会科学学者发起，瞿海源、夏铸九等150名学者参与的“终结血汗工厂，捍卫劳动人權——台湾学术界对富士康员工自杀事件的联署声明”记者会上，来自全台各大院校的大学教授，一字排开，大喊口号：“停止剥削民工！”就是冲着鸿海总裁郭台铭而来。
世新社会发展所长黄德北表示，“我们不欢迎这些造成社会问题的血汗工厂鲑鱼返乡，我觉得，像郭台铭这样子，是台湾之耻。”
台湾“中研院”教授林宗弘质疑，“对于这些台商，明明在两岸都从事这种类似经济犯罪的活动，怎么回来还有优惠条件？”一字一句，都是台湾学者对郭台铭的严厉谴责。
台大社会系副教授蓝佩嘉指出，“富士康在深圳每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就聚集了大概15万人，这样高的人口密度，这样狭小的空间里，人就像碎片一样，很孤立地存在着。”
这些教授言词犀利，大呛郭董，同时被点名的还有台湾高官政要，黄德北指出，“我们看到，我们的吴敦义，我们的王金平，都还在站出来帮富士康遮羞。”
学者怒轰政府态度摇摆，并强烈要求郭董，主动开放深圳龙华厂区，让台湾学者进去瞧瞧。
富士康的悲剧发生在大陆，而勇敢地站出来为大陆同胞主持公道的却是台湾的教授，反观大陆，我们的专家学者说了什么？做了什么？我们的工会组织说了什么？做了什么？我们的政府说了什么？做了什么？
富士康的悲剧发生以后，很快有学者专家纷纷站出来为富士康背书，认为，80后、90后心理素质太差、太脆弱，呼吁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按照新华社的报道，深圳市政府、工会及劳动保障等部门，还做了以下工作：
一是，加强安保防范再发生自杀事件。针对富士康保安人数有限、训练不足的问题，深圳市公安局和宝安分局，对富士康的企业保安进行指导培训，并派出300名保安大队的正规保安，来支援企业管理。
二是，加强心理疏导。深圳市卫生部门，派出一批心理医生进驻富士康，加强企业对员工的心理辅导和心理咨询力度。深圳市的妇联、共青团及文化体育部门，还协助企业在园区内开展多项文化和体育活动，缓解年轻员工的工作压力和紧张情绪。
三是，加强劳动监察。深圳市劳动保障部门对富士康员工劳动合同、工资收入、加班时间、劳动强度等情况进行了重点监察。
在富士康迫于社会舆论的压力，宣布给员工加薪后，立即传出富士康把工厂从深圳迁往内陆省市的消息，原因是内陆省市的最低工资标准比深圳更低。
各级政府所想的，是如何帮富士康来压低工人的工资，这样的政府，在大陆却没有任何学者专家站出来谴责！
无论是政府还是学者专家，都不能对富士康的自杀事件保持沉默！
一个号称执政为民的政府，更有责任改变以加工贸易出口为主导的经济模式，所谓的GDP，所谓中國速度，所谓的中國制造，不能再依靠这些生产作业线上一颗颗无知无觉的螺丝钉！
政府应允许在企业建立健全真正的代表工人利益的工会组织，抛弃那些不为工人说话，不为工人谋利的花瓶式的黨委和工会！
工会应该是工人自发组织起来的联合体，而不应该是靠资方，或其他政治团体施舍的附庸或犬类！
对比台湾教授的良知，中國大陆的那一堆堆“东西”，还有地自容吗？
看看美国工会的成长史，或许对无视工人辛苦的中國工会组织有所帮助。
上世纪三十年代以来，美国汽车工人联合工会，通过一系列的罢工示威，终于争得了作为争取工人利益的“唯一代表权”，并不断争取提高工人的工资和福利待遇，到上世纪末，美国工人每小时的工资为70—80美元，并且，拥有优厚的养老、医疗等福利待遇。
如果美国工人像富士康工人那样，每天工作12小时，一个月只休息两天，每天可挣到800多美元，一个月就可挣到两万多美元，……
但可悲的是，这些在富士康，或大量私企打工的年轻一代，每天12小时工作，一个月只休息两天，收入仅仅不足2000元，这样的待遇和现实，年轻一代能在一个美仑美奂的城市畅想未来吗？
——————————————————–
附：台湾教授联署声明全文：
从今年年初开始，台湾鸿海集团所属的富士康公司，位于中國大陆深圳的龙华厂区，惊传13起员工自杀事件，其中有12起跳楼1起割腕，造成10死3伤的惨剧，令人感到震惊与疑惑。除了为死者哀悼之外，事件发生至今，这些员工死亡的真相、涉及本案各方的责任归属、公民社会的基本认知、舆论和政府应有的社会及政治责任，却未得到厘清。
我们认为，鸿海富士康员工的连续自杀，是这些年轻工人对于压迫人性的劳动体制，用生命做出的永恒的抗议！这个摧残工人生命的劳动体制之所以形成，有三方必须负责。
首先，鸿海富士康责无旁贷！
这个事件直接暴露了台商（不只是鸿海富士康）工厂，军事化管理模式的问题，即使相对于中國大陆其他厂商来说，鸿海富士康的工资不算低，但富士康“集中营”式的监督、控制工人手段，导致工人在工作与生活中，感到非常疏离、孤单，每天十几个小时的重复劳动，令工人身心俱疲，显然是工人自杀的主要因素之一，并非宣布一次加薪就可以解决。
我们呼吁，包括鸿海富士康在内的台商，终结军事化管理模式，具体改善工作与生活环境，建立合乎人性的生产线流程，这不只是郭台铭一个人，或富士康一个厂的问题，而是所有台商需要严肃面对的企业责任。
第二个要负责的，是偏袒资方、未能保障工人基本权益的中國大陆政府。
被误导性地称为“打工者/打工妹”或“农民工”的私营企业工人，是带动中國大陆经济发展，成为“世界工厂”的无名英雄，然而，这些工人却必须面对劳动条件与户口制度的双重压迫。
以富士康为例，虽然其员工每月的工资高过深圳关外最低工资，却不可能满足“农民工”全家移入城市生活的基本需求；其次，地方政府多半不愿负担外来工人的社会保险、医疗保健，或农民工第二代的教育经费。第三，中國大陆的劳动法令并未落实，富士康工会代表人，正是老板郭台铭的助理，劳动合同法执行上，也相当松散，但是，这些不合理的劳动条件都“合法”！
我们呼吁中國大陆政府，尽快调高法定基本工资，至基本生活需要水准，废除城乡或本地与外来者的户口区隔，并调整既有工会体制，把工会还给基层工人，建立公平理性的劳资协商机制。
第三，以苹果电脑为首的跨国品牌公司，应该为这次惨剧负责。
电子业台商的薪资条件与劳动管理之所以如此严苛，与诸如苹果、惠普、戴尔等，欧美客户的低价竞争要求脱不了关系。这些跨国品牌公司，透过压低委外制造成本、驱动台商代工厂削价抢单，取得了巨大的利润。
代工厂订单的单价降低进一步转嫁，压低了中國大陆工人的工资与劳动条件。于是我们看到，全球热销的苹果iPad，每台售价为 499美元，其中，苹果电脑就赚了约297美元，超过总售价的50%，苹果电脑支付给鸿海富士康的每台代工费，约11美元，约占总售价的2.3%，而负责研发代工的台湾工程师与生产线上的中國大陆工人，究竟得到多少呢？
我们强烈谴责像苹果电脑这种透过全球价值链策略，塑造血汗工厂而赚取暴利的跨国品牌公司，在苹果产品时尚光鲜的表面下，是一条交织着血汗劳动与品牌暴利的利益链条，像iPad这样极度不公平的价值分配结构，正是全球资本主义吝啬而卑鄙的写照。
然而，台湾政府对此事件的反应，是非常不恰当的，行政院吴敦义院长说，“希望大家多给郭台铭鼓励，因为他也是在拼经济”，立法院王金平院长则说，“媒体应该‘保护自己人’”，“他（郭台铭）的困难，也是国家的困难”。
王金平、吴敦义两位院长的论点，背后的逻辑是：以拼经济之名，台湾的财团就可以肆无忌惮地到中國大陆，或其他国家去为非作歹，剥削工人，破坏环境，而且出事的时候，，台湾媒体不该批评！
这种说法等于政府为财团帮凶，鼓励台商违反普世价值，破坏台湾国际形象与两岸关系，非常不恰当，对于以人權立国为施政理念的马英九总统来说，更是一大讽刺！
无论在台湾还是在中國大陆，鸿海富士康本来就应该为员工自残事件负起最大责任，我们希望，台湾的社会大众与媒体，能够经由这次事件，体认到这些结构性因素，对于两岸劳动者的压迫。
我们强调，台湾社会应该保护的，不是跨国的政商共犯结构，而是民主价值与劳动人權！
鸿海集团、中國大陆政府与苹果电脑等跨国品牌公司，都应该为鸿海富士康员工自杀事件负责，我们无力阻止已发生的遗憾，但我们有机会努力让遗憾不再发生！
台湾舆论应该监督鸿海富士康，改善厂内管理模式、敦促中國大陆政府改善劳动人權，台湾民众更应该对造就多起工人自杀的“血汗哀凤”第四代进行抵制，直到苹果等厂商愿意投入更多心力，具体改善劳工（包括台湾与大陆工人）的劳动条件为止。
近日来，两岸官方与媒体，已经开始回避富士康员工自杀事件与中國劳工权益的议题。然而，逃避它，淡化它，扭曲它，难道就不会有焦虑、就不会良心不安、就可以“自我感觉良好”？
鸿海富士康员工自杀事件，终将成为一面高悬的明镜，永远提醒我们：勿忘台湾社会的良知！
来源：博客中國 2010-6-15
作者:蔡慎坤
中国报道周刊, 2010-06-15. | 添加评论 | 3 comments
原文地址 台湾教授的良知，让大陆还有地自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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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代中國农民工出生于计划生育政策实行之后，在飞速发展的经济中长大。这一代人并不仅仅满足于基本生存，他们往往有更高的追求和向往。在这一点上，他们与其他国家的同龄人并无太大差异。当今中國的管理者，包括政府官员和商界领袖，大多是在贫困环境中长大。他们视收入的边际增长为生活的主要目标，此外别无他求，对周遭环境好坏也并不太在意。两代人观念的鸿沟，就是地产泡沫和最近劳资紧张背后的压力源头。
如果中國的体制始终无法满足新一代的需求，那么，不久的将来，一系列社会问题很可能集中爆发。
机器与人
十年前，我曾参观某家电子制造承包商的工厂流水线。一排排年轻姑娘专注地将零部件组装到一起。工厂对她们的如厕和小憩时间都有严格的规定。即使是在休息时间，她们也只能坐在指定的长椅上。车间经理告诉我，这些人都只有18岁，“这活儿需要手指灵活的工人。过几年，我们再换另一批18岁左右的女孩。”
参观之后，我写了篇文章，陈述了这样一个观点：中國经济的奇迹就是依赖那些极端温顺听话的中國工人。从这一经济动力中获益的，不仅有提供技术、品牌和分销渠道的西方企业，还有设在中國的外包制造公司。后者尤以利用中國丰富廉价的劳动力著称。目前，代工行业发展最成功的当属中國台湾企业。
卓别林在影片《摩登时代》中，曾借助滑稽表演，将现代工厂体系不人道的本质表现得淋漓尽致。在当今大多数发达国家，卓别林模仿的那些场景早已了无踪迹。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工厂主只好购买自动化设备来取代人力，比如，现代化的汽车装配厂主要由机器人来操作生产。
可是，当跨国公司将生产环节外包到中國，在劳动力成本低廉、供应充足的环境下，资本密集型生产发生了改变。一些工厂以人力取代机器起家，包括一些电池制造商在内。这是可以预见的。但是，出人意料的是外包模式—特别是电子制造业的外包—将这一模式用到极致，利用廉价劳动力最大化体现规模经济效应。
规模经济通常与资本密集型的产业关联。如果企业需要一笔固定投资，那么，它需要一定的规模以取得投资回报。在中國，外包业务劳动密集型特点突出，同时也规模巨大。有些企业雇佣了数以十万计的工人（通常在同一地点）工作。它们是如何发展规模经济的？
我认为，有两大因素促进这类企业的壮大。其一，与苹果公司或惠普公司这样的大客户建立伙伴关系并不容易。通常看来，长达数年的沟通往来才能获得对方的信任。在同行中脱颖而出的供应商更容易获得青睐。随着时间的推移，供应商的总量不断减少。因此，坚持下来的供应商规模不断扩大，其规模经济效应源于优质的客户关系管理。
其二是劳动力管理。这也许比第一点更重要。一家成功的中國代工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就是最大限度地压榨劳动力。这与公司的组织制度密不可分。如果一家公司聘用了数以十万计的中國员工，那么，相应地，它需要一个庞大体系来组织招聘、安排住宿、提供培训以及管理员工。
军事化管理溯源
“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希望迅速实现工业化，同时面临着农业劳动力转化为工业劳动力的挑战。日本企业选择军队作为学习的范本。因为当时军队也面临着类似问题：需要将农村男孩训练为有作战能力的士兵。军队采取了压力最大化和严格的全盘管制的方法。这样一来，工厂制服、早操、忠于公司的观念教化等，成为后来日本工厂的特点。
这套体系也推广到了其他东亚地区。台湾受其影响尤其深远。由于台企深谙日本的管理模式，又对中國劳动力市场颇为了解，它们在中國大陆的工厂管理甚至比日本在华工厂更“出色”。
台湾的成功推动了美国经济的转型。这样一来，跨国公司专注于研发，以及品牌推广和分销。
美国的品牌公司、其分销公司和台商代工公司之间的盈利关系可持续的前提是，中國的劳动力资源仍然丰富，并且中國工人仍然愿意接受工厂的工作条件。
上世纪90年代初，我对中國未来的发展持乐观态度。我看到很多华工为多挣一点钱去很远的地方干活，原因有二：一是中國人“吃苦文化”的影响；二是家庭责任的要求。代工厂的女孩子们一个月能挣100美元，用来付弟弟的学费，给妈妈买药，（如果可能）为家人买处房子。她为家庭牺牲自己，换句话说，她并没有自己的人生。
归根结底，她们当时接受艰难的环境基于三个因素：其一，她能吃苦；其二，她们家需要这笔钱过活；其三，当时物价较低，100美元已经是很多钱了。
如今，这三个因素都发生了变化。首先，中國的新一代不太愿意吃苦。他们是中國经济腾飞中成长起来的第一代，不必担心挨饿受冻。尽管计划生育政策在有些村庄也许没有严格执行，但总体而言出生率已经大大下降，所以，这一代是在父母的宠爱中长大的。不是那么爱吃苦的性格特点，使中國的青少年与其他国家同龄人有了更多共性。
其次，农村家庭的生活也没有十年前那么差了。每户要供养的孩子更少。政府比以前更关注农村教育；有了医疗保险体系，家庭因病而陷入经济危机的情况减少；大多数农村家庭都建了自己的房子。当代农村青年肩上的家庭责任，不如以前那样沉重、那样迫切。
第三，通货膨胀已经严重侵蚀了收入的价值。今天的农村青年渴望生活在大城市，但城市房价增速比他们工资的增速还快2倍。他们的梦想比十年前更难实现。
时代变了
最近发生在富士康等企业的事件，意味着一个新面目的中國出现了：劳动力资源不如以前充足，劳工不如以前温顺听话。在以上事件中，政府和企业的应对方式暴露了它们对这一事实的无知。它们仍然以为这些只是个别事件，通过施压和收买就可以恢复“正常”局面。
在此需要考虑两个问题：代沟以及当地政府和企业不寻常关系。今天的青年和上一代好像来自不同的世纪。而当今的政府官员和商界领袖都属于他们的父辈。从近期的劳工危机来看，政商界似乎都是从自己的角度出发来处理劳工危机的。
统治者的决策往往以短期边际效应最大化出发，而不会考虑个人梦想或长期目标。
现在的年轻人更关心自己未来的发展。他们想在大城市定居；和其他国家的同龄人一样，他们期待从事有趣、高薪的工作。当前的工厂体系无法满足他们的梦想。那些工厂通常远离市区、比较封闭。离开农村来到工厂的年轻人发现，自己很难真正融入城市生活，在这里比在家乡更孤单。他们身处城市和农村之外，过着最与世隔绝的生活。
在现有薪酬制度下，他们的生活非常困难。基本工资很低，只有通过大量的加班才可能挣得接近2000元的月收入。他们没有时间来规划、提高自我，或者融入城市。几年后，他们将失去青春和工作，却仍然没有能力或财力来享受城市生活。
商界领袖和政府官员当然会问：为什么现在的工人不能像十年前一样接受上述情况呢？他们不明白，时代变了。上一代的工人关注的是亲人的经济利益，而不是他们自己的未来。
地方政府和工厂业主的特殊关系，是解决或避免劳工问题的阻力。大多数沿海工厂都从内陆招工。当地政府与工人几乎没有任何责任关系。另一方面，因为税收和其他收益的缘故，政府与工厂业主的关系非常紧密。处理劳工问题时，当地政府自然站在企业那一边。
为改善现状，中央政府应该严格审批远离市区的大型工厂用地。未来的工厂应靠近发展完善的城市，像其他国家那样鼓励工人租用当地房屋，而不是过宿舍生活。他们应该得到融入城市生活的机会。最好的办法是将厂址设在工人住地附近。
尽管有些人意识到了中國劳动力的挑战，但是，一些政府官员和商界领袖或许对此还没有清楚认识。维持原有模式和保护西方客户业务的冲动，蒙蔽了他们的眼睛。处理富士康这类危机时，他们采取的措施治标不治本。我担心更严重的类似危机还会再次发生。
最终，市场力量将打垮当前的制度。工人可以选择离开。他们可以参与城市服务业。虽然工资可能有点低，但生活要好得多。而且，他们有机会融入城市生活。劳动力成本的上升，最终将迫使工厂在劳动力密集的地方选址，并提供人性化的工作条件。拒绝改变的沿海当地政府将是最大的输家。为了保证收入，政府希望与工厂站在一边，但最终他们将失去工厂！
来源：《新世纪》-财新网
作者:谢国忠
中国报道周刊, 2010-06-05. | 添加评论 | No comment
原文地址 中国代工企业核心竞争力是压榨劳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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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鉴于企业和地方政府以“个别事件”、“心理问题”为由回避责任、有的死者家属对死亡原因存在严重的分歧、富士康前员工披露富士康涉嫌属于“黑社会式企业”，为了澄清事实，寻求真相，我们建议中央政府组织獨立调查团，对富士康进行全面的调查，对全国人民公布一个权威的公正的调查结果，以此来提高中央政府的威信和公信力。
二、吸取富士康的教训，在全国开展一场企业社会责任运动，也促使富士康转变成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典范。自上世纪九十年代由联合国倡导之后，对内保障职工权益、对外保护环境和消费者利益的企业社会责任运动风靡全球。它表明传统的市场经济正在转变成人道的市场经济，经济人的自利主义正在转变成自利与利他的结合。目前的中國，一些地方广泛存在着血汗工厂，以富士康为教训，中國正需要开展一场企业社会责任运动，以此表明政府保护劳工人權、改善中國企业在世界上的形象的决心。
三、从富士康事件，追问政府及监管部门的监督职责，促进对于过分重视GDP、财政收入、招商引资的官员政绩制度的改革，在全社会开展一场资本与劳动的讨论，促使各级政府在保护资本与保护劳动之间保持平衡，而不是经常站在资本家的一边。
四、政府进一步采取减免税及其他优惠的政策，加大政府和企业的技术投入力度，促进产业升级，改变中國在世界经济分工体系中处于低端国际打工仔地位、中國绝大多数企业无品牌无技术无自己的销售渠道、低利润低劳动保障低经济人權的尴尬处境，逐步将中國提升为世界名牌工厂、世界研究院。
也许富士康事件意味着中國充当世界加工厂、世界代工厂甚至世界血汗工厂的时代行将结束。
2010-5-27
作者:胡星斗
中国报道周刊, 2010-05-29. | 添加评论 | 2 comments
原文地址 反思富士康——开展企业社会责任运动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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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富士康接二连三的跳楼或丧身或致残事件，并不是孤立的事件。这里面原因相当复杂，但整个社会贫富差距加大，底层弱势者无力感加剧，生活无望，对未来没有理性预期，缺少幸福感和自我归宿感，的确是许多民众选择轻生的原因。既然活着猪狗不如，活着是一种奴役和监禁，没有尊严和自由，连基本温饱尚不能保障，那么活着到底有什么意义呢？也就是说整个社会给自杀者产生了一个心理模仿效果的糟糕环境。
中國人没有信仰，连佛教的来世也没有人相信了，所以强力集团尽情的作恶，弱者在抵抗不过时自杀率节节攀升。没有信仰，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但我们国内官方掌控的宗教却成为论证其意识形态正确的工具，或者成为与官方的利益合谋者，很多宗教人士之不堪，更基于普通百姓。于富士康事件，我们应换这样一只眼睛来看。于是一种无所依归的失重感，一种遍布全社会的不信任感，使得所有的人因怀疑而麻木，因麻木而冷漠，因冷漠而无所施救，使得整个社会的信任体系和互助伦理彻底沦陷。信任体系和互助伦理沦陷，当然这个社会的各种问题纷至踏来。
没有宗教信仰，又没有民主自由的制度保障我们的幸福及权利，那么民众怎么办？向中國传统要活命的资源吗？说实在的，中國的活命哲学或者苟活哲学，的确源远流长，这也是好死不如懒活着的理论基础。但现在的中國人越来越多地知晓自己权利，对世界的了解也不是完全封闭的古人可比，故在无力反抗时，便以殒命结束作为一种解脱和控诉。我遍读中國传统诸子百家经典，他们有一些不同，但他们都有一个相同点：向后看（至德之世、小国寡民、大同社会、三代社会），但他们的经典里却没有未来。说明国人由于制度之害带来的恐惧和没有理性预期，早已成为中國人文化的集体无意识，当今中國社会加剧了这一切。这就像一辆车只有后视镜，却没有前灯（远灯），在白天（即相对承平清明之时）尚可，但到了充满许多未知数的夜晚，一辆车却没有前灯，让开车人和行车人都没有理性预期乃至惶惶不可终日是必然的。
由于制度缺陷使所有人没有理性预期，加上没有信仰，于是庸俗实用主义、犬儒主义，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也与我无关的思想，甚嚣尘上。大家都走在互相伤害的“康庄大道”上，这就是我证明的中國是个互害社会。强势集团加紧剥夺，为了攥紧自己的利益，丝毫没有向要良性改革的迹象。不特如此，还利用制度之病，挑起民众之间的互斗互害，以达到巩固其统治的牧民效果。像富士康跳楼事件这种事，若是在工会和行业协会发达、企业责任拥有较多社会责任的国家，加上拥有信仰之自由，那当然是不可能如此接二连三发生的。虽然世界第三大电信法国电信近两年自杀人的也不少，但究其原因，恐怕和我们社会的问题并不相同。对于我们这个社会来讲，最重要的是保障民众的人權，而要保障人權，必须改革目下这种非常糟糕的制度，舍此别无他途。
整个中國社会和中國政府若不从根子上来解决问题，那么自杀、自焚乃至屠童的事情，绝不会有停止的一天，富士康的悲剧将会进一步蔓延，到时社会向更加不可收拾的方向，这就是整个中國人的悲剧了。
2010年5月27日8：36分于成都
来源：https://ranyunfei.com/2010/05/1352.htm
作者:冉云飞
中国报道周刊, 2010-05-27. | 添加评论 | No comment
原文地址 富士康跳楼事件之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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匆匆浏览了一些网络文章，觉得大家说的有一定道理，但又都经不起推敲，例如最多的几种说法包括富士康用加班、劳动强度以及令人压抑的企业文化等等把员工逼得跳楼自杀……
如果这些原因成立的话，那么，我们就不能怪罪富士康了。原因非常简单：富士康只是一个企业，哪怕真如外界传说的，存在血汗工厂和残酷剥削，可他毕竟是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的大企业，既没有发生绑架、强迫他人进去工作的事件，也没有像一些传销公司那样，把年轻人锁在房间里限制自由，结果不得不翻窗逃离，跳楼身亡……
我们甚至可以站在富士康的立场，理直气壮地反问批评者一句：我们只是来去自由的企业啊，我们如何逼死员工？你高兴可以来，不高兴可以走啊，为什么用这种方法从窗户跳出去？是不是我们的待遇太好，使得那些无法承受工作压力的年轻人不愿意离开，或者觉得离开我们就没有前途，感觉绝望，就去自杀？
这个假设的问题你能回答吗？富士康自己显然无法回答，否则，他绝对不会找高僧去帮他驱邪。我今天试图回答一下这个问题，但我想从其它的地方与其他的问题入手。从我常常去做经济和社会调查的东莞与新塘入手。在那里做调研时，我有两个比较强烈的感受。
第一个感受是朝气蓬勃的私营老板与看不到前途的打工仔的强烈对比。我在广东接触到不少勤劳聪明的私营老板，其中部分来自内地。和内地相比，这里的经商环境好，市场成熟，私营企业发达，寻租空间少，如果不涉足垄断企业，当地政府还会适当扶持你。所以，基本上都能赚钱，比在内地强多了。
可我同时接触到的却是那些同样来自内地的打工仔打工妹。老板们都知道他们的价钱，不会给多一分钱，而他们又没有任何保护与集体行动。虽然拼死拼活也能够赚到几百、一千甚至两千的工资，但他们付出的却是超时、超强的劳动。很多打工妹说，在这里，生活的目标只有一个：工作。而工作，却只是为了活着。
我的第二个感受是“国家”和“社会”在这里扮演的角色。就拿我经常去的新塘来（号称全世界的牛仔生产基地），你到了这里，会被这个小镇的繁华迷惑住：街道上运送牛仔服装的车辆一辆接一辆，老板的奔驰和宝马到处都是，豪华酒店里谈生意的老板和伺候老板的小姐们络绎不绝，只要你细心一点，还能注意到繁华阴影下匆匆赶路的打工仔与打工妹，他们虽然占这里的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却仿佛只是这个地方的过客，是这个地方繁荣昌盛的点缀。在这里，你找不到他们的位置……
这里充满了活力，可却总让你感觉到这活力是畸形的。按说，这里比内地更加符合一个现代化国家的标准：“国家”功能大面积地退出了经济领域，或者可以说，在经济领域，“国家”减少了干预，还给民众一个社会空间。可是，这空间却让你感觉不到一个完整“社会”的存在……
“国家”为这些绝望的孩子们做了什么？
我们不妨这样问一下，是什么东西让那些并没有失去自由的孩子在一个让他们厌倦得选择死亡的企业门前自杀？他们都才是20左右的孩子，为什么不逃离富士康？收起行囊，背起包袱，就可以离开啊？难道这些孩子眼里除了富士康，就只有绝望与死亡？请问：国家在哪里？社会又在何处？
1949年后的中國，只有国家没有社会，或者说国家的触角深入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国家就是社会。当时，国家用两个东西把国民限制得死死的：单位和户口。而遭到这两个东西伤害最深的就是农民：户口像锁链一样把他们绑在居住地，可是却又没有“单位”照顾他们的福利，给他们发粮票。结果，每当灾难降临（例如1959年），首当其冲甚至活活饿死的几乎都是农民……
1976年改革开放后，“单位”和“户口”有点改革，控制有所松动，单位不再是束缚你的工具，有能力的人可以换“单位”了，好的“单位”还是你的福利保障。户口制度虽然没变，你却不必老死在户口地，农民们终于可以进城去出卖苦力了。但户口仍然是锁住他们的锁链，只不过从以前紧紧锁住他们的脚镣，现在变成了一条更松更长的铁链，始终牢牢地牵制着他们，又仿佛深深打在他们脸上的烙印。而这个时候，就连户口，也成了城市居民特别是发达地区的一种身份象征与福利保障……
改革前，抓得紧紧的时候，国家无力照顾农民，改革后，他们唯一所做的是给农民打工的自由，却依然无法或者不愿顾及他们。如果你观察一下就会发现，那些20岁左右的打工的孩子，是世界上最“自由”的一群，户口地不知道他们到哪里去了，所在地不知道他们从哪里来。只要他们不犯罪，公安不会抓你，你可以自由出卖劳力，可以自由地生活，甚至可以自由地去饿死去自杀——他们眼中唯一剩下的竟然就是一些私人企业、老板。那是他们的唯一希望，也是把他们唯一的绝望……
写到这里，有人可能要说，这难道不正是现代化国家，尤其是西方国家都有的现象？不错，从现象来说，还真是这么回事，可惜本质却完全不同。这涉及到国家和国民的关系问题。
每一次看到国家有大事发生，群情激动的都是这样一群孩子，他们爱国如痴如醉，让人看得感动。我们都知道这样一句话：别问你的国家为你做了什么，问一下你为国家做了什么。——肯尼迪总统当时说这句话的时候，肯定没有想到，最有资格说这句话的，竟然是今天中國的打工仔与打工妹。
在中國的改革以“下岗”的方式彻底消除了自己的领导階級——工人階級后，享受了自由的农民们，纷纷奔向打工之路。他们的勤劳、聪明和好用让无数 “中國制造”的产品、西装革履的领导人以及腰缠万贯的老板们冲出了亚洲，走向了世界……和以前的“工人階級”相比，他们价廉物美，没有任何住房和福利补助，他们几乎不给目前崛起的国家制造任何麻烦——修奥运建世博，他们召之即来；等到辛辛苦苦建设好后，等到这些东西成了国家的象征的时候，他们挥之即去……他们病了自己去解决，没钱看病，自己去悄悄等死；失去了工作，几乎没有任何救济；这让他们宁肯加班加点不要命的工作，而我们的国家也就在他们的勤劳中繁荣昌盛起来……
也许到了我们应该弱弱问一句的时候：国家应该为他们做些什么？也许，我们可更学术一些地提问：哪些事应该是国民为国家做的？哪些事又必须是国家为其国民做的？就我所知道，这些打工仔和打工妹的工作条件，精神状态和心理因素都处于极差的地步，在没有任何保障和退路的情况下，你给他一个超过两千一个月的工作，然后你可以让他们干任何事，只把他们弄得崩溃……这不是富士康一个公司的问题，在有打工人群聚居的地区广泛存在。
我们首先应该问一下国家的责任，国家应该保护那些孩子的。富士康们只是雇佣他们工作，如果一个强大国家的国民眼里看不到国家，没有了社会，只有一个公司的时候，那个以赚钱为目的的公司可以轻松剥夺他们的生活、人格甚至生命……而当孩子们对一个本来可以随便离开的公司绝望到自杀的时候，说明他们早就不对这个国家，以及我们的社会还抱有一丝的信心与希望！
我们的“社会”又在哪里？
然而，国家不是无所不能的，更不应该是“无所不在”的。1949年后的前三十年，中國的灾难就出在那个“无所不能”的国家无处不在，把社会挤压得名存实亡，而且，这个“国家”该做的没做，不该做的又做了很多。
后来三十年的改革，国家在经济领域的职能大大减弱，所以，才有了经济的繁荣，尤其是私营企业的发展。可是，国家功能在社会经济领域的消退，本来应该伴随国家的功能在社会其他领域的消退，只有这样，逐渐成长与成熟起来的“社会”才能肩负起以前由国家越俎代庖的职能，照顾这个社会的每一个成员……
这恰恰是我们偏执的改革留下的祸根。按说在南方地区，目前从经济结构上说，比改革开放以前以及大多内地地区都要合理得多，甚至有些地方表面上已经接近西方国家了，可是，我却在那里看到了一些畸形的发展：“国家”部分撤走了，“社会”却根本没有形成。这样，这里就形成了一些有钱人独占的“私社会”：老板就以他们的“天上人间”夜总会、山珍海味的餐厅与纸醉金迷的桑拿按摩作为自己的“社会”，数量大得多的打工族倒反而成了服务他们的陪衬与点缀，我们不禁要问：社会大多成员的社会又在哪里？
社会取代国家，公民利用社会参入到国家的政治生活中，有两条途径，一条是基层治理；另外一条就是民众基于不同的利益、爱好而结成的组织、社团，包括NGO、工会与行业工会等。在以前的中國，这些本来属于公民社会层面的事情，都被国家大包大揽了。后来，国家退出了，基层治理基本上只服务于权贵与投资者，“国家”也在社会经济领域放宽了控制，可是——
国家却不肯在社会更多的领域放松控制，还公民一个健全的“社会”，这个社会并不是要和“国家”分庭抗礼，而是相辅相成，又自成一体。西方的“社会”一直大于“国家”，在中國倒好，“国家”还是老大，可这个“老大”却不肯也不能做自己该做的（例如保护这些孩子免遭企业残害，给他们解决后顾之忧），反而死死限制社会健康发展，不肯还给公民和社会应有的权益，包括健康的公民社会里公民用来自保和互相照顾的言论自由、出版与结社的自由。
你能想象吗，在西方一些国家，甚至连流浪汉和乞丐都有自己的“舆论阵地”，有的甚至办有不定期杂志，来维护“族群”的利益，可总数接近两个亿的中國打工一族，不但没有维护自身利益的工会组织，也没有一本代言他们的杂志和报纸。甚至更有甚者，有些NGO要去关心这些农民工，竟然被当地“国家”执法部门以维护稳定为名粗暴干涉。天下哪里有这样的道理？
就拿沿海地区来说，各地政府引进资金，扶持企业，发展经济，加上大小老板基本上都有一些共识，可是唯一没有组织起来，可以向老板讨价还价，要求提高工资、改善待遇的就是总数高达两个亿的打工群体。国家给了他们“自由”，但只是给他们打工，甚至被奴役的自由，富士康只是冰山一角，更严重的问题还有。
就算是最伪善和虚伪的人，我们也不得不承认，中國的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仰赖于这批廉价劳动力的勤劳与好用，如果这些劳动者像西方社会里的那样，动不动就要求自己的权益，要求分享大蛋糕，要求提高待遇，中國经济可能还真没有如此“繁荣”，至少可以这样说，如果中國的劳动者也获得了应得的权益，“国家”将绝对不会像今天这样有钱和牛逼，动不动就办出世界第一的奥运会与世博会……
可是，总不能永远这样下去吧？还要牺牲几代孩子才能让我们明白，“国家”并不是建立起来专供国民去热爱与伺候的，被国民建立并被供养的国家，也应该起到照顾国民尤其是孩子的义务与责任。
如果国家不愿意出手做它该做的，那么至少应该放手——松开紧紧扼住社会咽喉的手，让公民们自己去建设一个社会，一个公民的社会……
2010/5/20
作者:杨恒均
中国报道周刊, 2010-05-25. | 添加评论 | One comment
原文地址 自杀的孩子们为什么不逃离富士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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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分类 中国劳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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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最近的一个不幸，改变了我的想法，让我拿起笔来。
我们的一位朋友去世了，才刚过五十，丢下两个孩子和丈夫。她在九十年代初来中國教英文，是我妻子的老师，后来嫁给了现在这位中國丈夫。接到死讯后，妻子马上给她丈夫打了电话，询问了她去世前后状况，挂断电话久久不能平静，就一五一十地对我讲起来。
她丈夫说：那天守候在她遗体旁，眼看就要去火化了，内心难受到了极点。但是，此刻突然听到妻子来自天堂的声音：“亲爱的，你为什么这么难受？我在这里跳舞呢。我非常快乐！你也要快乐地生活，照顾好孩子，心灵要满怀着爱，想着给予….”他听到爱妻的声音，一下子精神振作起来，马上把孩子们也叫来，一家三口围着遗体跳起舞来….
俗话说，心有灵犀一点通。这种心灵感应的事情之所以能发生，两人必须有共同的价值才行。是什么滋养了他们“爱和给予”这样的价值呢？以我们对他们有限的了解，还无力回答这个问题。不过，她临去世前的一些事情，倒是给我们一些启发。
她得的是癌症，进入不治期后，医院就让她回家了。生命的最后阶段，痛苦异常。需要丈夫全天伺候。但是，丈夫是一家唯一有收入的人，有两个孩子要养，根本不可能辞职。他一年就二十天休假，最后全用完了。怎么办？结果，同事们纷纷捐假期，让他在家送妻子走好。最后，捐的假期也用完了。老板私下对他说：“你不必来上班了。在家里的计算机上，每周只要帮助我们作二十个小时的事情就可以了。其他你就不要操心了。”
这就是在一个所谓“金钱万能”的资本主义社会发生的事情，而且就发生在半个世纪前所未有的经济衰退中，发生在企业纷纷裁人、失业率高达10%的时刻。再看看富士康，职工犯一点小错误就要惩处，有时一回身就发现质量检查员站在身后盯着自己、回到宿舍和室友彼此不交流，人人如同作贼般地生活。当生活失去了意义时，活着的价值有在哪里呢？
我们的朋友去了。她的躯体消失了，但她生命的意义并没有消失。他丈夫和孩子每天都能听到她的声音。生前他丈夫曾经对她说，看着她忍受着这么大的痛苦，实在是太难受了。她却乐观地说：“肉体上的痛苦我们是无法选择的。但是，在精神上我们可以选择。我并没有选择忍受。”
这是值得我们所有活着的人回味的话。我们生活中的许多事情是无法选择的。我们不能选择自己的父母、自己的相貌，甚至经常不能选择自己的工作。但是，我们能选择自己怎么活着。这是我们这位故去的朋友在生活最后时刻给予她的家人和整个世界的精神。如果我们选择接受的话，这种精神就会改变我们的生活。
来源：http://blog.sina.com.cn/s/blog_45f00ef40100jnep.html
作者:薛涌
中国报道周刊, 2010-05-24. | 添加评论 | One comment
原文地址 来自天堂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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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50多年来，做为中國“领导階級”的工人们，在一定时期确实享受到了一定的好处。中國城市居民从出生、上学、工作、婚姻、疾病到死亡，都是在国家的保障和照顾之下，就算在农村的工人们，过的也是有保障的生活。在绝大多数人是农民的现实中，中國工人们很长时间内拥有特殊地位，因为，中共政权一直宣传依靠工人们维护其统治。
然而，从1979年开始，中共政权只考虑经济改革，一味埋头快速发展中國城乡的经济，忽略了《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一个观点：“上层建筑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上的，在一定经济关系上形成一定的政治关系和思想关系。”在经济改革的过程中，中國的工人階級逐渐成了真正的无产階級，甚至到了无米下锅的地步。他们已经没有了经济力量，彻底丧失了政治发言权。也就是说，上层建筑中没有了工人階級的位置。而建国50多年来，中國农民階級从来就没有发言权。这就出现了一个可笑的政治真空：理论上没有了统治階級，绝大多数中國人不知道现在是谁说了算！
由于中共政权没有进行政治改革，所以建国以来所有的政治理论基本失效。这就造成了人们的困惑：西方发达国家是以中产階級为主的，贫穷国家则是極權、强权统治，那么现在的中國到底是什么社会？中國的有钱人是个别的，而且没有形成政治气候，更没有形成階級；中國有权人及其家属在社会中呼风唤雨，但中共政权不敢承认他们就是新贵族，就是统治階級；而中國的知识份子自古以来就没有形成过自己的階級，何况在中共的欺骗和蹂躏下，他们已变成政府附属品。中國的工人们只好依靠自己的力量维护自己的权益。就是在这种尴尬的政治氛围下，江澤民提出了“叁個代表”，声称中國共產黨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可是没有任何阶层的人愿意被它代表了！
中國人有个传统，只要冻不死、饿不死就不愿意“惹事生非”。所以，在经济改革之初，面对厂长、经理们的贪污腐败行为，中國的工人階級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希望这事和自己没有关系。这就造成了有权人可以肆无忌惮地把国有财产变成个人财产的事实。但是，公共财产是有限的，随着私有化进程的加快，有权人就把手伸到了工人階級的口袋中，搞得工人階級一贫如洗！
应该承认，毛澤東时代的平均主义确实比不上鄧小平时代的改革开放，所以，工人階級一直支持经济改革，并愿意忍受因此带来的阵痛。由于中共政权宣传经济转型会导致一部份人暂时贫困，所以工人階級们是有思想准备的。然而，工人階級们发现一个重要的问题：现在不是从我口袋中拿走多少、而是给我剩下了什么？社会已经到了“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的地步！这种把社会转型带来的困难全部转嫁给群众的作法，我个人是坚决反对的！
国际上有种说法：一个国家的贫富差距到了一定的警戒线，那么这个国家的社会便会出现动乱，政府的基础便会产生动摇。现实中，中國的工人已有大量走上街头抗议。这说明中國的贫富差距不仅达到警戒线，甚至已经到了非常夸张的地步。根据中國民族的传统思维，中國社会将逐渐形成仇视有钱人、有权人的意识形态，占绝对大多数的中國人将采取对立的姿态来对待资本家、官僚们。而由市民们所发动的游行示威将冲击黨政部门，甚至造成大规模的骚乱，并将越演越烈。处于绝望状态的市民们和工人階級，就有可能把天安門视为自杀的圣地！
邮编：116000 辽宁省大连市西岗区公安分局治安大队 李扬
作者:李扬
中国报道周刊, 2009-09-04. | 添加评论 | No comment
原文地址 中国工人的窘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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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2009年7月6日广州日报报导，广东省委常委、深圳市委副书记、深圳市代市长王荣说，「农民工」的概念已发生变化，深圳「农民工」概念将消失。「农民工」的第2代现已成年，他们在就业时会选择留在深圳。
改变称呼意义不大
国内媒体发表不少文章提到，光取消「农民工」这一称谓是不够的，记者们多用我的观点反驳说，仅仅从字面上去掉了「农民工」3字，而他们的权利、地位问题没有解决好，任何名称的变化都没有什么实质意义。该报导也引述笔者的文章认为，要「消灭」农民工称谓，必须配套相应的行政管理条例，只有从制度层面全力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帮助他们享受到城市发展与改革的成果，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才是概念后面真正应该实现的实质变化。
一直以来，笔者撰文呼吁彻底「消灭」农民工，我的本意是，中國大陆不应该有农民工、不应该存在农民工，而应该使农民工在数字上变为零。
中國大陆已经有劳动合同法，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但是，仅有这个法律不够，必须配套相应的《行政管理条例》。
最大障碍就是官方
第1步，放宽户籍管理的限制：允许每个人自由流动，而且，每个人获得工作的机会必须平等。第2步，建立健全行会制度：每个行会有自己统一的劳资协定工资标准。第3步，建立健全严格的行政管理制度。第4步，建立健全宪法法院。宪法法院的目的有二：裁决立法有否违宪、裁决执法是否违宪。
一直以来，笔者跟国内学者互动，了解到废除「农民工」制度的最大障碍在于官方，准确地说，就是那些市长们。因为在国内成绩就是数字，数字等于官位。当政市长的目标是他在任时的人均国民产值，一旦农村来的「农民工」算作市民，这样一来，城市的人均国民产值就拉低了，所以，市长们不干。
就废除「农民工」制度，王荣是改变观念的第一位市长，希望中國大陆彻底废除「农民工」制度，这也应该是迟早的事。
文章来源：2009-08-16 刊登于台湾《旺报》，同日《中國时报》（电子版）专家论坛 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
作者电子邮件：xy58913(at)yahoo.com
作者:谢盛友
中国报道周刊, 2009-08-16. | 添加评论 | One comment
原文地址 取消农民工要有配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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