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比亚重建问题随之浮出水面。今天（9月1日）在法国巴黎召开的“利比亚之友”国际会议上，中國也派员参加了会议，不过是以“观察员”身份与会的。这被前中國驻利比亚大使秦鸿国阐释为“这正体现了中國政府对利比亚新政权采取‘不主动’的外交立场”。
说的很对很好嘛。自年初利比亚战事肇始，中國政府一直就秉持着“不主动”的外交立场。中方从未向利比亚反对派表达过口头上的支持，更未提供实际上的援助。冷眼卡扎菲屠殺反对他的民众，旁观利比亚国内血流成河。
直到反对派攻占利比亚首都的黎波里赶走卡扎菲后，中國政府以前对利比亚反对派的“冷脸”才开始挤出一丝笑容，8月24日，外交部发言人马朝旭表示，“中國一贯重视利”国家过渡委员会“在解决利问题上发挥的重要作用，与其保持着联系。希望未来新政权采取有效措施，凝聚各派力量，尽快恢复正常社会秩序，并致力于开展政治经济重建，使利人民早日过上安定、幸福的生活”。
比之前令人听了耳朵起茧的“尊重利比亚人民的选择”之类的空话，马朝旭的新表述显然更具实际意义，如同一根伸向利比亚反对派的橄榄枝。
不仅如此，现在中方又向前进一大步，派员参与了此前一直拒绝参与的“利比亚之友”国际会议。“利比亚之友”组织源自利比亚问题联络小组，该小组于今年3月29日在英国伦敦召开的利比亚问题国际会议上成立，目的在于对利比亚采取的国际行动进行政治协调，并与利比亚各派建立联系。但中國为避免给外界造成支持利比亚反对派的印象，一直拒绝参与这些会议。
好比一个人在社会上，国家在国际事务中也是很忌讳言行不一的。在对待利比亚反对派的问题上，相比法英等国的态度鲜明始终如一，中國随事态变化而改变自己态度的做法令人观感非常不好。
很显然，中方态度的转变是利益使然。此前网传利比亚反对派表示“将用石油惩罚中國、俄罗斯的不支持”。现在看来并非无穴之风。
不用考虑欧美因素，仅从利比亚反对派的角度出发，按照简单的人情世故，在石油合作上优待支持自己的国家而冷落甚至惩罚不支持者，是很自然和正常的。早些时候，利比亚反对派就打出横幅向中方传达了他们的意思：我们未来的关系取决于我们当下的关系。这已经说的很清楚了，难道那些旁观者还奢望获得同等待遇么？
有意思的是，俄罗斯外交部今天（9月1日）发表声明宣布，俄罗斯承认利比亚“全国过渡委员会”为现在利比亚行使权力的政权。俄方希望两国以前签署的条约和相互之间应该承担的义务继续有效并得到履行。
从俄罗斯的表态中，大约可以知道关键时刻北极熊又把中國龙卖了，而它的利益也因此可以得到保证，至少不会受损太多。
至此，联合国五常中只有中國尚未承认利比亚反对派的政权地位。这令人莫名其妙，难以解释其背后的外交战略：如果中國真的“卓尔不群”不愿“同流合污”，那么又何必与利比亚反对派组织“全国过渡委员会”接触，并派员参加“利比亚之友”国际会议？如果中國还在讨价还价，那么随着俄罗斯的反水，孤身一人以抗国际社会还有何有力筹码？
中國商务部西亚非洲司副司长谢亚静日前指出，利比亚的政治局势一旦稳定，利比亚的战后重建将为中國企业提供巨大商机。在我看来，谢司长的话固然不错，但应该是梦呓。因为，利比亚的战后重建不是非得中國不可，倒是中國真有点离不开利比亚的丰厚石油。
回顾这大半年来政府在利比亚问题上的表现，真是令人对中國的外交感到失望。法英是道义先锋，分享胜利成果时也理直气壮，而中方呢，恰恰相反，既不斥责卡扎菲屠殺民众，不给反对派任何帮助，在参与利比亚重建问题上也吞吞吐吐，给人的感觉是干啥都不光明正大，都猥猥琐琐。
外交大失败，又一次把自己的阴暗面暴露在世界面前了，身为一名中國人，被这样的政府代表着，我感到害臊，无奈！
来源：
作者:章文
中国报道周刊, 2011-09-02. | 添加评论 | One comment
原文地址 中国政府在利比亚的外交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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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扎菲对自己这一结局一定感到很委屈——他治理下的利比亚多富裕呀：利比亚从1951年全世界最贫穷的国家变为2009年人均GDP16114美元，其富裕程度是中國的四倍，在非洲为第一富国。在他任内，曾首先将石油收入的50%分给各家各户，然后再做国家预算；在利比亚剥削是不被允许的，店铺不允许有雇员，只能有参与分成的合伙人；国家输水工程惠及之处，那里的牧民就可以变成农民，农场、房屋和拖拉机无偿赠送；利比亚缺劳力和壮丁，就吸引邻国难民来效力，只要给钱，他们就忠心耿耿，更不要说自家部落的利益连带群体了。“而且，利比亚是高福利国家，全民享有免费医疗和教育，国内治不了的病，就送到外国治，病人分文不出；一户只能有一套住房，多余的谁住就归谁；国家对粮食、糖、茶叶等生活必需品实行价格补贴。在利比亚，大多数家庭都有小汽车。在城市里没有大型公交车，只有十几座的面包车和出租汽车作为公共交通工具。目前，利比亚也在积极改善百姓的住房条件。在首都的黎波里和全国第二大城市班加西，正在建设数万套的安居住宅工程，这些住宅作为保障性住房由政府出资建设。由于项目还在建设中，政府还没有制定详细的分配计划。但是相关官员介绍，成立家庭之后的利比亚人均可以向政府申请住房，这些房屋将由符合条件的家庭以十分低廉甚至是象征性的价格获得。在通信方面，在利比亚使用固定电话进行国内通话是完全免费的，手机话费价格也非常低廉，目前利比亚手机覆盖率为103％。听到这个数字您不用困惑，利比亚目前使用的手机号数量已经超过了其人口总数。在利比亚时常看到利比亚人手里拿着两个手机来回换着打。在利比亚一些行人比较集中的广场、街道行走，竟然没有一位城市流浪者或乞讨者，这可以算是世界奇迹，这与记者长驻的埃及情况截然不同。如今，利比亚人或许已经真正过上了衣食无忧的小康生活。所有这些经济成就比起那个每人每天 100克左右粮食缺医少药没有手机的朝鲜而言，真是奇迹。可为什么先倒下的是我，而不是那个金二？
中國古代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位帝王在临死驾崩前，把将要即位的太子叫到病床前，面授治国之道。在讲述如何驾驭群臣之后，开始传授治民的方法，大概意思就是：要管好老百姓，不让他们造反，最重要的是要让老百姓的生活始终处于温饱线附近，因为，假如老百姓太穷了，揭不开锅就会去揭竿，但如果老百姓过于富足，没有了物质之忧，就会要求更高层面的东西如平等、权利等，也会闹事，因此，让老百姓整天为吃穿奔波，将大部分时间在忙碌吃和穿的过程中消耗掉，国家才会安宁和稳定。太子深得治民精髓。从此，中國大部分老百姓基本就处于吃不饱穿不暖的状态，每天为下一顿的吃穿早出晚归，为自己有一辆永久牌自行车而邻居只有一辆山寨自行车而自豪，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奢谈人權自由公正。数千年来，中國老百姓被圈在这座物质围墙里面，像勤劳的蚂蚁，像温顺的羔羊。
金正日对此显然也心领神会。在他治下的朝鲜老百姓食不裹饥，吃了上顿没下顿，一个男人家只要有两袋大米就可以娶三个媳妇，但贫困不是问题，政府只需偶尔给百姓发两斗大米，百姓就对国家感激涕零，感恩怀德，感深肺腑，感慨激昂，感天动地了，自觉自愿团结在金正日周围，多么感天地泣鬼神的画面哦！而卡扎菲显然就差劲了，如上所述，在利比亚，国民实际上是非常富有的。卡扎菲将石油收入的大部分用于百姓福利，住房免费，教育免费，医疗免费，每个家庭有两个出口留学的免费指标，甚至出国看病的费用也能报销，平均每个家庭拥有三辆汽车。与中國老百姓相比，这不仅是中产階級，而是中产階級中的中产階級，不仅是白领，而是白领中的白领。可是卡扎菲就没有像中國皇帝们一样想过：你让老百姓都富了，走出了物质围墙，他们没有了物质追求，美女因为数量限制又不能按需分配，他们不想人權自由公正这些东西又去想什么呢？你又不能给每个民众造一条宇宙飞船让他们都去探索太空。
此外，金正日的狡猾与冷酷也不是卡扎菲能赶得上的。这主要体现在对待核武器的态度上。
这次多国部队所以能放开手脚对利比亚实行无微不至的空袭，最根本原因是卡扎菲主动放弃了他那原本已唾手可得的核武器。曾与美国、欧洲纠纷不断并执着追求核武器的卡扎菲，2003年12月宣布放弃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他还决定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的核查。美国以萨达姆-侯赛因开发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由攻打伊拉克的当年，利比亚在美国等国际社会的制裁下举旗投降。利比亚1988年在苏格兰洛克比上空引爆泛美客机，接着又开发核武器，此后国际社会一直将其视为定时炸弹，不断向其施加压力。利比亚拆除并破坏了10多处离心机和铀浓缩设施，并将核武器原料铀等25吨材料运往美国田纳西州的一个基地。大约用了3年时间完成这个过程。利比亚在这种情况下发生内战后，国际社会在决定是否介入的问题上便没有太大的风险。因为卡扎菲已经没有核武器了。
金正日多精呀，知道原子弹是自己手中唯一一张与西方叫阵的王牌，所以打死也不愿放弃。早在2009年6月13日电朝鲜外务省“受委任”发表声明表示，坚决反对和谴责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的关于朝鲜核试验的第1874号决议，并宣布在“与美国开始全面对抗的情况下”，采取3项措施以“捍卫民族尊严和国家自主权”。这3项措施是：新近提取的钚将全部实现武器化；开始进行浓缩铀作业；朝鲜将把美国及其追随者的封锁视为战争行为，并将采取坚决的军事对应措施。声明说，朝鲜将“以报复对付制裁，以全面对抗对应对抗”。当前的对抗“从本质上说首先关系到朝鲜的民族尊严和国家自主权问题，是朝美对抗问题，而不是和平与安全问题”。声明说，朝鲜进行的第二次核试验是为了对付美国的敌对行为而采取的“自卫措施”，“没有违反任何国际法”。朝鲜“绝对不会放弃核武器”。对这次卡扎菲的倒掉，朝鲜在8月22日就得意洋洋地表示：“‘利比亚的弃核方式’证明了西方国家的另一种侵略方式，他们先用所谓‘保障安全’和‘改善关系’的糖衣炮弹迷惑对方，使对方解除武装，然后发动军事袭击。”
不过，话有说回来，金正日虽然有这些比卡扎菲“高明”的治国理念和手段，但他也明白：这些东西只能保证他不会在卡扎菲前面倒掉，要想靠这些小聪明来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基本上还是缘木求鱼——这不：最近他就不惧长途跋涉地去俄罗斯寻求帮助去了。
鲁迅《捣鬼心传》有云“捣鬼有术，也有效，然而有限，所以以此成大事者，古来无有。”此言可遗赠金二。
来源：http://www.my1510.cn/article.php?id=63479
作者:信力建
中国报道周刊, 2011-08-27. | 添加评论 | One comment
原文地址 卡扎菲为什么倒在金正日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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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墙在1961年8月13日开始建造，一开始只是铁丝网，后来被大量换成真正的围墙。东德称此围墙为“反法西斯防卫墙”，但多数西方国家认为建围墙的真正目的是禁止东德人逃入西柏林。该墙把柏林隔成两个世界，一边是社會主義，一边是资本主义。
肯尼迪于1963年6月26日在柏林演讲，题目是《我是一个柏林人》，他说：“自由有许多困难，民主亦非完美，然而我们（民主国家）从未建造一堵墙把我们的人民关在里面，来防止他们分开我们。” “自由是不可分割的，只要一人被奴役，所有的人都不自由。”
柏林墙建立后，有人采用跳楼、挖地道、游泳等方式翻越柏林墙，共有5043人成功地逃入西柏林，3221人被逮捕，239人死亡，260人受伤。
1988年，我乘坐火车从东往西穿越柏林墙，亲眼目睹高墙的威严，东面的大墙干净洁白，为什么呢？因为没有人可以靠近它；西面的大墙五花八门，看上去好像不是一堵高墙，而是艺术画廊。写什么画什么的都有：骨肉同胞，我们时刻想念你！拥抱你，我东边的兄弟！……
1989 年，我亲眼目睹柏林墙的倒塌，每一位东德公民进入西德，都立刻获得一笔100马克的寒暄费（Begrue？ungsgeld）。仅在1988年，西德政府就支付了2亿6千万马克的寒暄费。柏林墙倒塌之夜，东德人潮涌入西柏林，时任西柏林市长的Walter Momper 指示，所有银行和储蓄所连夜加班加点，为东德人发放寒暄费。
德国Forsa研究所曾在《明星周刊》（Stern）公布了一项民意调查，在受访的1002名德国人当中，有15%的人怀念东西德统一前的日子。根据该民调发现，许多西德人对于他们必须缴付重税，以重建前共產东德感到不满。
过去20年，德国已拨出1万2000亿欧元的国家资金展开重建工程。东德人对于自己的平均收入只是西德人的80%也大为不快。德国人口约8200万，不过，由于失业率上升，东德部分地区的人口已大幅度减少。自1990年以来，东德人口共减少了约200万人。
该民调也显示，55%的受访者认为，如果政府能取消征收“团结税” （Solidaritaetszuschlag，收入的5，5％，根据近日德国媒体报道，东德人也缴纳团结税），这将有助于东西德融合；该“团结税”主要是为东德重建筹集资金（根据德国媒体报道，该款现在主要用于应付经济危机）。此外，50%的人认为，政府应该提高东德人的退休金，以缓解东西德之间的紧张关系。
墙把兄弟隔开，都是骨肉同胞，弟弟有困难，哥哥帮一把，没说的。而现在墙没了，大家都一样了，平起平坐，凭什么我要救助你？凭什么我要缴纳团结附加税？在东德的时候，小孩可以免费上幼儿园，可以免费读书，直至大学毕业，享受全民保健，如今，某些东德人反而觉得柏林墙在时更加温暖。
在柏林墙建造50周年之际，德国Forsa研究所在《柏林日报》公布一项民意调查，三分之一的柏林人认为，1961年建造柏林“或多或少是正确的”，其中百分之十的人认为“完全正确”，但还是百分之六十二的柏林人认为“完全错误”。值得一提的是，被访的前东德共產黨员几乎认为“完全正确”。
柏林墙给德国人造成的血泪创伤，不是施奈德（Schneider）的《越墙者》（Der Mauerspringer）一书能够交待清楚，它毕竟是东德社會主義遗留下来的一份特殊的政治遗产，对它的留恋，对它的纪念，有甜酸苦辣。
柏林墙的倒塌
1989年11月9日，新东德政府开始计划放松对东德人民的旅游限制，但由于当时东德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君特？沙博夫斯基（Günter Schabowski）对上级命令的误解，错误地宣布柏林墙即刻开放，导致数以万计的市民走上街头，拆毁围墙，整个德国陷入极度兴奋状态。此事件也称为“柏林墙倒塌”，虽然围墙不是自己结构倒塌，而是被人为拆除。当时的柏林人爬上柏林墙，并且在上面涂鸦，拆下建材当成纪念品。11个月后，两德终于统一，成为“柏林墙倒塌”后的最高潮。
冷战时期有一种宣传，说苏维埃是永远正确的，它会极大的增进和平与自由。1989年德国人呼吁：“戈尔巴乔夫總書記，如果你希望和平，如果你希望苏联和东欧变得繁荣，如果你希望解放，请到这个门前来。戈尔巴乔夫先生，请打开这扇门。戈尔巴乔夫先生，请撤掉这面墙！”
柏林墙的倒塌是一个很好的信号，它已经成为了一个标志，不仅德国人，现在全世界都知道这个历史时刻。柏林墙的倒塌并不是偶然发生的，也不是因为戈尔巴乔夫是如此的友好，而是因为在那之前四个星期，也就是1989年10月9日，莱比锡有数千人战胜了自己的恐惧和软弱，走上街头高喊：我们是人民。
当时产生了一种强大的、出人意料的力量，使德国人自我克制，同时这股力量也促使执政者思考，必须要发生一些改变。
1989年10月9日，莱比锡和平游行，人们克服了常年累积的恐惧，鼓起勇气，进行反抗，并重新定义自我，高喊“我们是人民”。当人们赋予自己权利时，柏林墙倒塌了，这是一个奇妙的象征。
如果东德人还是沉溺于无知，而不热衷于政治觉醒，那当然值得担忧。
现在两德生活仍有差距，于是有很多人怀旧东德年代。战后，德国人也经历这样的情形：有人说，希特勒时代也并不是一切都那么糟糕。但是，德国人反省，绝对不能说極權体制并不是那么糟糕。
大多数德国人还是认识到自由的好处，他们不把自由看作是人们可以失去的空间。但是，德国人没有像战后时期“去纳粹化”那样，实行“去共產主义化”，当时有200多万人被剥夺公职。
两德统一后设立了一个机构，负责管理前东德国家安全部收集的档案材料，根据该机构的前任负责人高克（Joachim Gauck）先生的文章，当时从公共事业部门中清除曾为前东德国家安全部工作的人员，也只去除了50%的国安部工作人员。在各州的内政部，比如警察局，有约50%的前情报人员在继续工作。现在再看一下，原来的共產黨员以及30%到50%前情报人员可以继续留任。
高克说：“和解是很简单的。如果做过错事的人说出真相，并且人们基于这个真相愿意立即直接和解，如果这真相中还含有认罪的成分，也许还有一点悔改之意，那么这本身就伴随着内在的团结与和解。但是只要左翼黨从人员组成以及政治理论方面同过去的獨裁还存在紧密的联系，那么许多人，也包括我，就是机会的民主主义者。”
作者:谢盛友
中国报道周刊, 2011-08-13. | 添加评论 | No comment
原文地址 两德政治遗产柏林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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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伦布在葡萄牙国王的资助下完成了对通往新大陆航线的探索，为葡萄牙人乃至整个西欧带来一条黄金通道，但真正促使美欧贸易航线繁荣的并不是属于国王们的黄金帆船，而是私人冒险家和公司的货运船队。包括血腥奴隶贸易的三角航线促进了美欧贸易，最终使其成为世界上最热门的贸易航线，也直接导致了欧洲工业革命的兴起和现代文明社会的形成。显然并不是那位国王能在骄奢淫逸中促进社会的剧烈发展，当西班牙国王守着墨西哥的金矿过日子的时候，他们的无敌舰队完败于英格兰军舰和渔船组成的杂牌舰队。葡萄牙国王守着他们南美大陆庞大的殖民地的时候，并没有带来国内经济的飞速发展，相反在欧洲文明的进程中一直默默无闻，甚至还成为过西班牙或者法国的附属国。只有从未建立强大君主权威的荷兰人，以及在光荣革命后废除君主权威的英国人成为真正的海上霸主，海上贸易的发展促进了英国与荷兰的发达，直到今天。
美国人把希望寄托在民营公司的空天飞船发展上，而不是动用纳税人的钱来组建国家队NASA来继续领跑世界空天探索的潮流，可以说他们是老道的商人和政治家，民营公司强大的创新能力显然不是官僚主义的NASA所能比拟的。现在美国民营公司的运载火箭发射能力已经形成了对全球主要卫星发射市场强大的竞争力，可以预言在不久的将来又一家Intel类型的企业会出现在全球空天运载市场领域，并将打败所有的国家队，垄断绝大部分的商用发射市场。美国人是聪明的，这个世界上能和美国人竞争空天市场的只有欧盟和中國，欧盟的优势是资金和技术，但一盘散沙，难以调和各国之间的利益；而中國连体育都来举国体制，官僚主义下面泛滥的无监督体制导致的腐败，连桥都可以塌陷无数，遑论空天市场的竞争，所以未来的太空依然是属于美国人的。至于俄罗斯，他们在苏联时代积累的技术优势在短时间还能维持一定的发射市场，一旦美国人形成民营运载市场的规模化，也就死路一条，而且由于自身需求的减少，最终会成为不值一提的运载市场的小喽罗。
美国人到目前仍然主宰着全球的创新，在之后的五十年以上的时间依然如此，因为他们有世界最先进的制度做保障，才能创造出诸如IBM，Microsoft，Google，Apple，Intel，到最近崛起的Facebook以及Groupon等等先进的技术理念和创业模式。而所谓中國崛起不过是举国体制下的一场玩笑，没有制度保障，现在的中國和当年的西班牙葡萄牙有什么差别？当年西班牙人坐拥金山，在欧洲版图上却只能偏安一隅，与英国的海上争霸一败涂地，后来连小小的尼德兰游击队都无法压制下去，最后失去了这一块沃土，同时失去的是荷兰獨立后成为海上马车夫形成强大商业竞争力带来西班牙经济持续的衰退。藏富于民的英国与荷兰踩着藏富于王的西班牙与葡萄牙倒下的身躯创造了现代文明，现在美国人依然能够邈视中國人，因为他们藏富于民，让利于民，是公民社会，而不是官僚社会。中國能崛起吗？没有踏实的基础制造能力，一味地抄袭，上至号称尖端芯片技术其实是打磨Logo的龙芯CPU，下至日本的动画片，强辩高铁不是火车，这样的中國一百年也追不上美国，差距只能越拉越大。
最近我们已经看到中國在南海的窘境，一直宣称固有领土的南沙甚至西沙都成他国常住土地，还不断有外部势力介入，却也只能一味抗议。更严重的是国内相关新闻报道的评论几乎完全是负面的，爱国都成为奢望的社会，大国崛起不是很可笑吗？官僚垄断资本正以惊人的速度汲取民众的血汗，连续上扬的通胀和持续多年暴涨的税收已经预示中國的崩溃近在咫尺，所以这个世纪可能仍然是美国人的世纪，也可能是印度人的，但不会是中國人的。
作者:河岸
中国报道周刊, 2011-07-23. | 添加评论 | No comment
原文地址 亚特兰蒂斯号谢幕所想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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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媒（Print media），这里指传统的报纸和杂志，在欧洲的存在也有几百年的历史。
王韬（1828~1897），创办第一份中文报纸《循环日报》，他还是第一个登上牛津大学讲坛的中國人，演讲的主题是“中英通商”和“孔子之道”。1870年，王韬回到香港，但他并未埋进书堆里做学问，而是与友人集资买下一套英国印刷设备，创办了《循环日报》。 [1]
“外来”纸媒
《星岛日报》是由东南亚华侨富商胡文虎于1938年创办的中文报章，总部于2006年7 月4日由九龙湾宏光道一号星岛大厦，迁往香港筲箕湾东旺道3号星岛新闻集团大厦，另外在美国、加拿大、英国及澳大利亚等地均设有分部。在2004 年，胡文虎女儿胡仙把《星岛日报》股权卖给由“烟草大王”何英杰孙何柱国的泛华集团，后易名星岛新闻集团。
《星岛日报》 （欧洲版） 于1975年创刊，每星期出报6天，分销网覆盖英国、法国、荷兰、德国、比利时、丹麦、瑞典、瑞士、意大利、奥地利、西班牙及匈牙利共 12个欧洲国家。《星岛日报》（欧洲版）每天报道英国、法国、荷兰和其他欧洲国家消息，及有关中國大陆、香港和东亚的政治、文化、经济及娱乐消息。
《欧洲日报》创办于1982年12月16日，属台湾王惕吾之《联合报》的子报。该报以中文繁体字在每周一至五出版，每天二十多个版面除刊载当地华人社会及法国、欧洲新闻外，侧重报道台湾及中國大陆、港澳消息，读者为法国及周遍国家的华人。2009年年8月31日起宣布停刊，惜别华人读者。[2]
《欧洲日报》停刊后，以法国为总部的中文大报惟有《欧洲时报》。《欧洲时报》创刊于1983年，为中文日报，读者对象是旅居欧洲的华人、华侨，还有在欧洲各国的中國留学生和中國派驻欧洲、北非各国的外交、商务机构的工作人员，一些研究中國文化、关注中國现状及发展的外国汉学家、爱好中國文化和学习中文的外国学生等。《欧洲时报》每周出版五天。周一、周二、周三、周四16版周末20版。版面设有：要闻版、环球焦点、法国新闻、欧洲新闻、华埠消息、大陆新闻、大陆广角、大陆经贸、港澳消息、台北传真、东南亚新闻等新闻版面。另辟有：体坛风云、医疗卫生、博览、环球多棱镜、古今轶闻、文摘选萃、长篇连载、欧陆游踪、生活指南、法律常识、家庭与妇女、影视娱乐等副刊。
《欧洲时报》从来没有明确持牌人（出版人）的问题，只是模糊强调《欧洲时报》是旅欧华侨华人自己创办的一份华文日报，其宗旨是竭诚为旅居欧洲各国的华侨华人和社团提供服务，及时报道他们所需要的各类新闻，努力发扬中华文化和民族优秀传统，维护欧洲华人社会利益，提倡积极融入当地社会，促进和发展法国及其他欧洲国家同中國的友好关系，沟通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促进旅法、旅欧华侨、华人的团结与共同繁荣，认同“一个中國”，冀望台湾海峡两岸早日和平统一。
“本土”纸媒
“本土”纸媒分为“非上架”报刊（报纸和刊物）和“上架”报刊。“非上架”报刊没有正规发行和销售的渠道，主要是华人社团创办的会刊，向会员报告会务活动情况，兼有针对性地刊登一些法律知识和生活常识。
华人社团创办的会刊，比如旅法华侨俱乐部的会刊《简讯》，奥地利华人总会的《奥华》（后改为《欧华》），意大利米兰华侨华人工商会的《华侨通讯》，西班牙西华总会的《西华之声》，匈牙利华联会的《欧洲之声》，荷兰华侨总会的《华侨通讯》，俄国的《侨报》（已停），西德华侨协会的《德国侨报》（已停）、德国法兰克福印支华裔联谊会的《中华侨报》（已停）等等。
在欧洲，“非上架”报刊还有俄国的《中俄信息报》，中俄双语，只出了五期（90年代初，已停）。《路讯参考》，（杂志型）。《龙报》与上海新民晚报有过合作，在圣彼得堡出版。《莫斯科华人报》（已停）。《莫斯科晚报》（已停）。
荷兰的《中荷商报》，《华侨新天地》。德国的留学生刊物《莱茵通信》（已停）、《新新华人》（已停）、《欧华导报》。意大利的《欧华联合时报》。西班牙的《欧华报》。葡萄牙的《葡华报》。奥地利的《多瑙时报》。匈牙利的《中华时报》。比利时的《华商时报》。乌克兰的《乌克兰华商报》。罗马尼亚的《旅罗华人》。希腊的《中希时报》。瑞典的《欧华天下》。爱尔兰的《华人报》。捷克的《捷华通讯》。斯洛伐克的《中欧华报》。
“上架”日报或期刊以营利为目的，正规发行，而且销售渠道畅通，除了固定订户外，销售点分布在欧洲各大火车站飞机场市中心的书报亭。
1999年9月在德国班贝格（Bamberg）创刊的《本月刊》（European Chinese News）是欧洲第一份在“本土”诞生的营业性“上架”中文杂志，拥有獨立刊号ISSN 1616-6647和欧洲商品编码4195108802505.
《本月刊》一上架，立刻引起西方主流媒体的关注，先后被德新社（Deutsche Presse Agentur）、美国联合通讯社（Associated Press）、《華爾街日報》（The Wall Street Journal）、《南德意志报》（Süddeutsche Zeitung）、《法兰克福汇报》（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柏林《日报》（Die Tageszeitung）、《德国之声》（Deutsche Welle）、以及RTL、BR、n-tv 、Sat1、NDR等电视台专题介绍和报道。
《本月刊》拥有两千多固定订户，发行18000份，分布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比利时、卢森堡、荷兰、奥地利、匈牙利、捷克、瑞士等欧洲12个国家，欧洲各大图书馆和大学汉学系均有收藏。《本月刊》一共60页，50页文字，每期大约十万字，其他10 页为广告版面。《本月刊》版面包括：本期专题、热点追踪、中华扫描、欧陆扫描、天下华人、社会生活（刊登随笔、小说、散文、杂文等。）、保健养生、法律资讯、财经焦点、读者服务等。
2001年11月，《本月刊》是唯一的一份中文纸媒，参加了科隆第一届国际媒体博览会，谢盛友作为出版人应邀到会发表演讲。[3]
欧华纸媒与欧华作协
欧洲华文作家协会的会员是支撑欧洲华文纸媒最有力量的一群作家和记者。
著名作家赵淑侠女士创建的欧洲华文作家协会，于1991年3月在巴黎成立，标志着欧洲华文文学由散居到联合的状态转变。大部分华文作家早在离开故土之前就已经开始了华文文学的创作，他们的创作在冷静、睿智的文化观照中表现出勃勃生命力。在两种甚至多种民族文化的对比、渗透和参照里，他们的创作也有着多种文化思考、糅合的特殊品质。现任会长俞力工（奥地利），副会长朱文辉（瑞士）、李永华（捷克）、谢盛友（德国），秘书长郭凤西（比利时）、副秘书长麦胜梅（德国）、丘彦明（荷兰）。目前有会员80余人，分布于22个国家。
现任美国世界艺术文化学院院长暨世界诗人大会主席杨允达博士也是欧洲华文作家协会的会员，他协助法国侨领苑国恩创办了《龙报》，这个消息传到王惕吾那里，王惕吾想高价收购《龙报》，苑国恩不肯放手，因为《龙报》发行人兼社长这顶桂冠在台北政坛很吃香。杨允达最后协助老朋友王惕吾在巴黎创建《欧洲日报》，创刊时王惕吾女儿王效兰亲自到巴黎坐镇。杨允达从1982年12月16日至1983年12月31日担任《欧洲日报》的总编辑。王效兰因为《欧洲日报》获得“法国荣誉军团军官职等勋章”。
在欧洲，几家日报均是“外来”纸媒，这些日报之副刊主要依靠欧华作家支撑。《欧洲日报》副刊连载赵淑侠的多部文学作品，尤其是长篇小说深受欢迎。可惜，《欧洲日报》副刊于1992年6月停刊，是王效兰决定停的。《星岛日报》（欧洲版）1994年至1996年曾设“欧华大地”副刊，谢盛友（华骅）是当时的主要作家之一，每周发表散文或随笔一篇。欧洲华文作家协会的张琴曾在2003年至2005年两年间，担任《欧洲时报》西班牙特约记者，并在《欧洲时报》连载长篇著作《异情绮梦》。
“本土”纸媒中《欧洲通讯》是比较早的刊物之一。1971年10月谢芷生与胡祖庶在德国海德堡尝试性地印发了《欧洲通讯》试刊，以油印纸合订方式综合报道了保卫钓鱼台运动的最新发展情况。试刊在海德堡留学生中分发后，《欧洲通讯》试刊在海德堡出了两期后，创刊号于1971年12月问世。
《欧洲通讯》的成员很快扩展到40多个人。其中德国的新成员有谢莹莹、俞力工、廖文男、胡祖庶等，《欧洲通讯》于1981年出版最后一期后便结束了其历史任务。最后一期的评论结束语是“馬克思撒下了龙种，收获了跳蚤”。
《欧洲通讯》停刊后，俞力工成为《西德侨报》（后改为《德国侨报》）的一个主要撰稿人。《德国侨报》自 1972年7月第1期到2004 年8月，共发行270期。欧洲华文作家协会的作家是该刊的主要撰稿人，比如赵淑俠、俞力工、龚慧真、麦胜梅、王双秀（笔名施仙）、莫索尔、朱文辉（余心乐）、杨玲、谢盛友（华骅）、池元莲、赵曼、邱玉、谭绿屏、黄鹤升等。欧洲华文作家协会前任副会长张筱芸1994年11月开始担任《德国侨报》主编，直至2004 年8月停刊。
《瑞士侨讯》（不定期出版）2002年10月创刊，欧洲华文作家协会的颜敏如 2003年12月至 2009年9月担任总编辑。朱文辉是该刊的发行委员会的委员之一。赵淑侠在第23期（2010年5月）的《瑞士侨讯》发表了《模范母亲》一文。
《欧华》杂志由胡元绍先生于1991年创办，创刊时名为《奥华》杂志，后更名为《欧华》，1995年停刊。俞力工和常恺分别担任过总编辑。
李震在匈牙利担任《中华时报》主编。
德国的留学生杂志《莱茵通信》1987年4月创刊，2005年2月停刊。谢盛友1995年至2001年担任《莱茵通信》副主编和莱茵笔会秘书长，1998年至1999年担任《留德学人报》主编。谢盛友1999年 8月创办《德国导报》（后改名《欧华导报》）。
欧洲华文作家协会的黄雨欣2000年至2001年担任德国留学生杂志《柏林通讯》（后改名《新新华人》）编辑部主任，主编是崔峤。《新新华人》从1997年开始，2004年底停刊。
欧洲华文作家协会的杨允达、穆紫荆、高蓓明、文俊雅是欧洲《本月刊》的主要撰稿人。
《捷华通讯》半月刊筹办开始于1998年10月9日“旅捷华人联谊会”的一次会议，10月16日形成初稿，1999年2月25日第一期才正式出版。至今总共已经270期。1-5期，主编是现任欧华作协副会长李永华，6-270主编是陈学东。2006年5月之前，发行人是李宝成，之后是唐云凌。李永华在该报刊发表散文诗歌、新闻、节日社论、文化活动通讯、人物特写等。
旅居西班牙的张琴是当地报纸《华新报》的主要撰稿人之一，资深记者莫索尔（欧华作协前任会长）也在常在该刊物发表报道。
中文纸媒在欧洲发展前景分析
欧洲著名媒体人托马博士 （Prof. Dr. Helmut Thoma ）说：“钓鱼人撒下的饵不一定要受到钓鱼人的喜欢，而一定要受到鱼的喜爱。” （“Der Wurm muss dem Fisch schmecken und nicht dem Angler.” ）[4]
出版人是钓鱼人，文章是饵，读者是鱼。纸媒的发行量取决于饵，取决于好文章，提供饵者是作家和记者。
一个纸媒报人决定出版发行一份刊物之前，作为钓鱼人的他首先要寻找自己的渔场，看看那些鱼在哪里生活，也就是分析读者对象。以德国为例，根据联邦统计局2009年12月31日给出的统计资料，来自中國大陆的中國人79 870人，来自台湾的有4 670人。显然，这些数字是指在德国拥有中國护照的中國人，至于已经入籍德国的中國人不包含在里面，能阅读中文纸媒的人还包括来自香港、越南、泰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家或地区的华人，还有在德国的汉学家。
“上架”日报或期刊以经济行为来考量和操作，日报或期刊需要在当地政府主管部门申请一个刊号。在德国，ISSN刊号的获取是免费的，主管单位是德国国家图书馆。
拥有ISSN刊号的刊物，德国各大图书馆每期收藏。“上架”报刊的目的是上架被销售，因此，以营利为目的报刊，需要正规发行。在中國，报刊的发行渠道是邮局，在欧洲则完全不同，由纸媒发行代理公司代理。要进入销售渠道，即被“上架”，日报或期刊就必须拥有欧洲商品编码（European Article Number，EAN）。拥有商品编码后，报刊则可以上架，分布在欧洲各大火车站飞机场市中心的书报亭销售点。欧洲商品编码原来只是欧洲范围内适用，而现在已经是全球范围内产品交易的商品代码。为了适应读码器辨认的需要，这些代码又被做成人们熟知的条形码。通过读码器的辨认，可以轻松地知道货品来源、库存量等信息。
EAN有8位数字和13位数字两种，13位的组成是这样的：国家代码（前3位）生产商代码（后4位）。国家代码和生产商代码由EAN各国总部具体发放和管理。
在欧洲，纸媒发行代理公司可以代理英文、法文、德文等任何纸质出版物，即既代理销售书籍，又代理销售日报或期刊，并根据合约，届时结算。但是，对于中文，欧洲纸媒发行代理公司只代理销售中文日报或期刊，不代理中文书籍的销售。
比尔。盖茨于2005年10月26日在接受法国发行量最大的报纸《费加罗报》（Le Figaro）记者采访时指出：“五年后将不存在纸媒。”[5]
比尔。盖茨断言“五年后将不存在纸媒”，五年后的今天，纸媒仍然存在，为什么？
不过，比尔？盖茨的断言是有根据的。根据德国Bitkom公司的一项民意调查，47%的30岁以下的年轻人认为上网最重要，然后依序是：电视、岳母、洗衣机、纸媒……。[6]
但是，根据德国ONLINER ATLAS在2010年7月9日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同样还有28%的德国人不接触、不使用网络。[7]
根据IBM SPSS于2010年在德国做的一项民意调查，54%的14岁至64岁的人每天仍然读纸媒，而一个星期才读一次的只占8%.[8]
根据美国Washingtoner Pew-Forschungsinstitut于2009年3月22日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就信息获取的手段和方式，在美国的居民通过网络的数量2008年第一次超过通过纸媒的。在美国，2008年纸媒企业解雇了10%的新闻记者，2008年纸媒企业的广告收入比前两年减少23%，报纸期刊的发行量也降低4%，降至每天只有大约4千8百万份（48 Millionen Exemplare）。[9]
德新社（dpa）2010年4月22日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37%的民众在不久的将来愿意通过屏幕阅读报纸和书籍，哪怕是超过60岁的民众，也有31%愿意接受电子报纸和电子书。[10]
欧华纸媒是欧洲华文文学的载体，现在还有一些新的载体，比如网络。随着科技发达，传媒形式多种多样，发表的渠道也越来越多，但要永久留存，还是要靠印刷出版的。
对于在欧洲的“上架”中文纸媒来说，今后可能走两条道路。要么全部内容改成电子报纸或电子期刊；要么就是期刊的期数压缩，改成文集出版。由于欧洲代理公司不代理中文书籍的销售，在欧洲的中文期刊，今后可能不断扩大“每期专题”和“热点追踪”的版面，而逐渐取消其他版面，慢慢过渡到“一期一书”。面临网络的压力，期刊的间隔会逐步加长，即月刊会改成双月刊，双月刊改成季刊。当一本月刊变成季刊，就是一本收录深度分析文章的文集，就是一本书。但是，不明持牌人的中文纸媒，显然是国家政府出资，只要政府存在，该纸媒就会存在。
相反，在欧洲的“非上架”中文纸媒，其前途就很乐观。世界上只要有阳光和雨水的地方就有中國人，只要有中國人的地方就有中國人协会。在欧洲只要有七个人就可以成立一个协会，并且可以在初级法院登记注册，税务局审查通过后还可以享受免税的待遇。协会的中文会刊，只要协会存在，会刊就存在。
参考文献：
[1] 西方朔：王韬与《循环日报》，载欧洲《本月刊》，2010年10号第17页。
[2] 杨允达：我和《欧洲日报》，载欧洲《本月刊》，2010年10号第20页。
[3] 科隆第一届国际媒体博览会（Die erste Spezialmesse für internationale Medienvermarktung und internationale Kulturbeziehungen.）链接：http://www.imh-deutschland.de/page/index.php？rubrik=0006&id=0037
[4] 托马传（Dieter Wunderlich：Buchtipps & Filmtipps，Helmut Thoma，65779 Kelkheim，Germany，2006.）链接：http://www.dieterwunderlich.de/Helmut_Thoma.htm.德文原文如下：Die Verachtung der Massenkultur hielt Helmut Thoma für undemokratisch. ？Der Zuschauer darf sich seine Regierung w？hlen， also auch sein Fernsehprogramm？， r？sonierte er 1990 im ？Spiegel？。 ？Ich wundere mich auch hin und wieder über die Wahl， aber der Wurm muss dem Fisch schmecken und nicht dem Angler.？
[5] 比尔？盖茨：“纸媒将结束。”（Bill Gates beschw？rt das Ende der Papierzeitungen：Networld / 26.10.2005 / 18：47.）链接： http://www.golem.de/0510/41255.html.德文原文如下：Bill Gates von Microsoft hat in einem Interview mit der franz？sischen Zeitung Le Figaro auf die Frage der Journalisten， wo er die technische Entwicklung in fünf Jahren sehen würde， unter anderem das baldige Ende der Print-Presse vorausgesagt： Seiner Einsch？tzung nach würden schon in fünf Jahren， bedingt durch die rapide Verbreitung des Internets in Privathaushalten， 40 bis 50 Prozent der Medien online konsumiert werden.
[6] 民意调查：什么对德国人真的重要。（Umfrage： Was Deutschen wirklich wichtig ist.）链接：http://www.kreiszeitung.de/nachrichten/deutschland/umfrage-deutschen-wirklich-wichtig-zr-812259.html
[7] 28%的德国人不使用网络（28%Prozent nutzen das Internet nicht.），载2010年7月9日Fraenkischer Tag， 第6页。
[8] 您经常读报纸？（Wie h？ufig lesen Sie Zeitung？ ）链接：http://de.statista.com/statistik/diagramm/studie/81127/umfrage/haeufigkeit-zeitung-lesen/
[9] 美国民意调查：网络打败报纸。（US-Studie： Internet schl？gt erstmals Zeitung.）链接：http://www.computerbase.de/news/allgemein/studien/2009/maerz/us-studie-internet-schlaegt-erstmals-zeitung/
[10] 屏幕阅读时尚。（Bildschirm-Lesen kommt in Mode.）链接：http://www.magnus.de/news/umfrage-37-prozent-wuerden-magazine-und-zeitungen-am-bildschirm-lesen-817480.html
写于2010年10月26日（比尔。盖茨断言5周年），德国班贝格
作者简介：谢盛友，1958年出生于海南岛文昌县。现任欧洲《本月刊European Chinese News》出版人，华友集团董事长，欧洲华文作家协会副会长。
原载于中國大陆《华文文学》2011年第2期（4月号），转载请注明出处。
作者:谢盛友
中国报道周刊, 2011-07-07. | 添加评论 | No comment
原文地址 欧华纸媒的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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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恩斯坦（Eduard Bernstein，1850－1932）的政治智慧在于，他明确提出放弃暴力革命，修正了德国社会民主黨。
在恩格斯逝世以后，德国社会民主黨的组织原则，逐步转向议会民主制原则，黨员人数不断增加，黨员人数由1906年的约38万人猛增到1914年的108万人。而且，SPD在黨内公开批判“民主集中制”原则，并把这条原则从黨章中删除掉，逐步由无产階級政黨走向了改良主义的政黨。
二战以后社民黨重建。在西德，社民黨继续发展，从1969年至1982年执政。在苏军占领区也就是后来的东德，社民黨与德国共產黨合并成德国统一社会黨（Sozialistische Einheitspartei Deutschlands – SED）。
德国的共產黨叫做“民主社會主義黨”（Partei des Demokratischen Sozialismus – PDS），1989年东欧共產主义阵营瓦解，柏林墙倒塌，同年12月中旬东德共產黨改名为SED-PDS ， 1990年 2月4日正式改为PDS.两百三十万的共產黨员，95%退出，只有少部分的黨员从新组成PDS.民主社會主義黨一如既往继承德国共產黨、工人黨、斯巴达克斯同盟（Spartakusbund）、社会民主黨等的光荣传统。以维护工人的权益为政治诉求。对于东德共產黨的改名，当时政界学界各有各的看法，批评者认为“换汤不换药”，支持者认为，有勇气改名，将来总会有改革和改变。
2003年10月26日在开姆尼茨（Chemnitz）的八大黨代会上确认和通过了1993年制定的黨的纲领：坚持社會主義的目标；坚持走社會主義道路；坚持社會主義价值。
同时也修正：社會主義思想被原先的东德一黨專制獨裁者滥用，必须从新认识。黨纲不设计、不规定社會主義社会的模式，黨纲追求一种模式，即人民自主决定的合适于人类生活的模式。具体地说，就是经济自由、政治民主、教育平等、注重环保。
PDS主张社会公平公正，在德国是第一个黨提出，保证东德地区的最低工资；也主张富人要多缴税，比如财产税；主张穷人必须有社会保障等。在外交上反对德国向外国派兵，所以主张取消德国的兵役制。
PDS在总结过去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在政策上非常强调民主的重要性，认为民主是社會主義的根本要义。
年轻的德国PDS既缺乏在资本主义政黨制度下的生存经验，也缺少理论定位。德国PDS把东德时期认定为社會主義实践的失败，因此，为摆脱自身的旧标签，它试图淡化馬克思主义。它不能接受右的传统的保守主义，只好向社会民主黨靠拢。
德国PDS最大的有利因素是，东德地区与西德地区在经济发展和生活条件方面还存在明显的差距，许多东部地区的人对此表示不满，所以，东德是德国PDS的根基。在德国PDS里，黨内传统少、民主大，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但是，年轻人因此有很多崭露头角的机会。在中央主席团中，几乎有一半都是年轻人，最小的才30岁。这对有抱负和有政治热情的年轻人来讲，德国PDS是施展其才能和理想的合适场所。
根据德国基本法的规定，政治黨派的任务是参与人民政治意志的构成。在1998年的德国大选中，德国民主社會主義黨在德国主流政治的挤压下，首次获得了可喜的竞选胜利：（1）该黨在德国议会中共获得36个议席，在联邦议会拥有了议会黨团；（2）由此而获得相应的6个欧洲议会席位；（3）在两个联邦州中进入州政府内阁；（4）突破了5%的得票率，取得反对黨的政治地位，及由此而得到法律保障的财政拨款；（5）在西部地区实现了0选票的突破，使德国民主社會主義黨从东部走向西部，从一个地区性的黨成为真正意义上全国性的政黨。
在2002年9月的德国大选中，该黨几乎全军覆没。德国PDS在联邦议会中的议员人数从36席锐减为2席。竞选失败的后果是十分严重的，因为它不仅使德国PDS将失去国家的财政支持，丢掉了东部地区基本社会群体的支持，丧失了媒体的传播机会，也引发了黨内对黨的发展模式、道路、政策的严重分歧。大选失败后，他们进行了深入地分析和总结，比较一致的观点是：季希（Gregor Gysi）辞职，导致德国PDS的形象受到严重损害。在德国大选前一个月，媒体指出，季希等若干名德国国会议员将德国汉莎航空公司对德国议员的旅行补贴卡中的资金额度，挪作私用。消息播出后，季希没有同黨组织打招呼，就立即发表个人声明，宣布引咎辞职，辞去柏林市经济部长等职务。由于季希是该黨的标志性人物，所以，季希的辞职产生了灾难性的后果。
PDS后来跟社民黨的极左派联合，先是组成劳动和社会公平黨（WASG），后合并入左翼黨（Die Linkspartei 或Die Linke）。左翼黨成立于2007年中期，目前德国的第四大黨。
拉方丹（Oskar Lafontaine）是德国左翼黨的灵魂人物之一，他是劳动与社会公平黨的创始人，也曾任德国社会民主黨主席和担任过联邦财政部长。
尽管我非常非常讨厌拉方丹这个人，但是，有左翼黨的存在，它始终作为反对的声音，时刻提醒执政者不要太离谱，始终起着监督的作用。
作者:谢盛友
中国报道周刊, 2011-07-05. | 添加评论 | No comment
原文地址 德国共产党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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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伯钧任交通部长之后，中國爆发“反右运动”，章伯钧被打倒。万钢留成回国之前，爆发陆肆民主學潮，之后，万钢回国荣任科技部长。
同是留德学人，记录如下文字，没有任何其他意思和意义，只希望《往事并不如烟》真的不如烟，当然，也希望万钢同学做人做官做事平稳，真的让中國公民过《完美生活》（章诒和女儿唐晓白当电影导演，其代表作。）。
交通部长章伯钧
章诒和大姐送我一本《伶人往事 ─ 写给不看戏的人看》（台湾时报出版2006年7月初版，ISBN 9571345199 ）。我这个人呀，不看戏，也不看书，大姐邮寄来的书很久了，现在才有时间阅读，真的很对不起大姐。
小时候，章伯钧对章诒和说：“好的东西都令人不安。如读黑格尔，看歌德，听贝多芬。”章诒和勉强读了几页的黑格尔与歌德，没觉得不安，连稍稍不安也没有。但章诒和看台上的言慧珠，却能叫她稍稍不安。
读言慧珠的故事和留德前辈章伯钧先生的故事，让人内心深处有一种无法描述的创痛与苍凉。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戏曲学校开始贴大字报、大批判，言慧珠和俞振飞两人身上前后都被刷浆糊、贴满标语、大字报，并被安排扫厕所。9月1日至2日，他们的住所华园被抄家，言慧珠积蓄多年的财产被抄走，包括几十枚钻戒、翡翠、美元、十八斤金条、六万元存折，家里的设施被严重破坏。言慧珠曾数次分别将三千元现金交付亲友，但亲友迫于压力即上交给学校。9月10日晚，言慧珠将十岁的儿子言清卿托付给俞振飞后，在卫生间悬梁自尽，留下了三封遗书。当时官方的结论称其“自绝于人民”。
章伯钧（1895 ─ 1969），安徽桐城人，1922年被安徽省省长许世英所器重，以公费赴德国留学，与朱德、孙炳文同船，入柏林大学哲学系学习黑格尔哲学。1923年经朱德介绍加入中國共產黨。1925年初，在柏林还认识了邓演达。1926年初海归，任中山大学文学院教授。之后，广州国民政府誓师北伐，国民革命军攻克武昌，章伯钧随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邓演达从广州到达武昌，任政治部宣传科长。
抗日战争爆发，章伯钧在南京、武汉经常与中國共產黨代表团接触，同共產黨密切合作。在重庆，他和许多民主人士一道，强烈要求国民黨结束一黨專政，实施宪政。“皖南事变”发生后，章伯钧进一步靠扰中國共產黨。
1949年以后，章伯钧曾任全国政协常委、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政务委员，中國民主同盟副主席，农工民主黨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长，《光明日报》社社长。
1957年在“大鸣大放”中提出批评共產黨的政治见解，建议实行“两院制”，被指为要搞“政治设计院”。1957年6月8日成为中國头号资产階級“右派分子”（1957年5月22日《人民日报》发言）。
根据章伯钧先生的夫人李健生女士（章诒和大姐的亲生母亲）的回忆：
那时章伯钧当交通部长，正访问罗马尼亚回来。彭真（当时的北京市市长、中共中央书记书记）要他提意见。章伯钧说：“我没有意见啊，我现在很好，很得意，我没有意见。”几次都被章伯钧挡回去了。
一天夜里，电话铃响了，是李维汉（当时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打来的，要章伯钧接电话。李健生说他拉了一天肚子，刚睡着。李维汉要李健生转告章伯钧，无论如何来开会，提意见，谈看法。
第二天，章伯钧开会回来，一进门就说：“这下糟了！我提了意见，彭真、李维汉铁青着脸坐在那儿，一声不响。”
章伯钧那天提出了“政治设计院”的构想，就此闯了大祸。章伯钧同罗隆基讲不到一块，不知怎么就弄成了“章罗联盟”，成了最大的右派。
当时，周恩来还去同毛澤東讲了，说是章伯钧他们在重庆时还是帮了共產黨不少忙的。这样做，人家要说共產黨过河拆桥。毛澤東不理睬周恩来。
1969年，章伯钧病了，很厉害。孩子们都不在身边，李健生一个人弄不动他。幸亏邻居来帮忙。邻居称他为“章善人”。邻居喊：“章善人病了，我们要帮帮他！”弄了辆三轮平板车，把章伯钧载到医院。那时，医院不给右派看病。
周恩来发话，医院才收留章伯钧住院，给看病。不久就逝世了。那时，一个月才二十块钱生活费，怎么办他的丧事啊！后来，周恩来批示：“是什么待遇就是什么待遇。”
政协军宣队、解放軍来人了，叫李健生放心，丧事组织包了。组织找李健生，说：“黨的需要，章伯钧不能公开平反。”
1980年5月8日，右派的工作告一段落，曾经被划为右派的55万人几乎全部“改正”，但是仍有极少的一部分人“只摘帽子，维持右派原案，不予改正”，其中包括中央认定的5名右派分子章伯钧、罗隆基、彭文应、储安平、陈仁炳。其他未获得“改正”的右派还有林希翎。
科技部长万钢
万钢1952年8月出生于上海，1969年4月至1975年10月，万钢在吉林省延吉三道公社插队。1975年10月，受推荐进入东北林业大学道桥系学习，成为 “工农兵学员”。1978年毕业后，留校任教；1979年，考入同济大学结构理论研究所实验力学专业，攻读硕士；1981年毕业后，获硕士学位，并在同济大学数学力学系任教。德国克劳斯塔尔工业大学的一位访问教授，在看万钢的博士研究课题后对他发出邀请。1985年，在获世界银行的奖学金后，万钢赴德国克劳斯塔尔工业大学机械系留学，并于1990年获该校博士学位。
在德国读博士的这段期间，万钢开发了一个降低汽车噪音的技术，得到了德国高校与企业奖。这套技术一直到2005年8月才在德国大众汽车公司退役。大众公司所在的德国下萨克森州政府为此颁发给万钢一个特殊功勋十字奖。
获博士学位后，万钢于1990年底进入德国奥迪汽车公司工作。历任该公司技术开发部工程师，生产部、总体规划部技术经理。1994年和1995年先后被德国克劳斯塔尔工业大学和同济大学聘为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
在德国工作期间，曾任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副厂长、时任教育部副部长的吕福源特别邀请万钢带一个德国汽车工业的博士工程师代表团到中國考察汽车工业。万钢2000年回国，不久，被科技部聘任为国家“863计划”电动汽车重大专项首席科学家、总体组组长。
2001年，万钢回到同济大学，担任校长助理、汽车学院院长、新能源汽车工程中心主任；2003年6月，出任同济大学副校长，并主持学校日常工作。2004年7月起，正式担任同济大学校长；2006年起，兼任上海市科协副主席；2006年12月，当选中國致公黨中央副主席。
2007年4月27日，科技部部长徐冠华因年龄到限，被免去职务；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定任命万钢为部长，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另一位非中國共產黨员的正部长官员。
作者:谢盛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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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地址 两个留德海归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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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安理会之所以作出这样两个决议，是因为联合国安理会以及欧洲联盟、非洲联盟、阿拉伯联盟认为，卡扎菲动用军队和招聘外国雇佣军对本国平民进行大规模、有系统的武力鎮壓，造成严重后果，违反了国际人權公约及相关的国际公约，构成了危害人类罪。必须严加制裁，必须视需要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在利比亚强制设置禁飞区以保护平民。
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不是随便什么人能够鼓捣得出来的。它的出台，不但必须得到安理会成员国绝大多数国家的赞成，而且不会被任何一个常任理事国反对。中國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中國对1970号决议投了赞成票，对1973号决议投了弃权票。这就表明，中國政府赞成对利比亚实行制裁，不反对在利比亚设立禁飞区。实际情况是，所有15个安理会成员国，没有一个国家旗帜鲜明地用投票的行动帮卡扎菲说话。孟子曰：“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如果此说不谬，那么，由此推断，卡扎菲堪称当今世界失道者的典型。
我们不妨看看卡扎菲其人。
卡扎菲1942年出生于一个贫穷的牧民家庭。1964年进入班加西军事学院学习。1965年，卡扎菲组建“自由军官”组织。1969年9月1日，卡扎菲发动“九一革命”政变，从王室手中夺取了政权。政变之后，以他为首的12名军官组成革命指挥委员会，行使立法和行政双重职权。当年12月仿照外国制订了临时宪法。1971年6月，卡扎菲成立“阿拉伯社會主義联盟”。将别的政黨一概取缔。1973年卡扎菲发动“人民革命”，以“人民委员会”和“人民大会”取代“革命指挥委员会”和“阿拉伯社會主義联盟”。建立“不要政府、不要黨派、不要议会、不要军队”的“大阿拉伯利比亚人民社會主義民众国”。同时撤销各级地方政府，废除全部法律。以指示治国，以枪炮治国。
“大阿拉伯利比亚人民社會主義民众国”这个国名，虽然含有“人民”、“社會主義”、“民众国”的字样，但其实不是社會主義国家，不是无产階級的政黨领导，国家领导人不是民众选举产生。卡扎菲对馬列主義也没有多少兴趣。卡扎菲统治下的利比亚没有宪法和法律。照理讲，没有法律就不存在违法、犯法的问题，但利比亚的监狱和囚犯并不因此而减少。1977年3月2日，卡扎菲又成立“革命委员会”，取代“人民委员会”和“人民大会”，自称“革命领导人”。至此，卡扎菲击败了所有公开的和潜在的对手，成了主宰利比亚的铁腕强人，连续执政42年。卡扎菲的儿子全都位高权重，其中长子穆罕穆德控制着利比亚的通讯业，次子赛义夫掌控“卡扎菲基金会”兼任卡扎菲的发言人，三子萨阿迪任特种部队司令，四子穆阿塔西姆任国家安全顾问。
卡扎菲特立独行，敢为天下先，敢冒天下之大不讳。卡扎菲是一个造反高手，反政府专家，世界级的草莽英雄。他通过反政府的方式起家，又通过反政府的方式集權，直至取消“政府”。他无权时反政府，掌权后也反政府。卡扎菲掌权以后，积聚了巨额财富。联合国安理会1970号决议公布以后，卡扎菲家族在美国和欧盟被冻结的资产就多达500多亿美元。国内的资产，更是多得难以估计。卡扎菲如此巨额的财富，用馬克思的话说，“浑身都流着肮脏的血”，是不算过分的。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在联合国安理会、欧洲联盟、非洲联盟、阿拉伯联盟同时掀起一片对卡扎菲的讨伐声中，国际上不乏支持卡扎菲的人。这些人对卡扎菲的对、错、善、恶、有罪还是无罪一概不谈，只谈克制、停火。这些人认为，卡扎菲是一个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最高领导人有权处理本国的内部事务，外国不得干涉；利比亚是一个主权国家，外国武装不能入侵主权国家。不过，这些人对卡扎菲的支持，基本上都停留在口头上，无非是发出了一点与上述国际组织不同的声音而已。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谁挺身而出，“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把对卡扎菲的支持付之于真枪实弹的行动。这种只说不做的做法，很有点口是心非、眼高手低的味道。对卡扎菲来说，这些声音无异于水中月，画上饼，望梅而不能止渴。这些声音，对卡扎菲孤立无援、被动挨打的局面，其实没有什么用处。
国家主权不容侵犯和不干涉他国内政，是一条重要的国际公约，当然应该遵守。但国际上还有人權公约，也必须遵守。保护主权不能成为践踏人權的挡箭牌。支持卡扎菲的这些人显然低估了道义的力量，低估了安理会的权威，更低估了利比亚人民争取民主自由的意志。
卡扎菲向何处去？利比亚向何处去？这好像是一个问题，不少“专家”口无遮拦地在纷纷评说。其实，这根本就不是问题。卡扎菲必定会被利比亚人民所抛弃，并被送上道义的审判台。而利比亚将顺应人民的选择，走上繁荣富强之路。
作者:汤守道
中国报道周刊, 2011-05-11. | 添加评论 | No comment
原文地址 卡扎菲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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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好同志张欣其实语焉不详。本人给他作点补充。追根溯源，本·拉登走向极端，并不是从对抗美国开始，而是从对抗苏联开始。拉登不当富翁，是去阿富汗打央视老板幼年时的外国养父苏联空餐黨，他是在抗击红色帝国主义的斗争中走向极端的。
世界上的问题缘分复杂，并不是红愤愤们盯着美国就能解决的。
故事要回到三十年前。１９７９年，穆司令世界出了三件大事。一是年初的伊朗革命，巴列维国王被推翻，鲁霍拉·霍梅尼在伊朗建立了一个教权至上的体制。二是埃及总统安瓦尔·萨达特在３月里与以色列签署了和平条约。埃及是人口最多、军力最强的阿拉伯国家，埃及不打了，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的战争就基本熄火了。第三就是苏联入侵阿富汗。人们现在往往只提塔利班，忘了阿富汗在塔利班之前是个什么样的国家，这里介绍几句。
１９７８年４月，阿富汗公产黨——正式名称是人民民主黨——鼓动少壮军人发动政变，夺取了政权。阿共的领导人，想来读过馬克思和列寧的著作，但是，大概没有学习过在东方落后国家更有现实意义的毛择东思想。老毛说，中國革命靠三件法宝：一个馬克思主义的政黨，一支黨所领导的军队，还有一件法宝叫作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阿共显然没有吸取这第三件法宝的经验，他们控制首府喀布尔后，立即开始屠殺知识分子和宗教人士，招致宗教势力和地方氏族势力的全面反叛。为了挽救摇摇欲坠的阿共政权，苏联只得出兵，于１９７９年年底侵入阿富汗。
这下在穆司令世界惹起轩然大波。这不是十月革命后苏联红军进入阿塞拜疆，那时消息闭塞；如今家家有电视，每个穆司令都知道，无神论者正在侵略一个衣似蓝国家，这还了得！西方基督徒好歹还算“经书民族”（People of the Book），和穆司令一样，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无神论者则完全是另一回事。于是，志愿者从各穆司令国家赶赴阿富汗参加“圣战”。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本·拉登被沙特阿拉伯招募了去阿富汗发放资助“圣战者”（Mujahideen）的经费。后来的“基地”组织，就是从发钱时的人头登记开始的。
当时的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曾令驻美大使向美国政府捎话：三到四个星期，苏军就能结束阿富汗战事。他们低估了穆司令的抗争决心，也低估了美国的反应。美国驻阿富汗大使在该年２月被爆徒杀害。已经被激怒的美国总统卡特，决定对苏联全面反击。
中國当时也坚决反对苏联入侵阿富汗，为此还抵制了１９８０年的莫斯科奥运会。中國现在算是在１９８４重回奥运会（美国洛杉矶），其实本来可以提早四年的。中國还为“圣战者”提供了大量武器。美国的武器是为工业民族设计的，对中亚农民而言，远不如苏式武器简单易用。于是，由美国和沙特出钱，让阿拉伯国家向中國购买苏式枪枝，再转送给“圣战者”，巴基斯坦则出人指导训练。中國武器走向国际市场，就从这一买卖开始。
甚至中國的牲口也上了阵。阿富汗是山地，路难走，气候恶劣，运枪炮只能靠骡子。但美国的胖骡子娇生惯养，适应不了，没走几步就趴地上了。还是咱们的四川小骡子，耐劳耐寒，跟着游击队爬山涉水，为“圣战”不惜英勇牺牲。
当时，虽然美国和本·拉登都在支持阿富汗游击队，但两者并没有接触联系。
苏联再强大，也挡不住美国、中國和穆司令世界的联手对抗。经过八年漫长战争，１９８７年，苏联新领导戈尔巴乔夫宣布撤军。这是老邓提出的改善中苏关系三条件之一（这条有关中國西部安全，另两条是有关南部安全的越南撤离柬埔寨，有关北部安全的苏联减少边境驻军）。两年后，老邓与戈尔巴乔夫在北京握手言欢。老邓以战逼和，至此，为改革开放赢得了一个相对和平的周边环境。
苏联在阿富汗的失败，让本·拉登相信：超级大国并不可怕，“圣战者”的信仰，终将战胜先进武器。
随后，１９９０年８月，伊拉克突然袭击，占领了科威特。已经回到沙特阿拉伯的本·拉登向王室建议：他可以召集各国参加过阿富汗战争的老兵，组成部队，防备萨达姆的可能入侵。这类难以控制的私家军队，当然很难为政府接受。沙特宁愿请美国帮忙。这下激怒了本·拉登，他认为异教徒美国人的脚印亵渎了穆司令的圣地。从此，本·拉登开始暴力攻击美国。
为什么本·拉登对美国驻军沙特如此愤怒？他是基本教义派，其大原则有两条。第一是穆司令的土地不能由外人“占领”，这包括犹太人撤出巴勒斯坦，美军撤出“麦加和麦地那两处圣地间的土地”（本·拉登与王室闹翻后对沙特阿拉伯的称呼），西班牙退出安达卢西亚，俄国撤出车臣等北高加索穆司令地区，印度撤出克什米尔，中國撤出新疆，等等。第二是穆司令国家的统治者失去美国的支持后，真正的信徒将推翻他们，建立按教义行事的美好社会。
显然，本·拉登的梦想是不可能成功的。穆司令世界之外，他反对世界上最大的几个大国，虽然当前以反美为主。穆司令世界之内，本·拉登看得上眼的只有塔利班，他反对一切政府，不管当家的是总统还是国王。换句话说，本·拉登是现存政治秩序之公敌。反完苏联壮了胆，他转向反美国；如果能反完美国，胆子更壮了，他还会反其他国家。所以，不但美国要灭了他；其他有点脑筋的政府，明里暗里，都会说“灭得好”。本·拉登被击毙，不但美国年青人一片欢腾，西欧各国和日本、俄国的政府首脑都表态支持并祝贺。甚至阿拉伯世界也出奇平静；只有控制着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的哈马斯，指责美国继续“毁灭政策”，“挑衅衣似蓝和穆司令”。
本·拉登不可能成功，但他确实取得了很大影响。１９７９年三大事件所造就的名人里，他的影响甚至超过霍梅尼。霍梅尼讲到西方，慷慨激昂地抨击西方生活方式之堕落，特别是两性关系的随意。他曾流放法国，想来见识过法国人的风流。霍梅尼习惯称美国为“大撒旦”。我们汉人可能以为“大撒旦”就是仗着拳头大，到处干坏事。但在《圣经》和《可兰经》里，撒旦其实是个引诱者，是利用人性弱点，引诱信徒偏离上帝的指导。他是歌德诗剧《浮士德》里，以还你青春和一夜欢乐的许诺，换取老博士灵魂的那类魔鬼。霍梅尼使用这个称呼的更重要一面，是要求信徒抵制可口可乐和好莱坞电影，不要被美国生活方式所改造。
三十年前，受霍梅尼和伊朗革命的鼓动，穆司令极端分子搅得阿拉伯世界周天寒彻。他们的主要目标是那些打着现代性旗号、受社會主義思潮影响的世俗独餐国家，特别是复兴社会黨掌权的伊拉克和叙利亚。极端分子杀西方人、杀官员、杀基督徒、杀教师、杀美容店店主和雇员、杀电影院院主和雇员、杀歌手、杀运动员、杀外贸商人，the list goes on and on ……。特别是对男女生共同上课的公立学校的教师，被杀后还要吊在树上，直到被太阳晒成人干。在极端分子看来，这些学校引进了西方生活方式最堕落的一面——男女关系的随意。
所以侯赛因·萨达姆在１９８０年９月攻入伊朗，从源头上打击这股复辟中世纪的狂潮，得到了诸多阿拉伯国家鼎力支持。
霍梅尼抨击的是西方人之为西方人，这让很多穆司令都觉得难以接受，他们并不反对西方的音乐或电影；本·拉登至少在公开讲话里，并不在乎西方人在西方国家内做西方人。他攻击的是西方的政策。本·拉登同样鄙视西方生活方式，但他有精明的一面，他的号召，首先突出穆司令的土地归穆司令，美国不要干涉穆司令国家的“内务”；他挑动的是觉得自家土地被入侵、自家资源被掠夺开发的受害者情结。他的号召，更容易激发穆司令的共鸣。甚至还不止是穆司令；某些非穆司令国家里，同样有类似的受害者情结。红朝主旋律媒体敢把本·拉登当作十号肠胃来恭敬，原因之一正是他在红朝有着相当广泛的革命群众基础和爱国青年基础。
本·拉登可以被消灭，但在当今的大国政治国际框架之内，如何吸收穆司令世界因没有一个中心大国而四处弥散的受害者情结，将是国际政治的长期棘手问题。今年的“阿拉伯之春”将穆司令民众的愤怒集中到本教的统治者，但今后难免有其他政治风潮。
来源：
作者:吴澧
中国报道周刊, 2011-05-07. | 添加评论 | No comment
原文地址 本拉登毙命，主旋律哭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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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次的访问，令我发现米尔斯海默的观点并不适用於这个亚洲内陆国家。我得出的结论是，像蒙古这样的小国，不仅可为本地区局势的稳定发挥一定作用，甚至还可以上演一齣小国政治的喜剧。
无论从哪方面来看，蒙古都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国家。首先，从领土规模来看，蒙古的国土面积达到一百五十六万平方公里，位居世界十八位；但是蒙古国目前的人口总数只有不到三百万，甚至还不及中國某些较大城市的人口规模，更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低的国家之一，每平方公里不到二人。去年，蒙古的GDP总量为五十八亿美元，位居世界一百三十六位。按照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估计，零七年蒙古国军费开支仅仅只有七千一百万美元，与世界大国数以百亿计的军费预算相比甚至还不及零头，在政治上更长期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小国。
作为世界第二大内陆国家，蒙古恰好夹在中國和俄罗斯两个世界大国中间。冷战时期，作为中苏之间的战略缓冲国，蒙古曾长期依附於苏联，没有自己獨立的外交政策，而在东欧剧变后，蒙古国摆脱了苏联的控制，走上獨立发展的道路。政治和经济转轨期的蒙古领导人选择了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明智外交政策，即不再依附任何一个大国，而是充分利用自己在地缘政治上的优势，在中、美、俄等大国间实行等距离外交或是多支点外交，同时加强与这些大国的外交关系，这种方式加强了本国在大国博弈中的地位，几个大国在这一地区的均势保证了本地区的相对稳定，也为蒙古的经济发展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发展空间。
蒙古是幸运的，尽管在政治上只是一个小国，但在自然资源储藏上绝对可称得上是一个世界大国。目前，蒙古拥有像奥尤陶勒盖铜金矿和塔本陶勒盖煤矿这种大型富矿，也是多种重要矿产的主要生产国，矿产业在蒙古历年的国内生产总值都佔三成左右，在世界范围资源短缺的今天，各种大型矿产的不断发现和开发，无疑将为蒙古经济注入更多活力。
更幸运的是，蒙古的民族成分单一，宗教信仰也主要是藏传佛教。藏传佛教虽在革命政权时期以宣布哲布尊丹巴八世停止转世为标志开始，遭到超过半个世纪的毁灭性摧毁，但是近年来的复兴和重建及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的角色也令人瞩目。因此，蒙古不用担心出现类似非洲某些资源富裕国家因为部族、宗教信仰的多元化而引发长期政治骚乱的情况。非洲这些国家往往只有形式上的中央政府，但中央政府的影响力甚至还不及某些偏远地区部落的影响力，在政治形势都无法稳定的情况下，这些国家更无法谈论经济发展的问题。
冷战结束后的蒙古国内局势则一直相对稳定，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一份报告就指出，蒙古是东北亚地区除日韩两国外政治稳定度最高的国家。经过十余年的努力，蒙古已建立了一套比较完备的西方式民主制度，出现了蒙古人民革命黨（一零年改名为蒙古人民黨）和蒙古民主黨轮流执政的两黨制格局，通过政黨选举的方式定期更替领导人，选举结果也能够得到失败政黨的认可，建立在合法性基础上的国内局势的长期稳定为蒙古国的经济发展创造了很好条件。笔者在此间接触到的蒙古议会大呼拉尔的两黨议员们均有现代文明社会里政治家的眼界和素质，这一点尤其难能可贵。
尤为难得的是，冷战后蒙古国的周边环境也一直比较稳定。周边大国都是维持现状的国家，尊重和接受国际关系中的基本准则和规范，不使用武力手段处理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尽管东北亚各国间也存在政治争端，但是各国更倾向通过外交妥协而非大规模的军事手段来解决之间存在的问题。
此外，在冷战后的一些非传统安全问题上，周边大国也需要来自蒙古的支持。蒙古和中俄都有漫长的国境线，在打击跨国犯罪和恐怖主义等问题上，中俄蒙三个国家都有一致利益，因此，各国在这方面有着很大的合作空间；美国也一直将蒙古当作是在东北亚地区实行民主的样板，因此，对於蒙古的各种政治改革运动持积极支持态度，也为蒙古提供大量资金支持。日本和韩国等近邻也在该国社会各领域非常活跃，意图发挥影响力。中國更是倚仗地理和历史的优势，在蒙古国民的日常生活中，将影响润物细无声地渗入到方方面面。因此，良好的外部环境也为蒙古国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蒙古国从冷战时期各国争夺的前沿阵地转变为一个面积辽阔的和平区和缓冲区。
因此，地缘上的优势令蒙古国成为东北亚地区一个重要的战略支点，既提供良好的生存条件，也为蒙古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外部环境。一个小国不一定只会成为大国弱肉强食的对象，反而可以扮演国际政治舞台中不可或缺的角色。■
韩方明﹕毕业於北京大学，获博士学位，并在哈佛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北京大学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研究员、西藏大学客座教授；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外交与国际关系智库察哈尔学会主席。
来源：亚洲周刊
作者:韩方明
中国报道周刊, 2011-04-26. | 添加评论 | No comment
原文地址 蒙古崛起的喜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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