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道德的二律背反：善的高扬与缺失
是什么原因遏抑爱心的抒发，使得国人冷漠无情，事不关己，与世无争？人们热议，众说纷纭，而评论几乎都认定国人爱心低下，这个视角折射出中國式泛道德主义倾向，以为凡是社会问题都可以归结为道德问题，而道德问题又凝聚为人性善恶，反映出儒家的套路，如此则使问题表面化、简单化。
进而，将国民爱心低下过多地归咎于政府功能缺失，或其价值引导，则是人（人民）的主体性失落的表现，又是中國文化的一大特征。现代西方人常说，“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
其实，华人的冷漠在中國之外也广泛存在。譬如，笔者居住的纽约法拉盛，是华人集聚区，去年在这里的闹市地段发生了的中國女留学生姚宇被奸遇害案。当时墨西哥裔凶手当街抓住姚宇，欲拖往偏僻地段施行强奸，途中姚宇不停地高声呼救，曾有两三位华裔民众在一旁驻足围观过，但随即转身离去，事后从监控录像中还看到，案发时街上匆匆而过的有多位路人（华人可能性居多），华人经营的店铺许多还在营业，却无一人愿意解救或报警，眼睁睁看着惨剧发生——其心之冷酷，并不逊色于佛山小悦悦被碾的场景——当然不能归咎于美国人主流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吧。
国人的劣根性是有着悠久的遗传史的，早已根植于集体无意识之中，对于今人来讲，不属于“新生事物”。十九世纪末美国传教士明恩浦在《中國人的特性》中记载道，中國人对落水者见死不救，冷眼旁观，更有甚者的动有趁火打劫的心思；对于家人尽孝尽慈，却对旁人冷若冰霜。在鲁迅的笔下，看客是多么从容不迫和麻木不仁，鉴赏家则有的是玩赏他人痛苦的兴致。
确切地讲，当今中國人的爱心阙如是基于执政者与民众之间持久博弈、长期磨合的结果，落实到今天具体的“老人跌倒失助”场景，则是由：政府、（欲）施助人、跌倒老人（连带家属）三方博弈的结局。人类社会是个自组织的系统，按系统论观点，社会系统各个部分之间的相互依存是在功能上联系着的，并且互为反馈交流而成牵涉于一体。如同生物的进化，社会要形成一个乐善好施、知恩报恩的良善氛围，是个渐进的过程，决非一蹴而就；反之，若社会中的全体成员作为各自交互的主客体，已经达成某种平衡态，处在了稳定性结构中，从而协同化于运用低级德性的生存智慧，则表明了经久历程：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高扬善的代价：遮蔽社会正义
今天国内传媒与网络上呼声高涨，声讨国人爱心冷漠，但若让这些声讨人士亲临其境，体验一下正义匮缺环境的严酷性，他们还会保持住在声讨时候的那种英雄主义气概吗？须知道：单纯高呼口号是廉价的，是属于愤青之举。
当今国人普遍不愿意做好人，敢于扶起跌倒的老人，直接的主因还是慑于被讹诈，因为这样的案例已经发生过许多次了，人们目睹了不断上演的新时代版本《农夫与蛇》，大家都心领神会。讹诈案件能够成立，需要具备三项条件：缺少相关的证人，被施救老人（及其家属）图恶报，司法机关判决偏护于老人——这些全是根基于正义感的严重缺失！
须知，中國的东半部是人口稠密地区，通常情况，在中國东部城市的大街上发生了一件冲突性事件，必定为众多过路人所瞧见，过路人想必会饶有兴致地来围观看热闹。因此，对于一场马路上的纠纷来讲，本来不应该有缺少见证人的场景，问题就在于中國的民众相当普遍地不愿意出面作证人，这恰是正义感严重缺失的症状，不能找理由说是担心遭受报复。因为出面做民间纠纷（而不是介入官民冲突！）的证人，一般是不会冒着风险的，并非如学者丁学良所说的，在中國许多出面为民办好事者都会遭遇到报复的情景。
为着正义感，出面做证人，其道德要求，显然要比奉献爱心来得低。但是在正义感普遍匮缺的道德氛围中，作为道德评价的主体本身，即众多国人，其眼中矛盾的焦点集中在于是否献爱心上。
中國某些老人之所以会以怨报德，乃出自于其一生所亲历的非正义遭遇。现今的老年人还原到他们的青壮年时期，也是曾经遭遇到种种不平等的“尊老”、“敬长”对待，时时会在心坎上打上“怨恨”的烙印，即在道德信息的储存库中储存了大量的“怨恨”信息。换言之，就是泡在人格尊卑有分、权利等级有序的传统文化酱缸中腌制，当漫长的腌制岁月历程终于渡完，挨到了老年，“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羊与狼”角色互换，便开始以“过来人”倨傲，以“二十年媳妇熬成婆婆”的姿态来对待现今的青壮年。中國文化基因就是这样，代代相传，延绵不息。
从事现象学社会学研究的M舍勒发现，“怨恨”正是现代市民伦理道德建构的动机缘由，也是由于“怨恨”使现代人的价值结构性位置发生了根本转换，现代社会中弥漫着“怨恨”的毒素，使得现代市民的伦理道德品味发生了扭曲。舍勒强调，人越是长期地被感受为受伤害状，从而引发了受伤害者的意志力使得情状转化，受伤害越是被感受为命运，报复感便愈是转化为怨恨。窃以为，中國式的怨恨“报复”往往是隔代的并且针对下一代的。
一个缺乏正义的社会往往就是“潜规则”盛行，所谓潜规则，就是见不得文字、上不了台面，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种种人情世故，搞关系，结帮派，舞弊营私，通融迁就，乃至厚黑功夫之类都行。在社会学上讲，是一种特殊主义，讲究个人之间的交往血缘私情，否弃现代性的契约主义，是低级的德性，如见机行事，看风使舵，处事圆滑，投机取巧的城府等等，与康德的至高道义理想大相径庭，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中云：“道德行为的准则应该永远同时成为普遍立法原理。”
中國的司法办案除了依明文规则之外，还有潜规则的一套，具有浓厚的人治特征。譬如，民事法庭办案总是偏重于调解程序；又譬如，有“政法委”这个组织的存在，统管各省市公检法机关，清楚表明着司法是为着政治服务的工具性质，是“毛之于皮”的所属。
中國潜规则政治的一个重要侧面是，对于生命活力强者的高度压制，除了直接压制，并且还要拉拢弱者一起来参与，共同压制住强者，如老弱幼对之青壮年，女人对之男人，无知无识无德无良的大老粗对之知识分子（主要是在计划经济时代，尤其是毛时代，现今已经淡化），而弱者往往会心甘情愿为之，因为有了“铲平主义”怨恨情愫（孙隆基语）这样的国粹传统作为群体下意识的基础，以“稳定压倒一切”为价值核心的社會主義大厦自然牢固不动摇。盖因生命活力的强者，大多是“全心全意依靠”性的指数低下者，叛逆、反抗心思颇多。反之亦然，则倍受敬仰爱戴。
在中國，老年人方对青壮年人做出讹诈，是一种只赢不输，或者说，赢多输少的博弈格局。当今人们都看到了，在多件讹诈案中，老年人方即使输掉后，也仅仅是赔礼道歉的损失而已。老人们一旦明白了自己所享有的某种特权，于是就得知“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必然会利用之。凡是出现了权利大小不平等者之间冲突的场景，就会诱使特权者发挥自己所长。当然，老人在生理和心理上的功能已经退化，一般言之，侵犯的本能衰弱，作恶的动机和目的不算强烈。但是问题在于，中國的老人背后，通常都是有着家属的连带关系，牵涉着经济利益和名声与一体，人们可以看到在一些讹诈案子中，老人都是在家属的“启发”之下才提起法律诉讼的。所以，中國的司法实践偏向于老人，确切地讲，是对老人连带着其家属于一起的，总体的偏向性关照。在此，非正义性是明显的。
老年人与青壮年人相博弈，还有一个不言而喻的“非对称”，在于使用于“争吵时间”的宽裕度上。老年人都是退休在家空闲着，日常时间对于老年人而言少有价值，而青壮年人则不然，几乎都是忙碌于工作、学习和家庭生活。所以，一旦老人与中青年人一起被拖进纠纷之中，后者为时间所累，必定损耗多多，于是或许会做出一些让步来，这样就给老人方提供了可趁之机。
这样的“博弈论”局面，无疑为老年人（连带家属）抢得“良机”，也就是希冀只赢不输，或退一步讲，赢多输少的局势。既然社会的非正义为小人行径开了绿灯，一旦出现争吵的“好兆头”，就是其得利的好机遇，为此，其对策就是积极主动地挑起事端，争当“碰瓷黨”角色。
当然，人的内心多少还是有着良心和正义的德性，人的社会行为都是具有道德性的行为，因此，并非说，凡是老人都会走上“碰瓷”之路。因为内在的德性“气禀”人与人各不相同，所以，这里就有“君子”与“小人”之区别。孔子曰：“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君子所思的是道德，他的居处，必然选择在有仁德之人所居的邻里。小人怀土，土是地利，小人只选择有利可图之地。《中庸》云：“正已而不求于人，则无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险以侥幸。”这是说，君子安心地处在平易的地位，等候天命的到来，而德性低下之徒则会采取冒险一搏，以妄求非份之念。
一个正义充盈的社会需要有健全的公义来支撑，为此，公众内心的正义感是必须的条件之一。然而，当今中國社会所呈现的面貌恰是差劲。
正义与善：谁更优先？
社会正义的基点是：人人在人格和权利上都是平等对待，个人利益不应建立在牺牲他人和社会利益的基础之上，而这恰是中國泛道德主义的盲点，在动听的话语“尊老爱幼传统美德”下行使不法事情——这样的“善”是从什么逻辑前提出发的经过怎样的推理过程？难道就为了老年人，作为社会建设的主力军，青壮年人就不应该得到尊重和保护吗？
现代西方主流伦理学认为，与“善”或“好”相比，正义更为基本。正义的首要性是绝对确保个体权利的神圣不可侵犯性。这样的正义观是从全局出发，高屋建瓴，统筹、综合、平衡、兼顾各个殊项的“善”或“好”。康德认为：“善恶概念不是先于道德法则而定义的，如果先于道德法则，那么，前者似乎就必定具有基础地位；相反，善恶概念必须在道德法则之后并通过道德法则来定义。”在法则的意义上，正义（公正）就是需要确立起人的权利和义务相平衡。从“平衡”观出发，我们可以演绎，当一个人在与老人打交道的时候，如果得知，该人的合法权利根本保障不了，那么该人怎么可以轻易地去行动，上前帮助扶起倒地的老人？这样的行事够得上“善”吗？尽管被极力鼓吹“爱”的人们指责为“冷漠”。
中國有“上梁不正下梁歪”的成语。如今中國频发老人讹人事件，恰是表明了中國社会缺失了某些基本的社会正义，由此对于个人權利的直接损害，而这种缺失并非可赖以呼唤人们的“爱心”来补救的。因为正义这个大前提缺失下，爱心越多，讹诈也就越多，正义越是偏失。一方面，即使有爱心者去扶起跌倒老人，但也不能够持续多久，另一方面，口是心非的“大爱”过热，反而造就了国人虚伪盛行。
有鉴于人性的幽暗深处，敢于直面人生的西方许多自由主义思想家都认定正义的重要性，并坚持个体权利的神圣不可侵犯。J·S·密尔把正义叫做“所有道德的主要部分，和不可比较的最神圣、最有约束力的部分”，洛克认为，人的天赋权利比任何联邦所能僭越的权利都要强大。只要一个社会难以保障全体公民的权利，普遍地得以维护，或者说，只要社会不能及时有效地制裁和惩罚非正义的行为，就不仅会危及社会普遍正义要求的无条件性和权威性，而且还会削弱公民个体对正义信念及道义价值。
西方的伦理学价值范畴系列中，“爱”、“善”、“好”与“正义”、“权利”是隶属于二种完全不同体系的价值观，西方自古以来始终在纠缠不休于这二大类型价值谁优先的问题，实际涉及的两大德性关系的问题，最终归结为神学信仰与公共理性谁优先的问题。
我以为，现代社会推行市场经济，是市民利益交换的联合体（Gesellschaft），而不是传统社区内合群抱团的血缘共同体（Gemeinschaft）。具备市场经济活力的社会其征服自然界的生存、进而对抗外界武力入侵的能力必定大为增强，与市场经济伦理相匹配，使得本社会成员之间的相互竞争成为日常社会实践活动的中心内容，在此情景下，对待凝聚社群共同体德性的“神圣大序”，如“大一统”、“国家至上”、“集体主义”、“义务论”、“动机论”、“道义目的论”，以及对应的贤人政治、圣人样板等等必须予以脱魅、降价、降级，取而代之的是，应该发展起权利——责任伦理。但是作为人的终极关怀需求，人的神性，人的爱心，始终是有必要存在着。
人心拯救：宗教信抑或道德模范？
人心冷漠同样是个顽疾。除了正义之外，当今中國的道德建设还需要“爱”，但不宜高调扬善，使之过多寄托于道德理想主义，高标的道德修养而无视现实可行性只会起到负面作用。儒家亚圣孟子提到在培养理想人格上须注重方法：“勿助长”，但他何曾注意到，儒家的仁学指望于理性十足的自我，寄托于“人性本善”，已经在揠苗助长了。《里仁》曰：“仁乎远哉？我欲仁，斯仁至矣。”——仁的目标可否轻易达到？
经历过文革的人们知道，那个时代大搞“斗私批修”，“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学习雷锋好榜样”，反而开启了人性之恶的潘朵拉盒子，当年的教训好好反省过吗？今天的人们还会见到回光返照，余音绕梁。国内媒体近日来时常会刊登“尊老”、“献爱心”的模范，人们有理由怀疑：意义何在？
M.勒认为，一个社会所面临的道德趋势，在于每一个个体的道德力量的方向，而伦理学是应该与现实生活相联系的，否则人们就不可能通过对价值和人心偏好价值的等级秩序的明察来确定他们的道德品味。只有当客观合意的爱的秩序已经得到认识，与人的意愿相关，并且由一种意愿提供给人，它才会成为规范“。因而，”对人而言，所谓事物的‘本质’的‘核心’始终在他的情性赖以维系处。凡是远离人的情性的东西。人始终觉得‘似是而非’和‘不在其位’。人的实际的伦理，即他的价值取舍之法则决定着他的世界观和他对世界的认识与思考的结构和内涵，同时决定着他对事物的献身意志或主宰意志。“为此，我们对照一番上海市文明委发出的《上海市民”七不“规范》与”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设“的高调目标，看看有多大的差距呢？
人是有缺陷的存在物，有着自持的罪性，人性总是有着向下坠落的强烈倾向性，因此人需要得救，需要超升，为此需要依靠上帝的牵引力量。但是中國人深信“英雄模范”有着“超我”的德性，单凭“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就足够了，这样就将人类自身锁闭在一个封闭的体系之内，隔绝了外界有用信息之源，即上帝之爱，闭塞了人超越自然，通向至善的道路，拒斥神明影响力的“爱”的造化。如此，还原在物理世界观上，则使得一个人文的自组织系统缺失了“负熵”的引入，系统“增熵”，趋向混乱，至少是难以“减熵”，使推动中國社会进步，人性提升。如今国人注意到了自身的德性真情，即是也。
若使人类处于开放之境，则建立起与上帝的互爱从而紧密联系上人与人之间互爱。正如新托马斯主义者马里坦认为的，在人与人之间交往中，都是作为主体与客体而确立起认识关系，这样就难保人们相互间的主体性存在，因为作为客体来认识往往置人以手段、工具的意义，而不是真正以人为本，这样的认识就有失于公正。自我的目的性只能在主体性中得到保证和实践。人活着世上，要避免被人误解，只有依靠上帝，唯有上帝才把我当做真正的主体来看待，才能理解我存在的深处，知道我的一切，上帝对他的所有拥有物主体性的深切体验，以免于自身孤独和绝望为由，来保证他的拥有物——我免于孤独和绝望，这样我就有了“爱”的来源。当我的主体性被充分启动后，人进入了活生生的、开放式的自为存在，成为了“爱”的给予的源泉。
写于 美国纽约 2011年10月25日
作者:施卫江
中国报道周刊, 2011-12-07. | 添加评论 | No comment
原文地址 老人跌倒：一个讹人的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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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情在发生之后成了公众瞩目的中心，博客微博这些草根言论工具自然不用说，就是主流媒体也给了这个事件很大的篇幅，甚至政府部门都坐不住了，要采取一点什么行动。
但是很遗憾地说，无论是媒体的言论还是有关部门要采取的行动似乎都不在点子上，检验这些言论和行动是否正确的标准是能否有助于不再出现第二个小悦悦。如果无法做到的话，那就应该反省一下这些言论和行动是不是弄错方向了。
在小悦悦事件上，无论是草根言论还是主流媒体都是在异口同声地高唱道德颂歌，大家都在谴责见死不救的过路人，哀叹这个社会的道德沦丧，有关部门更是跃跃欲试要制定可以问罪“见死不救”的法律。这些用心可能不错，但是会有用吗？可以肯定的是，在唱完了一轮道德颂歌之后，这类事件一点都不会减少。
既然是无用功，而且大家对这一点都心知肚明，为什么还要很认真地去做呢？
中國人应该是最热衷于道德建设的民族了，自古就有“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教诲，到了现在更是大家争当道德模范，从“学雷锋”到“五讲四美三热爱”，隔几年就有一位道德高尚的圣人诞生，但是社会道德却看不到什么进步。
把话题缩小到交通秩序上，估计没有谁会反对上面的结论，从前几年的彭宇案开始，后来又是药加鑫案，现在又出现了小悦悦案，就更不要谈数不清的老人跌倒了没人付或者扶了老人反被讹诈的案件和事件了。这么多层出不穷的事件，到底应该怎么办？
本田汽车公司在处理事故时有一个“问五个为什么”的做法，就是首先问一下事故的原因，然后再问这个事故原因出现的原因，再问这个原因出现的原因，当这个过程反复五次的话，事故的真正原因以及防止事故再次发生的方法也就几乎找到了。
大家可能都还记得就在前不久药加鑫事件时那种万人高呼“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磅礴气势。笔者在当时有这么一个疑问：“药加鑫杀人的理由是什么？能不能找出来并消除他杀人的理由”，在微博上得到了一些支持，但不少人是反对的，其理由是“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似乎“平民愤”是最重要的。实际上当时也好，现在也好笔者根本就没有为药加鑫个人辩护的意思，笔者就是想提一个问题：“杀了药加鑫是不是就能防止类似悲剧的发生，如果能的话，笔者支持。如果不能的话，是不是找出防止悲剧发生的方法要更加紧迫一些呢？要不然民就只能永远地处于‘愤’之中。”
笔者认为没有一个有效的保险制度才是造成药家鑫案件的根本原因，而药加鑫案件之后仍然一而再再而三地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上发生的这些现实，为笔者的话做出了证明，就是这次的小悦悦事件，追根寻缘，笔者还是认为保险制度不备是一个很大的原因。
因为没有医疗保险，难以支付昂贵的医疗费用，所以有人像捞稻草一样地想找一个能替他付帐的人。所谓“讹诈”，绝不是现在的老人突然都成了黑社会成员，仅仅就是这个原因。同样的道理，也没有一个开车的人天生是杀手，但是因为缺乏一个合理的，可操作的交通安全保险制度，以至于在很多时候发生本不至于出现死亡结果交通事故演变到人为地出现了死亡的结果，仅仅是由于死亡的结果更为经济。
其实大家都知道造成了这些交通纠纷甚至是案件，有时还是恶性案件的根本原因，但是大家都装作不知道，其实这种集体做鸵鸟才是最大的问题。
中國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了，弄一个合理的，可操作的保险体系真的很难吗？中國有钱造天宫，有钱办奥运，为什么就没有钱搞保险呢？日本在1961年就已经实现了全民健康保险，没有人会认为1961年的日本会比现在的中國更有钱吧？如果再不整备保险体系的话，类似的事件案件肯定还会发生，难道每次都是到时候唱一通道德赞歌以后再找一个平民愤的来开刀吗？
以炒作道德观来表现自己政治上的正确很不可取，需要的事花力气去做一些实实在在的工作。
祈求小悦悦事件能够使得中國早日成为一个有完备的社会保险的国家，这样小悦悦也没有白来这个冷酷的人世间一趟。
（原发于10/25凤凰网《冰眼》专栏 ）
作者:俞天任
中国报道周刊, 2011-10-27. | 添加评论 | No com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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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发生的小悦悦事件是让人心痛的，佛山市的悦悦在被汽车碾压过程中，有18个旁观者没有伸出援助之手，小女孩的遭遇是不幸的。但是，这件事后的社会反应也同样是不幸的。
在媒体与网络上，到处都充满斥责之声，比如新浪微博上，有人大骂中國的教育是愚民教育；有人骂这个国家不是人住的，要移民美国；有说这是体制造成的；有人说这是国耻；有人说是官方冷漠；有人说是道德缺失；还有人说法律缺失，应该立法惩办旁观者等等，说这些话的很多都是教授、资深媒体人、网络意见领袖等，都是颇具社会影响的人。但对我而言，这些人的话语丝毫不出意外，这是他们在网络上的“标准化”反应，当然，他们的追随者们也是如此，甚至可能更激烈些。下面我不谈论小悦悦事件的具体经过，我想就网民们对此事件的反应做一个社会方面的分析，这是一个得罪人的分析，是个试图冲撞社会思想安逸的分析，挨骂几乎是必然的。
一、无知与愚蠢
意见领袖们对于此事说要移民美国、体制问题、教育问题、官府问题等等，就隐含着一个前提，这件事是中國问题，如果是西方如美国等公民的教育，民主的体制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否则移民过去不就白移了。可是这真的是中國特色的事情吗？美国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吗？事实恰恰相反。
下面一个事例来自《纽约时报》的报道，在纽约的皇后区发生了一起谋杀案，一名女子在深夜下班回家时在住所的街道被杀害。此女子并不是很快死去，她的杀害过程是个长时间的、喧闹的、充满了折磨的公开事件，此一过程持续35分钟。不可思议的是，她的38个邻居从自己窗户的安全之处观看了谋杀的全过程，没有一个人报警。一位获得过普利策新闻奖的记者在《纽约时报》头版发表长文报道此事，引起了读者的强烈反应。据报道，38名公民眼睁睁看着凶手三次追逐和刺杀，有两次，他们的声音和他们的卧房突然亮起的灯光都使凶手吃惊的停了下来。但每一次凶手又回头追逐女子。女子死后，才有一名目击者给警方打了电话。
这件事发生后，询问目击者时，甚至连目击者也莫明奇妙，也说不清自己为什么不报警。美国人对此事的反应和今天小悦悦被碾后的中國媒体和网民的反应类似，都非常的震惊。事后，美国媒体的解释是美国正在变成一个自私自利，麻木不仁的国家；城市的忙碌生活使人们的心肠越来越硬；社会正在变成一个“冷酷社会”等等。这些言论在我们今天的中國真是一点都不陌生，媒体和公共知识分子每天都在这么说。
最初报道的记者甚至为此事专门写了一本书，他支持那种城市导致冷漠的理论，他在书中写道：可以假定，他们的冷漠无情的确是大城市的特征之一。这几乎是一个关系到我们在心理上是否能生存下来的大问题。假如一个人被数以百万计的人包围并承受他们施加的压力，为避免他们的侵害，惟一的方法就是尽可能的忽略他们。对邻居们和他们所遇到的麻烦无动于衷，这在纽约以及其他大城市的生活中都是一种条件反射。
此事除了记者罗森塔尔的书外，也几部纪录片的中心内容。这样的社会事件自然成了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们的研究对象。最终，两位心理学家给出了令人信服的解释：没有任何人采取行动恰恰是因为有太多的旁观者。原因有二，一是当周围有其他人时，每一个人的责任感就会降低。二是基于社会认同原理，人们在做出反应之前，会很自然的先看一看周围其他人的反应，等着别人行动自己再动，大家会表现的信心十足，沉着稳健，可偷偷的扫视一眼，结果发现每一个人都一副镇定自若的样子，于是社会认同就起作用了：每个人都认为既然大家都无所谓，就说明不用行动，这样，一个可能的紧急事件就被认为是非紧急的，遭殃的是受害者。与此同时，事情变得越来越危险时，终于达到某个临界点，这时候，有人不在受其他人表面镇定的影响，会采取行动。因此，很多情况下，只有一个旁观者的话，受害人获救的可能性更大一些。心理学家的一个实验，一位大学生假装急病发作，当只有一个旁观者的话，他得到帮助的概率达到85%，当有五个旁观者的话，得到帮助的概率只有31%.在另一个类似的实验中，单个旁观者提供急救的概率达到90%，但是当一个旁观者身边有两个始终不动声色的旁观者时，提供急救的概率降到了16%.还有一些其他的实验支持了这种看法，甚至有的实验中施救者可能有危险的情况下，仍有90%的人立刻采取了行动。心理学家认为，很显然，因为单个旁观者几乎都会伸出援手，要是再说我们社会是人人自危的“冷酷社会”，就太牵强了。当然，因为城市的三个特征：混乱、人口众多、认识率低，这些因素使得该类“冷漠”事件更多的发生在城市里。
我们了解了那18人表现的原因，并不是说就赞同他们的表现，而是要理解，不要乱扣帽子，要超越，以后能够避免这样的事情。知识就是力量。
我上面引述的事件和研究，是美国学者秉着认真负责的态度研究出来的，这个研究经常出现在讲述社会心理学的书中，恐怕对心理学多少了解的人都会知道。在小悦悦事件中，如果说我们的普通民众只是乱骂还好理解的话，我们的意见领袖和公共知识分子及媒体们的言论就充满了无知，什么中國国民劣根性、官府的原因、道德的原因、体制的原因、教育愚民的原因等等，就是无稽之谈，把一个人类普遍的现象又一次无缝转化为中國的特有问题，这种现象我早已见多不怪。移民去美国，你真的以为美国的公民们伟大的不会出这样的事？一个客观的观察者会发现，诸如此类的原因是意见领袖和公共知识分子面对中國几乎所有问题的“标准”答案，媒体上的评论在先描述事件后，最后都落在这些玩意儿上，说实话，我现在不看时评就是这个原因，侮辱我的智商。当别人告诉你所有社会问题的原因都是什么时，这一定蒙蔽你；当告诉你什么是解决所有问题的万能钥匙时，这个钥匙肯定是假的。
实话实话，我经常觉得中國的公共知识分子和网络意见领袖是愚蠢的，他们既找不到发生问题的原因，也找不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在他们嘴里，所有问题发生原因都是一样的，比如專制之类的，解决所有问题的办法也是一样的，比如政改之类的。他们总是用体制或劣根性之类的模糊不明的词汇来解释，或者用先进、落后、社会潮流之类的标签，来煽动民众的情绪，鲜见客观理性的分析问题。我认为，大部分网民是愚蠢的，他们轻易的被左右两股力量裹挟，用花样翻新的谩骂来发泄。网民愚蠢的很大一个原因在于共知和意见领袖的愚蠢与牛气，培养了更差劲的网民。
这里再简要分析一下网络意见领袖们。
首先，不能太理性，要非常的感性。一个非常理性的人绝不会有众多的粉丝，意见领袖们的基础就是人气，网民们有几个愿意看你甲乙丙，abc一条条的论述，他们要的是刺激肾上腺，是激情四射，要的是你能替他们发泄。因此网络意见领袖至少表现出强烈的爱憎，要迎合大众的想法而不是相反，当然大众的思想往往是意见领袖们所塑造的，塑造好后，意见领袖们也不能随意的更改，否则会遭到粉丝强烈的反噬，从意见领袖的位置上跌下来。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意见领袖越来越偏激，说话口味越来越重，这其实也是追随者的需要。
其次，意见领袖们的思维和思想水平要比一般网民高，但绝不会高太多。思想和思维水平太高，一般的网民就难以理解了，这样出来的观点就会曲高和寡，无人搭理，就失去了意见领袖的基础。像有些学者，他的水平可能比不少共知们高得多，但他就成不了意见领袖，只能当学者，意见领袖可以戴学者的帽子，但不能是真的学者。网络意见领袖的思维水平比一般网民高，网民才觉得长见识，才会追随，但高得太多，网民们就会因不理解而离开。因为如此，网上真正有脑子的人不会把意见领袖太当回事。
第三，网民们的思维不能獨立，因此需要意见领袖。社会现实是复杂的，尤其是现代社会，变迁的实在太快了。面对这些，网民们往往不知所措，不知应如何理解，这就为网络意见领袖提供了生长的空间。我经常看到一些意见领袖在文章中说，最近很多人联系我，问我对某件事的看法。问题是我们自己为什么不能獨立思考，有我们自己的看法，却要跑去问意见领袖。这其实是大众缺乏獨立思考的表现，他们可能以为，意见领袖们的思考都是理性的，都是正确的。如果，意见领袖们经常说蠢话，办蠢事呢？那些，网民们也就可能说蠢话，办蠢事。在这次小悦悦事件中，意见领袖和网民的愚蠢是如出一辙的。在一个网络牛人的背后，往往追随着大量的傻人，这样的傻人越多，也就显得牛人越牛，让牛人显得牛，是傻人们的最大价值。这里引用学者石勇的类似的一句话，他不仅说网络了：通往牛B的道路上，奔跑着一群装13的人，背后是一群跟着呐喊的SB.革命领袖、宗教领袖、娱乐明星、公共知识分子。刘邦、老毛、刘德华、韩寒、李承鹏，莫不如此。
网民们最需要提高的是智慧，而不是骂功和帽子功。你把周立波骂跑了，并不代表你有智慧。而周立波对网民的评价，难听却实际。如果网民只是意见领袖的亦步亦趋的录音机，只是不断重复网络意见领袖的话，却还自以为掌握真理，那是没有办法的，因为你自己的脑子只能自己负责。
二、正义泡沫
网络上缺乏智慧，但是却从来不缺正义，每一个来到网络的人都会注意到网络上充沛的正义。在小悦悦这件事上，虽然网民显得无知，但是正义却得到了充分体现。不止这一件事，在很多的事件中，网民们都表现出了充分的正义。
可是在现实中，我们看到的正义就相对少多了，如果现实中有网络上大家表现出的十分之一的正义，中國社会就会大不相同了。这种网络上的正义，不是真正的正义，而是一种泡沫，并且是一种永不破灭的泡沫，不会破的泡沫还是泡沫，不破是因为吹得人太多……当然，不能否认人们有正义感的，这也是网络泡沫存在的实施基础。但是，网上表现的这种正义本质上是对别人的要求，却不是对自己的要求。这些“正义之士”不知道，只有真正要求自己，这种正义才是真实的，才不是泡沫。我对网络这种充沛的，虚幻的正义起了“正义泡沫”这个名字，也许学者对这个问题有研究，有约定俗成的专有名词，我因为没有看到，所以为了行文方便，自己就先起个名字。
网络正义泡沫的重要特点是表演，或曰作秀，一个在网络上正义气场十足的人，在现实中完全可能是另一个样子。值得思考的问题是，为什么现实中什么样的人到了网络上，几乎都表现出了正义，使得正义充满了整个网络。在小悦悦事件中，大家对那18人表现的义愤填膺，一方面是因为无知，不知道自己若在现场完全可能与那十八人一样，另一方面，这恰恰是一个网民秀正义的好时机，网民们总是抓住一切时机，拼命地表现自己的正义，说话一个赛一个的感性。
这种现象必然与网络这个特殊的载体有关。记得以前看央视的非常6+1，很多平民演员都说自己从小有舞台梦，今天终于实现了。网络或许就是一个天然的舞台，大家来到这里，就是圆了自己的一个梦，一个能够表达的梦，大家的表达实际上就是表演，我们希望有来自别人的掌声和叫好声。要在网络上赢得掌声和叫好声，表现正义无疑是一个捷径。网络领袖们莫不如此，我上文所说的网络意见领袖的感性其实都是建立在一个大家认为正义的基础上，他们的追随者当然也会如此。
正义泡沫出现的第二个原因是心理学上说的从众，也可说是社会认同。社会认同原理告诉我们，我们进行是非判断的保准之一是看别人是如何想的，尤其是当我们要决定什么是正确的行为的时候。社会认同的一个原因是大家认为和众人保持一致会少犯错误，就是犯错了也不是自己一个人犯，躲在群体里比较有安全感。一个初上网络的人，对于网络已经成型的正义泡沫基本上会选择从之，这样，正义泡沫就会继续增加，而且不会破灭，也不可能破灭。长期的正义泡沫就会成为一种网络文化，与网络如影随形，离开网络就大部消失了。
网络正义泡沫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它可能会造成一种后果，那就是抑制了言论自由。当一种事物或论述被贴上正义的标签后，就不能容忍不同的观点，不能容忍质疑。因为网民们会认为质疑和不同的观点是对“正义”的挑战，这也是表现正义的好机会，大家会群起而攻之。比如说网络上的大众认为支持同性恋是一种正义行为，那么任何的不同的观点和质疑就会被唾沫星子淹没，你能对同性恋婚姻提出不同看法吗？你能认为同性恋是一种精神疾病吗？在网上这是绝对不可以的，再多的理由也不行，因为在大家看来，维护同性恋就是维护正义。而有不同看法的就是法西斯。其实，客观的观察，同性恋的维护者的表现倒很有法西斯的特色。说真的，很多人在网上维护同性恋并不是对这一社会现象做了什么深入的了解和思考，只是因为觉得这样能表现自己的正义而已，因为意见领袖们都说同性恋是人權，维护人權当然是正义的。可是大家并不知道，什么是人權，什么不是人權并不是自然天定的，而是要看鼓吹者的话语权和社会影响力。
网络正义泡沫的另一个可能造成的问题是使网民们的头脑过于简单，脱离社会。因为它往往先入为主的打造一个负面角色，对它进行正义的攻击，或者打造一个正面的东西，然后去维护它。很多正义的东西从伦理上说不错，但是社会难以实施，或者实施的难度太大，这就让充满正义的网友难以满意，就会出现要“移民去美国”之类的反应。当年，春秋五霸之一的齐桓公在相国管仲死之前，问谁能接班，鲍叔牙行不？管仲说不行，他的正义感太强烈了，不能很好的治理国家。明朝时张居正手握大权，领导了明朝的中兴，却不重用海瑞这样的正义感十足的人，用那些老练的，了解社会的官员。原因在于正义感十足的清流们往往头脑简单，治理国家往往更糟。网络上的正义泡沫的一个特点就是无知而敢言，还容不得别人不听，不听这个社会就如何如何的悲愤之语常常响起。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可是正义泡沫让大家在电脑旁，就知天下事真相，就可解决天下问题，这是神仙，哪是人啊！
正义泡沫还有一种表现，那就是中國网民很多采用了谩骂的方式来表现正义。小悦悦事件的18名旁观者遭到了网民的痛骂。我注意到我上面提到的美国的类似案例，那些旁观者并没有这样的待遇，大家的不理解是好人为什么不报警？这说明美国人在这件事上，注重理性分析，没有急于要表现自己就破口大骂，在此事上美国人的表现值得中國网民们学习。另一方面，有些谩骂说明了一些网友根本不在乎什么正义，他只是披着正义的外衣，干的是自我发泄的事情。为什么某些网民的发泄要打着正义的旗号，因为这样，无论怎样发泄，都是合理的，可以避免很多的批评，甚至还有赞誉，何乐而不为。这当然也是网络正义泡沫的一部分。
写了此文，我对第一点即公知和网民的无知和愚蠢的论述比较有把握，对于第二点正义泡沫则没有把握，正义泡沫现象肯定是存在的，但是我对其的解读是否正确就不敢保证了，我希望这里抛砖引玉，更多的人注意这个问题，对其进行科学的研究，得出正确的结论。
作者:曹豫生
中国报道周刊, 2011-10-23. | 添加评论 | 2 comments
原文地址 无知愚蠢与正义泡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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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方面的批评理由认为此解释吹响了“中國家庭资本主义化的号角”，将资本逻辑进一步贯穿到家庭内最重要的房产，在很大程度上颠覆了传统的“同居共财”家庭财产制。
在一个对当下不满的社会，人们常会将视线投向域外或者过去。这几乎构成中國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的主要理路。不过，在此问题上，我总怀疑基于传统的理由只是对渐行渐远往日时光的浪漫想象。
《礼记。昏义》中有中國婚姻最古老最典型的定义：“婚姻者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由此可见，婚姻目的只在于宗族延续和祖先祭祀。这完全是以家族为中心的，并非个人或社会的。在这种婚姻模式下，家产属于家庭而不属于个人，个人（尤其是女性）意志常因家庭之名而湮没。
但此模式在现时代遇到严峻挑战。首先是社会结构变迁方面，例如1950年中國第一部法律《婚姻法》之所以宣示婚姻自由，其实与多年战争导致的地域、身份方面的剧烈流动性直接相关。今天城镇化历程、陌生人社会等特点同样也使得从前的同居共财模式难以维继。
其次，随着教育普及，女性普遍外出就业，使得“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传统婚姻模式下，甚至在1949年后相当长的时间内，离婚即便不能说完全不可能，但也相当困难。父辈一代离婚率低，并不在于法律上障碍，而在于社会条件约束。而当下的高离婚率，恰恰是世易时移而非法律发展的结果，由此引发的种种纠纷，实际上也成为司法机关不得不首先面对的问题。
再次，在婚姻意识形态方面，强调爱情的“爱侣型婚姻”成为婚姻理想并得到法律认可，例如婚姻法以“感情确已破裂”作为离婚标准。这使得婚姻着重点转向个体的生命感觉（例如性、爱情等）。而当这些感觉难以满足时，至少那些不指望通过婚姻来获取安全的精英女性更倾向选择独身。
因此，批评此解释将家庭资本主义化的观点也许应首先回应，在社会越来越资本主义化，平等趋势势不可挡，个体越来越重视生命感觉的情况下，婚姻家庭是否可能依旧建立于“同居共财”之上？
第二个方面的批评理由主要是认为此解释对女性不利，尤其对全职太太、农村女性等议价能力较弱的女性不利。的确，在现代领域，男人多从事技术性的、管理性的工作，女人多从事非技术性的、服从性的工作，这样的性别模式在发展中國家和发达国家都存在。在城市化过程、教育就业等各方面也都存在着种种男女不平等状况。因此，这方面的批评其实体现了男女不平等背景下人们对女性处境的忧虑。
不过，仔细考察此解释中争议最大的房产条文，实际影响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大。婚后由一方父母出资为子女购买的不动产，产权登记在出资人子女名下的，此前默认为夫妻共同财产，当下默认为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这一规定并未排除一方父母为夫妻双方购买房产的选择权，也未排除此房产经夫妻协商而改为共同财产的选择权。同时，此条款不仅可能使男方获益，也可使女方获益。尤其，考虑到独生子女所占比重越来越大，女方在婚后得到父母财产的机会并不比男方少。
同时，由于房产占财产比重越来越大以及高房价的现状，很多年轻人的婚房实际上透支了双方父母的养老金，而在高离婚率的不确定因素下（资料显示女性提出离婚更多），假如离婚即可分走一半包含对方父母积蓄的房产，那似乎显失公平。实际上，此解释虽然对房子等迫切问题作出明确规定，但并未改变照顾女性的婚姻法基本原则。
（仝宗锦 中國政法大学副教授，哈佛大学法学硕士。研究领域为法律史、法律理论、比较法与宪法学等。）
来源： 《南都周刊》
作者:仝宗锦
中国报道周刊, 2011-08-24. | 添加评论 | No comment
原文地址 婚姻包裹下的经济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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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乎自己的身体健康，虚荣心再强的女人，也不会在自己苍白的脸颊上涂满胭脂或者发紫的嘴唇上盖上口红来欺骗医生，除非这身体只是画皮，糟蹋掉了也可以再去弄一副，原本就不是自己的，所以骗得了一时就骗一时——甚至必须得遮掩着，不能让人看出这皮囊的尸相，从而发觉里面藏着妖精。
报纸就是社会的脸，从这张脸上，人们可以对社会的健康状况窥见一斑。而原本人们发明这张脸，也就是用来瞭望着环境监控着真相的。好奇心、求知欲和八卦心都极重的人们为自己打出一面“知情权”的大旗，让报纸成为“第四权力”的掌控者。但是后来，前几个权力的执掌者发现“水能覆舟，亦能载舟”，乌鸦打扮漂亮了也能成喜鹊，于是就纷纷依仗着手上的权力把报纸招安和收编了。
然后，他们努力地把这张脸粉刷得花枝招展以展示自己的丰功伟绩，强行摆弄着社会的面部肌肉，不允许出现一丝丝苦大仇深的表情……当然，不同的地方，情况的严重程度有差别，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报纸和官方的抗争不断，敌进我退，彼竭我盈。
如果社会原本大治，歌舞升平，那么报纸暴露一些社会的小雀斑、小粉刺倒也无伤大雅，就像女人的身体由内而外地被滋润着，内分泌和谐着，不用化妆也能显得美来，健康、自然的有瑕疵。
如果社会原本矛盾不少，但是各部分肌肉神经健全完整，是一个有机的肌体而不是一副死皮囊，各部分相协调制约着，当权者就是再不愿意面对现实，也没办法把有血有肉的面皮当死皮随便歪着拧着。有点什么病恙，血液相通的脸色还是会显露出来。那就硬着头皮，看病去呗。不如心态平和地面对现实，不要讳疾忌医。
怕就怕，社会病得不轻了，很多监控机制也失灵了，当权者还掩耳盗铃着，拒不承认现实，还顽强地每天加盖粉底——原本的那些黑头粉刺色斑得不到清理不说，灰尘、病毒、细菌也让皮肤慢慢溃烂了，于是他们就更大剂量地加强化妆品的使用量，非要把这些都遮盖住。鲜有人知道这光鲜亮洁的皮面下，隐藏着怎样的肮脏与混乱，除非到了最后，这皮囊发臭了，再多香水香粉也盖不住了，人们才会发现，中枢神经里面那些蛀虫的祸害。
来源：
作者:王克勤
中国报道周刊, 2011-01-27. | 添加评论 | No comment
原文地址 报纸上太干净，社会将会很肮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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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疯狂的增长自然使首都成了“首堵”，今年9月17日傍晚的“惊天大堵”，终于惊动了国家最高层。当晚北京高峰时段发生了9个小时的大堵车，有网友戏称那一刻的北京是一个“立体停车场”。据北京交通发展研究中心预测，照此发展下去，再过一年多，北京的平均每小时车速将低于15公里，仅相当于骑自行车了。
北京的车实在太多了！市政府祭出了限制购买汽车的狠招：12月23日下午，北京市公布了《〈北京市小客车数量调控暂行规定〉实施细则》。明确规定，为治理北京市交通拥堵，从2011年1月1日起限量购买汽车，并用摇号的方式获取车牌。每年总额24万辆，每个月两万辆。
用行政命令限购汽车，这一招治堵能否奏效？北京人买车就像买白菜，那香港人为什么不疯狂买车呢？搞清楚了这个问题，或许能为遏制北京汽车数量的疯涨提供点有意义的参考。
香港人不买车主要不是因为用车贵
香港人不疯狂买车，首先肯定不是买不起车。香港的人均GDP是北京的三倍，但车价却比北京便宜得多。以香港满街都是的保姆车丰田阿尔法为例，大陆卖56.88人民币的那款，在香港要便宜一半。
我们常听到的另一个解释是说，香港人之所以不买私家车，是因为用车费用太高：购车要交重税、汽油中有重税、停车费高昂，一个固定车位一个月要一两千人民币。
这种解释，有些部门是乐意听的，因为可以作为提高收费依据，把问题都推给收费太低。不过，以我在香港读书5年多的亲身体验和观察，香港人不疯狂买车的根本原因，并非用车成本太高，而在于香港的公共交通服务质量很高，公交出行非常方便舒适，大多数人并不需要买车。
而北京人之所以疯狂买车，最主要原因也并非是收费不够，而是公交服务太差，市民不得不买车，以便将自己与糟糕的公共空间隔离起来，堵得再厉害也得买。
以我求学的香港浸会大学宗教与哲学系为例，教授与副教授总共有12名，我发现有私家车的只有两位。香港大学教授的薪水属于世界顶尖之列，年收入在百万以上，并非是负担不起用车的费用，但大多数教授都没买私家车。我的两个硕士和博士导师，先后担任过系主任，他们俩至今没有私家车。这显然不是因为用车太贵所能解释的。
香港公交的便捷
香港的公交服务是如何让人们不需要买车的呢？
首先是便捷。在香港，公共交通出行量占总出行量的90%，而地铁和城铁出行量达到公共交通出行量的40%.全香港近一半的人口居住在环地铁站500米的范围内，几乎所有常去的地方都有地铁到达，非常方便。中途换乘也很快，一般都在站内完成，很多是下车门对门就能换线。地铁口就有公汽站，出了地铁就能换公汽。
而反观北京，我也曾经在北京呆过几个月，我就发现坐地铁换线路极不方便，换乘站太少，地铁各线路之间几乎没什么联系。一些地铁换乘站似乎也在挑战人的忍耐极限，从西直门站2号线换乘到13号线，经过数道楼梯后，上地面，再进楼梯和滚梯，距离长达千米。地铁出来换乘公交，有时候要走很远。
另外，香港所有的公交场所，标识指示都很健全，非常人性化。到香港的第二天，面对这个陌生的城市，我就独自出门买东西了，跑了好几个地方，都是跟着公交的指示走，非常明确，一般不会迷路。
不会太拥挤的香港公交
有网友这样形容北京的地铁1号线、2号线的拥挤不堪：“带上车的是饼干，带下车就是面粉”：“正装挤进去，三点暴出来”。
这样的情形不会在香港公交中出现，尽管上下班高峰期，香港地铁人也非常多，但地铁公司的管理非常到位，为了防止拥挤和踩踏，在个别拥挤点会有工作人员维持秩序，分批放乘客进入地铁站。而在站台上，也是有秩上车，太挤了工作人员就会让你乘坐下一批。而高峰期香港地铁的发车间隔非常短，一两分钟就有一辆列车到达，拥挤的人群很快就得到了疏散。
如果你是在香港乘坐公汽，更不可能像北京那样挤成相片。因为香港的公共汽车严格规定了人数，不允许超载。你可以在香港双层巴士车门边看见这样的标志：上层座位53人，下层座位21人，站位44人。如果你坐的是小巴，更不用担心拥挤问题，小巴不设站立位，所有人都有座位，绝不超载。
还有，在香港乘坐公汽，不会像北京那样是一场战斗，秩序井然，文明礼让。比如公共汽车站，每个线路的公汽都会停在属于自己的那个固定的栏杆口边，司机会将车门准确地对准上车的栏杆口。不同的线路，上车口不同。在公汽站，大家只要顺着不同的栏杆各自排队等候就是了。
北京的情况则完全不同，一到公交站，就会发现黑压压的完全无序的人群，公汽也不按固定的车位停靠，车一来，一大群人都跟着车赶，然后拼命挤上车，场面非常混乱，令人望而生畏。
乘坐公交，也能有尊严
香港的公汽车况都很好，全是丰田、沃尔沃、铃木、锰钢等大品牌车。车厢干干净净，绝不会有什么破破烂烂的坏椅子出现。车里的冷气也开得足，这样不会让人觉得是挤在一个臭哄哄的闷罐子里。
有了便捷、舒适、干净的公交环境，即使是衣着讲究的高收入人群，也不会觉得乘坐公交出行会弄坏自己的行头。
公交司机的服务就更不用说了，刚到香港的时候，我向司机问路，司机马上很专业地提醒我看他旁边的牌子：上面写着，开车时与司机说话，属于违法行为。但车一停，司机马上很有礼貌地回头问我有什么需要帮忙。像北京那样出现售票员掐死女学生的事件，在香港是天方夜谭。
我听到很多北京的朋友说起买车的原因，都会提到一个词：“尊严”，认为在北京挤公交的过程中，很多人觉得挤掉了做人的尊严。我在北京的时候，几乎每周都会看到因挤公交而发生的争执甚至是打架，而我在香港5年多，仅仅只看到一次吵架而已，而且马上有警察到场调查。这可能就属于北京朋友所说的“尊严”问题。
或许，要让北京人不继续疯狂买车，最重要的不是靠高收费，而是要让市民能坐上“有尊严”的公交。
来源：时代周报
作者:李铁
中国报道周刊, 2011-01-11. | 添加评论 | 3 comments
原文地址 香港人为什么不疯狂买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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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公开信还表示，久游网决定，当即删除公司网站及产品官网相关活动报道，取消与之有关的所有活动，全面清除相关活动报道。积极进行内部整改，对项目营销团队及主要负责人进行严肃处理，相关人员已经调离营销工作岗位。
我们将时间回溯到今年4月。
“苍井空上推了。”4月11日，推特（twitter）网友StarKnight的一条消息引发了中國网友的狂欢。
苍井空是日本著名AV女优，其注册推特的消息传开后，很多中國大陆网友纷纷“翻墙”膜拜。马上就有网友提议：“号召有新浪微博、腾讯微博等内地各种微博客的推友，应趁着发现苍井空这个机会，给他们普及’翻墙’知识。”
推特中文用户圈、国内微博旋即沸腾，苍井空的关注者以每分钟约37位速度迅猛增长，当晚的推特、大陆微博网站进入了“苍井空之夜”。接近凌晨时，关注者突破一万大关，以致苍井空十分不解，并开始通过翻译工具，用中文和推友互动，表示谢意。截至4月底，苍井空的关注者已超过6.5万人，大部分网友来自中國大陆。
一个异国的AV女优，可以让平常只在“墙内”活动的网友也因此学习“翻墙”知识，“苍井空推特事件”能引发网络中文世界如此狂热的骚动，其在中國大陆的高知名度和影响力可见一斑。
从禁欲中破土而出
色情内容在中國的勃兴，其根源恰在长期的禁锢。
1970 年代末期，改革开放启动，此时，距离消灭公开娼妓制度已经有三十年。当时，中國人的性生活也是这个巨大国度计划经济的一部分，国家机器确保“人”这一产品的计划生产和“性欲”这一等外品的不良率控制。通过一胎政策、免费避孕药具发放辅以组织严密的“单位”，公民的性交频率和性器官尺寸等设备细节都详细登记在册。
观念的变革始自文字。多年以后，一位作家在使他得享大名的小说中劈头便说，“有一天她从山上下来，和我讨论她不是破鞋的问题。”读者被这充满侵略性的语言惊呆了。
官方当时也意识到这种变化，并将“扫黄”提高到反自由化的高度。一位著名獨立知识分子曾记述：“在官方宣传中，反自由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是打击私营经济和扫黄。但书摊上的报刊和书籍说明，扫黄根本没起作用，非但没有扫掉，反而大有泛滥之势，已经远远超过八十年代。后来，我又逛了大连和北京的几个图书市场，发现色情加暴力的通俗读物最为畅销。”
在满足被压抑了数十年的欲望方面，当时的文化产品不算太多，除了手抄本，就是从海外带回，屡经翻录的 “毛片”。能一起观看这些制品，在当时是铁哥们关系的象征，其程度远超后来的所谓“四大瓷”。但是，这种稀缺局面并没有维持太久。随着中國接入国际互联网，这类内容一天比一天多了起来。
互联网的特性，使各类信息天然向洼地流淌，何况中國一衣带水的隔壁，就是一座仰之弥高的色情制品大山。
1994 年，在日本，“平成三姬”之首饭岛爱已经宣布退出AV界，专心在演艺界打拼。她的“漂白”成功被视为AV界的典范与奇迹。这一年，日后名声如日中天的武藤兰才14岁，离她创下年拍212部AV作品的骄人纪录还有九年。接替饭岛爱“AV天后”王座的小泽圆16岁，弹钢琴、打网球，正在享受她富家女的闲散生活，还要等两年，才会在街头被发现，开创空前绝后的小泽圆时代。继饭岛爱之后第二个被港台音乐人写进作品的苍井空，那时候11岁。
此时的日本AV产业界已经历了一次嬗变，正处于泡沫时期的尾声。尽管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起，日本电影中已经有了正面表现性的情节，但直到1983年，AV（AdultVideo）的名称才被正式启用。这中间长达20年的时间，导演和制片人们都在小心翼翼地挑战着传统。
据香港影人汤祯兆讲述，日本早期的情色电影，以“RomanPorno”和“粉红映画”两种形式存在，性之要素的出现，更多地是为了表现对当时风气与传统的不满与挑战，“弥漫着强烈的虚无主义色彩”。这个时候的作品，还保留着电影的基本结构，性以外的剧情中，演员也在认真对待。
1982年，代代木忠那部石破天惊的《手淫的纪录》在电影院上映。当时的媒体报道：“女演员不是在演出，而是由真正的人妻、女大学生和办公室女郎，逐一把个人的私处展现摆弄而导致快感，生动逼真的影像令男性观众受到巨大冲击。”
性活动不再是影片的卖点，它们就是影片本身。AV以革命性的姿态登上舞台—具有讽刺意味的是，RomanPorno电影曾因为“公然展示猥亵图景”被起诉，《手淫的纪录》却因为只表现纯个人的行为，巧妙地规避开舆论与监管的风口浪尖，安然无事。革命者一出生就风华正茂。
从传统到新媒体的“先驱”
1994年，中國与世界的连接只有64K带宽，日本的AV种类已经数以万计，顶级女优的收入以数十亿日元计。巨大的落差下，倾销如山雨欲来。
中日两国最初的性产品贸易采用一条久经考验的渠道—走私。沿海渔民满载着昂贵的光盘靠岸，将彼岸带着鱼腥气的新鲜产品交给盗版集团，几天之后，最新的金泽文子、小泽圆和形形色色的女星形象就开始在各地电脑市场柜台下若隐若现。
但是这种扩散渠道仍然太慢。产品来源的不可控制，当时严格的打击措施，以及光盘不菲的价格，都使此类产品的扩散速度受到遏制。
转机来自海峡对岸。此时互联网上的中文内容极为稀缺，新浪还没成立，张朝阳还在麻省沉思。大部分中文内容，来自于信息化已接近完成的台湾。
中文互联网最著名的情色站点之一，便是当时的凹凸俱乐部；集大成者，却是稍后的巨豆-元元论坛。这两个站点都以汇聚大量情色作品和顶级写手闻名。元元的站长更是长于分类编目，他首创的情色文学编目法沿用至今。大量情色作品中，都保留着日本AV的影子，有时是对女优的赞美，有时是对制服、OL等题材的模仿，有些直接就是改写。
情色网站的出现，使刚刚被山寨色情光盘重创的大陆市场看到了苏醒的希望。作为成果之一，1995年，一款叫SEA的软件，一种叫JPG的文件，悄悄进驻于大量中國电脑。前者飞速的看图速度和后者小巧精致的体积，共同让一种秘而不宣的题材流传开来。
文字产品、视觉盛宴和无所不至的互联网三箭齐发，中國的性文化产品消费市场已经呼之欲出。
那时候，日本的AV江湖正在完成自己的权力转移。80年代如日中天的村西透及其“Diamond影像”猝然倒塌，他背后所代表的录像带租赁体制也受到严重挑战，连被认为日本AV最大特色的“女优制”都面临竞争对手。
新挑战者名叫高桥雅也，他的帝国就是直到今天仍屹立不倒的SOD（“Soft on Demand”）。
1996年，SOD纠集同道成立了“社团法人媒体伦理协会”，专攻销售AV制品的监管与资格准入。立足于租赁渠道的“录影带伦理协会”对此鞭长莫及。
挟监管以令诸侯的高桥下一步挑战的是“女优中心制”。高桥明言不喜欢将重点放在女优身上，因为那样作品的成败将系于演员的身材相貌，而非他自己的才华。高桥将AV的另一大制作模式“企划制”发扬光大，以种种匪夷所思的策划打开市场。SOD成立伊始，便推出《全裸乐团》、《全裸游泳》、《全裸健身操》等系列。以“性刺激”安身立命的AV制品中，居然抽离了性活动本身，通篇都是大群女优，一丝不挂地从事艺术或体育活动。
中國大陆对邻国这场翻天覆地的革命一无所觉。那时候，一台电脑的硬盘容量总共不过200-300M，还不如一张CD.主要的交流媒介是容量1M出头的软盘，又慢又脆弱。作为重武器的AV录像带，此时还无法登陆，先头部队除了一些写真、截图外，便是成人游戏。
日本的游戏与音像制品密切相关，彼此互为周边，这种成熟的产业体制，即使在今天的中國也没有建立起来。当时，容量只需要四五张软盘的成人游戏《同级生2》一统中國，与《东京爱情故事》、《仙剑奇侠传》鼎足而三，成为那一代人的青春记忆。中國柏拉图式性爱的信徒如凤毛麟角，不得不归功于当年正常而及时的性教育素材。
与文字情色作品一样，日本的成人游戏经台湾汉化，克服语言障碍后在大陆市场攻城略地。当时的华义国际、天堂鸟甚至业界霸主智冠公司，都曾经汉化过此类作品。成人游戏的种类从角色扮演、冒险探索、战棋地图到益智棋牌无所不包，《圣少女战队》、《龙骑士4》、《麻雀狂想曲》等代表作品，在高校青年中流传复制，一如十几年前他们的前辈对《少女之心》做的那样。
成人游戏的流行，至少让日本特有的“马赛克”现象得到了预热。相对于AV制品，纯手绘的游戏更容易在图像上加上马赛克，这甚至造成了大陆软件业的一个市场契机，上个世纪末，各种“去马赛克软件”在每个下载站都心照不宣地被置顶。
这种隔靴搔痒式的交流，终于在新世纪升级。二十一世纪伊始，宽带网络逐渐普及。中日之间那湾浅浅的海峡，终于挡不住太平洋海底光缆中流动的滚滚字节。光盘、录像带，这些介质终于慢慢退出历史舞台。BT和Emule的时代开始了。
“世界汹涌而入”
互联网进入中國的第十个年头，网民、带宽、数量都开始爆炸式的增长。中國发给世界的第一封电子邮件中说，“Across the Great Wall we can reach every corner in the world.”（越过长城，走向世界。）对于AV来说， 中國观众的确越过了长城，后半句却要改成“世界汹涌而入”。仿佛一瞬间，武藤兰、松岛枫、吉泽明步、星崎未来、小泽玛利亚、朝美穗香……熟悉或陌生的名字扑面而至。此前，她们也曾经跟随光盘，跟随录像带，润物细无声地潜入一些有条件的家庭。但是正如前述，山寨化的中國AV产业和各种硬件条件的限制，使得她们的观众始终局限于一个特定而小规模的群体。宽带互联网的普及，十倍百倍扩大了这个群体，随着门槛降低到几乎没有，全民AV的时代呼之欲出。
但是它终究没有到来。纵欲一向不受中华传统文化所喜，哪怕是在自己的私人空间中，观赏与人无害的AV，也与传统的管制秩序相距甚远。随着网络日渐普及，对网络内容的审查也愈加严格。上位者忧心忡忡地关注着下一代的身心健康，生怕他们没有护航的花季被腐朽文化所沾染。
情形仿佛又回到十年前，这一次不是自然的匮乏，却是人为的隔绝。在习惯以AV打发漫长而枯燥的青春期之后，源头骤然被封闭，青年们再次躁动起来。获得并观赏AV，从最私密的作为骤然升华为对自由与多样化的追求；不能在身体上解放，至少在眼睛上解放。
2006年，火种出现了。武藤兰，这位曾创下年拍片212部AV纪录的高产女优，死讯在网上传播。消息的源头已不可考，引起的轰动却成为当年的文化事件。清华等高校的学生在窗口挂出哀悼条幅，“为人不识武藤兰，看尽毛片也枉然”的口号传遍大江南北。
尽管不久后，武藤兰本人就在博客上进行了辟谣，并“对中國影迷的关注表示感谢”。但这场悼念行动耐人寻味地没有结束。看“毛片”、“黄色录像”在过去是心照不宣的秘密，是私人空间的享受，是同道中人识别的暗语；但在悼念“兰兰”的活动中，这一行为突然公开化、标志化。观赏“毛片”之于二十一世纪的青年，仿佛摇滚乐在1968年的意义，是他们愤怒的嘶吼，是他们对体制的轻蔑，是他们对未来的迷惘，是他们无处寄放的青春标志，以及青春本身。
武藤兰悼念运动完成了AV的去污名化。尽管此前很久，看AV已经是一件正常不过的事，但运动之后，看AV成为一件时尚的事。大量将AV理论化、框架化的文章开始出现，为什么是日本AV而不是色情文化更发达的欧洲、美国制品统治中國市场，日本AV中的性别关系与含义，日本AV的系统分类与走向，都成为研究的热点。台湾的一个默默无闻的博客，“一剑浣春秋”的“AVNO1”成为订阅热点，甚至为此开通了大陆专用服务器和支付通道。
作为一个时代的终结，2008年末，又一个死讯传来，这次是真的。作为那个年代的标志，大陆可能没有多少人在饭岛爱全盛时期看过她的作品。但她作为一个标志进入了文化偶像李宗盛的歌词，又作为转型成功的AV女优在两岸三地成为“日本梦”的代表。对她的悼念，更多出于一些70后对青春的追忆。
传统的没落
4月中旬，在国门以外一向低调的日本成人片（简称A片）业者，跨海到台湾进行“维权”。
参与此次维权的，共有八家A片厂商，他们警告台湾的电信业者和有线电视台，要在一个月内与他们洽谈授权事宜；如果未经授权继续播放日本A片，将正式提起诉讼。
台湾电信业发达，共有中华电信、远传等五六家通讯公司。随着3G的推进，各家公司为了吸引客户，均对通信网络内流传的日本A片和AV女优照片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面对日本厂商的维权，台湾电信公司的回答也基本通行于华语世界：“内容为用户上传，签约时已要求内容供应商提供合法内容”。
日本A片大佬们面临的另一困境，是台湾法律规定：成人片只有限制级与超限制级，没有A片说法；限制级内容可在指定渠道内播放，超限制级内容的传播将触犯刑律。因此，A片这一品种，在台湾不受著作权法保护。台湾一些机构利用这个法律上的漏洞，公开播放、传播日本A片。
据日本A片商雇用的台湾律师表示，若起诉结果不利，不排除请大法官就著作权问题释宪。之所以要闹到惊动台湾“宪法”的地步，皆因日本自己的A片产业利润今不如昔，必须精打细算，锱铢必较了。
尽管日本AV业的年产值达一万亿日元（约760亿人民币），但网络下载的兴起和日益激烈的竞争，令这一产业的利润率越来越低。
一张AVDVD，在日本的售价在2000-4000日元（150-300元人民币左右）。一个关注度中等偏上的AV女优的作品，一部作品的销售额有一百万日元左右；看似不小，但算下来，其实也不过300多张而已。而一部作品的制作成本，平均下来也要五百万日元左右。制作公司只能从卫星电视、周边产品和捧红女优获取衍生利润。
激烈的竞争进一步降低了这一行业的利润。日本AV业有两大巨头，北都集团（DMM）和 SOD（SoftonDemand），还有AliceJapan、宇宙企划等老牌公司，整个行业有一千家以上的制作公司。北都集团不但拥有Moodyz、 S1等著名AV公司，还占据了大部分的AV制品销售、租赁渠道。因此，每年由北都集团举行的AVGN大赛，尽管屡屡受到“肥水不流外人田”的质疑，但仍然成为日本AV界较为权威的AV业评选。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很多小公司往往留不下太多痕迹就消失了。即使是大公司庇护下的工作室，也未必高枕无忧。例如SOD旗下某片商，2008年下半年成立时，还保持每个月10部的发片速度；进入2009年，就疲态尽显，从每月8部到6部、2部直到一月1部。
尽管如此，为了保证生力军，片商给AV女优开的片酬始终在一定水准线之上，通常每部至少在200万日元以上。因此，虽然日本2005年即立法禁止AV公司的星探在街头直接招徕女孩进入AV业，但一些为买名牌欠下高利贷、或怀着种种表演梦想的女孩子，还是会将自己的资料寄到经纪人事务所。
充足的人力供应保证了AV女优的素质。除了外貌外，女优们往往具有相当的职业素养和沟通能力。苍井空轰动整个推特中文圈之后，先后专门为中國粉丝撰写了两篇博客，请朋友翻译成中文；其文笔意境辽阔，气韵苍茫，一时风行中文网络。在先后几次接受采访时，苍井空也均表示了对工作的尊重和喜爱，被影迷们称为“拥有与外形相称的胸怀”。
新媒体的新刺激
由于文化和人种的原因，日本AV在中國拥有巨大的影响力；但实际上，从全球产业格局看，由于拥有发达的金融系统、完善的公司制度和版权保护制度，欧美的成人电影业要比日本发达得多。最直观的表现就是，日本AV多以女优为招牌，大牌明星退役往往会给产业带来一段时间低潮；欧美成人片则主打公司品牌和系列产品品牌，产量和收入都很稳定。
以擅长“山寨”知名大片的Private公司为例，该公司在美国NASDAQ市场上市，因此资金充足，可以对导演、剧本和演员精挑细选。其旗下产品分为约23个系列，工业化特征明显。其中尤以将一些好莱坞大片“成人化”的色情大片系列为代表。
欧美的成人电影发展史大体上分为两个阶段。以二战结束为起点，欧洲在“马歇尔计划”的帮助下恢复元气后，宽松的法律和社会环境使北欧成为世界成人片的生产中心。当时美国在这方面的产能反而不足，需要经常由北欧国家进口成人片。
由于成人电影未必适合“大规模聚众”观看，与录相机进入日本家庭从而扩大了AV产品的销售空间类似，“春宫亭”的出现也极大拓展了美国成人电影的观众群。美国成人片经营者发现电影院放映成人电影的效益不甚理想，于是参考儿童玩具，将投币式8毫米电影放映机固定在一个可上锁的小放映间内，顾客可单独观看。“春宫亭”风行美国各州，并与成人书店相结合，极大发掘了美国成人电影的潜力；这又反过来刺激了美国本土成人电影的发展，奠定了美国成人电影业超过欧洲的市场基础。
发展到今天，美国成人电影厂商通常麇集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圣费尔南多谷。全球最大的成人电影厂商Vivid即坐落在这里。Vivid每年营业额数百亿美元，年产数百套成人电影，同时，在成人倒模玩具、艳星代言等产业也拥有庞大势力，是色情产业发展到高端的典型代表。
尽管公司实力强大，但由于个人權利保护完善，欧美的色情电影演员的待遇要比日本稍好，除收入稳定外，公司会定期免费为演员提供身体检查。由于通常的医疗保险不覆盖患病几率较高的色情电影演员群体，公司会花费巨额资金购买私人保险公司的服务。
来源：2010年09月09日《凤凰周刊》2010年25期
作者:阳淼
中国报道周刊, 2010-09-09. | 添加评论 | One com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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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今年排名79，比去年下降了7位，得分3.6.10 分为高度清廉，0 分为极度腐败，中國的得分偏低。另外，中國香港今年以8.2分排12位，台湾和澳门分列37和45位。
一方面，中國大陆反腐败的力度越来越大，中央不断掀起反腐风暴，仅今年就有12名副部级高官落马，无数的厅级处级干部栽倒，但另一方面腐败也愈演愈烈，范围从政府界、经济界向教育、学术、文化、慈善、寺庙、儿童、少年等领域和群体大幅度渗透，腐败金额一路攀升，腐败被查处的概率越来越低，腐败方式不断花样翻新，腐败越来越生活化、家庭化、正常化。
同时，腐败窝案、串案频繁发生，凸显了买官卖官、权钱交易、官官相护、编织庞大权力网的腐败特征。
郴州市原市委书记李大伦、市纪委书记曾锦春受贿案，涉及黨政干部110余人；安徽阜阳中院先后三任院长被判入狱，仅2005年，阜阳中院还有两名副院长、十余名庭长、副庭长被查处；湖北襄樊前市委书记孙楚寅案牵出官员70余人，其中 “一把手”30余人。
目前，中國大陆的腐败呈现隐蔽化、间接化的倾向，影子腐败（利用自己在任时期的影响力荫庇他人或者为自己的将来铺路）、期权腐败（钱权交易，未来兑现）、裸官腐败（配偶子女全在海外，一人在国内做官，资产不断转移海外）、软腐败（不是直接进行权钱交换，而是接受各种服务、好处、艺术品等）、性贿赂、二奶腐败等越来越严重。
湖北省政府原秘书长、荆门市市委原书记焦俊贤，通过床上“培养”干部，甚至把三陪女培养到了市开发区的副局长宝座上；安徽宣城市前副市长赵增军，在担任县长时对小情人许诺：“小乖乖，你年轻又有文化，我要把你从床上培养到主席台上，让你当乡里的一把手，当县妇联主任。”果然不久，他的小情人就当上了乡黨委书记、县妇联主任。
令人关注的是，关键岗位腐败、国有资产腐败、失职渎职腐败比起小偷小摸式的个人贪污造成人民财产的损失要大得多，一些官员乱投资、乱上项目，普遍没有象样的獨立的可行性研究，政绩工程、书记工程、形象工程大行其道。
苏州市原副市长姜人杰分管城建、交通、房地产开发等十三个领域，同时兼任第二十八届世界遗产大会常务副总指挥、苏州城市建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苏州市高速公路建设指挥部总指挥，是名副其实的实权派，权力集中于他一人而没有监督制约，他受贿逾一亿多人民币。河南省三任交通厅厅长曾锦成、张昆桐、石发亮“前腐后继”，云南昆明三任规划局长，相继倒台，皆因实权太大。安徽省副省长王怀忠有名言：“只要你能搞出政绩，就算你能，能上。但关键不是让百姓看到政绩，要让我(领导)看到政绩。”为了政绩，王怀忠胡乱决定投资3亿2千万元修建“国际机场”，阜阳的工人、农民、教师每人都被摊派了数百元的机场建设费，但机场建成后，没有客流，被迫关闭。
广泛为人民诟病的是挥霍公款、三公消费的“广义腐败”、“大腐败”，它们极大地消耗了国家财力，使得民生维艰。可以说，公款腐败不除，中國的现代化无望。
学者一般认为，中國的行政成本、加上三公消费（公款吃喝、公款购车用车、公款出国旅游）占财政支出的三分之一以上。而日本仅为3%以下，西欧4~5%，中國是先进国家的10倍！所以，中國没有钱投资民生，没有钱搞教育、医疗，没有资金用于社会保障。虽然近三四年这些情况有所变化，政府做了大量的改善民生的工作，但三公腐败仍然没有得到有效的遏制。比如现在基层公车基本都是索纳塔、捷达、飞度，甚至丰田霸道，近一两年，公车很多都换了新的，不再用红旗。公车私用基本全面失控，费用可以随意报销。地方上的人即使再有钱，都说：“我的车比不上公车”。
司法腐败、监督部门腐败则摧毁了社会正义和良心，劳教腐败、信访腐败、看守所腐败、黑监狱等动摇了弱势群体的信念。
陕西律师蒋允茂根据自己20多年的办案经历，出版了《律师手记》，书中说：“如果评判那些结案，公正的判决不会超过一半”！审判中往往是“一审偷偷摸摸乱判错判，二审稀里糊涂维持原判（我又没有得你好处，凭啥给你主持公道），一些法官不要法律，一手遮天”！“法院里执法犯法已经不是个案问题，而是常态，现行法律规定：合议庭獨立判决案件，如果合议庭认为不能决定的应由院长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可是实际上却是这样的，所谓的合议庭往往是一名案件承办人另加两名凑数的审判员或者陪审员，从形式上满足法律规定的人数，真正决定案子判决的则是案件承办人、庭长和主管副院长！正因为这样，所以庭审成了走过场，法庭上不解决任何问题，解决问题则在法庭之外！在中西部的许多法院里，以至律师代理案子根本就不需要出庭，需要的是在下面找案件承办人、庭长和主管副院长以及提交材料！试问：这是现代意义上的司法吗？连中國传统历史上的行政司法混为一谈都不如，因为那时官员还需要升堂问案，直接与当事双方见面啊！可是，今天的法院里庭长和主管副院长在听汇报判案子！在这样的现实下，还谈什么司法？还谈什么公平与正义？法院的公信力又如何建立？”（《先搞成司法，再谈司法改革！》）
湖北省某县“信访之家”聘任的“中國首位信访调解员”刘贵琴，为民请命，在访民中享有威望，被判处1年半有期徒刑，罪名是“非法持有国家机密文件”。而所谓非法文件只是一个印发的通知，在网上也可以查到，竟然成为“非法持有”。县公安局的人说：这是上面压下来的，我们也没办法啊？谁让她一直要跟政府过不去？一个人的问题解决了不就行了，该知足了，现在出事了谁都担不了。
内蒙古通辽市科尔沁区政府聘下区内所有的律师为区政府常年法律顾问，以此要求律师们不得再为“民告官”提供法律援助，以堵塞民告官之路。
如今，特权腐败、一把手腐败、土皇帝滥权、公权私有化直接威胁到中央政权，中國有苏丹化、碎片化之虞。一些土皇帝为了作威作福，鱼肉百姓，极力打击举报者、揭露者、记者。
陕西省志丹县4名科级干部因编发、传播涉及县领导的短信——“十个工程九个自己干，他是清官还是贪官”等而遭免职，还有两人被逮捕，一人被刑拘。安徽省五河县第一中学的教师，因不满上级指定任命校长，编发手机短信给县里有关部门领导，结果被拘留、罚款。重庆彭水县秦中飞因一首“沁园春”触怒县领导而被捕入狱。
部门立法、官员立法、自我立法、自我设租、自我授权的立法腐败比较严重，监督部门缺乏獨立性。自我加薪、自我得利、自我评判、自我调查、自我监督成为体制上的痼疾，如果不能够改变，反腐败无异于缘木求鱼。
深圳龙岗区“舞王”大火，一会儿检察院工作人员说在陈旭明家查出现金千万元，总资产过亿，一会儿又说只有6万元，按照6万判刑。老百姓对于当地执法部门的公正性表达了怀疑。
三鹿毒奶粉消息一出，当地政府和调查部门马上宣布，问题出自奶农，与企业无关。后来，如果不是事情闹得太大，可以预料，三鹿会安然过关。
湖南郴州老人彭北京提出与当地法院院长决斗的挑战书，风靡一时，引起了当地领导的重视，但上级部门仍然只是听取下级官员的汇报。彭北京感叹，除非案件引起了最高层的重视，否则解决无望。
对待群众上访案件，上级官员都是这样处理的：只听取下级官员、施害者的汇报，没有獨立的调查，因此，问题大多不可能真正地解决。
另外，教育腐败、学术腐败，成就了蔚为大观的腐败文化，凸显了某些中國人的精神糜烂与道德崩溃。
中國自然科学的最高学术权威机构——中國科学院最近发布了世界上首个《国家健康报告》，竟然睁眼说瞎话，在其中的全球医疗卫生健康“国家责任指数”排行榜中，将中國名列第一，美国居倒数第一位。让人们领略了什么叫“学术无耻”、什么叫“向权力献媚”，中國的学术已经彻底沦落为权力的奴仆，完全粉碎了人们心中本来尚存的对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的尊敬与信心。
中國的腐败如此严重，迫切要求加强预防腐败和建立现代反腐败制度，制定清除腐败的可行措施，促进廉洁廉价政府的形成，弘扬清廉清新的文化。
现代反腐败制度必须针对中國特色的人情文化、关系文化、后门文化对症下药，探讨符合中國实际的可行的能够操作的解决办法。中國社会本质上是人治社会、官本位社会、特权社会，也是谋略社会、无规则社会，中國人把腐败生活化了，对腐败习以为常，而痛恨腐败往往是由于自己没有机会腐败而造成的心理失衡。在中國，即使通过正常的途径能够办到的事，人们的第一反应仍然是托人、找关系，惟恐被人取代。人们走路，也喜欢踏草坪，走捷径，人们普遍的没有规则意识，就像中國武侠、中國工夫，神秘莫测，暗器毒器防不胜防，套路拳路数不胜数。而且在中國，守规则的成本极高，不守规则的成本极低；守规则，人们讥笑为“迂腐”，不守规则，人们赞赏为“有手腕”；贪官，就像臭豆腐，闻起来臭，吃起来香，大部分人只要有权力，都会贪，只要不过分就行；清官，就像彗星，千百年来人们延颈相望，但很少出现，因为在官场，清官很快会被淘汰出局。
所以，中國反腐败的关键是改变人治文化，确立规则意识，建立法治秩序。
在建立现代反腐败制度方面，主要是建立“三阳光”、“三监督”制度。所谓“三阳光”，即阳光行政、阳光财政、阳光财产：“三监督”即新闻监督、公众监督、人大监督。
何谓阳光行政？阳光是最好的反腐剂，路灯是最好的警察。黑箱操作、暗室政治是造成腐败的最根本的原因。因此，反腐败首先要实行阳光政治、阳光行政。
所有的法律、规章、做法要通过报刊、电视、网络等传媒公开，或者通过公告栏、办事指南等形式公开。办事程序、办事时限、承办部门和人员、办事结果、收费情况、廉政规定、监督办法、责任追究措施等都要公开，对于一些事关人民群众利益的决策事前要听证、公示。要把政务公开列入干部考核的范畴，同时设立市民投诉中心等外部评价和监督机制。
公共物品尽量采取集中采购、招标投标的方式，为了保证招标投标全过程的公正性、防止陪标、围标、串标、以低价中标然后高价签合同、买通评标专家、评标委是采购方代表而不是随机抽取的专家、采购机关自收自支、回扣腐败合法化等问题，有必要成立獨立的招标监督委员会。在发达国家，一切政府采购都必须经过议会的同意，然后公开招标投标，在网上公布违规违法者的黑名单，取消其若干年内参与投标的权利，甚至绳之以法。
学者估计，由于行政不公开、行政限制和过多的审批，中國的国内生产总值每年损失20%以上；由于暗箱操作、官员庇护、一纸文件而瓜分国有资产、形成行政性垄断，每年造成约5000亿元的腐败额。
何谓阳光财政？所谓阳光财政，就是要建立现代公共预算制度和公共财政制度。也就是说，公共财政的决策、资金的流向、使用的程序都应当是公开的，人民或者是其授权的代表（议员或人民代表）可以进行监督、质询、问责、弹劾，未经纳税人同意的征税是不合法的。纳税的标准、国家的财政预算和支出也必须经过纳税人代表的同意，公共财政的预算必须详细地列出每一项开支的具体情况，没有列入开支预算的项目，不能够开支，列支的钱不得挪作他用。职务消费必须规范化，接受民众的监督。
在中國，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应当掌管钱袋子，拥有财政预算决算的审批权。同时，应当立法推动财政公益诉讼制度的建立，也就是说任何纳税人只要有证据，都可以对浪费公共资金的现象、对“三公” 消费提起公益诉讼，美国和日本都有这样的制度，追回的资金一部分用于奖励起诉者。
目前，各级政府的财政已经集中在财政局，民众可以通过专门的软件查询；国家也应该鼓励人民查询各个单位的原始凭证，或者通过网络查询各种公用支出如招待费、燃油费、私人费用财政报销、公车私用的问题等，让人民直接监督官员的消费问题。
何谓阳光财产？所谓阳光财产，就是建立官员财产申报、公开的制度。曾经有人大代表多次提出“关于建立黨政官员财产公示制度”的议案，全国各界反响强烈。但是据报道，97%的官员对财产申报、公开持反对的立场。2008年，新疆阿勒泰地区出台《关于县（处）级领导干部财产申报的规定（试行）》，据调查，阿勒泰地区也有七成的官员反对这一制度。
其实，在西方如今相当廉洁的国家，早在两百多年前就开始探索和建立阳光财产制度。1766年瑞典公民就有权查阅官员乃至首相的财产与纳税状况；1883年，英国制定了世界上第一部财产申报的法律——《净化选举，防止腐败法》。
许多发展中國家，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也相继建立了阳光财产制度。韩国1993年开始了“阳光运动”，墨西哥2003年实施《信息公开法》， 越南2007年颁布了财产申报的法令。
中國1995年出台了《关于黨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2001年颁布了《关于省部级现职领导干部报告家庭财产的规定(试行)》。但是，这些规定的权威性不够，不是法律；可行性、可操作性很差，没有实施细则，没有稽查核实的手段，没有后续监督的措施，所以，这些规定注定会流于形式。
以后，中國要建立集财产实名、申报、公开、监督于一体的制度。一是财产实名登记制度，公民的所有财产包括存款、股票、房地产等都必须以真实姓名持有；二是财产年度申报制度，公民特别是官员每年都必须申报收入和全部财产；三是财产公开制度，官员不仅要申报财产，而且其财产状况要在媒体上向社会或者所在地区公开；四是监督制度，如果官员申报不实，公民可以举报，有关方面依法查处。
为何要加强新闻监督？新闻自由是腐败的天敌，没有新闻自由的国家必然腐败泛滥，实现了新闻自由的社会迟早会形成廉洁的政府。有人反对这个观点，认为印度、俄罗斯、台湾都拥有了新闻自由，其媒体大部分私有，但是仍然腐败不堪。的确，新闻自由并不能单独起作用，也不能马上带来清廉，可是随着丑闻的不断曝光，司法制度的不断完善，这些国家和地区最终会变得干净。也就是说，这些国家和地区走在了通往廉洁政府的正确道路上，而没有新闻自由的国家其腐败永远也不可能得到治理，反腐败只是一句自欺欺人的口号，而现实情况恰恰是：越反越腐败。
透明国际组织早有断言：在反腐败的诸多措施中，新闻自由是最重要的；对于中國，关键是建立媒体民有、新闻自由、监督官员、保护公民的现代新闻制度。
如何加强公众监督？首先，中國要建立鼓励举报的制度，出台《举报人保护法》，避免举报腐败者被迫害打击的情况发生。
第二，中國要鼓励反腐败公益诉讼。所谓反腐败公益诉讼，也就是财政公益诉讼，也叫纳税人诉讼，任何公民只要有证据，都可以起诉挥霍公款、浪费公款的行为，起诉者可以分得追回的部分资金，作为奖励。在发达国家如美国、日本等都有这样的制度。日本东京都知事即东京市长石原慎太郎，因为住豪华酒店，乱支交际费，被东京一个区的议员起诉，东京地方法院判市长等3人赔偿40万日元。
以后在中國，老百姓只要掌握了官员贪污腐败、浪费公款、三公消费的证据，任何人都可以到法院起诉该官员，追回的资金拿出一部分奖励起诉者。
第三，中國要建立民主评议制度、民主选举制度、弹劾制度。对于官员的人品、业绩、廉洁情况，人民群众定期进行民主评议，以投票的方式确定评议结果，对于评议不合格的，一律免职；由选民投票选举出政务官，或者公推公选官员；对于选民不满意、失职、违法、腐败的官员，人民通过弹劾程序、责任追究制度让其下台。
如何发挥人大的监督作用？人民代表大会既是权力机关、立法机关，也是监督机构，因此，反腐败的重要途径是加强人大的监督职能。一是人大必须确实具有官员的选举权和罢免权；二是各级政府的重大决策应该提交到人大裁定；三是人大应当掌管“钱袋子”，财政预算决算、怎么花纳税人的钱都必须由人大决定，而不是官员说了算。官员的工资、国有企业负责人的薪水、对企业的财政补贴、对外赠款与援助等必须经过人大批准。
为了强化人大在审查财政预算决算与支出中的作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必须进行重大的改革，让其名副其实，不再是官员代表大会。人大代表应当精简化、责任化、专职化、专业化，这样他们才有能力、有时间审查财政预算决算和支出。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探讨中國反腐败的途径，改变几千年的人治文化，建立现代反腐败制度，这是时代赋予我们的神圣使命。
2009-11-26
作者:胡星斗
中国报道周刊, 2010-02-11. | 添加评论 | 2 comments
原文地址 中国清廉指数下降，如何继续反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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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裸体官员”是指那些妻子儿女均已在国(境)外，甚至财产也已经转移到国(境)外，孤身一人在国内的官员。他们一遇到风吹草动，就可能十分方便地逃往境外。因此，裸官很容易成为外逃贪官。
典型的外逃裸官有浙江省建设厅原副厅长杨秀珠、福建省工商局原局长周金伙、中國银行黑龙江河松街支行原行长高山、河南省烟草专卖局原局长蒋基芳等等，2008年6月被判刑的陕西省政协原副主席庞家钰也被认为是“裸官”。
对付裸官外逃，关键是建立官员财产申报、个人与家庭情况报告制度，将官员个人及家庭财产、配偶子女的从业情况全部纳入报告的范畴。发达国家都出台了类似的制度，如美国法律规定：包括总统在内的25万公职人员每年要公开申报财产，不报、漏报的将面临民事诉讼和罚款，谎报者将被提起刑事诉讼；财产申报还必须包括其配偶或受抚养的子女的有关情况。1989年美国参议院议长赖特因违反财产申报法而辞职。俄罗斯也出台了有关财产申报的法律，规定公务员必须每年提交他本人及配偶、子女的收入、财产信息。
目前在国内，广东省委组织部出台了《省管干部考察对象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试行办法》，规定省管干部任前必须报告十二项信息，即本人家庭成员及重要社会关系的主要情况；本人婚姻变化情况；国家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后，本人养育2个及以上子女情况；配偶、子女在国(境)外学习、工作、定居情况；本人持有效因私出国(境)证件和近5年因私出国(境)情况；本人及其配偶、子女加入外国国籍，持有外国护照，领取外国和港澳台地区居留证，退出中國国籍情况；子女与外国人、港澳台居民通婚情况；本人家庭成员及重要社会关系在本人工作所在地或工作的行业领域经商办企业的情况，在国(境)外经商办企业情况；配偶、子女担任外国公司驻华、港澳台公司驻境内分支机构主管人员情况；配偶、子女被纪检监察机关立案审查、被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情况；本人在社会团体、中介组织、企业和事业单位兼职、领取报酬及持股等情况。从上可见，配偶子女在国外是必须报告的重点事项。
通过建立官员财产申报、个人与家庭情况报告制度，加上在护照、出入境、反洗钱等方面严格监管，裸官就真的成了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的裸体官员了，想出逃难上加难。
即使贪官外逃了，我国也已经制定了越来越完善的引渡措施。
据权威部门透露，中國有约800多贪官携赃款700多亿元外逃，已成功将70多名外逃贪官引渡回国。
《反洗钱法》已于2007年1月1日起实施，该部法律的认真履行，使得贪官们转移资金十分困难。如该法规定，各金融机构必须建立健全客户身份识别制度、客户身份资料和交易记录保存制度、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制度；金融机构办理的单笔交易或者在规定期限内的累计交易超过规定金额或者发现可疑交易的，应当及时向反洗钱信息中心报告，等等。加上《金融机构反洗钱规定》，银行等的内控制度会越来越严密。
中國也早已批准《世界反腐败公约》，该公约中有关打击洗钱、监控可疑帐户、预防和监测犯罪、简化引渡程序、司法协助、执法合作、资产追回等国际合作的条款，为中國解决外逃贪官的“调查取证难、人员引渡难、资金返还难”提供了国际法基础。近年来不断有大贪官被引渡或遣返回国，正说明中國的反腐败国际合作取得了成效。
中國已经同三十余个国家签订了引渡协议，其中包括一些发达国家。没有双边引渡协议的国家，中外双方通过外交途径、一事一议也迟早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当然，对付裸官、贪官与外逃，中國还有许多事情要做。比如应当建立官员财产实名的制度；强化对可疑外汇资金跨国交易、企业可疑资金流动的监督；可考虑先民后刑，追回赃款；修改法律，减少死刑，与国际惯例和发达国家法律尽可能地对接。
2009-11-29
作者:胡星斗
中国报道周刊, 2010-02-10. | 添加评论 | No comment
原文地址 如何对付裸官与外逃贪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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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國成立以后，由于实行的是公有制及其计划经济的模式，总体而言，整个社会还比较公平。但是改革开放后，由于当政者推行的是让一小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结果直接导致大部分人贫穷落后，社会出现了贫富不公的现象，而这一现象像滚雪球一般，越滚越大。更令人气愤的是，先富起来的一小部分人的人员构成，一是高干子弟（太子黨）；二是被当时社会所不齿的因各种原因没有固定职业的社会闲散人员，其中不乏曾被司法机关打击处理的违法犯罪人员，以两劳释放人员为主。
为什么是这两类人员搭上了致富头的班车？原因很简单，一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太子黨借助其老子的权力和人脉之势，在当时非常不规范的社会环境下大施拳脚，大发时代转型时期漏洞百出之财；二是逼上梁山，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没有固定职业的社会闲散人员，尤其曾经被司法机关打击处理的违法犯罪人员，几乎成为社会遗忘甚至是唾弃的角色，他们的生活及其人生今后的走向只能靠自己，别无选择。因此他们只有死死抓住“让一小部分人先富起来”这根救命稻草，甚至不惜再次违法违规，钻营法律和政策空子，最终攫取了他们翻身致富的第一桶金；如果说还有一种无形力量有意无意辅助了这小部分人先富起来的话，那就是三十多年来的计划经济养成了国人思想僵化，不思进取，得过且过，随波逐流的恶习。人们大多安于国家为其提供的稳定的工作岗位，不想成为常被枪所伤的出头鸟。这样无形中就把上述那两种人推向了改革时代的前沿。造成了一小部分人借机大刀阔斧敛财，大多数人默默无闻，越落越远，最终演变成两极分化，出现了极为不公的社会现象。
至于区域不公问题，应该是发展中國家初期一个不可避免的伤痛，200多年前美国也是如此。它与地理环境直接相关。我国中西部交通闭塞，没有适宜进出口的大型港口，工业发展相对薄弱。中西部又是人口众多地区，由于区域发展不平衡，从而导致众多人口贫困落后。这对中國整个社会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加剧了暗流涌动的社会矛盾。这股涌动的暗流出口，必将成为随时可能引爆的定时炸弹。对此，当政者亦也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和迫切性，现在正企图从拉动民生入手，一方面加大整个社会财富平均再分配的力度，另一方面解决贫穷百姓的后顾之忧，以化解因社会不公导致的政治、经济形势的动荡，最终目的达到政权的平稳性、可持续性。究竟能否达到目的，有待考验当政者解决问题的诚意与魄力。
那么社会不公问题，除跟改革开放初期的政策有关，还跟什么有关呢？只要是有心人，答案就不难找到。那就是跟当政者的权利腐败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在社会不公这个问题上，我们说，让一小部分人先富起来是产生社会矛盾的主要方面，而日益加剧的权利腐败现象，又是激化矛盾的催化剂，社会不公这颗带有仇恨性质的种子正在腐败发酵的温床上变的像魔兽一般祸患无穷。腐败在社会不公的悲剧中扮演着官商勾结的丑恶角色。官商勾结的结果，一定是少数人受益，多数人受损。它就像丑陋的吸血蝙蝠那样，紧叮住“让一小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伤口，贪婪地吮吸贫穷大众即将干涸的血脉。因此整个社会痛恨腐败，斥责腐败。可以说腐败是一枚导致广大百姓受苦受难、贫穷落后、负担沉重的魔戒。人们仇恨它，想要砸碎它。黨和政府也意识到腐败的严重程度，声称解决不了腐败，将有亡黨亡国之灾。但从目前治理腐败来看并不乐观。似乎反腐败大有越反越腐之嫌。在反腐败方面，尽管黨报高调宣传，不断有腐败分子被依法制裁的报道，然而老百姓却并不怎么认可。给人的感觉是，腐败现象还随处可见，腐败分子似乎还充斥在政府各个部门中。人们不仅疑问，这种剪不断、理还乱的腐败毒瘤的根源究竟在哪里。这既值得广大老百姓思索，更值得当政者好好深思与反省。现在反腐，似乎只停留在民举官纠，仅从个案着手，所以才显得按下了葫芦起了瓢，因为这种反腐方式不是从根本上剔除腐败的毒瘤。说白了，它还是滞留在运动战的打法上。运动战已经被历史反复证明，它是一阵风，丝毫动摇不了拟要治理整顿的对象的根基。建国六十多年来，一些违法之徒、贪腐蛀虫已掌握和适应了运动战打法，他们总结出一条定律，运动之风总是一刮而过，风过之后，该干什么还干什么，该怎么干还怎么干。这也许正是反腐败越反越腐的深层次原因，也是中國式反腐令人头疼的一大顽疾。不知当局为什么如此钟情运动战，特别是在大力宣扬依法治国的背景下，实际上还是实行老一套运动战法。运动战绝不是法治，它是人治的惯用手段，当然法治不排除运动战。那么我们要的是什么样的运动战，是人治手中王牌式的运动战，还是法治政府特定时期内作为个案手段的运动战？这是一个值得执政者认真思考的大问题。
我们说社会的不公问题首先是由改革开放初期执政者的政策使然，其次是权利腐败在起推波助澜的作用。那么权利腐败这棵毒苗需要什么样的土壤，催生腐败盛行的激素又是什么呢？这个问题也不难回答，我们说总体而言，滋生腐败的大环境非垄断莫属。难道不是这样吗？我们只要研究一下腐败经常发生在哪些领域就可以得出明确判断出垄断直接导致腐败的结论是正确的。那么社会上哪些行业容易产生腐败现象呢？只要不是生活在真空里，地球人都知道房地产、电信、金融保险、交通运输、煤炭、石油化工、路桥建设、教育、医疗以及与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水电煤气等国家高度控盘的垄断行业。看看近年来，一些落马的省部级高官，要么是直接来自垄断行业，要么是与垄断行业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近几年来，我国房价为什么高得那么离谱，这难道与垄断没有关系吗？只有垄断，才会使某一产业变成稀缺，只有在稀缺的行业、产业里政府的行政寻租行为才成为可能，权钱交易才能应运而生。在一个非垄断的、开放的、透明的、利润平平的行业或产业里，腐败通常是难以产生的，譬如一些直接与弱势群体打交道的民政部门，一些非热门的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等。
那么我们再来进一步探讨社会上垄断行业或产业的性质，就不难发现，凡是垄断行业或产业均来自国有或国有控股。以上例举的各行各业不都是国有或国有控股的行业、产业吗？即使在西方的民主国家，涉及国家安全或国计民生的产业也大都是国有垄断，但实践表明，即使西方民主法治国家，垄断行业也容易招致腐败，就更不用说法治不健全的发展中國家了。那么就我国的垄断行业来看，它直接根植于我国的国体及其政治制度。我国宪法第六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會主義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第七条又明确规定：“国营经济是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国家保障国营经济的巩固和发展。”由此可见，我国垄断行业是直接受宪法保护的，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也就是说，我国的政治制度为极易产生腐败的垄断行业披上了合法的外衣，尽管垄断行业造就了社会不公，保全了腐败根须，尽管社会不公和权利腐败遭到国人强烈不满，却无法将其彻底根除。这不能不说是一种体制上的悲哀，制度上的悲哀。
中國搞经济改革三十多年了，但是政治体制、政治制度改革却一直是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给人一种犹抱琵琶半掩面的感觉。这也正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不彻底，不到位，犹如半拉子工程一般。政治体制改革不先行的话，最终一定会掣肘经济体制改革。这是一个常识性问题。对此无论愿不愿意承认，也无论是否赞同，都是不可回避的。在这个问题上，得过且过、信马由缰、走到哪里算哪里的做法，都是一种自欺欺人、极其不负责任的表现。因为任何问题都是推不掉，躲不过的，最终需要人拿出勇气、拿出魄力去解决它。试想一下，如果不是制度造就了垄断，那么腐败滋生谈何容易，如果不是腐败在社会生活中为非作歹，那么社会不公又从何来？因此，中國执政者如果不积极推行政治体制改革的话，就无法彻底改变制度导致垄断，垄断导致腐败，腐败导致社会不公这一恶性循环的魔咒。
作者:迷人的海
中国报道周刊, 2010-01-27. | 添加评论 | One comment
原文地址 制度导致垄断，腐败导致不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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