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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宪政民主的社会崇拜条件

chinaweekly — Sun, 25 Dec 2011 02:29:15 +0000

　　不只是现在，远在 100 多年前，就有不少人在为中國实行宪政民主制度而努力奋斗。宪政体制的确不错，除极个别的集權主义人士外，这几乎已经成为社会共识。我们也理应为此制度在将来的实行作好各样的准备。但我在本文中要提出的一个看法是：为何大家都认为好的事情，在我们这个国度里却不能快快实行呢？这其实是有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原因的。

　　一、

　　我们许多人都以为，社会发展是由社会制度的性质来决定的，似乎只要建立了一种好的社会制度，这个社会就必然会变好了。我以为这就是制度崇拜。这是一种错误的崇拜。以为只要建立了宪政民主的社会制度，就一定能够带来民主自由法治的新中國。其实不一定是这样的。

　　制度是很重要，没人能够否认制度的重要性，而且应不断制定和完善各种社会制度。这方面的工作不可等待拖延。但制度也只是社会的外壳。一项好的社会制度能够建立起来，而且之后也能够真正实行，却还一定需要有业已形成的相应的社会崇拜条件的支持。否则不仅制度的建设很困难，即便制度建立起来了也是难以实行的，更多的时候反而会给社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美军当年为什么在日本保留了天皇制度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不立不破，在日本国民还不具备正确的崇拜对象的情况下，天皇一旦被废除，日本社会就必然陷入难以管理的困境。就好像今天的伊拉克。由于当地的人们并不具有相应的崇拜条件，当着原来的專制体制被破坏之后，新的民主制度似乎也已经建立起来，但却并不能顺利推行，社会也陷入不断的暴力冲突之中。

　　纵观这个世界，凡是建立了宪政体制且又能够运作得好的，几乎无不属于基督教社会。其他的非基督教社会，凡已经建立起宪政民主体制的国家，差不多都运作得不怎么样。只有日本稍事例外。日本能够比较其他非基督教社会的宪政体制运作得好一些，主要原因在于：一是他的宪政民主制度最初是由美军强制帮助建立的，比较健全完整；二是后来日本也一直在美国的占领或强势影响之下，并愿意跟从美国。但即便如此，内部困扰也是很多的，骨子里仍然存在许多非现代性的问题。

　　所以，从世界范围看，宪政民主体制基本上就是基督教社会的管理运行模式，其他社会并不适合或不完全适合。而对于基督教社会来说，运用宪政民主的社会体制来管理自己则是天然适合的。即使全社会还仍然沿用着專制的社会体制，但在其中业已形成的基督教社会内部也并不存在專制的现象了。就是说，在基督信仰成为社会主流崇拜之后，專制主义也必然随之瓦解了。因为基督教会的管理就是宪政民主方式的。

　　有文章说，在今天的中國，基层民主实行得最好的地方是浙江。而据笔者了解，浙江恰恰也是中國的基督教社会最发达的地方，特别是温州的某些地方。其实，凡是认真了解过基督教会内部管理运作情况的人们都不难明白这一点。

　　当然，中國的基督教社会与西方比较成熟的基督教社会还是存在很大差距的。他们基本上是社会的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共同拥有一个基督信仰，所以社会的运作更容易和谐。目前在全世界，社会治理最好的基督教社会可能在北欧，也包括美国的一部分。这些地方也是比较成熟的宪政民主社会。

　　所以，宪政民主体制虽然好，但我们不可仅凭一厢情愿就激情澎湃勉强实行之。如前所述，其施行是有着与之相适应的社会崇拜条件的。如果真有那么简单，我们也不至于折腾了 100 多年却还是不能实行了。原因皆在于我们为制度而制度的努力方向是不对的。

　　二、

　　社会崇拜状态决定社会存在状态的规律是深刻而又全方位地影响社会的。如果没有好的社会崇拜状态，自然也就不会有好的社会存在状态。所以，努力促成社会好的崇拜状态才是当务之急。为了促进社会健康的崇拜状态的形成，首先就是要依法建设信仰自由的社会，此乃一切自由中最重要的自由。在这方面我们的社会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是令人可喜的。

　　信仰自由是指在社会中各种信仰可以和平共处，互相包容，互相交流，公民可以自由选择和改变自己的信仰的自由。当社会有了信仰自由之后，再经过社会崇拜市场的和平竞争，不正确的崇拜自然会被人们认识到，而正确的崇拜对象则突显，社会崇拜状态也渐入佳境，这样才可能建成并切实施行各样好的社会制度。这是水到渠成的功夫，不能强求的。

　　社会各级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能就是：坚决反暴力，包括语言暴力，确保社会稳定、和谐、理性、宽容，依法治国，维护信仰自由和各种崇拜的和平竞争。直到社会能够顺应或承受更好的社会管理制度。

　　但这也不是说，社会必须要全体公民都一致信仰耶稣基督才能实行宪政民主。据观察，基督教（包含新教和旧教）人口大约在当地人口比重中达到 20% 以上，社会也就比较容易实行宪政民主制度了。新加坡就大体如此，虽然其威权色彩如今还很突出。南韩大约在 50% 强。北欧诸国是最高的，大约 90% 以上为基督教人口，美国约为 80% .

　　三、

　　所以，制度再好，还得要有好的信仰才能实行。否则强行建立的宪政民主不仅不能真正实行，反倒可能弄巧成拙，招致许多社会麻烦，甚至陷于极度混乱，空有宪政其名，最后还得靠專制力量来解决问题，于国于民都严重不利。

　　当着一个国家的国民还普遍地盼望由某位领袖人物或领袖群体来帮助消除社会腐败和各种不公平；或者寄希望于制定出一种优秀的社会制度便可以救民于水火之时，那几乎可以肯定这个国家还实行不了宪政民主的政治体制。如此的国民还只能适应人治或黨治（本质也是人治，或部分人的治理）的社会政治制度。

　　所以，要想在社会中建成宪政民主，不仅仅只是一群先知先觉者的热情追求，还必须有先知先觉者对相应的社会崇拜状态的了解，同时更要有社会大众在正确信仰上的普及。否则在一个人们还普遍期盼青天大老爷的社会里、在一个唯权利是图的社会里、在一个还崇尚暴力的社会里，如何能够实行社会民主法治宪政呢？即使有了也只能是一纸空文而已。正如今日之腐败难除，我们的相关制度还少吗？前腐后继的原因其实不在于制度的不强，乃在于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的人生崇拜并无任何制度可防可挡。

　　一些人为了一点点利益就可以无视法纪，有法不依，毫不讲理，毫不妥协，甚至铤而走险，赤膊上阵，买凶杀人 —— ，这些情况在家庭中、在单位里、在商场、在官场、在社会上到处都可以见到。

　　在虚拟世界的网络上，我们也随处可见高度情绪化的语言，只管自己情绪发泄，不管他人心情如何，以至于引发仇恨，恶言相向 —— ，现实世界的争斗就更可想而知了。

　　归结起来，这些现象都是被我们目前的社会崇拜状态所决定的，因而也是可以理解的，社会只能该包容的包容，该化解的化解，随着社会崇拜状态的健康化，这些情况自然会好转。

　　因此，以为好的制度就可以造就好的社会，这是一种简单化的认识，以为宪政民主制度能够成为解决中國各样问题的灵丹妙药，那就是宪政崇拜。这也是非常错误的，实施起来也是非常危险的。

　　我的话有一些可能词不达意，主要是想要人们对这个问题有更深入的思考，如此才可能使我们的社会有更快更好的发展。

　　作者:江宜清

中国报道周刊, 2011-12-25. | 添加评论 | No com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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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低碳到移民——我们的2011

chinaweekly — Thu, 22 Dec 2011 02:05:56 +0000

　　在过去的一年里中國有两个热门词：低碳和移民。它们看似毫不相关，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前者是当前国际上的时髦的话题，可谓“引进来”，后者是中國的现状，叫做“走出去”；前者是因，后者是果；前者的流行得益于官方的鼓吹，后者的出现乃是民众自发的选择，称为脚底下的民主；而归根结底，它们都围绕着同一个话题——生存环境。

　　这里所说的生存环境绝不是狭义的自然环境，它应该包括广泛意义上的自然、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道德的方方面面。它跟我们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其重要性远远超过我们当前听到的一切口号和指标，而它却又是最容易被人遗忘的“角色”，无论是官方的主流媒体还是民间自觉的关注都几乎同时忽略它的存在，而我们越是漠视它，遗忘它，回避它，我们越是会迷失自己的方向，盲目无助，最终甚至南辕北辙。

　　低碳误区——谁有资格谈低碳

　　对于低碳经济我向来是支持和拍手称快的，然而我还不至于糊涂到人云亦云，随声附和。试问：我们为什么需要低碳经济？为什么引导低碳经济的主角是以欧洲为核心的西方国家？

　　简而言之，低碳经济的兴起来源于人们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关注，或者更精确地说，是人们担心全球气候变暖而采取遏制温室气体排放的方法来调节气候变化，虽然人们并没有明确的证据证明温室气体是引起气候变化的直接原因，可这关系到人类生存的安危，即便没有绝对的证据也要防范于未然，即所谓的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尤其对于有着非常完善的人居环境的西方国家而言，全球气候变化是唯一让他们对生存环境感到不安的因素，也是在他们看来面临的最大生存挑战。这种态度和精神无疑是值得的推崇和学习的，如是乎那些像中國般向来喜欢“学习”的发展中國家也大肆鼓吹起低碳经济来，然而仔细看去不过是东施效颦而已，虽然尽管已经学得惟妙惟肖，极其努力而用功了，但仍讨不得发达国家的欢心。让人可怜和同情之余，我不禁要问：中國，你有资格谈低碳了吗？

　　我们真正要学习的是西方社会关心和爱护自己家园的态度，而不是低碳经济本身，对于中國而言，我们的问题远远不止碳排放的问题这么简单，而是我们的整个生存环境正在遭受毁灭性的破坏，上到天上的空气，下至地上的水土，远到海洋，近到餐桌上的食品，辽辽神州大地，我们哪一样没有受到污染？？？一个没有一条河流是洁净的国家，一个被毒雾笼罩的国家，一个住满癌症村的国家，一个没有环境知情权的国家……。一个这样的国家能有资格谈低碳吗？如果地球真有末日的话，我相信中國的末日绝不是因为全球气候变化，因为还等不到气候变暖，我们早已被自己制造的有毒化学药品、有毒食品、有污染空气毒死了。我们需要低碳，但我们更需要低硫、低铅、低铬、低污染…… 请在谈低碳之前先照照镜子，看看自己其实不止是脏而是病入膏肓，表面上的胭脂抹粉是根本解决不了问题的。

　　而回顾我们过去的所作所为，不得不让人哀叹惋惜，自从09年参加哥本哈根的全球气候会议以来，政府便开始头脑发热，在西方国家的鼓动下，把低碳经济上升为国家战略，大肆发展所谓的“硅晶”产业，弄得产能过剩不说，制造太阳能硅晶板本来就是一个高污染的产业，这样一来让我们本来恶化的环境雪上加霜，而太阳能产业的核心技术和定价权却依然掌握在西方国家手里，更为本质的问题是我们的生存环境并没有因此有丝毫改善，排放污染的企业如往常一样肆无忌惮，剧毒性化工项目一个接着一个上马，矿产开发依然滥采乱挖，于是飘在中國大地上的空气全成了有毒的雾霾，流在母亲河流中的水土都成了杀人的毒剂，我们在改善生存环境的道路上迷失了自我，一错再错，渐行渐远，好不令人痛心！

　　移民潮——是谁抛弃了自己的家园

　　在过去的一年里中國的移民现象越演越烈，据招商银行联合贝恩资本发布的《2011私人财富报告》显示，中國大陆75%的亿万资产企业家和60%的千万富翁已经或者正在考虑移民。关于移民的原因，叶檀女士把它归结为三大折价，即子女教育，财富安全和养老保障，不过我想在她的研究报告里一定是没有引入生存环境这个概念的，简单概括起来，其实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生存环境的普遍恶化。如果比较一下中國近代以来的三次移民潮，这点就很容易看到，第一次移民是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当时人们为了解决根本的温饱问题而偷渡移民；第二次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主要以留学就业移民为主；而这一次却刚好相反，是在中國经济相对繁荣，财富和就业机会相对较多的情况发生的，致使人们逃离家园的不再是财富和工作机会，而是对于生存环境的基本安全感的丧失，换句话说，就是人们觉得这片土地已经不再适合生存了。

　　经济的发展是快速变化的，而生存环境的改善是极其缓慢的，假使有一天我们中國的经济突然停滞下来（其实这也不是假设，多方面的观察表明这种停滞近在眼前），中國不再有像以往一样的财富和工作机会，而我们的生存环境又不大可能在短时间内提高，甚至恐怕只会更差，因此，可以想见届时中國人的移民倾向只会更强烈，而当前的移民潮也只不过是未来高潮的前奏而已。

　　移民带来的后果不仅仅是财富和企业精英的流失，它更意味着“中國人”身份认同的丧失和弱化。国籍的改变不止是换一个护照这么简单，它往往要伴随着文化认同和民族自尊心的变化，当一个国家的人民不再以他的国家而自豪，甚至反而以他原有的身份而耻辱，宁愿在别的国家做一个二等公民时，这个民族也就快走到尽头了。看看我们的现在，难道我们不是正面临着类似的困境吗？在中國大陆生活的人们，有条件的和没有条件的都在做同一个梦，那就是有一天他们和他们的孩子能够生活在另一片土地，而不是这块他们曾经引以为豪的华夏大地。一个世纪以前中國人因为贫穷落后而被世界瞧不起，一百年后的今天，中國虽然开始稍稍富有了，而我们却已经自己瞧不起自己了。为什么要选择逃避？为什么不愿意用自己的双手去改造自己的家园？难道我们比上个世纪的人们还要更加绝望了吗？难道我们不再是传说中勤劳、勇敢而智慧的炎黄子孙了吗？

　　其实移民并不可怕，人口自由的流动是再正常不过的现象，可怕的是“绝大多数人的集体移民倾向，是精英阶层的集体大逃亡，是裸官现象的蔓延，是背后所折射出的财富与制度的巨大裂痕”（叶檀），是国内生存环境的普遍恶化，更可怕的是我们“中國人”身份认同感的弱化，是我们民族自豪感的丧失，最可怕的是我们（尤其是当权者）明明犯了错误，走了一条不归路，却仍然执迷不悟，不思改进，甚而至于自我感觉良好，欣欣然还要“拯救世界”，好不令人伤心！

　　无论是低碳经济的闹剧还是移民的苦果，其背后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我们对于生存环境的集体漠视：自然环境成了追求ＧＤＰ的殉葬品，政治体制日益僵化腐烂，法律和公正被权力肆意践踏，文化和学术被套上了权威主义的枷锁。要改变这一切的方法也只有一个，那就是让我们重新认识我们的发展目标：改善中國的生存环境，这也是判断我们发展方向正确与否的唯一标准，任何与之相悖的行为和目标都将被证明是错误的。

　　作者:何流

中国报道周刊, 2011-12-22. | 添加评论 | No com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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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有了权又知道行使权才能算民主才不被野心家篡夺

chinaweekly — Wed, 14 Dec 2011 02:26:46 +0000

　　中组部部长李源潮指出，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直接涉及权力和利益关系的调整，牵一发而动全身。改革有风险，但不改革黨就会有危险。提出要严肃整治吏治腐败，举国踊跃。

　　毛澤東早年便认为，中國的缺点“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民主，中國人民非常需要民主”。这可以说完全总结了我国社会变革的的一大任务，更是改革开放的方向；所以鄧小平明确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會主義，就没有社會主義的现代化！而在共和国建国伊始，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长的谢觉哉，亦曾即提出过政权机关应在民主建政基础上施行民主监督制度，并且说“人民有了权，又知道行使权，才能算民主，才不被野心家篡夺”的话。吏治要有群众直接参与，这是中共的优良传统和作风，首要在完善法治的法制化——以授权于民、更以治国治黨治吏，才可能还社会的正义与公道——用中國传统文化说，也就是天理人道之。且反腐倡廉必须是全社会的事，尤其治吏是政治工作的根本；具体来说也是当前面临着的一场极其严峻的考验。换句话说，既得利益群体（主要为中國新生代贵族和社会精英）存在的问题，有些已经成为社会发展的严重障碍。这就要求还权于民，让广大民众有真正的权利，可用法制的具体明文把持自己的权利，才有真正的民权与社会的不断发展、和国家的长治久安——从而以使民众权益能有真正的保障机制，并依法来去行使权利；同时要重新认识西方社会，客观地认识资本主义与资产階級，否则，我们就走不出历史，重犯过去的错误。西化是历史的选择。

　　人文一史。必须指出的是，民主是在相应历史文化条件上才成立地，对我们来说，民主在中國是西向观念、西方欧美国家的社会文化意识，也是这些国家历史文化发展的社会结果，离不开欧美国家的社会历史文化。所谓启蒙，就是这些国家经过人文主义的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后，通过对封建主义的革命走向资本主义的历史进程中而发生的，更是以人權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其思想文化发展的必然，没有这个社会历史过程与文化，没有改变了原始人治社会以后的资本主义宪政政治——即现代法治的法制化权利政治，民主就是空话。而在中國我们首先要看到，中國社会历史文化与欧美国家相差一个发展阶段的区别，中國民众由于长期受封建專制统治，没有人權，从不讲人權，民主的根本问题在于首先要树立人（民）权。同时，这里边更有一点，民主政治下即法治的法制化社会里，民众还必须要有集会、结社的自由，使民间组织公开发展，更是我们要求政治改革的一大目的，也是政治现代化的标志；（文革中民众能集会结社、包括民有在民主栏等法定的地方写大字报等，和公开发表自己向政府部门申诉等基本权利这是中國特色的一大民主形式；）以及上街示威游行、罢工罢市等目的是反政府政治腐败现象，没有这些民众权利，政黨与政府的腐败现象根本不可能遏制住。只有还权于民，真正做到毛澤東说的让人民监督政府，才有改革开放的不断发展和共和国的未来！

　　中國社会的传统，即原始的权力政治及其封建文化下，政治必然出现腐败现象的最大问题就是产生恶吏（霸），最后民愤民怨沸腾，引出成突发事件，甚至因此有亡国亡命之例（所谓官逼民反也即此因）。改革开放发展必然会出现民众维权，及有不法恶吏现像之，因为由人治再法治所决定、也是难免的。根本问题在黨要管黨，政要治吏！社会呼唤法治！一个大学教授信口雌黄，何以引发成一时国民的热点话题，很值得深思？尤其是作为社会精英的公共责任，以及其应有的品德操守和言行等；改革开放发展中为何引出所谓之第三次争论，问题就出在中國的社会精英，而非自民众！这是代言政治现象。毛澤東时代治吏是中國现代传统，媒体也曾有过呼唤，我认为说得很对！（所谓现代传统如毛澤東说的，政治路线确定以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黨纪国法是治黨治吏的根本，必须依法办事！）

　　历史上皇权專制时代形成的官场潜规则在权力政治下一直沿袭至今，这也是不争的事实；所以出现民众维权，从而使官场腐败现象与恶吏不断浮出水面，成为耻闻！恶吏不除，国无宁日，世道岂能太平！中共面临的亦是自己内部的挑战，但东西方这方面都有极好的借鉴经验：这就是人治与法治！正是围绕这个问题，媒体曾出现过对仇和现象的深入探讨，更是由人治而法治的必然现象；一言以蔽之，革命的改朝换代并没有从文化上彻底解决官场潜意识形成无形的潜规则，还是官文化与官本位，官权始终是中國社会的革命课题，即人權问题，中國社会长期封建專制统治下，根本不讲人權，从来没有人權文化，而官场潜意识潜规则使之官在官场上只能为官言官，最终都会走向反面，引发革命的，这些我就不便多说了。

　　中國既已宣布依法治国，就要完善法制，尤其是民权（即法权）！社会真有民权——有老百姓的权利，他们自己站出来说话，中國社会就面貌一新，我们才能说是实现了五四运动的先烈遗愿与中共革命初衷！这就在中國社会精英的努力，如发展民间组织，公民有集会结社的权利，真正的民众还看精英和上层，有权能上街为什么呀？所以，在中國必须有人组织领导的，关键在成熟的中产階級——这在中國现今就是社会精英阶层为代表，而他们也需要改革。事实证明，惟有改革开放才真正是中國社会的共识，才能解决中國社会根本问题，不改革中國社会没有发展，正如邓公生前所说，不改革就是死路一条！而真正的民主尚还有待时日。

　　这也是五四运动的经验教训。认识五四运动要从历史文化上去看，不能割裂历史。中國社会长期封建專制统治，文化也是封建專制文化，所以，五四运动反封建專制与反殖民帝国主义侵略战争，是挽救中华民族和国家于水火的进步运动，几千年封建專制文化及其人治政治使中國人民落后挨打，这样的事实历史上是明摆着的，所以五四运动是革命的。因为长期封建專制及其文化的统治，中國社会没有人權意识，从来不讲人權，既有其社会历史环境因素，也形成了文化被封建專制所征服，传统文化同样被封建專制化，正是这种传统文化和政治中國才落后挨打。

　　四五为什么值得纪念？它是中國知识分子的觉醒和发出了民众的心声！至改革开放才让精英层逐步趋于成熟，尤其经过89政治風波与苏东欧国家突变后，人们思想也有了变化，国家、民族的发展必须有稳定局势和环境，民主在于发展！中國共產黨的地位是历史决定的，改革开放与60年的变革都是在中共领导下进行的，问题根本在于人。改革开放所最关键性的还是依法治国——以法治去解决治黨治吏的问题。以人为本，人的因素第一，就要用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从法治的制度上真正遏止犯罪率。事实也表明，我们要在思想和组织建设（用人）上落实科学发展观，从法治与制度上真正解决问题。更主要的就是重建个人所有制，树立人權，使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基本权利，有个人所有权才有真正的人（民）权。

　　郑海泉先生说得好：“科学发展观不但要准确地具体化，还要落实。人民对‘黨’是通过人和事来判定的，不是纸上写的，嘴巴说的。神化任何东西都受不住时间的检验。”只有依法治国，这是政治改革的根本。我们的落后就是历史文化发展的落后，如果把它与启蒙联系走来，五四运动进步与积极的一面更为首要，这就是文化革命；当然和任何革命一样，革命就是不讲理性，失去理性的行为。中國社会与欧美国家不同就在文化上，没有人權，也就是没有民权，启蒙在中國就是要树立人權即民权，从而才可能真正从根本上破除迷信，改变千百年形成的官权。说到底，这是一场文化革命，是一场现代文化建设，五四运动因此是必须肯定的。

　　勿庸讳言，改革开放中官吏腐败现象到了难以置信、无以复加的程度，中國社会恶性循环规则也就在官场腐烂变质，不治吏改革开放不能发展了。同时以中共及其广大黨员干部的既得利益而言，这是他们曾经付出过的努力结果，其既得利益和地位都需要他们的继续奋斗，并且使权力回归于权利，实行权利政治和完全彻底地法治，——换句话说，只有广大人民群众真正有了自己的基本权利，中國社会才有真正的发展和未来，完成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与中共黨的千秋永续业绩！

　　思想需要逻辑思维，现代化在学术上并没有什么“快餐”（或快速面），理论探索从来是严肃认真的，更需慎重从事与周密思考，现实中很多问题有时会反复多变，对我们可能甚至会是非常痛苦的感觉。欲速则不达。我已经退休，不想再写什么——这样以给自己一些空间，安渡晚年之；但我做了一件已经做过的事，我必须负责任，这也是我一直想做的，我只有继续进行下去！因为现在还没有人能就此问题站出来讲话——至少我未能发现；所以，我想把我过去所写的东西，全部整理一下，重新在网上发布，搞成一个文集吧，并以此告慰自己，了结我的心愿！

　　大军网的意义我认为就在它是主流意识之外的民间网站，为不少人所看好的；中國社会传统特点就在中國有反对派，从来没有过反对黨——这是历史决定的，国共两黨都一样；毛澤東就曾说过“黨外有黨，黨内有派”的话，但也和蒋差不多，执政后不容反对派，他明白事实而以传统（即权力政治）来处置，造成历史上的反右和“文革”；这也是长期中國传统文化与民俗信仰（即思想，如儒教、佛教、道教等）的因素，亦即是中國人承认官逼民反而非造反有理之；尤其不能背弃伦理道德和信义，在黨同伐异中不准反黨叛黨、成立反对黨——它既是传统也为权力政治下之势所必然；而从中國现代传统来看，中國百年现代史实际上乃国共两黨争斗史，可谓正是反对黨的争夺战，由此谁说中國没有反对黨呢！结果是谁也没有真正消灭谁，在台湾省发生台獨的时候，中共两黨却开始握手言和，举世瞩目的是无论中外都关注着它的最终结果。而出于共和国60年后与改革开放30年的现实发展要求，我们一定要认识历史上正反两方面的教训。

　　但出于现实的状况，我认为，因此中國确需要一个大军这样的网站，它本身就是民间性的，何必讲什么民派呢！只要当好这个角色，也就流芳于世之！同时深入于社会反映情况，帮助民众们解决一些具体的实际问题，与基层建立直接的联系，就是名副其实的民间网站；人民会看好的！这里所谓反对派指的是包括中共执政黨在内的，我欣赏儒家邮报有人提出，他们当中有人也是中共黨员身份，所以，反对派亦包括政黨中不同认识在内，是社会客观存在的；但中國没有必要成立反对黨，因为中國已有很多的黨了，只是受其限制性，反对派站不起来，大军网就该是这样的网站。我说的只是个人看法，我是把大军网认定为反对派或不同观点看法可以在法治下同样发表自己声音的网站，即民间网站的！不是么？！然而，无论是中共黨内还是中國社会的现实，都要求我们让反对派在法治下享有同等的权利，尤其是人大与政协，更要有反对派的席位，使中國从过去的历史中走出来，实现毛澤東在延安就提出过——曾与民主人士谈话的著名“窑中对”，也使反对派不至于成立反对黨，因为反对派是永远都会存在的，在中國无论中共还是其他黨派及全社会，都有一个面对反对派与不同观点看法的普遍规律问题，这是和谐社会与政治文明的必然！

　　最后我找出了顾颉刚先生曾说过的一段话，以此作为结束语、并与大家共勉；顾先生说：“历来的政治、教育、文艺，都给圣贤们包办了，哪里容得下这一般小民露脸……我们自己就是民众，应该各自体验自己的生话！我们要把几千年埋没着的民众艺术、民众信仰、民众习惯，一层一层地发掘出来！我们要打破圣贤为中心的历史，建设全民的历史！”现在在改革开放30年后，我想大家对顾先生的话会更加地理解。尤其是建设全民的历史！也就是说，和谐社会必须是全民社会。只有全民社会才是真正地法治的法制化社会，才有真正的社會主義事业！

　　作者:张小鼐

中国报道周刊, 2011-12-14. | 添加评论 | No com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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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韩寒的《要自由》

chinaweekly — Sat, 10 Dec 2011 02:05:19 +0000

　　其实，韩寒完全没必要再《要自由》了。因为，他把宪法第三十五条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和同胞对民主与自由的理解，已解释成“因为大部分国人眼中的自由，与出版，新闻，文艺，言论，选举，政治都没有关系，而是公共道德上的自由，比如说没有什么社会关系的人，能自由的喧哗，自由的过马路，自由的吐痰，稍微有点社会关系的人，我可以自由的违章，自由的钻各种法律法规的漏洞，自由的胡作非为”了。

　　既然，韩寒的《要自由》出笼了；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也好象预知这一切、一早就有“《环球时报》特意发表社论力挺，截止前两篇博文发表后，主编胡锡进盛赞韩寒的言论是‘当下中國难得听到的大实话’，社论起草人之一王文也宣称，韩寒思想‘蜕变’将是对自由派人士的重大打击。同时，有反对者批评韩寒此番言论是‘五毛’升级版，甚至称这是韩寒‘和自由主义决裂的宣言’”等综述。那么，我就与中共及韩寒下完这盘“很大很大的棋”。

　　韩寒道：“上上篇文章里说，每个人要的自由是不一样的”。

　　顾晓军批：请问韩寒，如果是“每个人要的自由是不一样的”，又怎么解释“人人生而平等”呢？韩寒的此言论，其实就是承认了分等级或等级制下的自由。这，不是民主社会的自由观，而是封建制度或社會主義制度下的所谓的“自由”的自由观。

　　顾晓军续批：韩寒，成功了，完成了从叛逆青年到中共政权合伙人的角色的转变，也成了让他钻营成功的这个社会的卫道士、成了社会进步的阻力。

　　韩寒道：“我知道你们一定对苏共进行过研究，你们认为苏共的失败，很大的程度源于戈尔巴乔夫开放了报禁，并将最高权力依照宪法约定，从黨返还给了人民代表大会”。

　　顾晓军批：替黨说话。“从黨返还给了人民代表大会”，是韩寒在为中共歌功颂德。其意：一、中共还是讲民主自由的。二、暗指“人民代表大会”是合法的。其实，中共没有资格“返还”这样那样。民众，不是中共的奴隶，而是国家的主人。相反，政权的合法性，应该得到民众选票的承认；政黨的合法性，应该是到民众选票承认的政权处去登记。这是民众与政权与政黨之间的基本关系。而由一个政黨垄断的诸如“人民代表大会”的机构，实质上是不合法的，所以才落到了“橡皮图章”的命运。

　　顾晓军续批：什么叫“苏共的失败，很大的程度源于戈尔巴乔夫开放了报禁”？苏共的失败，源于他们倡导的社會主義，是违背人性、违背社会发展基本规律的。新闻自由，是普世价值。英、美等国不是一直在搞新闻自由吗？为啥至今没有垮台呢？

　　韩寒道：“我恳请官方为文化，出版，新闻，电影松绑”。

　　顾晓军批：一副奴颜婢膝的样子，且拿民众利益换自己与小团体的利益。然而，如果民众没有选票、政权没有合法性、一个政黨凌驾于民众与国家及其他一切之上，会有“官方为文化，出版，新闻，电影松绑”吗？上个世纪60年代之初与80年代之初，不都松绑过吗？结果又怎么样了呢？经历过文革与“换二十年稳定”的人们，谁还敢寄希望于一贯出尔反尔的中共的松绑呢？韩寒这究竟是无知还是别有用心呢？

　　韩寒又道：“作为交换的条件，我承诺，在文化环境更自由之后：不清算，向前看，不谈其在执政史上的敏感事件，不谈及或评判高层集团的家族或者相关利益，只对当下社会进行评判和讨论。如果文化界和官方能各让一步，互相遵循一个约定的底线，换取各自更大空间，那便更好”。

　　顾晓军批：韩寒的用心已昭然若揭——他在倡导：“作为交换的条件”，“不清算”、“不谈其在执政史上的敏感事件”、“不谈及或评判高层集团的家族或者相关利益”、“只对当下社会进行评判和讨论”。请问韩寒：是当政还是“执政”？如果是“执政”，有选票吗？有能上能下的机制吗？什么都没有，你凭什么“不清算”、“不谈……敏感事件”（知道广场母亲的感受吗）……你根本就处于无权谈论这谈论那的状态，又有什么资格交换呢？

　　顾晓军续批：“不谈及或评判高层集团的家族或者相关利益”，是不是连官员财产申报公示也不要了呢？那还有公开、公平、公正吗？

　　韩寒道：“在每一届的作协或者文联全国大会时，我将都亲临现场或门口”、“相信我们这一代人的品质”。

　　顾晓军批：韩寒终于想进作协了，祝贺你的伟大进步！至于“品质”，你有啥资格代表“我们这一代人”？就你的奴颜婢膝与用心的昭然若揭，我相信：是很多韩粉抛弃你的时候了，一如臭名昭著的“含泪劝告请愿灾民”。

　　韩寒道：“……据说一个人一次只能许一个愿望……”……

　　顾晓军批：中共在“下一盘很大很大的棋”。而且，韩寒预知了。然而，这不是有等级的自由吗？而有等级的自由，是自由吗？不！为了中华民族不再被“黨殖民”、为了中國老百姓的真正的自由，我顾晓军、情愿失去我自己的自由，哪怕是步刘晓波的后尘，也在所不惜。

　　结束语：韩寒这是在严重糟蹋汉语，怎么是《要自由》呢？这不分明是不要自由吗？

　　战役总结：韩寒的《谈革命》、《说民主》，是典型的反革命、反民主；而他的《要自由》，又是典型的不要自由。我相信：历史会作出公正判决。

　　作者:顾晓军

中国报道周刊, 2011-12-10. | 添加评论 | No comment

原文地址批判韩寒的《要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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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韩寒的《说民主》

chinaweekly — Fri, 09 Dec 2011 02:03:48 +0000

　　果然不出所料。自在“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共的六中全会闭幕之际，茅于轼的新浪博客挂出注明“（作者茅于轼的学生）”的《中國民主改革探讨》（实为反民主。说得是：中共出几人，进行全国投票，得票第一的当总统、第二的任议长，第三任副总统）之后，风浪一直没有停歇；而如今，韩寒的系列《谈革命》、《说民主》，又相继出笼了。

　　显然，这是中共在“下一盘很大很大的棋”。刘晓波不在，由我顾晓军挂帅、并任主将，与中共及其傀儡进行思想与理论的论战。前几日，已分别著有《批判韩寒的<谈革命>》与《笑谈韩寒“反革命”》；今，再战韩寒的《说民主》。

　　韩寒说：“给执政者压力当然重要，但遗憾的是，执政者的配合更重要”。

　　顾晓军批：你配合得很好。

　　韩寒说：“文化界很多人认为一切的问题就是体制的问题，仿佛改了体制一切都迎刃而解，他们虽然善良正义，嫉恶如仇，但要求农民和工人和他们拥有一样的认知，甚至认为全天下都必须这么思考问题。可事实往往有些让人寒心”。

　　顾晓军批：现在中國的问题，肯定是体制问题。如果在奴隶社会，你韩寒若不是奴隶主，只配与普通老百姓一样——苦力的干活。如果在封建社会，无论你韩寒混得怎样，都必需孝忠帝王。如果在民主社会，有了出版自由，会有更多的80后能够自己出书、推销自己，也必然会挤占、分摊你的市场。而如果在社會主義，象你韩寒这样的公子哥，怕是根本没有你的份吧？也只有现在这样打着社會主義旗号的权贵资本主义体制，你韩寒才可能在官学商一体的书商的包装下出头，在《文坛是个屁谁也别装逼》的反权威的伪装下走红，而后又站到体制的一边，煞似从国情出发《谈革命》、《说民主》，其实你是在反革命、反民主。

　　顾晓军续批：韩寒是借体制成功了，便如他说过的那样“装逼”、为体制说话。试想：若韩寒今天还没有成功，他还会为体制说话吗？只怕是，他又要说“中共是个屁谁也别装逼”了吧？

　　顾晓军再批：农民、工人与知识分子的认识，当然不一样。但，根本的问题，是中共阻碍普世价值的传播，如封杀我顾晓军；并蓄意制造思想混乱，如推出韩寒的《谈革命》、《说民主》。如此这般，也只能延缓“社會主義”的崩溃。因为，“认知”不是决定因素；民主是体制，象物资匮乏时期发粮票、油票、布票、肉票、豆腐票……一样，人人都该有份。如是，又要你韩寒“寒心”什么呢？

　　韩寒说：“这些都不算特别封闭和贫瘠的地方，我和各种各样的人聊天，他们普遍对民主和自由的追求不如文化界想象的那么迫切，他们对强权和腐败的痛恨……”

　　顾晓军批：只有民主制度，才能更好地遏制腐败（参见我的《反对黨、反对派是遏制腐败的苦口良药》、《假如有反对黨、反对派，唐福珍会自焚吗？》、《培养反对黨、反对派，对民族负起责任》、《中國的问题就是一黨之私》等）。如果靠现在的体制反腐败，只会越反越腐败。

　　顾晓军续批：至于韩寒批发5毛的“国民素质低”等论调，已在《批判韩寒的<谈革命>》中批过。

　　韩寒说：“中國共產黨到了今天，有了八千万黨员，三亿的亲属关系，它已经不能简单的被认为是一个黨派或者阶层了”。

　　顾晓军批：韩寒这是在偷换概念。“八千万黨员，三亿的亲属”，不等于中共权贵集团；普通黨员，只是裹挟的对象。中共权贵集团，就是用这种宝塔型结构的利益关系，控制整个中國方方面面的资源。退一步说：“八千万黨员，三亿的亲属”，侵占了原本十三亿人可相对公平得到的利益，所以这种状况才必须改变。再说，中共也不是铁板一块，“八千万黨员”中，也有强烈要求民主改革的，这就更别说“三亿的亲属”了。如果说中共“已经不能简单的被认为是一个黨派或者阶层了”，那么，对政治改革的要求，也同样“已经不能简单的被认为是一个黨派或者阶层了”，且很多是来自于中共黨内。

　　接上，韩寒又说：“所以共產黨的缺点很多时候其实就是人民的缺点”。

　　顾晓军批：这是混淆逻辑关系。中共坚持搞“社會主義”、坚持不给老百姓自由，难道这也是“人民的缺点”、罪过？

　　韩寒说：“我认为极其强大的一黨制其实就等于是无黨制，因为黨组织庞大到了一定的程度，它就是人民本身，而人民就是体制本身，所以问题并不是要把共產黨给怎么怎么样，共產黨只是一个名称，体制只是一个名称。改变了人民，就是改变了一切。所以更要着眼改良。法治，教育，文化才是根基”。

　　顾晓军批：极其强大的一黨制，不等于无黨制。中共的黨组织，深入到农村的村、国企的车间……等。再，中共连基层的人大代表的选举都干预、控制，你难道不知道刘萍们被打吗？如是，怎么能说“等于是无黨制”呢？只有没有意识形态要求、自然形成一大黨，如日本的的自民黨，才可能在某种程度上相当于是无黨制、以派代黨。而中共，能放弃“共產主义”这块招牌吗？如果能放弃，那不就不是“只是一个名称”了吗？又怎么能说“体制只是一个名称”呢？

　　顾晓军续批：人民，构成一个自然状态的国家。但，这个国家的权利，由于历史原因，被一黨控制了；而这个黨，又找出种种理由，不肯把权利交还给人民。怎么会“人民就是体制本身”了呢？实际上，这个“极其强大的一黨制”，已如同入侵的外族、或曰帝国主义，所以我说“黨殖民”——中國的老百姓，被中共殖民着。区别，不过是过去的殖民者，是外族、是帝国主义；而如今的殖民者，是本族、是一群以黨的形式纠集起来的、打着“共產主义”旗号的、实际上只为谋取自己集团利益最大化的本族人。

　　顾晓军再批：如是，韩寒若不装碧，就该明白要结束一黨制的道理了吧？

　　结束语：民主的社会形式，在今后的人类社会中，会是一个很长的阶段；而从当今来说，则是个朝流。我不断理论民主，首先是为了中國的老百姓，但，同时也是为了中共，为中共摆脱卡扎菲们的下场、为号称“为人民服务”的政黨在中國能保留一席之地。

　　可，中共能懂、能理解吗？

　　作者:顾晓军

中国报道周刊, 2011-12-09. | 添加评论 | No com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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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韩寒的《谈革命》

chinaweekly — Thu, 08 Dec 2011 02:02:21 +0000

　　哈哈，韩寒《谈革命》了。我是在中欧网看到的，题目叫《请莫要天真地相信革命》（因为落款处是“冬至回读者问之一，完。”），吃不准是不是昨日的新文，就搜索了下，见中共的海外媒体共识网也是今天上的文，又见凯迪也有，且标明“韩寒最新博文”，并有跟贴：“好/够清醒够实在/给中國崩溃论的人看看”、“好文！符合国情！”、“写的还是不错”……等，我想这脏活又得我干了，因为别人批不了，也未必敢批。

　　第一个问题：“问：中國最近群体事件频出，你认为中國需要一场革命么。”

　　韩寒的回答中有：“‘自由’或者‘公正’又是没有市场的，因为除了一些文艺和新闻的从业者，你走上街去问大部分人，你自由么，他们普遍觉得自由。问他们需要公正么，他们普遍认为不公正的事情只要别发生在我自己身上就可以了”。

　　很明显，韩寒在扯谈！“你走上街去问大部分人”，“他们普遍觉得自由”，这可能呢？我说别上街，就是网络上问一下，请问韩寒、你过去的博文是不是篇篇还在？哪去了？这就是没有自由。而你韩寒还是特殊关照对象，我顾晓军能上新浪首页与你辩论吗？不可能吧？我有自由吗？而公正话题——“他们普遍认为不公正的事情只要别发生在我自己身上就可以了”，请问你作过调查吗？有问卷吗？有统计吗？什么都没有，怎么可以这样下结论呢？这是污蔑老百姓呵！

　　第二个问题（韩寒话题三）：“问：那难道中國就不需要民主与自由了么？”

　　韩寒的回答中竟然有：“因为大部分国人眼中的自由，与出版，新闻，文艺，言论，选举，政治都没有关系，而是公共道德上的自由，比如说没有什么社会关系的人，能自由的喧哗，自由的过马路，自由的吐痰……”

　　宪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经中共普法教育，怎能说老百姓“眼中的自由，与出版，新闻，文艺，言论，选举，政治都没有关系”呢？老百姓，也许对出版自由没感觉，因为他们不需要出书，但，他们也看报。最多，是概念不同。而老百姓，是很喜欢宪法规定的“言论、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的呵！韩寒，是污蔑老百姓“自由的喧哗，自由的过马路，自由的吐痰”。

　　韩寒，你不过是个中学都读不下去、书商炒作起来的消费文学作家。上面说到，你连调查、问卷、统计……都不懂，你凭什么信口雌黄污蔑老百姓？《南都周刊》的“公知”叫你糟蹋了！美国《外交政策》的“全球百位思想家”、《时代》周刊的“年度风云人物”……等，全都叫你糟蹋了！

　　你以为挂了几个头衔，就可以污蔑国人、老百姓了吗？

　　第三个问题（即韩寒话题之四）：“问：我认为中國顽疾太深，改革已经没有用了，只有来一场革命才能让社会好转。”

　　这段就不引了（我将韩寒原文附于后），然，韩寒明显与中共一个腔调：“而我们一直忽略了一个人群，那就是贫困人口，这个数目大概是两亿五千万”。

　　一、两亿五千万贫困人口怎么产生的？中共体制产生的。二、美国贫困人口怎么解决的？民主体制解决的。韩寒是在以贫困人口说明中共体制存在的必要性，拒绝革命，这是荒唐！难道老百姓离开中共就活不下去吗？

　　以上仅为其一。其二，韩寒在文中，明显挑拨中产階級放弃革命，并用“天下大乱，军阀混战，权利真空”，进行恐吓。

　　我顾晓军说过：“不反对革命，不提倡牺牲”。因为，在今天、人们的认识、与49年前不一样；所以，未必会出现什么“天下大乱，军阀混战，权利真空”。更多的，可能是所谓“临时政府”、“临时议会”内的扔鞋、抢话筒……等等。

　　韩寒，显然不懂装懂，替黨说话。

　　第四个问题（即韩寒话题之五）：“问：那你看埃及，利比亚？？”

　　韩寒道：“埃及，利比亚是被一个人獨裁统治几十年……中國没有一个具体的个人能成为被革命的对象”。这是韩寒无知呢？还是该称你为扯谈王？中國，很明显的是黨獨裁、黨專制。在《乌坎启示录（之四）》中，我又把这种现象归纳为“黨殖民”、与我们应该努力做到“去‘黨殖民’”。

　　中國，可以不革命，但，中共要有意识、有决心、有时间表……地实行民主，把选举权还给民众。

　　第五个问题（即韩寒话题之六）：“问：你的观点非常的五毛黨，是被政府买通了么？为什么不能一人一张选票选主席。”

　　很显然，韩寒是在与中共合伙欺骗民众。韩寒，把民主变革、民主选举，化成了“选主席”。大家还记得我的《茅于轼是个伪民主》、《“疯子”顾晓军给傻碧方剑》、《茅于轼，你难道不是伪民主吗？》……以及《批判张木生》等吗？

　　我批茅于轼，是因他在六中全会后、即在新浪博客挂出注明“作者茅于轼的学生”的《中國民主改革探讨》。而那篇文，讲的就是韩寒的“选主席”腔调。啥也别说了，这是“一盘很大很大的棋”。

　　近日，我凭感觉、就乌坎事件写了《我在等着韩寒艾未未声援乌坎》等一系列文章。结果，东野长峥出手了，一篇《顾晓军：邀宠不成就撒娇——也说顾晓军邪炒韩寒艾未未》，影响很大。东野，如果你没有被收买的话，我可要把话说重点了：你，瞎了眼！

　　最后，韩寒又扯到了“国民素质和教育水平”上。我早说过：中共在三几、四几年，就在陕北搞过民主选举。三几、四几年时，陕北老乡的“国民素质和教育水平”比现在高吗？如果是比现在高，那是中共的罪过——60年多越搞越糟了。

　　我反对鼓吹革命，但，我更反对韩寒的《谈革命》或叫《请莫要天真地相信革命》。革命，是自然而然产生的，不是叫嚣就能叫嚣成功的；同样，更不是韩寒反对、就能反对得了的。如果中國真的有一场革命，那么，无论中共及利用海外把韩寒的名气做多大，也阻挡不了这场革命的到来。相反，韩寒却会因此臭掉。

　　韩寒，敢论战吗？

　　作者:顾晓军

中国报道周刊, 2011-12-08. | 添加评论 | No com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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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改革的未竟事业是什么？

chinaweekly — Sun, 20 Nov 2011 06:05:03 +0000

　　“如果不坚决改革现行制度中的弊端，过去出现过的一些严重问题今后就有可能重新出现。”

　　1980年8月18日，74岁的鄧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了题为《黨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痛陈领导制度存在的弊端。

　　邓直言： “只有对这些弊端进行有计划、有步骤而又坚决彻底的改革，人民才会信任我们的领导，才会信任黨和社會主義，我们的事业才有无限的希望。”

　　当年，鄧小平对政治体制改革的艰巨性有清醒的认识，他坦承：“这个任务，我们这一代人也许不能全部完成。”

　　但作为有历史责任感的一代政治家，他坚信：“至少我们有责任为它的完成奠定巩固的基础，确立正确的方向。”无可置疑，鄧小平和同时代的有识之士一起，主动承担起了那一代人的历史责任。

　　邓小平的改革如果后继无人，经济改革所取得的成果很难持续，社会和谐稳定也是一种奢望。1986年6月28日鄧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指出：“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从这个角度讲，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因此，鄧小平留下的最大未竟事业就是政治体制改革。

　　鄧小平多次强调：“我历来不主张夸大一个人的作用，这样是危险的，难以为继的。把一个国家、一个黨的稳定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威望上，是靠不住的，很容易出问题。”

　　然而，当前中國几乎所有的利益分配格局基本完成，内部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力早已丧失殆尽。对于强大的利益集团特别是能够影响中國改革的人物来说，主动发起政治体制改革的可能性几乎已不存在，至少在表面上是看不出来了。我们再也看不到力图有一番作为的改革人物出现在中國的政治舞台上，因为自清末光绪以来，中国力主政治体制改革的人物都只是昙花一现，二十多年前的改革者由于得罪了利益集团，特别是侵害了官僚利益集团的特权，他们所遭遇的命运，让今天沉浮在权力中心的人仍然如履薄冰，谁也不愿意冒着失去权力失去财富的危险，再去发动甚至完成一场影响全民涉及全民惠及全民的政治体制改革！

　　因而中國政治体制改革的大门其实己经紧紧关闭，十七届六中全会抛出的文化改革是对鄧小平改革初衷的扭曲和颠覆，是为了拖延社会上强烈要求政治体制改革呼求的一种诡辩。

　　邓小平倡导的改革曾经唤醒过一代昏睡愚昧的人，三十多年来，无论是作为一种官方的意识形态，还是作为一场范围广大、无所不在的实验，“改革”都是这三十多年来无可争议的核心价值。而就其实际的动员范围和对中國普通人生活的影响程度来看，恐怕只有毛澤東发动的纹化大革命可与之媲美。虽然这场经济改革远没有当年的文化革命那么狂热那么富有戏剧性，但对一代中國人的影响却是不争的事实。

　　鄧小平倡导的改革，对于经历过文革劫难的中國人来说，简直就是光明与黑暗两个不同的世界。那个时候，改革不仅仅是中國人的精神诉求，更是现实社会中普遍的人心所向，一个与过去截然不同的新世界也因改革而得以诞生。人们从物资极度匮乏、思想极其禁锢愚昧的历史深渊中出发，几乎所有中國人都在这场改革所带来的思想解放、物质繁荣中获得了巨大的满足感和认同感。也正是因为这种全民共赢的性质，八十年代的改革得到了绝大多数中國人的支持，也成为凝聚社会共识不可替代的民族愿景。那个时期的改革是属于全民的改革，积聚了全民的力量也汲取了全民的精华。

　　八十年代末期之后，鄧小平倡导的改革嗄然停止！抑或脱离了原来的运行轨道，利益集团迅速掌控了中國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命脉。表面上看，中國经济在高速发展，但这个国家已在不知不觉中被利益集团所垄断、被绑架，连改革依赖的路径也被利益集团所把持或控制。改革彻底背弃了初始的全民契约，变成了一种不受监督、不受制约、不需要全民共识的官僚利益集团和垄断利益集团双赢的格局。利益集团相互勾结起来，利用各种手段来影响政府的决策，甚至影响立法的进程。

　　中國的社会财富也在不知不觉中被利益集团所掠夺和瓜分，所谓的“利益博弈”早已成为过眼云烟，如果仅仅是“利益博弈”还要讲规则讲程序，还要讲社公平讲公开。然而中國社会呈现出来的却是一番弱肉强食的光景，即没有任何规则，没有任何道德，没有任何良知，绝大多数人被排除在财富掠夺的游戏之外。

　　当人民被当作包袱而不是财富抛弃的时候，社会稳定的基础自然会越来越脆弱。于是，一种关于改革、增长、稳定的恶性循环开始了：越是不稳定，就越要推动GDP高速增长；越要推动经济高速增长，就越要推动符合利益集团的改革举措；而越是推动这种改革，就越是造成社会巨大的贫富差距和尖锐的社会矛盾对立。

　　改革于是变成一种赎买精英阶层的私相授受的权宜之计、一种刺激短期经济增长的纯粹的机会主义游戏；不仅从内部被完全腐蚀，也从外部彻底失去了社会基础以及历史推动力。高速的经济增长固然可以为蜕变了的改革涂脂抹粉，但却很难说服那些在改革中被剥夺了基本利益或遭到无情抛弃的弱势群体。于是，我们看到这个社会一天天在腐烂在溃败，整体性的、制度性的贪腐侵蚀着社会的每一根毛细血管，让每一个具备正常思维和良知尚存的人都无能为力。绝大多数中國人，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感到无奈无助和茫然，一种深入骨髓的无力感挫伤了整个民族，使人民艰于呼吸！

　　对于现在的执政者来说，改革的阻力和困难已经远远大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因为强大的利益集团不会容许中國出现新的改革力量推出新的改革举措。正如强大的利益集团认为只要建立同样强大的维稳力量，执政者就足以应对因腐败滥权社会不公贫富差距冤假错案而带来的种种危机和挑战！

　　早在2003年春天，当“胡溫新政”面世之初，中國人曾对两位草根出身的政治人物抱有幻想寄予希望。然而这些年过去，中國只是加速崛起了新的官僚利益集团和垄断利益集团，日趋严重的贫富差距和社会不公司法不公，加剧了社会动荡和道德滑坡的速度，社会制度的畸形不公平造成了富人与穷人，城市与农村，沿海与内地，大城市与小城市，官员与平民之间的巨大差异！无论是弱势群体还是社会精英，看不到正义得以伸张、腐败得以惩处、民间疾苦得不到关怀，加重了人们对政权的失望情绪和一夜暴富的投机心态。于是，掺杂使假、掺假使黑、坑蒙拐骗、权钱交易、权色交易、贪污腐败、勾心斗角、恃强凌弱、仗势欺人、唯利是图、尔虞我诈……而在意识形态领域，充斥着更多的谎言、欺骗和盲目的歌功颂德，上上下下都以说假话为乐，鄧小平倡导的政治体制改革因而离中國渐行渐远……

　　一个没有良好政治体制的社会，不但会阻止民主政治的发展，也会扼杀生产力和社会的公平。经济越是发展，政治体制改革的要求就越迫切。1980年鄧小平开启了中國改革的大门，30年之后，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应该成为时代的最强音，成为有责任心有使命感的政治家的历史重任。中國经济发展到今天，最能体现“人民的利益和意志”的，就是大力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完成鄧小平的未竟事业。

　　来源：http://cskun1989.blog.163.com/blog/static/127678224201110882724226/

　　作者:蔡慎坤

中国报道周刊, 2011-11-20. | 添加评论 | No com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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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

chinaweekly — Fri, 11 Nov 2011 01:35:36 +0000

　　请记住，所有通往天国的梦想，最后都会把我们领向奴役之路。免费的午餐，是以放弃应有的权利换来的，那不值得。只要把横征暴敛的钱还给我们，我们会做的更好。

　　请相信，没有他们，我们会过的更好。

　　写时评非我所长，然而，因为18条幼小的生命加上两个成年人的生命，让我们每个人都无法置身事外。你必须得做点什么，好过什么都不做。

　　但是，这不意味着我支持我的两位同仁及朋友邓飞和陈朝华发起的捐赠安全校车活动，我敬重他们的良好愿望以及高贵的品格，但是却遗憾，他们可能正在离美好的愿望越来越远。

　　我记得，小的时候，上初中，是20多人挤在一辆拖拉机（后来是三轮车）上，去上学，那时候我没有抱怨，因为并不知道，原来腐朽的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很多是做免费九年义务教育的，他们的儿童，午餐可能是政府免费供给的。这些我要很多年后才知道。

　　当我知道这些时，那些拖拉机，三轮车已经几近消失，中國政府的税收已经多年增幅在GDP增长的三倍以上，今年更是超过了10万亿，它已经是全世界最有钱、最财大气粗的政府了。

　　但是，仍然有64个孩子，挤在一辆核定承载9人的面包车里，最后撞上了货车，20条生命溘然而逝。

　　从汶川到玉树、从免费午餐到免费校车。我突然开始厌倦了这一切，因为我知道，所谓的慈善不会让我们的世界有任何变化，所以，我很心痛地批评我曾经的战友们，你们所做的一切，都会成为他们脸上的脂粉。你们每多捐赠一辆校车，都可能是给公仆们的屁股底下添了一辆奥迪。

　　我知道这样说不公平，但是请听我说完。

　　要知道，你向政府要求的越多，它越有足够的理由，把手伸进我们口袋里，掏走你仅剩的养家糊口的口粮。1949年时，他们就是这样许诺的，把你们的财产都交给我吧，我保证你们世世代代过上安稳富足的生活。结果，不到二十年，就死了几千万了。还美其名曰“纹化大革命”。

　　现在两三代人的努力，去购买一套商品房，不就是为了赎回那些原本属于我们的财产吗？土地从私有变成了公有，然后公有的土地拍卖了，让私人再去赎回来，我们正在用两三代人的牺牲，去纠正六十二年前集体犯下的那个错误（或者说，去还当时被忽悠而欠下的债）。

　　可现在又走回头路了。政府都有钱成这样了，公款消费一年随便几千亿了，政府官员的标准座驾都是奥迪A6了，县政府的办公楼豪华程度都赛过白宫了，却还是让孩子64个挤在一辆车里上学，你还能指望什么？

　　你还指望政府做这个做那个？你以为160亿免费午餐是他们出的钱？你以为他们是从自己大吃大喝中省下这160亿？那你就大错特错了，他们会想尽办法，向你我、向所有人征收1600亿，包括向湖里抗税的那些人多加一份“机头税”，然后把其中一个零头扔给那些挨饿的孩子。这个结局不会有任何意外，在一个没有公共财政的国度里，国家施舍给百姓的一点点福利，都是以百姓十倍百倍的付出为代价的，必然是这样的结果，免费午餐如是、保障房如是、公费医疗如是……

　　因为你们要求：政府要办这事办那事，显得它对我们是多么重要，一刻也离不开它，所以，它就自动代表了我们。

　　那个前驻法国大使赵进军说，作为大使，代表国家，我要坐头等舱。按照这样的操蛋逻辑，他们应该代表国家、嫖价格最高的娼妓、喝价格最高的茅台、包价格最高的二奶……要不多丢国家的脸面啊。

　　为何这些人会说出这种反常识的话？主要的责任在于民众，因为你们太纵容他们了，因为你们太依赖他们了，你们认为，政府如此重要，什么事情都离不开政府，比如免费午餐，比如免费校车。你越是要求多，他越有理由让你为了他的面子牺牲、所以，他们宁愿花上万亿来搞四大会（奥运、世博、亚运、大运），因为他对你如此重要，离开他你寸步难行，所以他的胡作非为你都得忍受。

　　这不是自找的吗？

　　你一边骂着它无耻浪费，一边却紧紧抱着他的大腿，让他从指缝间漏点面包渣给你，然后山呼万岁？

　　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当你想要获得免费的午餐时，你必然会为此付出更多代价。

　　请记住，所有通往天国的梦想，最后都会把我们领向奴役之路。免费的午餐，是以放弃应有的权利换来的，那不值得。

　　你所该做的，是告诉政府，我们不需要你，不需要你的免费午餐，不需要你的免费校车、不需要你的所谓免费医疗、没有你，我们自己会做的更好，会活得更好，前提是，请你把那些以“为人民服务”的名义，横征暴敛的钱还回来，哪怕是一部分。

　　没有他们，我们会过的更好。

　　来源：http://www.21cbh.com/HTML/2011-11-17/xMMDY5XzM4MDYxMA.html

　　作者:周斌

中国报道周刊, 2011-11-11. | 添加评论 | No com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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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制都是突然倒掉，民主不会一日建成

chinaweekly — Fri, 21 Oct 2011 01:13:11 +0000

　　两个月前写了“永别了，卡扎菲”，一些网友过来怪我写早了，他们说卡扎菲有可能东山再起——其实，一点也不早：一百年前，地球上大概90％的国家是專制獨裁者靠枪杆子统治；50年前，降到50％以下；现在，全世界的獨裁專制国家不到10％。在这种历史大趋势下，你可以针对任何獨裁者写一篇“永别了”的文章，然后坐等他们的灭亡。人民不会让你久等，历史不会让你失望。

　　看到卡扎菲血肉模糊的脸，他不久前说的话仿佛还回荡在耳边。他用充满自信的口气对采访他的西方记者说：我会下台？谁来推翻我？利比亚人民热爱我啊……如今，正是他口中这些“热爱”他的人民把他打得像齐奥塞斯库一样千疮百孔，而人民意犹未尽，竟然像庆祝节日一样涌上街头，载歌载舞！

　　文明社会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即便依法处死十恶不赦的连环杀手，也鲜有人表示高兴，更没有人去庆祝，毕竟人命关天，谁不是爹妈生的？可这个文明的规则不适用于利比亚，不适合于刚刚从野蛮的獨裁统治下解脱出来的利比亚人民。全世界人民都能理解他们，獨裁者的死亡，就是热爱和平与自由的人民的节日！当这些獨裁者一个一个都被赶下台、被消灭后，人类将不会再为任何个体的死亡而狂欢，地球也将更加文明。

　　一些人——尤其是一些中國人不太理解人民对獨裁專制的仇视，也搞不清專制与民主的关系，鉴于此，我提三点看法供大家思考：

　　第一，人民对獨裁專制的仇视并不一定和民主有关，涌上街头的民众很多人并不知道民主有什么好处，他们只是对獨裁專制忍无可忍了。过去一百年推翻專制獨裁的历史显示：并不是因为那里有一个梦幻般的民主制度在等着，人民才会起来推翻專制獨裁。这一点对某些国家的知识分子尤其重要，他们不是不知道專制的可恶，只是看不到或者看不清民主的前途，于是就甘愿与專制共舞，而且心安理得，错把“奴性”当“理性”。

　　第二，推翻專制不等于民主建立。很多半罐子学者常常用民主的混乱来否定推翻專制的“不值得”与“时机不成熟”，既看不清历史的大趋势，也看不清人类良知的力量。民主也许还有很远，但不推翻專制，会越来越远。專制獨裁是世界上最邪恶的制度，只有推翻它，人民才能有其他其它的选择，国家才会有前途。

　　然而，我们也要清楚地认识到，由于历史背景、文化条件与宗教等原因，推翻專制不但不意味着民主，也许会被另外一种形式的專制取代。就拿中东来说，源于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在这个地区并不太成功。这个地区公认最民主的国家是土耳其，至今还有很多问题尚待解决。从这个意义上说，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亚洲国家（地区）就更适合民主制度，目前日本的民主制度已经超过一些西方国家，而韩国的民主制度也日渐完善，至少同朝鲜相比，已经是天上人间的差别。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中國台湾地区，那里的民主制度才实行不到20年，可不但在亚洲，即便在全世界都能作为样板。有些地方的进步之快，足足可以让实行了230年民主制度的美国汗颜。

　　第三，獨裁專制几乎都是突然倒掉的，可民主制度却不是一天能够建成的。由于獨裁專制违反人性、背离人心，不管表面多么华丽，不管统治者如何粉饰太平，如何开动宣传机器营造人民“热爱”他们的盛世假象，覆灭的命运无法避免，且说来就来。于是我们观察到，所有的人都知道“專制獨裁”一定会“永别了”，但沒有一个人能够准确预测他们什么时候寿终正寝，好在它一定会倒掉，在我们“意料之中”却又“出人意外”的时候。

　　可是，由于种种原因，尤其是獨裁專制对一个国家与民族精神与文化的摧残，獨裁倒台后，專制思想往往还要延续一代甚至几代人，民主制度的建立也会遭遇种种困难与阻扰。但即便这样，那些哀叹民主还不如專制的人也应该睁开眼睛看清楚：全世界上百个获得了自由选择权的国家的民众，没有一个愿意选择回到任何形式的獨裁專制时代，而还没有走上民主之路的民族，依然在抛头颅、洒鲜血，九死而未悔。

　　过去一百年專制与民主的变迁史带给我们信心与思考：杀死獨裁者容易，建立民主制度不那么简单。如果说中东的“茉莉花革命”是人民渴望民主而推翻專制，那么美国的“占领华尔街”则是民众希望发展与完善民主制度。民主制度有自我完善的功能，也有完善的空间，而專制獨裁者如果不松开紧握绝对权力的双手，他们将会同齐奥塞斯库、萨达姆和卡扎菲一样，别无选择。

　　作者:杨恒均

中国报道周刊, 2011-10-21. | 添加评论 | No com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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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怖主义猖獗的伦理学反省

chinaweekly — Tue, 18 Oct 2011 02:25:10 +0000

　　——“九一一”事件十周年祭

　　当今世界，跨国境恐怖袭击活动十分活跃，其中最为猖狂、疯狂、残酷和血腥的莫过于由穆斯林宗教狂热分子主导的各组织所实施①。尽管这些恐怖组织和人员经受国际反恐力量的长期沉重打击，但它们还是如同苍蝇、蚊子、蟑螂、耗子般地顽强生存着，不断繁衍出子孙后代来，时时威胁世界的和平和安全，要彻底灭绝它们似乎遥无止境。究其原因，众说纷纭，在我看来，现代伦理学的种种缺陷是重要的一环，正是在不同宗教文明的国际政治较量中，道德制约因素的先天不足，导致了对恐怖主义活动的约束失效。以下为我罗列的各因素。

　　（一）领地权属匮乏

　　穆斯林极端分子所从事的恐怖活动，从攻击目标地点上区分，可分穆斯林世界本土与西方自由世界（包括以色列）两大部分，而发生在后者对于世界文明的撞击尤为显著，因为后者，也仅仅唯有后者才是文明高度发达之地。恐怖袭击之所以频频得手，西方发达国家之所以不得不花费很大开支和人力去对付恐怖活动，在某种视角上说，恰因“家贼难防”。以纽约“九？一一”、马德里“三？一一”、伦敦“七？七”等事件大案为例，执行恐怖攻击的穆斯林分子，大多数是定居在美国、欧洲的本地出生者，或是绿卡持有者，或是持有各种有效合法留居者，因为有了“合法”身份的掩护，为实施恐怖活动大大提供了便利。“九一一”之后，美国和欧洲土生土长的恐怖嫌疑人频频出现，恐怖分子“本土化”成为西方各国普遍面临的难题。

　　美国FBI ，CIA调查的资料表明：九一一袭击的实施者们在美国境内时都曾出现过违反移民法律的事情，但他们却能不费周折地多次自由出入美国，并在事件之前在美国已经从事过了违法事情，也就是说，美国移民局、国土安全局执行非常宽松的“请客”政策，其价值支撑的是，将美国人和欧洲人所拥有的“领地”权属性的遮蔽了起来。

　　去年，就在“911”恐怖袭击事件9周年之际，有一美国政府研究机构称，白宫在“消灭土生土长的美国恐怖分子”的工作中表现差劲，以致造成很多在美国出生和长大的年轻人最终投入了恐怖组织的怀抱。譬如，2008年，一群在美国长大的索马里裔青年人，不远万里前往索马里去“寻根”，并且最终成为了当地激进的武装组织成员。

　　人们不禁要问：同一家庭中的成员，怎么成为了家贼？答曰：异梦酣同床，家贼不觉耻，本非同根生，相残不觉狠。西方社会高度文明，主人敞开胸怀，迎接四方来客，可是这个加入了新来客的重组家庭中，多种族的凝聚力并不存在。身处西方社会少数民族中的一部分穆斯林成为了极端分子，频繁发起自杀恐怖袭击，显然是在忿恨的观念激励下作出的最高冲动形式，必定是出于对西方社会的极度不满。诱因之一，西方籍的穆斯林人士大多未能融入西方社会主流之中，他们尽管或许是第二、第三代移民，土生土长于斯，但天性禀赋定了型，终究未能归化入流，绝大多数的人士还是处于社会的边缘和底层拼搏，无法赢得主流社会的敬意，感到自己被整个社会所“冷眼，排挤，漠视，歧视，不公”，如此心境，恰为穆斯林激进组织所看好，臭味相投者即被招募入伍。

　　转换场景，反观阿拉伯穆斯林恐怖分子敢于走出自己的国家，去大肆袭击西方国家民众和民用设施，究其原因之一，是美国军队驻扎在沙特阿拉伯等海湾地区，从而“打扰了默罕默德的神灵”，或者，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派军队进驻伊拉克和阿富汗去打仗，显然意识到西方人侵犯了穆斯林的“领地”。更有甚者，认为，西方人士来到穆斯林国家帮助搞工程建设，也算作是侵犯了本地人的“尊严”，基督教教堂在多数的穆斯林国家尚不能建立起来，如此等等。在此必须指出，穆斯林极端分子实施恐怖攻击是作为报复，其借口“自己领地遭侵犯”，是与恐怖袭击西方的行为本身的“侵犯”，绝对不是处在同一层面上的对等政治或道德行为，我们只要简单地将这两者事件的主角相互调换，设身处地着想，该会引发怎样的本地人道德感情？总之，恐怖主义绝非正义。

　　汉字“领地”，近义词有：“领土”、“领域”，英文对应词汇有：manor， hereditary estate，domain，territorial land，territory.这些词汇无不表明了，土地先占有者的权属，或曰，先占有者对某物具有“优先效力”的性质，但是在当代伦理学的规则和范畴中，是完全缺失的。

　　当今的国际政治和国际法上，惯常使用“主权”一词，表明赋予以一个国家的政府对其所辖疆土及其地理领域内（如领土、领海、领空等）的一切人、物和事件拥有高度的控制和管辖的权利，在其“领土”上所掌控的各种机构（如法庭等）下拥有司法的审判权，而无需透过他国的指令来管理。国家主权概念的排他性质，就是从人们的道德情感“领地”推演出来的。

　　再者，归类于“领地”的排他性权属还有“个人隐私”概念，是指围绕在以个人为核心的四周不容侵犯的隐私性空间，它划定人与人在社会交往中应该保持的最小间距。《世界人權公约》第十二条云：“任何人的私生活、家庭、住宅和通信不得任意干涉，他的荣誉和名誉不得加以攻击。人人有权享受法律保护，以免受这种干涉或攻击。

　　理所当然，处在国家主权和个人隐私的中间位置，如地域市民、社群、民族、种族、国族、行会组织等等之间的交往也有着鲜明的“领地”意识和情感，先入者为主人。它作为人的最基本的道德情感之一，极其广泛地存在于世界各个民族、种族中间，并已经成为普世性社会生活中的人情世故，如中國人常说，入乡随俗，入境问俗，客随主便，先入者为主，先入庙门为长老，地盘意识，以及“地头蛇”组织等等。诸如：语言文字、道德风尚、风土人情等价值观，政治制度，司法制度等等，作为先期进入此地并在此开荒扎根者就天然拥有本地的“优先效力”权利。

　　遗憾的是，作为伦理学规范形态的“领地权属”并不存在。罗尔斯在《正义论》中，表达了“差别原则”，以期纠正由于先天偶然性因素导致人们在社会分配上的“差别”问题，办法是改善由于自然原因造成的那些处于不利地位的社会成员的不平等境遇。

　　按罗尔斯的这种理论，假如，某些人群先一步抢占了某块处女土地，对其获得了“优先效力”的权利，并从中得利，这些人群比起后来者具有分配上的优越性，那么这是不该所得，理应予以纠正，如此看来，“领地”不该具有“优先效力”。但是“差别原则”遭到了诺兹克为首的自由主义者的反驳，一个人对于某物拥有第一位的权益，因为正是此人生产出来了它，这是不言而喻的。权利就是正义，这个思路里边蕴含着“领域”的意识。我以为，土地，既是可供分配的赖以生存的产品，也是一种生产资料，可运作为再生产。以历史性的视点观之，作为“领地”的土地资源，不是当做天上掉下来的甘霖，偶然性降落到某个民族头上，而与先占民族先辈们的持续努力——开拓有关，从这个意义上说，可是算作为一种“生产”过程，排除了偶然性因素，尤其是先来者经历了长时间的“占据”，生存的土地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带上了先来者民族文明的深深烙印，同时，先来者长期在本土地上耕耘发展，使得开发者也带上了本土地的烙印，于是本地的人民就有了所谓乡恋乡愁，人与大地共休共戚。至于后来者不必需要原始的开荒历程，在先来者充分开垦开发的基础上，跨越式踏上文明高起点的台阶。从开垦开发，多劳多得的分配原则，“领地”权属的存在是应该的、必要的。

　　现代西方主流意识形态大力弘扬“多元、平权、博爱、宽容”，于是以“消弭一切”的姿态消融了西方本地的“领地”权属性，于是，正当权益的缺位产生了非正义。哈佛大学的亨廷顿教授显然保持着清醒的“领地”意识，尽管他并未使用这一名称：当今美国的民族认同发生了危机，为此导致了美国国民凝聚力的松散。民族认同应当是重新确认起主流的价值观，即“美国信条”（the American Creed），它是由美国的先来者盎格鲁－撒克逊定居者所建立的那种以基督教清教核心的伦理精神及文化内涵。因此，他认为，当今的多元文化理念与美国的整体国家认同，以及美国的国家利益，是背道而驰的，它会使整个社会失去凝聚力，公民会因此而失去对国家的忠诚和认同感，这样不利于美国的利益。在亨廷顿看来，外来移民进入美国，不仅意味着必须接受美国的政治建制，而且意味着须要接受美国的新教文化。

　　亨廷顿的忧虑是有根据的。《华盛顿邮报》于2006年的报道《美国的穆斯林并非如你想象的那么被同化》，提到，美国的穆斯林正在加速背离美国主流的生活，他们认为自己的伊斯兰身份高于自己的美国国籍。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只有很少一部分的穆斯林移民认为他们应该接受美国的风俗文化。大部分穆斯林青年都是首先把自己看作穆斯林，而不是美国人。年纪越小，越极端，即使他们出生在美国，也毫不例外②。譬如，出生于沙特、曾在美国生活了15年而获得绿卡的阿德南艾尔？舒凯里朱马赫成为了基地组织的高层头目；也门裔激进教士、获称“网络拉登”的基地组织重要头目人物安瓦尔？奥拉基也是在美国出生长大的。

　　事情就是如此，尽管多年来，美国和欧洲各国政府都强调，将移民融入于自己的国度，为此主张改善移民的生活条件，增加福利救助等措施，但是仍然有不少的外来移民并不、甚至毫不领情，感觉到难以融入当地社会。尽管身居西方社会多年，如在美英法德意荷比等国的大批穆斯林民众，甚至有不少是本地出生的，但大多是处于社会底层和边缘，发达者甚少，于是就认为是种族歧视，社会偏见，不义和压迫，就此认为自己被整个社会所排挤、冷眼。出于对西方社会的极度不满，穆斯林极端分子接受了宗教狂热来煽情，就走上了恐怖袭击的道路，认为就是堂堂正正的“圣战”（Jihad）之路，竟然反客为主，以为是合乎正义，是正道无疑了。

　　这样，就为现代伦理学提出了尖锐的挑战：作为一个由长久的历史和传统所规定了地理位置、以及疆域及边界，这里的先入者民族群体，其领地所属权利何在？作为后来者迁居进入至西方社会的外来种族，凭借什么理由忿恨不满于自己未能同化于主流？当今世界一些争议事件之所以陡然而起：在曼哈顿岛下城那座被称作归零地的清真寺，或是科多巴楼（Cordoba House），或是Park街51号的伊斯兰中心所引发的争论。1989年以来，有关伊斯兰妇女服饰合法性的大辩论在法国持续进行着。瑞士公投禁止建立宣礼塔事件。2004年荷兰电影导演梵高遇刺事件，荷兰议员Geert Wilder拍摄的短片《Fitna》引发暴力，2005年丹麦日德兰邮报刊登关于穆罕默德的漫画导致“捅马蜂窝”，等等，都是显示着西方发达国家的“领地”意识模糊不清晰。

　　柏拉图指出，普遍秩序即是最终目的。沙夫慈伯利说，公众的情感应该成为道德立法原理。伦理学的发展史表明，道德的价值标准和规则是从日常道德情感中提炼起来的。

　　既然人人可以从人性深处感受到一个强烈的情感，即关于主体所属的“领域”，先来者开辟的疆土权属就应该立法成为伦理学的道德规范。“领地”可以说是人的最为深沉的情感之一，因为它是生命漫长的进化过程中发展起来，在动物身上非常广泛地存在着，人们可以简易地用宠物狗和猫来作验证，甚至连植物都具有“领地”的本能，即以一颗植物的根生下的土壤为“本土”，排除其他植物来占有。作为爬升到生命进化阶梯最高位置上的人，并无例外，有着生命普遍意义的“领地”意识。人类在道德情感上比动物要优越和高级得多，因此，人类的“领地”意识理应比一切其他生命都要来得更强烈而有价值。“领地”是人的一项“显见权利”，它意味着在没有与其它相冲突的权利或道德考虑的情况下，就是一项不容置疑的绝对权利。

　　凡是生命生存都必需有适当的“生存空间”，这个词义源于德语（Lebensraum），其概念已经被纳粹法西斯糟蹋掉了，演化成为合法侵占他人“领地”的替代词，其实质是废除了“领地”属性。

　　人类对领地的宣称，比起其他一切生物更具有进化论上的理由，因为人类赖以生存的空间并非是纯天然的土壤和物理空间的构架而已，而是打上了人化自然的深深烙印。兰德曼说，人是文化的动物，人在营造自身适宜的生存环境中，必定要建设各类项目，从物质形态到精神形态，从基础设施到上层建筑：如社会政治制度和机构，司法体制，文化习俗，城市建筑，道路工厂等等，这些项目，不是简单地靠一、二代居民就能够建设起来的，而是需要无数代居住在本土地上的前辈们的持续努力，这样，作为原先居住在本土地上人民的后代，其血缘上的直系或近亲关系理所当然地享有优先的继承权利。继承，同样是一种排他性、“领域”的权属，如此，则使得先入者后代们在人化了的“本地”更加具有了“领地”优先的权利，尤其是对于一个先进文明的人民来说，更是如此，因为，对于一群来自于文明落后地区的新移民来说，无需任凭自己付出多大努力，继承自己前辈有多少的精神文明遗产，就能够跨越式踏上先进文明的高台阶，马上享受到发达国家的优越性。从正义的角度出发，理应怀着更加崇敬和敬慕的心情，去对待西方社会在本地早已生根的白种人和犹太人，即使自身禀性低下，不能够混入西方白人的主流社会之中，也不该自暴自弃，吃肉骂娘，因为这里本来不是你的老祖宗土地，更不是你的老祖宗的成就，而是他人从祖辈一代代传承下来的整套的辉煌文明成就，西方人出于博爱、宽厚收留了你，你理应多多感激他们才是。这样你就不容易产生“挫折”感，也更不应该有什么“不公平”感，从而去攻击本地人。

　　自由主义的伦理学告诉人们，人应该为自己选择的自由行为担负起自己的责任。西方世界里的穆斯林人士，你们的老祖宗为后代的你们建立的“领地”本来就存在，况且并不狭小，矿产资源也非常丰厚，其中“黑色黄金”——石油，让人垂涎欲滴地为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所占有大多数。既然在没有他人强制胁迫下，你们自觉自愿地选择了离开自己的“领地”的行为，来到他人的“领地”，就应该遵守他人当地的规则和核心价值观、适应当地的风土人情，你既然生存在他人“领地”上，混不出名堂来，那么，就该反省自己或你们的前辈们当初作出的“投胎”，即落地选择，况且，你们还是可以选择返回老家这条路去走。总之，没有理由杞人忧天，去抱怨而愤恨他人领地上的主人有什么不公待人。

　　当然，美洲大陆上最早的定居者是印第安人，但在白人来到北美洲之前，土著居民印第安人建立起来的定居点疏散而稀少，尚远未饱和至覆盖整个美洲大陆，北美大陆的多数地方远未开发，况且，作为现代文明的先进发达的国家理念的美利坚合众国，当然是白种人，尤其是来自英伦三岛移民的功绩。不管怎样，作为后来者白人还是兼顾到了先定居者的利益，在今天的美国设立起众多的土著人保护区，也就是土著人的“领地”。

　　美国有562个得到联邦政府承认的印第安人部落政府，它们拥有22.5万平方公里的领土面积，总人口超过200万。每个印第安人保护区差不多就是一个“主权国家”，他们有自己的政府和法律。美国的法律在印第安保护区内并不通行。联邦政府承认印第安人在失去或放弃祖先拥有的土地后，自愿生活在保护区内的权利，由联邦政府提供教育、社会福利和医疗保健等基本服务。与此同时，联邦政府分给当年出生的或还健在的印第安人以每人30公顷私人土地作为补偿。总之，土著人的领地权属毫不含糊。

　　（二）高贵德性丧失

　　人是有着荣誉和耻辱感的道德动物，人们的社会行为总是有着道德评价的参与，其责任是扬善抑恶，奖勤罚懒。荣誉与耻辱是道德评价的一种，在生物进化论上的合目的性就是优胜劣汰，使得人人之间、社群之间、民族之间、种族之间在人格特质和文化素养的进化途中拉开等级差距，并以此标识为伦理“身份”的个体或群体特征。《牛津英语大词典》认为，荣誉是对价值或者等级的高度的尊重、尊敬或敬重，是有差别的赞美与嘉许③。显然，荣辱感有着祖先和血统继承的特点④。倘若关涉于荣辱的道德评价功能减弱了，人们道德行为的奖惩就会抑制，人类进步则受阻。

　　显然，荣誉不是人人都应该拥有或享有的基本权利⑤。自由主义伦理学认为，人们所因该得到的荣誉是与他们自由地为社会做出的贡献和成就成正比率的。荣誉只能归功于某人或某个集体、社群、民族、种族等特定的“个体”，因其才能、天赋、业绩、成就、贡献、品格、美德而获得的来自社会的褒扬和赞誉；反之，耻辱是属于某人或某个群体的一种品行和品德，因其无才无能无德无良，或未能履行职责，庸碌无为，或其禀性低劣、冥顽、守旧、野蛮、粗俗、懒惰、猥琐，等等，因而得到社会的轻视、贬低、批评或否定。

　　荣辱感则是指对于这种褒扬、赞誉，或者是贬低、指责的主观感受，和自我肯定性的心理体验，它有助于道德的自我完善、提升，耻辱感则有助于良心的萌发、醒悟。荣辱感是健全人性的正常抒发，根本不能与“人种歧视”混为一谈。

　　人的进步与动物的进化不同在于，人是文化的动物。巴斯卡说，人比动物优越，因为人有智慧的头脑，人的头脑能够思想，思想的实质是创造。因此，人类的进步极大地是以精神形态的文化创造性为特征。历史清楚地表明：自从人类进入文明的纪元以来，社会的进步极大地由文化创造来推动的，而文化创造的重任极大地是由欧罗巴（高加索）种族和犹太民族来完成的（看看每年的诺贝尔奖获奖名单分布状况，可得知其一），因此，人类在种族、民族层面上的至高的荣誉归属，清楚地明摆着。

　　高举自由主义大旗的古典思想家，如亚当？斯密、休谟、孟德斯鸠等人，均认为，为了保持社会奋发向上的精神面貌，更好地保存和传播自由理念，需要保留贵族化的荣誉资格。

　　对于至高荣誉的追寻、索求，尊敬、仰慕，就是人的高贵德性的表征。可是，人人之间德性气禀并不相同，上乘之人有着沉醉于创造，追求卓越，敬慕高尚的德性；而下乘之人则反之，动辄张扬跋扈、气焰万丈，就是高贵精神丧失的表征之一。荣誉与耻辱是辩证的一对范畴，“人唯知所贵，然后知所耻”。斯宾诺莎论道，“耻辱是从我们感觉羞耻的行为产生的一种痛苦。”这当然是有一定道德知觉的人士才有感悟。在西方社会或国际政治舞台上，人们时常会看到：有些人群动辄出示“歧视”的挡箭牌，以回避己身的羞辱感。按中國儒家的说法，这就是“君子”与“小人”在人格上的区别。

　　若某个集体鲜廉寡耻，意味着该集体的人格崩塌，集体的道德沦陷，为此，须有外在强力的人格制裁——压上这个重砝码，以匡正公义。美国佛罗里达的基督教牧师琼斯于一年前宣称：“将在九一一十周年之际准备烧毁200本《可兰经》”，今年3月20日，他在教堂内主持了一场对《古兰经》的审判仪式之后，宣布其有罪并焚烧了一本《古兰经》，此举捅了马蜂窝，直接引发了世界各地的骚动，尤其在阿富汗有几场大规模的抗议活动，“义愤填膺”的穆斯林民众残害了在马扎里沙里夫工作的七名联合国人员，真是可谓“无耻者无敌”。

　　此即典型的“小人”之举，因为太背离了公正。公正是一种权益的平衡（Equilibrium），从公正立场出发，与《古兰经》对等之物是基督教《圣经》，他开口扬言烧毁200本，那么你也开口扬言烧毁200本，他烧毁一本，那么你也烧毁一本，这才算公正。况且，琼斯以基督教的身份扬言烧毁，完全是有来历的，明显是出于对动辄以伊斯兰教名义行使暴力活动（为何定在9月11日？）的报复性言论，这报复本身是属于公正范围内以言论的形式去控诉的事情，而你却偏要去用暴力形式去“报复”他人的言论，是对待报复（作为纠正的公正）的反报复，却妄图由此一笔勾销你的所有前孽。更有甚者，伊斯兰教是从犹太教和基督教中学得的，它在教义教规、宗教掌故等许多方面沿革了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内容，是一种师承的关系。就连你能够见闻到的《可兰经》烧毁一事，也大大利用了美国的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政策，以及西方人和犹太人发明创造创办经营的众多新闻媒体、再加上许许多多的现代化通讯设备和器材。

　　可是在现代西方，大肆张扬“平等、博爱、公平、宽容”价值观，由此遮蔽了高贵的荣誉观。以基督教精神施予“爱”而给予非基督教的外来人士迁居到美欧之地，让他们尽情享受基督教文明发达的优越性，本地人本该享有足够的荣耀和敬意，值得他乡人士来赞美。人是个多维广角的价值系统，人类社会系统更是如此，从正义的至高理念出发，各个价值之间理应取得协调和平衡。但是西方现代社会，一味片面强化“多元、平等、民权”，则藏污纳垢了众多的糟粕。劣等群体以为，良莠不齐的、鱼目混珠的，个个都可以滥竽充数，人人都应该比翼齐飞。

　　中國清代诗人龚自珍说：“士皆知耻，则国家永无耻矣；士不知耻，为国之大耻。”当今人们不禁要问：矮人国中总有长子吧，小人群中“士”安在哉？伊斯兰教士有忏悔之心吗？

　　生命的演进，核心内涵是竞争，表现为权力意志的争夺，争夺的结果即为优胜劣汰，此乃宇宙演化之通则。反映在价值认识上，M？舍勒制定出价值类型学，认为道德伦理学所赖以建构的是价值的等级结构秩序，它是价值存在的基本样式，它通过人的情感而显现，彼此应该、也能够划分出高低优劣尊卑好坏等级差别来，这本身是天理。

　　人的情感显现出一种高贵道德来，其对立面是奴隶道德，它萎靡不振，缺少生命力量的品格，其低贱的怨恨心态向世界宣称：唯有贫穷者、无能者才是好人，世上的万事万物应该平分秋色——这真是为尼采所深深痛心和反感的，他试图重振了古希腊的优良传统：高贵德性，为此塑造超人。但是尼采的思想后来被捆绑上了纳粹分子的战车，纳粹战车于1945年5月被彻底摧毁。之后，尼采思想衰败。随之美国的崛起，多种族合群合德一团和气的观念发扬广大，高贵德性也进一步沦落。

　　法西斯势力退却，此衰而彼张，使得苏联共產势力在东欧及东方大肆扩张，馬克思主义低贱道德观随之广为散布，促使全球范围内价值观的面貌换了新颜。其价值倾向是：四肢比头脑顶用，物质优越于精神，群体大于个体，数量胜过质量，为富不仁，劳动唯体力，大大高扬起低贱德性来。

　　低贱德性高扬必导致感恩缺失。低贱者认为自己在西方社会中的“荣誉——羞辱”排行榜上名列低下，乃是“受歧视”、“不公正”，于是愤恨不已，恼怒不遏。彼等莫能反躬自问：无所付出，焉能索取？

　　现代人所赖以生存的社会政治法治经济生活，所需一切硬软件配套，如制度和文化等上层建筑，以及物质生活所享受到的种种便利和器具的先进性，如汽车、飞机、轮船、电灯、手机、电脑、电视机、化肥、农药等等科技和产品，绝对大多数是西方人和犹太人的文明贡献，甚至连恐怖分子所使用于恐怖活动的一切武器装备器具，如炸药、枪支、引爆装置、汽车，以及移动通讯、互联网通信手段等等，几乎全都是西方人和犹太人的发明成果，但是伊斯兰宗教狂热分子及广大拥护者会懂得感恩、感激精神劳动的创造发明吗？当今猖獗的恐怖袭击给予世人以最明确的答复，因为高贵精神荡然无存，什么是荣誉抑或耻辱，是非混淆，模糊不清。

　　（三）集体责任缺失

　　穆斯林极端分子采取的恐怖袭击方式，大多数是用捆绑在身上的炸弹，或用装载于汽车上的炸弹，在袭击者引爆炸弹的同时进行自我毁灭，如此使得尽可能高效能攻击极高价值目标，多多杀死杀伤西方的民众，因为后者毫不设防、手无寸铁，况且受攻击者往往是脑力劳动者居多，最为软弱可欺，创立哲学人类学的马克斯？舍勒说：“精神上最高贵者最为孱弱”，恰是为此可达到预想的恐怖效果。此即“同归于尽”的招数，这里牵涉到“自杀”的机制。⑥

　　系统实证地研究自杀是从杜克海姆开始的，他把自杀的因素归类为利己主义、利他主义、反常的、宿命主义四种模式，其中前二种占有较大比率。

　　1）利己主义自杀：利己主义自杀之所以发生，是因为个人太脱离社会，个性太强，即为极度的个人主义者。以极端自私为根源的自杀，最大的发作征兆就是空虚，他们的眼里没有人，也没有神。因此，杜克海姆指出，利己主义自杀与社会的整合程度成反比。

　　2）利他主义的自杀：这种心理状态是——自己并不属于自己，而是属于一个更为高尚的目的，如宗教或者国家、民族等。自杀者是为了实现群体利益而履行自杀的义务，但非自杀的权利。利他主义自杀的原因是个人太融入社会，个性太弱。这类自杀经常发生在军队，宗教团体等群体观念非常强的地方。

　　杜克海姆提出了三个降低社会自杀率命题：社会的人需要一个高于个人的社会目标；对这个目标所负的义务不至于使他失去自主；他的欲望应受到社会秩序给予的一定程度的限定。

　　应当说，杜克海姆时代的社会矛盾和文明冲突尚未达到今天那么的复杂和炙热程度，因此，若用杜氏方法去归纳当今穆斯林极端分子恐怖活动，则嫌简单，粗糙。

　　我们来分析一下，穆斯林恐怖分子所作所为的自杀性袭击。他们显然不是为着个人的利益来拼杀的，他们是为着他们自认为的“崇高”理想：为了伊斯兰教的名义“圣战”，为着整个穆斯林人民的集体利益，这样，就是“利他主义的自杀”，当然这是极端主义的狂想，只以真主安拉的名义来行事，将自己宗教的价值观凌驾、优先于一切普世价值之上，况且是要施展在国际交往中的不同宗教和种族关系之上，硬是要让不信伊斯兰教的人士接受自己的价值观：以伊斯兰教规来作为行事处世的唯一准则。认同这种恐怖理由的，在整个穆斯林群体中不占太多，但是温和些推行伊斯兰教准则的，则有相当人数的拥护和高度的同情。所以，从放大了的社会来看，又是“利己主义自杀”，显然更像是为着极端的小集团的组织的名义，他们太脱离世界文明的大社会，宗教小集体的个性太强，是极度的自私自利者。即使放大到更大穆斯林群体来看，同样存在着一个群体对待更大范围的融入世界问题。

　　如此，排列出个人、小集体、大集体融入世界、人类之中的程度等级：

　　个人——小集团（如：“基地”等极端组织）——中集团（穆斯林狂热主义者）——大穆斯林社会（温和理性的大多数人群）——西方社会——全体人类。

　　在这个排列位置中，为着杰哈德理念而战的穆斯林恐怖分子显然是处在小集团位置，或者，为着中东地区、波斯湾地区人群利益而战的也有多少程度，则处于大集团位置，或是为着更大的穆斯林社会利益，也有点味道。越是大的集团利益之间对抗，越是显得温和色彩。总之，对于个人、小集体来说，是属于“利他主义自杀”，对于一个大社会、甚至世界来说，又属于“个人主义自杀”的味道，小集体作为一个整体来说，也是具有相当的“个体”倾向性，具有小集体的人格，推而广之，大的集体对于更大的世界这个大社会来说，也同样具有人格，向外显露其“面具”特征。

　　譬如，妄图用炸弹袭击纽约时报广场的美籍巴基斯坦人沙赫扎德，在被铺后坦诚，坚持自己是在对美国的行动进行回击：“美国恐吓穆斯林国家和百姓，我就是对这一行动的回应的一部分，我代表了穆斯林的利益，我对美国的袭击进行报复，”他还补充说，“我们穆斯林是一家人。”这还不是他全部的言论；他直截了当地声称他的目标就是要毁坏建筑物，“伤害或者杀害人”，因为“人们必须理解我是从哪里来的，因为…我把自己看为穆加赫迪（圣战者），一名穆斯林士兵。” ⑦

　　让我们回顾半岛电视台曾经播出的伦敦7.7爆炸案嫌犯穆罕默德？西迪基汗的遗言，他对西方民众说：“你们的民选政府继续在全世界对我的人民施暴，你们负有直接责任，正像我对保护我的穆斯林兄弟姐妹，并为他们复仇负有直接责任一样”。显然，穆斯林极端分子频频制造恐怖活动，不仅仅是极端组织（小集体）对文明世界的发泄愤怒，而且又是不同文明的大群体之间的冲突和较量。

　　印尼外长维拉犹达2006年8月8日告诉路透社记者，印尼不会制止声称要袭击以色列及其盟国的几百名志愿“人弹”出境。政府仅仅会给他们一些建议，劝告他们不要去高度危险的中东地区。

　　2002年6月4日，伊朗最高精神领袖哈梅内伊在已故宗教领袖阿亚图拉霍梅尼的陵墓前发表演说，公然支持故意针对无辜的以色列人发动袭击的巴勒斯坦自杀式殉道者：“让我告诉你们：（美国当政者对自杀式爆炸所持的）态度没有任何的作用。要求殉道不是基于我们的情绪，而是基于我们对伊斯兰的信仰、对审判日的信仰和对死后生命的信仰。存在伊斯兰真正意义的任何地方，其傲慢自大者都会面临这种威胁。”⑧——可见某些国家对待恐怖主义的态度和立场。

　　当今恐怖主义活动之所以能量巨大，呼风唤雨，背后支撑者必定有着广大的芸芸众生，彼等往往有不同程度的牵涉于其中，这样的人群黑压压一大批，只是需要保持隐匿、沉默，自己不必露面，只要有了“代言人”去执行恐怖之道就行了，这样，不必抛头露面的大多数人群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了“人民”，天然地站上了道义制高点，其博弈的算计实在是太划算不过的。可是，作为正义的制衡，其人格何在？人格是将个人与社会与世界相连接的关键点。亚里士多德论道：在伦理上，行为须依靠把自己作为目的的人格来担当，以实现人格的意义。

　　现代伦理学的道德制约仅局限于个人，R？尼布尔指出，“道德对群体的规约力差”。因此，解铃还须系铃人。对症的下药之方：强力型的，用契约关系的形式，弱一级的，用道德责任来连带，将个人——小集体和中集体——大穆斯林社会——西方社会——人类社会串联捆绑起来。对个体和小集体行为、乃至大的社会群体，进行有效的相互监督和人格约束，从而达到对集体中的每个个体行为负责的目的，同时也是个体对于所属集体来负责的目的。真正能担负起个人责任的，必然依赖于一个多级层次的担当网络，包括政治法律、伦理道德、社会规范、宗教习俗等一系列的社会规则构成的有效制度，能够解决监控个人的信息问题。由于西方的文明人与恐怖分子直接对话实在太牵强，等于“秀才遇上大兵”，为此，需要有众多中介体和过渡带来连接这两个端点，那么广大的穆斯林人群不能逃脱此责，当然，这里的责任其程度尚有多种的等级层次，依据其牵涉程度的多寡而定。而现代法律上只采取“罪责自负”、“个体自律”；现代伦理思想上，连带的制约因素阙如；现代政治思想上，民族作为一个整体总是道德完美无缺的，人民永远是“无辜”的。

　　JS穆勒说：“没有哪一个人是完全孤立的生物”，人是社会的动物、政治的动物，人类团体不会是个人的随意组合群落，必然是一个有一定团体凝聚力和基本价值认同的集体，它的内部所有成员之间牵涉着或多或少的共同利益，有着千丝万缕的各种联系，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人与外界交往中，必然带有本集体的乡土口音、心理、价值观和人格特征。自然地，因而对于本集体多少有着自豪感或羞愧感，换言之，每个成员都以与本集体身份相牵涉的连带因素而具有一定的道德价值含量。可惜，现代伦理学过分强调道德主体的个人本位，遮蔽了人与社会牵涉、连带的因素。

　　西方政客们出言总是小心谨慎，政治话语应当做政治策略来理解。譬如，奥巴马总是说，恐怖分子不代表整个穆斯林群体，伊斯兰教不属于恐怖主义。奥巴马在开罗演讲时，肯定了穆斯林对现代世界的巨大贡献，甚至学着阿拉伯语引用古兰经说：“和平会降临于你们”。但我们须知，价值偏好的政治话语与求真的客观事实认识是两种思维逻辑，不能混为一谈。

　　对价值及价值物的认识排除了非此即彼的线性单值的是非逻辑，诚如卡尔？施密特纠缠着的，政治就是要分清敌人和朋友。伊斯兰教当然不能简单划等号于恐怖主义，但是两者之间无甚牵涉吗？

　　极端分子宣称行事恐怖的理由，其一：“弱者反抗强者”，但是世人知道，穆斯林社会的文明程度并未被认为是极为落后和最不发达的，当今世界上比穆斯林地区落后的社会多得是，在亚非拉太，尚有不少原始部落的社群，为什么这些更为“弱者”的“原始人”并未走上暴力反抗“强者”之路？而是安分守己地认可了人类文明发展水平等级上的巨大落差，并虚心地愿意接受外来先进文明的援助？此谓之：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我们在此该做出区分的是，有抑或无，反社会、反文明的激进宗教（偏见）在大肆灌输并激励着人们，由此积淀为集体无意识的人格？

　　这该由笼罩于穆斯林政治生活一切的宗教教义来评判⑨，而不是听行动者口头上宣称什么崇高的目的。更重要的是，应由其行事处世的手段、方式、程序上去做出理由。进而，联合国安理会第1333（2000）号决议指出，恐怖事件对国家社会的和平与安全造成极大的威胁，极具危害性——也就是要从事件的效果上做出评判。尼布尔指出，“对动机的偏重是宗教生活的一种不可更改的特征，这有其优点，但也有偏向社会利益的危机。”⑩责任不能落实于具体的行为的个体之上，恰如是造就了“群体不道德”。

　　动机至上论者以唯我（集体）独尊的立场去认识一切事物价值，认定为，自我集体的宗教文化享有在人世间价值上的绝对优越性，它必须凌驾于一切特殊的道德律令之上，其他的价值观念均须让道，为此，根本否认了外部世界伦理道德的存在，那怕是处于与外界的普世交往之中。

　　据皮尤研究中心于今年6月21日公布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大部分巴基斯坦人反对美国突袭本拉登的行动。很多巴基斯坦人因为美国在巴基斯坦所扮演的角色感到不安。皮尤研究中心这一调查结果显示，尽管巴基斯坦很少有人支持“基地”组织，但许多人仍然担忧突袭拉登秘密行动产生的后果。在那次行动中，美军将在巴基斯坦阿伯塔巴德市藏身的“基地”组织领导人本拉登击毙。皮尤研究中心称，仅有10%的巴基斯坦人支持这项行动，63%的人反对，还有一些人持不确定态度。调查结果还显示，仅有8%的巴基斯坦受访者认为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世界事务中行动正确”，这一数字要比美国前总统布什所受到的支持水平低。——在此的集体连带程度是明确的。⑾

　　恐怖组织，如“基地”者，之所以神通广大，多少年来一直在制造轰动大案，因为能够筹措到大笔的活动资金，这显然是牵连着许多阿拉伯国家、乃至穆斯林国家中的无数个人、商界、产业、团体、政客。更不用说，其背后大批盲信教徒挺身而出，供给肉体人弹用的炮灰了，而肉体人弹之所以大批不断涌现，“耗材”永不枯竭，其背后是更为广泛的道义资助。基地组织总部曾经落土阿富汗，如鱼得水，找到了起码有几处的长期安全藏身之所，供本？拉登等头目居住，还有数十个训练营和数千名接受过训练的战士，若没有塔利班政权以及背后广泛的普什图族民众支持，这么良好的群众基础，很难想象恐怖组织能够发展壮大成如此大的规模。本？拉登能够在巴基斯坦平安隐匿七年多，显然与该国的军方、政要、情报部门保持着暖味，大有干系。

　　塔利班能以“无差别打击”的“超限战”来对抗北约的“有限战”，在军事实力对比上极其悬殊，这样的“非对称”竟然能够长期“抗”着、“挺”着，其实并没有绝招，也更无西洋镜，只不过是前者不穿上军服、没有特别的军事标识设别罢了，就行啦，多么简单了事！这样就轻轻松松成为了“平民”，更与平民混为一体，“打成一片”，前者被杀死，就是后者杀害“平民”，而普什图民众乐意为之作掩护，因为有了“代言”人出场，乐意看到“无差别打击”的效果，因为这是文明对抗，因为毫无任何道德牵挂，既然无所羞辱，也就无需澄清：自己与塔利班、与基地组织的界限和区别到底在哪里？从而大大利用了“诱集体无责任”——“法不责众”——“人民神圣”——这些现代伦理、法治和政治上的盲点和黑洞，尽管《海牙公约》和《日内瓦公约》明确反对，武装战斗采取如此“军民一体化”的程序和形式。若美军及北约盟军在反击恐怖分子、在打击塔利班的“新型战争”中不幸失手，伤及了大量平民，乃正中下怀，等于屈从了恐怖主义的规则，从而大大煽动起无数的伊斯兰世界原先沉默无语的民众纷纷亮出身份，加入到反西方的“圣战”队伍中，酿成蔚为壮观的文明之间大对抗，显然是对抗升级了！就这样，其结果形成了另一种非对称：“投鼠忌器”对抗“肆无忌惮”，恐怖分子——更确切地说，是穆斯林整体在“道德便利”上占尽了上风。

　　更有甚者，阿富汗当今政府在与塔利班争夺阿富汗青年人队伍的政治路线斗争中，明显落败，塔利班对于青年人的诱惑显然更大，因为青年人背后有父母亲和亲属等更大的群体都站在了塔利班这边。⑿

　　由于现代西方伦理学采取强硬的个人主义，个人高度自主、本位、獨立，使之人与人，人与集体、群体与群体的关系链断裂，造就了集体道德的脱位，集体性的反（大）社会人格增加。

　　说起“集体无责任”，其含义不仅仅是道德主体的德性问题，同时也是对群体性客体进行道德评价的问题，而这恰是一个现代性的问题。古人对于集体的荣誉感和道德谴责声调比今人强烈得多。据史书记载，中國文明史的早期，中原地带文明发达的炎黄部落，华夏族，习惯把周边的异族，称作“四夷”，“蛮夷”，“戎狄”等，而周边地区文明相对落后的异族也有愿意来朝贡、臣属汉族的，古代史书中并没有记载什么“高傲”、“歧视”、“偏见”、“不公正”之类的道德评语来描述中原与周边的人们在交往之中的行为感受；同样，在地中海沿岸建立大帝国的古罗马也是如此，古罗马人把文明形态低于自己的周边各族称作“野蛮人”，如日耳曼诸蛮族、哥特人、柏柏尔人等都具有“野蛮人”的含义。

　　因此，反观缺少现代个体性的中國人，对于人际“关系”有特好的悟性。中國古代社会里盛行“连坐制”和“保甲制”，在通讯技术非常落后，科层制在乡村断层，官员紧缺的情况下，连坐制达成了高效能管理，有效地管束着社会底层个人的律法行为。连坐制度到了现代社会，遭到了否弃，因为它违背了个体自律这个现代法理原则。

　　可是，现代恐怖主义行为极具反社会特征，着重表现在其人格上难以与（大）社会，尤其是与高于穆斯林群体之上的世界进行情感联络和整合，这本是需要靠中介体来作连接，问题是作为中介体的罪恶施行者亲属及至爱亲朋关系者们，其群组所连带的耻辱感严重匮缺。因此，解铃还须系铃人，整治对策是，增加罪犯亲属、亲友们的人格担当，学会自尊法则，增强心灵约束力。

　　西方的思想先行者已经悟彻，人的罪行具有广泛的连带性质。二战结束后，雅斯贝尔斯论述了德国的“民族罪责问题”，他说，应该让所有德国人认识到，“我们都是有罪的”。雅斯贝尔斯曾致力于大屠殺灾难之后的人性重建。他在有关罪过反思的论述中提出四种罪责，按其重轻等级依次为，刑事罪责，政治罪责（现代国家所有公民都必须为国家之罪承担的政治罪责，因为现代国家中的每一公民都不是非政治的），道德罪责（道德罪责的前提是绝对诚实，个人的罪责靠自己来确定，不用任何借口来逃避），和形上罪责（是幸存者对死者和受害者所负有的责任。尽管一个人并未加害于另一个人，因为不为那个人遭遇的恶负有刑罚和道德责任，但出于人类共同体责任的本体联系，他仍然会因不能阻止恶，在恶发生后苟活于世而有负罪感），一个人客观上为他人提供作恶的便利，当他可以阻止而不阻止的时候，就应该为他人的行为负责。因为在这里，他有阻止的义务。违反这义务就该承担责任。

　　有集体的存在就必须有集体责任的确立，这是正义的基本要求。责任须以与“个人→集体→世界”之间的集体人格来连接，这样，迫使穆斯林人士从执拗的身份人格转换至伦理人格，即以其惯有的对于穆斯林社群，或是对激进的自我小集体进行单一、狭窄、片面的的认同，扩展、提升到高一级的普世主义道德人格。现代普世主义强调，维系起全人类的共同利益，须要整合人们自己处身于各种各样落后的、未开化的地方小集体、种族、宗教的价值观，为此人们须不断完善自我，上升至共同的人性。这亟需有外在的强制性道德连坐压力，因为对于人的“自恃的罪性”（尼布尔）来说，靠主体觉悟的道德来拯救总是力量薄弱的，对于低智商低文化低德性低气禀者尤其如此。就此，增强罪性主体人格的负重感和责任感，并赋予人格以扩展的内涵，使人格角色化认同，以其行事处世由亲缘族群的集体人格来担当上升至高度凝聚化的“总体人格”（Gesamtperson）来担保。正如M？舍勒论述的，正是这种共同负责性构成为社群伦理学之最高原则的凝聚原则。这里存在着的是个别人格与总体人格之间的一种相互的共同负责性（Mitverantwortlichkeit），当然，也不排斥这两者之间的各自负责性（Selbstverantwortlichkeit）。人格有堕落的，就该用“道德思过”（雅斯贝尔斯）来拯救。罪行从何处来，该追究何处责任，集体性的精神纽带本来就该将成员们的精神联系在一起，确保个人责任与集体共同责任的完整统一。

　　前些年，在德国发生过几起新纳粹分子暴力袭击外国侨民的事件，每次大的袭击事件之后，就引发了大规模的德国民众抗议游行，立场坚定地反对新纳粹分子的暴行。而今，人们不禁要问：每一次穆斯林极端分子施行国际恐怖袭击之后，全世界各地的穆斯林有没有举行过抗议游行集会？！（四）生殖节制否定

　　心理学家阿德勒曾经用精神分析的方法研究人的《自卑与超越》，认为先天有生理或心理上的欠缺可以催人奋进，可以成为强大的动力去超越自我和别人。可是阿德勒并未进一步分析：对于超越性禀性欠缺、能力差劲的人来说，已经处于不断被别人超越的情景，并且还在加倍地落伍下去，该怎么办？通常，对他人实施报复性的“怨恨”招数比起超越行为来，居有更多比重的情感欲念，倘若没有外在有效的法律和道德制裁力量，乃至生理上的约束的话。

　　穆斯林宗教狂热分子纷纷走上极端的恐怖之路，主要诱因是，在全世界的发展谱系中，尤其是身居西方世界里，穆斯林群体普遍有着强烈的被主流人群抛弃的边缘感、被社会优等民族淘汰掉的失落感，眼前的巨大落差明摆着。尤其是穆斯林群体之中一部分更显落伍的小群体、更为糟糕的个体，他们自认为是个“落伍者”，被背上了“无脸面”的包袱，他们往往是一些男性婚姻困难者，或是寡妇之类（在俄罗斯境内从事恐怖袭击活动的多的是穆斯林“黑寡妇”），更是自认为是“剩余者”。他们所属宗教的群体出生率奇高，又具颇具低人格性。以至于他们的群体所流行宗教教义习惯将人放置在手段意义上从事暴力活动，低贱者的手段可使竞争对手除掉的同时，也将“剩余者”一起除掉，相当于为自身的群体卸掉了一个累赘的包袱，包袱卸掉意味着自身人数损失，但可再从自身群体的高出生率中迅即填补，从而达成“动态平衡”。

　　“剩余者”的基因博弈论。

　　婚姻是人生自我价值实现最为低级的需要之一，倘若适婚期的男人不得不成为独身，因而生理上的性欲、生物功能的繁衍后代无法指望得到满足的时候，其人往往会采取二种步骤之一进行，要么超越自我，转移进入高级一层需要的追求、自我完善之中，如笛卡尔、巴尔扎克、斯宾诺莎、康德、贝多芬、尼采等一类人；另一种则是采取报复措施：干脆牺牲自我，放弃掉自我的人生价值，作为代价付出所取得的转换是，使得尽量多地损害和毁坏与自身血缘关系远离的人们的美好生活，使之拖累他人人生自我价值的正常实现，以此来减缓与自身血缘相关的亲属在自我实现形势上与他人相比总体处于不利的颓势，这在社会生物学上称之为“怨恨”行为，它可使基因型层次上表现为利他主义，为自己的亲缘基因作贡献。

　　盖因结婚成家困难者，以低收入者大大居多，其导源于低智商和低文化素质，思想道德品质和情商当然也低下，最终落实于人格的低下。换言之，人类所属的精神理性涵养稀少的，便以生物性的感性资源作为激励需求来充盈（弗洛依德的“情欲守恒”、拉马克的“用进废退”原理）；再者，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生物学遗传规律，倒果溯因，其亲属群体的整体平均呈现出低文化低智商低德性的几率便会显著高出常态，由此缘故，其亲属总体在社会生存竞争中处于劣势的窘迫，其自我价值实现阶梯处于低位的境地；更何况，低文化低智商低德性者难以能够洞明人之超越现世的意义、何许遑论企及奔向人格完美的高境界，代之以特别重视家族中男性族的传种接代使命感，尊为至上的神圣，于是通常将自己家族里的光棍看作多余者，是累赘之物。既然如此情景，多余者的累赘之身便在由基因操纵的生物力作用之下，会施展“怨恨”招数。反映在社会生物学上的进化机制是，做出“同归于尽”的事情来：行为个体在减少（或干脆灭掉）了自己的适应性的同时，也降低了与自身亲缘不相关的竞争者的适应性，以此来减轻与自身相关的亲属基因有机体的竞争压力，间接提高了自身亲属的适应性，从而为自己的亲缘宗族小集体作出“利他性”的贡献。计算亲缘关系指数，将亲缘指数甚远的有机载体大量杀死，那么亲近血缘的基因库里与自身亲缘指数甚高的、或较高基因有机载体，即直系亲属、傍系亲属、乃至整个自身民族和种族等，其竞争实力相对增强了，这样的博弈论在“丛林生存”观点上讲，大为有利的。⒀

　　从事古兰经研究的西方人发现：阿拉伯词语「jihad」（字根是 j-h-d）就是今生换取来生的手段或交换货币，可参阅：M. A.S. Abdel Haleem，《古兰经》，牛津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在我看来，其算计正如玩国际象棋游戏，高手总是寻找机会，试图将己方的弱子兑换掉对方的强子，譬如，把“兵”兑换到“马”或“象”或“车”，或用“马”或“象”兑换“车”，甚至“后”，进而，若能将己方“小兵”兑换到对手的“大后”，那就便宜更大了，绝对是妙着，颓势局面也许由此顿时改观。又如，弈陆战棋时，试图用己方的“工兵”、“排长”去拼掉对手的“炸弹”，或用己方“炸弹”撞上对方“司令”、“军长”，将其报销掉，那是非常合算的一手，余下的双方子力拼杀就会大大有利于己方。由此思路可以理解，在“九？一一”事件中，为什么受劫持飞机撞上世贸双子塔？因为那里是全世界最高收入的白领工作的场所，当然是白种人和犹太人大大居多，是属于对手的“大后”级别，为什么要撞向五角大楼？还计划撞向白宫？因为对手级别最高的军事和行政长官在那里办公，亦即那里布置有“军长”和“司令”。

　　有效遏制穆斯林极端分子的恐怖主义疯狂，须从源头上着手，釜底抽薪，遏制“剩余者”的产生，将潜在的恐怖分子扼杀在胚芽状态。正如棋类游戏中，要避免对手用“兑子”战术来扰局，需要提前设防，减少“小兵”、“工兵”、“炸弹”之类的大量滋生（兑子机会），避免短兵相接肉搏战，因为高级兵种笨拙于低级搏斗，因为“精神最高贵者生存最孱弱”，以免与之同归于尽。为此，文明社会须立法，大有必要推广生殖节制，约束人的生殖权利。

　　由于穆斯林国家的伊斯兰风俗制度决定了婚姻多偶制（容许一夫娶四妻），以及寡妇难嫁等习俗，势必制造出“剩余者”多多，然而，这是属于穆斯林国家主权内部的事务，他国无权干涉。可是当今时代，穆斯林恐怖分子极多地是从西方国家自己土地上滋生出来的新生代穆斯林，新生代中的“剩余者”也是多多，其生物学上的根源即在于穆斯林家庭低教育高生育率的传统，其结果就是，贫穷→低教育→多生育→贫穷，？？？，三者之间不断在互相交流与反馈，形成恶性循环。于是，一些穆斯林极端分子会产生狂想，走出自身怪圈的途径唯有施展“怨恨”招数，妄图“咸鱼翻身”。

　　贯穿人类历史的某些恶劣形态，早在古希腊时代亚里士多德已经洞见：“如果在一般国家中每个人都有想生多少孩子就生多少孩子的自由，其必然的结果肯定就是贫困。”

　　结果是，人口大量增加，必将带来“对公民的某些贫困，贫困是煽动和邪恶的原因。”欲使人口迅速上升的态势受制，亚里斯多德主张使用堕胎和新生儿曝光率。马尔萨斯在《人口原理》中提出，避免人口过剩的较好的办法是“道德限制”。可是马尔萨斯了解吗？社会中总是存在着大群的理性先天欠缺者，彼等道德禀性低下，行事动辄凭宗教狂热，赖其多产子女，每每有落伍者总是被当做是实施“怨恨”招数的人选，对此，唯有道德和法制的他律强制才行。

　　现代人倾向于道德主体高度自律，对待生殖器官，认为，既然是自己身体的一部分，具有自行支配的权利。然而，公民社会，人人都是权利的主体，在同一权利范畴里，权利者之间必会发生权利重叠现象（Overlap）。譬如生殖权利，若细分的话，还涉及到生殖的胎数，不管多少均被看做是人人都该享有的自主权利。可是生殖行为并非是与他人、与社会无涉的纯粹男女二个人之间的事情，生殖预见的结果是，为自己家庭家族添丁的同时，也为社会增加了新的成员。在现代社会，从新生儿出世到培育成长为具有劳动能力的自谋自力者，需要消耗大量的社会有限教育资源和生存资源。当每一个具有生殖能力的男和女人都想去高生殖高养育，那么，人类社会有限的生存空间必受挤压，国土资源是个定值，不可再生的天然资源始终在减少，人们的生活所需资料的生产增长必定跟不上人口增长的速度（马尔萨斯原理），社会中人们的整体生活质量必定受到牵累。依据伦理学的“不伤害原则”，为保证社会稳定持久的发展，务必得将每个人的生殖权利作适当的收缩，其收缩界限应由该社会的可分配资源状况来调节并立法。

　　鉴于人类权利重叠颇多，联合国颁布《世界人權公约》，第二十八条云：

　　1. ㈠人人对社会负有义务，因为只有在社会中他的个性才可能得到自由和充分的发展。

　　2. ㈡人人在行使他的权利和自由时，只受法律所确定的限制，确定此种限制的唯一目的在于保证对旁人的权利和自由给予应有的承认和尊重，并在一个民主的社会中适应道德、公共秩序和普遍福利的正当需要。

　　3. ㈢这些权利和自由的行使，无论在任何情形下均不得违背联合国的宗旨和原则。

　　每个人所拥有的各项权利总和，是个复杂的多侧面、多层次、多内容的体系，有着众多价值取向，各项权利相互间也会发生重叠，它们之间的关系若安置在人的价值的序列上，处于不同的等级位置，有必要显示出来。相对于人的生存权和发展权的重要性来说，无疑地，生殖权处于次要的从属位置，这三者权利之间呈现互动态的复合函数关系。因而，十分有必要，人类将生殖权划分为有节制的权利（如中國现行的“一胎化”）和无节制的权利两种。若生殖权利放任毫无节制，譬如说，社会中的每一对夫妻（或是整个社会中平均数的家庭）都想生育三胎以上，使得所有夫妻的多生殖愿望全都圆满实现，那么可以预见，该社会的人口快速增长，在现时代的绝大多数国家的社会国情条件下，人均生存空间及资源必定下降，只会对该社会中人的生存权和发展权的实现带来消极影响。为了可持续的生存和发展，人类对于生殖权不得不作出限定，将无节制的权利变更为有节制的权利，具体的胎数受制于生存权和发展权的需求而制定。

　　遗憾的是，现时代的地球上，除了中國政府有了高度的认识之外，其他国家未能足够认识，西方国家则为基督教的博爱主义遮蔽住眼睛，将人的生育看做神圣至上，单向度地放任其发展。1968年国际人權会议发表的《德黑兰宣言》，指出：“父母享有自由负责决定子女人数及其出生间隔的基本人權”。其后，1969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社会进步和发展宣言》，1974年在布加勒斯特召开的第一次世界人口会议通过的《世界人口计划》，1994年在开罗举行的第三次世界人口会议通过的《行动纲领》，一系列文件反复重申了这一基本权利，现代西方的生殖权观点沿袭着这条路子，对中國政府指责颇多。盖因崇尚个人至上的西方人，莫如中國人那样，对于人的社会关系属性的丰富蕴含，有着很好的洞彻；要么，干脆为“爱”的神道所迷魂。

　　人类对于生殖权利的界限，应由公正（正义）这个至高道义出发，做出限定，高屋建瓴，方具有宇宙普世意义，普适性地推广至各个民族和种族，而不能由以上帝、耶稣、真主、佛陀、神等的名义，听任“微言大义”的动人感召。现代性社会是世俗社会，至圣事物应该降解、解构。从事基督教伦理现代化的约？弗莱彻认识到：“为了爱而进行计算够不上残忍。”⒁

　　由于智商低级的人士往往道德禀性低级教育低下收入微薄，高贵精神匮乏，彼等天生地倾向于动物般生理秉性的高生殖多子女，快活其中，其乐融融。映射在生物学上的机理为：“质欠高级，量来弥补”，这就为人类社会正义提出了尖锐的课题，低收入家庭必定多子女，必得大大消耗社会福利来养育，即使子女长大成人，低智商的生理心理素质会遗传，亦是社会累赘居多，最终归结为：少少贡献者多多索取！

　　人类对于生殖权利作出限制，同时还是基于“亲缘主义”的原则。正如J？S？穆勒论证：“一个人由于对潜在的危险无知而受到限制自由是可以确证的。”⒃因为德智秉性低下的人士往往不能明白，多多生育子女对自己的未来生活会带来怎样的压力和困境，限制他们的过多的生殖欲望，可促使得其学会自尊、自爱，懂得敬畏生命。

　　当代心理科学的最新进展表明，反社会人格亦有一定的遗传特征⒂，如此一来，劣等种群越生越多越旺越盛，可却是越滥越卑越贱越鄙，人种德智退化还不算最糟，大批未来的恐怖分子期望着孵化破茧！绝非危言耸听。

　　更为背离正义的是，现代西方社会均为宪政民主政体，民众权利诉求大多由政治选票来抉择，最终落实在人头数上定胜负，即由“量”来裁定，而非由“质”来择优，劣胜优汰，不战而降，西方文明因此沦落。

　　对于无节制的生殖权利，社会正义介入，万分必要。

　　施卫江

　　于纽约 2011年9月24日

　　作者:施卫江

中国报道周刊, 2011-10-18. | 添加评论 | No com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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