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实行“社會主義新政”，迎接“新改革开放”时代。
实行“社會主義新政”，核心第一条就是实行宪政社會主義或法治社會主義。
只有宪政社會主義或法治社會主義才能发展中國！
对于中國，民主社會主義不如宪政社會主義或法治社會主義好。民主社會主義源于西方，在北欧等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中國之大、国情之复杂不同于北欧，不适合强调民主、先搞民主，而应当强调宪政、法治，先搞宪政、法治（尽管也搞“可控民主”）。也就是说，宪政社會主義或法治社會主義蕴涵了“宪政优先于民主”、“建设法治国家优先于建设民主国家”的内容。
宪政就是宪法政治，即保证宪法的至高无上的权威性，一切组织和个人都必须在宪法允许的范围内活动，为此必须建立违宪审查机制，设立宪法法院；同时，宪政也是“限政”，即限制政府，制约行政和司法权力，实现公权力的分权与制衡，建立“有限政府”，保护公民权利。宪政与法治（也许“法治”一词更容易为领导层和民众接受），虽然两者侧重点不一样，一个重在宪法与分权，一个重在规则与平等，但是他们异曲同工，都代表了人类现代文明的最高成果。
所谓宪政社會主義或法治社會主義就是既尊重宪法的至高地位又保障政府应有的权威性、既致力于建立有限政府与法治国家、捍卫公民权利又强调建立有效政府、避免民粹主义混乱的社会制度。
宪政社會主義或法治社會主義源于我对“右”（宪政）与“左”（社會主義）、效率与公平、自由主义与社會主義融合的思考。宪政社會主義既以自由主义和社會主義为师，同时也反对全盘西化的自由主义和暴力專制的社會主義，它是不断创新、与时俱进的社會主義，是新时期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在未来的中國，“宪政”（“法治”）与“公平”（“社會主義”）是两大旗帜。谁高举了这两大旗帜，谁就能赢得中國，就能引领中國的现代化；谁丢弃了这两大旗帜，谁就是在把中國引向沉沦和灾难。
只有宪政社會主義或法治社會主義，兼顾宪政民主与社会稳定、法治分权与中央权威、普世价值与中國特色，才能真正地帮助中华民族走出危机、走向新生。
中國实行社會主義新政已经刻不容缓（详见附件：社會主義新政的主张），中國共產黨将由此开创“新改革开放”时代。“新改革开放”时代就是改革开放进入新纪元、实行宪政社會主義或法治社會主義的令人耳目一新、社会焕然一新的崭新时期。
二、实行可控民主，大力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可控民主强调民主过程的透明、有序、程序性、可控性，注重过程的可控和结果的部分可控。提倡室内民主（通过电视、礼堂、教室等发表竞选演说）、协商民主（鼓励不同黨派不同利益集团的平等协商，加强和改革政协的作用）、法治民主（而不是“文革”式的无法无天的民主）、间接民主（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实现民主），反对街头政治，鼓励政治协商，主张法治优先了民主；建立代议制度，公民只选举产生权力机构或立法机构，然后由权力机构或立法机构通过选举及协商产生行政官员，不搞全民直选行政官员及最高领导人。
只有可控民主，政治有序，社会才能稳定和谐，国家才能不分裂，中國才能不混乱；只有可控民主，才能保证中國这样一个特大型国家的领导人的必要的尊严和威信；只有可控民主，才能避免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的泛滥。如果民主不可控，对于中國这样一个压抑得太久的民族，必然是非理性的爆发，必然是打砸抢。
宪政社會主義与可控民主的实现方式是充分发挥人民代表大会的关键作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六十二条、第六十七条规定了人民代表大会有权“监督宪法的实施”，常务委员会具有“撤消国务院制定的同宪法、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决定和命令”，“撤消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家权力机关制定的同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地方性法规和决议”的权力。此两条实际上确定了全国人大的违宪审查的职能。我认为，为贯彻宪法精神、落实宪法权力，全国人大应尽快成立违宪审查委员会。该委员会由著名政治家、法学家组成，通过民主投票初步决定某一文件、法规是否违宪，如果认定违宪成立，再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最后的决定。
为了实现可控民主，必须修改选举法，完善选举程序，让人民代表通过竞选产生、使之代表民意，同时为了保证民主的有序性，可以规定：只能在政府指定的会议厅、礼堂、教室、电视、广播等场所和媒体上发表竞选演说，不得从事街头政治行为。人大代表的数量应当精简，人大代表一旦当选、履职，应暂停原来的职业，但保留公职，发放人大代表薪酬，使人大代表专职化。这样做，能够保证人大代表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了解民情、传达民意、做好调研、监督等工作。
各级政务官由同级人民代表大会选出，政务官包括国家、省自治区直辖市、普通市、县及各部门、国有企业事业单位的正职领导人；实行透明政治，除依法并且在律师的要求下召开闭门会议的除外，一切行政会议、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公民皆有权旁听；实行经济民主，企业的监事会、董事会、管理委员会等机构中依法应有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职工代表，企业主管工资福利的副厂长、副经理应由工会派出；所有的企业、事业单位都应组织工会，工会负责人由工会会员选举产生，工会的首要职责是维护职工的权益，并且可代表全体职工与政府、集体或资方就工资总额进行谈判；农村应组织农会，农会负责人由农会会员选举产生，农会的首要职责是维护农民的权益；政府扶持民间组织的发展，但民间组织不得进行非经法律允许的游行示威、户外演讲等街头政治行为，不得破坏社会稳定。
宪法第三条规定：“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这种立法、行政、司法三位一体的制度能够体现人民当家作主的特点，保证了人大成为名副其实的权力机构。但是，如何在权力高度集中的人大内部实行分权制衡，特别是如何监督政府、司法机关，以及谁来监督人大，还需要作出制度上的安排。我认为，一要发挥第四权即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作用，二要体现选民的选择，三要支持公民行使宪法第六十三条中规定的罢免权。对罢免官员的条款进行具体的立法，出台细则。
中國宪法第六十二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查和批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和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审查和批准国家的预算和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也就是说，人大具有监督财政支出、财政预算决算的职能。中國目前的当务之急就是要将之落到实处，在各级人大中尽快成立会计局或审计局，由专业人士和专职的高素质的人大代表们掌管“钱袋子”，人大财经委员会不得由政府官员转任。各级政府必须列出详细的财政预算清单，没有人大的批准，政府和各部门不得乱花一分钱。
为了实现可控民主，必须对“两会”政府工作报告进行问责。各级“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都不断地征求方方面面的意见，力求完美无缺，但报告中的内容有多少落实了，似乎无人关心，于是大多数问题一年又一年重复地提出，写入报告。所以，我建议：每年的“两会”对前一年“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进行回顾、评价，说明落实情况、未落实的原因以及整改措施。
还必须对提交议案与否、议案质量以及落实情况进行问责。目前，“两会”提案情况并不十分踊跃与理想，提案多是个人性质或者小范围征集而来，很少公开征集提案。学者根据中國人大网的公开资料统计出1800多位十届全国人大代表（不包括黨和国家领导人及各地省级领导）5年来没有领衔提交过一件议案。提交的议案中重复的很多，大多不敢涉及所谓“敏感”、实则关系民权民生的重大问题如信访、劳教等。议案的落实情况也无人问津，无权问责。所以，我建议：对于连续两年没有提出一项议案的代表或委员作自动弃权、放弃代表或委员资格处理；鼓励代表或委员通过媒体或其他途径公开征集提案；对于提案中的问题应当解决而没有解决的，由人大以一定的法定程序追究有关部门的责任。
三、增进民权，改善民生，建设“社會主義新国家”。
按照“抑制官权，规范资本，增进民权，改善民生”的原则，进行“社會主義新国家”建设。
1、实行阳光财政制度。建议从阳光财政、民主财政入手，建设阳光政府、社會主義新国家。改革人民代表选举制度，促使人民代表大会认真监督预算、决算和支出状况；严格执行预算法，追究超预算开支、非预算开支、改变预算开支项目的责任；逐步取消预算外、制度外的收费；向社会公布预算内、预算外、制度外的收入与支出的详情直至每一项采购、开支的情况，接受民众的监督。
2、实行阳光财产制度。建议制定阳光（财产）法案即公职人员收入与财产申报法。按照“渐进妥协、实事求是、减少阻力、消除障碍”的原则，设定5年的执法过渡期，公职人员新进、调动、晋升皆需申报与公开财产，原岗位不动可暂时不申报与公开财产，但最长期限5年，期满后或者退出公职，或者公布财产。凡主动公布财产者，财产与收入不符的部分缴纳特别税，税率约80%，剩余的财产合法化，不再追究公职人员的法律责任；凡不主动公布财产者，一旦被揭发或查处，依照有关法律惩处；退出公职者，缴纳60%的特别税，剩余的财产合法化；在5年过渡期内收受的非法财产，一律依法惩处。
3、制定反腐败法（廉政法）。反腐败法确立相对獨立的反腐败机构，鼓励举报，规定公职人员操守，对影响力交易、回扣、非物质性的好处、性贿赂等予以惩处等。建议设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廉政总局（总署）”，各地设立廉政分局和联络处，全国按地区设立10个分局，每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设一个分局。各市、县设立廉政联络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设立廉政委员会，领导和监督全国的廉政及反腐败工作，地方人民代表大会不设立相应的委员会。国家廉政总局受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领导和监督，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对全国人大常委会负责并报告工作。同时，作为过渡性安排，国家廉政总局也可接受国务院与全国人大的双重领导，垂直管理，不受地方政府与地方人大的干预。由原监察部、预防腐败局、反贪局、信访局等合并而成。
4、实行教育第一、教育优先的战略。中國的真正崛起取决于教育的崛起。教育第一战略的突破口是将教育指标和教育公平列为各级官员政绩考核的第一指标；按照学生实际人数而非户籍人数拨付教育经费，实施完全免费的义务教育；在打工子弟中实行教育券制度，逐步实现外来人口子弟在当地参加中考高考；国有大学按照各省区直辖市的人口数或者应考学生数，确定相应的招生指标，同时在此基础上考虑国家开发西部的政策、生源质量、地域因素等进行微调；高考推行“一年两考”或“一年多考”，压缩考试科目、天数，增加面试；推行素质教育和能力考试，禁止义务教育阶段的择校、补习，实行教师流动制度，减轻学生负担；大幅度提高教师特别是贫困地区、农村地区、偏远地区教师的工资待遇，遏止城乡教育差距的扩大；建议将孔子的诞辰（阳历）9月28日确定为教育节或新的教师节，以彰显中國人民尊师重道、传承文化、提升道德的大国风范和气魄，它将有助于提高国家的软实力，提升全体国民和华人的民族自豪感，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促进两岸统一。
5、实行“三免”制度——免费义务教育、免费基本医疗、免费基本养老。除了实行完全免费的义务教育，还要建立免费基本医疗制度，免除国民的诊疗、手术、住院费用，药费目前自理一部分，未来全部免除；降低药价，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制定《社会保障法》，规定财政对社会保障的投入比例，确立公平、统一的社会保障原则和社会保障体制，让官员、公务员、事业单位人员、一般城市职工、无固定工作者、农民、农民工拥有同一张社会安全网；扩大低保范围，提高低保标准，根据低保者有无劳动能力给予不同的低保待遇；建立综合性公积金制度，公积金资金不仅可以用于住房，而且还可以用于教育、医疗和养老；建立农村个人账户制度，国家和地方财政扶助、个人缴费的合作医疗、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等资金全部打入个人账户。
6、废除户籍制度，建立国民信息系统。户籍制度是构建公正社会的第一大障碍，它与市场经济完全相悖离、相冲突；户籍制度是“三农”问题、城乡差距扩大的祸根，严重阻碍了中國城市化的发展，它既损害了农民、外来人口的利益，也损害了城市居民的根本利益；户籍制度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国际公约，妨碍了公民权利的实现。必须废除户籍制度，代之以国民信息系统——身份证系统进行社会管理，将个人和家庭信息、就业收入以及财产情况、信用守法纳税记录、养老医疗低保等社会保障资料、甚至做义工、志愿者等事项一并纳入全国统一的身份证号数据库中，按照身份证号建立社会安全网，建立可衔接、可转移、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同时将个人档案电子化、透明化，进入国民信息系统中，供全社会有条件地查询，打破城乡界线、地区界线、城市界线，塑造政府与公民之间透明、互信的新型关系。
7、取消特供制度，解决特权腐败，赢回民心。取缔高级干部的食品特供制度，取缔国有医院中的高干病房，禁止干部的公费疗养；破除国有垄断，缩减庞大政府，降低行政成本；大幅减少公款吃喝、公款用车、公款旅游出国的“三公”特权消费；废除官员的特权型养老、医疗和福利待遇，除退休的国家主席、人大委员长、总理等少数人之外，取消公务员退休离休后的秘书、厨师、保姆、警卫员、司机、勤务、公务员、专车、住房及医疗方面的特别待遇。
8、进行土地制度改革，建立现代农村制度。以赋予农民土地所有权或完整的土地产权作为新农村建设和农民致富的突破口。实行土地的“三化”——资本化、规模化、合作社化，允许土地的买卖、出租、入股、抵押贷款，解决农村的融资困境；农村集体土地应当享有开发建设权；借鉴台湾“土地增值归公”的经验，土地转为非农用时一半充公，剩下的一半收取高额的土地增值税；对土地的买卖施以限制——必须在城市有工作、有住房；或者年老无人赡养，或者开发商解决其工作、住房和社会保障，这样，农民才能卖掉他的土地，因此，土地改革不会发生豪强土地兼并、农民流离失所的状况。现代农村制度是指既符合中國国情更要遵循现代人类文明规范的民主、法治、公平、高效、开放、文明的社會主義农村制度，包括现代农村政治制度、现代农村经济制度及现代农业制度、现代农村社会制度和现代农村文化制度；建立现代农村制度就是要建立村民自治、权力在农、土地农有、税费法定、公平高效、科学文明的现代制度。
9、改革国有企业，保护民营经济。修改《反垄断法》，禁止行政型垄断；废止2006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的《关于国有资本调整和国有企业重组的指导意见》，废除或修改最近出台的十大产业振兴规划，重点扶持民营企业；设定国有企业边界，改善国有企业治理结构；遏制国企官场化，取消国企行政级别；实行国企的全民持股、全民分红，加大国有企业上缴特别收益金的比例；切实保障民营企业的合法权益，落实非公经济发展的两个“36条”，解决“玻璃门”、“弹簧门”现象；开放民营金融，减轻民营企业的税费负担；建立法治经营环境，改变民营企业的弱势地位。
10、打破金融垄断、废止《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改革银监会和中國人民银行的职能，扩大私人银行试点，将规范的地下钱庄合法化，进一步发展股份制银行、股份合作性质的企业，发展企业债券，允许企业在一定条件下自主集资融资。废止国务院1998年7月第247号令《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大力发展社区银行、乡村银行、小额贷款公司，允许定向吸储、土地和宅基地抵押，解决老百姓创业、新农村建设的融资困境。
11、建议对经济罢工权立法，规范罢工行为，制止非法罢工，避免经济问题政治化，防止劳资矛盾演变为官民冲突，从而维护社会稳定。没有罢工权立法，怎样能遏止企业主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过程中侵犯劳动者的权利？没有罢工权立法，将经济性罢工当作“政治事件”、“突发事件”、“群体性事件”，当作“闹事”来对待，加以弹压，把劳资矛盾动辄上升为官民冲突、政府与工人的对立，政府替资本家背黑锅、承担责任，这种做法是极其不明智的，不但加重了政府的工作负担，而且加剧了社会的不稳定，败坏了政府的形象。没有罢工权立法，就不能保护正当罢工，制止无序罢工和各种怠工、停工现象，不利于社会的稳定。罢工权立法即使会给社会稳定带来一些风险，那也是局部的、微小的风险，它是推动劳资关系改善所必须付出的代价，是一种“必要的罪恶”，实际上，罢工权立法可以起到“社会安全阀”的作用
12、进行行政体制改革。缩小省级行政辖区，以遏制地方主义势力，加强中央政府的权威性；增设副省级直辖市直辖市，考虑到南京、武汉、广州、西安、沈阳、哈尔滨、成都等大城市为省会，不宜变更，应继续保持他们的副省级地位，现可考虑增设青岛、大连、深圳、珠海、厦门、苏州、宁波、洛阳作为副省级直辖市，同时扩大他们的区划范围；实行大部制，合并民政部与国家地震局，组建民政与紧急事务部，加强对灾难的统一救援；撤消铁道部，设立铁道总局，归交通部领导；撤销科技部，世界上极少见哪个国家设有科技部的。目前，中國各级政府的4000个科技局、数十万官员和办公人员消耗的经费至少相当于科研经费的一半，所以，我建议恢复国家科委，减少人员编制和办公经费，市级（包括县级市）以上政府设置地方科委，其他县级政府一般不设；建议在国家海洋局的基础上成立国家海洋部，统筹海洋事务，确保国家的海洋主权和利益，改变中國局限于大陆型国家的历史与现状；建议分拆中央电视台或者另建“国家电视台”，以打破垄断、促进电视行业的竞争，同时扩展央视品牌，提升国家级电视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建议国家对监督部门如监察局、检察院、反贪局、法院、审计、环保、安全监督实行完全的垂直管理，对竞争部门如烟草、食盐、电力等取缔专营垄断。
四、继续解放思想，开展社会正义运动，建设公正社会。
中國急需第三次思想解放运动。这次思想解放运动将厘清公有与私有、人治与法治的迷思，解决为什么要减少国有、破除国企垄断、减少人治、坚定不移地实行宪政与法治的问题。
社會主義与传统的公有、国企没有必然的联系，共同富裕与传统的公有、国企也没有正向的关联。当今世界上最公平、贫富差距最小的国家如北欧诸国、西欧、日本等皆是财产私有的国度，其基尼系数都在0.30以下；贫富差距的缩小只与所得税、遗产税等税制、股份共有、社会保障等制度、倡导公平的左派政黨在西方不断执政等密切相关，与传统的公有制、国有企业没有正相关性。
建议开展社会正义运动、平等权利运动，建立公正社会。罗尔斯说：“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不能把稳定作为社会的首要价值。如果以稳定为借口，牺牲社会正义，损害政府的信用和威信，那么将导致社会长期的不稳定。
上个世纪初美国的社会进步运动，以及揭露社会丑恶的“扒粪运动”，最终一扫美国的腐败，为三十年代的新政以及二战后的经济社会全面进步奠定了基础。19世纪后期，美国的经济高速发展，国家迅速致富。1894年，美国的工业总产值超过英国，居世界第一。工业化、城市化虽然给社会带来了丰富的物质财富，但并没有消除社会贫困和不满，相反，社会矛盾日益激化，社会骚动频繁发生。当时美国有一本小说《民主》，里面有一句话说：“我七十多岁了，跑遍了全世界，走了这么多国家，还没有见过一个比美国更腐败的国家。”那时的美国，贫富分化类似于当今的中國，到处是血汗工厂，工人每天工作12小时以上，而工资却微乎其微，各种工伤事故和矿难频发，食品安全、饮水安全、环境卫生以及住房问题、穷人子女的教育问题都十分突出。那时美国工人也没有罢工的权利，劳资矛盾尖锐，贫富階級严重对立。但是，从1900年到1917年，美国兴起了一场社会进步运动——反垄断、反特权、反歧视；争取平等权利、改善工人待遇、缓解劳资矛盾；开展社会慈善运动、安居运动，消除贫困、救济穷人，解决食品安全、环境卫生、贫困人口教育等问题，纾解民生困境；开展扒粪运动，揭露社会黑暗与弊端、抑制权贵经济；进行政治改革、重建法治规则、商业道德和社会价值，等等，社会进步运动几乎囊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对于日后美国的进一步发展和长治久安影响深远。
目前中國的病态非常类似于100年前的美国，中國也正需要一场社会正义运动或社会进步运动，改变是非颠倒、道德堕落、社会危机四伏的现状。如中國应当开展反垄断、反特权、反歧视运动；采取措施，帮助工人争取自身的权利、改善工人待遇、缓解劳资矛盾；开展慈善运动、安居运动，消除贫困、救济穷人，解决食品安全、环境卫生、贫困人口教育等问题，纾解民生困境；建立现代新闻制度，允许民间媒体的规范发展，开展扒粪运动，揭露社会黑暗与弊端；进行政治改革，重建法治规则、商业道德和社会价值。未来，中國必须加快政治体制创新，尤其要坚定不移地走建设社會主義法治国家的道路。
附件：社會主義新政的主张
社會主義新政包括政治新政、经济新政、社会新政、文化新政。
一、政治新政。
弘扬宪政主义与社會主義价值观，推行“四民主义”思想——“民有（人民拥有国家主权和财产权）、民授（高层实行代议制、人民通过民主方式授权于政府、人民不直接管理国家）、民治（基层实行地方自治与村民自治、人民直接治理）、民享（人民分享发展成果）”，以“四民主义”为指导思想进一步改革中國、发展中國、稳定中國、统一中國。以“四民主义”涵盖、创新、超越三民主义，化解大陆与台湾意识形态的分歧与对抗，创造两岸人民能够共同接受的价值观。
合并“中國”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两国名，使用唯一永久国名——“中國”，以克服一朝一代思维和意识形态色彩。台獨分子因为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而分裂中國，国民黨和台湾主流人群也不认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但认同中國，使用唯一国名“中國”后可极大地增强台湾同胞的祖国意识，抹去意识形态隔阂，避免“一个中國”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是“中华民国”的争执，使得台獨分子失去以政治和意识形态理由分裂祖国的借口。采用唯一永恒国名“中國”，可加速中國和平统一的进程，以后中华民族万世一系，皆称“中國”，全世界华人皆以“中國”为自豪。
召开制宪会议，在全国人大设立违宪审查委员会，同时成立宪法法院，废除违宪的法律、制度、文件、指示；同时，维护执政黨、中央政府在宪政之内、宪法之下的权威性、有效性；倡导可控民主，优先进行人大代表的直接选举和各级人大的改革；实行代议民主、可控民主、协商民主以及中國特色的公推公选，提倡室内民主（通过电视、礼堂、教室等发表竞选演说）、法治民主（而不是“文革”式的无法无天的民主），反对街头政治；实行地方自治制度，确立司法、立法、监察、反贪、审计、媒体等的獨立性；实现权力的分立与制衡，从财政上组织上人事上保证人大、政协、法院、检察院、反贪局、监察、纪检、信访、审计、工会、媒体的獨立性。
废除劳动教养制度，启动法治国家建设；劳动教养制度赋予了各级领导和公安部门法外关押老百姓的权力，属于明显的违宪违法，而政府以违宪违法的方式处罚公民中的轻微犯法，已经严重地损害了政府的合法性。而且，政府违宪违法，等于是污染了水源，上行下效，谁也不会尊重宪法和法律！只有依照宪法和法律治国，才可以保证执政黨的长期地位。
废除行政型的信访制度，在全国人大常委会设立立法监督型的申诉总局，在各省区直辖市、市、县设立垂直管理的申诉分局，负责对信访问题的法治化统筹监督与处理，另外设立对人大申诉局负责的申诉专员制度，专事听案、调查，向检察院举报。各地申诉分局的任务，一是接待上访人员，建立档案，将案件分类提交到一府两院处理，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部门提供信息动态服务。二是督促行政复议，对复议结果不满的，指导申诉者异地起诉。三是派出申诉专员倾听民情，獨立调查。四是代表人大，全面监督一府两院对申诉的处理过程和处理结果。
申诉局不会成为又一个信访局，第一，申诉局隶属于人大，确保其财政上、组织上獨立于各级政府，保证它的自主性和公正性；第二，申诉局有调查权、指定受理权、监督问责权，这符合人大的职能和改革方向，有利于强化人大的作用。而且，申诉局的优点在于，避免了大量的上访人员进入北京；申诉局既不像信访局那样没有权力，也不是准司法机构或司法替代机关，案子最终还是要由复议和司法的法治程序来解决，只不过，它强化了獨立性和责任追究。
之所以把行政型的信访局转变为立法型的申诉局，是因为：第一，通过对信访制度的改革促进人大制度的改革，将宪法中全国人大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地位落到实处，各级行政部门不但不能干预人大的工作，相反他们都要接受人大的监督。也就是说，立法型的申诉局符合人大改革的方向，能够促进人大的改革，也实现了冤案申诉、处理方面与发达国家的基本接轨。第二，人大是立法机关，也是监督机关，申诉局设在人大，便于案件的法治化解决和加强监督。
二、经济新政。
从特权型市场经济走向共享型市场经济。共享型市场经济的本质是公平、均衡与普惠。发展不仅仅是经济增长，它是经济、社会、文化、政治的全面进步；共享型市场经济主张民有、民治、民享，产权共有、股份共享、社会分红；强调不同人群、不同地区的普遍占有、平衡发展；共享是经济增长或发展的意义和目的所在，没有共享，经济增长不但没有意义，而且是有害的，必然导致种种的社会矛盾、社会分裂乃至于社会动荡。共享型市场经济对于解决目前中國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问题，如经济与社会失衡、城乡失衡、东西部失衡、资源环境破坏严重、过于注重GDP、过多收税、官僚垄断企业、垄断金融、工资率太低、消费率太低、财政中民生支出太低、以及教育、医疗、养老、住房“四座大山”等等问题具有极其重大的战略价值，也就是要改革政治体制，赋予民众权利，让人民共享改革与发展的成果。
建立共享型市场经济，关键是实现权利共享，然后才能利益共享。
为了共享权利，必须立法保障公民的话语权、决策权、管理权、组织权、出版权、罢工权、迁徙权、监督权、司法权；必须取消特权待遇，废除等级性、多轨制的医疗养老体制，建立普惠、平等的新型社会保障制度；废除歧视性的二元户籍制度，促进城乡、不同地区的均衡投资和财富共生；国有企业应将股份量化到全体国民，进行社会分红；建立有利于穷人的税制，目前中國的税收是有利于富人而不利于穷人、不利于缩小贫富差距的，如我国至今没有开征遗产税；又如个人所得税，中國工薪阶层平均纳税额比例高达25%，据调查，富裕阶层只纳税16%；改革金融制度，还人民金融权、保险权，鼓励民营银行、社区银行、乡村银行、小额贷款公司、草根银行的大力发展，以农业保险、房屋保险、财产保险及国家对于涉农保险的扶持与补贴来帮助人民抵挡各种自然灾害，以土地抵押贷款、宅基地抵押贷款来帮助农民融资致富；还人民土地的权利，实现土地的资本化、财富化。城乡土地制度应当统一，城乡居民皆有权根据土地使用规划而自由地购地建房，打破土地和房地产业的垄断；城市居民有权到农村去购房、创业，从而降低城市的房价；农民也有权进行土地开发、房地产开发，有权在集体土地上不需经过征地、只需遵循规划而自办私人企业（非乡镇企业）、自建开发区（而不是必须征地后由政府才能建），这样才能把土地的收益留给农民。粮食安全的危险来自于官员征地，而不是来自于农民对于土地的合理利用，只要国家制定好土地综合利用的规划、法律，农民是不敢违法的，但官员往往是敢于违法的。
实行民有制、共有制以及经济民主、劳动民主、管理民主；实现收入均等、全民福利；推行免费义务教育、免费基本医疗、免费基本养老的“三免”制度，以所得税、遗产税、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等实现收入均等、地区均衡与共同富裕。
集体诉讼制度是中國克服腐败、拯救环境、制止股市欺诈的法宝。只有人民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懈怠；只有人人负起责任，才不会人亡政息。发动群众，进行监督诉讼，才能够建立清新廉洁公正的社会。
建议实行财政公益诉讼、纳税人代表诉讼制度。只要老百姓有官员贪污腐败、浪费公款比如公款吃喝、公款购买豪华汽车、公款旅游出国等证据，任何人都可以到法院起诉，追回的资金拿出一部分奖励起诉者。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都有这样的法律。只要允许纳税人也就是广大民众起诉，贪官们立即会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他们不得不行为收敛。
建议实行环境公益诉讼、环境集体诉讼制度。所有的环境污染受害者可以委托某一个受害者进行集体诉讼索赔，让破坏环境的企业付出高昂的代价，让企业不得不考虑是治理污染花钱多还是被集体索赔损失大，让他们以后再也不敢污染环境了。而目前我国主要依靠上级检查人员来到企业督促检查，必然导致弄虚作假、蒙骗上级、检查团一走排污设施又晒太阳的局面。依靠从上向下的监督必然事倍功半，甚至效果为零，只有从下向上的监督，才能事半功倍。
建议实行股东集体诉讼、股东代表诉讼制度。股东代表诉讼是中小股东权益的重要保护手段，其目的是建立一种机制为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主持正义，阻止公司董事、董事长、大股东、高级管理人员滥用公司权利。在美国，规定所有的投资者都是天然的诉讼主体，普通人打股票官司可以不花钱，官司打赢后从赔偿金额中扣除律师费。由于股东诉讼的胜诉率极高，所以许多律师都争着为股东打官司。而且，美国采取举证责任倒置，由公司方举证，这样十分有利于普通人。一旦官司胜诉，企业要赔偿全体投资者，违规的企业往往要破产。所以，很少有企业敢于违规违法了。美国安然公司丑闻，在特定时期买进安然股票的投资者，可以获得近40亿美元的赔偿，安然公司轰然倒下。
建立集体诉讼制度，是中國走向清廉健康经济的重要手段。
三、社会新政。
开展社会正义运动或社会进步运动，弘扬社会正义，促进社会进步，保障公民权利，建设法治国家。
提倡新“三公”：公民、公权、公德。培养公民意识，主张公民权力与责任；大力培育公民社会，鼓励工会、农会、协会、商会、NGO的獨立发展和民间慈善组织的合法化；树立公共权力、天下为公、权力归民的理念，遏制公权力的滥用、私用；弘扬社会公德，沿着民主与法治、制度与监督、程序与规则的轨道建立坚如磐石的现代道德。
建立国民信息系统或身份证电子系统，以三至五年的时间废除二元户籍制度，统一城乡人民的劳动用工、社会保障以及财政、金融、土地等制度，赋予农民享有全部的国民待遇，赋予外来人口同城待遇。
实行“社会民主”，保障人民工作的权利、医疗的权利、福利的权利、住房的权利和依据其能力接受教育的权利；遵循“抑制官权，节制资本，改善民生”的原则，建立民生国家；消除特权、腐败，缩小贫富差距，以可控民主制度解决官民矛盾、劳资矛盾。
建立现代反腐败制度，实行“三阳光”、“三监督”制度。所谓“三阳光”，即阳光行政、阳光财政、阳光财产：“三监督”即新闻监督、公众监督、人大监督。
四、文化新政。
开展“高贵中华、文明中國”活动；实施教育第一或者科教优先的发展战略。
“高贵中华、文明中國”，就是要抛弃封闭、專制和官主的传统，摈弃谎言、阴谋和暴力的政治，服从规则、程序、透明和监督，完善民主法治，保护人權产权，弘扬诚信、大爱的精神，提升官德，培育公德，使中华民族高贵起来，使古老中國文明起来。
中國的当务之急就是要弘扬诚信和大爱的精神，消除无处不在的欺骗和陷阱，建立信用制度；提倡谅解、妥协、对话、双赢的理念，改变枪杆子里出政权、流血夺江山、敌我势不两立、一山不容二虎的传统思维，建立宽容、和解、高贵、文明的新中华。
致力于铸造“中华新文明”或“现代中华文明”。“中华新文明”或“现代中华文明”就是：将现代人类文明与中华优秀传统、宪政社會主義思想结合起来，使中华民族既有全球意识又有寻根意识，使社会既稳定和谐又进步发展，既有效率又有公平，既崇尚科学、法治的权威，又充分尊重民主、人權，保障人的尊严与幸福。“中华新文明”或“现代中华文明”弘扬民本、宪政、公平、科学以及团结合作、相互尊重、民主协商的精神，保护思想自由、学术自由、言论自由；尊重新闻的獨立性，疏通民意表达渠道；大力弘扬传统文化的精华——爱国主义、民本主义、忧患意识、尊师重教的传统以及社会道义感、责任感、使命感，进一步增强中华民族的内在凝聚力；吸收现代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创立现代新闻制度、现代教育制度、现代文化制度；确立宪政价值观、多元文化观、现代道德观、社會主義公平观。
中國的真正崛起取决于教育的崛起。建议实行教育立国、教育第一、科教优先的国策。将教育立国、教育第一、科教优先写入宪法；将教育指标列为各级官员政绩考核的第一指标；大幅度增加教育投入，力争在五年之内将公共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从目前的百分之三点多提高到发达国家的百分之六，努力压缩行政成本；大幅度提高教师特别是贫困地区、农村地区、偏远地区教师的工资待遇；大幅度提高学生奖学金、助学金、助学贷款的覆盖面和额度；大力鼓励民办教育特别是民办大学的发展，鼓励公办大学改制为民办、成立董事会，向社会筹集资金；取消对民办学校在职称、评奖、高考录取等方面的歧视；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将继续教育学院改革为以职业教育为主。增加中学、大学的实用技能课程；普遍开展对工人特别是新工人（农民工）的技术培训；大幅度提高企业的研发支出，对于研发投入实行免税等优惠政策；改革国家化、行政化、营利化的教育体制，改变应试教育、唯智育、唯论文数量和科研经费数量、忽视劳动与实践的教育现状，鼓励学术异见，倡导大学精神，培养完善人格。
作者:胡星斗
中国报道周刊, 2011-12-18. | 添加评论 | No comment
原文地址 致“十八大”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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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二十几岁的青年记者，我告诉他Reporter ohne Grenzen（无国界记者）近来公布的排名：2009年中國第168名，德国第18名；2010年中國第171名，德国第17名。如果我们相信无国界记者的评估，德国的新闻自由情况越来越好，中國的新闻自由情况越来越糟糕。我不完全相信无国界记者的评比，但是，我至少相信一个是事实：在德国获得刊号是免费的，是向国家图书馆（Nationales ISSN-Zentrum für Deutschland Deutsche Nationalbibliothek）索取，而在中國是必须经过国家新闻出版署。在德国，刊号的申请和获取比钓鱼证还简单，在德国钓鱼要办理钓鱼证，而且还要经过考试，获得证书后每五年还要经过考察审核，不然钓鱼证还会被收回。办报挺容易，一次性花30欧元到市政府注册，然后可以拥有记者证，天南地北到处跑，言论自由。
但是，德国的新闻自由也好不到哪里去，比如说2010年12月，德国联邦银行董事会成员、社民黨人蒂洛？萨拉青（Thilo Sarrazin）出版新书《德国自取灭亡》（Deutschland schafft sich ab） ，几个月后他成为百万富翁，仅靠这本书的版税，他就足足赚了好几百万欧元，可是他被从德国联邦银行董事会驱赶出去，不过，他幸亏生活在德国，若在中國可能另一种命运。刘晓波就因为《Macht versinken： ein Memorandum an China》《大国沉沦—写给中國的备忘录》（台北允晨文化出版社。 10月 2009年）被判11年有期徒刑。
德国的美女新闻主播Eva Herman 由于说话不谨慎，而被开除职务，但是，在德国至少不会发生记者被殴打，而根据媒体报道，中國的王克勤等被警察殴打。
德国宪法（基本法）第5条有关言论自由的规定：
（1）人人享有以语言、文字和图画自由发表、传播其言论的权利并无阻碍地以通常途径了解信息权利。保障新闻出版自由和广播、电视、电影的报道自由。对此不得进行内容审查。
（2）一般法律和有关青少年保护及个人名誉权的法律性规定对上述权利予以限制。
（3）艺术、科学、研究和教学自由进行。教学自由不得违反宪法。
但是，德国总统Christian Wulff（克里斯蒂安·武尔夫）在萨拉青事件发生后，却要求我们新闻记者写作必须有“质量标准”（ Qualit？tsnorm für Journalismus），一国总统，如此言语，大大损害国家形象。德国的机械制造全球出名，原因是德国人有严格的质量标准，但是，如果德国每个记者的写作都按照一个标准，德国离“自取灭亡”真的不远了。
中德言论自由有很大的区别，在德国你可以批评总统，在中國则不可以。
根据12月4日法新社的报道，原《光明日报》总编胡占凡被任命为中央电视台台长，他还是中國记者协会的副主席，他曾发表一段重要讲话：“一些新闻工作者，没有把自己定位在黨的宣传工作者上，而是定位在新闻职业者上，这是定位上的根本错误。”
“胡占凡语录”出台后，国内网民通过微博、Twitter微博等平台讽刺，比如“有一些二奶，没有把自己定位在为首长服务上，而是定位在反腐败上；有一些郭美美，没有定位在为红十字会涂脂抹粉上，而是定位在炫富上；一些观众，没有把自己定位在接受宣传教育上，而是定位在观赏上，这都是定位上的根本错误。”还有“有些大使馆不把自己定位在气象研究员角色上，而是定位在大使上，这是严重的失职！”“有一些人，没把自已定位在感谢国家上，而是定位在自已是纳税人上，这是定位上的根本错误！”“胡占凡同志没把自己定位在奴才上，而是定位在台长上，这是定位上的根本错误。”
看来，胡占凡和武尔夫都犯了“标准”错误。
最后，记者让我给中德读者留下一句话，我思考了一下，说：“Macht bedeutet die Sprache der Machthaber， Sprache ist das Recht der Bürger.（权力是权力阶层的语言，语言是公民阶层的权利。）”
只要有“最高指示”和“最高标准”的国家，其公民肯定失去语言的权利，差别只是多寡的问题。
注释：
[1] 入选理由：1999年9月9日以来出版发行纸媒月刊《European Chinese News》。
作者:谢盛友
中国报道周刊, 2011-12-16. | 添加评论 | No comment
原文地址 语言是公民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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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发展阶段理论的提出本来是为了改正大跃进主义的错误，而在如今的中國，发展阶段理论已成为阻碍财富重新分配，阻止社会和政治改革，麻痹人们思想的工具，它的危害已不亚于大跃进主义的破坏，因为后者已有所批判，而前者人们还一直被认为是真理。
2011年10月18日
海德堡
作者:何流
中国报道周刊, 2011-11-24. | 添加评论 | No comment
原文地址 谬哉，所谓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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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会我们主任，一个韩国人召集我们开会，说这是非常严肃的事，别拿这事开玩笑。他怕手下的中國人幸灾乐祸。美国同事都如丧考妣，我也只能面带愁容。公司通知说如大家没心情上班，可以回家。经理是个强健如牛的美国人，嘟哝说：“我心乱如麻，干不下去。”说完拿脚走了。到了下午，百来人的部门几乎空了，我也打道回府。盯着电视，看那世贸大厦冒烟，倒塌，心潮澎湃。
我不敢说我当时的心情，说了肯定要挨骂。据说当时美国国务院请了一帮中國记者来美国见广，记者们看世贸大厦轰然倒塌，抑制不住内心激动，击掌欢呼，气得主人把他们原封不动送回中國。我很理解那帮中國记者。
那时我正为中國捏一把汗。
九九年美国轰炸中國南斯拉夫使馆和年零一年四月在中國海南岛撞机让我感受深切。九九年芝加哥各大学的中國留学生都去市中心游行抗议炸馆。一行中國学生，举着被炸死者的照片和标语，默默穿过仇视的人流。在美国媒体熏陶下的美国人民对中國充满敌意；有人从高楼抛下东西，砸伤了个学生的手指。这次游行，有记者录像，但任何媒体都没报导。而撞机事件激起的美国人对中國的铺天盖地的狂妄仇恨言论更让我艰于呼吸。
撞机后美国国防部长撇着嘴说要把工作重心移到亚洲，字字如钉。他们也确实在紧锣密鼓地准备武力征服中國。搞中國，必先怂恿台湾獨立。糊涂不明世局的台湾人有这老大撑腰，当然要闹獨立，一闹，中國必出手；一出手，美国就冲过来当英雄好汉，抑强扶弱，大打出手，把中國沿海主要城市炸个稀巴拉。中國那时可怜，空军不如巴掌大的台湾，海军不如脚掌大的日本；美国飞机来炸，中國人只有挺着用血肉之躯来消耗他的炸弹，等他把炸弹扔完，一如日本侵略中國时。它的飞机我们看不到，摸不着，他打中國就像打瞎子。中國到底是拼老命还是俯首认输？扔核弹吧，核弹只人家一个零头，还丢不到人家门口。拼命发展军力吧又来不及。中國又没有一个硬朋友能帮把手，美国却有一大帮一呼百应的铁哥们。中國在劫 难逃。
当时美国如头发情的疯牛，要搞人，要顶牛。可举目四望无敌手。苏联被打倒了，还被踏上了一只脚，从原来的远多于美国人口的苏联到不足美国人口一半的俄国，再过一百年也休想与美国为敌（百年后美国人口将是俄国的三倍！）。那时世界各国都龟缩着，只有中國那头瘟牛在那儿傻站着。美国便直奔中國而去。中國最怎么温顺也是枉然，因为美国急需一个敌人，他浑身邪劲，发烧作热，不杀不打燥热难熬。而没有比中國更理想的敌人了：黄种人，共產非教国家，这个敌人比苏联更合恶魔形象。这头疯牛，红着眼，卯足劲向中國扑去。中國只有傻等着挨顶。而就在这时，有人在这疯牛屁股上狠命扎了一下。冷不丁挨这一扎，这头横牛就掉头他扑了。
我为中國吁口气。
过去十年，美国顾不上全心全意搞中國，给了中國10年时间。而这十年，美国搞了阿富汗，还欲火冲天，又趁热打铁，搞了伊拉克。搞伊拉克这回过足了瘾，精泄了；今年又有机会搞利比亚，但已有心无力，不打头阵了。但三仗打了一点：穆斯林世界。这仗打起来千年没完。美国可天天欢呼胜利：打下了阿富汗，打下了伊拉克，杀了宾拉登，他控制的北约打下了利比亚。但所有这些可以欢呼的胜利都是空的。因为只要信仰穆斯林的人们生活在那儿，只要穆斯林人口不被消灭，他就永远跟你有不一样的思维，不同于你的利益，可能跟你作对。
要征服穆斯林世界，必须要改变穆斯林人们的信仰。他们的信仰是和奶吃进去的。最好的办法是让穆斯林少生少育。西方制造了许多“科学”的 “计生”理论（只骗了中國人），穆斯林基于其宗教信仰，根本不上当，只是猛生猛育，这是让当今强权最恐惧的无穷无尽的定时核炸弹。若干年后，谁人多势众，谁将拥有这个世界。穆斯林国家，现在还没一个科技军事大国，都弱不经打，但其辉煌历史表明其人种有很好的智商基因。其发展只是个时间问题。也许三百年后，也许五百年后，没人可以阻止。有足够的人，有了科技，必有强国。如今武力征伐打乱这些国家，让他们自相残杀，只会暂时减少其人口，而战争之后，其人口又会迅猛回升。西方基督教为主的强权国家自己再怎么鼓励国民生育也生不过人家。美国再过一百年，人口也只6亿左右。而进入这些国家内的穆斯林也在猛生。两百年后，美国人口将为10亿左右，但穆斯林人口仍然至少会在其人口的一倍以上。
911美国为什么遭袭？都说那是恐怖分子对美国民主自由的攻击。问问美国之外的三岁小孩都知道那是因为美国对以色列无条件偏袒和对穆斯林国家的不义所致。但这些话在美国不能说，谁说谁埃骂。大多数美国国民没有反思。
美国号称以基督教立国，耶稣说：“爱你的敌人。” “别人打了你的右脸，伸过左脸让他打。”美国遭袭，只不过是被蜂子蜇了一下。美国没伸过左脸去让它蜇，而是扑过去把蜂窝全捣了，还没完，还要把蜂窝落脚的林子全捣了。
我希望将来我国遇上类似打击不要像美国这样集体疯狂，而是全民冷静反思。弱者与强敌拼死抗争必有其理。孔子说：“远者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不能远者不服，则兴兵以灭之。美国军事上太强大了。太强大了，就易轻启刀兵。因此我希望中國永远不要强大得如911前的美国。我们该牢记：强者至弱。
如今我国经济军事日趋强大，好像正在崛起。南海与诸多小国争资源。再过10年，中國经济军事实力会更强，打那些小国如踏只蚂蚁。但我希望，国人能牢记孙子教导： “兵者，不祥之器也，不得已而用之。” 美国03年搞伊拉克时算盘打得好：借反恐天机，一鼓作气，500亿美元搞定伊拉克。长期控制伊拉克，其石油可给美国带来一万亿美元的间接利润。灭伊拉克就像踏死个蚂蚁。如今花了上万亿，也没捞到什么。再者， 911前美国的强大威胁到许多国家的安全。当太多人感到你的强大是个威胁时，世人就会以奇妙的方式来跟你作对，让你垮得摸不着头脑。
世界大势往往由偶然的小事左右着，其运转如一疾飞的小球，任何碰撞都会改变其方向。 911改变了美国的冲撞轨迹，使之转向穆斯林世界。但穆斯林世界是个松散的文化群体。美国对之用武，如狮子扑鼠。中國却是头牛，横立于世。美国决没有忘怀中國，也决不会放过中國。
过去10年，中國躲过了美国的军事重压，有了十年的和平发展，经济军事都有了巨大进步。中國仍远远落后于美国，但美国杀我一万，自损为零的时代过去了。美国欲再想在与中國的军事交锋中如虎扑羊，占绝对优势，也许只有在其人口增至与中國人口相当时才有可能。美国有很好的战略家。战略家们成己事才智不足，坏人事谋略有余。美国总统常说：不能让任何人超过美国。美国对中國武攻将一如既往地怂恿他国与中國前台武斗，自己后台准备；文攻却由来已久，功夫到家。中國的墙脚也许早被他挖空了。看看美国世界人口战略规划（NSSM 2000），中國的“计划生育”也许是个巨大的人口战略陷阱。我国自残自杀的“计生”导致的20年后的劳力不足，人口老化和人口急剧萎缩是大战失败结果。911后美国好像正在衰落，中國正在崛起。但从决定国力根本的人口发展趋势看，也许中國正仰天大步走向陷阱。
2011年9月29
作者:蔡铮
中国报道周刊, 2011-10-13. | 添加评论 | One comment
原文地址 回望九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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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美女明星姚晨在7.23动车追尾事件中究竟发的什么声呢？
“事故中不幸去世的火车司机潘一恒，是我父亲的好兄弟，他们曾在一个车组工作。父亲悲痛万分地说：潘师傅的孩子才7岁，他为人憨厚，工作尽职。如果昨晚他临阵脱逃，没有拉下紧急制动系统，那伤亡人数将会翻十几倍。可怜他尸骨未寒，却被人猜测事故原因是他疲劳驾驶，这种说法简直混账之极！”——摘自姚晨微博
在《不取缔中宣部，将被取缔的是你们自己》一文中，我说过：“任何人都有权思考、有权质疑，尤其是在7.23动车追尾事件中，对火车司机、对其他相关人员、对动车、对铁道部……都一样”。姚晨应该明白这一点。
作为一火车司机女儿，更该明白：“拉下紧急制动系统”，是一火车司机的职责，相反是渎职、是要被判刑的，而不是假设“如果昨晚他临阵脱逃，没有拉下紧急制动系统，那伤亡人数将会翻十几倍”。
姚晨以“火车司机潘一恒，是我父亲的好兄弟，他们曾在一个车组工作”、“父亲悲痛万分地说：潘师傅的孩子才7岁，他为人憨厚”、“可怜他尸骨未寒”……等煽情，而后悍然耍泼，大骂“这种说法简直混账之极”，显然别有用心。
在群情激愤的7.23动车追尾事件中，姚晨的“简直混账之极”，应该是中共一惯的做法：跳动群众斗群众、转移视线，把矛头从动车安全、国家对动车的决策、铁道部的做法、中宣部的做法……等等引开、引向批评者。
德国《商报》的《中國博客打破官媒垄断》一文，显然黑白不分，竟看不出姚晨是在混淆是非。如果文章作者不是想搅浑水，那就至少是用错了这一素材。
我说过：外国人实在不了解中國，常爱吹捧中共捧出的名人、明星；而实际上，这些名人、明星都是替中共做事的。空口无凭，请看证据：
“对姚晨、刘翔这种娱乐与体育明星比较喜欢，在比较严重的情况发生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借助这些明星来引导舆论……对一些年轻人有很大的影响力，而这些明星都是我们培养的，能不听我们的话？”——摘自《与宣传部合作，把新浪微博打造成引导舆论的利器》
《中國博客打破官媒垄断》还说：“中國当局数十年来垄断权力和舆论，可是年轻的博客作家敢于发声，针砭时弊，创造出一个新的公众舆论环境，当权者面临挑战……”
这样的结论，不仅显得作者的轻率，也进一步证明：外国人，看问题太简单了。
《与宣传部合作，把新浪微博打造成引导舆论的利器》中，中共还说：“于建嵘先生就比较理智，他上次使用微博拍摄乞儿的事，一下子就能化解钱云会事件带来的危机”、“李承鹏有三百万粉丝，不是我们推荐，他能有那么多粉丝？三万也不会有，但既然我们推荐了，你有了这么多，你就要珍惜，你的发言就要有分寸。用这种方法，我们可以控制所有的意见领袖”……
中共，还在那篇文中说：“……他们只要不涉及体制，不谈民主与体制改革，只要针对一些具体问题就事论事……不要触动政体与北京的根本原则与利益，把握住这个红线……”。如是，总应该明白：为什么韩寒要说“谈体制――认为不重要”了吧？
我说这些，无非是告诉外国与境外的朋友：中國大陆的事，不象你们想象的那么简单。中共，以每年数千亿的巨资，已组建成了一支从特务、大5毛到小5毛的庞大队伍；而中國网友，正在艰苦“抗战”……如果外国与境外的朋友与媒体不能帮忙，至少可以不帮倒忙。
顾晓军 2011-8-29 于南京
作者:顾晓军
中国报道周刊, 2011-09-09. | 添加评论 | One comment
原文地址 从揭开美女明星姚晨画皮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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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日、在中國、在中共控制着“面包”的这样一个社会里，于精于算计的中共而言，如果，你不给他们办事或小骂大帮忙等等，在客观上对他们有益、有好处的话，那么，你想红、想发财？那简直是在做大头梦！是不是？
去年，有人炒韩寒的《独唱团》的第二期被封杀。被封杀，肯定是中共的不是。但，很少有人会想：在思想与言论控制这么紧的大陆，中共为什么会给韩寒出《独唱团》的第一期呢？这难道不会是中共对韩寒的嘉奖、对小骂大帮忙的回报？
《独唱团》，定价是16元人民币一本。据说，出了30万册。每本赚5元，应该不止的吧？好，就算赚5元，30万册，这就赚了150万。
在中國大陆，能獨立办杂志的，至少有：顾晓军、余杰、艾未未……等等，一大堆吧？为什么别人不能办？韩寒却能办？这怎么解释？如果不是对韩寒的嘉奖、又能是什么呢？
也许有人要问：嘉奖韩寒什么呢？那么，我简言之：嘉奖韩寒说“你是否像鞭炮一样一点就着？一点就着的下场就是炮灰”、“谈体制——认为不重要”、《需要真相，还是需要符合需要的真相》……等等。
许又有人要说；韩寒说得不对的吗？那么，请允许我认真一下：“你是否像鞭炮一样一点就着？一点就着的下场就是炮灰”，出自散步的形式刚出现哪会，仅这一句话，就瓦解了当时刚刚萌芽的表态民意的一种新形式；而且，引导整个80后，躲避应该担负起的社会责任。
而“谈体制——认为不重要”，出于“南都”的《公民韩寒》。因“南都”与韩寒的双重作用，“谈体制——认为不重要”被放大。那么，究竟重不重要呢？我不展开，仅以中共官员、欲关微博在海外放风中说漏的话告诉你：“（意见领袖）只要不涉及体制，不谈民主与体制改革，只要针对一些具体问题就事论事……不要触动政体与北京的根本原则与利益，把握住这个红线”。明白了吧？
于《需要真相，还是需要符合需要的真相》，韩寒讽刺网友情绪化。而我仍用这位中共官员在海外放风中的话告诉你：“李承鹏有三百万粉丝，不是我们推荐，他能有那么多粉丝？三万也不会有，但既然我们推荐了，你有了这么多，你就要珍惜，你的发言就要有分寸。用这种方法，我们可以控制所有的意见领袖”、“于建嵘先生就比较理智，他上次使用微博拍摄乞儿的事，一下子就能化解钱云会事件带来的危机”。如是，韩寒在钱云会事件中起啥作用？还要说吗？
至此该清楚了吧？韩寒帮过中共很多大忙，这里举例只是其中三次。不信，你琢磨，如邓玉娇事件等。无功不受禄，韩寒是该得到中共的嘉奖。
2011-8-21，网友欧阳冬在《偶感》中道：“在国人的素质都是只知盲从不知个性的大背景下，读顾晓军文章的显而易见的好处就是，你立即就懂得什么叫獨立见解，什么叫悲悯情怀，什么叫忧国忧民了”。其实，鲜有獨立见解，是世人的通病。所以，我曾感叹：有时，我真觉得海外是境内的尾巴。
其实，我并不是要大家都听我的，可大家都捧着八面玲珑的人，那么，谁愿意去推动社会进步呢？我也不是非要拼韩寒，他不出力，难道要我要这大半截子入土的人不出力吗？
大家想想吧！韩寒的问题想过来，就知该咋对待伪民主派（特务）。
顾晓军 2011-8-23 于南京
作者:顾晓军
中国报道周刊, 2011-09-08. | 添加评论 | 6 comments
原文地址 小议大五毛韩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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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这不是什么大事。当今出书的人多了。我心里想，没有说出，只是笑笑。
对啊，出书的人虽多，但能发自己声音的却不多。朋友翻了几篇，认真地说。
发自己的声音，就是说写出的文章，是自己的心里话，有个性，文如其人。这还真的不敢当呢。我虽然写，或者说我用我笔写我思，怎么想就怎么写，但从来就没有想过“发自己声音”这句话。
不过，认真回忆一下，自己自从事创作以来，确实是在发自己的声音。我写我的亲人，他们的爱滋润着我，感动着我，这发的是自己的声音；我写我的过去，那些人，那些事，曾经让我受益，甚至至今还刻骨铭心，这也是发的自己的声音。当然，更多的是写当下，如发表于《雨花》的《淮安府衙。窦娥冤。冤案》、《杂谈擦屁股》等，发表于《扬子晚报》的《同志退位》《给野草正名》等，发表于《北京晚报》的《陷阱年代》《名人的哭泣》等，发表于《山西文学》的《谁叫他们不幸没生在中國》等等，等等，都不单单就事写事，还针砭时弊。
文章有用。有用于感伤的，有用于消遣的，有用于传道的，有用于励志的，还有的则用于为国为民的……就作品而言，虽然感伤的往往动人甚至深刻，选个适当的时刻伤感一回，有助于人生柔韧。但是，我们毕竟不能把哭当歌，或者整天地哭；听雨有趣，赏晴岂止一个趣字？“人生第一要求，就是光明与真实。”（李大钊语）人生总是要有一股子正气啊锐气的，要有一种不断提升自己向上的精神，要有终生为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人民而呼喊的无畏啊。
日子基本上说来有三种过法。一种是民以食为天，另一种是的“我思故我在”，最后一种就是神圣的日子。我还没有想追求过最后一种日子，故不去议论。对于第一种过法也没什么可说的，人们的思想发展最终都会看到这种过法的弊端。总不能够人类文明最终的发展就是为了吃而活着，这当然也包括衣住行等几个物质生活方面。没有物质不能活着，但是活着却不是为了物质。人的超越性最终逼着我们超越于动物的生活追求，不愿意苟同于动物一类。麻烦最大的是第二种过法。这种过法，种类繁多，包括各种哲学及宗教思想的活法，各抒己见，五花八门。而“我思故我在”则强调一个在生活经验中的自我意识系统的抽象性。就是在过日子中我们要有思想，我们的感性思维和理性思维可以说是我们翱翔蓝天自由生活的两只翅膀。
“宁鸣而死，不默而生”，这是范仲淹的名言。这句名言对那些希望找个“说话的地方”、像秋菊那样“要个说法”的人来说，就隐含了大量的日常生活的意义。范仲淹的这句名言和他的另一句名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一样，为世人所千古传颂。
从古至今，不仅忠贞爱国之士，即使那些正直有良心之人，发的也多是自己的声音——为百姓疾苦而奔走，为民族兴盛而呼号，为社会正义而喊叫。战国孟子有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唐代杜甫感言“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这些声音体现的是民生。到近代，当中华民族遭受外来侵略之时，各阶层的仁人志士，更是一腔热血地为国。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应祸福避趋之”，谭嗣同“我自横刀向天问，去留肝胆两昆仑”……无论他们成败与否，他们的爱国之情都将彪炳千古。
作为平凡人，发出我们的声音同样非常重要，是所谓“匹夫之有重于社谡也！”上海大学的教授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从而改变了建国以来“默认”了的“撞死了活该”的交通规定，加速了交通法规法制化进程；北京三博士就“孙志刚”案上书全国人大，从而改变了城市收容管理的相关措施；河南一农民发现本省关于农业税改革的条例与国家政策有矛盾，从而上书使河南人大重新审议农业政策。当我们发出了自己的声音，改变的不仅仅是我们的生活，悄然改变的更是我们的社会，我们国家的文明民主进程。
是的，写作，是创造声音。发自己的声音就像曾经因路见不平为素不相识的陌生人说一句公道话，因为相信善良会给弱者带来希望，会让自私和不公熔化。没有人要求我这样做，甚至没有人要求我这样想，惟一的理由是为了自己的心能经得起拷问，在夜深人静时能拥有一个舒坦平稳的梦。
这个拷问者不是别人，就是自己的良心。
发自己的声音，尽管有类似于袁成兰900多字一篇小杂文《梅花奖舞弊案随想》，却触怒了一位小小文化局长，而被告上法庭的事；还有记者和记实作家因文字被抓之事。然而，时代进步了，却会因此引起全社会谴责。如今舆论环境跟“过去”比，有时真觉恍若隔世。现今网络报刊杂文随笔，比50年前的“放毒”、40年前的“影射”、30年前的“反黨”……都要大胆和赤裸裸得多，并且汗牛充栋。作者们畅所欲言，并没有遇到太大麻烦。记不清在哪看到的了，一位中國作家向日本作家控诉四人帮的罪行。日本作家听完后问：“你们当时干什么了？”这位中國作家无言以对。是的，全国只有一个声音的时代已经结束。
为什么会如此。这是因为发自己的声音属言论自由的范畴。言论自由是民主制度的关键，借由言论，人民得以影响政府决策。
子产是郑国主持工作的国家领导人，当时郑国有些人喜欢到地方学校去闲游，在那里议论朝政。有个叫然明的高干对子产说，“毁掉这些学校怎么样？”
子产说：“为什么要毁掉这些学校呀？人们早早晚晚到学校去，在一起议论我们执政的好坏。他们叫好的，我们就继续坚持；他们厌恶的，我们就改正。这是我们的老师呀！怎么能够去毁掉呢？我听说过要尽力做善事以减少怨恨，而没有听说过以威权来防止怨恨的。为什么不能立即制止议论？这就犹如堵塞大河一样，导致大决口必然对许多人造成伤害，这是我无法挽救的。不如开个小口子让水畅通，不如把大家的议论当作治病的良药。”
子产不毁乡校的事情发生在公元前542年，距今已经2552年了。子产的这些话拿到今天依然具有现实意义。
著名的古代史书《国语》里有段名言：老百姓的嘴巴，如同秀美的高山大川，肥沃的平原湿地，可以生产财物器用，供应吃穿。因为，让老百姓畅所欲言，就能显现政事的善恶好坏，就能发扬美政、德政，抛弃恶政、苛政，就能发展生产力。言论自由是构成我们社会的基本价值“容忍”所不可或缺的。著名学者茅于轼呼吁：“政府自己要讲理，带头讲理，政府还要帮助别人讲理。这就是正义的服务。”
发自己的声音，不仅要有责任、良心，还要深入思考。如果我们带着责任和良心去深入地思考，当城市在无限扩张，土地一片片收缩时，便不会跟着别人叫嚷什么金碧辉煌；如果我们带着责任和良心去深入地思考，当城市将流浪汉小商贩赶得无家可归时，我们就不会跟着报纸欢呼什么卫生城的创建成功……
当然，这样的作品可能因某种原因而不能上某些报刊。然而，这样的声音里却深含着我的勇气和真情。
作家应该是民族的良心是社会的神经是人民的代言人。让我们每个人都发自己的声音！
作者电子信箱：jjhacz at 163.com
作者:野泉
中国报道周刊, 2011-08-02. | 添加评论 | No comment
原文地址 发自己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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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上千年的封建專制，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奴性，我曾写过一篇短文《士大夫在奴性中死亡》「《中國报道》（电子杂志）第341期（期号785）2004年2月24日。收入（庆祝国庆55周年及纪念鄧小平诞辰100周年出版大型系列文献《共和国的辉煌*理论成果卷》）2004年10月北京。收入《创新与发展论文荟萃》2004年北京。《古今艺文》（台湾彰化）第三十一卷二期2005年2月。《智识学术网——思想热点》2005年7月3日」。其实，死亡的何止是士大夫啊，死亡的是全民；一直到鲁迅先生时代，还有让先生永难忘怀的’争吃人血馒头的场景’呢。
这后来，在大讲特讲階級斗争的鼓动下，更有文革的全民疯狂（在下就因为响应号召在1957年的鸣放中，作为一个青年学生在班级会上说了“学会尊重人，把人当做人”一语，就为此负罪终身了）！近几十年的疯狂动乱，至使时至今日社会问题突显：大面积的权力腐败，两极分化，民众生活维艰，社会问题众多，处处是陷阱，事事有欺谝，社会动荡不安，维稳的经费已超过国防经费；深层次的问题在于：道德沦丧，诚信缺失；温总理在谈及房价问题时也呼吁“房地产商的血管里应该流淌着道德的血液”。
几十年来大搞階級斗争，六亲不认，不择手段，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你死我活，你争我夺，……等人类最原始的兽性已成为社会之习惯。历来是以保护干部极积性为由，对众多冤假错案，不敢面对，欺骗影暪，即使万不得已要纠正平反时也是从不追究个人责任的，这就大大地保护了乱整人，致使不说假话办不成事，如此日积月累，形成人性的泯灭，良知丧失！就是俗话的“人的良心都被狗吃了”，个别人，少数人，个别事没了良心这不奇怪，要是多数人，几乎是全民都疯狂了，都习以为常了，都’争吃人血馒头’了，这就是社会的溃烂了！
君不见：当年巴金老人觉醒后的真话，他以血和泪提倡的’文革纪念馆’到三十多年后的今天尚无踪影，季老在《牛栅杂忆》中等待吃人者及其帮凶们一句真话，却到死也没有等来，这是多么地悲惨啊！今天人性回归是这样的困难，就更加说明了，当年人性的氓灭是多么地彻底啊！人性的彻底泯灭，就导致社会的彻底溃烂！人性的回归，道德的构建，是在于每个人的自觉与自律。
在这样的背景下，所以我说这封公开的致歉信是多么的可贵啊！学会道歉，就是学会尊重他人，尊重他人也就是尊重自己；真诚地道歉，也就是自己人格的升华（对一个人来说是这样，对一个组织也是类似，要平反就必须真诚地检讨与反省，认真地道歉与理赔）。它当然只是一个开始，我们期盼有更多的人能有更深的觉醒与反思，全民的’站起来’，才能完成整个社会的人性的回归，才能在古老的中华建立起人權、自由、民主现代文明。只有到那时，才能说得上民族的复兴，才能溶入现代民族之林，才能是真正的大国，强国，民国。（6月1日）
附一篇网文：
最新一期的《南方周末》头版的标题是“历史深处的来信——四十四年后，终于有红卫兵公开道歉了”。文章报道了一群当年殴打老师的红卫兵向当年被打的老师道歉。几位被打的女老师现在都80多岁高龄了，当年的学生都60岁了。再不道歉，当年的被迫害者与做恶者就都要太老了。据官方数据统计，仅在北京市被红卫兵打死的人数就达1772人，民间的数据要高出几倍。这几位老师在暴力狂潮中侥幸逃得性命，而她们的一些同事则进入了死亡名单。郭灿辉向《南方周末》记者提及当年对女教师李煌果全部两次伤害的细节：剃阴阳头，从家里揪出来跪在10厘米宽的木板上殴打。这些事情他从未对家人和朋友提及，“这是地道的耻辱”，在北京魏公村的一家咖啡馆，他终于敞开心扉。当年参与打人的红卫兵给老师写信表达了忏悔之情，
84岁的程壁老师接到自己学生的道歉信后非常感动，她在回信中说“你们也是受害者，那时不懂事的孩子跟着起哄，懂事的孩子也有压力，怕跟不上形势，怕犯错误”。老师原谅的学生，81岁的关秋兰说，账不能算在孩子们头上，道歉固然好，不道歉也会有所反思。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两位老师仍沿用“孩子”称呼已年过花甲的学生们。一位学生写道“向那个年代所有死于迫害的人鞠躬致哀，向所有不放弃追求坚强地熬过政治迫害的前辈鞠躬尽瘁”，另一位女生在信中说“这一页历史不能就这样不清不楚地翻过去了”。很多恶行是难以置信的，已经怀孕的刘美德被红卫兵剪成了阴阳头，强迫她在操场上爬行，把地上的污物强塞到她嘴里，用包有塑料皮的金属条打她。另一名正在爬行的女教师被一个红卫兵用军用皮鞋碾踩。卞仲耘、胡志涛、刘志平、梅树民和汪玉冰五名教师被活活打死，跪在地上用带钉子的棒子打死，用锅炉房里提来的开水烫死。美术教员陈葆坤被丢入喷水池中打死，初中女生吴芳芳不小心弄坏了领袖的纸像，被毒打后与陈葆坤的尸体关在一起，以致终身精神失常。从申小珂的致歉信中看得出，目前公开忏悔的都是犯错不大，没有命案的人。但更多的人在过去四十四年里保持了沉默。一些人仍然坚持当年革命的正当性，他们从暴力的行为中得到很大的欢愉。直到现在，不但极少有人向受害者道歉，而且有些人还衷心缅怀那一段时光。看到这里，我的心被震撼了。我想到那些无辜死难的同胞，想到网上那些死不悔罪的老左派，那些沾满同胞鲜血的家伙对那个罪恶年代无比怀念，在今天竟然把自己装扮爱国者和所谓的公平正义的代言人，稍微懂点历史的人还能相信他们的谎言吗？一位学者问《南方周末》记者“我们对受难的同胞做了什么？我们建立了怎样的记忆？我们是否为他们讨得正义？”。我要说没有，作为一个网友我很清楚。例如，老左派不但不悔罪，对坚持正义的网友百般辱骂。他们不承认历史事实，一律说是造谣，百般抵赖。在真相的基础上走向民族内部的和解是《南方周末》的希望，这其实也是我一贯的主张。强国论坛的网友和斑竹可以看看《南方周末》的这篇专题报道。对我们了解历史，分辨善恶是大有裨益的。为中得到很大的欢愉。直到现在，不但极少有人向受害者道歉，而且有些人还衷心缅怀那一段时光。看到这里，我的心被震撼了。我想到那些无辜死难的同胞，想到网上那些死不悔罪的老左派，那些沾满同胞鲜血的家伙对那个罪恶年代无比怀念，在今天竟然把自己装扮爱国者和所谓的公平正义的代言人，稍微懂点历史的人还能相信他们的谎言吗？一位学者问《南方周末》记者“我们对受难的同胞做了什么？我们建立了怎样的记忆？我们是否为他们讨得正义？”。我要说没有，作为一个网友我很清楚。例如，老左派不但不悔罪，对坚持正义的网友百般辱骂。他们不承认历史事实，一律说是造谣，百般抵赖。在真相的基础上走向民族内部的和解是《南方周末》的希望，这其实也是我一贯的主张。强国论坛的网友和斑竹可以看看《南方周末》的这篇专题报道。对我们了解历史，分辨善恶是大有裨益的。
作者:贺承业
中国报道周刊, 2011-07-29. | 添加评论 | No comment
原文地址 人性在慢慢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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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大学城管委会”算什么东西？中國，总有些莫名其妙的“委”。如，发改委、纪委、政法委。而这些“委”，就没干过啥好事。有段子云：发改委成立至今只做过两件事：1.涨价。2.替涨价辩护。纪委反腐败，可腐败分子却越反越多，贪腐金额也越反越大。而政法委，我觉得就象刑讯逼供的代名词。
如是，宣传单车、低碳、环保等的“绿色出行”，结果成了“男生赤裸上身，女生穿比基尼等‘清凉服装’”。既然如此，那还叫什么“裸骑”呢？这不是故弄玄虚吗？中國，总有人喜欢偷换概念，把事情弄得不三不四。如，“高薪养廉”。钱，是加上去了；廉，却没有养出来，反而越养越贪。
据悉，警方道：“全裸肯定是不好的”。我顾晓军请问：警察大人，中國现行法律有哪一条是禁止“裸骑”行为的？恐怕警察大人也未必能找不出来吧？既然法律不禁止，警方有什么权力说“全裸肯定是不好的”呢？可见：中國，不是一个法制国家；社会，也不按法律行事。
中國，是个经常以所谓“道德”替代法律的社会。而且“道德”标准也无常，想改就改、换了首脑必改，根本不讲普世价值。如，“学雷锋”，要求全国人民“甘做革命的‘傻子’”。那么，谁不傻呢？黨不傻。全国人民都傻了，那不就只剩下黨是聪明的了吗？
说黨蠢民，黨不肯承认、也不爱听，还要封我的博客。可，黨一贯蠢民难道不是事实吗？黨说，“共產黨没有自身的特殊利益，共產黨的职能就是为人民服务”。昨日，我写了篇《没有自身利益？中共何不下台？》。你说，我说得对不对？不能占了便宜还卖乖、把老百姓都当成真傻子，是不？
中國老百姓，其实一点也不傻。只不过是装傻。不装咋办呢？镇反，杀一批；反右，流放一批；四清，查一批；文革，再狠斗一大批……到了改革开放，就只会“五讲四美”了。而如今，则更完了――全国人民通通被王沪宁“河蟹”社会了。
其实：裸，不过是性是一个部分；而人，总是从性好奇、到性成熟的。对于总喜欢遮遮掩掩的中國人来说，我以为：性，能够走多远；思想，才有可能走多远。而于今日大学生，思想能走多远，则意味着中國今后的民主与富民才能够走多远。
很显然，在蠢民策中成就的一代“大学城管委会”与警方，在继续着蠢民策。所以，我要对今日大学生们疾呼：遛自己的鸟，让别人蛋疼去吧！
（欢迎发表、转载、引用本文与观点）
顾晓军2011-6-24～25于南京
作者:顾晓军
中国报道周刊, 2011-06-27. | 添加评论 | No comment
原文地址 遛自己的鸟，让别人蛋疼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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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朗克街三号是一幢红色的砖石结构建筑，两层之上有一间阁楼。进得楼内，顺着木质楼梯拾级而上，二楼左侧的两间便是朱德同志的旧居。1923 年2月，朱德就是在普朗克街三号介绍许包野加入中國共產黨。
我爷爷的堂妹谢飞（刘少奇的前妻，长征红军女战士，原中國人民公安大学黨委书记）曾任许包野的机要秘书，因为她，许包野兄弟的事迹才水落石出。许家非常感谢她。
1900 年5月31日诞生于暹罗（今泰国）华富里一位侨商家里。父亲许锡昌，自小离家赴暹谋生，是一个思想开朗、热爱祖国、热爱故乡的华侨。母亲吴阿棉，是暹罗人。许包野兄弟4人，他居长，二弟许泽藻，三弟许英藻，四弟许文藻。许包野 7 岁回国跟随嫡娘，先在家乡念私塾，11 岁进县城县立凤山小学， 15 岁进澄海县立中学，因勤奋又聪颖，考试常名列前茅。平时爱读古书，涉猎颇广，孔子、老子、墨子的著作，他都啃过；《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他也潜心进行研究。17 岁那年，嫡娘逝世，父亲按家乡“娶孝妇”的习俗，给他物色了一位贤良却没有文化的农村姑娘叫叶巧珍的为妻。婚后，他给妻子改名叫叶雁蘋.
1919 年上半年，许包野中学毕业，时值五四运动，他受新文化、新思潮的影响，于是年冬毅然投考蔡元培为会长的“华法教育会”组织的赴法勤工俭学，以优异成绩被录取。 1920 年4月，他辞别故乡，到法国里昂中法大学学哲学也学法律。同年，他生一子，取名适欧（ 7 岁夭折）。这年冬，他写信给暹罗的父亲，告诉法国社会动荡，法郎贬值，生活费用太高，而德国的生活费用较低，科学较发达，打算转到德国留学，要求寄给 2000 块银元，作为转学的准备。父亲经过设法筹措，满足了他的要求。第二年，他便从法国转到德国的哥廷根，继续读哲学和军事学。
1925 年6月，五卅运动的消息传到德国。中共旅欧支部立即动员全体黨员，全力以赴，组织广大旅欧华人，反对帝国主义鎮壓中國革命，声援国内五卅运动。许包野响应号召，积极投入运动。他在朱德的带领下，同旅德的中共黨员，到一些城市和工业区讲演，组织中國留学生和侨民举行示威集会。 6 月 18 日晚 ，在柏林陶乐珊中学举行集会时，朱德和许包野等40 余名中國留学生被德国当局逮捕。3 天后，在德国共產黨的营救下，他们全部被释放。不久，许包野被驱逐出德国，来到奥地利的维也纳，继续学哲学。他在德国和奥地利都获得了博士学位。在中共元老中，获得博士学位者凤毛麟角。
许包野在国外学习和工作达11年之久，他除了英国没有去过外，几乎所有西欧的国家都去过，他懂法、德、意、俄、奥、西班牙等 6 国文字。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共產国际便派许包野回国工作，要他到红军中与朱德一起领导武装斗争。他从苏联的西伯利亚经黑龙江秘密回国，几经周折，于年底回到澄海县冠陇乡，与阔别10 余年的亲人会唔。
谢飞是 1932 年初秋认识许包野的。这年春，谢飞从南洋（新加坡）回来后，被分配到中共福州中心市委机关工作，半年后，福州中心市委接到厦门中心市委来信，要求调一个可靠的女干部去它那里任机要文书工作。因为福州、厦门两个中心市委是同级黨委，关系非常密切，都属黨中央直接领导，彼此间调动干部除书记外，一般干部都可直接协商调配，所以，福州中心市委便把谢飞调往厦门中心市委。这时正好中央巡视员肖桂昌同志来福州巡视工作后要往厦门巡视，谢飞便和肖一起到厦门，先住在中心市委的秘密招待所，三天后才去中心市委秘书处，这是新租来的两房一厅的中等水平的二层楼房。在这里，谢飞第一次见到许包野，他的外号叫“大许”。
谢飞回忆说，一次有个同志问：“为什么外国人能造出许多现代化的东西，我们中國为什么造不出来？” 许包野回答：“那是由于那些国家是资本主义制度，鼓励发展经济，生产发展了，资本家便可以获得利润。资本家为了得到更多利润，便要生产许多现代化的商品。而中國是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经济落后。”
许包野有高度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他曾对谢飞说过“中國人不笨，外国人做得到的，中國人也能做到。中國工业不发达是因为封建制度时间太长，尤其是受帝国主义侵略之后，中國更穷了，更显得落后了。革命成功后，中國经济、文化的发展会快起来。”
许包野对故乡潮汕很有感情。他说潮汕人较能吃苦，潮汕妇女能干。他在国外 11 年，而故乡潮汕的语言始终不忘，还常用潮汕话与谢飞交谈，因为潮汕话与海南话很接近，讲起来彼此都听懂。
1934 年 6 月底，组织调谢飞到中央苏区，许包野亲自送谢飞到码头下船。因为革命工作需要，谢飞只好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与这位革命的长者分别了。
1935 年2月19日（农历正月16日）下午，许包野到省委宣传部长张国诚（化名老王，同小叶小汪住在一起）的住处等待黨中央派来接头的交通员。当时，张发现接头地点有陌生人，知情况有变，通知许赶快从后院走。许和小汪从后院走脱，张与小叶从前门出走时即被国民黨特务捕获。许没有返回原来住处，立即和小汪分头通知有关同志转移。由于叛徒出卖，第二天晚上，许在旅馆被捕。于1935年春牺牲在南京监狱里。
许包野、谢飞是共產黨里的人才， 不管他们信的主义是否完美， 他们对理想信仰的真诚执着是感天动地的。
附录：
中文名：许包野
籍贯：广东省澄海县
性别：男
国籍：泰国
出生年月：1900年5月
去世年月：1935年
政黨：中國共產黨
成就：任厦门市委书记
重要事件：1923年2月加入中國共產黨
作者:谢盛友
中国报道周刊, 2011-06-25. | 添加评论 | One comment
原文地址 泰国华侨许包野的爱党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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