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档在 2003年4月

孙玉祥:沉默的六十年代人

  我曾经很奇怪,为什么在中国,六十年代出生的那一代人是那么沉默的一代? 无论是在学界,还是在文坛;也不管他们是作为个体,还是作为群体,我们都很难听到他们的声音:当五十年代那批人在理直气壮地总结自己一生喊出大道多歧、青春无悔的响亮口号时,我们听不到他们的声音;当五十年代人在文坛上翻江倒海寻根问祖时,我们听不到他们的声音。也许,有人会说:这是因为五十年代人已成为这个时代的主导力量,所以他们享有的“话语权”自然比你们充分,你们也不用急,要不了多久就轮到你们“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了——其然?岂其然! 现在已是二十一世纪了,六十年代人已人到中年,此时不发言更待何时? 再说,整个二十世纪八十、九十年代不都是五十年代出生的那批三十、四十岁的家伙们在那里滔滔不绝地“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地享有“话语霸权”么? 为什么轮到我们了就三十岁不行、四十岁还不行? 而更让人感慨的是:进入新世纪后,雨后春笋般冒出来的七十年代生人开始在中国寻找他们的位置,发出他们的宣言,“用身体写作,用行走生存”之时,我们还是听不到他们的声音……陈子昂诗云:“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泪下。”对六十年代中人来说恰巧相反:我们是“前可见古人,后可见来者”,可就独独没了自己——就像那个笑话讲的:和尚有了,枷也有了,可“我呢? 我他妈哪儿去了? ”五十年代中人的王小波曾说他们那一代是“沉默的一代”,这当然是过谦了,而他自己最后也承认“如今我也挤进了话语圈子”。真正沉默的一代是我们六十年代人。人们爱说,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原因,在中国当代史上存在一个深深的“断代”——在我看来,这“断代”就“断”在六十年“代”。原因是我们上一代人还在喋喋不休地喧嚣,而我们下一代人已开始津津有味地讲话,只有我们保持沉默——这沉默也许会保持到我们这一代人悄悄消失在历史长河之中。“悄悄地我走了,正如悄悄地我来了。我挥一挥手,不带走天上的一丝云彩。”指出这种现象并不困难,困难的是探讨这种情况产生的原因:为什么这一代应该发言也可以发言的六十年代人保持沉默? 是因为高贵? 还是因为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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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孙玉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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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昭耀:“世界改革样板”国家的经验教训

           ——关于阿根廷危机的政治思考

  1992年到 1997 年,世界银行称赞阿根廷是第三世界的样板国家,华盛顿和布鲁塞尔也加入了这个大唱赞歌的合唱团。最有影响的金融报纸《华尔街日报》和《金融时报》发表社论,赞扬梅内姆新自由主义政权进行的经济改革既深刻,又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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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曾昭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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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刚:《丑陋的中国人》新编

  20年前,柏杨先生一篇《丑陋的中国人》引起轰动,让海内外的华人看到了自身的陋习。中国人在走向世界,所到之处,可以说给这些国家带来的不单单是外汇收入,还有各种无形的影响,面对中国人在海外旅游的言行举止,再来对照柏杨先生20年前所写的文章,细细品味,或许真能叫人从中悟出些道理来。
  ……  阅读全文《《丑陋的中国人》新编》——共13071字

  作者:赵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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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林:隔靴搔痒的“领导高度重视”

  大兴安岭又起火了!吕梁又发生矿难了!

  为什么说“又”字呢?因为在我们记忆中,大兴安岭火灾已经发生好几次了,吕梁矿难的高频率也是有目共睹,吕梁一上新闻必然是矿难,大兴安难报纸一露脸肯定是火灾。从宿命论的角度看,是不是吕梁必然摆脱不了矿难的危险,大兴安岭也与火灾有不解之缘。也许大家心里都明白,可能大兴安岭的火有“天灾”的意味,如果有足够的防备了并非不可避免,但吕梁的矿难就不同了,那可是完完全全的人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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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曹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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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昌平:从“刁民”到公民

  2002年11月,山东省莱州市第十五届人大代表的选举工作拉开序幕,城港路办事处一共要产生15个人大代表。按习惯,办事处将代表名额分配到机关和所辖的61个村的15个选区。其中分配给张丕庆所在的选区一个名额,上面明确要求选一个“非黨员女代表”,并提出了建议人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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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李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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