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星斗:建议“两会”审议我国的改革开放是否出现了全面的倒退

  尊敬的两会代表、委员:

  我作为关心祖国前途命运、关心中国现代化事业的普通公民,在此关乎国家繁荣进步、长治久安抑或继续倒退、陷入人治循环的十字路口,我呼吁“两会”代表、委员勿忘“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祖训和作为人民代表、政协委员肩负的重任,在即将召开的2010年全国“两会”上讨论并审议:目前我国的改革开放事业是否出现了全面的倒退?究竟是谁在违背中共十四大直至十七大的继续改革开放、建设法治国家的承诺?如何纠正目前的国家发展的方向性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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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胡星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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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星斗:建议“两会”审议和制止“国进民退”

  一、目前中国的“国进民退”狂潮及其产生的原因

  目前中国正处在改革或倒退的十字路口,尤其在经济领域出现了大规模的“国进民退”的狂潮,在钢铁、化工、煤炭、石油、矿藏、电力、民航、公路、水利、金融、证券、保险、房地产、邮政等等几乎所有的有利可图的领域,民营企业都被挤垮或被强制低价收购,全国国有企业(非金融)的总资产从几年前的几万亿发展为2008年的42.55万亿元,估计2010年将达到近百万亿元。看看报纸的标题或内容,不能不令人对于中国的市场经济何去何从产生极大的忧虑:环渤海五省区经济渐被国有官营化;长三角高速公路民营资本正被清退;中国航空业出现“国进民退”,民企面临全军覆没;山西运城最大的三个民营企业百日变身国企车间;内蒙古、山西:煤炭业的国有化;山西省发布通知,将全省在册的2840多座煤矿收归国有;陕北油田被地方政府强行收归国有;中粮入股蒙牛;河北钢铁集团成立之后,山东也迅速组建了钢铁集团,完成对民营钢铁的收购;亏损的国企山东钢铁集团收购盈利的民企——日照钢铁事件;山西最大化肥企业丰喜集团被国企阳煤集团“闪电”收购;房地产业的国进民退也汹涌澎湃,国有企业纷纷巨款拿地,成为“地王”;在东部,国有房地产企业占市场份额的60%;继光大银行引得8家国有企业后,光大证券、招商证券、安信证券IPO上市前的增资扩股也吸引了众多国企参与;邮政行业通过立法实现国进民退,限制民营快寄业;绍兴政府“将对国有企业监管的有效办法逐步引入民营企业” ,将1369家规模以上(即销售额超过百万)企业纳入财会监管联席系统中,进行实时监控,将政府对民营企业的监管日常化、程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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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胡星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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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猛:“胡改良”谈中国的新改良运动

  出于尊称,作者把胡星斗教授称为胡改良。为什么呢?因为作者认为胡星斗教授在社会和经济方面的理论实际上是一种新改良主义,胡星斗实际上是主张逐步改良的,更是拒绝保守、倒退的,通过改良而达到法治、公平、效率,继而天下大治。在中国经历过疾风骤雨的前改革阶段后,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公正实行法治,法治大于效率”的阶段,这个阶段不能搞文化大革命式的折腾,也不能搞“杀出一条血路来”的突破型改革,民心思定,意识需要慢慢积累,而社会问题、经济问题也越来越细化,必须小心翼翼地分析、判断、改良。任何简单、粗糙的行为都会带来严重的后遗症,宁可小改,不可大改而铸成大错,宁可小步,不可大步而跌倒。小改不是不改,小改是在逐步完善,不断地达到完美,而不改却是认识不到错误,或有既得利益在里面,以私费公。胡星斗教授主张的就是在新时期对社会、经济进行全面改革,它是一种改良型的改革,是循序渐进,是在法律的框架内的改良,或先修法后改良,是主张慢慢的积累法治、民主、公民意识,而不是灌鸭式填充法律、民主、公民意识。有如下言论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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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孟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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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铮:关于集体林权改革的疑问

  题记

  谁把我们的国家当做他的家?

  谁把我们家屋前屋后的树当做我们家园的庇护 —— 冬日里为我们遮风挡寒,夏日里为我们庇荫遮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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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蔡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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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尹:现在是否是政治改革的好时机?

  从1901年清政府开始明确的现代政治改革开始算,108年过去了,似乎应证了中国历代政权更迭的规律,短命的民国(1911~1949)之后,中国迎来了第一个现代化政权,到现在也60年过去了.

  在这60年中,中国继续经历着全面落后者改革的阵痛,在一阵眼花缭乱的共產化,跃进,文革,开放,学生运动等大戏之后,终于在1992年开始了中国脱离封建王朝后,至今为期最长一段时间的相对和平发展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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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黎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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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流:维新变法百年后的思考

  ——戊戌维新百年祭

  百日维新,百年沧桑。百年前的戊戌变法既是系统改革的英勇尝试,又是近代中国第一次启蒙运动(维新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影响深远的政治和思想文化运动仍有不少问题有待深入研究。窃以为甚至当前的一些思想文化争议亦可从当年的成败中得到有益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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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清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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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光:晚清新政困局——政改是找死,不政改是等死?

  專制政府的政治改革大都是逼出来的,而逼出来的政改,又总是成少败多。此即政治改革的困局。所以,亨廷顿说,成功的政治改革家比成功的革命家更伟大,因为前者必定是高瞻远瞩、成熟老练的一流政治家,后者倒有可能只是误打乱撞、侥幸得手的冒失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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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杨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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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殊:破除体制性障碍,打开就业大门

  就业是民生之本,劳动乃天赋人權。当我们看到人才招聘会万头簇动、大门被挤坏,几十人、几百人甚至几千人竞争一个职位的热烈场面,环顾身边大量失业和没有工作的同胞(包括一千万大学毕业生和二千多万农民工),都会感慨万千,深深地感受到中国就业问题的严峻。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不利影响,使中国就业问题雪上加霜。就业问题将成为中国头号的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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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张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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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剑雄:改革开放与中国人观念的现代化

  存在“国民性”吗?

  在我们国家,不断有人讨论一个问题,即所谓中国人的“国民性”。也有人说这是伪问题,不存在国民性。我想这主要在于国民性怎么解释。如果把“国民性”解释为“中国人所共有的特点”,或是“普遍的特点”,这是很难成立的。因为中国有56个民族,其中有农业民族、有游牧民族,以前还有狩猎民族,怎么找到大家共有的特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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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葛剑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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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辉:邓式改革三十周年和中国公民社会的未来

  邓式改革30年来,以严重的社会分化为特征的经济腾飞是中国大陆的一个重要现象,公民权利的初步成长、公民社会的初步培育、以及公民遭受压制是另一重要现象。本人曾先后写过“努力走向公民社会之一、之二和之三,对中国公民社会成长的路径进行初步的个人探索。现在,适逢”邓式改革“30周年的举国纪念时期,我就公民社会道路继续进行研究,写作这篇论文,当作系列文章的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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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张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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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佶:一项渐进的新闻改革

  ——制约地方官员滥用国家暴力机器

  摘要:官方媒介怕影响不好而不报道官员的恶行,实际上是“掩耳盗铃”:贪官盗铃,媒介掩老百姓的耳朵。结果老百姓以为整个黨和政府都是一伙的,都参与了“盗铃”。要赢得民众支持,重要的是不让贪官“盗铃”。本文提出一项适合中国国情的新闻改革措施:媒介由上级管理:市一级的媒介归省里管;省一级的媒介归中央管。媒介为了吸引读者,将积极监督本地官员,但又不至于失控。新闻改革和民主进程一样,也应该是渐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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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黄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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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军宁:一场游戏,一场梦!

  美国总统老布什邀请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和中国领导人鄧小平访美。一次这三位要人从白宫出门时,老布什的汽车在前面引路,叶利钦的车紧随其后,而鄧小平的车则跟随在叶利钦的后面。在一个路口老布什的车往右拐弯了,叶利钦的车也跟着打了右灯往右拐,此时鄧小平的司机赶紧请示小平该怎么办,鄧小平毫不犹豫地下了指示:“打左灯,往右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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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刘军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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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宏良:呼吸税——改革精英最后的掠夺

  下面《呼吸税之歌》表达的是对征收呼吸税的愤怒。最近中国城市森林论坛以新西兰对牛羊放屁征税为依据,建议在中国征收呼吸税,每年可增加财政收入超过3千亿。如此荒谬的建议自然引起了网络上的广泛关注,只是人们的注意力全都集中于征收呼吸税的建议本身,而很少想到为什么一个研究自然科学的垂垂老者会提出如此万民痛骂千古蒙羞的建议来?原因很简单,就是30年来中国精英集团已经造就了一种社会氛围和一种思维习惯:改革就是整治民众,发展就是掠夺百姓。只要举办政策性研讨会,无论会议主题是什么,也无论涉及哪个领域,核心任务永远只有一个,就是如何整治和压榨百姓。中科院院士蒋有绪这位慈眉善目的长者,之所以会在森林城市论坛上提出征收呼吸税这一毫不相干的建议,大概就是这种会议氛围和思维逻辑的必然结果。大家注意一下会议简报就会发现,出席会议的16名专家中只有2位头脑简单的自然科学家,其余10多个隐身者大都是主流学者和改革精英,蒋老先生被忽悠也就不足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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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张宏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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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军宁:中国改革的事实与价值

  2008年,中国的改革来到了第三十个年头。今年本来应该是改革进入而立之年,现在改革似乎反而正在倒下。改革不仅没有解决,甚至没有触及,旧体制的根本问题,反而给社会带来了越来越多的问题。上面的当代民谣表明,中国民众也对改革产生了厌恶情绪,逆反情绪,甚至有抵触改革之心。在民众的心目中,改革似乎正从众望所归的褒义词正在变成人人抱怨的贬义词。这就需要对改革进行深度的反思,需要触及改革的价值基础和指导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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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刘军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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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星斗: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成就与问题总结

  ——兼论建立中国的改革开放学、迎接新改革开放时代

  一、中国近代现代改革开放的艰难历程。

  中国近代与现代的历史是改革与反改革、开放与反开放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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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胡星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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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于轼:三十年前的中国百姓

  文化大革命结束的时候,中国的老百姓处于什么状态呢?先看城里人。工人是领导階級,20世纪60年代初以后进厂的工人,转正后的工资一律是二级工的标准——42.5元,这还是多少有点社会关系的人,托人说情才能够谋到的一份工作。当时没有自谋生路的可能,因为私有制或个体所有制被严格当成资本主义尾巴,是要被割掉的。马路上是绝对没有摊贩的,打零工的机会也是没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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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茅于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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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国涌:改良和革命殊途而同归

  晚清中国从维新运动到立宪运动和革命运动,最重要的四个历史人物,毫无疑问是康有为、梁启超、张季直和孙中山,1895年是一个分界线,这一年泱泱大国被一个东方的蕞尔小国击败,签定了屈辱的《马关条约》,良心尚存的中国人无不痛心疾首,希望以自己的努力来改变民族的处境。我们都知道,四个人后来走了不同的道路,从这一年开始,张季直(謇)回家乡南通办实业,埋头苦干、实干,在本土走出了一条通往现代的大道;孙中山在遥远的异乡组建了革命团体“兴中会”,走上推翻满清、创立共和的革命之路;康有为、梁启超师生的思想、言论和行动则直接推动了三年后的百日维新,在维新失败、流亡海外的岁月里,他们也没有放弃自己的路线,特别是梁启超通过办《新民丛报》等一系列报刊,继续影响着晚清中国。其实,在1895年之前,四个人的思想并无多少差异,即使孙中山也曾主张走改良道路,他给李鸿章的上书就是最好的证明。可以说,改良是他们共同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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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傅国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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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忠国:关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方向的几点思考

  ——以中国人的视角审视中国的实际问题

  没有社会的反抗和对平等、公平正义的追求,就没有社会的动态变革,没有社会的动态变革,就没有社会的良性发展。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反对社会动态变革的传统,特别是既得利益群体,当然,在中国历史上,也有一次例外,那就是毛澤東。作为当时中国最高领导者,他不仅不怕社会动态变革,而且还鼓励民众造反,促使社会的动态变革。有人据此批判了他几十年,但是,批判他的人一种可能是根本不懂得,新的社会秩序的建立,就意味着必须打破旧秩序,而打破旧秩序的唯一途径,就是社会动态变化产生的制衡力量。另一种可能是,少数群体掌握了社会的绝对支配权后,为维护群体利益和牢牢掌握社会支配权寻找的理论根据。如果是前者,社会实践会教育他们,任何一个社会,不怕社会矛盾或因社会矛盾而导致的社会冲突,而怕制度性维护强势力量对整个社会的控制,因为,社会矛盾乃至社会冲突,可以通过社会的动态搏弈,重构社会价值目标共识,进而推动社会的和諧健康发展。俞可平先生在“努力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一文中,开宗明义的说:“通过消灭产生经济剥削与政治压迫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实现劳动人民的解放,最终实现全人类的解放,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贯穿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主线,也是馬克思主义者的根本命题或最高价值。”我个人以为,这应该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总方向,消灭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努力实现劳动人民的解放,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但是,要达到这一目标,就需要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我称之为“文化秩序和制度秩序动态重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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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田忠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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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稼祥:从“大部制”改革,看三种“三权分立”

  据报道,酝酿很久的“大部制”改革今日将露出水面:下午3时,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第四次全体会议,听取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华建敏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说明。

  关于“大部制”改革,在决策者看来,它可能是即将奉献给国人的一顿政治大餐;可在某些不领情的舆论看来,它不过是一碟噱头小菜。以我之见,这项改革的意义,不算太大,也不算太小,它有“破”和“立”两个方面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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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吴稼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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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克:“大部制”改革:行政三分?

  中国“两会”期间可能不是讨论“大部制”的最佳时机,因为乐观和亢奋已经掩盖了行政体制改革里的真问题。

  中国的内阁部门会怎样调整?目前尚在最高层的密室中没有宣布。但“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等已成“两会”中高频率引用的词汇。它们之间的相互分离和制衡,是“大部制”的基本准则。这一准则更准确、更形象的说法叫“行政三分”,但它没有出现在政府的报告中。这或许是意识形态的缘故,因为政府内部的“行政三分”容易让人联想起更大范围内的权力三分。中國政府显然在避免这样的误读和联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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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尼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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