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报道周刊

三鹿集团破产调查——究竟“鹿”死谁手？

chinaweekly — Wed, 07 Jan 2009 05:07:54 +0000

　　从1956年只有32头奶牛和170只奶羊的幸福乳业合作社，发展到品牌价值近150亿元的大型企业集团，三鹿用了整整50年时间。

　　然而，从一个年销售收入亿元的企业走向破产，三鹿却只用了不到一年时间。

　　其实，从2008年5月17日三鹿高层接到产品出了问题的报告算起，到9月12日三鹿被封，这100多天才是三鹿真正的生死抉择期。

　　“中國搞市场经济的时间短，企业生存、发展环境复杂多变，决策稍有不慎，就可能影响企业的发展，甚至生存。”2006年，三鹿集团成立50周年之际，企业的长期掌舵者、董事长田文华如是说。没想到两年后，企业竟然真的遭遇生与死的挑战。

　　更让她没有想到的是，正是她及相关部门的决策失误，竟让她苦心孤诣经营了整整40年的乳业王国如泥腿巨人般轰然倒地。

　　三鹿，究竟“鹿”死谁手？

　　2008年的最后一天，田文华和三鹿集团原副总经理王玉良、杭志奇，原奶事业部部长吴聚生一起站在了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被告席前，经历了长达14个小时的庭审（详见《中國青年报》1月1日《“三鹿事件”真相大曝光》等）。

　　再次回顾这次庭审，记者却发现，被告人的陈述、公诉机关的起诉书和出具的证人证言，以及辩护方的辩护意见，勾画出了三鹿集团由出现问题到走向崩塌的全过程。其代价之沉重，其教训之惨痛，令中國企业界乃至政府部门反思。

　　6个质检部门未检测出“三聚氰胺”

　　法庭上，石家庄市人民检察院指控，2007年12月以来，三鹿集团陆续收到消费者投诉，反映有部分婴幼儿食用该集团生产的婴幼儿系列奶粉后尿液中出现红色沉淀物等症状。

　　三鹿集团黨委副书记、副董事长刘承德2008年9月21日在接受公安机关的调查时称，早在2008年年初开会时，就曾听到王玉良说，接到投诉，说有小孩喝了我们的奶粉出现尿红、结石等现象，当时还开会决定看原料是否出了问题，或者案发地是不是结石高发地，并要求对发病人员详细跟进，掌握情况。

　　但直到2008年5月17日，三鹿集团客户服务部才书面向田文华、王玉良等集团领导班子成员通报了此类投诉的有关情况。随后，田文华组织成立了问题奶粉处理小组，她自己担任组长，并在5月20日成立了由被告人王玉良负责的技术攻关小组。同时还成立了奶源管理小组，由杭志奇担任组长，负责生产过程管理和奶源质量问题。一向重视公关工作的三鹿在此期间还成立了市场信息处理小组，由副总蔡树维和张振岭负责，针对消费者的投诉开展应对工作。

　　技术攻关小组在6月份初步发现了问题。田文华说：“我记得是在6月，领导小组开会听取汇报时，王玉良进行了汇报，他说，咱们的奶粉与国内外其他的奶粉相比，‘非乳蛋白态氮’含量高，但根据国家标准来看，这个方面并没有相关标准。”

　　田文华说，在技术小组查出问题后，她指示技术组要查“非乳蛋白态氮”高到底是出了什么问题，同时还建议技术小组组织专家进行研究，看小孩出现肾结石、尿结石是否真的是因为喝三鹿奶粉引起的。

　　2008年6月，三鹿又派人直接与出现婴幼儿结石病患的医院联系，试图找出原因。

　　与此同时，三鹿集团还与消费者共同委托湖南省食品质量监督检测所、长沙市食品质量监督检查中心、徐州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进行抽查。三鹿集团则自行委托了国家乳品质量监督检测中心、国家环保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和农业部乳品质量监督检测中心对市场相应的产品进行了送检。

　　但田文华说，非常可惜的是，不论是在事故发生地进行检测，还是国家权威部门进行检测，这些送检的产品，不仅未能检测出已被“三聚氰胺”污染的情况，而且检测的结果都被认定为合格产品。

　　然而，大量的案例显示，这些婴幼儿出现问题，与三鹿的产品直接相关。法庭上，公诉机关出具的一份三鹿原副总经理张振岭（现董事长）的证言也显示，此时他们“尽管不知道出了怎样的问题，但知道肯定出了问题”。

　　公诉方称，三鹿集团在2008年7月召开了多次会议，其中的7月17日会议和18日会议，所讨论的问题可以证实，企业高层当时已经意识到是奶粉出了问题。

　　公诉方提供的证言显示，三鹿集团黨委副书记、副董事长刘承德曾谈及7月17日会议的情况。“我们在二楼会议室召开会议，参加人员有田文华等人，会议通报了兰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发生了十几例婴儿患肾结石的情况，说大部分都食用过三鹿婴幼儿配方奶粉。同时，我们也了解到，江西、湖南、湖北、河北等地也出现了类似情况。”

　　田文华也说：“在2008年6月，我们就把2007年12月之前生产的产品全部收回来了，因为发现出现问题的产品是2007年10月份的产品。”

　　然而，即使意识到是自己的产品出了问题，三鹿集团首先想到的却不是及时上报，而是考虑怎么应付舆论的压力。

　　因此，在这次会议上企业高管们作出的一个决策：封锁媒体。为此，三鹿集团安排了副总经理张振岭和蔡树维来负责这方面事务。其中，张振岭负责处理媒体事务，蔡树维负责处理消费者事务。

　　两人在此方面早有经验，2004年阜阳毒奶粉事件中，三鹿品牌就曾被列入媒体公布的不合格奶粉和伪劣奶粉的黑名单中，当时负责灭火的正是张振岭和蔡树维，他们成功地让三鹿避过了声誉之灾，并成就一个企业危机公关的著名案例。

　　这次也不例外。公诉方出具的证言显示，张振岭承认：“在7月的一次会上，田文华让我负责做面对媒体的工作，当时已经有传言食用三鹿奶粉后出现问题，不断有记者要采访我，我们怕问题曝光，所以田文华让我负责（这方面）工作。”

　　张振岭说：“当时主要是湖北、湖南地区（反映问题较多）……通过给媒体广告费用，让他们不报道，封锁消息，控制媒体。（我们）做消费者工作，防止消费者向媒体反映问题和情况，怕媒体曝光后影响公司利益。”

　　公诉机关出具的另一份证言也显示，三鹿奶粉事业部经理付新杰说，在2008年7月他参加的一次经营班子会上，会议要求，要为消费者换货、退货，让消费者情绪稳定，“不要让媒体知道消费者投诉三鹿奶粉情况，不能影响公司的利益”。

　　“这事一定要保密”

　　在三鹿集团开展危机公关的同时，技术攻关小组仍然在努力查找问题。7月下旬，他们终于找对了方向。

　　公诉方出具的证言显示，三鹿集团技术中心应用研究部一位姓王的副部长称，大约在7月20日，他们开始怀疑奶粉中含有三聚氰胺，“是我和张志国在网上查的资料，发现2007年年初在美国发生的宠物死亡事件中，宠物饲料中含有三聚氰胺，我们怀疑婴幼儿奶粉中可能也掺有三聚氰胺”。

　　公诉方出具的三鹿集团技术保障部部长李朝旭的证言也称：“7月24日上午10点多，我去王总（王玉良）办公室，王总正在说要派人去北京检测三聚氰胺，因为我知道河北省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可以检测三聚氰胺，所以我就跟他说了。”

　　李朝旭称，王玉良吩咐，送检时一定不要说是我们的产品。“下午6点多，我和张志国将16批样品送到检疫局，登记时，我们说是市场打假收回的奶粉，以及山东来的原料。26日上午，我打电话（给检疫局）问检测情况，对方告诉我说其中有样品含三聚氰胺，我跟王总汇报情况，王总让我配合检疫局做好保密工作。”

　　三鹿集团技术中心副部长张志国则证实：“7月24日，我和李朝旭将16批产品送到检疫局检测，送检产品上没有三鹿的标志，因为王总吩咐过，这事一定要保密。”

　　8月1日下午5时，王玉良向田文华汇报了河北省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技术中心的检测结果，说16批次奶粉样品中，15批次检出了三聚氰胺。田文华说，“听到这个以后，我决定立即召开经营班子扩大会”。

　　会议由8月1日傍晚一直开到第二天凌晨4点。田文华说，会议最终还形成了几项决议：一是对已有奶粉立即进行封存，暂时停止产品出库；二是收回市场上的产品并购置检测三聚氰胺的设备，由王玉良负责对库存产品、留存样品及原奶、原辅料进行三聚氰胺含量的检测；三是由杭志奇加强日常生产工作的管理，特别是对原奶收购环节的管理，并决定派出400多名检测人员到各收奶站，以“人盯奶站”的方式监督各奶站，确保原奶的质量；四是召开董事会，公布已经出现的问题，制定收回的方案，对通过检测的和没通过检测的产品进行抽查。

　　但这次会议做出的决定中，没有包含向社会坦诚问题的内容，反而做出了保密的决定。公诉方出具的证言显示，杭志奇2008年9月22日供述称，在这次会议上，“田文华要求严格保密，说这是为了控制事情的局面……田文华就是害怕奶粉中含有三聚氰胺的事情泄露出去。”

　　杭志奇同时称，为了保密，田文华甚至要求部分内容不进入会议记录。

　　同年8月2日上午，三鹿集团的高层又与新西兰恒天然公司派驻三鹿公司的董事一起召开了董事会，田文华等人将产品被污染等情况告知了外方董事，外方董事表示愿意接受经营班子扩大会的决议。

　　8月1日，还在杭州出差的张志国，接到了王玉良的电话。王玉良告诉他检测结果，并让他在上海购买到检测三聚氰胺的试剂盒后，赶紧回来研制检测三聚氰胺的方法。

　　“8月3日，我在做这项工作时被告知，不能让任何人知道这些试剂是用来检测三聚氰胺的。”张志国说。

　　8月4日凌晨，张志国经查阅农业部关于饲料中含三聚氰胺的检测方法后，成功研制了原奶中含三聚氰胺的检测方法。

　　8月4日上午，王玉良组织开会，“会议同样要求保密，不要写三聚氰胺。如果检测出有三聚氰胺，就用‘A物质’或者‘B物质’上报。8月5日，我检出16个产品中都含有三聚氰胺。”

　　杭志奇则表示，只说“非乳蛋白态氮”或者只说“A物质”、“B物质”，不说三聚氰胺，是由田文华决定的。

　　政府部门要求“拿钱堵嘴”

　　田文华说，8月2日，三鹿集团将奶粉被“三聚氰胺”污染的情况书面报告给了石家庄市政府，并恳求市政府出面，迅速查办投放“三聚氰胺”的不法奶户和奶站经营者。

　　石家庄市政府在收到三鹿的报告后，当即派了主管安全生产的副市长赵新朝和市政府秘书长赵文峰来到三鹿集团。但他们并没有要求企业停产。

　　据《财经》杂志报道，他们是8月2日下午5时许来到三鹿的。同行的还有石家庄市质监局、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工促局、农业局等部门的官员。他们随即开会商讨应急措施。田文华没有参加会议，王玉良代表三鹿集团向市政府请示提出实行产品召回，但王的提议遭到与会政府官员的明确反对。他们还提出，要以人盯人的方法，安抚家属，“拿钱堵嘴”，并专门强调注意保密，防止出现消费者上访的情况，同时要尽力避免“媒体炒作”。

　　8月20日，田文华、杭志奇等再次向石家庄市政府做了口头汇报。

　　8月29日，第二次以书面形式向石家庄市政府进行了汇报。在书面报告中，不仅将企业收到的有关婴幼儿患病的情况作了如实反映，而且还恳请石家庄市政府考虑可否逐级上报。但9月13日河北省副省长杨崇勇在国新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称，河北省政府是9月8日得到这样一个报告的。由此可见，直到此时，石家庄市政府才向河北省政府报告了情况。

　　“不能让企业遭受太大损失”

　　三鹿集团原奶事业部部长吴聚生说，2008年8月3日，他接到副总杭志奇的电话，让他到办公室去一趟。下午3点多，他来到杭志奇办公室，杭志奇让他将生产奶粉的加工三厂拒收的问题奶，调配到生产液态奶的厂子去。

　　杭志奇说，当时集团内部都知道，“非乳蛋白态氮”是人工添加的对人体有害的物质，既非原奶中正常含有的物质，也不是原奶中允许添加的物质。但既然知道这是有害物质，为什么还要往其他奶厂调配呢？这是因为当时接到的报告，造成婴幼儿结石主要是奶粉的问题，“我想，对这种奶，不能加入到奶粉中，可以调剂到生产液态奶的企业当中”。

　　他还说，三鹿集团以生产奶粉为重，对液态奶的要求没有奶粉的高，当时生产液态奶的厂子没有检测三聚氰胺的设备，为了不让其他企业抢走奶源，保证原奶的供应，他们决定内部调配。

　　于是，他提醒吴聚生在收购鲜奶时要保证质量，但同时也要保证数量。“对部分工厂拒收的原奶，要想办法调剂到液态奶企业，以保证鲜奶的供应，防治奶源的流失”。

　　杭志奇说，当时中秋节、国庆节将至，这段时间是奶制品销售的高峰期，“蒙牛、伊利等乳品企业也在争取我们集团的奶源，为了持续的奶源供应，防止退奶后奶农卖给其他乳品企业，所以我们想办法在内部搞定。吴聚生具体怎么做我不知道，我只告诉这是领导的指示，我没有告诉吴聚生奶粉中含有三聚氰胺，这是我们集团内部的绝密，不能让集团领导以外的人知道。”

　　杭志奇说，此事田文华也是心知肚明的。田文华则承认，在一次会议上，“我印象中是杭志奇大概说了说，别人没有反对，我也就同意了”。

　　对于同意的理由，田文华的理由与杭志奇的一样，她说，当时只是觉得问题奶生产奶粉有问题，而生产液态奶没有问题，“主要考虑的还是不能让企业受到太大的损失”。

　　这些原奶与其他原奶混合后进入了加工程序，分别生产了原味酸奶、益生菌酸奶、草莓酸酸乳等含有三聚氰胺的液态奶。经对其中12个批次液态奶检测，均含有三聚氰胺（含量最高为199毫克／公斤，最低为24毫克／公斤），共269.44吨，并已经全部销售，销售金额合计181万元。

　　2008年8月1日到2日的经营班子扩大会上，三鹿集团作出了召回产品的决定。根据国际惯例，召回产品应当采取公开召回的形式，然而，三鹿集团最终采取的却是悄悄换回的方式。

　　这一决策是在8月2日上午的董事会上通过的。田文华回忆决策过程时说：“会上，外方董事提出来要公开召回，但当时有董事提出来说，公开召回产品会对公司声誉造成重大打击，因此建议通过以合格产品换回不合格产品的方式解决问题。”

　　田文华说，这一建议提出后，新西兰方面的董事没有反对，所以该决议就这样通过了。

　　发现三聚氰胺后，三鹿集团曾短暂中断奶粉封包，也曾暂停销售，但液态奶的生产并没有停止。在8月3日下午5时三聚氰胺检测方法研制出来并配备到三厂后，三鹿又开始生产奶粉，并将生产出来的奶粉进行检测，检测出没有三聚氰胺的进入市场销售，含有三聚氰胺的则存入仓库。

　　但到了8月中旬，由于市场销售的压力，再加上换奶返货所需量大，三鹿集团高管们再次面临难题：到底该怎样减轻市场压力。

　　王玉良说，恰在这时候，三鹿集团中一个来自新西兰恒天然公司的郭姓董事拿出一份欧盟关于食品中含三聚氰胺的标准，该标准称根据体重来衡量，每公斤体重每天耐受三聚氰胺的量是0.5毫克。经过推算后，他们认为，奶粉中每公斤三聚氰胺含量不超过20毫克，婴幼儿食用后不会出现问题。

　　8月13日，三鹿集团再次召开了经营班子扩大会。会议决定，将三聚氰胺含量不高于15毫克／公斤的奶粉，换回三聚氰胺含量高的奶粉。

　　在8月13日之前，王玉良等人带领的检测小组就已经对2008年7月31日之前生产的产品检测完毕。他们发现，三聚氰胺含量在20毫克／公斤以下的产品很多。13日的会议结束后，他召集有关人员开会，宣布对经检测三聚氰胺含量在每公斤10毫克以下的产品准予检测部门出具放行通知单，即准许销售出厂。

　　公诉方提供的数据显示，2008年8月2日至9月12日，三鹿集团共生产含有三聚氰胺婴幼儿奶粉72个批次，总量904.24吨；销售含有三聚氰胺婴幼儿奶粉69个批次，总量813.737吨，销售金额4756万元。

　　田文华认为外方作为公司集团董事会成员，在奶粉事件中全程参与问题奶粉的生产、检测过程，他们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她说，“8月1日后，外方进驻公司，帮助进行含有三聚氰胺的检测，协助我公司进行沟通联系。8月15日，我们集团召开扩大会，外方当时没有要求公开曝光问题产品，同时认为问题奶粉影响不大，我方认为奶粉含氮量高，国内没有检测标准，我记得他们认为这个理由好，同时决定9月20日之前，不要把问题婴幼儿奶粉的事放大。”

　　9月11日，就在《东方早报》率先点出“三鹿奶粉”问题的同一天，三鹿集团传媒部长崔彦锋仍在接受《兰州晨报》的采访表示，“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是没有问题的。”但当天晚上，三鹿终于承认奶粉被三聚氰胺污染的事实，说经公司自检发现2008年8月7日前出厂的部分批次三鹿婴幼儿奶粉受到三聚氰胺的污染，市场上大约有700吨。

　　9月12日，三鹿被政府勒令停止生产和销售。

　　2008年12月31日的庭审中，公诉人问：“被告人田文华，你知道三鹿现在的经营状况吗？”

　　“三鹿的经营状况？”田文华停顿了一下说，“我因为在二看（石家庄市第二看守所）那住着，我不清楚。”

　　她不清楚的是，就在一个星期前，石家庄中院已经向三鹿集团送达了破产清算《民事裁定书》，三鹿已经进入法定破产程序。

　　来源：中國青年报

　　作者:叶铁桥

中国报道周刊, 2009-01-07. | 添加评论 | No com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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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渐进的新闻改革

chinaweekly — Wed, 07 Jan 2009 01:39:20 +0000

　　——制约地方官员滥用国家暴力机器

　　摘要：官方媒介怕影响不好而不报道官员的恶行，实际上是“掩耳盗铃”：贪官盗铃，媒介掩老百姓的耳朵。结果老百姓以为整个黨和政府都是一伙的，都参与了“盗铃”。要赢得民众支持，重要的是不让贪官“盗铃”。本文提出一项适合中國国情的新闻改革措施：媒介由上级管理：市一级的媒介归省里管；省一级的媒介归中央管。媒介为了吸引读者，将积极监督本地官员，但又不至于失控。新闻改革和民主进程一样，也应该是渐进的。

　　中國现在很多激烈的官民冲突，起因是开发商或垄断企业勾结政府、法院和公安，强行侵占民众合法的私有财产或权益。面对政府法院公安一体化的庞大国家机器，人民有一种无力感，真可谓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理。

　　人民遇到不公，首先去找政府（上访），他们很快发现这条路走不通，上诉材料很快就回到了欺压他们的地方官员的办公桌上，而上访本身也成了一种罪行；随后他们去找法院，但发现法官往往站在开放商或垄断企业一边；于是他们走上街头、走上网络、走向国际新闻媒介，但发现这条路的作用也微乎其微；于是他们选择了暴力。虽然现在只是分布在全国各地的星星之火，但因为中國大地干柴遍野，所以是非常危险的。

　　谁来破这个局？谁有能力破这个局？如何破这个局？

　　实际上，黨中央、中央政府或上级黨组织、上级政府在很多具体的官民纠纷中，和具体涉案的地方官员未必存在着共同利益，甚至同级黨组织或政府中的其他官员也未必有共同利益，他们实际上是完全有力量制约下级政府或制约自己同事的，可以避免事情闹大、闹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但往往因为事件的繁多和复杂，他们没有足够的精力去管，或寄希望于老百姓被压下去，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怕本来可以悄悄处理掉的事情，上了报纸和电视，反而带来更大的被动。除非死人了，瞒不住了，才不得不出来处理有关官员。但此时老百姓的人已经死了，心已经冷了，黨群关系受到了不可逆转的损害。

　　由于上级和同级官员都不制约为非作歹的官员，老百姓就逐渐得出了一连串完全符合逻辑的结论：上级和同级的其他官员都被贪官或奸商用钱买通了，官员都是坏人，“主席台上无官正，反腐倡廉未见行”，最后的结论是：都烂透了，只能靠革命了，只有等待陈胜吴广来了。

　　如果执政黨和没有贪污腐败的官员觉得很冤枉的话，不能怪老百姓。老百姓对黨和政府的内部情况不了解，他们只能根据黨和政府的外部行为进行判断。黨组织和政府的种种行为，使他们不得不得出上述的结论。

　　2008年的最后几天，广州市最大的居民小区骏景花园，千余防暴警察带着狼狗、棍棒、盾牌、装有高压水枪的消防车和居民对峙。事因很简单：电力公司要在小区里要建造一个110千伏的变电站，离开最近的居民楼仅仅五米，离开小学仅数十米。官方长期隐瞒这里要造变电站的规划，等到小区里的楼都卖完了，才公布说这里十年前就规划要造变电站。

　　虽然官方声称变电站对人体健康没有影响。但只要不是傻瓜，立即就能够判断出谁是谁非。显然，官方也认为变电站有损人身健康，怕人们知道这里要造变电站就不买房子了，于是长期隐瞒真实规划。这里面最大的得益者显然是开发商，内部的猫腻不言而喻。

　　小区里住了不少记者，但被自己的总编辑告之：市政府宣传部门已经下达文件，封杀所有关于骏景变电站的维权、抗议、强行施工等消息，以免对社会群众造成不良影响。广州市和广东省的报纸都没有报道。有群众说：平时连乱扔垃圾的小事，报纸都要报道并谴责，这么大的事情怎么反而不报道了？

　　可以肯定的说，开发商和电力公司还没有这么大的本事，能够把广州市和广东省的宣传部门全部搞定，能够把中央宣传部也摆平（中央电视台和人民日报也都没有报道）。媒介不报道的最大原因显然是怕“对社会群众造成不良影响”。

　　但是仅仅不报道就不会“对社会群众造成不良影响”了吗？这件事情的本身不就已经“对社会群众造成不良影响”了吗？仅搜狐网站上介绍该事件的一篇博客文章的阅读者就有三十四万之众（340343，回复数是4218）。在网络时代、在手机时代，靠传统媒介的不报道就能够避免“对社会群众造成不良影响”了吗？

　　中國有句成语：“纸包不住火”。在信息传播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这句成语更加千正万确。更何况现在即使不用纸，信息也能够得到广泛传播。

　　官方媒介不报道，人们只能从非官方媒介得到信息，其结果和官方希望的恰好相反：只会在社会群众中间造成更加巨大的不良影响。

　　中國还有句成语：“掩耳盗铃”。中國官方媒介不报道恶官的恶行，是典型的掩耳盗铃——有人在盗铃，不去揭露他们，反而去掩住民众的耳朵。结果，虽然其他官员和管理媒介的部门根本没有参与这些恶行，但老百姓也会认为他们一起参与了“盗铃”。

　　中國还有句俗语：“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要想不“对社会群众造成不良影响”，最好的办法就是把那些恶行扼杀在摇篮里，根本不要让他们发生。

　　中國还有句成语（中國的成语还真不少）：“擦枪走火”。在群众情绪和官方高度对立时，在官方采取高压政策时，双方难免不擦枪走火，使一件本来很容易处理的小事，演变成中央不得不“震怒”的大事情，甚至演变成无法收拾的惊天大事。希腊警察射杀儿童，象导火线一样点燃了民众因金融危机而积累的不满，导致群众动乱，并且不断扩展，从希腊蔓延到整个欧洲。显然这是警察和官员们事先根本不会想到的。

　　经济改革虽然大幅度提升了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但也培养了老百姓獨立的经济地位和獨立人格。普遍存在的官员腐败和低能，使社会积压了强大的政治改革压力。这种压力如果能够正确应用，将很好地推动中國完成民主化建设，和市场经济形成两翼，继续腾飞。但如果处理得不好，就会失控。同样是原子能，可控核反应堆能够大量发电，造福人类，但原子弹却有着巨大的破坏力。

　　中國不能照搬外国的民主模式和新闻制度，但也应该积极探索适合中國历史轨迹和现状的民主模式和新闻制度。中國的执政黨以及宣传管理部门应该彻底转变思想，不要再为盗铃人去掩民众的耳朵。中國现在还不能完全放开新闻，但可以建立适合中國国情的新闻监督机制。

　　现在，市一级的报纸是由市委掌管的，受到市一级官员的严格控制，难以起到监督他们的作用。因此，我们可以换个思路，建立一种新制度：

　　区县一级的报纸归市里管；

　　市一级的报纸归省里管；

　　省一级的报纸归中央管。

　　电视台等其它媒介同理。这样，区县一级的报纸就高于区政府，可以摆脱区县官员的控制，起到监督他们的作用；市一级报纸也可以监督市一级官员；省报可以监督省一级官员。

　　与此同时，中央的媒介如人民日报和中央电视台要发挥出中央媒介的超脱作用，行使好自己的监督作用。

　　中國有句俗语：“官大一级压死人”。媒介的管理级别上升一级，将对官员形成非常有效的制约。至少这是个可以进行试验的方法，即使试验失败，这个方案也不会造成不可逆的破坏，大不了重新恢复原来的管理办法。

　　中國建设民主政治必须走渐进的道路，这是大家的共识。把媒介管理级别提升一级，而不是立即完全放开，也是一种渐进。

　　中國迟迟不放开新闻自由的原因之一是怕新闻失控，这是可以理解的。上述建议并不是完全放开新闻媒介，只是把管辖权上升一级。这样的好处是：既能够继续管制新闻，但又能够发挥新闻对官员的监督作用。

　　宣传黨和政府的主张和政策，是“正面宣传”，很有必要；官员的恶行在网络和手机或老百姓的嘴巴上不胫而走，损害了老百姓对黨和政府的信任，因此是一种“反面宣传”。官方媒介制约官员，避免他们犯错误，避免他们引发“反面宣传”，从实际效果来看，也是一种“正面宣传”，所谓“负负得正”是也。

　　中國的媒介管理部门应该建立一个新观念：消除了“反面宣传”的根源，就是一种“正面宣传”。

　　如果广州日报的记者或人民日报驻广州记者在广州骏景花园争端刚出现时（2005年），就敏锐地加以关注，客观中立地报道该纠纷，把双方的理由摆出来，使事情得到公正合理的解决，就不会出现今天的僵局，至少有关官员不敢这么肆无忌惮。

　　官方隐瞒变电站规划近十年，本身就说明纠纷的根源在官方，一切责任应该由官方承担，例如官方必须另择地点修建变电站。如果其间造成国家经济损失，有关官员还应该承担行政和法律责任。

　　和諧社会是怎么来的？不是靠做报告、听报告、传达报告折腾出来的，而是靠公正地做好一件件很具体、很琐碎的小事情汇总而成的。

　　中國要搞法治，就应该设计和建立一系列很好的制度。什么是好的制度？好的制度就是：即使没有别人日日夜夜监视着，人们也会做正确的事情。就象河边的水车，只要把它建造起来了，它就可以默默地千百年不变地自行转动着，抽水浇地，或者推动石磨，为人服务。

　　水车就是一个很好的制度，它把水在地心引力推动下的自发行为，变成了一种有意义、有价值的做功过程。

　　对于人来说，“地心引力”就是各人自己的利益。好的制度就是能够创造这样一种局面：即使每个人都在追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但客观效果仍然是对社会有益的。

　　上述管理报纸的新制度，就是一个好的制度。市一级报纸的读者主要是本市居民，对本市的事情也最感兴趣。因此报纸为了自己的私利——提高发行量、吸引广告商，就会努力发掘本市的新闻。

　　由于它不受到本市官方的控制，而它又要吸引读者，于是它就会努力地去发表揭露本地官方恶行的新闻，包括不公平事件的苗头。

　　但由于它仍然受到省里的控制，于是它不会去犯省里的“忌”，更不会去谈论国家一级的事情，或政治、民主等犯大忌的话题。于是，市一级的报纸既监督了市一级的官方，但又没有获得无限的自由，不会“犯错误”。

　　为了制约官员，新闻监督也需要配合其它必要的制度，例如官员的连坐制度。

　　在中國，官员是上级任命的。因此，官员出事，推荐他、提拔他、任命他的官员也要受到一定的惩罚，至少要记一次“失察”之过。因此，上级官员在提拔下级官员时，就会在自己得到的好处，和下级官员将来出事情、给自己带来的坏处之间进行权衡。显然他也会赞同本级新闻媒介对下级官员进行舆论监督，因为这有助于使他免受连坐之累。

　　很多贪官在东窗事发之后，抱怨当初没有人监督他，导致他走上了犯罪的道路，现在冬天睡在监狱的光板床上，连得到一条最普通的电热毯，都算是天大的照顾。不论贪官们的后悔是不是真心的，为了免得下级官员以后抱怨自己，上级不妨现在就给他们增加一道舆论监督。虽然现在多了点受监督的麻烦，但大家都可以免去牢狱之灾。

　　黨应该高度重视探索和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现在的官员有一种疯狂的赌徒心理，相信自己可以通过动用国家暴力机器，把民众的诉求压下去，使自己获得巨大的利益。实际上，国家暴力机器的力量是有限的，即使真的被压下去了，民众的怒火并没有消失，相反在地下进行更持久的积聚，一旦爆发，将无法控制。

　　官员之所以有赌徒心理，是想好了捞足了就出国。现在对外逃贪官追捕不力，或无力追捕，助长了贪官们的赌徒心理。一旦他们得逞，老百姓会把他们的欠帐记在黨和留在国内的官员身上，不论有没有参与贪污腐败。所以，不建立有力的监督制度，继续为盗铃者掩老百姓的耳朵，是一项极其不合算的买卖。

　　2009年1月4日

　　作者:黄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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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力不是被文明驯服的

chinaweekly — Wed, 07 Jan 2009 01:37:49 +0000

　　提要──暴力是被暴力制服的，不是被文明驯服的。文明是暴力对付暴力累积的理性结果、是正义暴力战胜不正义暴力的副产品；文明不是驯服暴力的原因或动力、不是战胜野蛮的结果。或说，宪政制服不了暴政。

　　现今流行的理论是：

　　文明制服暴力；

　　宪政驯服权力（把权力关进笼子）；

　　法律防止暴力；

　　…

　　以上判断如果用於现代文明社会（指政治文明），应该是正确的；用於人类历史就是以偏概全，把其中的“权力”、“暴力”指称專制者，就错了。

　　暴力和文明的关系史是这样的。有暴力就有反抗暴力，人们在暴力与暴力之间长期不断对抗后，发现暴力相斗的结果，输者必然全失；赢者全胜全得者少；有失有得或多失少得者多。妥协则是不论赢输损失都较暴力相斗要少些或无所失，所得都较多。暴力相斗的结果是两相亏损，妥协和解则两相得益，总结果是暴力两相斗的总得益量远少於两相妥协。经历足够时间教训后，得出以和解达至和諧的两相得益理性结论。这个理性结论就是被人们称作文明的东西。可见，暴力是被暴力制服的，文明是暴力对付暴力累积的理性结果，不是驯服暴力的原因或动力。

　　还可以从另一角度观察。暴力斗争中，大多数情况一方是正义的，一方是非正义的；因为非正义性一方在道德与人心背向方面都输给正义一方，所以，大多数结果是正义战胜非正义。非正义一方经常出现和则无失或失少，斗则全失或多失情况。经过足够的赢输经验累积，非正义一方取得了理性认识：和为上算。正义方面，因其正义性的逻辑原因多乐於接受和解。於是就有了妥协和解的事实。这事实表达的精神就是我们说的文明。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可以说，文明是正义暴力战胜非正义暴力的结果，而不是原始状态下獨立於暴力斗争之外存在一种叫做文明的东西，由这种东西去诱导暴力止戈妥协和解。文明出现后对野蛮有禦制作用，这是另一个问题，这里不谈。

　　“宪政驯服权力（把权力关进笼子）”，若这个“权力”若指诸如欧美太洋洲日本等宪政国家的政权，是对的。若指诸如秦始皇希特勒波尔布特胡錦濤的專制獨裁政制的政府权力，则错了。

　　为甚么？

　　当一个权力可以使用暴力而没有其它暴力对它制衡时，不可能产生宪政，即使从外输入宪政也根本起不了作用；历史上的專制政权史一直如此。现今中國并不缺少宪政知识，缺少的是愿意接受宪政的统治者。现在提出的08宪章共產黨并非“不知其理”，只是“不受其理”；正是因为知而不受才要封讯抓人。可行（有效）的宪政在專制社会里根本就无从建立，那有一个虚有之宪政可以驯服权力（把权力关进笼子）？可见“宪政驯服权力（把权力关进笼子）”对專制政权或其暴力是无效的。

　　宪政在甚么情况下对权力起作用呢？

　　当某一集团要用暴力时，若有相对应的其它暴力集团对付它，就可能令其无法建立独大的暴力。这时有两种模式可以选择。一是暴力间混战，到最后存下唯一的强者为王。尚若出现各集团无意或无能力以暴斗暴的情况，只能也是唯一可行的就是妥协：这个妥协就是文明的一种表现。这种文明下各集团如果要建立共同的政府，就必须约定掌权者必须平等对待对方，特别是不准以各种形式暴力对待对方。你要执掌权力就必须接受这个约束条件，否则就与权力无缘；於是统治者唯有接受进笼子为执政的约定条件了。这个限制政府权力的约定，就是宪政精神；在宪政概念出现之前，一般地这种思想精神包含在文明里面。

　　这个事实告诉人们：宪政是由以暴力与暴力之间斗争多种结果中的其中一个结果；宪政也必须以暴力或潜在暴力为后盾才能有效和维持。宪政之所以能起作用，并不仅仅是宪政本身的力量，而是社会上已经储存了足够的制暴力量，让权力不能施暴。你掌权后若违约钻出笼子施暴，社会有足够的力量制服你。可见宪政里面有更深层的制暴力量（包括暴力）作后盾的。只有权力“自愿”进入笼子时，宪政才能起作用。权力之所以“自愿”入笼子、承诺不施暴，并非良心发现或道德膨胀，而是你不进笼子就掌不了权，是权力诱因起作用；要掌权就得到笼子里去，不得已，只好“自愿”入笼了。今天中國的民众有没有强迫共產黨进入笼子的制暴力量（包括暴力）作后盾？没有，那么在笼外逍遥弄权的共產黨，凭甚么要进入你08宪章的笼子？

　　至於“法律防止暴力”是不用多谈的。权力在笼子里面（宪政条件下）制定的法律，有防止暴力侵犯人權的功能；是民众制衡权力的工具。权力在笼子外（專制制度条件下）制定的法律，维护权力暴力；只禁绝反权力暴力，是统治者侵犯人權的工具。

　　由以上理论可以看到，一些人以为今天的“宪政力量”可以驯服共產黨只是幻想；一些人用文明理由全盘否定杨佳暴力的作用和正义性是站不住脚的。杨佳是一个人的正义暴力向强大的非正义暴力宣战。从民众反应看来，在道义上、人心上，杨佳代表着正义暴力（软实力）与强大專政工具（硬暴力）的共產黨搏斗。现在的共產黨没有任何软力量，民众缺少硬力量，硬力量与软力量搏斗，短期来说硬力量赢，长期输定。提倡宪章宪政，兴起运动本身也是一种软力量；如果倡导者以为单凭着宪章的正义性、正确性、合理性，甚至是普世价值，或者加上他们的言说就可以说服共產黨就范入宪政之笼，只有从失望到失望、从失败到失败。如果把宪政软力量与所有其它促进中國社会进步的不同的软力量（包括纯黨内改良到暴力革命）配同合作，实现宪政的可能性大增。可惜的是，正在人们期待借08宪政东风最大限度团结最大多数民众的时候，有人竟那08宪章作为打击和否定促进中國社会进步的其它异见者的工具──我期待08宪章的倡导者们制止这一歪风。

　　2009/1/1

　　《议报》首发

　　作者:张三一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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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绝对是个好国家

chinaweekly — Wed, 07 Jan 2009 01:33:19 +0000

　　同学们，今天我准备调整一下原有的课程，就当前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冲突谈谈个人看法，我的第一个观点是，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不要轻易下自己的结论；第二，我个人的知识和经历告诉我，以色列是个好国家，这也是我今天讲课的主要内容。

　　有一次我在校内网看同学们发的图片，有一张图片引起了我的深思。这张图片的标题叫“英雄”，图片上是一个赤手空拳的巴勒斯坦青年，站在长长一列以色列坦克面前，硬是把这列坦克给拦停了。

　　同学们，这个巴勒斯坦青年确实是“英雄”，敢以血肉这躯和全幅武装的坦克抗衡，但是同学们想过没有，在处于“敌对”的情况下，有几个国家的坦克会停下来？当年日本侵略中國的坦克不会停，侵入格鲁吉亚的俄罗斯坦克不会停，但以色列的坦克停下来了，这样的士兵、这样的国度，我个人认为，才是真正的英雄，当之无愧的英雄。（曦古评点一下：以色列坦克在巴勒斯坦“英雄”的面前停下来的举动，绝不是以色列政府为了宣传需要而为，也绝不是命令坦克停下来以便让外国记者拍摄或事后通过自己的喉舌表白自己是如何如何“克制”又是如何如何“仁慈”。）

　　有一年我到福建做个调查，福建省政府的高官，给我讲了这么一个故事：

　　几年前，耶路撒路发生了一起公交车爆炸的恐怖袭击，炸死了十来个人，其中包括两名中國人，这两名中國人都是福建人，是去打工的。以色列政府立刻与中國方面联系协商赔偿事宜，但经过中國领事馆的核实，此两人系偷渡客，属于非法入境，于是使馆方面不再配合。

　　后来，以色列政府专门开了一个会，会议认为，在以色列国土上无辜死亡的人，政府都有责任对其负责，至于这个人偷渡与否，那是另外一回事。会议最后决定，对两名死难的中國人一视同仁地按照国民待遇善后。

　　会后，以色列政府派专人到福建找到两位农民工的家人，抚恤金标准如下：

　　死者健在的父母按照每月1100美金的标准发放直到老人去世；未成年子女按每月1100美金的标准发放直到成年；有妻子的按照每月1700元美金发放直到去世。死者家属要求一次性支付，以色列政府也同意了，最后支付的金额是每位死者赔偿70万美金。所有相关的调查费用全部由以色列政府负担。

　　消息传开，在福建掀起了去以色列打工的狂潮。福建省政府的官员说，怎么挡也挡不住。以色列政府就是这样对待偷渡打工者的：没发现，你就在那儿打工；发现了，政府出钱购买机票送你回国；死了，按照以色列国民标准抚恤。

　　2001年，云南丽江发生了以色列游客不慎在虎跳峡落水的事故，经中國方面寻找无果，为此，以色列政府派专机来丽江，带着专业的搜救设备和一个专业搜救队，并高薪雇佣中國人沿江几百里进行拉网似的搜索，活要见人，死要见尸，时间持续一个多月。

　　同学们，一个这样对待它国和自己死去国民的国家，不管你怎么说，我都坚信，这是个好国家。

　　任何一个稍微了解以色列的人，至少不会对以色列产生恶感。中國人喜欢把自己的近代史说成是“多灾多难”，那其中有很多是我们自己的原因，犹太人却几乎完全因为外因，几千年来一直灾难深重，这一切，仅仅因为信仰。

　　这个苦难的民族，在多年的战乱动荡中，在长期的漂泊迁徙中，在饥饿和苦难、杀戮和欺侮的磨难中，他们始终坚持自己的信仰，在逆境中砥砺发奋，顽强发展，不仅没有倒下，竟奇迹般地在科技、军事、教育、现代农业等领域获得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

　　这个仅有1000多万人口的民族，涌现出了一大批伟大人物：爱因斯坦、弗洛伊德、海涅、拉斐尔、季诺维耶夫、卓别林、洛克菲勒、索罗斯……。这个民族和这些伟人为世界文明做出了杰出贡献。

　　一般人只知道犹太民族善于经商，殊不知犹太民族特别重视教育，他们把学习作为终生的使命，重智慧胜于重金钱。有一项调查显示，全世界人均读书最多的藏书最多的都是以色列人。犹太民族还特别重视儿童教育，他们在儿童教育方面研发的教具、教材、课程模式等被许多国家所采用。一个国家越相信自己的未来，越会重视自己的儿童教育。一个建国以来一直战火不断、四面楚歌的国家，如此重视教育，如此重视儿童教育，这样的国度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景仰。

　　本文作者周孝正系北京中國人民大学社会学教授

　　作者:周孝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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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的两个榜样

chinaweekly — Tue, 06 Jan 2009 05:08:38 +0000

　　前些天，一位台湾同行突然问我，为什么中國城市有那么多人民广场，希望我能帮助给个详细清晰的解答。我楞了一下，这可是我一直在琢磨的问题，因为我们在百城记的旅行途中，惊讶地发现，中國城市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变成同一模样。不但中國有那么多人民广场，而且中國还有这么多自称亚洲第一的喷泉，——在流行亚洲第一喷泉之前，流行的是建造亚洲第一摩天轮。这些，其实都是中國城市突然按一个模子大兴土木的结果。

　　如果要把这么多人民广场怎么来的说清楚，我们不如先从一个2008年河北流行的段子开始说起。

　　四川大地震伤员被转移到河北后，看到河北街头成片的废墟，激动地说：“河北人民真善良。你们自己都震成这样了还在帮我们！”

　　因为在地震稍早一个月前，河北发动了一场轰轰烈烈城市改造的“三年大变样”运动，一直持续到地震两个月后，河北十一个城市多被拆得像刚刚地震过。不幸的是，由于2008年年初房地产市场已出现逆转，所以，河北各城市拆成一片废墟后，却没见到往里砸钱的房地产商。据一个官方的测算数据统计，河北“三年大变样”变出来的空地，至少需要投入七千亿元才能被开发出来。

　　河北的“大拆促大建”、“以拆为纲”，绝非领导人一时头脑发热，而是将外地成功经验带到本地的结果。我们一路所见的城市，除了山西等地在城市改造的动作上落后于河北外，几乎都走在了它的前面，所以，当地领导人才会对破旧的石家庄发出这样的感慨：“看了整天想拆”。

　　如果房地产逆转不是在今年，也没有美国的金融危机，我相信，总会有地方会像河北一样，赶上一个不幸的时点，房子刚拆完，农田刚推平，危机来了。但问题是，那些有幸赶在危机来临前初步完成市政改造的城市，绝不意味着逃过这一劫难，因为几乎中國所有城市都是在完成了一次大规模城市改造后，在上轮房地产热潮中，将房地产业变成了自己的支柱产业。

　　房地产业变成支柱产业，既有城市化发展的时代必然因素，更有“经营城市”思维的示范效应。中國的城市化因为人口管制政策，迟到了半个世纪，而政府长期将社会资源全部用于生产资料的投资建设，市民居住环境的需求被压抑了几十年，房地产业爆炸式增长并成为重要支柱产业，是势所必然。但快速筹集资金，一举改变城市面貌，惟有大连才摸索出一条捷径，即所谓“经营城市”理念。

　　“经营城市”曾经是个很超前的东西，至少相比当时全国一拥而上搞开发区来说，它的运作过程太复杂，绩效产出也太不直观，尤其是，当时“经营城市”中的土地增值是个陌生的概念，以大部分城市官员的智力和知识水平而言，很难理解把握。所以，只有等到大连彻底变成一个美丽的模范城市，而中國内陆各城市开发区最终多被移做他用后，人们才回过神，原来，世界上还有这样一种美妙的方式。

　　于是，除了先已富起来的广东等少数地区外，近年中國城市的市政发展，几乎采用的都是“大连2.0版”模式，先是政府搬迁到一个新区：新区的地理中心一定是巨大的行政中心，行政中心旁边一定有两幢矮小一点的建筑：人大和政协的办公楼，办公大楼前必有巨大的广场，广场上必有喷泉，广场旁，一定有一条八车道或十车道的马路，沿着这条大马路，附近一定有体育馆、博物馆之类的巨大建筑。

　　政府搬迁完后，是搬迁公务人员，在距行政机关不远的地方，首先立起来的居民小区，几乎一定是公务员小区，随着公务员搬迁而来的，是医院、学校等公共服务设施，一般来说，往往都是这个城市质量比较好的。再然后，是以此为核心，向四周辐射出去的空地，一块一块拍卖给开发商，等着他们将之开发为高档商品房。

　　与一些典型欧洲城市相比，传统中國城市，几乎自古就没有大剧院、大礼堂、广场、公园之类的大型公共建筑物，因为中國传统社会并无城市公共生活，几十年前，中國突然变得有人烟处必有礼堂广场，但它的功用只为便于国家意志自上而下灌入每一个空荡荡的脑袋，接下来的几十年，除了个别地方保留外，它们一律被废置，因为我们被认为不再需要日日训话教导，且我们从来不需要像罗马人那样经常被取悦。再然后，全国各个城市先后醒悟过来，开始向大连学习，用各种巨大的公共建筑美化自己的城市，在提升土地价值时顺带取悦自己的人民，——无论是否有此主观意愿，我的确发现在那些城市，市民是很骄傲地谈论他们的某个亚洲第一的。从这个层面说，好歹，中國城市算第一次真正接近了西方。

　　这就是为什么会有大广场，为什么会有大喷泉的原因。

　　之所以说，我们一路所见到的城市，其宏大的市政改造规划，是大连2.0版，乃是因为，中國各个城市的大小“总设计师”们，在审美情趣和鉴赏水平上，与当年大连的“总设计师”相比，无论曾到过多远的地方去参观学习，还是有相当大的落差，而他们的魄力也通常也远大过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大连的模仿对象，是现代西方城市，它可以从自己被殖民的历史遗迹中找到现实灵感。而引进大连模式的“总设计师”们，模仿对象却是北京，他们直接从长安街上各种建筑的象征意味上寻找灵感。

　　为什么模仿北京而不模仿更美丽的大连，这个实在不需要解释，作为一方“总设计师”，在天安門城楼上向下面蚂蚁一般走过的群众挥手致意的情形，有谁不曾暗中想象过呢？不这么想的干部不是好干部。所以，你会发现，这些城市新区的核心地段，虽与北京那个地方的建筑风格迥异，但投射出的却是完全相同的秩序意识和尊卑意识。

　　虽然大连提供了发展路径的榜样，而北京则提供了形象的榜样，但你还是能从各个学生那里看到明显的南北区别，譬如，今天你到中國城市去，如果这个城市最高最壮丽的建筑物是行政中心，它的广场是你一看到就疑惑天安門广场是否还是世界最大，而且广场中心的喷泉号称亚洲第一，广场外那条宽阔的大马路上几乎没有多少车辆……这样的城市，一定是北方大城市。这种特征相对较弱的，则是南方味道更重的城市。

　　顺带说一句，在百城记途经的北方某个省区，我们四个人各自去了一个城市，结果，我们每人都见到了一个亚洲最大的喷泉。当然，我们所知的众多亚洲最大喷泉中，只有一个是在广东河源，其余的全部集中在北方。

　　而南方城市（在这里，我个人认为，也许除广东外，只有福建、浙江勉强算得上真正的南方）之所以罕有这一特征，是因为它们的城市改造，并非大手笔的一次到位的行政规划所致，而之所以选择了一种“长远规划”的模式，多半是由于市场力量已经足够强大，行政力量已不掌握压倒性的资源优势，所以，它无法完成一种毕其功于一役的宏大改造，当然，市民也不会为这种大规划喝彩。

　　“经营城市”理念对所有仿效者来说，其巨大的吸引力并非仅仅是改变市容的政绩冲动，也绝非简单的增加贪腐机会，非常值得强调的一点在于，九十年代中央地方分税制改革后，财源都被中央拿去，而地方财政一直处于焦渴状态，而巨大的房地产收益，完全是地方财政的预算外收入，对缓解地方紧张的财政来说，功莫大焉，在上轮房地产热中，对二三线城市来说，房地产业的收入一般占财政的三分之一强。它一旦发现这个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就会不顾一切地要把它弄得更大，以养活不断膨胀的机构和胃口。

　　中國的房地产热，就内在成因来说，绝不同于我们所熟知的任何一个国家的房地产泡沫，在市场需求和资本逐利这种力量之外，地方政府的热心推动，绝对是中國才有的特色。对中央的宏观调控来说，它是一个自觉的干扰者，对房地产市场的各个参与者来说，它是一个市场信号的扭曲者。

　　没错，在许多城市的一些开发项目上，房地产商甚至只是一种被动的参与者。在中原某省省会的新区，有个巨大的写字楼群的项目，即使把这个省和周边省份的白领都搬迁过来，都未必能填满那些办公室，你很难想象，房地产商会自己开发建造这样的项目。所以，看到李楠先生博客上一篇文章标题中有“房地产商專政”字样时，我深为标题创意鼓掌，可惜，他并不认为地方政府是最大的房地产商，而持房地产商和外国资本阴谋论观点，我喜欢他的题目和现象罗列，而完全不能同意他的总结。

　　如果房地产业垮了会如何，我觉得在世界标准答案之外还应当增加一个中國特色的症状，即地方财政出现支付危机。在房地产价格一路上涨的短暂黄金时代，各个地方政府无论是在规模上还是胃口上，都已经习惯了拥有大笔房地产业的收入，突然断粮会意味着什么？

　　所以，当今天房地产市场出现困境，最积极热心的救市者是地方政府，所以，是抽着九五至尊的地方政府官员出面威胁房地产商不许降价，而非房地产商为自保利益而建立价格同盟。

　　所以，因为地方政府这个能量巨大的特殊因素在，对地方政府以雷霆万钧的方式大手笔城市规划，我持坚决反对态度，对地方政府以严厉姿态维持房地产价格，我持反对态度，至于地方政府有一天可以发行债券，我更不相信它能被管束好。

　　时间已进入2009——不折腾元年，在这一年，如果注定有人要因为变坏的局势负责而作出“牺牲”，我希望其中能有个把倒霉的“总设计师”代表，对拿掉一两个这种倒霉蛋的折腾，我是一点也不反对的。

　　来源：南方网

　　作者:黄章晋

中国报道周刊, 2009-01-06. | 添加评论 | No com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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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第一——请美国人教育中国的“精英”买办

chinaweekly — Tue, 06 Jan 2009 05:01:01 +0000

　　“国家第一”，是2008年美国共和黨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口号，也是共和黨提名总统竞选人约翰??麦肯9月4日在共和黨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接受提名演说的主题。来自美国各州的共和黨代表、候补代表及其支持者等四万多人在明尼苏达州的圣保罗和明尼苏达波利斯聚会，提名共和黨的总统竞选人。“国家第一”的巨幅字幕横贯会场正前方，成千上万的与会代表挥舞着“国家第一”的标语牌，配合着麦肯先生慷慨激昂的“国家第一”的演说，“美国！美国！” 、“国家第一！”的口号喊得声震屋瓦。三千多万美国人通过电视直播收看了麦肯的演说。

　　美、加早有政治评论指出，美国的总统竞选无关严肃议题的辩论、讨论，成败在于如何制造印象，印入选民脑中。四年一个轮回的总统大选是一台政治大戏。总统上台后一两年忙于政治分肥，下台前一两年忙于准备下届竞选。2008年总统竞选的锣鼓一年半前已经开打。消息、文章、访谈、电视专题节目、免费的宣传材料、耗资巨大的政治广告，铺天盖地而来。两大政黨共和黨和民主黨分别开动黨派机器，全国串联，集会动员，炒作造势，政治募捐，或自编自演、自我吹捧、彼此吹捧，或互相攻击、互挖墙脚。政治大佬幕后精心策划、台前激情演说，黨派代表台下山呼口号，雷鸣般鼓掌；流行歌手台上狂歌，代表台下劲舞，霓虹灯与烟花齐放；政客与选民争相握手，真情与假意打成一片，一半是华盛顿，一半是好莱坞。两个黨的全国代表大会分别在这般氛围中开幕谢幕，推出各自的总统竞选人。

　　然而，严肃而沉重的议题是存在的，尽管政客们无须同选民讨论交底。过去八年，在小布什政府治下，美国经历了“9﹒11”事件，发动了侵阿、侵伊两场战争，做了借机修理世界、塑造单极世界秩序的帝国大梦。八年后，美国本土仍然面临着恐怖袭击的威胁，阿、伊战争仍然看不到尽头，军费开支浩大，美军伤亡增多；同时国内经济低迷，失业率上升，次级房贷危机严重冲击了金融市场、就业和消费市场。

　　虽然美国的政客与垄断资本财团关心的是鲸吞天下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但大多数选民仍然需要操持日常生计、柴米油盐。共和黨的对手民主黨提名总统竞选人奥巴马攻击布什政府的伊战错误，攻击共和黨总统竞选人麦肯长期追随布什政府的伊拉克战争政策，主张尽快结束伊战，改善民生，增加就业，改善中低收入阶层的医疗保险制度。

　　根据美国的民意调查，共和黨当年推举的布什从开战时最受欢迎的总统执政八年成为最不受欢迎的总统。麦肯多年来支持布什政府的对外战争政策，撇清同布什政府的关系并非易事。麦肯及共和黨需要重新自我包装，设法向选民推销自己，兜售他们的新故事，让选民喜欢这故事，从而将选票投给故事的主人公。

　　麦肯是美国社会的名人，早年参加侵越战争被俘，拒绝提前获释多坐了三两年越共的监狱而成为美国人心目中的“英雄”；获释返美不久从政，连选连任美国参议院议员。

　　麦肯具有“国家第一”的政治信念。他在演说中向美国选民讲说，他成为俘虏拒绝接受提前释放，因为不愿意被越共用作宣传涣散美军囚伴的士气。支持美国侵伊，因为美国认为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之后又因为美国认为伊拉克政府“專制獨裁”，人權应该高于伊拉克的主权。侵伊战争使得成千上万的伊拉克平民死于战火，伊拉克人没有夹道欢迎美军反而抵抗袭击不断。如今他认为将伊战进行到底将“把我们从我军士气瓦解、战争扩大和所有的美国人的安全受到威胁的挫败中拯救出来”。战争符合美国的利益，美国的利益高于伊拉克平民的人權，当然也高于伊拉克的主权。麦肯说，“我宁愿失去竞选，也不愿我们的国家失去战争”。美国选民看到，麦肯是把国家利益放在个人利益之上的，也是把美国利益放在他国利益与人權之上的。

　　麦肯爱国也爱民。他虽然坐拥亿万家财，但理解小民疾苦，许诺当选后将关照码头工人、小学教师、阵亡美军家庭等等为柴米油盐担忧的千千万万的选民。他虽然泡在华盛顿已经数十年，如今许诺改造华盛顿：“让我提前警告那些惯见的、大肆挥霍、一事不干、我字第一、国家第二的家伙：改变就要来临。”麦肯向美国选民表白说：“我许多年一直是我的国家的有缺点的仆人，但我首先是、始终都是它的仆人”：“我不再是我自己的人，而是我的国家的人”。

　　麦肯的资深顾问斯??施米特在他撰写的《国家第一对垒服务于自我的政黨政治》中说：“问题是华盛顿的政客们在为他们自己的自我利益或他们的政黨的自我利益工作。在华盛顿，太多的人玩弄政黨政治第一、国家第二；极少的人丢下其自身利益为解决美国的问题想办法。……他（奥巴马）总是把他的黨和他自己的利益放在第一。”但是， “就约翰??麦肯说，国家第一是他的人生写照及他在华盛顿工作的写照。”〔1〕如果可以相信施米特，麦肯是华盛顿的一只白乌鸦。

　　民主黨阵营当然不会相信施米特，纷纷批评攻击麦肯是“国家最后，我第一”，〔2〕“自私自利，不负责任”；〔3〕指责麦肯为了招徕女性选民物色女州长佩林作为副总统竞选搭档，佩林一年多以前才当选为地偏人稀的阿拉斯加州州长，此前只担任过一个六、七千人的小城的市长，而麦肯已经年逾古稀，患有癌症，当选后设有不测，将偌大的国家托付给佩林是无法想象的；并指责麦肯将四十年前的一段战俘经历自我服务于个人的竞选利益。

　　两个竞选阵营、两大黨派选民互相攻击，不可开交。不过双方都认同一个共同的政治原则，即“国家第一”；都实践着一个共同的行为准则，即标榜自己是“国家第一”，攻击对手是“我字第一、国家第二”。分属两大政黨的黨派选民占了美国选民总数的七、八成，可见“国家第一”在美国是一个政治正确的概念。据CNN9 月5 日晚间播出的新闻节目，就麦肯的“国家第一”的理念采访选民反应，被采访者中无人表示异议。不过，借用《纽约时报》发表的一位读者的看法，许多选民“不认为麦肯参议员是‘国家第一’”。〔4〕

　　说是一回事，做是另一回事。但，说也是重要的。说是向选民表明政客及政黨秉持的政治信念，是向选民推销自己。美国的政黨、政客们知道什么是美国的政治消费者喜欢的物品，什么是社会上的稀缺物品，什么是能够在市场上打响的品牌。个人主义、利己主义是资本主义社会与生俱来的社会思想产品。中國的各类“精英”、买办和西崽们自改革开放以来向中國的社会大众廉价倾销的就是这类产品。但是，在当代美国资本主义社会，“我字第一、国家第二”受到了上自总统竞选人下至普通选民的批评和否定。国家第一、公众利益高于个人利益，成了美国的两大政黨竞相标榜的原则立场，成了政客们高扬的邀买民意的竞选大旗，也是成千上万的美国普通选民们愿意认购的品牌。即便这些政黨或政客们言行不一，如同施米特所指出的那样，即便四年一次的重选、改选无非表明一次次被选出的政客总是不能令选民们满意，即便令选民失望的政客无非意味着选民们一次次的自我否定，但政客政黨们总是讲说应该说的，而选民们总是选择希望有的。听起来仿佛是东西错位：资本主义的美国听起来象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的中國听起来更象是资本主义。

　　“国家第一”、公众利益高于个人利益，虽然是2008年美国总统竞选的招牌，也不妨用来作为一面镜子，映照一下中國的“精英”、买办的西崽相，对照一下中國的“精英”、买办们所贩卖的“西方普世价值”的商品成色。美国的政治人物对美国民众说：“国家第一”；中國的精英、西崽对中國的民众说：“国家、道德的事再大也是小事，个人的事再小也是大事”。美国的政治人物对美国民众说：公众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中國的精英买办对中國的民众说：“牺牲自己造福别人是愚蠢的”。美国的政治人物希望将一个贫富悬殊、种族对立、宗教冲突、政黨对峙的社会在“国家第一、公众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的旗帜下搓合起来；中國的精英买办力图将中國社会演变成一个人人自私、个个拆庙、得势大捞、弱势自毙、内斗不已、纷争分裂的社会。

　　中國的精英买办们多年来热衷于向中國的民众传播西方的、特别是美国的各种“普世价值”。应该提醒中國的精英买办们的是，他们应该告诉中國的民众：美国人自己家里使用的“普世价值”还有一条叫作“国家第一”，叫作“公众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美国人至少是这么说的。因此，公众利益也应该高于精英买办们的利益。果真如此，那就断了中國的西崽们吃里扒外、输送中國国家利益给洋大人的生路。

　　中國人确实需要认真学习美国人的“普世价值”，但不需要中國的精英买办们做经纪人，而是唯我所需采用“拿来主义”。如此，就今日中國的状况说，美国参议员麦肯先生的演说至少有一条是值得学习的：“让我提前警告那些惯见的、大肆挥霍、一事不干、我字第一、国家第二的家伙：改变就要来临。”同国际接轨也罢，同西方接轨也罢，同资本主义接轨也罢，首先需要这么接吧。

　　2008-09-16

　　作者:赵大可

中国报道周刊, 2009-01-06. | 添加评论 | 2 comments

原文地址国家第一——请美国人教育中国的“精英”买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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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分类百家争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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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度风云人物

chinaweekly — Mon, 05 Jan 2009 04:56:58 +0000

　　2008年，内忧外患，多灾多难。新闻酷似谣言，谣言就像新闻。严肃与恶搞一色，政治与娱乐起飞。现整理若干年度风云人物备忘。

　　1、周老虎：原名周正龙，言之凿凿声称拍到华南虎照片，政府部门立即予以奖励。自去年10月陕西省林业厅公布所谓“华南虎照”并宣称鎮坪县尚存华南虎以后，“周老虎”就一直遭到媒体的质疑。面对汹涌的舆论监督，陕西省林业厅等几家有关部门也采取了避重就轻、软磨硬拖、蒙混过关等种种应对手段。“老虎卧瀑图”的发现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证据链，使得历时8个多月的“周老虎”事件真相终于大白于天下。作为政府部门，陕西省林业厅草率认定虎照为真并轻率发布是很严重的错误；在公众质疑声中意识到可能犯错却拒不承认则是更加严重的错误；而后又像无赖一样既不进行二次鉴定又不愿意认错则是大错而特错；最终抛抛出周正龙为替罪羊，在虎照造假的利益链条上把最无足轻重的小人物切割出去予以刑处，可谓错上加错。

　　2、陈腊肠：原名陈冠希，与多位香港明星有错综复杂的暧昧关系，且有艳照为证。鱼水之欢后不该拍艳照，拍艳照不该存电脑，存电脑不该出故障，出故障不该去维修。艳照莫明其妙流传网络，数万狼友争睹腊肠希风采，辨其真伪，造成网络服务器瘫痪，数千网警狂删不已，成为2008年新春嘉年华。正如他自己扮演的电影角色所言，“出来混，早晚要还的。”如今他已经黯然退出香港娱乐圈，败走北美。

　　3、范跑跑，原名范美忠，早年毕业于北大历史系，向往西方的自由与权利，曾毫不客气地一一点评全系老师。5.20大地震中弃学生而逃命获此美名，并在网络发文而备受诟病，现有范跑跑之歌为证。北大历史系书记表态说以范美忠为耻。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王旭明在回答记者关于“范跑跑事件”提问时说，“我们可以不崇高，但是不能允许无耻。”范美忠回应：“我确实不崇高，但并不无耻。”一虎一席谈中遭郭松民近乎跳脚大骂，网络舆论似乎又呈现同情弱者的趋势，郭跳跳之名不胫而走。范以权利之利器舌战群儒，认为自由属于公民不可剥夺的权利。

　　4、余含泪，原名余秋雨，网友赐名余菩萨。5.12汶川大地震后，余秋雨于6月5日发表一篇题为《含泪劝告请愿灾民》的博客，以双眼饱含泪水的悲情态度，劝告请愿的灾区民众以大局为重，不要因为一两座倒塌的学校让外界反華势力找到口实。他借一位佛学大师的口，说：“有十几亿人护持，这些往生者全都成了菩萨，会一直佑护中國。”一个个幼小而鲜活的生命，一转眼变成一动不动的菩萨，对那些不信佛的家长，这是安慰还是咒？此种言论遭到近百页反对者留言炮轰，网友认为这是站在“死者身上跳舞”。

　　5、王幸福，原名王兆山，网友赐名王找煽、王羡鬼。6月6日山东《齐鲁晚报》副刊发表王兆山（山东作协副主席）的“词二首”，第一首《江城子废墟下的自述》尤其遭人诟病。该词以废墟下遇难者的口吻，感叹国家人民抗震救灾的努力，发出了“纵做鬼，也幸福”和“亲历死也足”的感慨，并表达了“只盼坟前有屏幕，看奥运，同欢呼”的愿望。此词一出，立刻引发全国上下对作协之工作性质的大讨论，甚至有作家以退出作协表示抗议，认为王或炒作或拍马，是万人唾弃的投机之徒。

　　6、杨一刀：原名杨佳，因为遭遇上海闸北区公安盘查（详细过程不得而知，外界谣言和猜想起飞）多次寻求正常申诉未果而产生报复心理。一人闯入政法大楼，手持利刃造成6名警察死亡，与哈尔滨6名警察打死一人合成2008年度“非常6＋1”。他以“你不给我一个说法，我就给你一个说法”的语录成就了网上一边倒舆论中的大侠、京城刀客美誉，反映了人民公安的公信力危机。

　　7、林卡脖，原名林嘉祥，其座右铭为“你们算个屁”。据《稗史·林嘉祥》记载，和諧四年十月，壬寅，次于新梅园传舍。时嘉祥被酒，欲更衣，而不知厕溷之所在，童女陈某见之，为之引路。嘉祥因扼陈之喉，欲投之厕溷以行不轨。陈大骇而走，嘉祥以被酒，不能及，乃随之而出。陈之父怒斥之，则曰：“汝州父母犹不敢犯吾，竖子敢尔！汝不可不蚤为百口计。”又曰：“吾实为之，汝本无能为，吾今授以微赀，汝宜速去。”了然无愧色。群情激愤，噪而詈之，乃色变。有好事者公诸网间，举国声讨，有司始验其事。

　　8、张最好：原名张五常。在日前召开的一个有关改革开放30周年经济论坛上，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先生以过去多年中國经济高增长为依据，断言中國已经形成了中國历史上、甚至人类历史上最好的制度，遭到与会大陆学者或公开或私下的一致反对。张五常的理论核心是，中國经济增长得益于各地政府，尤其是县级政府变成一家家公司。比起单纯的政府来，公司化的政府更有效率。我们感谢张五常先生，他从反面让我们更清楚地看到陡峭的现实。“政府公司化”，的确是过去几十年来我国政经形态的一个准确而且生动的概括。这样的做法，在短期内的确有可能效率很高，但无法避免越增长越贫困（相对）、越增长矛盾越多的困境，陷入秦晖教授所说的中國的“低人權优势”和“负福利”陷阱。

　　9、陈写真，落选超女陈怡因为给日本成人男性杂志拍了一组火辣辣的比基尼写真，竟遭到了众多国人的围攻和谩骂。近年来狼友们艳福不浅，《色戒》里面不乏“真枪实刀”的动作，《苹果》的尺度开发让人目瞪口呆。如今在追求个性和艺术的旗帜下，你就是性感到赤裸着身子也不算丢人。陈怡辩称：“我拍的不是色情写真，都是很正常的艺术写真！再说了，国内某些知名女星拍《红丝带》的宣传照都是全裸的，尺度比我还开放呢！ ”陈怡半裸睡国旗、衬国旗、披国旗的写真是在用她的肉体凌辱国家的庄严和神圣，这是日本AV凌辱系列的最新创意。此位超女所落选超女如此拍照，作为一种炒作，瞬间赚取了海量的眼球与点击。但是由于对国旗的轻慢，她应该会付出自己的代价，哪怕是道德与舆论上的。

　　10、蒋呼吸，常言“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 2008年11月18日，在广州举行的中國森林城市论坛上，中國科学院院士蒋有绪向广州市长提出了一个震撼国人的伟大建议：居民生活在地球上作为二氧化碳的排放者，应该为节能减排付出代价，所以每个市民每月应缴20块钱的“呼吸税”！按照他的逻辑，人吃五谷杂粮，或用母乳喂养，谁不放屁？而放屁的污染，比呼吸更大，应该征收“放屁税”。人出生时是很脏的，有污染性，应该征收“出生税”。人一死要火化，其污染之严重，人所共知。有鉴于此，“死亡税”非征不可。前人讽刺苛捐杂税之多，曾撰写对联：“自古未闻屎有税，而今仅剩屁无捐”，如今屁也有可能被征税了。根据蒋呼吸的逻辑发展下去，“国民黨的税多，共產黨的会多”的说法，得反过来说了。如今这世道，这也税，那也税，中國万税万万税！！蒋呼吸的言论暴露了一些学者的思维混乱与学术肤浅。生态税法的作用在于用经济杠杆保护生态。可以要求企业减排，向企业征收排放税，以促进减排。但你不能要求牛少放屁，不能要求人少呼吸。人和空气的配合纯属自然，人是自然产生，空气是自然供给。不管你收不收税，都调节不到人的呼吸。如此乱征税，只能成为敛财的另一种手段。

　　赵庆寺草于默峤小舍

　　作者:赵庆寺

中国报道周刊, 2009-01-05. | 添加评论 | One com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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