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刀:进一步改革歧视农民的税费政策

  最近,全国正在加大力度推广安徽费改税的改革经验,砍费抬税,削减基层组织滥收费的权利,规范政府和农民的税费行为,以减轻农民负担。这是个好消息,显示了我们政府已从制度建设角度来解决农民负担问题,或许这次可以改变过去那种只是停留在发文件、检查、造声势、结果农民负担愈减愈多的局面。但欣慰之余,感觉还有隐忧,如果不辅之以政治体制改革,不对基层政权组织结构彻底精简,不转换政府职能,不减轻财政负担,长期下去这一爱护农民的好政策有可能虎头蛇尾、在基层难以落实。而且把农民税负界定在不超过年收入的10% ,与其他群体的税负比起来还是有失公平,联系最近关于所得税征收起点抬高的讨论,觉得有必要再为农民说几句话。

  我们的社會主義国家建设模式源于苏联,因缺少原始积累和外援,靠掠夺农民来推进工业化。农民起初出于对获得土地的感激,拥戴党和国家,对于一些受歧视的政策都默默接受。加之严密的县乡村组织管理体系,农民的松散性,几十年来似乎农民的抱怨并不很强烈。细想起来,我们过去实施的一些政策法规对对农民的掠夺太多了,歧视农民的不合理政策比比皆是。将人分为商品粮、农村粮上下两等,生下来该你种地你就不能出农村,该你享福你就生在城市进工厂、坐机关。城市的人从生到死什么都由国家包,农村人什么福利都没有,还有许多上交。虽说改革开放以来这些政策有了一些改变,但远远不够。就拿税费政策来说吧,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税收政策都是富人多纳税,贫困线以下的穷人不仅不纳税,还享受社会补贴,有累进税和累退税之说。而我们的政策,农民不管你年收入是一千元还是二千元、三千元,人均税费上缴是少不了的,少则一二百元,多则三五百元也不稀奇,名其为农业税、特产税,实际上你不种田,没特产,一样得交。而城里的人,月收入没超过800 元的不用交一分钱的税,反过来政府还要给住房、交通、菜篮子等等方面的补贴。

  有人算过一笔帐,现在一个农民每种一亩田,由于农副产品和工业产品的剪刀差太大及过重的税负,要亏损1200至2000元不等,因此现在农村很多地方出现大面积抛荒。但很多地方即使你不种田,税费还得交,以至干群矛盾十分尖锐,一些地方动用专政工具、甚至组织地痞流氓收税费的事时有报道。征收队进村,“叫嚣乎东西,隳徒乎南北,哗然而骇者”的场景屡屡再现。客观地说,党和政府对农民负担并非不知情,也采取了很多措施,可谓减负的话领导天天讲,文件层层发,检查组年年派,但最终成效仍然不大,这是因为没有釜底抽薪从根本上去解决问题。不是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尾大不掉,不响应中央的号召,根子还得从制度法规里边找,是因为从上到下许许多多的文件政策,设立了这么些多于牛毛的省市县乡村组机构,养了这么多只进不出、吃财政饭的“公家人”。设了这么多庙,进了这么多和尚,他们长了嘴,不去化缘索贡,怎么生存呢?加之制度又赋予他们这么多权利,权钱交易怎能不发生呢?也不是这些人天生就得吃闲饭,也是我们的政策让他们甘于被人供养,说到底是一个机制的问题。

  对农民的歧视,不仅仅在税费负担上,在户籍、务工、经商等方面还有很多. 在北京等城市农民务工得有三证,除了已办了的的身份证不收钱外,其他的什么暂居证、务工证都得交钱,名其为加强外来人口管理,无非不就是另外交几百快钱,增加农民的负担罢了。同样是中国的公民,同样为城市作贡献,同样靠出卖劳动力维持生活,城里人只要年收入不突破万元,不交税,同时还要吃这样那样的补贴;农民进城打工,去干那些城里人不愿干的苦活脏活,家里的税费一分都不能少,同时还得再给城里交一笔入城费,这政策的公平性何在?劳动部门还有一个政策,企事业单位如果安置了农村人口就业,除了这就业者得向劳动部门交就业费外,单位得向劳动部门再交一部分安置费,迫使单位不得雇佣农村劳动力。似乎生在农村的人天生就是劣等公民,种种政策就是要把你限制在城市文明之外。要说讲人权和国民待遇的话,农民的人权和国民待遇落实到位的问题值得世人关注。

  按西方经济学的观点,公民纳税是要向政府购买公共产品,政府只有向公民提供法制环境、国防、教育、环保、大型公用设施等公用产品,弥补市场“看不见的手”的缺陷,才有存在的价值。所以西方发达国家,很讲究纳税人的权利和义务的对等。每开征一项税费,都得颁布一项法规,不象我们地方政府、部门都可开口子收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高税收,高福利,财政转移支付手段发挥得好,尤其是以累进制所得税为主体的税收结构和福利政策,对缩小贫富差距,保障贫困线以下人口的温饱问题,起了很好的作用。当然,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历史长,有雄厚的物质基础,我们社會主義建设时间短,底子薄,有很多客观方面的原因,但这些并不能原谅我们在政策制定方面的缺陷,不能推脱我们执政党、政府这方面应付的的责任。

  目前经济需求不旺,通货紧缩,一些人认为中国已到了产品供过于求的时期,有的经济学家甚至呼吁警惕产品过剩。这些人长期呆在城里,不了解贫民阶层人口的生活状况。目前的实际情况是,一方面工厂产品大量积压,卖不出去,另一方面,农民和城市低收入阶层缺乏最起码的购买力。我到过很多中西部地区农民的家庭,家徒四壁,根本就没有什么工业产品,他们常年除了买点盐、火柴、洗衣粉及少量的农资等必需品以外,很少发生购买行为,听说有的农村通了电,很多农民依然不用电灯,摸黑或者点煤油灯,因为电太贵,用不起。不是他们不愿享受现代工业文明,汽车、家电、通讯这些产品难道他们不想使用吗?不是。而是因为他们的收入,除了上缴税费以外,根本就没有钱去消费工业产品,只能过着这种自给自足的原始贫穷生活。而另一方面,国家收上来的税费,绝大部分用于发了工资养了人,付了办公费、会议费之类,中西部地区绝大多数地县财政都称之为“吃饭财政”。这种转移支付当然只能带来穷的更穷,富的更富。可以说现在的产品过剩完全是一种假象,包括认为已经过剩正在压锭的纺织品、控制生产能力的钢材、大量积压的电视等家用电器,倘若8 亿多农民都能购买享用的话,只会短缺,不会过剩。这方面倒是日本刺激消费,给缺少购买力的贫民发购物券的办法值得我们借鉴。

  启动中国消费的关键是给农民和城市低收入人口增加收入。当然,农民致富主要靠科技,靠发展商品经济,靠调整产业结构,但更主要的还是靠政策,尤其是要靠那些给农民休养生息的政策。眼前尤其紧迫的是要彻底精简机构,压缩行政事业费开支,改革那些掠夺农民、豢养一个庞大的吃财政饭阶层的财税政策,拆庙赶和尚,让他们自己去造饭碗。美国、西欧等资本主义国家治理通货紧缩能做到一方面降息,一方面降税,大幅度裁减行政人员和政府开支。难道我们一个社會主義国家就只能降息,而不能为那些穷人降税减负吗?

  改变目前税费压弯农民腰的状况,让占整个国家75% 人口的农民收入增加,使他们有了消费欲求,才能出现整个国家供销两旺、经济高速增长的好形势,也只有这样我们国家才能够长治久安。

  作者:文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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