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定湘:消除隔离——关于户籍规制改革的忧思

  序—读者点评:在中国,如果不能了解占中国人口的80% 的农民的生存和发展现状,就不能算是了解中国,我本身是一个农民的儿子,我对当今农民的艰难处境非常担忧,我在农村的亲人们生活非常艰难困苦,没钱上学,没钱治病,找不到可以挣钱的门路。

  我工作的城市距我的农村老家很近,因此几乎每个月都回一次农村老家。每一次回家的路上我的腿都好像灌了铅一样,心情非常压抑和沉重,我的所见所闻都是与这个国家宣传的大好形势截然相反的。家里无钱上不起学的孩子很多,大部分孩子上到初二就回家等着一年以后拿毕业证书了,能上高中的孩子几乎没有了,还不如前些年,80年代中期我上高中的时候,村子里只要孩子学习好,就可以上高中,那时我们村子里同时有十几个孩子上高中,每年都有三五个考上大学的,可是现在我们村子里已经连续五六年没有上大学的了,因为能上高中的也不多了。

  人均不足1 亩的土地的产出连摊派集资都交不起;种菜种水果种什么什么跌价,搞养殖,养什么什么赔钱,做买卖,干什么都不赚钱,外出打工,哪里这么容易有工打?即使找到工,又有多少辛苦一年一分钱工钱也拿不到手的情况?也就是说农民都快没了活路,我不知道限于绝望之中的中国农民还会忍耐多久。

  前些年,我的堂兄(农业局)下乡挂职,农民们说我们什么也不要,我们只要陈胜和吴广。靠高压政策和专政工具是无法解决问题的,火山想要爆发,不是靠堵就能堵得住的。

  中国农民在可以做奴隶的时候就做奴隶,如果连奴隶都做不成,就会成为暴民。事实上,现在农民与基层政权的冲突愈演愈烈,我很担心会演化为全国性的暴乱,如那时纵然投入千万人的军队都不一定能制止。

  如果各种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集中爆发,那对中华民族而言可能就是灭顶之灾。

  下面的文章不是我写,是一位知名学者写的,但是他的文章肯定不会发表在官方媒体的,因为这样的声音虽然是铁的事实却肯定会以不符合新闻导向、影响社会稳定为名遭到封杀的。你我都是热血男儿,我们都热切盼望中国能够真正繁荣富强起来,热切盼望中华民族能够实现伟大复兴的目标,可是这个国家的现状和未来发展的趋势让我越来越担忧,越来越失望。我党和政府的高层领导听不进任何不同的声音,即使是摆在面前的如铁一般的事实,他们沉醉在自己编织的“中华民族正在伟大复兴”的梦幻光环中,他们无视中国目前危机四伏的现实矛盾,无视政治经济制度中存在的巨大缺陷,看不到隐藏在经济增长率背后的数万亿的坏帐、充满泡沫的股市中蕴藏的巨大风险,整个金融市场已经具备了爆发危机的所有客观条件,缺少的只是一根导火索,这根导火索可能就是因执政者失去民心造成的政治动荡。试想,一旦发生大的政治动荡,首先严重背离价值的股市将崩溃,数万亿的财富顷刻间就会化为乌有,从而导致更大规模的动乱,然后将是经济停滞,爆发金融危机,爆发财政危机,最后导致经济全面崩溃,中华民族将又一次陷入水深火热中。

  我只能从内心深处虔诚地祈祷,上天保佑中国,保佑中华民族,保佑中国人民。

                消除隔离

           ——关于户籍规制改革的忧思

                田定湘

  导言:[ 一个人从娘肚子里爬出来之前就被贴上了身份和地位的标签,这究竟是何原因?当他爬出母体面对美丽的大自然嘎嘎欢笑时,他的母亲却满腹愁肠,这孩子什么时候才能跳出农门、走出“世袭”的苦海?……

  一位城市的孕妇和一位农村的孕妇不期而遇,同样是未来的母亲,前者面对后者内心却很自豪:我的孩子比你的孩子要高人一等。您可能会说,这是一位没有教养的妇女。孩子还没有出生,凭什么说,一个相对于另一个就是人上人?其实,你错了。不是这位妇女缺乏教养,而是法律确实赋予了她和她的孩子与生俱来的特权。中国的户籍制度使一位母亲对另一位母亲可以这样夸耀。

  如果林肯的母亲是在中国,她也会同后者的命运一样。因为她是农民,因此林肯也只能是农民。农民的儿子也是农民,这是法律的规定。未来的林肯不能在北京找工作,因为他连小学文凭都没有,这位伟大的美国总统就是想当垃圾清运工、尸体接运工也不行,因为没有北京市户口的人,要干这两种工作就必须有初中文化程度。尽管有限的教育也会使他念过“我爱北京天安門”,可北京不欢迎他,这样,他就找不到工作,找不到工作也就没有了正当生活来源,因此也就租不起房子,窘困不堪的“林肯”偏偏祸不单行,因为按照《北京市收容遣送管理规定》,他的这种生活状态本身就已经是违法,他将随时被抓进收容遣送站,然后被驱逐回原籍……。道理很简单,因为他是农民,他没有北京户口。如果另一个人和他的处境完全一样,仅仅凭北京户口,就能得到政府的关爱,领到一笔救济金,更不会因此失去自由……

  在中国,我不知道还有哪一个城市不是这样对待没有该市户口的农民。

  当然,它们这样做都能够找出政策甚至法律的依据。这样的法律或者政策针对着世界上六分之一的人口。

  但我想说,人人生而平等,是不言而喻的真理。

  我不想引用什么玄妙的理论,但我要告诉那些主张隔离的人,农民也是人,也是中国人,宪法规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没有任何理由被解读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农民除外”。]

  五十年的作弄

  什么是农民?

  对农民的理解,人言人殊。我这里指的是,没有城市户口的中国公民。它代表一种身份,而不是意味着一种职业。职业可以选择,而身份却是不但与自己生死相伴,而且还要子孙世袭。如果不是考上大学、当了公务员或者军官,农民就只能子子孙孙是农民。

  在北京,如果你来自天山脚下的农村,同样是在卖羊肉串,你是农民,而那位有北京户口的小伙子就不是;如果你来自甘肃六盘山下的村庄,同作一家公司的录入员,你是农民,而有北京户口的那位小姐却是工人階級的一员;如果你来自雅鲁藏布江畔的小寨,已经腰缠万贯,当着几家公司的老板,可你是农民,而你手下拥有北京户口的职员却是不需要办暂住证的市民……

  对于这一切颠倒的情形,我们闻不到来自街头的呐喊,听不到飘自山川的呻吟,鲜见硕学鸿儒的批判。一切似乎都无声无息。每当我看到和想到这些现象时,总是不免要深思:自由和平等为什么这样容易被践踏和遗忘?

  六十年前,当那些泥腿子们把脑袋拴在裤腰带上,前仆后继地“向着法西斯开火,让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时,他们当初是“向着太阳,向着自由,向着新中国,发出万丈光芒!”他们是在为一个自由的新中国献出他们的生命、献出他们的胳膊、献出他们的腿、献出他们的青春和鲜血。

  那些怀着美梦,向往自由中国的人们做梦也不会想到,自己流出的血汗,淬着的却是未来的枷锁,不仅自己被禁锢在土地上,而且还搭上了世世代代子孙的前程!“社员”就是“集体”的农奴。他们彻底丧失了选择生活方式的权利和自由,那被毛泽东称为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实际上就是没有铁丝网的集中营。

  这才是历史上真正的史无前例。

  五十年了,整整五十年了!那些砸烂铁锅办食堂的声音,那饿死前想尝一口米饭的渴望,那要饭时低三下四的哀求,那几千万饿死鬼的冤魂……难道当轴诸公睡梦中还在回味茅台人头马的余味时,就从来没有为中国存在过这样的问题而困扰片刻?当那些衣衫褴褛带着汗臭味进入你们善于审美的双眸时,在日理万机中就不能给他们留出一闪念的空间:九亿农民还要忍受隔离和歧视多久?

  五十年了,整整五十年了!有的人已经尸骨无存,他们的梦想也早已随风而逝,可他们还有子孙后代。五十年了,今天的农民和他们的祖先一样渴望自由和平等……五十年的隔离和歧视,并没有摧毁他们的憧憬。他们悄悄地走来,城市粗暴地驱赶;他们哀求,城市无情。他们喊不出声,可我们难道都没有看到他们那含泪的眼睛?

  这是一笔巨大的历史欠帐,它无法用金钱去计算:亿万农民的自由、幸福、尊严和人权。

  80多年前,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了中国公民有迁徙自由;

  40多年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也规定了中国公民有迁徙自由;

  80多年前,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了中国公民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40多年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也规定了公民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截然不同的制度,却有着不约而同的规定,这不是谁偶然心血来潮的产物,而是中国人民发自内心的呼声:中国需要自由和平等。

  1958年1 月9 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十一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农民就在国家的名义下,有了法律的笼口。农民成了世袭的身份。昔日,他们遇到天下荒年的时候,至少还可以去逃荒要饭。如今,他们开始承受比要饭还悲惨的命运。

  遗憾的是,这个违宪的条例,今天还在生效。

  面对过去,我只想说五个字:早该结束了!

  我们希望生活在一个自由、平等的中国里,宪法和法律能够给所有的公民平等保护,这既是政府的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文明社会的起码要求。

  一个农民等于几分之几个城里人?

  中国人向来不缺乏博爱的胸襟和悲天悯人的情怀。

  马丁。路德。金们向华盛顿进军,中国认为那是正义的事业;洛杉矶出现骚乱,中国认为那是对种族歧视已经忍无可忍……浩瀚万里的太平洋一点也不妨碍中国对那个陌生国度的隔离和歧视发出怒吼和抗议。

  饱学之士也奋起疾书,在书籍中、报刊上、电台里,一桩桩一件件践踏人权的事例,列举起来不厌其烦。

  所有这一切都告诉中国人一个道理,那就是肤色没有理由成为低人一等的证据。

  歧视黑人,那是美国的耻辱,也是世界各国的镜鉴。

  美国宪法曾经可耻地规定,联邦众议员名额按照人口比例在各州进行分配,而各州人口数却是按自由人总数加上其他人口的五分之三予以确定。

  这就意味着一个黑人只能折算成五分之三个白人。

  如果让你站在黑人后裔的角度,面对这样的政治算术,请你告诉我,心里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滋味?

  但我知道,教科书告诉中国人:《独立宣言》所许诺的“人人生而平等”,对黑人来说,不过是一个弥天的政治大谎。

  1963年8 月28日,二十五万美国人聚集在华盛顿林肯纪念堂周围,就是要求政府兑现共和国创建者们签署的这张政治支票,实现美国黑人自由的梦想。

  我们暂时放下对美国自由平等之虚伪的抨击,把关注异国人民命运的博爱精神和高尚品格,带回到自己的国土,思考一个也许就没有想过的问题:一个农民等于几分之几个城里人?

  我,一个农民的儿子,愿意将法律的规定原封不动不动地抄录下来,请你和你的亲人,无论是来自穷乡僻壤,还是通衢大邑,放下手头的活计,抽几分钟时间,来做一次小学生就能够做的算术题。

  首先,让我们来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的分配:

  1982年修正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第十四条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应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名额,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按照农村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八倍于城市每一代表的人口数的原则分配”。

  1986年修正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在第十四条里还是这样规定。

  1995年修正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第十六条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应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名额,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按照农村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四倍于城市每一代表的人口数的原则分配”。

  那么在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名额分配上,我国的法律又是怎样规定的呢?

  1982年修正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第十条规定“自治州、县、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名额,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按照农村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四倍于镇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的原则分配。人口特少的乡、民族乡、镇,也应有代表参加”、“县、自治县行政区域内,镇的人口特多的,或者不属于县级以下人民政府领导的企业事业组织的职工人数在全县总人口中所占比例较大的,经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农村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同镇或者企业事业组织职工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之比可以小于四比一直至一比一”。

  第十一条规定:“直辖市、市、市辖区的农村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应多于市区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

  第十二条规定:“省、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名额,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按照农村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五倍于城市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的原则分配”。

  1986年修正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第十条规定“自治州、县、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名额,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按照农村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四倍于镇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的原则分配。在县、自治县的人民代表大会中,人口特少的乡、民族乡、镇,至少应有代表一人”、“县、自治县行政区域内,镇的人口特多的,或者不属于县级以下人民政府领导的企业事业组织的职工人数在全县总人口中所占比例较大的,经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农村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同镇或者企业事业组织职工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之比可以小于四比一直至一比一”。

  第十一条规定:“直辖市、市、市辖区的农村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应多于市区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

  第十二条规定:“省、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名额,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按照农村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五倍于城市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的原则分配”。

  1995年修正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第十二条、第十三条、第十四条中还是这样规定。

  当你读完这些枯燥的法律条文,心中可曾漾起一丝涟漪?

  你可以把你算出的答案埋藏在心底,因为我担心你会和我一样羞愧得说不出口:在这个拥有五千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里,一个同胞只能等于另一个同胞的几分之几。但是我想,你也许还会和我有着同样的疑问:中国成年农民作为公民,为什么他们就不能有平等的选举权?难道只要身份是农民,他们的政治行为能力就一定低人一等?立法时规定这样的比例根据到底是什么?它和宪法许诺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否完全吻合?当那些自己就是农民身份的全国人大代表,在审议和投票表决时,又是什么样的心情?世界上六分之一的人口什么时候才能要求立法机关为此举行听证会接受各界的质疑?……

  我们期待着来自立法机构的答案。

  至于中国的选举权到底有多大作用,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是,即使选举权徒有其表,该轻蔑的不是选举权,而是不能使公民的选举权真正发挥作用的制度。我们应该尽力改革制度。我们必须知道,在选举权形同虚设的时候,政治家们就可以忽视甚至践踏被禁锢在土地上的农民的利益,而不会受到政治上的惩罚,因为他的政治生命并不取决于选民的选票。

  但是,更糟的却是那些背井离乡的农民,无论他们在城市生活了多长时间,他们都是“外地人”,这里的法律和政策跟他们的命运息息相关,无论是多么地不公正,可现有的法律赋予他们的权利就是默默的忍受和无奈的呻吟。他们连二等公民都算不上,可他们一样纳税,即使想像当年的英国人那样,理直气壮地宣称无代议士不纳税,他们也难以做到!因为按照现行的选举制度,中国公民只能在户籍所在地选举和被选举!也许你和自己的妻子儿女在北京生活了半辈子,可是你却只能在塔里木河边的村庄或者五指山下的小寨,才能够投下据说是神圣的一票。等自己的儿女到了18岁,也许他们从来没有到过父亲的家乡,他们能够做到的就是重复父辈的行为!是开玩笑吗?不是的,因为这是法律的庄严规定!这时,他们和城市户口的人相比,不是一个农民等几分之几个城里人的问题,而是等于零。

  这样的事情要到什么时候才是尽头?

  [ 农民的儿子毛泽东当年从湖南到北京大学打工时不用办“暂住证”之类的东西,可今天韶山冲的农民若想来北京打工,每年必须花180 元办暂住证。现在全国流动人口数千万,仅公安部门每年暂住证收费就达数十亿元。不知道公安部门在数着花花绿绿的钞票时,可曾想过留在上面的血汗背后的辛酸和困苦。]

  为什么在自己的祖国我们只能暂住?

  中国的历史往往让人不堪回首。

  九十三年前(1918年10月),农民的儿子毛泽东从湖南到北京大学图书馆任助理员时,没有听说他办过什么“暂住证”之类东西。因为当时的中国公民拥有迁徙的自由。想在一个地方居住多久那是一个公民的权利,是他的私事,政府无权过问。可是今天,一个湖南韶山冲的农民,如果到北京谋生,他的当务之急就是先把暂住证办下来。

  暂住证就是他的命根子,是他的尊严所系,是他的自由所依。没有暂住证,他在自己的祖国就成了野鬼游魂。

  因为1958年,也就是在那个连毛泽东都自称记不得宪法规定了些什么的岁月里,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于是1954年宪法规定的居住和迁徙自由就被一笔勾销。

  从此,一个农民如果离开自己的家乡,在户口所在地市、县范围以外的城市暂住三日以上,就必须申报暂住登记。但是一个城市居民到农村去却不用办理暂住登记(因为当时用不着防止城市居民到农村去要饭找工作!)。

  按照户口条例的规定,如果农民因私事离开常住地外出,居住时间超过三个月的,应当向户口登记机关申请延长时间或者办理迁移手续;既无理由延长时间又无迁移条件的,应当返回常住地。

  那么,什么是延长时间的理由呢?是由谁来决定某个理由是不是法律所要求的“理由”呢?由户口登记机关来决定!

  这就是国内护照制度,到期了就得赶紧续签,如果审查通不过,你不自动离开,那就是非法居留,如果你根本没有办理就十天半个月地呆在中国的任何一个城市,你就是一个偷渡者。警察就会因此将你拘押,送到收容遣送站,然后驱逐“出境”。

  所谓的常住暂住,其实并不是依据事实本身来判断,而是根据法律的规定,是一种对公民人身的强制,就是你不想“常住”也必须是“常住”,你不愿是“暂住”也只能是“暂住”。所谓暂住常住,跟一个公民实际居住的时间和公民个人的意愿没有关系。即使你在北京连续住了五年、二十年甚至一辈子,如果没有北京户口,你只能叫“暂住”而不是“常住”!这使我们领教了什么叫法律的权威:法律能够让事实迁就自己,而不是实事求是。

  细细一想,这“暂住”两字时刻在提醒那些身在异乡为异客,一个从小就会念“我爱祖国”的中国公民,在自己的国家也只能“暂住”,你只是这个国家的过客!这和一个中国人到了异国他乡有什么不同呢?一个公民在自己的国家居然要办“暂住证”,博学的人们,请告诉我,在世界上是不是独一无二的法律奇闻?

  “暂”是什么意思?《新华字典》的解释是暂时、短时间。顾名思义,“暂住证”也就是暂时、短时间居住在某个地方的证明。那么,一年叫暂住,还是两年叫暂住?是谁给了某个政府部门有权力决定一个公民在自己的国家只能居住多长时间或者不能居住多长时间呢?难道“暂住证”本身不就意味着一个中国公民没有权利选择在北京或者上海生活一辈子?如果只有农村户口的他或她,找了一个城市户口的妻子或者丈夫,难道他们就只能一辈子“暂住”在一起?难道这就是有中国特色的婚姻自由?世界上还有比这更可笑的黑色幽默么?

  为什么会这样让人哭笑不得呢?因为户籍管制的原因。人成了户籍的附属物。除了你户籍所在地,你今生今世就在可爱的祖国其他地方都只能“暂住”。要这种维持对农民隔离,就需要不受制约的权力和它制造的形形色色的强制与暴力。

  要是没有暂住证,农民就成了城市里的野狗!他将得不到法律的保护:在工厂工作是非法的、在街头叫卖是非法的……如果雇主克扣谈好了的工资,或者任意延长工作时间,也哭天不应叫地无门,因为他和雇主之间的劳动关系不受法律保护……如果谁想挑战暂住证制度,那么警察就可以“依法”一天也不让他住!这和买路钱保护费又有什么不同呢?

  比如,在昆明市,按照《昆明市流动人口管理暂行规定》,“暂住证是流动人口在本市临时居住的合法证明,未取得暂住证的,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向其出租房屋或者提供就业、生产经营场所;劳动行政管理部门不予核发《外来人口就业证》;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不予办理营业执照”。在沈阳市,如果不按规定申领暂住证就会被收容遣送。

  你本来就是去找份工作做点买卖,能不赶紧办?如果现在流动人口为8000万到1 个亿,申领暂住证的大约有4000万人左右,以每个暂住证100 元计,公安机关每年就至少可以收40个亿!

  可是公安机关在数着花花绿绿的钞票时,可曾想过留在上面的血汗,背后的辛酸和痛苦?那些进城农民在家乡一年的收入也就可能三四百块钱,甚至更少,当他们来到北京来到上海来到中国的任何一个城市,一分钱没有挣,却必须先缴纳各种证件的费用。比如在北京仅仅办一个暂住证就得180 块钱,这可能就是那个农民半年的生活费啊!如果他要遵纪守法,就意味着将遭到一次彻底的合法的洗劫。他们来到陌生的城市,没有谁会让他们养尊处优,他们必须用自己的血汗糊口,他们会依法纳税,履行一个公民的义务,可是他们身无分文,为什么还要在工作都没有找到的情形下,先缴几百块?不对他们锦上添花倒也罢了,为什么还要雪上加霜啊?!

  也许你觉得我说的话是危言耸听。那么就让我们来看一组来自政府的权威数据:我国1993年制定《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时,确定了592 个国家级贫困县,标准是,新列入的县人均年纯收入低于400 元,“七五”期间已列入国家级贫困县的只要人均年纯收入不超过700 元就仍旧保留资格。

  我不知道,如果一个新疆或者西藏贫困山区的农民来到北京或者昆明,花掉几百块钱的路费,初来乍到却不能不先把暂住证办了,否则就不能租房,如果没有房子住露宿街头又是违法,仅仅凭这一条就可以被收容并遣送回原籍,非但工没有打成,连手里可怜巴巴的那点血汗钱也打了水漂!除非你认为进到收容遣送站是一种幸福的生活和体验,否则他们只能满怀屈辱和痛苦地被驱逐回家乡,而且还要缴一笔对他们来说是不菲的收容遣送费……他们又有多少钱可以来回折腾?!他们又有多少自由和尊严可以来回地被践踏?

  人心都是肉长的。法律规章的制定者们,为什么你们就不能设身处地地想想,如果你们怀里揣着省吃俭用,甚至是东借西凑的几百块血汗钱,来到陌生的城市希望找一份养家活口的工作时,你们希望什么样的法律在等待自己?

  我知道,南非当年的通行证法就规定,黑人必须持有通行证才能找到工作,如果检查时拿不出通行证,那就意味着罚款或者坐牢。面对这种情形,我们的学者、我们的官员都会毫不犹豫地说,这是白人对黑人的歧视!

  那么收容遣送又是什么样的情形呢?

  印度尼西亚直到1998年才废除的“原住民”和“非原住民”的称呼,我们都会毫不犹豫地说,那是对中国移民的隔离和歧视。

  可是,我们想过没有,当中国的城市把中国公民分为本地人和“外来人口”时,又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农民作为中国公民,他们选择自己的居住地、工作地和工作的自由遭到了否定。既然只能是“暂住”,那么他们就没有选择常住的自由和权利。而且城市在统计国民生产总值不拒绝他们血汗的结晶,但是在计算人均GDP 时,他们连阿拉伯数字都不是!

  既然只能是暂住,他们就随时可能遭到“清理”而被驱逐出城。在全国许多城市都设置这类的歧视性政策时,农民作为一个中国公民,就可能在自己的祖国像垃圾一样被清理来清理去!这意味着没有流放之名的流放,因为他们只能蛰居于自己不愿生活的地方,默默承受生活的重担,而不能去寻找希望之光。有学问的人们,常常说中国的农民安土重迁,可是他们想过没有,这样的法律环境下,他们能不安土重迁?

  这一切早该结束了!应该彻底废除城乡隔离的户籍制度,而不是搞户籍改革“双轨制”,人为地制造一个户口市场,在种种冠冕堂皇的借口下玩权能生财的把戏,使把持户口管理的部门能够肥水常流,不断寻租索贡!

  虽然我们现行的法律没有规定公民有居住和迁徙的自由,但是1998年10月5日,我国政府签署的《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二条规定“合法处在一国领土内的每一个人在该领土内有权享受迁徙自由和选择住所的自由”。只有不怀好意的人才会认为,我国政府签署《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只是为了做给国际社会看的,而不是真诚地希望中国每一个公民都能够自由、幸福和有尊严地生活。

  我想,我们也没有理由忘记1954年宪法的承诺。

  同是祖国的花朵为什么要厚此薄彼?

  外国人到中国来了,还被称为外宾。

  可是一个中国公民如果从湖南来到北京、从山西来到上海,他(她)就会被叫做“外来人口”。

  既然是“外来”的,也就会被另眼看待,自然不会和“宾”混淆起来。内外怎能不有别呢?

  这不,“外来儿童”如果要在公办的正规学校上学,就得缴纳所谓的“借读费”。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这居然还是“国家规定”。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实施细则》第十四条规定:“适龄儿童、少年到非户籍所在地接受义务教育的,经户籍所在地的县级教育主管部门或者乡级人民政府批准,可以按照居住地人民政府的有关规定申请借读”,如此一来“外来儿童”的教育权就取决于地方政府的“有关规定”了!

  也许当年的法律规定者们压根儿就没有意识到,这种规定是对公民的隔离和歧视。

  结果一方面我们大讲科教兴国,另一方面现行的政策和制度又使得数千万计的在城市工作却只有农村户口的人的子女上中小学成了老大难问题,实在是匪夷所思。这难道是摆在教育行政部门面前的歌德巴赫猜想吗?

  据《北京晚报》消息,去年当地政府出资在石景山区为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开办正规学校,而且在该市还是头一回。而目前这个区有外地人自己开办的20所小学、1 所中学,办学条件与师资“极差”。

  我不知报道者写这则新闻是怎么想的。但我读它时惟有心酸二字。这和美国当年的隔离学校又有什么区别?

  俗话说,可怜天下父母心。谁不愿自己的孩子能够受到良好的教育?而将孩子们赶到“办学条件与师资极差”的中小学读书的,正是有关的“国家规定”。歧视性的“借读费”、“赞助费”,使得政府办的正规学校对大部分打工者来说,门槛太高。这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讹诈。天下又有多少父母愿意置子女的前途于不顾呢?要不就让自己的孩子不上学,要不就只能生离死别让孩子在老家上学。立法者们,难道你们不曾为人子女,不会为人父母?为什么就不能将心比心?

  更让人费解的是,对办学条件的审批制,表面上看是为了保证办学质量,实际上是使得很多孩子连聊胜于无的教育都难以享受。

  本来义务教育首先是政府的事情。如果说政府为打工者的子女提供了接受义务教育的基本条件,“极差”的中小学校根本就不会有市场,难道打工者会随便把孩子送到什么学校读书吗?难道城市的政府就不是打工者的政府?

  想想看,他们纳税的义务并不比拥有该市户籍的人要少一些,相反,他们还承担着许多额外的歧视性收费。比如北京市办所谓的“暂住证”,由此证所收取的“管理服务费”,一人一年为180 元,这事实上就是人头税。该市有300 万“外来人口”,以每人平均交100 元计算,每年仅此一项该市政府就可收3 个亿。我们不妨摸摸良心问问,一个直辖市的中小学教育拨款一年才多少钱!吃肉总不能连骨头都不吐吧?

  平心而论,“外来人口”为当地的经济和财政贡献了劳动和税收,为什么他们就没有享受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的平等资格呢?难道对公民平等保护不是政府不容推卸的责任?中国不存在种性,当然也不应该存在事实上的种性。在涉及公民权利时,难道法律不应是把人当人看,而是应该考虑他们的家庭出身?当我们谴责把肤色作为隔离和歧视的理由荒谬绝伦时,竟然会有人认为因出身地域实行的隔离和歧视就合情合理?

  隔离的流弊所至,在外地读书的孩子们只能学他们户籍所在省市自治区的教材。因为现在高考不但试题不同,而且你还不能参加当地的高考。难道我们只有等到在全国的城市里出现一个个湖北小学、甘肃小学……“外来人口”的子女教育问题才能得到解决?

  宪法规定,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一个地方政府专门设立招收“外来儿童”的中小学,这难道不是一种既隔离又不平等的政府行为,是违反宪法的行为?这和当年美国设立专门的黑人学校又有什么不同呢?为什么他们不能有平等教育权?

  中国到了该司法独立和建立司法审查制度的时候了。只有切实可行的司法审查才能为公民的基本权利提高可靠的保障。

  作者:田定湘

当前位置:中国报道周刊 » 百家争鸣 » 消除隔离——关于户籍规制改革的忧思 浏览数

发表您的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