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文:警惕现代奴隶案!

  现代奴隶出现?

  “因为这次风险比较大,情况难以预料。根据实际情况,现在向报社提出一些要求:如果这一次致伤或者致残,希望报社能够给予(我的家人)最低的生活保障,在这次暗访当中万一发生意外……希望报社能给我的家人补偿……。”。

  这是一份遗嘱,立遗嘱的人叫陈祖强,是河南郑州《东方家庭报》的记者,这份遗嘱是报社派他假扮成民工到郑州市二七区侯寨乡的一家窑厂卧底前写下的。在经过4 天常人无法想象的折磨后,这名暗访的记者和其它21名窑厂工人被市劳动局和公安局解救了出来。

  今年4 月7 日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栏目播出了对他的独家访谈。在访谈中,他讲叙了惊人黑幕:在郑州市郊区的一些砖窑场里,有这样一群民工,他们每天要工作十几个小时,劳动强度大不说,干活慢了还要挨打。干完了活,还拿不到工钱,如果想不干了,那也别想走,因为有人看着你;要是逃走的话,一旦被抓住,等待他的就会是拳打脚踢。

  在讲叙过程中,这位外表坚强的汉子几次落泪,哽咽的说不出话来。他说:“太苦了、太累了,简直不是人过的生活!”

  这样恶劣的案例不独河南才有。今年5 月24日《燕赵都市报》也刊登了类似的报道,其题目令人触目惊心:“河北再曝现代奴隶案民工常被往死里打”。

  报道中有这样惊心动魄的一幕:就在记者与当地劳动监察大队的同志和窑厂负责人交涉的时候,突然从一个破旧的工棚里跑出一个头发乱蓬、身材瘦小的打工者,他一下子跪在记者面前,抱住记者的腿,哭着乞求记者把他带走,口中不停的念叨着:我干不了啦,放我走吧!

  这样恶劣的案例不独窑厂才有。在珠江三角洲、在长江三角洲,在每一个私营企业发达的地区,这样恶劣对待打工者、不把打工者当人看的事情几乎是日日在发生着。随便到东莞、到顺德去转一转,你就会看到几乎是千篇一律的景象:工厂的铁门经常紧锁着,工人们劳动吃住都在里面,工人们被随意延长劳动时间,被随意拖欠工资,被随意搜身辱骂殴打之类的现象在老板眼中简直就是家常便饭。

  今年3 月份我在深圳采访一起打工者断手案,那位来自四川的年仅19岁的男孩说了一句让我异常沉重的话:我们到外面来打工,就是将自己的生命和自由交给老板,就是给老板做奴隶!

  尽管我们从内心里极其不愿这样称呼那些打工者—我们的父老乡亲,我们的兄弟姐妹,但如果我们的眼睛不回避现实,我们的心理足够坚强,我们就不得不承认这个男孩子亲口所说的“奴隶”在我们生活的此时此刻的确存在着,虽然还不普遍。

  这种“现代奴隶”和“古代奴隶”在某些方面几乎没有区别:他们没有自由,受人驱使,遭人侮辱,被人殴打,被榨尽最后一滴血然后被抛弃。

  唯一不同的可能只是,古代买卖奴隶是合法的,而现代这样做是违法的。令人更悲哀的是在现代发生的那些将打工者视为“奴隶”的恶劣行径往往得不到法律制裁。

  “奴隶”是怎样产生的?

  在奴隶社会里,奴隶是由那些失去生产和生活资料的人们所构成的,他们一无所有,为了自己和家人的生存不得不将自己的生存权和自由权交付到奴隶主手中,听凭奴隶主任意裁决处置。

  在资本主义社会初期,虽然不再有“奴隶”这样的说法,但那些在工厂里做工的工人其境遇比奴隶强不了多少,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无数次提到劳动者被资本所摧残的悲惨处境。譬如,他在《资本论》第二十三章就曾写到:“资本消费劳动力是如此迅速,以致工人到了中年通常就已经步入衰老了。他落入过剩者的队伍,或者从较高的等级被排挤到较低的等级,我们看到,正是大工业中的工人寿命最短。”

  据此,马克思沉痛的写下一句举世皆知的名言: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一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我们现在正处在社會主義的初级阶段,应该说如此高级的社会形态跟“奴隶”这两个字眼根本沾不上边,但由于一些权威人士说社会形态不能跨越发展,我们还得补上资本主义这一课,而且实践又证明这一课的确是要补,不得不补。

  我们现在搞的是社會主義市场经济,既是市场经济,那么公有制就必然要缩小,伴随国有企业改革步伐的加快,下岗失业人数在较长的一段时期内只会有增无减(据权威部门统计预测,我国近20年的就业形势十分严峻,2010年和2020年的预计失业率分别为5.18% 和4.42% );既是社會主義,那么计划的烙印不会消失,管制的成本是如此之高,以致各项改革举步维艰,特别是机构改革,尤其是县乡两级的机构越改越臃肿,农民负担也由此总是减不下来,并且有上升的趋势。

  一方面是国有企业职工下岗失业人数的增多,在农村已看不到希望的农民大批涌入城市,另一方面却是经济整体增长放缓,产业结构未能及时调整升级,这样一来就造成我国劳动力市场严重的供过于求,就如经济学诺贝尔奖得主刘易斯所说的那样,存在着弹性无穷大的劳动力供给。

  只要这种局面不改变,则那些报酬低廉,工作环境恶劣,甚至那些危险的,对人体有害乃至有生命危险的的工作都会有许多人愿意去做,也就是被迫去做别人的“奴隶”。

  我们该做些什么?

  我们是该诅咒那些把工人视为奴隶的黑心老板不得好死,或是企求他们发发善心,还是鼓动工人起来再来一次“奴隶的起义”?

  诅咒和漫骂从来就不是战斗,除了出口怨气外对现实毫无所补;期望那些老板发扬人道主义精神,给工人改善工作环境,提高工作待遇不仅不现实,而且有些迂腐,因为经济学家早已告诉我们,处于市场经济下的每一个人都是理性的“经济人”,都希望以最少的成本获得最大的利润,况且这些剥削工人的老板们还给那么多闲置劳动力提供了就业的机会,他们在聚集起自己私人财富的同时也给社会创造了大量财富。我们的确需要资本来创造财富,但资本的天然扩张性和它的噬血性应引起我们的警惕。

  那么是不是只有最后一条路可走,鼓动工人起来再来一次“奴隶的起义”,打倒这些私人老板们,然后均分他们的财产?

  历史已经无数次告诉我们,一切以仇恨为起因,以分配为目的的革命都很难带来真正意义上的进步,相反往往会导致严重的倒退。激进的革命和战争恰恰是最大的绞肉机,这一点我们必须永远铭记。

  今日西方劳工状况的好转,主要是因为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的结果。也就是说,存在着一种“做大蛋糕”的效应。当社会经济整体发展起来后,每个人的状况都得到了改善。

  显然,以我国经济发展的现状来看,目前要兼顾公平和效率实在有些困难,要做到这一点,要从根本上铲除“现代奴隶制”,必须从以下三方面着手。

  首先是要加快发展。发展是硬道理,只有发展才能最终改善人的生活和工作质量。发展意味着对劳动力需求的增多,在既定的劳动力供给情况下,工人们的劳动条件将会得到改善,劳动报酬将会得到提高。从我国现状来看,发展主要是指加快产业调整和升级,利用我国劳动力众多低廉的优势,大力发展制造业,将众多农村闲置劳动力吸收到城镇中去,对那些有能力在城镇中站稳脚跟的人允许他们落户,不再实行歧视政策。

  经济结构的调整和转型是艰难的,在调整和转型期间有相当一部分人要承担由此而来的痛苦,这也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这是一条象我国这样一个拥有如此庞大农村人口的大国迈向现代化的必经之路。

  其次是要健全社会保障体制,如果社会保障体制建立起来了,贫困者能够得到基本的生活保障,那么许多人就不会轻易地将自己的生命和自由交给别人去任意处置。但以目前国家的财力而言,要在整个中国包括城市和农村建立起社会保障体制,还有一段漫长的路要走。

  最后是要有相对独立的工会来维护工人的权益,本刊今年第4 期“新建工会冲击波”那篇报道就认为,根据博奕论的观点,博奕的诸方只有当他们的力量基本均衡时,才能达成较为公平的结果。而在资方、劳方和政府这三者之间,资方有资本优势,政府有政策优势,劳方除了人多外,没有任何优势,但人多不组织起来,一盘散沙,一点力量也没有。

  在前面所提到的郑州那些窑厂里,那些人数众多的民工们在自己和同伴挨打时从来都不知反抗,被折磨的活不下去时,也不知道集体逃跑。给人的感觉就是一群“待宰的沉默的羔羊”。

  这种失去均衡的状态不仅导致资方对劳方控制盘剥的可能,还导致政府相关部门在执法时往往会偏袒力量强的那一方,并且在地方利益的驱动下,这种趋势难以得到扭转。

  所以我们一再呼吁要成立相对独立的工会,象国外那样,以工会的力量去和资方、和政府进行博奕,或许这是一条在中国目前来看不太现实却又是在实际上最有效的道路。

原载:《南风窗》2001年第7期,efee荐

  作者:章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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