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建强:析《旧金山和约》与“台湾地位未定论”

  1951年9 月4 日至9 月8 日,在美国的旧金山召开、签署了《对日和平条约》(Peace Treaty with Japan ),即所谓的《旧金山和约》(San FranciscoPeace treaty)。该和约于次年4 月28日生效。该和约擅自将台湾的法律地位归属于主权不确定的状态,制造” 台湾地位未定论”.一些台獨势力的学者和团体也极力鼓吹《旧金山和约》是结束对日战争的最终的法律文件,为台獨寻找所谓的法律依据。事实上,从本质上

  说,该和约是违反《联合国家宣言》的。台湾的法律地位根据《开罗宣言》、《波兹坦公告》、《日本投降文件》、《中日联合声明》等有关条约和国际法的规则,台湾的法律地位是十分明确的,台湾只能属于中国。目前,在揭露和批判与《旧金山和约》有关的台獨谬论方面,学术界还留有空白地带,正因为如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对《旧金山和约》和” 台湾地位未定论” 的来龙去脉作一个回顾,并对该” 和约” 以及其他相关的国际条约进行法律的比较和分析。

  一,台湾地位未定论的由来

  在东西两阵营冷战剧烈的时候,见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美国无法果断承认新中国政府,当时杜鲁门民主党政府虽已放弃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但对于是否要将台湾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后统治这一点,仍迟疑不决,乃采取所谓”等尘埃落定” 的政策。

  到了1949年12月下旬,美国政府放弃支持台湾的方针确立了,12月3 日在送交驻外使馆以及军方关系者的” 台湾政策参考资料” (Policy Information Paper-Formosa)中与台湾的法律地位有关的有以下诸项:

  (1 )台湾在政治上、地理上、战略上、历史上为中国的一部分。在技术上,台湾的地位虽然必须依对日和平解决的决定,但是开罗宣言、波兹坦宣言与日本的投降书,都主张将台湾归还中国,而且战后美国也帮助中国接收台湾。

  (2 )应该避开所谓台湾的最终地位必须等待对日和约之决定的声明。

  1950年1 月5 日,杜鲁门总统发表所谓的” 台湾不干涉声明” :” 在开罗声明中,美国总统、英国首相及中国主席已表示,日本应将” 台湾” 这种盗自中国的领域归还中华民国。美国是声明实行开罗宣言的1945年7 月26日波兹坦宣言的签署国。此宣言的条款,在日本投降之际,已得到日本的承诺。

  台湾已依循这些宣言,向蒋介石大元帅投降,而且美国及其他同盟国,对于过去四年间,中国在该岛上的权利行使都加以承认。

  美国并无夺取台湾或其他中国领域的意图。目前,美国既不想在台湾取得特权,而且也无设置基地的意图。此外,也不打算使用军队来干涉现状。”

  此声明是间接地承认” 台湾为中国的领土”.甚至表现了美国决定将台湾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置于同一线上,任由中华人民共和国进攻台湾。

  但是,由于朝鲜战争的爆发,这种政策立即完全转变。在战争爆发两天后的6 月27日,杜鲁门总统作了以下的声明:

  ” 在朝鲜,政府军受到北朝鲜之侵略性的武力攻击。……在此状况下,共产军队之占领台湾,会对太平洋地区的安全,以及在该地区作合法且必要活动的美军构成直接的威胁。因此,我命令第七舰队阻止对台湾的任何攻击。……台湾将来的地位,则等待太平洋恢复安全及与日本之和平解决,或者是联合国考虑后在作决定。 ”

  此一声明很明显它阻止了大陆两岸的统一,因为它图谋台湾” 中立化” ,古称为” 台湾中立化声明”.如此,美国在总统的名义下,声明台湾的归属未定,坚持” 台湾的法律地位未定论” ,但是,将这一见解在国际上加以扩展,并使其取得所谓” 法律根据” 的就是《旧金山和约》。

  美国为了强化这一意图,借《旧金山和约》签订之际,在表述上玩弄文字游戏,就台湾的法律地位问题一反《开罗宣言》和《波兹坦公告》的规定,根据《旧金山和约》第2 条B 项的规定:” 日本国放弃对台湾与澎湖诸岛之一切权利,权源以及请求权”.由于它没有明确规定台湾的主权移让给何国,所以导致” 台湾归属未定论” 因而展开。

  美国的” 台湾归属未定论” ,目的在于阻止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取得台湾,而另一方面,保存中华民国政府则是为了阻止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成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然而台湾的归属未定的话,台湾就无法说是中华民国的领土,美国对联合国政策上所需要的中华民国政府之存在,就会受到威胁。为了脱离这种困境,在1954年” 美华共同防范条约” 的字句上,下了一番非凡的功夫。该条约第6 条规定:” 就中华民国而言” 领土” 及” 领域” ,就是台湾及澎湖诸岛。”

  美国一方面给予中华民国所必要的领土基盘,另一方面,却继续以” 台湾法律地位未定” 来对付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领土要求,美国的双重标准当然是自相矛盾和自欺欺人的。

  ” 台湾法律地位未定” 是当时西方阵营的一厢情愿,这种观点不仅歪曲历史事实,同时也是毫无法律根据的。台湾的法律地位十分明确,它属于中国,《旧金山和约》的有关规定以及美国单方面的对台政策是根本无法改变台湾的法律地位。不过一些台獨分子却将《旧金山和约》中第2 条B 款视做台湾主权地位不明和所谓的” 台獨” 之法律依据。这实在是无稽之谈。

  二,《旧金山和约》的违法性

  (一),《旧金山和约》与《联合国家宣言》的抵触

  1942年1 月1 日,对德国、日本、意大利宣战的26个为对抗共同的敌人而联合的国家,在华盛顿签署《联合国家宣言》(The Declaration by United Nations),声明并约定以全力对轴心国作战,决不单独停战和讲和。其后,参加国增加至47个。当然,美国、英国、苏联和中华民国都是参加国。

  战后美国对日本实际上进行单独的管理,自1947年已呈现表面化的东西两阵营对立更趋激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及随之而来的美国从中国大陆的全面撤退,再加上朝鲜战争的爆发等,这些重要事件不仅使美国的占领日本的政策逐渐宽大起来,而且开始拉拢日本成为西方阵营一员,在这种环境下,以美国为中心所起草的对日和约草案,对日本而言是宽大有余。

  美国的对日和约草案,于1951年3 月完成,与此同时英国所起草的对日和约是于1951年4 月完成,由于英国于1950年1 月6 日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所以,在英国的草案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是被预定为对日和约的签署国,且于该案第4 条中规定台湾归属于中国。由于美英两国的草案不同,1951年4 月的第二次美日会谈时,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将美英两草案的差异通知了日本首相吉田。此后,吉田首相在回答杜勒斯的照会中表示不希望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签署条约,而如果因为要让国民党政府签署而发生问题的话,则希望将大陆和台湾都排除。1951年6 月4 日至14日,美英在伦敦召开的伦敦会议的结果决定对中国北京政府和台湾国民党政府均不邀请,日本则可以在恢复独立后,自行决定要选择哪一方。

  美国于1951年7 月20日,发表其起草的对日和约草案,同日以美英两国为邀请国向与日本国处于战争状态的其他联合国发出和平会议的邀请帖,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未受到邀请,被邀请的国家包括日本在内,共达50个国家。越南、老挝、柬埔寨三国当时为法兰西邦联的一员,但其他的国家并不承认,尤其印度提出反对因而没有受邀。但是,到了8 月21日,这三个国家也受到了邀请。因此,被邀请的国家有53个。其中印度对于台湾归还中国、千岛列岛及南库页岛归属苏联在和约中没有明确规定一事表示不满,遂拒绝参加。南斯拉夫认为该条约案不含有与其有关条款,也没有参加。如此会议出席有50个国家,加上美英两国共52国。

  1951年9 月4 日到8 日之间,在旧金山召开和签署了《与日本的和平条约》即所谓《旧金山和约》。当时,苏联、波兰、捷克三国虽出席会议,然而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被邀请为由以及对条约内容不满等等理由而没有在条约上签署,结果,联合国方面的签署仅有48国,加上战败国日本共49国。由于当时中国、印度、缅甸等国没有参加,以及苏联为首的一些东欧国家没有签署,所以,” 旧金山和约” 不足以视为对日的全面讲和。

  由于《联合国家宣言》规定了加入宣言的国家不得单独地与德、日和意签署和约,换言之,如果要与战败国日本签署和约,就必须以全体一致行动和同意为前提。在缺少中国政府参加和没有苏联等国的签署的情况下,显然,《旧金山对日和约》的制定是不符合《联合国家宣言》的限制性规定的。

  1969年5 月22日在联合国条约法会议上,由国际法委员会提出的《维也纳条约法公约》获得通过,需要说明的是,该条约法公约所编撰的的内容主要是来自于国际习惯法,其中如条约必须遵守原则,条约不拘束第三国原则等都是古老、公认的国际习惯法或国际法原则。根据《维也纳条约法公约》和国际习惯法等有关规定来分析,首先,以美英等国为首的原来《联合国家宣言》的成员国违背了宣言的限制性规定,明显违反了条约必须遵守的国际法原则,因此美英等国应承担违约的国际法律责任。此外,由于中国不是条约的当事国,所以该《旧金山和约》对中国丝毫不能产生法律效力。

  (二),《旧金山和约》与《开罗宣言》、《波兹坦公告》和《日本国投降书》的抵触

  关于台湾在战后的法律地位问题,《开罗宣言》和《波兹坦公告》明确规定了应该归还中国,台湾主权归属十分明确。但是《旧金山和约》中,却在对台湾地位的处分上,该条约第二条B 项规定:” 日本兹放弃其对于台湾及澎湖群岛之一切权利、权原和请求权。” 单独地看《旧金山和约》的这一条款,台湾似乎被归于主权不明确的状态。所谓的” 台湾地位未定论” 的” 法律根据” 之祸源也就是来自于此。为此有必要做进一步的分析。

  1943年11月,中华民国蒋介石委员长、英国首相丘吉尔、美国总统罗斯福在开罗举行了一连串的会谈。蒋介石在11月22日会晤罗斯福时,两人在” 日本从中国所夺取的土地应该归还中国” 一事上获得共识,美国方面在制定原稿时采纳了中国的主张。

  26日下午,三国幕僚检讨” 开罗宣言” 初稿时,英国方面提出修正案。建议将有关台湾之处,修正为” 日本攫取自中国的土地,如满州、台湾及澎湖群岛,日本当然必须放弃”.中华民国政府代表团秘书长王宠惠对此提出异议,美国方面的W.Averell Harriman大使也表示赞同王宠惠而主张维持原案。讨论的结果,英国的提案被否定。经过幕僚会议的再三检讨之后,艾登才在三国首脑面前朗读全文,于是开罗会谈后所要发表的声明内容乃告确定。该声明于1943年12月1 日发表,全文如下:

  罗斯福总统、蒋介石委员长、丘吉尔首相、偕同各该国军事与外交顾问人员在北非举行会议,业已完毕,兹发表概括之声明如下:

  三国军事方面人员今后对日作战计划,已获得一致意见,我三大联盟国决心以不松弛之压力,从海陆空各方面,加诸残暴之敌人,次项压力已经在增长之中。

  我三大盟国此次进行战争之目的,在于制止及惩罚日本之侵略,三国决不为自己图利,也无拓展领土之意思。三国宗旨,在剥夺日本自从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在太平洋上所夺得或占领之一切岛屿,在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东北四省、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华民国,其他日本以武力或贪欲所攫取之土地,也务将日本驱逐出境。我三大联盟捻知朝鲜人民所受之奴隶待遇,决定在相当时期,使朝鲜独立。

  根据以上所认定之各项目标,并与其他对日作战之联合国目标一致,我三大盟国将坚忍进行其重大而长期之战争,以获得日本无条件投降。

  1945年7 月26日,有美国总统杜鲁门、中华民国主席蒋介石、大英帝国首相丘吉尔具名,发表《波兹坦公告》,催促日本投降。《波兹坦公告》第8 条内容如下: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而日本之主权,必将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我们所决定其他小岛之内。

  当初在波兹坦公告上署名的只有三个国家而已,但是到了1945年8 月8 日,苏联宣布对日作战,于是便成为美、英、华、苏之四国公告。8 月14日,日本通知联合国,愿意接受波兹坦公告。这样第二次世界大战便于8 月15日结束。9 月2 日,日本代表重光葵和梅津美治郎,于东京湾内的美国军舰密苏里号上,在投降文书上签字。该投降文件中有关的重要条款内容如下:

  第1 条:余等奉日本天皇、日本政府及日本帝国大本营之命令并为其代表,兹接受美、中、英三国政府首领于一九四五年七月二十六日在波兹坦所发表,其后又经苏维埃社會主義共和国联邦所加入之公告所列举之条款。

  第6 条:余等兹代表天皇与日本政府,及其继承者,担任忠实执行波兹坦宣言之各项条款……

  投降书中这些对《波兹坦宣言》的承诺,实际上等于承认将台湾归还中华民国。

  9 月2 日,联合国最高司令官麦克阿瑟依据波兹坦公告的授权,发出了” 一般命令第一号” 进行分配占领区域,命令日本在台湾等地区的部队必须向中华民国蒋介石统帅投降。10月25日,在台北市公会堂(现改称中山堂),陈仪行政长官代表中华民国,接受日本代表台湾总督兼第10方面军司令官安藤利吉大将的投降,将” 行政长官第一号命令” 交给安藤。其第2 项如下:

  遵照(联合国)中国战区最高统帅兼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及何(应钦)总司令命令及何总司令致冈村宁次大将中字各背忘录,指定本官及本官所指定之部队及行政人员,接受台湾、澎湖列岛地区日本陆海空军及其辅助部队之投降,并接受台湾、澎湖列岛之领土、人民统治权、军政设施及资产。

  同一天,陈仪长官经由广播电台,声明从10月25日开始,” 台湾及澎湖列岛已正式重入中国版图,所有一切土地、人民、政事皆以至于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主权之下 “第二年的1946年1 月12日,中华民国行政院发布训令,谓台湾人民从这一天,也就是回溯到10月25日起,恢复” 中华民国” 国籍。

  《开罗宣言》、《波兹坦公告》本质上来说是同盟国之间的条约,之所以用宣言和公告的措辞,主要是向日本国表示了决战到底的决心,呼吁日本国无条件投降。根据传统的国际法,条约非经第三国同意,不为该国创设义务或权利,但是,如果条约当事国有意在条约中确立一项义务,这种义务又经第三国书面接受,则该第三国对此负有义务。广义地来说,日本国的无条件投降书是呼应了《波兹坦公告》,日本国也可以被看作一种条约加入的特殊形式。因此,将《开罗宣言》、《波兹坦公告》和《日本国投降书》看作是组成了新的一种条约也未尝不可。

  因此,根据《开罗宣言》和《波兹坦公告》的明确的规定以及《日本投降书》的承诺,中国收回台湾是理所当然。

  三,台湾法律地位之我见

  (一),中华民国政府的《对日宣战》的法律效力

  1895年中国的清朝政府不敌日本,被迫签署了” 马关条约” ,将台湾和澎湖割让给日本国。1937年7 月7 日,中日战争全面爆发,日本偷袭珍珠港后,1941年12月9 日,中华民国政府正式向日本宣战昭告中外所有一切条约的协定合同有涉及中日间之关系者一律废止。

  一些主张” 台獨” 的学者片面地强调国际法学者E.Lauterpacht 的观点:国家是无法仅以单方面的宣言,就取回以前根据条约割让给他国之领土主权的 .这些学者主张,根据一些国际法,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宣战或进入战争状态起,虽然与交战国之间有关的人身性或政治性的条约即告废止,但是涉及已经处置过的领土条约,并不在废止之列。而中华民国对日宣战书所废止的在1941年12月9 日前与日本签署的一切条约中,当然包含了” 马关条约” ,而已经被割让的台湾领土是不应该被作为废止的对象的。所以,中华民国宣战的方式来废止中国割让台湾给日本的法律效力是没有法律根据的。

  上述这些学者的观点只反映了国际战争法规则中的一般规则。笔者认为,当国际法中一般法与特别法相冲突的时候,只要不违反国际法基本原则,则特别法优先。《马关条约》自身虽然没有明确废止的条款规定,但是,《维也纳条约法公约》54条规定:” 依条约之终止或经当事国同意而终止或退出条约。” 第56条第一款规定:” 条约如无关于起终止之规定,也无关于废止或退出之规定的情况下,经确定当事国愿意为容许有废止或退出之可能或由条约之性质可认为含有废止或退出之权利时可以废止或退出。”

  1952年4 月28日,日本国与中华民国缔结了《日华和约》。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此时,在台湾的国民党政府已经不能成为全体中国人民的合法代表。但是,从国际法的角度来看,在日本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中国的唯一合法代表之前,即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发表之前,《日华和平条约》在国际法上还应该认为该条约有效的。在《日华和平条约》的第四条规定:” 兹承认中国与日本国间在中华民国30年即公历1941年12月9 日以前所缔结之一切条约、专约及协定,均因战争结果而归无效。” 由此,不难推理出,废除《马关条约》,尤其是废除已经处置过的割让台湾领土给日本国的条款,连日本国都是承认的。根据国际法上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原理以及上述所列《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的有关规定,废除《马关条约》的国家行为是符合国际法的。所以,废除《马关条约》将台湾归还给原所有者中国,不仅是完全符合国际法,同时也是日本国认可的。

  持不同见解的国际法学者认为,《马关条约》除了割让台湾领土给日本以外,还有一些其他重要的条款如,第一条:清国(汉文正本为” 中国” )认明朝鲜国确为完全无缺独立自主。第四条:赔偿金二亿两,清国分七年支付给日本。既然《马关条约》被认定为应该废除,即应该恢复原状,但以下的几件事也都表示了中华民国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均在实际上承认《马关条约》中的履行完毕条款,不为废止的对象。第一,如果承认朝鲜独立的《马关条约》成为无效的话,则朝鲜即恢复清朝属国的地位,但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都不曾主张之。第二,清朝根据第四条的规定,付给日本赔偿金二亿两,但是如果此一条款也被废止的话,则日本就必须归还已收领的二亿两才行。另外,1874年的日清协定规定,清朝支付日本出兵台湾的费用五十万两,而根据1901年的《辛丑条约》,清朝已经向日本支付了赔偿金三千四百七十九万两,如果这些有关赔偿的履行完了条款成为废弃的对象的话,则日本就必须归还已经收领的赔偿才对。但是,日本并没有归还赔偿金,而中华民国政府也没有做过这种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也是一样,两国的学者都不曾提出过这种理论。尽管中国废弃《马关条约》,但却都承认处置条约、履行完了条约,不为废弃的对象。因此,站在” 马关条约废弃论” 上,主张台湾已经回归为中国的领土,是无根据的。

  笔者认为,从中华民国政府的对日宣战到《日华和约》,中日双方认同废止宣战前的一切中日之间的条约,是有着法律上的拘束力。对于一些条约尤其是象《马关条约》那样,其中已经处置的、履行完了的条款是否都应该恢复原状的问题,笔者认为尽管两国之间进入战争状态后,两国的政治性条约当然废止,至于已经处置的、履行完了的条款通常是不予恢复原状的。但是,由于中日双方已经就此达成协议,日本国接受” 废止宣战前中日之间的一切条约” ,因此,不管是政治性条约还是属地性条约,不管是已经处置的还是尚未履行的条约都是属于废止的范畴。从理论上看,中国方面可以作出全面废止条约的一切内容之选择,事实上中国作为战胜国在确定废除宣战前中日间一切条约的大政方针后,对于《马关条约》中哪些该废除、恢复原状的条款,有自己的选择权。所谓要废除《马关条约》就必须以废除该条约中的所有条款为必要前提条件的观点是十分荒谬的。在实践中,中国方面并没有对《马关条约》的所有的条款作出恢复原状的要求和行动。而是通过明示或默示的方式来处理《马关条约》中的不同的条款内容的。

  世人尽知,在《马关条约》中所谓” 认明朝鲜独立” 是日本国为了奴役朝鲜国而故意使朝鲜摆脱清国的管辖。在1943年12月1 日中、美、英三国所发表的《开罗宣言》中关于朝鲜问题有这样的明确的表述:” 我三大盟国捻知朝鲜人民所受之奴隶待遇,决定在相当时期使朝鲜自由独立。” 此时,中华民国业已表明了让朝鲜摆脱日本的奴役而使其获得真正独立的意愿。过去历史上朝鲜曾是中国的附属国,事实上,国际法是发展的,随着民族独立运动的兴起,中国如果仍坚持让朝鲜恢复成为中国的附属国,显然是与国际法的发展潮流背道而驶,因此,在当时让朝鲜民族独立也是符合国际法上民族自决原则的,也是明知的。

  中国政府过去曾支付给日本国的赔偿金,在理论上完全是有权利要求日本返还的。中国方面在与日本国缔结和约之前没有要求日本国返还过去中国政府向日本国所支付的赔偿。不管是中华民国政府和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日本国战败后都明确放弃了政府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之所以放弃,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既有中国人的以德报怨的文化,也有着眼于中日两国人民今后友好发展的考虑等等。既然中国方面连理应唾手可得的二战时期日本国的战争赔偿都放弃,因此,对于以往的成年旧帐就不一一细算了。在中日缔结和约时,日本国没有返还过去中国支付给日本的赔偿,而中国方面则以默示的方式认可了这一点,这也可以被认为中国人太善良。

  但是,在涉及到中国领土主权的问题上中国人民没有让步。中国方面明示地要求日本国归还从中国所窃取的领土,在《开罗宣言》,《波兹坦公告》中已经说明。

  那种非得让所有的已处置过的条约对象恢复原状,如让朝鲜恢复为中国的附属国地位,日本国全部返还过去中国向其支付的战争赔偿,才能接受《马关条约》可以被全面废止的观点,本身是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其观点根本不足采信。

  (二),关于《开罗宣言》、《波兹坦公告》以及《联合国家宣言》的法律效力

  以” 台獨” 为理念的最具代表性的学者彭明敏在他和黄昭堂合著的《台湾在国际法上的地位》一书中认为,《开罗宣言》、《波兹坦公告》以及《联合国家宣言》均不属于条约。言及台湾的《开罗宣言》及强调履行《开罗宣言》的《波兹坦宣言》两者在形式上也只是以国家元首名义所做的宣言。该书在解释条约时强调,在被视为” 条约” 的国际协定中,从” 条约” (Treaty)到” 背忘录”(Memorandom),名称杂多,无一定的名称。虽然在宣言之中,也有被视为条约的,但是并非全部都是如此。在宣言中,虽然有非常重要的,但是对于他国并不产生权利或义务。即使参加国有某种程度的权利义务,然而,也未必很明显。其程度全由宣言中所使用的文字来决定。若只是政策或原则的一般性表明,则严格地说,并不产生契约上的义务。

  《台湾在国际法上的地位》一书把《开罗宣言》的内容,抽象地归纳为以下四部分所构成:

  (1 )向日本夸示同盟国力量增大。

  (2 )强调对日战争是反侵略,让国内外理解同盟国并无领土的野心。

  (3 )明示对日本领土的处理方针。

  (4 )明示战斗到最后胜利的决心。

  该作者强调,《开罗宣言》只是表明同盟国的意图或政策,而不是一个规定同盟国之间

  权利义务。

  该书又把《波兹坦公告》归纳为三个部分:

  (1 )夸示力量,并强调最后的胜利必属同盟国。

  (2 )劝告无条件投降。

  (3 )日本投降后的对日方针。

  该作者强调,在该公告中,关于签署国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全无规定。因此,其性质只不过是表明联军对于日本的意图和政策而已。与《开罗宣言》相同,该公告不具有条约约束力。

  同样,《联合国家宣言》在这些学者的眼中则被看作是对德、意、日敌国的宣战,不具有条约上的拘束力。

  这些学者所想要证明的是《开罗宣言》、《波兹坦公告》、《联合国家宣言》不是条约,而《旧金山和约》才是正真的条约。由于《旧金山和约》将台湾的地位处置在未定的地位上,由此,可以推导出今天的台湾仍然不属于中华民国也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甚至按照主权在民的理论,台湾人民有权决定是否独立与否。

  其实,这些学者所极力推导的这种怪异论调,在客观上充其量也只是他们的一相情愿而已。如果能够正真理解条约的本质,全面地比较分析上述各项宣言,笔者相信这些台獨主义的学者的观点是难以令人置信和接受的。

  《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二条,规定了条约即” 国家间所缔结而以国际法为准则之国际书面协定,不论其载于一项单独文书或两项以上相互有关之文书内,亦不论其特定名称为何。” 英国国际法学家奥本海为条约下的定义是:” 国际条约是国家间或国家组成的国际组织间订立的在缔约各方之间创设法律权利和义务的契约性规定。”

  综合各家之言,即国际条约是国际法主题间缔结而以国际法为准,不管名称如何,旨在确立其相互间权利与义务关系的国际书面协定。一项宣言、公告或声明有的可能仅仅是政策上的的表明,其内容对当事国并不具有法律上的拘束力,这样就不能视其为国际条约。如果一项国际条约其名称虽然不以条约著称,但是其内容上却对当事国作出了权利于义务的规定,就应该视其为条约。有些宣言、公告等既有政策和原则上的告示也有对当事国作出的具体的权利与义务规定,对于这种国际间的文件从广义上来说也应该视做国际条约,至少其内容中关于权利与义务的规定是具有条约的性质。

  笔者认为,言及台湾的《开罗宣言》约定了三大盟国以不松弛之压力……制止及惩罚

  日本之侵略。剥夺日本国………在中国所窃取之领土。强调《开罗宣言》必须履行的《波兹坦公告》,劝告日本无条件投降,以及规定日本之主权必将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吾人所决定其他小岛之内。上述所规定的内容并不是抽象的政策和原则,很明显它们都有着具体的权利与义务的规定。《联合国家宣言》不仅是约定全力对轴心国作战,同时又明确规定了同盟国不得单独与轴心国讲和、停战。

  《开罗宣言》因为对宣言国有法律上权利与义务的拘束力,所以它是条约。一国对另一国的战争宣言,其本身对另一国并无拘束力,但是,如果另一国接受了该国的宣战宣言,则必然产生法律拘束力。当然最初该宣言对日本国(第三国)并没有什么法律上的拘束力,但是,《波兹坦公告》规定《开罗宣言》的条款必须执行,而日本国在投降书中又明确地接受《波兹坦公告》的各项规定。另外,国际法实践中,不论其载于一项单独文书或两项以上相互有关之文书内,亦不论其特定名称为何,都可以成为国际条约。因此,《开罗宣言》、《波兹坦公告》中对日本国(第三国)所规定的义务便成为国际法条约意义上的义务,此时,日本已经不是第三国,而是条约的当事国了。

  《联合国家宣言》没有具体规定轴心国必须做什么,它主要是对加入宣言的同盟国作出了明确的权利和义务的法律规定,一项宣言本身应该只能拘束参加宣言的国家,对他国不具有拘束力。虽然它本身并不拘束日本国,但是,该宣言中关于同盟国不得单独地与轴心国缔结和约和停战的规定,这不仅仅是一项政策说明,对于宣言国来说,是有着法律上的拘束力,无庸置疑它属于国际法上的条约。而《旧金山和约》恰恰违反了该宣言,在没有中国和苏联等该宣言的同盟国加入的情况下,美英等国公然违反《联合国家宣言》的上述有关规定,擅自抛出《旧金山和约》。因此,《旧金山和约》是不具有合法性的,美英等国的这种行为是必须受到谴责的。理所当然,该” 和约” 中擅自改变根据《波兹坦公告》以及《日本投降书》中有关将从中国所窃取的台湾领土归还给中华民国的规定,不仅是非法的,而且也是对中国领土主权的侵犯。

  (三),结束对日战争的《日华和约》和《中日联合声明》

  有学者认为日本投降书只是停战协定,它不表示交战国之间的法律状态的结束,结束国家之间的战争状态必须通过缔结和约,《旧金山和约》是终止对日战争状态的最终法律文件。这观点固然是对的。可是《旧金山和约》除非得到事后中国的认可,否则根据国际法的规定” 条约不能拘束第三者” 的原则,它是不能对中国产生法律效力的。

  根据《旧金山和约》的第26条,对于未参加签署本和约的国家,规定了” 日本准备与签署、或加入1942年1 月1 日联合国宣言且曾对日作战的国家……订立与本约相同或大致相同之双边和约”.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中华民国政府都没有受邀参加对日和平大会,而《旧金山和约》就签署了。但是日本国会在审议该条约的过程中,在野党一致主张应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缔结和约。日本吉田首相似乎以中华民国政府只是地方政权来回答。这给予美国政府和参议院中的国民党支持派很大的冲击。因此,美国于1951年12月,再度派遣杜勒斯特使到日本。同月18日举行的吉田与杜勒斯会谈的结果,日本与24日给杜勒斯特使的” 吉田书简” 中,向美国传达:如果中华民国政府希望的话,日本准备依照旧金山和约的原则,与其缔结恢复日化正常的条约,而不与中国共产党政权缔结条约。日本惟恐美国参议院不批准《旧金山和约》,而决定与美国所支持的中华民国缔结和约。

  1952年4 月28日,日本与中华民国政府签署了《日本国与中华民国之间的和平条约》(简称” 日华和约” )。该条约本文第二条,关于台湾,做了如下的规定:” 兹承认依照1951年9 月8 日,在美国旧金山市签定之对日和约第二条,日本业已放弃对于台湾、澎湖群岛,以及南沙群岛及西沙群岛之一切权利、权原及请求权”.

  有学者认为,上述规定仅止于确认日本放弃台湾而已,不但台湾的” 归还中华民国” 、连” 台湾割让给中国” 也没有规定。因此,要断定日本国放弃台湾的权利,其受益国一定为中华民国或中国,是毫无根据的。若仅以日本投降文书规定台湾” 归还” 中华民国这一点,就说这是最终的处理是太牵强了。无论如何,日本国只要履行和约,就可以解除对中华民国的义务。不管日本在对中华民国所签署的投降文件上包含什么内容,既然它没有规定于和平条约之中,日本就没有重新履行的义务。因为其义务已经消失了。依照开罗宣言、波兹坦公告、日本投降文件,所谓” 将台湾归还中华民国” 的日本对中华民国的义务已经不存在。

  这些学者的解释简直是瞎子摸象,纯属孤立地看问题。因为,在《日华和约》的第四条规定:” 兹承认中国与日本国间在中华民国三十年即公历一千九百四十一年十二月九日以前所缔结之一切条约、专约及协定,均因战争结果而归于无效。” 这些被规定为无效的条约中,当然包含着《马关条约》,因此,废除《马关条约》的结果,台湾就当然归属其原来的主权者,即归属中国。换言之,即使在《日华和约》中,日本国也是间接地承认了将台湾归还给中国。

  那么,在《日华和约》中一方面日本国承认台湾归还给中国,另一方面日本国又强调放弃对台湾等地的一切权利、权原及请求权。是否会导致出上述学者的关于” 台湾地位未定论” 的结论呢?笔者以为这两者的条款是根本不矛盾的。在《日华和约》中,日本国是在间接地确认废除《马关条约》,即承认将台湾归还给中国的前提下,中华民国政府认可了日本国在《旧金山和约》中的承诺内容,即对于将台湾归还给中国的行为作出严肃的保证,永远放弃对台湾、澎湖的一切权利、权原及请求权而已。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中华民国政府的继承

  1945年10月25日,日本国依据该条约将台湾归还给了中华民国。从此台湾在法律上归属于中国。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推翻了国民党政府,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国民党政府退居到台湾。从法律上而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所建立的是一个新的政府,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仅仅是一个中国中先后两个政府的称号而已,因此,新政府有权利继承旧政府对领土的领有权利。

  不可否认的是虽然国民党在大陆的政权被推翻,然而国民党政权并没有完全在中国的领土内被消灭,他们仍然占据着台湾,并自称是代表着整个中国的中华民国政府。现在是民进党执政,但是仍然沿用国民党执政时期的宪法。

  事实上,任何一个独立主权的国家,其主权是不能分离的,一旦主权被分离,那么这一共同体就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共同体。因此,一个国家只能有一个合法的政府代表其国家。

  无疑,在法律上,只有代表着绝大多数人民的政府才能成为合法政府。甚至是当初刻意炮制《旧金山和约》的美国也在《上海公报》(1972.2.28 ),《中美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1979.1.1)和《中美联合国公报》(1982.8.17)中多次重申:” 美利坚合众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并承认中国的立场,即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事实上,至今为止,国际社会中近二百个国家中已有161 个国家与中国建交,所有与中国建交的国家均承认: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撇开合法政府代表问题不说,即使目前仍与台湾建交的国家也并不是承认台湾地区是独立主权的国家,他们只是将中华民国这一旧政府看作代表中国的合法政府而已。同时,这种承认中华民国和与其建立的外交关系也佐证了这样的一个基本事实,即这些与中华民国建交的国家也承认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但是他们的这种承认和建交是无法改变一个事实,那就是中华民国根本无权代表12亿大陆的中国人民的意志。1971年,联合国第26届大会以压倒多数通过了” 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组织中的一切权利” 并” 将旧代表逐逐出联合国” 的决议。这也说明,国际主流社会所接受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政府是中国的唯一的合法代表,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事实上,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至今也尚未或不敢贸然地宣布台湾是一个分离于中国的独立的主权国家。从国际法的角度来看,由于新政府没有彻底地消灭旧政府,所以,台北政府只是被新政府推翻后退守在台湾的与大陆新政府对抗的交战实体而已。两岸之间战争的法律状态依然存在;大陆和台湾仍然是一个中国的领土。

  1949年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确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继承问题上的立场。该《纲领》宣告:” 对于国民党政府与外国政府所订的各项条约和协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加以审查,按其内容分别予以承认,或废除、或修改、或重订。” 这表明,中国政府对旧政府所订的条约,既不一概继承,也部全部废除,而是根据条约的内容决定是否予以继承。1972年9 月29日上午,日本大平外相在北京的民族文化宫新闻中心向记者宣布:” 作为日中关系正常化的结果,日华和平条约失去存在的意义,并已结束。这是日本政府的立场。”

  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于《日华和约》的内容没有进行过具体明示的审查宣告,但是1972年,在《中日联合声明》中重申了中国的一贯立场。该声明第二条规定:” 日本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 ;第三条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重申: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后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国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并坚持遵循波兹坦公告第8 条的立场。” 由此人们不难看出,不论是《中日联合声明》也好,还是《日华和约》也罢,两者均对将台湾归还给中国的问题上都有直接和间接的表明。

  《中日联合声明》同时也表明了,日本国政府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继承了中华民国政府主权权利。至于对《旧金山和约》,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历来都是持坚决反对的立场,更何况该” 和约” 根本没有任何权利来拘束中国,所以,在《中日联合声明》中提都没有提到它。

  在1978年,《中日联合声明》中的基本原则被《中日友好条约》所确认,中日两国政府的权力机关批准了《中日友好条约》。如果说结束两国间战争状态的最终有效手段不是” 停战文件” 而必须有” 和平条约” 的话,那么,最终拘束中日之间唯一有效的法律文件就是《中日联合声明》和《中日友好条约》。而这两项条约又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台湾归还中国,归还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事实得到了进一步的确认。

  四,结束语

  从国际法角度来看,确认台湾归还给中国的一系列法律主要有:《国民政府发表对日本宣战布告》(1941.12.9 )、《开罗宣言》(1943.12.1 )、《波兹坦公告》(1945.7.26 )、《日本投降文件》(1945.9.2)、《日华和约》(1952.4.28)、《中日联合声明》(1972.9.29 )、《中日友好条约》(1978.10.23)。这些条约雄辩地证明了日本国已经确认将台湾归还了中国。因此,台湾的法律地位十分明确,台湾不存在地位未定的问题。充分的法律依据证明:台湾属于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的合法政府。

  《旧金山和约》,它违反了一系列条约的规定,从本质上来说是违反国际法的也是无效的。该和约所炮制的” 台湾地位未定论” ,不仅违反历史事实和有关国际法的规定,而且分明是对中国领土主权的侵犯。半个世纪过去了,时值《旧金山和约》签定50周年之际,又有人极力鼓吹和大肆庆贺,尤其持有” 台獨” 理念的政治人物,更是视《旧金山和约》为台獨之本,救命之草。为了让世人全面了解《旧金山和约》与” 台湾地位未定论” 的来龙去脉,看透” 台獨” 学者所谓的” 台獨” 法律根据,故撰写此文。

作者单位:华东政法学院国际法系教师

  作者:管建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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