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松兴:三峡工程情意结

  我们仔细回顾四十多年来的三峡工程论争史,便会惊讶地发现原来它已形成一个独特、复杂和多面的政经现象。三峡工程论争已脱离人的意志、自我演化为中国的一个肿瘤、一个梦魇或者一个“三峡工程情意结”。

  “三峡工程情意结”包含三种意义。一是它充分展现威权和独裁政治的恶劣后果;二是它仔细而微的暴露了官僚系统如何走向腐败,以及其腐败如何扼杀国家和民族的生机;三是它让人看清楚被统治者如何在高压权力下挣扎求存和予以抗争,而他们的矛盾表现和心态亦尽露无遗。

  史无前例的三峡工程

  在外国,有些专家形容三峡工程是“万里长城第二”,因为它将是世界最大的水坝。三峡水电站装机容量为一千三百至一千七百万千瓦,年发电量可达六百七十至八百四十亿度之间。世界上现存最大水坝位于巴西与巴拉圭的边界,装机容量不过一千二百六十万千瓦,年发电量七百一十亿度。

  此外,三峡水坝一身兼防洪、发电和通航三职,给工程的技术性和可行性增加许多无法验证的变数。如此超庞大体积的多功能水坝,人类水利史上并无先例可援。经济上,三峡工程所需资金保守估计超过二百亿美元,分二十年投入。鉴于中国是穷国,资金短缺,加上中共的财务管理技巧实在无法令人放心,三峡工程便形成重之又重的负担。

  再者,三峡工程的防洪效益受到重大质疑。部份科学家担心在军事战略上和防洪技术上,三峡工程可能发挥截然相反的作用,不但不能为沿江三亿居民营造安全的生存环境,反而增加他们的危险,置他们的性命财产于一种更具摧毁性的潜在人为危机之中。

  中共建国初期,革命热情非但未曾减退,反而更为澎湃。那个阶段的政治口号描述的都是一些硕大无朋的美丽理想,例如人们喜欢谈“南水北调”、“全国支援三峡”、“把黄河变成清河”、“全国保鞍钢”等等。水利部甚至认为三峡工程可以用三年勘查,四年建成!

  革命热情加上个人崇拜,结果连“圣人出,黄河清”这一类唯心至极的陈腔烂调也被捧出来。七十年代初,葛洲坝在研究和论证都不充分的情况下匆匆上马,而且挑选毛泽东的诞辰日开工。可见这种政治风尚何其幼稚!何其非理性!

  主缓上是周恩来的缓兵之计?

  然而,在三峡工程上,毛泽东、周恩来两人的态度并非完全明确,而且两人的言论和言行并不协调。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三峡工程自五七年算起,六上六落。到了今天,中共中央又表态要上马,已是第七次要上了。

  周恩来对三峡工程颇有保留。一九五八年三月,周恩来曾带领一个百人考察团到选址视察。三月下旬,周恩来即在中共中央成都会议上作出报告。该次会议根据周的报告,通过“关于三峡工程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意见”的决议,里面提到:“从国家长远的经济和技术条件两个方面考虑,三峡水利枢纽是需要修建而且可能修建的;但是最后下决心确定修建及何时修建,要待各个重要方面的准备工作基本完成之后,才能作出决定。”据李锐说,这个决议原文是周恩来起草,他本人参与起草,毛泽东作出修改的。

  周恩来在七零年十二月的一次葛洲坝工程汇报会上对长江水利委员会的林一山说:“你说的高坝大库是我们子孙的事,二十一世纪的事。”这里说的高坝大库就是指三峡工程。在另一个场合,周又说:“如果因修大坝影响了长江航运,就要把坝炸掉!”

  七零年十二月,周写信给毛谈葛洲坝的事,提到三峡工程:“至于三峡大坝,需视国际形势和国内防空炸的技术力量的增长,修高坝经验的积累……考虑何时兴建。”七二年十一月,周恩来又说到他的顾虑:“长江出乱子,不是一个人的事,是整个国家、整个党的问题。”

  从周恩来这些说法来看,他好象是赞成“缓上”而不是完全反对上马。但我们不能排除一种可能性,即周恩来提出“缓上”可能是一种针对毛泽东的“缓兵之计”。成都决议规定,从勘测到施工,时间可以长达十五至二十年,这反而为反建派留下非常充裕的活动空间。

  毛泽东的态度暧昧不明

  毛泽东对孙中山要在三峡起大坝的主意,似乎颇为欣赏。五三年,即江淮洪灾的前一年,毛泽东已提出要治理三峡的重要性。后来,毛泽东甚至诗兴大作,因三峡工程的伟大构想写出了传颂一时的诗句:“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主建派自此便时常以这首词来充令箭,为自己的主张撑腰。但到了六九年,毛泽东忽然又质疑三峡工程的好处,他形象化地问:“武汉头上顶盆水,有什么好处呢?”这一回,轮到反建派感到声势顿增。他们也经常引用毛的另一句话,“要研究四川境内长江支流的应用”,以说明长江的策略应是“先支后干”,三峡工程即使有必要,亦不能马上上。

  李锐在年前接受戴晴访问,提到在五八年一月的南宁会议,他说当时毛已决定要搞“大跃进”,但在听取李锐和林一山就三峡工程的反意见后,亦表示赞成李锐的“缓上”意见,并批评了林一山。李锐还说:“可见,只要言之成理,连毛主席在那种时候,也还听得进从事具体工作的人的意见的。”

  两个月后的成都会谈,通过了上文提及的三峡工程的决议。李锐认为毛泽东同意决议,乃是他相信“像三峡这样的工程绝不可轻举妄动。”李锐显然认为该决议获通过,是反建派的一次胜利。不过,在另一方面,主建派却从他们的角度去解读该决议,认为胜利属于他们。事实上,成都会议后,全国即进入“大跃进”的兴奋期,三峡工程的勘查设计工作烈火般展开。当时中央将一万名科研人员调派武汉,认真地开始三峡工程的研究工作。如果后来“大跃进”不曾变成“大饥荒”,或许三峡工程早已上马了。

  两派都难脱奴隶心态

  在主建派和反建派的文章中,时常看到作者引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话来增加自己的权威。有趣的是,同是一个毛泽东,却被双方分尸。主建派引用毛“当惊世界殊”的诗句,反建派则爱提毛的“武汉头上一盆水”的说法。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李锐曾经这样说:“我们过去长期习惯于人治…大到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小到葛洲坝的上马,无不如此。催促上马的人也就用‘通天’的办法,取得令箭,唯上而不唯实。”但李锐没有指出,并非主建派才热中抄‘通天’的旁门左道,反建派何尝不好此道?!

  随着毛周在现实政治舞台的影响力日趋微弱,新一代的当权者纷纷取代毛周成为辩士的护身符咒。自从趙紫陽上台以后,反建派的文章便时常援引他的谈话。

  高压下论争无法展开

  对三峡工程反对者的迫害,以李锐的例子最叫人震动。在庐山会议上,李锐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因而闯了大祸,被打成一个反党集团的首脑。反对毛主席、要搞的三峡工程成为李锐的罪名之一。工作上与他有牵连的中共党员而又反对上马的,差不多都被打成李锐反党集团的成员,他们包括八个省的水电规划设计院院长。原在“长办”工作而又反对上马的水利专家纷纷被划为右派、反对上马的中共党员被打成反党集团成员,从这两件事看出,三峡问题已被上纲上线。到七九年,李锐才恢复做水电工作。

  由于看见反对上马可以带来政治迫害,许多人在高压政治下都显得小心翼翼,甚至不敢表达异议。即使位高权重的李锐也向戴晴说:“如果说我过去曾同意过一五零低坝方案,那也是因为听说这一方案当时党中央常委已经通过,难以再提意见;此外这个方案需要两级开发…势必要补充勘测研究并引起新的争论,延缓开工时日。所以我当时对人说过,我的同意是缓兵之计。”

  八八年,政协委员陆钦侃连同五名委员拟了一提案,说“关于三峡工程上马的两种不同意见,应平等地都见报。”据陆钦侃说,中宣部的答覆是:“不宜在报上公开辩论。”

  不但想尽方法不让反对意见见报,连政协委员在开会时加入三峡工程议题,也受到形形色色的高压干扰。有时会吹风,希望委员们自我抑制。有时政协讨论了三峡工程,但消息却被封锁,无法传到人民中去。政协多次组团到选址勘查,国内报章受到压力,压下不发这类敏感新闻。

  不敢说,或者觉得讲了也没用,这两种心态在牵挂最多、比较没有那么老(实在不能说年轻)的知识分子身上表现得最明显。年龄较高的,机会成本已大减,则比较能豁出去。七十多岁的彭德同说:“那时我已经没有什么职务,也没有什么官可以罢了,便在大会上挑明了自己的观点。”陆钦侃也说:“我已经七十多岁,没有几年好活了。”劝他不要轻举妄动的,竟是他的女儿们。

  这便制造了一种有趣的现象:愿意出来讲几句真心话的,只有那少数的、花花白发的老人。这真是中国的悲哀。

  想着三峡忘了防洪

  三峡工程牵涉大量的技术官僚,单是一个“长办”便有过万的人员编制。这一支庞大的官僚队伍自成一个利益集团,如果能争取到三峡工程上马,那不但能满足他们在科技上的渴求,更直接影响他们切身的利益。如果“三峡省”成立,许多人将得其所哉。

  多少年来,水利部和“长办”是力主上马的两个官方部门。而叫人担心的是,三峡工程的论证工作和可行性研究的撰写却交由他们去负责。在国内那种政治至上的环境,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来质疑论证工作的客观性和公正性。此外,过份重视三峡工程的唯一结果就是不能从整体再度去看长江的水利问题,甚至对长江沿岸的防洪工作掉以轻心。

  几十年来,“长办”一心要搞三峡工程,不但忽略了长江全流域的发展潜能,即使最基本的防洪工作也悠然处之。八五年,政协委员到沙市视察水利工作,发现在四条进口挖泥船中,两条调作他用,余下两条则工作缓慢。八零年国家订下十年的长江水利任务指标,在头八年的时间,还没有达到一半。三年前,水利专家陈明绍即指出:“长江洪涝表现为受害面积大,淹没时间长,出现频率高。更为突出的是长江上游支流修建水库很少,没有用现代化水利技术对其进行控制,就这一点来说,它在世界上可算是最差的一条江。解放后近四十年…国境内从北到南七大河流,都可以防御几十年甚至百年一遇的大洪水,而长江只能防不到十年一遇的洪水。”

  长江水利荒废的后果有多严重?回头看看去年七八月间的大洪灾便略知一二了。三峡工程位于上游的末端,最多也只能惠及整条江的五成半沿江地区(不过,即使现在的水利部长杨振怀都承认三峡工程不能约束中下游的洪水),但有关的官僚就是为了要等待工程上马,不惜将长江的全盘水利工作束之于高阁。长江素有黄金水道的美名,有些专家估计,它的通航能力相等于十四条铁路。长江的水力资源丰富,至今获开发的不过百分之五,其余便因为人为因素投闲置散。有关的官僚系统的不负责任和渎职,其严重的程度,实在令人发指。

  三门峡、葛洲坝教训惨重

  全面贬抑中共治理长江的功绩是不公正的。事实是,经过四十年的工作,长江的防洪能力已比以前大增。但在同一时期,因三峡工程而影响到长江整体发展的情况也是存在的。我们不难发现一个现象,即如果某个水利工程染上政治色彩,它失败的机会就大增。这几乎已经是中共发展水利的一个定律。

  三门峡便是一个好例子。当时苏联专家已经指出黄河含沙量高,起水库要面临淤沙的难题。淤沙问题做不好,水库寿命便不能长久。但当时的中国人患上了左倾幼稚病,大叫“圣人出,黄河清”,或认为只要调动群众,黄河水怎会治理不清?从这点看来,三门峡的政治性比三峡工程还要浓厚。

  像三峡工程一样,对三门峡的态度也成为划分政治立场的标准。主上马的便是拥护党,主下马的便是反党的右派。这种唯政治论终于闯出了大祸。三门峡到了今天,其库容已被泥沙吃掉了接近八成。工程被迫炸毁两次改建。三十万移民重置后又被送返,造成很大的困难。经改建后,水位也要降低,装机容量也由一百二十万千瓦,减至二十五万千瓦。

  三门峡的教训不可谓不大,但在文革高潮的时候,错误又再被重复,那就是葛洲坝的兴建。有些水利专家认为在三峡工程之前起葛洲坝是本末倒置的行为。但主张三峡工程上马的都支持建葛洲坝。这有两个作用,一是要拿来作三峡工程的试点工程,二是要迫使三峡工程上马。

  一九七零年,仅仅凭着原武汉军区和湖北省革委会的几页建议书,在没有概算和工程设计细则的情形下,便拍板上马。当时,预计工程投资需要十三点五亿人民币。完工之日,帐单一结,竟是四十九亿人民币。虽然预算的增加数额部分是由于在原计划之上加建了一些工程,但工程草率上马,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上马时,夸口三年半发电,五年竣工,结果是十一年发电,十八年竣工。计划中原要设两条输电线,一条到上海,一条到万县。去上海的一条五十万伏输电线在数年前建成,耗资十一亿人民币,结果却因为发电量不足,竟然无电可输。在这种情形下,到万县的电线也不敢动工了。

  三门峡和葛洲坝这两笔糊涂帐应该找谁去算清楚?当我们想到三峡工程比三门峡大十五倍,比葛洲坝大六倍,这些数字怎教人不惊心动魄!

  唯大至上,唯新是好

  三峡工程争论超过三十多年,仍悬而未决。反而在晚近十年才提到议程的核能发电竟然可以赶在前头得到发展,这一再证明中国的能源决策仍深受冒进派的影响。“唯大至上,唯新是好”,这样的一条发展轨道是非常清楚的。最尖端科技的核能发电抢先出笼,世界上最庞大的三峡工程又要上马在即,不少专家都主张的“先支后干”的长江发展方略却备受排挤。中国选择的是一条完全本未倒置的发展路线。

  独裁统治与官僚系统是孪生子。独裁统治带来官僚系统,官僚系统反过来巩固了独裁统治。这两个元素互为因果,经过长时期的酝酿,产生了一个“三峡工程情意结”。这个完全政治化了的情意结左右了长江水利的规划与及整个大陆的能源发展政策,进而间接地影响到经济发展的进度。

原载:孤独书斋

  作者:童松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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