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庵居士:中美日经济转型比较

  有网友来信说:“……中国在过去的五十年中取得了重大的建设成就,采取的是社會主義,你怎么解释这个现象?”

  中共在建立政权之后确实取得了很大的经济建设成就,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但这里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当时的中国是个封闭的国家。正是因为中国的封闭才使得中国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就。在当时,中国的工业和基础建设几乎是零,国际上非常封闭。任何一个建设计划都有其实施的需要,这种状况在一个短缺经济的社会里更加显得重要。无论成本如何,建设的新企业生产的任何产品都有社会需求。这样一来,企业成本问题就不是第一重要的了,需求才是最重要的。无论成本如何高,在一个封闭的社会里,需求就可以掩盖一切。事实上中国几十年的建设中,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掩盖了很多重要的失误,经济成长的背后是巨大的亏损,只是这个亏损被中央财政和百姓的高积累政策所掩盖,损害的是百姓的利益,而不是政府的利益。

  在经济学中有个重要的问题就是成本比较。当中国开放了自己的市场,经济上的成本比较就成为衡量中国企业的标准,在这样的前提下,中国经济发展的成本问题才成了政府的关注课题。这也是目前导致中国大量国有企业倒闭的重要原因之一。当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同时,经济成本就成为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唯一动力和标准。

  说起经济全球化,自然就要谈到推动这个全球化最努力的美国,我在一篇文章中曾讲述了美国推行全球化的目的,其实在美国,同样也有很多人反对经济全球化,其中反对最激烈的是劳工阶层,其根本原因还是自身利益。经济全球化,西方的劳工阶层就面临着海外低价劳工的竞争,会损害他们的利益,各位也许不能理解,美国福特汽车装配线上的熟练工人的年薪平均是六万美元,而在中国雇佣一个资深的经济管理专家年薪也不会超过六万美元。事实上,经济全球化的最大得益者不是劳工阶层,而是资本阶层。只有经济全球化,资本阶层才可以让自己的资本获得更多的回报,将劳工成本和生产成本降到最低。海外资本投资中国的根本原因不是因为他们爱中国,而是利益的驱使,是因为中国有比美国或西方国家成本更低的劳工,更丰富的资源,更宽松的环境保护政策,更大的商品市场。

  在近百年世界史上,日本的发展几乎是个奇迹,在短短的五十年中从一个世界三流国家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很多研究学者在研究日本的成就时往往用它的发展功绩来证明经济全球化的好处。其实,研究日本的经济首先要看的是日本的民族性和它的社会体制。由于生意的关系,我和日本企业曾有多年的交往,也曾在日本企业中工作过。日本的民族性和中国很相似,是个聪明勤奋的民族,同时也是个人格分裂的民族。所不同的是日本民族相对中国民族而言更具有顺民的特征,官本位意识更强。所不同的是日本民族少了中国民族的多疑性和不确定性。

  在日本,无论大型跨国企业还是小型企业,几乎都是由家族统治,尽管是有限公司的体制,但本质上还是类似中国企业的无限公司。所不同的是中国的企业是由政客来当参谋,日本是由技术官僚来当参谋。中国企业是相互恶性竞争,相互拆台,日本企业是相互捆绑,相互扶持。二次世界大战给日本民族留下的不是反思而是告诉他们要团结,中国几十年的战争告诉大家的是名哲保身,互不信任。这样的观念上的差异在企业经营中就有了不同的表现。日本的企业都有自己的关系企业,这些关系企业几乎都是休戚与共的生命共同体,有与日本经商经验的朋友都会有这样一个经验,尽管你的产品很好,价格便宜,但你想直接进入日本企业很困难,除非你找到了这家企业的关系供应商,你进入了这家企业的关系供应商,才有可能进入这家企业。日本商人绝对不会允许你直接进入他的企业,尽管他知道这样会降低成本,但在日本人眼中关系和信用远比成本更重要。日本企业生产成本之所以能降低,这和他们精良的管理有关系,生产上的高效率抵消了他们原料采购供应上的成本差别,在日本的企业家观念中,材料采购上节省的成本虽多,但面对企业未来出现困境时,关系企业在资本上的支持和帮助要更重要。事实上日本企业的破产率远低于西方国家,主要的原因就是日本企业这种相互参股,私下经济扶持所产生的作用。而这情况的产生又和日本当年经济发展之初缺乏完善资本募集手段和市场有关系,更重要的原因是日本的家族观念。

  二十年前,日本企业大举进军美国,西方国家经济学者盛赞日本的管理和经营模式,其实在真相的背后,日本企业同样存在着巨大的浪费。在西方国家企业中,几乎每个企业都没有庞大的招待费,但日本企业的招待费竟然占产品成本的2%. 与日本有生意往来的商人都会被日本人的好客感动。你一到了日本,企业就会安排你旅游,度假,泡温泉,然后是在晚上看戏,喝酒。只有在这一切完成之后,你才会接触到真正的谈判。从某种意义上讲,日本的公款招待和中国目前的状况没有什么区别,甚至更严重。曾经有一位关系密切的在日本某大型企业担任部长的日本朋友曾这边样对我说:“欢迎你来日本,我就喜欢客人来访问,否则我就没有理由化钱去喝酒了”。

  也许有人会问,日本企业既然和中国很近似,但为什么日本企业会发展得这样快?说到这个问题,就不能不说日本的政策和政府。在日本有个组织名叫经发会。这个组织的参与者几乎都是日本的大企业家,也是政党的支持者,日本的政党和政府政策来源几乎都与它有关。很大程度上,它在影响着日本政府的经济决策。这个决策就是,经济上实行自由制度,管理上实行计划和独裁。

  研究经济的学者可能会发现,各国政府对经济的影响上,美国的政府最无能,几乎是放任自流的态度;而日本政府最有力,政府的经济管制和决策甚至比社會主義的计划经济国家更有效,干涉更多。日本本身的私人经济体制和自由的资本主义制度可以让企业家人性中的贪婪发挥到极点,使企业更有效率,政府的半计划经济制度又可以为大企业的发展提供更多的国家资源和政策资源。日本家族企业的相互扶持又可以在资本使用上得以用最小的成本充分发挥。正是这样的一个社会状态才得以使日本的经济高速发展,快速地进行海外扩张。而与此同时,日本的社会保障系统又完善地保护了劳工阶层的基本利益,当劳工阶层面对比西方国家更严重的压榨时,因为个人的社会保障有序,就得以平息。表面看,日本的贫富分化极小,但真正的情况是日本的金融寡头在国家的扶持下占据的份额更大,只是人的数量少而已。如果说中国是个无限公司(CO),美国是个股份有限公司(INC ),则日本更象个LLC (美国公司体系中的一种小型混合型的有限公司),或者说日本更象个国家资本主义。

  我曾看到很多文章讲日本是个极稳定的社会,虽然经济停滞不前,但目前仍看不出什么社会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个人的观点是,日本是个善于掩饰的国家,也是个极为要面子的国家,更是个善于逃避现实的国家,这和民族性格上的分裂倾向有极大的关系。日本的政治经济体制在传统的封闭社会和不完全竞争状态下可以发挥出自由经济无法比拟的优势,日本的企业开始是以廉价占领市场,这和中国目前的状况很相似,然后是以仿制改良为优势,最后才是产品的精致化。直到目前,日本仍然是以此为方针政策,在科技进步上并没有大的起色。产业转移也是由电视转向了数字像机,但在根本上的网络经济和生物经济上没有一丝的发展计划。而在过去,由于中国大陆的亚洲国家的政策和封闭,美国产业的转移政策等多方面原因,使日本工业品侵占了世界大部分份额。相反,在日本由于市场的不开放,仍然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国家,产品成本问题就不是十分的突出,甚至是利用国内的产业利润来弥补世界市场的亏损。随着日本的强大,西方国家要求其开放的呼声越来越高,日本同样面临着本国市场的开放和竞争问题。这样一来,相对成本比较的问题就同样显现了出来。在美国,同类日本汽车的生产成本要比美国汽车高出近六百美元,日本的生产成本已经高过了美国的生产成本,只是由于日本汽车多年的经济性和品牌在支持着它的发展,如果这样竞争下去,不需几年,日本汽车就又会沦陷。随着日本市场的开放,日本经济的停滞已经越来越严重,银行体系产生的阻碍也越来越明显,数十年隐藏的坏账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家族企业之间的相互资本参股也钳制日本无法采取快刀斩乱麻的手段解决,而这种情况更类似于中国目前的国有企业和金融机构的关系,源与本的问题根本就没有办法分清,牵一发而动全身,搞不好就会出现更严重的经济风暴。数年前的南韩式经济风暴就是日本未来所面料的可怕景象。日本的问题不是社会结构问题,而是经济结构问题,更主要的是它缺乏美国的长期发展战略和对长期利益的思考及追求,从这一点说,日本民族是个短视的民族,更是个人格分裂,内心恐惧但又无法面对现实的民族。

  相对日本的问题,中国面对的经济问题更加严重。我曾说过,中国面料的不是经济结构的问题,而是社会结构的问题,这和日本正好相反。在某种程度上讲,中国的经济要比日本更具有活力,这是由巨大的市场和廉价的劳工造成的。但中国同样面临着经济发展停滞不前的困境,其根本原因是体制。数日前,我看到一篇文章,介绍的是中国即将召开金融工作会议,大家对中国金融管理模式进行争论,其中主要的观点是,是否建立独立的金融管理局或采取中央银行和金融管理局并举的方式。我看到这篇文章很失望,我很难理解中国的政策专家和经济学者的作为。中国目前最大的问题不是金融管理局和中央银行的责任划分问题,而是制定中国金融政策的问题,只有制定了金融政策才能因事设人。在这次金融工作会议上应该制定的是中国未来要采取什么样的金融模式,是美国式的以投资银行和股票市场为主,商业银行为辅的模式,还是日本台湾式的商业银行为主,投资银行和股票市场为辅的模式,或德国法国式的混合模式。只有制定了这些方针政策才能考虑采取如何的管理方式。怎么可以本末倒置来实行金融计划呢?同样,中国目前所面临的也是长期战略研究和长期利益的思考,与日本不同的是,中国需要首先考虑的是如何解决体制上的束缚,如何制定长期的中国经济发展模式。

  从专业角度上看,中国经济发展必然会如同日本一样走向产品精致化,我同样相信中国人的聪明和勤奋。中国人的怀疑性和不确定性从某种意义上会加速中国企业的竞争程度,使中国的企业更倾向于美国的单纯以经济利益为目标的经济模式。这样的企业往往比日本的企业更具备生存能力,但同样,民族性也是双刃剑,同样会杀伤自己。过度的内耗就会给民族企业发展造成更大的损失,让海外企业乘虚而入,然后各个击破。中国人的特点同样是具有分裂的人格,表面和内里往往截然不同。这种性格同样也在企业经营中表现无遗,短视和贪婪更会让中国的企业丧失未来。而目前中国企业投资的盲目性,更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得淋漓尽致。有位大陆上市企业老板曾问我,中国加入WTO 后,什么企业才会赚钱。我曾这样回答他,如果你有足够的资本,你可以在各个领域建立连锁商业,先抢占地盘,然后求发展,但你在建立连锁商业的同时一定要采取国际上最好的经验,不要让中国国情所迷惑。也不要为房地产或什么高科技产业所迷惑,一定要坚持下去。在国际商业进入中国之前,地盘就是最大的资本,如果你在某个行业拥有庞大的连锁商业,你一定会成为最好的企业,远期利益一定会比你投资房地产更高。我相信如果你拥有了五百家电器连锁店,你一定可以不化分文就可以让全世界的电器生产厂家主动将货物送到你的店中,而且你可以拿到最低的价格。而目前中国最有希望的就是连锁商店,这是个决定中国未来的商业,也是未来十年中国赢利最大的行业,同样是海外企业不敢轻易涉足,最具有中国民风特色的行业。大陆的上市公司老板听了我的话后说,你说的不错,但我的股东不会等我数年后赢利,而且我也没有经验,我宁愿干房地产,让股东看到土地和房屋这些实在的东西。我可以按照你的建议做个计划告诉大家,但我决不能实施。

  在美国,投资任何一个行业都要经过专业人员的分析,至少要分析即将投资项目的短期(五年)和长期(二十年)的基本状况,在得出基本数据的情况下才可能进行投资。当然,你也可以不找银行或基金投资,完全靠自己的资本进行,这样就可以不用经过专业的投资人员进行复杂的技术分析,但真正的投资家又有几个会盲目地投资呢?

  相对于世界各国,美国是在新一轮经济发展中转型最早,产业结构和社会结构最合理的国家,但美国同样也面对着很多的社会问题和发展的障碍。其中最主要问题是人员结构的调整,知识经济的最大动力是高知识结构的人员,需要的是创造力和销售力。美国目前最大的问题也是低技术劳工如何转化成为高技术人员,这和中国面临的社会结构障碍及日本的产业结构障碍有着本质上的区别。而且这个人员结构上的转型更困难,成本更大。大家可能经常会看到美国发表教育白皮书中写到:“美国教育水准下降,全美国有1/3 的人士不符合美国教育标准,1/4的人士属于半文盲。可是当你知道全美国有3/4 的人接受的是大学教育,你可能会奇怪美国人怎么会有这么多的文盲。其实这是标准制定的不同,在美国最新的标准中,不能熟练使用电脑的也被算是文盲,不能写出符合标准的论文的也算是文盲。这就如同日本人看美国的贫困标准线一样。在美国人均居住面积少于900英尺的就属于贫困家庭,一个三口之家的贫困家庭标准配备是,电视机两台,1.7部汽车,2.5 部音响,两部照相机,2.1 部录像机,人均7 、8 套服装,0.8 部电脑,2.6 部电话,而家庭中没有暖气,或没有自己的洗浴设备的更是不可容忍的贫困。仅以美国的贫困人口居住标准,在日本是普通富翁都难以实现的梦想。而美国贫困家庭的生活标准更是世界上第三世界国家富人的标准。由此,就完全体现了标准不同,所反映的价值也不同。

  在美国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有一个值得大家重视的现象是,美国的中产階級的日趋贫困化问题。美国的自由和民主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独立的中产階級,正是这个强大的中产階級才使美国不断进步和发展。美国的企业几乎都是以跨国公司为主,这样的企业巨人经过资本市场的转化,几乎成为一个可以左右一切的巨人,一个跨国公司的经济实力甚至超过了很多不发达国家。这样的企业也变相成为全民所有的“公有制”企业,大量的产业工人和白领阶层在这里工作一生,享受着中产階級的一切待遇。当美国产品行销全球的时候,美国的中产階級也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政治势力。按照美国常规标准,年收入在五万美元的三口之家就可以算做中产階級,而在美国,一个熟练的产业工人工作了十年之后的年薪可能会达到十万美元以上。而年收入在百万美元的小企业主和高级白领阶层也同样自称是中产階級。这样广泛的阶层怎么会不庞大呢?

  在美国转型为知识国家的过程中,大量的产业工人失业被迫改行,收入短期内会有很大的落差;同样,传统企业的转移也让很多小企业主的收入减少,生意萎缩。高科技带来的新产品价格又高于原有的产品,经过这样的比较,美国的中产阶层的平均收入就一直在下降,更多的中产階級感到自己的生活与父母相比有了很大的落差。而这个结果就严重地阻碍着美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同样也影响着美国进行进一步的人员结构调整。

  美国两大执政党是共和党和民主党。大家都知道共和党是富人党,主张对企业和投资人减税,以促进企业和投资人将更多的资本和赢利投资到新的企业,以促进经济发展。而民主党在政策上更倾向于贫民,以增加贫民福利和教育为口号,更倾向于让让贫民减税,变相杀富济贫,让社会更稳定。在美国历史上两党执政的时间几乎相当,共和党执政的时期略为长一点,其实从根本上看,两党执政和美国的经济都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当经济衰退的时候,民众失业率高,大家都希望企业家投资企业以促进经济发展;当经济繁荣一段时间后,大家就又希望不要过度的贫富分化,帮助贫民以稳定社会。这样一来,两党执政就都有了可行的基础和必要。

  在美国经济全球化的实施上看,经济全球化的过程必然是富人越来越富,利润的追求使商人们有了更多的机会和选择,可以使企业利润迅速扩大化。相对于产业工人和中产阶层,选择性则没有企业家和资本拥有者那么多。综观美国的富人阶层从历史到现在都是一个非常封闭和保守的小圈子,它们拥有自己的商店和娱乐场所,更有自己的生活方式,可以说是一个与世隔绝的不同社会。也许各位不会相信,一个富人家的女佣的年薪会超过十万美元,一个正统的英国管家的年薪超过三十万美元,一个富人家庭的每天开支平均是十一万美元。尽管这样的人仅占美国人口总数的万分之五,但他们掌握的金钱却占全美国的百分之四十。但也正是这些人在领导着美国的经济,甚至是世界经济。

  我是共和党人,我一直主张对富人减税,其实理由很简单。对富人而言,减税可以让他投资到经济当中,至少可以让他将金钱留在美国。你不减税,他照样可以合法避税,将金钱转移到英联邦的避税国家,诸如开曼群岛之类的国家。资本不仅得不到充分的利用,反而政府和百姓都得不到实际的利益。中产階級因为自有的资本少,而不值得到海外建立自己的基金会以避税,但当你一年的纳税超过自己的预计时,你就会考虑到海外采取手段保护自己的财产。而保护自己的财产这又是每一个人的基本想法,是人性的最基本的体现,你又怎么能制止呢?与其堵还不如放开。

  WTO 体系在全球的建立和实施,同样会产生上面的问题。美国传统的中产階級受到冲击就不可避免。但这个冲击是长期的,甚至对美国文化和社会制度都会有深刻的影响。人员结构的改变是项艰巨的工作,它不会象产业转变那样迅速,也不会因为政策和经济的影响而在短期内就发挥作用,显示威力。更多的是伴随着文化和社会制度的变化。全球性的经济也同样会在这个历史性的人员结构调整中产生更多的难以估量的影响。事实上,在美国的经济政策上,关于人员结构调整的最明显政策体现就是移民政策上的实施。而这个政策同样在加拿大和欧洲国家都有不同的具体体现。人才的掠夺才是未来美国知识经济长久发展的最重要保证。也是关系到美国人员结构转型成功的必要条件。当美国人员结构转型成功之后,我们就会再次看到一个不同于以往的新中产階級,目前在美国涌现的IT贵族正是这个新中产階級的雏形。

  中日两国的文化都属于单一文化,东方意识浓厚。更沉浸在旧日的辉煌中,官本位和名誉是决定一切的首要考虑。相对于美国,美国多样的民族文化带给美国的是更多的活力。中日都有一个发展的空间,但这个空间又都面临着对人的本能上的忽视,东方文化有很多优秀的东西,但最大的弊病是对人性的扼杀和抑制,更可怕的是人格上的分裂倾向,表里不一的东西在东方人的行为上表现的太多。反观美国,崇尚人性本质的东西反而可以让人的才能发挥的更充份,这样的体制和文化更适应未来知识经济。而在社会保障机制上,中日均没有美国的完善社会保障机制,对人的创造力更是一种无形的抑制。正是这两种文化的不同才造成了经济发展的不同。美国学者亨廷顿曾在这方面有过一个很好的论述:“未来世界的冲突和发展实际上是文化的冲突和发展。”

  也许,我们在目前还不能对这个发展有明确的论证,未来我们也许会看到一个更清晰的发展方向。但无论如何,中美日三国的经济转型都已经在进行之中,这三个国家的发展同样会影响着世界,同样会给我们未来带来深刻的影响。中国和美国的转型更将影响世界上每个民众的具体生活。

  中国在经历了百年的轮回后终于重新出发了,但目前的政策如何制定却将影响着中国的未来,甚至是整个世界的未来。如何引导中国走向发展的道路,这才是我们需要深思的问题。

  作者:草庵居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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