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象:反对“倒萨”真的理直气壮吗?

  随着9·11周年祭的到来和倒萨准备的紧锣密鼓,反对和争论的声音也越来越大,这些争论围绕以下的主题,我们将一一作简单的剖析,说明哪些反对的理由是站不住脚的。

  一、利益论或动机论。很多人质疑美国的倒萨意图乃出于其狭隘的国家利益,这样的观点在缺乏信仰唯利益至上的文化中尤为普遍。没有什么比这个貌似客观的观点更荒谬的了。这正好应了那句古话: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在只看得见利益的人眼中,这样的看法毫不奇怪。奇怪的倒是这些人同时具有的自我标榜式的伪道德,因为按照唯利益论者的逻辑,他们应该加入倒萨联军,来个利益均沾。怎么会冒出因为利益反对美国倒萨呢?至于那种道德,不过是随意摆弄不可分析的东西,例如捍卫主权反对外部干涉是道德的,哪怕他是个暴君,哪怕外来势力确实能够给这个国家的人民带来自由解放。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理性缺位。

  人之区别于动物就在于有精神追求,上面唯利益论的逻辑悖论恰恰表明意识形态无处不在,在专制国家中大多数人只不过不自觉地成为正统意识形态的俘虏,这很容易理解。倒萨问题的国际分野也延续着现代史所呈现的意识形态的对立与冲突,只要人们面对事实,就不得不承认它超越了语言、国家、民族的界限。

  把利益和意识形态断然割裂也是天真幼稚的。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常常是一块硬币的两面,无论新自由主义还是传统左派精神领袖马克思对此看得都很清楚,至少在可预见的未来,经济动因都是重要的力量,不能带来经济利益的“主义”,即使再高尚,也不会被人们接受。一个国家可能因为它的价值观而强大,因为它的强大而为人仰慕,所以它所代表的“主义”也必然发扬光大。这正表明现代普遍主义意识形态扩张与古代帝国的兴盛有着根本的不同,可见推翻萨达姆的政治意义是不能否认的,它本来就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对抗,是正义和邪恶,自由与独裁的斗争。这样的对抗过去广泛地存在,现在仍然没有消失。

  二、证据说。这是当前国际上最流行的置疑倒萨的言论,证据论者需要什么样的证据呢?对丘吉尔来说是证据,对张伯伦来说那是臆断。发动战争企图吞并科威特已经暴露了萨达姆这位独裁者藐视国际社会和不断膨胀的野心,可罪魁至今逍遥法外。他是惟一的将9·11说成是美国咎由自取的国家首脑,凭这就应该列为嫌疑犯而接受调查。萨达姆公开给予巴勒斯坦人肉炸弹提供资金补偿,应被视为直接对恐怖行为的鼓励和支持,由此也完全有必要对伊拉克的秘密资金流向进行调查。

  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萨达姆一直在试图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他用无赖手法对付联合国核查工作,联合国的束手无策反过来证明自己在保障国际安全方面的无效率,某种程度上就是一个摆设。那些大概因为嫉妒而变得目光短浅的欧洲人就像当年的张伯伦一样,看不到让疯子(对科威特的行动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不可预测的后果,他们需要所谓明确的“证据”,真是笑话!他们国家的警察是这样面对嫌疑犯的吗?如果取消警察的搜查权和拘留权将会是怎样的状况?何况国家犯罪其隐蔽性和危害性要大得多的多。这里我们作如此比较旨在说明这样的性质,对独裁国家的罪行要求所谓的明确证据是多么不切合实际,因此依据常识来作判断就显得特别重要。

  根本的问题就是,相当多的人已经被主权这个后冷战的时髦观念遮蔽了心智,主权变得如此神圣,以致人们忘记了常识,也丧失了传统的关于善恶的正义感。是的,人类曾经以真理和正义的名义做过实际上是邪恶的事,但能否因为出于无知犯过错误就否认一切的价值。如果是那样的话,只能说明这些人是真正的无知和良心的失落,是真正的道德上的伪善,他们仅仅出于对美国的莫名其妙的担心这一私欲而纵容独裁者。常识告诉我们(注意:历史上左倾激进主义的伪正义恰恰是背离常识),萨达姆是地区和平的破坏者,也是国际安全的最大的潜在威胁,对伊拉克人民来说,他则是不折不扣的暴君,推翻这样的邪恶之徒难道还需要更明确的证据吗?那些反对美国倒萨的国家为什么不应该团结一致地对付萨达姆?这样不是既遏制了美国的势力扩张又摧枯拉朽地解放伊拉克人民减轻战争对平民的伤害,不是更体现了他们口口声声的公平和正义吗?

  三、反单边主义或民主至上论。很多人说推翻萨达姆不能由美国一个国家说了算,而应该通过联合国来决定,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布什针对伊拉克问题的联合国讲话后,就表示对伊动武必须通过联合国。这样的反应有着代表性,他们批评美国的单边主义,把9·11说成是单边主义政策的结果和失败的例证,美国人应该反思。这个说法听起来很民主,很冠冕堂皇。实则颠倒是非,十分荒谬;不仅如此,它也同样非常虚伪。因为这些“民主”的声音不仅来自传统的民主国家,实际上更多地发自专制社会,例如在某些国家中,始终令人讽刺地存在民主缓行专制合理的强大舆论,然而更为滑稽的是,这些人差不多无一例外地都是“国际民主主义者”,他们近乎一致地赞同国际社会用“民主”的方式解决诸如伊拉克等问题,只不过他们的“民主”不是用来反对专制独裁,而是(至少在客观上)抵制自由解放的力量。显然对这些人来说,民主已经丧失了起码的原则性而变成自相矛盾的和事物演进法则背道而驰的赤裸裸的工具,为那些抗拒历史潮流的人的既得利益服务。

  为什么这种表面高抬民主实际贬低和取消民主的学说具有如此大的影响和欺骗性?关键问题就在于人们被眼前的利益所困扰而迷失了信仰,丢掉了上天所赋予的热爱自由的天性。一旦民主成为人们急功近利的工具,或变成一种至上的价值,自由便从我们的视野中消失,我们的精神就已经被奴役。纵观人类历史,文明的生长壮大在相当程度上得益于少数人的天才创造,锐意进取和努力开拓,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自由才显得如此可贵。今天原教旨主义的恐怖行动的信仰基础就是诋毁乃至扼杀个人的自由,因此毫不手软地打击恐怖主义以应对独裁者的威胁,也就是捍卫自由守护文明。

  自由不仅是发自内心的信仰,同时也代表了强大的力量。伟大的思想家Hayek曾如此概括说:“我们对自由的坚信,并不是以我们可以预见其在特定情势中的结果为依据的,而是以这样的一个信念为基础,即从总体观之,自由将释放出更多的力量,而其所达致的结果一定利大于弊”。他认为自由常被滥用的现象绝不能当作反对自由的论据。同样我们也可以说,对美国政策的具体批评不能构成反对单边主义的理由。事实上,如果把那种虚伪而又愚蠢的民主至上论贯彻始终的话,今天的文明肯定是难以想象的。今天打击萨达姆政权不仅符合自由世界的利益,从长期看,第三世界乃至阿拉伯人民也将因这种对邪恶毫不妥协的“单边主义”而受惠,如同二战时期全世界人民受惠于丘吉尔,冷战后期受惠于里根和撒切尔夫人。

  四、和平主义。还有一种论调看起来更加高尚,今天在文明国家中人道主义,和平主义的呼声日益高涨,某种程度上它们是现代性的产物。在和平主义者看来战争就是恶,而战争中不可避免的平民伤亡更是不可接受的。毋庸讳言,和平意味着进步,从保守的观点看,执守一种恰如其分的态度是至关重要的,人类的进步也需要遵从自然法则,用中国的古话来说就是“过犹不及”。只要国际社会仍然存在邪恶势力,战争就是必要的恶。

  和平主义因其偏执于脱离现实的信念,常常表现得极其狭隘短视甚至不可理喻,例如中国和平主义的鼓吹者盛洪先生在他的9·11最新纪念文章中通篇把美国的反恐战争归结为复仇(中评网学者主页盛洪《最好的纪念》),这种狭隘用他自己得意的心理学映射理论来诊断是最恰当不过的了,当他把基于安全需要的反恐斗争这样一个连小学生都能理解的简单事实歪曲成复仇,这本身就说明他自己内心里正是一个满脑子宗族观念与父仇子报意识的旧时代的精神奴隶。

  和平主义者无视今天世界的现实危险: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技术的扩散速度远远快于政治理性化和意识形态一体化的进程。这种危险甚至超过了冷战最恶劣的情形,因为当时的东方在实践的手段上还是相当理性节制的。9·11无疑是一次严重的警告,它提醒国际社会再也不能轻视原教旨极端主义和独裁国家的恣意妄为,必须打击乃至摧毁恐怖主义的现实的和潜在的国家基础。只有当恐怖主义丧失一切可能的生存环境,这些环境或多或少是与一些国家的暗中纵容和支持分不开的,恐怖主义才可能被驯服直至自生自灭。

  人们很容易注意到,那些被称为邪恶国家的独裁政权确实与恐怖主义有着精神和物质上的联系,甚至它们自己就是恐怖主义者,朝鲜和利比亚都曾制造过民航客机的惨案,这种联系有着深刻的思想根源,即它们都是自由与文明不共戴天的敌人。就其内在精神的关联性和紧密性而言,比二战时的轴心国有过之而无不及。后者在内部其实并没有一致的理念,而它们的利益在终极意义上甚至还是相互冲突的。相比之下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更加凶残更加不择手段也更具整合能力,一旦羽翼丰满后果不堪设想。

  和平主义的另一个观念的误区更具迷惑性,他们喜欢以平民的牺牲当作否定今天战争正义性的理由。无疑尊重生命是文明社会的基本准则,但是如果把个体生命抬高到绝对的地位以至于否定其他一切价值和必要的整体性判断,那同样也是荒唐的。如果剥掉它的后现代外衣就会发现我们对它并不陌生,不过是我们传统文化中的奴性或者叫苟活主义的变种。因为这种建立在绝对个人主义基础上的和平主义的逻辑前提就是它必须同时对所有人都具有约束力,否则,那些不遵从它的人将因为他的邪恶而成为征服者,而那些迷信和平至上的人将因为丧失对自由,尊严和勇气的追求而被奴役。这样的和平主义其实就是庸众和懦夫的哲学,文明世界被它所误导的结果就是愚蠢和怯懦。显然这样的结果正是本·拉登和萨达姆之流希望看到的,恐怖威胁就是他们的最后手段,除非文明社会正面应对他们的挑战,否则便是对恐怖主义的纵容而后患无穷,如果对此没有清醒的认识,文明就必将被自己的弱点毁灭。

  五、效果论。另有一种反对对伊动武的看起来比较温和的声音,他们认为用武力推翻萨达姆将会激起伊斯兰国家的普遍愤怒,加深相互间的仇恨。盛洪的说法有代表性:武力打击会制造新的仇恨,仇恨是生长敌人的土壤。在他看来,9·11本身就是怨怨相报的结果,因此武力不能解决问题。持有这种观点的人显然没有搞清楚仇恨的真正原因,因为阿拉伯国家对美国的憎恨并没有太多实在的理由,巴勒斯坦问题实际上被阿拉伯政治宗教文化精英利用来进行煽动反美的工具,正如英国作家拉什迪一针见血指出的那样:反美已成为穆斯林社会转移其国内困境的一个最好的借口:他们国家的腐败,他们的无能,他们对自己人民的镇压,他们的经济、科学和文化的停滞。

  人类社会总是存在矛盾冲突,美国的国际政策和作为只是一种现象,问题的根本在于如何理解和表达,以现象来解释仇恨以及今天的恐怖主义是舍本逐末,不仅肤浅也是无济于事的。从这样的角度看,产生9·11那种不可理喻的仇恨的土壤只能是和现代化格格不入的原教旨主义伊斯兰文化,这种偏狭意识完全丧失了理性认知与对话能力,它对人民的精神控制则使极端主义表达具备了可能性。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复兴自伊朗推翻巴列维国王的革命已见端倪,而冷战后美国的单极化态势的出现,反美主义成为一些穆斯林社会的共同精神纽带也属必然,所以以原教旨加反美主义意识形态与自由社会的冲突是不可回避的,这才是仇恨的真正基础。

  因此,消除仇恨的根本办法不是对反自由势力的温和与妥协,那只能被视为软弱和纵容,文明世界应该以强硬的姿态向伊斯兰社会的统治精英们发出明确的信号:要么对抗,要么改革,前者意味着覆灭,后者将焕发新的生机。打击伊拉克不仅在于消除当前的威胁,它更具有强大的威慑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通过联合国实施倒萨反而削弱了这样的含义,因为如此一来,联合国将一如既往地被那些邪恶国家视为保护伞和道义武器。而欧洲人在倒萨问题上所表现出的自私、虚伪和根深蒂固的左的意识,也将证明他们不过是在重复上个世纪的同样的错误。

  历史经验无数次地表明,对于一意孤行阻挡历史前进的反动者和那些愚昧盲从的人们,失败,也只有失败,才能使他们找到正确的方向。

  作者:大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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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条评论 »

  1. yghxx 说:,

    2008年08月22日 星期五 @ 11:38:39

    1

    受教了,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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