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志林:关于吃的回忆

  收到11月22日的《中国报道周刊》,看到了晓明先生的《中国人为什么好吃?》一文,觉得非常好,晓明先生实际上从中国的吃文化出发,透彻地分析了中国人的民族性格,民族心理,对人很有启发,尤其是最后,晓明先生引用了鲁迅先生的话作结语,更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读了晓明先生的文章,也不由勾起了我对吃的回忆,因为我觉得,晓明先生虽然对吃文化的分析很透彻,但在饥饿的感觉上,他却远远不如我。从他的文章中得知,他的家庭当年的总收入120 元,每人平均生活费30元,应该说,这在当年的城里,应该属于高水准的生活水平了。因为记得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我们全家五口人(父母,我及一弟一妹),仅靠父亲一人工作的工资47.50 元生活(父亲在机关工作,行政23级),平均摊在每个人的头上,每人十元都不到,所以,在三年困难时期,我对饥饿的感觉应该比晓明先生深刻的多。

  众所周知,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期,中国社会正经历着“三年自然灾害”,前所未有的大饥荒席卷了神州大地,当年具体的死亡人数至今仍被一些专家学者争论不休,我当年年龄虽然还小,一九六O 年正读小学三年级,已经到了记事的年龄,我不但在印象中,而且在实际的生活中,都对饥饿有着极深的印象。我最深的印象是,在那几年,我的家中一天三顿都是喝稀粥,因为当年的城市居民都按计划配给粮食,按人头供应粮食,在我的印象中,好像是在机关工作的父亲每月口粮28斤,妈妈是家庭妇女,好像是25斤,小学生好像也是25斤,没有上学的弟弟妹妹,具体的口粮计划是多少就不太清楚了,大概十五、六斤。那时的粮食由国家统购统销,居民买粮食都要凭粮证和粮票,多买一两的可能性都没有,哪里像现在城里满大街都有卖大米的个体小商店,在小区门口,还经常能看到农民拖来的一袋袋粮食,向居民兜售。

  在三年困难时期,虽然城市居民的口粮供应与以前相比并没有变化,但因为席卷全国的饥荒,肉类、蛋类等食品基本看不到,大家的肚子里普遍没有油水,所以那时的人普遍非常能吃,肚子总感到空空的,填不饱。记得当年我的家中,有一搪瓷缸用猪的肥膘熬制的猪油,大人很珍惜地将它放在高高的大橱顶上,小孩子看不到、够不着的地方,当我发现了这个秘密后,趁大人不在家,摞上两张凳子,终于爬上橱顶,将搪瓷缸拿了下来,用手指刮里面的荤油吃(熬制出来的猪油是白色凝固状态的),居然吃得津津有味,而且,由于大人不知道,仅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一大搪瓷缸猪油已被我吃得干干净净,当然,父母后来还是知道了,也仅仅把我骂一顿了事。

  那时候,东西特别难买到,尤其是食品方面,几乎样样东西都要排队才能买到,在我的印象中,小小年纪的我,经常会在夜里三点钟就会被父母喊醒,让我挎一个破菜篮子,到离家不算太远的菜场去排队买菜,当然,夜里三点钟菜场的工人还没有上班,排队的人主要是排在菜场的门口,安静地等待,因为去迟了只能排在后面,而菜场的菜数量太少,很快就会卖完,还有,排一个队只能买一次菜,数量也有限制,只有排队的人越多,才能买到更多数量的菜,大人因为要排别的队,所以把小小的我也喊起来,共同排队,这样就可以多买一份菜。在我的印象中,那个年头的菜也很怪,总是长不好,马铃薯、西红柿等等,个头都非常小,哪像现在的一个个都非常大,印象最深的是一种卷心菜,南京人称之为包菜,那个年头,卷心菜却不知什么原因,叶子都向外伸展,一点也不卷心,被我们称之为“飞机包菜”,吃到嘴里也是木喳喳的,味同嚼蜡。虽然如此,这也是抢手货,去迟了就买不到了,因为菜叶子也可充点饥。

  因为总是吃不饱,总是有饥饿的感觉,所以,那时的我,除了上课时肚子经常咕咕叫外,放学回家,就总是想找点什么吃的,可惜那时候家里也没有吃的,早就坚壁清野了,我那时能找到一罐猪油,将其偷偷吃掉,实在是一种偶然,更多的时候,只有等到一日三餐的吃饭时间,捧起碗来喝稀饭。即使是吃稀饭,也并不能放开肚皮吃,父亲都提我们规定好了,每人一碗,这是因为只有那么一点粮食,要把它平均成一个月的份额,每天每顿只能吃这么一点。为了将这一碗仅有的营养吸收,父亲还教了我们几个孩子的舔碗技巧,即稀饭喝完之后,因为碗里面还有一点残留,为了不至于被洗掉,我们每个人都要将碗举起靠近嘴边,用自己的舌头将碗里余下的一点残留舔掉。

  为了填饱饥饿的肚子,为了给饥饿的孩子多一点吃的;当时的大人一定是想方设法的,不管怎么说,城里面总归比农村好的多,如果有钱的话,城里面的饭店还是开门的,虽然里面的饭菜价格奇贵,有钱人仍可以时不时到这种饭店里打打牙祭。我们家里穷,父亲的那点工资根本不可能带我们去饭店。但父亲依然在自己可能的范围内,想方设法为我们搞吃的。在我的记忆中,每年秋天父亲总有几次,要去很远很远的农村,买回一大麻袋红薯回来,那几天就像过节一样,肚子终于能填饱了。但好日子没有几天,因为为了备荒,红薯也不可能让我们尽量吃,父母会把红薯切成片,晒干,收藏起来,细水常流地放在稀饭里,这样可以使我们的肚子感觉饱一点。此外,父亲也会直接买回一些山芋干给我们充饥,虽然这些山芋干上粘着泥土、灰尘,我们也嚼得津津有味,好像也没有因不卫生而生病。

  在我的印象中,还有过几次吃昆虫的经历,那是跟着邻居家的大孩子,到城郊去捉树上鸣叫的知了( 蝉),我们带着一支长竹竿,竹竿梢上粘着面筋(有粘性),然后爬到有知了鸣叫的树上,把竹竿伸过去粘它的翅膀,往往能粘住,就成功了。当然,那时候的知了也不多,出去一趟最多只能逮着七八只,回来后,就用铁丝穿上知了的身子,用煤炉火把它们烤熟吃。在我的印象中,好像是知了脊背处的瘦肉最好吃。

  此外,还有一些我所听说的真事,比如像邻居王大妈到街上买了一块烧饼,拿在手上才咬了一口,就被一个讨饭的一把从手上抢去,吐了一大口唾沫到烧饼上,跑都不跑,立即狼吞虎咽起来,三下五除二就没有了,王大妈也只能目瞪口呆看着他。还有一次,邻居张大伯在街上掏出一根烟抽,也是被人抢去,追都追不上。总之,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全中国都处在饥馑中,那真是一个令人难忘、印象深刻的年代。而且,因为我们住在城里,有城市户口,有国家配给的每月粮食计划,其生活条件无疑要比农村优越得多,所以可想而知,当年的没有粮食计划,没有工资可拿的农村农民所面临的饥馑一定是非常严峻和残酷的。

  果然,我最近看到了一些当年生活在农村的作家对当年大饥荒的回忆,如陕西作家高建群的《西地平线》一书中的一篇《我为什么比别人聪明》中,就讲到生活在农村的他当年吃过观音土,吃过糠,他的奶奶因为将一只装有一点玉米粥的瓦罐打碎了,遭到他爷爷的一顿暴打,他的爷爷并且随后蹲下身子,在田埂上搜寻瓦罐碎片,捡起来舔食上面残留的玉米粥……。写《红高粱》出名山东作家莫言也对当年的大饥荒有着自己的回忆,他在《吃事三篇》中回忆说:“一九六0年春天,在人类历史上恐怕也是一个黑暗的春天,能吃的东西几乎都吃光,草根、树皮,房檐上的草,村子里几乎天天死人。都是饿死的。起初死了人亲人还呜呜哇哇地哭着到村头土地庙里去注销户口,后来就哭不动了,抬到野外去,挖个坑埋掉了事。很多红眼睛的狗在旁边等待着,人一走,就扒开坑吃尸。据说马四从他死去的老婆腿上割肉烧着吃,没有确凿证据,因为很快马四也死了。粮食,粮食都哪里去了呢?粮食都被谁吃了呢?村里人也老实,饿死也不会出去闯荡。后来盛传南洼那种白色的土能吃,便都去挖来吃。吃了扛不下来,又死了一些人。于是不敢吃土了。那时我已经上学。冬天,学校里拉来了一车煤块,亮晶晶,是好煤,有一个生痨病的杜姓同学对我说那煤很香,越嚼越香,于是我们都去拿着吃,果然越嚼越香……”莫言还在文中回忆了他的母亲因为饥饿难忍,偷生产队的马料吃,被保管员吊起来打的事……等等(此文被收入《莫言散文选》,欲知详细内容可看该书)。由此可见,当年席卷全国的大饥荒确实是非常严重的。

  今天我写下这些,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是看到网上一些“左派”,不知出于何种目的,至今否认当年大饥荒的事实,在为那个已经逝去的年代唱赞歌,招魂。别人与他们摆事实,讲道理,他们却依然振振有辞地说:“历史的记忆因人而异,可以有不同的版本。”那么,今天,我就把自己的历史记忆如实地写下来(那种饥饿的感觉是刻骨铭心的);我也希望现今五十岁左右,或者五十岁以上的人,能够回忆一下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的生活,尤其是关于吃的回忆,为中国人保存一份真实的资料,也让我们的下一代——这些从来不知饥饿是何的感觉的年轻人,知道他们的父辈,当年是如何生活过来的。当年那个“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时代,绝对不是人间天堂,而是恰恰相反。

作者电子邮件:zhilin888@163.com

  作者:许志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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